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总效用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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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微观经济学总效用范文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第2篇：微观经济学总效用范文

 

并且，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论述了市场(价格)机制的有效性问题，即“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涉及的就是今天的微观经济学所说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把《国富论》看作是微观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从19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在价值论上的分野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在“价值由什么决定”的论争中，微观经济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阿弗里德·马歇尔把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综合和提升，使微观经济学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我们可以把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年)看作是微观经济学的代表作。

 

微观经济学虽然在19世纪末就已经比较成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就已经完善了。随着西方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变化，随着经济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分析工具的使用，微观经济学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获得了许多发展，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这些发展及其成果大大丰富了微观经济学的内容。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微观经济学在20世纪的发展。

 

一、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发展消费者行为理论也叫需求理论，主要是解释单个家庭(消费者)在面临一组约束条件时如何对商品组合进行选择；它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试图找出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论述需求曲线为什么一般向右下方倾斜(需求规律)。解释消费者行为的理论先后有基数效用论、序数效用论和显示性偏好理论。基数效用论产生于19世纪，是需求理论中的古典理论。

 

虽然在19世纪末，一些经济学家就观察到效用的不可测性，提出了序数效用论的思想，如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安托内利(G．．Antonelli)、费雪(Iving Fisher)和帕累托(Vil—，埃奇沃思(1881年)和安托内利年)甚至在19世纪80年代就使用了无差异曲线的概念，但是，序数效用论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则是得益于斯卢茨基、希克斯(John R．Hicks)和艾伦(Roy George Douglas AIlen)等人的贡献。

 

斯卢茨基的贡献是提出了后来被称之为“斯卢茨基方程”的消费者行为理论。这位前苏联数学家、统计学家兼经济学家在1915年7月的意大利《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关于消费者预算的理论》一文，第一次提出了商品价格的变化对需求量的影响可以分解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实际收入不变，商品相对价格变动引起消费者用价格较低的商品的消费替代价格较高的商品的消费，从而引起对价格较低的商品的需求量增加，这被称作“剩余可变性”，希克斯后来把它称作“替代效应”；另一个是货币收入不变，商品价格下降引起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增加，实际收入增加引起消费者对商品需求量的增加，这被称为“收入效应”。斯卢茨基进一步认为，这两个效应是独立的和可叠加的，二者的代数和就是“价格效应”。即价格效应一替代效应+收入效应，这就是斯卢茨基方程，后来又称之为“价值理论的基本方程式”。斯卢茨基还进一步认为，收入效应可以是正数——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量随收入增加而增加，也可以是负数——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量随收入增加而减少，而替代效应则始终是负数。

 

斯卢茨基方程的意义是从理论和方法上完整地解释了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为什么一般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即完整地证明了为什么存在需求规律。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斯卢茨基在1915年发表的这篇文章最终给出了序数效用函数的假设。[1](蹦∞希克斯在帕累托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系统化了序数效用论，使之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第三篇主要是论述基数效用论(包括需求弹性理论)的，这种需求理论在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1939年)出版以前一直是最权威的理论而受人敬仰。还在20世纪年代前期，希克斯就对这种基数效用论提出质疑。

 

在《价值与资本》一书中，希克斯认为，马歇尔的需求理论是从最大限度的总效用观念出发，通过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达到所购买商品的边际效用必定与其价格成比例的结论。希克斯就此提出疑问：这种被消费者追求的最大限度的“效用”是什么?什么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确切基础?他认为马歇尔对这些问题没有进行透彻的论述，而帕累托对此做过有价值的讨论。

 

希克斯从埃奇沃思和帕累托那里接过无差异曲线分析，用无差异曲线与消费者的预算线相切来确定消费者的均衡条件，用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取代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用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取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并且讨论了“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推导了“收入一消费曲线”和“价格一消费曲线”。

 

由于序数效用论不以效用数量的衡量为基础，它用两种商品的变化量之比来间接衡量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这就克服了基数效用论“效用如何计量”的难题，从而使得序数效用论成为被普遍接受的需求理论。

 

无论是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都是研究消费者如何使其偏好或效用最大化。但是，消费者的偏好是观测不到的，能够观测到的只是消费者做出的选择。那么，有什么办法说明观测到的消费者需求行为是否是由于偏好关系或效用函数的极大化而产生的?有什么办法能够从消费者的实际选择行为推论出他的无差异曲线而不是依靠他公开声称的偏好?保罗·萨缪尔森(1938年和1947年)发现的显示性偏好理论就是用来回答上述问题的。

 

显示性偏好理论的优点在于，研究者不必知道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图，也无须知道每一种商品(或商品组合)的效用大小，只要知道消费者对有关商品组合的选择行为就可以了。根据显示性偏好理论，一个消费者之所以在两种商品(或商品组合)A和B中选择了A而不是B，只有两个原因：要么他偏好A，要么A比B便宜。如果A不比B便宜而消费者仍然选择A，我们就可以判定，这个消费者对A的偏好一定大于对B的偏好。为了给出显示性偏好理论精确性的证明，萨缪尔森和于泽(H．Uzawa)等人又进一步提出了显示性偏好的弱公理和强公理，这就是一致性公理和传递性(transitivity)公理。

 

序数效用论以无差异曲线已知为前提。如果无差异曲线未知或不确定，则无法确定消费者均衡。显示性偏好理论可以用来确定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和需求曲线。

 

显示性偏好理论不但用来替代偏好理论作为消费者行为分析的基础，而且还被用于证明竞争性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这种分析技术还在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中得到进一步推广应用。

 

二、厂商行为理论的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把单个厂商生产者)也看作是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其目标也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厂商的行为和消费者的行为一样，都可以用一套最优化方法来进行分析。于是，厂商均衡条件(或生产要素最优组合条件，或利润最大化条件)以及围绕这个条件展开的产量理论、成本理论和收益理论，成为微观经济学中厂商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

 

世纪厂商行为理论的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成果：一是各种各样的“厂商管理理论”(man—的提出。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认为厂商的目标(实际上是企业经理的目标)不一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这些理论也可以称作“非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行为理论。

 

二是对“理性人假说”的批评和修正。

 

“非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行为理论起始于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对厂商决策行为的经验研究。1939年霍尔和希契在对38家企业定价决策行为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题为《价格理论与企业行为》的研究报告。L31该报告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企业并不按照“MR—MC”

 

的原则来做出价格决策，也不一定根据市场需求圃来定价，因为企业很难获得关于单个产品的需求曲线的信息；企业对其产品定价实际上使用的是“成本加成定价法”，即根据产品生产所耗费的平均成本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幅度，这个利润幅度相当于一个行业内部的平均利润或正常利润。霍尔和希契认为，在“成本加成定价法”流行的情况下，利润最大化只是一种偶然的结果，而不是企业经常追求的目标。1946年，莱斯特(Richard Les—通过对美国南部430家企业的调查研究后发现，企业的产量决策和用工决策一般并不考虑“边际成本”或“边际产品价值”变动，因为企业难以估计这两个变量。这项经验研究成果也证明企业并不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行事。

 

贝利(A．A．Berle)和米恩斯(G．C．合著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1932年对厂商(企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本书得出的一个重要认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大公司在生产部门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些大公司里，所有权和控制权分别掌握在股东和经理手里；由于存在不完全竞争的资本市场和非竞争的产品市场，企业经理将拥有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外目标的空间。

 

在贝利和米恩斯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非利润最大化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是鲍莫尔的“销售最大化模型”、彭罗斯等人的“企业成长理论”和威廉姆森的“管理斟酌决策权理论”。

 

鲍莫尔在1959年出版的《企业行为、价值与成长》一书中提出“销售最大化假说”(sales maxi—。[41在这本书中，鲍莫尔把在某种利润约束条件下追求销售总收益最大化看作是寡头垄断者的典型目标。这里的利润约束是指企业股东认可的最低利润水平。鲍莫尔认为，企业之所以追求利润约束下的销售最大化，主要是因为销售量与经理人员的薪酬存在正相关关系，其次是因为销售量下降会使得企业丧失一部分客户和分销商，降低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能力。

 

“企业成长理论”

 

归功于彭罗斯和马里斯的开创性研究。

 

这种理论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作是一种“公司经济”(corporate economy)，也就是公司企业主导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公司管理者(经理)拥有斟酌选择公司追求目标的权力，这就使得这种经济成为一种有管理的经济，而不是完全的市场调节的经济。这种“企业成长理论”关注的是“企业扩展的时间路径”

 

。在动态过程中，经理们通过把企业成长作为追求目标来满足其权力、称霸(domi—、威望(prestige)的本能，而诸如企业安全和职业成就的动机诱导经理们把“企业的评价率”

 

’s valuation ratio，它是企业股票市值聊与其资产账面价值是的比率，即铆／是)作为其追求的目标。资本市场通过兼并和接管机制对这种评价率的高低施加约束，如果评价率低于某一水平，企业将被购并。企业面临的这种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形式化表述如下：

 

。一U。(g，口) ……．￡．u≥可 ……其中，U。是管理效用函数，即企业经理的目标函数，g是企业的成长率，可是对企业的评价率，可是资本市场约束，当u<面时，企业将被购并。给定一个成长一评价函数(即U。)，其中钉和一定水平以上的g负相关，经理们将面临着图所示的斟酌权衡：

 

矿’

 

／…一凇{i＼成长喾图1企业成长模型一评价曲线在A点以前，企业成长率g和评价率u正相关，在A点以后，g和曰负相关。企业经理对成长率和评价率组合的偏好可以用无差异曲线I来表示。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约束，最优点将是最高的无差异曲线I。与成长一评价曲线相切的切点B。

 

如果评价率不能满足资本市场约束条件口≥百，那么，最优的成长率将由受约束的最大化解(百，虿即C点给出。显然，C点的成长率要高于B点的成长率。

 

“管理斟酌决策权”

 

理论是威廉姆森在1964年出版的《斟酌决策行为经济学：厂商理论的管理目标》一书中提出来的。[7¨管理斟酌决策权”是指公司经理们追求他们自认为有利可图的目标的能力或权力，而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竞争程度将决定着这种斟酌决策行为的范围。

 

威廉姆森认为，在两权分离的现代大公司中，经理们有一种支出偏好(expense preference)，这种支出偏好通过某些企业支出如营销支出、职工报酬支出来获得满足。这些支出会给经理们带来正价值，因为通过扩大这些支出有助于实现经理们追求薪酬、威望和权力的目标。虽然这些目标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些“非金钱目标”(non—pecunia—，但是这些目标决定着经理行为，从而影响着厂商行为。

 

理性人假说是关于厂商行为和消费者行为的一个基本假说，微观经济学的许多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假说基础上的。自1947年开始，西蒙．Simon)在一系列论著中反复强调经济当事人的理性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而不是理性人假说所暗含的完全理性。∽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观效用论是建立在这样三个前提条件之上的：(1)可供选择的对象是给定的，而且是固定不变的；(2)每种选择结果的概率分布是已知的(指主观而言)；目的是为了使一个给定的效用函数的期望值达到最大化。西蒙认为，这些假设条件并不一定与我们想要知道的实际经济选择过程相一致；通过放松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假定可以得出“有限理性论”。

 

西蒙所说的“有限理性”是指那种把经济当事人在认识方面的局限性考虑在内的理性选择——包括知识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西蒙认为，虽然经济当事人总是期望实现最优化，但是他们事实上做不到，因为经济当事人的行为要受到获得有关选择机会的信息成本和对不确定性未来的无知的约束，他们实际上只能追求一种比较满意的目标或满足水平，只追求实质性与程序性的理性。有限理性理论假设可供选择的对象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集，而是存在一个产生各种方案的过程；假定不知道结果的概率分布，而把这些情况的估计程序纳入分析结构；寻找那些应对不确定性的策略，这种不确定性假定人们不知道其概率分布；也可以不作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假设，而只设想一个令人满意的策略。有限理性理论是这样一种选择理论和决策理论：假定经济当事人希望达到某种目标，并且为此竭尽他(或她)的心智，但是在描述决策过程时又把人们头脑的实际智能考虑在内。西蒙强调，要把经济学和管理学建立在一种关于现实的人的行为描述的基础上，必须用“有限理性”来取代完全理性。

 

萨金特(Thomas J．Sargent)进一步把“有限理性”概念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91他假定经济行为人确切地知道行为的规律本身是不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的，他们努力寻找实现理性预期的方法，但是他们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因此，宏观经济模型不一定要建立在理性预期和最优化假设之上。萨金特认为，在有些情况下，基于理性预期假说的模型得出的预测很难与观察到的实际结果相符，而有限理性理论可以修正理性预期模型得出的过于严格的预测。

 

三、对“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证明在市场经济中，虽然每个人的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其结果却会增进社会利益，即个人利益和社会(或公共)利益可以得到和谐协调。这就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所表达的思想。在斯密看来：“每个人都力图利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有最大的价值。确实，一般说来，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促进的公共利益是多少。……他所追求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实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实现圃的目的。……通过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通常会促进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要促进的社会利益更大”。[10]㈣23¨‘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告诉我们，分散的市场经济不但没有造成混乱，反而导致经济运行有秩序并且资源配置是最优(有效率)的状态。

 

在亚当·斯密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都着力证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正确性。19世纪下半期，瓦尔拉斯(Leon Walras)在其《纯粹经济学要义》(1874—1877年)一书中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论。这个理论证明，在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下，总是存在一组价格(或价格向量)，使得经济中所有市场的供给和需求都恰好相等，即存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一般均衡。瓦尔拉斯把这个结论称作(一般)均衡价格决定定律，后来被称作“瓦尔拉斯定律”(walras’s 1aw)。当一般均衡存在时，各类市场既不存在超额供给，也不存在超额需求，每一个市场都可以自动出清，所以，瓦尔拉斯定律又可以表示为：只要效用函数是连续的、严格递增的并且严格拟凹的，经济体系中所有市场上的超额需求的价值之和等于零。在一般均衡存在时，市场交易者都能获得最大化满足，即效用最大化。瓦尔拉斯写道：“在自由竞争支配下的市场中进行多种商品互相交换是一种活动，通过这种活动，所有一种商品、多种商品或一切交换商品的持有者，都能获得他们欲望的尽可能大的满足。”[11]佃168’

 

但是，在对一般均衡理论的证明中，瓦尔拉斯是通过假定模型中的方程式(供给方程式和需求方程式)的数目等于未知数(待决定的商品市场的价格)的数目而得出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的。这个结论无法通过数学方法来验证，因而不能使人信服。因为如果未知数的数目和方程式的数目相等，这个方程组可能无解。我们不能责怪瓦尔拉斯的数学水平不高。客观的情况是，在他提出一般均衡理论时，解决一般均衡存在性问题的数学工具——集合论、博弈论、拓扑学等，还没有出现或没有运用到经济学中来。

 

瓦尔拉斯之后的60年里，对一般均衡理论感兴趣的经济学家都力图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这些经济学家包括帕累托(Ⅵlfredo Pareto)、希克斯(John Hicks)、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麦肯齐(L．Mckenzie)、阿罗(Kenneth J．Arrow)和德布鲁(Gerard Deberu)等人。尤其是麦肯齐的《论Gra—的世界贸易与其他竞争性体系模型的均衡》

 

年)一文、阿罗和德布鲁合作发表的《竞争性经济中均衡的存在性》(1954年)一文和德布鲁的《价值理论：经济均衡的公理分析》(1959年)一书，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给出了形式化和公理化的证明。这些证明是简洁的并且是有力的，从而确定了一般均衡分析的标准框架。此后，德布鲁和其他人还证明，一般均衡虽然不是惟一的，但是均衡的数目是有限的并且必然是奇数的。

 

那么，当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存在时，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是否就是帕累托最优呢?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进一步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如果存在竞争性的一般均衡，那么这种均衡就是帕累托最优的。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如果存在完全竞争，并且个人的无差异曲线和生产函数都是凸的，那么通过初始资源禀赋在个人之间的再分配(再配置)，每一种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瓦尔拉斯的竞争性均衡来实现。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说明，如果经济是完全竞争性的，分散的市场经济可以达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这种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最优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说明，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每一种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来实现。个人要做的只是通过市场交易或通过政府进行某些初始资源总量的再分配(再配置)。第一定理是实证的或描述性的，它说明了完全竞争的分散的市场经济的结果如何。第二定理是规范性的，它说明了要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德布鲁、舒比克(Martin Shubik)和斯卡夫．Scarf)等人后来进一步证明，如果把市场经济中的均衡点的集合称作“核”(core)的话，那么，竞争性均衡必然位于核中；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源的核配置的集合将收敛到竞争性均衡配置；如果经济是一个足够大的经济，核和竞争性均衡在极限上是一致的。

 

四、市场结构理论的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经济学中流行的市场结构理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理论。早在年，埃奇沃思(F．Y．Edgeworth)就试图对完全竞争下一个系统而严格的定义；[12]到年，完全竞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全部确定，并成为此后经济分析的标准模式。

 

根据完全竞争理论，由于一个市场上存在大量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买卖双方都拥有完全信息，每一个厂商向市场提供的产品都是同质的，厂商进出一个市场是自由的并且是无成本的，所以在这种市场上，单个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是一条水平线，并且需求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平均收益曲线重叠。这意味着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单个厂商和单个消费者完全不能控制价格，价格由这个市场上的供求均衡来决定，他们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当完全竞争市场处于长期均衡时，产品的价格等于最低的长期平均成本，厂商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市场是完全出清的，不存在供给过剩或短缺。因此，完全竞争市场是一种理想的市场类型，它可以保证资源得到有效率的配置。

 

年，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仑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分别对完全竞争理论提出挑战，提出不完全竞争理论或垄断竞争理论。[13][143张伯仑指出，现实中的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型的，许多厂商出售的是有差别的产品而并非是无差别的产品，这就使得有差别产品的生产者就是这种产品的部分垄断者，这种生产者面临的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这说明单个厂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扩大或减少产品产量来改变其价格，他对产品价格有一定的垄断权。在长期均衡状态下，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存在生产能力过剩；与完全竞争市场不同，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存在浪费性竞争。

 

以1982年鲍莫尔等人出版《可竞争市场与产业结构理论》一书为标志，[15]西方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可竞争市场理论。这种理论可以看作是对完全竞争理论的发展。可竞争市场(contestable market)是指来自潜在竞争者的竞争压力，对正在市场上的供给者“在位厂商”)的行为施加了很强的约束的那一类市场。一种市场要成为可竞争市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进入自由，退出无成本，市场在均衡状态下无超额利润，在位厂商之间的定价和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不论市场上是仅有一个垄断者还是有许多竞争者，可竞争市场总是具有这些特性；来自潜在进入者的潜在竞争，而不是在位厂商之间的竞争，对在位厂商的均衡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

 

完全竞争理论强调的是一个市场上在位厂商之间的现实竞争。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竞争的程度取决于在位厂商的数目；在位厂商的数目越少，这个市场的竞争程度就越低或垄断程度就越高。

 

与完全竞争理论不同，可竞争市场理论强调的是潜在进入者的潜在竞争压力对在位厂商的行为从而对市场竞争程度的作用，竞争的程度取决于进入这个市场的障碍的大小。

 

可竞争市场理论假定潜在进入者具有这样的特性：(1)与在位厂商一样，潜在进入者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得相同的生产技术，为同一个市场提供生产。(2)潜在进入者进入一个市场无需负担额外的成本，也就是不存在斯蒂格勒意义上的进入障碍。(3)在进入一个市场之前，潜在进入者可以暂时把在位厂商的价格看作是不变的，并用这个价格来计算其进入利润。

 

可竞争市场理论认为，只要市场是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的，不论一个市场上在位厂商的数目是多少，来自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压力同样可以约束在位厂商的行为，从而保证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是有效率的。当市场上有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厂商时，潜在竞争的约束使得在位厂商按照边际成本定价；当技术经济特征要求一个市场由一家厂商来进行生产(自然垄断)时，在位厂商将按照财务可行性的原则实行按平均成本定价。潜在进入者的竞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用呢?可竞争市场理论的解释是，在可竞争市场上，潜在进入者可以采用“打了就跑”(hit—and—run)的策略。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既不存在进入和退出市场的障碍，也不存在生产技术上的劣势或歧视，如果在位厂商囡的定价行为提供了一个(超额)利润机会(这时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或平均成本)，潜在进入者就会迅速进入这个市场，并在在位厂商做出反应(例如降价)时毫发无损地退出这个市场。因此，潜在竞争是悬在在位厂商头上的一把达摩剑。在潜在竞争压力下，为了防止进入真的发生，在位厂商——无论是寡头垄断厂商还是完全垄断厂商，就必须制定一种正好收支相抵的“可持续价格”(sustain—。因此，在可竞争市场上，一个可持续的市场结构或均衡的产业结构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有相同的经济绩效。

 

可竞争市场理论得出的一个重要推论是，垄断不一定会减少社会福利；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位厂商定价的“可持续性”和拉姆齐最优性是一致的，所以，在可竞争市场的垄断均衡中，总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都能够实现最大化。

 

可竞争市场理论的政策含义是：在市场是可竞争的条件下，自由放任政策比政府管制(regu—能够更有效地保护一般公众的利益。根据传统的垄断市场理论，一个市场只有少数几家大厂商时，资源配置是低效率的，消费者的利益是受到损害的。可竞争市场理论却认为垄断不一定是有害的，甚至可能是更有效率的。但是，可竞争市场理论并不认为无约束的市场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经济问题，也不认为所有的管制和反托拉斯行动都是不应该的，都是有害的。因为现实经济中的市场与可竞争市场还是有或大或小的差距的，市场改革的方向是取消进入市场的障碍，取消对在位厂商的人为保护，使得潜在进入的压力真正对在位厂商的行为形成有效约束。

第3篇：微观经济学总效用范文

[关键词]边际分析边际效用作用

一、边际的含义

经济学中的边际指的是因变量随着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程度，即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因变量会因此而改变的量。边际的概念植根于高等数学的一阶导数和偏导数的概念。在经济学中根据不同的经济函数,我们可求不同的边际。如边际成本、边际收入、边际效用、边际消费、边际储蓄等。

二、边际分析特点及对经济学发展的作用

边际分析是马歇尔二百多年前创立的,它告诉我们人们在作决策的时候,除了应用绝对量作决策参数外,更应该运用增量参数进行决策。这种方法有以下几个特点：1.边际分析是一种数量分析，尤其是变量分析，运用这一方法是研究数量的变动及其相互关系。这一方法的引入，使经济学从常量分析发展到变量分析。2.边际分析是最优分析。边际分析实质上是研究函数在边际点上的极值，要研究因变量在某一点递增、递减变动的规律，这种边际点的函数值就是极大值或极小值，边际点的自变量是作出判断并加以取舍的最佳点，据此可以作出最优决策，因此是研究最优化规律的方法。3.边际分析是现状分析。边际值是直接根据两个微增量的比求解的，是计算新增自变量所导致的因变量的变动量，这表明，边际分析是对新出现的情况进行分析，即属于现状分析。这显然不同于总量分析和平均分析，总量分析和平均分析实际上是过去分析，是过去所有的量或过去所有的量的比。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各种因素经常变化，用过去的量或过去的平均值概括现状和推断今后的情况是不可靠的，而用边际分析则更有利于考察现状中新出现的某一情况所产生的的作用、所带来的后果。

边际分析法在1870年代提出后，首先用于对效用的分析，由此建立了理论基础——边际效用价值论。这一分析方法的运用可以说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的革命，具体说它的意义表现为：

1.边际分析的运用使西方经济学研究重心发生了转变。由原来带有一定“社会性、历史性”意义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纯粹研究如何抉择把有限的稀缺资源分配给无限而又有竞争性的用途上，以有效利用。2.边际分析开创了经济学“数量化”的时代。边际分析本身是一种数量分析，在这个基础上，使各种数量工具线性代数、集合论、概率论、拓扑学、差分方程等，逐步渗入经济学，数量化分析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特征。3.边际分析导致了微观经济学的形成。边际分析以个体经济活动为出发点，以需求、供给为重心，强调主观心理评价，导致了以“个量分析”为特征，以市场和价格机制为研究中心的微观经济学的诞生。微观经济学正是研究市场和价格机制如何解决三大基本经济问题，探索消费者如何得到最大满足，生产者如何得到最大利润，生产资源如何得到最优分配的规律。4.边际分析奠定了最优化理论的基础。在边际分析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从理论上推出了所谓最优资源配置，最优收入分配，最大经济效率及整个社会达到最优的一系列条件和标准。5.边际分析使实证经济学得到重大发展。研究变量变动时，整个经济发生了什么变动，这为研究事物本来面目、回答经济现象“是什么”问题的实证经济学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从平均分析进入到边际分析,是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一个重大发展和转折,意义十分重大它表明数学对经济学的渗透迈出了重大一步。希克斯1946年的《价值与资本》与1947年萨缪尔逊的《经济分析基础》全面总结和发展了边际分析阶段的研究工作,使边际分析达到顶点,从而成为经济学史上的两部名著边际分析阶段,形成和发展了一大完整的微观经济活动行为理论,提出了一般经济均衡问题,建造了一般经济均衡的理论框架,创立了当今的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垄断竟争理论及一般经济均衡理论的数学基础，因此边际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

三、边际分析在经济分析中的两个简单应用

1.应用实例：最佳产量的确定

(1)不计税收下,最佳产量的确定

结论：利润在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时的产量水平上达到极大值。此时的产量水平称为最佳产量水平。

例1某食用油生产厂的收人函数R()=6140-302（元），成本函数C()=102+60+1200（元）,其中为每周产量（单位：吨）,求最佳产量和每周预期利润。

解:由已知边际收入R‘()＝6140-60,边际成本C’()=20+60,由上结论有：6140-60=20+60解得=76,即每周最优产量76为吨,预期利润为L(76)=R(76)-c(76)=219040元。

(2)赋产量税后,最佳产量的确定

例2：在例1的已知条件下,若每吨产量缴纳t元产量税,求最佳产量和每周预期利润。

解:由已知吨应缴纳元的税。则该厂利润为：L()=R()-C()-t

由前面结论可得最佳产量为边际利润为零时的产量。即由L’()=0,解得:。

这样产量税将影响最佳产量水平,当然对预期利润也有影响,且赋税越高,最佳产量水平越低。

2.应用实例——确定白酒储存期

例3假定有白酒100吨,现价8元公斤,多陈一年可增值2元/公斤,贮存费每年10000元,因贮存酒积压资金引起机会成本每年增加105p.r,（其中105为酒的贮量,p为当年白酒价格,r为利息率,且假定r=10%),那么这些酒须储存多久效益才最大呢

分析:假设须贮年才最佳,由已知可得如下函数关系；

(1)年增加的总收人函数R()=105×2＝2×105（元）

(2)年增加的贮存总成本C()=10000+×105×10%[(105×8+2×105)/105]=90000+200002（元）

(3)年净增利润函数L()=R()-C()=2×105-(90000+200002)=110000-200002

此时边际收人R’()=2×105,边际成本C’(×)=90000+40000

因为当R’()=C’(×)时利润最大,所以有2×105=90000+40000，即＝2.75（年）

由于驻点唯一,故只有当储存期为2.75年时,企业才能获得最佳经济效益,其最大净增利润为151250元。

由上进一步表明边际分析这种以微积分为工具,以经济现象为内容的数学分析方法已深深融人到了经济学中,并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第4篇：微观经济学总效用范文

（一）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1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 1 ）物质资料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

（ 2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 3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生产关系

2 ．经济规律

（ 1 ）经济规律的客观性、特点和类型

（ 2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

（二）商品和货币

1 ．商品的二因素和劳动的二重性

（ 1 ）商品的二因素

（ 2 ）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

（ 3 ）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

2 ．商品的价值量

（ 1 ）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 2 ）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 3 ）商品价值量和劳动生产率

3 ．价值形式的发展和货币的本质

（ 1 ）价值形式发展的四个阶段

（ 2 ）货币的本质

4 ．货币的职能和货币流通规律

（ 1 ）货币的职能

（ 2 ）货币流通规律

5 ．价值规律

（ 1 ）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和实现形式

（ 2 ）价值规律的作用

（三）资本与剩余价值

1 ．货币转化为资本

（ 1 ）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

（ 2 ）资本总公式及其矛盾

（ 3 ）劳动力的买和卖

2 ．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 1 ）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 2 ）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率

（ 3 ）资本的本质和剩余价值规律

3 ．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基本方法

（ 1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 2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 3 ）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的关系

4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

（ 1 ）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

（ 2 ）工资的形式

（四）资本积累

1 ．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 1 ）生产和再生产

（ 2 ）资本主义的简单再生产

（ 3 ）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

（ 4 ）影响资本积累量的几个因素

2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相对人口过剩

（ 1 ）资本有机构成及其提高

（ 2 ）资本的积聚和集中

（ 3 ）相对人口过剩

（五）资本的循环与周转

1 ．资本循环

（ 1 ）产业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和三种形式

（ 2 ）产业资本循环是三种循环的统一

2 ．资本周转

（ 1 ）资本的周转时间和周转速度

（ 2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 3 ）预付资本的总周转

（ 4 ）资本周转速度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

（六）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经济危机

1 ．社会总资本和社会总产品

（ 1 ）个别资本的再生产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

（ 2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

2 ．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

（ 1 ）社会总产品实现过程的三大交换

（ 2 ）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3 ．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

（ 1 ）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 2 ）扩大再生产的实现过程

（ 3 ）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 4 ）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

4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 1 ）经济危机的现象和实质

（ 2 ）经济危机的根源和直接原因

（ 3 ）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及其物质基础

（ 4 ）战后经济危机的特点

（七）剩余价值的分配

• 利润和平均利润

（ 1 ）利润与利润率

（ 2 ）利润平均化与生产价格

2 ．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

（ 1 ）商业资本的形成

（ 2 ）商业资本的职能作用

（ 3 ）商业利润

3 ．借贷资本和银行利润

（ 1 ）借贷资本的形成、本质和特点

（ 2 ）借贷利息和企业利润

（ 3 ）利息率

（ 4 ）银行资本和银行利润

4 ．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和地租

（ 1 ）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和地租

（ 2 ）级差地租

（ 3 ）绝对地租

（ 4 ）地租、地价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八）私人垄断资本主义

1 ．垄断的形成

（ 1 ）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转变

（ 2 ）垄断组织的形式和实质

（ 3 ）垄断利润和垄断价格

（ 4 ）垄断和竞争的关系

2 ．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

（ 1 ）银行业的垄断和银行的新作用

（ 2 ）金融资本的形成

（ 3 ）金融寡头的统治

3 ．战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

（ 1 ）垄断程度不断提高

（ 2 ）垄断组织经营方式日趋多样化，“混合联合公司”广泛发展

（ 3 ）金融垄断集团统治的新变化、新特点

4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 1 ）经济危机的实质

（ 2 ）经济危机的形成机制

（九）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1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 1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 2 ）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持续迅速发展的原因

•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形式

（ 1 ）国有垄断资本

（ 2 ）国家和私人共有的垄断资本

（ 3 ）国家和私人密切联系的垄断资本

•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

（ 1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必要性

（ 2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政策措施

4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和作用

（ 1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

（ 2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两重作用

（十）国际垄断和经济全球化

1 ．国际垄断组织

（ 1 ）国际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

（ 2 ）国际垄断组织的本质

2 ．跨国公司

（ 1 ）跨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

（ 2 ）跨国公司的主要特征

（ 3 ）当代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特点

• 经济全球化

（ 1 ）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

（ 2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

（ 3 ）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的影响

考试题型 :

• 单选 30%

• 判断 20%

• 简答 27%

• 计算 13%

• 论述 10%

主要参考教材 《政治经济学》刘熙钧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9 月第 3 版

第二部分：《西方经济学》（ 150 分）

（一）导言

1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 1 ）资源的稀缺性。

（ 2 ）选择与资源配置。

（ 3 ）机会成本与生产可能性边界。

2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

（ 1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区别。

（ 2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联系。

3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 1 ）实证分析法。

（ 2 ）规范分析法。

（二）需求、供给、价格

1 、需求理论

（ 1 ）需求、需求表、需求曲线。

（ 2 ）影响需求的因素与需求函数。

（ 3 ）需求定理。

（ 4 ）需求量的变动与需求的变动。

2 、供给理论

（ 1 ）供给、供给表、供给曲线。

（ 2 ）影响供给的因素与供给函数。

（ 3 ）供给定理。

（ 4 ）供给量的变动与供给的变动。

3 、价格理论

（ 1 ）均衡价格的形成。

（ 2 ）需求与供给的变动对均衡价格的影响。

（ 3 ）价格机制如何调节经济。

（ 4 ）支持价格和限制价格。

（三）弹性理论

1 、需求价格弹性

（ 1 ）需求价格弹性的含义及计算。

（ 2 ）需求弹性的分类。

（ 3 ）影响需求弹性的因素。

2 、弹性理论的运用

（ 1 ）需求弹性与“谷贱伤农”现象。

（ 2 ） 需求弹性与总收益的关系。

（四）消费者行为理论

1 、欲望与效用

（ 1 ）效用的含义。

（ 2 ）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的区别。

2 、边际效用分析

（ 1 ）边际效用与总效用的含义。

（ 2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 3 ）消费者均衡。

（ 4 ）边际效用与需求定理。

（ 5 ）边际效用与消费剩余。

3 、无差异曲线与消费可能线

（ 1 ）无差异曲线及其特点。

（ 2 ）消费者均衡。

（五）生产理论

1 、生产与生产要素

（ 1 ）生产与生产要素。

（ 2 ）生产函数。

（ 3 ）短期与长期。

2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与一种生产要要素合理投入

（ 1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 2 ）总产量、平均产量、边际产量。

（ 3 ）一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投入。

3 、规模经济与两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投入

（ 1 ）规模经济。

（ 2 ）内在经济与内在不经济。

（ 3 ）外在经济与外在不经济。

4 、生产要素的最适组合

（ 1 ）生产要素最适组合的边际分析。

（ 2 ）等产量线的含义及其待征。

（ 3 ）等成本线。

（ 4 ）生产要素最适组合。

（六）成本与收益

1 、短期成本分析

（ 1 ）短期七种成本。

（ 2 ）各种短期成本的变动规律及其关系。

2 、长期成本分析

（ 1 ）长期总成本、长期平均成本、长期边际成本。

（ 2 ）长期成本与短期成本的关系。

3 、收益与利润化

（ 1 ）总收益、平均收益、边际收益。

（ 2 ）利润化原则。

（七）厂商均衡理论

1 、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厂商均衡

（ 1 ）完全竞争的含义与条件。

（ 2 ）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价格、需求曲线、平均收益与边际收益。

（ 3 ）完全竞争市场上的短期均衡。

（ 4 ）完全竞争市场上的长期均衡。

（ 5 ）对完全竞争市场的评论。

2 、完全垄断市场上的厂商均衡

（ 1 ）完全垄断的含义与条件。

（ 2 ）完全垄断市场上的需求曲线、平均收益与边际收益。

（ 3 ）完全垄断市场上的短期均衡。

（ 4 ）完全垄断市场上的长期均衡。

（ 5 ）垄断厂商的价格歧视。

3 、垄断均衡市场上的厂商均衡

（ 1 ）垄断竞争的含义与条件。

（ 2 ）垄断竞争市场上的短期均衡。

（ 3 ）垄断竞争市场上的长期均衡。

4 、寡头垄断市场上的厂商均衡

（ 1 ）寡头垄断的含义与条件。

（ 2 ）寡头垄断市场的特征。

5 、各种市场结构经济效率的比较

（八）分配理论

1 、生产要素的需求与供给

（ 1 ）生产要素需求的性质。

（ 2 ）完全竞争市场上的生产要素需求。

（ 3 ）生产要素的供给。

2 、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

（ 1 ）完全竞争市场上工资的决定。

（ 2 ）利率的决定。

（ 3 ）地租的性质和地租的决定。

（ 4 ）正常利润和超额利润。

（ 5 ）洛伦斯曲线与基尼系数。

（九）国民收入核算理论与方法

1 、国民收入指标体系

（ 1 ）国民生产总值的含义。

（ 2 ）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区别。

（ 3 ）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净值、国民收入、个人收入、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含义及其关系。

（ 4 ）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

（ 5 ）国民收入核算指标的缺陷

2 、国民收入核算方法。

（ 1 ）生产法。

（ 2 ）支出法。

（ 3 ）收入法。

（十）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1 、简单的国民收入决定模型

（ 1 ）总需求的构成。

（ 2 ）总需求与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

（ 3 ）消费与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

（ 4 ）总需求与国民收入水平的变动

（ 5 ）乘数理论。

2 、 IS — LM 模型

（ 1 ） IS 曲线。

（ 2 ） LM 曲线。

（ 3 ） IS—LM 模型及其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应用。

3 、总需求一总供给模型

（ 1 ）总需求曲线。

（ 2 ）总供给曲线。

（ 3 ）总需求一总供给模型。

（ 4 ）总需求变动对国民收入与价格水平的影响。

（ 5 ）短期总供给变动对国民收入和价格水平的影响。

（十一）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

1 、失业理论

（ 1 ）失业与充分就业。

（ 2 ）失业的类型。

（ 3 ）失业的影响。

2 、通货膨胀理论

（ 1 ）通货膨胀及其衡量。

（ 2 ）通货膨胀的原因。

（ 6 ）通货膨胀的影响。

3 、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菲利普斯曲线。

（十二）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理论

1 、经济周期

（ 1 ）经济周期的含义。

（ 2 ）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

2 、经济增长

（ 1 ）经济增长的含义。

（ 2 ）经济增长的源泉。

（十三）宏观经济政策

1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2 、财政政策的内容与运用。

3 、货币政策的内容与运用。

考试题型 :

• 判断题 20%

• 单选题 40%

• 计算题 20%

第5篇：微观经济学总效用范文

相对于以亚当·斯密作为奠基人的古典经济学体系，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归功于经济学思想史过程中的两次重要的思想革命：其一是19世纪70年代史称“边际革命”的经济学价值理论革命；其二是20世纪30年代表现为“凯恩斯革命”的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革命。这两次重要经济学思想革命的逻辑结果，使现代经济学范式较之古典经济学范式具有更加宽阔的思想发展空间。譬如说，现代经济学的价值(效用价值)概念包含精神元素，从而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对象可以被视为精神过程与物质过程相统一的“行为学”过程。而凯恩斯明确地使用三大心理学因素，来解释经济过程的有效需求相对于供给机制的独立性，则是对“边际革命”之后的一条经济学思想路线的继承和发展。在本文中，我们把同这样一条思想路线相联系，并且对现代经济分析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思想元素，称作为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

由于近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显性张扬，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已经对近30年来居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义”构成了严峻的理论挑战。本文依据经济学思想演变的理论和历史逻辑，对现代经济学思想的这种前沿发展作出分析判断，认为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将在主流经济学体系中“复兴”。

二、现代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

元素一：不确定性与无知(uncertainty and ignorance)

“不确定性”的概念最早由纳特(f.h．knight)提出。凯恩斯(j．m．keynes)的贡献是将这个概念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行为及其实际后果联系起来。凯恩斯认为，人们对于未来的种种不同看法足以影响目前的情况，经济过程的现状是完全被动的、确定的，是由经济体系中的不同的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的不同看法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经济体系的现状是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看法的函数，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是主动的，是自变量，而经济体系目前的状况则是因变量。由于未来是不可确知的，因此，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主动的“决策过程”都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完成的。这意味着经济体系的现状始终是同“事前”的预期相出入的。

凯恩斯的“不确定性”概念中包含着“无知”(ignorance)的内涵。他从来就不相信“不确定性”能够从经济体系或经济活动中消失掉，更不相信人类最终能找出一种方法来完全预期未来；相反，他确信，“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永远是经济体系和经济活动的一个内在组成因素，因此，即使我们假定经济行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他们的经济决策的现实结果也总是会同经济决策的预期目标相出入，所以，实际经济过程总是经济行为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也是经济的调整成本持续发生的过程。凯恩斯指出；“人们总是被无数主观和客观的偶然性包围着、支配着，不得不持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预期和决策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和条件，但这仍然不能保证新拟定的计划就一定比以前的更好”。

元素二：“完全理性假设”不成立

现代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分析(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一项演绎属性的逻辑贡献，这就是将人类的精神活动过程通过包含精神元素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行为和后果的分析。由于精神活动及其支配下的经济行为贯穿全部经济学分析，因此经济学家们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基本状态的理论假定，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学分析的思想路线。

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状态的一项最便利的假定就是人类精神活动过程符合完全理性(complete rationality)的假设，这个假设给经济学家提供的便利主要有两点：其一，数学方法作为最佳理性工具，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可以作为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自然而然的替代品。其二，完全理性意味着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机制并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因为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过程不可能构成任何“意外的”自主性“冲击”。所以，有了“完全理性假设”，由现代经济学范式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学体系的人类精神活动特质就被抹平了，经济学分析的全部逻辑都可以被还原到古典经济学的认识。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条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路线。

同由“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构成的客观方面的“不确定性”相对应，人类经济行为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和波动性构成实际经济过程中的起源于主观方面的“不确定性”，凯恩斯关于这一认识所提出的经典概念是人类经济行为中的所谓“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这种精神是同人类经济行为“完全理性假设”水火不容的。人类经济行为中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波动性和自主性，是凯恩斯经济学解释实际经济过程缺乏稳定性的主要理论依据。凯恩斯本人关于总有效需求规模的自主性决定因素的概括，就归结为三大外生心理学因素；边际消费倾向、投资的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事实上，从凯恩斯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精神或心理元素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自主独立性和外生性，是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分析具备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概念的逻辑依据。因此，在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理论认识中，心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起伏变动就会导致实际经济过程起伏变动，正如庇古(a．c．pigou)在“凯恩斯革命”之后所认识到的那样；“物体摆动的周期在磨擦的影响下趋于缩小；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而推论，心理摆动的周期亦将如此，”

元素三：非瓦尔拉市场均衡分析的方法论

剑桥学派的马歇尔承接“边际革命”之后的新价值理论，启动市场价值决定的“双刃说”，主张币场需求和市场供给是两股相互独立的市场力量。“凯恩斯革命”在这个方面继承了剑桥学派的传统，将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的均衡分析框架由微观个体层次提升到宏观总体层次，并以三大心理学因素解释了市场需求之所以独立于市场供给的逻辑原因，从而使得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同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及其新的表现形式“瓦尔拉定理”划清了界限。

然而，如前所述，曲于“完全理性假设”抹平了经济行为主体的精神活动的复杂性和独立性，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萨伊定律”就可以以新的表述形式重新渗透到现代经济学分析之中。这就是所谓的“瓦尔拉一般均衡”及其现代数理表达方式“阿罗—德布罗均衡”(k．arrow & g.debreu)。这一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反映的是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派生于一个经济体的总生产函数的“恒等”的关系，而非市场需求独立于市场供给所产生的两股力量交互作用而达至的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数学形式反映数量相等的逻辑关系，但“数量相等”只是“均衡”概念的逻辑内涵之一，是事后的结果；“方向相反”才是构成“均衡”事前的原因。这是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同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区别之一。

作为以上“凯恩斯元素”合理的经济学结论，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认为：现实经济行为及其宏观表现是内在地不稳定的，经济过程出现“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具体表现为工资和价格刚性以及调整成本(wage and price rigidities and adjustment costs)——完全正常，因此国家经济管理作为市场经济过程的稳定因素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三、凯恩斯元素的失落：起因和后果

由于不能够从经济学范式转换的高度来归纳和理解上述凯恩斯元素，凯恩斯经济学同古典经济学之间的“范式区隔”就为后人所忽视。凯恩斯在《就业通论》中关于“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假定就被理解为一个权宜性的假设，而不是有着深厚思想基础的见解。于是，伴随着凯恩斯之后的标准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发生，现代经济学范式之中的凯恩斯元素就开始流失，主流经济学家对于凯恩斯经济学的误解和误用开始泛滥。

(一)“新古典综合”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之争”

第6篇：微观经济学总效用范文

关键词:内生时间偏好;利率;跨时选择;收入禀赋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9)05-0010-05

一、引言

始于庞巴维克(1981)的时间偏好理论,经过费雪(1999),特别是Samuelson(1937)的阐释,被普遍接受为利息产生原因的标准解释。按照该理论,人们对当前(货币)收入的主观评价高于未来的等量(货币)收入,或者说具有正的时间偏好率①。因此,如果储蓄现在的货币用于将来,就要求有相应的利息补偿;反过来,未来货币(用于消费)带来的效用需要按一定的折扣才能与当前效用进行比较。利率或贴现率反映或决定于人们的时间偏好,即人们对当前和未来货币效用的相对评价。在现代关于跨时期效用的标准模型中,外生给定的、正的(大于零小于1)时间偏好率又被进一步解释为保证有界消费流的有限总效用收敛的一个技术性处理(马斯-科莱尔等,2001)②。

然而,对时间偏好假设的异议也一直存在。时间偏好假设简单,假定人们是“不耐”或“缺乏远见”的,对现在收入的效用评价高于未来等量收入,未来效用必须加以折现才能与当前效用相加, 于是只要尽可能地提前消费就会提高总效用,这被认为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不符,因而限制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Ramsey(1928)称时间偏好假设产生于“想像力的弱点”,并在其模型中将当前效用和未来效用等同看待。Olson and Bailey(1981)尽管认为可以运用显示偏好原理从家庭选择行为中推断时间偏好率为正,但建议在无限期界情况下用消费流随时间“急剧下降的边际效用”假设代替时间偏好假设。Kam(2000)认为外生的时间偏好率割断了实物经济和货币经济的联系,进而导致了货币的超中性。Stigler and Becker(1977)则从方法论意义上对时间偏好假设提出批评,认为该假设无法得出可验证的行为含义,并且妨碍了对一些与跨时选择相关的行为现象的解释。而通常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不耐”现象完全可以通过仔细考察价格、收入等条件加以合理解释。

费雪(1999)、Samuelson(1958)以及后来的Olson和Bailey(1981)都认为,时间偏好率在逻辑上既可为正,也可为负或为零。以莫迪利亚尼和布伦伯格(2001)生命周期假说(LCH)及Friedman(1957)持久收入假说(PIH)为代表的现代跨时选择理论认为,“理性的”个人(家庭)将根据一生总收入(总财富、总资源)来决定其每期的消费额。在给定的条件下,他会按照某种边际原则在生命周期的各个时期进行“平滑”消费,实现一生总效用的最大化。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家庭一旦确定了某种最优消费形式(计划),当期收入与最优消费路径的离差就成为当期储蓄。如果当期收入小于当期消费计划,家庭将通过资金市场借入资金从而将未来收入提前到当期消费;但如果反之,当前收入大于当期消费计划,家庭就将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以应对未来的收入下降③。

学者们也在不断地努力将时间偏好内生化。Uzawa(1968)将时间偏好设定为当期消费效用水平的函数,当期消费效用越高,对将来消费的耐心程度越低。Becker and Mulligan(1997)认为人们可以通过某种投入(如教育等)改变对于将来的耐心程度。Laibson(1994,1997,2001)提出所谓的“双曲线贴现”模型,认为人们对将来的耐心程度随时期长度递减。不过,学者们主要关注这些内生时间偏好方法在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中的运用(龚六堂,2002)。

本文试图在微观内生时间偏好与宏观市场利率之间建立联系。在笔者看来,家庭在边际上对待收入的态度(时间偏好)取决于其当前收入余额偏离消费―储蓄计划的程度。时间偏好率可以表达为家庭为储蓄所要求获得的最低利率(资金供给利率)或为借贷所愿意支付的最高利率(资金需求利率), 是对实际储蓄或借贷偏离计划值的补偿。在均衡情况下,市场实际利率反映了社会一致的时间偏好率。

二、跨时效用补偿与家庭资金供求

本节在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家庭跨时效用函数考察家庭储蓄意愿或资金供给利率,亦即家庭为每单位储蓄所要求的最低利率补偿。然后将同样的推理扩展到家庭借贷意愿或资金需求利率,亦即家庭为每单位借贷所愿意支付的最高利率补偿。

虽然在形式上日益精巧和完善,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思想并未超出莫迪利亚尼和布伦伯格(2001)的生命周期假说(LCH)及Friedman(1957)持久收入假说(PIH)的原创性论述。该理论认为,“理性的”个人或家庭将在一生总收入(总财富、总资源)的预算约束下,按照某种边际原则在生命周期各个时期进行消费,实现一生总效用的最大化(在一个最为简化的环境下, 这个边际原则就是在各时期消费的边际效用相等,从而导致各个时期的“平滑”消费)。

于是,假设存在完全的资金借贷市场,如果当期收入小于当期消费计划,家庭将通过资金市场借入资金从而将未来收入提前到当期消费;但如果反之,当前收入大于当期消费计划,家庭就将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以应对未来的收入下降。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问题,把任意连续的第t期和第t+1期抽取出来放到平面图中(见图1)。简单地,令t=1。

(一)家庭的资金供给

为了便于叙述,我们定义一个中间变量:

定义1:家庭储蓄之后消费之前的收入数额称为收入余额,或可消费数额。

家庭初始秉赋为y1,从其中每多储蓄一单位,手中持有的收入余额即可用于消费的数额便减少一单位。用mt表示家庭手中的收入余额,等于家庭当期收入与当期储蓄的差。根据st=yt-ct, 收入余额在数值上等于当期消费, 但前者是货币形式,后者则是实物形式(本文把每个时期抽象为一个时点,因此忽略了花费收入前后的时间差别),收入余额在花出去之后即成为实际消费,因此也可称之为“可消费数额”。显然,收入余额(可消费数额)受家庭储蓄(借贷)行为的影响:储蓄增加或借贷减少,收入余额下降;储蓄减少或借贷增加,收入余额上升。若mt>yt,表示家庭处于借贷状态,或负储蓄;反之,若mt我们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对额外一个单位储蓄(c1每减少一个单位),至少要换来多少单位c2的增加,才能让家庭的效用水平不致下降?

定义2:家庭为额外一单位储蓄(即边际储蓄)索要的最低利率补偿,亦即家庭资金供给利率,等于当期减少一单位消费,若要维持家庭总效用水平不变,下期所应该得到的消费数量,再减去1。

如图1,若第1期消费c1(于是储蓄额为s1=y1-m1),由效用函数得到两期消费的无差异曲线,并写成c2关于c1的显函数c2=c2(c1),于是家庭为边际储蓄要求的最低利率为:

从图形上看,从点G出发,为了在第1期储蓄FG数额的收入,家庭宁愿在第2期仅获得HF定义式(2)是几何式的,更重要的是函数在每一个当期收入余额m1的邻域里的微分变化②,于是对(2)式进行线性近似,将函数c2=c2(m1)在m1点一阶Taylor展开得:

c2(c1)-c2(m1)=c′2(m1)(c1-m1)+o(c1-m1)

整理并根据(2)式得:

此即家庭资金供给最低利率,它由家庭当期收入余额m1惟一决定。通过变量代换s1=y1-m1,该函数就表达了家庭储蓄供给量与利率之间的关系,亦即家庭资金供给函数:

关于资金供给利率为负的可能性也可由图1看出来。通过画出经过G点的无差异曲线U1,可以发现在由G点(沿斜率为-1的B*)向E*点的移动过程中,区域GDE*中的任何点都至少和点G一样好,其中GD弧线上的点与G无差异。而在该区域(GE*线段除外),1单位C1的减少只能换来小于1(大于0)单位的C2的增加。换句话说,由点G移向这块区域中任何一点都意味着负的实际利率,或者说储蓄的货币收益(这里为零)扣除某种正的与储蓄相关的费用(窖藏成本、银行管理费、利息税,或者通货膨胀等)后净收益为负,但这种移动却能够使得原本处于点G的家庭的处境得到改善。也就是说,对这部分储蓄,如有必要,家庭愿意忍受一定的储蓄相关费用,只要扣除该费用后至少能够达到无差异曲线的GD段上,否则他就选择零储蓄(保持在G点不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为边际储蓄索要的最低利率补偿为负。

(二)家庭的资金需求

因此,所谓的正时间偏好所描述的现象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负时间偏好也不是罕见情况,否则就无法解释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远见、节省等现象(即便考虑到正的市场利率), 甚至在负实际利率下储蓄仍然为正的现象。例如,尽管会发生保管费用,一些家庭也愿意将财物放在银行的保管箱。根据分析,在边际利率为负的情况下,家庭的储蓄意愿对利率的变化并不敏感,而主要受相对于家庭一生最优消费路径的当期可实现消费额所影响。因此,在该区间内,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对减少储蓄的作用非常有限。这一结论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得到了验证。1987～1996年间,中国居民储蓄率不断上升,而在此期间有6年的实际利率为负(臧旭恒等2001,第306页)。自1996年到1999年,中央银行连续7次降息,但居民储蓄率依然很高,并有加速增长的趋势。李焰(1999)对此进行了研究,并提出收入水平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作用。

三、内生时间偏好与利率决定

经过费雪(1999)的阐释,时间偏好被普遍接受为利息产生原因的标准解释,并进入标准的教科书。由于人们的时间偏好,如果储蓄现在的货币用于将来,就要求有相应的利息补偿;反过来,未来货币(用于消费)带来的效用需要按一定的折扣才能与当前效用进行比较。时间偏好率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结合起来,共同决定了市场利率。利率或贴现率反映或决定于人们的时间偏好。但该假设的非理性含义必定会限制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Olin(1930)认为这种利息的“非理性”理论仅适合于只有消费者借贷的经济,不能解释存在商业信贷的情况。Patinkin(1972,pp477)也强调说,“‘不耐’或‘时间偏好’……不是利息存在的必要条件”。

凯恩斯(2002)拒绝古典经济学从真实经济层面对利率决定机制的分析,认为利率作为一个货币现象应该由货币供求所决定,其中货币供给是外生给定的。同时,古典的储蓄―投资均衡理论及其现代版本真实可贷资金理论的发展一刻也没有停止(Samuelson,1958;Hicks,1989;Mishkin,2001)。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就这两个理论在本质上是否相同产生了热烈争论(蒋硕杰,1999),此后二者基本处于平行发展的状态。

受到Samuelson(1958)的启发,笔者试图从储蓄(借贷)行为导致的资金供求来探讨利息产生的原因。只要初始禀赋偏离其一生最优消费路径,就会有家庭愿意储蓄(借出),有家庭愿意贷款(借入)。根据跨期效用补偿原则和自身持有的收入余额,储蓄者决定自己为边际储蓄所要求得到的最低利率(供给利率),借贷者确定自己为边际借贷所愿意支付的最高利率(需求利率)。如果不考虑企业进而不考虑商业借贷(正如Samuelson在其消费-借贷模型中所假定的), 对单个家庭对储蓄的供给和需求分别进行加总,就可以得出每个时点社会资金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二者的均衡就将决定该时点的均衡市场利率。

需要注意的是,每个家庭在通过借入或借出资金向当期最优消费计划靠近的过程中,自身收入余额在不断地变化,因此时间偏好率也在不断变化。同时,市场加总的资金总供求也在相应变化,因此市场利率在不断变化。最终,在分别实现其最优消费计划时,每个家庭的时间偏好率都等于市场利率,资金市场达到均衡。

四、结论与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根据生命周期假说的基本思想,从内生时间偏好的视角分析了家庭的资金供求行为和利息(率)的个体选择基础。本文的基本逻辑是:理性(富有远见)的家庭将根据自己的各期收入禀赋决定当期的储蓄行为,储蓄额或借贷额的变化导致家庭持有的收入余额发生变化,进而改变家庭为边际储蓄所要求的最低利率或为边际借贷所愿意支付的最高利率。每个时点上单个家庭的资金供求行为的市场加总决定了该时点的市场均衡利率。本文对储蓄(借贷)依存于当期收入禀赋与计划消费差距的分析,将有助于说明大量的储蓄(消费)现象。例如储蓄(消费)在年轻家庭与老年家庭间的差别,对未来有不同收入预期的群体差别,高速增长的经济与增长缓慢经济间的差别, 人力资产年轻化与老龄化经济间的差别,拥有不同人力资产价值家庭间的差别,以及家庭收入波动中的储蓄与借贷现象等等。

另外,本文没有考虑到不确定性问题。第一,如果存在还款风险,家庭会为自己的储蓄在无风险状态下的效用补偿之上再要求一个风险贴水补偿。为此我们只需在最低利率补偿函数前面乘以一个介于0和1之间的还款概率系数,这种情况下的最低利率补偿会大于确定性情况下的结果。第二,本文遵循了理性人假设的“原教旨主义”,认为家庭具有充分的远见,而没有考虑家庭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从而对未来的预期),以及借贷中的流动性约束问题。第三,本文假定资金市场是完全的,不存在信贷配给等问题。

最后,本文的分析仅限于家庭资金供求,而没有考虑商业信贷。而对市场利率内生决定的完整分析,还需要说明企业对储蓄的需求、货币供给及一般均衡等问题,这些都预示着进一步的工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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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微观经济学总效用范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教学效果

《西方经济学》是我国经济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是由众多经济理论和学术观点构成。因其具有广博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导致了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都存在一定的难度。对于理论学习能力较弱的高职院校经济与管理类学生而言，学习这门课程变得更为困难。对此，必须采取相应的教学策略，尝试各种教学改革，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一、高职《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特点

以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西方经济学》定位于工商企业管理、市场开发于营销、电算会计、电子商务、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其他相关专业的选修课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组成，结合高职学生学习及教师教学特点，经过多次的课程改革后，目前该课程需要一个学期完成，共60课时。

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

1.学生非常重视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因自考与专升本等考试中都有这门课程，所以学生非常重视《西方经济学》的学习，也会买一部分课外练习册进行练习。

2.学生普遍反映学习《西方经济学》非常难。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性强、知识点多、较为抽象，使得该课程的知识不易被初学者领会和掌握，高职院校《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效果总体上并不理想，学生在学习时也有一定的畏难情绪。

3.高职院校经济与管理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兴趣和热情直线下降。学生在生活中接触到很多经济问题，初学时对西方经济学很感兴趣，随着学习量的增多，学习内容难度的加大，力不从心导致兴趣减弱。

4.期末考试挂科率非常高。学完的内容没有吃透，无法掌握知识的运用，平时练习过的题目，考试时还是不会做。

总之，学生非常想学好这门课程，但基于各种原因又学不好，随着教学内容的增加，他们对课程中不理解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学生对于《西方经济学》既爱又恨。

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诠释

边际效用递减现象是《西方经济学》中关于消费者行为的一条基本规律，它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在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随着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消费者从该商品连续增加的每一消费单位中所得到的效用增量即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下面通过消费某商品A来说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现象（如表1、图1所示）。随着商品A消费数量的增加，所获得的边际效用是逐渐递减的，当消费商品A的数量达到一定的值时，边际效用开始为负值，总效用也开始递减。通俗地讲，当你非常口渴的时候，极度需要喝水，你喝的第一杯水是最解燃眉之渴的，但随着口渴程度下降，对下一杯水的渴望程度也不断减少，当喝到完全不渴的时候即是边际，这时候再喝，会感到不适，再继续喝下去会越来越不适（负效用）。

总效用TU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从一定数量的商品的消费中所得到的效用量的总和。边际效用MU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增加一单位的商品的消费所得到的效用量的增量。

三、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1.教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现象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无处不在，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学习。教学过程中也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减现象，教师在短时间内高效率、高密度地向学生大信息量传授知识，学生接收较快，印象也较深，学生听课时也比较主动，积极性及兴趣也比较高，此时，教学效果也最好。当教师讲授的时间以及传达的教学信息过量时，学生接受知识的效率会下降，也会觉得这堂课上得没意思，虽然在听课，精神却很难集中。那么这时停止或改变上课的状态，重新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学生上课好比饥饿的小孩吃白面馒头，当他们吃饱了，就应该给他们消化的时间，当他们下次饥饿来临时，再发给他们荞麦馒头，才能让其重新接纳并喜欢馒头。

2.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导入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传递信息，传授知识与能力，提供精神领域的服务，可以看作是市场上商品B的提供者，学生接受信息，获得知识与能力，是无形商品B的消费者，而且这种消费并不是无偿的，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与各种机会成本。

《西方经济学》课程标准计划60课时，即市场上商品B总数量为60个单位，在这门课程中如何使消费者（学生）在消费既定商品数量时获得总效用最大，是教学的最终目标。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引入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旨在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

3.缓解《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的边际效用递减现象

如果按照某种单一的教学方案，教师很难操纵各教学单元影响教学效果的相关因素，在单一的教学方法及枯燥的教学内容中，学生的学习容易产生边际效用递减现象，如图2所示。

导致课堂边际效用递减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教学过程中的教学方式。在不断的教学改革中，教师应可寻求学生易接受，且教学效果较好的教学方式，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比如导向式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教学做合一及做学教合一教学法等。二是教学量。适当的教学量才能避免边际效用递减现象，使总效用最大。

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案，可将60个教学课时分成四个模块，每个模块为15个课时，即为模块1：消费者;模块2：厂商;模块3：消费者、厂商及市场;模块4：宏观经济。每个模块中又分为2个小模块，分别为10个课时和5个课时。在10个课时中的主要任务是教师传递信息，并使学生掌握，获得相关的能力，后5个课时中主要任务是消化前期教学内容，可以进行案例分析及讨论、习题的练习、当今经济问题的讨论及分析等等，可理解为修整期间，等待下次边际效用高峰的来临，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在4个模块中学生从教师教学中获得的边际效用情况如图3所示。在每15个教学课时中，当学生达到学习临界点时（10个课时），放弃新内容的讲解，转为复习或与学生交流互动一些学生感兴趣并与本课程有关的东西，即为后5个课时，周而复始，避免边际效用递减现象。

在4个模块中学生从教师教学中获得的总效用情况见图4所示，那么最后的总效用即为TU= TU1+TU2+TU3+TU4，当TU1、TU2、TU3、TU4分别达到最大时，TU可达到最大。

通过这种分模块的教学，让学生在对知识的渴求中得到满足，满足后又在教师精心安排的休整期里重新燃烧起欲望，变得“饥饿”，又重新得到满足后又产生“饥饿”的欲望，周而复始，教师合理地采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就能在整个的教学过程中，得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使学生最大程度地获得知识和能力。要注意的是，在整个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起到主导、控制作用，而作用的效果体现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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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白红光，肖远飞.经济学研究模型的比较[J].经济纵横，2011，（1）.

第8篇：微观经济学总效用范文

关键词：会计影响；组织影响；社会影响；制度

一、引言

将会计置于不同的范畴领域会直接影响会计的目标定位、影响范围，以及会计学科的地位。置于组织范畴的会计，主要服务与影响组织及组织的交易对象；置于社会范畴的会计，则既服务于组织目标，又要服务于社会目标。随着会计应用的影响领域与边界的一再扩大，会计由微观组织走向宏观社会已成必然。一直以来，由于认识上的路径依赖，会计被广泛接受为一种组织信息的加工技术和提供系统，一个反映组织经济活动的“快照”，是资本市场交易的依据。会计在宏观层面的影响研究较少，会计的影响也因此凸显出一定的外部性。如Arnold（2009）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很多人在国际顶尖会计期刊上探讨公允价值在资本市场的影响，但没人关注公允价值可能带来的宏观经济后果。AnthonyHopwood（1976）指出，虽然会计的应用主体属于组织层面，但是会计的影响早已突破组织的边界，应该将会计置于社会领域去研究与探索。郭道扬（1990）指出，会计由微观经济世界走向宏观经济世界这一重大变革，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Burchell等（2000）指出，会计不是一个技术现象而是一个社会现象，会计越来越活跃并明确地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管理的工具，发挥着重要的宏观社会影响作用。《Accounting，OrganizationsandSociety》和《CriticalPerspectivesonAccounting》相继于2010年、2011年征稿呼吁关注会计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和加强会计在自然灾害治理及人道主义领域的影响研究。虽然近年来，会计研究开始关注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但是由于会计、组织与社会之间作用机理的理论薄弱，实证研究中时常呈现变量间影响路径太长、关系力度不够、论证说服力缺乏等弊病。因此，为了厘清会计、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探索会计影响的范畴和机理，本文借助信息、交易、制度与市场等制度经济学原理，从会计不完全性与交易效率、会计非中性与治理效应两个维度，演绎了会计对组织和社会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理。

二、会计、组织与社会的文献综述

关于会计、组织与社会间关系的研究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探讨组织与社会环境变迁对会计的影响，另一类是探讨会计如何影响组织与社会。组织、社会对会计影响的研究可归纳为：组织和社会的发展推动会计的学习演变。如戚艳霞等（2010）就社会对政府财政收支透明度要求的提升，在环境动因分析和国际经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政府会计准则体系的总路径。沈洪涛（2014）就我国环境战略下环境会计向生态会计的转变，提出了对内生态会计、对外生态会计和环境审计的新构思。《AccountingForum》2010~2011年第34~35卷专刊针对当前的环境危机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探讨了如何建立现实有效的环境会计、可持续性披露及社会责任报告。姜国华、饶品贵（2011）规范探讨了宏观经济政策借助于会计对微观组织行为的影响情况。Walker（2016）研究了如何从会计历史的角度发现会计对社会的影响，如何构建会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此外，我国于1985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1998年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2006年的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简称IFRS）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这些会计制度、准则的修订与变革，从历史证据上展示了组织和社会对会计的影响。会计对组织的影响研究主要包括会计准则、会计核算、会计信息等对组织的影响。如会计准则对企业投资理念与行为的影响（顾水彬，2016），会计信息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Biddle等，2008；顾水彬，2013），会计核算对股利分配行为的影响（Gao等，2009），会计核算、会计信息对公司治理的影响（Lo，2003；Wang等，2010）等。会计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可归纳为：会计通过交易费用影响宏观经济，以及会计的宏观社会治理功能。如Defond等（2010）、Chen等（2011）和Marquez-Ramos（2011）研究了会计准则变革与国际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实施IFRS（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减少了国际会计信息的转换成本，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Crawley（2015）研究了公司层面的会计保守性是否会改变宏观经济度量指标和影响货币政策决策，发现会计保守性在宏观层面具有影响。Neu等（2010）研究发现，会计在世界银行南非艾滋病控制方面、在加拿大亚伯达省（Alberta）教育事业发展方面，以及在民主和平、国家腐败等问题上具有治理作用。综上所述，分析社会和组织环境变革对会计影响的研究较多，而反向探讨会计对组织和宏观影响的研究相对不足，仅有少部分学者利用宏观数据或历史资料来研究会计的宏观影响。张先治、张晓东（2012）指出会计研究的边界需要进一步拓展，会计的作用和影响有待进一步开发与挖掘。此外，利用文档数据验证会计、组织与社会之间影响的研究居多，而全面构建和深入论证会计、组织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础理论研究有待加强。

三、会计对组织与社会影响的基础——会计内涵的深层解析

探究会计内涵与本质是发现会计影响原动力和影响传递路径的重要基础，也是开展会计研究的基本条件。Hopwood（1976）指出：“尽管我们的欣赏能力在不断提高，但是我们仍然对会计性质本身系统性的理解存在不足，而这个理解对于满足现实需求和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引导会计实践是非常必要的。”Dyckman和Zeff（2015）指出：“现在的年轻研究者对于会计的制度背景，甚至是会计，仅仅只形成了表面的大概了解，而这无法使其提出较为有意义和价值的研究假设。”

（一）会计具有语言特征所谓语言是指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各种表达符号，它包括语音、语汇和语法三要素。会计依照会计规范（会计制度或会计准则）和借贷复式记账法原理（语法），借助于会计要素和账户设置（语汇），以文字和数字等表达形式（语音），通过确认、记录、计量与报告等技术环节，对组织与社会发生的交易进行实质萃取、真实刻画、科学归类和可视呈现，最终实现以一套共同的沟通符号、表达方式与处理规则来表述不同经济实质的交易。约翰?A?克里斯滕森（2006）指出会计是使用估价语言和代数式来传递信息。会计不同于统计，它是对事实的一种表达，人们看到的并非交易发生的现场，而是业务或事件发生后经过会计语言编译的会计记录（洪剑峭、李志文，2004）。会计不同于直接的语言文字记录，它剔除了冗余的信息，直观呈现了交易实质，有效分类、归纳与汇总了异质易。Toms等（2015）指出会计同时具有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会计的语言特征体现出会计的技术性。

（二）会计具有不完全性所谓不完全性主要是指人们由于外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人的有限理性，所掌握的信息不可能无所不含。会计的不完全性源于会计制度（准则）、会计确认和计量以及自然语言等的不完全性。首先，会计制度（准则）具有不完全性。会计制度（准则）是会计工作的规范标准，是会计的起点与指引。会计制度（准则）制定者认知的有限性决定着交易的会计制度安排的有限性，即会计制度仅能对有限的交易提供制度安排。其次，会计确认和计量具有不完全性。诺斯（1992）认为作为交易对象的商品或服务都具有许多属性和价值特征。会计以货币作为主要计量单位，仅能反映交易的金额，且多以合计数形式呈报，与交易相关的其他属性无法一并计量与呈报。此外，会计确认和计量的标准缺乏弹性，部分交易无法满足会计确认要求或可靠计量原则，或者计量成本不经济（CostConstrain），而无法进行会计处理。最后，自然语言是会计的重要载体，自然语言本身存在不完全性，只能进行大致性的描述，这导致会计也呈现出不完全性。会计制度（准则）、会计确认与计量和语言表达的不完全性体现出会计技术上的不完全性。

（三）会计具有非中性会计的非中性源于会计是一个人造系统，会计应用的范式和遵循的规则存在非中性。范式是指公认的信念、标准、思想方法、条理化的规则（库恩，1980）。早期会计借鉴数学的范式旨在利用数字记录产品生产、消费和结存情况，是一种计算及记录的簿记技术（乔帕利，1494）。后来会计引入了古典经济学概念，套用经济学的范式，开始用于反映资本、利润，体现“投入产出”与“剩余”思想等（葛家澍，2008）。Marx（1861）认为会计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资本家最大化剩余价值的武器。Littleton（1953）指出，本质上会计不容置疑地带有经济学属性。此外，会计制度具有非中性。1940年Paton和Littleton指出会计准则应是“不带个人色彩和不偏不倚的”，然而现实中很难实现。因为不存在一种完全独立且公正的会计准则能够满足所有不同使用者的效用偏好，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受损，会计制度（准则）的制定体现了一种社会的选择。Zeff（1978）指出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工会、投资者和债权人决策行为具有影响”，而这些个人或团体行为的后果又可能影响其他个人或团体的利益。Leuz（2008）指出会计准则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规范，它是有意识地设计的结果。会计制度或准则贯穿于会计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等整个过程，在会计制度（准则）规范下生成的会计信息，并不是单纯的一些抽象数字的简单组合，不同的会计准则选择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诱导出不同的会计经济行为，从而影响资本市场资源配置选择和不同主体的利益（葛家澍，2008）。姜英兵（2010）指出会计实际上是作为“制度”，而不是纯粹的信息系统而存在的。会计的非中性体现出会计的社会性。

四、会计对组织与社会影响的机理

交易与制度构成了制度经济学的主体内容。交易经济学指出交易依赖于信息，会计信息是组织与市场中交易的重要基础。会计语言精准性和会计不完全性程度决定着组织与市场内交易的效率；会计的不完全性程度和会计的非中性引导着理性人的行为选择，会计制度代表激励与约束的环境，其对组织和社会具有治理功效。

（一）会计不完全性与交易效率：信息、组织与市场康芒斯将交易分为：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市场交易基本属于买卖的交易，依赖于价格机制；而组织内部交易属于管理的交易，依附于科层体制（Hierarchy）下的命令与服从关系。组织中，资源由权威和命令进行配置，而执行在多级的结构体系中完成，信息不完全性和信息不对称性成为影响组织内部交易效率的关键因素。张五常（2014）指出，交易中至少需要确定交易的两个方面信息：一是获取关于物品本身的知识或信息，二是获取有关交易方面的信息，前者旨在弥补信息的不完全性，后者旨在改善信息不对称。命令形成和执行环节需要借助会计对组织内部整体或部分的“快照”与会计对组织外部熵值的吸收和呈报，来准确和完全地认识决策对象。因此，会计语言表述的准确性和完全性程度决定着命令形成和执行环节的质量。戈登?塔洛克（2010）指出由于监管者在每一层都没有完善的控制，随着层级数目的增长，层级间的背离程度呈指数化增长。命令监督环节中各级委托人需要借助于会计对各级人的行为进行估价，通过及时调整支付报酬与行为间的松散程度来约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改善组织内部交易的效率。直接对人的每一项投入和行为进行度量一般存在度量成本不经济和度量不可行的问题，对与人相关的阶段性经济业务的会计度量，可以实现对人行为的间接估价。威廉姆森指出，由于人拥有有限的信息和具有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加上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交易效率会受损。由此可见，反映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对各级人行为的估价有效性与反馈效率，直接影响着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效率。从管理的职能来看，会计服务于组织内部的计划、组织、协调、控制与激励等职能，并影响着这些职能的效率。市场是交易的场所，具有资本配置的职能。市场以价格为基础引导资源的流动，而有效的价格机制依赖于完善的交易信息。当前，资本市场是各国资本配置的重要市场，交易的主要商品是组织的产权，而组织定期公布的会计信息成为资本市场上交易者定价的依据。会计的语言特征决定着对交易对象进行反映的清晰与准确程度，会计的不完全性决定着对交易对象进行描绘的完整程度，两者共同影响着投资者对交易估价的准确性和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此外，会计信息的“反映”程度对于投融资成本、交易的活跃性以及实体经济均具有深远的影响。统一会计制度（准则）下，会计所提供的信息有助于减少交易费用（如获取信息的成本、审核信息准确性的费用等），增强交易的确定性和交易合作各方的信心，活跃市场交易，促进经济增长。如随着IFRS在全球范围内的逐步实施，IFRS下的会计信息减少了不同国家会计信息的转换成本，增强了会计信息的可信度与交易各方的信心，推动了国际资本流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增长。国家会计（国家账户）是以国家为会计主体，对国家某一时点或某一时期的财务状况或经营成果的反映，它是在微观组织的基础上汇总形成的。宏观决策者可能认为他们在观察经济，其实他们观察的是会计数据，宏观社会治理者正是利用会计数据了解社会和治理社会。当前，会计信息汇聚成各项指数（如财务指数、公司治理指数、会计指数），通过利用微观个体组织会计数据的汇总，呈现出宏观总体的特征，帮助宏观决策者了解宏观情况与进行科学决策。罗宏等（2016）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具有很好的宏观预测价值。由于对整个社会经济体的描绘依赖于微观组织基础，因此，会计对微观组织的反映的准确程度和完整程度，也最终会影响宏观“快照”的质量和宏观决策的效果。综上所述，会计可以通过会计信息对微观组织与宏观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具体影响的机理和路径如图1所示。

（二）会计非中性与治理效应：制度、组织与社会付磊（2012）认为治理功能是会计的本质功能。由于会计存在不完全性和非中性，当会计对一项交易的收益权利和支出义务在确认上存在不配比、有偏差或不完全（即存在外部性）时，行为主体会理性选择成本正外部性和收益负外部性的行为或交易，从而导致某一类行为或交易的供给过度或供给不足，产生会计的治理效果。另外，制度决定行为人的机会集和激励结构，影响行为人行为的收益和成本，理性的经济人都会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选择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组合。当会计制度（准则）对上述外部性边界或结构进行调整时，理性经济人的利益结构或激励结构也随之调整，理性经济人会重新进行“租金”寻找与行为选择，形成会计对组织行为的动态治理效应。此外，组织是会计制度（准则）的执行与遵循主体，组织在构建激励契约、组织目标、组织环境和组织实践时，均会受到会计制度（准则）的影响（Sk?rb?k和Tryggestad，2010）。例如当会计制度（准则）引导“损益表”观时，组织需要构建基于成本控制的管理环境和实践；当会计制度（准则）引导“资产负债表”观时，组织需要构建基于价值增值的管理环境和实践。经济学家指出宏观总量是微观的一个推演与累积，宏观政策执行的效果依赖于终端微观组织和个体的有效落实。社会作为组织的一个集合，当会计对各单元组织产生一致的治理效应时，宏观上便会显现出显著的定向痕迹或趋势，产生会计的宏观社会治理效应。制度提供了一个引导和强化行为的信念系统（FriedlandandAlford，1991）。会计的宏微观治理效应不仅显性地表现为直观的经济利益诱导，还可表现为隐性的理念心智引导。卢现祥（2014）指出制度不仅影响人们的重要的行为，还影响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及追求的目标。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划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随着制度的执行、行为的反复强化，慢慢深入行为人的理念与习惯，逐渐演变成为非正式制度。组织内部管理与外部市场决策等均需要参照会计制度，随着对会计标准的反复执行与决策引导，会计制度的某些理念或模式融入与渗透至企业文化、人的思维习惯与日常行为中，影响人的心智与行为，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理念。而且，这种制度规范与信念、人的行为之间的选择关系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自增强效应。当前的会计借助于经济学的范式，用收入、成本和利润等概念引导着企业与个人相关行为追随经济目标，将社会构建成“经济体”，发挥着“构建”作用。综上所述，会计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对组织与社会产生治理作用，具体原理如图2所示。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要充分发挥会计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就需要厘清会计的内涵以及会计、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本文在指出会计研究与认识上宏微观割裂性的基础上，借助于对会计本质的诠释，从会计信息和交易效率、会计非中性和治理效应两方面构建了会计对组织与社会影响的传导机理，形成了一套系统的会计对组织与社会影响的框架。此外，还得出以下启示：1.要丰富会计要素的内容，实现会计的全面反映。会计需要对组织的管理行为、关系、价值观以及社会上的相关内容等进行全面反映，而不应局限于可计量的经济业务；需要将大量外生内容或表外因素进行内生化与表内化处理，改善会计决策支持的全面性。Suzuki（2003）指出国家会计忽略了很多内容，如人口、全球变暖、性别、道德等，很多内容被认为是外生或表外内容，然而作者认为这些被忽略的外生或表外因素越来越重要，若缺乏这些因素，相关决策者会对数量化经济“反映”产生质疑，认为度量存在偏差，反映不全面。2.要重视会计的社会性，关注会计的社会治理职能。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指出会计不仅呈现技术性，还兼具社会性。会计制度设计时既要考虑规范会计行为的技术性，也要重视会计制度可能会产生的后果。在组织和社会治理中，除考虑常用的经济手段之外，会计手段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实践中，要善于利用会计对微观组织和宏观社会影响的传导机理，引导组织理念与社会理念以及治理社会问题。Killian（2016）研究发现社会会计对于公司具有合法性的约束，并引导公司重构与社会间的关系和责任。3.要注重事物间的普遍联系，将微观与宏观融合起来认识和研究会计。斯蒂格利茨指出，21世纪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脱节后回归交合的时期，宏观经济学正在寻找微观基础，微观经济学也正从微观个体的行为影响着宏观总量。会计的应用主体属于组织领域，而会计的影响范畴涵盖组织与社会两个层面，因此需要将微观与宏观融合起来认识和研究会计。另外，政策制定部门应考虑将企业会计与国家会计的口径统一，避免统计、会计两条线，加深企业会计在国家会计中的应用，提升会计信息在发现宏观问题与制定政策中的决策参考地位。4.要用发展的眼光和科学交叉的思想来看待与研究会计。从原始社会的结绳记事到现代社会的治理功能，从原先的国有资产监督到现在的社会信息系统，从以前的简单数据整理到现在的全面信息披露，会计除了在技术、内容与功能上体现出进步与发展，在应用范畴与影响范畴上也呈现日趋扩大的趋势，认识会计和研究会计的视角与眼光需要与时俱进。此外，会计学学科根基源于数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会计学应用和影响的范畴又与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存在交叉，鼓励多学科交叉开展会计研究和发展会计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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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微观经济学总效用范文

英文题目：AnExplanationofBiologyandEconomicstoAltruisticBehavior

提要：“利他主义”可以分为“亲缘利他”、“互惠利他”与“纯粹利他”三种形式，对前两种利他行为，生物学和经济学已经给出了较为圆满的解释。但本文认为，要对“利他主义”作出全面说明仅仅满足于这点是不够的。本文提出了利他基因的“隐性遗传”和行为偏好的“广义效用”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对“纯粹利他”行为作出了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解释。

关键词：亲缘利他互惠利他纯粹利他隐性遗传广义效用

一、利他主义的表现形式

利他主义有三种典型的表现形式：

第一，“亲缘利他”，即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自己的亲属提供帮助或作出牺牲，例如父母与子女、兄弟与姐妹之间的相互帮助。一般情况下，这种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的利他行为不含有功利的目的，因此有人把它称为“硬核的利他”（hard-corealtruism）。但生物学的研究业已证明，“亲缘利他”对生物个体来说并非没有回报。根据“亲缘选择”理论，生物的进化取决于“基因遗传频率的最大化”，能够提供“亲缘利他”的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具有明显的进化优势。（Hamilton，1963）因此，“亲缘利他”不仅在人类社会，而且在整个生物世界都是一种非常稳定、非常普遍的行为模式。例如，当幼鸟遭受攻击时，许多鸟类父母都会挺身而出，用伪装受伤的方法把猛禽引向自己，使子女得以逃脱。在这一行为过程中，父亲或母亲虽然可能因此丧生，但由于父母与子女之间有1/2的基因完全相同，从“基因遗传频率最大化”的角度看,原则上只要能使2只以上的幼雏得以逃生，父亲或母亲作出的牺牲就是值得的。如果考虑到年幼子女丧生的几率远远超过经验丰富的父母，这类行为对生物繁衍所具有的“效率”就更一目了然了。所以，无论在人类社会或生物世界，“亲缘利他”在父母与子女关系上表现得尤为动人和充分。而随着亲缘关系的疏远，“亲缘利他”的强度也会逐步衰减。生物学家甚至设计出所谓的“亲缘指数”，并根据它来计算“亲缘利他”行为的得失和强弱。（Hamilton，1964）在这方面,生物学与经济学所包含的内在逻辑相当一致：所有生命体的行为看上去总好象设法使某一“目标函数”最大化。有人曾经对《美国经济评论》和《美国博物学家》刊载的文章进行过比较，结果发现这两门学科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典型的论文都是运用优化的方法来预测某种现象，然后再作出统计检验。(Tullock，1983）

第二，“互惠利他”，即没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了回报而相互提供帮助。生物个体之所以不惜降低自己的生存竞争力帮助另一个与已毫无血缘关系的个体，因为它们期待日后得到回报，以获取更大的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互惠利他”类似某种期权式的投资，所以有人把它称为“软核的利他”（soft-corealtruism）。例如，一种生活在非洲的蝙蝠，以吸食其他动物的血液为生，如果连续两昼夜吃不到血就会饿死；一只刚刚饱餐一顿的蝙蝠往往会把自己吸食的血液吐出一些来反哺那些频临死亡的同伴，尽管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生物学家发现，这种行为遵循着一个严格的游戏规则，即蝙蝠们不会继续向那些知恩不报的个体馈赠血液。(Wilkinson，1984)显然，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互惠利他”。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律”，当施惠者与受惠者互相换位时，同样数量的血液将产生更大的边际效用，从而使这类行为具有明显的经济学含义。不过，由于施惠与回报存在着时间差，从而使这种期权式的投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互惠利他”必然存在于一种较为长期的重复博弈关系中，而且还要求形成某种识别机制，以便抑制道德风险和个体的机会主义倾向。虽然精密的“互惠利他”模型直到20世纪晚期才由博弈论专家阿克塞罗德建立起来，(Xelrod，1984)但它的基本思想却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论述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时，就被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了。

第三，“纯粹利他”，即利他主义者不追求任何针对其个体的客观回报。例如，汤姆逊瞪羚（Thomson’sgazelles）的利他主义行为：当狮子或猎豹接近时，往往会有一只瞪羚在原地不停地跳跃向同伴们发出警告。生物学家观察到，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行为方式，它只发生在最早发现危险的汤姆逊瞪羚身上。按照一般的行为原则，最早发现危险应该最早逃跑才是最佳生存策略。但汤姆逊瞪羚的“英雄主义”却放弃了第一时间逃生的机会，并以此代价向同伴报警，使自己暴露在捕食者面前。这一行为看上去颇似我们前面提到的母鸟保护幼鸟的行为，但它们的内涵却有明显的差别。因为汤姆逊瞪羚所保护的并非是它的子女或亲属，对个体来说这是一项没有任何收益的投资。这一行为与吸血蝙蝠的“互惠利他”有着更明显的区别，对个体来说这一行为的投资风险与预期回报存在着极大的不对称，而且也不可能通过识别机制来剔除那些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搭便车”者。因此，有些生物学家，比如《自私的基因》一书作者里查德·道金斯甚至对汤姆逊瞪羚的行为作出了如此自私的解释：高高跳跃的瞪羚是在向突袭者昭示——你瞧，我的体力有多棒！别来打我的主意，否则你会一无所获的！还是去追杀我的那些孱弱的同伴们吧！(道金斯，1998a）我认为这个解释非常勉强并令人怀疑。且不说把这种只有人类“超级智慧”才想得出来的“炫耀式欺骗”强加给汤姆逊瞪羚是否公平，就是从进化论角度看，其破绽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种行为真有效，当遭受猛兽袭击时为什么不会有更多的汤姆逊瞪羚跟着一起“跳舞”呢？

显然，要对利他行为作出全面说明，仅仅满足于“亲缘利他”和“互惠利他”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从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纯粹利他”作出解释，而这正是本文试图达到的目的。

二、纯粹利他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事实上，许多生物学家，比如劳伦兹（K·Lorenz）、威尔逊（E·Wilson）、爱得华兹（W·Edewards）等，早就在一定意义上给出了“纯粹利他”行为的生物学解释，他们的理论在生物学中被称为“群体选择理论”。该理论认为，遗传进化是在生物种群层次上实现的，当生物个体的利他行为有利于种群利益时，这种行为特征就可能随种群利益的最大化而得以保存和进化。（Wilson，1975）但“群体选择理”论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缺陷，它无法解释导致个体生存适应性降低的“纯粹利他”行为怎样才能通过生物个体的基因保存下来。因此，在主流生物学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恰恰是与之对立的“个体选择理论”。“个体选择理论”认为，“纯粹利他”行为与生物个体的生存适应性成反比（只要想一想那只以生命为代价向同伴报警的汤姆逊瞪羚就可以了），而利己行为却与生物个体的生存适应性成正比；一个利己的个体有更多的机会生存下来并繁殖自己的后代，而这些后代都有继承其自私特征的倾向；只要前者的生存适应性低于后者，不管这种差别在初始状态多么微小，经过千百万年的自然选择，生存适应性较低的生物性状也会被无情淘汰掉。以至于里查德·道金斯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你认真地研究了自然选择的方式，你就会得出结论，凡是经过自然选择进化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是自私的”，“对整个物种来说，‘普遍的爱’和‘共同的利益’等在进化论上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概念”。(道金斯，1998b）

但“个体选择理论”并没有解决由汤姆逊瞪羚所引起的深层矛盾，我们不仿把它称为“汤姆逊瞪羚悖论”：一方面，现代生物学认为，只有交互繁殖的种群才能保持相对恒定的基因库，所谓进化是生物种群的进化而不是生物个体的进化；（陈阅增，1997a）因此，“纯粹利他”行为作为一种符合种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状，在生物长期演进过程中保存下来是符合进化论自身逻辑的；另一方面，迄今为止所有生物学的实证研究似乎都证明了，生物进化必须通过生物个体的基因介质才能实现；有利于个体生存适应性的生物性状，才会在遗传进化中得以保存并不断强化；而与个体生存适应性无益甚至有害的生物性状，其有效信息最终都会在遗传进化中丢失和湮没；因此，“纯粹利他”行为是不能从生物学意义上得到解释的。(道金斯，1998c）“汤姆逊瞪羚悖论”给解释“纯粹利他”行为提出了两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1、有利于种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状怎样才能通过生物个体的基因介质保存下来？2、有利于种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状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得到必要补偿和激励？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不但可以回答，而且答案已经包含在现存的生物学知识框架之中。

“个体选择理论”显然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即生物的遗传性状与遗传介质之间是一种直接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我们不能不设问：除此之外，是否还存在一种间接的、非对称的遗传关系？事实上，现代生物学已经观察到许多非对称的遗传现象：两种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生物性状，通过同一基因介质实现遗传；随着其中一种被自然选择，另一种也同时保留下来。最著名的例子是引发镰状红细胞贫血病的隐性基因：镰状红细胞贫血病对人类来说是一种非适应性的生物性状，但生物学家发现，带有这一基因杂合子的人却具有较强的抗疟疾能力，因此在非洲某些恶性疟疾流行地区，这一隐性基因的出现频率就很高。（陈阅增，1997b）以此推论，“纯粹利他”行为虽然对生物个体是非适应性的，但它对生物种群却具有很高的生存价值；因此，在生物长期演进的过程中，它可以与某些利己行为一起借助于同一个基因介质以“隐性遗传”的方式保留下来，这恰恰体现了生物性状对生存环境高度的适应性。为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遗传模型来说明这一假说：假设AA与Aa为利己型基因，aa为利他型基因；在Aa中A为显性的等位基因，a为隐性的等位基因；如果利他行为的生存适应力低于利己行为，那么根据自然选择原理，aa型的利他基因最终将被淘汰出局；但由于在Aa型利己基因中含有隐性的a，它并没有随aa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当Aa型基因与Aa型基因通过减数分裂进行繁殖时，根据“哈迪-温伯格定律”，仍然有可能复制出AA（占25%）、Aa（占50%）和aa（占25%）三种类型的基因，从而实现利他行为的隐性遗传。

“纯粹利他”行为在“非零和博弈”条件下对生物个体生存适应性的损益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般推断，两个具有“纯粹利他”倾向的生物个体更容易营造一种协作氛围；与两个只有利己倾向的生物个体相比，它们可能具有更高的生存适应性。如果这一猜测是正确的，则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博弈方阵来解决“纯粹利他”行为的补偿和激励问题（叶航，20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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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主义者|利他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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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主义者|-5，-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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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主义者|-2，12|5，5

如果我们以X代表利己主义者，以Y代表利他主义者；根据以上假定则利己主义者的期望适应性为-5X+12Y，利他主义者的期望适应性为-2X+5Y；当利己主义者与利他主义者的比率为7：3时，每个个体的适应性都是一样的（-5X+12Y=-2X+5YX：Y=7：3）；如果利己主义者与利他主义者的比率大于7：3，则利己主义者的适应性会减少而利他主义者的适应性则会增加；反之，则利己主义者的适应性会增加而利他主义者的适应性则会减少。因此，在生物种群及其个体行为模式中“利己行为”与“利他行为”将以某种大致固定的比例同时存在。它说明，“纯粹利他”行为是能够通过补偿激励机制得到进化的。事实上，这一结论的依据正是现代生物学中的ESS理论。ESS理论是英国著名生物生态学家梅纳德·史密斯1982年创立的，它在现代生物学中被称为“自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建立以来最重要的发展之一”。（道金斯，1998d）ESS是生物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stablestrategy）的缩写，如果生物种群在进化过程中能够形成某种稳定的策略（行为）均衡，这种策略（行为）就是ESS。显然，“利己”和“利他”都是在生命世界长期演进过程中所产生的、稳定的生物行为。必须指出，用基因的隐性遗传和ESS理论解释“纯粹利他”行为不是向“群体选择理论”的回归。这一分析仍然是以“个体选择理论”为基点的，但是它又与传统的“个体选择理论”不同，它把解释的重点放在有利于群体利益（当然，归根结底它也有利于群体中每一个个体）的生物性状怎样才能通过个体的基因介质实现遗传进化，从而在现有的生物学知识框架下对“纯粹利他”行为作出符合实证要求的解释。

三、纯粹利他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现代生物学的进化和遗传理论认为，物种演进的目标是“基因遗传频率的最大化”。这一结论所包含的逻辑与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完全一致。但我们并不能就此推论，所有生物都会按照“基因遗传频率最大化”的要求来“理性”地计算和规划自己的行为。事实上，进化的“理性”最初是通过“情感”、“偏好”等感性形式“殖入”生物的遗传基因并成为生物个体的“自觉”行为，我们不妨把它称为理性的“本能”。（Wright，1994；叶航，2002）对生物个体来说，“本能”所表达的正是生物进化内在的逻辑要求：所谓“理性”的行为，只不过是经过自然严格筛选后留存下来的、能够被我们观察到的、相对稳定的生物行为罢了。（贝克尔，1995）

“情感”与“偏好”是触发生物行为的按纽。当“情感”与“偏好”得不到满足时，建立在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和神经动力学基础上的生物内部平衡系统便会受到破坏，由此造成一系列生理或心理上的压力。这种压力超过一个阈值，生物个体就会产生行为的动机，进而通过一定的行为来实现自己的需要，以便消除和缓解身心的紧张状态。因此，生物行为的遗传首先表现为一个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和神经动力学系统及其触发机制的重构与再现，本能或者由本能冲动所引导的生物“理性”行为可以看作是该系统由不平衡向平衡的运动过程。“理性人”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最基本的预设。按照该预设，一个人的行为总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所谓“效用”只不过是“偏好”的一个函数。（瓦里安，1997）经济学不研究“偏好”是如何产生的，那是生物学、进化论、也许还有心理学的任务。经济学的任务是在给定的“偏好”状态、“偏好”结构与“偏好”序列下研究行为主体如何“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如果生物学业已证明，“纯粹利他”行为与“利己”行为一样具有进化优势，生物个体能够通过基因介质把触发这种行为的“偏好”保存起来并遗传下去；那么，只要给定这一“偏好”，我们就可以对“纯粹利他”行为做出标准的经济学分析。

在微观经济学中，消费集（consumptionset）X也可称为选择集（choiceset）X，通常假定集合X是k维实数空间Rk中的一个非负子集。如果行为主体对集合X中的选择束具有偏好关系，而这些偏好关系又能满足完备性、自返性、传递性和连续性的假定（事实上，这些假定已经包含在“理性人”的预设中），则偏好关系就可以用一个连续的效用函数来表示：即存在一个函数u：XR，使得x1﹥x2，当且仅当u（x1）＞u（x2）。如此，我们就可以把行为主体内含的偏好关系转化为一个函数关系：

U=u（x1，x2，…，xn）（1）

我把上述函数称为“广义效用”函数，因为其选择集X中的偏好项xi可以用来表示包括经济偏好、道德偏好（我们可以把“纯粹利他偏好”包括在“道德偏好”中，因为“纯粹利他”是道德行为最显著的特征）、情感偏好、审美偏好、甚至宗教偏好和信仰偏好在内的所有偏好，只要这一偏好是相对稳定的、可观察的。（叶航，2001b）如果行为主体的资源总量为I，实现广义效用所需的单位成本或影子价格分别记作p1,p2,…,pn，则其资源约束可以表示为：

p1x1+p2x2+…+pnxn=I（2）

可以证明，只要目标函数是连续的，约束集是闭的并且是有界的，则以式（2）为约束条件的广义效用最优（最大化）解就是：

MU1/p1=MU2/p2=…=MUn/pn=λ（3）

式中MUi=du/dxi，即xi的边际效用；pi为i种偏好（x）的单位成本或影子价格；λ为约束资源的边际效用；i=1，2，…，n。

根据式（3），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有意义的推论:

第一，在广义效用最大化过程中，行为主体将依据一定的偏好状态、偏好结构和偏好序列使自己的行为呈现出形态各异的“价值”取向。

举例来说，如果x1代表具有利己倾向的经济偏好，x2代表具有利他倾向的道德偏好，则当MU1/p1＞λ时，行为主体的行为才会偏重经济选择，表现出利己倾向；而当MU2/p2＞λ时，行为主体的行为将偏重道德选择，表现出利他倾向。特别地，当MU2/p2＞λ且MU2/p2＞MU1/p1时，行为主体将为了利他目的放弃或部分放弃自身的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叶航，2000）因此，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主体不一定就是一个“自私自利”或“钱迷心窍”的人。人们的行为将取决于他们的偏好。事实上，在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学家就已经关注过“优越感”、“荣誉感”、“自豪感”、“成就感”、“责任感”、“道德感”等等纯精神领域的偏好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对“闲暇”和“炫耀”的研究，则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第二、就某一特定行为来说，行为主体的行为倾向取决于某一偏好的“成本—效用”比，即MUi/pi。

举例来说，如果x2代表具有“纯粹利他”倾向的道德偏好，当pi和λ给给定时，MU2越大，人们的行为越偏重道德选择。事实上，伦理学所谓的“良心”，从广义效用的角度看，就是道德行为在一个人心目中的效用水平。它表现为一个人未采取某种道德行为时所感受到的内心矛盾与痛苦，以及采取某种道德行为后所体验到的内心解脱与愉悦。如果MU2和λ给定，则p2越小，人们的行为越偏重道德选择，我们可以把p2称作“道德成本”。值得指出，“道德成本”是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甚至被伦理学和道德哲学所忽视的范畴，其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任何一个行为主体在进行道德决策时都有权力考虑自己的“道德成本”，而社会则应该努力营造一种降低“道德成本”的机制，以促进个人道德偏好的形成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第三、当其他条件不变时，λ的值越小，行为主体的非经济偏好越强。

由于λ为约束资源的边际效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λ越小，体现广义偏好的行为倾向就越强。但其中的例外是，由于经济行为具有资源再创造的特殊功能，其效用水平与λ成正比。因此，λ越小经济行为的效用水平就越低，从而一个人的非经济偏好就相对越强。事实上，当物质资源相当匮乏时，一个人很难产生出非经济偏好；反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物质资源越丰裕，一个人的非经济偏好，比如道德偏好、情感偏好、审美偏好等等，就越丰富、越强烈。显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学说支持这一结论。(马斯洛，1987)

第四、上述分析没有改变传统经济学的根本结论，传统经济学的全部分析范例将作为一个特例包容在广义效用的分析框架中。

如果以x1代表经济偏好，xi代表除经济偏好以外的其他所有偏好，则当行为主体的偏好结构符合条件：MU1/p1＞MUi/pi=λ（i=2,3,…,n）时，传统经济学的狭义效用范式将成为广义效用范式的一个特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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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阅增主编,《普通生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a)pp.470;1997(b)pp.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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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Xelrod,R.TheEvolutionofCooperation,NewYork:BasicBooks,Inc.1984.

[13]叶航,“经济学视野中的人类道德”，《学术月刊》，2001(a)年第2期。

[14]叶航,“爱的理性与艺术”，《经济学消息报》2002，No.490,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