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综述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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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外国文学研究综述范文

1.1 组织绩效水平与高管继任

Dalton对“高管继任”和“企业绩效”之间关联性进行论证，结果发现：在绩效水平较低的企业中，高管变更发生的概率较大，此结果也说明了企业绩效对企业高管变更决策有重要影响。此外，Laker从委托-理论视角出发，认为企业与高管之间是委托关系，但是由于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人（高管）的经营行为具有“不透明”性，所以委托人（企业）需要投入监督成本来防止高管的“偷懒”行为，或者将高管的利益与企业利益挂钩来规避高管的负向产出行为。如企业一般以企业经营绩效的水平来衡量高管的努力程度，即将高管利益与企业绩效之间挂钩。

1.2 公司治理结构与高管继任

1.2.1 股权结构与高管继任

Brunnello以意大利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股权结构中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管继任之间关系并不是显著，而笔者认为这种关系的不显著主要与样本量相关。当高管占有企业大部分股权时，高管变更或继任的概率较低。此后，Volpin和Denis两位学者都以不同国家的数据为基础进行了相关研究，结果也表明了“高管继任的概率，与其对业绩敏感性，以及与高管的持股比重之间存在一种负相关关系”①。

1.2.2 董事会结构与高管继任

Jensen认为董事会规模越大，董事会中董事发生“道德风险”的概率增大，也就是“委托-”的问题也会增多，例如董事会决策的“搭便车”问题，决策效率自然降低。一旦高管成为大股东，董事会决策也可能会成为高管自身决策，董事会的权限会由高管掌握，并且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摆设，也就不可能有效监督高管的行为。对此，Fama认为企业决策效率还跟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比重有关，外部董事由于不会与企业内部经理人之间存在“合谋”的可能性，在决策方面更具有效率，他们更加关注企业高管在经理人市场中声誉，更加关注高管对企业股票价格上升的贡献。

1.2.3 市场环境、控制权市场与高管继任

Defond使用了美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不同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差异导致高管继任频率和模式的差异，越是在竞争程度的高企业中，高管继任发生频率越高，因为企业关注并不仅仅是关注企业绩效提升，也关注与其他企业绩效之间差距，一旦这种差距超出了预期，企业可能就会选择能力更强的高管来替代现任高管（与“替罪羊”假说观点一致）。Manne认为通过这种方式，企业获得的“公司控制权”可以带来意外的收益，可以为新企业注入优质管理队伍而获得收益，也可以为股东分配新的股权，并可以为母企的管理效率带来提升。Conyan认为高管的年龄与企业的高管继任决策之间存在关联性，年龄越长，高管越有权力影响董事会决策，则强制继任的概率较大，反之相反。

2 高管继任模式的相关研究

2.1 高管继任模式

高管继任来源是指当企业需要解聘现任高管时考虑的替代者是来自企业内部，还是选择外部（或者同一个产业领域，还是不同产业领域）等。Shen（2002）②认为企业选择高管继任者有三种渠道：一是企业内部类似岗位继任者；二是企业内部岗位下属岗位；三是外部继任者。而Rajagopalan（2003）③认为企业的高管继任模式主要有：既定高管继任、非既定高管继任和外部继任三种。

2.2 高管继任来源影响因素

2.2.1 经营业绩

企业什么情况下最容易发生高管变更呢？很多学者的研究证实了当企业经营绩效处于困境时，他们极易实施高管继任决策。当处于绩效困境的企业现任高管来自企业内部时，董事会则更倾向于选择外部继任者，因为可以带来企业战略的变化，带来更多的创新之举④。当企业经营业绩达不到董事会预期时（如董事会对未来绩效提升有更高的预期），董事会考虑实施高管继任政策。由于内部继任者往往与现任高管之间存在着种种显性或隐形联系，内部继任之后的绩效提升空间也较小。所以选择外部高管成为董事会的最优选择，外部继任者可以带来变革，企业绩效改善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大。不仅如此，股东们的收益都是来源于企业的经营绩效，一旦绩效水平下降，他们会怀疑现任高管的能力，也会对高管所带领的团队有所怀疑⑤，并且认为内部继任者也无法改变这一现状（因为内部继任者往往来自现任高管团队），这些都表示了企业选择外部候选人来继任高管的概率较大⑥。

2.2.2 企业规模

Furtado就认为企业在内部培养一个高管继任者需要一定的成本，且需要产品市场规模的支持。当企业经营规模或人员规模下降时，企业负担各种形式的成本压力会增大，此时从外部招聘高管的成本低于内部培养，继而使得企业倾向于选择外部继任。Dalton对此也表示赞同，他认为与规模较大的企业相比，规模较小的企业一般都是选择外部人来继任现任高管的，因为这种继任成本远远低于内部培养继任。

2.2.3 董事会工作经历

对此，Helmich认为石油企业中董事会成员数量与企业高管继任模式相关，且与外部继任高管数量及其在总数中比例有直接关联⑦。Borkhovich则将董事会中董事分为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两种，认为外部董事占的比重越高，企业的外部高管继任概率越大，并且概率随着比重增加而提高⑧。

3 高管继任的结果产出研究

3.1 结果之一：战略调整或变革

战略是现代企业持续生存的关键，经营管理者（包括高管）的职责主要是制定和执行与企业特征相匹配的战略，让企业在竞争中受益。一旦企业陷入困境，董事们会寄希望于下一任高管的管理和经营，期望他们能够调整或变革现有的发展战略来以提升企业绩效。一般情况下，高管继任后企业的经营战略会发生调整或变革，或为销售战略、财务战略和生产战略等，此类调整或变革会直接带来组织架构调整，让企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模式⑨。Miller对内部继任和外部继任两种模式进行研究，发现外部继任更能够给企业带来变化，尤其是战略的变化更为明显。

3.2 结果之二：高管团队晋格

高管的能力不能够通过他一人体现，一般情况下，他的各种经营和管理是由他所带领的团队共同来实现的。企业的高管继任事件往往伴随着大量的高管队伍的升级或被替代。这种替代在外部继任事件上更为明显，因为内部继任往往是高管一人的替换。一旦企业选择外部继任高管，原有的高管团队可能会发生三种形式的变化：一是解除前任高管团队中对新战略有“反对之意”的个体或群体，组建凝聚力高的新团队；二是用新的战略来俘获原有高管团队的成员，让他们尽心投入到新战略的执行过程中；三是从外部引入新成员组建新的高管团队⑩。

3.3 结果之三：绩效改进

学术界关于继任高管对企业绩效是否有改进之处观点也存在差异，不同学者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总体来说有三种：“改进论”、“消极论”和“平行论”。Helimich支持第一种观点，他认为“企业的高管继任事件是对原绩效一种改进，继任之后的企业股票市场表现较好，经营绩效得到明显改善”。所以，当企业绩效处于较低状态时，通过高管变更来提升绩效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且可以被大多数企业采用。与第一种观点相比，“消极论”则认为企业进行高管继任是对企业现有运作体制一种打击，每一次的继任可能会导致企业绩效的下降，例如组织架构和人员的调整等都会带来企业经营市场上低状态表现。

注释：

①Hambrick，D.C.，和 Mason，P.A.Upper Echelons：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9（2）.

②Shen， W.，和 Cannella，J. A. A. Power dynamics within top management and their impacts on CEO dismissal followed by inside success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2）.

③Greiner， L.，Cummings，T.，Bhambri，A.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4-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 Organization Dynamics （winter）， 2002.

④Hambrick， D.C.，和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2）.

⑤Boeker，W.，Goodstein，J.Performance and Successor Choic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Governance and Ownership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3（36）

⑥Zajac，E.J.CEO selection， succession， compens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A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0，11（3）.

⑦Greiner， L.， Cummings， T.， 和 Bhambri， A. 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 4- 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Organization Dynamics（Winter），2002.

⑧Hannan， M. T.， 和 Freeman，J.Structural Inertial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s[J].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1984（29）.

第2篇：外国文学研究综述范文

关键词：雌雄同体 失衡 自我身份危机

一、引言

《》是美国现实主义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以女性为题材的短篇佳作，小说情节简单，寓意深刻。本文将从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雌雄同体”观出发，对伊莉莎面临的自我身份危机进行解读。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提出“雌雄同体”构想――同一人身上既有男性气质，又有女性气质，而且最完美的境况就是这两种气质和谐相处。《》中，伊莉莎身上虽然既有男性气质，又有女性气质，但两种气质处于一种严重失衡的状态，无法达到和谐相处的境况，因而导致她面临着自我身份危机。

二、强烈的男性气质

斯坦贝克从一开始就将伊莉莎描写成为一个具有男性气质的农妇形象。在对其外貌描写中，他用了“坚毅”、“男式的黑帽子”、“粗笨的鞋子”等突显男性气质的词语。在其劳动描写中，她拿剪刀的样子都“那么有力”，让杆显得“纤细柔弱”，她会用 “犀利无比”的手指消灭害虫，象征着女性气质的“一绺乌发”会被她抹开。在其语言描写中，她态度强硬，果断坚决，“我告诉过你我没有什么要修的东西”，被连续拒绝的补锅匠顿时痛苦，“就连声音也变得呜咽了”，但她仍旧拒绝，“我没什么东西好让你修”。反映出伊莉莎具有强烈的男性气质，缺乏女性应有的同情心。

在被补锅匠欺骗前，她身上的男性气质明显高于女性气质，她的长相“坚毅”，穿着似男人，言语果断绝情，缺乏同情心，男性气质强烈，女性气质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三、释放的女性气质

在补锅匠编造谎言之前，伊莉莎身上的女性气质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在意识到补锅匠注意到自己栽种的后，“伊莉莎脸上的恼怒和拒绝缓和了”。而当补锅匠编造老太太需要种的谎言时，不知情的伊莉莎变得“热切起来”，这与之前果断拒绝的男性气质相反。而且当补锅匠进一步夸赞伊莉莎的非常漂亮时，伊莉莎拉下男式帽子，“乌黑漂亮的头发散了开来”，被压抑的女性气质释放出来。与此同时，她的同情心被激发出来，去屋后的罐子堆里找了两个铝炖锅，让补锅匠修理。补锅匠走后，伊莉莎将代表男性气质的脏衣服扔掉，不断注视自己身体的行为暗示伊莉莎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女性美，并进一步把自己的女性气质显现出来，新内衣、精致长袜、裙子、梳头发、描眉、涂口红，这些行为将伊莉莎作为一个女性所特有的女性气质完全释放出来。

四、失衡的男女气质

伊莉莎在补锅匠的刺激下，把自己的女性气质全部释放出来。但这没有得到亨利的肯定，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伊莉莎的女性气质，并用“强壮”等代表男性气质的词来形容她。被丈夫否定的伊莉莎，转而也否定自己的女性气质，她认为“我很强壮”，“我以前从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结实”。她又带上了代表男性气质的帽子，同丈夫亨利前往克民诺斯酒店吃饭，在途中发现被补锅匠丢弃的代表女性气质的，身上的女性气质再次被否定，年仅35岁的她像一位老太太一样轻轻啜泣，这也暗示了伊莉莎身上的女性气质处于消亡状态。

“在女性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宜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在伊莉莎的身上，男性气质明显高于女性气质，严重失衡的两种气质让伊莉莎面临自我身份危机。

五、总结

从伍尔夫的“雌雄同体”观出发，我们不难发现，伊莉莎身上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一直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男性气质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女性气质慢慢处于消亡状态。正是因为这两种气质不平衡，才导致伊莉莎面临着自我身份危机，身为一名女性，但是自己一直压抑身上的女性气质，而丈夫亨利又否定她身上的女性气质，只看到了她身上的男性气质。也正是男人的无法理解与自己的压抑让她面临自我身份危机。

参考文献

[1] 苏索才.约翰・斯坦贝克其人其作[J].外国文学，1996（1）.

[2] 赵金昭，吴少珉.外国文学作品选[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

[3] 张磷，冯瑞贞.伊莉莎・阿兰的心路历程――解读斯坦贝克的《》[J].镇江高专学报，2003（4）：24.

第3篇：外国文学研究综述范文

【关键词】《愤怒的葡萄》；约翰・斯坦贝克；乔德大妈；女性；反抗

约翰・斯坦贝克是美国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愤怒的葡萄》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发表于1939年，发表以来备受争议，却也为作者本人带来了名誉和地位。该部小说曾获得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奖，以及后来斯坦贝克在1962年获得的诺贝尔奖都跟《愤怒的葡萄》的影响息息相关。《愤怒的葡萄》主要描述在干旱、风暴、以及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的压迫这种天灾人祸的双重压力下，俄克拉荷马人向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迁移，想要到达“流着奶和蜜的迦南”。最终现实却将他们的梦想一次次的击垮，然而他们在面对各种灾难、压迫时所表现出的保护家园、保护家庭完整及家人安全的精神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主人翁乔德一家及牧师凯西在西进途中表现都非常突出，尤其是儿子汤姆・乔德和吉姆・凯西。然而作为女性人物的代表乔德大妈，却被作者赋予了特殊的使命，在西进途中她的蜕变和成长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本文试图从女性人物角度切入，以母亲乔德为例分析在男权中心的社会下，女性人物的觉醒及对社会主导力量男性的反抗，具体体现在乔德大妈对乔德父亲的反抗。

乔德大妈是斯坦贝克笔下刻画的非常深刻也非常成功的一个女性，在西进途中以及到达目的地加利福尼亚以后，面对家庭遇到的种种困难，母亲在各个方面的表现都俨然是整个家庭的保护者，而本该作为家庭中心和承担家庭主要责任的父亲在各方面的表现明显被母亲所取代，这一重要的角色转变正是斯坦贝克想要展现给读者的――女性在家庭面临危难、社会动荡中展现出的强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足以促使女性社会对她们的原有认识，原有的男性中心意识，获得应有的权利和地位。在这篇小说中乔德大妈对男权社会的反抗主要体现在对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中心乔德父亲的反抗。乔德大妈的反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乔德大妈代替乔德父亲成为家庭的主要决策者；二是乔德大妈对乔德父亲的直接武力相向。

母亲在做决定时的果断决绝把她和同时代的其他女性区分了开来。在男性中心的社会，女性在各方面都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她们没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也完全没有发表意见的意识，接受男性的决定是她们的唯一选择。所以，母亲在家庭中的决策作用毫无疑问是对以父亲为主要代表的男权社会的挑战。有两件事情清楚说明了母亲的这一品质。一是在全家对吉姆・凯西是否加入到乔德一家西行的队伍中的决定。乔德父亲担心没有足够的食物，车上也没有足够的空间所以不是很乐意，但是乔德大妈的回答却是不容拒绝的。妈清了清嗓子。“不是行不行，要问肯不肯，”她坚定地回答。“说到行不行，那我们什么都不行，到加利福尼亚去也不行，干什么都不行。至于说到肯不肯，那么凡是我们肯做的事，我们都可以做。” [2]99母亲的态度显然没有给父亲留下反抗的余地，任何的推拒都会使他更不得人心。父亲还继续坚持他的考虑时，母亲的回答简直是直击要害。“车上根本就没有空，顶多只能搭六个人，”她说。“可是我们有十二人要去。再多添一个也没什么坏处；一个强健的男子汉绝不是什么累赘。” [2]99正是母亲的坚持凯西才成为乔德家的一员，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证明母亲的决定完全正确。从这一事件之后，母亲的自主意识变得越来越强，而乔德父亲只能一次一次的退让，直到最后母亲几乎完全代替父亲成为整个家庭的决策者。而第二件事情的发生再一次证明了母亲决策的能力。当全家到达青草镇时，那里的环境、那里的人使每一个人都不想离开，全家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中坐吃山空，忘记了饥饿、产妇还有失业。只有母亲时刻保持着清醒的有头脑。母亲劝说全家人离开不管有多难都必须找个工作来养活一家老小。母亲直接向全家宣布她的决定，不再让全家集体讨论。父亲虽然被迫接受了这一决定，但是，不满是显而易见的。爸把鼻子吸了两下。“年头好像是变了，”他讽刺地说。“从前是男人家出主意。现在好像要女人家出主意了。我看这样下去。非把棍子拿出来不行了。” [2]356父亲也意识到了女性家庭地位的改变，他们越来越多的威胁到了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但是母亲也深刻认识到，在困难时期，家庭的决定权应该掌握在有能力支撑整个家庭的一方，不管是男是女，如果男性不能承担起这一责任，理所当然应该被有能力的女性所替代。

母亲乔德对父亲的直接武力相向，是对以乔德父亲为代表的男权社会的直接反抗。当乔德一家在西进途中遇到了同样西去的威尔森夫妇是时，他们便结伴而行，相互帮助。然而矛盾是常有的，所以讨论也就在所难免。当威尔森家的车出了故障时，矛盾已经愈演愈烈了，原有的讨论不再起作用。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把大家分成两拨，其中一拨留下来修车，另外一拨继续前进，而母亲从家庭大局出发坚持所有的人都要团结在一起不能分开。面对父亲的反对，她率先拿起了武器向父亲挑战捍卫家庭的完整。妈走到旅行车旁边，伸手到后座的车底摸了一下。她拿出一只旋螺丝的铁扳手，托在手上掂一掂。“我不走，”她说。[2]167她的态度是坚定的，不容置疑的，随时准备着和反抗对抗到底。而父亲的坚持只能使母亲的态度更加坚决。现在妈把嘴咬得很紧。她细声说：“除非你打我一顿，才能叫我走。”她又把那个铁板子掂一掂。“那我就要羞你，爸。我不会让你打我，不会叫喊求饶。我要跟你拼命。而且你也未必有胆量打我。如果你真打我，我当天诅咒，只等你一转身，或者等你坐上车的时候，我非把你打倒在地上四脚朝天不可。当天发誓，一定要这么干。” [2]167从这个事例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母亲已经在家庭中建立起了不可击倒的坚固地位。她不仅有话语权，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她还会拿起武器与男权社会对抗。尽管这是乔德大妈在整部小说中唯一一次拿起武器，但足以说明她反抗男权社会的决心和勇气。事实上，从小说开头女人们围在男人旁边看男人眼色，随时害怕自己的男人灰心丧气，到最后乔德大妈独立撑起半边天，女性已经从旧思想中解放了出来，并在行为上为自己的权利不断抗争。

乔德大妈以她对家人的无私的爱，以及勇敢无畏的战斗精神，为女性在家庭中争取到了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地位，为女性争取平等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做出了榜样。虽然女性获得权利还是有限的，但是女性的觉醒和对平等公平的追求却是一股不可抵挡的浪潮。

【参考文献】

[1]方杰.“荣辱兴衰六十载一外国斯坦贝克研究综述”[J].外国文学研究，2002（3）.

第4篇：外国文学研究综述范文

从莎士比亚时代开始，西方莎学研究至今已有400年的历史，历经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直到后现代时期，其间的理论思潮此起彼伏。特别是20世纪以来，各种文学流派都把莎士比亚当成作其理论的试金石，形成了蔚为壮观、纷扰繁复的景象。而其中现代主义的丰富解读使得莎学研究的意蕴得到了无限的扩展和延伸，所出现的专著和文章，可谓浩如烟海，令人望洋兴叹。近读李伟民教授的《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深切感受到作者对莎学研究执著的探索精神。著者文化视野宏阔，文献资料丰实，理论阐述清新，这是一部不乏真知灼见的厚重佳作。通观全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论之。一、资料翔实，研究深入细致笔者也是莎学研究爱好者，经常拜读李伟民的文章，觉得李伟民先生不仅研究认真，而且还花大力开展莎学情报资料工作。本书的撰写也不例外，体现了他一贯的认真扎实的学术风范。在此之前，他全面搜集、分析了近年来年外国文学刊物、高等学院学报、社科院系统刊物、文艺理论与批评刊物、戏剧与文化类刊物上发表的莎学文章，论述了中国莎学新时期发展的轨迹，为今后的中国莎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思考。他先后撰写了《1993-1994年中国莎学研究综述》《、中国莎士比亚及戏剧研究综述(1995-1996)》《、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著作与论文的引文分析和评价》、《1993-1994年高等学校学报(人文、社科版)《莎士比亚研究论文的引文分析与评价》《、艰难的进展与希望———近年来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述评》《、二十世纪末中国莎学研究综述》《、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论文的统计与分析》《、中国莎士比亚翻译研究五十年》《、台湾莎学研究情况综述》等，以及朱生豪、梁实秋、张泗洋、李赋宁、杨周翰、卞之琳的莎学研究思想等系列论文。“这些系列论文在中国莎学研究史上第一次对中国莎学研究文献情报成果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计量研究;对中国莎学研究的一些外部特征和深层结构进行了文献计量学角度的对比评价，通过对中国莎学文献引文有关数据的分析与比较，论述了中国莎学研究的主要特征、趋势，客观地揭示了中国莎学学术研究的学科动向、进展以及现阶段的学术水平”。[1]27这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对这本著作的撰写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在《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书后，仅主要参考数目就列了20多页，足见作者的资料搜集范围之广、力度之深。当然，这不是一般莎士比亚批评的资料汇编，而是这些年来作者在莎学研究领域勤奋耕耘，“十年磨一剑”，厚积薄发的一部学术性著作。

二、结构模式新颖独特，富有创见和开拓精神首先，在绪论中，作者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作为起点，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契丹人”切入，细细梳理了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入、接受和影响的历史流变。全书内容分为七章，作者从《哈姆莱特》入手，进而进入悲剧的文本与舞台，以及莎氏历史剧和戏剧的人民性与人性的关系;另外，对莎氏的传奇剧和诗歌批评进行了专门探讨。第五、六两章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莎士比亚翻译批评和莎氏戏剧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下的还原与变形也是莎学研究者值得深入的一个领域。最后一章是多元化的批评方式，特别是现代性的莎学批评更是值得关注的。莎士比亚悲剧研究历来是莎学研究中的重点，四大悲剧又构成了莎氏悲剧中的重点《，哈姆莱特》研究则又是重中之重。因此作者并没有按部就班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记下莎学研究的“流水帐”，而是从《哈姆雷特》着手，全面剖析了哈姆雷特在中国形象批评在中国的演进以及对哈姆雷特的形象认识辨析，在很多地方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我们知道，对待哈姆雷特这个不朽的人物形象，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众说纷纭，多棱镜里的哈姆雷特的影像也是雾里看花，使人琢磨不透。李伟民从哈姆雷特强烈的自杀意识、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以及对女人的看法和行为等几个方面深入细致的论述了哈姆雷特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对哈姆雷特在中国的形象问题，作者提出了应该全面看待这个人物形象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个人文主义者的观点。应该从人民性、人文主义者、并非人文主义者进行研究。事实上，在哈姆雷特身上，很难看到人文主义的思想精神，却存在相当多的非人文主义思想。接下来，在第二章，作者从莎氏四大悲剧出发，探讨了中国语境下文本与舞台的莎学批评演进。重点论述了作为舞台演出的莎氏戏剧在进入中国后对中国本土戏剧的影响以及对莎翁戏剧的改编接受情况。莎士比亚的贡献除了悲剧之外，历史剧和喜剧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作者从莎氏作品中的人民性与人性的独特视角出发，进一步探究了莎士比亚批评在中国语境下的接受与认识。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他是最“伟大的戏剧天才”，把他的作品誉为“世界艺术高峰之一”。历来文学研究家们都把莎士比亚当作试金石，作为检验其理论的依据。因此，对莎学批评也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方式。进入20世纪，由于莎士比亚的丰富内涵及深远意义，传统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批评日显局限。历史学派针对浪漫主义对莎剧诗性、阅读性和不可演出性的无限扩大和盲目崇拜，研究莎士比亚与当时历史背景的契合，包括研究伊丽莎白时代的剧院、舞台及演员表演，揭开了对莎士比亚“现代”解读的庞大序幕。于是，种种冠以“现代主义”、“现代性”、“现代派”等以“现代”语词为核心的解读此起彼落，甚至一涌而上，使这一世纪的莎评既呈现出极其壮观的景象，又放射出无比怪异的光芒。其壮观固然体现出了莎士比亚研究的可喜成果，其怪异却也展示了对莎士比亚的无限夸大和歪曲，并产生了对莎学研究的深深困惑。作者在最后一章就是采取多元化的视角对莎学研究在中国的接受背景与选择方式进行了深入探究，从“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的批评演进为出发点，从哲学上矛盾对立和美学范畴来认识这一对文学观念的深层涵义。

三、宏阔的理论视野和文学批评理念第五章:从历史走向未来。主要论述了中国莎士比亚翻译批评50年的发展脉络，也是本书的另一个特色。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莎评通过对苏俄莎评的译介，特别是对莎评的译介，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联系自己国家和民族命运，中国人对莎作有了更深的体会。20世纪30年代对苏俄莎学的介绍，从总体到细微处对莎士比亚的剧作也有了较系统的观照。这一时期中国莎士比亚研究深受苏联莎评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莎士比亚被中国的政治涂上了各种油彩，在中国政治的影响下不断变脸。阶级斗争的政治环境对中国莎学研究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中国莎学中，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评论、研究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在中国莎士比亚传播史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构成了评论、研究与演出的基础。”[2]272中国的莎学研究大都是从文本出发，但是却鲜有人对他们的翻译经验，翻译研究中的各种批评观点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学理的探讨。显然，这与翻译莎作的巨大成就相比是极不相称的。有鉴于此，作者对20世纪后50年的中国莎士比亚翻译批评作了一番梳理，以便对此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作者不仅对这一时期的莎士比亚翻译作了资料性的梳理，更重要的是从具体译家出发，通过梁实秋和鲁迅对于莎士比亚翻译的论争进一步探讨了翻译中的理论问题。另外，莎剧翻译中的版本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在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中，版本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在早期的莎作翻译中，相当多的译者忽视了莎作版本的选择。早期的莎剧译者或限于条件或考虑不够，一般不大讲究版本。朱生豪、梁实秋采用的是牛津版，而牛津版在19世纪的莎学版本中，地位实在不能算是很高。由于在版本的选择上或因条件限制，或因认识不足，因而对版本问题注意不够;那么在对莎氏时代的语言的性质、语音、拼法和词汇的研究就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一些莎作的翻译受到了批评。顾绶昌认为，粱实秋译的莎剧，在文字上显得干燥乏味，每句似乎都通顺，合起来整段却不像舞台上的对话，并且译文语气很少变化，原文诗意也很少保存，这是译文最大的缺点。朱生豪译文虽做到“明白晓畅”，然而喜欢重组原句，损益原文，不是太罗嗦，就是太简，有些译得比较优美的段落，往往又过于渲染铺张，它的最大缺点是任意漏译，并且译文中还时常夹杂些不必要的诠释。[2]285本书在研究莎士比亚翻译批评的基础上进而对莎士比亚翻译批评的思考，不仅总结了中国莎士比亚翻译的成果，也提出了以后研究的方向。如对莎氏翻译家比较系统、全面的翻译思想的探讨基本上是空白。在莎士比亚翻译批评中有些批评的目的并不在翻译批评本身，而是为了思想和文学论争的需要。这样的批评虽然也涉及到对莎作的翻译批评，但是醉翁之意不在莎作批评，而是在于政治、文化、思想、文学、翻译观点的论战。[2]304-305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仍然与莎士比亚时代的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生死、战争与和平、人与宗教、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和谐问题都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因此，阅读莎士比亚、研究莎士比亚，目的是从文化、文学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视野全面吸收莎氏的思想、艺术精髓，结合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特点进行阐释，为我们今后把握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通过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批评以及对这种批评的梳理，或许我们会在现代意义上更为深刻地理解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2]505这是因为莎士比亚是英国的，但同时他又是属于世界的。约翰逊曾这样称赞莎士比亚作品的永恒性“:一场洪水所堆积的泥沙被另一场洪水冲走了，但岩石始终坚守阵地。时间的洪流经常冲刷其他诗人们的容易瓦解的建筑物，但莎士比亚像花岗石一样不受时间洪流的任何损伤。”[3]125李伟民莎学研究的视野开阔，研究方法多样。在这本专著中，读者可以看到伟民的莎学研究涉及了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有文本研究、比较研究、辞书研究，也有莎学传记研究、莎学批评研究和莎学家的研究，还有从文献计量学角度的研究。做到了史论结合，以中国当代莎学发展史为线索，又对莎学研究的发展特定作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总之，研究角度丰富多采，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充分显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富有创见的莎学学者思想的活跃和视野的开阔。总的来看，这本厚重的著述是中国语境下对莎学研究的“全景式”解读。正如著者在绪言中所说，中国莎学组成了一个多声部的规模宏大声音色彩鲜明响亮的长篇巨制交响乐，而蕴涵其中的“莎士比亚批评”则显示了我们中国人比较的眼光，构成了中国莎学研究的最鲜明之处，形成了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特色。在《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中，李伟民先生对这种特色加以梳理，勾勒其历史的痕迹，研究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规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把握莎氏作品的本质和特色，掌握文艺批评规律，提高对莎作的鉴赏水平和批评的理论水平。

参考文献:

[1]　曹树钧.简论四川学者李伟民的莎学研究[J].四川戏剧，2002(5).

第5篇：外国文学研究综述范文

关键词： 高职大学语文教材 教材编写 五个基本“现实”

高职大学语文教材是高职大学语文课教学用的，教材编写要照顾到下面五个基本“现实”。

一、教师教、学生学的时间现实

我从事大学语文教学，深知现实情况，也作了一些调查，发现在一般情况下，不论是普通高校还是高职高专院校，能“匀”出给“大学语文”课的时间不过一学期，除法定节假日外，学时量也不过是32―48。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南开大学陈洪教授2006年随机对100所各种类型、各个层次的高校大学语文课开设的情况进行的调查表明，普遍的开设方式是每周一个大课2学时，也有4学时的，所有总学时在32到72学时不等。①这样一个学期能够讲完的作品不过15―20篇，需要教师紧赶慢赶往前讲，教材剩下将近80%的部分得靠学生自己自学。“自学”就是“自己学习”或是“自觉学习”，实际情况却是大多数学生在这一学期结束后连书都懒得翻动，教材不久就会被扔掉。因此，大学语文教材不能太厚。

二、师资力量现实

教材的编写还要考虑教师的实际情况。现今执教大学语文课的一线教师基本都出身中文系，知识结构跟普通大学中文系课程体系一样分为“文学”、“语言”两大类，“文学”细分下去有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等，“语言”细分下去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一本大学语文教材，大致上涵括了全部中文专业的知识。一位能够胜任大学语文教学的教师，不论他是国内哪所大学中文系，哪个专业毕业的，都得是中文专业的“通才”才行，否则就很难教下去。大学语文不是“小儿科”，教大学语文要想教出质量，让学生叫好，又能扎实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和写作能力，实在“难于上青天”。

不仅如此，某些教材还有非中文专业的内容，如温儒编的《高等语文》。由于登上讲坛执教的教师只有一人，他就必须熟悉、通晓“各个领域”的知识，才能够“通教”《诗经》、《易》、“老庄道家文化”、《九章算术》、《孙子兵法》、“书法艺术与汉字文化”、“乾嘉学派与‘小学’考证”甚至“武侠、言情与通俗文学”等25讲内容。这在我国普通高校里有几位教师能胜任？就算按北大的革新做法，头一次课就让学生从25个选题中按兴趣选出15个，但是选出来的专题，教师是否就能全教、指导？北大、北师大等中文师资力量雄厚的名校或许可以由“术业有专攻”的教师轮流执教以解决问题，但绝大多数普通高等院校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边缘化的位置、没办法评职称等因素导致大多数资深教师不愿教大学语文，甚至有学校常常把此类课程排给经验少、教学能力相对差的老师。有些高校大学语文师资本就不足，还安排新来的教师先教三年大学语文，教满三年走人，再有新人进来接着教三年。这样的师资力量应用这样的“新型教材”，怎能把大学语文教好？

如果把这些“高头讲章”放在高职院校里，依目前的师资，难上加难。第一，高职院校找到“大师”的可能性为零，别说像解放前清华大学找朱自清、吕叔湘、杨树达、闻一多、俞平伯、余冠英、王瑶、熙、吴祖缃，山东大学找沈从文这样学识渊博的学界泰斗和名家来上大学语文课，即使模仿东南大学找王步高、厦门大学找周祖②这样的专家也不可能。第二，高职院校相当一部分大语课教师是随学院从以前的中专学校升级上来的，在对教材内容的选择、把握上还有一定的距离，做不到知识、思想文化的自由延伸。第三，随着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张，高职院校学生人数日益增多，一大批年轻的大学语文教师被“赶鸭子上架”上岗。年轻教师很难做到“术业有专攻”，即使有，攻得也不够深，钻得也不够透，很难有高水平的授课。很多高职院校为了迎合就业市场需要，获得企业领导的青睐，力求使学校运行贴近经济发展，整个学校缺乏追求高深文化和探索学术理论的气氛，从教大学语文的教师极难在自己的教学岗位上大有作为，想成长为吕叔湘、杨树达、俞平伯、余冠英式的中文学界一流大家更是难以想象。

三、高职的培养目标现实

高职教育与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的主要区别不在层次上，而在培养目标和办学模式上。培养研究型、理论型的人才是普通高等教育承担的任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主要培养技术性应用人才，其特点是不要求人才具有高深的理论知识，但必须具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能高质量地承担生产第一线的工作。高职生在有限的学制中，除了要掌握与专业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完成计算机等级考试以外，还要花很多时间去实验室、实训室进行技能的培训学习和考核。用人单位很少考查毕业生的语文水平，但是一定会要求有外语、计算机的等级证书。

因此，高职院校《大学语文》教材内容的选择要考虑到高职院校的职业特性，更不能脱离这一特征。

四、当前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现实

当前社会的就业竞争愈演愈烈，沉重的就业压力从高中毕业生填报志愿起就开始影响学生的专业课程学习选择。大量学生为毕业时能得到期望的职位，争先恐后地修习一些在现阶段直接用得着的热门专业或课程。语文功底还算扎实，对语文也有一定兴趣的学生入校后，因为就业压力，也会依据实用性、工具性来选择课程或主要学习方向。本身语文基础就不好的同学，则能躲就躲，实在躲不开就敷衍应付，这都是实情。

我们必须体谅学生，考虑到学生的难处，在编教材时不能不顾及学生的就业压力，如果非让非中文学生都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学学语文，是难为学生。真的这样做，恐怕会引起学生及学生家长的反感。因此，为了使这门课有效，在我国语文教育没有整体上改变“慢、费、差”现状之前，教材内容的“量”必须适中，保证在现有时间内力求“有实效”。我们的理想是：“少”而切实，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明显的效果。一旦学生感觉收获颇大，兴趣陡增，就会在以后的时间里有时间、有需要而主动学习，并把语文阅读学习的习惯保持终身，这样大学语文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达到了“母语教育贯穿人的一生”的目标。

五、我国小学、中学、大学三个阶段语文教育的现实

依据“我国的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很差”（吕叔湘语）的实情，片面追求升学率为目的“应试教育”的机械与死板让不少学生有语文学习的潜力和能力，却不喜欢语文课，把语文视为乏味的东西，不感兴趣。有的高中生选择理工科专业被录取后，竟发出“终于可以逃出语文魔爪”的感慨，可见我国中学语文教育弊端对学生的折磨之深，已是冰冻三尺。

学生的学习天分各有差异，学生语文学习水平也是参差不齐，有在高考中语文考满分的学生，但中小学阶段语文学习就比较差，偏科的学生很多。

某些高职院校在课程开设上过于功利化，对大学语文等公共课不肯加强师资力量，加大投入力度，一般都设为选修课，大班上课，课堂质量不能保证，导致一些对语文本有偏爱的学生上大学后望“语”生畏，滋生反感的情况也有。

面对学生这些各不相同的语文基础和学习特点，一些教材编写者不管不顾，一个劲地在体例上编入集评、汇评、争鸣、研究综述、参考书目等，比任何一本中文专业“中国文学作品选读”教材更专业、更精深，仿佛它面对的不是大一新生，而是中文系资深专家③，能获得好效果吗？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设置和教学要求要低于大学中文专业的教学目标，大学语文教材要“博广”而不能“专深”。

注释：

①陈洪.对大学语文课程开设情况的调查及思考.见2006年陈洪在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上的讲话。

第6篇：外国文学研究综述范文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女性与自然；生态文明建设

爱丽丝•门罗是著名的加拿大女作家，她的写作风格很简单，不加任何的修饰。在她的作品中，她描绘了人们平淡而真实的生活面貌，也表达了真挚而深刻的感觉。门罗的风格是独特的，她有着很强烈的生态意识，并且总是在不断追寻着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以及关于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一、生态女性主义的产生

生态女性主义是在上世纪70年代非常流行的一种趋势，是由法国学者弗兰克斯在1974年提出的，通过在她的书中对女性的描述，结合女性主义思想和生态思想，指出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贯穿全书的主要思想是：女性在自然界的地位和在父权社会中的地位是相似的、人与女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是应该和谐共存的。生态女性主义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生态理论，它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持续的关注。根据生态女性主义的定义，人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自然中的反映。生态女性主义者支持女性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所有的自然物具有女性特质如宁静、寂静、柔软、温柔、和平等。女性是原始的、被动的、情感的和神秘的。比如说榆树是安静的，枫树是友好的，橡树是霸道的。这一刻，在与自然的和谐中，女性欣然的接受着大自然的恩赐，热爱大自然，并且享受它。所有自然的东西，包括地球都具有“女性化”的特点。此外，女性的性格和情感往往与地球一起发展。作为回报，地球作为生存的基础和最终的目的地。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解放是一种新的生活空间，这是一个女人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平台，如情感、野心、梦想等等。在这个空间里，女性能够代表自己的真实自我，它与父权社会中的形象有着明显的区别。人们称门罗是一个伟大的现代短篇小说大师，门罗的写作是简单的，不加修饰。她描绘了人们平淡而真实的生活面貌，也表达了真挚而深刻的感觉。门罗的风格是独特的，她有生态意识。她总是在寻找她心中最好的家，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关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最简单的语言告诉她。有些评论家认为门罗的小说在阅读时会有恐怖感和压迫感，但事实上这并不是由门罗创造的艺术风格，这种压抑很多时候是真实的恐怖关系的再现。在这种压抑和恐怖氛围下凸显出的人性的善恶、对错、欲望、牺牲，都深入到每一个读者的心灵，读者除了震惊，更多的是思考和反思。国内学者由于缺乏相关的翻译以及爱国外对门罗研究的滞后的影响，对门罗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纵向来看往往集中在少数几个作品，并没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只是作为简单的分析研究材料。女性与自然之间有着牢不可破的互连。事实上，自然界中的所有元素都是女性化的，与女性有着共同的命运。另一方面，在《荨麻》中，门罗对女主人公给出了一个具体的、详细的描述的性质和特点，生活的女主角充满了阳光。她刻画了女主人公独立坚强的女性形象。随着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这些女性人物呈现出一系列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她们也有独特的外观和个性，她们可以深刻的理解以及在沟通中受益很多。女性在许多方面与自然结合，如风、花、水等。在这部小说中最吸引我们注意的是他们的房子，象征着空间。这些房子可以被视为一个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独特的美丽风景。通过描绘的房子，很明显，女性将房子看作是一个和平和充满爱的家。作为回报，房子充当了一个女人的保护者和安慰者。

二、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女性与自然的分离。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与自然的内在同一性关系不仅体现在女性与自然的和谐融合中，也表现在女性与自然中的“二元对立”。与迈克在一起的女主角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但是快乐的时间很短。迈克不辞而别，让女主人公的一切生活变得毫无意义，而且对女主人公的世界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造成了女主人公的空虚、无助、绝望和困惑。在她的心中，她有一个模糊的问题，即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被动地位。她在心里似乎遭受到泥石流般强烈的侵蚀，她的哭泣中充满了无助，而唯一缺少的是曾经和迈克在一起的生活。随着时间的发展，女主人公在传统女性身份问题上变得更加清晰有力。而且她的朋友最终作出了让步，并返回到帮助丈夫和孩子的家庭主妇生活教学。这似乎也注定了她们之间的友谊将会在未来逐渐消失。大自然给了女主角一个幸福的童年，并且她也开始追求新的生活。没有虚伪，没有失去自我，她充满了对传统女性身份的“叛逆”和“颠覆”。社会对古怪的女人充满了敌意:她住在多伦多的一个旧砖屋的街道上，所有的一切都使她感到孤立，她觉得很难适应，她的丈夫和女儿的责任使她更加痛苦和恐惧。社会不能容忍极端的女性主义者抛弃家庭的思想，有共同梦想的朋友和分享一切的朋友认为她是一个“特殊的圈子”里的社会，不容易被人接受。女主人公开车带着朋友在乡间的道路上，看到起伏的丘陵和清澈的小溪，自由自在的奶牛，对于这些熟悉的童年美丽的田园风光现在则成为了眼中单调的景色，等到了过去生活的农村，恰恰抓住她眼睛的是阳台上的丑陋的疤痕。可以看出在女主人公的眼睛里，自然是伤痕累累，都是没有生命的。女性与自然的重生。故事回到1979年夏天的开始，女主人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等待，当故事停留在这里，他们也期待在彼此的心埋在彼此的浪漫感情，可以在许多年后再次发芽。在这一时期，男女主人公的生活经历了暴风雨的洗礼，在他们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候，女主人公意识到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对女性的歧视，坚决追求自由、平等的新生活，但她却不被当时的加拿大传统父权社会所接受。由于男主人公倒车不慎碾过自己的儿子，始终无法摆脱自责和内疚，男主人公与女主人公唯有紧紧的抓住彼此。两个人去了高尔夫球场，躲在体育场旁边的灌木丛里，她们的身体被荨麻这样的植物所刺到。在大自然肆虐的那一刻，传统的爱情，以及婚姻的背叛状态使她的生活迷失方向。小说的结尾，女主人公经历了对爱情、失望、拒绝、欲望的渴望，最后得到了女性与男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启示。她暂时的忘记了对家庭的责任并决定从激烈的冲突中解放出来，将这美丽的情感永远地封在心中，而不是一味追求简单、和谐、平等、自由的新生活。《荨麻》这部小说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确定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女性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象征性的、经验性的。从象征意义来看，这部小说也是女性化的性质，包括女性化的土地、房屋和其他元素。在小说中，女性将自己的命运与男人联系起来，并被男人所支配。总有一天，她最终会做她想做的，并说她想说的话。即使别人不赞成，她也不会在乎。但面对女儿不理解丈夫的痛苦，女主人公也将坚决拒绝回到以前的生活。她相信选择另一条道路对她现在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这让她觉得生活真的改变了，并且这些经历培养了她的坚韧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也是值得现代女性学习的。

三、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生态文明在当今世界来说，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又一个崭新的阶段，也就是在工业文明之后的一个新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要求人类遵循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以及人和社会之间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且强调这一客观规律是人类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生态文明是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以及人和社会之间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不断循环的一种社会状态。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来看，以及吸收十成果以后，生态文明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系统工程，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状态。其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分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和生态制度四个方面。如果加拿大作家有传统意义上的生态使命感，那么门罗是最让人惊讶的一个。她不会在作品里哭，但它是最令人震惊的一个。在她的作品中，她经常描写的是充满贪贪婪和欲望的人，同时也谈论到美丽的家园应该如何保护人类，人类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具有很强的生态意识门罗艺术的强大缘自她的讽刺性极强的描写，它会显示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并表现出人类之间的变化关系，以及在陷入混乱之后的一系列反映。总之，在这部小说中，通过运用大量的景物描写，突出女性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展现出大自然在为女性不断提供着动力，揭示了父权制下的女性与自然相互存在状态。而且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自尊、自强以及自我独立的性格与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也突出反映了对生态社会和谐发展的强烈愿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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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姜延博.柯亨的社会主义平等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