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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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范文

符码理论（code theory）是巴兹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对语言、社会阶级、教育成就等进行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1〕为分析教育公平等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伯恩斯坦根据不同社会阶级的惯用语言差异，用限制型符码（restricted code）与精致型符码（elaborated code）两种不同的语言符码来分析语言与社会阶层、归属文化和家庭管理形态之间的关系，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中产阶级倾向于使用“精致型符码”，劳工阶级则倾向于使用“限制型符码”。〔2〕

然而，基于伯恩斯坦符码理论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尝试以伯恩斯坦的符码理论为指导，分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幼儿在集体教学活动中的语言符码使用倾向，以深入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幼儿语言符码使用的影响。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从江苏南京市省级公办示范性幼儿园和民办非示范性幼儿园中各随机抽取一所幼儿园（分别为A园和B园），并在两所幼儿?@各随机抽取1个大班，每班随机选择5次集体教学活动，共计10次集体教学活动，以此为研究素材。本研究从这共计10次集体教学活动中的师幼言语互动中获得A园幼儿使用的语句458句，B园幼儿使用的语句504句。

（二）数据收集与分析

1.幼儿语言符码

本研究具体记录的是在集体教学活动情境下，每一次师幼言语互动中幼儿对教师说的话以及互动发生的背景。记录方式为事件取样法，具体为：研究者对每一次师幼言语互动行为进行观察，观察结束后对互动行为发生的整个过程进行白描，包括参与言语互动的幼儿姓名、言语互动的内容和背景等，缩写后填写在预先设计的观察记录表格内。研究者在观察时同时使用录音设备作记录。观察结束后，将录音整理成详尽的文字稿，用于后续分析。

研究者根据王玉兰（2003）对限制型符码与精致型符码关键区别性特征作出的判定标准（见表1），对所收集整理的幼儿话语进行逐句判断，并将数据录入SPSS16.0进行统计分析。

在正式编码开始前，研究者对所收集整理的幼儿语料各随机选取30%，由两名研究人员分别进行独立编码，计算得出的评分者一致性系数k=0.85（p

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简称SES）用以衡量个体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主要涉及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父母的职业和家庭收入等指标。

参考国内外相关资料，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调查幼儿父母的职业、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并转化为相应的等级得分。得分越高，意味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具体见表2。

二、研究结果

（一）幼儿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及语言符码类型的比较

方差分析显示，A园与B园幼儿在SES所有项目上的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A园显著优于B园（见表3）。

由表4则可看出，A园幼儿运用精致型符码的频次和所占比率略高于B园。为消除互动频次的干扰，本研究计算了每个幼儿运用精致型符码频次与运用限制型符码频次的比值E/R，并进行统计分析。方差分析显示，A园与B园幼儿E/R存在显著差异（F〈1，43〉=7.956，p=0.007），A园幼儿E/R比值高于B园（1.447>0.596）。进一步的相关分析显示，A园幼儿SES得分与E/R比值无显著相关（r=0.019，p=0.930），B园幼儿SES得分与E/R比值显著相关（r=0.545，p=0.011）。

（二）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的各种特征及其出现比率比较

1.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的特征

伯恩斯坦认为，精致型符码变式包括语法层次与词汇层次的复杂剪辑，同时又指向普遍性意义。〔6〕语法、词汇、意义表达是精致型符码变式的三个主要特征。以下结合观察到的实例，说明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的这三个主要特征。

（1）语法特征

语法特征重点考察逻辑连词和修辞（例如反问、排比、比拟）的使用情况。

出现频次最多的逻辑连词是“因为”，此外还有少量的“但是”“如果”，组合关联词（如“因为……所以……”“虽然……但是……”等）未出现（见表5）。

修辞出现的都是比喻中的明喻（见表6）。

（2）词汇特征

词汇特征重点考察书面用语和专业名词这两类复杂层次词汇的使用情况。

书面用语出现频次不多，多数情况由教师提问所引发（见表7）。值得注意的是，B园幼儿未出现书面用语。

专业名词在科学活动中的出现频次比较高，在其他领域活动中出现频次相对较少（见表8）。但B园幼儿也未出现专业名词。

（3）意义表达特征

在意义表达特征中，研究者观察到出现最多的特征是“不确定”（见表9）。但在B园幼儿中未观察到。

2.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各种特征的出现比率

由表10可知，A园与B园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特征中，出现频次最多的都是“逻辑连词”，且所占比率很高。由此说明，这是幼儿精致型符码最主要的变式特征。

为进一步了解A、B两园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各种特征的出现情况，研究者比较了A、B两园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各种特征的出现频次的比率（见下图）。从图中可以看出，A园幼儿出现了五种精致型符码变式特征，而B园幼儿只出现两种。由此可见，相较于B园幼儿，A园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特征出现的频率更高，更丰富。方差分析显示，A园与B园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特征出现比率存在显著差异（F〈1，46〉=7.456，p=0.009），A园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特征出现比率显著高于B园幼儿。

三、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A园与B园幼儿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得分、精致型符码与限制型符码的使用比率上均存在显著差异，A园幼儿显著高于B园幼儿。此外，A园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特征出现的种类及其出现比率均显著高于B园幼儿。本研究尝试运用伯恩斯坦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对此进行分析。

（一）教师：调节幼儿语言符码的使用

本研究显示，在SES得分和语言符码E/R比值上，A园与B园幼儿均存在显著差异，不过A园幼儿SES得分与E/R比值无显著相关，而B园幼儿两者显著相关。这可能是因为A园教师注意通过课程设置、师幼互动等方式对此进行调节，激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得分较低的幼儿更多使用精致型符码，从而“削弱”了不同阶层幼儿的语言符码使用倾向差异。由此推测，高水平教师对幼儿不同类型语言符码的使用可以起到显著调节作用。〔7〕

（二）班级：“地位中心”与“个人中心”的协调

伯恩斯坦将家庭分为两类：强调成员家庭地位的“地位中心家庭”与强调成员个体独立属性的“个人中心家庭”。借鉴这一理论，本研究尝试将两所幼儿园的师幼互动分成两类，即强调客观规则的“地位中心班级”与强调主观表达的“个人中心班级”。

第2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范文

SES测量的研究起步较早,但研究成果在2000年以前远少于针对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关系的研究。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对社会分层本质概念的清晰认识[3].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老年人经济状况的不稳定导致其始终处于健康不平等的劣势地位。社会经济地位是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决定因素之一[4],并影响到老年人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利用程度。因此,研究SES与老年人健康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外有关SES与健康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多,但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少之又少且多是非系统化的。本文将致力于回顾、总结和反思关于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研究成果,希望通过系统的文献回顾,厘清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方法、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关系的研究进展。

1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测量的方法

国内外相关研究中提到的SES的测量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搜集单个或多个社会经济地位指标(教育、收入、职业等)的资料,分别分析其与各健康指标之间的关系;构建回归方程得出综合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采用降维分析将多个因素合成为一个复合的指标。

Oakes等[5]认为,SES测量存在的潜在问题有:SES的定义还未达成共识;缺乏对构建社会经济地位测量措施好的理论运用。国内外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测量老年人SES的方法是测量单个或多个社会经济地位指标。

1.1单个或多个SES测量指标的选择

早期的SES测量以单个指标为主[6],通常单独测量收入、职业或教育3个指标中的任意一个。教育曾被认为是最适合的指标,因为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个人的职业和收入[7].单一指标收集数据和分析较为容易,但并不能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全部,因此在后来的研究中开始使用多个指标进行测量。

21世纪初,Grundy和Holt[8]发现测量老年人SES可以有7个指标:教育、收入、职业、住房所有权、家庭资源、汤森剥削指数(通过调查无力支付某些日常生活用品的情况来区分调查对象的经济状况)、有无私家车,这些指标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综合使用。

老年人因退休或生病丧失劳动力,收入和职业地位失去作用,因此依靠教育和财富等指标衡量老年人的SES更符合实际[9].国外有研究发现,对于退休老年人,财富指标比收入指标灵敏性更好;富裕的人群更容易接触到牙医等特殊医疗服务,财富能够更精确地衡量人群在卫生服务利用上的社会经济差异[10].老年人口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家庭所拥有的财富上,包括退休金、养老保险以及房屋产权、农村土地使用权、家庭所拥有的大件物品数量等。在发展中国家的几项实证研究中,采用了除传统3大指标外的其他指标,如银行存款、家庭奢侈品的数量、是否 可 以 领 养 老 金、城 乡 居 住 地 等[11].Zimmer等[12]发现,在发展中国家,银行存款的多少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最大;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消费指标比收入指标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13].

1.2 SES综合测量方法

马玉霞[14]认为,国外提出的SES测量方法和量表,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她认为李春玲[15]教授提出的SES测量方法是我国迄今为止关于SES测量的最全 面 的 研 究。李 春 玲[15]教 授 改 进 了Blau和Duncan的SES测量公式。

Duncan[16]设计的计算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方法实际上是利用职业声望测量各职业的声望得分(因变量)和相应职业的平均收入与教育水平(自变量),构建回归方程,求出收入和教育对职业声望的回归系数(权重),然后用这一方程求出所 有职业的 声望得分。李春玲[15]将测量SES的回归方程进行了改进,加入了更多的因素(如权力因素、部门因素和社会歧视因素),使其解释力更高。齐良书[17]构建过一个针对成年人SES与健康状况的回归方程,他以一系列健康指标作为因变量,自变量为社会经济地位各指标和一组控制变量(年龄和性别等)以及不可观察的个人特征和随机误差。建立回归方程的优点是能够综合反映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缺点是缺乏实际含义。构建一个好的回归方程存在一定困难:一是指标的合理选择;二是如何处理各指标之间可能存在的共线性[18].

国际上的另一种综合测量途径是采用降维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对多个变量进行合成,形成一个或几个复合变量来反映社会经济地位。降维方法的思想就是将多个影响因素合成几个主要的因素进行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复合指标要尽可能多地考虑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因素。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能够比较全面地研究与社会经济地位有关的因素,但国内外均没有在老年人群的研究中使用过。 2 SES与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关系

2.1 SES与老年人整体健康状况

国外的研究发现,不同SES人群的健康状况呈“梯度”特征:低SES者较高SES者健康状况差[19],且SES对健康的影响在老年人中依然存在,并影响老年人的各个方面,如自评健康状况、日常活动能力,以及患病情况等。一项在拉美7个城市的研究表明,受过高等教育者倾向于更好的健康自评,存在较少的躯体功能障碍[20].

Wong等[21]认为,在墨西哥,教育、收入、财富与中老年人的健康自评有显着的正相关联系。其他在亚洲国家开展的为数不多的研究 中 也 得 出 相 似 的 结 论[22-23].珞 琪 等[24]认 为SES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是复杂的:收入对老年人的3个健康指标均有正效应;教育与客观健康呈正相关,与自评健康呈负相关,对主观幸福度影响不显着,SES通过自理能力对老年人健康产生影响。公共卫生领域的学者们很早便认识到,低SES老年人群获得的教

育水平低,营养状况、生活住房条件及医疗保健条件较差,相应的健康状况也较差。这个“梯度”变化从整体上反映了SES与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关系。而韩广勤[25]则发现,这个“梯度差异模式”在中国上海遭遇了挑战,高SES并不一定会给老年人带来好的健康状况,因此这个“梯度模式”的普适性仍然值得探讨。 2.2 SES与老年人常见疾病

老年人是慢性病的高发群体。有资料显示,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平均患有2~3种慢性疾病[26].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导致其容易患上各种慢性病,而且他们在这些疾病的发病率和治疗及康复方面均存在社会经济差异。西方研究一致认为,SES越高,慢性病的患病率越低;但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研究表明,高的SES并不一定带来低的慢性病患病率。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自报慢性病的准确性存在问题。一项在欧洲国家进行的关于老年人由SES引起的疾病发病率差异的研究表明,由教育和收入造成的发病率差异是明显存在的,而且存在性别差异,男性的差异要高于女性[27].

老年人面临着更大的癌症威胁,据我国2012年肿瘤登记报告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群的癌症发病率超过1%,癌症死亡率占全部死亡率的63%以上[28].美国学者Harold等[29]认为,社会经济状况的差别是决定癌症发病率、死亡率和存活率的主要因素,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人存活率也较低,在肿瘤分期和治疗效果上也存在差异。

SES对老年人自理能力的影响通过慢性病传递“间接效应”[25].周律[30]认为,SES与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丧失率存在着巨大的关联。许多研究表明,慢性病伤是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ctivities ofdaily life,简称ADL)较差的重要原因,而社会经济地位是维持老年人ADL决定因素的上游原因。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每下一个梯度,ADL的发生率就会增加。

2.3 SES与老年人健康相关行为

社会经济因素以生活方式为中介来影响人们的健康,如是否吸烟、喝酒、运动等。通常高SES人群健康需求高,形成健康行为的动机强,也有能力支付获得健康行为的社会资本。这在老年人群中同样适用。

Hatice认为,低SES增加了老年人不健康饮食的风险,并造成其对健康认知的缺乏,对于女性老年人来说,低SES和低教育水平成为吸烟的保护因素,但却导致她们缺乏肢体活动。韩国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低SES使老年人产生不健康的行为并导致较差的健康状况[32].可见无论是在健康认知还是在行为上,SES对老年人的影响都是显着的。

2.4 SES与老年人卫生服务利用

卫生服务利用是影响老年人健康的关键因素,而社会经济因素也是卫生服务利用的决定因素之一。卫生服务利用通常更多地集中在高收入人群。

胡宏伟等[33]认为,在控制了健康因素后,城乡差异、退休前的职位以及是否参加社会保障等社会经济因素对老年人卫生服务需求中的住院服务有显着影响,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老年人能更好地利用住院等卫生服务。许多研究表明,低SES的老年人其卫生服务可及性较差;但是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宏观地广泛地研究一般的卫生服务利用。英国有研究发现,较富裕的老年人与较贫穷的老年人相比,在初级卫生服务的使用上差异很小,与经济地位无关;主要的差异是在特殊的医疗服务使用上。在特殊医疗服务的使用上,比如X光检查、动脉瘤筛查、疫苗接种、眼睛检查、牙医服务等,低SES的老年人群明显存在劣势[34].

Zhang等[35]则认为,低SES的老年人使用医疗服务产品的机会更多,因为这类人群容易养成不健康的卫生行为,同时也说明这部分人群使用预防服务和疾病筛查较少。因此,学者需要关注SES与老年人大病住院、(文秘站:)特殊医疗服务、疾病预防服务利用之间的关系。

3结论与展望

SES对老年人的健康起着很大的决定作用,研究老年人SES与健康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目前这个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很多的不足。首先,老年人SES测量指标的选择没有固定的标准,许多在发达国家研究中所常用的指标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其次,目前尚缺乏大量的实证研究用于探索一个适用于老年人SES的度量方法;第三,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关系的“梯度模式”的普适性仍然值得探究。

第3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范文

关键词 秦朝；妇女；婚姻家庭；经济生活

一、秦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

自商鞅变法以来，秦一直崇尚法家思想，从而导致推崇“三纲五常”伦理思想的儒学不被重视。但正因如此，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也比后世要少许多。对于婚姻，她们也就拥有着更多自和选择权。

根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陈平家贫，他到了可以娶妻年龄，“富人莫肯与者，贫者平亦耻之。” [1]而乡里有一个富人张负，却愿意把他的孙女嫁给他。其孙女“五嫁而夫辄死”。可知张负的孙女是一个已经嫁过五次的妇女了，这次再嫁陈平已是六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有发生的事情。

另《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中提到，外黄地方有一个很有钱人家的女儿，长得极为漂亮，却嫁了一个愚蠢庸碌的丈夫，于是她“亡其夫，去抵父客”。[1]父客素知张耳是一个有出息的人，就对她说：“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富家女接受此建议，“卒为请决，嫁之张耳。” [1]她断绝了同他丈夫的关系，改嫁张耳。这件事若发生在现代，实属正常。但却发生在两千多年前封建社会中，着实让我们瞠目结舌。

通过以上这两个事件的叙述，至少可以推论出这样一个结果：秦男女在婚姻关系中地位还是比较平等。秦朝妇女拥有夫死再嫁甚至是弃夫再婚的权利与自由。

在秦社会，妇女再嫁是一种较常见的社会现象，再婚的女子也没有像后世那样受到所谓“贞节”禁锢与束缚，不会被他人歧视与讥讽，也不用担心自己名誉受损，因为她们拥有重新获得幸福的权利。这与近代女权运动中所提倡“婚姻自由”却也有着一丝相似之处。

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秦妇女并不是一味地卑躬屈膝，为夫是从。她们有着属于自己的权益，受法律保护。首先秦律保护合法婚姻。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中载：“充妻不书，赀二甲。其弃妻当论不当？赀二甲。” [2]这条资料是说丈夫若想与妻子离婚，必须到官府报备，否则会罚二甲作为处罚。可见合法婚姻在秦朝是受法律保护的。相比于后世丈夫可以凭借自己心情，随心所欲地休妻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妇女的合法权益。

在秦法中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维护妇女基本权利的律文。根据《法律问答》：“妻悍，夫殴笞之，决其耳，若折肢指、肤体，问夫何论？当耐” [2]，可知若是因为妻子凶悍，其夫加以责打，撕裂了她的耳朵，或折断了四肢、手指、造成脱臼，其夫便会受到耐刑的处罚。据此可见，丈夫不能随意地打骂其妻，妻子在婚姻中并不是丈夫的附庸品，她们有着独立的人格与地位。在这方面秦律体现了它的进步性。

除此之外，从睡虎地出土的两片木牍家书中我们也可以窥见秦妇女在家庭中地位。在这两封信中，兄弟俩黑夫和惊不断地问候母亲，多次提到“母无恙？”，并且反复嘱咐惊的妻子要尽力赡养母亲。这很显然表现他们对母亲深深的思念之情以及向我们传递着传统的孝道精神。然而除了这些以外，在信中黑夫和惊向母亲索要衣物和钱，可见其母作为这一家之长，由她来安排家里一切事宜。我们可以进一步推之，秦时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为什么秦妇女在男权社会下还会拥有如此之大的权利？笔者认为，与所处的时代有着很大关系。秦正处于封建社会初期，尚保存大量原始社会传统，特别是母系氏族遗留下的传统还在发生作用。因此妇女对待家庭事务仍然有一定的参与权与决策权。

二、秦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如同上面所述，正因为所处封建社会初期，又刚刚经历灭六国，统天下的大规模战役，秦经济凋蔽，人口锐减，为了尽快地恢复和发展经济，则需要大量人口从事各种劳动生产工作。然而作为占社会人口比例一半的妇女也必须要承担起与男子不相上下的生产任务。从而呈现出较之于后代不同的女子生活风貌。秦妇女不是那笑不漏齿、低眉顺目的传统意义上的女子形象。她们不是那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待在闺中做女红的大家闺秀，而是从事各种社会经济生产工作。

秦朝时期普遍实行个体小家庭，它们成为独立的最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单位。而这些小家庭正是封建国家经济基础和最重要的税收来源。这些独立的小家庭为了维持基本生活，家中男女都要从事生产工作，不仅是男子，妇女们肩上也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

首先妇女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在秦朝，妇女在田间劳作很是平常。《汉书・汉高祖纪》记载：“高祖曾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3]据此可知吕后结婚后仍然在田间劳作，以维持基本生活开支。由此推论出在下层贫苦家庭中妻子广泛地从事田间劳动更是常见。

除了从事农业生产，秦朝妇女还从事纺织。早在秦孝公起用商鞅进行变法，变法中有一项措施就是奖励女织。女性参加了纺织品从原料到生产的整个过程，纺织业可以称得上是独属于妇女的一个经济行业。另外《史记・商君列传》又载：“耕织致粟帛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奴。” [1]极大地鼓励男女进行耕织生产工作。在秦简《仓律》中有这样的描述：“女子操缗红及服者，不得赎。” [3]这条律文是说从事文绣女红和制作衣服的女隶臣是不允许赎的。一方面可见统治阶级严酷的剥削，但另一方面正因为这些女隶臣有纺织方面才能，是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所以她们不得不为官府服役终身。也可见统治者对纺织业的重视。这样一来也就进一步肯定了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秦朝的妇女还活跃在商业领域。巴蜀地区的寡妇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史记・货殖列传》载：“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守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1]秦始皇为了褒奖她是位贞妇，特意为其修建了寡妇清筑台。但笔者认为始皇的用意是极力地称赞她经商有道。秦始皇渴望国家繁盛，希望世人都向巴寡妇清学习，有更多妇女投身到生产领域中来。可见秦朝鼓励妇女从事社会经济活动。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秦妇女还要服兵役。据《汉书・严安传》记载，“丁男被甲，丁女转输”。[3]另外《商君书・兵守》记载，“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 [4]并且妇女斩获敌首，也同男子一般可获得赏赐。虽然妇女从军具有强迫性，是统治者对她们压迫的一种表现形式。历来都把此看作社会疾苦的一部分，是值得批判的。但这也是对于妇女社会作用的实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男女双方在社会属性，职能上达到一种较为平等的地位。同时也说明当时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居于较其他朝代相对较为重要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社会生产力量。

秦朝妇女在从事各种各样社会经济活动同时，秦政府也在法律上给予她们一定支持，明确规定妇女拥有一定数量的私有财产。秦简《法律答问》记述：“妻有罪以收，妻媵臣妾，衣器当收，且畀夫？畀夫。” [2]这段简文大概意思是只有在妻子犯了罪后，她陪嫁的奴婢，衣物才会被没收给其丈夫。据此我们可知妇女即便是结婚后，她只要不犯法，从嫁带去的衣物、奴婢等陪嫁物和在夫家私储的积蓄都是其个人的财产。经济地位决定社会地位。经济上的独立则是其地位较高的决定因素。秦妇女有着独立的财产，正因其经济上的保障，她们在社会上才拥有较高地位。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简单地了解了秦妇女在婚姻家庭、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较其他时代而言，秦朝妇女的地位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她们拥有着更多的自与决策权。还没有完全被束缚于“三从四德”条条框框中。她们与男子一样可以广泛地参与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在经济上是独立的，不像其他朝代的女子完全是男性的附属品，毫无地位可言。在封建统一王朝初建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生活的妇女呈现给我们与后世不一样的生活风貌。这也是秦关于妇女的独家记忆。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第4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范文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环境风险分配；垃圾处理；环境公正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1CSH019）；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CXZZ_0014）

作者简介：聂伟，男，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江苏 南京 210093）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3）04-0045-08

一、背景与问题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问题不但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也成为威胁社会安定的隐患。近年来，因有害选址造成的大规模环境抗争事件不断增加[1]，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城市垃圾处理场的建设，一方面给城市社会带来了福祉，另一方面却对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命健康造成潜在威胁，正是由于其潜在危害性，“莫在我家后院”是公众对待有害废弃物处理场所选址的共同心愿[2][3]，这从侧面反映了居民将垃圾处理场、环境风险、社会公平正义直接联系起来，渴望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环境公正是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意味着，在环境资源、机会的使用和环境风险的分配上，所有主体一律平等，享有同等的权利，负有同等的义务[4]。本研究关注目前我国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否公正地承担着因垃圾处理带来的环境风险？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着环境风险分配？

二、文献回顾

自1982年美国北卡罗纳州华伦县居民大规模地抗议建设有毒垃圾填埋场事件以来，相关学者首次将种族、贫困、教育等社会经济因素与垃圾填埋结合在一起，环境风险分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种族和环境风险分配的关系一直是美国环境社会学者研究的重要议题。种族不平等观点认为，有毒废弃物垃圾处理带来的环境风险，在不同种族人群中的分配是不公正的，少数民族人口密度较高的地方更容易选址为垃圾处理场。相关实证研究显示，美国环保署在1983年通过对美国东南部四个垃圾填埋场周围的社区进行调查，发现其中三个垃圾场附近主要都是非洲裔美国人[5]，自此之后，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种族是影响环境风险分配不公正的核心因素[6]。种族歧视制度限制有色人种抗议污染设施选址的社会资本和政治力量的培育和动员，将有色人种“污名化”，利于将垃圾场合法化地建立在有色人种附近[7]。

收入是社会经济地位的核心自变量，收入水映一个人的风险应对能力。低收入者在经济和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使得他们在政府中缺乏发言权，难以参与垃圾选址决策并转移环境污染，强势群体很容易将环境风险转嫁给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在经济上处于贫困状态，对工作的渴求，导致弱势群体对不利于他们的垃圾选址也不强烈反对[4]。实证研究显示，低收入群体与生活在垃圾处理设备周围密切相关[8]，低收入群体承受更严重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在实际工作中，遭遇更严重的化学有毒气体和物理风险[9]。然而还有一些研究发现，经济地位和废物排放并非线性关系——低收入和高收入地区的环境风险明显低于中等收入地区[10][11]。

教育反映一个人获取社会、经济以及政治资源的能力。西方学者研究表明，政府和企业在选择新的设备地点时，不希望周边社区进行反抗进而阻止计划实行，因此在选址时尽量选择贫困社区和有色人种社区[12][13]。布拉德（Bullard）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能够组织大规模反抗的社区一般都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较高收入、较少有色人种的社区[14]。其他学者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发现，受教育程度低、贫困水平高以及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社区，承担更多的环境风险[15]。

国内学者洪大用从国际、地区、群体三个层次上对环境公平进行探讨，指出我国存在环境不公的现象[16]。卢淑华通过对本溪市的环境污染和居民的区位分配调查发现，组织或个人的权力资源与环境风险分配有关[17]。王书明通过三类案例研究表明，目前的环境不公正主要与社会转型期社会分层的变迁有关，强势的经济阶层对于正在上升的弱势阶层的社会排斥，强势的经济社群把环境污染的社会代价转嫁给处于底层的农村社区[18]。陆文聪和李元龙在环境公正的视角下，揭示环境不公情况下农民工健康损害程度与社会经济地位、环境污染暴露等的互动关系[19]。

综上所述，环境风险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美国，他们将环境风险分配与种族、贫困、教育等联系在一起；而我国的社会结构、发展战略等与美国迥异，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对我国的环境风险分配影响如何？是与美国社会一样，还是有所不同？特别地，其他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如居住地）是如何影响环境风险分配的？对这些问题的经验探讨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也可以在理论上与现有解释进行一定的对话。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笔者结合上述对环境风险研究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提出基本假设：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承担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且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者，承担的环境风险越少。在基本的假设基础上，具体操作假设如下：

首先，基于劳动的性别分工理论。社会期待女性成为家庭的照顾者，相对于男性而言，更容易留在家中照顾家庭，地理流动的机率更小，更容易滞留在风险产生点，承受更多因垃圾处理而带来的环境风险。基于此设立假设1：女性相较于男性而言，遭受或经历更多的环境风险。

其次，基于环境风险分配种族歧视模型的假设。该模型认为制度化的种族偏见致使少数民族群体难以获得政治、社会资源，难以对垃圾处理场建设和运营进行反抗，少数民族群体聚居地容易成为垃圾处理选址地，承担更多的环境风险[13]。然而中国并没有种族歧视，实行的是民族友好政策。基于此设立假设2：中国少数民族群体与汉族群体遭受或经历的环境风险并不具有显著的差异。

再次，基于环境风险分配理性选择模型、社会政治模型的假设。这两个模型强调个体的风险应对能力，理性选择居住地的能力越强，越可能选择在环境质量较高的地方；社会资源动员能力越强，越能抵制垃圾处理选址或迫使污染主体清除污染的可能性越高[13]。收入、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可能拥有较多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本，可能遭受或经历的环境风险越少。基于此设立假设3：居民的家庭收入越高，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可能越少。假设4：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越少。

最后，基于环境风险分配合作主义视角的假设。合作主义视角主要从国家的政治体系决策结合和政策安排来解释环境风险分配[4]。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城乡二元体制，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距离政府的权力中心较近，越可能利用政策安排将垃圾处理场建设在农村或城市郊区，致使农村积聚因垃圾处理带来的环境风险。在政府的制度安排中，现代社会垃圾处理模式采取集中在某一地点处理所有人产生的垃圾，把垃圾处理带来的环境风险集中在距离垃圾场较近的居民身上，少数人的利益受损换取多数人的环境收益[20]。基于此设立假设5：居住在城市社区的居民相对于居住在农村社区居民而言，遭受或经历的环境风险更多。假设6：住户离垃圾场的距离越远，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越少。

本研究还试图通过数据分析年龄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以往文献表明，年龄与环境风险分配均呈现正相关[21]，基于此设立假设7：年龄越大，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越多。

（二）研究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7月份在厦门市开展的“居民生活环境”问卷调查。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分为两类居民，一类为垃圾场附近的居民，另一类为非垃圾场附近的普通居民。针对垃圾场附近的居民，采用立意抽样，以厦门3个大型垃圾处理场（湖里区后坑垃圾综合处理基地、翔安区新圩垃圾场、海沧区东孚垃圾填埋场）所在地为圆心，分别以3公里为半径立意选取垃圾场周边的社区，在社区内部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400个样本综合考虑垃圾场运营状况和周边人口，后坑垃圾场：新圩垃圾场∶东孚垃圾场的样本分配比例为3∶3∶2，在后坑垃圾场、新圩垃圾场、东孚垃圾场周边社区约分别发放150份、150份、100份调查问卷，在调查实施过程中，适当增加了入户调查的户数，以保证最终问卷收回的份数与计划相符。针对非垃圾场附近的居民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在厦门市辖区中抽取思明区和湖里区作为调查范围根据厦门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城市发展水平，思明区和湖里区的城市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与城市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海沧区、翔安区形成鲜明对比，所以非垃圾场周边居民的问卷调查在思明区和湖里区展开。截止2009年，思明区的总人口为81.7万人，湖里区除去垃圾场所在金山街道外总人数为54.69万，两个区的人数比例约为3∶2，为此我们分别在思明区和湖里区分别发放大约180份、120份问卷。，在两个区14个非垃圾处理场所在街道中随机抽取10个街道，再从10个街道中随机抽取1～2个社区，每个社区按照随机原则抽取20个调查户，每户抽取1人作为最终调查对象，抽取300个样本。本次调查对象为18～70岁的居民，共发放问卷700份，回收有效问卷660份，有效回收率达94.29%。

（三）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环境风险分配。学术界对于环境风险的理解存在两种争论：实在论和建构论。实在论者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他们倾向于把环境问题看作是技术问题，环境风险是由于自然或人为活动等事件引起给人类生活带来的不确定状态及其相关损失，这种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可以通过概率函数加以计算的[22]。环境风险的建构论者一方面承认环境问题的客观存在及其引发的环境风险，另一方面也强调环境风险也有其主观的面向，认为环境风险是社会建构的[23]。因而自然科学与环境社会学关注的风险分配不同，自然科学强调使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精确测量风险的暴露程度；而环境社会学则强调使用主观风险评价法来测量不同群体的风险分配，强调风险的实际分配，即已经发生的风险分配情况，从认知过去的风险经历或当前的风险遭遇来测量。本研究在借鉴学者[24][25]对于风险分配的测量基础上赵延东、卜玉梅等对食品风险分配的测量方式如下：“过去两年中是否遇到过食品安全问题”，并对遇到过的受访者追问其“若遇到，其对健康的影响程度如何”。其中，对健康影响程度的测量选项从很小到很大，分别赋值1至5分，分数越高，代表影响程度越大，以此来代表受访者的风险分配。，自行设计了一个环境风险分配量表，我们在问卷中询问被调查者：“垃圾处理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影响到您的生活质量？”并设计了11个指标（如表1所示）考察居民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每个指标答案分为“严重影响”、“有些影响”、“不清楚”、“没什么影响”、“完全没什么影响”五种。描述统计结果表明，在这些指标中，影响居民生活前五位的为垃圾处理滋生病菌、带来臭味、危害身体健康、污染水源，居民经历的健康与物理风险明显高于社会风险。

统计检验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Alpha系数为0.93，表明这些项目具有较强的内在相关性，根据主成分法对这11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过变值精简法旋转后，抽取了两个公共因子（如表1所示）。用这两个公共因子来代表这几个变量的主要特征，方差贡献率达到69.20%，KMO值为0.933。根据因子负载，将这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健康与物理风险因子和社会风险因子，健康与物理风险因子包括“垃圾处理带来臭味”、“污染水源”、“发出噪声”、“污染土壤”、“滋生病菌”、“制造心理压力”以及“危害身体健康”。社会风险因子包括“垃圾场附近产业贬值”、“减少工作机会”、“降低收入”以及“人口减少”。

为了把个人所经历或者遭受的环境风险综合用一个变量来表示，笔者把两个因子的值分别乘以其方差后相加，即：个人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健康与物理风险因子值×0.594+社会风险因子值×0.098，我们可以将上述综合变量的因子得分，作为反映个人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的指标。为了便于分析，通过公式[26]将其转换为1到100之间的指数转换公式：转换后因子值= （因子值+ B）&A。 A= 99/ （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 B= （1/A）·因子最小值。B 的公式亦为，B=[（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99]·因子值最小值。

（四）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经济地位是指基于个人的教育、收入、居住地等基础上，个人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所处的社会和经济位置，是一个综合考虑社会和经济两方面的综合指标[27]，同时社会经济地位还包含个体的人口学特征[28][29]。基于此，本研究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要包括个人的人口学特征、经济、社会地位测量，人口学特征主要从性别、年龄、民族进行测量，经济社会地位主要从受教育年限、收入、居住地（城乡社区类型、住家离垃圾场的距离）三个方面进行测量。本研究所涉及的所有变量及其特征如表2所示。

四、模型及分析

本研究以居民所经历或遭遇的环境风险因子得分为因变量，以社会经济地位为自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两个回归模型的容忍度（Tolerance）和方差膨胀因子（VIF）结果均落在否定多重共线性范围之内（0

第一，性别在环境风险经历或遭遇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假设1未得到验证。此发现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呈现出不一致性，王朝科研究表明不同性别之间承担的环境风险呈现较大差异[30]。西方学者表明，女性承担的环境风险明显多于男性[31]。调查发现，厦门市是福建省的经济发展中心，是一个重要的劳务输入地，垃圾场周边大部分的居民并未选择外出务工，而是选择在垃圾场周边附近的工业区或商业区务工，形成白天在工厂务工、晚上回家的模式，并未出现“大批男性外出务工，而女性滞留在农村”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不同性别承担的环境风险不存在显著差异。

第二，年龄与风险经历呈现出负相关，这说明年龄越大者，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越少。假设7未被证实。贝克认为风险感知和风险不是不同的东西，而是相同的东西[32]，年龄越大者，其风险感知能力较弱，并未意识到自己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因而呈现年龄与环境风险分配的负相关效应。

第三，民族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不显著，假设2得到验证。此发现与西方研究存在不一致性，西方研究表明，种族是风险分配不公的决定性因素；1983年，休斯敦的25个固体废弃物处置场中有21个位于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周边[37]；2007年，废物设施的3公里范围之内56%的居民是有色人种[13]。

第四，收入与环境风险分配存在负相关关系，且统计检验显著，收入每增加一个对数单位，其经历的环境风险得分降低2.599分，假设3被证实。与以往研究结果保持一致性，西方研究结果表明，低收入阶层承受更多的环境风险[15][33]。一方面，收入越高者，其可动员的社会资源越多，越可能动用社会资源去阻止垃圾场的建立，另一方面，收入越高者，其风险应对能力越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环境风险；当环境风险积累到难以承受之地步时，其可通过迁移来规避环境风险，而收入越低者缺乏经济支付能力，难以作出理性行动和选择最佳的居住场所，不具备转移风险的能力，承担更多的环境风险。

第五，受教育年限对环境风险经历的影响不显著。在垃圾场周边居民模型中，受教育年限与环境风险具有负相关性，但不具有显著的统计性，假设4被否定。这一点与国内外研究存在不一致性。潘斌指出，社会风险的分配依赖于风险知识、风险治理等风险应对能力，教育程度越高，风险防范知识和风险应对能力越强，承担的环境风险越少[34]。西方学者研究表明，垃圾场选址一般都选择在受教育程度低的地区，受教育程度越低，承担的环境风险越多[14]。我们的调查发现，后坑垃圾场位于厦门市区，垃圾场自1999年运营以来，管理一直较好，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扰民事件；2008年开始，随着岛内建设重心的东移，厦门市政府计划把周边社区作为城市重点开发区域，改造成厦门新的中心城区，并在后坑垃圾场附件建立了大量的人才保障性经济适用房和公务人员保障性住房，大批本科及以上的人才入住，他们同样经历着较高的环境风险，因而不同的受教育年限者在环境风险经历上不具有显著的差异。

第六，农村社区居民的环境风险经历显著高于城市社区居民，假设5得到证实。回归系数显示，与农村社区居民相比，城市社区居民的环境风险经历低16.672分。同时，城市社区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399，其绝对值为所有通过检验变量中最大的；表明城乡社区是影响环境风险分配的最终重要因素，大量的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往乡村垃圾场转移，产生环境风险，致使农村居民经历的环境风险明显高于城市居民。

第七，住家离垃圾场的距离对环境风险的分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假设6得到支持。模型2显示，与居住在离垃圾场1公里范围之内的住户相比，居住在离垃圾场1～3公里和3公里以上范围的住户的风险经历得分分别低6.968分和9.733分。住家离垃圾场的距离越远，经历的环境风险越低，表明垃圾场周边居民和非垃圾场周边居民承担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环境风险分配以垃圾处理场为圆心向不断递减。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我国生活垃圾污染问题日益加重，学者对于环境风险关注日益增多，然而更多的关注只是停留在个案研究上，仍缺乏系统定量的研究探讨环境风险分配。本研究基于数据分析，基本得到以下结论：第一，环境风险并非公正地分配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中，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承担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环境风险分配的重要因素。第二，年龄、收入、居住地（城乡社区类型、住家离垃圾场的距离）是影响环境风险分配的显著因素。第三，性别、民族、受教育年限对居民的环境风险经历影响并不显著。

本文关于环境风险分配的研究与西方存在明显区别：首先，西方学者将环境风险分配与“民族”、“教育”、“性别”等社会因素[4][13]联系在一起，而本研究发现这些变量都不具有显著的统计性；本研究认为，在美国，有色人种较多且处于弱势群体地位，政府在垃圾场建设时采取“最小抵抗原则”，有色人种地区易成为垃圾场选址地。而在我国，汉族人口比例达到92%以上，少数民族比例较少；与美国种族歧视制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采取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因而没有出现少数民族承担更多环境风险的局面，民族对我国环境风险分配并不产生显著影响。伴随着保障房政策的实行，人才保障性经济适用房和公务人员保障性住房在各城市全面建设开来，保障房一般建在城市地价比较便宜的边缘或郊区，甚至可能选址在垃圾场周边，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者亦可能承受较高的环境风险。由于选择调查地点的原因，性别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点有待以后的研究进一步论证。其次，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环境风险分配关注的焦点不同的是，我国的环境风险分配不公突出表现在城乡的环境风险分配差异上，城市居民经历的环境风险明显低于农村居民，对此本研究认为这可能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存在关联。第一，我国采取优先发展城市的战略，出现了城乡二元体制，形成了城市中心—农村边缘的模式，处于城市中心者，在政治及行政的治理活动中有着不可挑战的支配权，面对风险，城市中心者有权做出分配的选择，可以把原先产生于中心地带和应当由中心地带承担的风险分配出去[35]。第二，我国绝大部分生活垃圾污染防治投资基本都在城市，而农村很难得到生活垃圾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的资金，缺乏相应的环保设施，致使农村居民经历更多的垃圾处理风险。第三，城市在将大量生活垃圾污染转嫁给农村居民的同时，却没有给环境利益遭受到损害且相对贫困的农村给予风险补偿，消减垃圾处理带来的风险，使得风险积聚在农村居民身上。第四，城乡居民较大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决定了他们抗风险能力的不一致性，居住在城市社区者相对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金融资产总量和较高人均值，能够有效地抵制社会风险[36]，而农村居民其抗风险机制明显弱于城市，难以采取有效措施规避风险，致使风险积聚。

总结起来，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风险分配的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垃圾场的建设与运营给周边社区带来一定的环境风险，相关部门采取措施消减环境风险，但难以消除，形成了环境风险的初次分配。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风险应对能力差异影响着风险重新分配。社会经济地位高者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和话语权力等风险应对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环境风险分配格局。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者，其拥有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或网络规模势力越强[37][28]，其关系疏通能力越强，对环境危害做出各类抗争的可能性越高[37]。若环境抗争失败，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者，其收入相对较高，具有理性选择居住环境的经济能力，有能力搬离环境风险区域，规避环境风险，承担较少的环境风险。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风险应对能力较弱，若选择沉默和抗争失败，则集聚一定的环境风险。深入访谈发现，当垃圾处理风险严重干扰日常生活时，他们会选择“堵马路、静坐”等原始抗争方式，向制造污染的垃圾处理抗议，然而只要垃圾处理单位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就选择停止抗议，这种接受“以钱补污”的短期维权策略行动并没有彻底消除环境风险，而是积累了环境风险。风险的不平等分配“实际上是一种强权逻辑，即谁有权势，谁就转嫁风险，谁没权势，谁就承担风险”[38]，风险分配呈现出一种阶级或阶层定律，遵循社会经济地位逻辑，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存在重合性。因而在以后政策制定中，不仅需要关注不公正的环境风险分配，同时也需要关注环境保护责任和义务的分配。应加强对垃圾场周边居民的补偿机制，降低环境和健康风险，保障垃圾场周边居民和低收入者的环境权益。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我们只是初步证实了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之间的关系，但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应该是长期性和历时性，纵向跟踪数据显然比横截面数据更适合于厘清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的复杂关系，而本研究受条件限制只获取了某一时点的截面数据。第二，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非常复杂，其中许多机制在本文中未能充分挖掘，如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之间可能还存在环境意识等中介变量，这些未能充分考虑到，本研究的观点和结论还有待通过进一步大规模、纵向调查的实证研究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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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范文

关键词 加州大学 教育公平 效率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胡建华教授认为：影响高等教育公平的因素主要来自高等教育外部，如学生的家庭背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住环境等，而影响高等教育效率的因素则主要来自高等教育内部，如资源的配置和校舍设备的利用率等。因此，在高等教育领域内似乎不存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直接的矛盾关系。①校长办公室对校友在加州大学的就读经历和工作现状满意度的调查，衡量了加州大学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实效。

1 高等教育中学业成功迥异折射出的不公平

毕业率是高校教学效能的体现，教学效能则直接影响到毕业率。然而，毕业率的巨大差异跟生源的群体差异是密不可分的。2009年在“穿越终点线”刊登的由威廉·勃文、马修和迈克尔麦弗逊式合作研究的“在美国公立大学上大学”中发现，美国大学联盟中的一流大学毕业的高社会经济产值群体中有83%的学生是在六年内毕业的，而低社会经济产值群体中有68%的学生是在六年内毕业，两者相差15个百分点。他们还发现种族与性别也对毕业率有所影响：亚洲人和白人女性大多数在六年内毕业，其次是白人男性、西班牙裔和非洲裔美国女性，最后是西班牙和非洲裔美国男性。②在加州大学，学生的毕业率也因家庭收入、家长教养、民族和性别的不同表现出类似的差异。

2 加州大学促进教育公平的实效

2010年5月，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对毕业生毕业5年、10年和20年后的状况进行了调研。此次调研联系了1989级、1999级和2004级共计86439位校友，其中6628位校友配合了此次调研，占所联系校友总数的8%。调研内容包括校友目前的住所、谋生方式、对自身本科就读经历和当前工作的满意度，以及目前的经济来源，旨在了解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在加州大学的就读经历，以及这段经历对他们当前生活的影响；加州大学的就读经历是否有助于缩小他们父辈所经历的收入和职业成就上的差距；加州大学的就读经历是否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迥然不同的学生提供了公平的竞争环境。

2.1 总体就读经历满意度提高

从教育学的视角来看，大学毕业意味着对学生所获得的专业技能、社会与认知基本技能的认可。总体来说，加州大学的毕业生对他们的就读经历非常满意。1989级、1999级和2004级配合调研的校友中90%以上表示满意或者非常满意。如此之高的满意度充分体现了加州大学卓越的教学效能。报告还显示，此次调研中校友的满意度比2010年调研的满意度更高，且满意度随着毕业年限的增加而逐步上升。③

2.2 教育投资回报率提升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大学毕业生比高中生有更高的薪水和更丰厚的终身收入。根据2010年美国大学委员会的报告，2008年，本科毕业从事全职工作者平均年薪为5.57万美元，比高中毕业从事全职工作者的平均年薪高出2.2万美元，2009年高中毕业生的失业率是大学毕业生2.6倍。④接受调研的毕业生也被问到他们在加州大学的花费是否值得，三个年级的毕业生中90%以上同意在他们的投资是值得的。1989级的毕业生中约83%认为非常值得，相比之下2004级的校友中认为非常值得的仅占70%，毋庸置疑，1989年的花费要低很多。加州大学2011届的毕业生中89%的人坚信大学教育投资是值得的。⑤教育投资回报率的提高充分反映了加州大学在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广阔发展空间方面的不懈努力。

2.3 不同生源群体间成就差距缩小

比毕业生满意度数据更引人注目的则是关于加州大学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和收入状况。按照毕业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简称SES）分类，可分为：低SES类（指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第一代受高等教育者）（下转第22页）（上接第14页）和高SES类（指来自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且家庭收入处于中上层的学生）。尽管入校的时候两类学生因其经济条件、社会背景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毕业5年、10年或20年以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不相上下。两类毕业生中均有80%以上的人有全职工作，且对他们至今的职业生涯表示满意，约有75%的人在加州定居，67%的人从事的工作是与他们本科专业相同或相关的，并且有75%的人收入超过5万美金（2010年加州人均收入为4.2325万美元），他们的职业侧重于专业岗位：医疗、教育、法律、计算机技术、销售和市场营销以及管理。⑥虽然如此，但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校友之间还是略有不同：低SES者比高SES者似乎更容易能被雇佣（88%比84%），也更愿意主动找工作（4%比3%），然而，似乎低SES的学生比高SES者赚到10万美金的可能性稍微要低一些（21%比29%）。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最难得的则是这两类家庭背景有如此巨大差别的学生，大学毕业后的状况竟能如此接近，这不仅代表了加州大学在消除那些入校时区分学生社会层次最明显差异的能力，而且代表了其推动经济和社会流动的能力。

3 启示

加州大学关注学生家庭整体教育背景，顾及了“第一代受高等教育者”的弱势地位，并专门为其增设了大学学习和生活适应课程，可见加州大学对弱势学生的关注之细微。在我国，只有针对少数民族学生开设的预科班，但对于许多农村偏远地区的汉族新生并没有任何铺垫措施，导致其入学后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适应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加州大学拥有健全的、成熟的学生资助政策以及从联邦政府到地方政府再到学校三个层级的资助体系来保障教育公平。而我国高校一般只有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高校内部并没有提供学生资助；加州大学十分重视并持续关注毕业生的反馈信息。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开展的毕业生反馈调查以毕业生的就读经历满意度、投资回报率和成就差距为基本点，衡量加州大学的就读经历对学生终身成就的影响程度，不失为评估加州大学促进高等教育公平之实效的可取之道。

为所有学生提供平等的就学机会、保证高校高质量、高效率的教学是全社会的责任，不是某一机构或组织能够单独完成的，因此，要集政府、高校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力量于一体来为所有合格的入学者创造平等条件，提高高校办学、育人水平，推动社会发展。

注释

① 胡建华.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吗？[J].江苏高教，2003（1）.

② Bowen， William， Matthew Chingos and Michael McPherson， Crossing the Finish Line： Completing College at America's Public Universi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第6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范文

关键词：贫困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4-0055-07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健康老龄化”是21世纪老年保健的重点内容，指的是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大多数老年人都能保持较好的身心健康，拥有较好的身体、心理、智力、社会和经济的功能与状态。国外许多研究都表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与其身体健康密切相关。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注也越来越多。然而，我国老年人的心理状况并不容乐观。据全国老龄办2007年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城市老年人还是农村老年人，真正健康的老年人并不多，大部分是健康状况一般或处于亚健康状态。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08年对我国城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取样调查结果也显示，我国老年人心理健康状态呈现很好、良好的态势的人群达到85.6%，超过1.3亿人，按照调查结果推算，我国老年人口心理健康状态较差的仍有2200万人左右，占受调查人数的11.4%；很差的近500万人，占受调查人数的3%。且此次受调查对象已经排除了智力迟滞和已确诊患有精神疾病的老年个体。

贫困老年人作为老年群体中更为弱势的特殊群体，在生活中面临着更多的难题和不良环境，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如何，哪些因素影响了贫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

二、文献综述

对于老年人是否更容易遭受心理问题，学者们的研究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国外学者Giordana等从老年人与其他群体心理健康的比较得出，虽然老年人更容易遭受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多种原因，如认知能力和感知能力下降、社会关系减弱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老年人在所有心理健康方面都比其他群体差；王娟通过自编老年心理健康问卷对北京城区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城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保持尚好。然而，包江波等的研究则表明，老年人因心理健康问题进行咨询和治疗的就诊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实证研究也表明，中国自杀率最高的人群是老年人，自杀已在我国老年人死亡原因中排第十位，而在自杀死亡的老年人中，95%的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吴振云等的研究结果则表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群体差异，除75岁以上老年组心理健康状况的某些方面较差外，总的年龄差异不明显；性别差异显著，男性好于女性；心理健康状况有随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改善的趋势；从事脑力职业者好于体力职业者。

至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学者们主要将其划分为三个层面：在个人层面，姚远等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人格特征更趋于内向，性情更趋于平和；情绪稳定性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要显著好于情绪不稳定性的老年人；胡宏伟等的研究表明，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的老年人，其越不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心理症状的表现越不明显；吕晓标、李金平等的研究表明，老年人进行运动锻炼更有益于老年人维持和促进心理健康；在家庭层面，栾文敬研究发现，不同户籍、家庭关系的老年群体在心理健康状况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贺寨平认为，不仅老年人本人的经济收入对老年人的身心状况有较大影响，其网络成员的经济收入对老年人的身心状况也有影响；谢桂华的研究表明，得到更多的、更经常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老年人，其心理健康状况明显优于其他老年人群。有研究表明，有同住子女的父母可以得到子女更频繁的关心和照顾；子女居住得离父母越近，则越经常给予父母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宋璐等的研究表明，提供孙子女照料会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更好；高国武等的研究则指出，与老年人心理健康比较密切的家庭因素有家庭关系、婚姻状况、经济状况、参加活动等，而子女的人数、居住方式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系不大；在社会层面，Wilkinson认为，除了绝对或相对收入以外，一个社会（地区）的收入差距本身也对个人的心理健康有影响；李实等的研究显示，随着养老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越来越好。

老年贫困主要源于老年人经济自立能力不足和外部经济支持不足。对于贫困老年人而言，经济上的自立能力，或者说经济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其心理、精神上的自立性。拮据的物质生活、不太和睦的家庭关系、昂贵的医药费、精神文化生活单调、家务劳动繁重等，都对贫困老年人的心理产生了各种不良影响。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研究所用数据来自华北电力大学2012年关于我国城乡老人生活及养老服务需求状况的调查，问卷内容涵盖老年人的基本信息、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家庭及社会支持、健康状况、社会参与及养老需求。共发放问卷2200份，回收有效问卷202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2.18%。

在被访的2 028名老年人口中，共有贫困老年人466人，占总体老年人的22.98%。其中，农村贫困老年人为241人，占贫困老年人的51.72%，城市贫困老年人为225人，占贫困老年人的48.28%。

（二）研究设计

1 老年人的界定。文章中的老年人是指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人口。

2 贫困的界定。文章以户籍为基础，设定了两种不同的贫困标准。在农村，主要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完成的《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提出的贫困标准，即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低于2300元/年。在城市，主要采用2011年中国社科院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报告基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测算出中国目前城市合理的贫困线在人均收入7500-8500元之间，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城市贫困标准界定为人均收入低于8500元/年。

（2）在家庭特征方面：首先，家庭总收入显著正向影响贫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即贫困老年人的家庭总收入越高，其心理健康状况就越好。家庭总收入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一般而言，如果老年人的家庭总收入越低，那么当面临困难时，其抗风险能力会越低，承受的压力会越大，那么对其心理健康势必会产生负面影响。其次，是否向子女倾诉心事对贫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较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否向子女倾诉心事对非贫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负向影响且结果并不显著。一般而言，人在老年以后，对物质方面的需求减少，而对精神层面特别是子女的精神慰藉有更高的需求，尤其是贫困老年人，当他们有心事时，特别希望能与子女诉说，从子女那儿得到开解和慰藉，这一倾诉渠道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具有很好地促进作用。再次，与主要赡养人的关系对贫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贫困老年人与主要赡养人的关系越好，其心理健康状况就越好，并且这一影响非常显著。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和国情所致，家庭养老仍是我国最主要的养老方式，因此与赡养人关系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老年人所处的家庭环境是否和谐，是否能从子女那里得到经济支持、精神慰藉和心理支持等。如果贫困老年人与主要赡养人的关系良好，子女孝顺，家庭和睦，则其心理健康状况就越好；反之，如果贫困老年人与主要赡养人的关系不好，家庭矛盾重重，将会给老年人的情绪带来极大的波动，从而影响其心理健康。最后，生活由子女照料为主对贫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料方式以子女照料为主的话，其心理健康状况就越差。这与一般经验相悖，有待进一步检验。

（3）在社会经济特征方面：首先，社会保障对贫困老年人具有正向影响，但结果并不显著。贫困老年人生活窘迫，如果他们参加社会保障，则国家的低保、五保等政策会给予他们很大的经济支持，使他们的生活有最基本的保障，大大减轻其经济和心理负担，对其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一结果并不显著，有待进一步检验。其次，帮助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对贫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即帮助者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贫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就越好，反之则越差。当贫困老年人遇到困难时，如果他们身边有能够提供帮助的人，并且其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则他们能起到的支持作用就越大，满足贫困老年人需求的可能性就越大，对贫困老年人焦虑、恐惧心理也有很大的缓和作用，从而影响其心理健康。

2 贫困老年人心理健康分城乡回归分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公共资源、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等也呈现地域之间的不公平，进而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并且从上面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不同地域的贫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存在差异。下面将城乡对贫困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具体回归结果见表5。

在个人特征方面，性别对城乡贫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影响不同。对农村贫困老年人来讲，女性的心理健康状况好于男性，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城市贫困老年人来讲，男性的心理健康状况好于女性，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年龄对农村贫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的影响是显著正向作用的，与总体结果保持一致；年龄对城市贫困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正向作用，但回归结果不显著。身体健康状况无论是对农村贫困老年人还是城市贫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与总体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总收入、与赡养人的关系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和城市贫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与总体回归结果一致。是否向子女倾诉心事对农村贫困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作用好于城市贫困老年人，并且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在社会特征方面，从贫困老年人的参保情况来看，社会保障对贫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影响不具有显著性，且结果不稳健。从户籍来讲，参加社会保障对城市贫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是正向的，但对农村贫困老年人是负向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等制度的保障水平较低，参保人员自身健康状况较差，沉重的经济负担影响了其心理健康。帮助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村贫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与总体回归结果一致；虽然帮助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城市贫困老年人具有正向作用，但回归结果不稳健。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总体来说，贫困老年人较非贫困老年人而言，其心理健康水平较差。（2）户籍对贫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影响，即城市贫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好于农村贫困老年人。（3）身体健康状况、家庭总收入、与主要赡养人的关系对贫困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贫困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越好、家庭总收入相对越高、与主要赡养人的关系越好，其心理健康状况就越好，并且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别。（4）年龄、向子女倾诉心事、帮助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村贫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对城市贫困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不显著。

第7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范文

“我们发现特定的空间游戏与孩子的空间推理能力息息相关。”心理学家和首席研究员杰米・杰奥特博士说，“这很重要，因为给孩子提供玩空间游戏的经验，会很容易地推进他们的空间推理能力发展，特别是对于那些优势明显不足的孩子，比如一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

掌握空间推理方法，能够操纵空间对象，是日常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这个技能帮助我们穿行于繁忙的街道中，组装一堆本是零件的家具，甚至是装填洗碗机。除此之外，这项技能对于学术领域的成功至关重要，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各个领域。身处这些领域的大学毕业生通常被视为专业人才和高就业人员。

“虽然以前的研究表明，空间游戏活动可能培养孩子的空间推理能力，但是却缺少大量多样的例子作为支持数据。”杰奥特说。

韦克斯勒学龄前儿童智力量表经过修订和规范，通常用于检测认知能力，它给杰奥特和天普大学的合著者诺拉・纽康比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研究孩子的空间游戏和空间思考。他们分析的数据来源于4～7岁的847个孩子，这些孩子进行了修订过的学前儿童智力量表的检测，包含有助于一般智力认知技能的量化考核。

研究人员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和一般智力分数都与孩子在测验中的表现相关。来自低等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孩子获得的测验分数要比来自中、高等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孩子获得的分数低，而且男孩获得的分数要比女孩获得的分数高，考虑在内的还有其他几个认知能力，例如词汇、工作记忆和处理速度。

第8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范文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强调大学生专业素质的同时，更加注重其道德素质，尤其是诚信。因此大学生诚信教育在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快速发展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本文通过对大学生诚信问题现状的分析，探究其和社会经济效益的关联，从社会经济效益的角度看待大学生诚信教育的作用，实现大学生本身价值和社会经济效益的结合。

 

关键词：诚信教育 大学生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点之一，其诚信度的高低对社会经济效益产生的作用值得探究。通过对我校学生诚信教育现状和其对社会经济效益的影响调查和分析，主要探究两个问题：第一，大学生诚信教育和社会经济效益的关系；第二，大学生诚信教育对社会经济效益的影响。

 

一、大学生对诚信教育所引起的社会经济效益的观点和分析

我国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为人们提高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在物质文明得到空前发展的同时，对精神文明建设也越发重视。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之一，物质文明是发展精神文明的现实基础，而精神文明又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由此可见，诚信教育本身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为了了解大学生的诚信现状，以及他们对自身诚信所引起的社会经济效益的观点，我们随机抽选了牡丹江医学院150名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通过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了调查，并通过教务处所提供的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学生在学校组织的各类考试和大学生ect4、6考试中违规作弊的学生人数和学习就业科就相关学生的就业情况所提供的资料进行了相关分析。

 

调查发现：在看待大学生诚信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时， 11.8%的受访者认为，“大学生诚不诚信和其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不沾边”；有20.9%的受访者认为，“大学生诚信会带来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但不会太大”；有 49%的受访者认为，“无论诚信是否带来社会经济效益，大学生都要讲诚信”；18.3%的受访者认为，“大学生诚实守信反而给自己带来了经济负效益”。在被问及“别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对自己不讲诚信时，你怎么看”时，95%受访者认为，“非常生气，不能接受”； 5%的受访者认为，“不好说”。而被问及“自己是否有过为了自身利益而对别人不讲诚信”时，35%受访者给予肯定的回答；55%受访者给予否定的回答；其余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以上调查虽然仅在本校进行，但不可否认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反映了大学生所存在的诚信问题和诚信观念，以及对诚信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的看法和认识。虽然有一部分大学生对诚信教育的社会经济效益不以为然，但多数大学生还是认识到自身的诚信度对其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二、大学生诚信教育对社会经济效益影响的深度和途径

我国经济虽然在高速发展，但社会提供给大学生的就业岗位却很有限，我国高校的不断扩招也加剧了大学生就业难的困境。在岗位有限而求职者众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用人单位越来越重视应聘者的道德素质。此时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对大学生的前途负责，也对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思想保障。

 

（一）大学生诚信教育缺失对社会经济效益的负性作用

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受多种因素影响，其影响因素也通过大学生本身来影响社会经济效益。

1.大学生自己对诚信不理性、不健康的认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和外国交往频繁，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不良思想如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等也随之带入我国，加上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人追求物质的欲望也空前高涨。一些大学生在生活中只注重消费和利益给自己带来的愉悦，对包括诚信在内的一些重要道德规范理解为对个人生活自由的限制，把诚信等重要的道德规范当作是一种负担和障碍。考试中作弊、投机取巧，即使被发现也丝毫不羞愧，取笑诚实守信的人。甚至一些本应该努力学习、报效社会的贫困生也受影响而错误对待诚信。《文汇报》2001年6月3日报道，对复旦大学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的调查显示，29.7%的学生不了解个人诚信制度，甚至有近两成的学生对如何还款并不关心。广东省有的高校还贷违约率超过20%，到2004年3月20日为止，中国政法大学745名进入还款期的毕业生中，有190人未按时足额还款，违约率达到26%。由此可见，一些大学生对诚信的不理性、不健康的认知和行为，给国家的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损失，给家庭带来了额外的开支。甚至个别诚信缺失的学生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最后走上了违法犯罪的不归路，浪费了国家对其培养的社会和经济资源。

 

2.社会不良因素加剧了大学生不诚信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效益的损伤。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总是存在一些违法乱纪、弄虚作假的现象，在社会环境方面对大学生产生了不良的负面作用，加上大学生关心一些负面的东西，使得社会的正面教育作用减弱。社会传媒也营造了一种奢侈消费的诱惑，以及网络不良思潮的诱导，对大学生的诚信教育产生了很大冲击。

 

3.高校对大学生诚信教育的重视不足损害社会经济效益。随着大学生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加，一些高校为提高学生的就业率，对学生的一些不诚信行为没有加以制止和惩罚，为那些考试中作弊被处分的学生解除处分，对学生简历“掺水”放纵不管，允许学生毕业学术论文作假，甚至个别老师并没有带头诚实守信，进行学术造假。大学生每天都接触老师，如果学校不重视老师自身的诚信度问题，加上诚信的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大学生很容易被周围环境影响而被动不诚信。

 

（二）大学生诚信教育使大学生自身价值和社会经济效益的结合

大学生自身价值不仅体现在专业知识的高低，更表现在道德素质方面。高校应更加重视大学生诚信教育，严格考试制度，端正学风和考风，建立完善的学生诚信机制，通过学生自评、同学互评，老师评议和社会中介评议，将相关结果纳入学生评奖、入党、就业推荐等指标体系中，并加强大学生日常道德行为的管理，丰富诚信教育的方式，激发大学生诚信的热情；社会舆论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传播媒介大力宣传“以诚实守信为荣”，弘扬社会正气，营造良好、和谐、诚信的社会环境；家庭教育应重视对孩子道德品质的培养，加强孩子对诚信重要性的认识；大学生更要端正态度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自觉抵制不良思潮和环境的影响，自觉加强自身诚信建设，诚信是大学生自身价值在社会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体现，实现自身价值不是说不能追求物质财富，只要通过合乎法律、合乎道德的方法都是正确的。大学生在社会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社会经济建设也给大学生留了广阔的空间实现其自身价值。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大转型的时期，市场经济在极大地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大学生的诚信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思想政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大学生诚信教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思想政治工作者既是对大学生进行诚信教育的直接负责人，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大发展、大繁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9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范文

目前，数理统计的发展突飞猛进，已经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在国际上也受到相当的重视。由于数理统计的应用十分广泛，统计学专业也因此而成为西方国家的热门专业，包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都十分热衷。数理统计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生物、医学、物理、化学、工程、环境保护、金融、经济、科学计算、心理学、认知科学等领域都会进行涉猎与交叉。甚至，对于众多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而言，其主要贡献也都与数理统计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新时代，数理统计方法与技术的应用也将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1 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

1.1 数理统计的学科特点

数理统计，主要是针对随机现象进行有限次的观测或试验的结果进行数量研究的一门学科，具有非常强烈的学科特点，能够依靠对数量规律的总体性来做出具有一定可靠性的推断，属于应用数学学科。所以可以认为，统计学的基础就是数理统计学，通过对怎样有效地收集、整理和分析带有随机性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用以来推断或预测出想要考察的问题，甚至对于将要进行的决策和行动来提供合理的依据和建议。通过数理统计学的角度可以看出，数理统计是一门非常活跃但又十分重要的学科。从学科划分角度来讲，数理统计应归属于数学学科，但它的研究重点又不是纯的数学理论或方法，而是这种理论或方法的应用。因此通常用归纳法来进行研究，而不是数学的演绎法。

1.2 数理统计基本概念

数理统计的最基本概念是总体和样本，它的基本思想就是通过对样本信息的分析来推断出总体的进行情况。所以我们把研究对象的全体叫做总体。在数理统计上，通常用研究对象的一个或多个指标的随机变量来刻画出总体，所以统计问题以及统计模型都是针对总体而提出来的。统计方法的产生是出于对总体推断的需要， 通过总体进行推断的相关统计处理过程中，统计思想也应运而生。

2 数理统计学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优势和作用

2.1 数理统计学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优势

数理统计方法具有很多优点，它不仅可以节约成本，使投资风险得到有效降低，同时也能够帮助投资者获得更加合理的决策，进而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数理统计的另一关键作用就是对经济领域中的损失进行评估。现代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由事故类的意外伤害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也越来越多，为了解决这种经济损失，越多越多的单位及个人都选择了保险。运用数理统计的知识，既能够对意外事故做出有效评估，同时也能够分析出事故发生后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由此得出的有效结果对于减少事故发生以及提高人们对事故性灾难的重视，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利用数理统计知识分析企业销售的经济状况，可帮助企业从中获取最大利润。怎么使利润最大化，一直以来是商界人士追求的终极目标，而采用数理统计中随机变量函数期望值，可以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思路。在经济预测方面，数理统计方法也有重要运用。依据统计原理，根据市场获得的信息资料，分析推测各种经济现象，可以得出经济中未来数据的出入情况，这是企业经营中的重要运用。数理统计在企业经济中的运用，可以促进经济良性发展，把握经济发展命脉，使得社会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中能不断减少资金损耗。

2.2 数理统计学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

数理统计学的研究对象是随机现象中的统计规律，所以在经济飞速发速的新形式下，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数理统计学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得到认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抽样调查的方式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数理统计学的知识在社会与经济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近代数学研究的重点。无论在工农业发展还是在军事科学技术方面以及在社会经济上，数理统计学都具有十分广泛的应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个人以及个人组成的家庭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大家庭。从宏观角度看，可以按地区区域划分我们的组成，而且与自然界的事物间存在的差异不同，这种区域差异无法通过直观观察而得到明显差异。因此，我们对于社会的经济活动的研究，可以采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我们以大部分人的利益或价值为关注点，根据数理统计数据分析及调查结果，从而得到相应结论。特别是在商品销售中，商品在某个城市中某种商品未来销售情况预测，或者国家国民经济状况估计，经济发展计划制定，都与数理统计知识密切相关。除此之外，数理统计在社会经济的其它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经济领域，数理统计方法已经是一个普适方法，广为采用。社会经济中还经常用到随机统计过程、人口发展动态模拟、抽样调查等多种数理统计方法。因其实用性便捷性等特征，社会经济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 数理统计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运用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数理统计学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它对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同时也搜集整理过很多资料，因此数理统计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我们应当善于运用数理统计学的知识来解决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我们首先应当明确数理统计在经济管理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在经济管理中的任务重要决策都需要一定的基础依据，而经济中的各种不同数据就是依据的根本。由于经济中有许多不确定性的随机因素存在，所以任务重要决策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只有通过数理统计知识的合理应用，才能够使决策的风险降到最低，获得最大可能的安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