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人管理细则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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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合伙人管理细则范文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合伙企业法》正式明确了有限合伙制的法律地位，国内创投基金逐渐开始采取有限合伙制的形式进行基金的设立和管理，同时在基金运作机制上实现了诸多创新。文章从组织机制、治理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等四个方面对其创新之处进行了分析，旨在对我国有限合伙制创投基金的规范运作起到借鉴作用。

一、有限合伙制创投基金方兴未艾

根据我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目前我国的合伙企业可以采取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两种模式。有限合伙制创投基金是指由至少一名普通合伙人和至少一名有限合伙人采取有限合伙的组织形式募集设立的创业投资基金。

在国外成熟创投市场，普遍认为有限合伙制是最适合创投基金运作的组织形式，有限合伙制作为创投基金运作的主流模式，它以特殊的有限合伙制规则使得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具有了共同的价值取向，凭借运作机制的创新实现了不同基金主体间的相互制约、互利合作。

有限合伙制创投基金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美国80%以上的创投机构都是采取有限合伙模式来进行风险投资的，并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善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随着国内新《合伙企业法》正式确立了有限合伙制的组织形式，必将促进国内有限合伙制创投基金的迅猛发展。

二、有限合伙制创投基金的运作机制创新

在有限合伙制的架构下，创投基金的运作机制较过去的风险投资运作有了更多创新，本文着重从组织机制、治理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等四个方面对其独特的创新之处进行分析。

1.有限合伙制的组织机制创新。有限合伙制创投基金的组织机制是指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按照有限合伙的方式签署《基金合同》或《合伙协议》，明确创投基金的有限合伙制形式。

在有限合伙制创投基金中，普通合伙人通常既是合伙人又是基金管理人，一般只提供占基金资本总额1%左右的出资额，但作为专业机构来负责基金的具体投资运作，同时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有限合伙人则是基金资本的主要提供者，通常提供99%左右的绝大部分资金，但不得参与基金的投资经营或其它管理活动，同时只承担有限连带责任。

此外，为了确保基金资本的长期稳定性，典型的有限合伙制创投基金通常会约定一个基金存续期，一般不超过10年，如果延期，但最长多控制在15年以内。

2.相互制衡的合伙人治理机制创新。由于有限合伙制创投基金不具备法人资格，所以其不能采取法人治理机制，只能采取合伙人治理机制。为了有效控制合伙风险和体现有限合伙的治理机制，创投基金一般通过设置联合管理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顾问咨询委员会、基金托管人等管理机构来实现相互制衡的合伙人治理机制。

联合管理委员会类似公司制基金中的董事会，行使对基金的经营管理及有关基金投资活动的决策权，具体负责诸如基金合伙协议的修改、基金存续期的延期、基金管理人的聘任、基金利润分配或进行再投资的安排。其成员主要由各基金合伙人推荐。

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做出涉及项目评估、投资方案设计、投资管理、投资收回等所有投资活动的决定，其成员大部分由普通合伙人提名，少数成员由有限合伙人提名或只作为基金观察员。

顾问咨询委员会负责对基金管理人的投资决策进行评估、对投资项目的价值进行评估，其成员主要由从有限合伙人或外部机构聘请的技术、经济、财务、金融、评估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但其评估意见仅为建议性的参考，普通合伙人无需强制执行。

基金托管人是指负责保管基金资产的机构，通常由商业银行担任。

有限合伙制创投基金通过这种内部机构的相互制约，实现了所有权、经营权和支配权的“三权分立”，更好地发挥了普通合伙人或基金管理人“专业理财”的优势，有利于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之间权力和利益的相互平衡。

3.灵活的出资方式和相应分配制度的激励创新。有限合伙制创投基金的激励机制创新主要体现在以劳务出资和相应分配制度的规定方面。普通合伙人拥有的多是人力资本，凭借其丰富的专业知识、投资经验、管理才能、客户资源和市场信誉来执行风险投资运营；而有限合伙人则相当于资本供给者，依靠其雄厚的资本实力来提供风险资本投入。普通合伙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使有限合伙人的投资收益实现最大化。这种激励机制有助于实现双方的共生相容。

首先，新的《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人除可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还可以劳务出资，其评估办法由全体合伙人协商确定，并在合伙协议中载明。这条规定对普通合伙人在基金投资管理过程中提供的人力资本投入可以作为劳务出资进行明确界定，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普通合伙人的积极性。

其次，普通合伙人的报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基金管理费，这是固定收入，与基金的经营无关，一般按照创投基金的实际资本净额的1.5%~3%收取，主要用于日常管理费用支出和支付工资等。二是利润分成，这一部分实际是业绩报酬，与投资管理的收益挂钩，普通合伙人可以分享投资收益的20%左右，而有限合伙人则分享投资收益的80%左右。这种以收益分配方式对普通合伙人进行激励是有限合伙制创投基金激励机制的中心环节。

此外，有限合伙制创投基金对普通合伙人作为基金管理人负责选择具体投资管理工作，而有限合伙人则禁止直接干预经营活动的制度设计，也保证了基金管理人自主经营的独立地位，激发了他们的投资积极性，使其可以更加充分地发挥投资管理的才智，认真对待投资管理行为，取得满意的投资收益。

4.委托关系的约束机制创新。有限合伙制创投基金作为一种新兴的投资模式，为了有效控制投资风险，降低两类合伙人之间的“委托—”成本，采取了更加有效的约束机制。

首先，对基金资本认缴方式实行授权资本原则。根据新《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基金合伙人可以分期分批缴纳其所承诺的出资总额。一般做法是每位合伙人的首期出资额为其全部认缴资本的50%~70%，后续出资则可根据基金实际运营情况在基金正常运作后若干年内全部缴清。这就使得普通合伙人一次可以动用的资金额度有所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投资决策失误或内部人控制失败而给有限合伙人遭受的损失。

其次，制定完善的基金投资程序和操作流程。基金合伙协议可以从规定投资领域、设计投资组合、明确投资禁止、约定基金存续期、强制分配机制等方面对基金的日常投资运作提出具体要求。如规定基金只能以普通股、可转换优先股、可转换债券、认股权证等的单一或组合投资方式，投资于非上市的创业企业；通过分散投资组合的行业和数量来控制投资的系统性风险；未经投资委员会和联合管理委员会的共同批准，在投资期终止后不得进行新的再投资；每年必须分配已实现利润的90%等强制分配措施等，通过减少实际控制的资金量和降低再投资的可能性来约束普通合伙人。

第三，利用投资人才市场遴选专业投资团队。创业投资，以人为本。优秀的基金投资管理人员是创投基金运做成功的关键，而且有限合伙制中通常又由普通合伙人担任基金管理人，因此，完善基金管理人评价体系和选择标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约束机制。可以考虑从选聘程序、经营业绩、市场信誉、专业素质、约定经营目标、完善定期报告制度、限制投资行为等方面来落实对基金管理人的具体约束。

三、有限合伙制创投基金的机制完善还需要健全配套的环境

有限合伙制作为创投基金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通过运作机制的创新，有效解决了在信息不对称和风险不对称环境下的有限合伙制的“委托—”问题，最大程度地激励了普通合伙人的积极性，有效地保护了有限合伙人的合伙权益。但是，为了实现有限合伙制创投基金运作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还需要继续完善配套外部的法律环境和市场环境。

在法律环境方面，目前针对有限合伙制企业进行工商登记的实施细则和具体程序方法等配套法规尚未出台；有关创投基金投资的股份公司在上市时，对实际控制人的信息披露要求和股权投资退出安排等制度也未明确；以及税收优惠政策配套细则和如何操作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在市场环境方面，关于有限合伙制创投基金的产权制度、信用制度、资本市场、合伙人市场的环境建设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配套的环境建设和具体措施不健全，将可能影响到有限合伙制的运行机制的有效发挥。

总之，在国内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影响下和多层级资本市场加速建设的推动下，有限合伙制创投基金必将在我国创投市场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有限合伙制创投基金将会利用自身有限合伙架构下的运作机制创新，实现创投基金和创业企业的“共赢”，把我国的创业投资事业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丁波.风险投资基金运作的国际经验借鉴和中国模式选择.金融纵横,2007(9)

第2篇：合伙人管理细则范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律师事务所名称： 英文名称：

第二条 合伙人：姓名、居住地、身份证号码：

xxx x市xx路 身份证号：

xxx x市xx路 身份证号：

xxx x市xx路 身份证号：

第三条 律师事务所开办资金xx万元，合伙人出资方式及比例：

xxx x 万元 x%;

xxx x 万元 x%;

xxx x 万元 x%;

第四条 合伙人的权利、义务。

(一)合伙人享有下列权利：

1.参加合伙人会议，行使表决权;

2.推选或者被推选为所主任或者管理机构负责人;

3.提请修改合伙协议、本所章程和内部管理规章制度;

4.监督合伙人会议决议的执行，监督本所的执业活动和内部管理活动;

5.依照合伙人协议的约定退出合伙;

6.依合伙协议对本所财产拥有所有权和收益分配权。

(二)合伙人承担以下义务：

1.依照合伙协议履行相关监督和管理职责;

2.遵守合伙协议、本所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

3.执行合伙人会议决议;

4.对本所聘用律师进行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对其执业活动实施检查和监督;

5.对本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6.承担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义务。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五条 本所设立合伙人会议制度。

第六条 本所设立主任一名，副主任n名，在合伙人中由合伙人会议选举产生。主任对外代表本所，副主任协助主任工作。

第七条 本所设立行政主任一名。

第八条 合伙人会议决定本所的一切重大事宜，是本所的最高议事决策机构。其主要职权为：

(一)制定本所的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二)决定本所主任和副主任的人选;

(三)决定本所分所、内部机构的设立和负责人;

(四)审议本所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结算报告、收益分配方案及重大开支事项;

(五)决定合伙人的入伙;

(六)决定合伙人的退伙、除名及财产处置;

(七)修改合伙协议、本所章程;

(八)决定本所的变更、终止;

(九)决定合伙人人会议认为必须由其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合伙人会议为每季度召开一次，召开时间为每季度终了十日内。经三分之一合伙人提议，可召开合伙人会议临时会议，讨论决定某一具体事项。

第十条 合伙人会议由本所主任召集并主持。

主任应当在已定合伙人会议日期三日前向全体合伙人送达书面会议通知，并注明会议内容。合伙人会议应当指定专人负责记录，与会合伙人应当对议定事项的记录上签字，指定合伙人负责保管，以备其他合伙人查阅。

第十一条 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决议按以下规则进行：

(一)第八条(五)、(七)、(八)项由与会全体合伙人及出具书面表决意见的合伙人一致同意，方可生效;

(二)第八条所列(一)、(二)、(三)、(四)由与会合伙人及出具书面意见的合伙人超过四分之三同意方可生效;

(三)第八条所列(六)、(九)项由与会合伙人及出具书面意见的合伙人超过三人之二同意方可生效。

第十二条 本所设行政主任一名，主持本所的行政管理、对外联络、广告宣传、财务管理、行政事务工作。行政主任由合伙人会议决定聘用和辞退，对主任负责。行政主任的报酬由基本薪金和岗位津贴两部分组成，基本薪金在决定聘任时确定。

第十三条 本所建立一套完整的内部管理制度，包括人员管理、业务学习培训、财务管理、统一收案收费、职业道德教育、服务质量监督、重大案件集体研究、利益冲突审查、年度总结考核、执业过错责任追究、业务档案归档等制度。

第三章 收益分配、债务承担方式、亏损承担

第十四条 收入分配。薪金提取(业务提成)或其他方式。

合伙人实行收入提成制，具体标准为： 。

第十五条 基金提取。

本所设立合伙人福利基金，由合伙人按业务收入的1%向事务所缴纳该项基金，本所帐户产生的利息亦计入该基金。合伙人福利基金的使用由管理合伙人会议制定细则，交合伙人会议讨论通过。该项基金在合伙人退伙、事务所分立、解散时，作为事务所的财产，由全体合伙人平均享有和分配。

本所按规定提取律师执业风险基金，并参加办理律师执业责任保险。

第十六条 可分配利润。

全所的总收入在支付成本、缴纳税收、提取各项基金之后，积余部分为可分配利润。如当年度本所专职律师业务收入减去提成、税收等直接费用后剩余部分足以支付当年度公共费用时，全体合伙人按全年业务收入比例参加剩余利润分配;如专职律师业务收入的剩余部分不足支付当年度公共费用，则由全体合伙人按业务收入比例承担或其他方式承担。

第十七条 亏损承担

如业务收入在业务提成后不足以支付各种成本时，则应从已提取的业务提成中按所提比例退还;业务提成全部退还尚不足弥补亏损的，由全体合伙人平均分摊。

如本所的亏损是由某一合伙人过错所致，则责任人首先应承担这种亏损，不足部分由其他合伙人平均分摊，分摊后的合伙人对有过错合伙人享有追偿权。如亏损系本所某一律师过错所致，由先由本所承担支付责任，本所对该过错律师享有追偿权。

第十八条 合伙人对本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

第四章 合伙人变更

第十九条 入伙。

根据本所的发展需要，可吸收符合规定条件的专职律师为合伙人，其条件为：

(一)依法取得专职律师执业证;

(二)具有五年以上执业经历;

(三)担任合伙人前三年内未受过停止执业以上的行政处罚;

(四)承认本所章程及相关配套管理制度;

(五)承认并履行“合伙协议书”及其规定的义务;

(六)同意认缴入伙资本。

符合上述条件并申请加入合伙的，由合伙人会议讨论决定，并与新合伙人签订书面协议，报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第二十条 合伙人退伙。

(一)合伙人要求退伙，须提前三个月向合伙人会议提出书面申请并经合伙人会议决议，并报原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二)合伙人退伙时应对合伙期间尚未了结的工作、占用的财物、债权债务及应说明的其他问题作详细书面报告，并按合伙人会议的决议办理移交和清偿手续。

(三)合伙人退伙时，按下列原则和规定处理合伙财产：

1.退伙时合伙人会议确认的其所占财产份额的85%进行结算，但在本所工作满十年，或达到退休年龄的，按所占财产份额的100%结算;

2.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或其他方式进行结算;

3.留置所退财产份额的15%，时间为两年，并不考虑该款留置期间的利息;

4.对应支付的部分应根据本所当时的财务情况进行支付，如一次性支付确有困难，退伙人应接受一个合理的分期支付方式;

5.合伙人退伙，不参加当年度本所剩余利润的分配。

如退伙人不按合伙人会议的决议有关移交、清偿手续的，则合伙人会议有权视情况扣留其相应的财产，退伙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表示反对。

第二十一条 对合伙人的处理。

(一)合伙人严重违反合伙协议和本所章程及合伙人会议通过和制定的各项决议和规章制度，严重影响本所工作、管理秩序，给本所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害的，合伙人会议有权视情节轻重对其作出谴责、劝其退伙直到除名的处理。

上述处理并不影响其应承担的有关经济赔偿责任。

(二)如某一位合伙人的职业道德、工作作风、品德操守恶劣，致使其他合伙人认为无法与其共事的，经3名以上合伙人提议、过半数合伙人附议，合伙人会议应当对该合伙人进行信任表决，除该合伙人以外的与会合伙人及出具书面意见的合伙人如有持有90%及以上表决权确定不信任该合伙人时，合伙人会议即作出劝其退伙的决议，合伙人会议无须对该合伙人的行为举证，但在表决前允许该合伙人申辩。

(三)当合伙人会议作出“劝其退伙”决议时，该合伙人应在15天内向合伙人会议提出退伙的书面申请，并按退伙的有关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和获取应得的财产。如超过15天不向合伙人会议提出退伙书面申请的，则合伙人会议有权对其作出除名的决定。报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合伙人被吊销律师执业证的，合伙人会议应当将其除名。

(四)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如遇到自己被合伙人会议除名的，保证不以任何形式(包括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和理由提出反对意见，并：

1.按除名时合伙人会议所确认的其所占财产份额的70%进行核算;

2.均以人民币现金或其他方式进行结算;

3.应留置其可领取财产的20%，时间为两年，并不考虑该款留置期间的利息;如其行为可能对本所千万财产损失的，合伙人会议有权增加该留置的比例和时间及扣留其相应的财产。

4.对应支付的部分应根据本所当时的财务情况进行支付，如当时支付确有困难，应接受一个合理的分期支付方式。

第五章 终止与清算。

第二十二条 本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而解散：

(一)本所合伙人已不足三人，且在三个月内未能补足的;

(二)本所的资产已不足10万元，且在三个月内未能补足的;

(三)合伙协议中约定的终止事由出现的;

(四)合伙人会议决定解散的;

(五)被依法吊销执业许可证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应予解散的其它情形。

第二十三条 本所解散时，应当在15内成立清算机构，清算机构由全体合伙人组成，在机构成立起10日内通知未办结委托事项的委托人和债权人。

第二十四条 清算机构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清理本所的财产，编制财务清算报表和财产清单，处理未了结的事务，清理债权债务，处置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等事宜。对剩余财产，由合伙人依照合伙协议进行分配。当本所财产不足以偿还债务时，由合伙人依照合伙协议对剩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算单、制定清算方案报合伙人会议及有关机关通过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所在清算期间，合伙人不得执业。本所的执业许可证及合伙人、聘用律师的执业证，应当上交原登记机关。未办结的法律事务，由本所与委托人协商解决。

第二十六条 合伙所清算结束后，清算机构应当编制清算报告，经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后，由本所主任签名并盖章，在15日内上报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同时将财务账簿、业务档案、印章移交主管司法行政机关。登记机关批准注销后，原管理合伙人应当及时办理税务注销手续。

第六章 争议解决方式

第二十七条 本所合伙人因退伙、被除名、对合伙财产的分割等事项发生争议，首先应自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再通过市、省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调解，本所及律师应尊重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的调解意见或裁决，并自觉履行相关义务。

第二十八条 合伙人违反本协议应当承担的责任(由合伙人商定，具体条款列入本协议)。

第二十九条 本协议自本所批准成立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条 本协议的补充或修改须经合伙人会议一致通过，并报原批准机关批准后生效。

第3篇：合伙人管理细则范文

关键词: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

引言

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limitedpartnershipprivateequityfund），即由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签订有限合伙协议而共同设立，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limitedpartner），不参与基金的管理运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基金承担有限责任，基金管理人作为普通合伙人（generalpartner），直接管理基金的投资运作，并对基金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一种股权投资基金类型。由于该组织形式将有限合伙人（投资人）排除在投资决策机制之外以及“穿透税制”的特性，使其从产生之日起便与风险投资行为伴生[1]，时至今日成为现代股权投资基金的重要类型之一，特别是在股权投资产业最为发达的美国，有限合伙制已经成为主导的基金组织形式。

为推动股权投资产业的发展，我国《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2005年）对于有限合伙型基金的确立预留了法律空间[2]，2006年修订的《合伙企业法》第2条第3款创设了普通合伙之外的有限合伙形态，国家和地方政府为确保有限合伙形态与现行的其他相关制度顺畅对接，陆续出台系列配套措施，如允许合伙企业开立证券账户、允许有限合伙作为首次公开发行公司股东、明确合伙人的纳税细则等等，至此，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进入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舞台。2007年至今，我国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落地已经三年，三年的市场验证凸显本土化特性的诸多问题，诸如有限合伙人（投资人）和普通合伙人（管理人）信息严重不对称、普通合伙人资质难以确认，无限责任实现路径不清晰，尤其是对普通合伙人（管理人）配套约束制度的缺失，导致“出资人”和“出智人”失去了平衡，扩大了成本，动摇了有限合伙制度中的投资人与管理人的信任基础，限制了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的持续发展。

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的域外成功与域内失落的制度效果反差，使得笔者开始审视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的本土化成功路径。本文首先从有限合伙的两大核心制度——决策机制和利润分配制度切入，解读有限合伙组织形态对于股权投资基金的原理层面正当性，进而观察我国现行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制度缺陷所在，最后，提出笔者对于如何完善该项制度的自我见解，并主张只有一方面保证管理人专业能力的发挥，另一方面保障投资人资金的安全，在“管理人中心主义”前提下重新建立“资——质”平衡，才能真正实现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的持久发展。

一、我国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核心制度架构

股权投资基金的盈利水平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运营效率，而运营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所选择的组织形式及其相应的成本的高低。然而，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式的选择又与基金本身的特性和要求具有内在联系和逻辑上的关联性。无论公司型基金、信托型基金还是有限合伙型的组织形态都仅是股权投资基金的“外衣”，只要其在决策机制、风险控制、利润分配及避免双重征税等实质方面契合了股权投资基金制度的内在特性，能够实现投融资快捷、安全，实现投资人和管理人利益诉求，自然就会成为一条有效的路径。有限合伙的核心制度有效的满足了股权投资基金的诉求。

有限合伙组织形态从其诞生之日起便伴随着高风险的投资行为，其责任形式二元性与经营管理权限一元性特征，衍生出二个核心制度：投资决策制度、利润分配制度。这二个制度通过基金内部机构设置和权限划分，确立了基金管理人独立决策权、激励相容的分配规则，既满足了投资者的投资预期，又使基金管理人的人力资本得以回报。

（一）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决策制度

就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而言，在权力配制方面，所有权即利润分配和参与重大决策由作为货币资本提供者的有限合伙人和人力资本提供者的普通合伙人共同享有，管理权和监督权则分别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单独享有。在机构设置方面，有限合伙型基金通常合伙人会议来共同行使全体合伙人的共享权力，而在股权投资基金领域除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治理结构外，均以《委托管理协议》或《有限合伙协议》的形式确立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决策机构——投资决策委员会。

有限合伙型基金中的普通合伙人，即基金管理人享有对于基金运营的广泛控制权。普通合伙人虽然对于有限合伙的出资比例甚少并且可以劳务出资，但是对于股权投资基金的经营决策，诸如投资对象的选择、投资前的评估、尽职调查、投资时机的决定、投资定价及数量、投资协议的签订、投资后的管理、退出等权限，除非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否则完全由普通合伙人自行决定。

日常投资决策权由普通合伙人组建的投资决策委员会享有。投资决策委员会通常由普通合伙人组成，有时还会吸收部分外聘行业专家、财务专家及法律专家等专业人士，外聘专家要求必须具备行业、财务或法律背景。毋庸置疑，投资决策委员会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普通合伙人的自主决策权，客观上可以起到保护有限合伙人利益的作用；同时，外聘财务、法律等专业人士参与基金重大事务的决策，不仅可以增强投资决策的科学性，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有限合伙人滥用权力，三方参与者相互制衡，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各方利益，有利于基金的运营发展。

同时，有限合伙人的出资也并非意味着对企业资产控制权的丧失。《合伙企业法》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有限合伙企业应当设立合伙人会议，但却规定了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事项，因此，全体合伙人通过召开合伙人会议的形式对于这些事项进行表决不仅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更有效率，有助于基金的运作。对于关于有限合伙企业的重大变更事项，应当有包括有限合伙人在内的合伙人会议作出决定，而这些事项并非是关于有限合伙企业经营管理的事项，因此，有限合伙人参与这些事项的表决，并不属于执行合伙事务，因而也就没有丧失有限责任保护的危险。

（二）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利润分配制度

对财富高速增资的渴望是股权投资基金的制度产生的直接动因，也是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参与其中的根本目的所在，有限合伙制度保证了智力出资者获得较高的利润分配，实现对基金管理人的经营激励，促进股权投资基金运作效益的提升。因此，在有限合伙型基金募集时，就应当在合伙协议中明确约定利润分配方式；《合伙企业法》亦规定，“合伙协议应当载明利润分配方式”、“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要求在合伙协议中确定执行事务的报酬及报酬提取方式”[3]。通常而言，有限合伙型基金在退出每一个投资项目之后所得的收益（即扣除管理费及运营成本后的利润部分），就应当在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国际通行的基本分配规则是，将投资收益总额的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作为其执行合伙事务的报酬；其余的80%由全体有限合伙人按照其出资比例分配。此种分配规则充分认可了普通合伙人即基金管理人对财富增值部分的分配权，最大程度的激发了管理人运用专业技能实现财富增值的热情，缓解了成本问题。

二、我国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本土化缺失

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我国的有限合伙型基金取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但由于缺乏有限合伙制度本身赖以存在的信用环境以及信用义务制度的缺失，导致其正常发展及功能有效发挥遭遇严峻的现实困境。最初采纳有限合伙制的一些股权投资基金，甚至在运营一段时间以后最终折戟沉沙。

曾经轰动一时的长三角地区首家有限合伙型基金——温州东海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东海创投”）即为典型。成立于2007年7月的东海创投，由10名合伙人组成，其中有限合伙人9名，包括佑利集团等8家民营企业和1名自然人；普通合伙人1名，即北京杰思汉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确保有限合伙人的资金安全，东海创投设立了“联席会议”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全体合伙人均为联席会议成员，会议主席由出资最多的佑利集团的董事长胡旭苍担任。联席会议的决策规则是：以每500万元作为一股，每股代表一个表决权，每一项投资决策须获得全表决权的2/3才能通过。由于普通合伙人出资最少，只占基金规模的1%，因此也就在事实上成为有限合伙人聘请的经理，并无最终决策权。这种运作模式的弊端很快便显现出来，致使东海创投无法正常决策，运行陷入僵局，最终导致在成立仅7个月之后，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分道扬镳。

东海创投失败的惨痛教训昭示我们：《合伙企业法》中关于普通合伙人信义义务规范的缺失，致使有限合伙人过于担心自己的资金安全，而不能完全信任普通合伙人。应当说，有限合伙人的此种担心的确有其合理性，因为作为普通合伙人的基金管理人拥有对基金运营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和绝对的控制权，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致使有限合伙人难以对其行为进行观察和监督，由此导致了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事实上的不对等地位，普通合伙人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也就不可避免[4]。为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有限合伙人的利益，防止普通合伙人滥用管理权，英美衡平法创设了普通合伙人的信义义务（fiduciaryduty）规则，即“普通合伙人应当殚精竭虑、忠诚于合伙企业的事务，不利用职权牟取私而损害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人的利益；同时还应当以高度的注意与谨慎履行职责，千方百计地谋求合伙企业利益最大化。”而我国《合伙企业法》尚无普通合伙人信义义务的完整规范，无法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进一步影响了有限合伙型基金的运作效益。

三、我国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机制的变革路径

首先，确立普通合伙人的信义义务，即普通合伙人应当对有限合伙人负有信义义务，这是完善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必经道路。所谓明确信义义务范畴，是指要求普通合伙人应当对有限合伙人恪守诚信，并专注于增进有限合伙人的最佳利益，而不得使自己处于与有限合伙人利益相冲突的地位。具体包括：1.对于其因基金管理而取得的利益或商业机会，都应当向有限合伙人如实披露，并获得其同意；2.应当避免自己在管理基金的同时与基金进行交易，或代表他人从事有损有限合伙人利益的行为；3.避免与基金构成竞争。其次，明确信义义务的主体，实践中多数有限合伙型基金中的普通合伙人通常由专业的基金管理机构担任，并由基金管理机构指派专职的投资管理人员负责基金的日常管理。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规定，这些投资管理人员只对基金管理公司负有信义义务，而并不直接对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负有信义义务。如果在投资基金领域严格遵循此项原则，则可能导致在基金管理人与有限合伙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投资管理人员为履行对基金管理人的信义义务而损害有限合伙人的利益。为防止此种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证监会专门制定了《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明确规定“投资管理人员应当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在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与公司、股东及与股东有关联关系的机构和个人等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投资管理人员应当坚持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原则”[5]。该等规定颇具合理性，亦应当准用于有限合伙型基金的投资管理人员。

其次，细化并明确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的可能路径。一则，建立普通合伙人财产登记制度，普通合伙人以“智力”出资而享有有限合伙的控制权，最重要的风险控制制度就是无限连带责任，无论普通合伙人是个人还是机构，需要建立普通合伙人财产登记制度，以确保有限合伙人清晰判断商业风险。二则，明确有限合伙人对普通合伙人的诉讼权。《公司法》中当股东发现管理层出现了违反忠实义务的情况，法律赋予其“股东诉讼权”，以便能够追溯管理层责任，该规定应同样适用于有限合伙人中的普通合伙人。三则，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保证基金管理人的职业生涯。当基金管理人非因道德问题而触发了无限责任，应为其“重生”提供合理的制度路径，保证普通合伙人职业生涯的持续性。

再次，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监管，经由发展信用评级措施，实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信用体系，以构建行之有效的声誉机制。国内的评级机制已经有了雏形，比如杂志、报刊等公共媒体已开始建立，另外像清科研究中心这样一些专业调查公司，以及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等中介组织都已开始这方面的工作，但仍需大力发展。首先，建立政府背景的信用评级机构，或者扶持本国的信用评级公司，并明确监管责任；其次，推广评级标准，尽快对我国的投资机构、企业给出信用评级，并与审计等其他机构相结合，加强合作，将信用评级纳入监管体系。

最后，确立适度的政府监管制度。适度监管是指监管主体的监管行为必须以保证基金的市场调节为前提，不得以通过监管而压制、限制了基金机构竞争和发展的活力。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管是一种比较宽松的模式，但是这种宽松并不是一种无序的放任。2009年3月26日美国出台了金融体系改革方案，该方案旨在加强对金融市场尤其是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这些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求股权投资基金包括对冲基金的管理人在SEC进行注册；二是要求股权投资基金以保密方式向证交会定期报告管理资产量、贷款额以及其他重要信息；三是加强了对衍生产品的信用风险的控制，从产品开发人到承包商必须在该产品中保留部分经济利益，防止风险的全部转嫁；四是成立专门的系统性风险监管部门，对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进行风险监控。我们应吸收国外的经验，从保护金融市场安全角度，建立政府适度监管制度，明确监管的重点：（1）规定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中普通合伙人的最低资质；（2）加强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的规范性与透明性，增强行业自律的强度与水平；（3）行业政府主管部门建立日常监控系统，确保金融市场的安全。

注释:

[1]有限合伙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中世纪地中海沿岸从事海上贸易的一种新型商业经营方式_康孟达（Commenda）契约。其产生原因有二：一是为了规避教会禁止借贷生息的法令；二是希望通过契约的约定将投资风险限定于特定财产。根据康孟达契约，一方合伙人（通常被称为Stans的投资者）将商品、金钱、船舶等转交于另一方合伙人（通常被称为Tractor的经营者）经营，冒资金风险的合伙人通常获得3/4的利润，且仅以其投资为限承担风险责任；从事航行的企业家则以双方投入的全部财产独立从事航海交易，其获得1/4的利润，并对外承担经营的无限责任。

[2]《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第6条第1款规定：“创业投资企业可以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法律规定的其他企业组织形式设立。”

[3]参见《合伙企业法》第18条、第61条的规定。

第4篇：合伙人管理细则范文

原告：王燕，女，1970年2月19日出生，无业，住如皋市如城镇蒲行新村3号楼231室。

原告：冒元岗，男，1963年4月24日出生。  厂岗工人，住如皋市如城镇缨家巷7号。

被告：让苏省如皋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骆春林，局长。

第三人：卢德美，女，1964年11月11日出生，下岗工人，住如皋市如城镇皋南新村403楼105室。

1997年3月，冒元岗与冒建海、冒殿明共同出资承租了如城宁海路虹桥大楼二楼，从事歌舞厅经营活动，并以冒殿明妻陆娟的名义申办了名为“海之恋”歌舞厅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次年8月，冒建海股份转让给卢德美，冒殿明股份转让给王燕。王燕、冒元岗与卢德美重新订立“海之恋”歌舞厅经营管理实施细则，并明确了分工。2000年4月25日，如皋工商局以陆娟歇业为由注销了“海之恋”歌舞厅营业执照。同年6月28日，卢德美向如皋工商局申领“海之恋”歌舞厅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卢提出申领报告的同时，还提供有关材料：（1）卢下岗证明；（2）卢承租城南虹桥综合大楼协议；（3）陆娟申请注销原“海之恋”歌舞厅的注册报告；（4）从业人员登记表；（5）消防安全检查意见节；  （6）治安负责人为卢德美的公共场所安全合格证；（7）负责人为卢德美的文化经营许可证。工燕、冒元岗获悉卢德美提出申请设立个体工商户登记后，多次向如皋工商局反映“海之恋‘’歌舞厅系三人共同投资、合伙经营，不属卢德美个人经营。同年7月13日，如皋工商局向卢德美颁发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同年8月26日，王燕、冒元岗以合伙经营”海之恋“歌舞厅为由，请求如皋工商局依法注销颁发给卢德美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如皋工商局不予准许。2000年9月19日，王燕、冒元岗向如皋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王燕、冒元岗诉称：原告与第三人系原“海之恋”歌舞厅合伙人转股后的合伙关系，且存在共同出资、分工负责、共同经营的基本事实。经营中因产生矛盾而约定由共同经营改为内部承包经营。原告依法享有“诲之恋”歌舞厅的经营权。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侵犯了原告的合伙经营权，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告向第三人卢德美颁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被告南通市如皋工商局辩称：两原告向我局反映其与第三人经营“海之恋”歌舞厅属合伙关系，未提供合伙关系成立的事实依据。第三人在原“海之恋”歌舞厅已被注销后才申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且提供的材料符合个体工商户的申报条件。被告给第三人颁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符合登记法律规范规定，请求法院判决维持被告向第三人颁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第三人卢德美述称：两原告主张为“海之恋”歌舞厅的合伙人，不符合合伙企业法规定的主体资格，其所诉合法经营自主权不受法律保护。第三人中请设立个体工商户登记系个人行为，与两原告无涉，请求法院判决维持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以维护公民的合法经营权。

[审判]

如皋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第三人卢德美向被告申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期间，两原告已向被告主张其系“海之恋”歌舞厅的共同投资人。被告明知异议存在，坚持为第三人颁发“海之恋”歌舞厅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与法无据，其行为巳侵犯了两原告对其共同出资财产行使经营的权利，且对第三人申请时提供的有关材料未加核实、查验，向第三人颁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所依据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依法难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同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该院于2000年11月21口作出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南通市如皋工商行政管理局向第三人卢德美颁发的注册号为3206823130427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负担。

被告南通市如皋工商局不服一审判决，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上诉人颁发给卢德美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程序和内容上均符合行政法律规范的规定，属于合法行政；原审法院以三人为事实合伙为由判决撤销上诉人的合法行政行为与法无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维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卢德美颁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行为。

第三人卢德美也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其上诉称： 上诉人申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主体合格，手续齐全，内容真实，如皋工商行局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予以颁证。被上诉人王燕、冒元岗并未依法取得合伙经营权，如皋工商局颁发给自己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也谈不上对他俩构成侵权。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我国合伙企业法的有关规定，  申请合伙企业设立登记，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申请书、合伙协议书、合伙人身份证明等文件，  企业登记机关对符合条件的予以登记，发给营业执照，不符合条件不予登记。本案中，王燕、冒元岗虽然多次向如皋工商局反映“海之恋”歌舞厅是其与卢德美共同投资、合伙经营的，但由于王燕、冒元岗从未向如皋工商局提交有效证明材料申请合伙企业登记，如皋工商局无法对此进行审存查，登记合发证，王燕、冒元岗依法不享有“海之恋”歌舞厅经营权。原审法院没有从合伙关系成立的法律要件上去审查，  而仅从投资股份的存在来认定事实合伙关系成立尚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上诉人卢德美向如皋工商局申请“海之恋”歌舞厅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时，提供了一系列相关材料， 已经具备了颁证的法律要件。工燕、冒元岗得知后尽管向如皋工商局提出异议，但又不能提供异议成立的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据此，如皋工商局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国家工商局颁发的《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在规定的期限内予以颁证并无不当。该颁发给产卢德美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之行为应当维持，不属法院判决撤销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三）项之规定，该院于2001年2月21日作出判决如下：

一、撤销如皋市人民法院（2000）皋行初宇第51号行政判决；

二、维持上诉人南通市如皋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上诉人卢德美颁发的注册号为3206823130427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0元，均由王燕、冒元岗各半负担。

[评析]

一、二审法院判决结果大相径庭，关键在于对以下两个基本法律问题如何理解与掌握。

一、合伙关系存在的事实标准和法律标准

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环境的更新，经济组织形式和经济组织关系亦日趋复杂，合伙关系就是例证。合伙关系存在与否的判断也就成为司法实践中难点之一。本案合伙关系存在与否足案件审理的核心，因—、二审法院对合伙关系存在与否的审视角度和标准不问，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了。对合伙关系是否存在的判断应以两个标准为准，即合伙关系成立的基本事实标准和基本法律标准。

基本事实标准应包括：（1）共同出资，财产共有。这里的出资标的可以是资金、实物，也可以是技术、劳务。出资后的财产应当归合伙人共有。但必须明确财产共有并不必然导致合伙关系成立，财产共有仅足合伙关系成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2）共同经营。共同经营是合伙关系成立的一种基本形式。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合伙关系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经营形式。如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并不参与合伙经营，最高人民法院将此解释为视为合伙。所以，共同经营是合伙关系成立的一种基本形式，而不是唯一的特定形式。（3）共享收益，同相风险。这是民法中权利义务一致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判断合法关系是否存在的重要证据。所以认为“共享收益，同担风险”是判断合伙关系是否存在的重要证据，而不是决定性证据，是因为“共享收益，同担风险”并不是合伙关系独有的法律特征，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中也同样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鉴于此，从基本事实要件上还很难确定某一种关系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必须辅之以法律标准，唯其能最终让这种关系固定在合伙关系的法律框架上而不动摇。尽管我国有关合伙的法律并不完善，但合伙关系成立的法律标准在《合伙企业法》中清晰可辩。合伙企业法规定设立合伙企业，应当具备五个条件，其中第二个条件就是有书面合伙协议。《民法通则》在“个人合伙”这一节也专条列出合伙人应当对小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合伙协议记载着合伙人的共同真实意愿，这应当成为认定合伙关系存在与否最具权威最为可靠的书面证据材料。这里有两点须提及的：（1）实践中合伙人往往不签订书面协议，如何判断合伙关系存在与否？这就须进一步考证他们之间是否存有口头约定。如果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能证明口头合伙约定存在，再辅之与其他证据，即可据此认定为合伙关系。（2）“经营管理实施细则”是否可视为合伙协议。一般情况下，经营管理实施细则与合伙协议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书面文本，羁束着不同的行为，不可同一而语。但有的合伙企业将合伙协议融于经营管理实施细则之中，合二为一，我们就不能仅依其形式而轻易否认，却要据其实质予以认定。合伙企业法对合伙协议的制作提出了严格而详尽的规定，我们可以此为据逐一检校，最终决定取舍。

从事实标准和法律标准两个方面稍稍对合伙关系进行司法认知后。回过头来看本案，显然一审法院只注重厂原告和第三人客观存在的共同出资、共同经营事实。而没有进一步从法律规定上去考证，远离了行政诉讼法所确定的合法性审查的原则。而且，原“海之恋”歌舞厅原来的经营形式也是多人出资、个体经营，后来仅仅是部分出资人发生了变化，基本经营形式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原告不依照合伙企业的法律规范去筹建企业与运作经营，实践中出现矛盾后，又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合伙企业的法律规范对其实施管理，并从这种管理中去享受合伙人的权利，以改变矛盾中的被动局面。这明显反映山原告主规上的实用主义。

二、工商登记的行政审查标准与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标准

工商登记管理的行政审查标准是形式审查，或者讲是静态审查。工尚行政管理部门只对申请登记人提供的有关材料，按照登记的法律规范要求，逐件进行形式审查，并不要求进行实质性审查。由于某种原因致使登己与实际情况不符，如果属申请登记人故意隐瞒某种情形，登记机关桉照形式审查的标准无法或者根本不可能发现这一隐瞒的情形而办理了设立登记，工商登记部门不承担任何责任。理由有两点：一是登记机关审查标准是形式审查，只要依法尽了审查义务，就可以予以登记；二是设立登记错误是申请人过错所致，让该登记机关为其过错承担责任是不公平的，也是违反法律精神的。本案中，如皋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卢德美提供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后，认为符合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的有关规定，为其办理厂设立登记，并颁发厂营业执照。从整个登记过程来看并未发现明显不当和程序违法。那么，工商登记部门有没有其他注意义务呢？比如说来自第三人的异议。由于在较多的登记管理领域尚未建立起公示制度，影响了设立登记的透明度和准确性，因此，对来自第三人的异议，工商登记部门有充分注意的义务。异议明显成立，而登记机关怠懈或放弃注意义务，强行办理设立登记，构成作为违法。本案中也有类似情形。卢德美申请设立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时，王燕、冒元岗提出异议。工商登记部门对王、冒的异议并没有置之不理，而是给于了注意，终因王、冒未能向工商登记部门提交异议成立的有效证明材料，而使异议没有被采纳。碍于登记管理法律规范的登记时效要求，工商登记部门的惟一选择只能为卢德美设立登记。如果登记机关仅以第三人有异议存在为由，而对申请人的设立登记申请拒绝审查或拖延登记，则登记机关明显过度注意义务，而导致登记职责的不履行，构成不作为违法。

人民法院对工商登记行为的审查标准，虽不完全等同于行政审查标准的形式审查，但也不是客观真实性审查，而是法律真实性审查。所谓法律真实，就是案件事实符合实体法与程序法有关规定的真实。如果客观事实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满足法律审的需要，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真实，这一事实最终不能成为定案的事实。回到本案，即使三人存在事实合伙经营的情形。但这种合伙不符合伙企业法的规定，不能满足法律审的要求，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真实，最终不能被工商登记机关所采信，也不能为司法审查所认可。一审法院对此作了认可，明显缺乏法理底蕴和行政法依据。

第5篇：合伙人管理细则范文

受理日期：

注 册 号：

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申请书 业 户 名 称： (盖章) (签字)

负 责 人 姓 名： 行 业： 网址：

咨询电话：96633 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制 广州市工商局：

广州市工商局： 本工商户申请变更登记，承诺本申请书所填内容及所有提交的文件、证件是真实的、有效的， 本工商户申请变更登记，承诺本申请书所填内容及所有提交的文件、证件是真实的、有效的，符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承担因材料虚假所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所提交的文件、证件如下： 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承担因材料虚假所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所提交的文件、证件如下： 规定 在对应栏 序号 文件、证件名称 内打钩 ⒈ ⒉ ⒊ ⒋ ⒌ 负责人签署的《个体工商户变更申请登记书》 场地使用证明，即产权证复印件和租赁协议(变更经营地址者提交) 名称核准通知书 新的合伙人身份证明即身份证、计生证和暂住证(非广州市户口人员)等资料 复印件及壹寸免冠近照一张(变更合伙人的提交)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报经有关部门审批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谨此确认。

经联系电话： 营 者： (签字) 通讯地址： 年 月 日 填写须知： 申请人应仔细阅读《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及本申请 填写须知：

1、申请人应仔细阅读《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及本申请 》、《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书每页注解说明; 书每页注解说明; 提交的文件、 纸及资料中提交复印件的必须核对原件;

2、提交的文件、证件应当使用 A4 纸及资料中提交复印件的必须核对原件; 所填内容不应涂改，如不慎错填，应在修改处加盖负责人加盖名章或按手印。

3、所填内容不应涂改，如不慎错填，应在修改处加盖负责人加盖名章或按手印。 填写本申请书应当字迹工整，并使用钢笔、签字笔或毛笔填写或签字

4、填写本申请书应当字迹工整，并使用钢笔、签字笔或毛笔填写或签字。

注意事项

1、登记机关收到申请人提交的文件材料后进行查验，在“对应”栏中打钩。 对应”栏中打钩。 该栏还应填写负责人的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

2、该栏还应填写负责人的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 首问责任人审查情况： 首问责任人审查情况： 责任人签字： 责任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请人签字确认：

申请人签字确认： 年 月 日 材料，如同一问题多次提出没补齐，

第6篇：合伙人管理细则范文

要提升中关村园区的竞争力，没有良好的法治环境是不行的，与此同时《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的颁布与实施，为园区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注入了一支生命剂。《条例》是一部由北京市人大批准颁布的地方性法规。它不是以规定园区的管理机构和优惠政策为主要内容，而是以规范包括政府在内的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行为规则和法律责任为主要内容。不仅是园区的高新技术企业适用本《条例》。凡是园区的组织和个人以及其它主体的相关活动都平等的，无一例外的适用本条例。《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以知识市场经济为主题，以高新技术为关键，从中关村实际出发，走向国际。它包括行政、民商、经济、科技、社区、文化、涉外、人事、执法等方方面面内容。《条例》显示出立法机关、决策人物、专家三方面较好的结合。《条例》的核心实质是把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的成果最终通过法律体系固定下来。这部法规出台的宗旨是为了营造有利于园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环境，同时加快园区与国际的接轨。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是个什么样的法：①《条例》是一个区域法而不是产业法。其更侧重于把园区作为一个特区，通过立法在园区内营造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平台，而不是像以往的惯例，通过立法为企业争取到更好的优惠的政策。②《条例》是一个超前法不是现实法。所谓超前法是在立法时对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趋势做出判断，为园区未来的发展留下较大的空间。而现实法旨在企业现实中遇到的问题。③《条例》是个创新法而不是集锦法。创新法是对先行法律制度尚未涉及的空间领域进行立法，为园区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而集锦法只是将适用园区的现行有效的法规，政策汇集起来。④《条例》是一个框架法而不是个操作法。它着眼点是对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建设发展构件一个性的制度框架，为园区提供一个法治平台。

今年实施的《条例》，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从法律上，首先确定了园区作为一个特定领域，受到特别法律调整的地位。在此之前，国家对园区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主要体现在税收优惠以及工商管理领域，对于中关村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条例》则对园区的整体法制规划,提出了建设科技园区的全方位法制环境:：第一是政府服务环境。.《条例》中表现强烈的政府为经济服务的特色.，这一点对于中关村的发展至关重要；第二，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得到加强。公开执法，听取意见，接受监督，是《条例》中政府执法的重要要求；第三，使市场交易环境更加宽松，明确确立了交易的自主性和当事人意志的决定性；第四，投资环境得到改善。投资的形式，投资条件以及投资的保护都给予明确的规定。比较其他相关的法律规定，《条例》在约束投资的条件上放宽，而在保护投资上则加强力度；最后是人才流动环境。人才问题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核心问题，人才的自由流动，涉及到国家的户籍管理制度，劳动管理制度，福利保障制度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一直是阻碍园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条例》在这方面做了最大的努力，规定了一系列的重要原则，保障人才的流动性。

《条例》为高科技企业创造了更为宽松的法治环境。它其中的一些条款在国家宏观的法律框架下也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和创新，具有鲜明的特色。下面将对于这些特色和创新结合条文进行分析：

⑴以从事法律，法规和规章没有明文禁止的活动，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违公德的行为除外。”这是世界各国法律所普遍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其意思是说，任何在法律规范调整下的公民或组织，所实施的行为只要在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为禁止的，都是合法有效的。这条原则在我国的法律中还是第一次出现，这也是此次园区立法突破最大的一点，第三款后面的但书（属于排除形式的但书）对于三种最基本的损害社会，公民的行为，做出了排除。说明，“法无名文不为过”是在一定限度下的“不为过”。

⑵企业设立时可以不设立经营范围《条例》第九条规定，在中关村设立企业，办理工商登记时，工商机关对其经营范围不作具体核定。这表明中关村有关方面在企业登记注册方面将摆脱审批制，向核准制迈进。这是在企业登记注册方面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向着市场化目标和国际惯例迈出的一大步。

⑶明文规定保护创业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条例》第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组织和个人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投资的资产、收益等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占有或者实施其它侵害行为。这为靠知识创造财富而使自己富裕起来的投资者和创造者解除了后顾之忧。这一条是符合条例的立法宗旨的。

⑷规定了我国法律体系中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新的企业形式-——有限合伙有限合伙是一种较为古老的企业、商业组织形态。他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适应不同投资者的要求。德国商法典规定了有限合伙，根据德国商法典第171条和172条的规定，有限合伙是为了在某一商号的名义下从事商事营业而建立的一种商事合伙。有限合伙中包括两种合伙人，即至少一个无限责任合伙人和一个有限责任合伙人。有限责任合伙人在其出资范围内对合伙的债权人承担责任。而英美法则把以合伙存在的有限合伙和两合公司一起统称为有限合伙。根据美国《统一有限合伙法》的规定，有限合伙是指在按照某一州的法律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组成的合伙。其中包括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普通合伙人和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有限合伙人。这与德国商法典的有限合伙的概念基本相同。我国在1997年颁布的合伙法中没有规定有限合伙的形式，其中第五条规定：“合伙企业在其名称中不得使用有限或者有限责任的字样。”在我国《合伙企业法》起草时曾有专门的有关“有限合伙”的一章，但是在最后审查通过时被删除了，其中的一个理由是我国目前没有这种企业形态的实践，似乎也没有这种企业形态的需求。既无实践经验，也无立法需求，所以就这样被删掉了。该法第九条还规定：“合伙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这一限制也不合理，有限合伙是投资的组合，为了促进风险投资，还应该允许“机构”充当合伙人，使之与国际惯例接轨。风险投资机构采取有限合伙的形式，可以防止过度赌博，投资者可以预测到自己受到的最大损失，作到量力而行。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个误区即对合伙实行双重征税。对合伙不应征企业所得税，只在利润回报个人的时候对其征收个人所得税，这是国际惯例，有利于促进风险投资。要解决有限合伙在我国存在的双重征税问题，就得突破现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条例》中对有限合伙做了肯定，明确规定：“风险投资机构可以以有限合伙的形式。”并且规定：“有限合伙的所得税由合伙人分别交纳。属于自然人的合伙人，其投资所得交纳个人所得税；属于法人的合伙人，其投资所得交纳企业所得税。”《条例》的这项规定，可以防止重复征税，为投资者和经营者创造了更好的经营环境。⑸明文规定中关村科技园区内的学校教师学生兼职创业合法《条例》规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教师和科研人可以离岗或者兼职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创新、创业。凡离岗创业的，经所在单位与本人以合同约定，在约定期限内可以保留其在原单位的人事关系，并可以回原单位重新竞争上岗。十五条第二款又规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学生可以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创办高新技术企业，或者在企业从事技术开发和科研成果转化工作。需要保留学籍的，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保留一定期限的学籍；保留学籍的期限，由所在学校或者科研机构与学生与合同约定。”

⑹为引进人才突破了制度障碍条例明确规定，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高校科研机构应届毕业生受聘于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可以直接办理本市常住户口；引进园区发展所需的留学人员，外省市科技和管理人才，可按规定办理《工作寄往证》或常住户口，不受进京指标限制。这一条是对人才市场的开放的规定。其中“按照本市有关规定办理《工作寄往证》或常住户口，不受进京指标限制，”可以算是一个进步，它是条例的核心制度，起到瓶颈作用。

⑺明文规定了反垄断第二十三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正常的商业秩序。“垄断”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社会利益，通过合谋性协议安排或协同行动，或滥用经济优势地位，排斥或控制他人正当的经济活动，在某一生产或流通领域实质上限制竞争的行为。就广义而言垄断就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条例》以明文的形式规定了反垄断，为中关村地区经营者，投资者建立一套自由、公正、有效、统一的市场竞争机制。使资源配置达到合理，最大限度的发挥经济潜力。充分利用中关村的科技与资源，创造最佳的市场经济体制。

⑻明确具体地对保护商业秘密和竞业限制进行了规定本《条例》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条逐条对保护企业商业秘密方面进行规定。对企业与员工签订保密合同、员工承担保密义务、订立专门竞业限制合同等一些做出了具体的，专门规定。

⑼建立了信用担保准备金制度和财政有限补偿担保代偿损失制度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在中关村科技园区依法设立信用担保制度，为中小企业提供以融资担保为主的信用担保。

⑽规范土地一级开发明确了“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开发”的原则，解决中关村房地产价格过高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关村一带房地产价格过高，这与它作为一级的科技园区是不相适应的。有关专家学者早就提出，要运用立法的形式改变中关村房地产价格过高的泡沫状况，使之适应价值规律。本条例规定的这一规则为这一状况提供了很好的解决办法。

⑾增设了园区企业的投诉渠道除了现有的，复议和诉讼等渠道，《条例》规定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可以向园区管理机构投诉。

⑿我国法律中首次设专章规范政府机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在第五章以整章篇幅规定了规范政府机构。这是条例的一个亮点，是第一次专章对政府行为做出法律规范。并且第一次明确的，系统的规定了政府听证制度，虽然限定的范围过窄，但就同步来讲已是实属不易了。

⒀对政府“不作为”的法律责任进行了明文规定政府不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职责造成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不能享受应有的权利和利益时，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以上是笔者总结出的15项创新或特色。除此之外，《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在立法原理、理论框架、结构模式上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在这就不一一列举了。

第7篇：合伙人管理细则范文

让生活多点不确定性

“我有时会期待一些困难，因为去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经历。我觉得那种特别一帆风顺、一眼能够看到头的生活非常无聊，这样的生活对我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人人贷联合创始人杨一夫说道。

出生在一个条件优越的北京家庭，从小到大，似乎对困难并没有什么切实的感知，期待困难也许就成了他感知别样生活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在大学期间就演变成了“出走”。

大学的每一个假期，他都会践行“出走”的计划。东南亚地区的尼泊尔、老挝、泰国……一个地方、一个人，完成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旅程中，搭车、睡通铺是“穷游人”最乐意选择的两种省钱方式。有一次，为了等车，他在的一个小村庄里待了五天。也许，对于生活已知大于未知的杨一夫来说，这种不确定性才是他最最渴望的吧！

“我在北京的话，可能每天重复做同样的事情，你觉得已经变成习惯了，你不会对这些事情为什么要去做，以及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想做这样的情况产生更多的思考，但是你离开这个环境之后，你会有机会产生这样的思考。”杨一夫如此解释“出走”的原因。

这种“不安分”的性格因素，对他之后的创业选择是否产生了某种特定的影响？外人不得而知。不过，向来不走寻常路的他，创业选择会落入俗套吗？当然不会。

“人只会为自己想干而没干的事情最终更加后悔，而不会了而干错的事情更加后悔，所以你就让我去尝试，而且有一天我会比你们更清楚什么对于我来讲才是真正的幸福。”杨一夫对父母说道。

毕业之后的杨一夫并没有马上投入到创业的洪流当中。虽然他说：“我当时已经想好创业了”，但是他还是按捺住了心中的创业热情，选择赴荷兰留学。令人不解的是，留学归来的他，仍然没有创业，而是在如家酒店工作了一年。

再回忆这段经历时，他说：“做酒店的过程中接触到了形形的人群：施工队的包工头、小型供货商、片儿警、消防卫生等地方官员、小生意人等……这段经历对我了解中国的现实经济情况帮助很大，而且托管式的加盟方式也能让我做完项目后能够很快脱身，不会影响到以后的创业。”

性格上的“不安分”，并没有使得杨一夫的头脑变得一时发热，也没有让他失去对创业方向的准确判断。正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当时就看到了一个行业在美国的个人金融服务已经非常完善的市场，依然有生存的空间，如果把这个模式拿到中国来，进行一些改良，在中国个人金融服务非常匮乏的市场上可能会有很好的前景。”杨一夫似乎看准了创业方向。

就这样，杨一夫和他的合伙人将目光放在了美国P2P网贷公司Lending Club。Lending Club是全球P2P网贷公司中规模最大的一家，但在2010年，其累计交易额不足5亿美元。之所以出现在这样的情况，杨一夫和他的合伙人分析，线下个人金融在美国已经十分发达，用户对于P2P网贷的需求并不强烈，而与美国相比，国内的个人金融体系尚不健全，这就为P2P网贷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2010年上半年，人人贷应运而生。杨一夫曾说：“从进入的时间点到行业的爆发式增长，给我们留足了时间进行积累和沉淀，我们比较幸运。”的确，他们是幸运的，不仅抓住了金融行业发展的的爆发点，还抢占了行业增长的台风口。

不过，拥有这些就意味着成功吗？当然不是，还远远不够！

“这一行业当时并不活跃，我们自己也没有很懂互联网，更不知道最好的推广方法是什么？”刚刚进入这行的杨一夫还有许多的困惑。

困惑如何解决？在实践当中不断摸索、总结才是方向。正是在不断地摸索和总结过程中，人人贷的运营方向才逐渐清晰：用互联网的力量网聚理财人将闲置资金借给贷款人，贷款人因此解了燃眉之急，理财人则获得比银行存款和债券投资更高的回报。

2011年，杨一夫和他的合伙人又成立了一家线下P2P网贷公司。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使得互联网操作的的门槛更低、风险更易控制。

“2011年初，印象中第一位客户是从事机票业务，当时在网站递交了5000元的借款申请。我们三个合伙人看到申请的心情真是既兴奋又忐忑，毕竟这是网站的第一笔交易，对我们来说它的意义不仅仅只是一笔借款交易，而是我们的网站真正走入大众视野，迎接市场检验的开始。”杨一夫回忆之前的情形感慨的说道。

虽然开始有了业务，但这才是“万里走过的一小步”，杨一夫他们要做的还有很多。如何完善征信体系，就是一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一次，杨一夫为了追回借款，甚至赶到借款人父母家、前妻家，各种办法用尽后，给借款人停机的电话充了钱，意外地得到了他的新住址，才追回了一部分款项。

此事过后，他得出结论：“必须建立从头至尾的风控体系，包括重点信息核实、催收流程等环节。”

除此之外，银监会的一则《关于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把他们吓了一跳。虽然这只是一场虚惊，但还是向他们敲响了警钟。

困难依然存在，然而，“不经历风雨又怎能见到彩虹”。

网贷命脉

P2P网贷行业日渐火热，网贷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地破土而出。这种依托于线上操作的新兴金融服务不仅冲击着人们传统的固有观念，也在颠覆实体的金融体系。然而，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金融服务都要依靠风险控制和安全保障体系来吸引用户，风险控制俨然成了悬在金融企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关于网贷企业风控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4年12月，出现提现困难、倒闭、跑路等问题的P2P平台已达338家。一时间，网贷企业变得风声鹤唳，用户也变得更加谨慎。P2P网贷的发展被蒙上了一层阴影，行业危机似乎已经降临。

银监会曾下发的《关于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对于人人贷来说，虽然只是一场虚惊，但是其背后蕴含的意味却值得深思。P2P网贷平台加强风险控制和安全保障体系已变得刻不容缓，其最终也会成为行业分化和优胜劣汰的关键所在。

对于这一点，身处其中的人人贷联合创始人杨一夫深有体会。上文曾提到，由于没有形成完备的征信体系，导致追款的经历的也是一波三折，效果亦不明显。

催缴事件之后，杨一夫得出结论，必须建立从头至尾的风控体系，包括重点信息核实、催收流程等环节。现在，人人贷已经形成了贷款额度控制、分散的出借模式、全流程风险管理体系以及风险备用金制度为主体的风险管理机制。

针对如何规避金融风险，杨一夫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对于P2P平台来说，出现风险的本质其实是资金的匹配关系并没有完全实现，也就是说用户资金的每一个发生动作没有与用户在平台上的投标动作相匹配，这些商家有可能通过P2P平台将资金汇集后用作他途，或者对投资理财的结果进行了过度承诺，这最终导致了逾期提现、提现困难、限制提现这些表面现象，造成严重后果。如果资金是严格匹配的话，那么其实最终如果出现逾期，投资人本身需要承担逾期风险，而不是出现平台提现困难。”

同时，杨一夫表示，关于监管，人人贷的立场是呼吁并且欢迎的。他说：“鉴于目前中国征信体系的不完善，P2P在中国的发展模式将有别于国外市场，因此，国内P2P的从业者都有义务确保平台信息的公开透明，以此杜绝非法集资、虚构交易、平台自融等行为的发生。对于法律风险的防范，还是要依靠监管细则的落地，包括对资金流动的相关监管措施的实施将是规避法律风险的重要依据。”

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P2P网贷平台只有在规则内运行，其发展才会产生积极意义上的冲击和颠覆，否则只能是摧毁性。

翻版“中国合伙人”

电影《中国合伙人》的故事原型来自于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强之间的创业经历。而人人贷的创始人恰好也是三个，索性就叫他们翻版的“中国合伙人”吧。不过，在一次次的事实印证下，人们已然对“合伙人”这个名词贴上了“能同甘苦，不能同享福”的标签。将人人贷的创始人叫做翻版“中国合伙人”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会步俞敏洪他们之后尘呢？其实不尽然，人们的标签只能当是玩笑，并不会成为定律。

人人贷的创始人除杨一夫之外，还有张适时和李欣贺。三人均是80后，李欣贺和杨一夫是北大同届校友，很早就相识，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张适时与李欣贺是朋友。正所谓：“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就这样，张适时与杨一夫也就成了朋友。

三人并没有在毕业的第一时间就投身到创业当中，张适时进了家族企业，李欣贺去了德意志银行香港投资部，后来又去了中银国际直接投资部和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正是由于内心对于创业的那份渴望，才让三人又走到了一起，加之三人都有“不安分”的性格因素，共同参与创业也就成了意料之内、情理之中了，“臭味相投”嘛！

“选择合伙人，包括我们三个人都是这么看的，应该选世界观、人生观比较相近的，而且本身比较正、比较善的人，这样在真正遇到特别关键的问题时是能够达成一致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在合伙人的选择上，三人有着共同的认识。

成立人人贷时，三人分工明确。杨一夫负责风控，李欣贺负责对外联络，张适时则主管产品规划。“我们三个人其实遇到问题比较好解决，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能够达成一致的。对于我们三个来说，一是本身在出发点上没有任何分歧，二是大家本着把这个事情做成的角度，三是我们对于利益没有那么多顾虑，这三点使得大部分事情都是容易达成一致的。”杨一夫如此解释道。

第8篇：合伙人管理细则范文

公司制的私募基金是依公司法组织起来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和其他机构法人。由于企业的闲置资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产业投资项目，加上银行利息低，自然把目光投向灵活性强、保密性好、投资回报高的私募基金。公司制私募基金有完整的公司架构，运作比较正式和规范。目前公司制私募基金在中国能够比较方便地成立。半开放式私募基金也能够以某种变通的方式，比较方便地进行运作，不必接受严格的审批和监管，投资策略也就可以更加灵活。

2.契约式私募基金

契约式基金的组织结构比较简单，一般在暗中操作，不具备法律地位。目前市场上存在的“工作室”、“私人间基金”多为这种形式。其资金来源主要是个人资本。由于个人投资者缺乏投资经验及时间等原因，以书面或口头协议的方式委托工作室或有良好投资记录的朋友，直接代为理财。具体的做法是：证券公司作为基金的管理人，选取一家银行作为其托管人，募到一定数额的金额开始运作，每个月开放一次，向基金持有人公布一次基金净值，办理一次基金赎回；为了吸引基金投资者，尽量降低手续费，证券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根据业绩表现收取一定数量的管理费。其优点是可以避免双重征税。

二、私募基金现有组织形式存在的缺陷

一是基金管理公司、契约受托人不是利益主体，缺乏激励与制约机制，投资者不能直接参与运作，造成主体缺位。

为了吸引客户，各类资产管理公司、咨询公司大都对投资者作出了最低回报的承诺，即使是一些工作室在与客户签定口头协议时也会有类似保证本金的安全、保证年终收益率等承诺。然而，由于目前私募基金承诺的年终收益率大多在10%至30%之间，这个承诺的收益大大超过了银行存款利率。所以，有关专业人士指出，含有承诺的私募基金严重违反了有关法律法规，实际上近乎非法集资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书面合同文本，委托人、受托人的利益也难以得到法律保护。这就容易导致各种纠纷的出现。这种方式还容易演变为高息揽存或非法集资，破坏金融系统的稳定。信息披露的不充分和不及时，容易导致投资者无法有效监控管理方，蕴藏着较大的道德风险。

从国际经验来看，资产管理中的保本、保底的做法很少见，且受到极为严格的法律管制。但是，我国目前的信用环境和投资环境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异：投融资市场并不规范、关联交易和黑箱操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社会商业信用体系也未能有效建立起来，这些都不利于保护资产委托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保本、保底的做法就逐渐流行起来。一些资质较差的机构进行虚假承诺，或者资产管理机构进行超出保证能力的高风险投资，故意夸大收益率，结果导致保底、保本名不符实。

二是契约双方合作关系不受法律保护，极易产生委托风险。

对于一些小私募基金，如工作室，双方完全凭一种私人间的信任关系建立起委托关系，大多只有口头协议，根本没有正式的文本合同。因此，双方的合作关系就无法受到法律保护。例如，在委托理财中出现资金被骗的情况时有发生，由于缺乏有效证据表明资金的所有权，委托人往往不得不吞下苦果。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激烈的竞争下，客户提出的保证收益率也越来越高，而这些小私募基金管理人往往被迫接受。然而，要想达到如30%的年收益率谈何容易，给管理人造成的经营压力也相当大，这导致出现亏损或未能达到盈利要求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在口头协议下，这样的纠纷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从而不利于维护各方的利益。

三是双重税赋制约公司制私募基金的发展。

对大型私募基金来说，如果采用一个专用账户来运作，由于风险较高，难以获得投资人的认同。这样，它们往往不得不采用公司制形式，所以运营成本相对较高。目前，这类公司型私募基金实际上面临着双重纳税的问题：既要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同时在分红时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另外还得面临着作为公司要应付的年检等一大堆麻烦事情。显然，这部分私募基金的运营成本要比公募基金高出许多。

四是公司制私募基金虽具法律保护，但主体缺位时因消息泄露建有老鼠仓。

“老鼠仓”的操作是指委托方和操作方在第三方（一般是证券公司营业部）的介入下签订协议，双方按一定的比例出资，操作方负责操作，但没有提款的权力，以保证资金安全。证券公司方负责监督操作，如“老鼠仓”内的资金损失超过一定比例（如15%），或者是接近操作方的出资量，证券公司会通知委托方，由委托方和操作方协商，或是就此平仓，损失由操作方承担，或是操作方增资继续操作，直到协议期满。协议期一般为半年或是一年。

“老鼠仓”到期后，双方按照协议分配所得。分配方式一般有三种：纯保底、纯分成、保底分成。如采用纯保底方式，委托方的收益一般在8%-10%，其余收益为操作方所得；如采用保底分成，保底收益一般为6%-8%，超出部分二八或是三七开，操作方得大头；如采用纯分成，分成比例可以达到五五开。例如，总量350万元的“老鼠仓”，如收益在30%，按五五开纯分成方式，委托方、操作方的收益均为50万元左右，委托方收益率为17%，而操作方则高达100%，达到了借鸡生蛋的目标。证券公司则因为资金交易量的增加而增加了佣金收入。

五是中国私募基金利益分配缺乏外部监管，制度上存在漏洞，不利于私募基金健康、稳定发展。

尽管地下私募基金用自己的办法解决了持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但是，大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分配仍然存在制度上的漏洞。一位从业多年的私募基金管理者称，虽然采用了西方基金的做法，有一套监管的方案，财务、市场、调查等完全分开，但地下基金做到一定大的规模，管理者从自己利益考虑，稍稍偏向于其中一位大投资者就可获巨利，这样就容易引起大投资人之间的冲突。因此，基金做大了又没有外部监管，问题迟早会发生，并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波及的范围会较大。这位人士承认，地下私募基金越大，越是需要合法的外部监管。

三、制度创新：量身打造中国私募基金的组织形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个人金融资产数量的大幅增加，寻找有效的投资途径实现增值，是私募基金产生和发展的必然。中国私募基金发展有其特殊的历史沿革和现状，笔者认为，当前私募基金存在的种种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通过修改《公司法》和制订《投资基金法》，建立中国有限合伙制，承认它是一种企业组织形式，赋予法律地位，并制订游戏规则，建立主体激励与制约机制。

1.完善投资基金法，建立中国私募基金的有限合伙制。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颁布于1997年11月，而后未有修改，近日又颁布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这两部法规由于缺乏《投资基金法》的理论指导，因此是不完善的，同时这两部法规与已颁布的《公司法》、《证券法》存在众多冲突，是必须解决的法律问题。例如，我国《证券法》第四章第七十九条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的5%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以公告：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但由于契约型基金的法人主体不明确，因此多次出现单个基金或关联基金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5%以上时，未做公告。而对于此类事件，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因此也难以进行评判。又如，从我国基金业的发展来看，基金的组织模式将走向多样化，公司型基金和有限合伙制基金必将出现，前者不设监事会的惯例和目前《公司法》的有关规定相抵触，而有限合伙制则超出了我国现有《合伙企业法》的规定范畴。

我国个人信用体系不完善，私募基金一直在“灰色地带”运作，缺乏道德风险和政策风险的规避机制。结合本文对中国私募基金的现状分析，笔者认为量身打造中国私募基金组织形式，建立中国私募基金有限合伙制，管理层面应借鉴国外组织模式，并对这一模式实施制度创新。

(1)修改主要合伙人必备的资质条件，提高门槛。参考国、境外主要合伙人出资额为1%的惯例，设计中国私募基金的有限合伙制，其主要合伙人出资额应大于1%，不高于30%，而我国现有私募基金的合伙人出资额实际上平均已经达到30%。

(2)提高私募基金从业人员资质条件，从严组织考核、审查，严把注册关，以防范私建老鼠仓之类的道德风险。笔者认为，管理层面还可以禁止多头开户，并通过开户实名制规范从业行为。

禁止保底分红，通过捆绑经营实现运作基金利益一体化。国外的老虎基金、量子基金采用捆绑经营，一般合伙人在利益机制上都是均衡的。我国目前私募基金由于采用不同的保底分红方案，难免厚此薄彼，这实际上违背了作为一般合伙人的地位平等的合伙制原则。

2.平等对待公募、私募基金，创造平等竞争环境，促进基金业良性竞争

目前我国的基金大都是公募，而对私募基金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使得实际运作缺乏法律依据，从而不利于私募基金的全面发展和民间资本的启动以及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促进作用，因此，对私募或特定的中小型基金应有明确规定，应允许中外合作、合资的中小产业投资基金进入中国，对这类基金不设门槛，让市场来选择。同时也要在基金管理业中引入良性竞争机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设立基金制度从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允许所有有条件、够资格的主体参与基金管理业，使该行业充分市场化。只有减少人为的经营与投资进入门槛，消除各种制度障碍，才能实现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以及投资人、托管人、管理人三方的利益最大化。

3.完善有关基金从业行为规范和有效的约束机制。

已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从业行为作了一定的约束，但这些约束往往缺乏实质性的意义，处罚的力度也不够大，使其违规经营的机会成本较小，增加了引发道德风险、违规经营的可能性，从而导致基金投资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对现有和待制订的法律法规中有关对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责任和约束条款加以修订并制订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使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的保护。同时可以考虑将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利益与基金投资人利益相捆绑。例如可在修改目前我国《合伙企业法》和《公司法》的基础上，成立有限合作制基金，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以普通合伙人的身份参与基金并负责对基金进行管理，同时对偿债业务负连带的无限责任，而一般投资者可以作为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参与基金，对偿债业务负连带的有限责任。同时，基金管理人每年向投资者收取基本费率和赢利费率相结合的管理费用。这样，基金投资的效益首先影响到基金经理人的利益，而且如果由于他的失误导致基金资不抵债，那么他必须用自己的其他资产去弥补损失，基金经理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就使风险和收益完全对称，从而有效地弱化道德风险，达到基金当事人多方利益与风险的共享，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4.完善基金信息披露的立法内容。

目前基金业相关法律法规中对其信息披露也作了大量规定，但其披露要求是相对宽松的，例如《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准则第五号第十一条第四款规定：“投资组合公告每季公布一次，应披露基金投资组合分类比例，及基金投资按市值计算的前十名股票明细。公告截止日后15个工作日内，基金管理人应编制完投资组合公告，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予以公告，同时分别报送中国证监会和基金上市的证券交易所备案。而15个交易日后其公布的投资组合是否有意义尚为值得商榷的问题。另外相关法律法规中缺乏有关基金关联交易内容的披露规范。目前我国的13家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主要是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同时现在一家基金管理公司所管理的基金平均在3家以上，因此基金与管理人和发起人以及同一基金管理人旗下所管理的基金之间难免出现关联交易现象。

【参考文献】

[1]《开展私募基金业务的构想》，《证券时报》，2003年1月。

[2]伍纯：《中国私募基金需要制度创新》，《中国经济导报》2001年5月。

第9篇：合伙人管理细则范文

虽然一切都还没有定论，但是对于VC/PE行业而言，把握政策走向，尽早筹谋或许是上上之策。

2012年必然成为PE行业的洗牌年。如今创投机构早已不再像过去那么风光，如果创业板和主板的退市制度及相关细则正式出台，是否意味着这次洗牌可能比想象中更彻底、更残酷？

从直接影响到间接辐射

曾几何时，PE与高利贷画上了等号。在PE行业曾经的巅峰时期，高达近90倍的回报充盈了许多PE人士的腰包，高额的回报也将更多人吸引到创投圈子之中，即使是手中没有太多闲钱的普通人也试图成为创投机构LP中一员。这种完全不符合创投产业正常游戏规则的状况是中国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VC/PE行业从小众高端发展到全民PE阶段所产生的“迅速繁荣”虽不及昙花一现般短暂，但不合理的状态终究不会长久。

去年12月，国家发改委推出PE新规，要求PE“全覆盖备案”。要求资本规模达到5亿元的PE机构必须在国家发改委备案，不足5亿元的机构在省级人民政府管理部门备案，如此做法能够便于政府对行业进行监管。另外新规要实现“全面覆盖”，在广度上做到对整个行业的全局把控。此次新规中，有一条规定在整个创投行业中产生很大反响，即要求单个投资者对股权投资企业最低出资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新规使得多年来一直放任自流的PE行业在一时间被“圈起来重点保护”。

任何一套法规的出台都旨在规范行业，新规的推出恰是针对创投行业的疾病多发之症。例如非法集资等事件，不仅对VC/PE行业整个链条产生不良影响，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危害。

监管条例出台不久，主板的退市制度改革也提上了日程，健全完善退市制度已成必然之势。其实主板市场11年前就已有退市制度，但失之于“宽”。此次对于创业板退市细则以及主板退市制度的推出，必然更加严格。退市制度一旦出台，投资人视若掌上明珠的壳资源将不复存在。同时二级市场制度完善，一二级市场之间的价差将会缩减，这对于许多没有投资经验而仅靠一二级市场差价获得暴利的投资人显然是当头棒喝。

投行预测

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但是金融领域发展不够充分，投资渠道狭窄毋庸置疑。对于投资需求日渐旺盛的中国人而言，为了抓住机会往往容易出现扎堆扑上去的情况。VC/PE行业自诞生之初，就是高门槛、高技术，但是进入中国之后，其发展过程却逐渐偏离了最初的轨道。某些没有创业经验也不懂得该如何管理公司的GP在项目公司的董事会中意见过多，过分干预公司运营。某些本土LP对创投行业完全不理解，总认为自己投入的资金能够在短期之内获得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回报。

英菲尼迪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胡斌谈到：“海外市场中整个IPO体系都很健全，是外资创投机构比较熟悉的游戏规则。对于国内最近即将出台的退市制度，我认为这将有利于整个行业规范。”在胡斌看来，政策的出台主要是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创投行业中的人民币基金将会受到影响。退市制度的出台可能直接导致基金的退出更加艰难，因此需要投资机构在项目的选择上更加谨慎。另外，国内创投机构疯狂争夺Pre-IPO项目的现象可能将不复存在。“如果被投企业的股票在未流通之前因为遇到问题而被强迫退市，这对于投资机构的专业化和品牌化形象会造成影响。”胡斌补充道。

深圳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合伙人马卫国认为：“退市制度出台，借壳上市等状况将不再发生，这对于企业的良性发展非常有好处。”从投资机构角度来说，行业风险加大是其首先要面临的问题，对VC/PE的专业化要求也会随之增高。另外，中国创投机构一直以IPO作为主要退出渠道的方式将会被改变，并购、股东回购等其他方式可能会比例增大，整个创投行业的格局将被改变。

诺承投资管理合伙人王东亮表示：“更加严格的退市制度首先要求创投机构要投资更具成长性的公司。从行业未来发展趋势来看，会形成投资机构向天使投资即种子期及早期偏移，以及向并购偏移的两极格局。”

凯鹏华盈创业投资基金的主管合伙人周炜也持相同看法。目前凯鹏华盈已经开始在种子期项目上投入更多的精力，为将来投资早期项目进行布局。

由此可见，退市制度的出台对业内一些已经形成专业化、品牌化的创投机构影响不大，反而会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加规范的市场环境。

回归理性

从“全民PE”的概念被热炒的那一刻开始，业内就一直在呼吁创投行业回归理性。尽管创投行业要在中国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需要经过不断探索，才能使整个行业的发展更加合理、正常以及健康。无论是发改委颁布的《关于促进股权投资企业规范发展的通知》还是即将出台的退市制度，无疑都会对整个创投行业回归理性起到一定作用。

数据显示，2010年通过IPO退出的案例数量达502例，而同期并购退出数量仅为89例，远远小于IPO退出数量。虽然2011年通过IPO及并购退出的数量略有下降，但就比例而言，IPO退出仍占据主导地位，达到401例，远远超过并购退出。

目前中国创投机构退出方式单一，而当一二级市场差价缩水，Pre-IPO无利可寻之时，投资机构不论是投资早期项目还是侧重并购重组，都是对其投资经验、投资策略以及投资技巧的考验，而这些经验、策略和技巧也正是创投机构应该具备的素质。事实上这就是业内一直提及的“理性回归”。这种理性回归实现了创投机构的专业化以及品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