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经济纠纷案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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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企业经济纠纷案件范文

一场意想不到的金融危机把整个世界搅了个大乱局。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我国的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能否有所作为地加入到应对这场危机的行动中，这是当前司法工作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我们认为，司法工作涉及社会的公信力和公平正义度，因此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这是司法机关和司法活动的应有职责。但在金融危机前面，也不能是纯粹被动应对、无所作为。这里有一个在不同领域的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应具有不同职责与不同行为取向的问题，具体体现在三个字上：进――对于广大律师来说，应当要做到一个“进”字

进，是指主动出手、积极进取。由于律师属于社会的法律工作者，相对来说作为一种当事人出谋划策，规避风险、保障利益的角色，本是他的职责所在。所以在这场金融危机前面，律师应当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走进企业，深入厂家。对于那些陷入债务危机的企业，在清偿债务、破产保护-兼并等方面，在需要法律救济途径时，律师应当积极参与化解企业债务危机。

对于律师工作者来说，接受当事人的委托，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不仅只在法庭上。律师与当事人形成一种委托关系以后，其职责就是全过程的依法全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律师职业本身就是应社会成员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而产生的，维护当事人利益是律师职业产生的直接原因，律师的直接功能也应当是维护当事人利益。律师运用社会成员、公司企业所不具备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思维，将社会成员和公司企业的权利或利益要求及其所依据的客观事实纳入到法律框架内，转换为诉讼请求，使得这些利益请求得以进入法的空间，进而实现与法官或对方当事人之间的信息沟通与交流，并获得法律的认同和保护。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一些企业经济纠纷不断增加，律师当然需要在法庭上面对法官陈述理由，极力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但企业同样还会面临经营环境恶化、资金周转困难，生产利润减少或者经营亏损，甚至面临破产风险等非讼事件。此时，律师能够依仗他对法律的娴熟了解，帮助企业化解矛盾，规避风险，寻找必要的出路，是金融危机下律师主动出击、有效进取的一个重要体现。

律师参与危机化解，可以通过非诉讼手段配合各级政府帮企业实现重整重组，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诉讼。按照破产法规定，推进司法部门尤其是律师介入企业债务危机化解，可以实现规避政府风险、留住企业、安定员工、保障债权的多赢局面。

“退”――对于公，检机关来说，应当把握一个“退”字

“退”，是指谦抑，就是指有所“退让”。经济犯罪在我国，主要由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分别侦查处理的。经济犯罪在刑法理论上属于“法定犯”，它一般首先违反了经济、行政法规，进而又违反了刑事法规，正因为如此，一种经济行为要构成犯罪，就具有二次性的违法特征，经济犯罪与经济违法之间往往存在犬牙交错的现象。为此，在处理解决经济犯罪案件时，我们的司法机关遵循“先民事、先经济后刑事”的谦抑原则就变得极为重要。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存在着多方面、多层次的法律规范，它们有机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并存在严格的阶梯关系。在这个阶梯关系中，刑法是保证各种法律规范得以实施贯彻执行的最后一道屏障，它始终处于保障法的地位。如果说犯罪行为是各种具有社会危害中一种最极端的表现形式，那么适用刑罚不过是社会为了自身生存而进行防卫所采取的最后手段。只有当违法行为已经超越了其他法律，当其他法律制裁手段再也不能也不足以制止和惩罚触犯其规定的行为时，社会公共机构才不得已而需要动用刑法来宣布这种行为是犯罪，并动用刑罚来加以惩罚。

因此，在对金融危机下的各种经济纠纷案件进行刑事处理时，只有经过层层筛选，排除了前置法调整的可能之后，才能纳入刑法的视野之中。不然过分放大刑法的作用，让刑法跳跃式地进入到社会的各领域，在一个法治社会里，也会加大社会的司法成本。正因为如此，适当地限制刑法的干涉领域，对于我们解决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买卖合同、借款合同、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劳动合同争议案件以及房地产纠纷等类型的案件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那些介于刑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经济违法行为，我们应当通过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特征理论加以深入分析，能用民法、经济法或者其他行政法律处理解决时，就不能运用刑法做跳跃式的分析认定。

守――对于人民法院来说，就应当体现在一个“守”字

守，即守平。是指坚守公平，守住司法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这是人民法院的生命线。人民法院是司法机关，是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经济纠纷的裁判者，它的社会角色和法律地位决定了它必须具有明显的内敛性、被动性。在涉及民事、经济与行政纠纷的各种法律关系和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它是社会矛盾的超脱者，它与各种法律关系、各种纠纷当事人保持着一种等距离的平衡关系。因此人民法院必须守住公平、守住社会正义的底线。不然一旦司法公正受到怀疑，社会公正便荡然无存。

但是，在我国现阶段的人民法院依然染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即人民法院还必须服从、服务于整个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大局需要。司法公正能促进经济发展是不争之理，但司法公正亦存在局限性。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下，人民法院就有一个如何“为大局服务、为保障经济稳定司法”的问题。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不同于其他社会法治对司法角色的一项特殊要求。

据了解，面对企业困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出台了《关于妥善审理破产案件维护经济社会稳定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等一批司法文件和具体工作措施，江苏各级法院还为此成立了“金融危机司法应对工作领导小组”。这些都是人民法院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服从大局和服务大局有所作为的具体表现。

通过这种司法活动，对经营不善且不可逆转的破产企业，要促其迅速“退出市场”；既维护劳动者权益，又均衡保护各方债权人利益；对经营暂时困难、有拯救希望的破产企业，则要充分利用破产重整、和解等法律手段给其一线生机，助其“起死回生”。人民法院的这种司法活动被社会舆论称之为是“放水养鱼”。其实“为大局服务”不是一句空话，在具体处理案件时，人民法院采取“放水养鱼”，不是“竭泽而渔”的做法，尽量让企业能正常运转。否则法院查封了企业账户，工人可以暂时拿到补偿的薪水，但是企业倒了，工人也会失去工作岗位。这实际上是一个“双输”的局面。而人民法院通过调解、帮助重整，减少企业的动荡，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就可以实现企业和职工的“双赢”。

例如，在吉林省，法院在处理解决一起热力公司拖欠银行3000万元贷款的案件中，作为债权人的银行向法院提出热力公司已有2500万元现金可供执行。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这2500万元是热力公司向居民和单位收取的供暖费。如果法院马上去执行，就会造成热力公司停止供热，老百姓的利益会受到很大损害，这等于让老百姓承担了连带责任，这对老百姓是不公平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把民生、社会稳定放在重要位置，把司法公正与民生、社会稳定有机结合起来，统筹考虑。最终，在法院的调解下热力公司和银行通过协议方式，只做部分还款，这样既保护了银行的利益，又不损害热力公司正常的生产和供热，从而做到各方面都基本满意。这就是在金融危机下，法院的司法活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的具体表现。

第2篇：企业经济纠纷案件范文

关键词：法院；“三中止”；金融监管；市场退出

中图分类号：D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9-0074-04

一、金融机构行政处置程序与法院的“三中止”决定

一般来说，企业可以通过自主清算的方式，或者经由法院的强制清算以及司法破产程序来完成市场的退出。然而，一个特殊情况是，金融机构这类特殊企业在启动市场退出程序之后，往往还需要经历一道由金融监管部门主导的行政处置程序(在不同的场合也被称为行政处理或者风险处置)，其后才能终结其退市程序或者转入司法破产程序。

与金融监管部门的行政权力行使在法律授权下出现扩张的情形恰好相反，在对金融机构进行行政处置的过程中，作为争端居中裁决者的司法机关出现了主动收缩权力的现象，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我国各级法院的“三中止”通知。所谓“三中止”，又称“三暂缓”，是指根据国务院的整体部署、金融监管机构或者地方政府的请求，由最高人民法院或者地方法院通知，对以进入行政处置阶段的金融机构为被告的民事案件，尚未受理的暂缓受理，已经受理的中止审理，对以这类金融机构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则中止执行。

“三中止”措施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个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案例中就已经有了雏形。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12月21日了《关于中银信托投资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应中止执行的通知》，要求凡涉及中银信托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在接管、清理期间，各级法院应裁定中止执行。之后，法院这种“司法权力自我限制”的做法逐步扩展到民事案件的受理和审理，并在清理整顿信托投资公司和证券公司综合治理活动中得到大规模的使用。

类似我国在非司法破产程序中“三中止”措施的做法在其他国家也并不鲜见。比如，瑞士联邦银行委员会(sFBC)在关闭问题银行之后，可以向法院申请一个延期偿付(moratorium)的司法决定。而在有些国家，法律规定监管者对银行的临时接管本身就包括了延期偿付的内容，比如澳大利亚、奥地利和葡萄牙。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一旦成为问题银行的财务管理人(conservator)，它可以向法院申请最长期限为45天的未决诉讼中止(stay)命令。对于证券经纪商的处理过程中，当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SIPC)认定任何会员有对客户违约或者存在违约的危险，并且当债务人符合一定条件时，SIPC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客户保护令(protective decree)，和依据破产法提起的破产请求一样。保护令申请具有暂缓或中止任何将要或已经发生的针对债务人的司法、行政或其他诉讼，以及中止任何对债务人财产进行占有或设定利益的行为的效力。

但是。和国外通过法律的明文规定和确定的适用程序来限制司法机构的权力不同，我国的“三中止”措施长期以来处于无法可依，“师出无名”的局面，直到2006年《企业破产法》颁布之后，其中第134条规定了“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

二、“三中止”措施的现实需要与法理质疑

我国司法机关最早一次适用“三中止”措施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12月21日的《关于中银信托投资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应中止执行的通知》，之后在中农信、中银信托、中创公司、中国投资银行、广东国投等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过程中无一缺席，并在历次清理整顿城市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以及2004年证监会启动的高风险券商综合治理工作中得到大规模的集中运用。总体上来看，“三中止”措施的积极效果就是保证了金融机构能够在宽松的司法环境下进行寻求重组的机会，或者在退市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保障所有债权人的公平受偿。

在最高司法当局看来，被撤销、关闭、整顿的金融机构采取“三暂缓”的司法措施十分必要。这是由于：第一，整顿金融秩序是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工作，人民法院的民商事审判工作必须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第二，监管部门采取的撤销、关闭、整顿等行政手段是履行国家监管权力的行为，不同于行业主管部门采取的整顿措施，是国家强制力的具体体现；第三，目前。我国关于金融机构撤销、关闭、整顿、和解、国家接管、破产的法律规范尚不健全，尤其是对破产前的整顿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借鉴市场经济法制发达国家的经验，为鼓励金融机构的重组，也应该采取“三暂缓”的司法措施；第四，金融机构的特殊性决定了行政程序的进行需要给予一定的司法保护。金融机构产生的风险具有突发性，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采取有效控制防范措施；金融机构债权人众多，债权债务关系复杂。当前还普遍存在金融犯罪的问题，如果各地法院纷纷审判、执行，势必使行政清算难以顺利进行，影响整顿工作的进程。当然，在我国，司法权力所承载的政治功能使其在涉及金融系统稳定和社会安定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一定会和国家权力中枢保持一致，这也反映了司法机关追求自身现实利益的理性选择。

然而，根据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对于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申请，法律只规定了法院可以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两种情况，而并不存在“暂缓受理”这一中间状态。事实上，“三中止”措施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长期以来法院“三中止”通知时，并无确切的法律条文引用，往往是以“根据国务院有关批示精神”、“根据监管机构某某文件精神”、“为落实某某会议纪要精神”等作为通知的重要依据。不可否认，当金融机构出现危机时，监管部门对其经营活动进行某种程度的介入，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在一定条件下颁布限制债权人诉讼的司法命令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然而任何的权力行使都要以法律为准绳，如果缺乏明确的授权，就自行其事，那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债权人，还有司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尽管2006年《企业破产法》的颁布，确认了该项措施的合法性，但它仅仅是原则性地规定了“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至于“三中止”措施的具体受理法院、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审查程序、适用时间期限、监督和救济方法、适用的法律后果等等仍然付之阙如。实践中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空间几乎是无限的，换句话说，司法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它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绝金融监管部门和各级政府提出的要求，即使

其有自身的独立判断。显然，作为我国统一权力的一个功能性分支，而不是权力制衡体系的单独一极，法院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话语权其实是很有限的。

曾有人大代表在“两会”期间质疑“三暂缓”措施的合法性，认为该项措施牵涉面大、涉及金额很高，因此在全社会引发了对司法公正的质疑。当事人因无法确切获知最高法院“三中止”通知的具体内容，更无法就此提出异议，使得此类通知不透明，而且缺乏监督。而且各地法院纷纷模仿最高法院，自行公布了一批“三暂缓”企业名单，给正常的民事诉讼工作带来影响。

三、“三中止”法律制度亟需完善的若干方面

首先。哪一级的法院有权作出“三中止”的决定?实践中，除了最高法院之外，地方法院也不乏行此举动的先例。然而这有可能导致司法权力掩护之下的地方保护主义，扩大“三中止”措施的适用范围，毕竟债务人是地方的，而债权人是全国范围的，考虑到当前我国司法机关受到地方党政部门的严格制约，如果对“三中止”措施的决定权不作明确规定的话，有可能造成极为消极的后果。

还有，哪些企业可以适用“三中止”措施?除了处于行政处置程序中的金融机构之外，实践中还出现了针对正常经营的金融机构的“特惠”措施，例如在2005年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期间。作为保荐机构的证券公司根据最高院的通知也可以享受“三中止”的待遇。甚至还出现“三中止”措施的适用扩展到非金融类企业，例如在三九企业集团重组期间，作为大股东的国务院国资委特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三中止”，这一申请经最高院批准，期间自2004年11月至2005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还专门发文，要求涉及中国重型汽车集团下放地方管理企业经济纠纷案件暂不受理、中止审理和执行。2008年颁布的《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则将“三中止”的适用范围延伸到证券公司的关联公司。

法院对“三中止”申请的审查程序和标准是什么?至少到目前为止，看不出在这一问题上法院有任何的实体审查标准或者程序性规范，几乎是对于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要求不做审查，直接按照有关“精神”执行。但是在证券公司的风险处置工作中却出现了“三中止”措施启动不及时，造成证券公司的处置程序开始日到“三中止”决定之日之间存在较长的政策空档期，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目前阶段对“三中止”的审查不是基于法院的司法程序和法律标准，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了一种游离于法律框架之外政策执行甚至是政治决策。

“三中止”措施有没有适用的时间期限?法院的“三中止”决定通知即使规定了适用的截止日期，但是在实践中也是可以展期的，例如1996年人民银行在结束对中银信托的接管之后，为了便于广东发展银行对其收购工作的开展，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继续适用一年前的“三中止”通知，并得到了最高院的首肯；在信托投资公司的清理整顿过程中，也出现了人民银行应地方政府的要求而向最高院申请“三中止”措施的延期。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的金融立法对于适用时间的限制是相当严格的，例如在美国，FDIC成为问题银行的财务管理人(conservator)之后，它只能向法院申请最长期限为45天的未决诉讼中止(stay)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