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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暑假中,本人通过对我县经济发展网上资料的查阅和调查问卷的形式总结了十六以来我县农村居民消费的基本情况及变化趋势,并由此提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推动农村居民消费的措施和建议,据此做出报告。
一、农村居民消费的基本情况和变化趋势
(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演变。我县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演变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是XXXX年为消费水平缓慢增长阶段。由于这一时期前两年,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产品价格低,农民负担高。因此,进入新世纪的前三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总体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二是XX年为消费水平快速增长阶段。我市在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标准化等方面都有了较大发展,使我市的农业经济迅速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增长。
(三)消费方式的演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收入水平决定消费水平,而消费结构的变化是消费方式转变的结果,消费方式的转变反过来又促进消费结构的变化,并转化为拉动消费市场的动力。近年来农民消费方式主要有以下变化:一是由满足生活需要向追求生活质量提高转变。在食品结构上,主食消费比重下降,各种副食消费不断增加,膳食结构向营养、科学型发展。在衣着消费上,农民穿衣在成衣化的基础上,更注重时尚化。XX年人均衣着支出140.1元,同比增长35%。二是由重食物消费向物质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食物消费更多表现为生存型消费,而服务型消费更多表现为提高型和享受型消费。服务消费比重逐年上升,反映出农民消费观念的积极转变,也反映出农民消费方式的多元化。三是由自主性与市场化结合消费向更高的市场化消费转变。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消费的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金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上升。
二、扩大农民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
(一)农民收入问题。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以收入的提高为前提的。近两年,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农民的购买力提高了,对收入的预期也提高了,消费水平就明显提高,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但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的收入水平,特别是现金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因此,要进一步扩大农村消费,还要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并保持收入的稳定增长。
(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收支预期的不稳定,是农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近几年,我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养老、医疗等方面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保障体系,但这些保障体系还不完善,普及率也不高,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存钱养老、存钱防病的思想在农民中还普遍存在。另外,收支预期的不稳定,越来越高的教育投资,婚丧嫁娶的盲目攀比,也使得农民不敢贸然消费。
(三)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和消费环境欠佳是影响消费的重要环节。主要表现在:一是家庭设备、日用品等有赖于新型业态如连锁超市在农村的延伸,而目前农村商业流通组织方式落后,商品流通不畅,成本过高,商品价高质次、假冒伪劣严重等问题,不能满足农民日益提高的消费需求和适应农民消费方式的转变。二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交通、通讯、自来水等近几年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还远远落后于城镇,运行成本、运行费用高也使得农民对一些耐用消费品买得起用不起,限制了农民的消费。
三、进一步推动农村消费的措施和建议
(一)增加农民收入。从长远看,增加农民收入是推动农民消费的根本措施。要增加农民收入,既要全面贯彻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又要不断提高农民的生产经营水平。随着近几年农民增收各项政策的全面、强力出台,今后对农民增收的政策支持将进入常规阶段,对农民增收的作用也是间接的、有限的。今后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不再是由政策决定的生产积极性,而是农民生产经营水平。因此,今后农民增收的核心应转向提高农民的生产经营水平上来。
(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农村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保障体系,使更多的农民从传统的储蓄养老、家庭养老的方式中解脱出来;使更多的农民参入医疗保险,看得起病,吃得起药,降低因病致贫的风险。进一步理顺农村信贷关系,落实农村信贷政策,简化信贷手续。进一步降低学生学杂费,特别是高中、大学阶段的学杂费,使农民不致为了让孩子上学而贫困或债台高筑。
一、***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现状
近年来,***市通过生态市建设,工农业污染得到有效遏制,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已逐步完善,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正逐步开展治理。2005年~2007年,全市在39个村或集镇进行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推广无动力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11430立方米,年污水处理能力到达139万吨,为全市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启了个好头。然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仍落后于生态市建设的要求,在一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仍未被纳入村庄整体规划,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仍任重而道远。
1、污水设施改造标准过低,明污转为暗污。
虽然在新农村建设中,新建了漂亮的公厕,部分农户家中也有了简易的污水处理设施,但由于目前全市农村及集镇大部分没有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改建后的设施真正达到无害化标准者甚少。所谓的“三格式”,实际为直排式。生活污水绝大部分不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了河道或排出室外空地后任意渗入地下,少部分经化粪池简单处理后任意渗入地下,严重污染河水和井水,从明污转为暗污,致使一些河道和水塘成了天然的集污池。
2、少数铺设污水管道的集镇和农村。
一般采用雨污合流的排水体制,污水由明渠或明沟形式任意排放,而且沟渠的排水断面普遍偏小,常被垃圾堵塞,街巷污水漫流,严重影响周围环境。随着***市农村居住人口不断增加,生活污水产生量呈快速增长趋势,这已给***市的地表水环境质量带来严重的危害。“70年代淘米洗菜,80年代洗衣灌溉,90年黑致癌,新千年代熏臭无奈!”这是老百姓对河道水塘水质变化的感官评价,也是河道水塘水质逐年恶化的见证。水体的污染,使富春江流域水环境的保护雪上加霜,并直接或间接地严重威胁着工农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与健康。
3、布局不够合理,水资源浪费严重。
目前,在农村由于水资源相对丰富,节约用水的意识相对不强。而且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注重形式、应付检查者居多,治标不治本。各集镇行政村缺乏系统整体的、科学合理的规划布局,设施不到位、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冲洗厕所座便器的水都是自来水,然排出去的水却是污水。特别在一些地区,由于属于砂石土壤,极易污染地下水或下游的河道水。“世界上没有垃圾,它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世界上也没有污水,它是排错方向的财富”。生活污水原本就是最稳定的水资源和最好的有机肥源,当用水和需水量增加时,污水的产生量和可再利用量的潜力也更大。中国有句俗语“肥水不流外人田”。而今,却把这些供应最稳定的宝贵的“肥水”当作“废水”排向了河海,成了水污染的主要污染源之一。
二、***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对农村环境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要抓住建设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契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广泛应用环保节能技术,农村生活污水不仅要减量化排放、无害化处理,更要资源化利用;不仅要节约处理成本,更要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为此对新时期农村污水治理工作,提出如下建议:
1、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建设镇村污水处理设施
商务部研究院4月22日《2012年消费市场发展报告》,对全年消费市场走势和扩大消费政策走向给出基本判断,认为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将超越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而今年扩大消费政策的总基调将是保持原有政策的连续性。
报告认为,2012年,消费将在近10年首次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消费增长将保持在较快区间。尽管今年消费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有所减弱,但物价回落、预期中的利率下调会对消费增长产生利好,总消费增长将延续2011年消费同比增速回落趋势,达15%左右。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关系看,在2011年消费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仅比投资低2.6个百分点的基础上,“三驾马车”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将延续上年发展势头,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将超越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将初步形成。
报告认为,尽管近年来我国扩大消费的政策向农村倾斜,而且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速快于城镇,但是2012年城镇的消费增长速度仍将高于农村。主要原因在于,2011年,城镇与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下降到3.13倍,但是消费差距却变化不大;城市化将导致城镇消费者人数多于农村,截至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占比达到51.27%。
报告认为,2012年,我国总消费增速将在上年增速回落的基础上进一步减速,要实现“稳增长、稳物价”的双重目标,必须保持消费的增长态势不变。但是考虑到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影响,预计今年扩大消费政策基调将是保持原有扩大消费政策的连续性。既要保持消费支持对象的连续性,对即将到期的扩大消费政策,要及时制定相应的接续和替代政策,避免对消费增长动力釜底抽薪;又要保持便利消费政策的连续性,为城乡居民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今年在保持扩大消费政策连续性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政策创新空间。可能的政策创新空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的扩大消费政策不会像以往那样广谱性地支持某类产品,可能会对支持对象加以约束。可能对政策支持对象加入绿色、节能环保等约束指标,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形成;也可能对支持对象加入自主品牌的约束指标,引导形成喜爱自主品牌、以消费自主品牌为荣的消费文化。二是扩大消费政策可能扩展支持的行业范围。顺应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将家具、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以及家政、养老、大众餐饮等服务消费纳入到扩大消费政策的支持范围。
【关键词】城乡居民 消费支出 文化消费
一、引言
文化产业是我国的新兴产业。
同志在十报告中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他特别指出,要将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作为文化产业链上的最终环节和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文化产品消费对于拉动文化生产、提高国民素质和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今之世界,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知识不断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偏低水平的文化消费,结构失衡的文化消费,就意味着可能在国际竞争中落后,甚至被淘汰。
二、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分析
三、城乡居民文化消费与消费支出的线性关系分析
(2)对预测模型进行检验。
四、上述现象的原因分析
出现上述现象最重要的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所造成的,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消费率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的,所以收入水平愈高的群体,其消费率就愈低。文化消费与收入的发展速度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有效带动了文化消费的快速发展。文化消费按照马斯诺需要层次划分,文化消费早已超出了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主要是在生理需求以外寻求精神依托,属于较高层次需求。农村居民收入比城镇居民低,而且农村居民食品类支出过大,占到总支出的37%,他们必须在在满足生理需求的情况下追求精神需求。
此外,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还存在着文化教育水平的差距,一般文化消费科分为日常文化消费和娱乐性文化消费,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受访者在文化消费活动的花费存在差距,其中日常文化消费支出的差距较小,社会文化消费支出的差距较大,支出呈阶梯状分布。有些文化产品是具有针对性,学历越高的群体,其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范围就越广。
五、促进文化消费的政策建议
(1)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增加收入是现阶段实现居民文化消费提高的根本措施。实现收入的增长就要建立城乡居民收入的正常增长机制,保证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的持续稳定增加。降低中低收入居民的文化消费成本,提高他们文化消费的积极性,降低居民的基本物质生活成本,在保证满足物质需要的情况下,去提高自己的提高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2)鼓励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使城乡文化消费趋于一致。在政策上对农村予以倾斜,制定与农村现状相适宜的文化消费发展战略,加大对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开发针对性的文化消费品,找准农村消费趣向。适当减免农村文化用品和服务的税费或给予补贴,提高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积极性。
(3)丰富文化产品供给,满足人们各种文化消费需求。一个地区不同文化程度居民其消费结构有较大差异,准确了解这种差异,可以为政府制定消费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和企业进市场开发、市场选择提供依据。随着国家和行业的变化,应该鼓励文化企业应该不断追求创新,丰富文化产品种类,提供多元化、个性化、分众化的文化用品和服务,满足不同收入层次、不同文化层次和不同地区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
(4)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加强消费环境建设。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居民消费存在着很多后顾之忧。通过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建立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险体系,消除人们的顾虑心理,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农村在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消费环境建设方面存在滞后现象,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品的欲望造成很大的影响。制定相关政策维护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加强消费投诉纠纷的处理工作,切实改善农村文化市场环境,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李晓春.数理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李付庆.消费者行为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麦肯锡公司今年的调查覆盖了农村地区,调查显示,尽管互联网在三四线城市和农村普及率较低,但这些地区的大部分消费者和城市消费者一样都是活跃的网购用户,而且他们更享受网购。
麦肯锡本次调研访谈了超过6000名中国互联网用户,覆盖了中国一至四线城市以及广大农村地区共计约6.3亿的用户,对其数字和意愿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挖掘。
本次调研主要针对6种数字行为进行分析,一是通讯和移动;二是社交网络,像微信,像新浪微博都有覆盖;三是游戏;四是在线视频;五是叫电子商务,六是O2O。
移动端成消费主战场
“没想到,连路边的修鞋摊和杂货铺都能用‘扫一扫’支付了。”最近的购物经历让北京的王女士感慨消费方式的变化。
如今,移动端已成为消费的重要方式。以2015年“双11”为例,阿里巴巴数据显示,移动端交易贡献占比达到68%,远高于2014年的45%。苏宁移动端销售同比增长也近七成。
工信部直属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顾问2015年11月预测称,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突破8.75亿,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信息消费已成为创新最活跃的领域。
目前,网络提速降费正在推进,三大电信运营商基本完成固定宽带资费下调。随着4G的普及,未来,移动互联网将进一步开掘消费的蓝海。
海淘购物触角伸向全球
从过去一小部分人选择代购,到现在全民“海淘热”,跨境电商的发展让国人的购物“触角”越伸越长。
2015年的“双11”成为引爆全年“海淘”的关键点。阿里巴巴数据显示,超过3000万的消费者购买了国际品牌的商品,10个海外商家和品牌预售额破千万。进口母婴用品、进口牛奶、进口美妆整体创下成交新纪录。
这股消费冲击波甚至震撼了国外的电商巨头。亚马逊将“黑色星期五”的时间由过去的2天延长到18天,易贝也积极加入“双11”的促销之中。
2015年以来,关于促进跨境电商的政策“红包”不断。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稳步推进……商务部预测,2016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额将达6.5万亿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自贸区及投资协定谈判。“一带一路”战略也在稳步推进,加上多部委联合推出促跨境电商发展的新举措,相信未来“海淘”的范围会更大,海外购也会更加方便快捷。
服务消费拉动消费升级主力
出门用打车软件、吃饭用“饿了吗”APP订餐、网上团购电影票、手机预约健身和教育培训课程……“新消费时代”来临,服务消费迅猛崛起。
这也成为2015年“双11”购物的一大特征。在天猫,5000份宝马4S保养套餐不到2分钟被抢购一空;在苏宁,理财产品15分钟销售破亿元,苏宁影视众筹筹集资金达6835万元。
201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生活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重点发展居民和家庭、健康、养老、旅游、体育、文化、法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教育培训等10个领域的发展。
服务业正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随着可支配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消费者用于健身、兴趣培养、境外游、家政服务等方面的支出增多。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加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以及互联网与消费的深度融合,未来服务消费的种类将更加丰富,体验将更加优化。
智能绿色消费刮起高品质消费风
2015年,智能、绿色消费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关键词。
在不少大型超市,用手机对准蔬菜或肉类价签上的二维码扫一扫,便会显示商品的追溯码、来源地、品牌、零售环节等一系列信息,实现商品全产业链的追溯和查证。
“双11”开始后仅6分28秒,魅族天猫旗舰店销售额就宣布突破1亿元。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消费市场,根据研究机构国际数据公司(IDC)日前的最新报告,2016年中国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可能超过4.5亿部。
IDC的报告显示,智能手表将会推动全球可穿戴设备发货量的增长。到2019年,可穿戴设备发货量将达到2.146亿件,以后还会有更多新的可穿戴设备种类。
新能源汽车也销量大增。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15年1-10月,中国整体汽车销量同比增长1.5%,达到1927.81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分别增长2.7倍和2.9倍。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着力扩大居民消费,引导消费朝着智能、绿色、健康、安全方向转变。随着消费者对消费品质的追求提升,可以预见,未来信息类产品、智能可穿戴设备销量继续攀升,绿色消费理念深入人心,带动相关产品销量大涨。
农村电商开拓消费新蓝海
2015年“双11”期间,浙江省平阳县中镇村的村民通过网购,买了一台价值50多万元的保时捷车,成为“双11”“村淘”最大一单。
农村市场,正成为挖掘中国消费潜力的“新蓝海”。阿里、京东、苏宁等国内电商巨头开始加速向农村扩张。其中,阿里于2014年底推出“千县万村”计划,计划在3至5年内投资100亿元,建立1000个县级运营中心和10万个村级服务站,深挖农村消费市场。
同样的认识对于解决与之相联系的内需不足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扩大内需涉及的是民众的消费行为,但在以往的讨论和政策制定中,几乎很少考虑到民众与民众是不同的,他们是分属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他们的经济状况与消费逻辑可能全然不同。因此,在新一轮促进内需的政策出台之际,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非常必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促进内需的扩大,不仅需要经济政策,同时也需要社会政策。
这里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指社会的阶层结构。社会中的阶层结构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方法,这主要取决于划分阶层的目的是要解释什么问题。就这里所讨论的问题而言,上层、中层、下层或一般民众这样最简单的三分法也许就足够了。
首先来看上层,即通常所说的富人。一般来说,富人的消费系数要低于穷人,因为其有限的需求与巨额的收入相比往往不成比例。而且,一个社会中收入和财富越是集中,贫富差距越大,富人的消费系数就可能越低。在目前我国较大贫富差距的背景下,富人的需求处于相对饱和状态,是导致内需疲软的一个直接因素。因此,刺激上层社会的消费,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说富人的需求相对饱和,意思是基本需求的消费处于饱和状态,但非基本需求的消费却是弹性的,不可能真正达到饱和。因此,谈到富人消费,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就是奢侈品的消费。应当看到,奢侈品消费是社会中正当消费的一部分。有时,奢侈品的消费甚至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独特的作用。如桑巴特就特别强调了新兴商人的奢侈性消费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形成的巨大推动作用。最近高盛完成的一份关于中国奢侈品市场的研究报告表明,2004年中国奢侈品消费额已经达到60亿美元,在全球奢侈品消费中的份额已增长至12%。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报告称,在未来4年中,中国奢侈品消费需求将达到每年约25%的复合年增长率,在2008年将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9%;在2015年将占29%,并超过日本的28%。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奢侈品消费能够真正利国利民。这至少涉及到这样几个问题:第一,目前中国社会上层所消费的奢侈品,主要来自进口,对国内相关产业拉动作用并不大;第二,有关奢侈性消费的税收制度并不完善,因此奢侈品消费本应起到的财富转移的作用无法发挥;第三,如何使奢侈性消费不走向畸形,还需要完善制度上的安排。
其次是中产阶层的消费。中产阶层无疑是扩大内需潜力最大的群体。尽管目前对中国中产阶层规模和成长速度的估计有很大的分歧,但在快速经济增长时期,中产阶层的迅速扩张是必然的。在发达国家,巨大的消费能力实际上主要是由中产阶层来支撑的。在我国,中产阶层也开始成为在市场中越来越受重视的一个消费主体。
要使中产阶层成为消费的主要群体,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问题。按现在最乐观的估计,目前我国中产阶层的人数也仅占总人口的20%。实际上,这里使用的标准是很低的,是将城市中除困难群体之外的居民几乎全部计入中产阶层。按照稍高点的标准,其占总人口的比重要小得多,而且可能最主要的还是不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产阶层发育比较缓慢的原因之一,是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过于不均衡,上层挤占了中层发育的空间。要将经济发展模式转换到以内需为基础上来,调整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结构,促进中产阶层的发育,是必然的要求。
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在近些年来的教育、医疗产业化和房地产泡沫中,规模很有限的中产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也生活压力沉重,甚至负债累累。这两年流行的诸如“负翁”、“负债一族”、“负产阶级”等说法,主要指的就是这些人。在国外,中产阶层的含义之一是安居乐业。这也是其能够成为消费主体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为中产阶层创造安居乐业的条件,是启动这个阶层的内需所必要的。而对于损害这种状态的政策出台,应当慎之又慎。比如正在酝酿的物业税就是如此。在一些大中城市中,部分中产阶层拥有两套住房,是一个事实。但在社会保障严重缺位,职业稳定性又很差的背景下,中产阶层的第二套住房有点类似于农民的土地,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障措施。如果依据国外惯例对其征收高额物业税,必然会严重打击其生活稳定感。
当然扩大内需涉及的最广大的群体是一般民众,包括社会的下层。而一般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在消费上遇到的问题则与上述两个群体相当不同。这部分人尽管人数众多,但其收入和存款都并不多,即使是有限的存款,也主要是应急钱和保命钱。对于他们的储蓄,要特别谨慎,不能轻易采取赶储蓄出笼的措施。
应当承认,我们过去的扩大内需的措施,往往对这部分人造成伤害。因为过去刺激内需的一个常用手段就是提高物价,特别是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这一轮刺激内需的政策,尤其是资源和公共物品价格的上涨,实际上已经在开始对这部分人的生活造成影响。所以,对用通货膨胀的方式刺激内需,一定要特别谨慎。虽然这种方式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从长远来说,则会通过打击民众的安全感而抑制需求。
对于一般民众和下层人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增加其当期收入。这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扩大就业;二是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和收入,增强对未来的信心。同时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护其储蓄稳定以及对于未来的预期。鉴于这方面已有许多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关键词: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农村居民消费
中图分类号:F303.1;F014.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3.02.010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 第26卷 第2期 孙春燕: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定量研究
一、引 言
《199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把基础设施中的“经济性基础设施”界定为“永久性的工程构筑、设备、设施和它们所提供的为居民所用和用于经济生产的服务。这些基础设施包括公用事业、公共工程以及交通设施”。该报告将“经济基础设施”之外的基础设施定义为“社会基础设施”,通常包括文教、医疗保健等方面\[1\]。本文中的基础设施包含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
在定量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对消费影响的文章中,计量模型的变量较为单一,通常为基础设施投资流量或存量水平\[23\]。本文在变量的选取上更为全面,除了考虑到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变量收入外,还引入了反映产业结构、社会保障投入及人口结构的控制变量。再者,大多数的文献仅局限于测度基础设施投资对总体消费水平的影响,而未进一步分析基础设施总体或其结构对消费结构所造成的细微影响,且目前研究基础设施或其他变量对农村各类消费的影响时,都将农村居民的各项消费看成是独立的,这会导致偏离实际的结论。各项消费支出决策都是以家庭为单位作出的,因而各项消费之间并非独立。本文充分考虑到各项消费之间的联系,采用似无相关(SUR)回归模型来研究农村各类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居民各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各消费方程的干扰项包含了影响家庭作出决策的共同因素,例如消费习惯和观念等等,这样得出的结论更具说服力。
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定量影响
(一)研究方法简述
似无关回归(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SUR)也叫Zeller方法,它是Zeller于1962年提出的一种系统估计方法\[4\]。SUR的含义是每个方程的回归参数可以不一样,单个方程的回归看起来彼此不相关,但实际上它们通过随机项的相关而彼此联系,这些不同方程的随机项同期相关,不同期不相关,即:E(μi,t1,μj,t2)=σij(t1=t2)
0(t1≠t2) (i≠j)
σ2i (i=j) 此外,对于每个方程而言,其随机误差项满足经典回归模型的所有基本假定,即零均值、等方差、无自相关,且与解释变量不相关。满足以上条件的模型称为SUR模型,即单个方程满足经典回归模型的基本假设,但不同方程通过随机项联系在一起。对于似无相关估计,有如下两个结论:当随机项之间的相关性越强,则SUR方法带来的功效提高越大;X矩阵之间的相关性越小,使用SUR方法带来的功效提高就越大\[5\]。
(二)模型的建立及变量的解释
消费结构反映了居民在各个消费项目上的支出水平和比例,《中国统计年鉴》将居民消费支出分为类: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居住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交通和通讯支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和其他支出。近些年农村衣着支出占居民总体支出的比重稳定在5%左右,且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其他支出包括的内容较为模糊,因而这两类消费支出将不作为本文考察对象。
各类统计年鉴并未直接统计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数据,本文选用与基础设施相关行业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加总额来近似地反映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额,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这些行业包括: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2000年、2001年、2002年的行业分类口径与2003年-2010年不同,2000年基础设施投资额为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文化教育事业及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固定资产投资加总额,2001年和2002年基础设施投资额为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地质勘探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及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加总额。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所占比重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构建SUR模型时将其舍弃。
为了准确测量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有必要构建合理的控制变量组。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关键变量,首先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生命周期假说指出,边际消费倾向受社会中人口结构的影响,以下模型中以乡村人口总抚养比指标来控制农村地区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对一个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使用乡镇企业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比重来控制农村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理论界已经就社会保障的消费效应达成共识,因此将社会保障投入也纳入计量回归模型中。农村人均社会保障指标为农村社会救济费、自然灾害救济费及农村医疗救助三个部分的加和数值再除以乡村人口数。以上各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乡镇企业年鉴》、《中国乡镇企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年鉴》及《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等。
最后,为了分析各变量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额对消费的实际影响,有必要剔除物价波动所造成的影响,本文根据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以2000年为基期,对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农村人均基础设施投资额、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人均社会保障投入指标进行了价格平减。由于数据缺失严重及四大直辖市农村问题不具备典型的代表性,本文剔除了、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五个地区,仅采用26个省份2000年-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相关实证分析。
(三)估计结果与分析
分别以食品支出、居住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交通和通信支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以上分析的各变量全部加入SUR模型中的每个回归方程,运用Stata12.0软件并将回归结果中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剔除,得到如下的联系方程模型:
Spcit=a1+b1Srit+c1Dlssit+d1Slssit+
e1Wyssit+f1Cyjgit+g1Shbzit+i1Fybit+εit1
Jzcit=a2+b2Srit+c2Jtssit+d2Slssit+
e2Wyssit+f2Cyjgit+g2Shbzit+i2Fybit+εit2
Jtcit=a3+b3Srit+c3Jtssit+d3Slssit+
e3Wsssit+f3Cyjgit+g3Shbzit+i3Fybit+εit3
Wjylcit=a4+b4Srit+c4Slssit+d4Jyssit+
e4Cyjgit+f4Fybit+εit4
Ylcit=a5+b5Srit+c5Jtssit+d5Slssit+
e5Wsssit+f5Cyjgit+g5Shbzit+i5Fybit+εit5
Jtsbcit=a6+b6Srit+c6Dlssit+d6Jtssit+
e6Slssit+f6Wsssit+g6Cyjgit+i6Fybit+εit6
式中:Srit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Dlssit为农村地区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Jtssit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Slssit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Jyssit为教育的固定资产投资额;Wsssit为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Wyssit为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Cyjgit为农村产业结构;Shbzit为农村人均社会保障投入;Fybit为农村地区的总抚养比。
显示除了医疗消费支出方程的R2未达到50%外,其他五个方程的拟合度都在80%左右,这表明以上方程中各变量相对较好地解释了农村居民各类消费支出的变化情况。
2003年-2010年Wyssit包括农村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2000年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相关的行业包括文化教育事业、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文化教育事业投资中教育所占比重更大,因此将文化教育事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归入教育固定资产投资额,而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中卫生社会福利事业所占份额较大,因而将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Wsssit的变量值。2001年及2002年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相关的行业包括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同样因为两个行业中卫生福利业和教育的投资额占主体地位,因而其投资额分别被归到Wsssit和Jyssit变量中。正是由于这种统计口径的变化,使Wyssit的变量的样本值可能出现一定的偏差,因而其在回归方程(1)、(2)和(5)中的符号为负,且在回归方程(3)、(4)、(6)中并不显著。以下对单个方程的分析将不再讨论Wyssit变量的影响。
在回归方程(1)中,电力和水利基础设施对食品消费支出具有正向影响,且电力基础设施在5%的水平上显著。投资农村电力基础设施将使农民的用电问题得到更好解决,与食品相关的电冰箱、微波炉、豆浆机等家用电器消费量将会上涨,从而带动食品的消费。水利基础设施变量前的符号除了在回归方程(4)、(5)中为负外,在方程(1)、(2)、(3)、(6)中的回归符号均为正。水利基础设施的供给水平和质量直接关系到农业的抗灾能力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因而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有着重要的影响。水利基础设施投资额的增加,将促进农业产量的增加,从而有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进而提高农村居民在食品、居住、交通等方面的支出水平。
在回归方程(2)中,交通和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会促进农村居民居住支出的增加。交通基础设施和水利基础设施投入每增加一单位,农民居住支出将分别增加0.123 922 8元和0.335 180 7元。
在回归方程(3)中,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的完善将会明显促进农村居民在交通通信方面的支出,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一单位,农村居民交通和通讯消费支出将增加0.197 181 6元。
在回归方程(4)中,教育基础设施投资抑制农村居民在文教娱乐方面的支出,这可能与教育的公共投入与私人投入之间的替代关系有关。教育支出是农村居民较为重要的一类支出,教育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反映了社会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大,从而替代了农民部分教育支出。例如,免除小学生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将极大地减轻农村家庭的负担。
在回归方程(5)中,交通和卫生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将促进农民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便利发达的交通网络将促进农村地区信息的传播,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将下降。道路里程的增加和道路状况的改善将方便农民外出打工,但农民工在城市容易感染各种疾病,在农民工医疗保障尚不健全的背景下,医疗保健支出也会随之上涨。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得出:农村除少量基础设施投资对消费具有抑制作用外,大部分基础设施对于消费仍具有较明显的拉动作用,且对消费具有抑制作用的基础设施大多为社会基础设施。出现基础设施投资挤出消费的原因可能在于社会基础设施的投入与农村居民的投入,尤其是农村居民发展型消费中的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等等,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替代性。
收入在各个方程中的显著性水平均很高,且对消费均具有正向影响。社会保障变量在所有回归方程中的符号均为正,这说明农村社会保障投入仍不足,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意义重大。虽然农村人均社会保障变量在各个方程中的显著性水平并不高,但因其为控制变量而非关键变量,并不会对整个模型的回归估计效果造成太大的影响。抚养比对农村消费的影响方向尚不确定,这与之前的研究相符。不同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抚养比越高,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具有较显著的负向影响\[6\];与大部分的研究不同,宫旭等得出农村抚养比与消费呈同向变化\[7\]。
三、政策建议
要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扩大内需,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于农业的直接补贴,还要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补助。
(一)发展农村基础设施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公共品的经济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政治边界\[8\],这就意味着基础设施的“空间范围”或者是“受益范围”应该与其供给主体相匹配。对于受益范围特别大且不局限在地方的基础设施,如教育等,可主要由中央政府供给,而对于受益范围仅局限于某一地域的基础设施,例如水利设施等,则可以由村集体和个人共同承担,尤其可以利用现在农村“一事一议”的方式,来实现相关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
(二)建立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战略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不可搞“一刀切”,要分层次分地区逐步合理进行。要首先建设对农村居民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基础设施,例如,农村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供水和供电能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往往存在较大的供求缺口,因此资金要重点投向这些领域。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直接关乎农村的消费水平,从而对整个农村地区乃至国家的经济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农村基础设施往往与一个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基础设施的建设也相对完善。我国东部与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为了体现公平,政府有必要加大对于中西部的财政补贴。
\[参考文献\]
\[1\] 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13.
\[2\] 孙虹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消费需求的增长:基于1978-2009年经验数据的实证\[J\].消费经济,2011(5):3336.
\[3\] 刘伦武. 农村基础设施发展与农村消费增长的相互关系:一个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1):7781.
\[4\] Zeller Z.An Efficient Method of Estimating Seeming Unrelated Regressions and Tests for Aggregation Bias\[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1962,57:348368.
\[5\] 胡再勇.计量经济学原理及应用\[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
\[6\] 陈 冲.人口结构变动与农村居民消费:基于生命周期假说理论\[J\].农业技术经济,2011(4):2532.
《2009中国农村家电消费调查报告》中指出,有39.2%的农村消费者没有听说过家电下乡政策,35.6%的消费者对具体细节不清楚,28.8%的消费者不知道具体补贴的产品品类。在知晓补贴政策的消费群体中,只有33.9%知道正确的补贴方式。
信息不畅给家电下乡的顺利实施造成多种障碍。打好家电下乡的“信息战”已经迫在眉睫。
澳柯玛大篷车“信息战”新战术
那么,该如何打好这场家电下乡的“信息战”呢?据了解,农村消费者获得家电下乡信息的主要渠道是“看电视广告”与“口碑相传”。而国内知名家电企业澳柯玛开展的大篷车活动,为农民获得家电下乡信息开辟了第三条渠道,为家电下乡“信息战“引入了新战术。
澳柯玛通过与农民的全面接触,了解到家电下乡“信息战”最有效的战术,就是把家电下乡的政策资料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并设专人进村“面对面”地进行宣传讲解,同时演示产品的功能与操作方法。从4月份开始,澳柯玛便组织了专职的大篷车家电下乡宣传队,利用农村集市这一有效宣传平台,以宣传单、实物展览、现场讲解等农民易懂、易接受的形式,向农村消费者详细介绍家电下乡政策和如何识别、选购家电下乡产品,并耐心地解答农民提出的关于家电下乡政策、产品、服务等的一系列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普及了家电下乡补贴兑现知识,《家电下乡操作细则》一经,澳柯玛立刻通过大篷车,迅速地将简化的“家电下乡补贴审核兑付程序”传达给农村消费者,让农民在第一时间就详细地了解这一惠农新举措,有效缓解了因农村消费者不了解“补贴兑现”而造成的家电下乡补贴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