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的处理办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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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医疗事故的处理办法范文

你局医政处来函收悉。对《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的几问题答复如下：

一、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费由提出鉴定的一方负担”，卫生部在（88）卫医字20号文中又提出“鉴定费由提出鉴定的一方负担”，卫生部在（88）卫医字20号文件中又提出“鉴定费由败诉方负责”，应以哪个文件为准？根据《办法》第二十八条，我部（88）卫医字20号文件是对《办法》的具体解释。“鉴定费由败诉方负责”的解释与《办法》的原则规定并无矛盾。

二、《办法》第十三条关于“中国所属的向地方开放的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也可以提请当地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的问题。这里所说提请当地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系指地方病员在解放军医院进行医疗过程上发生的医疗事故，不是指部队病员。

三、《办法》第十一条中的在“当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系指最基层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即省、自治区的县（市、市辖区）级技术鉴定委员会，直辖市的区（县）级技术鉴定委员会。计划单列市按省、自治区的规定执行，不按直辖市对待。各地的省、市级医院，也应按以上规定执行。

四、卫生部（88）卫医字20号文件关于医疗事故的处理程序一节，对医务人员不服鉴定，提出“应向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不服理由，尽量通过行政手段解决”，是医务有员与本单位发生意见分歧，为了避免个人与单位找对立，先由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调查和调解，争取解决。如不能解决，医务人员与其他人员享有同等权利，可以提请上级技术鉴定委员 会鉴定，也可以向法院起诉。

五、关于“鉴定费由败诉方负责”如上级鉴定委员会否定了下级鉴定结论，谁是败诉问题。卫生部（88）卫医字20号文明确定规定各级鉴定委员会没有隶属关系，独立进行鉴定。如果上级鉴定委员与下级鉴定委员会得出不同的鉴定结果时，原来已经缴纳的鉴定费也不再退还。

第2篇：医疗事故的处理办法范文

    事件回放

    1999年7月30日，郝高衡以省卫生厅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向兰州市城关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1999年9月14日，城关区法院作出（1999）城行初字第030号行政判决书，驳回郝高衡的诉讼请求。郝高衡不服上诉到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后，法院驳回郝高衡的上诉，维持原判。郝高衡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2002年7月4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裁定书，撤消了一、二审法院行政判决，将此案发回城关区法院重审。兰州市城关区法院另行组成和议厅对此案开庭公开审理。

    郝高衡在诉状中说：1996年9月28日，他的妻子妊娠足月住进甘肃省妇幼保健医院。产前检查初产双胎一切正常，在产妇分娩中，妇幼保健院擅自动用危险性较大、且已经被淘汰的中低产钳危轨手术，夹错部位，致郝彬彬痴呆、偏瘫、癫痫、不会说话，致郝冈冈缺氧性脑病。1998年10月11日，甘肃省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11月1日，郝高衡再次请求省卫生厅作出书面行政处理，但省卫生厅拒绝履行此法定职责。郝高衡认为：省卫生厅未按《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之规定，违法医疗事故鉴定程序，直接组织省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对此医疗纠纷进行终局鉴定，直接侵害和剥夺了郝彬彬、郝冈冈向上一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检的权利。

    郝高衡请求法院依法判令省卫生厅履行法定职责，撤消省卫生厅组织省医疗鉴定委员会鉴定的行为。

    省卫生厅认为：根据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11条及最高人民法院（1989）63号《复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即卫生行政部门必须以构成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为依据，不构成医疗事故卫生行政部门无法定职责进行处理。同时，省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并不是省卫生厅所属部门或机构，其依法独立进行鉴定活动，该行为并不是省卫生厅的具体行政行为，且该鉴定是依郝彬彬、郝冈冈的法定人郝高衡的申请作出的，省卫生厅无权改变鉴定结论，郝高衡应向上一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申请复议。

    省卫生厅请求法院驳回郝高衡的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11条规定：“病员及其家属和医疗单位对医疗事故或事件的确认和处理有争议时，可提请当地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对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所作的结论或者对卫生行政部门所作的处理不服的，病员及其家属和医疗单位均可在接到结论或处理通知书15日内，向上一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或向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复议，也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3篇：医疗事故的处理办法范文

笔者认为，目前对于医疗纠纷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

一、关于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

医患双方在提供和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论。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为代表的民法学家从医患双方的地位、权利、义务出发进行分析，认为医患关系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1］。而众多卫生法学界人士对于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在医患关系中，由于患者对于医学知识的缺乏，治疗方案完全由医生单方面制定和实施，患者仅仅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因而“完全不符合民法的平等。自愿原则。”。因此，双方的法律地位并不平等，医患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医患关系不应受民法调整，而应由《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为代表的卫生法来调整［2］。甚至有的司法工作人员也认为“医事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有本质的不同，应当按特殊的卫生部门法来调整”［3］

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直接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归责和赔偿原则，也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处理模式，因此，对于医事法律而言，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医患关系中，医患双方就医学知识的掌握而言肯定是不平等的，但是否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平等就必然带来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对等性乃是一种常态，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当事人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如果当事人一方利用自己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优越地位而主张其在法律地位上的优越性，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正是由于医生掌握了医疗技术，构成了患者给付金钱购买医疗服务的基础，双方在此过程中，医务人员掌握了医疗技术，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患者给付一定的金钱购买这种服务，双方是一种典型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虽然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相对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医生在制定和实施医疗方案时，一般情况下要向患者进行说明，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操作常规，并且须对患者尽到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医生的行为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为患者的利益尽到最大的善，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时，尚需征得患者或家属的签字同意方可实施。在目前医疗体制改革的形势下，很多医院推出了患者选医生的制度，患者在医院、医生和医疗方案的选择方面享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

在我国，医事法律关系仍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法律关系分属不同的部门法来调整，如卫生行政法律关系归属行政法调整，医患关系由于主体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难以纳入行政法的体系。从上述分析可知，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合同的订立、履行和终止上，完全体现了民法的平等和自愿原则，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因此应该纳入到民法的调整体系。在国外，医患关系基本都是归属民法调整，有的国家从保护患者的利益考虑，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患者的消费者地位，如在美国，患者作为消费者早已成为现实。

二、关于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

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问题，历来是一个影响医疗纠纷诉讼的关键问题。目前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认为“医疗行为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后认为确实构成了医疗事故的，才可以要求赔偿”。［3］这个观点在卫生界有相当的代表性。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按其法律属性而言，是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医疗部门在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一种结论，是医疗行政部门对医疗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但并不是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付院长李国光在《突破民事审判新难点》讲话中对此作过专门阐述：“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认定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人民法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作为确定医疗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应当经过法庭质证”。［4］

之所以有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其根本原因乃是将医疗侵权简单等同于医疗事故，认为如果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则同样不构成医疗侵权，完全混淆两者的界限，实际上两者在法律上存在重大区别。

按照1987年6月月9日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医务人员的责任和技术上的原因，造成患者死亡、残废、组织器官的损伤、功能的障碍等严重不良后果的行为。按其发生的原因，又可区分为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按该“办法”第六章的规定，医疗事故的等级按其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相应地分为三级：

一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死亡的。

二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

从上述办法的规定不难看出，构成医疗事故的，必须是医务人员在客观上造成患者死亡、残废或功能障碍（一般而言是永久性的障碍）的严重侵权后果，同时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方可能构成，否则属于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范围。因此，只有构成严重的医疗侵权时才可能构成医疗事故，而一般性的侵权行为被排除在“办法”之外。

国务院之所以仅仅将严重的医疗侵权行为定义为医疗事故，主要是因为医疗事故鉴定的目的所决定的。医疗事故鉴定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政部门依法要对医疗部门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包括医院的降级，直接责任人的降职、记过、开除等。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主要是医务人员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不构成医疗事故，则医务人员免除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此，从性质上而言，“办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至于除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差错和一般侵权行为，因其不涉及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因此不在“办法”调整之内。

医疗侵权行为从性质上而言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按照民事侵权行为的概念：“不法侵害他人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而行为人须就所生损害负担责任的行为”。［5］医疗侵权行为，是指医务人员在治疗、护理过程中侵害了患者的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不法行为，不仅包括医疗事故，还包括因诊疗、护理过失使患者病情加重，受到死亡、残废、功能障碍以外的一般损伤及痛苦的医疗差错，以及既不属于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的一般侵权行为。因此，医疗侵权的内涵和外延均大于医疗事故，两者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医疗纠纷既然不是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怎么可能构成医疗侵权呢？这是因为患者权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生命权和健康权，而且还包括财产权、知情权、隐私权等一系列权益，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并未将后者涵盖在内，所以医疗侵权的范围是也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是医务人员侵犯了患者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后果的，在具备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时，便可能构成医疗侵权。例如，精神病医院在对精神患者进行电休克治疗前，按卫生部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第规定，应在术前向患者家属进行解释，征得其家属签字同意后才可实施。如果医院未征求患者家属同意，擅自对患者施行电休克治疗，患者因并发症而造成死亡。尽管医院在诊疗、护理中并无其他过失，电休克的操作完全符合医疗常规，患者出现并发症时抢救措施正确及时，但因为医院未在治疗前对患者家属说明并征得其签字同意，侵犯了患者及其家属对于病症的知情权，同时造成了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因此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家属承担赔偿责任。再比如某性病患者到某医院就诊，诊治医生未注意遵守保密义务，擅自将患者的病情向外界散播，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或者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过失造成患者治疗费用增加，或治疗时间的延长，造成患者精神痛苦和财产损失的，就可能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赔偿责任。上述例子中，医疗单位的行为按照“办法”的规定均没有构成医疗事故，但按照民法有关侵权的法律规定，都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及其家属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医疗侵权和医疗事故在法律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各有不同的构成要件，一起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不等于不属于医疗侵权，医疗侵权的构成应该完全按照民事侵权的要件来比照，只要是具备侵权的要件，即使不是医疗事故，医疗单位同样须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是医疗纠纷诉讼中的唯一证据。 三、关于目前医疗纠纷现状的几点思考

医事法律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在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和争论是必然的，但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上述两个误区对有些人而言并非完全是认识上的错误，而是为了维护医疗单位的不正当的部门利益。

部分卫生界人士之所以坚持医患关系不属于民法调整，主要是因为民法关于侵权的赔偿范围和数额都远远高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没有对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做出规定，各地制订的补偿标准从1000元到8000元不等，但总体上维持在3000元到4000元左右。例如按照《江苏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一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补偿标准仅为3000元。而如果按照民事侵权的赔偿标准，医院须赔偿患者及其家属的所有直接、间接财产损失以及精神损失费，赔偿数额动辄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医患关系若不归属民事法律关系，则医疗纠纷自然就可免受民法调整，医疗部门就可以大大降低开支了。

由于我国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上的缺陷，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当地医院的医生组成，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在进行技术鉴定时产生偏袒心理，相当一部分原本属于医疗事故甚至是一级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被鉴定为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按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这两种情况均属于医疗部门的免责事项），如果确立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纠纷中的唯一证据性，则不构成医疗事故自然就不构成医疗侵权，从而使得患者及其家属在随后的索赔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医疗部门同样可以降低赔偿的数额了。

以上两种错误观点，从短期上看，医院似乎可以降低赔付数额，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医疗服务的改善和提高上，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医疗事业的发展和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

1、不利于规范医院的服务。虽然我国对于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在去年在全国各地开展患者选医生的活动，旨在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但是这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医院存在的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低下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理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提高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自主权，健全医疗侵权的赔偿制度，真正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使那些不负责任的医院和医务人员承担起相应的赔偿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否则，对于医疗侵权行为没有有效的制裁机制，难以彻底改变目前医疗部门的服务问题。

2、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医院的正常工作造成负面影响。由于医疗技术事故鉴定程序上的暗箱操作，很多患者在出现医疗纠纷后不申请做医疗事故鉴定，直接到法院起诉要求赔偿，法院处理此类诉讼颇感困难。由于医学知识的专业性很强，法官对于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难以做出判断，一些法院不得不求助于司法鉴定。一些患者由于对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不信任和对法院诉讼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恐惧，往往采取自力救济的方式，出现医疗纠纷后，患者家属就纠集一批亲戚、朋友到医院大闹，对医务人员进行人身威胁或人身攻击，扰乱医院的正常工作，直到医院拿出钱来么私了才就罢，有些医院每年用于私了的钱已经远远大于正常医疗赔偿的数目。

众所周知，医疗行为是一项高风险性的工作，由于医学上仍有很多未知领域，以及患者本身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性，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残废和功能障碍并非是由于医务人员的过失所导致，而是由于无法预料和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完全属于医疗意外的范围，医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目前医疗赔偿的现有体制下，患者家属出现医疗纠纷不再由有关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处理，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不是由于自身的医疗侵权，而是由患者家属人数的多少和吵闹的程度所决定，这不能不说是目前医疗纠纷处理的悲哀，也是与那些维护医院的部门利益的人的初衷相背离的。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不可能象西方国家那样动辄赔偿数十万元，过高的赔偿数额无疑将制约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最终会损害患者的利益。但是象目前各地所规定的那样，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最高不超过8000元，根本不足以弥补患者及其家属的实际损失，在法律上是显失公平的。

上述法律误区，是靠牺牲法律的公正和患者的合法权益来达到减少医院负担的目的，这样最终是得不偿失的，也是与我国建设法制国家的目标格格不入的。

参考文献：

［1］ 梁慧星，医疗赔偿难点疑点剖析，南方周末，1999年1月8日第8版

［2］ 张赞宁，论医患关系的属性及处理医事纠纷的特有原则，医学与哲学，2000年第4期

［3］ 胡志强，论医疗行为的法律界定，中国卫生法制，2000第8卷第2期

第4篇：医疗事故的处理办法范文

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1〕由此定义可以看出，医疗事故的构成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医疗事故的行为人是医务人员；2.医疗事故行为人必须有诊疗护理工作中的过失；3.必须发生在诊疗护理过程中；4.必须给病员造成法定的危害结果。?

我国《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从宏观角度和原则上看，对病员的保护是广泛和相当充分的，医疗事故纠纷中涉及的事实的查明，有时也并不复杂，但具体操作中的结果却不尽人意。为数不少的医疗纠纷案件都揭示了这一点：患者及其家属“对医学一窍不通，想从医院的各种解释中找出不合理乃至错误的地方十分困难。同时，按有关规定，病员家属不能调阅原始病历。”〔2〕我国医疗法律法规具体规定中对病员保护之不足，由此可见一斑。为了避免医疗纠纷的处理出现错误，更好地解决医疗纠纷问题，我们应当通过完善立法来尽快加以解决。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有效的监督手段才能保证及时追究有关医院的事故责任，保证病员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对于医疗纠纷，医疗事故的鉴定是重要的监督手段之一。

二、医疗事故鉴定部门的人员组成及地位

依据有关规定，在全面调查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医疗单位应迅速对医疗事件进行鉴定，确定是否是医疗事故；如果是医疗事故应属于何种性质、何类级别的医疗事故。病人、家属及医疗单位对医疗事故的确认在协商无法进行，发生争议时，才提请当地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3〕本文主要就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监督的法律完善问题作一探讨。?

按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

1.目前我国在县（市、市辖区）、地区（自治州、市）、省（自治区）分别设立了三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在直辖市分设了市、区（县）二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其组成人员有主治医师、主管护师以上的医务人员和卫生行政管理干部。其人选，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提名，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批准。?2.鉴定委员会负责本地医疗单位的医疗事故的鉴定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为最终鉴定；它的鉴定为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

3.其他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在无争议的情况下，也是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各医疗单位可以结合本单位发生的医疗事故进行鉴定，但是无权为其他单位进行鉴定。〔4〕

鉴定委员会在接到有关单位或部门的申请后，首先应当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认真审阅有关资料，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医疗单位提供的资料要完整，情况要真实，要有全部原始病历、报告等资料，要有病人家属的陈述意见、尸检报告以及关于纠纷和争议的综合调查报告。鉴定委员会在全面掌握各种资料的基础上，召开鉴定会议。会议参加人员，除鉴定委员会成员外，可以根据需要邀请医疗单位的有关领导、病人单位领导列席会议。在会上，知情人以及病人家属介绍情况，再由鉴定委员会人员询问有关问题，核对各种资料、报告等，查清后，鉴定委员会以外的人员全部退席，然后进行病历分析，作成书面鉴定后，再予以公布。

在我国，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地位非常重要，它虽然不是卫生行政机关，但对于卫生行政部门而言，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就是医疗事故鉴定部门，即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

以事实为依据来衡量，我国的各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工作绝大多数是认真的，鉴定结论绝大多数也是客观、公正的。但是由于我国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制度建设还不完善，医疗事故鉴定当中便也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对病员及其家属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据卫生部统计，群众来访中反映医疗纠纷、医疗事故问题的占来访总数的60％左右，其中有半数是对鉴定结论不服。〔5〕原因何在？在于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存在问题。我国目前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大都设在卫生行政机关，即医院的上级主管部门内，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与医院之间存在利益、声誉、形象等方面的牵连关系。同时，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为卫生系统内部的医务人员及卫生行政管理人员，不免会出现“医医相护”的部门保护主义，其结果是鉴定结论让人不能放心，并且使关于鉴定委员会工作程序的有关规定也难以落到实处。?

虽然现行法律为保护各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客观、公正的作出鉴定结论，在鉴定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方面也进行一些规定。如：“……省级鉴定委员会可吸收法医参加”，〔6〕“……鉴定委员会成员中，与医疗事故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7〕等。但是这些规定并不充分。法医作为独立于卫生系统之外的司法鉴定人员，可以处于更加公正的地位，对医疗单位行使有效监督，更好地保护病员利益。而现行法律却仅仅规定了在省级鉴定委员会可以吸收法医参加，也就是说，法医进入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并非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这使处于公正地位的法医难以发挥积极作用。法律关于鉴定人员回避的规定未细解，仅仅规定了“有利害关系”，但因对利害关系缺乏明确的界定，而客观上增加了病员及家属与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之间的的误解和矛盾。?

鉴于上述的情形，笔者建议应改革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

首先，改革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重中之重是加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独立性。我国目前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与同级的卫生行政部门是什么关系？鉴定结论是否应有人审评、把关？如果鉴定结论有错误由谁承担法律后果？这些问题在我国医学界、法律界长期争论不休。原因就在于我国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地位没有严格的法律界定。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人应从最高法院办公厅制作的专家名册中所列的自然人和法人中选取。〔8〕这种鉴定机构独立于行业行政部门而由法院管理的规定，笔者认为值得我国借鉴。?

《山东聊城人民法院法医介入医疗纠纷事件的初步调查》〔9〕实证地为医疗事故鉴定改革提供了一个思路。山东聊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法医介入医疗纠纷事件的根据之一是：当事人对卫生行政部门承办本系统内的医疗事故的鉴定工作颇有微词，要求司法机关的法医人员作为鉴定人。?

据介绍，聊城人民法院法医介入医疗事故纠纷的优势有：1.法院作为一个公正机关，由法医介入鉴定的鉴定书可以作为当事人解决纠纷合适的、双方均可认可的证据，也是双方当事人公正和解的依据。2.法院法医介入此类事件可以适时把握此类事件的动向，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以便遏制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其次，改革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工作中应加强对鉴定人权利和义务的明确规定。鉴定人应享有的权利包括：1.了解真实情况的权利；2.掌握完整的鉴定材料的权利；3.对于不合理或由于科学局限性不能完成的鉴定要求，鉴定人有拒绝鉴定的权利等。鉴定人应承担的义务包括：1.接受合理委托，不得无故推诿的义务；2.科学、公正地进行鉴定的义务；3.就有关鉴定问题回答委托或咨询人提问的义务，等等。?

总之，笔者认为：应明确鉴定委员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应当建立独立于卫生部门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这里，笔者强调的是鉴定机构，而非一些学者撰文呼吁的医疗纠纷仲裁机构。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医疗纠纷仲裁机构。因为，根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我国处理医疗纠纷有三种途径：1.由医院与病员及（或）家属协商解决；2.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3.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10〕。

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规定，仲裁机构可以仲裁非人身关系的纠纷案件。医疗纠纷当然也可以受理，而成立医疗纠纷的专门仲裁机构，则只是叠床架屋。假如强调医疗纠纷解决中的专业性而设立了专门的仲裁机构，那么是否要设立专门的医疗纠纷法院呢？各部门是否都要建立自己的专门仲裁机构和法院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以，完善医疗纠纷的重点应当放在完善鉴定机构上，由鉴定机构为仲裁委员会公正仲裁、人民法院公正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提供依据。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主要组成人员除医务专家以外，应当有独立于卫生部门的有临床经验的法院的法医人员参与，还可以辅之以法学专家的代表等。这是由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决定的，医疗行为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也是具有复杂性的社会行为。?

三、对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监督?

医疗事故鉴定机构鉴定结论的公正性，有利于医疗部门改善工作，有利于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由非卫生部门的法医参与组成，其所作的鉴定结论，从形式上讲较仅有卫生部门人员组成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所作的鉴定结论更具有公正性。然而，如果对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医疗事故鉴定的公正性就缺失了一道保障。另外，我国目前以及在未来比较长的时期内，仍然实行医疗事故鉴定部门设在卫生部门之下的体制，建立医疗事故鉴定监督机制的要求更是迫切。?

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司法机关并不对鉴定结论作技术判断，“若对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不服，医患双方均可在收到鉴定报告书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患者方面不服鉴定结论或处理，应诉对象为医疗单位，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一般不作应诉对象。“法律还规定：”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所作出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病员及其家属如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有异议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11〕，也就是说，在我国，不能对医疗事故鉴定提起诉讼。如此规定对由非卫生部门的法医参与组成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而言，是具有合理性的。这也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制度。因为独立专业部门处于”超然“地位，且其鉴定结论能否成为定案的有效证据，要经过人民法院的证据审查结论而定。对于现行的医疗事故鉴定结构而言，这样规定，不利于对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监督。建立于卫生行政部门之下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因此可以考虑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即：对卫生部门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不服，可以在收到鉴定结论之日起一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12〕由卫生行政部门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由非卫生部门的法医参与组成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法律监督，也可以说，作为对现行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监督机制的初步健全。目前我国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

1.应当建立医疗事故鉴定责任制，取消鉴定结论的集体签名制，也就是说，鉴定结束后，鉴定人应制作一份内容包括鉴定过程和鉴定结论的报告。所有的鉴定人应当在报告上签名。如果鉴定人之间彼此意见不一致，少数鉴定人对共同鉴定结论有保留，可以表达附有理由的保留意见。?

2.对全国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工作，应定期进行检查，并建立鉴定质量检测制度是避免鉴定结论错误的有力保证；?

3.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应由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有权威、作风正派的医务人员和法医人员组成。对鉴定委员会人员，要在吸收广大医务工作者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评议，对评议不合格的鉴定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坚决清除出医疗事故鉴定队伍；?

4.进一步完善鉴定人员的鉴定回避制度，等等。?

上述措施的建立目的是通过各种手段以保证医疗事故纠纷鉴定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注：

〔1〕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二条（1987年6月29日国务院）。?

〔2〕参见《南方周末》1998年7月3日《实验特刊⑤》?

〔3〕见《关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若干问题的说明》（卫生部（88）卫医字20号）。?

〔4〕参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4章第12.13条。?

〔5〕转引自《法制导刊》1998年5月号，第24页，金言：“社会经纬”专栏。?

〔6〕〔7〕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12、16条。?

〔8〕见《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57条。?

〔9〕见《法律与医学杂志》1998胀3月，第5卷，第1期，第18—19页。?

〔10〕见《中国卫生法制》1998年1月，杨平“设立医疗纠纷仲裁机构的设想”一文。?

第5篇：医疗事故的处理办法范文

近年来，有关医疗投诉及医院与患者的纠纷日趋增多，而医疗机构作为高风险行业，一是无法避免 医疗事故，二是难以依据目前适用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行政法规来处理纠纷。我 国现行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卫生行政管理机关管理的三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 会全权负责本地区的医疗事故鉴定工作，省级鉴定委员的鉴定为最终鉴定，是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 其体制是根据国务院的《办法》和卫生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说明》 而建立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又依据《办法》，制定了相应“实施细则”，这些法规和规章的制 定对规范医疗事故处理，纠正过去在医疗事故处理中畸轻畸重的现象，保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稳 定医疗工作秩序，发挥了积极重要作用。如今，患者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增强，加之医院又受 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医疗纠纷日渐增多，但目前医疗事故鉴定由于法律化程度不够，鉴定制度和结 论难以让人信服，改革呼声日高。经过十几年的实践，这一鉴定体制的弊端已充分显露，其结果可 能导致鉴定结论失实，由此引起的医护人员、医疗机构、卫生行政管理机关与患者之间的纠纷屡见 不鲜，已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信誉，阻碍了我国医事法律体系的建设。我国医疗事故 立法工作严重滞后，医疗事故鉴定取证等诸多环节很难。同时法院接办有关医疗官司，却要求患者 家属首先到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去做鉴定，由于体制原因，其结果很难保证科学、公正。已沿用十 余年《办法》的许多条款亟待修改和完善，本文拟就此问题从法学理论，结合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 实际状况，对我国现行医疗事故鉴定体制的弊端与改革进行探讨。

依照证据学和司法鉴定学原理，在民事和刑事诉讼过程中，医疗事故鉴定应为司法机关或卫生行政 管理机关为确定某医疗行为（包括诊断是否及时、正确；用药是否合理；处理是否恰当）是否存在 过失和过失与就诊人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及合并功能障碍的因果关系；以及该行为是否构成 医疗事故、医疗差错、医疗意外等涉及医疗行为的专门问题，委托、聘请或指派具有专门知识的专 业人员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向委托（或聘请、指派）机关提供专家证言——提供证据的过 程。鉴定结论作为独立证据，是对客观事实的认定，具备证据的一般属性：合法性、客观性和相关 性。法学专家孙东东、吴剑锋认为目前我国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失实的原因主要包括体制原因和鉴定 人的业务水平原因两个方面，相对而言，导致我国目前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失实的首要原因是鉴定体 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

现行《办法》规定“鉴定委员会是本地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唯一合法组织，只有它的鉴定结论才能 作为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因此鉴定委员会作为被行政机关指定的唯一鉴定机构，具有排 他性。这一权力是国务院通过行政立法授予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但从法学理论分析，这一授权 行为超越了行政权限，因为医疗纠纷主要问题是民事赔偿问题。1997年7月颁布的新刑法第335条医 疗事故罪指出：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样卫生行政管理机关对有关医疗机构和责任人的行政处理，也涉及到司 法行为。医疗事故鉴定行为本身已不单是卫生行政管理机关所属鉴定机构的行政行为。作为国家基 本法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对有关鉴定问题已有明确规定，司法机 关对专门性问题认为有必要进行鉴定的，可委托、聘请或指派专门技术人员进行鉴定。即三个基本 法赋予司法人员行使鉴定的决定权，委托、聘请、指派鉴定人的选择权。《办法》规定的医疗事故 鉴定委员会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唯一合法组织，只有它的鉴定结论才能作为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 的依据。这显然与国家的三个基本法冲突。司法实践中对同一个医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卫生 行政管理机关所属的唯一鉴定机构与司法机关指定的专门鉴定机构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往往相互矛盾。 其主要分歧为是否属医疗事故和属责任事故或技术事故的划分。这两种管理下的鉴定结论相互矛盾， 是现行医疗事故鉴定制度与司法的不协调结果。

根据法制的统一性原则要求，行政与司法应保持协调一致，并且行政调处纠纷的裁决，并非最终裁 决，最终裁决权属司法机关。目前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下，为行政权力范围内组织鉴定机构，从形式 上看似乎是合法的，实质上却与现代法制相悖。

目前的医疗事故鉴定体制是集体鉴定制，不属专家个人鉴定制。存在下列问题：鉴定委员会设在卫 生局，鉴定组成员来自医院，甚至可能来自发生医疗纠纷医院，鉴定结论难说公正；没有错案追究 责任制，对鉴定成员无约束机制；按照诉讼法学理论，刑事技术鉴定应是专家以个人的名义参加诉 讼活动，提供专家证言。以鉴定委员会的名义出具鉴定结论，主任委员签字，在形式上回避了鉴定 参与人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剥夺了被鉴定当事人提出异议和追究伪证责任的权力；医疗事故鉴定委 员会日常工作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处理，医疗事故鉴定基本上是各下属医院医务人员独家鉴定，并 且鉴定人与被鉴定人之间可能是师生、同学、朋友，很难避免同行间的相互袒护。现行的三级医疗 事故鉴定委员会均由同级卫生行政管理机关管理，卫生行政管理机关在处理医疗事故纠纷中既行使 行政裁决的权力，又担负着技术鉴定的管理，不可避免地要影响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客观、公正。 卫生行政部门不仅是医疗机构管理人又是医疗纠纷处理人，医院是卫生局下属单位，与卫生局在经 济上、荣誉上有牵连和责任联系，在法理和情理上都不能作为鉴定主持单位。“鉴定委员会人选， 由卫生行政管理机关提名”，“由主治医师、主管护师以上医务人员和卫生行政管理干部若干人组 成”。虽然"鉴定委员会可邀请法医或有关专业人员参加鉴定工作"，但是在集体鉴定体制下，其意 见通常被作为少数意见而被排除。现实中，由于医疗卫生专业本身的特殊性，对其监督相对困难。 医疗机构一旦出现医疗纠纷，由卫生行政管理机关管理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在该机关辖区内直 接行政隶属或业务管理的医疗单位的医疗行为进行鉴定，更是难以进行监督。虽然《办法》规定， 医疗事故鉴定实行三级鉴定体制，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下级鉴定委员会的倾向性，但是由于三级医疗 事故鉴定委员会均存在体制上的问题，不能保证上级的鉴定结论真实可靠。鉴定地位的"最终性、 唯一性"不符法律规定。按照证据学原理，鉴定结论既然是证据，其客观性就不能因鉴定人的级别 不同而出现差异。因此，三级鉴定模式与证据学原理相悖。鉴定结论实行集体签名制，不符合《民 事诉讼》《刑事诉讼法》规定，其权利、义务不清。加之少数人责任感不强，缺乏监督。医疗事故 涉及到对公民生命健康权的侵害，是医患双方十分敏感的热点，并为社会所关注。这对于医疗事故 的积极预防和正确处理不仅是一个回避不了的现实问题，也直接关系到对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的保护， 甚至影响到社会安定和医疗事业的发展。

由于历史原因，这些法规、规章本身就存在着某些不完善，加之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社会经济基础、 人们的法制意识和价值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医疗纠纷、医疗投诉日趋增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 的进步，是人们自我保护意识及法制意识的提高，也是对医疗技术服务水准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暴 露了现行医疗事故纠纷处理制度在日渐滞后，特别医疗事故鉴定体制，到了亟待改革的地步。 因此，要进行鉴定体制改革，首先是有关人员观念的转换，树立法律意识。特别是在医疗事故鉴定 工作中，不仅是对医疗事故是否存在事实的认定，还包含着对法律适用和法律关系的解释。因此就 要求鉴定人员不仅熟悉医疗业务，同时还应当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使鉴定人真正做到具备医学和 法律双重专业知识背景，只有这样，鉴定人才能对某一医疗行为的适当性、合法性以及刑事和民事 法律关系上的因果关系进行评价。 有学者建议逐步建立健全独立的医疗事故鉴定人名册制度和具体案件的鉴定人三方选任制度。所谓 独立鉴定人名册制度是由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卫生行政管理机关，将省、地区范围内的具备医疗事故 鉴定人资格的人员的姓名、性别、专业特长、职称、服务机构、联系方法等资料编辑成册，存于司 法机关、卫生行政管理机关，以备选任。按法律程序对在册鉴定人每年须资格审查。大陆法系国家 的诉讼鉴定制度中，基本上都采用鉴定人名册制度。建立独立的鉴定人名册制度的意义在于有利于 保持鉴定人的独立性，使个人利益与卫生行政管理机关的管理分离，有利于社会各界对鉴定人从事 医疗事故鉴定工作的监督。具体案件的鉴定人三方选任制度则是指在须对某一具体医疗事故纠纷案 件进行鉴定时，鉴定人的选任由纠纷双方当事人分别从鉴定人名册中挑选人数相等的鉴定人，双方 已选定的鉴定人再协商选任一名第三方鉴定人，若协商不成，则由司法行政机关或由审理该案件的 人民法院选任一名第三方鉴定人；由三方选任的鉴定人共同组成该案件的鉴定组，并由第三方鉴定 人担任该机构的主持人，鉴定人均以个人的身份进行鉴定的制度。三方选任鉴定人制度是基于对抗 制约机制，它能有效地促使鉴定人增强独立行使权利、承担义务的责任感，增加鉴定工作的透明度， 提高纠纷双方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信任度。

调整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构成和职能。鉴定委员会成员构成不应有排他性，并且应引入监督机制。 目前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成员基本上是同级卫生行政部门或业务主管部门牵头，由所属的医护专家 和卫生管理干部组成。虽然法规和规章有明文的回避制度，现实中却回避不了，造成病员家属对鉴 定信任度下降。为了便于开展医疗事故鉴定工作应坚持互相监督、互相协助、互相制约的法制原则。 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成员应由当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司法、卫生行政管理机关的有关专家（法医、律师、法学专家）、人大代表共同组成。目前南京、重庆市 卫生局成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吸收法制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专家参与鉴定。鉴定委 员会负责当地医疗事故鉴定人的遴选、组织、协调和监督具体案件的医疗事故鉴定等日常管理工作， 但鉴定委员会不得干涉鉴定人独立行使鉴定权利和承担义务。1999年1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医疗事故 鉴定委员会对一起骨科手术纠纷鉴定以骨科专家为主，吸收市检察院、高院法医和其它医疗专家参 与，同时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纪检、监察人员对鉴定的合法性进行监督。

明确鉴定委员会性质、任务、权限和法律责任，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以书面形式作出结论，如果当事 人对鉴定结论不服，要找鉴定委员会找不到（因其为非实体组织），卫生行政部门则明文规定与之 无关，且最高人民法院（行）函（1989）63号文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结果鉴定委员会成 了事实上在履行执法职能，在法律上又不受任何制约和监督，不承担行为后果的组织，当事人投诉 无门，直接被剥夺了申诉权。

第6篇：医疗事故的处理办法范文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赔偿部分

第四十六条 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不愿意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第四十七条 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的，应当制作协议书。协议书应当载明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和医疗事故的原因、双方当事人共同认定的医疗事故等级以及协商确定的赔偿数额等，并由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书上签名。

第四十八条 已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医疗事故争议双方当事人请求，可以进行医疗事故赔偿调解。调解时，应当遵循当事人双方自愿原则，并应当依据本条例的规定计算赔偿数额。

经调解，双方当事人就赔偿数额达成协议的，制作调解书，双方当事人应当履行;调解不成或者经调解达成协议后一方反悔的，卫生行政部门不再调解。

第四十九条 医疗事故赔偿，应当考虑下列因素，确定具体赔偿数额：

(一)医疗事故等级;

(二)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

(三)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

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条 医疗事故赔偿，按照下列项目和标准计算：

(一)医疗费：按照医疗事故对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进行治疗所发生的医疗费用计算，凭据支付，但不包括原发病医疗费用。结案后确实需要继续治疗的，按照基本医疗费用支付。

(二)误工费：患者有固定收入的，按照本人因误工减少的固定收入计算，对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照3倍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

(三)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

(四)陪护费：患者住院期间需要专人陪护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

(五)残疾生活补助费：根据伤残等级，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自定残之月起最长赔偿30年;但是，6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5年。

(六)残疾用具费：因残疾需要配置补偿功能器具的，凭医疗机构证明，按照普及型器具的费用计算。

(七)丧葬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规定的丧葬费补助标准计算。

(八)被扶养人生活费：以死者生前或者残疾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扶养且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为限，按照其户籍所在地或者居所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对不满16周岁的，扶养到16周岁。对年满16周岁但无劳动能力的，扶养20年;但是，6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5年。

(九)交通费：按照患者实际必需的交通费用计算，凭据支付。

(十)住宿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住宿补助标准计算，凭据支付。

(十一)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

第五十一条 参加医疗事故处理的患者近亲属所需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参照本条例第五十条的有关规定计算，计算费用的人数不超过2人。

第7篇：医疗事故的处理办法范文

现在医疗纠纷不断增加，医疗纠纷的处理直接关系到病人和医疗机构的利益。卫生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如何正确处理医疗纠纷已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就医疗纠纷处理中二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提出如下探讨意见。

一是医疗风险承担问题

医疗机构是一个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场所。医疗活动具科学技术密集，强专业性，高风险性于一身。病人患病本身已形成一种风险，到医院就诊让医院承担一切不利后果，显然不合理。即使医院没有过失，但由于疾病和人体的复杂性。在不同病人多种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不同的医疗后果。把本应由患方、医方、社会保险机构共同承担的风险全部压在医方一家身上是不公平的。现在医疗纠纷呈现急剧上升趋势，除了少数是医院自身的原因外，很多是社会的原因。医患矛盾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在不断变革，人们的一些观念一时转不过来，有的是患方对科学技术密集、救死扶伤的医院缺乏了信任，抱着从社会上带来的不良情绪到医院发泄。有的即是冲着钱来，“要想富，做手术，做完手术告医院”现象的出现，就说明医疗风险承担的不合理性。医疗工作如履薄水，出了问题，自然要赔；没有问题，想着法子索赔；现在的要赔，几十年前的也找来索赔。家属闹如果没达到目的，还组织或雇佣上百人闹医院，社会上甚至出现医疗纠纷索赔公司，在医院摆花圈、设灵堂，威胁，打骂医务人员，打砸、哄抢公共财产。如果对医疗风险承担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建立完善公平合理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病人一旦出现不良后果，把责任推向医院，不仅国家有限卫生资源会不断流入私人腰包，而且严重制约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最终吃亏是病人。一方面，因为医生惧怕风险，不敢动有风险手术，疑难急诊抢救不敢承担，各种新的医疗技术不敢开展。另一方面，医疗风险有不知因素，在施行某种检查治疗措施时，有发生某种难以预料的意外可能性。如果不对病人实施这种治疗，病人就意味着死亡，如果医生对病人实施，就要承担造成不良后果的风险，虽然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是万分之一，甚至几十万分之一，但一旦发生病人家属就把责任全推向医方。虽然《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三条有明确规定：在诊疗护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医疗事故：①虽有诊疗护理错误，但未造成病员死亡、残废、功能障碍的；②由于病情或病员体质特殊而发生难以予料和防范的不良后果（即医疗意外）；③发生难以避免的并发症的；④以病员及其家属不配合诊治为主要原因而造成不良后果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医疗意外引起的医疗纠纷并不少见，而有关部门在处理这类医疗纠纷时，既不对这类医疗纠纷的医学技术作前因后果分析，又不按《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处理，一味强调患方是受害方，只要造成人身伤害，只要有投诉，就要按《民法通则》或《刑法》有关条款侦查和追究医方的责任。这里有一个例子，一病高龄病人，因服用抗结核药物利福平过敏反应引起急性溶血而死亡，病人在此次服用利福平之前曾服用过该药，利福平过敏反应不像青梅素过敏可事先皮试得知，具不可预测性，而且利福平致急性溶血的可能性只有3.2／10万，服药前医生也向病人作了必要的解释说明，而事后家属向医院提出索赔，司法部门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尚未定性之前，竞按患方家属的意愿，先由公安机关介入，传唤医生，立案侦查。在此不言当事人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压力，也影响了医院的正常诊疗工作，而且使该院医生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二、医疗鉴定与司法鉴定的问题

对医疗纠纷的处理虽然在1987年6月9日国务院了《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规定：对医疗事故或事件的确认和处理，应由当地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对其所作的结论或处理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或向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是法院审理和定判的证据。时下，对医疗纠纷的处理  ，  有的以医疗鉴定为证据，有的兼用医疗鉴定和司法鉴定，有的仅以司法鉴定为证据，按照民事诉讼法的人身伤害赔偿原则处理，各行其是，自然有不规范，不公平之嫌。

医疗鉴定是指各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对医疗事故或事件所作出的集体鉴定。现行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是经人民政府批准，由各个专业的医学专家和法医及医院管理专家组成，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一项科学性、技术性、政策性很强而又极其复杂的工作。因为医学是生命科学、生命的多样性、复杂性、差异性，就决定了医学本身的复杂性，医学对疾病的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现代医学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还是有其局限性。有的疾病才刚被人们认识，但治疗上尚未攻克。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机理尚不清楚。甚至有的疾病可能尚未被认知。所以在鉴定时，需要丰富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只有这些大多数在临床一线、二线工作的高水平、高素质的专家，才能甄别医疗事件的技术性是非。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能独立进行技术鉴定，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摆脱有关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它是在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医疗事故鉴定工作的，有关机关部门有权对其活动进行必要的监督。而且，医疗鉴定必须遵守五条原则：一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二是客观公正原则；三是以行政处理和行政调解的原则；四是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相一致的原则  ；  五是“三不放过”原则。这些都是《医疗事故处

理办法》中有明确规定的。《办法》实施十余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它对医疗事故的处理走上法制化轨道，增强了广大医务人员的责任感，法制观念，对防范医疗差错事故，以及保护医护双方的合法权益，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司法鉴定是由司法部门组织法医对各类人身伤害造成的原因及

损害程度作出鉴定的工作。近年来，司法鉴定作为法庭上医疗事故证据的报道已屡见不鲜，参与司法鉴定的人员大多在司法部门工作，一般都不临床一线。而医疗事故定性定级，必须判断医务人员违反医疗规章制度的原因是导致所造成病人的损害事实的结果时，即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着必然因果关系时，才能是定为医疗事故。参与司法鉴定人员，常年工作于司法部门环境中，一方面接受现代新的医学专业知识受限，对判断因果关系不利，另一方面，难免会用解决某些民事纠纷的观点来思考、分析、推断科学性，技术性很强的，极其复杂的医疗纠纷问题。而司法部门在接受和处理那些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案件时，因无针对性很强的法规可依，只好将其等同于民事诉讼法中的过失伤人处理。现代司法实务中，在对法律条文有异议时，按照有利于弱者一方解释，医疗纠纷往往极复杂，难免遇到许多法律条文中的异议。而患方相对于医疗机构来说处于弱势地位，按照民法处理，自然有失公正。发生在湖北省人民医院一对双胞胎属医源性脑瘫还是非医源性脑瘫的这起医疗纠纷的处理就是一个例子，

第8篇：医疗事故的处理办法范文

    原告：瞿疏朗，男，3岁。

    法定人：瞿为民，瞿疏朗之父。

    法定人：邹芸，瞿疏朗之母。

    被告：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以下简称省级机关医院）。

    瞿疏朗于1994年2月25日出生。出生时，其身体一切正常，当时在右臂部注射了“乙肝疫苗”。之后的97天里，瞿疏朗虽看过病，但未注射针剂。1994年6月3日，瞿疏朗的母亲按规定带瞿疏朗到指定地点省级机关医院儿保科注射“百白破”三联针的第一针，注射部位为瞿疏朗的左臀肌，操作者为该医院儿保科护士。1994年6月18日，瞿疏朗父母发现瞿疏朗左脚掌下垂，足趾活动迟缓，左脚无力，即向有关部门反映该情况，并带瞿疏朗在南京市多家医院诊治。同年7月，省、市、区防疫站有关人员对瞿疏朗左腿及病历进行了查看、分析，称此属预防接种异常反应。1994年9月，瞿疏朗父母向区防疫站申请医疗事故鉴定。1995年3月，瞿疏朗去上海市就诊。次月6日，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对瞿疏朗施行了左坐骨神经探查、松解手术，手术诊断结论为瞿疏朗左坐骨神经损伤（注射性）。瞿疏朗虽经手术补救，但其神经恢复正常已不可能，5岁时还须再次手术。瞿疏朗在南京的医药费已报销，在上海的医疗费2006。71元、交通费102。50元、住宿费1060元。1995年5月，瞿疏朗诉至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原告法定人诉称：1994年6月3日，其按计划免疫要求，带瞿疏朗到省级机关医院儿保科注射“百白破”三联针第一针。左臀肌注射防疫针两周后，发现孩子左脚掌下垂，足趾活动迟缓，扶立时左腿明显无力。经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手术探查，确诊瞿疏朗为注射性左坐骨神经损伤。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原告的一切损失计193458元及今后再次手术的费用。

    被告省级机关医院答辩称：其是根据有关规定，应区防疫站的要求，为区防疫站提供条件和技术人员，实施计划免疫工作的。在为原告进行“百白破”三联针注射时，其严格按计免操作规程进行。本案纠纷是在实施计划免疫工作期间发生，被告应是区防疫站。且本案损害发生的原因和责任尚在鉴定之中，现不宜进行实体审理。

    审　判

    审理中，于同年10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医鉴定中心对瞿疏朗的病因作出鉴定结论：瞿疏朗左坐骨神经损伤系注射所致。1996年9月，南京市鼓楼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对瞿疏朗病例作出鉴定称：本例系医源性坐骨神经损伤，不属于医疗事故范围。1997年1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医鉴定中心对瞿疏朗残疾等级等作出鉴定结论：伤者瞿疏朗左腿伤残程度属六级，须终生使用特殊生活用具。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按计划免疫要求，在出生后第98天到被告处注射出生后的第一针。被告处医护人员在为原告注射后，致原告瞿疏朗左坐骨神经注射性损伤，其行为与原告被损害事实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该医护人员在履行职务中的过失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依法应由其单位被告承担责任。原告依法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残疾生活补助费、残疾生活自助具费及残疾赔偿金等费用应予支持。原告5岁时须再次手术的费用因尚未发生，不宜一并处理。被告称本案应由区防疫站承担责任，因证据和理由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于1997年6月18日判决如下：

    被告省级机关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赔偿原告瞿疏朗医疗费2006。71元、交通费102。50元、营养费246。03元、住宿费1060元、残疾生活补助费49206元、残疾生活自助具费38649。33元、残疾赔偿金24603元，合计115873。57元。

    一审宣判后，省级机关医院不服，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其是应区防疫站的要求和委托，依照有关规定给区防疫站提供条件和技术人员，实施计划免疫工作的，本案被告应是区防疫站。实施接种的儿保科护士，每年均因工作认真负责被区防疫站评为先进，其行为不存在过失。不排除此前瞿疏朗因其他原因而注射针剂。一审未使用权威证据——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导致判决不公。要求撤销原判，驳回瞿疏朗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答辩称：瞿疏朗残疾是打针引起的，针是上诉人的医护人员所打，故以上诉人为被告合理。原判正确，应予维持。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瞿疏朗按计划免疫要求到省级机关医院注射出生后左臀部第一针，注射后15天即发生左脚掌下垂，足趾活动迟缓等情况。经手术探查及法医学鉴定，瞿疏朗系左坐骨神经损伤，该损伤系注射所致。据此，可以认定瞿疏朗左腿损伤系省级机关医院护士注射“百白破”三联针第一针所造成。瞿疏朗居住地的计划免疫工作虽由区防疫站和省级机关医院共同进行，但双方分工不同，具体接种是省级机关医院的职责。该医院护士在履行职责时造成瞿疏朗人身损害，应由该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瞿疏朗5岁时需再次手术的费用，可待瞿疏朗再次手术后，另案处理。原审人民法院所作判决并无不当，省级机关医院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1997年10月13日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　析

    该案是一起因计划免疫预防接种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对此类纠纷如何处理，国家目前规定不明确。本案的审理，注意把握了下列问题：

    一、纠纷定性。本案原告左坐骨神经损伤致六级伤残，是在医院进行预防接种时，因医院护士注射部位错误而导致的。这是否属于医疗事故争议引起的赔偿案件，是值得探讨的。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是医院工作人员的过失行为造成原告残疾，且鼓楼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适用的是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发生不可避免的并发症”的条款而确定其不属医疗事故范围的，并没将其排斥在医疗事故争议范畴之外，因此，本案属于医疗事故争议引起的赔偿案件。对此观点，我们不敢苟同。因为，《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卫生部《关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若干问题的说明》中又将“必须是发生在诊疗护理中”作为医疗事故的构成要件。上述规定将医疗事故的发生范围明确限定在诊疗护理工作中。本案原告是在预防接种中致残的，虽然这是医院医务人员过失所致，可是因该医务人员从事的不是诊疗护理即治病工作，而是预防接种即防病工作，故其主观过失和客观后果上虽符合医疗事故的要件，但因行为不是发生在诊疗护理中，因此不属医疗事故争议范畴。根据《预防接种后异常反应和事故的处理试行办法》的规定，在预防接种后出现的难以确诊或病情严重的病例通常分为异常反应、偶合和事故，本案病例显然在此范畴。从异常反应的特点看，它是人的机体对预防接种的生物制品这一异物所产生的严重的排异现象。偶合则是某一急性传染病的潜伏期或前驱期，或患有某种慢性病症状不明显者因未被发觉而进行预防接种，无意中恰巧相合发生某种疾病。本病例是预防接种护士在预防接种工作中因注射部位错误导致原告伤残，不符合异常反应和偶合的特征，却与预防接种事故的三个特征相吻，即发生在预防接种工作中；从事预防接种工作的人员在预防接种时主观上有过失；产生的后果严重，因此其有可能是预防接种事故。但其究竟属何，依照《预防接种后异常反应和事故的处理试行办法》规定，应提请预防接种反应诊断小组鉴定后确定。据此，本案应为预防接种事故争议引起的赔偿案件。

    本案诉讼前，原告因缺乏专业知识曾申请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诉讼中，鉴定结论虽作出，但因本事故非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范畴，故尽管鉴定结论认为原告系医源性坐骨神经损伤，不属医疗事故范围，被告却不能以此作为免责的抗辩理由。

    二、预防接种事故鉴定结论是否是本案诉讼的前置程序。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是否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医疗事故争议案件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复函》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当事人仅要求医疗单位赔偿经济损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规定，按民事案件立案受理。”从该司法解释中可以得出下列结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是对医疗事故争议仅主张民事赔偿案件诉讼的必经程序；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是人民法院对平等主体间民事诉讼决定是否立案的唯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虽未对预防接种事故争议引起的赔偿案件的受理问题作出司法解释，但其上述司法解释体现出的精神，应该说在预防接种事故争议引起的赔偿案件的受理问题上同样适用。因为：1。国家目前尚无法律、法规规定鉴定结论是人民法院审理预防接种事故争议引起的民事赔偿案件的前置程序；2。该类纠纷属平等主体间的民事诉讼，其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才是法院决定是否立案的唯一条件；3。如将鉴定作为立案必须条件，鉴定机构的不作为将会成为受害人索赔的程序障碍，至少使受害人不能即时主张权利，这不利于及时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原告瞿疏朗起诉时仅主张民事赔偿，且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故未进行预防接种事故鉴定不能妨碍他行使民事诉讼的权利。

    三、责任人的认定。《全国计划免疫工作条例》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和全体医疗卫生人员，均有执行本条例的责任和义务。”根据条例第8条、第9条对卫生防疫部门和医疗卫生单位各自的分工规定，卫生防疫部门在计划免疫工作中负责制订计划，培训人员，发放生物制品，考核预防接种效果，处理异常反应，进行免疫水平的监测，冷链管理以及对医疗卫生单位进行计划免疫工作的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医疗卫生单位和医疗卫生人员则按当地卫生防疫部门的统一安排，开展计划免疫工作。由此可见，实施计划免疫工作的主体包括卫生防疫部门和医疗卫生单位，但他们各有分工。原告居住地的卫生防疫工作根据上级组织的统一安排，由南京市鼓楼区防疫站和被告省级机关医院共同进行，他们按条例对其的分工规定各司其职，具体接种工作由省级机关医院进行。由于卫生防疫工作是他们双方而并非区防疫站一方的职责和法定义务，因此，对按法定分工履行各自职责时发生的事故，就应由职责段的过错方承担法定责任。如区防疫站和省级机关医院系共同过错（如区防疫站发错接种疫苗，省级机关医院注射时又未对疫苗进行查验就接种，导致损害发生的），就应由双方共同承担责任；如是一方的过错，就应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原告残疾是省级机关医院儿保护士在实施预防接种注射时所致，该护士具有多年预防接种工作经验，其注射部位错误并非区防疫站培训有误或指导不当所致，而是其自身过失造成，因此区防疫站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并无过错。本案是基于过错而由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区防疫站作为无过错方无须承担民事责任，故被告关于责任人应为区防疫站的主张不能成立。省级机关医院儿保护士实施接种行为是履行职责，其间因过失致残原告是有过错的，该职务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所在单位省级机关医院承担，因此本案的责任人应确定为省级机关医院。被告所作的关于自己是应区防疫站的要求，无偿提供条件和技术人员，实施计划免疫工作的抗辩，将国家赋予自己的法定的计划免疫义务曲解成受委托行为或无偿帮助行为，从而得出应由负有计划免疫义务的委托人或被帮助的受益人区防疫站承担赔偿责任的错误结论，该免责抗辩不能成立。

    四、归责原则的适用。预防接种事故与医疗事故一样，属于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侵权案件。在该类事故中，受害人作为普通百姓，对接种的生物制品是否有质量问题、接种途径及接种部位是否正确、接种操作或器械消毒是否规范、自己是否是合适的接种对象等计划免疫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所以客观上其无法也不可能适时采证以供鉴定或诉讼之用。此类案件如按一般过错归责原则由受害人举证证明行为人在预防接种行为中有过错，对受害人的要求显然过于苛刻，这意味着在诉讼的开始就将受害人置于不利的诉讼境地。受害人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因无法提供其根本不可能提供的证据而不能获得法律救济，这种使受害人受制于法的做法，显然是有悖于民法通则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精神和公平原则的。对此是否可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呢？结论也是不行。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受害人只要证明接种后出现了损害事实以及该损害有可能是接种引起的，行为人不能证明是受害人故意或第三人过错造成就得承担民事责任，这对行为人也不尽公平。因为受害人的损害不排除其他因素所致，如继发感染并非操作或器械消毒不严，而是受害人自身造成伤口不洁所致，注射性神经损伤并非预防接种，而是此前或此后的其他注射行为所致。将过重的民事责任加给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而实施非牟利性的计划免疫工作的单位，加大卫生免疫风险，显然这也不是国家立法之目的。况且预防接种事故产生的主观因素是卫生防疫工作人员的预防接种过失，过失是过错的一种表现形式，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预防接种事故不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全国计划免疫工作条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均应按规定接受预防接种。可见计划免疫是国家强制性防病措施，接受预防接种是我国居民的法定义务，同时，这也决定了卫生防疫工作人员实施预防接种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公众。对这种工作性质有可能给社会公众安全造成威胁的单位或部门，法律应该要求他们对自己从事的工作负有严格注意的义务和持有十分谨慎的态度，尽最大可能地防止和减少损害的发生。根据这一性质和特点，预防接种事故应适用过错推定责任，藉此实现举证责任的倒置。只要受害人能证明损害事实存在以及损害后果与行为人行为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如不能举证证明自己无过错，就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就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这就将因缺乏卫生防疫知识而难以举证故处于弱者地位的受害人从窘境中解救出来，而给在诉讼中对证据享有控制权处于有利的诉讼地位的行为人增加了举证责任，从而平衡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在诉讼中趋于平等。本案中原告左坐骨神经损伤的损害事实确实存在，该损害出现在被告对其预防接种后不久，且经手术探查和法医鉴定系注射所致，至此原告的举证责任已告完成。被告如想排除自己的责任，必须举证证明损害并非注射所致而是与其无关的其他原因所致，或自己注射完全规范，损害是原告在该次预防接种之前或之后因其他注射所致。现被告对此均举证不能，故确认被告承担民事责任的要件已具备，法院据此已可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而原告为进一步证明其损害后果与被告注射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唯一性，又向法院提供了其出生后的病历。从该病历的记载情况看，原告在被告处注射的“百白破”三联针第一针是其出生后左臀部注射的第一针。病历的真实性已被原告出生至事故发生止为原告看病或预防接种的医生、儿保人员（包括事故直接责任人）所证实。该病历有力的证据力使法院对原告受损害系被告接种注射所致的确认更无可质疑。被告以其儿保护士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原告根本无法证明其注射过失作为抗辩理由，是由自己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的一般过错责任原则作为归责原则，由此推出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企图藉此使自己借助职业优势而立于不败之地。法院选择了对双方当事人均公平的过错推定责任，充分体现了《民法通则》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立法本意和公平的原则。

第9篇：医疗事故的处理办法范文

    医疗事故是指在医疗活动中，由于医务人员的过错而造成的意外的变故或灾祸。其结果是造成病人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或者功能障碍。

    病人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即明明是医务人员的过错，并且对病人造成了损害，经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却不能定为事故。为此，病人常常大惑不解。《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第3规定：“虽有诊疗护理错误，但未造成病员死亡、残废、功能障碍的，”不属于医疗事故。

    患者女，老年。患高血压、冠心病10余年，于1973年6月15日因剑突部持续痛并阵发加剧而急诊入观察室。心电图证实为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经口服阿托品和强的松无效而于6月18日用异丙基肾上腺素1mg和地塞米松10mg加入50ml液体内静脉滴注。当点滴速度较快时，病人感心前区不适并疼痛、头昏、四肢抖动、发麻，心率达80/min，经高速滴速后不良反应消失。但次日心率降至40/min，再用异丙基肾上腺素0.5mg和地塞米松10mg加入10%葡萄糖500 ml静脉滴注；与此同时又将异丙基肾上腺素0.5mg静脉推注。约2分钟后病人突然心跳呼吸停止，心电图示心室颤动，经抢救无效死亡。

    本例为老年慢性冠心病和高血压病人，其房室传导阻滞应考虑由冠心病引起。因心率较慢（每分钟40次左右）并伴有心绞痛症状而用异丙基肾上腺素静脉滴注治疗，滴注后心率增至80/min，但有不良反应，须将点滴速度放慢。本例发生突然死亡显然是由于误将异丙肾上腺素0.5mg一次静脉推注造成心室颤动之故。

    根据目前的法学理论解释，医疗过错分为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两种，即后果达到《办法》规定的程度的为医疗事故；不及《办法》所规定的程度的为医疗差错。医疗差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虽有医疗过错，但未造成不良后果的，称为“一般差错”；一是因医疗过错造成病人损伤、痛苦、病程延长以及费用增加等，但未达到《办法规定的程度的》，称为“严重差错”。

    医疗差错是指在诊疗、所理工作中，由于责任心不强，粗心大意，不按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办事，发生了一般性错误，影响了诊疗工作的正常进行，但是对病人未导致不良后果，或经及时纠正未酿成事故。医疗差错的后果虽不构成医疗事故，或轻于医疗事故，但也必须引起重视。

    因此，在医疗纠纷诉讼案件中，通过鉴定应将医疗纠纷、医疗差错和医疗事故严加区分。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分析，真正构成医疗事故的，且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为数并不多，不到纠纷总数的1%；只有因工作极端不负责任的医务人员，致使病员伤残或造成死亡，情节特别严重、恶劣、构成犯罪的，才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从理论上说，“严重差错”的内涵与“医疗事故”的内涵所指的是同一类事物。因此，由于医务人员的医疗过错造成病人损伤的，应当统一称作“医疗事故”，而不应当有“医疗事故”和“严重差错”之分。“差错”是从主体行为的角度而言的，“医疗事故”是指因医务人员的过错造成了病人的损害，哪怕损害未达到《办法》所规定的程度。例1 男，24岁。因头痛、呕吐3个月伴善饥、多饮、多尿和两次发作性意识障碍入院。体检：神志清楚，眼球上下运动受限，视神经边缘模糊，四肢肌张力增高，左侧上下肢腱反身亢进，双侧巴彬斯基征阳性。脑脊液压力2.16～3.78 kPa（220～360 mmH2O），常规及生化检查正常。颅脑超声检查中线波未见移位颅骨平片正常，右侧脑血管造影正常，气脑造影示第三脑室不充盈。初诊为风湿性脉管炎，手术证实为颅咽管瘤。

    例2 男，21岁。因头痛25天，右侧面瘫8天，复视6天入院。体检：神志清楚，双眼球震颤，右侧周围性面瘫，双耳神经性耳聋，颈部轻度抵抗。脑脊液蛋白量 1.75～4.5g/L（175～450mg/dl），余均正常。脑室造影示侧脑室三脑室扩大，第四脑室不充盈。初诊为中枢神经系感染，尸检证实为脑室多发性室管膜母细瘤。

    例3 男，39岁。因阵发性头昏头痛一个半月入院。头痛逐渐加重伴喷射性呕吐，四肢震颤、啫睡和昏倒。体检：神志模糊，语无论次。左侧巴彬斯基氏征阳性。初诊为反应性忧郁症，神经衰弱。入院21天后死亡，尸检证实为右额顶部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

    例4 女，35岁。8年前曾在外院行脑膜瘤切除术。因脑膜瘤复发入院，在全麻下行脑膜瘤切除术。术中瓣分离时，见4×4cm大小颅骨呈蜂窝状，出血凶猛，反复用骨腊止血无效，血压降至0，手术暂停。经输血、补液，血压回升至12.0/9.3kPa （90/70mmHg），随即快速切除大部分肿瘤，约8×6×5cm，血压再度降至零，在抗休克抢救中输血1250ml，代血浆500ml，林格氏液500ml，50%葡萄糖液100ml，并应用皮质激素、升压药，5%碳酸氢钠等均未见效。20分钟后心搏停止，开胸心脏按摩，见心脏呈空虚状，抢救无效死亡。

    例5 男，14岁，因左侧额顶部矢状窦旁脑膜瘤入院手术。术中摘除肿瘤轻顺利，当取出手术野内充填的棉片时，引起深部动脉大量出血，采用压迫止血法，输血10000 ml和输液8000ml，未能奏效而死亡。

    例1、2、3误诊的主要原因是检查欠仔细，对一些有意义的重要体征和辅助检查结果认识不足和重视不够。如例1眼球上下运动受限，应考虑松果体附近有病变，虽然颅脑超声波检查无移位，脑血管造影有明显异常；再如例3有喷射状呕吐，左侧巴彬斯基征阳性，均提示有颅内占位性病变可能而被忽视。其次，有些必要的检查欠及时、全面，如例1气脑造影到病程后期才做，例3入院后一直按精神病治疗，未做必要的辅助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