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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健康教育;素质调查
【中图分类号】R19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959(2009)09-0275-01
健康教育队伍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施及效果,掌握健康教育工作人员的素质状况,分析存在的问题,科学合理地调整人才策略和人事政策,才能保证健康教育工作拥有一支高素质、能战斗的健康教育队伍而得以顺利开展。因此,我们对全市范围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健康教育人员进行了调查,全面了解健教人员的素质状况。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本次调查为全调查,调查对象为市级、区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街道预防保健所所有专兼职的健康教育工作人员,共发放调查问卷64份,回收62份,问卷回收率为96.9%,有效问卷62份,有效问卷率为100%。
1.2 调查方法:
①问卷调查:制定统一的标准化问卷《深圳市疾控机构健康教育人员状况调查表》,在调查员的解释和指导下,由调查对象自行填写。
②访谈法:采取集中式的访谈形式,对市级及各区级专职健康教育人员共8人进行访谈。
2 结果
2.1 性别分布:健康教育人员男性38人,占61.3%,女性24,占38.7%,且市、区、街道三级机构中健教人员的性别构成没有显著差别(χ2=0.098,P=0.952),说明健教人员整体以男性居多;
2.2 年龄分布:年龄主要集中在“20~30岁”及“31~40岁”段,分别占35.5%和33.9%,不同级别机构的年龄分布无显著差别(χ2=5.486,P=0.483),说明健教人员以中青年为主;
2.3 职称分布:职称主要为“初级”,占41.0%,中、高级职称分别为16.4%和21.3%,但职称“未评定”者也占到了21.3%,说明健教人员整体的职称水平不高。三级机构的职称构成具有显著差异(χ2=14.772,P=0.022),其中,高级职称主要分布于市级和区级机构,街道防保所无高级职称健教人员,更多地为“未评定”和“初级”。
2.4 职称类型分布:主要为卫生系列医师,比例为60.0%,卫生系列技师也占到16.7%,其他类型包括统计师、中文、工程师、新闻摄影、经济师、医学信息管理、护师等职称系列,不同级别机构的职称类型不存在显著差异(χ2=9.220,P=0.056)。
2.5 学历分布:主要为“本科”和“大专”水平,分别占到53.2%和32.3%,“研究生”仅为9.7%,不同级别机构的学历构成无显著差异(χ2=7.476,P=0.279)。
2.6 专业分布:以预防医学专业为主,占50.0%,其次是临床医学专业,占14.5%,护理和艺术类专业分别均为4.8%,其他专业占25.8%,包括平面设计、卫生事业管理、生物技术、编辑出版学、新闻编辑类、摄影摄像、医学信息管理、中文等,不同级别机构的专业构成无显著差异(χ2=9.295,P=0.318)
2.7 编制情况:人员主要为“在编”,占69.4%,临聘人员为30.6%。不同级别机构的编制情况存在差异(χ2=6.924,P=0.031)。市、区两级以在编人员为主,而街道防保所主要为临聘人员。
3 讨论
3.1 健康教育工作的人力资源结构整体表现为年轻化、高素质特征。中青年段占69.4%,这一年龄结构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有一大批精力充沛、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健康教育人员投入健康教育工作,对本地区健康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有利的。其次,健教人员的学历主要集中在“本科”和“大专”水平,比例占到了85.5%,说明大部分健教人员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良好的个人文化素质能够为业务水平的提高奠定坚实的基础。
3.2 职称结构不尽合理,职称归口问题难以解决。一方面,健教人员整体的职称水平不高,职称类型冗杂。职称水平以初级为主,“未评定”职称者也占相当比例。高级职称主要分布于市级和区级机构,而街道防保所无高级职称健教人员。另一方面,职称类型以卫生系列医、技师为主,其他的非医学职称系列如:统计师、中文、工程师、新闻摄影、经济师等也占到不小比例。
一般而言,职称水平与工作经验、工作能力密切相关,还往往与个人的收入水平直接挂钩,构建起合理的人员职称结构不仅可以解决健康教育人员个人的后顾之忧,为稳定整个健康教育队伍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是健康教育工作水平和工作效果的有力保障。但是,由于健康教育是一门应用学科,所利用的原则来自医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有关学科领域[1],许多从事健康教育的人员也往往是多种非医学专业出身,因为有某方面技术(摄影、美术、电教等)特长而被指派从事健康教育工作,然而健康教育学科本身的专业划分并没有涉及到组织指导、文编、美编、音(影)像等专业,实际工作中也没有依据健康教育工作内容设置专门的职称系列,这不仅使得一些非医学专业毕业的健康教育人员的职称问题难以归口解决,即使是那些学医出身的健教人员也常常需要面对从事健康教育工作却只能选择挂靠其他与日常工作内容不相匹配的职称系列的尴尬局面,因此,职称评定上所遭遇的瓶颈一定程度上挫伤了部分健康教育人员的积极性,也影响了健康教育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3.3 聘用人员占到相当比例,一定程度影响了队伍稳定性。健教人员中临聘人员所占比例为30.6%,尤其是在街道防保所,临聘人员的比例占到了48.1%。编制问题是否得到解决直接关系到人员能否安心投入工作。一般来说,正式编制人员的工作和收入水平相对稳定,而临时聘用人员却可能面临失业的状况,且收入相对不稳定或较低。如果健教人员在开展工作的同时,还要时时担心临时聘用身份所可能带来的高流动性或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势必降低队伍稳定性,影响工作效果。
4 建议
提高健康教育人员的整体素质和水平是当务之急。当今,健康教育己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应有相当数量的科技人才,在学历和学识水平等方面应形成高、中、初合理搭配的专业职能组织形态,实现专业化健康教育人力资源的有效配备。
建议首先设立单独的健康教育科室,形成清晰明确的健康教育组织架构,其次保证健康教育工作人员的有效配备,一方面要解决人员的编制问题,另一方面还要保证从事健教工作人员的数量和质量,做到健康教育人员“专人专用”,把具备健康教育工作素质的人员安排到健康教育工作岗位,对非专业的健康教育人员要经常性开展专业化培训以保证其业务水平,引进高素质的健康教育专业人员拓展基层健教工作内涵。此外,还应该大力敦促构建相应的职称体系等支持性工作的落实,从而保证人员不仅有适宜的健康教育工作水平,还能够安心工作,做出成绩。
参考文献
[1] 黄敬亨主编.健康教育学.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1:4-12
妊娠期糖尿病是指患者怀孕前的血糖指标处于正常范围内,耐糖量也未显示异常,但是怀孕后首次出现糖尿病的症状[1],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已经将这一类病症列为糖尿病的一个独立的类型。目前,妊娠期糖尿病在我国的发病几率大约为1%~5%,并且近年来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由妊娠期糖尿病引起胎儿畸形、巨大儿、胎死、新生儿低血糖等并发症的几率较大,并且,虽然患者在产后血糖可以恢复至正常水平,但是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也较大,所以,如果未对妊娠期糖尿病进行及时的治疗,则将严重影响母婴的生命安全。该院针对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给予科学的健康教育,帮助患者提高对疾病的重视程度,并学会自我管理,维持血糖的稳定程度,现分析2014年2月―2015年2月该院收治的100例妊娠糖尿病患者临床资料,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该院在2014年2月―2015年2月收治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中随机挑选100例作为研究的实验对象,均符合妊娠期糖尿病的相关诊断标准,并排除肝肾功能不全、意识障碍、精神障碍的患者。将100例患者按照随机分配的原则均匀分为两组,实验组和对照组各有患者50例。实验组患者年龄在22~39岁之间,平均年龄(30.4±5.8)岁,妊娠周期为34~39周,平均妊娠周期为(36.2±2.3)周,其中32例为初产妇,18例为经产妇。对照组患者年龄在20~40岁之间,平均年龄(33.1±4.5)岁,妊娠周期为35~40周,平均妊娠周期为(36.5±2.1)周,其中34例为初产妇,16例为经产妇。两组患者均对此次研究知情同意,且在年龄、孕周、生产情况等一般资料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的护理方法,主要包括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情况,为患者营造良好的住院环境、指导患者做好常规检查、给予适当的心理护理等。实验组患者在对照组患者的基础上联合实施健康教育。具体可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
1.2.1 建立患者健康档案 对患者实施综合健康教育的第一步是为患者建立一个详尽的健康档案,主要包括患者的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爱好、临床症状、妊娠周期等方面[2],并详细记录患者每次测量血压、血糖的具体情况。
1.2.2 疾病知识宣讲 妊娠期女性患糖尿病,在一定程度上与其生活方式有关,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等都会导致其血压、血糖升高,形成糖尿病,而患者在妊娠期的不良习惯都是源自于对疾病缺乏科学的认识,因此,对患者实施健康教育的第二步是进行疾病知识宣讲,提高患者的认知程度。护理人员针对患者的临床表现,定期组成咨询小组或健康讲座,向患者讲述妊娠期糖尿病的相关知识,包括形成原因、主要临床症状、对患者的危害等,尤其是生活中的相关注意事项,应重点说明。同时对患者的疑问进行详细的解答,帮助患者平复内心的焦虑,消除疑惑。通过讲座和咨询小组的方式系统地向患者传输科学的疾病知识,提高患者的重视程度以及对妊娠期糖尿病母婴风险的认识,并提高自我管理意识。
1.2.3 帮助患者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增加妊娠期糖尿病母婴风险,所以,实施健康教育的关键环节也在于帮助患者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运动是改善患者临床症状的良好途径,关于这一点,我国临床上已经形成明确的共识。通过长期的有规律的的运动,并将运动量控制在患者可接受的范围内,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胰岛素敏感性,改善脂肪代谢的紊乱状态[3],并对患者血糖起到一定的的控制效果。一般的患者可以多走动一下,在体力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进行适当的运动,尤其是餐后1 h应多运动促进消化,可选择散步20~40 min,或者中速步行。尽量将体重增加控制在10~12 kg范围内,避免空腹进行剧烈的运动,预防低血糖,同时应保持良好的心情,避免情绪出现大的波动,避免受到大的刺激,保持规律的生活作息,注意保暖,预防感冒。
1.2.4 帮助患者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孕妇在怀孕的不同时期对营养、热量的需求有所不同,所以,患者应在此方面形成高度的重视,注意适当补充营养,避免过度滋补造成营养过剩。怀孕中期每周一般需补充3%~8%的热量,并补充40%~50%的碳水化合物,20%~30%蛋白质,30%~40%脂肪,同时需适量补充叶酸、钙剂以及铁[4]。可以参照相关营养含量表为患者量身定制一日三餐的食谱,根据其体重、营养状况来确定每日所需补充的热量,保证患者饮食健康科学。另外,部分患者可能存在偏食等不良饮食习惯,所以,需帮助患者纠正这些不良习惯,通过规律、健康的饮食来控制血糖水平。
1.3 观察指标
通过相应的护理后,对比两组患者的健康行为方式情况,主要包括严格控制饮食、定期监测血糖、监测体质量、适当运动、定期进行产检几个方面,同时对比两组患者的血糖水平。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对以上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数资料采用率n(%)表示,组件比较以χ2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健康行为方式情况比较
实验组患者接受系统的健康教育后,在控制饮食、监测血糖、运动、产检以及监测体质量几种健康的行为方式上,结果都优于接受常规护理的对照组患者,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两组患者血糖情况比较
实验组患者空腹血糖和餐后2 h血糖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2 两组患者空腹血糖和餐后2h血糖情况比较[(x±s),mmol/L]
3 讨论
随着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病几率的逐年增加,临床上开始对妊娠期糖尿病的血糖控制以及病情对母婴生命安全所带来的影响给予广泛的重视,并在此领域进行多项研究。妊娠期糖尿病需及时接受治疗,才能保障母婴安全,除了治疗外,有效的护理干预也是临床工作的重要环节。但是,如何通过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来帮助患者控制血糖水平的稳定,这已经成为护理工作所关注的重点。
妊娠期糖尿病是妊娠期发生几率较高的一种并发症,其主要原因在于患者饮食不健康,缺乏运动,导致体质量显著增加,与此同时,患者在妊娠期的内分泌激素处于相对紊乱的状态,血糖水平受此影响异常变化[5],从而威胁母婴安全。所以,针对妊娠期糖尿病患者,除了治疗和常规的护理外,系统的健康教育必不可少。
【摘要】:健康教育是医院健康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门诊是医院中护理人员与患者接触最为密切的场所,因此在护理人员的日常工作中渗透健康教育工作,将会显著提高就诊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程度,本文拟从我院关于健康教育对于门诊护理工作满意度的提高调查出发,探讨如何在护理工作中通过健康教育提高患者对其满意度,予期能够为医院的护理人员工作与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健康教育;门诊;护理工作;满意度
门诊是医院的整体部门架构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它承担了患者正常的诊断、治疗、健康宣传、疾病预防、保健等多方面的重要工作,因此也是医院与患者接触最广泛也是最频繁的场所。在门诊中开展健康教育,不仅能够治疗疾病,同时也能够进行疾病预防与健康知识的宣传,很大程度上还会提升患者对医院的印象与评价,本文将从我院的门诊健康教育工作出发,探讨健康教育对于护理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一健康教育的概念
健康教育是指通过对某类群体的教育,对其宣传健康知识和技能,改善其群体的健康习惯,减少患病机率,养成健康科学的生活习惯的行为。健康教育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以实际行动改变人们的患病行为与生活习惯的工作,它能够让人们在健康受到威胁的时候及时有效地运用自身健康知识来进行处理和预防,减轻自身患病所受的痛苦,促进和提高生活质量。它与传统的医疗教育不同,传统的教育停留在单向传播的模式,教育效果不佳,健康教育能够全面促进教育人员与人们的沟通,且方法形式多样,因此是一项造福广大群众的工作。
1.1健康之窗在石河子日报创建“健康之窗”版面,每月1期,目前已完成12期,相继完成了健康素养、烟草控制、慢性病预防控制、食品安全、预防流感、预防一氧化碳中毒、艾滋病防治等专版内容,同时探索利用新媒体,开办了“石河子市疾病预防控制”网络平台。
1.2搭建互动平台以卫生宣传日为契机,石河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大力营造宣传氛围,有效实施公众开放日活动,重点开展主题宣传和专题宣传,主题宣传介绍疾病预防控制七大职能工作,专题宣传介绍每个卫生宣传日的活动情况。针对武警官兵、政协员、社区居民、中小学生、媒体记者、艾滋病宣传员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每期参与30余人,以主题讲座、科普展架巡展、健康体验互动、现场咨询答疑、发放宣传材料和纪念品、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为公众带来最专业的健康服务。
1.3创办广播石河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石河子市广播电台合作创办“健康行——FM89.3车友时刻”栏目,每月1期,广泛传播疾病预防知识。
1.4创办微信平台石河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创作并发放微信40余条,保证每周发放3条疾病预防相关知识的微信,每次接受人数在10000人以上,覆盖面广。
2健康教育系列产品开发效果显著
2.1宣传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组织“公众开放日”活动,每次活动均对公众问卷调查和现场评估,知晓率达95%以上、满意度达100%,其中85%的人群获得知识的途径主要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和宣传册。
2.2健康行——结核病防治知识进校园对6523名学生开展结核病防治知识讲座,并发放454份调查问卷。问卷调查显示,干预前后知晓率分别为78.88%和98.34%,宣传效果显著。
2.3艾滋病综合防控宣传季系列活动扎实推进石河子市32所学校将艾滋病健康教育纳入至中学课程,各单位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艾滋病宣传活动,提高了公众对艾滋病防治重要性的认识,形成了各单位携手预防艾滋病的良好氛围。
2.4控烟健康教育效果显著2008年全面实施烟草控制项目以来,兵团范围内建立了13家医疗卫生控烟培训基地,其中石河子市5家,5年来通过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控烟项目,经督导检查、通报、召开控烟表彰和推进大会、建立控烟点、创建“无烟单位”和健康行——烟草控制知识“五进”等形式,基层无烟医疗卫生机构的创建达标覆盖14个团、1个镇,覆盖率达100%,达标率在95%以上。各医疗卫生机构均开展有特色的控烟活动,目前有37个单位创建达标。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作为兵团卫生局、兵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烟草控制项目的重要监测点,在迎接国家对兵团医疗卫生机构控烟的督导检查综合评估中,近四年的总排名由第二十名跃居至第四名。目前,“吸烟有害健康”标识在医疗卫生机构和公共场所随处可见,公众已普遍形成拒绝二手烟的共识。通过以上措施巩固了控烟成果,发挥了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控烟示范带头作用,从而为全面降低吸烟率奠定了基础。
2.5发挥媒体及新媒体优势建设并发挥“两个平台、一支队伍”作用,一是石河子日报、石河子市电视台、广播电台等为主的传统媒体,二是手机短信、微信为主的新媒体。利用论坛、研讨会等多方位的宣传形式,抓住正规媒体收视率高、收听率高、点击率高、覆盖面广的特点,扩大宣传覆盖面,提高人群的健康意识,基本做到“电视有影、广播有声、报上有字、手机有信、杂志有图文、横幅随处有”。除兵团级、师级、团级三级健康教育网络队伍外,还开发新的健康教育队伍,发挥健康教育科普知识巡讲队伍、通讯员队伍、科普创作者队伍、省内外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和对口援疆专家队伍的作用。通过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宣传活动,加强了公众与健康教育工作者的沟通,增强了互相信任和了解,促进了健康教育服务队伍的建设。石河子市健康教育工作一直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前列,并多次得到国家卫生计生委专家的充分肯定。
2.6构筑平台以“活动”创“产品”、以“产品”促“活动”积极利用国家项目和政府配套经费支持,创新健康教育传播形式,探索“产品”新模式。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口援疆政策的实施,石河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不断更新理念、开发新的传播形式、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方法、挖掘健康教育人才,健康教育宣传规模初见成效,有效地提高了群众的健康知识水平,普及了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病防病知识。近五年石河子市重点人群城市和农村卫生知识知晓率和行为形成率均在80%以上,高于“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绩效考核评估标准”的西部地区居民基本卫生防病知识知晓率和行为形成率标准(城市≥65%、农村≥60%;城市≥55%和≥农村50%),对全民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3讨论
农村人口是遭遇上述疾病风险的主要群体,例如,70%~80%的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患者是15~49岁的农村青壮年劳力。然而,农村恰恰是疾病预防和健康教育的薄弱环节(卫生部,2001b)。为了保护农村劳动力,中央政府于世纪之交开始发动9亿农民健康教育运动。在这一背景下,本项研究不仅关注农村基层预防服务随流行病模式的转变做出调整的情况,而且试图确认公共支持(注:这里的“公共支持”指的是政府在卫生服务和健康保险领域所采取的公共行动,例如,通过财政手段投资于公共卫生项目、运用法规和政策调节市场,以及援助贫困群体,等等。)对预防服务和健康教育覆盖面的影响。以下将首先介绍研究中使用的基础数据;其次,通过描述统计说明农户获得公共卫生服务的情况;再次,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估算健康知识传递到户的可能性;最后,根据统计结果归纳结论。
一、抽样调查和数据
1993和1998年,卫生部曾分别组织了两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本项研究涉及到的农村宏观层面的卫生筹资、服务供给和利用状况方面的信息,大多引自这两次调查结果和卫生部公布的年度统计。然而,卫生服务调查包含的村庄和农户层面上的社会经济信息有限,不足以用来判断农户的社会经济环境对其健康风险管理的影响。因此,笔者从农户健康风险管理的角度组织了专题抽样调查。
我们的抽样调查借助于农业部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的社会经济调查系统进行,样本为该调查系统的子样本,涉及6个省34个县。每个调研县一个样本乡,每个乡一个样本村,34个村共包括样本户2505个。调研省中,江苏和广东省属于发达地区,吉林和河北省处于中等发展水平,四川和甘肃省属于欠发达地区。省内的高、中、低收入地域,分别由1~2个样本县代表。样本乡和村的居民人均收入大致相当于所属县的中等水平。样本户都是调查系统通过随机抽样方法筛选的长期记账户。自1985年以来,样本村每年都填报社会经济状况调查表。我们得到的村庄和农户社会经济数据,即来自有关这两个层面1999年情况的常规调查表和记账结果。为了本项研究的目的,笔者还设计了县、乡、村、户四级专题问卷,随同农业部的常规调查问卷一起发放。经数据清理获得的有效问卷为:县问卷31份,乡问卷32份,村问卷29份,农户问卷2008份,包括7848人。此外,笔者还在上海、浙江、山东、安徽、江西、云南和陕西等地组织了一系列个案研究,作为抽样调查的补充。
二、几项重点预防服务的覆盖面
预防服务(预防科学研究、健康教育、营养干预和传染病防治等)的作用在于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类似国防一样具有明显的外部性,故而毫无争议地被视为纯公共产品(Stiglitz,1988),并因此而被归为公共卫生服务。我们对公共卫生服务状况的评估没有依赖政府或卫生部门提供的数据,而是基于农户的报告。在农户问卷中,有关公共卫生服务获得状况的问题有5个:(1)“是否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工作人员向您宣传过有关疾病防治和保护健康方面的知识”;(2)“您家是否能喝到清洁水(包括自来水和消毒处理过的水)”;(3)“您家是否参加过‘改造厕所’、‘垃圾处理’和‘修建沼气池’一类的卫生项目”;(4)“您家3岁以下的小孩是在哪里出生的”;(5)“您家3岁以下的小孩是否打过防疫针或服过防疫丸药”。在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的样本户中,对第一、二、三个问题做出肯定回答的农户,即算作被这些卫生项目所覆盖。第四、五个问题设有多种选择答案,小孩在乡卫生院或医院出生的案例均归入“住院分娩”类别;小孩既打过防疫针又服过药丸的,被视为完整地参加了儿童免疫项目。
对农户回应的描述统计如表1和表2所示。这两个表分别反映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的农户获得服务的状况,其中有如下信息值得讨论。首先,在人均年收入低于1000元的贫困户(注:20世纪末,全国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平均水平约为2200元左右。当时,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将农村贫困线设定在农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625元的水平上(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1)。此类贫困户在我们的样本中仅占4%。由于我们从田野调查中获知,贫困地区的县乡政府将人均年收入在1000元以下(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5%)的农户都视为贫困户,本文便使用了这个标准。)中,这几项公共卫生服务的覆盖率均低于非贫困组。这表明,贫困人口面对健康风险处于最为脆弱的地位。其次,儿童免疫在所有公共卫生项目中覆盖率最高,即使是在欠发达地区或贫困户当中,获得免疫服务的儿童也达到了96%以上。这与10年前农村儿童免疫率徘徊在85%左右的情形相比,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再次,住院分娩率在江苏省已经接近94%,但在大多数省份或收入组,这个比率还不足77%。与儿童免疫项目由政府免费提供疫苗不同,产妇分娩的费用全部由农民家庭自己负担。因此,严格说来,目前农村的住院分娩服务实际上还算不上公共卫生项目。只不过卫生机构以消费者预付形式推行孕产妇保健计划,提供整套的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住院分娩”才被视为这些公共干预活动中的一个环节。根据笔者在云南、四川和陕西等地贫困县所做的个案调查,促使产妇在家分娩的原因,主要是交通不便、住院费用较高(一般相当于当地农民家庭年人均现金收入)和传统习惯所致。
表1 公共卫生服务覆盖率(样本户按1999年人均纯收入分组) %
附图
注:(1)本文未注明数据来源的表格,出处皆为笔者的抽样调查。
(2)各单项公共服务的覆盖率=获得服务的户数/有效样本数×100%。
(3)这里的有效样本是指那些对问题做出回答的农户。
(4)回答有关住院分娩和儿童免疫问题的农户只限于那些有3岁以下儿童的家庭。
表2 公共卫生服务覆盖率(样本户按所属省份分组) %
附图
注:除分组方式外,统计方法与表1相同;“—”表示没有可供使用的数据。
至于饮水设施和农户卫生设施改造项目,一般都能够体现政府或村委会通过改善生活条件来预防疾病的意图和努力。近20年来,农村安全饮水项目一直包含在中央政府的扶贫计划中,主要在贫困地区实施。在非贫困地区,多半由村委会投资或组织农户参与修建安全饮水设施。在表2的统计中,江苏省农户的安全饮水覆盖率低于我们的预期,这可能与当地农户只把自来水而不把压水井和水井供水视为安全饮水有关。农户的厕所改造,常常是在新建房屋时自行解决。沼气池项目虽然有改善环境卫生的作用,但主要是在那些养殖业发达而且能源缺乏的地区修建,它原本就不属于普及性的公共卫生项目。有关农村垃圾处理的事务,在各地都还没有引起政府和公众的充分注意。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卫生设施改造项目在绝大多数调研省和收入组的农户覆盖率都达不到50%。在这几种卫生服务中覆盖率最低的是健康教育,仅为37.6%。这表明,农村基层预防服务尚未适应流行病模式的转变(注:根据卫生部2000年对农村健康教育现状的调查,14%的村医没有开展过健康教育,大多数没有接受过健康教育专业培训;48%的学校没有健康教育课程;48%的村没有健康教育经费(参见:900mfhp.org)。)。
三、影响健康知识传递到户的因素
健康教育与儿童免疫和产妇住院分娩这一类医疗型预防措施不同,它的作用在于通过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影响乃至改变个人行为,减少健康风险因素,因此,属于非医疗型预防项目(Phelps,1978)。健康教育的这种特性,使它能够在预防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肝炎、性病、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此外,由于这些疾病给患者家庭和整个社会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负担极为沉重,故而健康教育的作用不仅在于降低家庭风险,而且还能防范公共风险,这就赋予它以低成本高效益的特点。
健康经济学家们几乎都注意到个人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的正相关关系,并对此做出诸多解释。其中有一种解释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比较容易接触健康知识,也容易与医生交流,从而能主动寻求健康信息(Fuchs,2000;Grossman,1999)。在中国农村多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文盲比例依然较高的情况下,如果预期或等待人们去主动搜寻和学习健康知识,就会错过预防当代流行病的有利时机。因此,以健康教育的形式把疾病预防知识和信息传递给农民家庭特别是贫困人口,可以说是当前公共卫生管理措施中的一项最佳选择。
出于这种理解,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统计分析手段,专门探寻那些显著影响健康知识传递到户的因素。表3的Logistic模型就是统计分析的一个结果。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是样本户户主对于“是否从卫生工作人员那里获得健康知识”这一问题回答构成的。这其中隐含的一个假设是户主会把获得的健康信息传播给全家。支持这个假设的事实,是包括卫生部门在内的政府系统重大信息,一般是借助于行政村或村民小组会议的形式传达到农户。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会议都由户主代表各户参加。此外,如果农户成员患病,有关就诊方面的决策往往也是由户主做出的。
表3 健康知识传递到户的可能性估算(Logistic Model)
附图
注: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获得卫生工作人员宣讲健康知识的服务(是=1,否=0)。
*表示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分为县乡政府的行为、村委会的影响、农户收入、户主特征及行政村和农户区位这样几种类型。Logistic回归的结果看起来有些出人意料。我们的假定是政府预防支出和村委会给予卫生员的补贴越多、乡卫生院组织预防活动的次数越频繁,农民从卫生人员那里获得健康知识的可能性越大。计算结果显示,对这几个解释变量系数的统计检验都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但是,除了乡健康教育支出与农户获得健康知识的可能性有正相关关系,其他几个机构变量的影响都是负的。隐藏在这种结果背后的原因首先在于乡村基层预防工作的重点依然是防范传染性疾病,而不是开展健康教育,二者在实际的预防活动中不仅很少发挥相辅相成的作用,反而在公共卫生资源分配中处于竞争状态。其次,根据我们的案例调查,县乡财政预防支出主要保证预防人员工资的发放,预防活动经费微乎其微(注:1998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指出,1994年政府对农村卫生防疫站的资金投入占防疫站收入的份额为40.2%,1997年这个比率下降到34.8%(卫生部,1999:192)。)。大多数地方的防疫站和村卫生员对预防服务(如儿童免疫和孕产妇体检)收费,但对健康教育却难以收费,因此,缺少传播健康知识和信息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获得村补贴的卫生员并不必然开展健康教育活动。
我们在案例调研中还注意到,基层卫生人员除了在医疗机构张贴宣传画、出售健康教育小册子外,极少主动地向农民讲解健康知识。因此,看到这些宣传品并向卫生人员咨询的群体往往是患者或陪同家人看病的人。这就不难理解,老人和育有10岁左右儿童的年轻人相对于其他年龄组、女户主相对于男户主、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相对于文盲,更容易接触健康知识。只不过在我们的模型中,这些变量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不同收入组的农户在获得健康教育服务方面的差别是显著的。这一结果反映出如下事实:一是非贫困户对医疗服务的利用比贫困户要多一些,因而可能会更多地从医生那里获得健康知识。二是非贫困户对信息的敏感程度一般高于贫困户。村庄区位的影响,可以作为对这些情况的一个补充,即村庄距县医院越远,健康知识传递到户的可能性越小。
农户收入变量的影响曾使我们以为,在收入越高的地区,农户获得健康教育的可能性越大。然而Logistic分析表明,相对于甘肃省,广东、河北和四川省的农户获得健康教育的可能性较小。这种现象的背景在于近20年来扶贫项目从经济部门扩展到社会服务领域,一些贫困地区很可能由于来自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卫生干预行动而在健康教育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例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的卫生援助项目,几乎都包含了改善信息管理和强化疾病预防的内容。这些项目一般由国际组织和上级政府联合资助。1999年,甘肃省1/2以上的样本县都获得了上级政府的卫生项目拨款。其中,获得拨款数额最高的是徽县,达到2816万元。这个县的公共卫生服务覆盖率也明显高于其他样本县,例如,该县样本中有96.8%的农户曾经获得健康教育。这个结果也许恰恰支持了Dreze和Sen的看法,即公共卫生服务的供给并不仅仅取决于国家或地区的收入水平。在低收入地区,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和公共支持,完全可能实现较为广泛的服务可及性(Dreze and Sen,1989)。
四、结论
从以上描述统计和分析统计结果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些结论:(1)在农村预防服务中,儿童免疫项目取得了高覆盖率的成就,但健康教育依然是薄弱环节。这表明,农村基层预防服务尚未适应当前流行病模式的转变。(2)个人变量对健康知识传递到户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相比获得健康教育服务的可能性较小。在享受其他公共卫生服务方面,贫困户的覆盖率也低于非贫困户。这些都显示出贫困人口属于健康风险较高的群体,或者说属于脆弱群体。(3)在个别低收入地区,由于上级政府的收入再分配和卫生干预行动,实现了较为广泛的公共卫生服务覆盖率。(4)县乡政府的预防支出、村委会提供的补贴和乡卫生院组织的预防活动,对卫生人员开展健康教育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激励。因此,改善健康教育现状的起点,是变革对基层卫生人员的激励机制。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国家卫生服务研究——1998年第二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1999年,第181~192页。
2.卫生部(2001a):《中国农村主要卫生问题及相关背景》(900mfhp.org)。
3.卫生部(2001b):《卫生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moh.gov.cn)。
4.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第8页。
5.Stiglitz,J.E.:《政府经济学》,曾强、何志雄等译,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114~115页。
6.Fuchs,Victor R.:《谁将生存?健康,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罗汉、焦艳、朱雪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2~86页、第94~95页、214页。
7.Dreze and Sen(1989),Hunger And Public Action,pp.206~210,Clarendon Press,Oxford.
8.Grossman,M.(1999),The Human Capital Model of the Demand for Health,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nber.org).
1.1方法
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健康知识宣传教育,试验组在常规健康知识教育基础上增加传染病知识健康教育,教育内容包括国家传染病管理法规,本院、本科传染病管理办法及隔离制度,传染病传染源、传播途径、传播人群及预后,隔离措施,隔离接触标准,传染病发展过程、治疗过程、预防传播具体措施、复发诱因等内容。在进行健康教育干预中,采取的教育形式为向入院患者根据病种不同发放我院自行制作的健康知识手册,按照健康教育干预计划,倡导患者了解传染病基础知识、隔离制度必要性、治疗措施、消毒方法和具体传播途径。
1.2判定标准
利用我院自行制作的调查表对健康教育干预前后对照组与试验组进行疾病认知率调查,同时对健康教育干预后患者遵医行为配合率进行调查。主动配合:对科室隔离消毒制度能自觉执行,痊愈出院。被动配合:在护理人员监督及要求下,被动对科室隔离消毒制度加以执行,痊愈出院。拒绝配合:在护理人员监督下或自动配合执行科室隔离消毒制度,但隔离期未满就要求出院,态度强硬且劝说无效。经专家鉴定,我院自制调查表内容效度优良,可信度高。
1.3统计学分析
利用统计软件SPSS13.0版本对调查数据进行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进行健康教育干预前后传染病患者疾病认知及遵医行为对比见表1~2。
3小结
健康教育干预可以使传染病患者疾病认知率显著提高。对两组进行分析,可知在展开健康教育干预前,两组患者疾病认知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健康教育干预后,试验组对自身疾病认知率明显优于对照组。因此,在对传染病患者进行治疗时,要采取适当手段加强传染病患者健康教育,使患者恐惧心理得以消除,同时加强患者保健及预防意识。
确定世界卫生日的宗旨是希望引起世界各国对卫生问题的重视,并动员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关心和改善当前的卫生状况,提高人类健康水平。世界卫生日期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卫生组织各会员国都举行庆祝活动,推广和普及有关健康知识,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从1950年开始,每年的世界卫生日活动都确定一个与公共卫生领域相关的特别的主题。
关于开展2012年世界卫生日活动的通知
各乡镇卫生院、县直医疗卫生单位:
一、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选择一条主要街道设置宣传点,同时开展多种健康、环保、卫生和节能减排等知识的宣传和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各乡镇可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开展卫生知识宣传教育,积极参与到本次活动中。各单位要切实加强对活动的组织实施,制定具体的活动方案,落实工作任务,保证世界卫生日宣传扎实有效地开展。
根据省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20*年河南省农民工工作要点〉的通知》要求,现就加强我省农民工卫生服务提出以下要求,请遵照执行。
一、加强农民工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一)落实农民工特定传染病免费治疗政策,做好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各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加强与聘用民工较多单位的联系,加强卫生防病工作的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全面落实农民工疾病预防控制措施。加强农民工的疾病监测,定期检查用工单位的疾病发病情况。医疗机构要做好农民工的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的监测工作,尤其要注重农民工艾滋病、结核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治疗。对发现肺结核病例要及时进行追踪和流行病学调查,对愿在输入地接受治疗,符合国家免费治疗对象的农民工肺结核病人,提供国家免费抗结核药品,对愿回输出地治疗的农民工肺结核病人,输入地结核病防治机构将病人诊治信息报告给输出地结核病防治机构。同时要积极开展艾滋病及性病防治宣传和监测工作,积极推广使用安全套对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
(二)落实农民工子女免疫规划,做好适龄儿童免疫接种工作。农民工子女与当地常住居民子女获得免疫规划的权利均等,都享受同等免疫接种服务。各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预防接种单位要把农民工子女纳入当地的免疫规划中,按照国家免疫规划要求实施免费预防接种。外来长期暂住农民工在本地区生育的婴儿,其监护人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接种单位申办《儿童预防接种证》,并按时到预防接种单位进行预防接种。各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制定农民工子女免疫接种服务计划,并选择适宜时间和方式通知免疫服务时间和免疫服务地点,提高疫苗接种率。
(三)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落实经费保障措施,确保农民工疾病预防控制措施落到实处。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主动与各用人单位联系,指导各用人单位履行以下卫生防病职责:设立专职或兼职的卫生管理人员,开展卫生防病宣传和健康教育,组织本单位外埠民工健康检查,督促本单位外埠民工同住的适龄子女接受当地卫生部门指定的预防接种,提供符合国家和本市卫生标准及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提供符合食品卫生法律、法规规定的饮食、餐饮具和集体食堂,供应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生活饮用水,协助卫生部门做好传染病疫情的发现、报告、调查处理和控制工作。各级卫生部门要配合财政部门,将农民工疾病预防控制监测、健康教育和免疫规划经费纳入当地财政预算,合理增加经费投入和免疫接种经费,确保农民工疾病预防控制、监测、健康教育和免疫接种工作的落实。
二、切实保障农民工职业健康权益
各地要结合实际,选择职业病多发行业,依法开展重点行业农民工职业健康监护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用人单位履行法律赋予的职业健康监护义务,保障农民工得到有效的职业卫生服务,针对性地开展职业危害知识培训,提高农民工自我保护意识,切实保障农民工职业健康权益。
三、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
(一)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积极落实对农民工的优惠政策。在为农民工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实行首诊负责制,简化手续,优化流程,并按规定完善医疗费用结算办法,以方便农民工就医。同时,在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等多种有效措施,减轻农民工医疗负担。鼓励医疗机构对农民工医疗费用实行自愿减免政策,为农民工提供优质、便捷、价格适宜的医疗服务。
(二)认真总结农民工参加合作医疗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积极探索和完善参合农民工在城市就医后的医疗费用结算方法,引导农民工自愿参加原籍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研究完善农民工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衔接办法和政策,确保农民工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障待遇。
四、切实保障农民工食品卫生安全
认真贯彻落实《食品卫生法》、《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等规定,严格农民工食堂卫生许可证发放审查和发证后监督工作,加强农民工食堂和农民工聚集地餐饮单位的日常食品卫生监管,开展农民工食堂卫生状况开展专项整治。要强化农民工食堂开办单位是食品卫生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意识,增强食堂从业人员食品卫生安全意识,提高农民工食品卫生知识和自我卫生安全防范意识。针对农民工食堂卫生的薄弱环节和预防集体食物中毒的重点环节,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食品卫生知识宣传工作,倡导健康的饮食和卫生习惯。加强与建设部门的沟通,建立良好的联系机制,共同做好农民工食品卫生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五、努力提高农民工的卫生意识和健康水平
一、进一步建立健全健康教育工作体系
我处将继续完善健康教育工作网络建设,通过健全组织、明确责任、加强业务学习与培训,提高健康教育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个人素质,促进健康教育工作的发展。充分发挥办事处健康教育宣讲团的作用,不断扩大工作覆盖面。卫生监督与疾病控制工作站,要加强对各级、各单位的健康教育业务指导,采取培训、讲座、咨询等多种形式,逐步建立起直接与村民、学生、工人以及各种疾病高危人流的平台,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健康需求。各村、各卫生室、各单位要制定社区健康教育规范、工作计划,负责组织落实本单位及辖区内的健康教育工作,并积极配合办事处健康教育办公室开展健康教育工作。
二、深入开展“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简称“行动”),推动全处健康教育工作持久发展
在2012年“行动”工作的基础上,卫生监督与疾病控制工作站,要进一步抓好“行动”示范点的健康教育工作,各“行动”示范点要做到工作计划、记录、总结、效果评价、图片等资料齐全,积极开展辖区人员构成和社区卫生状况的调查,建立完整的社区居民个人、家庭健康档案,广泛宣传讲解“行动”核心信息,使“行动”示范点的村民核心信息知晓率要达到90%以上,相关行为形成率达到80%以上,并以点带面,推动农村健康教育工作的全面发展。张仓、徐家大村两村的“行动”工作在自查自评的基础上,卫生监督与疾病控制工作站要严格按照“行动”终期督导评价标准,完善工作资料,落实工作指标。
三、继续开展健康教育进社区活动,推动社区公共卫生工作全面开展
根据工作要求,卫生监督与疾病控制工作站要按时选派“健康教育宣讲团”进社区举办健康教育讲座和健康咨询,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宣传活动,提高农村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知识知晓率,倡导社区居民树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全处健康教育讲座活动覆盖率要达到100%,健康知识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分别达到80%和60%以上。讲座从1月份开始至12月份结束(讲座内容、时间、地点、参加讲座单位及分工见附件1)。并结合健康教育宣传活动,充分发挥卫生院的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地开展社区卫生服务活动,包括举办健康咨询、免费发送健康手册、健康处方等。有专人协助市专家搞好讲座,负责发放宣传材料,对参加活动的社区居民进行现场问卷调查,每次活动结束后,及时将调查表(见附件2)报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将统计表(见附件3)上报卫生局医政科,以便为下一步做好社区健康教育活动提供依据。各相关卫卫生室应积极支持、参与社区健康教育活动,为本单位宣讲团专家的健康教育工作提供方便,确保各专家按时、高质量的完成社区健康教育工作。
四、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为契机,开创健康教育工作新局面
2012年是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关键之年,健康教育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卫生监督与疾病控制工作站要严格按照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标准,以“崇尚健康,远离疾病”为主题,与各单位、村委会、村卫生室密切配合,打造健康教育宣传阵地,并通过培训、宣讲、生活方式干预、健康咨询、义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健康教育工作,逐项落实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健康教育工作指标。
五、充分利用卫生宣传日、及各种大型宣传活动认真做好重点疾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健康教育工作
2012年重点开展的卫生宣传日包括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世界卫生日、碘缺乏病防治日、世界无烟日、高血压日、世界防治糖尿病日、艾滋病日等。卫生监督与疾病控制工作站要以国家现已确定的各种疾病防治宣传活动日为重点,根据国家确定的宣传日活动主题,积极组织开展健康教育宣传活动,并利用大型的宣传活动赶大集、下乡咨询义诊等机会,组织开展各式各样的农民健康教育活动。每次宣传日活动做到有计划、有方案、有评估,要注重实效、切忌走过场。要发挥健康教育在预防控制艾滋病、禽流感等重点疾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强大优势,编发有针对性的宣传材料,宣传讲解健康知识,增强居民的健康意识,提高核心信息知晓率和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能力。
在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颁布11周年之际,卫生监督与疾病控制工作站要进一步做好我处的控烟工作,落实控烟措施,制定控烟制度,设立禁烟标志,卫生工作人员要带头做控烟戒烟的表率,逐步降低吸烟率。各医疗卫生单位要利用5.31“世界无烟日”加大对《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宣传力度,广泛宣传烟草危害的基本知识,开创控烟工作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