汉字文化起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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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汉字文化起源范文

满洲女直除了奇特的猪崇拜习俗之外，还有奇特的鹊崇拜，他们认定自己的祖先从鹊而来，他们都是鸟的后裔。

鹊就是喜鹊，也是乌鸦的一种，鹊的体型又与燕子差不多，这三种鸟都有乌黑的羽毛，习性也大体相同。世界上的禽鸟种类成百上千，但女直先民就认定这些并不起眼的小鸟为自己的始祖，本身就是一大人类奇迹。

以今天鸟类科学分类的角度看，喜鹊、乌鸦和燕子是三种不同的鸟类，但古人没有这种现代科学知识，他们把三者看成是同一种鸟，就像古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把黄金与青铜混为一谈，都称之为“金”一样；又像古人一直分不清虎和豹一样，古代蒙古语和突厥语都把虎读做bar，“豹”也，当然这个豹字造出来的时候或许原本就是指老虎，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必去苛求古人，且这个“燕”字符七千年前就已经出现在辽河流域赵宝沟文化一件陶器上了，原本可能也是指乌鸦。因此，在描述华夏文明起源的时候，我们也应当把三种鸟看作同一种鸟，鹊就是乌鸦，就是燕子。

我们可以从清代文献中看出来，满洲女直确是把乌鸦当做祖先，与天和神一起供奉的。清朝皇帝还颁有特别的法典，载明祭祀乌鸦的规则以及仪式的步骤，从头到尾不许有丝毫马虎与怠慢，其曰：

每岁春秋二季，堂子立大祭所用之松木神杆，前期一月派副管领一员，带领领催三人，披甲二十人，前住直隶延庆州会同地方官，于洁净山内砍取松树一株，长二丈，围径五寸，树梢留枝叶九节，余俱削去，制为神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

如此大动干戈，伤财扰民，专门采办制作的“神杆”作何用呢？竖之于堂前，招“神鸟”乌鸦来栖息啄食也！享“鹊”祖也！

此神杆又叫索伦杆，“索伦”是满洲女直语是“天”的意思，在游牧文化里天、神、祖三者是同义互通的。索伦杆上置一锡斗，内装乌鸦喜欢的米谷杂粮和剁碎了的猪内脏，这是祭祀乌鸦必备之物。旧时满洲人家院子中都立有这样一根索伦杆，祭祖时就会装满食物，以招鹊引鸦。

《东北名胜古迹遗闻》记载，清朝盛京（沈阳）内务府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喂养乌鸦，为此朝廷设有专项“鸦粮银”以供支取。大享鸦鹊每年两次，分别在二月和八月，到时内务府官员在故宫西院马场一带撒上大片谷粮，加以煮熟的精米饭、瘦肉丁等，并在沈阳八门城楼上一齐吹响海螺号，享鹊开始了。随着螺号，数不清的乌鸦从四面八方飞来，上下翻飞，遮天蔽日，地上人群则发出阵阵欢呼。当此之时，沈阳故宫殿堂顶上，周边树木上，民居瓦栋上全都栖满乌鸦，沈阳故宫更像蒙上了一层黑绸，乌鸦们大快朵颐之后久久不肯离去，据说这种喂鹊活动直到清廷退位，由于“鸦银”不继才被迫终止了。

应知满洲女直这种喂食乌鸦的习俗不是在清代才出现的，早在《后汉书·东夷列传》里就有神杆的记载了，曰：

（东夷女直）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昼夜酒会，群聚歌舞，舞辄数十人相随，蹋地为节，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诸国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号为天君，又立苏涂，建大木，以县铃鼓，事鬼神。

上文中的“天君”就是乌鸦，“大木”就是索伦杆。与此形成对比，农耕汉民族以及南方土著民族没有乌鸦崇拜习俗。乌鸦最喜欢吃死去多时、已经腐烂发臭的尸体，乌鸦既然与这个“死”字有关，又浑身乌黑，是丧葬的颜色，故汉人讨厌乌鸦，认为不吉，看到乌鸦为不吉之兆，还把说不吉利话语的人叫做“乌鸦嘴”，常用“天下乌鸦一般黑”来指称坏人。且乌鸦天生一副无赖相，如果见到鹰捕获了猎物，乌鸦喜鹊会群起围攻，纠缠不休，鹰不胜其烦，常常无可奈何地丢下猎物逃跑了事，因此汉人认为乌鸦不地道，对它没有好感，当然不会去崇拜它，更不会让它与祖先去搭界。

但女直自古就认定乌鸦为自己的源出，满洲民间有许多关于鸦鹊的美好传说，有的已经被清廷采写进了钦定“正史”中。《满洲实录》关于爱新觉罗源出的故事曰：

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哩（“布库哩”古籍中的“仆骨”是也，阿尔泰语是鹿，也是天的意思）山，下一泊名布勒瑚里，初，天降三仙女，浴于泊，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库伦，浴毕上岸，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库伦衣上，色甚鲜妍，佛库伦爱之不忍释手，遂衔口中，甫着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告二姊曰：“吾觉腹重，不能同升，奈何？”二姊曰：“吾等曾服丹药，谅无死理，此乃天意，俟尔身轻上升未晚。”遂别去，佛库伦后生一男，生而能言，焂尔长成，母告子曰：“天生汝，实令汝以定乱国，可往彼处，将所生缘由一一详说。”乃与一舟，顺水去，即其地也，言讫忽不见，其子乘舟顺流而下，至于人居之处，登岸折柳条为坐具，似椅形，独踞其上，彼时长白山东南鄂谟辉（谟辉就是“穆廓”，满语是部族或宗族的意思）三姓争雄，闻之往见，果非常人，异而诘之，答曰：“我乃天女所生，姓爱新觉罗，天降我，定汝等之乱！”众皆惊异，遂拥回，三姓人息争，共奉为主，以女妻之，定号满洲，实我朝发祥之始也。

此故事不直接说先祖由鹊蛋孵化而来，而是转了一个弯，说先祖由神鹊叼来的“朱果”变出，但其文化内涵已经明白地指向“鹊”了，始祖由鹊而来，是为卵生人，女直属于鸟祖之族，始祖名“鹊”！三个仙女“古伦”（满洲语“国”的读音）对应这“三姓”，即三个女直部落国家，而小仙女“佛古伦”（佛，满洲语“旧”或“老”的读音）则是爱新觉罗氏之源出。

在满洲女直的观念里，乌鸦不但是始祖，也是其部族国家的护佑神，《满洲实录》中就有“群鸦路阻兀里堪”的故事和插图，说的是乌鸦报警，努尔哈赤逃过一劫，反获全胜的事迹。曰：

第2篇：汉字文化起源范文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认为文字的形式与创造文字的民族的思想品质相对应，拼音文字对应优秀民族，图画文字象形文字对应原始民族“野蛮民族”。如果汉字是象形文字，中华民族就是“劣等民族”。这种观点是偏见的，是错误的，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不接受归不接受，如果我们长期弄不明白汉字起源问题，我们在思想上、精神上就会很被动，在世界各民族面前就缺乏底气。汉字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华民族有责任有能力弄明白汉字起源问题。

以往的古文字专家错误地认为原始汉字是象形字，是图画文字。在研究活动中，凡是遇到古文字，必在象形上动脑筋，必在图画上“猜谜语”。谜语猜了两千多年，不但没有解决汉字的起源问题，还落入了西方学者“劣等民族”的圈套。此路不通啊！此路不通就走新路，我们不能一条道走到黑。新路就是理论创新。作者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创立了汉字起源学新理论，解决了汉字产生的时间、地点、气候条件、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技术背景，找到了发明人，基本弄清了汉字的品质、内容、数量等问题。

这个新理论就是“汉字发明说”，基本论点是：汉字起源于生殖崇拜文化，发明于阴爻阳爻编码的太极文化，创造于绘画、结绳、契刻、编贝等。汉字启动了人类文明。

第一批文字的基本内容根据古文字研究成果和中国古文化的特征确认。

伏羲易是两个短横为阴，也称阴爻或阴仪，一个长横为阳，也称阳爻或阳仪。阴阳代表了构成世界的两种基本物质，或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阴爻阳爻交替编码，就成了描绘世界万物的文字。伏羲易诞生在距今六千三百年前的以泰山为中心的古黄河三角洲，为伏羲氏的原始发明。伏羲易共有文字1024个。

归藏易是两个实心圆点为阴，一个空心圆圈为阳。归藏易的内容与伏羲易相同，形式有所创新。归藏易诞生在距今六千三百前长江中下游地区，为神农氏所创。

连山易是一个正角为阴，一个长横为阳。连山易的内容与伏羲易相同，形式有所创新。连山易诞生在距今六千三百年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为黄帝族所创。

上古三易不是孤立存在的，是相互融合相互交流的。上古三易是文字，三易混合使用还能创造出新的文字。如春夏秋冬和东南西北等字就是通过三易混合使用创造出来的。

汉字产生在一个特殊时间段里。在自然界方面，距今一万二千年，大理冰期结束。大理冰期以后，全球气温普遍上升，进入全新世大暖期。在大暖期中，气温仍然波动起伏，自然环境也不断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但是，大暖期中段，亦即七千年至五千年前左右，气温相对稳定，环境良好，可以说是冰期以来最适于人类生存的一个时段。在这个时段中间，距今六千五百年——六千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它特殊就特殊在比前五百年气温高0.6°C，比后五百年高将近2°C；降雨量比前五百年高100毫米，比后五百年高将近200毫米。人类文明就产生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段里，文字就诞生在这个特殊的时段里。

文字产生在一个特别适合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特别优越的时间段里。文字的产生也离不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这个历史机遇就是母系氏族社会变革为父系家长制社会。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研究表明，这次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是成功的。社会变革需要理论支持，这个理论就是阴阳变化。理论的传播需要文字载体，这个文字载体就是上古三易。

第3篇：汉字文化起源范文

铜奖

“汉字王国”旅行记

广东省深圳市

樊林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也是世界文化的遗产，它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伟大的结晶。我想神秘的汉字王国里有很多等着我们去发现哦！

首先来到了源头——起源门。在这里我了解了很多关于汉字的起源的传说，原来是这么有趣的，有结绳说、图画说、仓颉造字说。这里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就像结绳说里，那些古代的人以打猎为生，每次上山打猎时，就会系上一个一个的结，来代表打的猎物，我想我们现在的中国结是不是这样过来的呢？这里这么多美丽的传说，让我真是收获匪潜。

顺着下来，我又看到了汉字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和演变。甲骨文、金文、隶书、楷书…让人看的眼花缭乱，在这不断的变化过程中，我仿佛又看到了中国的历史又一一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从殷商时期，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气派，再到汉文化的源源流长都让我再一次感叹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第4篇：汉字文化起源范文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苍颉是皇帝的史官，他长着跟龙一样的面貌。他特别喜欢观察身边和周围的事物，他也非常爱动脑筋或者是想问题。他每天抬头观察天上星星的变化，看乌龟背上的花纹、雀鸟羽毛的色彩和山川起伏的样子和形象，经常在自己的手上描画事物的形体和特征。久而久之就创造丁文字。苍颉在创造文字的时候，上天下起鱼点一样的粟米，怕人们光顾写字。将来人们饿肚子。鬼在黑夜里偷偷的哭泣，龙也藏躲起来，是因为怕文字把他们的丑恶行为记录起来，昭告天下，使他们遗臭万年。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汉字的来历演变起源发展历史。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汉字的来历演变起源发展历史。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以及草书以上的“甲金篆隶草楷行”七种字体称为“汉字七体”这就是汉字的来历。

一年级:十月

第5篇：汉字文化起源范文

摘 要：汉字作为一种“自源文字”产生发展，绵延五千年中华文化之脉搏。从其来源上说，是一个“图画文字画原始文字”的过程。图画即比类取象，由此可见汉字自起源之时便具有了理据性。而后随着社会的进步，汉字的使用者又在追求汉字形义统一这种心理的驱动下，不断对理据进行重构，理据的缺失与重构一直伴随着汉字发展的全过程。

关键词：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汉字；理据性；重构

一、关于汉字

汉字属于世界文字的一种，具有世界文字的任意性、系统性以及层次性。但是汉字之所以独立于世界文字之林，自然有它的独特魅力。品味汉字如同品味中国文化，愈久弥新。

汉字作为唯一通用的自源文字，具有以下性质：1.汉字直接起源于图画和契刻；2.如索绪尔所说：汉字是“汉人的第二语言”，是一个有相当独立性的系统。汉字产生于汉语之后，但并不代表汉字附属于汉语，从历史发展及其起源来看汉字并非天生就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从逻辑角度看，汉字形体构造具有特殊的认知作用和文化价值。①潘文国曾经给语言下过这样的定义：“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及过程”②。王玉新认为，“汉字并不是为语言而去记录汉语的，而是为了认知才会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的，所以汉字的本质属性是认知工具。汉字记录汉语只是认知作用的一个环节，终是为了认知才会产生和存在的。”③汉字的理据性指的是汉字词义形成的道理或依据问题。

二、汉字最初的理据――自然万物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汉字的表意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但并不是和所标志的事物毫无关系的。我们的祖先临摹自然万物化成各种各样的图画、雕刻等以达到交流的目的，此时这些表意的图画还不能叫做汉字，但作为汉字的前身已经奠定了一定的理据性基础。甲骨文出现之初，在龟壳上的文字画总是模拟事物本来的样子，如“日”“水”“山”“车”等的样子，给予事物原始名称。其本质便是汉字自身所带有的理据性。

汉字“六书”，前四种是造字法，“象形”许慎《说文解字》：“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即重在像原物之形，如“车”“舟”等像事物的整体轮廓，“牛”像牛角上弯，“羊”像羊角下弯。“指事”即“视而可识，察而见意”如用三条线表示“三”，“本”原义为树根，在“木”下部加一点，表示树根的所在，等。和“会意”“比类合谊，以见指挥”，如“武”，止戈为武也，三木为“森”等。“形声”“以事为名，取譬想成”，形声字的形旁表的是“义类”，其自身的理据性往往从形体上看十分直接，而声旁，借的是它字的“声”，这个“它字”本身又常常是有理据的。如“模”字，形旁为“木”，表示它的类属，声旁取“莫”字之音。“莫”字初是有直观理据的会意字，后为它义假借，本义又留给了“暮”。由此可见，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造字法蕴含着深刻的理据性。此外，古代汉语中，繁体字往往蕴含着人们对字的直观感受和理解，如繁体字“”更是形象的展示出“学”字本来的意义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休”，一个人靠着树当然就是休息的意思了，“恕”，人之初，性本善，如心则是听从自己本心的善良则为“恕”。而假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也具有理据性。“熊猫”又称“猫熊”，因属猫类状似熊而得名。“企鹅”由于“立时昂首如企望状，故名。”（《辞海》）这就是“熊猫”、“企鹅”两个词的理据。这些层层推导的过程，显示了汉字理据的顽强性。

发展到现代汉语，汉字本身的理据性变得越来越抽象，甚至被迫走上了只是记录语言的工具的道路，其本身含义及文化底蕴被忽视，但是由理据性而生发的强大的认知功能却越来越强大，词语的引申义越来越多，概括能力和模糊性不断加强。汉字的理据性在今天已经不是那么“直观”了。

三、汉字理据性的重构

文字的理据就是字理，真正实用的文字都是有理据的。汉字是成熟的文字，采用的构字方式主要是表意和表音。社会不断发展，汉语使用者的增多，汉语词汇的大量融合和变化，新词的产生、流行语层出不穷，致使一些汉字最初的音、意可能已被替代或泛化、转移，而引申义则成为了中心义，如“兵”本意为“士兵”，现在的中心义则为“兵器”，还有一些词由原来的褒义色彩变成了贬义色彩，如“奇葩”本意是指奇特而美丽的花朵。常用来比喻珍贵奇特的盛貌或非常出众的事物。而现在在大众口语中完全成了贬义，《红楼梦》中有“阆苑仙葩”一语，极尽赞美女子之才华、美貌，而流行语中这些词语已不再那么神圣纯洁。这些词语含义的变化体现了汉字理据性的转移与缺失。但是汉字“音形义”一体的架构使得使用者不得不探究汉字本身的理据性。发展到今天的汉字，是否能够和数千年前草创之初的古文字同等看待呢？

随着汉字的发展，汉字理据性也在不断重构。如“而”原指男人的胡须，后被假借用作连词，其最初的理据性已经消失了，“亦”本义为腋下，现在表示“也”，此外“其”、“之”、“我”、“它”等都是这种情况。“乃”古汉语中亦有“你”的意思，如“家祭无忘告乃翁”，但现在“乃”几乎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很少用了。后来发展到以形声为主要造字法的阶段，也是在以假借方法得到的字形基础上添加义符或音符而形成。《说文》中关于“台”的记载有“台――――――”四个，“楼台”中的“台”，古时写作“”。而“”是个形声字，本义是树木名称，近代以来俗称“桌子”为“”。“”的本义是飓风。但是发展到现代汉语都简化为“台”，“台”承载着四个不同的意象，其理据性自然不是本来的原意。对于这些字，其理据本来就在不断改变。

汉字自形成之日起，就具有认知功能。汉字能作为认知汉语和客观世界的工具，本质上是由其“自源”的特性及由此产生的根本上的理据性所决定的。随着发展与深化，汉字自身强大的包容性融入了抽象性，汉字的表意功能越来越强大，认知功能其实是主体对客体的接受与理解，汉字理据性的缺失与转移、重构，实际上主要是主体意识与认知的转移，致使汉字产生新的意义抑或形成分化。

四、结语：

从古代汉语至现代汉语，汉字具有理据性并随时展而不断翻新重构。汉字的使用者在追求汉字形义统一这种心理的驱动下，不断对理据进行重构，理据的缺失与重构一直伴随着汉字发展的全过程。由哲学中世界上没有完全独立的个体，任何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的，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没有毫无根据的汉字，汉字是任意性与理据性的结合体，二者并不对立，对汉字的研究既要追根溯源又要容纳新生义。（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2] 朱媛媛，吴敬敬，从汉字的工具性和理据性来谈简化字，大众文艺（理论），2009（14）

[3] 王骏，汉字理据及其层次性，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9（07）

[4] 吴敬敬，形声字、会意字的理据性在汉字识记中的作用，文学界（理论版），2010（05）

[5] 张武英，汉字的理据性，常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05）

注解：

① 王玉新.汉字认知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P10-13）

第6篇：汉字文化起源范文

【关键词】 文字画；史前图象符号；契刻；八卦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当我们的祖先用原始工具在树枝上刻下历史性的一笔时，这便是文化最初的足迹，文字的发明与使用记录了原始人类的生活起居及从事的社会活动，例如打猎，祭祀，很好地传承了古国文明，可以说文字的产生，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虽然是夸张的描述，但也可见文字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因此，关于文字的起源，历年来各家众说纷纭，据《易系辞》、《老子八十》、《庄子胠箧》、《说文解字序》，在仓颉造字之前我们的祖先曾用结绳记事。此后，“太昊 ，伏羲氏造书契 ，以代结绳之政”。然后是“仓颉作书”，即有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图画说，原始意象说等，且各说法具有水火不相容之势。图画说以其形式上的象形和内容上的丰富含义得到文字学家们的普遍认可，并命名为“文字画”或“图画文字”（裘锡圭先生赞同“文字画”），唐兰先生用“文字等于图画加上语言”支持图画说。从信息学的角度来说，“文字画”说包含的信息量明显大于其他表现手段。著名的人射鹿图是个强有力的证据。图画给人的直观感受即是弯弓搭射箭去射，这是显性的信息量；隐性的信息量是该图以直观形式作用于人的大脑，通过大脑的加工，联想与想象，得出“射可以用在任何地方，不论是射人，射马，还是射虎，”，这是结绳，契刻所不能做到的。因此，人们往往认为图画是原始文字的“源”，而忽略了其他的史前文字的存在形态。我认为，图画是作为汉字的主要起源的，结绳，契刻，八卦可认为是次要起源，为研究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起着不可抹灭的作用。

在文字产生之前的古代社会，原始记事主要可以归纳为实物记事，符号记事和图画记事，三种方式各施其职，实物记事与符号记事可以说是原始人类为帮助记忆的最初尝试。郭沫若先生的“文字的发生和发展 ，在结构上有两个系统 ，一个是刻划系统 ，另一个是图形系统。”“刻划系统应在图形系统之前 ，“因为任何民族的幼年时期要走上象形的道路 ，即描画客观形象而要能象 ，那还需要一段发展过程。” 等系列观点的提出和史前刻划符号的发掘极大地震撼了“人类文字起源于图画”的理论。首先，从工具性角度出发，刻划，记号，图画等视觉符号形式的存在状态都是以“原始人类”的需求为出发点，作为客体，它们之间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之所以使用不同的表达工具，都是满足使用主体不同的需要，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其次，从主体行为的主动性来说，远古人类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很简单的，更不带政治色彩——将主流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人之上，也就是说，选择结绳，刻划或图画是有相对自由的，虽然有些学者根据汪宁生先生的《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一文的调查得出了“陶器上的刻划记号”只是一种“随意的刻划记号”的结论 ，认为它们既“没有社会性”、“本身也没有自我说明的作用”、“任何信息也传达不了”， 这种说法未免太绝对化和武断了，图画以其象事物的型和表意得到认可，“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的结绳记号同样也负载着一定的信息量，远古人类用随意的结绳动作有意识地保存记忆，避免遗忘。我们说“文字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结绳也是作为原始交际工具在帮助记忆的同时，也作为相互交际往来的凭证，“工具”性质是可以肯定的，从这点上足以说明结绳与文字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排斥结绳起源说可以说是否定结绳记事的这段历史。结绳的方式虽然简单，但足以表达简单的意思，例如记忆与盟约，而且在后代结绳方式亦有遗迹，如朱熹记述的苗民不知文字，仍以结绳记事，并父子相传，林胜邦亦考证过硫球结绳法分指事会意两类，凡物品交换，租税赋纳，用以记数者，则为指事类；结绳记事也成为后来有些汉字的取象之源，如汉字中的 、 、 等字即取象于结绳，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认为，在声符文字未发生以前，图画文字里只有极少数的象形，此外，就完全是象意字了。即图画文字演化为象形字和象意字，而据上所证，象形字与会意也可以在结绳记事上找到一点证据，可见，结绳记事是文字产生的前奏和预演，结绳记事是文字产生的准备。

契刻是远古人类在结绳记事的基础上创造的用于帮助记忆数字的一种方法，契字做动词，《释名》说：“契刻也，刻识其数也”，由于数目记忆的困难，所以刻木来作为一种信约，由于古代文献的大量记载，如《管子轻重甲》、《列子说符》、《易林》、《曲礼》等，文字家们对契刻说给予了适当肯定，认为契刻的“约定俗成”的性质已经十分接近文字，已经带有书写的性质，然而仍不承认它是文字的起源，虽然有人推测汉字的一到八数目字来源于契刻，但不能作为有力证据。我认为，契刻的符号与汉字是相当接近的，服从于交际需要，具有“约定俗成”的特征，服务于小地区，小范围人们的交际圈，从认知学的角度，远古人类的简单思维已经创造了奇迹。刻划符号与人类思维具有直接的关系。为使对事物的直观认识能够保存，于是借助一定的形式（刻划）来实现，刻划的符号即代表现实中的事物，若我们把远古人类为保存原始记忆的意图叫做“意”的话，通过心理加工，其生成的图象即刻划的符号可以叫做“象”，即原始心理图式，可见远古人类有了“我手写我口”的可能，虽然这些刻划符号并没有语音形式，但无语音并不妨碍小范围的交流，并不影响突破时空限制的记忆，虽然所记忆的内容十分有限，只限于简单的具体的事物，但“约定俗成”的性质和工具的职能足以证明它在文字产生之前的重要性，作为次要来源来说，并不过分。

由于各种起源说都有一定的道理，赞同一种起源说而排斥另一种起源说显得太主观化，还有学者折衷一说，认为结绳和象形汉字之间有个中间环节，即是以“河图洛书”为代表的原始“数字卦”，阐述思路是结绳主要是用以记数的，实际上结绳是原始的数字形式，先民用这种原始的结绳数字进行占卜，“河图洛书”正是这种原始结绳数字排列而成的数字卦图式，这些图式可以排演出众多的数字卦，不同的数字卦代表着不同的事物及其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以说数字卦粗略地具备了文字的功能，但这些数字卦所代表的内容毕竟让人难以把握，为了更形象准确地记录数字卦所蕴含的内容，掌管卜筮的巫师们才逐步地发明、创造了象形汉字。

实际上，各种起源说法都有其理论基础，然而我要说的是，人们在重视事实考证的同时，忽视了最本质最重要的问题，文字学家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审视中国古文字时，怀的是探求“文字”的目的，何谓文字成为衡量的标准，裘锡圭认为，语言文字学者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大派。狭义派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广义派认为，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都可以叫做文字。裘先生认为这种分歧只是使用术语的不同，很难说这里面有什么绝对的是非。然而实际上，文字的定义却成为探索文字起源的关键。也就是说文字学家对文字定义存在广义和狭义的区别，由此导致了探求文字起源时的理论基础不同，验证的方式也不同，所以才会有各种文字起源说。狭义派的观点是：“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书序〉正义》）这句话道出文字的性质。文字是为了记录语言而发明的一种书写符号系统，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中国的文字是方块汉字，自然，狭义派文字学家以这定义做衡量标准，以古推今，进行严格的一一对照的研究，文字和非文字的符号界限分明，结绳记事，契刻记事很容易找到不符合的条件，如不代表语音，只是远古人类随意做的记号，一个个绳结并没有同语言中的语素或词建立起固定的联系，认为汉字是高级的符号体系，其复杂的构形是不可能从简单的契刻演变而来的。从固有的文字构形来判断史前符号，根据商、西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距汉字发生的源头较近，绝大多数文字个体是通过象形的诱导产生的图形式文字，文字符号与它所代表的词之间的联系，很明确地表现了汉字与图画的渊源关系，“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广义派文字学家在“用来传递信息，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的理论指导下，支持图画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从宏观角度来说，只要可以用来传递信息，本身具有一定意义，都可以作为探索文字起源的材料和证据。根据目前考古工作的进展，我们没有有力的证据非常肯定地说图画说就是文字的唯一起源，恰当的说，这是主流观点，也有人持否定意见，认为以指示性的图案作叙事型的描绘的“图画文字”在中国尚未发现任何痕迹，而古埃及前王朝时代的象形字，其文字本身就是以图画的形式来表示的。不能因为甲骨文中象形字数量众多而断定汉字起源于图画，但大部分文字学家如唐兰，裘锡圭还是持肯定意见，我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可以像广义派的做法，认为图画说是主要起源，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做为次要起源来补充，丰富文字起源说的理论，形成多元化的观点，但其中还是有主次之分的。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在文字定义做广义和狭义区分的同时，我觉得有必要对文字起源说也做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在远古人类时代，结绳，契刻，八卦，图画作为符号形式，依表达者的需要来选择，处于一个较自由选择的阶段。图画符号以其整体的优势（象形，象意）奠定了起源说的基础，但从广义上来说，可以把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做为次要起源来补充和发展汉字起源的理论。

参考文献

[1]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

第7篇：汉字文化起源范文

一、关于汉语、汉字的特点

在我国语言学界，源出于西方语言学的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认识一直被视为科学定律。这种认识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记录语言，是“符号的符号”。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与思维无关，仅仅记录语言，是第二性的。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汉字，就会认为汉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举，不如用单纯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更合适。用这个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语言学，就会认为“中国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因而“说文解字”之学不是语言学，“中国没有语言学”。许国璋认为这是对汉字和汉字研究传统的极大误解。许国璋指出：“汉字书写形式的特点有二，一是分理别异，一是形声相益。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字’本身即是语词的词”（75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由于过去将有声语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义都被视为对语言的记录，亦即字本身只有形。这其实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它不符合汉字的事实。在汉字中，“一个字有形而无声就不能叫做‘字’”（72页）。许国璋认为，“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这种“常识性说法”，“适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不适用于信息时代”（1页）。他在论述汉字的区别性特征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语言研究者，在狂热地鼓吹废弃汉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时候，那样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

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曾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象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1〕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一、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二、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三、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四、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讨论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的实物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没有联系的，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象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2〕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雅柯布逊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语境

信息

说话者………………受话者

接触

代码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其三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柯布逊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的“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强烈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的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

也许，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①《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同上）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象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象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言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74页）。“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75页）。“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3页）。

二、关于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

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是我国语言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课题。由于片面将语言的符号功能单纯化，把语言视为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我国的现代语言学未能将对汉语、汉字结构特征的认识与汉语、汉字的文化属性、文化内涵、文化功能联系起来，从而作出科学的理解。许国璋却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深入论述了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这是难能可贵的。许国璋所说的“语言哲学”，不同于现时西方流行的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后者是出于形式语言学或逻辑语言学的范畴。许国璋所论“语言哲学”，属于“文化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90页）。许国璋认为，汉语、汉字的符号建构，是汉民族认知世界的一种结构化运作。这一点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序》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关论述中已清楚地表述出来。

例如许慎指出：“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许国璋认为，中国古代学者没有对现代人所称的“语言”作正面的考察，而主要是从语言的书面形式论证文字的起源，“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对文字起源的论证中，找出某些语言起源的理论”（13页）。许慎的论述表明，初民是把天象和物象作为语言资源来看待。初民对世界的认知形成一个系列，“天象、地貌、鸟兽的足迹、作物的生态、人身、人身以外诸物，都提供了各自的符号”。这种认知“由二项对立（binaryopposition）构成：天和地、鸟兽和农作、人和物。三组六类的名，反映人对世界的分类和认知”（13—14页）。在这里，许国璋把汉语的文化建构与汉民族世界观的建构紧密联系起来，体现出深邃的语言本体论思想。他为汉民族的文化、语言、认知的建构描绘了这样一个模式（68页）：

─天象

观、视│物││鸟类

人───│├───┤│兽类

取│象││地象│

（庖牺）───││││植物类

─人类

在这样一个模式中，语言显然成为人与世界连结的纽带。语言之“象”正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

又如刘勰指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许国璋认为刘勰是在回答什么是形成世界第一原理（道）的问题。而他的答案是，我们至少可以从道的表现形式（realization）来对它观察，这就是道的“文”。这个“文”不是客观的天体地貌告诉人的，而是人对客观世界认知以后形成的概念。许国璋把“刘勰的语言学理论”概括为一个从客观世界到人的概念加工，再到语言，又到文字的模式（39页），指出这一模式在承认客观世界形和体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人的认知作用，肯定了语言的主体性。

许国璋关于汉语的文化建构的论述给我们很深的启迪。

中国公元前200年诞生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语言学专著《尔雅》，对所解释的词语作了这样的分类排列，即：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从这样一个排列体例来看，其顺序依次是语言人类社会的亲属——宫室——器具——音乐自然界的天——地——山——水生物界的草——木——虫——鱼——鸟——兽——畜，要言之，即语言人自然生物，语言排在第一位。这显示出语言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在语言部分，《尔雅》或“举古言，释以今语”；或“约取常行之字，而以异义释之”；或“道物之貌以告人”，如此细密地辨析词义，反映出古人对语言意义的高度重视。《尔雅》反映的是中国先秦两汉时期人的文化知识结构。在这个结构体系中，词义的理解与阐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种对语言意义的重视，其实不独从《尔雅》始。在某种意义上，《尔雅》是对前代名物释义的一种大汇编。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语义的解释就成为人们认识世界、体验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如《尸子》中将一对一的同义互训汇通为一对多，多对一的语义阐释方式。这种语义阐释方式在《尔雅》中蔚为大观。古人将自己对世界万象聚散离合、有机统一的理解，透过语义的汇通与条理固定下来。词义系统成为人的世界蓝图，语言观成为人的世界观的基础，这就说明《尔雅》何以以语言为其发端了。

中国古人对语言的重视显然出于他们对语言本体论意义的一种独特的感受。从哲学意识萌动的时候起，中国人就始终把人看作世界和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并非中心的部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和“我”的概念的基本特征在于它们不仅有人类学的含义，而且有宇宙论的含义。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及由之而来的认识关系，庄子在《齐物论》中非常精练地表达了：“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并没有截然区分人与世界的自然关系和人文关系，相反，他们倒是早就看出这两种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非此即彼地截然分开。人与世界的关系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体现和维系人与世界的这种多方位关系的语言，因而也非纯粹的符号系统和工具——

语言是人性的表现。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在古人眼里，“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谷梁传》）

语言是天道的表现。古人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维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九）

语言是事物本质的表现。许慎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说文解字·序》）在古人看来，文字的产生，是由于从鸟兽的足迹领悟到不同的纹理可以互相区别，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万事万物的“纹理”加以抽象和区别。所以，“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而“文者，物象之本也。”经过象形——象征的抽象过程的文字图象，已不再是事物的自然之形，而是凝聚着人的概括的事物本质。

语言是治理天下、教化人伦的基础。古人对语言在一个社会组织中的维系作用有深刻的理解。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因而“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成为春秋时代的一种社会警醒意识。孔子把正百事之名作为他为政的首要之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古人又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的象征。在他们看来，历史上既有“结绳之政”，又有“八卦之政”，然后是“书契之政”。所谓“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尚书·序》）《周易·系辞》这样评价语言文字的治理天下的作用：“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是《易》卦名，这里作事物的画象。正由于语言文字概括了事象而又条理了事象，掌握文字就掌握了一种世界秩序，从而人人明理习仪，天下才得以治理。古代的统治者深谙此理，如《周易·夬卦》所言：“夬，扬于王庭。”《五经文字叙》解释说：“夬，决也。王庭孚号，决之大者，决以书契也。”这就是说，统治者总是利用文字下判断，在王庭上公开号召。许慎的解释更明确：“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说文解字·序》）文字不仅是“宣教明化”之本，而且由于懂得文字可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文句读》），可以“令行禁止”明其忌，所以王者对“能文者则禄加之”。

总之，天道人性，流于语言，化成万物。古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因为语言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据有如此重要的本体论地位，所以古人论文辞才有“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的说法。

三、关于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在汉字的起源和演变问题上，许国璋提出了两点有价值的看法。一是汉字起源的此世性，二是汉字起源的抽象性。这两点看起来互相矛盾，但其实质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汉字起源和演变的文化特征。

汉字起源的此世性，说的是汉字产生形成的社会文化原因。过去我国学术界很少从理论的角度思考汉字之社会文化缘起。许国璋以《说文解字·序》中“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汉字的起源具有“此世性”。古代的汉字起源论与西方民族的“神造字母”论不同，“腓尼基人奉Cadmus神为字母的创始者，诺尔斯人奉Odin神为Rune字母的创始者，希伯莱人奉人类始祖亚当为语词的创始者，汉族初民奉‘王天下’的庖牺氏为创始人”。这“说明汉字起源学说的此世性，这一此世性是整个汉文化的此世性的一部分”（66页）。为什么这样说？许国璋引用了金岳霖的观点。金岳霖根据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称印度文化为他世性的（otherworldliness），讲来世超度；希腊文化为超世性的（super-worldliness，即站在超出世界的层面上观察和分析世界），讲设问求知；中国文化为此世性的（this-worldliness），讲实用经验（见75页）。从许慎《说文解字·序》可以看出，古代的汉字起源论是与社会发展论密切联系的。“王天下”和“作《易》八卦以垂宪象”是相互联系的，治理天下需要书面符号形式。其后“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又，万品以察。”随着生产的发展，简单的符号已不敷社会的需要。于是书契（文字）应运而生，它使各类事物的区别明显了，也使各项公职的执行方便了，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许国璋显然指出了中国古代语言、文字起源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庖牺氏制八卦，仓颉造字都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但它们的社会发展基础是无可怀疑的。

与汉字起源的此世性相联系的还有汉字符号的人为性。许国璋认为，不能套用西方符号理论的能指所指结合任意性的原则来解释汉语言文字。所谓任意性原则是指语言符号所反映的词与物的关系是任意的，而非自然的。许国璋认为，任意性原则对硬要建立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自然联系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事实上词与物的“自然结合”本身不可能在语言这一个介质中体现，它不存在，因此为它而作的假设也就无必要。然而反过来用这一假设（指“自然结合”论）证明“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正确，却是荒谬的。因为从语言体系来说，语言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具有系统性（systematicity）、可分离性（discreteness）、可学会性（learnability）。“语言学家发现语言的体系，是人对自身行为中的理智性的发现，也是对于理智性存在于语言行为中的肯定”（24页），“词之所以为词，是因为它存在于各种关系中。……正是这种可以抽象的延伸赋予词的‘所指’一种内存的理性；‘所指’之多而有变，都是按早已被人们所认识到的法则进行的，不是偶然的。在理性的网络中，词的所指变成一桩理性的事件”（31页）。从语言的群体发生来说，原始时期的语言符号是有任意性的，因为当时部落未成、语言未备，名不可能是有关联有从属的名，不妨假定为独一、偶然、任意的名。部落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所谓“约”，指社会制约，社会共议（consensus），决非任意创造，因为其时语言社团形成，语言使用者担负了命名和用名的双重任务，开始有了当时条件下的社会制约。文明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立意的（motivated），即使是民间任意创造的词，也有语言文字学家赋予有理可据的形态（此段参见32页）。从语言的个体发生来说，小孩学母语或成人学外语，都有一个对任意性从感之甚切到不再感到的过程。小孩学语时常有的“超类推”（overgeneralization）现象，即对“任意性”的一种抵制（见31页）。可见“任意性”只是心理适应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不适应就觉得不可捉摸，适应了就觉得理应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任意性是可以转变的，不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语言特征”（同上）。因此，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一种“人为的联系”、“理性的联系”，是受语言和社会双重制约的联系。许国璋特别指出：“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正象中国的主流哲学一样，是入世的，旨在治世的。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其中心思想即是找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性联系。”（37页）

如果说汉字的起源是此世性的，那么汉字的符号建构应是具象的，它出自于汉民族的实用——经验理性。然而许国璋并未在具象性上停留，而是指出了汉字起源时即具有、以后又不断发展的符号概括性。他以许慎《说文解字·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初民的造字是按照物的类画它的形，而不是按一件具体的物来画出它的形（如牛代表牛类，不是哪一只具体的牛）。这时已有概括，但抽象不够。其后从有限的物象产生无限的字，意味着字已经变成脱离物象的符号，抽象程度提高了，字的符号性增强了。许国璋强调指出（72—73页），汉字从象形变为象征，从图形变为笔划，从复杂变为简单，它的“文”已经大大不同于原来的图象，成了物象中最本质的东西，而它的“形声相益”的孳生更不受物象的限制。但许国璋并不因此否认汉字构形的理据。他把“分理别异”和“形声相益”看作汉字的两个特点，始终认为“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75页）。“文字的产生，贵乎有区别性特征”（70页）。并因此而批评那些片面强调汉字的符号化、符号性，且由此引申出方块汉字应废弃，代之以彻底符号化的拉丁字母拼音的观点，是“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许国璋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汉字的符号化过程，如何理解汉字的文化特征，如何认识汉字在其结构形成和演进的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功能？

许慎认为，在仓颉造字之前，古人已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开始了象征符号的创造。汉字由图画文字发展而来（例略），汉字的发展史又是图画文字的象形、象意特征逐渐褪化的历史。这种褪化不是要将汉字发展为一堆纯粹假定性的符号，而是要使汉字的表意功能更好地适应语言与思维的发展。在汉字表意功能的不断完善中，汉字的结构形态无论在历时层面还是共时层面都经历了很大变化。

从历时层面来说，汉字的文化形态经历了一个不断符号化的递嬗过程。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汉字由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的过渡，在距今4500年左右。与图画文字相比，甲骨文字毕竟在符号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它的象形字大部分已经线条化、轮廓化、特征化了。尤其是甲骨文正以一种强劲有力的趋势用形与声的互注发展汉字的表意功能，使汉字能适应日常交际中新概念新语汇的大量形成。例如甲骨文的“河”字即在原有的“何（荷）”字形体上加形符“水”，“祀”字即在原有的“巳”字形体上加形符“示”，“鶏”字即在原有的象形符号上加声符“奚”。

周代的代表文字是金文，它在结构上与甲骨文没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变革，封建割据冲破了汉字的统一规范。各种地方势力和地方文化对汉字作了种种改造，或分化，或繁化，或简化，但汉字发展的历程并没有中断。作为汉字发展主流的秦系文字，出现了直线化、笔画化的趋势。尤其是在秦统一天下后整理、推行的小篆，字形简化，形体固定，异体字减少，合文淘汰。秦系文字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汉字形态的巨变，产生了隶书。

隶书前的古汉字都以曲线构形以象实物之形。这种写实性的曲线虽经小篆改为圆润的线条，但象形的表意作用仍很突出。隶变将圆润的线条改为方折的笔画，使汉字的书写彻底摆脱了“描绘”而成为符号的书写。隶书大大简化了汉字的形符。许多以不同实物为摹写对象的形符被简化成单一的符号。如隶书中“鸟”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鸟爪的象形符号；隶书中“燕”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燕尾的象形符号；统一改为四点后，这些字的象形作用显然淡化了。由于形符的简化和统一，许多字难以看出本义。在符号化的进程中，汉字在象形的作用上付出了代价。

但隶变并没有改变汉字象形表意的性质，只不过使汉字的象形表意手段大为简化了。隶变后的汉字依然可以有一定的索形依据。例如“车”字在甲骨文中画有车厢、车轮、车衡、车辕、车轭、马、辔、车辖。隶书中的“车”，仍可以看出一个车厢和两个象征性的车轮。“角”字在甲骨文中象牛角形。隶书中的“角”字上部仍呈角形，等等。在古汉字中，同一个象形符号无论作单字还是作偏旁都是一样的形状，而在隶书中，“手”形作偏旁则左有“打”，下有“拳”，上有“看”；“示”形作偏旁则左有“祖”，下有“祭”等等。从这些偏旁也可以看出，隶变后的汉字结构虽然褪去了古汉字原始的象形特征，但在它的笔画态势中依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象形表意的理据，而同时，隶变后的汉字又大大便于书写了。显然，这是汉字表意功能在发展中的自我完善。

汉字数千年的发展过程，是其与生俱来的象形表意功能不断完善的过程。世界上许多文字都曾经历过图画文字的阶段，然而后来大多走上了用字母记音的发展道路，成为语言符号的符号。而汉字却把它的以形示意的文化形态发展，保存了下来。为了适应汉语表达的需要，汉字在表示词音上发展过多种手段，但它的逻辑框架依然是以表意为核心，形成其独具一格的文化样式。许国璋对汉字的符号概括性的分析和评价，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汉字及其文化特征。

注释：

*《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以下引许书只注明页数。

第8篇：汉字文化起源范文

关键词：汉字 东亚文化圈 日本 韩国

本文围绕着东亚文化圈与汉字这一论题，再次强调汉字在东亚文化圈中的作用。

汉字虽然是语言学领域的概念，但它将渗透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它各个广泛领域里。汉字作为传递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边缘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又在这些国家的文字系统中以多样而复杂的语言形式发展下去。

一、东亚文化圈

（一）东亚文化圈的概念

文化圈理论是德国的格雷布（1887年～1934年）与奥地利学者施密特（1868年～1954年）提出来的。根据他们的叙述，文化圈大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2]：

①世界上存在若干个文化圈，每个文化圈都包含一定的物质以及精神文化的共有成分在内；

②文化圈由核心（文化源地）和边缘（文化收容区）这两个要素构成；

③核心影响边缘，边缘反过来作用于核心，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诸多要素的影响，核心与边缘的位置有可能会置换；

中国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3]称文化圈是一种‘文明系统’，系统中的诸多国家享有基本共同的传统文化属性﹑文化特征﹑但它并不排斥现代性之下的普世性和多元性，所以在强调同质性的同时，也不能完全否认它的异质性。

东亚文化圈即属于地域概念，也属于语言概念和文化概念。它包括曾受汉字文化和传统儒教文化影响的亚洲东部一些国家。东亚文化圈的地理范畴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其边缘地区包括越南﹑日本﹑韩国、朝鲜等地区。东亚文化圈不是由单纯的政治或者军事力量而形成，而是以地理环境为优先条件，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接受相关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产物。

（二）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东亚文化圈是世界文化圈中历史最悠久的一种，大概有着五千年的历史，经历了起源﹑形成﹑发展﹑中衰以及裂变、兴起等阶段。它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演变过程也是以深厚的历史﹑政治﹑文化等背景为基础。

东亚文化圈起源于中国的华夏文化，后来渐渐扩展到周边国家，并与其他文化交融到一起。它的核心文化是中国文化，边缘文化是越南﹑日本﹑韩国、北朝鲜等地区的文化。东亚文化圈的发展过程既是中国文化不断向周边扩展和被接受的过程，也是其他地区的文化影响中国文化，并不断深化和丰富整个东亚文化圈的过程。

19世纪中期，西方文明给东亚文化圈带来剧烈的冲击，作为核心地区的中国以及边缘地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日本迅速地摆脱了边缘地区的位置，通过吸取西方文明主义的道路以和实施野蛮的军事手段，慢慢站到了核心地位。华强教授[1]指出，东亚文化圈在近生的两次裂变均是由日本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第一次裂变是日本侵占琉球﹑台湾和吞并朝鲜半岛而导致的，第二次裂变是日本发动全面的和太平洋战争而引起的。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给东亚文化带来了莫大的物质以及精神损失。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年代里，经过两次重大裂变之后的东亚文化圈发生巨大变化，它需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东亚共同体。

二、东亚文化圈与汉字

谈到东亚文化圈，不得不提起汉字。因为尽管东亚文化圈里有汉字﹑儒教﹑佛教﹑律令等诸多共同要素，但汉字始终作为文化积淀﹑传承和交流的主要载体，承担着不可欠缺的历史任务。它在东亚地区所担当的主要功能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古代中国的儒教与佛教传播到边缘地区，到人们解读和精通这些儒教和佛教书籍，都是要靠汉字作为载体；

第二﹑边缘地区为了建立自己的语言文字体系，借用大量汉字来标记本土语言，并把它融入到自己的文字系统里；

第三﹑日本和韩国等地区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也是借用大量汉字来翻译或创造一些新文化用语；

第四﹑在现代社会里，汉字仍然在东西方以及东亚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媒介功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产业链交流，首先就需要进行大量专业用语的翻译工作。

第五﹑另外，从提高人们的知识度，完善教育制度的角度来讲，仍有必要在东亚各地区坚持汉字教育。

汉字在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中起着如此非凡的作用，与它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如上所述，汉字属于自源文字，夏商之际（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文字系统，源头是河南安阳古代殷都的甲骨文。特有的方块字形是汉字最突出的个性之一，它的每一个音节都具有独立的意义，使人们很快就能记住并适应汉字。而且汉字的形﹑声﹑义三者在方块字中形成一种完美的结合，造字方法非常独特。汉字除了这些构形方面的优点，还具有超越空间和时间限制的特点。这些都为汉字负载丰富的文化信息，铺垫了良好的基础。每一个汉字都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无文字时代的文明信息，又蕴含着有文字时期文明进化的韵律，体现了多维的价值。东亚文化圈的复兴之路也是实现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比较坎坷，但有了汉字这一强有力的武器，就见到了一线灿烂的光明一样，它的前途也是无量的。

每个文化都有它自己的历史阶段和发展过程，‘东亚文化圈’也应遵循这个原理。‘东亚文化圈’一度崛起﹑发展，又由于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出现过裂变时期。随着“东亚文化圈”的发展和变迁，汉字也在东亚各地区有了不同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东亚文化圈与汉字是两个密不可分的存在。

本文主要以韩日两国为对比研究对象，考察汉字在这两个国家的传播、接受以及应用与发展情况。笔者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韩日两国的汉字传播阶段、接受形式以及相关文字政策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三、汉字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语素音节表意性的书写体符号，给东亚各地区文字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菲的贡献。在韩国和日本等地区处于无文字时期的时候，汉字作为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长期借用下去，并充当着标记各民族语言的作用。权强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阐述古代东亚世界的定义时，特别强调了汉字的作用。他称“古代东亚世界是指以中国的汉字作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几个要素的东亚地区，其中包括韩国和日本[1]。”汉字传播时期，东亚各地区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还处于互相分离的状态，只有皇族、贵族以及官僚等少数阶层才能获得接触和学习汉字的机会。由于崇拜先进、发达的中国文化，汉字很快就成了文化传播的媒介，之后又成为了东亚各地区的通用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优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还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权力关系。围绕着中国王朝的权威以及以古代中国的册封关系为中心的东亚世界里，中国往往是东亚各地区争先想靠近的对象。有关东亚地区汉字传播的研究中，除了汉字作为文字记录语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外，还要注意到历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诸多因素对汉字传播的影响。汉字的传播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它的语言记录功能，不如说最初是为了实现它的文化传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东亚地区的汉字接受形式大致分为汉字的借用与仿造。借用是指通过借音、借义以及音义兼借等方式，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方法，主要有音义兼借、音读现象以及训读现象等。仿造是指根据汉字的形态以及制造方法创造出汉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指通过根据原有汉字的形态或者偏旁部首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补充旧汉字的新旧混用方式。变异仿造是指通过重新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区分新旧汉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汉字的接受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改变汉字的形态，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汉字。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出新的汉字。第三个阶段是改变汉字的形态或减少汉字的结构，创造出崭新的音节文字。第四个阶段是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2]。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汉字与东亚各地区之间的接触是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分析东亚各地区的汉字传播与使用问题，如语音变化、词汇与语法、应用等现象是考察东亚各国国语史和发展过程的重要线索。汉字虽然属于语言学领域的概念，可它广泛地渗透在历史、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与文化等诸多领域里。数千年来，汉字作为传播文化信息的重要媒介，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逐渐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越南等周边地区，并形成所谓的东亚文化圈，之后又在东亚各地区的文字系统里不断地发展成新的文字形态。汉字在东亚各国的应用与发展并不是很顺坦，越南和北朝鲜现在已经彻底废除了汉字的使用，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字系统，而韩国和日本也正在有意识地限制汉字的使用。韩日两国都具有符合本国实情的汉字标记法和使用方法，这些地区仍然在使用着汉字。韩国虽然在日常生活和官方正式场合中彻底废除了汉字标记，但在人名和道路标识等领域里还保留着汉字标记法。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和汉字影响最深的一个国家，它通过颁布当用汉字表和常用汉字表等一系列汉字相关政策，使日本人至今还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应用着汉字。

至今为止，东亚各地区各自实施了截然不同的汉字相关政策，其过程中也陆陆续续出现过汉字废除论、汉字限制论、汉字简化论等不同的论点，汉字在一些国家也渐渐失去了踪影。如果我们不顾一切，极端地废除或扼杀汉字的适当应用，东亚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就会出现‘断层现象’。为了维护共同文化圈的持续发展，也为了实现经济一体化，各地区应该客观地接受汉字的实用性和功能，为汉字今后更好的发展未来而做出最大的努力。

健全而强有力的经济发展，需要规范化的汉字应用和正确的汉字相关政策，同时还要具备有能效应用汉字编码的环境。为了阐明怎样有效应用汉字，并促进国际化交流的研究课题，我们不仅要探讨汉字编码以及汉字字体的统一等一系列新的问题，而且还要在充分掌握东亚各地区汉字应用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之下，吸取相互的经验教训，摸索符合时展的正确方向。

我们不仅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东亚各国的汉字传播与使用情况，发掘它们的共性和个性，还应考虑到东亚地区的繁荣昌盛，彻底研究和分析汉字在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等领域中要起的作用和责任，并确立出崭新的课题和解决方向。汉字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创造出来的的宝贵文化，它可以客观而正确地记录人类历史与文化，同时也肩负着继承和发展灿烂文化的重要责任。汉字的应用，必须要完全符合新文化、新语言的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汉字的存在价值和地位才会更加巩固和完善。

特别注释：本论文为中国201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而完成的。

注释：

[1]冯天瑜（2003）.汉字文化圈论略《中华文化论坛》.第2期 50页

[2]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0页

[3]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7页

[4]権強（2004）.古代日本·朝鮮における文字世界の形成.東京大学博士論文1页

[5]（1987）.韓日兩民族？ 漢字漢文？ 受容？ 發展？ ？？ 比較硏究[Ⅱ].《CHEJU UNIVERSITY JOURNAL》，Vol.25 No.1 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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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许征（2000）.汉字的产生、演变与发展[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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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李虎（2002）.论汉字在东亚文化圈形成中的作用及影响[J].东疆学刊，第4期

[20]冯天瑜（2003）.汉字文化圈论略[J].中华文化论坛，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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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J].国际观察，第2期

[23]许孝梅（2004）.“汉字文化圈”浅析[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第4期

[24]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J].国际观察，第2期

[25]林龙飞（2006）.东亚汉字文化圈及其形成论析[J].东南亚纵横，第8期

第9篇：汉字文化起源范文

书法是我国几千年灿烂文化艺术的杰出代表，它凝聚着一代又一代先辈精英们辛勤的耕耘和奉献。中国书法已经被列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值得我们骄傲和庆贺的。

中国书法之所以成为美学和艺术的杰出代表，是有其极深刻的历史渊源的。我国著名的美学和书学理论家白谦慎曾断言说：“书法是汉字的造型艺术，就其性质来说，它是一种形象的艺术，和文学、绘画、戏剧等艺术相比，书法又可以说是一种抽象性比较强的艺术。”早年留学国外的美学大师林语堂曾说：“书法提供给了中国人民的基本美学，中国人民就是通过书法才学会线条和形体的基本概念的。因此，如果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所谓抽象的艺术，是说现在比较规范的汉字，大多数已经是抽象的，但是这些抽象的汉字它的起源是象形的。正如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瑾第一次提出“书法应直师自然”。中国方块汉字的造型是源于大自然事物的各种美感而创造出来的。所以，汉字的书写具有无穷的创造力和感染力。我国历史上的书圣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之所以流传至今经久不衰，是因为他的书写使人进入意境，其汉字造型达到极其完美的程度。其实，世界各国的文字起源不少也是象形的，可是最终都走向了符号化和拼音化，只有我国的方块汉字，始终没有离开象形的根基，虽然有许多字已经逐渐符号化了，但仔细分析，它仍具有象形的韵味。

我们知道，任何艺术都是精神的产物，它都会感染人的灵魂和躯体。著名美学大家宗白华曾说：“中国的书法是一种类似音乐和舞蹈的节奏艺术，它具有形线的美，有情感与人格的表现。”书法可以比喻为无声的音乐，它的提、按、顿、挫，墨法的浓、淡、干、湿，以及章法和字法上的千变万化，就如同一曲动人的交响乐章。书法与绘画同源，都属于象形、线条艺术，一幅出色的绘画精品必须配上文字书写的巧妙题跋，才能自然天成，增添美感与和谐；书法与舞蹈特别是古代的舞蹈也有渊源，草书大师张旭看到公孙大娘舞剑才书写出惊天动地的狂草佳作；书法与文学更是息息相关，历代书法家都是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他们流传给我们的书法珍品都是诗篇和词作。所以，缺乏文化功底只是会写字，就不会成为书法家，它只能是个书匠。书法珍品的艺术感染力是潜在的，也是十分震撼的；汉字是静态的，更是动态的；一幅书写好的作品表面上是平铺在纸上的，实则是立体的、动态的、神韵万千的美学佳作。

凡艺术追本溯源，都有其自己的传承历史。美学家宗白华在考察中外艺术发展的历史后感言到：“中国音乐衰落，而书法却代替了它成为一种表达最高意境与情感的民族艺术。三代以来，每一个朝代有它的‘书体’，来表现那个时代的生命情调与文化精神。我们几乎可以以中国书法风格的变迁来划分中国艺术史的时期，像西洋艺术史依据建筑风格的变迁来划分一样。”我们说，殷商时代的甲骨文、金文是我国奴隶社会的文字记载；石鼓文则是由大篆过渡到小篆（即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代表文字；小篆是秦王朝统一六国后的标准文字；隶书成为汉朝持续时间最长、留下的碑帖最多的代表文字；楷书、行书以及草书则是在唐宋乃至明清文化辉煌年代所创立、一直延续至今为人们所敬仰、研究的书法艺术珍品。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书法，即汉字的书写艺术，是我们华夏大地文明的体现，是我国美学和艺术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