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纤维市场规模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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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化学纤维市场规模范文

内容摘要:产业集聚能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当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尤其经济非常活跃时,产业集聚的不经济效应会逐步显现。本文以浙江省制造业为例,分析其产业集聚的不经济效应。结果表明,浙江省制造业二位数行业已经出现某种程度的不经济状态。

关键词:制造业 产业集聚 拥挤效应

产业集聚的不经济效应

产业集群有利于交易效率的提高和交易费用的降低,从而带来递增收益,但这并不意味着集群越大越好。当集群内的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就会引起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削弱集群的竞争能力。在正常状态下,集群扩张有一个边界问题。当集群扩张引致的边际分工收益等于边际交易费用时,这就是扩张的边界。当超过临界点时,产业集聚所带给企业的协同效应会被挤压,就会产生集聚的不经济效应,企业会向更有扩张优势的地方迁徙并伴随着产业的转移。产业集聚的不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集群产品市场的拥挤效应

集群内企业间竞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贴近对手的竞争”。每个企业从采购到生产到营销的全部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手可观察的、可模仿的。这意味着创新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会因大量对手的快速模仿而迅速减少,直至消失。这种竞争效应对于维持集群内企业的创新动力是不利的,其另一个后果是集群中不能通过创新获取利润的企业,在走投无路时,很可能通过偷工减料、降低产品质量等手段,维持其生存利润。在买方存在集群品牌忠诚,或买方不能及时发现卖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情况下,这种策略对集群中的部分企业有较大的诱惑力。其结果可能是机会主义企业驱逐非机会主义企业。

(二)集群要素市场的拥挤效应

当众多中小企业聚集在狭窄的地域而形成集群时,必然会形成对各种生产要素相对巨大的需求,而且,随着新企业的不断进入,这种需求还会不断增大。在供给不能保持同等比例增大的情况下,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一般会随着集群规模的增大而上升,尤其是那些供给缺乏弹性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和土地相关的产品如房地产等在企业的生产效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将直接地反映在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中。

(三)集群环境资源的拥挤效应

集群中企业的生产活动往往会产生负环境外部性,这些外部性长期累积的结果必然是集群内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质量不断恶化。

产业集聚均衡状态模型

假定有j(j=1,2,3,……j)个地区,每个地区有两个生产部门(传统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分为同质的农产品A和差异化的工业制成品M,农业部门满足瓦尔拉斯条件(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而工业部门则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工业部门的企业具有“游走性”特点,而农业部门的企业则不可流动。要素投入均以劳动力代表,分别为可自由迁徙的工人和不可流动的农民,二者在工作和部门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假设经济中的每个人有相同的偏好,效用以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表示:

U=A1-mMm

A和M分别为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消费量,μ(0

1(i)=F+CMM(i)

F为以劳动量度量的固定投入;CM为边际投入。农产品可以无成本运输,但是工业品存在冰山运输成本,即货物有一部分从j地运往k地的途中被消耗:

Tjk=e-tdjk

Tjk表示货物运输到达的部分,τ(τ>0)表示运输成本,djk表示j地到k地的距离。CES型生产函数和“冰山运输成本”决定了每一家厂商面临的需求弹性均为σ。

代表性厂商在做利润最大化的决策时,将把价格定在等于边际成本水平:

其中,Wj表示j地的名义工资,Pij为j地的i产品的价格。Krugman认为,σ直接衡量了价格扭曲程度,并间接衡量了由垄断力大小导致的市场扭曲程度,从而从反面反映出市场规模经济;而σ/(σ-1)被认为代表了递增规模经济报酬,且和σ呈反向变动关系,即高σ对应低规模报酬,低σ对应高规模报酬。此外,如果农产品支出份额1-μ与中间投入品之间的替代性σ的乘积项σ*(1-μ)>1表示“非黑洞条件”,则表示规模经济不明显,或者说,由于在工业品中支出太少,以至于均衡的产业区位选择仅依赖于运输成本的大小。

当某一个地区开始有企业集聚时,产业集聚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包括与需求有关的市场接近效应以及与成本有关的生活成本效应。这种正反馈机制往往会拉大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但同时在NEG的模型中,也存在着一种与上述集聚力相反的离心力。由于市场的拥挤效应,企业竞争过于激烈,产业倾向于向竞争较为缓和的地区迁移。

该模型的观点是,产业空间集中是向心力和离心力作用的结果,在集聚早期,向心力远大于离心力,制造业在不同地区的集中快速越过突变点,进入高速集中时期,而后向心力不断增大。在支撑点时,向心力和离心力达到动态的平衡,制造业在某地区的集聚达到最高点,之后,制造业集聚开始减弱,产业开始向地区转移。

浙江制造业产业集聚态势

文章从浙江省制造业二位数行业的角度分析产业的集聚情况,使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行业集中度CRn来揭示各行业的空间集中程度变化和主要的集中区域。赫芬达尔一赫希曼指数,是一种测量产业集中度的综合指数。它是指一个行业中各市场竞争主体所占行业总收入或总资产百分比的平方和,用来计量市场份额的变化,即市场中厂商规模的离散度:,其中,X表示市场的总规模,Xi表示i企业的规模;HHI值越大表明产业集聚程度越强,反之则越弱。N指数是HHI指数的倒数,反映某一产业在全省平均分布在几个县(区)。N指数值越大表示产业分布越分散,越小表示产业集聚程度越强。

本文将企业工业总产值作为产出指标,利用浙江2008年统计年鉴数据对2007年浙江制造业各行业计算HHI指数和N指数做测度,这样可直观地衡量制造业二位数行业的集聚程度。在制造业30个大类行业中,除了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和烟草制品业这两个垄断行业因行业特殊性而显示出最高的集聚性外,其他28个行业中,集聚程度最高的是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相当于只分布在省内5个县(区);集聚程度排第二位的是化学纤维制造业,相当于只分布在省内6.3个县(区);第三位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相当于分布在省内9个县(区);N指数小于10的还有饮料制造业和橡胶制品业;N指数在10与20之间的有纺织业等11个行业;N指数在20与30之间的有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9个行业;集聚程度最低的是塑料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三个行业,N指数都超过30,相当于均匀分布在全省90个县(区)中的三分之一以上县(区)。

为了解浙江制造业各行业在省内的主要空间分布现状,以全部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的全年营业收入作为规模指标分别计算制造业各行业的空间集中度CR1(即该行业规模最大的1个县(区)占全省该行业规模的比重,可称为一县(区)集中度)、CR3(三县(区)集中度)。通过这些空间集中度指标,可以更直观地看到浙江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和具体集聚区域。

从1个县(区)的集中度(CR1)来看,浙江制造业30个行业中,除了烟草制品业和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这两个垄断行业的一县(区)集中度(CR1)分别高达59.7%和81.6%以外,其余28个行业中,CR1最高的是饮料制造业,第一集聚地杭州市江干区在全省的比重达到43.0%;其次是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第一集聚地是台州市路桥区,其占全省的比重为32.3%。第一集聚地规模超过全省四分之一的还有化学纤维制造业(28.7%)、橡胶制品业(25.5%)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5.2%)三个行业。

从3个县(区)的集中度(CR3)来看,除了烟草制品业和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这两个垄断行业的CR3分别高达99.9%和95.8%以外,其余28个行业中,集中度最高的是化学纤维制造业,萧山区、桐乡市和绍兴县三县(区)规模占全省的份额(CR3)达到62.9%;其次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滨江区、江干区和奉化市三县(区)规模占全省的56.0%;第三位的是饮料制造业,CR3为55.7%。CR3超过50%的还有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浙江制造业产业集聚效率分析

依据拥挤效应理论,集聚过度现象易发生在集聚较高的行业中。本文选择了上述非常典型的8个集聚程度非常高的行业,分别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烟草制品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饮料制造业,橡胶制品业,纺织业。1990-2008年8个行业要素投入产出情况如图1所示。

由于要素的拥挤效应是一个权重非常大的指标,所以只对要素的拥挤效应做集聚效率的测度。要素的拥挤效应导致生产要素需求的急剧增加,竞争使得要素价格上升,企业的生产成本也随之上升;在产品市场中,集聚过度会导致更多产品的供给,竞争使得产品价格下降。

从图1可以看出,在选取的浙江省制造业典型的8个行业中,烟草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资本回报率随集聚的加强而逐年提高,表明这两个行业的集聚效率逐年放大,并没有呈现削弱的态势;化学纤维制造业、饮料制造业、橡胶制品业、纺织业四个行业的资本投入率增速非常小,接近于临界的水平,可以判断这四个行业若再进一步集聚的话,就会产生拥挤效应;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和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的资本投入效率已经开始下降,这意味着这两个产业的集聚已经达到饱和,并且产生拥挤效应,对集群内的企业产生了一定的负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建军.浙江产业集聚问题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7(9)

2.克鲁格曼.空间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第2篇：化学纤维市场规模范文

关键词：尼龙产业；己内酰胺；己二酸；己二胺

中图分类号：F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1-0045-02

尼龙学名聚酰胺，产品种类多达几十种，其中以尼龙6和尼龙66为主。聚酰胺可以由二元酸和二元胺制成，如己二酸和己二胺合成尼龙66；也可以由环内酰胺合成，如己内酰胺合成尼龙6。尼龙6和尼龙66可以用来制备纤维，称为尼龙纤维，也可以用来制备树脂，称为尼龙工程塑料（如图1）。

我国尼龙产业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从德国引进尼龙6和尼龙66聚合纺丝设备，建成北京合成纤维试验厂和太原化纤厂。上世纪70年代又从法国和日本引进尼龙66技术建成辽阳石油化纤公司和平顶山帘子布厂。之后一个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增长，国内尼龙产业快速发展状大。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尼龙企业数量已经达到154家，截止七月底，共实现工业总产值333.95亿元，资产总额达到387.60亿元，实现主营收入322.83亿元，完成利润总额19.13亿元，完成出货值21.45亿元，行业整体从业人数3.19万人。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尼龙产业总量增长势头良好，并为我国经济、财政、出口和就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从发展趋势上来看，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2010年建成投产全球最完整的煤基尼龙化工产业链为标志，我国尼龙产业进入量质并举的高层次发展阶段，且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2010年，国内尼龙6下游市场需求在140万吨左右，其中民用纤维占50％以上，工业纤维占20％左右，其余为工程塑料、薄膜和其他领域用量。尼龙66下游市场需求在37万吨左右，其中民用纤维占10％左右，工业纤维占20％左右，工程塑料用量占55％以上，其余为薄膜和其他领域用量。

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国际石油价格的高位运行带动上游原料价格高涨，加之部分尼龙纤维市场不断被成本更低的涤纶和丙纶所替代，尼龙纤维用量从2000年起开始就逐年减少，装置开工率一度降到80％以下，在全球化学纤维中所占比例也由1975年的24％下降到2011年的不到10％。但随着国外产能的关闭中国内市场的发展，2011年前九个月国内尼龙纤维总量达到119.2万吨，比2010年同期108.8万吨增长9.6％。另外，随着改性尼龙工程塑料新产品的不断问世，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尼龙工程塑料成为了支撑尼龙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引擎。

2 三大重要原料发展现状

己内酰胺、己二酸、己二胺做为尼龙产业的三大重要原料，在国内的发展状况不尽理想，根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的尼龙原料依赖进口，这已经成为严重影响我国尼龙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

（1）已内酰胺。2010年世界己内酰胺产能在500万吨左右，其中我国产能达到47.5 万吨，生产厂家只有南京帝斯曼（16万吨）、巴陵石化（14万吨）、中石化石家庄化纤（16万吨）和浙江巨化（1.5万吨）四家。由于市场需求不断增加，2009 年到2011 年期间，国内尼龙6 下游纤维和工程塑料产能迅速扩张，新增产能达到90 万吨左右，而己内酰胺产能并没有随之增长，进而导致己内酰胺市场供应更加紧张，对外依存度进一步上升，加上不到十年时间内，国家两次对己内酰胺实施反倾销措施，己内酰胺企业与下游企业的供求矛盾不断升级，下游企业迫于原料压力，不得放慢发展速度，甚至取消扩产计划。

（2）已二酸。与己内酰胺不同，由于技术的成熟普及和市场的大幅增长，加上己二酸反倾销措施的实施，近几年来我国己二酸产能讯速增长，在2007 年仅20.5 万吨，到了今年，有效产能已经达到70 万吨左右，年均增长超过40％，主要生产企业有平煤神马、天利高新、辽阳石化、山东洪业、山东海力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欧美产能关闭或闲置的大背景下，全球未来几年己二酸扩能计划均集中在我国，华鲁恒升、山西阳煤、江苏三木、河北开滦等民企和煤企都开始大规模进入己二酸行业，从现在到2015 年，国内企业还将有100 万吨以上的己二酸新增产能，已经大大超过了国内对于己二酸的市场需求，市场过剩风险加大，恶性竞争势头初显，我国也很快将从己二酸的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

（3）已二胺。同样做为尼龙66主要原料的己二胺，市场行情相对显得冷清。国内己二胺产能迟迟得不到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己二胺的主要原料为己二腈，而己二腈技术目前被寡头垄断，全球只有四家生产，分别是英威达（90.5万吨）、首诺（30万吨）、罗地亚（25万吨）、旭化成（4万吨）。这也是国内过剩的己二酸产能为什么不能像己内酰胺一样，发展下游尼龙66 纤维和尼龙66工程塑料的原因。没有己二腈生产技术，就无法向尼龙66 聚合方向拓展下游产业链。当前国内只有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一家企业拥有己二胺生产技术，产品在满足自给的基础上，有少量进入市场，但大多数市场需求还是依赖进口。

3 我国尼龙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尼龙市场和产能逐步亚洲地区转移。2010 年，我国尼龙产品总产量突破140万吨，成为世界第一生产国和消费国。分析当前的国际尼龙产业的发展趋势，可以判断，我国的尼龙产业未来将向以下几个方面发展。

（1）工程塑料市场进一步扩大。尼龙工程塑料以良好的机械性能好，耐磨损，更加绝缘，而且便于加工等特点，主要用于汽车零部件、高铁扣件、电子电器等领域。作为汽车生产大国，随着汽车行业越来越趋向于用工程塑料取代金属零部件，实现汽车的轻量化，更加节能环保等，我国对尼龙工程塑料的需求将会逐年大幅增长，预计未来五年可保持每年8％到10％的增长率。

（2）尼龙纤维市场出现新的增长点。这方面表现突出的就是尼龙66 帘子布在子午胎上的应用，尼龙工业丝的传统产品帘子布主要用于斜交胎，近几年来，斜交胎市场发展几乎停滞，导致国内尼龙帘子布需求萎缩。近年来，经过改良的尼龙66 帘子布，强度高，耐冲击，伸长性好，可以用在子午胎的冠带层上，这为尼龙纤维的应用提供了新的增长点。此外，汽车安全气囊丝的发展，也为尼龙66纤维提升了增长空间，未来3年亚洲地区的轻型汽车产量将增长26％左右，对安全气囊丝的需求量预计也会大幅增加。另外，尼龙纤维制品在我国民用和军用领域的应用也在不断拓展。

（3）长碳尼龙产品增长讯速。除尼龙6和尼龙66以外，我国的其它尼龙制品也在快速发展，烟台氨纶公司芳纶1313产业化示范生产线年产500吨装置在2004年投产后，2005年生产能力就迅速扩大到2800吨，2008年又成功扩产到4300吨，成为中国最大的间位芳纶纤维制造与供应商。另外该公司还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同期进入芳纶1414产品的研究开发，目前已经形成1000吨的生产能力。国际对位芳纶企业中，美国杜邦和日本帝人产能占全球总产能90％以上。中国对位芳纶年需求量5000吨左右，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在消费结构上与国际也有明显差距。随着对位芳纶国产化的深入，有望开启国内军用防弹衣以及高端车用制品的巨大需求，结合光缆需求的平稳增长，保守预测到2015年国内对位芳纶需求量将达到12000吨。

（4）原料国产化进一步加快。由于己内酰胺与其下游企业日益突出的供求矛盾，国内已有多家企业宣布开工建设己内酰胺工厂，但由于国外企业的技术垄断和国内四家己内酰胺企业合约在身，技术来源成为困扰己内酰胺产能扩长的最大障碍，工程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另外对影响己二胺产能扩长和己二酸产能消化的己二腈技术来源问题，也是当前整尼龙产业链的发展瓶颈。外资企业通过己二腈和己内酰胺二个关键环节，几乎可以轻易地控制我国的整个尼龙产业链，因此，未来几年，只有突破这两个原料的技术难题，中国的尼龙产业才能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第3篇：化学纤维市场规模范文

关键词：锑及锑制品；出口贸易；贸易政策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中国锑及锑制品出口问题分析

收录日期：2016年12月13日

化学元素锑，是一种呈银白色、有光泽、硬而脆的金属，通常呈鳞片状晶体结构。锑在合金中的主要作用是增加硬金属的硬度，可用来制造军火；而锑化物可阻燃，所以常应用在各式塑料和防火材料中；同时，因锑、铅的合金耐腐蚀，所以也可用于生产蓄电池极板、化工管道、电缆包皮；除此之外，锑的化合物――锑白，是优良的白色颜料，也常应用于在陶瓷、橡胶、油漆、玻璃、纺织及化工产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锑及锑制品如今已被广泛应用，但在出口贸易方面却并不十分景气。本文就针对锑及锑制品在出口贸易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关分析，提出一些建议。

一、中国锑及锑制品出口贸易现状

（一）中国锑及锑制品在全球贸易中的情况

1、锑及锑制品全球储量。锑属于稀缺矿产，在地壳中含量较少，用途又十分重要。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2016年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球锑矿产的储量是200万吨，其中我国的储量就达到了95万吨，占全球锑矿储量的47.5%，是世界上锑矿产储量最大的国家。当然，我国也是世界上锑矿产量最大的国家，每年平均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近80%。

2、全球锑及锑制品主要进口国。据海关数据统计，仅2015年全球各国家锑及锑制品进口的总量为9.6万吨，其中主要出口到：美国2.59万吨，占进口总量的27%；欧盟2.34万吨，占进口总量的25%；日本2.59吨，占进口总量的11%。其他则分布于韩国、泰国、墨西哥等国家。由此可以看出，锑及锑制品出口的目标客户群以欧美国家为主。

3、全球锑及锑制品主要出口国。据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统计显示，锑及锑制品出口总量为7.1万吨，其中中国的出口量约占世界锑及锑制品出口总量的49.9%，而其他主要出口国还有泰国、墨西哥以及维多利亚（所占比例分别为7%、7%、6%）等一些国家。虽然目前与中国出口量相比还相差较多，但中国的出口量较过去几年相比还是有了大幅度减少。（图1，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统计及GTI）

（二）中国锑及锑制品出口贸易现状

1、中国锑及锑制品出口数量。中国一直是全球锑及锑制品出口大国，不过近几年来中国锑及锑制品出口数量逐年减少，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出口比例也在逐年下降。从2006年出口数量的7.6f吨，占全球出口量的58%，到2015年出口数量的降至4万吨以下，占全球出口量的50%，虽然其间有出口量回升的情况出现，不过对于其持续下降的局面也并未有太大的缓解。（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海关统计及GTI）

2、中国锑及锑制品出口价格。由于受到国内外锑及锑制品市场需求低迷的影响，中国锑及锑制品的价格在2011年以前迅速上涨，并在2011年达到历史高位12，306美元/吨以后，就持续下滑，到2015年，价格已跌至6，727美元/吨。（图2，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海关统计及GTI）

二、中国锑及锑制品出口贸易存在的问题

（一）锑及锑制品出口管理具体规定取消，任何企业均可进行出口业务。1993年1月1日，《出口商品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对锑锭和氧化锑实行计划配额管理政策；1993年5月28日，规定国家锑及锑制品实行计划管理的文件改为《钨、锑出口经营管理暂行规定》；而到了2001年1月1日，又改为由《钨及钨制品、锑及锑制品出口经营管理暂行办法》来规定锑及锑制品出口供货企业资格、出口配额及许可证管理等制度，替代了原文件。除了出口供货企业资格以外，基本延续至今。而于2001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钨品、锑品出口供货企业资格认证暂行办法》，由于国家一直采取自主经营的方式出口锑矿，引起了众多国家的不满，导致贸易摩擦日益增加，最终于2013年底取消。这样，任何企业都可以进行锑及锑制品的出口贸易，就使得锑及锑制品在管理强度、控制及其他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造成市场动荡。在出口管理方面，较原来松懈了很多，而在配额方面，商务部改为每年以《农产品和工业品出口配额总量公告》的形式公布，配额总量有限，很多企业并无法争取到足够的配额，就使得这些企业只能通过一些不法手段进行锑矿出口贸易，从而导致更多的不法分子钻空子，进行不正当经营，偷逃增值税和所得税，扰乱了出口市场，使锑矿出口价格波动巨大，影响了企业和国家的利益。

（二）锑及锑制品出口走私严重，扰乱市场正常秩序。虽然国家取消了《钨品、锑品出口供货企业资格认证暂行办法》，开放了锑矿市场，但各相关部门监管力度确未及时跟上，这样就出现了大量企业进行锑及锑制品走私的现象。以欧盟、美国市场的相关数据为例来看，据海关数据统计，2015年从中国进口未锻轧锑及锑粉末的数量分别为15，782吨和2，877吨，共计18，659吨。而2015年，我国出口欧盟和美国市场的数量分别是2，003吨和886吨，共计只有2，889吨，两者之间相差15，770吨。由此不难看出，我国锑及锑制品走私情况相当严重，急需引起各级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尤其在锑储量较丰富的地区，例如湖南、广西、云南、贵州等省份。

（三）锑相关产品在出口关税方面无优惠政策，企业的出口成本较大。种种数据显示，现阶段中国锑及锑制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逐渐弱化，原因之一就是锑相关产品的关税方面相对较高又无任何优惠政策予以支持。以正规渠道出口的硫化锑为例看，出口硫化锑需缴纳增值税17%，而并无出口退税等一些关税上的优惠政策。这样就使得我国锑矿企业出口成本过大，出口价格增高，通过国家海关合法出口的硫化锑的国际竞争力被大大削弱，也导致了通过非正规渠道出口的硫化锑数量增加，而类似的一系列相关锑制品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锑作为稀有矿产，国家不支持生锑出口，设置关税关卡是为了国家能够可持续发展，但是对于锑相关加工制品，没有适当的优惠政策加以支持，不仅不利于我国锑矿企业在国际上的发展，也不利于维护我国锑矿出口贸易的正常秩序。

（四）锑及锑制品冶炼、加工等技术落后，产品竞争优势减弱。由于多年的过度开采，我国锑矿资源也逐渐匮乏，不仅越来越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甚至出现了我国从其他国家进口锑矿的情况。而反观我国在开采、加工等方面的技术则发现：中国部分企业在锑冶炼方面还一直在沿用鼓风炉挥发熔炼粗炼、反射炉精炼的传统工艺，技术装备水平及生产加工工艺也相对落后，这样就极大地削弱了我国锑及锑制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仅生产效率低，耗时长，也消耗了大量的劳动力，对于企业本身来说，得到的回报很低，并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由此看来，当下对于我国锑及锑制品出口贸易来说，最为重要的自身问题就是冶炼及加工技术的转型问题。

（五）锑及锑制品行业利润整体下滑。从2011年起，锑及锑制品行业的总体收入就在持续走低。到了2015年，我国锑矿产业的工业规模以上主营业务的收入仅有206.20亿元，同比下降了32.92%，利润总额仅8，780万元，同比下降了93.72%。而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锑的一些成熟的应用领域发展放缓，如酸蓄电池、电力电缆以及化学纤维等领域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2）近几年来，锑矿行业的环保成本以及人工成本均呈上升态势；（3）近年来，由于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对于自然资源保护的重视，有更多的替代品对于锑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样就都使得原有的锑及锑制品发展路线受到了严重阻碍；（4）从产品结构方面看，目前我国锑行业仍以初级产品为主，产品的附加值较低，产品结构仍有待进一步优化。

三、对中国锑及锑制品出口贸易的相关建议

（一）制定更加严格的锑及锑制品出口管理制度，加强各相关部门的管理。锑及锑制品关于出口供货企业资格、出口配额及许可证管理等的制度实行几十年来，在维持锑矿产业出口秩序、保护国内矿产资源等方面均有很重要的意义。而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尚不完善，监管制度也有待改善，为了实现锑矿产业市龉娣痘，相关部门应该尽快制定或修改有关于锑及锑制品出口的管理制度，使其更加严谨有效，并加大管理、监察力度。这样一来，既开放了国家锑矿市场，任何企业都可以进行锑及锑制品的出口经营业务，又可以使市场更加规范化，使更多的锑及锑制品企业能够更好地遵守锑矿产业的出口规则。同时，这样一来也可以很好地稳定锑矿市场的价格，不至于使锑及锑制品的出口价格波动过大，从而稳定了锑矿市场，有利于我国锑矿市场长期稳定地发展。

（二）严厉打击出口走私情况，维持市场正常秩序。由于相关规定及处罚措施规定不够完善，使得相关检查部门态度松懈，加上国家取消了关于锑及锑制品企业资格的规定，出口走私情况愈加严重，造成合法出口的锑矿企业出口难、出口成本高，成交价格持续下降，难以稳定。所以，国家应持续对锑及锑制品出口走私情况进行严厉打击，设置多个检查站点，对于出口的各个环节都不能放松警惕，大量地投入检查人员对其进行轮流监管；并且设置监督部门，对检查部门的工作进行实时监督，对于态度松懈的部门或个人应给予相对应的处罚；与此同时，对于走私情节严重的企业，一定要加大处罚力度，一旦发现绝不姑息，以给其他锑矿企业起到警示的作用，这样才能使我国锑矿出口市场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

（三）适当提高锑相关产品的出口退税，提高我国锑及锑制品国际竞争力。出口关税已经使得合法出口货物与走私企业的出口货物价格相差较大，大大削弱了正规货物出口的国际价格竞争力，加上监管部门管理力度不足，越来越多的企业以非正规的方式出口锑及锑制品，破坏了出口贸易的正常秩序。而我国对于锑制品没有任何相关的退税优惠政策，这就给合法出口的锑矿企业在资金运转等方面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所以，这里建议适当提高锑相关产品的出口退税，给予合法企业部分优惠政策，减小相关锑矿企业在运营等方面的压力，鼓励精加工后的锑制品出口，这样既可以以精加工的锑产品来提高我国正规锑及锑制品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又可以有效地保证我国合法出口的锑矿企业在激烈竞争中的生存。

（四）提高中国锑及锑制品冶炼及加工技术水平。在加强出口管理和监管的同时，也建议国家重点支持关于锑冶炼生产技术及清洁先进技术的研究，投入大量资金及相关科技人员对于锑矿在冶炼及加工方面进行技术革新，并且在研发投入方面给予税收优惠，奖励在技术进步方面有贡献的机构及个人，提高国家锑矿生产加工技术方面的整体水平。我国需致力于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推广和商业化的应用，以使得中国锑矿产业在冶炼、加工、清洁等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从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及产品品质，使锑产业逐渐成为高端的工业产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提高产品本身的国际竞争力。

（五）锑及锑制品企业普遍实行清洁技术及设备改革，优化产业结构。由于全球都在支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发掘更为清洁的能源以代替不可再生资源，致力于研究和发现相关的可替代能源，就成为了当今全球的主要趋势，使得锑及锑制品行业本身的市场规模受到了很大冲击。加上清洁技术落后使得环保成本及人工增加，这样也就使得锑矿企业整体利润下降。所以，建议我国锑及锑制品相关企业实行清洁技术及设备改革，降低环保及人工成本，提高企业利润率；同时开发更为先进的加工技术，对于锑矿进行精加工，制成回报相对更高的产品再进行出口，优化产业结构，由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市场转型为以中高端产品为主的市场，这就需要相关企业单位根据企业自身现状及特点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创新。

四、结论

经过一系列数据显示及相关情况的调查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锑及锑制品出口存在制度不够完善、出口管理疏漏、价格不能相对稳定、锑相关产品没有相关的退税优惠政策、在冶炼及加工技术方面还有待提高等的问题。这不仅需要中国锑矿企业内部积极地进行改革和创新，甚至是转型；更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监管、支持以及相关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同时还需要我国相关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和探索。我们要做到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国家珍贵资源；既要发展新兴产业，又要注重传统产业的改革和调整，相信经过各方面一系列的努力，我国锑矿产业持续衰退的境况必定会有所改善。

主要参考文献：

[1]尹满华.稀有金属[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2]程慧.我国优势战略矿产资源出口管制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3.

[3]刘慧芳.我国矿产资源供给保障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第4篇：化学纤维市场规模范文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产业生命周期的角度研究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相对作用变化。国内的相关研究至今未涉及对集聚动态性的考察，特别是从产业动态性的角度研究两类集聚经济的相对作用。国外研究尽管已有对相关问题的理论探讨，但是实证证据十分有限，特别是利用大量产业较长时间跨度的研究更是不足。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不仅可以更好地反映产业性质对于“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相对重要性”这一经济地理学经典问题的影响，同时也能体现集聚经济在产业维度上的动态特征，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集聚经济的性质，从而为我们制定更为合理的产业空间布局政策提供理论基础。（2）在对两类集聚经济的度量方面，本文使用了“市场潜力”型指标，以体现集聚经济的空间溢出性质以及这一溢出随地理距离衰减的特征，从而纠正现有文献中绝大多数使用的绝对数及相对数指标带来的对于集聚经济估计的偏误。（3）本文通过调整对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标准来对文章的基本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这一做法不仅能进一步体现产业生命周期对两类集聚经济相对作用大小的影响机制，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因产业生命周期阶段划分误差产生的对基本实证结论的影响。

理论假设

我们依据不同的产业生命周期阶段分析地方化经济及城市化经济对于产业发展的不同作用，进而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同时对于产业生命各阶段的讨论主要局限于创新强度、创新类型以及竞争类型三个方面。

（一）初创阶段

产业初创阶段的一个特征是技术不成熟，为了尝试不同的技术创新可能性，产业的创新强度较高。但是由于技术远未标准化，所以在技术上存在普遍的非连续性，在这种情况下，Gort和Klep?per［16］认为，关于创新的信息可以来自于各种不同的来源，且主要来自于本产业之外的领域。因此，城市化经济中的产业间知识溢出对于初创阶段的产业而言尤为重要。与此同时，这一阶段的产业创新以产品创新为主，城市化经济中的高技术劳动力、由于多样化产业结构形成的多样化知识溢出以及完善的研发及商务服务环境均有利于这一阶段企业的创新活动。而本地化经济中同一产业内企业间的知识溢出以及相关的技术合作也会有利于该阶段企业的技术创新，但由于这一阶段中企业数量有限，这一机制的效应要明显小于城市化经济的作用。产业初创阶段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企业间的竞争主要是产品质量的竞争，而非价格竞争，且产业产量较小。因此，地方化经济的各种生产成本节约机制在这一阶段并不发挥重要作用。与此相对应的，在这一阶段，由于企业的产量较低，城市化经济中如租金、工资等各项高生产成本并不会对企业产生重要影响，但同样的，城市化经济中的大市场规模对于这一阶段的企业而言也不产生作用。然而，大城市中有大量中高收入的消费者群体，他们对于价格较高的新产品的接受程度较高，这将有助于该阶段中企业的创新及进一步发展。

（二）成长阶段

产业成长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企业进入率急剧上升，而企业退出率极低［17］。有实证研究发现在产业生命周期的成长阶段，本产业内企业数量会增加30％以上［18］。在这一环境下，产品呈现多样化、差别化，企业继续通过产品差异策略相互竞争［19］。因此，高强度的研发带来的产品创新在这一阶段仍然十分重要。这使得城市化经济中有利于产品创新的因素在这一阶段仍然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在产业的这一生命周期阶段中，风险投资、贸易协会、相关配套机构、大学以及专业服务机构开始参与到产业的发展中［20 21］，而上述机构往往坐落于大城市中，因此，城市化经济在这一方面同样有利于产业的快速成长。这一阶段中，在初期比较成功的企业会进行扩大再生产，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本产业的集聚程度，同时有利于成功的经验在本地复制与扩散［22 23］。通过本产业内企业的集聚，劳动力得以在企业间流动，产业内知识溢出成为可能，从而有利于产业发展。这一事实表明，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在产业的快速成长阶段地方化经济正在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它们的发展。但由于产业仍然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相关的本地资源积累较少，特别是上下游产业网络还未形成，专业化劳动力储备不足。另一方面，同一产业内企业数量的急剧上升会使得产业内收益下降，相似地，在同一地点上企业集聚程度的迅速上升也会引起一定的负外部性，比如地租的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污染问题等［25］。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地方化经济对于产业发展的作用仍然不明显。

（三）成熟阶段

在产业的成熟阶段，产品同质化程度高，企业进行大规模生产，企业间的竞争从产品竞争转变为价格竞争，进而突显出要素成本的重要性。大城市中的各项高成本成为不利因素，相反，地方化经济中的低劳动力搜寻成本、由于上下游产业的地理接近而降低的中间产品的运输及库存成本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同时，流水线式的生产对于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减少，因此大城市中的高素质人才供给也不再成为优势。但是，市场规模对于这一阶段的企业而言尤为重要，大城市不仅有较大的本地市场，而且可以通过较好的国际贸易条件帮助企业的产品延伸至海外市场。因此在这一阶段，城市化经济对于产业发展既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总的作用方向并不明确。在这一生命周期阶段，研发重点从产品创新转变为过程创新。过程创新需要专业的、特定的设备、技术以及诀窍（know?how）。这种诀窍通常具有强烈的缄默特征，传统产业区中的“干中学”以及“模仿”是获得这种缄默性诀窍的有效途径［26］。本产业内企业的地理集聚可以通过知识溢出等机制有利于企业间形成共同的语言体系以及技术框架，从而有助于产业价值链各环节间的协调及创新。另一方面，成熟阶段的产业往往处于大规模生产时期，大量的专业劳动力以及专业化上下游厂商网络的存在将有效提高生产效率以应对大规模的市场需求。因此，在这一阶段，地方化经济将显著有利于产业发展。#p#分页标题#e#

（四）衰退阶段

产业生命周期衰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产品价格下降，利润空间小，有大量的企业退出或倒闭。在这一阶段，某些产业甚至会出现高达50 ～80％的企业数量减少。而那些仍然存活的企业将调整已有的企业模式并更加重视采用新的管理理念与战略。这些新的理念包括地理上的重新选址、产业多元化以及收购兼并。如果这一战略调整成功，那么产业将会起死回生，重新开始新的生命周期过程。因此，这一阶段企业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对原有生产模式的改造和突破中。

在这一结构调整以及“创造性毁灭”阶段，地方化经济对于企业而言将带来巨大的负效应。本地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将只能为企业带来落后的生产技术，并通过劳动力的流动继续复制落后的生产经营理念，并承担更高的劳动力成本上下游产业关联将使得企业锁定在缺乏竞争力的本地供应链网络中，而这一网络只能为企业提供低质量高价格的中间产品。产业内的知识溢出则只会给企业带来过时的、没有竞争力的技术知识，并通过“锁出（lock?out）”效应使企业难以获得新的产业知识。产业衰退阶段同初创阶段一样，需要大量的创新以获得新的产业竞争力，因此城市化经济的各项要素资源将为企业的产品创新及制度创新提供有利的环境。

综上所述，本文的理论假设是：在产业的早期成长阶段，地方化经济对产业发展没有明显的作用，而城市化经济的正向作用明显；进入产业成熟阶段，地方化经济的正向作用明显，而城市化经济对产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在产业进入衰退阶段后，地方化经济产生明显的负向作用，而城市化经济则为产业进入新一轮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我们将上述理论假设总结为表1。

我国制造业部门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

本文实证研究的对象为我国九个制造业部门：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首先，在选择研究对象时，我们重点考虑在样本期内没有改变类别及范围的产业以确保长时期数据的一致性。其次，我们分散产业类型，包括了传统产业及高技术产业，并排除了如石油、煤炭等资源类产业。

目前，国外对于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主要依据以下指标来判断：产业中企业的进入、退出率；产业内小企业与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强度的比较；产业内小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以上方法均使用微观数据，鉴于我国数据的可得性，计算上述指标较为困难。国内学者在划分产业生命周期阶段时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拟合生长曲线，如逻辑增长曲线、龚伯兹曲线等；二是依据几个产业指标综合判断。使用曲线拟合法的前提假设是产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的产出或销售增长率符合缓慢———快速———缓慢的特点，即呈现出S型曲线规律。现实中，产业的发展除了遵循上述基本规律之外，还会受到许多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多数产业而言并不会表现出经典的S型发展规律，而往往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中交替变化。因此，本文采用产值增长率这一指标来划分我国制造业部门的生命周期阶段。

根据我们计算的产值增长率数据，参照相关研究中的普遍做法，将增长率低于0的年份视为产业的衰退阶段；将增长率大于10％的年份视为产业的成长阶段；将增长率介于0至10％之间的年份视为产业初创或成熟阶段。由于本文样本时期仅从1986年开始，我国绝大多数制造业部门的创立时间都远远早于此年份，因此我们将增长率介于0至10％之间的年份视为产业的成熟期，而非初创期。同时，我们仅对连续两年及以上出现的共同趋势合并成为一个生命周期阶段，对单独年份出现的异常值做归并处理。对各产业的生命周期阶段划分如下图1所示：（略）

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模型设计本文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估计集聚经济的作用。由于缺乏各产业各地区的资本数据，劳动是这一生产过程使用的唯一要素。具体形式如下式（1）所示：（略）

其中，Qpit为i产业t年p地区的产值，Lpit为i产业t年p地区的劳动力数量，Tpit为技术项，该项体现了i产业t年p地区的集聚外部性，这里将其具体区分为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两类。尽管本文中对于资本项的省略存在一定的潜在问题，比如，由于城市中的资本价格较高，因此在城市中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的成本较高，但转而使用低资本密集型技术就会产生负效应，从而降低城市化经济应有的作用。这种对城市化经济估计的偏误来自于将资本要素对产业产出的影响不恰当地包含在集聚外部性项中。但是，只要对于α的估计值接近于1，那么这一问题产生的影响就是有限的。因此，本文的计量模型如下式（2）所示：（略）其中，cons为常数项，Localpit为i产业t年p地区的地方化经济水平，Urbanpt为t年p地区的城市化经济水平，α、η、λ为待估参数。对于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指标，均采取滞后一年以避免与劳动力数量之间可能的多重共线性及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将数据按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分为三组：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并分别进行回归，检验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中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对于产业总产值的不同作用。

（二）指标构建及数据来源

1．总产值（Q）　被解释变量Q具体使用的是各产业各年份的工业总产值。尽管工业增加值是一个更好的度量产业发展的变量，但是由于在早期年份的统计资料中统计的是工业净产值，因此无法获得连续的工业增加值数据。总产值数据来自各年度《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劳动力投入（L）　劳动力投入指标采用各年度《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各产业的“全部职工年平均人数”数据。3．地方化经济水平（Local）与城市化经济水平（Urban）　对于两类集聚经济的度量最早使用的都是绝对数指标，比如某产业的就业人数［37 38］、企业数量［39］、城市总人口［40 41］等。之后，在绝对数指标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系列相对数指标。在对地方化经济的度量中，主要有本产业就业人数、企业数在本地区所有就业人数、企业数中所占的比重［42］以及区位商［43］。在对城市化经济的度量中，以Ciccone和Hall［44］为代表的学者以城市的就业密度来度量城市化经济水平。尽管相对数指标是在绝对数指标基础上的进步，但是，上述两种指标的共同缺陷在于它们只能体现特定区域范围内的集聚经济。空间溢出是集聚经济的重要性质之一［1］，为了体现这一特性，近期的研究都采用了“市场潜力”类型的指标来度量集聚经济，从而使集聚经济不再受到地理边界的局限，并能体现这一效应随地理距离衰减的性质［45］。本文中，具体使用下式（3）及（4）分别对地方化经济及城市化经济进行度量：（略）槡π＋ ∑q≠pqEqitd( )pq（3）其中，Localpit为p地区i产业t年的地方化经济水平，Epit为p地区i产业t年的企业数量。这里使用企业数而非产值数是因为某地区某产业较大的产值数可能是由于单个大企业的存在造成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集聚经济，企业数比产值数更好地体现了本产业的地理集聚。Ap为p地区的地理面积，Eqit为除p地区之外其他地区i产业t年的企业数，dpq为p、q两地之间的地理距离。其中，Urbanpt为p地区t年的城市化经济水平，Ppt为p地区t年的总人口，Pqt为除p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的总人口，Ap以及dpq的定义同上。#p#分页标题#e#

各产业各年份各地区的企业数数据（Epit）来自于各年度《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各年度各地区总人口（Ppt）数据来自于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区）土地面积数据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各省（市、区）之间的地理距离采用省会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需要说明的是1996、1997以及1999年国家并未出版《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同时，由于2005年进行了全国经济普查，因此当年并未出版《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但是当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为我们提供了相关数据。

（三）结果分析及检验

1．回归结果与分析

横截面回归的主要计量问题是异方差，特别是成长期以及成熟期的估计中包含的样本量很大，因此在估计时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主要的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但是由于使用潜力指数的方法来构建地方化经济以及城市化经济指标，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它们与本地产业劳动力数量的相关性。同时我们对于两个集聚经济指数均采取滞后一年处理，进一步减少与当年本地区产业劳动力数量的相关性。最后，在回归中对模型的VIF值进行检验，以定量判断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三个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回归结果如下表3所示：（略）从表3中的回归结果来看，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同时，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模型总体的显著性水平以及各变量的显著性均达到较高的水平。

在产业的整个生命周期阶段中，城市化经济对成长期及衰退期产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产业的成熟阶段，城市化经济对产业发展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地方化经济仅在产业的成熟阶段促进产业发展，而在产业的成长阶段以及衰退阶段均产生较为明显的负作用。以上结果与我们之前的理论假设基本一致。

在产业的成长阶段，促进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重大的技术创新，生产规模较小，对于生产成本的考虑较少，因此地方化经济所提供的一系列降低生产成本的机制对于产业的发展并不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相反，在这一阶段由于本产业内企业数量的快速上升，本产业的地理集聚反而可能带来一定的负外部性。Henderson［46］以及Duranton和Puga［47］的研究均指出，新兴产业对于创新的要求更高，更偏向于多样化的经济环境，因此这些产业的城市化经济效应通常会强于地方化经济效应。

处于成熟阶段的产业对创新的需求降低，处于大规模生产阶段，价格竞争激烈。此时，地方化经济的作用凸显。杜凯、周勤［48］对我国18个制造业子行业计算了集聚－竞争力弹性，即地方化经济水平的提高对于产业竞争力的促进作用。结果发现如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等传统产业的集聚－竞争力弹性较高，而技术密集型和中高技术型产业的该弹性值相对较小。这一结论支持了本文的研究结果，因为上述研究中的传统产业大多都处于成熟阶段，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我国总体上处于快速成长阶段，地方化经济对于成熟阶段产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张卉等［49］分别检验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对于劳动生产率及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地方化经济的作用明显，而对于西部地区，产业间的集聚比产业内的集聚产生更大的作用。在解释这一差异时，作者认为，东部地区的产业发展较为成熟，可以实现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因而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多表现为产业内集聚的影响。而西部地区新兴产业的发展尚不成熟，需要其他产业提供的零部件或中间产品作为支持，所以该地区的产业分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产业间集聚为主。这一阐述同样支持了本文的基本结论。

产业的衰退往往是因为代表新的产业领域的替代品的出现，从而使得整个产业面临被淘汰的可能。这就意味着该产业原有的劳动力以及上下游网络已经无法为该产业中的企业提供竞争力，同时还阻碍了企业获得新的竞争力来源。为了使得衰退产业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发达国家对衰退产业一般采取两种措施：一是进行产业转移，将其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去，通过开辟新市场使其重新焕发生机；二是对其进行高新技术改造，通过提升其技术含量来创造新的需求［50］。这也进一步说明，衰退产业的重获新生主要依赖于打破原有的产业内网络、减少对原有产业内资源的依赖，通过获得新的技术、资源及市场打破使得产业走向衰退的“惯性”。因此，在产业衰退阶段，城市化经济有利于产业较快进入新的发展周期，而地方化经济则不利于产业的调整与转型。本文的实证结果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从其他研究成果来看，Potter和Watts［51］对马歇尔发现地方化经济的谢菲尔德钢铁产业集聚区进行了重新考察，发现现阶段该产业集聚区中的企业缺乏竞争力，地方化经济反而降低了企业绩效。作者进一步指出，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英国钢铁产业进入衰退期，因此认为进入衰退阶段的产业专业化集聚只会降低其中企业的经济绩效，并为该产业集聚区带来大范围的报酬递减，从而使谢菲尔德成为了欧洲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综上所述，两类集聚经济随着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而产生不同作用的原因在于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于空间要素的需求不同，因此集聚这一空间形式只能满足特定阶段产业的发展需求。另外，在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相对作用也有所不同，这主要是由于两类集聚经济发生作用的微观基础不同，而不同产业生命周期阶段中产业竞争力的来源也不同，因此在特定产业生命周期阶段，某一类集聚经济的作用机制会比另一类集聚经济的作用机制更好地促进产业竞争力的形成。具体而言，地方化经济的微观基础有三个：充足的专业劳动力供给、上下游产业的紧密联系、专业知识溢出［52］。就这三方面的微观基础而言，均需要该产业达到一定的规模，这就意味着在该产业的初期成长阶段，地方化经济还未形成。在产业的衰退阶段，该产业的劳动力、知识以及上下游网络均已丧失竞争力，因此，尽管地方化经济作用的各项机制仍然存在，但充裕的产业劳动力、产业知识以及产业上下游联系均只能为产业带来负向效应，强化产业的衰退因素，加快产业的衰退速度。而在产业的成熟阶段，一定的产业规模使得地方化经济已经形成，地方化经济的各项作用机制均有利于大规模生产活动、提高生产效率。根据Duranton和Puga［47］的研究，城市化经济的微观基础是分享、匹配和学习（sharing，matching and learning）。由于这三种作用机制，城市化经济极其有利于创新，因而对产业的初创阶段及衰退阶段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城市化经济的产生依赖于产业所在地区的发展状况，因此，只要是坐落于大城市地区的产业，即使处于产业形成初期，城市化经济已经存在并发挥作用。#p#分页标题#e#

最后，我们将本文的研究结论与我国已有的相关研究进行比较从而进一步论证上述基本结论。我国学者尽管没有直接从产业生命周期的角度对两类集聚经济的相对作用进行理论与实证探讨，但是却区分了不同的产业和地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产业层面上，柴志贤、黄祖辉［53］以我国省级19个二位数制造业为对象，研究了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对不同产业的作用。结果发现，城市化经济对如电子通信、仪器仪表与办公设备制造业等高技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石灵云、刘修岩［6］也进行了相似的研究，结果发现地方化经济对如食品制造、家具、化学纤维等传统制造业产生普遍的正效应。在地区层面上，林秀丽［54］的研究发现，地方化经济对东部制造业增长的影响为正，对中西部的影响为负。城市化经济对东、中、西部地区产业增长的影响均为正。张卉等［49］同样认为地方化经济对东部地区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为正，而城市化经济会对西部地区的产业劳动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效应。从上述研究中有以下几点发现。首先，在产业层面上，地方化经济主要对传统产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而城市化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具有正效应。这与本文的基本结论一致，因为传统产业在我国多数已经进入成熟阶段，而高技术产业大多仍处于快速成长阶段，从而表明地方化经济主要作用于成熟阶段的产业而城市化经济对于成长阶段产业具有促进作用。其次，在地区层面上，多数研究认为地方化经济对于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的作用。城市化经济对于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的促进作用相对平均。这一结论同样与本文的基本结论相符。总体而言，我国东部地区在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方面都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同时，由于我国的产业发展起步较晚，到目前为止，处于衰退阶段的产业较少。因此，东部地区有更多的产业处于成熟阶段，而西部地区的产业则较多处于成长阶段。因此，地方化经济主要作用于东部地区的成熟产业，而城市化经济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快速成长产业具有促进作用。由此可见，本文的主要结论总体上与从不同角度对集聚经济的检验结论一致，从而在文献方面支持了本文的基本结论。但是已有研究从区分不同产业类型、不同地区的角度对两类集聚经济的相对作用进行讨论，所得到的结论会因为不同的研究产业、不同的时间跨度而不同，因此没有总结出两类集聚经济相对作用的一般规律。本文从产业生命周期这一动态性角度来探讨该问题，使得研究结论更具一般性。

2．模型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划分标准对于回归结果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基本回归结果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产业生命周期的划分标准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具体做法是，将产业“成熟期”的标准提高，从而使得“成熟期”涵盖的范围变小，这将使得“成长期”和“衰退期”的产业相似度增大，导致集聚经济对于“成长期”和“衰退期”产业的作用差异减小，具体变现为“成长期”与“衰退期”本地化经济指标的参数值差值缩小，对于城市化经济指标同样如此。进一步，我们再将“成熟期”的标准降低，从而使其的涵盖范围扩大，进一步导致“成长期”与“衰退期”产业差异性扩大，这将使集聚经济对于“成长期”和“衰退期”产业的作用差异扩大，具体表现为“成长期”与“衰退期”本地化经济指标的参数值差值扩大，对于城市化经济指标同样如此。具体结果如下表4所示（略）。

与表3中的标准回归结果相比，在提高了“成熟期”的划分标准之后，成长期与衰退期的本地化经济参数差异及城市化经济参数差异变得更小，而在放宽了“成熟期”的划分标准之后，成长期与衰退期的本地化经济参数差异及城市化经济参数差异变得更大，这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一致，从而较好地证明了模型的稳健性。这使得我们对于随产业生命周期变化的本地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相对作用的估计更具可靠性。

结论与启示

国内外有大量的文献度量并检验集聚经济，主要的结论是集聚经济普遍存在，但是依据作者区分不同的产业类型，集聚经济的作用有所不同，且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相对作用也有所不同。然而，依据对产业类型的静态划分方法，我们较难总结出集聚经济发生作用的一般规律。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集聚经济的作用会随着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这一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一般化的框架来理解集聚经济的作用规律。本文进一步利用我国九个制造业部门长时期数据检验了上述假设，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地方化经济对于产业的成长阶段以及衰退阶段均产生显著的负作用，且在衰退期的负作用程度更大，而对于产业的成熟阶段产生较大的正向作用。其次，城市化经济对于产业的成长及衰退阶段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在产业的成熟阶段并不对产业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形成以上结论的主要原因在于，产业的早期成长阶段，革命性技术创新是促进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城市化经济中的多样化知识溢出以及各类基础设施与专业服务更有利于巨大革新的产生，同时城市化经济能够为新产品的推广提供合适的客户群。而在产业的成熟阶段，价格竞争成为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地方化经济由于专业化而形成的成本节约对于产业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在进入衰退期后，产业需要新的技术革新与制度变革来使产业重获新生，因而城市化经济的作用再一次凸显，而地方化经济只能使产业进一步嵌入不再具有竞争力的专业化网络中，难以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使用调整产业生命周期划分标准的做法检验模型的稳健性，使得本文的基本结论更具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