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港进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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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由贸易港进展范文

舟山的底子差主要体现在国际发展基础弱、周边竞争激烈、自身经济体量小等，而这些正提示了舟山发展应有的定位，在未来，依靠海洋经济发展自贸区，或是舟山的可选路径之一。

港口优势或为发展基础

对当下的舟山而言，自贸区必然要与上海等地错位发展。

一方面，产业基础上，浙江以轻工业、加工工业为主，而上海的产品技术密集程度更高；另一方面，相比上海、天津，服务贸易并非舟山的强项。

如今的舟山，发展特色和契机是海洋经济。尽管现在还没有势头比较好的产业，但舟山自贸区肯定要充分利用其港口优势。舟山的特点是大宗商品。舟山的定位，是打造成集定价、交易、交割、储运一体化的自由贸易中心，并掌握一些大宗物资的定价权，其自贸区应以口岸、物流、加工三项为主。具体而言，舟山自贸区应发展以大宗商品的储运、中转、加工为主的现代港口物流业，突出海洋装备制造业和海洋生物产业。

与此定位相对应的，舟山自贸区应侧重国际采购、中转、配送业务、港口保税物流业务、保税加工制造业务，以及与此配套金融、保险（行情专区）、交易定价等服务业务。

舟山的挑战

事实上，此前舟山已经开始筹建综合保税港区，为避免与上海、宁波同质化竞争，舟山侧重大宗散货。但据熟悉舟山情况的专家所说，进展并不顺利。世界经济下行趋势明显将对国际航运业产生不利影响，而与国际发达港口相比，舟山港口对国际集装箱中转货源吸引不足。特别是邻国自由贸易港强大的“先行”优势是摆在舟山港口发展面前的一道难题。

尽管舟山港的国际集装箱中转比率近年来迅速增长，但与香港、新加坡等港口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舟山港口与国际一流港差距较大，深水岸线资源开发程度严重不足，集疏运交通体系不完善，港口物流人才严重缺乏。而就舟山自身基础而言，淡水资源、本土人才资源等相对稀缺，金融服务业更是基础薄弱，从而制约着舟山从资本市场上获取大量资金进行港口建设、运作。

第2篇：自由贸易港进展范文

外贸进出口稳定增长，结构进一步优化。国家出台促进进出口稳增长、调结构的政策措施，促进外贸稳定增长。2013年，外贸进出口总额41603.3亿美元，增长7.6%。这是我国进出口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其中出口22100.4亿美元，增长7.9%；进口19502.9亿美元，增长7.3%。累计贸易顺差2597.5亿美元，增长12.8%。

更好统筹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工作，推动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取得新成绩。2013年，全国发展改革系统在推动我国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方面取得了新成绩，较好地完成了全年各项工作任务。国外贷款方面，创新管理方式，提高贷款使用水平。国外优惠贷款的使用更加注意创新性，并与经济社会转型相适应。积极促进外国政府贷款工作由“援助型”向“合作型”转变。推动航空、租赁、高技术、生物制药等领域借用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规范赴港发债制度，出台《境内非金融机构赴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债券申请报告示范大纲》，推进境外人民币发债工作。外商投资方面，进一步加强引导，优化投资结构。《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2013年修订）》，调整优化了中西部地区鼓励重点和方向。推进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外商投资管理由全面核准向备案与核准相结合转变。开展《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修订。研究提出昆山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方案，建立了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制度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参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研究制定工作，提出了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思路，指导试验区改革外商投资管理方式。参加中美投资协定的各轮谈判，完成对美方双边投资协定新范本的技术讨论。境外投资方面，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服务。推进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下放核准权限，将一般性境外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并配套推进《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的修订和项目备案网络管理系统建设工作。联合有关部门印发《关于鼓励开展境外农业投资合作的指导意见》。继续规范和完善对境外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积极推进与重点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合作。

2013年以来，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结束了2012年小幅下滑的态势，全年非金融领域实际吸收外资1176亿美元，同比增长5.3%。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更加注重效益和质量，强调引资、引技、引智相结合，并注意优化区域和产业布局。国外贷款继续保持稳中有增。企业境外投资延续了快速发展的势头，全年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

对外经贸合作取得新进展。推动WTO多哈回合谈判达成了包括贸易便利化、农业、发展三个部分的“早期收获”协议，为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新的前进动力。以我为主的自贸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与冰岛、瑞士签署了自贸协定，中韩自贸区进入实质谈判，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全面展开。推进中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自贸协定谈判。进一步扩大开放，9月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运行，探索建立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扩大服务业和金融领域开放创新。

第3篇：自由贸易港进展范文

关键词：EGFA协议；经贸；产业；影响

一、台湾当局同意签订ECFA的背景

1.台湾不能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问题

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亚洲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体，而台湾处于东盟经济合作之外，不能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使其终将被区域经济合作抛弃，这是非常不利于台湾经贸发展的，甚至可能会给台湾带来被国际社会边缘化的危机。

2.金融危机对台湾经济的重大影响

台湾的经济体是典型的海岛型经济体，国际重大经济事件都会直接影响其经济发展。这使得台湾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远远大于其他国家或区域。从2008年开始，台湾经济增长率和对外贸易额都呈现下降趋势，情况不容乐观。

二、两岸签订ECFA的可行性

两岸“三通”和直航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及两岸间接贸易的飞速增长，为两岸经贸合作协议签订奠定了基础。而且我们迫切需要通过两岸经贸合作协议来改变两岸长期经贸往来间接、单向和不平衡的状况，为两岸经贸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另外，大陆与香港和澳门签订CEPA的成功经验，也进一步说明两岸签订ECFA是可行的，符合两岸人民要求，必将有利于两岸经贸发展。

三、签订ECFA对台湾经贸产生的影响

1.对台湾贸易的影响

ECFA签订后，对台湾对外贸易造成了重大影响，这不仅体现在台湾对外贸易额迅速增加上，更重要的是改善了台湾对外贸易关系，避免被边缘化。

(1)增加台湾的对外贸易

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台湾经济迅速衰退，赤字高涨。ECFA签订后，随着有利于台湾对外贸易条款逐步实施，首先会增加台湾对大陆出口。因为ECFA的正面影响会扩大台湾市场，从而增加交易机会和数量。2010年，两岸贸易额高达1453.7亿美元，同比上涨36.9％。其中，台湾从大陆进口296.8亿美元；台湾对大陆出口1156.9亿美元，贸易顺差高达860.1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另外，由于ECFA签订对台湾参与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产生正面影响，会大大提高台湾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加与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机会，从而进一步促进台湾的对外贸易不断扩大。

(2)避免台湾边缘化

2010年，中国与东协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开始运作。这时，如果台湾被排除在外，必然会对台湾经贸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可能会导致台湾陷入被国际社会边缘化的危机。签订ECFA后，台湾可以把大陆当成加入东亚自由贸易区的跳板，进入东盟自由贸易区体系，从而抵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转移效应的影响，避免台湾被排除在外的可能。

台湾应通过ECFA来积极加强两岸经贸合作，与大陆洽谈参与国际经贸组织问题，争取能以纯经济角度来与其他国家洽谈经贸合作问题，避免被边缘化。

2.对台湾投资及经济与产业的影响

在台湾经济发展中，外商投资起了很大作用。签订ECFA后，必将会给台湾带来更多的外商投资，促进其产业与经济发展。

(1)增加大陆对台投资

多年来，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投资几乎是单向的，绝大多数情况是台湾企业来大陆投资，大陆企业赴台投资却比较困难，因为受限制太多，经营情况也并不理想。ECFA签订后，这种局面将会得以改变，因为ECFA的内容积极鼓励并推动大陆企业到台湾投资，以便加深两岸产业合作。大陆方面已经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赴台考察，寻找投资机会，并为其提供便利。大陆增加对台湾投资，不仅发展了大陆企业自身，而且带动了岛内经济发展。

(2)对台湾经济与产业的影响

ECFA的签订对台湾岛内经济与产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签订ECFA，使得台湾的开发、管理、营销及资金优势与大陆廉价劳动力、丰富的资源、庞大的消费市场紧密结合，有助于岛内产业升级，向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下表可以看出，ECFA签订后，岛内产业增长均大于1。可见，ECFA的签订对台湾产业是绝对有利的，必将促进其经济发展。

资料来源：林庭瑶，ECFA对两岸产业的影响，台湾经济研究院，2009(5)

第4篇：自由贸易港进展范文

关键词：自由贸易 区域 国际物流

一、中日韩自由贸易合作与区域内国际物流

（一）中日韩国际物流环境

中日韩三国开始摒弃地缘政治的传统思维，谋求区域内合作的机会，而这种合作的水平高低则是与商品、资金、技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生产与交换体系的完善程度息息相关的。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的层次不统一同时其资源空间上的相互补充就促使了区域内各种资源要素的流通就需要进行运输和贸易的流通来实现。这样就可以在需求层面上实现空间资源配置的平衡。中日韩地区通过共同运输和共同配送的概念实现从多点到一点，做到最小风险最大柔性。从而降低作业成本，提高物流资源的利用效率。在横向联合的基础下，实现集约协调、以及效益共享。在构建集成化物流体系的条件下形成区域经济的一体化。

（二）中日韩自由贸易对其区域内国际物流的影响

中日韩区域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内部各国之间的贸易比重，因此构建完善的共同物流体系被提到了关键议程上。为了保证该区域内贸易的顺利进行，构建集成化物流体系成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区域间的合作慢慢加深，贸易壁垒在各国跳出“安全困境”思维后逐渐弱化，为了避免物流的落后成为区域合作的障碍，因此构建共同物流体系成为了现实的迫切需求。只有建立共同物流体系才能降低区域合作的物流成本，强化企业之间的合作，从而促进区域内贸易的增长。港口在国际物流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核心业务是安排货物在各种运输方式或共同运输方式之间的有效转移。共同物流从根本上整合零散的物流资源，在国家间以及国家内的港口同质化日趋严重的当下，减少重复建设，避免恶性竞争和日后即将出现的供大于求的危机现象，从而提高区域合作的水平。

二、探索中日韩自由贸易合作框架下的物流发展

（一）构建东北亚区域内自由贸易合作平台的可能性

中日韩三国间贸易额从1999年的1300多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6900多亿美元，增长超过4倍，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日本、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日本、韩国也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截至2011年底，三国经济总量达14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1/5。三国虽然都已经分别与东盟建立了“10+1自贸区”，但是仍然缺少一个体制性框架内的正式安排。所以三国间建立自贸区即可加强三国经贸联系和促进东亚地区经济融合。而且2011年7月韩欧FTA生效后，韩国对欧贸易黑字大幅后退。可喜的是，进入2013 年后中日韩在制定FTA合作框架上有了较大进展，2月28日在中国哈尔滨正式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相信不久的将来，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日韩三国可以正式实现FTA协定，大力促进东北亚的经济贸易发展。

（二）探索实现东北亚国际物流的快速发展

国际物流作为将货物在国际间进行物理性移动商务活动，是个集各种一般物流功能于一体的开放系统。它既包含运输、储存、配送等一般物流系统的功能要素，还涉及与货物跨境移动相关的一些特殊问题，诸如商检、海关手续和国际支付等，这些都使得国际物流系统的复杂性大大提高。经济体内部解除管制、经济体之间建立的贸易协定和贸易区为国际物流提供了广阔空间。目前中日韩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三大贸易与物流区域，在全球物流体系中的地位正在提高，这三国也初步形成带有一定垂直分工性质的国际分工格局，在物流合作的展开方面存在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潜力。

近几年，我国国际物流的发展日益增速。在我国东北沿海城市，如大连、天津、青岛等地纷纷投资建设国际物流中心。根据经济发展规律以及发达国家航运中心建设的成功经验，每个航运中心背后都必须有一个集加工、整合、集散功能于一体的物流中心作为支撑，中日韩国际物流中心既可以使腹地的货物源源不断的送至大连港航运中心，也可使入港货物准时送达腹地目标客户。

（三）实现东北亚国际物流信息化，标准化专业化的提升

现代国际物流要求以现代电子商务平台进行业务处理，以提高物流的实时性与顺畅度，从而达到贸易货物在区域内各国之间流通顺畅。现在东北亚各国绝大多数物流企业仍停留在传统物流的“储运”或“运输”状态，国际物流信息化、网络化水平低，尚难实现物流信息的快速、实时交换。因此，一方面中日韩三国不仅需要提升自己物流网络信息化、标准化和专业化程度，构建完善的物流信息平台，采用各种先进的数据分析、统计、挖掘和关联等技术对信息进行综合处理、存储和利用，使物流信息在区域内最大程度地共享，为政府、企业、行业与市场规范化管理协同工作提供技术指南，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建立信息共享的平台。另一方面，三国之间也要形成相应的先进的物流信息平台，建设一个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等全面联通的东北经济区国际物流新体系。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以中日韩国际物流中心为节点，建设水、陆、空国际多式联运新体系。通过沿边口岸和沿海港口国际物流中心与物流园区这些物流节点，推动国际间物流业的战略协作。同时分别在国内与区域内制定相应的物流组织政策法规以及物流行为政策，各国之间积极沟通，制定区域内物流行业标准，以达到国际物流标准化的提升。三国之间还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进行国际物流的分工，例如中国的环渤海地区适合大量进出口船只停泊，可以利用环渤海地区天然的避风港作为东北亚国际物流体系中的货物中转中心。各国通过物流功能的分工以达到物流功能专业化的提升。

三、探索构建统一物中日韩统一物流平台方案

（一）实现国际物流信息公开透明

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信息已经成为企业乃至国家的一项重要资源，因此在构建东北亚物流统一平台的基础上，必然要实现国际物流信息的共享。国际物流信息平台，可以将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的信息“孤岛”连接起来，解决国际贸易活动各方之间信息流通不畅的问题，使实际的国际物流活动更加精确。

国际物流信息平台架构的构建应该遵循先进性、服务性、安全性、可靠性、高效经济性等原则，根据发展自由贸易、自由物流的战略，采用先进的通讯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物流技术将海关、港口集团、商品检验与检疫、海事、边检等政府部门和银行、保险等金融企业各自的信息系统互连，将分散的航运和物流资源有效的整合到公共物流信息交换平台上，为制造业、贸易、物流等企业提供公开透明的物流信息，为中日韩贸易活动创造良好环境。物流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共享，是寻求商机、加快要素流动、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条件，中日韩统一物流平台的构建将实现各国物流信息的共享、公开透明。

（二）实现国际物流标准化业务

实现三国区域内物流的标准化是三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促进区域贸易的保障。如果不能实现物流标准化，不但会加大国际交往的技术难度，更重要的是在本来就很高的关税及运费基础上又会增加因标准化不统一所造成的效益损失，使外贸成本增加。同时，在运输、包装、装卸、仓储、信息，甚至资金结算等方面采用国际标准，实现国际物流标准统一化，能够打破各国或地区标准不统一的技术贸易壁垒，从而加速国际贸易的物流过程。因此，构建东北亚统一物流平台，实现国际物流标准化业务十分必要。积极推广与应用国家颁布的各种与物流活动相关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增强企业执行、贯彻物流标准的自觉性。要加强国际互联网的有效利用，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信息采集技术、信息传输技术及管理软件在物流领域的广泛应用，实现包括商品信息在内的物流信息交换协议标准化、条码化和信息采集自动化。

四、实现东北亚国际物流统一平台的意义

目前，中日韩三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三大贸易与物流区域，在全球物流体系中的地位正在不断提高，东北亚的贸易物流圈在全球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大。

第5篇：自由贸易港进展范文

【关键词】新自由制度主义区域国际经济组织法多边贸易体制组织机构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关系十分紧密，其是国际关系法制化的结果。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对国际经济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其价值论的不足导致多边贸易体制偏离了社会正义，使得多边贸易自由化陷入困境。与之对应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推动了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法的发展。

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

新自由制度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应全球形势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他们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的世界政治》一书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巅峰之作。相互依赖、国际机制、全球主义等构成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

新自由制度主义摒弃了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冲突这样一种理念，更加倡导国与国之间或组织与组织之间通过一种默契的行为使双方之间或多方之间达成一种双赢或共赢的利益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当中，国与国之间只有趋利避害，才能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达成一致，使参与其中的行为体在无政府状态这样一个国际大环境中，将这场博弈达成一种“非零和”（Nor-Zero-Sum）的结局，从而使其在博弈中达到最优。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保证国际合作的有效机制是国际制度，因为国际制度可以通过加大或减少国际之间的交易成本和提供可靠的信息、调整博弈效用结构、加强互信行为、加强对未来的重视，使行为体相互期望值趋同，达到促成国际合作的目的。①与新现实主义不同的是，新自由制度主义更强调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认为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至少同等重要，而且经济利益显然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②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各国为促进生产力发展而制定符合世界市场统一趋势的国际经济规则便成为欲求之目标，拆除各种不利于经济自由化的法律壁垒成为晚近国际经济规则谈判的主要内容。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一揽子协议是二战以来国际经济自由化立法的最重大成就。

新自由制度主义价值论的不足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在对国家行为的分析中，把道德因素排除在外，国际合作不需要依靠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品德、共同目标、中立标准，或是共享深嵌在文化中的价值意识。这样一来，新自由制度主义在价值观上的缺失，对国际经济法律自由化偏离“社会正义”的倾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即现有立法倾向是对发达国家有力的形式的“程序正义”，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紧迫需要的“社会正义”。其表现在不顾南北方经济实力的差距，不切实际地要求南方国家加快自由化步伐，而对自由化可能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严重考虑不周。③

首先，从世界贸易组织达成的协议上看，乌拉圭回合产生的服务、农产品、知识产权等捆绑协议都要求发展中国家改变自身的国内经济政策以适应自由化发展需要，这对许多发展中国家非常不利。其次，WTO协议中包含了一些关于给予发展中成员及最不发达成员有关差别和优惠待遇的规定。但实践中，这些特殊和优惠往往被大打折扣。第三，从WTO的决策程序看，发展中国家也存在被边缘化倾向。WTO在进行决策时，遵循的是“协商一致”的原则，在无法达成一致时，采用投票制，每个成员国拥有一票。协商一致和一国一票制相比，似乎更为民主，但在实践中，由于一些非常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都不在场，对WTO而言，沉默就意味着同意，所以发展中国家很难得到真正的公平。④另外，WTO的争端解决程序复杂，使发展中国家在启动或辩护上存在很大困难。况且，争端解决机制最终效力来源于成员方的报复能力，而发展中国家实施报复的能力很小，很难利用争端解决机制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毋庸置疑，多边贸易体制坚持的形式正义，没有考虑或很大程度上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悬殊的事实，把发展中国家置于严重不利地位，发展中国家从多边贸易中得到的收益只占世界总收益的很小一部分，出现了穷国愈穷、富国愈富的情况。因此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各成员方动力不足，成为多哈谈判失败的关键。在多边自由贸易进展缓慢、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受阻的情况下，许多国家开始寻找新的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有效途径，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各个成员的首选，而且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向纵深发展。WTO规定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主要为货物贸易自由化，包括降低或取消区内关税、消除非关税障碍等，以及与货物贸易自由化相关的贸易投资便利化。然而，目前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逐步超越了这一范围，除了货物自由贸易外，还包括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与贸易的便利化与产业合作等内容。

第一，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具有新的发展特征。其一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主体突破了国家的限制。传统上，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主体是一定地理区域的国家，即主权国家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唯一主体。随着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发展，出现了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成为主体的情形，比如APEC的成员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近年来，伴随着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一个主权国家内的不同关税区亦成为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主体。如CEPA，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同属于一个主权国家，但在WTO框架内，又属于不同的关税区；其二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打破了地理上相连的特性。早期的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主要在毗邻或地理距离较近的国家间组成，但晚近成立的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大多打破了地理上的相连性，表现出跨地区、跨洲际的特征。如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美国—以色列自由贸易区等均打破了地理上相连性；其三是双边一体化组织成为新的亮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拥有易于达成、灵活多样、运作机制高效、涉及内容既广且深，较少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相邻等方面的限制等无可比拟的诸多优势，成为许多国家区域一体化战略的首选，现有的大多数FTA都是两国间或一个国家与一个经济联合组织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美国近年来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有20个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FTA均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呈现出双边化发展趋势；其四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交叉重叠。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边界清晰、成员关系单一，一般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是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立的一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则互相交叉重叠，一个国家或地区参加多个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或者大的区域组织包容次区域组织，相互关系错综复杂。

第二，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机构设置渐趋弱化。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为了保证本组织职能的常设性和稳定性，都设有一套常设机构，有具体的运行机制。传统上，按照每个机构所承担的职能来讲，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机构一般是按照“三权分立”的模式设置的，主要包括权力机构、执行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或准司法机构。但由于晚近达成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多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其具有运作机制高效的特点，无需按照“三权分立”的模式设置组织机构。大多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采用强化自由贸易规则、弱化组织机构的方式来推动区域贸易组织的运行。各自由贸易协定的法律规则十分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对于庞大的组织机构的需求就不是十分强烈。

目前，大多数双边自由贸易区均设立类似于自由贸易区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作为自贸区的最高机构。其主要职能是：负责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及执行情况进行审议，考虑任何关于修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其附件的建议，并监督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进一步实施；负责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执行有关的事项，并考虑任何可能影响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实施的其他问题；在必要时建立增设委员会及特别工作组，并向任一委员会或工作组就相关事宜征询意见。但在自由贸易委员会之下，并没有建立常设的执行机构和行政机构，只是就具体事项设立相应的委员会或工作组，如货物贸易委员会、服务贸易委员会以及投资委员会等，负责处理相关事项，在各自领域发挥着具体的职能。

此外，从新近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还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并没有建立常设性的争端解决机构，只是在自由贸易协定中规定争端解决机制，以完备的争端解决机制代替常设性争端解决机构。（作者单位：南阳师范学院法学院）

注释

①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0页。

②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9～130页。

第6篇：自由贸易港进展范文

货币合作的背景

人民币与港币的货币合作不仅服从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来自当今世界区域经济货币合作所带来的现实挑战。从合作的背景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欧元的示范效应。欧元的成功启动，无疑是当今国际货币合作领域的创举。多个国家使用单一货币给各成员国带来的经济利益在实践中得到印证。一是内部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明确的维持物价目标稳定了欧元区内的通货膨胀预期，市场利率下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很好的改善了区内的融资环境，提升了整体经济信用水平。二是减少了欧元区内货币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降低了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三是由于汇率和货币的一体化，扩大了货币规模，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大增强。而且，由于取消了货币兑换，欧元区内货币和资本流动的交易费用大大降低，促进了资本等要素的快速流动。在外部环境中，由于美国经济和政策等情况的变化，美元不再成为强势货币，欧元对美元汇价的屡创新高更是加大了成功欧元的示范效应。目前，欧盟成员国已经扩大到25个国家，欧元区的成员国还将呈扩大趋势。货币合作带来的收益不得不让我们重新评估货币合作问题。

2.我国的区域经济货币合作加快。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区域经济合作的迅猛发展同样引人关注。我国一直热心于区域经济合作，目前进展最快的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已于2002年年底生效，中国与原东盟6国于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东盟新成员则到2015年加入到自由贸易区中。正在发展的还有10+3机制和东亚自由贸易区，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等。而原为政治需要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也把关注的问题扩展到经济合作领域，中国为此承诺拨贷9亿美元启动经济合作。与此同时，清迈倡议、10亿美元的亚洲债券基金的运作已经步人新的发展阶段，标志着东亚金融合作向深度发展。为了争取区域合作的更高收益，我国通过壮大货币体系的规模，增强货币的稳定性非常关键。

3.香港主动加人国内区域经济合作。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香港的经济也历经考验。由于中国大陆(以下简称内地)加人WTO的需要，经济管制己基本解除，香港在大陆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香港经济中自身的一些问题得以暴露。而大陆经济的一枝独秀，给香港经济的再次腾飞提供了机遇。“引进大陆专才计划”、“香港自由行”、《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英文简称CEPA).、参加9+2区域合作(由广东省等9个内地省份和澳门、香港两特别行政区参加)等一系列政策的推出，很好的促进了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的融合。这种融合，加速了两地货币合作的进程。

货币合作的条件判断

国际货币合作的形式有很多种，按照货币合作程度的高低可分为三个层次:汇率联盟、货币一体化和货币单一化。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已经验证了固定汇率、自主的货币政策、受到控制的资本流动二个政策目标在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内不可能同时获得，选择货币合作主要是为了突破这一两难困境。但汇率联盟常常因为参加合作的成员采取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出现汇率变动，这种合作形式实际上难以真正实现汇率的固定。货币单一化是货币合作的最高程度，目前仅有欧元区成功启动。因此我们不妨以货币合作的中间形式货币一体化来分析人民币和港币的合作问题。

货币一体化一般称为通货区。其主要内容是汇率固定、货币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共同的货币政策。根据凯恩斯货币市场均衡理论:名义货币供给与名义货币需求相等，才能实现货币市场的均衡。汇率的固定前提是要确定两地的均衡利率，而利率的确定，主要考虑的指标就是通胀率、失业率、GDP增长率。我们对两个经济体这三个主要指标作一简单分析。

由于内地经济的规模是一个逐步扩张的过程，因此，内地经济对香港经济的影响也是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虽然判断数据的趋势需要积累较长期的数据来分析，但内地经济对香港经济的影响却是近些年的数据更有说服力。

从消费物价指数来看，两地变化趋势非常接近，这与香港与内地接近，消费物品主要由内地提供情况相符。而由于内地二元经济特征非常明显，大量的隐性失业现象难以统计，内地的失业率较难准确获得。但我们不难推定，随着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的融合，劳动要素的流动将更加便利，两地失业率变化情况将基本趋同。

从GDP增长率来看，两地经济周期不尽相同，这也说明香港经济受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更大，而内地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在2002年以后得以加强，有理由相信香港经济的表现将更加趋向于内地。

从建立欧元区的条件来看，两地建立通货区还有许多与之相似条件:一是地理环境相邻;二是目前汇率制度一致，均实行盯住美元制度;三是两地经济规模相加后在世界卜举足轻重;四是两地产品差别化程度较高，有利于区域内分工;五是产业一体化程度较高，实行通货有助于降低费用。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有着突出的政治优势，两地虽然分属两制，但仍在一国框架，这一有利条件在世界上唯两地所有。我们知道，在当今区域经济货币合作的主要推动力来看，政府的作用无可替代。

但根据上述通货区的主要内容，两地也有许多条件并不具备。从宏观上看，香港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内地的市场经济地位尚未被所有国家确认，经济运作的基础、调控的手段、管理的要求等尚有较大的差异;香港虽规模不如内地，但人均水平等质量指标远高于内地，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同;人民币尚不是自由兑换货币，内地银行体系尚存在诸多问题等。从微观上看，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很难在现实中实现，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等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特别是人民币自由兑换尚无明确时间表，港币的作用并非人民币可以完全替代。在通货区的四个内容中只能部分的实现。

当前货币合作的政策安排

虽然我们从理论上看，两地建立通货区已具备了一些条件，且在实践上也符合一些基础条件，毕竟通货区的成立较为复杂，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可能也是长期复杂的。我们在推进两地货币合作中，还要充分发挥港币的作用，近期应主要做好以下基础工作:

一是加强经贸一体化建设。取消两地各项经贸壁垒，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两地经贸的更大融合，经济体的各项指标应逐步趋同。

二是加强货币政策的协调。1937年，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有力地支持了港币汇率体系，堪称两地货币合作的典范。目前，香港是内地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内地是香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加强两地货币政策的协调，无疑有利于两地经济的共同发展。

第7篇：自由贸易港进展范文

[关键词]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总产出；就业增长率；

一、引言

世贸组织机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现在越来越演化成一种程序之争，在旷日持久的谈判中达成一种均衡。国际贸易政策向强化双边贸易关系倾斜在世贸组织解决争端的能力弱化时，另一类实惠的国际性合作机制开始快速发展，这就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在各国的发展中，国际贸易对决定各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能力，以及一国经济地位的强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最近几年，商品、劳务和生产要素的国际间交易日趋增加，各国都力图从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提高。这可从中国的发展中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离不开利用“两种资源”和打开“两个市场”经济战略思想的指导。充分利用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积极打开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并学会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使我国对外经贸进入了迅猛发展的历史新阶段。进出口总值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6207.7亿美元，增长了30倍。2002年我国外贸总量已位居世界第5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近半。2003年我国外贸进出口规模上升新台阶，大进大出的格局基本形成，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2003年全年进出口总额达851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7.1%。其中出口额4384亿美元，增长34.6%；进口额4128亿美元，增长39.9% 。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在GDP增长中稳稳占据着三驾马车之一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日趋明显的今天，可以说，在我国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能有效刺激国内需求，从而为进一步促进GDP稳定增长发挥积极作用。总之，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对外贸易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都充分发挥了“发动机”效应，这也是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对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基本上达成的共识。

但是，中国入世后所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并不宽松，是一个竞争日益激烈，区域经济集团会发挥更大优势的国际市场。世界银行《2001年世界经济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大陆作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容量的扩张是有限的，特别是它无法满足旧经济行业的销售需求，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传统市场马上就将陷入饱和状态。如果中国大陆与有关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者某个产业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抑或某项专项市场的共同开发计划，那么中国产品在海外主要市场上的境遇就会大不相同。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顺利进展，以及中国—南非商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节奏加快，从此中国步入“后WTO时代”。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将继续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据WTO统计，到2002年底，全球有255个区域贸易协定（RTA），其中超过170个RTA已经实施。在所有RTA中双边FTA约占90%。至2003年4月底，WTO146个成员中绝大多数都参加了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双边FTA。2002年1月至2003年5月，全球新建立19个双边FTA，另有70多个双边或区域FTA正在谈判准备实施之中。WTO估计，按照目前的态势，到2005年底，全球RTA将到达300个。但是，相比而言，中国到目前为此，仍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显然与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为了保持中国贸易大国的地位，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逐步建立要素自由流动，内外经济相互融合的开放性经济体制，我国除了继续通过参与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获取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和更多机会之外，还应当积极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本文将先从理论上分析双边贸易协定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然后再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来定量分析双边贸易协定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为了衡量双边贸易协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将使用总产出和就业增长率这两个指标来评价其影响。最后得出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非常积极作用的结论。

二、理论分析

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简写为FTA）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独立关税地区）根据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则指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签署FTA的实质就是双方根据各自的条件逐步消除贸易壁垒，减少政府对贸易活动的直接干预，逐步扩大开放程度，将一种受保护的贸易体制转向自由的贸易体制。这几年FTA的范围也扩大了，不仅包括商品贸易市场的开放，而且还涉及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

FTA对自由贸易与经济的影响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由于自由贸易区域内成员相互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措施之后，各成员间贸易增加所产生的直接影响；第二类是贸易自由化后，资源可以在区域内重新优化配置，进而提高经济活动效率，导致各成员经济增长加快的间接效用。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常用“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换效应”来描述第一类影响。贸易创造效应主要指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贸易限制取消，导致本国的高成本产品被区域内其他成员低成本商品所代替以及本国的低成本商品在贸易限制取消后出口扩大，从而给区域内进出口双方带来更多贸易机会和经济利益。建立自由贸易区就可以减少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增加贸易需求，使区域内各成员的产业分工更加合理，进而推动各成员经济增长。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Y=C+I+G+X-M ( Y代表总产出，C代表居民消费，I代表投资，G代表政府支出，X代表出口，M代表进口)。我们知道，出口对总产出有正向作用，进口对总产出有负向作用。如果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则总产出将增加；如果出口额小于进口额，则总产出将减少。就业与总产出存在正相关关系，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总产出增加，就业率将上升；总产出减少，就业率将下降。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原有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由于区域内交易成本的降低而可能被区域内成员之间的贸易所取代。这样区域内成员就可以减少对外部经济的依赖，有利于提高区域内各成员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增长潜力。

第二类影响主要包括“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市场扩张效应是指贸易规模扩大，使生产和流通产生规模效益，并带来产业集聚效果。促进竞争效应是指随着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将促进区域内垄断行业的竞争，提高生产率。根据C-D生产函数Y=AγKαLβ( K是资本存量，L是劳动力数量，A是技术水平)，我们知道，技术水平提高，总产出将增加。假定用市场效率来代指技术水平，则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就可以促进区域内的竞争，提高市场效率，进而促进区域内各成员总产出的增长。

三、实证分析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就是使协议双方之间的贸易尽可能的自由化，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直接度量为关税的下降，非关税措施和其它贸易限制的减少。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名义关税和实际关税往往存在巨大差异，且非关税壁垒措施的定量化存在困难，数据难以收集，因此许多经济学者用贸易自由化的结果来近似地表示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在本文中，我们采用进口渗透率（进口额与总产出的比值）和出口导向率（出口额与总产出的比值）作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后双边贸易自由化的衡量指标。

1、总产出的计量经济模型

研究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总产出的影响，本文采用了Solow提出的含体现型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模型。此模型把技术进步要素作为一个变量，体现出其他要素质量的提高使得相同数量的要素投入量具有不同的产出效果。生产函数模型为：

Yt=AγtKαtLβt

(1)

式中，Yt为T期的总产量，Kt是T期的资本存量，Lt是T期使用的劳动力数量，参数α、β、γ分别是资本，劳动力与技术进步的产出弹性。At是T期的技术水平，是随时间变化的量，根据Romer(1986)、Lucas(1988)等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贸易开放主要通过加快本国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我们采用Hine和Wright(1998)创建的模型，即：

At=eλ(M/Y)ηt(X/Y)δt

(2)

式中M/Y为T期的进口渗透率，X/Y为T期的出口导向率，λ、η、δ为参数。

我们将(2)式代入(1)式，并对方程取对数，可推出总产出与进口渗透率，出口导向率，资本存量及劳动力数量的关系。据此可建立回归方程：

LnY=C(1)+C(2)Ln(M/Y)+C(3)Ln(X/Y)+C(4)LnK+C(5)LnL

(3)

第8篇：自由贸易港进展范文

【关键词】TPP；FTA；多哈回合

“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的建立始于2003年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几个小国试图寻找到一种在亚太地区进一步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新模式。随后2005年，文莱加入谈判。2008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知会国会其将参与TPP的谈判，自此之后美国对TPP的高调介入推动了该组织的扩张，提高了该组织在区域经济中的影响权重。2013年6月，美国及其他十一个亚太国家—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马来西亚、新西兰、墨西哥、秘鲁、新加坡和越南与日本就TPP自贸区的文本进行了谈判，试图构建一个“广泛的、高标准的协议”。该组织的发展进程引起了国际高度关注，在此背景下本文力图探析美国加入TPP谈判的背后深层动因，以及TPP最终完成所面临的挑战。

一、美国积极介入TPP的动机分析

（一）美国对TPP的积极介入延续和加强了其一贯的外贸战略：借助区域性自由贸易区（FTA）促进贸易自由化以及潜在推动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新浪潮，美国也开始采取多边合作与地区合作并重的政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美国并不属于东亚地区，但被美国视为“根本利益之所在和财富之源”的“东亚”多被涵盖在“亚太”的概念之中，太平洋两岸业已形成的“经济结构依赖性”，使得东亚与亚太紧密相连，这也就成为了美国构建其亚太战略的逻辑起点（宋静，2011）。如果美国能完成TPP谈判及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这将意味着美国与占世界总产出2/3以上的国家达成了自由贸易协议。由此美国能如同上世纪90年代NAFTA推动了GATT框架下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一样，推动业已陷入僵局的WTO框架下的多哈回合谈判，促使WTO规则的转变。

（二）TPP有助于美国通过“广泛的、高标准”的FTA模式投射其贸易利益

尽管就TPP目前发展态势看，其加入谈判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就经济总量而言，称之为经济大国的不多，但这些国家对外贸的依赖及对自由贸易的支持，激发了美国试图利用该组织来构建一个涵盖“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劳工、环境标准、供应链便利及国有企业”等广泛问题的高标准区域组织，同时为将来的双边、多变谈判都竖立一个标准。因为不管是由中国提供的基于狭窄货物贸易的区域经济组织，还是由欧盟和日本所提供的范围稍宽（仍将敏感的农产品排除在谈判之外）的区域合作模式，即使都欢迎美国的加入，美国的利益仍然没有保障，因为条款中没有囊括对美国商业至关重要的上述命题。

（三）美国力图借助TPP实现其“重返亚洲”的战略

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崛起的趋势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地缘面貌。全球的经济与权力重心正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中国（包括香港与澳门）、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及东盟十国（不包括缅甸）2011年名义GDP占全球名义GDP的24.5%。东亚地区作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其新兴经济体内需活力渐趋形成，潜在需求巨大，对于实现美国新的“国际出口战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2008年，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总出口额为10，095亿美元，占美国总出口的55%，但USTR办公室研究指出，尽管过去五年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出口总额增长了，但其出口所占份额却下降了。与此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就成为美国合法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并掌握其主导权的重要工具APEC却一直未取得实质进展。同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近乎“落井下石”的做法，以及APEC“泛政治化”的倾向，让东亚成员国对美国力推APEC合作模式产生戒备。2004年力图重新激活APEC自由贸易进程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虽得到布什政府的支持，但由于几经争论与搁置，最终无果。美国亟需有效的FTA机制来重塑其在亚太的地区的影响与地位，可以说TPP恰逢其时。

（四）奥巴马力图借助TPP带动美国经济走出危机，重振经济

美国奥巴马政府2009年3月提出了以“让贸易为美国家庭服务”为主题的《2010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09年年度报告》，其目的是以5年内两倍的出口增长造就近200万个就业岗位、大幅减少贸易赤字、助力美国由“消费驱动”到“出口驱动”的转变、实现经济的再平衡。扩大出口成为奥巴马政府应对危机的“救命稻草”。除了继续加强与美洲贸易伙伴的经贸往来，奥巴马当局还积极开展与欧盟的谈判。而TPP则为美国加强与亚太尤其是与东亚及南美国国家的经贸往来提供了平台。

二、TPP顺利完成面临的挑战

自2008年美国高调介入以来，TPP从一个只有四个亚太小国参与的区域组织迅速成长为今天有太平洋两岸12个国家参与谈判的具有日益上升影响力的集团，而且韩国、泰国及印度尼西亚也相继表达了对该组织的兴趣。但即使是TPP的忠实支持者们也担心，由于成员国的多样性（从社会主义的越南到自由经济的新加坡再到美国与日本），TPP所标榜的“高标准与广泛性”原则将在谈判中被淡化与稀释。多样性所带来的差异将妨碍所谓“高标准”的最终实现。

TPP寻求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然而该组织中经济较落后国家担心这些保护将阻止其使用廉价无商标的药品，从而潜在剥夺了其民众获取重要医疗药品的机会。同时，他们认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牺牲了落后国家利益，有利于发达国家。因为落后国家原本可以通过拷贝吸收大量先进技术。太过严格的实施知识产权保护被视为一种贸易保护主义而非贸易自由化。

TPP寻求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及规范，使其公平的参与市场竞争。然而如越南这样的成员国，国有企业不仅在经济同时也在政党的政治统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要取消其在竞争中的某些特权变得极其艰难。即使是日本，美国、新加坡也将担心条款将影响其国家投资的企业经营业绩。

TPP允许在投资者与政府发生争端时，如果企业认为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可以政府（至少是理论上允许）。澳大利亚则认为这将有利于跨国公司而削弱国家的地位。例如石油公司可以据此实施严格环境保护制度的地方政府。

如同所有谈判一样，TPP的谈判也充斥着各成员国对敏感产品寻求例外的博弈。日本在加入谈判之前承诺废除其多年的农业保护，然而2013年6月进入谈判后日本即力图对大米、小麦、牛肉、奶制品和糖等农产品实施例外原则；而加拿大与美国面临新西兰在奶制品上的强大竞争力，也希望能对本国奶制品产业实施保护；越南则希望对其纺织品工业实施例外，使其能继续进口非TPP国家（如中国）的纱线，又同时在出口纺织品到美国上享受零关税。

TPP对美国的贸易及贸易政策将产生深远影响，但其发展态势还有待观察。由于其在规模上、议题的广度上及标准严格度上的野心，要达成最终的协议是艰难的。美国国内与谈判成员之间都存在许多争议。支持者认为TPP将有助于美国修正在其他区域贸易协定中所犯的错误，改善美国的贸易政策。反对者则认为TPP将侵犯美国其他公共政策利益从而造成经济不稳定，同时成员国在20世纪的重要贸易议题如市场准入上仍未达成一致将对TPP产生重要威胁。

参考文献：

[1]张蕴岭，沈铭辉.东亚、亚太区域合作模式与利益博弈[M].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社，2010（8）.

[2]宋静.美国因素下的亚太、东亚合作机制之争[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01）.

第9篇：自由贸易港进展范文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启动运作，首批36家中外企业获颁证照，首批入驻试验区。外界普遍认为，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将为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实现制度创新，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对激发经济活力、创造制度红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自贸区建设力争通过两到三年的努力，建设一个法制环境规范、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具有国际水准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时，加强和完善风险管控，构建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一、上海自贸区建设是全球贸易体系重构下中国的战略选择

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经济体之间通过谈判或磋商达成协议，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和共同的经济调节，最终实现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作为经济一体化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其特点是有区别地减少或消除贸易壁垒的商业政策，即在成员国之间取消贸易壁垒，但对非成员国仍保留各自贸易限制。

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来看，设立自由贸易区的优点是明显的。自由贸易区对实行出口导向战略（export-led trade policies），推动出口的增加，吸引外资，增加外汇收入，推进工业发展有重要作用；自由贸易区可以作为市场经济的实验室，发展中国家国内的公司通过与外国公司的接触与联系，可以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进而对区外的公司产生影响；自由贸易区可以增加就业机会；自由贸易区对于保持和促进当地的经济活力，维护经济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1]

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中国对国际多边投资规则新体系的积极回应。世界经济体制的建构，始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并相继成立了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都意识到自由贸易对一国及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但在贸易实践中，又有许多阻碍自由贸易的障碍，因此在二战以后，国际社会一直力图通过国家和地区间的协调促进全球贸易的自由化，被最终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形成了以WTO为主的多边贸易体系。至2008年，全球优惠贸易协定的数量将至少达到365个。这种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区域贸易协定大量涌现的经济现象被许多学者称为“新区域主义”。[2]

2008年以来持续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体产生了重大变动，并引发了全球经济的深度调整，其中尤以全球生产和贸易格局的变化为核心。在此背景下，《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区域自贸谈判陆续展开，标志着新一轮国际多边投资规则体系进入“重构”过程。面对未来世界贸易规则、格局的改变，中国很可能将面临严峻的“二次入世”危险。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主动推进多边贸易体制向前发展，是中国在贸易领域享有主导权的最优选择。

二、上海自贸区改革的前期基础和框架体系

2013年9月18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方案确定了自贸区改革的五大内容，包括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投资领域开放、推进贸易投资发展方式转变、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完善法制建设的制度保障五大功能，同时包括了金融、航运、商贸、专业、文化、社会这6大领域及23个具体改革领域。

中央设定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既是看中了上海得天独厚的基础设施条件，也是肯定了上海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前期基础和决心。首先，前期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为自由贸易区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从地域看，国务院划定的上海自贸区，包括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十几年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经历了考察与研讨、论证与规划、协调与建设、使用与评价等多个阶段，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以洋山深水港区为标志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效果显著。资料显示，目前这一区域贸易成交额超过1万亿元以上，上海港已连续两年蝉联集装箱吞吐量全球第一。[3]上海港已是世界第一大货运港、世界第二大集装箱港口，是东北亚地区集装箱航班最密集的港口之一，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在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和行业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其次，自贸区建设也打通了上海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大中心建设的“要素”渠道。自由贸易区是一个集航运、金融、技术和信息于一体的综合资源配置中心。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自由贸易区通常都以国际金融、贸易、经济中心为依托，通过规范、透明、高效的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上海自2009年通过“打造”四个中心战略，积聚了比较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现代金融体系和现代贸易体系，这为自由贸易区发展提供了要素性的有利条件，同时为自贸区内整合和开拓多要素集成创新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

再次，自贸区建设更是深化了上海近年来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症痼疾、突破政府自身利益固化藩篱的改革方向。建立高度集中全面控制的全能型政府，还是建立调控适度行为规范的效能型政府，这是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政治文明发展中遇到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课题。与计划体制相适应的全能型政府职能模式在我国的建立具有历史必然性，但是，就政府的有效性来说，以政府全面垄断为特征的全能型政府职能模式从其建立起就逐步暴露出它违背社会生产力发展、窒息社会经济主体经济活力与创造性等方面的弊端。近年来，在中央的支持下，上海积极把改革等各项工作放在全国大局中加以谋划，率先开展营改增、房产税等改革试点，为在其他地区的实施推广提供了借鉴。此次改革中，上海地方政府又一次拿自己“开刀”，真正把“下放审批权”、“改审批为备案”落实到制度层面，改变了掌握审批权力的政府部门长久形成的一套话语体系和利益链条，为打造“有限政府”提供了一个更为透明化、法制化与决策民主的“样本”。

三、上海自贸区改革与城市发展中的“三重红利”

（一）第一重红利――金融投资管理模式变革

自贸试验区政策获批的第一重红利将首先体现在金融资本领域。随着30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资本市场建设的不断完善，我国进入了一个资本推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新时期，而且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和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为资本提供了良好的国内、国际舞台。自由贸易区的获批，使得上海的资本集聚和市场开放效能在短期得以集中释放，这对上海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促进中国国际贸易发展都有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自贸区改革的制度框架中，金融创新无疑是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内容。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草案）》中，对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的表述内容涉及到了“加快金融制度创新，在实验区内对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的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跨境使用方面先行先试；增强金融服务功能，推动金融服务业对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允许在区内建立面向国际的交易和服务平台，逐步允许境外企业参与商品期货交易，支持开展人民币跨境再保险（放心保）业务”等。这些制度的改革涉及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等困扰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问题，这将实现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实现国际贸易的便利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全面提高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

（二）第二重红利――服务业的扩大开放红利

通过自贸区内金融市场改革，把金融改革与实体经济导向有机结合起来是上海自贸区建设的第二重红利，且意义更大。以金融改革为支点，通过简政放权降低交易成本，营造各经济主体的公平竞争环境，为未来加入高标准的国际自由贸易协定提供经验，以开放推动改革。这对推动上海经济中长期发展，特别是培育现代服务业有巨大裨益。

现代服务业的跨部门创新和我国当前政府行业管理的“部门化”之间形成了严重冲突。从政府职能的执行效率角度出发，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权力边界必须是清晰的，也就是说权力边界必须要具有刚性，否则就会出现责任不清，操作难以落实的困境。从产业创新模式看，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有明显不同，现代服务业的创新往往是业务模式的创新，而业务模式创新又主要发生于服务业与其他行业交叉的领域。我国政府推行的以“审批制”为特点的行业准入和实行行业归口管理的制度，其优点就是政府可以更准确地了解行业发展的现状，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管制措施以及给予各种扶持政策；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政府对行业的管理权限有可能被无限放大，政府的刚性和低效率也会传导到中观产业和微观企业中去。另外，按斯蒂格勒提出的“俘虏理论”，如果一个政府部门只针对一个或几个特点产业，则政府部门很容易被该产业所“俘虏”，从而异化为产业资本家的代言人。

上海自贸区实施的“负面清单”和对民营、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解决了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平等竞争的问题；同时逐步减少行业归口性设置，增加内部协调、对外协调、制定标准、监督行业运营规范的职能处室，切断政府与行业、企业之间的利益纠葛，为营造现代服务业的宏观政策环境、推动区域服务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效路径。

（三）第三重红利――政府职能转变与行政体制改革红利

上海自贸区建设中的最大红利还在于政府职能转变与行政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推动作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暴露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缺陷。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推出的救市措施，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业已存在的经济问题，反而加剧了经济风险，并有可能引发全面的社会、政治风险。“中国的经济问题是居民消费率过低的问题，它源自分配不公，这涉及的是政府、资方和劳方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政府角色调整滞后，造成政府失灵及其导致的市场失效。”[4]中国走出危机、避免新危机的根本路径，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同时配套推进国企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机制，完成公共政策的社会转向，尽快构筑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从十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国家新一届政府上台后的第一要务就是通过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大简政放权力度，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建设”）作为一项国家战略，通过开放倒逼改革，努力实现制度创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为制度创新的着力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自贸区建设为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了大好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