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调解方式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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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医疗纠纷调解方式范文

关键词：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多元化调解机制

一、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对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研究集中在专业化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医师仲裁和新型的医疗责任保险机制的多元化解决机制上。其中凤的《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与诉讼衔接现状及典型案例研究》中提出人民调解和诉讼衔接是解决人民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不足的要求。陈贤新、张泽洪的《国内外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评述》中强调第三方调解机制具有程序简单，周期不长，费用低廉，容易让普通百姓接受，同时省的走不必要的司法行政程序。但存在中立性难以保障，经费和人员供应不足，调解的法律效率低等缺点。陈美雅的《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比较研究》中坚持认为医疗纠纷诉讼解决是一种无奈得选择，以及阐释了如何构建诉讼外解决机制。陈绍辉、袁杰、郑嘉龙则在《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研究》一文中指出实施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大有可为，有利于帮助医疗机构分担风险，缓和医患矛盾。马占军所论述的《我国医疗纠纷仲裁解决机制的构建研究》破除了医疗纠纷仲裁的可仲裁性以及医疗纠纷仲裁的模式问题。罗紫漪在《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研究》中阐释对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理论方面我国已经比较成熟，但实际构建却略显薄弱。

二、医疗纠纷原因和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医疗事业的进步，人民的维权意识增强，医疗纠纷的问题是层出不穷，探究其原因包括三方面：分别是社会方面，医疗机构方面，和患者方面。

（一）社会原因

1.社会信任

据报道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7成人不敢信任陌生人，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社会转型引起的社会整体信任度降低。

2.社会法制

由于社会法制机制不完善，少数患者遇到医疗纠纷对于依靠法律解决纠纷还是存在质疑。另外对于暴力的直接承受方来说，法制的不健全也同样对于这一高危职业的医生来说是缺乏安全感。从而使得不少医院不得不采取花钱买平安的办法解决医疗纠纷和医患冲突， 这无形中又促进了医疗纠纷和医患冲突的增长。

3.医疗体制

目前实现以药养医和药瓶流通体系导致药品价格混乱，给患者带来严重负担。其次政府对医疗事业的投入不足，导致医院经费不够，医生待遇差，衍生出许多变相的盈利的渠道。为医疗纠纷埋下伏笔。

4.社会导向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医疗方面的报道充斥在网上，以最快，最全的方式让观众了解最新的动态。但是媒体普遍越来越浮躁，报道的新闻有时候为了刻意去迎合观众，大肆渲染，丑化事实，以致医疗卫生行业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医德的拷问以及信任的质疑。

5.医疗保障

尽管国家不断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也积极推出相应的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针对弱势群体建立了相应的医疗救助制度。但仍存在社会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狭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未形成;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不配套等问题。

（二）医疗机构的原因

1.医疗机构自身管理中存在缺陷

现在大多数医院为了更好的盈利， 将医务人员的经济创收能力与工资和奖金挂钩， 导致医务人员过度采用诊疗措施， 同时对于出现的收取“红包”，“回扣”等不正之风，管理体制方面也没有很好的管理打击。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形象和社会公信力， 容易引起患者不满而诱发医疗纠纷。

2.医务人员医德缺陷

根据统计获知，引起医疗纠纷最严重的则是服务态度差：现在医德方面拷问问题越发觉的严重，比如不耐心的问诊，随意处理病情，肆意的为患者做不必要的检查和开贵药品的过度诊断行为。第二位的则是医疗水平差：各种误诊漏诊，有的医生太依赖设备，往往会出现“只看病不看人”的情况，致使医患之间缺乏一种必要的沟通。医务人员的职业倦怠也是影响医疗质量， 引起医疗纠纷增多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患者方面的原因

1.大多数患者医学水平有限

判断整个治疗过程哪些是必要的治疗，哪些是不必要的治疗，都是依靠自己的感觉和经验。这难免导致在治疗中形成分歧和矛盾。由于对治疗的整个过程是模糊的概念，心里在得不到医生很好解释的情况下，心里会形成猜忌，为纠纷埋下了定时炸弹。

2.患者对医疗结果预期往往是很高

一旦医疗结果与预期有偏差，心里会产生落差，落差越大，后果往往越严重。对于自身健康的关注和重视， 使得他们要求对诊疗活动的方方面面做到充分知情和参与， 一旦患者认为自己的某方面权利没有得到保障， 就可能引发医疗纷。

三、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

国内对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主要着重于事前的制度构建以及事后的解决措施两方面。笔者倡导建立一种以双方自行协商和第三方调解为主导，医师仲裁为补充，医疗责任保险为后盾，诉讼为最终保障的多元化的医疗纠纷解决体制。

（一）事前制度构建

1.重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我国在重构和谐医患关系需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医院需要有营造一种安静、温馨、和谐氛围。要加强医患间的沟通，利用医患沟通技巧打消患者心中的疑虑，建立信任的合作关系，将医患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这是避免医疗纠纷发生的关键。二是要规范医疗行为、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是充分发挥职能部门对其监督与考核力度，从而提高预防差错事故的警觉和责任感。

2.建立合理的分担机制

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用于医疗纠纷分担。在我国医疗责任保险还处于初期探索阶段，如何建立科学合理医疗纠纷分担机制，是摆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及医疗机构面前的重大问题。可借鉴交强险的做法，推行一种非营利性的医疗纠纷强制险，内容包含：①强制投保，所有一级以上医疗机构必须参保（按不同比例出资不同），否则不允许执业;②成立第三方调解机构，由第三方在医院和患者之间进行沟通，最后达成一致意见;③政府指定保险公司和卫生部门成立专门机构负责运转。

（二）事后解决机制

1.传统医疗纠纷解决方式

传统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俗称：“私了，官了，官司了”。但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一般实行的是不告不理的启动制度。

（1）私了――双方自行协商解决。据统计，发生医疗纠纷大多数人都比较愿意选择自行协商的解决办法，也就是俗说的私了。运用这种办法，比起其他行政调解、第三方调解、或医师仲裁，给医患双方都能带来极大的方便，具有自主性强、高效、周期短、节约成本、同时可以保护双方的隐私。可以及时的把控制了纠纷事态的扩大。但是自行协商不具有法律强制力，容易导致其缺乏规范性、不定性、容易导致在一方反悔的情况下或引发暴力冲突，或走上诉讼之路，带来更大的成本和风险。

（2）官了――卫生行政部门行政调解。严格的来说卫生行政部门行政调解也属于第三方调解。但不同的是比其他第三方调解具有专门人才充足、管理制度方面完善，经费来源可靠，可以长期维持其运行。但是在于我国“管办不分”的卫生行政管理体制。

（3）官司了――民事诉讼。在协商与行政调解没有结果的时候大多数医患之间对于解决医疗纠纷会走上了更有强制力，权威性的诉讼的道路。毕竟民事诉讼是有着严格的法律执行程序，所具有的公立性，权威性是其他调解方式无法比拟的。近几年走诉讼途径的案例在逐年增加，但是所占比例增幅还不是很理想。这与其固有的周期长，费用高，举证难，鉴定不可靠，专业性不强等缺点是分不开的。

2.第三方调解方式

俗称专业化的调解方式。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程序的启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当事人申请调解另一种是主动介入调解。

（1）第三方调解。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是设置具有独立性的专业化的民间组。因为这种调节机构及其调解人员具备较高的专业化要求。同时程序简单，周期短，服务到位，且大部分是免费;另外隐私性强，和可以节约司法成本，且符合中国传统的诉讼的文化，医患双面比较容易接受。是传统医疗解纠纷的一次革新，是解决方式向更高效，更有人文关怀转化进步。

（2）医事仲裁。医事仲裁是指医患双方当事人自愿将医疗纠纷提交给仲裁机构，由仲裁机构依法作出裁决，并约定自觉履行该裁决所确定义务的一种制度。毕竟它在解决医疗纠纷的方式中，医事仲裁具有，高效性，专业性，保密性特点，相比起传统的解纷方式，它具有中立公正、经济高效等多项优点，且能与诉讼制度优势互补。

但医师仲裁也存在如下问题：第一，关于医疗纠纷能否进行仲裁存在很大争议。我国《仲裁法》没有将医疗纠纷纳入可仲裁的范围。第二，专业化的医疗纠纷始终避开不了专业人员的建设和组织的问题，由此带来的经费问题也是非常要紧。另外医疗纠纷能否进行仲裁也是一个专家讨论的焦点，最后“一裁终局”的规定使纠纷当事人对医事仲裁心生犹豫。

3.医疗责任保险

医疗行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均承担着各式各样的风险，频发的医疗纠纷和高额的赔偿已成为医疗机构不能承受之重。因此，尽快采取措施分担风险，帮助医疗机构减轻压力，顺利化解医疗纠纷就成为各医疗机构的共同目标。医疗责任保险便是分担风险的一种方式，它通过在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之间订立合同，将未来可能发生的赔付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保险公司），以便在发生医疗纠纷时由保险人代替被保险人（医疗机构）向第三人（患方）承担赔偿责任。

4.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现行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包含了多种解纷方式，然而各解纷方式各行其是，相互之间缺乏协调联动，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体系，导致每种解纷方式的实际效果均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机制的整体运行也出现了偏差。要想改变这种现状，有效化解医疗纠纷，缓和医患矛盾，对现行解决机制进行优化改进直至建立起医疗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是关键。

四、研究总结

医疗纠纷问题和原因呈现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性的新趋势，对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已经从单一化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不是简单的堆砌，而是变得更专业，更联动，更协调，优势互补。以专业化的第三方解决机制为主导，医师仲裁，医疗责任保险为辅的纠纷解决模式，是一种新型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并且在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新型纠纷解决机制的运用上，创造性的利用在借鉴国内外成熟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解决机制加强各解纷方式间的协调联动，这是最大的创新点，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内容，为完善我国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提供理论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改善医患关系，化解医疗纠纷，事后机制的构建只是治标不治本之策，要想从根本上缓和医患矛盾，防止医疗纠纷的产生，还是要以事前的预防为主。医患双方加强沟通、多多交流，互相体谅、互相理解，如此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能够更好地满足医患双方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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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医疗纠纷调解方式范文

[关键词]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存废

[中图分类号] R197.3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01（a）-0153-03

[Key words] Medical dispute；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Reservation or abolition近年来，一些地方医患关系紧张的现象日渐突出，哈医大第一附属医院的恶性医闹事件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议论，医患关系变成了社会的热点问题。在此情况下，如何应对医疗纠纷成为了当前尤为关注的话题，作为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之一的行政调解制度也遭遇到是存是废的激烈探讨。据此，笔者将对我国现行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进行研究和探讨。

1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现状

行政调解是指“行政机关主导，以国家政策法律为依据、以自愿为原则，通过说服教育等方法，促使双方当事人友好协商，互谅互让，达成协议，从而解决争议的行政行为”[1]。

1.1 立法依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五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全国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可以得知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具有对医疗机构监督管理职能，因此也能对医疗纠纷进行行政调解。《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发生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申请卫生行政部门处理的，由医疗机构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受理。医疗机构所在地是直辖市的，由医疗机构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受理。第四十六条规定，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不愿意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由此，行政调解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明文规定的一种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之一。

1.2 实践运用的情况

目前，解决医疗纠纷主要有三种机制：自行协商、行政调解、诉讼。医患双方自行协商和行政调解作为非诉讼解决方式并非诉讼的前置程序，在实践运用中，非诉讼解决方式解决非常严重的医疗纠纷案件数量是诉讼方式解决数量的30倍，解决的一般医疗纠纷案件数量是诉讼方式解决数量的300倍[2]。但是，在非诉讼解决方式中人们首选的是自行协商，行政调解在国内的利用状况并不乐观。

2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问题分析

在实践运用中，由于《行政调解法》的缺位、行政调解人员素质不高等原因，卫生行政部门并没有能够很好地承担起对医疗纠纷进行调解处理的作用。因此，有学者主张取消行政调解。对此，笔者试对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优劣势进行分析来探讨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存废问题。

2.1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优势

行政法学者应松年教授认为：解决纠纷行政机关应有做为。日本学者棚濑孝雄[3]认为：社会所发生的所有纠纷并不都是通过审判来解决的，通过诉讼外解决的纠纷，相比于通过审判解决的纠纷占多数。在面对社会矛盾时，行政调解作为诉讼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构建社会和谐和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相结合，具有重要意义。

2.1.1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相较于诉讼的优势 现今，医疗纠纷发生后，选择行政调解已经成为大部分人的共识。在实践中，医疗纠纷民事诉讼往往是由患者发起的，在不能够保证胜诉的同时往往给患者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诉讼的时间也往往过长，一般的医疗纠纷民事诉讼的法定结案期限是6个月，医患双方都要投入大量时间在举证、答辩、开庭中，消耗的成本效益过大。此外，诉讼过程中，医患双方呈明显对立关系，长期的激烈对抗使得双方关系更加紧张和不信任。正如有学者指出：不是所有的司法判决都能产生正义，但是每一个司法判决都会消耗资源。如果当事人试图穷尽、诉前保全、反诉、上诉、申请强制执行等程序救济手段，必须事先准备一笔价值不菲的诉讼费用。当事人遭受的损失越大，争取全额赔偿的愿望越强烈，他为胜诉要预先支付的费用就越高[4]。与此同时，笔者认为在医疗纠纷民事诉讼中关于患者的伤残等级和病历是否真实等专业问题远远超过法官的专业知识范围，因此需要委托专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这也往往成为诉讼的一大难题。

而行政调解相对于诉讼而言显得比较灵活。首先，与复杂的诉讼程序相比，行政调解要简单许多，不仅节约了诉讼当事人的时间，也节约了当事人的金钱。其次，卫生行政部门与当事人面对面进行沟通对话也可以很好的缓解医患双方紧张的对立关系，使得卫生行政部门与当事人之间达到信任的状态，当事人能够放心说出自己的要求看法，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达成令双方都满意的调解结果。最后，卫生行政部门的调解人员往往比法官更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在遇到医疗纠纷伤残等级及病历真实性问题时更能妥善处理和应对，使得纠纷调解与诉讼相比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1.2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相较于协商的优势 由于在医学诊疗过程中，医患掌握医学知识的信息量不同，医疗过程的复杂性和高风险性、医患之间的礼仪冲突以及医生不愿意披露信息、隐瞒不当行为，造成医患双方医疗信息的不对称[5]，也使得医生在协商过程中往往处于主导位置，难以保证协商的公平性。除此之外，患者也会利用医方惧怕诉讼的心理，要求医方赔偿高出损害程度较多的金额，对医方不利。与此同时，在医方有过错时，协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政权的介入，使得医方规避行政责任。而且协商后签署的协议有时不具备法律效力，导致医患双方可能出现反悔的情况[6]。为医疗纠纷的解决问题留下隐患，从而不利于医患双方的利益保护。

由于协商是医患双方在没有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与协商相比，行政调解的重要特征在于第三方的出现，在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中卫生行政部门充当第三方的角色。卫生行政部门因掌握很多丰富的资源而具有专业知识上的优势，在处理医疗纠纷时更具有信服力。行政权具有高效、行动力强的特点，在医疗纠纷发生时，卫生行政部门的高效率能够及时处理医疗纠纷。与此同时，行政调解由于有第三方的介入，可以保证双方当事人纠纷调解的公平性，维护医患双方的利益。

除此之外，学者范愉[7]认为调解机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学者强世功[8]也认为调解背后蕴藏了巨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功能。学界其他学者也分别从当代行政法的精神、法哲学以及法经济学等多个角度探讨和肯定了行政调解的制度价值。

虽然行政调解也与协商和诉讼一样存在不足，但这些不足可以通过对制度的改进而加以弥补，而协商和诉讼的不足却是通过对制度的改进也难以弥补或者成效不佳的，对于行政调解的不足和完善措施笔者将在下文进行探讨分析。

综上所述，在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存废问题上，笔者倾向于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存，一方面行政调解与和谐社会的精神理念趋向一致，双方当事人在卫生行政部门的主持下进行调解，不会暴力相向，也不会感到委屈。另一方面行政调解也节省了当事人很多时间和金钱，节约了社会资源，这是值得提倡的解决机制。通过不断的完善和改进，行政调解制度也会被运用的更为广泛和深入。

2.2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劣势

2.2.1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缺乏中立性和公正性 由于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所有的医疗机构和相关行业，与医疗机构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既使患者想要求助于卫生行政部门为其主持公道，也往往会因为这种关系而心存疑虑，对卫生行政部门不敢过于信任，从而影响调解的中立性和公正性。而医疗机构作为卫生行政部门的管辖对象，出于对卫生行政部门的尊重而存在一定的抑制性，不会太直接提出自己的意愿和想法，也会影响调解的公正性。

2.2.2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缺乏专业调解人员 调解人员必须具有使人信服的说服力，才能够使调解具有可行性，而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医疗纠纷的工作人员往往不具备足够的相关的医学、法律知识，面对患者提供的病历及相关证据时，根本看不懂医生所写的内容，判断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对于他们来说就更难了，对医疗纠纷调解意见的医学根据与法律根据阐述不清，导致医疗纠纷行政调解陷入困境[9]。除此之外，由于每天有大量的纠纷需要调解，调解人员的工作量、压力较大，也是因为专业调解人员的缺乏而引起的。

2.2.3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缺乏法律规定 我国目前没有制定一部完整的《行政调解法》，有关行政调解的规定分散在各种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当中，这些规定相互之间的冲突也显而易见，人们难以掌握，在实践中的发挥也很有限。除此之外，在涉及行政调解的法律法规中都没有规定行政调解的具体程序，行政调解过程中依据的程序很多就是调解部门自创的，有失公正。当事人也会因为对调解程序的质疑而对行政调解不满意。出现这一情况主要是和我国长期受“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思想有关，从而使得卫生行政部门在进行调解时缺乏约束和限制，容易在调解过程中出现超出其职权范围的情况，从而无法保障调解的公正性。

2.2.4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缺乏法律效力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经调解，双方当事人就赔偿数额达成协议的，制作调解书，双方当事人应当履行；调解不成或者经调解达成协议后一方反悔的，卫生行政部门不再调解。调解书是医疗纠纷双方当事人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后在卫生行政部门主持下签署的书面协议。现阶段行政调解中除了治安处罚和劳动仲裁领域的行政调解协议有法律效力以外，大多数行政调解协议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仅仅是一般契约。而没有法律保障的调解则显得很多余，失去了调解意义，既挫伤了卫生行政部门的调解积极性，也浪费了国家和社会的资源。

3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完善措施

3.1 优化卫生行政部门调解机构的设置

目前在行政调解制度中，行政调解机构基本上有两种设置，一是作为附属于某个行政机构的一个职能部门，设置在该机构内部；一是作为独立于某个行政机构的一个专门机构，设置在该机构之外[10]。笔者认为，为确保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专业性和高效性，可以单独设置一个行政调解机构。同时为避免机构名目的冗杂繁多，应当把该行政调解机构设置在卫生行政部门内部。这样既能消除患者对卫生行政部门调解的不信任，也能使医疗机构敢于提出自己的意愿和想法，从而达到调解的公平公正性。

3.2 优化人员配置

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医疗纠纷的工作人员应当是懂得包括医学、法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知识的高素质人才，同时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因此卫生行政部门的调解机构应当对调解人员进行层层考核、不断培训，保证工作人员精通行政调解领域的专业知识，遵守职业道德规范。但在实践里，年轻的高素质人才往往对此类工作兴趣不大，笔者认为，可以考虑给此类工作岗位给予较好的工作待遇以吸纳人才，除此之外，调解需要丰富的社会经验，对于年轻的工作者而言可能比较缺乏，所以调解工作人员的队伍也需要经验丰富但也许专业知识不足的年长工作者，这样搭配起来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3 制订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法律规定

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尽快制定《行政调解法》，做到有法可依，对行政调解的原则、范围、程序、效力等方面加以规定，以避免因为各种法律法规之间关于行政调解规定的冲突。其中程序尤为关键和重要，要对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程序加以细化和说明，包括调解的时限、过程、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内容都要做详细规定。对于符合受案范围的医疗纠纷予以受理，而不符合的应当在规定限期内告知当事人，不耽误当事人时间，有效保障行政调解制度的运行。

3.4 赋予行政调解书法律效力

我国台湾地区关于行政调解协议的规定是当事人签订调解协议后，有关行政机关应当将调解协议送交有管辖权的法院，由法院依专门程序进行审核，经其审核无误，便赋予其等同于法院调解的效力，允许其具有执行力[11]。笔者认为这不失为一种提高纠纷解决效率的方法，值得我国大陆地区借鉴，而且相比之下人民调解和法院调解都具有法律效力，只有行政调解的法律效力为零，这也与行政机关的社会地位是不相适应的，所以不应当将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协议仅仅当成一般契约看待，赋予其法律效力是众望所归，也是保障调解协议有效性的根本前提。

综上所述，笔者通过对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优劣势的比较，认为应当存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并针对目前行政调解的不足之处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意见，也希望我国医疗纠纷行政调解能够发挥更大功效，以维护医患和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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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医疗纠纷调解方式范文

[关键词] 广东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评析

[中图分类号] R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3）08（a）-0025-03

现阶段医疗纠纷的高发、暴力化、群体化，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从中央到地方均在探索如何公正、高效且医患双方满意的纠纷解决路径，从2010年7月1日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7章专章对解决医疗损害侵权作了规定，到近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地方政府规章层面颁布了各地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广东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下称“办法”）将于2013年6月1日正式实施，但该研究认为《办法》的一些具体规定仍需进一步明确修改，尤其是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下称“医调委”）的中立性、医院自限制和医疗纠纷的仲裁问题，可能直接影响到《办法》的具体实施效果。

1 问题的提出

1.1 医调委的中立性问题

《办法》第7条第2款规定在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可以“向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具有简便性、灵活性和经济性的特点，能有效节约纠纷解决的成本[1]，应当予以肯定，但有必要加强医调委的中立性。调解机构中立性是调解医疗纠纷的前提。所谓中立性是指医疗纠纷调解机构在调解过程，保持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偏向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言行。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客观性：要求调解机构对纠纷事实的认定要有明确的证据认定程序，不能为了达成调解而牺牲任何一方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21、22条规定“人民调解员调解民间纠纷，应当坚持原则，明法析理，主持公道”，“ 讲解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2、公正性：公正性要求调解机构不得偏向任何一方，判断标准主要是看调解机构是否直接或间接与当事人之间存在利益关系。中立性是调解发挥效用的关键，就像被2002年以前人们反复诟病的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纠纷进行鉴定就像“老子”鉴定“儿子”一样，如果当事人观念上认为调解机构缺乏中立性，那么无论结果怎样都无法有效化解纠纷。就《办法》中关于医调委的相关规定，其中立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1）《办法》应细化涉及医调委中立性的相关规定

中立性是医调委能否获得医疗机构和患方的信任最关键的因素，但《办法》中并无明确规定。该研究认为，应当从组织、人事任免、经费来源、操作过程等几方面来保证其独立性，医调委应与卫生行政部门、医师团体、医疗机构等保持距离[2]。

（2）关于医调委的评鉴制度

医调委的评鉴制度对于快速解决医疗纠纷提供了一条新的模式，通过建立医调委专家库，对争议纠纷在短期内评鉴调解，无疑提高了纠纷处理效率，应当鼓励，但评鉴制度本身仍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法关于纠纷过错认定的法定形式有医疗过错司法鉴定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两种，《办法》第34条仅规定了专家库的功能是“为医疗纠纷的调查、评估和调解提供技术咨询”，未规定医调委的评鉴职能，虽然医调委的评鉴可以认为是医患双方合意下的一种纠纷快速处理方式，但当涉及到依据评鉴结果签署调解书并形成司法确认书时，法院应当慎重。因为毕竟评鉴结果仅是基于双方合意的非官方结论，签收法院的调解书后当事人就丧失了救济途径。因此，笔者建议赋予评鉴结果一定的地位，否则司法确认的合法性存疑。

1.2 医院财产处置权问题

《办法》第29条规定“医疗纠纷赔付金额1万元以上的，公立医疗机构应当采取本办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至第五项及第二款规定的途径解决，不得与患者或者其近亲属自行协商处理”。该条款涉及医院财产自主处置权问题，笔者认为此种限制缺乏法律依据。根据《民法通则》规定，我国法人类型有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机关法人，其中公立医疗机构均属于事业单位法人。根据法人的概念，法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它可以自己的名义，通过自己的行为享有和行使民事权利，设定和承担民事义务，拥有财产处置权和独立承担责任是法人的重要属性。医疗机构与患者协商赔偿，本质上讲是对自身行为法律后果的责任承担，和解协议其本质为合同性质，应属法人意思自治领域。从《立法法》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规章不得与上位法相冲突，我国《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该规定赋予了医疗机构自行与患者签署和解协议的权利，《办法》作为地方政府规章，对上述权利的限制缺乏法律依据。从行政监管的角度来看，《办法》对公立医疗机构的限制似乎是出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顾虑，从最初的草案也可以看出端倪，但上述做法并不妥当，通过限制财产处置权来预防国有资产流失从经济学上讲是没有效率的，因为如果双方当事人可以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任何第三方的介入都可能增加成本。对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监管，对证实确实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医疗机构采取行政处罚等监管措施。

另外，从公立医院改革大方向来看，就是要避免政府对医院自的过多干预，建立公立医院自主运行机制，厘清医院和政府之间的权力边界，逐步释放医院自，以提高医院运行效率，因此《办法》对医院自限制有必要进一步修订。

1.3 医疗纠纷仲裁问题

《办法》第7条第2款规定：“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市可以试行医疗纠纷仲裁”。但根据《仲裁法》第2条规定，只有商事纠纷才能进行仲裁，“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医疗纠纷属于人身权益纠纷，《办法》提出医疗纠纷进行仲裁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再者，即使允许医疗纠纷争议仲裁，仍然面临着医疗行为过错的认定机构和形式问题，如果仍然委托司法鉴定机构或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委托医学会鉴定，那么仍然可能会遇到鉴定时间过长、鉴定机构中立性等问题，无法凸显仲裁优势。

2 相关建议与讨论

2.1 增加医调委的中立性

2.1.1 细化制度，保障医调委中立性 《办法》对医调委中立性的相关规定不够细化，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相应条款：①医调委的设立人（或称开办人）应当与医疗机构无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②医调委主要管理人员的任免应当保证独立性，不受医疗机构和捐助机构的干预；③医调委的经费来源应当与医疗机构、医疗责任险承保的保险公司等机构无关；④在调解案件过程中医调委不受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的干涉；⑤医调委应当保持非营利性。

2.1.2 完善评鉴制度 医疗纠纷争议常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医患双方对基本事实予以认可（如均认为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但对于赔偿金额不能达成一致的；另一种情况是医患双方对于基本事实存在争议（如患方认为医院存在过错或篡改病历，而医方认为自己无过错）。笔者认为，对于第一种情况医调委调解显然合适，但对于第二种情况，多数需要医调委召开评鉴会分清责任。笔者建议，《办法》应当对医调委的评鉴职能予以确认并细化，保障评鉴结论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在此之前，在调解书申请司法确认时，法院应当对申请司法确认调解书的评鉴结论进行审查。

2.1.3 加强医调委的经费保障 医调委作为依法成立的民间调解组织，根据《办法》第30条的规定，其调解不得收费。那么医调委的运作经费必须通过其他途径予以保障，这样才能保证医调委的日常运作，虽然《办法》第8条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人员、办公场地等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有条件的市、县、区人民政府可以对医调委的设立及开展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以及《办法》第10条规定的社会捐助方式。但上述规定还需要进一步细化，首先从“必要的支持和保障”以及“可以”等用语来看，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医调委有“断粮”的可能，因此建议医调委经费明确由财政保障，例如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以确保其公信力[3]。其次，对社会捐助机构的规定缺乏细化。医调委具有中立性，其接受社会捐助应当受到限制，对于可能影响其中立性的机构捐助，医调委不得接纳。如：与医疗机构有保险关系的保险公司、医疗机构等。

2.2 增加医院自

2.2.1 解除对医院和解权限的限制 医疗机构作为事业单位法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其具有自行和解医疗纠纷的权利，包括诉前和解，诉中和解。《办法》对医疗机构超过一万元自行和解权的限制，在实际案件中可能会大大降低效率。如患者将医疗机构诉至法院后，在庭审过程中医患双方达成和解且和解金额超过1万元，患方同意撤诉。此时，医疗机构能否与患者签署和解协议书？是否还要到医调委或卫生行政机关予以确认？根据《办法》29条的规定，医疗机构是不能自行和解的（如果允许自行和解，是否所有超过1万元的赔偿都可以先再和解？），这显然违背了《民事诉讼法》关于和解的精神，因此笔者建议应当解除对医院和解自的限制，允许医院与患者自行协商。有声音认为，政府之所以限制医院和解自，主要是出于保护医院，避免“医闹”。对此，笔者持不同看法，“医闹”属于非法行为，对于扰乱医疗机构正常秩序的“医闹”，应当严格执法[4]，《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刑法》对此都有规定，减少医闹，关键在于执法。

2.2.2 政府对公立医疗机构资产管理应当转变方式 《办法》第29条另一个目的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但管理方式应当转变。在我国现有医疗体制下，政府作为公立医院的开办人，当然具有防止医院资产流失的责任，但不能以限制医院财产处置权的方式进行管理。结合我国新医改的要求，应从医院治理结构转变入手，建立理事会决策、管理层执行、政府监督的权利构架。通过委派政府官员理事进入理事会的事前监督结合审计委员会的内外部审计事后监督方式，来管理好国有资产，形成良性循环，而非一味的限制医院权利。

2.3 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

关于医疗纠纷是否可以仲裁学界有不同看法。反对者认为，医疗损害属于人身损害事项，非商事合同纠纷，因此医疗纠纷仲裁于法无据。另一种观点认为，医患纠纷包括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和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均属于当事人可自由处分的具有财产性的事项，因而医疗纠纷完全可以通过仲裁方式予以解决[5]。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并认为医疗纠纷仲裁与医调委相比，没有明显优势且不符合法理[6]。从法理上说，既然医患纠纷可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而同样作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却不可，难道两者的赔偿不都是具有财产权性质吗？从专业优势上看，医调委建立了自己的专家库，对于复杂有争议的医疗纠纷通过专家评鉴制度能够快速处理，而大部分仲裁机构缺乏专家库支撑，难以胜任医疗纠纷的仲裁工作；从纠纷成本上看，医调委作为独立第三方民间调解机构，调解是免费的，对于患方来说无疑是减轻了经济负担，而仲裁患方则需要缴纳仲裁相关费用；从快捷性来看，《办法》第39条规定了“医调委应当自受理调解申请之日起30日内调解终结”，相对于仲裁更加快捷；从终局性来看，《办法》第40条规定了“医患双方当事人同意对人民调解协议书进行司法确认的，医调委应当协助当事人进行司法确认”，如果经司法机关审查，发现医调委的调解违反法律规定的，还可以予以纠正，但仲裁却具有终局性，一裁终局，缺乏其他救济途径。另外，实践中，深圳市有相关地方规章，但具体报道的仲裁案例为数并不多。因此，从各个方面对比来看，如果完善了医调委第三方调解机制，医疗纠纷仲裁完全可以被取代。

3 结语

《办法》的出台为依法解决医患纠纷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法，无疑对缓和医患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办法》中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规定仍需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与完善，方能更好的发挥效用，该研究仅针对部分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参考文献]

[1] 刘世，罗刚.我国医疗纠纷调解模式之选择[J].医学与法学，2011，3（2）：28-31.

[2] 赵敏，刘洋.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研究[J].医学与法学，2010， 2（2）：81-85.

[3] 张泽洪，徐伟民.宁波市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J].中华医院管理， 2009，25（10）：687-690.

[4] 魏占英，曹艳林，王将军.完善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建议的探讨[J].中国医院，2012，16（7）：11-13.

[5] 马占军. 我国医疗纠纷仲裁解决机制构建研究[J].河北法学， 2011， 29（8）：2-11.

第4篇：医疗纠纷调解方式范文

关键词：医院管理；医疗纠纷处理；原则；机制

一、医院管理中医疗纠纷处理的原则

医院管理工作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处理医疗纠纷，妥善的处理医疗纠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医疗纠纷发生，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为了实现以上目标，医院在处理医疗纠纷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开展工作：

（一）医疗纠纷处理的及时性原则

在患者及患者家属对医院或医务工作者提出诉求时，就要及时与患者及患者家属沟通，防止问题扩大化。如果医疗纠纷处理的不及时就会出现小大，发生冲突导致难以调和的矛盾出现。医疗纠纷处理的及时性原则要求，处理医疗纠纷必须在医患矛盾激化之间进行。

（二）医疗纠纷处理的合法性原则

医院管理工作在处理医疗纠纷时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患者及其家属的合法诉求也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在处理医疗纠纷时，医院工作人员要遵循合法性原则开展工作，对于患者及患者家属的合法诉求予以解决，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患者及患者家属毫无法律依据，肆意破坏医院正常工作，医院管理工作人员应该采取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必要时通报警方。患者及患者家属向医院发出诉求时也要遵循合法性原则，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切不可跳脱到法律之外解决问题，扰乱医院的正常工作，威胁他人的生命安全。

（三）医疗纠纷处理的和谐性原则

医疗纠纷处理的和谐性原则要求医患双方在处理问题时，都要遵循法律法规，也要考虑情理，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和谐的处理问题，和平的化解矛盾。目前，医疗纠纷中出现的“医闹”等行为都违背了和谐性原则，既给医院及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危害，医疗纠纷也得不到合理的解决。

二、医院管理中医疗纠纷处理机制

（一）医疗纠纷的法律处理机制

医院管理者在处理医疗纠纷时要通过法律机制解决问题，在应用法律处理医疗纠纷时，医院管理工作人员必须提高法律意识，不断完善医院管理机制中存在的法律问题，运用法律知识建立健全的医院管理机制。医院医务工作人员也要学习法律知识，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掌握医患风险技能。另外，医院应该与律师事务所加强联系，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这样医院管理者在处理医疗纠纷时就能得到法律支持。最后，医院管理者在处理医疗纠纷时，对于严重扰乱医院正常工作的“医闹”予以警告，通过公安机关追究其法律责任，维护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

（二）医疗纠纷的调解机制

医疗纠纷的调解机制是指调节人依据医疗纠纷的实际情况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在患者及患者家属与医院之间进行沟通协调，和平的解决问题，促成双方和解。医疗纠纷的调解机制类型十分多样，以下是对调节机制各种的类型的基本介绍：

1.医疗纠纷的司法调解。司法调解是由当地人民法院建立的调解制度，在当地人民法院管辖地区出现的医疗纠纷，在患者及患者家属与医院达成调解意愿后，就可以通^法院调解解决问题。在法院调解中，法院对患者及患者家属自行协商的赔偿协议进行审查确认，在调解成功后出具民事调解书。赔偿协议与民事调解书具有法律效力，如果患者及患者家属和医院双方有一方不按照协议履行职责，另一方可以凭赔偿协议或民事调解书到法院申请执行。

2.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行政调解主要有两种调解方式，其中一种是人民政府调解。政府部门设立司法助理员调解一般的民事纠纷，医院管理人员在处理医疗纠纷时可以向当地政府求助。另外一种就是国家行政机关调解，国家行政机关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调解特定的民事纠纷，其中包括了医疗纠纷。医院管理工作人员无法处理医疗纠纷时，患者及患者家属和医院双方都能够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调解。

3.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我国第一家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成于2006年，此后，人民调解委员会不断发展。医疗纠纷发生后，患者及患者家属与医院都可以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申请，任命调解委员会根据医疗纠纷的实际情况受理立案，将医疗纠纷交由医学专家和专业的法律人士进行纠纷评估，人民调解员根据医患双方诉求及医疗事件的实际情况调解，最后解决医疗纠纷。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中医患双方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信任的调解员，这在一定程度上了保证了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总结

综上所述，医疗纠纷处理是医院管理工作的重点。近年来医疗纠纷问题日益严重，许多医院的正常工作都受到了影响。本文对医院管理中医疗纠纷处理的原则及机制进行了分析，对医疗纠纷的及时性原则、合法性原则以及和谐性原则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介绍了医院管理中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希望通过以上分析能够在医院管理工作中有效的处理医疗纠纷，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黄爱玲.医院管理中医疗纠纷处理的原则、方法与机制[J].东方企业文化，2015，21：357+360.

第5篇：医疗纠纷调解方式范文

【关键词】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患者维权意识逐步增强，加重了患者对医疗机构的不信任及不满情绪，使各医疗机构医患纠纷呈现快速增加的趋势。2002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其中设定了三种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一是由医患双方自行协商解决；二是由卫生行政部门调解；三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这三种解决途径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难以得到患方的认同。建立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显然不是解决医患纠纷的唯一办法，但至少给那些不信任官方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嫌司法途径费钱费事的患者家属提供了一个比较值得信赖的维权平台。

一、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概念

缓解医患矛盾迫切要求引入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是指医疗纠纷发生后，纠纷双方当事人在第三方的协调、帮助、促进下，进行谈判、商量，取得一致意见，消除争议签署调解协议，建立新的权利义务关系[1]。

二、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国内外现状

1、国外的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先进经验

在美国处理医患纠纷依赖于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调解机构，对建立医患间的中间缓冲带，对防止医患矛盾激化有显著的作用，同时在公平公正性方面也易于得到医院、患者和社会三方认同。“第三方”作为一个专门的公益运作机构，也有利于降低患者维权成本，提高医患纠纷处理效率，无论对处于弱势的患者，还是对疲于应付医患纠纷的医院来说，都是有利的。可以预见，在第三方力量的作用下，医疗机构单方面话语权将不复存在，医患搏弈将逐步趋向[2]。另外，法律规定医院必须参加医疗责任保险，保险公司客观上成为解决医患纠纷的另一个“第三方”。

2、国内对于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探索

国内已有多个城市在处理医患纠纷中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积累了不少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以福建南平市为例，该市于2009年8月组建医患纠纷调解处理中心，两年来共受理医患纠纷百多起，几乎都实现了成功调解。“南平模式”的秘诀之一是，双方当事人有选择和更换医疗事故鉴定专家的权利，减少了人们对“中立机构不中立”的担忧。

2010年12月22日，昆明市医患纠纷第三方联合调解处在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启动，该院与五华区司法局、大观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同成立医患纠纷第三方联合调解室，开始探索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昆明模式”。这一解决医患纠纷的新模式，在运行1年多时间里，成功解决了13起医患纠纷。

可见，虽然我国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解决机制还在摸索中，但是应该肯定的是，该模式在防止矛盾激化、及时化解纠纷、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机构正常的工作秩序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第三方调解机制的优势和意义

（一）适用的程序灵活，使解决医疗纠纷的成本得以降低

基于意思自治原则，第三方调解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可以根据纠纷的具体情况越过那些没有实际意义的程序，采用最简单而有效的程序，有助于提高效率和降低的成本，极大的方便了当事人双方。

（二）使得医患双方矛盾得以柔化

传统的诉讼都是以当事人双方的对立为基调，讲究双方在证据、程序等方面的对抗，而调解机制将医疗纠纷在第一时间引向调解中心，注重的是双方的交流和协商，有助于当事人情绪趋向冷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增进谅解、缓和矛盾。

（三）赔付数额理性，且处理结果更能为当事人所接受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赔付数额，避免了确定赔付数的随意性，减少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同时，以解决纠纷中的当事人的利益冲突为首要目标，不一定拘泥于法定的，而是灵活采用更能为当事人所接受的方式来处理。

（四）满足了我国从古影响至今的避讼思维

我国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至今都有绝大部分人认为参与诉讼不是好事，而通过第三方调解机制正好使当事人可以通过诉讼外的途径来解决医疗纠纷。

四、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构想

尽管第三方调解机制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但是它兼具原则性和灵活性等特征，能更有效解决医患纠纷，公平公正易被患者接受，有利于和谐社会的长足发展。对医疗纠纷解决第三方调解机制有以下构想：

首先，第三方调解机构应能保证其具有中立性、权威性和专业性。医疗纠纷调解机构如果不能保持中立就无法取得医患双方当事人的信任，为了保证调解工作的公正性，该调解机构应当通过制度设计来保证其中立性，比如从其外部应当独立于行政，从内部应当独立于调解机构。同时，医疗纠纷具有极强的专业性，涉及到医学和法学两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第三方调解机构在组成人员的要求上应当由受过专业培训并取得了人民调解员资格的医学、法学和心理学专业的专职人员组成，才能更好地提高该机构的解决纠纷的能力。保证了第三方调解机构的中立性和专业性的基础上，其所作出的处理决定才对当事人等具有权威性。

其次，保调解机构的运作资金以及医方的赔偿资金来源

虽然第三方调解机制较其他传统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有很多优点，但从国内试点机构的运行情况看，其都面临着经费困难问题，一个调解机构必须要先能生存，然后才能开展相关工作。所以，可以通过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划拨一部分来作为其运行经费的补贴。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对于缓和医患矛盾，使医患双方从对立走向和平协商，逐渐达到相互理解，遏制不断攀升的医疗纠纷，建立和谐就医环境，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第6篇：医疗纠纷调解方式范文

一、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第一道防线”和长效机制。目前，我市医疗纠纷逐年增多、医患矛盾突出、解决纠纷难度不断加大，影响了正常医疗工作秩序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运用人民调解手段预防和化解医患矛盾纠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建设“平安*”的现实要求，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举措。

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组织机构及主要职能

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会）由若干名专职人民调解员、兼职人民调解员组成，属人民调解专业性组织，在市司法局指导管理下，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及社会公德开展医疗纠纷调解工作。医调会主要工作职责是：接受医患双方的申请对医患纠纷进行调解；及时排查发现医患纠纷隐患，向有关部门反馈情况，讲防范的意见建议；主动介入调解有可能激化、演化为的医患纠纷；接受当事人法律、医疗方面知识的咨询等。

医调会根据工作需要聘请专职调解员若干名，专职从事医疗纠纷调解工作，在各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中聘请兼职调解员若干名，根据调解需要协助工作。聘请一定数量的医学、法律专家，建立医学、法律专家库，主要职责是为调解工作提供专业技术及法律咨询服务。医学专家库由市卫生局推荐相关专业医学专家组成，法律专家库由市司法局推荐资深法律人才组成。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委员会，由市司法局、卫生局和法院负责人、专家组成，负责对医调会的业务指导和工作考核。

医调会办公地点按照方便群众、便利工作的原则设置，医调会工作经费和调解员工资、专家补贴经费，按照《财政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精神，由市财政予以保障；医调会调解员的推荐、招聘、培训、业务管理、考核、指导等由市司法局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实施；医调会调解员因调解工作需要调阅档案、询问相关人员、咨询专家意见等正当权利应得到保障。

三、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工作方式

（一）受理调解：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可以向医调会申请调解，符合受理条件的，医调会应当及时受理，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对于疑难重大医疗纠纷，可邀请相关专业医学、法律专家咨询论证，确定调解方案并开展调解。

（二）受托调解：医调会可根据需要和相关规定，接受市卫生局、法院委托的医疗纠纷（案件）并开展调解。

（三）协助调解：医调会可接受市卫生局、医疗纠纷发生地乡镇（街道）调委会邀请，协助调解；医调会根据调解工作需要，可邀请兼职调解员协助调解，也可由当事人指定1名兼职调解员协助调解（兼职调解员的指定遵循回避制度）。

医调会应在纠纷受理调解之日起1个月之内调结，到期未达成协议的，视为调解不成（双方当事人同意延期的除外）；调解不成的，医调会应当正确引导当事人通过诉讼渠道解决纠纷。

四、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建立医调会是为缓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保证社会安全稳定的一项工作举措，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积极探索，勇于实践。

（二）抓紧时间，精心准备。各相关部门要立即着手组建医调会，设立调解室，聘请医学、法律咨询专家，配齐相应的人员和设施设备，制订相应的工作制度和规范，明确分工，落实责任。

（三）严格选拔，抓好培训。从事医疗纠纷调解的人民调解员除原已从事医疗纠纷调解的人员外，新录用人员应当具有丰富的人民调解经验，责任心强，处事公正，身体健康，按照录用标准，面向社会招聘。内勤人员可从有医政工作经验的人员中选取。具有法律职业资格和曾获优秀人民调解员荣誉称号的可优先录用或适当放宽标准。

第7篇：医疗纠纷调解方式范文

2010年8月至9月期间发生在广州市海珠区辖内发生了三起较严重的医疗纠纷事件。这就像是一把重锤，狠狠地敲在医务人员的心上。如果说我所在的海珠区妇幼保健院是一所二级医院，医疗技术水平受限，但其他两间都是三级甲等医院，有着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但为什么仍然会出现挂横额、烧香、摆灵堂的医闹行为，是不是今后医院就不能死人了，究竟老百姓是不是只有闹才能拿到“钱”。似乎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已成为老百姓心中默认的惯例。因此建立医患纠纷处理工作机制，缓解医患矛盾也是当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所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1目前的现状

1.1为什么医患纠纷有增多的趋势。

相信老百姓和医护人员双方都能感受到医患矛盾正在逐渐恶化，医闹行为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大部分专家分析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医患纠纷是社会矛盾在医院的反映。二是解决医疗纠纷的体制机制不顺畅，通过正规法律途径判决需要的时间较长。三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到位，医院自身存在问题，大医院人满为患，医务人员超负荷运转，增加了医疗风险，加上医院和医生与患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和措施，很容易引发医患纠纷。

看看东莞市的情况。据报道“东莞的医闹事件逐年递增，2007年东莞发生医闹35例;2008年东莞发生医闹42例;2009年东莞发生医闹50多例。2004年至2008年发生的医患纠纷共540宗，其中属于“医闹”事件123宗(占22.8%)，共计赔(补)偿金额2197.94万元，年均440万元。

1.2目前海珠区处理医患纠纷的主要模式

一是医疗事故鉴定及诉诸法院解决，二是卫生行政部门调解，三是医疗机构与患者协商解决。据不完全统计，通过法律途径，诉诸法院解决医疗纠纷的仅占9%，通过医疗事故鉴定解决医疗纠纷的仅占15%。正是由于绝大部分的医患纠纷由医院与患者双方协调解决，所以患者认为直接找院方索赔是最快捷、最直接、最有效地方式。医患纠纷“大闹多赔”、“小闹少赔”等现象的存在，模糊了医疗事故赔付标准，扭曲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对“医闹”等行为客观上起到了助长作用。而且大部分医院为了保住医院的声誉，尽早恢复正常诊疗秩序，也会忍气吞声，赔钱了事。当然目前海珠区对于严重的医患纠纷也逐步建立起街道、公安、司法等多个部门介入的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对于医患纠纷的尽早和解起到一定作用。

1.3医患纠纷赔偿机制

据了解，不论赔偿金额大小，目前海珠区大部分的医疗纠纷赔偿金额都是由医疗机构自己承担的，缺乏第三方的监督机制。既然赔多少医院可以自己说了算，出现医患纠纷时，患者及患者家属当然只会围着医院转，大吵大闹，把医院名声搞臭，让医院无法正常开诊，迫使医院妥协，而不会考虑其他的索赔途径。其实医疗纠纷赔偿金也是国有资产，十几万、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不通过法律途径和权威机构认定就可以赔付出去吗？如何监管？这难道不算腐败？

2其他省市的做法及利弊分析

发生医患纠纷绝不是海珠区仅有的，也并不像某些部门官员所指：“为什么你们医院老是出事！”。南平医闹事件、沈阳聘警察当副院长事件就像是催化剂一般，让越来越多各级政府意识到，建立医患纠纷处置工作机制显得多么重要。据了解，天津市、浙江省及宁波、苏州、洛阳等16个省56个城市已出台了解决医疗纠纷处置方面的政府规章，或启动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和医疗责任保险机制，使医疗纠纷处置有章可循，收效明显。具体做法分析如下：

2.1成立医患纠纷调解处理中心

比较成功的有福州市和天津市，该市设立了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并设立医调中心，医调中心在调解医疗纠纷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患者与医院发生争执，双方都可向医调中心咨询医疗纠纷调解相关问题。医调中心的职责还包括调解医疗纠纷，防止医疗纠纷激化；引导医患双方当事人依据事实和法律公平解决纠纷；向医疗机构提出防范医疗纠纷的意见、建议；经调解解决的医疗纠纷，医调中心将按照医患双方当事人的要求，制作书面调解协议等。医调中心隶属于同级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医患纠纷发生后，索赔金额未超过1万元的，可由医疗机构与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协商解决；超过1万元的，必须向医调中心申请调解。人民调解员构成包括法律工作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退休医疗工作者。

2.2完善购买医疗责任保险机制。

目前国内部分医院试行购买了医疗责任保险，即按医生、护士分工、责任大小等因素缴纳医疗责任保险费用。一旦出现医疗损害，赔偿费用就全部由保险公司承担。完善购买医疗责任保险机制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对医疗机构或调解机构与患者协商调解达成的赔付金额有明确限制，患者索赔金额超出规定标准时，必须经过第三方调解或走司法程序，压缩了医闹的空间，同时防治国有资产随意赔付，有效遏制“大赔大闹、小赔小闹”和“花钱遮丑”的不良风气。；另一方面，能保证患方及时得到赔付。

但此前，东莞也有五家公立医院买过该类医疗责任险，而买过一段时间后也全部停保。主要原因是现在医疗纠纷发生后，患者仍习惯性地找医院索赔，不愿与保险公司交涉，医院仍然要付出大量人力和精力来应付医疗纠纷。另外，多数医院认为医疗事故发生几率小，购买医疗责任保险必要性不大，因此尚难全面推行医疗责任险。

3小结

综上所述，个人认为，政府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医疗纠纷处置及人民调解工作，明确政府及相关部门责任，为人民群众享有良好的就医环境和安全高效的医疗服务提供法律保障。

3.1结合地区实际，尽早出台区域性医疗纠纷处置办法，建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明确规定医院与患者自行调解的赔付金额上限（如天津市规定一万元），万元以上赔付金额必须经第三方调解中心调解。使老百姓明确知道，赔多少不是医院自己能说了算的，因此达到有效减少医闹，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目的。

3.2试行购买医疗责任险。建议改变由医疗机构自行购买保险的形式，由区卫生行政部门或医患纠纷调解中心等政府行政部门牵头与保险机构统一购买医疗责任险，经费共同分担。关键也是要明确规定调解金额赔付的上限（如五十万元），五十万元以上赔付金额必须经医疗事故鉴定或法院判决。

第8篇：医疗纠纷调解方式范文

的一般性医患纠纷，以医院为调处责任主体，对赔付金额5000 元以上的一些疑难复杂的医患纠纷，由调处中心负责调处，医院积极配合。凡经医调中心或医院调解达成协议涉及经济赔偿的，由医调中心统一向患方支付。 图为2008 年5 月6 日，医患纠纷当事人来到医患纠纷调处中心寻求帮助

设立独立于医院和患者的第三方机构来调解医患矛盾，这一国际通行模式在各地试点中艰难起步

湖南人黄石磊一家正在经历一场噩梦。8月16日，黄的妻子在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人民医院产下一名女婴。可这个新生命却严重畸形――左小臂和手掌缺失，左脚踝关节以上部分骨骼缺失，面部左下颌部分骨骼缺失。

“樟木头人民医院给孩子做过三次B超，结果都说正常。”8月21日，黄石磊的姐姐对《财经》记者说，他们一家认为医院存在过失，希望其赔偿孩子抚养费25万元。

但樟木头人民医院以广东省卫生厅2006年发出的《关于印发〈广东省卫生厅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实施细则〉相关配套文件的通知》为依据，认为自己属于基层医院，设备资质原本就检测不出婴儿的四肢畸形，因此没有过错。黄石磊一家则认定，医院从来没有告知上述信息，双方争执不下。

令黄石磊一家痛苦的是，他们竟然找不到解决纠纷的有效方法。樟木头人民医院强硬表示：如家属坚持要求赔偿，就走法律程序。而如果提讼，黄石磊一家必然面对高额费用、繁琐的程序和漫长等待。因此，一家人决定用静坐、媒体报道的方式给医院施压。

这样的纠纷远非个案。在全国范围内，医疗纠纷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邓小虹表示，近几年，北京市医患纠纷案件以每年10％-20％的速度递增。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王方也透露，上海医疗纠纷的增速每年约为30％。而深圳市医学会近两年受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案件的数量，则以每年70％的速度递增。

在许多医患纠纷当中，患者都希望以“闹”来解决问题，或静坐、聚众吵闹、大打出手，或在医院大设灵堂。东莞市卫生局曾在2007年称，该市采用合法途径解决的医疗纠纷不超过10％。

“闹”的结果常常是两败俱伤。在专家们看来，患者的“闹”固然不够冷静，但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缺陷，将患者“逼上梁山”。

“中立”困境

《财经》记者了解到，为探索医疗纠纷有效解决机制，目前部分地区已陆续开展“第三方调解”试点，模式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希望设立独立于医院和患者之外的第三方机构，以调解医患之间的矛盾。

中国医疗纠纷的处理，历来是个难题。2002年，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下称《条例》），这是中国目前解决医疗纠纷的最直接法律依据。《条例》除明确了医疗事故的概念、等级、分类方法，还增加了医疗事故及相关争议的处理渠道。然而，从诞生之日起，这一法规就面临众多指责。

首先，《条例》的适用范围只是医疗事故。而医疗事故在当前的医患纠纷中只占大约20％，更为普遍的是，医院在服务态度、医院管理或医疗质量方面存在差错，从而引起纠纷，但并没有达到医疗事故的程度。也就是说，约80％的医疗纠纷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仍无法保障解决。

其次，按照《条例》，一旦医患双方发生民事责任争议，解决途径有三：医患双方协商；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但在现实当中，三条途径都存在问题。

――医患双方协商的途径最为常用。但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倘若对同一事件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协商就很难继续。

――卫生行政部门的行政调解也常受到患者质疑。患者认为，卫生行政部门跟医院是“一家人”，必然会袒护医院，难以做到中立。

――至于司法诉讼，对患者而言，要耗费大量金钱和精力，且即使选择诉讼或者行政调解，还须面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这一关键环节。而由于进行鉴定的医学会与医院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鉴定结果也常遭民众质疑。

事实上，一些医学会的技术鉴定的确存在问题。《财经》记者了解到，贵州省医学会曾对省内各市医学会进行鉴定的54例医疗事故争议进行了重新鉴定，有一半的结论被。2002年至2007年5月，中华医学会曾对江苏省医学会进行鉴定的九例医疗事故争议重新鉴定，结果有两例与原鉴定结论不符。

在现有公立医院为主导的制度模式下，无论是医疗行政部门的调解，抑或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检验报告，都必然受到公众对于其中立性与客观性的质疑。这是医疗纠纷解决机制难获突破的深层原因。

“第三方调解”试点两难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当发生医疗纠纷时，除了诉讼，由医患之外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调解，已经逐渐成为主流，大部分患者更倾向于向调解机构求助。

国际上普遍做法有二：一是医师购买医疗责任保险，彼此共担医疗纠纷风险；二是医务人员行业协会参与医疗纠纷调解工作。且调解的费用通常也由医疗保险责任公司支付，患方求助时，几乎不用支付费用。若患者对调解机构处理结果不满，仍可以向法院提讼。

中国已有不少地方展开了第三方调解的试点。然而，和国际惯例相比，中国的第三方调解机构在维持专业水准的前提下，如何保持中立性，同时如何有效维持机构自身的运转，均是必须解决的难题。

中国医师协会会员部主任谢启林等专家指出，中国的医师协会目前还难以直接参与医疗纠纷的调解。在其他大部分国家，医生行医自由度很高，医院之间也存在竞争机制，行业协会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权威性。在行业自律、政府监督、媒体监督之下，加上法律界人士的制衡，行业协会可以较为“中立”地完成调解工作。

但在中国，医生的行医资格必须依附于医院才能生效，而只有公立医院的医生才比较容易获得职称等资格的认可和晋升。公立医院又是卫生行政部门的“下属”，这就使医师协会很难成为中立的第三方获得患者的信任。而脱离医疗卫生现有体系而成立的调解机构，一方面在专业性方面受到制约，另一方面也常常遭到医院的抵制。因此，中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现有的几种试点模式，均走得比较艰难。

北京、吉林等地采取的是医疗责任保险加调解中心的模式。具体由政府规定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必须参加医疗责任保险，保险公司自己出资成立或者委托调解机构对医疗纠纷进行调解，确定纠纷为医院责任时，由保险公司进行赔偿。

北京医学教育协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是受太平保险有限公司委托的调解机构。中心主任周东海告诉《财经》记者，该中心目前每年受理200多件医疗纠纷调解案件，成功率在90％以上，绝大部分案件患者都得到了赔偿。

另一接受委托的北京卫生法研究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的信息显示，该中心2005年运行以来，受理的医疗纠纷案件以每年41％的速度递增。截至2008年4月30日，该中心共受理调处医疗责任保险医疗纠纷案3318例，调解成功2276例，经调处成功的零赔付结案484例。

实际上，这一模式受到不少医院和患者的质疑。若非行政命令，相当一部分医院不愿购买责任保险，他们认为自己协调的效果更好，赔偿额甚至低于保费。医疗责任险在吉林省启动一年多来，数百家国有医疗机构只有40多家参保。而在患者一方，普遍怀疑调解中心有偏袒医院的驱动力，为保险公司“省钱”，因而仍有怨言。

天津市采用由营利性机构参与调解的模式。具体由天津市金必达医疗事务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下称金必达公司）与天津市仲裁委员会联合成立的天津市仲裁委员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进行调解，患者需要缴纳医院最终赔款的10％作为报酬。调解成功之后，如果双方自愿，还可以由天津市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不过，由于公司利润与医院赔款挂钩，金必达公司几乎无疑会偏向于患方，这遭到医院的质疑。

在山西、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则由属于群众自治组织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由于不受卫生行政部门管辖，其中立性毋庸置疑。不过，鉴于医疗纠纷专业性强，普通的调解员难以胜任。由此，山西省在2006年成立了全国首家省级专业性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下称医调委）。该会有医学专家46名，既有医学学历又有律师资格的专家有三名。

不过，山西省医调委主任韩学军告诉《财经》记者，医调委目前首要解决的是经费紧张难题。由于其提供的调解服务是免费的，医调委自身的运行经费需要由地方政府支持，而经费的到位颇为困难。为此，韩学军不得不创办培训公司以增加收入，甚至也计划与保险经纪公司合作，在医疗机构中推广实施医疗责任险。

《财经》记者了解到，深圳市卫生局目前正在筹建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委员会（下称调委会），它由具有医学、法学和心理学专业知识的专职人员组成，归深圳市司法局领导，隶属于深圳市人民调解委员会，运行资金则由深圳市财政支持。调委会将在司法局、司法所、医疗机构设置派出机构，纠纷双方可以自愿由调委会调解。

但深圳市卫生局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调委会的筹建“困难重重”，可能短时间内难以推行。参与此事的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庹明生则分析，如果调解员不具备医学专业知识，就难以胜任；如果把调解工作全部交给医疗系统人员，又难以保证中立性。

中国医师协会会员部主任谢启林也表示，由于大部分的医疗纠纷最终以经济赔偿了结，因此调解员还应具备经济评估的专业技能。目前，有资质的调解员不足是最大的瓶颈。

另据《财经》记者了解，此前广东省东莞市也曾经有政协委员建议有关部门建立医疗纠纷调解中心。但据东莞市卫生局回应，同样由于受到人手限制，此类机构尚无法建立。

根本措施在推进医改

尽管存在局限，但种种迹象表明，“第三方调解”目前备受卫生行政部门推崇，各地的试点也得到认可。

业内专家也表示，虽然各种模式均存在缺陷，但仍应积极尝试，探索适合国情的纠纷解决机制。专家们也提醒，“第三方调解”并非万能。因此，构建全方位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至关重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副教授贾红英强调，政府应该在立法上做出更多突破。2002年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有太多局限性，政府应该制定《医疗纠纷处理办法》，使包括医疗事故、医疗差错在内的各种医疗纠纷都能在法律的框架下获得解决。同时，完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也很重要，应允许更多的机构参与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来，并通过异地鉴定、双盲鉴定等制度，保障技术鉴定的中立性。

专家还指出，政府应该通过立法形式保障各种调解机制都获得发展，例如完善制度，通过立法推广医疗责任险，既加强对医疗责任险的监督和指导，又给医疗责任险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政府不仅自身要加大对于调解机构的财政支持，还应创造政策环境，使调解机构可获得更多资金来源，例如保险公司的支付、慈善组织的捐款等。

更重要的是，只有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才能获得最根本的改善。例如，如果卫生行政机构与医疗机构做到“管办分离”“政事分离”，卫生行政机构就可以真正以医疗机构监督者的身份存在，而不会被民众认为是公立医院的“总院长”，从而失去行政调解的权威。

此外，强化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职能、建立医院之间的竞争机制，还可以督促医疗机构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和患者的沟通，在起点上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完善对民众的医疗保障体系、强化患者在就医过程中的权利，也可以让患者更加放心地就医，减少冲突。

第9篇：医疗纠纷调解方式范文

[关键词]“医闹” 医患纠纷 第三方调解

2006年7月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曾经对参与“医闹”的人员有过如下界定:借医疗纠纷或医疗事故的名义到医院通过闹事获得经济好处,也就是一些专门充当患者家属和医院进行交涉的人。本文认为,“医闹”通常是指在医疗纠纷发生后,为获得医疗赔偿,患方单独或者患方雇佣的社会闲散人员以患方名义冲击医院及医疗人员,进而扰乱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甚至威胁到医疗人员的正常工作与生活的冲突性事件。

根据“医闹”的形式与危害程度,本文认为需要区分“非职业性医闹”与“职业医闹”。“非职业性医闹”指发生医疗纠纷之后,患者及患者家属不愿意通过现有的合法途径维权,而以扰乱医院正常医疗秩序的方法要求赔偿的现象。这种形式的“医闹”参与人员相对单一,局限于患者本人及其亲属,对医院的冲击力和影响力相对有限。而“职业医闹”的参与成员主要为社会闲散人员,这些人员平日分布在各个医院之中探听医疗纠纷信息。在出现医疗纠纷时往往与患者及患者家属达成协议以约定所谓的“雇佣报酬”,然后以聚众或集团的方式对正常的医疗秩序进行冲击,进而从中牟利。从法律层面来看,“职业医闹”与我国刑法上规定的“犯罪集团”概念有相似之处。其行为往往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乃至刑法。因而,“职业医闹”的危害远远大于“非职业性医闹”,从而需要重点打击。

“医闹”现象产生的原因

“医闹”现象的产生在我国有着复杂与深刻的社会背景。其主要原因有三:

在患者方面:多数患者对于医疗行业作为一个特殊行业的高风险性认识不足,往往在特定情况下对医生及医院抱有过高的期待,一旦期待落空,难免产生不满情绪,进而有可能采取过激甚至非法手段。目前在医疗实践中,也存在着一部分患者对于医疗机构的不信任问题,这种不信任在出现医疗纠纷时容易被放大从而导致“医闹”的出现。

在医疗机构方面:一是医院未形成预防和处理医疗纠纷的有效机制和体制,只是“堵”而不是“防”。二是医患沟通不够,有些手术谈话内容流于形式,只是一味让患者签字,却没有让患者及家属真正了解手术的风险及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一旦手术没有达到患者及家属的预期效果,就会出现医疗纠纷。三是医务人员违反诊疗常规或诊疗水平欠缺,因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或是医院之间、科室之间或同事之间对其他人的诊疗过程及疗效妄加评论,造成患者对正常医疗的误解。

在立法与司法方面:目前我国现行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程序复杂,耗时较长且往往难以做出公平合理的裁决,因此一部分患者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放弃费时耗财的法律途径,转而选择“医闹”。与此同时,由于医疗纠纷的特殊性和专业性,公权力机关在面对医疗纠纷时往往选择谨慎介入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恶性“医闹”事件。

医患纠纷法律处理机制与经验模式

正是基于目前现实,本文认为,应当从两个层面上建立相应的法律机制对医患纠纷进行疏导并最终妥善处理。首先,对于目前医患纠纷中,特别是“医闹”情况下“私了”的合法性予以限制性承认,即在一定条件下否认“私了”的法律效力,从而使医患纠纷“从院内转向院外”;其次,建立公平独立的第三方处理体系,从根本上将医患纠纷纳入正常的纠纷解决途径。

首先来看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医患纠纷中医患双方达成协议的合法性问题。在医疗纠纷中,医患双方在没有公权力介入的情况下达成协议往往有以下几种情形:一、医方在实施医疗行为时确有重大过错,为维护医院形象等原因不愿公权力介入,从而与患方达成赔偿协议。二、医方在实施医疗行为时有一定过错,考虑到患者的不满以及公权力介入可能出现的后果,主动选择与患方和解达成赔偿协议。三、医方在实施医疗行为时没有过错或只有轻微过错,但由于患方采用“医闹”手段,为息事宁人,保障正常的医疗秩序,与患方达成所谓的“和解”协议。

从本质上来看,医患纠纷仍然属于民事纠纷,应当由民法典中的债法部分特别是侵权责任法来调整,而在这一领域,通常是允许当事人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本文认为,之所以在一定条件下要否认医患双方达成协议的法律效力主要是考虑到,在争议事实不明、责任不清或者影响较大的医患纠纷中,特别是出现“职业医闹”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往往是在被迫甚至无奈的情况下与对方达成所谓“协议”的,那么该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难以得到有效保护,例如前述的第三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有必要对意思自治做出限制,以维护公平正义。具体地说,就是这种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不能作为司法执行的依据,同时也不能作为保险公司理赔的依据。而患方获得的所谓“赔偿”视为不当得利,医方有权拒绝支付,即使当时被迫支付,嗣后有权依相关法律追回。这样可以在根本上切断“医闹”特别是“职业医闹”的利益源,进而将医疗纠纷纳入法律体系解决。

其次,当在立法层面上将所有的医疗纠纷全部纳入法制轨道之后,最迫切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如何设计一个公正合理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北京卫生法学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的做法值得参考和借鉴。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该机构的运作原则与模式是这样的:一、坚持第三方的中立性、独立性、公平性与援。二、坚持防范为主,该机构利用典型案例和医疗过失因果分析的统计数据,帮助医院分析过失发生的原因,并提出改进的书面建议。同时针对医疗过失发生的共性与个性原因,组织普遍轮训和重点培训,促进医疗服务模式的现代化。三、和谐主义调解援助模式,该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以人为本,人性化、个性化、自主自愿,实质平等,和谐调解,便捷、经济、省时,简单有效;法度之外、情理之中的,也调解,合法合情合理总相宜;都是赢家,没有胜败;口服心服,案结事了。本文认为,该做法最值得参考之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恪守中立公平的立场,从而为其赢得双方当事人的信赖奠定了相对稳固的基础。二是其快速处理机制,在实践中,能否在第一时间介入医疗纠纷是十分重要的。显然,第一时间将双方分离是对医疗秩序最重要的保障。

然而,这种模式也存在着相当的缺陷与不足。首先,该调解中心的运作有赖于强大的财力支撑及行政支持,因此,这种模式能否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推广是一个问题。其次,该调解中心的性质及其主持下做出的调解协议的性质需要进一步明确。作为医疗纠纷处理机构,北京卫生法学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不是任何一级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也不是某一级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的隶属部门,这就从本质上决定了该调解中心应当是社会团体法人性质的第三方纠纷解决机构,而该调解中心做出的调解协议在本质上不具有司法公信力与强制执行力,一旦双方事后不服或者难以达成协议,则依然需要诉诸司法程序。再次,北京卫生法学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的权威性来源值得商榷。虽然该中心恪守中立公平原则可以得到医患双方的信任,但是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与鼓励,其运作是难以顺畅的。但是社团法人毕竟难以与国家公权力机关相提并论,所以仍存在力有不逮之处。

解决医患纠纷的制度及法律对策

综合考虑我国医患纠纷现状以及现有的经验模式后,本文提出如下制度及法律层面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