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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课程标准
高职院校教务管理部门对公选课的课程标准一般不作要求,娄底职业技术学院也不例外。我院跨专业公选课《旅游文学》无课程标准,如果仿效旅游类专业《旅游文学》的课程标准,就与跨专业学生期待通过公选课完善知识结构,提升人文综合素质等目的不相适应。
(二)无配套教材
高校教务管理部门对全院性的公选课一般不提供教材,教师多数是自己找资料凑合成简单的讲义,有的甚至只拿参考书目录,[1]用这样的蓝本教学,教学内容不是过于松散就是十分单调,真正想学知识的学生,听课以后只会感到失望;有的则是搬用自己所教专业课程的教材或相近的专业课教材加以压缩,进行概说,学生既感觉太专业,也激发不起学习兴趣。
(三)优质教学资源贫乏
课程无教材,教学无蓝本,教学管理部门对授课内容的监管难以到位,授课内容的随意性是不可避免的。高职院校对公选课缺少激励机制,教师花大心思花大力气用于公选课的,也是寥寥无几,挖掘、整合公选课优秀教学资源的力度不够,教学质量上不去。
(四)教学手段较单调
跨专业公选课《旅游文学》课程虽然一直采用了多媒体课件教学,但是教师用的是单一的PowerPoint课件,尚不能熟练地进行网上景点在线对接教学,缺乏必要的教学场景,不能充分培养学生的旅游兴趣。
(五)管理评价缺体系
公选课由教务处直接管理,由学生干部轮流检查,教务处、督导团不定时抽查师生出勤。但是,谁逃课并没落实到人,也未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控制逃课现象。实际上,是给没有学习自觉性的学生开了方便之门。高校公选课大多考核不严格、不规范,测评学生成绩没有统一的时间和要求,也没有细则规定,考核过程缺乏监控,自然出现不合理的现象。[2]
二、如何改革跨专业公选课《旅游文学》课程
并应用于教学实践跨专业公选课《旅游文学》面对的,是全校不同专业的学生,姓“公”;而现有旅游类专业《旅游文学》课程与教材,本是专供旅游类专业学生学习之用的,姓“专”。旅游类专业课程和教材的专业性与跨专业公选课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公选课《旅游文学》课程决不能照搬照套专业课的课程体系,一课通吃,一成不变,非改革不可。
(一)明确本课程的性质
跨专业公选课《旅游文学》课程的性质是跨专业性,旅游性、文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使学生具有较强旅游文学素养,人文素养,鉴赏能力,审美176能力、探究能力,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终身学习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
(二)树立课程的基本理念建设
高职跨专业公选课旅游文学课程标准,应根据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任务、我国文化旅游发展的要求和学生未来工作生活的需求,从“知识和能力”、“方法和素质”、“过程和效果”、“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几方面出发,设计课程目标,制订课程标准,改革课程内容、结构和实施机制。
(三)确立课程总目标
丰富非旅游类专业广大学生的旅游文学知识,培养其鉴赏旅游文学作品的能力,提升其人文综合素质,培养旅游兴趣,促进文化旅游发展。即从单纯的“旅游文学教育”变为“培养人文综合素质和旅游兴趣的教育”,把德育和综合素质教育及旅游兴趣的培养融入到跨专业公选课《旅游文学》课程的全过程。
(四)课程设计思路
为了适应文化旅游发展的趋势,适应社会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和学生对旅游文学教育的不同期待,高职跨专业公选课旅游文学课程必须体现时代性、基础性和选择性,旅游性、文学性和人文性,既要使学生的旅游文学素养普遍获得提高,也要为具有不同需求的学生提供更大的学习发展空间。因此,课程需要有课内学习和课外学习两部分。课内学习要突出重点和突破难点,20学时,1学分。每周2学时,10周完成。课外学习应该体现实践性,促进学生有个性地发展。
(五)改革教材
打造公选课专用教材,特别是精心编纂的精品教材,应是公选课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教材的改革,又应该通过下述诸多方面的改革得以实现:1.观念更新。跨专业公选课教材,不能只是教师课堂教学时所依据的教学材料,同时,还应该是学生在课外自学时的兴趣读物。这种教材要实现课内教材和课外读物的结合;教师课堂教学和学生课外自学的结合。例如:笔者即将付梓出版的《旅游诗联解读与鉴赏概论——旅游人的金钥匙》,即摒弃了一般教材的常规写法,力争做到使之既具教材的体系性,又有课外读物的趣味性;既致力传统文化的普及性,又兼具专业辞典释疑解难的工具性;既有传统名家名篇的权威性又有现当代旅游景点的鲜活性;既具校内、校外人见人爱的吸引性,又有案头枕畔常读常新的收藏性;既有深入浅出的学术性,又有雅俗共赏的兼容性。用此作为公选课教材,是能极大地拓展学生知识面的。2.增加内容。一是教材遴选案例应突出一个“广”字。应注重选择纵贯古今、涵盖各省的范例,尤其不能缺少港、澳、台、疆、藏、辽、吉、黑等地旅游文学作品的选入。应突破以往旅游类专业《旅游文学》教材内容只涉及大陆尤其是中原与东南一带的局限,为建立我国大一统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旅游格局,起补缺作用。二是教材范例解读应该突出“方法和技巧”的指导。旅游景点文学大多是古诗词和对联。传统古诗词和对联“导读”一类书籍的实质,从教育理念审视,多是典型的“灌输式”、“填鸭式”。改革教材应跳出传统诗联“导读”一类书籍的套路。其着眼点,不应是告诉学生结论,而应是教给学生自己去探求结论的方法,使之成为教会方法,培养能力的范本。如《旅游诗联解读与鉴赏概论——旅游人的金钥匙》,在阅读篇里先介绍阅读方法,再分类详细揭示诗联阅读的规律。3.突出德育、人文素质教育。所选文学作品应与当今旅游景点对应的思想价值高、爱国情怀深、民族精神强,艺术精湛的旅游文学作品为主体,重点是发掘其人文内涵,目的就是加强人文素质和道德教育。4.突显培养学生“精神旅游”的理念。旅游,不能只理解为“实地旅游”,即认为只有身体力行、身临其境才是“旅游”;而要认识到:借助有关文学作品和网络视频想象历史,“神游”胜地,也是一种旅游──“精神旅游”。因此,跨专业公选课《旅游文学》教材还可以提示优秀旅游文学篇目或书目,与名篇相关的旅游景点网址等,让教材与网络媒体联姻,使之能随时随地进行“精神旅游”。
(六)教学改革
1.教学内容改革。授课内容的遴选,应紧扣当今旅游景点中的文学作品,侧重对诗联进行鉴赏研读,指导解读与鉴赏方法技巧,精讲诗联的押韵、平仄、对仗知识,也应简介汉字的形体演变(因景点对联大多是非楷书)等知识难点。教材中的其他内容则布置课外自学。2.教学方法改革。以教材为蓝本,以景点为主线,整合网上优质旅游文学资源应用于教学,实现教学内容、手段、方法的多样化。第一,将教学内容与相对应的旅游景点进行在线对接教学。例如:教学杜甫的名篇《望岳》,就可以在线对接泰山,同时介绍与泰山有关的人文地理知识,让学生领略泰山风光,感受泰山景区的人文内涵。第二,充分运用网络资源进行教学。教师可以分“基础知识、鉴赏文本、巩固难点”三个模块整合网络旅游文学资源,建立教学资源库或制成课件。例如:自制图文并茂的PowerPoint课件,用以介绍我国旅游景点人文概貌和帮助学生学习旅游文学知识;自建旅游文学声像资源库,培养学生语感能力和审美能力;自建的网上“模拟旅游”视频资源库,帮助学生攻破教学难点,同时使之获得“心灵旅游”的审美感受。第三,布置与旅游景点文学相关的实训。例如,安排学生课外实地观赏市井民宅对联,就近观赏旅游景点中的文学现象,以之培养学生阅读旅游景点文学的习惯;也可指导学生网络搜索旅游景点文学或实地旅游观察旅游景点文学,遇到读不懂的诗联记下来,然后师生互动、团队协作解决;遇到不认识的繁体字、异体字则可以下载《简化字总表》(1986年新版),《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5年)解决,以之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理念。
(七)完善管理评价体系
建立任课教师、辅导员、系部、学院教务管理部门齐抓共管的机制和师生互动平台。1.可建立教务教学QQ群、职教新干线等平台,便于任课教师能及时与相关管理人员反馈学生的学情和要求。2.可建立师生QQ群、职教新干线等平台,师生可以互动,了解学生对教学的要求,有利于任课教师尽快调节教学内容和方法。3.实行任课教师严格管理学生责任制。跨专业公选课不好管,人人皆知,必须加强学生自我管理和教师严格管理。笔者任教本课程时,让每个系的学生分别集中坐在一块,各系自选1到2名学生负责人,帮助任课教师做些管理、服务工作。例如:落实到课情况,与学生所在的班级辅导员保持密切联系等。[3]4.建立多元评价学生的体制。实行过程考核和期末考核相结合,且分别占总评成绩的60%和40%。其中,过程考核由到课、提问或互动、笔记、实训、团队协作或自主学习的记录构成,比例为2:2:2:3:1。期末考核由基本常识与创新能力等内容组成,比例为6:4。考核形式:可闭卷和开卷结合。考核时一律不得携带手机。考查内容应有旅游诗联文阅读的基础知识、旅游诗词曲名句积累,与名句对应的景点地理知识,应用旅游文学知识的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如景点名联断句,介绍自己熟悉的旅游景点或设计某一主题的旅游线路等。5.允许学生旁听。跨专业公选课《旅游文学》,是一门文以载道的又很实用的通识课,适合任何专业任何学生选修,在学生中有比较好的吸引力若想申报却没有报上的学生。任课教师可通过QQ群、职教新干线等渠道广而告之:允许未选上的学生旁听。还可将课程标准、授课计划、教学课件、实训内容以及人文内涵集中的旅游景点网址和旅游文学名著书目等在自己的QQ共享及职教新干线上[4],给那些想选修而没有机会选上或旁听的学生自学,以拓展他们的知识面。
三、跨专业公选课《旅游文学》课程改革初见成效
[关键词]:贵州民间美术资源 引进课堂 引进策略
中图分类号:G623.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9-0071-01
中国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先生在“中国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全集”的序言中是这样描述:“中国是一个工艺美术十分发达的国家。贵州是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尤其发达的省区。表现为不同的刺绣、挑花、陶艺、木雕、漆作、剪纸,世代相传,这样的遗产实在万分珍贵。趁现在这些东西还存在着,趁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应该去做一些抢救性的工作……不同地区的人就可能看见这些精美的工艺品。想想他们都是出自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劳动者之手,都是出自那些从来没上过学堂,受过正规教育的民间艺人之手,却又是那样的精美,那样经得起任何审美法则的和尺度的挑剔,我们都会心存感动……”。而今受到现代信息不断的冲击,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的文化艺术正在逐渐消失,贵州省委、省政府及社会各界人士不断呼吁保护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化传统。贵州的现代美术教育如何妥善保护和传承贵州民间美术,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贵州民间美术资源现状及所面临的问题
地域偏远、交通不便使贵州民族民间文化保持着相对的完整,一些民族工艺仍保存着古朴原始的自然生态与和谐风貌,民间美术资源遗存相对完好。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贵州民间美术的生存环境已面临诸多问题:
首先,传承关系上,许多民间艺人的年龄在60岁以上,青少年中有兴趣并愿意专门学习传统技艺的人越来越少,后继乏人使本地的一些民间美术品种产生了传承的危机。
其次,民间美术在很多人心目中丧失了地位,通常当我们提到“民间美术”常常会听到“太俗气了,难登大雅之堂”之类的言论,其实只要是真正了解欣赏民间艺术的人,都能感受到它质朴而强烈的艺术魅力。艺术的发展离不开传统,蕴涵民族性的艺术创作更具感染力。不理解、不欣赏,不爱好,甚至不屑,形成审美观上的一种偏见,这是民间艺术在现代人意识上的一种较普遍的反映,这种意识严重地影响到民间艺术的生存与发展。
第三,民间美术的教育缺失,目前中小学的课程安排中,与民间传统文化相关的课程所占的比例非常小,而涉及本地传统文化的课程更少。许多学生在整个中小学学习过程中,就没有通过课堂接触过民间传统文化,甚至有的高校亦未涉及当地民间美术的教学。
另外,对这一学科的理论研究很少,重视程度不够等等。这些都是造成贵州民间美术衰败乃至消失的重要因素。如不重视和抓紧抢救保护,脆弱的文化生态环境会在现代工业文明中迅速地消失。保护民族美术文化要从教育人手,要使民族民间文化得以生存、传承和发展,必须使民间美术进入课堂。
二、贵州民间美术资源进课堂的实施策略
首先,努力培养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地方学校不可能有现成的民间美术教师,一是通过短期培训、边学边教或选派热爱民间美术专业、事业心强的骨干教师专门进修。鼓励美术教师承担民间美术研究的课题,专心钻研备课,承担基本的教学任务。另外,聘请当地民间艺人到学校兼课、举办讲座或作技艺表演。早在上世纪初,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就曾经邀请民间艺人来校为师生授课,把民间美术引进课堂教学,积累了丰富经验。
第二、加强地方高校美术专业的和非美术专业的民间美术教学。美术专业学生民间美术课程可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内容可为:贵州民俗文化和民间美术概论、贵州民间美术作品赏析、民间美术工艺品的设计制作等。如蜡染、陶艺、剪纸等都可进入课堂教学。对民间美术有浓厚兴趣的专业学生还可以进行选学,内容为:贵州民间美术采风考察、民间美术创作设计。对非美术专业的学习可列选修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为:贵州民俗文化和民间美术概论、贵州民间美术作品欣赏等。
第三、加快贵州民间美术教材的编写研究和完善教学设备。各地方高校应组织编写具有地方特色、高质量的教材。鼓励教师认真编写课堂讲义,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修改和锤炼。民间美术教学既是理论课、欣赏课,又是技能课,需安排大量的实践环节,如参观考察、手工制作等。因此,要有足够的专业教室和校外实习基地,配置性能质量较高的教学设备和专用工具。
第四、举办民间美术讲座,不定期的邀请当地一流的民间艺人来校园办讲座,以座谈、现场表演及多媒体展示等方式让同学们了解民间美术精湛的技艺过程,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爱好。特别是对一些难以实施课堂教学的民间美术种类,应多以讲座、视频等形式加以介绍,这样既弥补了课堂教学的不足,又让学生对家乡民族文化有更广泛的了解和认识,培养他们对家乡民间美术的热爱之情。
第五、建立民间美术研究所,地方高校应成为民间美术的教育中心和研究中心。民间美术研究所由专业教师组成,并吸收当地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艺人参加,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施民间美术教学工作;搜集、整理民间美术资料,进行民间美术的理论研究;借鉴民间美术的造型观念和表现形式,开发设计现代民间美术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
第六、建立民间美术陈列室,展示优秀民间美术作品,一方面为教学提供了观摩欣赏作品的场所,让学生有机会经常接受民间美术的熏陶;二是对当地博物馆收藏的补充。陈列室除收藏陈列社会上有价值的民间美术品及有关资料外,还可收藏陈列师生临摹仿制或创作设计的作品,便于学生参观学习。
第七、建立民间美术的校外实训并重视田野调查,民间美术资源进课堂不仅仅只局限于课堂的教学,还应让学生走出去,与当地民间艺人交流,虚心请教,深入民间体味当地民俗活动与民间美术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对丰富多彩的民间美术进行调查研究。
将贵州民间美术资源引入到学校美术教育中来,可以说是一项双赢的决策:贵州民间美术因学校教育的延续能免遭断裂与绝迹的命运,并能不断向前发展;学校美术教育因为有民间美术的加入能增加新的活力,教学内容得到丰富,有了最直观的贴近生活的史料与教材,民间美术中蕴涵的人文思想、传统艺术观念给学校现代美术教育提供借鉴与启示;同时,充分利用民间美术资源,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美术与情感、美术与社会、美术与文化、美术与生活的关系,给现代美术教育带来发展的新契机。
参考文献
[1]杨晓辉《贵州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贵州人民版社2006年10月
先后为国家、部队、省、市机关等《党的生活》、《战地黄花》、《政工研究》等几十家杂志题名,为百余家院校、寺庙、宾馆等题名、题匾。编写出版《上舰第一课》、《经济宣传概论》、《护渔尖兵》、《赵其清诗集》、《赵其清书法集》等著作。个人传略和作品被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中央电视台、人民大会堂、政协礼堂、陕西司马迁碑林、北京处、浙江普陀山等名胜景区收藏,刻石。入编《共和国名人大典》、《世界艺术家名人录》、《百年奥运一中国专题纪念邮票》、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大型艺术经典。
其作品多次被新华社、国务院侨联、外事办等单位以国礼赠送国际友人。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深受美国、法国、加拿大、新加坡、新西兰、东南亚、日本、韩国、台湾等地书法爱好者、收藏者的垂爱。被国内外多家文化艺术主管单位命名为世界功勋艺术家、世界金奖艺术家、中国当代杰出书法导师等三十多种荣誉称号。
赵其清老师惜墨如金,他在用墨上相当讲究,干湿浓淡润五色强烈反差给人留下了五彩缤纷的世界,是一曲大气磅礴、气吞山河的壮歌。章法错落有致,布局合理,大与小、张与驰、以白计黑、左顾右盼、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气贯长虹,横观展现的是一幅春天般的画卷,纵览像瀑布飞流从天而降,像泰山一样包容、博大、雄伟,恰似一幅海纳百川的壮丽诗篇,完全体现了一种自然之大美,天人合一的感觉由此而生,这种章法变化的扑朔迷离为中国的书法艺术又建立起了一座丰碑。
赵其清老师究其书法艺术渗透了三条主线,一是关爱之心。他说:“大爱高于一切。”二是作品正大气象,笔画豪放,毫不拘泥做作,斩钉截铁,点画含蓄丰富,积极向上,闪耀着催人奋进、社会进步的光辉,作品多为诗词。三是蕴藏着极大的爱国主义情怀。这三条主线是滋润他书法艺术至高的源泉。
赵老说:“中国书法不仅是线条的艺术,同时也是时代脉象的彰显。”当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那些流芳百世的经典作品。都显现出对当时社会的思考和人类精神的弘扬。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黄庭坚的《诸上座帖》、怀素的《自序帖》、王铎的草书长卷、林散之的《论书帖》等,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紧紧结合,才使传统的书法艺术拥有了新的生命而绵延不绝。
赵老认为,书法家要做到养静气、致高远、能大容、信大道,才能登上艺术的时代高峰。书法艺术的追求是“意”的追求,不应该停留在形的摹写或重复。我们看古代经典书作,不难看出创作者的独特个性与激越情绪在作品中显露的意境、神韵和气势。王羲之写《兰亭序》“志气和平,不激不厉”的飘逸脱俗的神韵是东晋士大夫顺随自然的道家思想的表现;颜真卿追祭从侄季明匆匆草就了“天下第二行书”《祭侄稿》,他有感于巢倾卵覆的巨大悲愤,览于文,显于书,进入感性的忘我境界;坡《寒食帖》中将颠沛流放的苦愤倾注于艰涩豪迈的笔触中;杨凝式《神仙起居法》道出作者佯狂避世的深切悲哀。
意随字出,书随意深。多元的生活决定了多元的书法形态,节奏加快,周期性短。当前各类书艺(包括硬笔书法、刻字艺术)形式风格大胆探索,百花竞放,是书法艺术进入电脑时代后与实用功能距离加剧拉大的时代。中国书法将以新的东方艺术风姿进入世界文化圈。
一、地方高校建立民间美术教学体系的意义
地方高校主要指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中以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主的省、市属高校或省市共建高校。这些高校大多处在地级城市区域,以培养本科层次应用型人才为主,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地方高校建立民间美术教学体系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民间美术教学体系是对中国美术教育的补充和完善
中国的传统美术是由民间美术、宫廷美术、文人美术和宗教美术四大部分共同组成的整体,彼此之间既相互独立、排斥,又相互影响和渗透,最终构成了中国美术的总体面貌。民间美术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至少应该与其它三大部分相并列,而居于不容忽视的地位。
中国的美术教育,从李叔同、刘海粟、徐悲鸿等人海外回国兴办美术院校始,就逐步形成了一个既包括西方艺术造型又包括中国宫廷绘画和文人绘画造型的中国特有的美术教育模式,并延续至今。中国的美术教育结构较西方高出一筹,因为它不仅在造型上涉及中西两种体系,而且在史论教学中也包含中外美术史两个部分。但遗憾的是,除少数几个美术专业院校开设过民间美术专业或课程以外,在其它院校中,民间美术教学基本上是个空白。在某些人眼中,传统的民间美术等同于没落和粗俗,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下里巴人”,而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正如没有民间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就失去了基础一样;没有民间美术,我国的美术教育就不完善。因此,将民间美术纳入现代中国美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完整的美术教育体系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中国的美术教育才能以名副其实、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完整面貌独立于世。
近几年,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己把乡土美术列入中小学美术教学的重要内容。地方高校一般都担负着为本地基础教育培养、培训师资的任务,建立民间美术教学体系也是适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需要,是对中国美术基础教育的促进和完善。
(二)建立民间美术教学体系有利于促进民间美术的保护和发展
民间美术主要产生和流传在民间,是劳动人民为适应并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和审美要求就地取材而付诸手工生产的工艺美术,它既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生活内容,也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审美理想追求。民间美术是社会文化习俗的载体,蕴涵着民族的心理特征和审美情趣,具有浓厚的乡土内容和独特的表现形式。中国国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故有‘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风”之说。人们在漫长的地域迀徙中形成的不同风俗习惯,孕育了各个地方种类繁多、内涵深厚的民间美术。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人们的审美品味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他们不再象过去一样喜爱传统的东西,生活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年轻人开始追求时尚,民间美术渐渐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退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祖国五千年文明经典的支撑,离不开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保护本民族的民间文化遗产,振兴民族精神,己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共识。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大国的中国,更应高度重视。抢救和保护民间美术,迫在眉睫。
保护民间美术需要国家的法律政策规定,但关键在于地方的具体实施和民间的自发保护。当前,阻碍民间美术保护和发展的主要因素:一是缺乏对民间美术历史文化价值和保护发展意义的宣传,没有形成必要的社会认同;二是尚未建立起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民间美术传承体系,仍在延续原始的言传身教的家族传承方式;三是缺乏热心民间美术保护、研究工作的专门人才。因此,要保护、继承和发展传统的民间美术,就要尽快在地方高校建立起民间美术教学体系,使大学生系统了解中国民间美术特别是地方民间美术的产生、流变、种类、造型、色彩及其审美特点和区域特色,培养对民间美术的感情,使他们成为民间美术的欣赏者和宣传者,并使部分大学生成为民间美术的传承者和研究者。
(三)建立民间美术教学体系有利于促进地方旅游经济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各地纷纷挖掘推出了一批带有地方特色的旅游项目活跃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认真考察我国的旅游市场会发现,除了旅游景点的自然景观各有特色外,工艺美术纪念品却大同小异,几乎如出一辙,鲜见独具地方特色和收藏欣赏价值的珍品。这势必影响各地旅游产业规模的发展,很难带来理想的经济效益.由于民间美术依附于民俗文化而存在和发展,一件民间美术工艺品往往隐含着一个民间故事,或者象征着一种民俗活动。没有令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值得回味的民俗文化活动,也就不可能有地方旅游经济的繁荣发展。
地方高校建立民间美术教学体系,培养熟悉当地民俗文化和民间美术的专门人才,不仅有助于深入挖掘、整理和保护地方民间美术,而且还可以在保护、继承的基础上,开发创新出既保持地方民间传统特色又融入现代生活内容的现代民间美术作品,从而推动地方旅游经济的发展。另外,经过民间美术课程学习熏陶的大学生们,尽管他们毕业后大多并不专职从事旅游开发和美术设计工作,但即便是他们对民间美术无意间的宣传,也会对地方旅游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建立民间美术教学体系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
爱国主义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内容。民间美术教学通常包含民间美术史、民间美术作品欣赏和民间美术设计创作等内容,涉及到美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心理学、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民间美术的造型强调主观想象、自由表现和感情抒发,它是精神的物化产品,较之其他艺术形式,更能形象地、直接地、全面地体现中国民间和民族文化,更能激发大学生们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因此,学习民间美术绝不单纯是为了艺术知识和技艺的提高,更是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热爱祖国,首先要热爱家乡。学习民间美术,可以使大学生们深入认识自己的家乡,从而增进对家乡的感情,立志建设好家乡。有了这种乡情基础,就不难升华为热爱祖国的民族感情。
二、地方高校建立民间美术教学体系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般来说,地方高校无论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办学经费,还是师资力量、办学经验,都无法与重点大学比拟,但就建立民间美术教学体系而言,地方高校却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一)建立民间美术教学体系是地方高校办学定位所决定的应有之举
地方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就是要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实践能力强、面向基层的应用型人才。地方高校的发展必须走区域化、特色化和多样化的道路。民间美术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实用性,地方经济发展如此急需这样的人才,而重点高校短期内又难以顾及,这正给地方高校带来了难得的大展宏图的机遇。地方高校应不失时机地尽快建立起民间美术教学体系,培养适应当地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多规格、留的住、用的上的人才。
(二)当地丰富的民间美术教学资源为地方高校提供了坚实的办学基础在服务于人民生活需要的发展过程中,积淀了丰富的民俗文化信息。在许多民间老艺人身上,积聚着大量的民间美术制作经验和高超的制作技艺。这些都是民间美术宝贵的教学资源。地方高校熟悉当地的历史文化演变,了解当地的文化资源分布,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资源。新建民间美术教学体系,师资缺乏是首要问题,地方高校可就近聘任民间艺人承担部分实践内容的教学。社会为民间美术教学提供了广阔的实习基地,教学与实践可以随时随地灵活安排。
(三)生源本地化使地方高校更容易得到当地政府和各界人士的支持
地方高校的大部分学生来自本地区,毕业后又大都留在本地区工作,对学习家乡的文化艺术、探寻发生在家乡的故事有着一种本能的兴趣和动力。学生的积极参与不仅保证了民间美术基本的教学效果,而且学生还会自发的以新的艺术眼光去搜集、整理散失在家乡的民间美术资料,使民间美术教学体系不断充实。另外,民间美术教学体系紧紧围绕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扎根于当地的风土民情,不仅理所当然地受到当地政府的强力支持,而且也肯定会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民间艺人和民间美术收藏爱好者的大力支持。这种支持是一种无形的教育资源。
三、民间美术教学体系的建构
(一)民间美术教学体系的构成
民间美术教学体系主要有四部分构成:
1.非美术专业的民间美术教学。根据《全国学校艺术教育2001~2010年发展规划》的要求,“所有普通高校均在2005年前普遍开设艺术类选修和限定性选修课程,并逐步纳入教学计划记入学分'非美术专业的民间美术学习宜列为限定性选修课程,也可先试行选修制,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转为限定性选修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为:中国民间美术概述、地方民俗文化和民间美术概论、民间美术作品欣赏(就山东而言,可主要介绍剪纸、年画、风筝、泥塑、面塑、布艺、草编、根雕、奇石、陶瓷等)专科可在二年级开设,本科可在三年级开设,均为36学时左右。
2.美术专业的民间美术教学^美术专业学生毕业后多是从事与美术相关的绘画设计、教育宣传和研究管理工作,因此,应比其他专业学生有较高要求。美术专业的民间美术课程可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内容包括:中国民间美术概论、地方民俗文化和民间美术概论、民间美术作品赏析、民间美术工艺品的简单制作等。专科可在二年级下学期开设,72学时左右;本科可在三年级开设,108学时左右。选修课由对民间美术有浓厚兴趣的学生选学,主要内容为:民间美术采风考察、民间美术创作设计。选修课一般紧随必修课之后开设,36学时左右民间美术的教育中心,而且也应成为地方民间美术的研究中心。因此,可通过建立民间美术研究室的形式担负起两个中心的职责。民间美术研究室可由本校民美教师组成,吸收部分民间艺人参加,其主要任务是:(1)具体组织和实施民间美术教学工作;(2)搜集、整理民间美术资料,包括各种文献、著作、画册、图片以及各类民间美术品实物等;(3)进行民间美术的理论研究;(4)借鉴民间美术的造型观念和表现形式,开发设计现代民间美术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
3.建立民间美术陈列室.民间美术教学不能坐而论道,要特别突出实践性。地方高校建立民间美术陈列室,一来为教学提供了观摩欣赏作品的场所,让学生有机会经常接受民间美术的熏陶;二来也是对当地博物馆收藏的补充。陈列室除收藏陈列师生共同搜集和社会捐赠的民间美术品及有关资料外,还可收藏陈列师生临摹仿制或创作设计的精彩之作。从某种意义讲,学校陈列室更容易征集到有收藏价值的民间美术作品。经过一个时期的积累,学校陈列室一定会越加丰富,成为地方民间美术的宝库。
(二)民间美术教学体系的条件保障
1.师资。由于我国民间美术教育相对滞后,地方高校不可能有现成的合格民美教师,因而可通过短期进修、边学边教或校外聘任等多种途径协调解决。中央美术学院等几处美术专业院校曾先后开办民美专业或开设民美课程,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地方高校可选派热爱民美专业、事业心强的骨干教师前去进修。要鼓励美术教师每人确定一个专题,专心钻研备课,完全可以承担基本的教学任务。另外,也可聘请当地民间艺人、收藏爱好者和文化工作者到学校兼课、举办讲座或作技艺表演。民间美术教育说到底是一种情感教育,学生需要带着情感学,教师更要带着情感教。只要教师的情感真正投入了,民间美术课程的教学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
2.教材。关于中国民间美术的研究,近年来己有不少专家著述。各个地方的民间美术研究,也或多或少出版了一些书籍资料,我们可从中选择作为临时参考教材。地方高校组织编写具有地方特色、高质量的教材,需要一个积累经验的过程,但应及早规划设计。要鼓励教师认真编写课堂讲义,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修改和锤炼,待具有一定水平后再正式出版。
3.教学设备。民间美术教学既是理论课、欣赏课,又是技能课,需安排大量的实践环节,如参观考察、手工制作等。因此,要有足够的专业教室和校外实习基地,配置性能质量较高的教学设备和专用工具,还应有充足的实习经费和陈列经费作保证。
(三)民间美术教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普及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地方高校建立民间美术教学体系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培养研究民间美术的学者和艺术家,而主要是借助地理优势对学生进行形象的审美教育,使他们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提高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激发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怀。因此,在教学组织安排上,要高度重视面向全体学生的公共必修课或限定性选修课的教学,防止单纯追求“早出成果”而出现重视美术专业学生教学、忽视甚至放弃非美术专业学生教学的偏差。当然,对美术专业的学生提出较高的学习要求,对有兴趣爱好的学生进行重点培养,也是完全必要的。
2.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的关系。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既要从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理论高度作系统论述,又要结合实地考察和实物观摩作鉴赏分析或仿制练习。要发挥现代教学手段的特殊功能,如利用多媒体播放民间美术作品图片、实物三维录像和制作过程录像等,以求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摘 要 随着科技飞速发展,新媒体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新媒体技术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领域中,作为当今社会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影响着大学生体质健康。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等方法对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体质健康现状的进行分析,为帮助大学生建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以及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提供理论依据,更具现实意义。
关键词 新媒体 大学生 体质健康 影响
一、新媒体
关于新媒体的定义,国内外专家各执一词。早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新媒体下过一个定义:新媒体就是网络媒体,与之类似的是把新媒体定义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提出,所谓新媒体,或称数字媒体、网络媒体,是建立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和互联网基础之上,发挥传播功能的媒介总和。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教授将IPTV、地面移动电视、手机电视视为新媒体的三大部分。
随着基于数字技术的因特网的高速发展,形形的新媒体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信息集散枢纽,它们在建构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笔者将近10年内基于技术变革出现的一些新的传播形态,或一直存在但长期未被社会发现传播价值的渠道、载体都称作新媒体。
二、大学生体质健康
当前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和提高,体质健康却严重下降,大学生的体质健康也不容乐观。
根据201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大学生体质健康持续下降,反映人体生理机能水平的重要指标肺活量连续20年出现下降,爆发力、力量、耐力、柔韧等身体素质水平也不断地出现下降现象,视力不良检出率继续上升到84.72%且出现低龄化倾向,相比2005年数据增加了2.04个百分点,肥胖检出率继续增加,与2005年相比翻了一倍。再通过近几年大学生在军训期间出现的昏厥和免训等现象,反映大学生体质健康问题不容乐观,亟需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
三、新媒体对大学生体质健康的影响
新媒体是在无线电、网络平台支撑体系下出现的移动平台、数字电视和电影、社交网络等,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更具全面性、即时性、形象性、互动性、虚拟性等特征,兼有自由、平等、开放等特点,伴随着手机、平板电脑的普及,微信、微博、社交网站等新媒体已成为大学生沟通、交流、休闲的主要媒介。然而新媒体是把双刃剑,在带来海量信息及便捷交流渠道的同时,也因相关制度、研究、措施的滞后,而衍生出一系列负面影响,相对积极影响,其消极影响更为突出。
(一)“宅”在室内影响户外运动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宅”居生活的主要内容有:玩游戏,网上购物,泡论坛,看电影、小说、漫画和新闻,网上交友聊天,做作业,写博客等。由于大学生具有自由支配时间和闲暇时间的特点,其通过新媒体满足了其精神上的需要和休闲娱乐,很大程度上占据了大学生的课余时间,减少了其去户外锻炼的次数和时间。大学生长时间“宅”在室内,缺乏体育锻炼,这是影响体质健康重要的因素之一。
(二)屏幕时间影响超重肥胖
屏幕时间是指花在看电视和使用计算机(包括上网和进行计算机游戏等活动)进行视频游戏以及电子阅读上的时间。而屏幕时间延长导致静坐时间延长,零食的增加。网络的普及和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的应用,提高了信息传递和利用的效率,减少了很多外出的机会,原有的被动体力活动减少。另外,电视和网络充斥大量的食品广告,吸引他们品尝和购买含糖饮料、油炸零食等容易肥胖的食品。肥胖是大学生健康的重点,势必影响体质健康。
(三)静态生活方式影响身体健康
新媒体的应用需要长时间接触电脑、手机的等媒介让大学生成为“久坐族”,导致颈椎病、视力问题、高血脂、鼠标手、胃肠道疾病等。这些体质健康问题反映了静态生活方式对体质的不良影响,静态生活方式与颈椎等慢性病的患病危险密切相关。大学生养成静态生活方式会对体质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
四、结语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是国家发展的可持续力量,是促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大学生体质健康问题不容乐观。在新媒体背景下,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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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对象调查对象为泰山职业技术学院2011届电子商务专业新生,共153人。
(二)调查方法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和个别访谈法,具体措施为向新生发放《对2011届电子商务专业新生学习基础的调查问卷》。该问卷综合了知识技能水平、实践经验、学习习惯、学习兴趣等学习基础的四个方面,有单项选择、多项选择及填空题等多种类型,以了解新生关于电子商务专业的基本情况。共计发放问卷155份,收回有效问卷153份,有效回收率为98.7%。另外,个别访谈学生60名,并进行访谈记录。
(三)分析工具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及数据分析。
二、调查结果及分析
(一)样本分布与基本情况据统计,新生样本中男女比例不均衡,女生126人,约占82.4%,男生27人,约17.6%。个别访谈的学生中,女生33人,约占55%,男生27人,约占45%。数量分布(图略)
(二)知识技能水平调查结果及分析1.计算机技术及网络技术水平。(1)新生计算机知识非常有限。绝大多数学生对计算机知识略懂皮毛,少数完全不懂,没有非常熟悉计算机的学生。大部分新生学习过计算机文化基础,部分自学过网络技术,有一定的理论基础。(2)在计算机硬件配置方面,新生课后上网设备和渠道缺乏。新生中,近2/3的学生没有自己的电脑;在上网的方式选择方面,2/3的新生通过WLAN使用手机上网,其次是在校阅览室或通过宽带在家上网,接入Internet的网络种类相当有限。(3)在计算机软件应用方面,新生的实践较少。以注册网上银行和电子商务网站必备的电子邮箱来讲,38.6%的新生没有自己的电子邮箱,33.3%的新生只有一个电子邮箱,且绝大部分是QQ邮箱,而非传统的专业的电子邮箱。2.物流基础。(1)新生使用快递的比率较低,各方面均不到40%;而用途方面,使用快递接收商品的比重较大,寄送的情况相对较少。(2)新生对物流企业情况的了解程度较低,新生大多数只了解、接触过一两个物流企业。3.电子商务概论。(1)新生对电子商务的认知度呈正态分布。绝大多数学生了解一些,少数完全不懂或非常了解;在对电子商务内涵和外延的认识方面也比较片面,只有3.3%的学生选择了所有项目。(2)在对电子商务的印象标志选择上,绝大部分新生提到电子商务都会想到淘宝网,少部分会想到阿里巴巴网,可见,学生平时对C2C与B2C的内容了解的多一些,实践也多一些,对B2B相对了解较少。(3)新生掌握电子商务基本技能的比例偏低,各项技能均未过半,其中,会申请邮箱和淘宝账号的比例相对较多,会申请支付宝账号和网上银行的比例较少。
(三)实践经验调查结果及分析1.网购经验。(1)新生的网购经验不足。绝大部分新生没有在网上购物的经验,有网购经验的学生不到15%。绝大部分学生学会网购后会建议身边的人去网购。(2)新生对网购优势的认识较为充分。新生中的58.8%选择了一种网购的优势,17.6%选择了两种网购的优势,23.5%选择了三种或三种以上网购的优势。(3)在纠纷解决途径方面,新生会采取多种积极的方式解决问题。77.1%的学生能够找到一种合理的方式,16.3%的学生了解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解决途径,只有极少的比例自认倒霉。2.网店开设经验。(1)大部分新生缺乏开设网店的经验。已开设网店的新生比例不到3%。(2)学生的好奇心强,乐于接受教师指导,若将开设淘宝网店作为考核内容,则将会有79.7%的新生选择提前开设网店。3.其它实践活动。(1)新生对电子支付方式的使用比例偏低。2/3的新生没用过任何电子支付方式,1/3的新生用过一种或一种以上电子支付方式。(2)学生对电子商务网站的了解程度相对较高,接触过两种以上电子商务网站的新生超过50%。(3)在企业实践方面,新生了解较少,几乎没有实践经验。其中41.2%的新生接触过当地电子商务有关的信息、广告或者企业,41.2%没有接触过,17.6%表示不清楚。
(四)学习习惯、兴趣调查结果及分析1.学习习惯。(1)在学习遇到问题时,大部分学生选择求助于专业课老师或者互联网,其他方式选用比例偏低。(2)77.1%的新生采取一种解决方式,22.9%的新生选择两种以上,解决问题所选择的方法相对比较单一。2.学习兴趣及专业倾向。(1)绝大部分新生表示对自己的专业感兴趣,并看好电子商务的发展前景。(2)在专业倾向方面,学生灵活性大,专业忠诚度不高,59.5%的新生选择非本专业高薪职位,只有24.2%选择本专业低薪职位。(3)岗位倾向方面,66.6%的新生选择技术型的岗位,62.1%选择营销类的岗位,只有21.6%选择文案类的岗位,说明学生倾向有技术性、创造性的岗位。
三、问题及对策
关键词:大学;生态文化;建设
党的十报告中,同志饱含感情地说:“我们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这是我们为子孙后代所做的一项庄严承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报告的专题之一,可见其重要性。生态文化问题,是由于当前全球性生态问题的严峻挑战,以及这种挑战为人类发展提供新的机遇提出来的,是人类的新问题。生态问题的探讨不仅仅是生态理论上的进一步深化与创新,更是一个具有较强实践性的课题。
一、大学生态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人类当前存在的问题,表面是环境、生态、资源问题,实质上是人自身的问题。因为人类在向文明演进的过程中失去了敬畏自然和尊重生命之心,日益成为“生命的孤独者”,为了拯救地球,挽救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同时伴随着大学校园日益成为“国际性”的开放组织,大学理应承担起泽被人类的历史使命,承担起拯救人类精神家园的伟大的历史使命。
(一)生态危机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生态危机问题是一个长久以来引起全球范围关注的重要课题。就我国目前的状况而言,党和政府不断地提出具体的发展方针、改善政策,但是如何更加完善地以马克思的生态理论为基础,建立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独特的生态价值体系,提出明确的生态建设的理论,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的理论课题。
马克思曾在一百多年前便对人类突飞猛进的工业文明发出过忠告:“文明若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在自觉地发展,则留给自己的是荒漠。”生态危机的后果比战争更危险,是毁灭性的,包括地球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历史经验说明,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被破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
生态文化就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这是人的价值观念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解决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生态文化重要的特点在于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解释现实社会,处理现实问题,运用科学的态度去认识生态学的研究途径和基本观点,建立科学的生态思维理论,使人们在现实生活自己逐步增加生态保护的观念。
在大学开展生态文化建设非常必要,因为生态危机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而生态文化则代表了旨在摆脱生态危机的21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新方向,作为现代社会的知识场合思想库的现代大学,理应成为传播生态文化的“主阵地”。
(二)生态文化是21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新方向
生态文化概念,西方是从环境教育的角度提出来的,我们可以从广义理解文化的含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文化概念,将文化定义为人类的生存方式。生态文化是新的文化,要适应新的世界潮流,广泛宣传,提高人们对生态文化的认识和关注,通过传统文化和生态文化的对比,提高人们对生态文化的兴趣,有利于资源的开发,保护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促进经济发展,造福于子孙。
生态文化是人类从古到今认识和探索自然界的高级形式体现,人类出生到死亡这个过程中要与自然界的万事发生和处理好关系,人类在实践的活动中认知人与自然中的环境中的关系,处理好这种关系我们才能长期和谐地生存和发展,生态文化就在这个环境的初步发展与完善,从而从大自然整体出发,把经济文化和伦理结合的产物。
人类文化由传统文化向生态文化的转变,必将引发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和人类精神的一系列根本性变革,处于这一变革中的大学校园,不可回避地面临全新的文化选择。因此,以生态文化和精神文化等文化要素和因子良性互动、和谐共生,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相互交融的大学文化生态系统,促进整个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协调平衡,是大学文化良性发展和大学获得可持续发展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和必然选择。
(三)“生态”理念是当代大学之办学必要理念
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中理应包含着生态,现代大学培养的现代大学生都应当拥有广博的生态知识、健康的生态思想和丰富的生态情感。1998年清华大学提出创建“绿色大学”,正是这一生态办学理念的体系。《中国教育报》在2012年2月29日专版中大力倡导了“活力教育生态校园幸福师生”的办学理念,要发展以健全机制的重点的活力教育,打造以创建低碳、绿色校园为标志的生态校园,实现以学生健康成长、教师受人尊重为夙愿的幸福师生。
《中国21世纪教育议程》把环境教育列为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教育部、世界自然基金会等联合发起了环境教育项目“中国绿色教育行动”。1998年王大中先生在清华大学建设“绿色大学”的研讨会上,提出用“绿色教育”思想培养人,用“绿色科技”意识开展科学研究和推进环保产业,用“绿色校园”师范工程熏陶人等主张。这里提及的“绿色教育”,是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角度,提出的一种方法性理论或目标性概念。大学作为文化的传承、传播和创造者,其校园文化是社会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必然也存在着自己的生态。
二、推动大学生态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以生态文化理念推进大学生态文化建设的整体思路便是在整个社会和自然空间的大背景下,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在整体和谐的环境中张扬人的个性,达到教育系统内部的和谐性发展、教育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协调性发展,进而达到整体可持续发展。
(一)营造优雅文明的校园文化氛围
办大学就是办一种氛围,大学的教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的文化氛围。为大学提供精神养料的和谐文化氛围是大学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校风、学风、师生精神面貌以及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对于学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潜移默化和持续终生的。我们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要运用各种因素来营造好影响师生成长的大学校园文化氛围。如果一所大学历久积淀的虽然不见文字却弥漫于校园时空的舆论氛围和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行为原则是和谐的、健康向上的,那么,生活在这一文化共同体中的个体,将受用无穷,这种校园生态环境和氛围无疑对于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大学必须致力于和谐文化氛围的营造,在借鉴历史和现实社会大系统各种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创新。
营造生态文化校园环境的工作古已有之,古代的书院就大多建在依山傍水、风景优美之处,目的是“借山光以悦人性,假湖水以静心情”。马克思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良好的校园布局、建筑风格、绿化美化以及环境中蕴含的人文气息,是无声的育人载体,对于陶冶师生情操、启迪智慧、积淀高雅的大学文化,具有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
大学校园应成为一个环境优美、格调清新、人文与自然和谐、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现代化校园。生态校园能润物细无声地陶冶师生情操,有效地促进学生身心健康,能很好地传播生态文化,生态校园的建设要弘扬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文化,要体现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二)积极进行生态文化教育
按照生态学的观点,人与自然具有“亲生”与“共生”的关系,把宇宙万物看做是我们人类自身的构成性存在,在人类这种必须做出的大转变中,教育是大有可为的。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中所指出的:“教育是一项巨大的事业,对人类命运具有强烈的影响”,“如果人们集中力量培养完善的人,而这种人又会自觉地正确他人个人和集体的解放,那么教育就可以对改变社会和使社会具有人性做出巨大的贡献”。
目前,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的生态文化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大学校园必然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营造积极向上的舆论风气、奋发进取的精神氛围和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即人与人相互关心、和谐合作、协同进步的生态文化氛围。成功大学的最大成功与其说是精神物质化,不如说是物质精神化。只有灌输了某种精神后,校园的一切才变的有了生气,成为积极的教育因素。
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是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生态文化教育是新时期高校教育的必然选择,通过生态文化教育让生态意识注入到每一位大学生的心灵之中,对大学生加强生态世界观教育、加强生态文明道德观培养、加强环境教育、大力开展生态文化建设活动等措施,搞好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促进高校生态文化建设水平。
大学的生态文化应当是一个全方位的、综合性的、系统化的工程,应当包括制度措施、组织管理、学科构建、课程整合、社会实践、课外活动等方方面面。大学的生态文化建设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的各个部分都要相互配合、紧密衔接;大学的生态文化教育又是一个完整的、动态的过程,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也不可缺失、不可忽视。
(三)构建兼容并包的学术生态
大学是传递和探究知识的机构。她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和批判现存的知识,探索新的知识。学术是大学的逻辑起点。对知识的传递、批判和探索是大学永恒的主题。大学学术研究能力的开发,本身就孕育着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萌芽,把川流不息的知识转化为技术创新的源泉是大学学术研究的一项任务。
大学应具有良好的民主学术氛围、科学研究和理论探讨。大学同宇宙,大学和它的名字一样,探究宇宙万物,大度包容,容无止境。为了固守学术堡垒、提高学术声誉,新世纪的大学必须致力于构建良好的学术生态,应该秉承学术自由的大学理念。学术自由是大学生态中的核心的生态因子,自由的学术氛围是孕育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创新思维的土壤。一些创新观点在提出之初,不会横遭一些所谓学术权威的质疑和反对,只有自由的学术氛围,才能真正践行“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文化建设方针。洪堡在19世纪之初提出学术自由理念,促使德国大学成为当时世界大学的中心;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为北大营造了浓郁的学术环境。学术自由匮乏,就会淹没学术追求,创新活动就会衰竭。新世纪的大学校园里应该是富有自由精神的学术殿堂,为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为学术大师的涌现提供无限的发展空间。
(四)增强大学生态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辐射力度
当今时代,大学日益走向社会的轴心,承担更多的历史使命。今天社会开放已经打破了社会系统间的封闭性,我们不能再从校园本体孤立地理解校园,大学校园已经融入到社会整体系统之中。大学校园不仅要达到内部的学术生态平衡,还应促进外部生态环境的优化,提高大学校园的社会辐射力度,一方面让大学生应成为知生态、懂生态、热爱生态、践行生态的人,另一方面让大学成为传播生态文化的主阵地。
近年来,各高校纷纷开展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实践工作,以充分发挥大学生特有的辐射功能,努力使其成为实践和传播生态文明的主力军。高校可以看站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实践活动,包括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实践活动、发挥环保社团的引领作用、优化生态文明教育的课程体系、建立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的评价制度、促进生态文明网络社区建设,有效利用高校的特色资源,以高校的寒暑假及“五・一”“十・一”小长假等社会实践活动为载体。而且,伴随着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校园的辐射力不断得到加强,校园网与互联网实现连接本身也是校园加强社会辐射力的重要条件。
构建和谐的大学校园文化生态,是新世纪大学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所在。面对历史的呼唤,大学校园应致力于校园生态的探究与建设,注重人――教育――环境的和谐与平衡,造就校园生态的新天地,推进现代大学的可持续发展。现代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固然要依靠现代化的物质生态环境,但更重要的是要依靠浓郁的人文生态成长的气息。一所名校让人折服的不仅是标志性的建筑,更是标志性的理念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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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烟台方言 特征词 文化内涵
一、引言
烟台三面环海,位于山东半岛的东北部,半岛地域环境孕育了其独具特色的烟台方言。烟台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四个次方言区山东方言中的一支,其方言中的特征词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在《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一书中,李如龙将方言特征词界定为一定地域里一定批量的、区内大体一致、区外相对殊异的方言词。本文借用李如龙方言特征词的概念,将烟台方言特征词定义为在烟台地区内批量人群使用的、烟台地区内部相对一致、与烟台以外地区相对殊异的方言词。
语言的产生意味着灿烂多姿的人类文化的诞生,而方言作为语言的变体,可以说是与地域文化共生的。本文借助烟台方言报告资料,对其方言特征词汇进行了梳理,筛选了具有代表性的方言词,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文化内涵进行深入分析,以展现烟台方言词汇特有的半岛文化特质和精神内蕴。
二、烟台方言词汇与半岛文化“向内”的精神内蕴
(一)农业方言特征词汇与适应自然的精神面貌
烟台地区农业方言特征词汇较多,在农具方面有:“小地拱子”,铁制胶轮手推车,由胶轮和车架子组成;“小抓钩儿”,刨土农具,齿、柄都比抓钩短小,可蹲下身体一只手使用,土里生长的作物收获后,从土里筛捡掉落的作物;“笸箩”,用柳条或蔑条编成的盛放粮食的器具,帮较浅,略呈正方形;“囤子”,用荆条编成的盛粮食的器具,一般为圆柱形,如果粮食较多,可以在上面加上圈成螺旋状的子。
在劳作方式上有:“拈种儿”,播种,一般指人力播种;“抹窝儿”,将播过种子的土坑埋平;“埋鼓堆儿”,抹窝儿后再加上土形成小型的土堆,可以防涝;“薅草”,指拔草;“打麦子”,将麦子脱粒的农业活动;“扬”,把晒干后收成堆的谷物、豆类等用木锨扬起,借风力使外壳、尘土及杂物等与干净的籽粒分离;“下苹果”,对摘苹果的俗称。
在农副产品上有:“饽饽”,用手揉成圆形,工艺比馒头复杂,口感比馒头更松软的一种发面馒头;“饽饽”根据形状可分为几种类型,“枣儿饽饽”(插上十字形枣的饽饽,一般过年时制作)、“桃儿饽饽”(将圆形的饽饽继续团揉,使有一处凸起,形似仙桃,一般平时制作)、“花饽饽”(将面团揉成花边饼状圆形的基础上,用彩色的面团制作龙、凤、金鱼等吉祥物镶嵌在圆形饽饽上,供女儿出嫁时做陪嫁品用)等;“棋榴”,在和好的玉米面中加入煮熟的红薯蒸成的一种发面食品;“烫面包儿”,将面粉用热水烫熟擀成皮儿包成的包子;“发面包儿”,用发酵过的面擀成皮儿包成的包子。
烟台农业方言特征词汇的产生,有很重要的地理条件。烟台地处中纬度,位于山东半岛东部,属于暖温带湿润季风气候,温度适中,雨水较充沛;区内分布着低缓丘陵,山地丘陵间分布盆地、平原,棕色森林土广泛分布于缓坡地和排水良好的平地。依靠气候、水源和土地的天然条件,烟台人顺应自然、因时而作,种植适合自然条件生长的农作物,因地制宜地采用劳作方式,对粮食产品进行加工,在适应自然的同时享受着大自然的礼遇。
(二)传承古汉语的方言词汇与守旧心理
“坐小椅子”,烟台人对排名最后者的戏称。旧时考试结束后,一般按考试成绩的好坏排列学生名次,并张榜公布。榜上的名字写完后,一般用红笔打一个红钩儿,表示到此为止,这个红钩正好落在最后一名学生的名字上。由于红钩儿的形状类似椅子的拐角,故以此戏称。尽管是戏称,“坐红椅子”还是形象生动地描述出“排名最后者”的尴尬。“康维爷的后人”是烟台人对不学好的后人的讽刺用语。齐康王是战国初期姜氏齐国最后一位君王,传说康王有个儿子,从小不听话,康王“让他往东他向西,让他撵狗他抓鸡”。康王临终前怕他儿子把他葬不到风水宝地,就故意反话嘱咐儿子把他葬到山顶上,没想到儿子到最后听话了,真把康王葬到了山顶上。
“夜来”,对“昨天”的俗称。“夜来”,可见于古代诗词和古典名著中。宋・贺铸 《浣溪沙》:“笑捻粉香归洞户,更垂帘幕护窗纱,东风寒似夜来些。”《水浒传》(三四回):“总管夜来劳神费力了一日一夜,人也尚自当不得,那疋马如何不喂得他饱了去。”
“溜枵溜枵”,很薄很薄,形容纸张或布料、被子非常单薄。“枵”,布类的丝缕稀疏而薄,语出“又有蕉纱,乃闽中取芭蕉皮析缉为之,轻细之甚,值贱而质枵,不可为衣也。”(《天工开物》),为古汉语常用词,现代汉语中用“薄”取代。“顶艮顶艮”,烟台方言中形容食物受潮,不容易咬动。“艮”,指食物不易咬动或嚼烂,为古汉语常用字,现代汉语中用“不脆”代替。
从以上方言词汇中可以看出,烟台方言特征词汇部分借用了古代典故、诗词用语和古汉字。古代典故和古典诗词的借用完整地沿袭了古汉语用语的词形和词义,在借用古汉字的基础上,加上了新的字使词形构成了“ABAB”的形式,但仍沿用古汉语的词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烟台人在方言用词上的保守心理。
(三)儒、佛教派方言词汇与传统文化心理
许多烟台方言词汇借用了教派用语。在烟台方言中,形容一个人通情达理、能够为别人着想、不自私自利、重视亲情和友情时,往往用“仁义”来表达,突出人性情温顺,通情达理。“仁义”最早是作为“仁”“义”单独出现的。孔子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仁”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把“仁”当作追求的一种道德规范。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着重提出“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样一种“舍生取义”的观点。汉董仲舒继承其说,将“仁义”作为传统道德的最高原则。宋代以后,由于理学家的阐发、推崇,“仁义”成为传统道德的别名。常与道德并称为“仁义道德”,与“礼、智、信”合称为“五常”。不论是“仁”“义”,还是“仁义”,在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是作为道德规范约束人的思想及行为。烟台方言中的“仁义”一词,只重点突出人有重视亲情和友情的品性,忽略了这种品性的必要性。即烟台方言中,虽忽略“仁义”对人的思想及行为的约束力,却完整地沿袭了儒家“仁义”核心思想的道德成分,这凸显了对儒家传统道德思想的重视和认可。
烟台方言词汇也借用了中国传统佛教教派用语。如,“抖擞”本是佛教专有名词,出于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法苑珠林》,原指“振衣去尘”,后来词义扩大,不仅指抖去衣物灰尘,还可指“抖擞精神”。在烟台方言中,虽然读音发生了变化,但基本沿用“抖擞”一词“振衣去尘”的义项。又如“眼斤”在烟台方言中表示眼力非常好。其实,“眼斤”“耳斤”也为佛教用语,佛教以“眼、耳、鼻、舌、身”为“六根”,“根”取“能生”义。《景德传灯录》:“从眼根返源,名为文殊,耳根返源,名为观音。”“根”音转为“斤”,故名“眼斤”“耳斤”。再如,烟台方言“打哑巴禅”,源自佛教中的禅宗用语“打禅”。禅宗中,不立文字,不用背诵抄经,主张“顿悟”,“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坛经》)。禅宗浓厚的唯心色彩,在烟台百姓看来,往往是玄而又玄,不知所云。所以,在烟台方言中,把人与人密谈、故意说些隐语或做怪异手势让别人不解其意的行为称为“打哑巴禅”。烟台方言借鉴了古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共生互动、圆融互摄的文化高度融合的产物――中国佛教的思想内涵,将烟台方言打上了重视传统文化的烙印,从中也可以看出民众在亦步亦趋的语言运用中对传统文化谨慎传承的心理状态。
三、烟台方言词汇与半岛文化“向外”的精神内蕴
(一)渔业方言词汇与勇于挑战自然的精神特质
烟台方言中存在着与捕渔有关的专有名词。例如“鱼眼”指渔民出海捕渔侦察鱼群的人;“号头”,唱渔号的领头;“锅头子”,渔村村民出海捕渔,在船上做的出锅第一碗饭,第一碗饭定要先敬奉老大,其次才是船老二、鱼眼等;“猛儿”,潜水捕鱼作业者;“口子里”,安全港;“丈杆子”,风网网头上的木叉子,渔民在完成下网的活动时,不能喊“网下完了”,要喊“丈杆子朝前喽”。这些特有的渔业方言词汇是渔民在捕渔劳作的历史经验中积淀而成的,已成为烟台悠久渔业文明的象征。
烟台渔民出海捕渔不用“出海”这一称呼,而用“下河”取以代之。在他们看来,海是可以跨过的河、可以攀登的山。自然界的海本是漫无边际的,其广阔无垠是河水所无法比拟的,渔民却人为地为其设定了边界和尽头,这突出表现了渔民在与自然界的抗衡中主观意愿与客观现实的严重对立。在这种人与自然的对立中,渔民不是肆意妄为的,要保证出海的顺利,必须遵从自然规律。面对大海,渔民不是消极无为的,他们给自己植入“自然(大海)可以战胜”的先有观念,并把“顺利满载返航”的积极心态投入到渔业生产当中,这突显了渔民不屈于大海的威力,勇于挑战自然的精神。
(二)带“洋”字的方言词汇与开放的文化接受心理
“洋火棍儿”,即“洋火儿”,火柴的称呼。火柴最早是从外国输入的,英帝国主义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在向我国输入鸦片的同时,火柴及其它商品也成为经济掠夺的一种重要手段。《》中,烟台(当时为登州)被迫成为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自此,17个西方国家纷纷在此设立领事馆。自德国人最早开办盎斯洋行后,中外商客蜂拥而至,建立商行、洋行等,形成繁华的朝阳街商埠区,烟台一度成为国内、国际贸易港,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文化与烟台文化的碰撞、交融。反映在语言中,烟台方言在与本地物品相似的舶来品中加入了“洋”,代表从西方或外国引进的新品种。如烟台人称呼形似中国红柿子的西红柿为“洋柿子”。“拉洋片”是一种民间的游戏器具,匣子里面装着画片儿,匣子上放有放大镜,可以看放大的画面。由于最初画片多是西洋画,所以叫“拉洋片”。
带“洋”字的烟台方言词汇,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随着贸易往来的频繁,中西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这种文化交流的态势没有使烟台人固步自封,而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传来的新事物,接受“我之未有”,改造“我之现有”,丰富发展了烟台地区方言词汇的同时,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记录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
(三)道教方言词汇与勇于探索的精神面貌
“点化”一词本是道教用语,是道家对点石成金、化凡为仙行为的专用名词。在烟台方言中,“点化”的词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示善于对别人指手画脚、评头论足或者指责、指使、指派别人,常常含有贬义色彩。在道教用语中,“神仙”指能达到至高神界的人物,是神话故事中有法术的人的统称。烟台方言中也有“神仙儿”一词,常形容人神通广大,有着与常人不同的行为能力,但在运用“神仙儿”时,表达出的往往是说话人对所谓的“神通广大”的人的质疑和嘲弄。(如“他正果有那么大的本事吗?摆把他说的跟个神仙儿似的!”意为“他当真有那么大的本事吗?不要把他说的那么神通广大!”)。烟台方言中的“鬼画符”,常用来形容字迹潦草,让人无法辨识。“鬼画符”这一词汇也源自道教文化,道教文化集中了国古代文化思想之大成,其内容讲求长生不老,画符驱鬼。在画符方式中,存在几种特殊的画符法――舌尖书符,手指凭空虚写虚画,用铜剑、师刀、令牌凭空虚写虚画。不论哪种画符方式,都强调画符的动作,对于画符真正呈现出的内容却不得而知。烟台方言中的“鬼画符”含有的辨识不清之意便由来于此;不仅如此,道教中用于驱鬼的画符也失却了“辟邪驱鬼”功效,而变成了对潦草字迹的谑称。
由此可见,烟台方言词汇对道教专有用语有所借用,但从语用环境看,这些词语基本上缺失了道家专有用语的本义,增加新的义项,词语的感彩也发生了由褒至贬的明显扭转。这种变化体现了烟台民众对道教文化的接受心理过程,由开始一味地尊崇和信仰,到质疑求索的变化,这一文化心理变化过程有其历史根源。据史料记载,秦汉时期的东莱方仙道文化是中国道教文化的重要源头,而方仙道文化最兴盛的地区是在汉代东莱郡北部沿海地区,主要指今烟台地区北部沿海一带。该区域三面被大海环绕,日月似从大海中跃出,茫茫的大海时而风平浪静,时而奔腾咆哮,周而复始地退潮涨潮。特别是那神秘莫测、时常出现的海市蜃楼,更是激发了东莱先民那无垠的遐思和丰富的想象。于是人们便将这些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奉作神灵(日主、月主、阴主、阳主及琅琊的四时主)来敬畏和崇拜。毗邻大海的神秘,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化背景派生了仙山、仙人、仙药的传说。先民对神灵的敬畏与崇拜不仅仅停留在信仰上,秦始皇多次来东方“祠八神”的同时,开始了派人入海寻求仙人、仙药的求索之路,然而“求之不得”的徐福为躲避秦始皇的统治,以“求仙”之名名正言顺地开始了东渡生活之探索。从秦始皇对仙道文化的信仰到徐福东渡求索的变化历程,是一种由信仰到质疑求索的文化心理转变的过程,也是烟台民众对道教文化接受心理的变化的根据所在。
(四)味觉方言词汇与民众文化创新心理
“甜么索”,除表示食物味道甜但不爽口之外,烟台方言指一个人嬉皮笑脸,故意讨好别人的样子。“淡么索”,除表示做出的食物没有味道外,烟台方言指人生分,不与本该关系亲近的人亲近。“苦巴叽”,除表示一种“苦”的味觉,还经常形容日子过得非常艰辛,口气中经常透露讥讽意味。
这些词语本义指食物的味道,后在烟台人的生活中与人际关系建立了关联,这是对原有词义的创新。值得一提的是,烟台方言的创新词汇“咂煞”一词,本义指鱼刺、碎骨之类有味儿的东西,引申为吃饭挑挑拣拣或对生活要求过高、不知足。由于烟台地处沿海,海产品的食用成为家常便饭,人们在品尝海鲜美味的同时,模拟品尝时的声音、动作创造了符合烟台地域文化特征的词汇,在加入了自身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的基础上,使词汇获得了更为广阔、更受认可的生存语境,这是烟台人在生活交际中创造性智慧的结晶,透视了其文化创新的心理特质。
四、结语
方言反映地域文化,折射一定地域的人们独有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特质。本文阐释了烟台方言特征词汇的文化内涵,透视了半岛文化在适应自然中勇于向自然提出挑战、既保守又开放、既重视传统又敢于质疑创新的精神内涵。实际上,这只是烟台方言研究的一种路径。烟台方言独特的语音和语法系统,也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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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法 回鹘文 文献 敦煌 吐鲁番
维吾尔族是个历史悠久而文化发达的民族,其文化在宋元时代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为数丰富的古代回鹘文文献为我们认识与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填补了汉文史书记载上的许多空白。本文即以这些文献为主要依据来探讨维吾尔族祖先回鹘的历法及其演变。
从很早的时代起,维吾尔族的祖先就开始用十二属相来纪年了。有一种意见认为,早在距今三四千年以前,十二属相历法即已产生,它是由生活在阿尔泰山一带的古代游牧部落率先使用的,十二属相的内容与经常出没于他们身边的动物及游牧经济相适应。后来,曾活动于阿尔泰山及其附近的许多民族,如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的祖先都先后从这里吸收了用十二种动物名称纪年的方法。清代著名考据学家赵翼认为,汉族人的属相历法是通过匈奴人学会的,他在《陔余丛考》卷34中考证说:
北俗初无所谓子丑寅卯十二辰,但以鼠年虎兔之类分纪岁时。浸寻流传于中国,遂相沿不废耳。
至于此法何时传入中原,他认为当在汉宣帝时期。他说,十二属相“本起于北俗,至汉时呼韩邪款塞,入居五原(时在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与齐民相杂,遂流入中国耳”。这种说法虽缺乏足够的证据,但也似乎不无道理,故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同,本人也曾接受这种说法[1][63]。近读陈庆隆[2][447-450]、李树辉[3][50-60]等诸氏大作,仔细思量,回鹘十二生肖纪年法借自汉族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因为各种考古发现都倾向于证明汉族使用十二生肖的时代要早于突厥、回鹘诸族。
维吾尔族开始使用属相历法的时代当在很早,但由于史料缺载,我们无法透视其早期传播历史,只能将之追溯到漠北回鹘汗国时代(744~840)。迄今发现的较早的使用十二属相的回鹘古代文献是为纪念其第二代可汗磨延啜(747~759年在位)而于8世纪中叶勒立的突厥卢尼文《磨延啜碑》、《铁尔浑碑》和《台斯碑》。《磨延啜碑》标有7个纪年,即羊年(743)、鸡年(745)、猪年(747)、虎年(750)、兔年(751)、羊年(755)、鸡年(757)。[4][P25-51]《铁尔浑碑》同样也标有7个纪年,分别为蛇年(741)、羊年(743)、猴年(744)、鸡年(745)、猪年(747)、鼠年(748)、龙年(752)。[5][6]《台斯碑》仅有一个纪年,即鸡年(757)。[7][P238-244] 这些说明当时的回鹘人是使用十二属相纪年的。汉文史料对此也有类似的记载。《太平寰宇记》卷199称黠戛斯“以十二属纪年。假若岁在子,则谓之鼠年;在戌,则谓之狗年。与回鹘同也”。
漠北回鹘多从事游牧经济,以各种动物名称纪年,容易为广大人民所接受,故此历法久盛不衰。
9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了来自叶尼塞河流域的黠戛斯人的进攻,雄强一时的漠北回鹘政权土崩瓦解,部众四散。其中迁入西域及河西走廊者,由于受到当地发达的多种文化的影响,回鹘的历法也开始随之走向多样性。漠北时代的传统历法——十二属相纪年法仍在通用,例如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几乎全是用十二属相纪年的,此外,十二属相纪年法还见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各种宗教文献、文学作品等多种文献中。十二属相在回鹘文文献中分别被写作:1. sïčγan或küškü“鼠”;2. ud“牛”;3. bars“虎”;4. tawïšγan“兔”;5. luu或lü“龙”;6. yïlan“蛇”;7. yont“马”;8. qoy(ï)n“羊”;9. bičin“猴”;10. toqïγu“鸡”;11. it“狗”;12. tonguz“猪”。一年之中,从二月到十一月分别写作äkinti (或ikinti、ikinči) ay、üčünč (或üčinči) ay、törtünč ay、bišinč ay、altïnč ay、yitinč ay、säkizinč ay、toquzunč ay、onunč ay、bir igirminč ay,都以序数以依次取用。兹以敦煌发现的回鹘文文献为例:
其一(P. 3046卷背):
ït yïlïn qutsï-nïng qïwtu-qa bergüsi erdi qutsï bermädi men ötädim[8][P117-119]
狗年,库兹应送还剪刀,(但)库兹没有还,是我借给他的。
其二(P. Chinois 2998):
qutluγ qut……yont yïl bešinč ay altun el yalawač kältimiz šačuqa yüz ellig-ning qïz qolaγali qïz[8][P115-116]
吉祥的……马年五月,我们金国(即于阗一笔者按)的使者为了向百户长之女求婚来到沙州。
其三(安西榆林窟第25窟回鹘文题记):
qut-luγ yont yïl toquzunč ay-nïng yegirmi säkiz-kä[9][P84-86]
吉祥的马年九月二十八日
值得注意的是,惟有第一月和最末月的写法不同,它们不用数字表示,而分别被称作aram ay和čaγšaput ay。前者意为正月,后者意为斋月,14世纪的维吾尔族文献《高昌馆杂字》就是用aram ay和čaγšaput ay来表示这两个特殊月份的。[10][P36]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都是如此使用的,如:
qoyn yïl aram ay bir yangïqa (UW Sa02. 1)[11][P6]
羊年正月初一。
bičin yïlčaγšaput ay iki yangïqa (UW Sa28. 1-2) [11][P59]
猴年腊月初二。
在回鹘文宗教典籍中,这种用法也很常见,如回鹘文《玄奘传》:
čaγšaput ay buu luu kündä
腊月戊龙日[12][P402-403]
显而易见,这种方法与汉历的一月、十二月不用数字而用“正月”、“腊月”来特称相仿佛。čaγšaput源自粟特文,原义为“斋戒”、“禁忌”。回鹘摩尼教是由粟特人传入的,粟特人之持斋月即为每年的末月。吐鲁番回鹘文书称十二月为斋月,当与回鹘人崇信摩尼教有关。
这种十二属相历法,每月上旬都用一特殊的字yangi来表示,如:
taqïγu yïl törtünč ay säkiz yangïqa (UW Sa21. 1) [11][P45]
鸡年四月初八。
tonguz yïl aram ay on yangïqa (UW Pl01. 1) [11] [P123]
猪年正月初十。
其中的yangï意为“新”,与汉族农历称每月上旬为“初”的习惯一致,当为受汉族历法影响的结果。回鹘人不仅用十二生肖纪年,而且还用于纪日,如敦煌本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的题记即谓为其抄写的时间在康熙二十六年的六月初八日,是日为辛鼠日(sim sičqan kün)。[13][P258]在吐鲁番出土的编号为TⅡY 19的回鹘文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回鹘以十二生肖纪日的具体表示方法,即küškü kün鼠日、ud kün牛日、bars kün虎日、tawïšγan kün兔日、luu/lü kün龙日、yïlan kün蛇日、yongt kün马日、qoy(ï)n kün羊日、bičin kün猴日、toqïγu kün鸡日、ït kün狗日、tonguz kün猪日,等。[14][P32]
这种纪日方法与今天西南的少数民族,如彝族、黎族、傣族和北方的蒙古族使用十二属相纪日的情况大致相同,只是十二兽的名称各不相同。此外,门巴族和拉祜族也有以十二属相纪日的情况。
除了属相历法外,回鹘人还曾使用其它历法,如干支纪年法、七曜历及五行与属相相结合而成的历法。
干支纪年法,是汉族人首先创造的,据传,早在上古帝尧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它由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组成,用十天干与十二地支依次循环相配,可组成“六十花甲”。其中的十二地支原与十二种动物名称本无什么关联,只是到了公元前后,汉族人才从我国北方少数民族那里学会了用十二种动物名称纪年的方法,将每个地支与一个动物名称相配,组成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使干支纪年法与生肖纪年法密切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在东汉著名哲学家王充的著作里就有反映。《论衡·物势篇》:“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同书《讥日篇》:“辰为龙,巳为蛇”。
回鹘人接受汉族的干支纪年法当为9世纪中叶西迁高昌、河西以后之事。不过,回鹘的干支纪年法与汉族又有所不同,他们一方面如同汉族历法一样,以十二生肖附会十二地支,同时又把汉族所谓的“十干”内容也加了进去,构成独特的新历法。
十干,在回鹘语文献中多有出现,写作šipqan,依“十干”排列顺序,回鹘文依次写作qap甲、ir乙、pi丙、ti/ting丁、buu/bu/bü戊、ki己、keng/qï庚、sin/äzin辛、äžim/žim壬、kui/kuey 癸。兹以吐鲁番出土编号为TM14(U4759)的回鹘文《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之题记为例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
arïš arïγ bo nama sangit nom ärdini ačari kši karundaz sidu üzä aqdarïlmïš-ï adïnčïγ mungadïnčiγ taydu-taqï aq stup-luγ uluγ vxar-ta adruq šim šipqan-lïγ bars yïl yitinč ayta alqu-sï barča ala-sïzïn tüzü yapa adaq-ïnga tägi uz yarašï ädgüti bütürüldi∷sadu sadu [15][P179]
神圣的法宝《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由司徒迦鲁纳答思(Karunadaz)总监翻译,在大都白塔寺内于十干的壬虎年七月将其全部译出,未加任何删节,工作进行得完满细致。善哉!善哉!
其中的šim šipqan-lïγ bars yïl yitinč ayta,直译即为“于十干的壬虎年七月”。据刊布者推断,是年应为公元1302年。同一个纪年中既有十干(šipqan),也有壬(šim)、虎(bars),系出三种纪年法,体现了回鹘人使用干支纪年法的独特性。类似用法在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法华经观音成就法(Avalokiteśvara Sādhana)》之木刻本(编号为T III M 192b (U 4710)中亦有出现。其跋文中称该文献系元代回鹘翻译家本雅失里所译,译成时间为“qutluγ bing šipqan-liγ küskü yïl birygrminč ay bir yangï aγïr uluγ posat bačaγ kün(吉祥的十干的丙鼠年十一月初一大斋日)”,以干支推之,是年应为1273年或1333年。
七曜历,有可能是古代迦勒迪人(Chaldean)的创造,也可能诞生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先在闪族(Sémites)中传播,后传入犹太人与波斯人中,再后又传入印度与中国。[16][P335]所谓七曜,指的是密(Mīr,日曜日)、莫(Māq,月曜日)、云汉(Wnqān,火曜日)、咥(Tīr,水曜日)、温没司(Wrmzt,木曜日)、那颉(Nāqit,金曜日)和鸡缓(Kēwān,土曜日)。20世纪初于吐鲁番发现有回鹘七曜历断简。这种历法的特征是以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名称来分配每周的七日,各记以粟特语的名称,然后配以音译的汉文十干和突厥语十二属相,最后再用粟特语译出汉族的五行之名(木、火、土、金、水),冠于相应的日期之上,而以红字记之。[17][P81]由于日曜日为摩尼教徒持斋、礼拜的日子,粟特语称此日为Mīr(密),故特在日曜日下以朱笔书“密”字以为标示。[18][P56]
至于回鹘人何时开始使用七曜历,由于史无明文,无从考究。据伯希和、沙畹考证,粟特语七曜之名称,早在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即已由中亚康国之通晓天文的摩尼教大慕阇传入内地。[18][P52]981年,北宋使者王延德到达高昌,见当地“用开元七年历,以三月九日寒食,余二社、冬至亦然”。[19]这里所谓的“开元七年历”,实际上指的就是七曜历,以其于开元七年传入唐朝而得名。这里应消除一种误会,不能把“开元七年历”简单地理解为开元七年这一年所使用的历法。我国著名天文历法学家陈久金先生在谈到王延德对“开元七年历”的记载时曾作过如下解释:
这句话的含义不详。开元七年为公元719年,此时仍行用麟德历,这句话之义似应理解为至公元981年,高昌国仍行用麟德历。[20][P242]
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这种解释显然是错误的。
由上可知,高昌回鹘当时使用的七曜历是由波斯传入唐朝的,传入时间是唐玄宗开元七年,后再由唐朝传入回鹘。
下面再看以五行与十二生肖相配的纪年方法。这是古代回鹘人使用的一种比较特殊的历法。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看,这种历法还是较为常用的,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qutluγ+五行+ qutluγ+十二属相,如qutluγ topraq qutluγ bičin yïl(吉祥的土猴年);
2.qutluγ+ki+五行+qutluγ+十二属相,如qutluγ ki ot qutluγ qoïn yïl (吉祥的ki火羊年);
3.以第若干甲+ki+十干+五行+十二属相,如ikinti baγdaqï ki šipqan-lïγ oot qutluγ ud yïl (第二甲ki十干的土牛年)。
其中的ki,很可能相当于汉语的五行(五气),也有可能是汉语“吉”或“己”的译音。这三种形式稍异的历法,其实可归为一类,即五行与十二生肖相配纪年法,这里姑且称之为“高昌残历”。
高昌残历之五行顺序为木、火、土、金、水,与当时通行的汉族所说的五行顺序完全相同。五行之说首见于《尚书·洪范》。五行的次序,《尚书·洪范》表示为:“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这与两汉之际为谶纬神学所采取的五行次第是不同的。《淮南子》卷3《天文训》所列次序为木、火、土、金、水。后讲五行,遵循的都是这个次序。这五种名称,七曜历中的排列次序为火、水、木、金、土,与汉族不同。高昌残历中的五行次序与汉人相同而有别于粟特语之七曜。可见,高昌残历中的五行当来源于汉族的阴阳五行之说。在高昌残历中,以“五行”代替“天干”,甲乙为木,丙丁为火,戊己为土,庚辛为金,壬癸为水;以十二生肖取代十二地支。五行与十二属相依次相配,可组成火兔年、土龙年、水兔年等。这种历法在维吾尔族中今已不再行用,而在藏族中却依然盛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藏族时轮历的纪年与高昌残历几乎完全相同。
那么,时轮历与高昌残历有什么关系呢?因缺乏足够的资料,我们只能做一些尽可能合理的推测。
高昌残历和时轮历都是以五行和十二生肖相配而构成的,以60年为一轮。因藏语称年轮的变化为时轮 (Kalackra),故得名时轮历。在18世纪藏族人从汉人中引入时宪历之前,时轮历一直是藏族中惟一通行的历法。至于时轮历的来源,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大多认为是从印度引进的。但笔者却不以为然。依西藏古代典籍记载,时轮学说原在北方苫婆罗(Cambhara)国很发达,10世纪后半传至印度,以后由迦湿弥罗(Cachmire)再传吐蕃。吐蕃接受以60年为一轮的历法始于1027年。苫婆罗国境内有私多水(Sita)。[21][P144]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可以看出,此私多水当为今塔里木河。这使人不能不联想到此苫婆罗当为高昌或高昌回鹘王国境内盛行五行与十二属相历法的某城或某地。从时间上看,高昌残历早于藏族时轮;从地域上说,高昌回鹘与吐蕃毗连,二者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说,11世纪以后形成的藏族时轮历很可能直接导源于回鹘历法。
同时,回鹘历法还采纳了来自中原汉族的“建除十二神”,这在吐鲁番出土的编号为T. II Y 29a、T. I 600、T. III M. 138、T. II D 89和T. II. Y 29b的多件回鹘文写本中都可见到。[13]人们常以之与十二地支或十二生肖配合使用,除了用于纪年外,还可以用以纪日。
建除之名早见于中国古代史书。《史记》卷127《日者列传》中已有“建除家”之谓。《淮南子》卷3《天文训》将“建除十二神”与十二地支的相互关系作了如下记载:
太阴所建……寅为建,卯为除,辰为满,巳为平,主生;午为定,未为执,主陷;申为破,主衡;酉为危,主杓;戌为成,主小德;亥为收,主大德;子为开,主太岁;丑为闭,主太阴。
根据这一搭配关系,结合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我们可将“建除十二神”与十二地支,以及回鹘语译音和回鹘语词义对应关系列表如下:
序号
建除十二神
十二地支
十二生肖
译音
回鹘语
1
建
寅
虎
kin
turmaq
2
除
卯
兔
čuu
kitärmäk
3
满
辰
龙
man
tolmaq
4
平
巳
蛇
pi
tüz
5
定
午
马
ti
ornanmaq
6
执
未
羊
čip
tutmaq
7
破
申
猴
pa
buzulmaq
8
危
酉
鸡
kun
alp yol
9
成
戌
狗
či
bü(rü)tmäk
10
收
亥
猪
šiu/šu
qoiγu(termäk)
11
开
子
鼠
qai
ačïlmaq
12
闭
丑
牛
pii
turγurmaq
在安西榆林窟第12窟前室西壁甬道南侧的回鹘文题记中,我们即可以看到以这种方法纪日的情况,兹引录如下:
taβïšan yitinč ay šu on-beš-tä käl…tep özüt bulunčï oγul sangay qad elči tämir ’äsäm tämür ätabäg munča muntaqï-lar kälip bu uluγ taγ aüm-kä küši tamduru bardïmïz qutluγ bolzun ädgü kälzün täk män kičig yaβïz elči taγ süm b…
兔[年]七月收十五日来……寻求灵魂……乌古尔·桑盖、喀德·艾勒齐、铁木尔·艾山、铁木尔·阿达伯克等来此。我们到这神圣的山庙烧香。愿[人们]幸福并在此平安!我,渺小而卑贱的仆人……山庙……[9][P78-80]
在敦煌发现的回鹘文文献中,我们还看到另外一种较为奇特的现象,即回鹘纪年中竟出现有于阗语月份名称。如编号为P. ouïgour 2的回鹘文书信中即有“to bičin yïlin tončor ay(土猴年tončor月)”的记载。[8][P88-90]其中的tončor原为于阗文月份的名称。于阗文原作ttamjara,意为秋一月,相当于汉历的七月。这一记载说明,于阗历对沙州回鹘的历法有着一定的影响。在回鹘文文献中,土猴年一般都表示为topraq bičin yïl,惟有这里使用了汉语“土”的译音to,明显表现出汉文化的影响。
此外,回鹘文文献中还有不少使用了中原的年号纪年法,现知者有元朝的至治(1321~1323)、泰定(1324~1328)、元统(1333~1335)、至正(1341~1368)及清朝的康熙(1662~1722)等年号。兹不一一叙述。
注释:
[1] 杨富学. 维吾尔族历法初探[J]. 新疆大学学报, 1988, (2).
[2] 陈庆隆. 从借字看突厥、回纥的汉化[J]. 历史语言研究集刊, 1976, (47-3).
[3] 李树辉. 十二生肖的起源及其流变[J].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1999, (1).
[4] 王静如. 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J]. 辅仁学志. 7, (1-2), 1938.
[5] [苏]С.Т.克利亚什托尔内著,伊千里译.铁尔浑碑(研究初稿)[J],民族译丛,1981,(5).
[6]卡哈尔·巴拉提.铁尔浑碑研究[J].新疆社会科学(维吾尔文版), 1982, (3).
[7] 杨富学. 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1.
[8] 杨富学、牛汝极. 沙州回鹘及其文献[M].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
[9] 杨富学. 西域敦煌宗教论稿[M].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8.
[10] 胡振华、黄润华整理. 高昌馆杂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4.
[11] 山田信夫. ゥイグル文契约文书集成. 第2卷[M]. 大阪: 大阪大学出版会, 1993.
[12] 冯家昇. 冯家昇论著辑粹[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13] A. von Gabain, Alttürkische Grammatik[M]. Leipzig, 1950.
[14] G. R. Rachmati, Türkische Turfan-Texte, Ⅶ[M]. Berlin, 1936.
[15] P. Zieme,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 der Uiguren[M]. Berlin, 1985.
[16] [法]路易·巴赞著,耿昇译《突厥历法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17] [日]羽田亨著,郑元芳译《西域文明史概论》[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1
[18] [法]伯希和、沙畹著, 冯承钧译. 摩尼教流行中国考[A].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C]. 北京:中华书局, 1958.
[19] 《高昌传》[A], 宋史.卷490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