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战略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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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由贸易战略范文

    一、总体的多边、区域和双边战略

    (一)美国总体的多边、区域和双边战略

    美国贸易政策的中心目标是扩大美国出口商的市场份额。在二战后的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中,多边主义是首选政策,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中美国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由于多边自由化进程发展缓慢,美国逐步改变了对区域和双边优惠贸易协定的看法,采取了“双轨制”的策略,即一方面促进WTO多边谈判,另一方面通过区域和双边自由化逐步达成全球自由化。美国官方强调,贸易自由化和遵守WTO承诺是它们自由贸易协定设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多边自由化仍是美国的最终目标,这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而区域和双边自由化是美国的过渡目标,这从理论上讲虽然是“次优”,但从现实看是最为可行的做法。 经济,政策-[飞诺网FENO.CN]

    从1985年至2005年,美国已经签署的、正在商谈的或处于倡议中的FTA协定有20项。这些FTA协定勾勒出了美国设想的由美国主导的“轴心—辐条”体系。从地理区域看,主要包括三个区域,即美洲、中东和亚太地区。在美洲地区,美国参与的FTA协定有九项,占其全部FTA协定的43%,这反映了美洲地区在美国区域贸易政策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美国与西半球伙伴国的谈判可以被看作是达成美洲自由贸易区进程中的一部分,那么更远距离的FTA伙伴国的选择则是由包括经济及其他因素在内的多个目标决定的。从目标国或地区的选取和先后顺序来看,美国采取了“先单边后区域,以单边促区域;先近邻后远邻,以近邻促远邻”的策略。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佐利克表示,美国要“大力推动地区和双边FTA”,用“累积扩大的方式推进自由贸易,激励各国竞相开放”。从1994年起,美国就开始了与33个美洲国家的FTA谈判,考虑到谈判的难度和谈判时间的旷日持久,美国先与其中部分国家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以发挥示范和促进作用。在亚太地区,美国先与新加坡签署了FTA协定,并希望以新加坡为突破口,推动与东盟各国的FTA谈判。从FTA协定条款看,其包括的范围比WTO多边贸易体系更广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把FTA当作多边谈判的“试验场”,许多FTA协定的条款将来会以相似的形式成为多边贸易体系的内容。

    从总体上讲,WTO多边体系下的自由化最符合美国的利益,是美国追求的长期目标。FTA是达到长期目标的手段,同时也会为美国带来小范围的局部的利益;APEC是由手段到目标的桥梁,APEC涵盖了东亚、北美、拉美以及大洋洲的多个国家,它促进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为融合位于不同区域的FTA提供了机遇和条件。因此,美国在WTO、APEC和FTA中的政策关系和政策取向可以归结为WTO是目标,FTA是手段,APEC是桥梁。

    (二)欧盟总体的多边、区域和双边战略

    欧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并且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经济贸易集团,其对外贸易政策可分为三个层次,即WTO、欧盟的扩大,以及优惠贸易安排。

    欧盟是WTO的积极参与者,在WTO框架下参加了一轮又一轮的国际贸易自由化谈判。据欧盟委员会估计,74%的欧盟对外贸易是建立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的,其中大约一半是在WTO体系下进行的,另一半是和优惠贸易协定的伙伴国进行的。因此,欧盟既重视WTO框架下的多边自由化,也重视优惠贸易安排。

    欧盟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动态整合过程,既包括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也包括成员国数量的增加。欧共体在成立之初,就表达了将一体化扩展到整个欧洲的愿望。2001年,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指出:“稳定我们大陆的关键在于欧盟的扩大。”欧盟在2004年实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张,使欧盟成员总数达到25位。目前,欧盟与四个申请国保持着密切关系,并且和西巴尔干的许多国家签署了稳定和结盟协定,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国内改革,最终使这些国家加入到欧盟的行列中来。欧盟的扩大不仅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同时可以进一步扩大欧盟的内部市场,使欧盟获得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

    欧盟通过FTA、关税同盟以及其他方式和许多国家、地区或集团性国家缔结了优惠贸易协定。从时间结构和地理区域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前,欧盟的重心放在欧洲,主要目的是渐次实现欧盟在欧洲的扩大。上世纪90年代以后,欧盟的重心放在欧洲以外,主要目的是为了应对日益兴起的区域贸易协定,从而避免被边缘化,同时也能促进WTO框架下的多边自由化谈判。从目标国或地区的选取和先后顺序来看,一方面,欧盟优先选择已处于自由贸易区“轴心”的国家,如智利和墨西哥,以有效利用“轴心国”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在欧盟的自由贸易区设想中,欧盟创造性地提出了“南—南—北”一体化模式,即先通过援助方式和非互惠的优惠贸易安排(如地中海协定,科托努协定等)增强南方国家的经济贸易水平和一体化程度,然后再与“南—南”一体化的区域性集团结成自由贸易区,这种方式一方面充分发挥了“南—北”一体化方式的优点,同时又保留了“南—南”方式的积极因素,并且减少了同时存在过多优惠贸易安排的不利影响。目前,欧盟已经停止启动新的优惠贸易安排谈判,目的是要消化由欧盟的扩大和多个优惠贸易安排带来的政策协调上的困难。

    总之,多边自由化和欧盟的逐步扩大是欧盟追求的两个并行的目标。从经济效率上讲,WTO框架下的多边自由化是最优的,但WTO覆盖领域的狭小和谈判进程的缓慢促使欧盟不断追求区内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和成员国数量的增加。欧盟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一部分是实现欧盟扩大的桥梁,另一部分则是维护自身利益、促进WTO多边自由化进程的手段。

    二、各自贸区关税政策的协调

    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将不可避免地产生贸易转移。不同时间签订多个自由贸易协定将使贸易转移更加复杂,由于多个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时间不同、过渡期不同、优惠安排的内容不同、伙伴国的比较优势不同,可能会使贸易转移多次、反复地发生。因此,需要协调各个双边贸易政策以减少优惠贸易安排带来的损失。美国和欧盟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一)立即免税的商品范围不断扩大

    每一个新签订的FTA协定会产生贸易转移,同时也会产生贸易创造,这些贸易创造可能会纠正先前FTA协定产生的贸易转移,为了尽可能利用新自贸区协定的这一功能,就需要协调各个FTA协定的条款。从总体上看,美国和欧盟先后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立即免税的商品范围不断扩大,就是为了尽快利用新贸易协定来纠正先前贸易协定产生的贸易转移。例如,在1985年生效的美国—以色列自由贸易协定中,立即免税的商品范围覆盖了部分工业品,而农产品则排除在外。后来与约旦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立即免税的商品范围覆盖了46%的工业品和大多数农产品。分别于2004年和2005年生效的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和美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中,几乎所有工业产品和农产品都列入了立即免税的范围。

    (二)削减关税的过渡期逐步缩短

    削减关税的过渡期逐步缩短也是为了利用新的自贸区协定来纠正先前自贸区协定产生的贸易转移。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大多数产品的过渡期为10年;与约旦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过渡期分为四类,大多数产品的过渡期少于10年;与智利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大多数工业品的过渡期为四年;与澳大利亚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农产品的过渡期仅为三年。

    (三)单边降低关税和促进多边谈判

    自贸区协定成员方的净收益直接取决于其外部贸易政策的姿态,与区域一体化相配合,成员方应采取一种开放性的外部政策。在高外部关税情况下,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相对价格差异会更大,从而引起更多的贸易转移。多边自由化能够消除贸易转移,并能带来最大的福利效应。因此,通过单边或通过多边贸易谈判降低外部关税,将进口转回更有效率的供应商,能够把贸易转移限制到最低限度。

    长期以来,美国通过谈判或单边地放松其贸易限制措施。从2001年多哈回合启动以来,美国已经正式提交了70项议案,大幅降低了贸易壁垒,同时加强了世贸体系的规则和纪律。另外,美国单方面为范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免税待遇的计划,包括普惠制、《安第斯贸易优惠法案》和《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等。欧盟参加的各个自由贸易协定,无论在覆盖的范围上还是在自由化程度上,都比WTO多边贸易体系走得更快更远。另外,欧盟还通过《地中海协定》、普惠制和稳定与联盟协定等方式向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单方面优惠,这也降低了外部关税。

    三、各自贸区原产地规则的政策协调

    自由贸易区内建立的原产地规则一般用来防止“贸易转运”,即阻止非成员国原产地的产品经由保护程度低的成员向保护程度高的成员转运。除了承担转运的成本外,贸易转运在经济学上是有效率的。但贸易转运阻碍了FTA某一成员方向另一成员方出口发生贸易转运的产品,同时也破坏了成员方的关税结构。所以,自由贸易区都制定了原产地规则来限制贸易转运。除了减少贸易转运之外,FTA原产地规则还会增加区外资本的流入和区内生产中当地原材料的使用,但这在经济学上是低效率的。总之,原产地规则越严格,产生的效率就越低。

第2篇：自由贸易战略范文

一、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最终将农产品贸易全面纳入到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下，多哈回合则让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在经历了坎昆会议的挫折后，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在反复与曲折中进行着。

农业问题已经成为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发动机,是这次谈判成败的关键。伴随着WTO的谈判议题越来越涉及各国传统的管辖领域，即一些根本的制度性问题，涉及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利益直接冲突的事项，并不断逼近各成员经济与立法管理的核心，今后的谈判每迈出一步都会遭遇巨大的阻力，付出巨大的自由化成本。农产品贸易谈判作为多边贸易谈判的引擎，始终决定着多边贸易谈判能否顺利进行。然而农产品的特殊性使得各个国家在开放市场，推动农产品自由贸易上不得不变得谨小慎微。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如下几点的话，便仍然可以对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充满信心，对年底即将召开的香港部长级会议满怀期望。首先，对于主要谈判方之一的美国而言，它主导着谈判的时间进度。因为美国的法律制度令国会必须将贸易谈判的权力授予总统及其谈判代表，这个权力在2007年6月便会期满，现在看来国会不会再把这方面的权力授予总统了，为了使美国能在2007年底前将决议变成法例，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必须在此次香港会议上至少完成全部工作的2/3，否则2006年底前结束谈判的可能性十分渺茫。其次，这个回合多边谈判如果失败将有损于世界贸易组织的信誉。它将成为世贸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缔结以来第一个谈判失败的回合。世贸组织的削弱几乎肯定会导致签订更多的优惠协议。那将出现弱肉强食的国际贸易局面，有悖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因此，我们似乎可以推断2005年底香港召开的第六次部长级会议不会像坎昆会议一样无果而终，坎昆的悲局不会再次上演。

二、后过渡期我国农业现状

在经过了三年的“入世保护期”之后，2005年开始，我国农业进入WTO“后过渡期”，对外开放的程度更大，我国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市场最开放的国家之一。目前一些对国内农业有利因素将逐步消失，一些深层次的不利因素正在显现，农业面对的国际竞争压力将全面提升。尤其是，我国小规模分散经营的传统农业与国外大规模现代化农业难以竞争的局面，在较长的时期内不会出现逆转；发达国家对农业高补贴、高保护所形成的不公平国际农产品贸易环境，在短期内也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变。加入WTO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和挑战是长期的，在后过渡期将逐步显现出来。具体表现在：

第一，关税税率进一步降低，配额数量维持在较高水平，农产品进口压力日益加大

经过连续三年的关税削减，到2005年我国关税水平降至15.35%，远低于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62%的水平，由此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2005年我国粮食等重点农产品的关税配额数量继续维持2004年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平，如小麦963.6万吨、玉米720万吨、食糖194.5万吨、棉花89.4万吨。

第二，农产品贸易逆差可能成为常态

过渡期三年来，大豆进口增长较快，配额农产品如棉花、食糖、羊毛、棕榈油等进口较多，配额使用率较高，今后进口仍将呈扩大趋势。根据中国农产品供需结构和农业资源禀赋特征，初步判断，今后中国农业的进口贸易依存度将进一步提高，农产品贸易呈现大进大出，贸易逆差有可能成为常态，这是今后影响国际收支平衡的一个潜在因素。

第三，国际市场风险防范和管理的难度加大

随着各个领域全面对外开放，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市场风险挑战，防范和化解的难度日益增大。国际农产品市场风险尤为复杂。如2004年4月底国际大豆市场价格急剧波动，市场风险通过跨国公司的营销链条迅速传递到国内市场，导致国内大豆压榨企业全面亏损，初步估计损失达50亿元。

第四，国际农产品贸易环境日趋复杂，中国将进入贸易摩擦高发期

技术性贸易壁垒、反倾销、特殊保障条款等将成为今后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壁垒。“舆论壁垒”等新型壁垒也呈上升之势。

三、后过渡期我国农业的发展战略

（一）充分利用WTO农业规则，加大农业扶持力度，提升我国农产品竞争力

农业扶持政策包括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由于我国已经承诺不再使用出口补贴，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合理地运用WTO农业协议在市场准入和国内支持上的规定，加大对我国农业的支持力度，以提升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在市场准入方面，可以通过调整农产品关税结构，完善进口关税配额管理，实现对我国市场的调控，具体做法：1.积极对部分农产品进口征收从量税和季节性关税。2.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配额管理制度。首先，加强重要农产品总量平衡和宏观调控工作；其次，制定过渡期结束后的农产品进口调控应急措施。

在国内支持方面：1.增加国内的支持力度。我国农业支持力度还有很大的空间，至少可以将农业预算的比重增加两个百分点。对最需要而且是本国最为关键的区域和农产品进行补贴，即侧重于不同区域的关键农产品进行有重点的支持。2.调整国内支持结构。首先，提高国内支持效率；其次，增加投资援助。3.建立农业保险制度。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和财力，可以通过转移补贴方式给予农业保险公司适当的补贴。4.减少生产补贴，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提高农业科技推广的支持。5.加大对农产品行业协会的支持力度。

（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和培育我国的比较优势产品；推进农业产业化、集约化、现代化进程，提高农业的素质和效益

粮食不是我国的比较优势所在，但鉴于其作为战略资源的特殊性，不能放弃粮食生产。不过，在粮食生产过程中应注意提高优良品质率，发挥其在调剂国内品种、平衡地区供求方面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应减少在谷物、食用植物油、棉花等土地密集型产品上的种植面积，增加蔬菜、水果、畜产品、水产品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种植面积；从地区结构上讲，沿海地区经济实力强，外向型程度高，应发展一些资金和技术密集、附加价值高的农产品生产，以扩大这类农产品的出口；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程度不高，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应通过技术进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大力发展大宗农产品生产，同时围绕这些产品发展养殖业和加工业，在“优、精、深”字上做文章。

同时要尽快推动我国农业生产和销售实现集约化生产，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提倡农户之间的共同筹划、联合耕作；加大农业科技的投入力度，提倡先进农业技术和农机手段的推广与应用，加大对农业培训的力度，使农民掌握和了解现代农业科学技术，走科技兴农之路。

（三）建立符合WTO农产品要求的质量标准体系，规范农业生产，防范反倾销、“特保条款”和新型贸易壁垒

第3篇：自由贸易战略范文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引进发达国家已经失去垄断价值的常用技术，并进行模仿性技术创新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捷径，而技术进口需要大量外汇的支撑，所以此时的贸易政策也就表现为积极促进本国工业品的出口。一方面通过出口获得外汇，另一方面通过出口促进本国工业发展，这就是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的体现，也是日本及后来的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均在进口替代战略完成之后所采取的对外贸易战略。创新型技术发展与自由贸易战略。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最先进的行列后，其技术进步的来源就只能是自主创新了。此时，自由贸易战略是实现本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好选择。一方面，凭借自身的技术地位和技术优势，在自由贸易方式下本国的产品很容易进入国际市场;另一方面，随着本国技术的不断进步，很多技术已失去垄断价值，成为常用技术，自由贸易方式下可以将这类技术运用到国外市场，持续获得技术所创造的生产价值;最后，自由贸易可以实现国内成熟产业或不具有优势的产业的对外转移，从而为新技术的研发创造条件。

当前中国工业发展所处的阶段和发展目标

(一)中国工业发展所处的阶段配第—克拉克定理和库兹涅茨法则表明，一国在经济发展中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会遵循从“第一产业为主导”到“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为主导”，再到“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演变过程。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工业经济大国。但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比较看(图略)，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一直处于上升的过程之中，第三产业还没有占据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因此中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化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根据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动和工业内部结构变动方向，工业化进程可以被划分成“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或者“重工业化阶段”、“高加工度化阶段”和“技术集约化阶段”，具体见表2。对于中国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何种阶段，是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和重工业化阶段，尽管不排除某些产业和某些地区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或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二)当前中国工业发展的目标当前，中国正处于由工业结构自发演变所形成的重工业化阶段，但工业结构仍然以中低端制造为主。不论是从资源约束下的经济持续发展要求看，还是从工业结构自身演变规律看，加强工业产业的高加工度化和技术集约化是当前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和目标，也是产业结构实现持续升级的战略调整方向。要实现工业向高加工度化和技术集约化方向的发展，不仅需要培育具有高加工特征、高技术水平特征、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具有强带动力的高端装备制造业，还需要运用高新技术对现有的传统工业产业进行技术改造。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提升工业结构层次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

中国工业结构转型面临的条件约束及对贸易战略取向的要求

当前，中国工业发展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工业产业向高加工度化和技术集约化方向的转型，同时在结构转型方面面临着多方面的制约因素，因此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和制定必须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存在。(一)技术约束问题技术瓶颈仍然是制约中国产业发展的第一大要素，也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必须克服的障碍。中国工业发展中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用于增加产品附加值和提高生产效率的高技术，也包括走集约型工业化道路的节能技术等。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技术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依靠通过模仿和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得以满足。当前，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工业经济大国，现在的核心任务是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建立先进的工业技术支撑体系，显然仅仅依靠技术引进无法完成。一方面，中国在技术引进中面临着技术强国实施的广泛的技术出口限制，关键技术难以获得;另一方面，中国已经具备了比较完整的技术体系，具备了自主创新的基础和能力。因此，形成自主技术和创新能力，建立起在战略性、基础性技术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研发体系，是中国当前解决技术约束的主要途径，也是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转变的关键。这意味着，通过对外贸易的方式进口国外技术已不再是解决技术约束的主要手段，也不是中国开展进口贸易的主要目的。(二)资源约束问题工业发展中需要大量的资源和原材料。但是和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国内的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很少，石油、天然气、橡胶、铜铁矿等重要资源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资源和原材料紧缺直接反映在进口结构上。中国初级产品的进口比重从2002年的16．69%持续上升至2008年的32%，且进口增长主要源于非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油及有关原料进口的增加。以石油为例，中国从1993年开始成为石油的净进口国，此后进口需求持续增加。国家能源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1994年中国的原油进口依存度仅为1．94%，2009年中国净进口原油高达1．99亿吨，进口依存度超过警戒线，达到了51．29%。由于国内资源有限且供给弹性低，而新的节能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实施需要相当长时间和资金的积累，因此，通过开展进口贸易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弥补国内市场的供需缺口，是解决当前工业发展中资源瓶颈的主要手段。(三)工业产能过剩问题多年来，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导致了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的过剩。中国工业经济学会2010年的年会报告中提到，工业产能过剩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包袱”之一。在工业结构实现升级过程中，以及新技术在工业生产的运用中，必然产生新产品对原有产品的替代问题。已经形成的过剩的工业产能如何消化，是工业结构持续升级必须解决的问题。从微观角度看，如果过剩的产能和产品无法通过市场进行消化，那么企业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新技术的运用和新产品的开发;从宏观角度看，如果过剩的工业产能无法吸收和消化，那么新产业对旧产业的替代将产生资源的浪费和社会的不稳定。开放经济条件下，借助于国际市场消化国内产能是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当前中国对外贸易的开展必须考虑到国内过剩工业品的出口问题。(四)生产业发展滞后问题当前，中国第三产业的规模和质量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严重滞后。从绝对规模看，第三产业的产值水平远远低于第二产业;从行业构成看，第三产业中生活业长期占主导地位，与工业生产密切相关的金融保险、房地产、物流业、科技开发、信息咨询等生产行业发展水平低，严重制约了工业的发展和工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契机，通过承接国际服务业外包方式发展国内生产型服务业，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内新型服务业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

第4篇：自由贸易战略范文

稍微观察过当今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它们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产业结构的不断技术密集化，这种技术密集化的主要表现就是一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变得具有了更高的技术含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是一国能够形成净出口的产品，这种产品的技术密集化集中体现了一国全部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密集化。这种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过程就是台湾人所说的“产业升级”。这也与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相符：按照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来源于生产中的技术进步。

确实，上述说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产的产品不同把生产分为“技术含量高的”与“技术含量低的”。这种分法当然并不很严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同一种产品如棉布，这些不同的方法有着不同的技术含量。但是，如果考虑到企业总是在生产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技术中挑选成本最低的那种，不同种类的产品生产在技术密集的程度上就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纺纱的技术含量显然低机生产的技术含量。

19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技术密集化道路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一国进入了开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一般都是纺织业，因为它需要的技术水平比较低。此后的技术密集化道路取决于一国走哪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在发展重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依次变为钢铁、化工、造船、汽车和机器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高技术成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数据机）等等；而在发展轻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依次变为日用消费品、服装、电子产品等等。走这样的技术密集化和产业升级道路，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不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的国家，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几年陷入经济困境的东亚国家，多半都是由于没能将整个经济的支柱转向更加技术密集化的产业。例如，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优势产业就是汽车制造和家用电器产品，这种产业结构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妨碍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是最近10年来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对一国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来说，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有多高、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有多快，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一个国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现对外贸易增长快、整个经济增长慢甚至经济衰退的现象，这种情况下的对外贸易增长快是该国经济出现了重大问题的表现。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更不是一个好的追求目标。任何严肃的经济分析都可以证明，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最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这个依存度和低于这个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运输成本的限制，国家越大，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达100％，而美国、日本的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不过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外贸易虽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对周围的欧共体国家进行的，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只占其GDP的20％。整个欧共体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也只占其总产出的20％。而欧共体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与美国处于一个数量级。这是一个典型的证据，说明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与国家的规模成反比。这被克鲁格曼概括成一个规律：越小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国际比较表明，在当代，人口、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的工业化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只应当在20％左右。中国的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等，人口为美国的数倍，最近几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却在40％上下。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这种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中国生产可贸易商品的生产率相对较低而生产非贸易商品（如理发）的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使中国国内以人民币计算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相对比价，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比价。这一方面低估了中国的总产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人以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认为就实际产出来说，中国的GDP应当比现在的统计数字高4倍，相应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统计方法问题，是由于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进行统计的结果。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十分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很快的国家，由于可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增长得快于非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在进一步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对外贸易额增长慢于当年价格GDP的增长，就是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统计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会下降。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出现过按现行统计数字计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说明经济高速成长到一定时期后还要求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适当下降。

总之，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必须围绕着这一点来决定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使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完全服务于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东亚国家前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不是它们实行了外向型经济，而是它们使自己的对外贸易战略、外向性经济以致整个的经济政策都为尽快的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

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战略肯定不会是自由贸易政策。一般说来，自由贸易政策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是一个最优的政策。

二、自由贸易政策有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界不可动摇的教条。西方人的灌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舆论，以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时的实际GDP会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这一类的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而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贸易，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其损人利己的私货。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副毒药。

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贸易自由化的药方，但是它们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贸易政策发展起来的。近200年来担当过世界经济最强国的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工商业落后于别的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当它们急起直追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时，它们都对自己的新兴产业实行了严格的保护，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之后才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克鲁格曼这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自己就承认，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其实何止是这三国，第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英国就是靠保护贸易发展工商业的。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上半期，那时英国早已坐稳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在这之前，当英国的纺织业还大大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那时纺织业是最“先进”的产业），英国政府曾经用最极端的手段保护本国的纺织工业，以致于禁止本国臣民使用别国生产的纺织品。而英国正是靠从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才成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把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与南美国家、与中国比较一下，就知道自由贸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经济发展了。虽然南美国家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南美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为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而搞的宣传伎俩。

中国与美国是一个更好的对比：自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说是最合乎自由贸易理想的了。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可是这样的自由贸易并没有使中国发展起来。1912年，当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还不到5％之时，美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却为18.5％。须知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的第一经济强国、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以这样高的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中国那样落后，却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现在的人都批评那时的，认为它的封建主义本质注定了它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实，这样落后的国家，光是没有象样的关税保护这一条，就注定了中国工业不能发展。

现实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经济理论形成了如此明显的对立，有些人还是如此虔诚地相信和宣传这一套学说，这是为什么？

这里只说一个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按可计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贸易好处根本就不可信。对自由贸易好处的全部论证都是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基础的。按照这个学说，只要两国生产同样两种物品的相对成本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进口自己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这种贸易可以使这两个国家都获益，因为它们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国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9单位酒，葡萄牙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83单位酒，那就不管它们的绝对生产成本是多少，都应该由英国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国出口呢绒。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贸易结构自动就会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这个要求。李嘉图自己认为国家之间在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它们在生产率上的技术差别；而以后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强调这种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不同国家在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别，即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之间有不同的比例。可计算一般均衡不过是把这些理论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再利用统计数据对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为什么现在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为什么作为这个模型基础的比较成本理论成了“自由贸易优越论”的论据，而自由贸易优越论与成功的发展经验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较成本学说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是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一般来说，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同样，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其生产成本也就越低。这个道理，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而美国人早就作过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虑到这种学习效应，我们就可以知道比较成本学说对自由贸易政策所作的论证错在哪里：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的“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一定很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一定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相对成本也一定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而要使现代的新产品的相对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这些现代的新产品。发展中国家降低现代工业产品的潜力最大，只要坚持生产这些新产品，许多产品的相对成本就会迅速下降。但是由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是不从事这些现代产品的生产，就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效率也永远不会提高。而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以其现在的情况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没法考虑政策对生产率的这种影响。它根本就不考虑“学习效应”，因而必然夸大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低估它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的坏处。使用这样的模型作出的测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针对19世纪中期的发达国家英国扼杀后起国家德国的经济的阴谋，李斯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发达的国家扼杀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的手段。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鲁格曼作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在其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中明确承认我们前边所说的学习效应的作用，也明确承认今日的发达国家多半都是靠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起家，但是一谈到今日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们的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如何失败，给人的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该保护本国的产业。对一种理论上完全有道理、历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他却硬要说它不适用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写法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写作的真正动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这里并不是抱着真正的科学态度，而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从某种偏见出发来说话。这种利益就是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利益，而这种偏见就是由美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落后国家发展的敌视。

落后的国家不应忘记，自由贸易政策是破坏其经济发展的一副毒药；而许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贸易优越论”的人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毒药。

自由贸易的信徒们还有一个颇令人信服的论据：自由贸易可以打破国内企业在本国市场上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是无效率的，必然会造成低产出、高价格。这是对自由贸易的“促进竞争论据”。但是这个论据有偷换概念之嫌。从逻辑上说，也可以靠允许以致鼓励本国企业进入来促进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打破垄断并不意味着需要引入外国企业。如果考虑到企业的最优规模这种效率因素，我们可以承认，“促进竞争论据”对小国是相当有道理的。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当今这个行业最有效率的公司规模是年产150万辆轿车。如果每个汽车厂商都达到这个规模的话，按“一户一车”即平均3个人保有一台车、每台车使用10年计，象韩国这样的小国有一个汽车厂商就足够满足本国需要了。但是一家企业独占国内汽车市场当然会造成极严重的垄断。问题在于，这个例子也恰好说明，“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即使达到“3户一车”、每台车使用15年，也要有6个年产150万辆的汽车厂才能满足中国的“稳态”需求。6个汽车企业还不足以造成足够的竞争吗？为什么只有外国企业来了才算竞争呢？实际上，中国汽车行业今日的问题仍然是厂商过多，竞争过度，而不是企业太少、竞争不足。这种举例分析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只要国内的经济政策得当，中国这样的大国完全可以即取得规模经济的好处，又仅靠国内企业就产生足够的竞争，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贸易让外国企业来制造竞争。“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大国。

三、中国应当采取的对外贸易战略

前边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既不应当采取片面追求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更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在今日之中国，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必不可少，问题只是应当保护哪些产业，开放哪些产业的国内市场。

关于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是保护它们的现在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又很大的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将本国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根据这种考虑来选择贸易保护的对象时，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现在已有的产业结构。

在转向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以当时甚至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部门必定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求的技术含量越高的部门情况越是如此。这在航空工业等部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转向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这种部门的企业大都陷入了亏损的困境，成了经济上的包袱。

现在的人们大都忙于嘲笑建立这些企业时没有考虑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嘲笑这些企业是闭关自守的落后思想的产物。但是，现在真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清算过去，而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将来应当怎么办。从经济发展要求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角度看，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一个产业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经验，决不是有了资金能够买进设备就可以一下子办成的。台湾90年代初期的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但是当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时却没有任何基础可作支持。当时台湾为了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曾经想买下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而没有成功。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一国现有的工业基础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国家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和扶植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我们将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如果我们听任这些现在还没有竞争能力的部门在市场竞争中消亡，国家也还是要解决这些部门的那些往往是高技术的员工的就业和生活救济问题，还是要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得失相权，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仅不放弃、反而要进一步扶植和发展这些部门的生产。而扶植这些已有的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主要方法，除了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予补贴之外，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保护这些部门的国内市场。

经济发展上的一般规律是，一国新生产的一种产品通常都是先占领本国市场，然后才发展到对外出口。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来说，只要人均收入能够很快提高，任何高技术产品在国内都可以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就是对客运飞机这种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中国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国之一。问题只是要以适当的贸易政策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国内市场。

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看，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中国的技术含量相当于造船和家用电器生产的部门已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大量出口技术档次比较低一点的家用电器和船舶。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应当全面放弃对技术含量低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的贸易保护措施，将有限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术含量高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那些原则上放弃保护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部门从纺织品和服装生产部门一直到钢铁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中，只有个别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品种生产需要保护。因此，限制这些部门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应当集中在它们的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品种上，如某些特殊的纺织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钢或钢材等等。在这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生产部门中，只有一个部门应当是例外，那就是农业部门。尽管农业部门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一般比较低，但中国还是应当对农产品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尽可能地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农业和食品安全，更是为了保护仍然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利益。

根据这样一种对外贸易战略，目前中国需要重点保护的国内工业部门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机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产业中的高技术组成部分的生产（如集成电路的生产和软件开发）。我们应当动用可能使用的一切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将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保护好。为此必须对目前的关税和其它各种对外贸易政策作重大调整。目前我国的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是鼓励企业使用外国产的设备而不使用国产设备，鼓励企业使用进口飞机而不使用国产飞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

目前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中国进口的一个很大部分。转向重点保护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可能导致中国的进口增长以致整个对外贸易的增长放慢，甚至导致对外贸易占中国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说明，在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只要这种下降是逐渐的而非急剧的，在对外贸易对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大惊小怪。

中国未来真正的经济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要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就必须成为一个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生产、包括机器设备的生产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体系中侧重于生产机器设备和其它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向这一地位迈进的过程，而为了完成这一发展，中国必须在对外贸易中全力保护和发展这样的产业。如果能够完成向这种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国的进口将以资源和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为主；向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就是进口结构向以原油等初级产品为主的转变。我们现在就必须准备并着手开始这一转变。为此必须对整个对外贸易战略作大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须作大调整。

对外贸易战略上的最大调整，就是转向全力以赴地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保护本国的装备和机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一方面会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国长远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将出口所得的外汇收入节约下来进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这一点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学习美国的战略，减少对本国领土上的石油资源的开采，将本国的石油资源储存起来作为应付重大国际危机的战略储备。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还应当尽可能加入俄罗斯和中亚的石油开发，与这些当事国达成“投资开发后换取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协议。这样可以使中国未来的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应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能够顶住未来可能出现的西方的“禁运”和封锁。

与这些对外战略相适用，中国应当结合“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在企业自主开发先进技术、取得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在使用和开发技术上将应用节约能源的技术、特别是

第5篇：自由贸易战略范文

一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的渊源与现状

西部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较早的地区，有着悠久的贸易传统。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古代的“经济特区”，发挥了对外（非凡是对中亚地区）交流的窗口作用。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亚地区的经贸合作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闻名的“丝绸之路”使得我国的西部地区与中亚地区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日本早稻田大学长泽和俊教授曾指出：“丝绸之路是古代罕见的国际贸易通道，是联结欧亚大陆的动脉、世界发展的主轴、现代文明的母胎，它为欧亚广大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自汉代以来，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当时西北地区与中亚地区诸国的贸易往来达到空前规模。至清朝，西北地区与中亚出现了颇具规模的自由贸易。只是到了近代，西部地区的沙漠化倾向以及其它一些因素，致使“丝绸之路”辉煌不再。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一跃成为世界第十大贸易强国。但是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一度低迷，一直在低水平、低层次上徘徊，对外贸易依存度长期偏低，1996年，整个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仅为9.4%，而全国平均水平为35.55%，东部则高达48.49%；其贸易绝对额只有109.75亿美元，约为广东省的1/10，仅占全国贸易总额的3.78%。

在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地理方向上，首先从进口来看，西部地区处于能源、矿产资源大规模开发的前期，原材料供给较为充足，因而主要进口机电产品、钢材、化工材料、汽车及其配件、化肥、农药等物资生产资料，且主要是从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口，如美国、德国、意大利、香港等。其次，从出口来看，西部地区主要出口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近年来工业制成品比重逐步上升，出口商品结构已初步完成了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向出口工业品为主的第一梯级转换。以较具代表性的甘肃为例，1998年该省出口初级产品比重占11.5%，工业制成品占88.5%，其中，工矿产品占78.4%，农副加工品占12.6%，农副初级产品占9%。迄今为止西部地区出口遍及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对香港、日本、美国、独联体、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就占西部地区出口总额的80%以上。近年来中亚和西亚地区在西部地区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开始加大。

二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比较优势分析

（一）与东部相对的劳动生产率、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理论及实证分析

传统国际贸易产生的理论基础是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和俄林的资源禀赋学说。国际贸易的根源是国际分工，国际分工使得各个国家专业化生产本国最具比较优势的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换而形成国际贸易。比较利益学说指的是：不同国家生产的不同产品存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或成本差异，各国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通过国际贸易双方获取最大利益；资源禀赋学说指的是：各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即劳动、自然资源、资本等要素的丰裕程度不同，因此，各国在生产使用本国最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并参与国际贸易时，可以获得最大利益。这些理论不仅是西方全部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它们同时也构成了大量经验验证的理论基础。

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提高，但同时其原来具备的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却日渐削弱，以致于在国际市场上逐渐丧失了其比较优势。那么，相对东部而言，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及劳动力成本又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表1显示了1996年东西部地区及全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成本差异，表2则对他们在该年度的单位工资产值和单位产值工资额进行了比较。

表11996年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及全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成本

地区省份国内生产从业人口从业人口人均职工平均

总值(亿元)(万人)年产值(元)工资(元)

64.53115.6756118930

四川42156464.96519.85010

贵州719.831783.2040324758

云南1491.622186.268236231

陕西1175.381762.766684937

甘肃714.181521.4646945882

青海183.57247.2074266513

宁夏193.62245.3678915635

新疆912.15——5098

西部地区8757.7314326.696112.885888

东部地区37903.223906.4115854.87229.9

全国67795688509846.86210

注：(1)本表根据1997年《中国经济年鉴》编制；(2)劳动力成本用（地区）职工平均工资来代替；(3)劳动生产率＝从业人口人均产值＝（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地区）从业人口

表21996年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及全国单位工资产值和单位产值工资额

地区／省份单位工资产值（元）单位产值工资（元）

西部地区1.030.96

东部地区2.190.45

全国1.590.63

注：本表根据表1编制

由表1可知，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比全国平均水平要低约38%，比东部地区要低61%，而劳动力成本仅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2%，比东部地区低18.56%。更具体一点说，西部的工资产值偏低，在西部每获得1元的工资只需生产1.03元的产值，而在东部需2.19元的产值，全国平均需1.59元的产值；而同时西部的单位产值工资额偏高，在西部每

1元的产值就可获得0.96元工资，而东部为0.45元，全国平均为0.63元。可见西部地区在劳动力成本上虽然具备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此优势还不足以弥补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低的劣势。

（二）西部地区资本、资源的现实比较优势分析

1.资本。由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市场不完善，竞争不足，“瓶颈”约束严重等原因，所受到的投入约束往往非凡紧，资本不足是这些地区的常见特征。对西部地区而言，一方面由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了非均衡的地区发展战略，国家投资大幅度向东部地区倾斜，使西部的资金短缺问题更加突出。1981年～1995年，东部沿海地区国有单位固定投资占全国比重由45.91%上升到54.27%，15年增加了8.36个百分点，而西部地区由17.49%下降到14.27%；另一方面，在1985年～1995年整个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中，东部沿海地区占87.3%，西部地区只有4.2%。与此同时，在优惠政策和市场力量的综合作用下，中西部有相当一部分资金通过银行存贷差、横向投资和股票投资等多种形式流向了沿海地区。

2.资源。在劳动力、资本、资源这几大生产要素中，资源应该说是西部地区目前唯一的丰裕要素和优势所在。(1)能源等矿产资源。西部地区地上虽然贫穷，地下却很富饶。据勘察，西部地区主要的矿产有天然气、煤炭、石油、镍、铜、铅等，其中煤炭保守储量达3009亿吨，占全国总量的20%左右；石油储量为5.1亿吨，占全国陆上总量的23%；天然气的储量为4354亿立方米，占全国陆上总量的58%；全国近62%的镍、57%的铂储量集中在甘肃，97%的钾盐分布在青海。(2)农牧业等物产资源。西部地区由于具备诸多农林牧物产所要求的非凡的生态条件，如光照、温差、土质、水质等，从而使得其物产资源具有其它地区不可替代、不可比拟的天然垄断性。西部的瓜果、药材、皮毛等特产久负盛名，如能深度加工、开拓市场，极有可能成为西部地区的希望产业。(3)旅游资源。西部地区以其悠久的历史与复杂奇异的地形地貌，形成了丰富多彩、得天独厚的人文、自然旅游资源。在人文资源方面，西部地区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发祥地，有着众多的人类遗址、王朝故都、陵寝墓碑、宗教胜地、石窟城墙等，加之多民族聚居，民风民俗特色突出，由此形成了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在自然资源方面，西部地区大川名湖、奇峰险山、高原盆地、雪峰冰川等自然景观构成了西部地区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基础。

以上对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分析是在与东部地区的比较中进行的。而东部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比较优势（尽管这种优势正在削弱）在对外贸易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西部相对于东部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将使西部的这种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更为突出，但其低下的劳动生产率、严重的资本约束将极大地制约着其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发挥。西部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虽然较为明显，但是资本“瓶颈”、市场约束、技术条件等各方面的原因使得该优势在目前仅能成为一种潜在的优势，而难以演化为商品优势和产业优势。综上所述，依据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分析，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存在着现实比较优势上的不足与缺陷。因此，如何选择一种正确的贸易战略便成为西部开发与开放中的重要课题。

三西部开放中的贸易战略选择

诚然，比较利益论是一种静态理论，以上对西部地区比较优势的分析也主要是从静态的角度进行的。但是劳动、资源和要素禀赋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在客观上的确是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贸易战略的基础性因素。因而上述对西部地区比较优势的静态分析并不是要拘泥于静态利益的获得，而是旨在通过对这一影响贸易战略的基础性因素的分析，为西部地区贸易战略的选择提供思路。

（一）西部地区贸易战略选择的原则和标准

各国和地区在选择贸易战略的时候都有一定的原则和标准，这些原则或标准有共同之处又有各自的特性。笔者认为，西部地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地区，既有着自身经济发展的非凡区情，又有着发展中大国的非凡国情，因此在选择贸易战略的时候应该遵循下列原则和标准：

1.有利于动态利益的获得和可持续性发展。西部地区多年来处于低度开发状态，若在开放中只强调单纯的贸易静态利益，忽视长期的动态利益，那么在短期内可能会由于其资源禀赋、劳动力的成本（尽管因劳动生产率的低水平而被削弱，但仍具备一定相对优势）方面的优势而获得一些贸易静态利益，在长期内却丧失了贸易促进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动态利益。同时，过度的、掠夺式的开采资源又会造成对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因而西部地区贸易战略的选择应有利于获得动态利益，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取得优势资源和优势产业开发联动效应的开发性收益，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2.有利于东西协调，发挥国内市场广阔的优势，创建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我国地区经济结构很不合理，二元经济矛盾突出，而西部、东部地区既要支撑广阔的国内市场，又要共同面对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这就要求西部地区在选择贸易战略时要避免与东部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相冲突，也不能把东部的问题转移到西部，而应该在充分发挥区域优势的前提下，通过分工协作、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促使东西经济协调发展，充分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创建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

3.有利于充分适应、利用国际经济大环境。在经济全球化、全球多边贸易制度日益自由化的趋势下，西部地区假如不能抓住机遇，不逐步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其经济发展的步伐将十分艰难。而且假如其所选择的贸易战略过分倾向于保护，则可能招致贸易伙伴国的报复或贸易冲突，同时也可能给我国加入WTO的进程设置故障，或者在加入WTO以后因违反WTO的原则和精神而招致制裁。因此，如何顺应和利用国际经济大环境，是西部地区在制定贸易战略时应着重考虑的基本问题之一。

（二）几种贸易战略在西部地区的适用性分析

贸易发展战略的基本类型主要有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种。学术界对这两者孰优孰劣的争议颇多，但对贸易战略选择的客观基础和条件缺乏深入的分析，而离开了客观制约因素来讨论贸易战略的优劣是不现实的。应该说各种贸易发展战略都有其自身的有效性和局限性，都有其在特定现实情况下的优越性和适用性。那么，对于西部地区这样一个贸易水平和层次低、现实比较优势不

很明显、潜在比较优势较难发挥的落后地区，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贸易战略呢？

1.进口替代贸易战略。

进口替代型贸易战略是指以国内生产和保护替代进口、以内销代替出口的贸易战略。进口替代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战略途径之一，它主要以保护来求得本国比较劣势产业的发展并实现工业化。

进口替代战略具有明显的政策特点：在关税水平上，高关税是进口替代实现保护下发展的基本手段。国产进口替代在高关税的保护下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通过保护国内市场建立自己的产业和工业体系；在关税结构上，进口替代对资本产品和部分投入品实行较低的关税，甚至进口补贴，以降低国内生产的投入成本；在外汇、汇率方面，进口替代战略一般对汇率进行高估以降低进口投入的生产成本，同时往往对外汇的供给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以控制进口的总量和进口的商品结构、地理方向；在政府管制方面，进口替代是一种典型的政府统制和保护型的贸易战略。非关税壁垒的设置、关税及汇率水平的规定、非凡优惠的提供等都是政府干预或管制行为的体现。

对于西部地区这样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经济贸易水平严重滞后的欠发达地区，工业化进程无疑仍是其必经之路。一方面由于其建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各种资源要素投入约束较松，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内市场都比较大，当一些资源被用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后，其余的资源用于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样一来，其产品在满足国内市场后可能就没有多少用于出口了。因此，西部地区的进口替代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国内市场广阔的优势，在现阶段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从而获得工业化发展的长远、动态利益。但是进口替代在关税、汇率等方面的政策要求极有可能与东部经济逐步外向化、国际化的趋势相冲突，不利于创建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而且进口替代对比较优势的忽视和明显的保护倾向又不利于顺应、利用国际经济大环境，还可能导致贸易冲突和制裁。

2.出口导向战略。

出口导向贸易战略是指通过扩大制成品的出口来带动工业化和整个经济发展的贸易战略。它是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途径。

出口导向贸易战略的政策特点主要有：在关税水平上，出口导向所要求的平均关税水平较低，以有利于降低进口投入品的成本，同时也使进口替代不能在过高的保护下发展；在汇率上，出口导向贸易战略实行比较适当的均衡汇率，有时还实行低估汇率，以促进和鼓励出口；在补贴方面，出口导向的首要政策工具就是出口补贴，补贴的形式主要有出口退税、出口信贷、出口信贷担保等；在政府管制方面，出口导向客观上要求实行自由的贸易体制，要求政府放松管制，取消贸易壁垒非凡是非关税壁垒。

出口导向战略重视比较利益和贸易利益，非凡是贸易所带来的动态利益，这有助于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出口导向是一种典型的外向型经济战略，西部地区若采用该战略有助于更好地协调同东部的关系，从而创建整体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而对出口的鼓励和扩张则为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提供了信息交流的渠道和足够的竞争压力，有利于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促进西部产业结构的转变、升级。出口替代主张积极参加国际分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大环境。但是对出口的过于重视会导致依靠国际市场而忽视广阔的国内市场，出口过度将造成西部地区贸易条件的恶化甚至贫困化增长，西部在资源方面的潜在优势使得其主要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这极有可能造成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从而不利于可持续性发展。另外，出口替代所极为强调的出口补贴也可能引致贸易摩擦和违反WTO的规则。

3.混合型贸易战略。

鉴于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各有其有效性和局限性，有人提出把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既通过进口替代保护国内市场发展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又采用出口鼓励政策发挥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发展。这就是所谓的“混合型贸易战略”。假如这种有效结合在理论和现实上都行得通的话，那么显然这是西部地区最为理想的贸易战略。然而，尽管许多国家都没有实行单一彻底的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战略，但上述理想结合的难度极大、可行性极低。原因在于保护政策会通过经济关联的过程形成对出口行业的转嫁，加重出口的压力和负担。这种转嫁系数据统计低者达0.43，高者达0.95。进口替代既提高了可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又可能提高了不可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这会使得进口投入品和国内投入品的价格上涨，这相当于对出口产品征税。而出口鼓励政策的实行又会抵消进口替代的保护效用。总之，保护政策的“反出口倾向”决定了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战略是不可能结合的。对西部地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西部需进口的大多是资本品，技术含量、价值含量较高，对出口产品的转嫁系数更高。

4.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

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就是“以国际比较优势为依据，以国内市场为依托，以适度保护为辅助，全面对外开放的贸易战略”。(1)这种战略强调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走外向型发展道路。西部地区尽管现实比较优势不太明显，但还是具备一定的相对比较优势，非凡是其巨大的潜在比较优势。因此在世界经济的广阔背景下挖掘、利用、发挥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建立自己的出口产业和主导产业，可以保证贸易经济的持续发展。(2)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重视发挥国内市场的作用，以国内市场支撑对外贸易的发展。国内市场广阔不是拒绝对外贸易的理由，但究竟是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所在。目前西部地区的市场虽然只占国内市场很小的一部分，但市场潜力很大，东部沿海的一些大型公司和企业甚至一些跨国公司现在都开始把目光投向西部。若西部地区的潜在市场得以开发，将和东部、中部共同组成层次更深、范围更广的国内大市场，为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支撑工业化和对外开放、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更多支持与保障。(3)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主张政府适度保护下的自由贸易政策。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此过程中离不开政府行为，离不开对一些落后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但整个贸易倾向是自由的，总体上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由此可见，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属于开放型贸易战略，追求贸易的静态利益

动态利益，对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一视同仁，适合西部地区现实特点与经济发展需要，总体符合前述的西部地区贸易战略选择的原则和标准，有利于发挥西部的潜在比较优势，获得动态利益，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有利于东西协调，创建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有利于遵守WTO基本框架和规则，适应、利用国际经济大环境，从而把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转换为现实生产力，把资源优势转换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并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强大的推动力。

参考文献

1白光主编．西部大开发丛书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0.

2杨圣明主编．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王耀中主编．国际贸易学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

第6篇：自由贸易战略范文

一、中国参与双边FTA的进展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参与的第一个双边FTA。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4年11月，双方签署了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并从2005年7月开始相互实施全面降税。2007年1月和2009年8月，双方又分别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和《投资协议》。2010年1月1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

中国一智利FTA是中国与拉美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于2005年11月签订，200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根据协定，智利对原产于中国的5891种产品的关税立即取消，中国对原产于智利的2806种产品的关税降为零。另外，中国对原产于智利的1947种产品的关税自2007年1月1日起降为零。其他产品的关税将分别在五年和十年内分阶段降为零，最终涵盖两国97％的产品。2008年4月，中智双方又签署了双边FTA框架下的《服务贸易补充协定》，使两国的市场进一步相互开放。

中国一巴基斯坦双边FTA签署于2006年11月，并于2007年7月1日全面启动关税减让进程。根据协定，中巴两国分两个阶段对全部产品实施降税。第一阶段是在协定生效后五年内，双方对占各自税目总数85％的产品按照5种类别，以不同的降税幅度实施降税。第二阶段是从该协定生效第六年开始，双方将对各自产品进一步实施降税，目标是使各自零关税产品占税号和贸易量的比例均达到90％。除了货物贸易自由化外，协定还针对投资促进与保护、争端解决、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等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

中国一新西兰FTA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于2008年4月签署，2008年10月1日起正式生效。协定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诸多领域。其中，新西兰承诺将在2016年1月1日前取消全部自中国进口产品关税，其中63.6％的产品从协定生效时起即实现零关税；中方承诺将在2019年1月1日前取消97.2％自新西兰进口产品的关税，其中24.3％的产品从协定生效时起即实现零关税。

中国一新加坡FTA于2008年10月签署，并于2009年1月1日正式生效。该协定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人员流动、海关程序等诸多领域。根据协议，新加坡在2009年1月1日前取消全部自华进口产品关税，而中国则在2010年1月1日前对97.1％的自新进口产品实现零关税。此外，双方还在医疗、教育、会计等服务贸易领域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诺。

中国一秘鲁FTA于2009年4月签署，2010年3月1日起正 式生效。根据协定，在货物贸易方面，中秘双方将对各自90％以上的产品分阶段实施零关税。中方的轻工、电子、家电、机械、汽车、化工、蔬菜、水果等产品和秘方的鱼粉、矿产品、鱼类等产品将从中获益。在服务贸易方面，秘鲁将在采矿、研发、中文教育、中医、体育等90个部门进一步对中方开放，中方则在采矿、咨询、翻译、体育、旅游等16个部门对秘方进一步开放。

中国一哥斯达黎加FTA是中国与中美洲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于2010年4月签署，并有望于2010年下半年生效。根据协定，中哥双方将对各自90％以上的产品分阶段实施零关税。在服务贸易方面，在各自对世贸组织承诺的基础上，哥方有45个服务部门进一步对中国开放，中国则在7个部门对哥方进一步开放。与此同时，双方还在海关程序、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贸易救济、知识产权等众多领域达成广泛共识。

事实上，根据WTO对区域贸易安排的分类，中国大陆与香港和澳门签订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也属于双边FTA。其中，大陆与香港的CEPA协议于2003年6月签署，与澳门的CEPA协议于2003年lO月签署。在中国已签订的双边FTAs中，这两个CEPA协议的开放程度是最高的，有效促进了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之间的货物、人员和资本流动。

除了上述已签订的双边国际经济合作2010年第9期FTA之外，中国与澳大利亚、冰岛、挪威、海湾合作组织、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的双边FTA正处于谈判之中，并积极推进与韩国、印度、瑞士、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缔结双边FTA的可行性研究。

二、中国参与双边FTA的政治经济动因

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安排的迅速发展给中国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趋势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外部压力。但是，这并不是中国参与双边FTA的根本动因。事实上，在加入WTO和多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后，积极参与双边FTA是中国拓展对外经济贸易合作新渠道，为自身发展谋求更多政治、经济利益的重要举措。

(一)双边FTA与中国的国际和地区新战略

进入21世纪以来，不断发展变化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促使中国制定新的国际和地区战略，为自身的发展谋求更加有利的安全、政治和经济条件。中国的国家和地区新战略是以“安全一经济一政治”为轴心制定的，简言之，就是以拓展国家利益、发挥地区大国责任为目标，以双边、区域和多边的经济合作为主要途径，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加强国际合作。

在国际和地区新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开始对双边层次的国际合作投入越来越多的关注。该趋势与中国国际和地区战略目标的实现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双边FTA是中国实施国际和地区新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的过程中，一个国家可以采取挑战霸权势力、“搭便车”、消极参与和积极参与等不同的策略模式。就目前的国际环境和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而言，中国采取挑战国的姿态和“搭便车”战略都是不可行的。如果中国选择消极参与的方式，同样会在国家战略利益的争夺中处于劣势：首先，现有国际游戏规则主要反映了西方主导国家的利益需求，其本身就存在种种局限和缺陷，对中国这样新崛起大国的利益存在严重制约。其次，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大多是既得利益者，不会让中

国自动享有机制权益，必然力图将中国排除在利益安排之外。再者，冷战结束后，重新进行国际制度安排已是大势所趋，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新兴力量，中国第一次赢得了平等参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可能，选择消极参与的战略无疑会错失良机。

因此，中国只能采取积极参与的战略，一方面充分认识到自身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增长，承担负责任大国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及实力的局限，避免国际孤立和被包围局面的出现，以建设性的心态和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处理，力争“有所作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与更多的国家建立双边FTA是中国积极拓展地区影响。为自身发展谋求更广阔战略空间的重要途径。

2.双边FTA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全方位合作关系的重要载体

目前在世界各地兴起的双边FTA不仅仅涉及贸易投资问题，还涵盖了知识产权、技术标准、能源、环境、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等更为广泛的内容，从而有助于协议双方建立更加全面的经济合作关系。不仅如此，作为一种经济上的结盟，双边FTA毫无疑问将增强双方在政治上的共识，促进双边政治友好关系的发展。因此，以双边FTA为载体，中国可以和更多的国家建立全方位的合作关系，并以谋求共同利益为前提，努力创建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

3.双边FTA有利于中国在妥善处理与日、美关系基础上拓展战略空间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而言，中国制定其国际和地区新战略的过程实际是一种非合作博弈，其他世界和地区大国也是博弈的主要参与方。换言之，中国在制定各个阶段的国际和地区战略时，都会将几个主要大国的政策取向作为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外部因素加以考虑。其中，美国和日本是最具代表性的。

长期以来，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发展采取了遏制政策，只不过遏制的程度和方式不时有所变化。基于这个原因，如果中国开展国际合作的范围仅限于区域和次区域层次，必然会受到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各种不利因素的制约。而双边FTA则为中国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合作和地区事务提供了新的渠道。通过参与双边FTA，中国不仅可以避免和美国、日本产生正面矛盾，也可以绕开多成员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中的许多敏感问题，更加积极、主动地实施既定的地区战略。同时，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双边FTA越来越少地受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等因素的限制。因此，中国完全可以凭借其国内市场的巨大吸引力，灵活选择缔结双边FTA的伙伴国，甚至包括某些与美国、日本同属一个阵营的发达国家。这无疑有利于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美国和日本的遏制政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为自己营造一个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双边FTA与中国的国际贸易新战略

以国内市场为依托，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在世界经济的广阔背景下发掘并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已成为中国“人世”后国际贸易战略调整的核心内容。按照这一指导思想，积极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地区的经贸交流和资源开发合作，无疑应该是中国实施国际贸易战略调整的重要举措，而参与双边FTA是中国整体贸易战略调整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如此，由于双边FTA涉及的成员少，在某些方面还体现出多成员的区域贸易安排所不具备的特点和优势。

首先，虽然双边FTA意味着彼此开放市场，但是在协议双方经济互补性较强，或者双边贸易额较小的情况下，双边FTA一般不会对两国的国内经济造成过于严重的冲击。即使双边FTA会给少数产业部门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双方也可以出于保护国内敏感部门的原因，在FTA框架下商定一些例外。因此，双边FTA可以使我国以较低的成本拓展对外贸易的发展空间。

其次，缔结双边FTA是中国推动贸易自由化、放松国内管制以及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不可或缺的手段。相比于多边和区域自由贸易谈判，中国在参与双边FTA过程中的政策灵活性和主动性更强，有助于易受冲击的相关产业部门进行结构调整，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从而为多边框架下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市场开放奠定基础。从长期来看，这无疑将有助于推进我国整体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增强各个产业部门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再者，双边FTA可以成为促进国内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重要渠道。随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海外并购的不断加快，中国可以将参与双边FTA与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走出去”战略结合起来，不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或者将优势产品投资到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国的国内进行生产，绕开贸易壁垒，达到扩大市场占有率和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

三、中国进一步参与双边FTA的策略选择

如前文所述，在国际政治多极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积极参与双边FTA对中国来说有着非常深刻的政治经济内涵。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将努力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和多边的经贸合作。这充分说明，积极参与FTA已上升到我国国家战略的高度。有鉴于此，中国应进一步提高对参与双边FTA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并在广泛国际经济合作2010年第9期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制定和实施双边FTA的整体战略。

(一)完善实施双边FTA战略的指导和协调体系

双边FTA不仅涉及不同的国家，而且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诸多领域的问题。因此，中国在缔结双边FTA的过程中需要统筹考虑国际关系、外交政策、贸易投资制度等体制与政策层面的诸多问题，并且系统了解选择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对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和地区形势带来的可能影响。因此，外交部门、对外经济关系事务部门、国内产业政策部门、企业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共同参与和统一协调十分重要。为配合中国双边FTA总体战略的形成与实施，我国政府应尽快建立并不断完善针对双边FTA的组织和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各个部门的作用。

(二)以灵活渐进的方式推进双边FTA的发展

随着中国参与双边FTA进程的不断深入，将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协调难度也会不断加大。为此，从自身的国情出发，并兼顾伙伴国的利益，中国应该注重以灵活渐进的方式推进双边FTA的发展。比如先签订“早期收获计划”，减免部分商品的关税，再将合作不断深化，逐渐将服务、投资和便利化等内容包括进来。同时，对于那些在短期内难以协调和处理的敏感领域，如环境和劳工标准、竞争政策等，可以先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待条件成熟后再纳人FTA框架之中。这一方式有助于增强双边FTA的实效性，使协定双方尽早获得更多收益。

(三)从战略角度综合考虑双边FTA伙伴的选择

第7篇：自由贸易战略范文

关键词：国际经济贸易；贸易战略；制定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064（2017）06-0222-01

1 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特点分析

1.1 整体增长速度快，但波动大

结合相关数据可知整体上国际经济贸易是增长的趋势，且增长的速度很快，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在2000年达到最高点，统计发现当时的国际经济贸易总额为64560亿美元，增长率高达12.5%，但到了2001年，在“911”事件后，国际经济贸易数额快速下降，相比2000年，整体上减少2650亿美元。“911”事件淡化之后，国际经济贸易又出现了迅速增长的趋势，直至2004年又到达最高点，此时的国际经济贸易总额为92181亿元，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又出现了大波动，在2009年下降后又出现了增长的趋势。

1.2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缓慢，新兴经济体逐渐发展

在国际经济总量中，美、日、欧大概占整体经济总量的66.7%，但自从进入21世纪，美国经济增长率就变得越来越慢，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率是1.3%，美国是3.5%，欧洲是2.2%；在21世纪的前十几年，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率变为1.5%，美国为2.5%，欧洲为2%。显然到21世纪，国际经济主体增长率变慢。上述三个国家都属于发达国家经济体，因为经济发展起点高，国际经济贸易出现金融化、人口老龄化等情况，进而使得经济发展缓慢，但与此同时某些新兴经济体逐渐开始发展，如中国、印度等，统计数据显示这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大概占据国际经济总量的35%左右。

1.3 多边贸易发展比较缓慢

当代社会，国际经济贸易开始向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但以往传统的贸易形势还留有保护贸易与自由贸易这样的政策，结合上述分析可知进入21世纪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很慢，进而使得贸易政策冲突加剧，这样就出现了很多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最终使多边贸易谈判出现问题。

1.4 服务贸易发展迅猛

在20世纪60年代服务贸易就有了很好的发展，直到20世纪90年代，服务贸易增长率可达7%，此时的商品贸易增长率只有5.9%。特别是在21世纪以后，其年增长率高达9.5%，因而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2 基于国际经济贸易角度下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制定策略

2.1 改善出口贸易的结构与方式

整体上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经过了多次的调整，但是结合政策导向不难发现主要的贸易战略依然还是以出口贸易为主。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的发展中出口贸易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出口贸易的获胜在于规模，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市场比较单一，竞争力不高。所以，国家应该进一步调整出口贸易战略，增加对重要出口部门的技术改造，改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使对外贸易产品实现从数量增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引M技术外溢效能比较的项目，进而实现提升国内企业技术水平的目的。

2.2 加强对进口贸易的重视

同出口贸易一样，进口贸易也是对外贸易的关键部分，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进口贸易是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措施，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进口贸易不但能满足市场需要，最重要的是还能对出口业务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所以，应该加强对进口业务的重视。要加强对进口贸易的重视，就需要进一步扩大进口业务，同时调整进口结构，使用先进的技术，健全相关政策及设备等，重点强化对稀有资源的利用，以此实现进口资源的多元化发展，最终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2.3 实施战略贸易政策

国家应该大力扶持竞争力较弱的产业的，比如，钢铁及汽车等产业。整体上而言，现阶段这些产业的发展比较薄弱，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且核心技术源于进口。因为上述产业对国家工业体系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必须加强对这类产业的保护。国家要大力扶持科研机构等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建立高新技术产业成果转化机构，培养有实力的高科技产业。

2.4 加快发展服务贸易

服务贸易也是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内容，服务贸易能体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水平。现阶段我国服务贸易中的主要问题是发展滞后、竞争力不高等。因此在，国际服务贸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家应该加快发展服务贸易，加强传统服务业发展的同时还要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以此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同时为第一、二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

3 结语

总而言之，在当前的经济发展背景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积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非常重要，所以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明确国际贸易的发展特点，然后以此为依据完善对外贸易战略，只有这样才能提升我国对外贸易实力，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第8篇：自由贸易战略范文

>> TPP劳工标准对中国纺织业出口的潜在影响 碳关税对中国纺织业出口的影响及对策 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纺织业出口的影响和对策分析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纺织业出口的影响 TPP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 中国纺织业出口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出口退税调整对纺织业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国际贸易摩擦对绍兴纺织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非关税壁垒对中国棉纺织业及棉花产业的影响研究 欧盟REACH法令对中国纺织业的影响与对策 汇率波动对纺织业的影响及对策 中国出口纺织业困境与对策 浅析中国纺织业进出口状况 面对WTO的中国纺织业 棉花：中国纺织业的命脉 绍兴纺织业的出口现状、问题及应对策略 中国纺织业解困 越南加入TPP对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的影响及对策探析 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纺织业的影响分析 小议我国纺织业产业竞争力对其出口的影响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ZW）]美国主导TPP的签署，不仅使美国在经济上重返亚太，在政治及军事等方面上也不同程度地加强了其与亚太地区的联系。故而TPP的签署，不仅将使中国在经济上受到损失，也将使中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的影响力降低，恶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影响中国长期谋求的和平发展环境。

3.3.3 贸易战略背后的政治战略

一是再平衡战略制衡中国。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美国开始活跃在东亚地区的舞台上，通过推行自由贸易的想法和规则来实现自己的私人目的，巩固其霸权地位和已有的军事同盟，为美国安全作保证。

二是政治、文化、规则的输出。TPP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输出，在推行TPP的同时，帮助成员国内进行体制上的改革。越南为加入TPP大力推进国内体制改革，并加强与美国展开的军事合作。而越南的加入又使美国取代中国成为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遏制了中国的发展。

4 对策建议

前文基本概括了TPP协议签署对于中国纺织品出口贸易的影响，以及TPP由美国进行主导的原因。中国正处在进退维谷的局面，面对TPP所带来的严峻形势，贸易转移和中国商品在TPP成员国内处于劣势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对此，应采取相应措施，减少TPP对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增长。本出以下建议。

4.1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加快转变产业结构，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优化纺织产业结构，提高纺织产品质量。减少低附加值产业和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增加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具有国H竞争力产业。增加技术输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紧密联系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达到更高、更强的产品市场竞争力。

4.2 扩大内需

我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国内市场的发展潜力巨大。逐渐将由外需型贸易拉动的国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内需消费拉动，以此加强国民经济体系抗冲击的能力。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改革，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以减少TPP的签署对我国国民经济造成的冲击，使国民经济健康平稳发展。

4.3 加强环境、劳工和知识产权保护

完善法律法规，健全劳工及环境的保护机制。加强环境管理体系的建设，并引导企业进行绿色生产，以减少废气、废液、废渣的排放；提升劳动保护覆盖程度，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对知识产权的维护要进一步加强，对侵犯权益的活动要严肃处理。规避出口国对中国施行各种技术性非关税贸易壁垒，包括绿色贸易壁垒等，从而避免让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

4.4 加强东亚合作

中国与大部分TPP成员国都已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随着TPP进一步发展，原有的FTA协定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削弱。以中国国内各地区自由贸易区建设经验为基础，加快东亚一体化进程。加快中日韩FTA合作，并与东盟展开“10+3”等多边合作将有效弥补TPP所带来的贸易转移，减少TPP对中国出口贸易的损失。加强与美国、日本、欧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双边贸易合作，并积极探索与欧盟建立自贸区合作的可能。

4.5 密切关注TPP进展

密切关注TPP的运行，研究TPP规则，在纺织业方面，可以研究TPP协议中原料欠缺机制及其相关内容，生产TPP成员国内所缺少的纺织原料，以期在短期内，减少“从纱开始”的原产地原则对中国纺织品贸易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吴涧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趋势、影响及战略对策[J].国际经济评论，2014（1）.

[2]陆建人.美国加入TPP的动因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1（1）.

[3]白树强.TPP对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竞争力的潜在影响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15（8）.

[4]彭支伟.TPP和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及中国的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2013（4）.

第9篇：自由贸易战略范文

中欧纺织品贸易之争，源于双方不同的利益诉求。自今年1月1日全球纺织品进口配额取消之后，中国部分纺织品因质优价廉，出口相对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中方认为，纺织品贸易自由化是10年前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得来不易的谈判成果，中国纺织品出口从中受益，乃情理之中。欧盟则以保护本地区相关产业和就业为由，要设限于中国纺织品进口。

在利益诉求不同的情况下，双方贸易摩擦由此而起。欧盟援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242条款”，声盲要对中国纺织品采取“特保”措施。中国政府沉着应对，在主动提高纺织品出口关税的善意举动没有得到充分回应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取消81种纺织品出口关税，以维护中国纺织企业和纺织工人的利益。

一时间，人们纷纷猜测：一场贸易战是否要爆发了?中国和欧盟这两个贸易伙伴都心知肚明――“和则双赢”。双方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中国商务部长召开新闻会，有理有据地指出欧美在纺织品问题上滥用“特保”条款，同时真诚呼吁各方通过协商解决争端。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也始终强调欧盟无意恢复配额制，并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共识。

6月11日11点57分，上海西郊宾馆7号楼大堂，中国商务部长和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终于一起微笑着走向发言台：中欧就纺织品贸易争端达成了双方都比较满意的协议，并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盟委员会关于中国部分输欧纺织品备忘录》。

根据《备忘录》，中国的纺织品在今后的3年里，将逐步并有控制地进入欧盟市场，“协议将保证中国对欧盟的纺织品出口理性增长，”从目前到今年年底维持合适的水平，2006年――2007年实现可调控增长。在《备忘录》中，中国同意将10类纺织品和成衣对欧盟的出口增长维持在每年8％至12．5％之间。而欧盟也承诺，对源自中国的棉布、T恤衫、套头衫、裤子、女式衬衫、床单、女连衣裙、胸衣、桌布、亚麻纱等10类纺织品终止调查。欧盟还同时承诺，对于上述10类产品之外的2005年实现一体化的中国纺织品，克制使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242条款”。2008年，对所有2005年实现一体化的中国纺织品使用“242条款”。

曼德尔森认为，《备忘录》让中国的纺织品出口有合理的增长，同时又让欧洲纺织业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的纺织业界得到喘息和调整的空间，这是一项“双赢”的协议。

中欧纺织品贸易谈判，成功地化解了贸易战。这场谈判能否让我们找出规律性东西，为其他的贸易纠纷提供借鉴?

启示一：利益面和损失面的权衡

谈判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利益的博弈，就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平衡，就是双方寻求妥协的过程。谈判桌上唇枪舌剑斗智斗勇，为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前一阵子，有关中国的纺织品对欧美产业造成损害的渲染，显然被人为放大了。事实上，目前中国对欧盟出口的纺织品金额，仅占中欧双边贸易额的7％左右。而欧盟国家大多已不再生产与中国出口纺织品相伺的品种。这就是说，即使中国不向欧盟出口纺织品，欧盟也要从其他国家进白，因为欧盟早巳完成了产业转移。如此看来中国纺织品对欧盟造成的冲击并没有像某些宣传中那么大。鉴于这样的事实，和曼德尔森都算过一本账，权衡利益面和损失面，而和解的结果对双方都是利益面超过损失面。曼德尔森在谈判后举行的新闻会上说，尽管今年以来中国对欧盟纺织品出炸性地增长，但我主张友好、友善地解决纠纷，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而非采取强硬措施；我们承诺，对实现纺织品贸易一体化后的中国纺织品，克制使用中国加人世贸组织议定书第“242”条款。显然，曼德尔森并没有坚持“原则性”，向中国纺织品挥舞设限大棒。这个让步，就在于他看到了中国市场对欧盟的极端重要性，拘泥于几个纺织品品种，实在得不偿失。

中国方面同样作出了某种妥协。正如在新闻会上重申的：纺织品一体化是我们应当享爱的权利，但尽管如此，中国老百姓有一句话：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这就表明中国作出如此让步是值得的，因为假如一味“坚持原则”，不仅纺织晶贸易自由化的好处享受不到，就连每年增长8％一12．5％的好处也沾不上边。

表面上看，中国如此让步，似乎与纺织品贸易自由化原则不符，是倒退；欧盟也没有坚守住中国纺织品出口每年增长7.5％的“底线”。双方好像都没有坚持原则。但如果将纺织品贸易摩擦放到中欧合作的战略高度上分析，就会发现，如果双方僵持不下，很可能会影响中欧合作的大好前景。退一步，海阔天空，无疑是具有战略眼光的。

启示二：诚意是化解矛盾的基础

今天的中欧贸易关系，早巳不是20多年前那种状况。欧盟已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已成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可以说，正因为双方都抱有诚意，中欧纺织品贸易问题谈判才能取得双赢的结果。

就在中欧相互指责、对峙、吵得不可开交的同时，双方却始终没有切断过联系沟通的渠道。事实上，从发生纠纷的一开始，中欧之间的磋商就一直没有间断过。曼德尔森与谈判前，中欧双方在北京的艰苦谈判已通宵达旦进行了很多天。而曼德尔森赶在实施特保前的最后一天，专程赶赴上海谈判，其行动本身就表明了他对化解矛盾的诚意：他在新闻会上说得好：“我们不想使取消纺织品配额的车轮逆转。我个人是拥护实行自由贸易的，中国有权享受自由贸易的好处。我们宁可与中国保持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不要打贸易战。”

中国同样是抱着诚意而来。6月9日，部长刚出席在沪举行的世界服务贸易论坛后，马不停蹄赶到浦东，当面听取上海8家大型纺织品贸易和生产企业负责人的意见，为第二天与曼德尔森谈判作准备：谈判结束后，说：今天即使达不成协议，但也体现了我们双方的诚意。我们在纺织品贸易摩擦问题上，都表现出顾全大局的气概，充分体现出双方对发展中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高度重视。

启示三：以平常心对待贸易摩擦

一部国际贸易历史，就是矛盾－解决－再产生矛盾一再解决的历史，且周而复始地螺旋式上升。摩擦、吵闹以至打架，司空见惯，为些不必过于紧张。改革开放前，整个中国一年外贸进出口不过100多亿美元，那时国际贸易摩擦这个词闻所未闻。而去年，我们外贸进出口超过1．1万亿美元，其中加入世贸组织后短短3年就翻丁一番。外贸进出口量大了，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多了，矛盾自然增多，这并不奇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战，从纺织品打到汽车，几乎隔几年就换一个吵架题目。为什么?就因为双边贸易增加、接触多的缘故。日美贸易战打了数十年，双方并没有因此分道扬镳，双边贸易额不降反升，经济贸易方面互相依赖的程度到是越来越紧密了。

对于这次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无论欧盟还是中国，无论是企业界还是民众，无论是政府还是理论界学术界，其关注程度之高，可谓前所未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涉及如此多就业人口，产业波及面如此之广的贸易摩擦，这还是第一回。不要说中国人首次碰到如此规模的吵架，就是欧洲人，虽说贸易战司空见惯，但都是发达国家之间干仗，与发展中国家这般大规模地吵架，他们也是第一次。不过发达国家吵惯了，而且有一整套吵架的方法，可我们还没学会，因此看到人家气势汹汹吵上门来，心里不免有点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