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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 环境会计 和谐社会
1 环境会计理论基础
1.1 绿色会计是在环境资源恶化和批判传统会计的基础上产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范围的科学技术革命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切促使西方国家把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建立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自然资源长期处于被极度开采的状态。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的剧增,需求的增加,更进一步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从而使能源紧张,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这不仅动摇了有关国家发展经济的自然物质基础,制约了经济发展,而且使人类与自然、生态与经济出现了紧张局面,迫使人类反思:如此下去,人类将自食恶果,社会经济将不能持续发展。人类开始改变过去单一追求经济利益的方式转变为追求三个目标的平衡发展,即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平衡发展。于是,环境会计应运而生,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西方的会计理论界,有越来越多的会计专家把环境问题与会计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环境会计理论。其核心是用会计来计量、反映和控制社会环境资源,目的在于改善整个社会的环境与资源问题。因此,从通过经济控制达到参与环境控制的目的来考察,会计肩负着重要使命。世界银行在1998~1999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中,建议21世纪建立“信息框架”,实现环境指标控制的主要任务落在会计界肩上,其中尤其是在环境管理“对策框架”的确定上,会计工作又是采取治理性对策与防治性对策的重要方面。
1.2 环境会计定位
关于环境会计的定位,目前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环境会计是一门与现行财务会计并立的独立学科;另一观点则认为绿色会计是现行财务会计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现行财务会计与环境科学等交叉的一门边缘学科。笔者认为,环境会计是“大会计学”向边缘化方向发展的结果。“大会计学”之大,是表明会计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会计领域在扩大,会计深度在加强,会计学的内容和性质在发生变化。会计是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需要,为经济管理和决策服务的,其发展的历史规律告诉我们,每当人类历史发生一场社会政治经济大革命的时候,必然引发会计领域的深刻变革。人类进入21世纪,这种变革更多体现在会计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即会计学的边缘化。
2 环境会计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
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统一,保持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人类始终追求的目标之一。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物质文明程度的提高,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社会经济所依赖的资源基础、生态环境已进入“向未来借债而生活”的时代。面对如此困境,我国政府已颁布各项保护自然,改善环境的法令法规。然而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扭转生态恶化趋势,必须走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改变过去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采用“绿色GDP”指标,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环境成本的计量。为了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状况进行反映,客观上要求企业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会计体系。
在这种广泛而深刻的调整和转变中,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自然应该首当其冲。因为,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传统发展模式的主要体现者和执行者。从一定程度上讲,企业行为是“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的直接原因。不难理解,就企业与环境的关系看,企业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不仅是一个产品产出系统,而且还是一个环境产出系统。也就是说,企业首先以一定的方式从其周围的环境获取某些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社会资源(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和自然资源,经过生产经营活动对投入的资源进行加工转换后再输出到周围的环境中去。在投入方面,企业对自然资源的获取规模和速率不应该超过环境的承受能力,即要低于资源再生的速度,否则,就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降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输出方面,它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两种。积极的影响如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吸纳劳动力就业等,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消极地影响如“三废”的排放、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等,它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资源的破坏、景观的破坏、生态的破坏),影响人体健康以及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由上分析可以看出,企业既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也是自然资源的主要利用者和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企业的经营行为对环境质量的好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企业应该正视生态环境问题,实施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会计核算,不仅承担促进经济发展的责任,而且担负起推动社会发展和环境发展的责任和义务。
3 环境会计建立的措施及原则
3.1 要充分认识建立我国环境会计的必要性
一是我国环境现状提出的要求。科技的发展,人口的增加,社会需求膨胀,造成了自然资源被极度开采而日趋耗竭,环境污染日渐严重,这从根本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会计能够引导和监督企业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保护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二是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传统的企业发展模式是高投入低产出,必然造成过度开发消耗资源;高污染低效益必然造成生态环境补偿能力严重滞后,这些都阻碍了企业自身的发展。从企业长远利益看,只有增大环保投入,重视环境会计,才能始终保持竞争的优势。三是正确衡量国民生产总值和企业生产成本的需要。环境会计通过核算企业的社会资源成本,能较准确地反映国民生产总值和企业生产成本,促进企业挖掘内部潜力,维护社会资源环境。四是企业责任向社会扩展的必然结果。经济的发展,人们需求的多元化,需要企业将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转变为追求经济、社会、自然环境协调发展,同时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有关的资源环境、废弃物以及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进行反映和控制,计算和记录企业的环境成本和环境效益,向外界提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五是正确核算企业的经营成果,准确地分析企业的财务风险,全面考核经营管理者业绩的需要。在损益表中计算经营成果时,只有将企业对环境影响的耗费作为收入的减项反映,才能正确核算企业的经营成果;只有在负债总额中加上企业因对环境造成危害而形成的环保负债额,才能得出真实可靠的资产负债率,准确分析企业的财务风险。绿色会计揭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可从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企业的角度来全面考核经营管理者的业绩。
3.2 创建环境会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政策性原则,即在进行环境会计核算时要体现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和法规的要求。二是社会性原则,环境会计要揭示企业对资源环境的责任,必须要求企业站在社会的角度,考虑企业的业绩。对企业的评价,应以能在企业内部使社会收益与社会费用相配比的社会利润为标准。其提供的会计信息,不仅要为企业内部服务,而且要有助于宏观管理和调控。三是借鉴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即我国环境会计的构建不能全盘沿袭,应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不断创新,不断发展和完善。四是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即政府会计管理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必须对企业最低限度的披露做出明确的和强制性的规定。当然,如果企业主动地披露尽可能多的环境信息,政府及社会公众应给予支持和鼓励。
3.3 我国政府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一是修改会计法,将环境会计核算和监督列入会计法,无疑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它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将它付诸实践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二是完善会计准则,就是将涉及环境的内容列入会计要素,成为必须披露的内容,防止有关部门和单位的短期行为。三是建立会计制度,会计制度依据会计准则所规定的有关环境原则进行设计,使环境会计具有可操作性,便于会计人员掌握。四是给出明确的价格信号,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对于资源的使用尽量不采用或少采用免费的措施。免费只适用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对有限的资源免费消费无疑将导致其耗尽和恶化,同时也不利于环境会计的计量。五是要有适应的会计理论导向,就是要求政府恰当地引导会计理论在环境会计方面做些研究,以提高我国的环境会计理论水平,促使环境会计理论早日与会计实务相结合,服务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1 于玉林.面向21世纪“大会计学”的发展[J].财务与会计导刊,2001(8)
关键词:和谐社会 环境会计 关系 构建措施
环境会计已经成为多数国家和相关会计组织采用的一种经济管理模式,以求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应该了解环境会计的基础理论以及和谐社会和环境会计的关系并且针对环境会计的构建提出必要的措施。通过以上方法达到协调企业经济效益和保护环境的目的,同时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均会有所提高。
一、环境会计基础理论
环境资产、费用、效益等会计因素为核算的内容组成环境会计,环境会计的核算一般都是用货币来计量的。随着人口和需求的不断增加,自然资源能源有了进一步的消耗,能源紧张已经是颇为紧要的问题。环境也随着自然能源的消耗日趋恶化。自然物质基础动摇和制约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迫使人们开始反思生态经济以及人与自然是关系。如果长期以往下去,社会经济变回停滞不前。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使经济、社会、环境平衡发展,环境会计就因此产生了。把环境问题和会计理论相结合成为了西方会计理论界的一项发展方向。用会计来计量、反应和控制社会环境资源是环境会计的核心。通过此方式可以将社会环境与资源问题得到有效改善。环境会计还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因为环境的控制需要通过经济控制来制衡,一定程度上,环境指标控制可以决定经济的走向。环境会计的产生也是为了是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服务着经济管理和决策。
二、和谐社会与环境会计的关系
首先,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企业的加入,而企业也通过环境会计的形式进来。因为“节约资源,环境友好”的导向会促进企业客观的反应对环境资源的消耗以及补偿情况。有效的环境信息也会提供给某些利益相关者。其次,保护自然环境资源是企业的经济活动前提,后代的发展与消费要与当代人持平均水平。所以企业寻求可持续发展道路引应该遵循和谐社会的建设。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要保证环境与经济活动是否处于一种良性的发展关系。要使保护资源、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三者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经济社会的发展造就了环境会计的产生,它的出现使人类理性反思了自然环境与自身行为的关系。因此企业需对外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不仅保护环境还使企业与环境的友好关系有所加强,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会计推动着实现和谐社会的发展作用。
三、和谐社会背景下环境会计的构建
(一)构建的必要性
环境会计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必要性,首先是我国环境现状使得毕竟构建环境会计。自然环境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的恶化,社会需求膨胀,科技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都会自然环境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所以为了保护资源和维护生态平衡构建环境会计可以一定程度上起到监督和引导作用。其次,企业自身发展的需求。过度开发消耗资源都来自传统企业的高投入低产出的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的补偿严重滞后,要想保持竞争的优势,必须重视环境会计和增大环保投入。再有是企业向外扩张的必然结果,企业发展经济时必须注重生态环境和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环境会计可以反映和控制企业对资源环境等问题,企业的环境成本和效益也会计算和记录下来并对外公布。
(二)构建措施
1、观念的转变
环境会计有效实施的保证来自科学的政绩观与发展观,因此要转变观念,绿色教育社会氛围的营造,社会责任企业要积极履行。通过绿色教育使提高企业管理者对环境会计的重视程度,为了保证环境会计的有效实施,加强会计人员运用环境会计的专业素质是必然的。环境会计只是反映了企业的另一面,应该在企业管理中主动的把环境管理加入进来并且采取实施措施。对于环境会计信息要真实可靠的向大众披露。社会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企业,我国的经济发展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为了促使企业能更好的履行责任应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去监督企业。
2、相关机构的组建以及制度的建立
环境会计最有力的保障措施是法律。对于环境会计我国目前尚未定法,从而给环境会计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要想改变情境的话首先要先修改会计法,现行的会计法中要将环境会计给包含其中,肯定它的地位和作用,为以后的实践工作提供了有力手段和保障。其次,会计专责的完善。会计要素中要将涉及环境的内容给涵盖进去,为了防止有关部门和单位的短期行为必须有所披露;对于环境原则的设计需要依据会计准则有规定来建立会计制度,使会计人员更加容易掌握和具有操作性。最后,为了促使环境理论早日与会计实物相结合,使我国环境会计的理论水平有所提高,政府应该恰当的引导会计理论在环境会计方面进行探究。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结束语
环境会计的构建为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益处,企业作为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之一,对环境的保护自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企业应该运用环境会计能更好的使自身服务于社会,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钟颖.和谐社会背景下环境会计构建问题探讨[J].商业时代,2012,(17):98-99
[2]钟洪燕.和谐社会背景下环境会计构建探析[J].会计之友,2013,(13):44-46
[3]高俊伟,王宗树.环境会计与和谐社会建设[J].商业经济,2007,(7):87-88.
关键词:北部湾经济区;语言环境;建设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1-0218-03
一、语言环境建设背景
2008年1月14日国务院通过《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2006-2020)》,明确将北部湾经济区作为西部大开发和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点地区,赋予广西北部湾新的历史使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地处我国沿海西南端,由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四市所辖行政区域组成,是华南、西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是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是我国面向东盟的重要门户与前沿地带。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对国家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要实现北部湾经济大开发,其中一个重要的支撑就是语言环境建设。语言环境是“人力资本”,是软实力,也是投资环境,具有经济价值,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创设一个与区域经济大开发相协调的,和谐开放的社会语言环境,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二、语言环境建设意义
1.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语言环境是一种投资环境,具有经济价值,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这是由语言的社会功能及其资源性特征所决定的。随着全球化进程,人类的交流和联系越来越密切,语言不论对国家、群体还是个人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语言环境的开发和利用,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创造经济效益。在区域经济甚至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当代社会,经济行为要超越地域和文化上的限制,要考虑区域语言状况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以排除障碍,实现语言的经济价值。当今,开放程度、对外合作和交流频度、国际交流的通畅程度已经成为国际性经济区域的重要衡量指标。在此情况下,一个国际性经济区域能够通过语言资源在快速发展中准确地向世界表达自己,及时吸收与共享来自其他国际区域的信息和技术,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就显得非常重要。
2.从和谐社会建设的角度来看,语言环境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社会需要公平、诚信、友好、互利、互动、可持续发展的人际与社会关系,而语言正是沟通人际与社会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环境的桥梁。北部湾经济区的战略定位是建设成为开放度高、辐射力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在这一目标要求下,区域经济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语言环境作为支撑,这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一。与之相适应的语言环境是指语言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协调,它包括语言的多元、开放、无障碍沟通、积极的对外宣传;语言环境的国际化,能促进经济共同体间的政治互信,促进跨文化交流、服务于区域经济合作体间的经贸活动、经济与社会相关活动的组织、协调,不同语言经济群体间的信息处理与交流、知识共享、服务共享等,能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化发展。
3.从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交融来看,语言环境建设是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交融的基础,能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生产力发展,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以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与东南亚构成的泛北部湾区域,包含有中华(儒家)文化、印度(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东南亚土著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区域。泛北部湾文化由于区域、地理、历史等因素影响,有文化的认同性。那文化、儒佛文化、华人文化三种文化形态和文化理念是泛北部湾区域性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核心和纽带,并成为中国—东盟区域性认同的文化纽带。充分认识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形态与理念,认识文化交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识文化交融发展有赖于语言环境的建设,有助于促进北部湾开放开发尤为重要。纵观北部湾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可以发现,除了多元文化经济社会文化交融的需要之外,国际经济合作区域还可以容纳丰富的文化产业项目。可以说,通过语言环境建设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多元文化交流与传播,挖掘文化生产力,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北部湾开放开发赋予语言环境建设的重任。
当前,北部湾经济大开发正风生水起、热潮涌动,北部湾经济区经济保持强劲增长。2009年国务院又通过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42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构筑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的战略任务,提出要加快完善与东盟的合作平台,拓展合作领域,增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能力,提升经济国际化水平。要全面实施这一战略任务,建设开放、友好、和谐、国际化的语言环境,为北部湾经济大开发提供语言环境保障已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三、语言环境现状
为了更好地开展对北部湾经济区背景下的语言环境建设,我们对该经济区的语言环境现状做了相关调研。调研的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1.本区域经济背景下的语言环境规划现状:政府到社会各机构,是否有相关的语言环境规划;
2.语言环境规范:根据经济区对外开放环境需求及有关语言文字规范,调查本经济区范围内的语言环境标识规范问题,包含路牌、路标、港口运输、经济园区、重要公共场所指示牌、媒体中心、政府部门、宾馆、接待中心、平面媒体、网络媒体等不同载体的语言标识规范的现状;
3.语言服务环境体系建构的现状:主要对语言环境建设中的公共信息服务、语言处理服务系统及政府与社会力量参与共建的语言服务环境建设机制的现状进行调查;
4.语言服务专门人才的培养:对本经济区内的教育机构,如高校等和政府、社会在语言人才培养的方式、方法、路径、数量和质量及其培养机制进行调查。
从调研情况来看,北部湾经济区语言环境建设现状不容乐观。主要存在问题有:
第一,北部湾经济区目前没有统一的语言环境规划,对语言环境规划方面重视不足。
第二,北部湾经济区目前没有统一的语言环境规范,经济区内政府和非政府机构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也没有统一的规划。经济区内的道路、政府机关、经济园区和星级宾馆等语言标识使用的语种以中文为主,其他语种普及率低。
第三,北部湾经济区公共信息语言服务以中文和英语为主,其他非通用语言服务不足;缺乏有效的语言服务系统和运作机制,未能满足经济区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需要。
第四,多方参与的语言服务人才培养模式仍待完善;在人才的类别、数量和质量上,还是以通用语言人才为主,缺乏非通用语言人才和高级语言服务人才,以单一语言为主,缺乏复合型的语言服务人才。
根据调研情况,我们认为北部湾经济区语言环境建设需要解决特定区域经济条件下的语言环境建设规划,环境建设原则、环境布局、环境规范、语言服务环境体系与语言服务的专门人才培养等具体问题,是一个整体工程,应综合地认真考虑,探索其解决途径。
关键词:和谐社会;转变政府职能;经济职能体系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1-0210-0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了很大成就,各级政府在公开行政、服务行政和依法行政方面不断努力,人民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但与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高位趋稳状态相比,2001― 2006年中国经济市场化指数分别达到69%、72.8%、73.8%、73.3%、78.3%和77.7%[1],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与之同步。同时,政府在经济职能方面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成为束缚经济发展的体制。政府经济职能转变要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有效途径是构建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现代政府经济职能体系,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目标模式。本文侧重探讨应建立怎样的政府经济职能体系从而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和谐社会与政府经济职能的关联性
1.和谐社会对政府经济职能提出新的要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谐社会的标准是政治上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文化上要倡导并发展有效的诚信文化,经济上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2]。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中国政府经济职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减少过多干预,按和谐社会的标准分清各项职能界线,界定其作用程度,调整经济职能体系的内外结构,以便对资源进行重新合理配置,实现经济活而不乱、竞争有序和可持续发展,政府才能成为既促进经济发展又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推进器。
2.政府经济职能的良好履行为和谐社会的实现提供保障。建设和谐社会的条件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要到位,没有政府,就没有和谐社会的建立。因为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是经济的和谐发展,而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为经济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保障。也就是说政府不仅要有行政职能,更要担负起相应的经济职能,从而为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提供条件,创造良好的环境。
3.和谐社会的经济标准使政府能找出自身经济职能体系的不足,不断促进政府经济职能体系的完善。党的十六大把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确立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大职能。这些经济职能是合理的,关键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与和谐社会的标准,去分析当前中国体制改革进展不快进而对公平与效率关系处理不当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滞后、体系结构混乱以及经济职能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造成的。主要表现为中国政府在建设与执行以上四项经济职能过程中不管是微观与宏观方面一直都存在“越位”、“错位”和“缺位”三大问题,与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些矛盾也暴露出来。因此,我们应该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解决存在的问题,建立和完善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行协调、灵活高效的政府经济职能体系,才能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
二、中国政府经济职能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1.政府职能越位问题。政府职能越位是指政府做了不应该由它做的事情,表现在政府职能突破了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合理边界,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情,导致垄断和不公平。主要表现为首先政府职能与市场功能不分,指政府代替市场去配置与私人物品相关的资源,包括不合理的行政审批过多过滥,政府自身还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工作缺乏透明度。其次政府组织与企业组织不分,指政府变相经营企业,甚至承担和不放弃应当属于企业的经营管理责任,政府通过有关部门干部任免、项目审批、质量评定等方式干涉企业内部的各项微观活动等等,影响中国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进程。第三是政府组织与社会中介组织不分,政府通过主管、挂靠、指导等方式直接介入各种协会、社团、自治组织的内部管理与运作事务,使它们直接或间接处于政府组织的附属地位和控制之下,难以真正依照自我管理、约束和发展的原则成长发育,阻碍了中介组织在公共服务中地位的形成和作用的发挥。第四政府组织与事业组织不分。两者的混同在实际中既有使用事业编制的行政机关,又有使用行政编制的事业机构,有的承担一定的行政职能变成行政部门的延伸,导致事业组织常成为政府机构精简的“收容站”,而且为政府组织越权行使非分职权提供了组织上的条件[3]。例如,证券市场监管体系还很不完善,仍然带有政策市的性质。
2.政府职能的错位问题。政府职能的错位是指政府没有做好应该做好的事情,行使了不该由政府行使的职能,在对政府职能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和改革时期,这个问题更加突出:政府职能分工定位上存在交叉和混淆的情况,即同一层次的政府部门之间和在不同层次的政府之间的职能重复交叉设置及财权和事权不统一等。第一从纵向看,既有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职能越位,也有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职能越位。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例如,在土地等资源的管理上,较多的情况是下级政府和地方政府越位较严重,而在人事、机构管理方面,大多是上级政府越位。第二从横向上,主要是各级政府部门职能交叉、重叠,职权划分不清楚,互相推诿扯皮,经常发生政出多门的问题。第三从条块关系上,既存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超越职权干预下级政府管理事务的现象,又有下级政府超越职能干涉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业务的现象。
3.政府职能的“缺位”问题。政府职能的“缺位”指政府没有做它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说中国政府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要做的事情很多,应该负有责任的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没有很好地履行[4],一直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做,即在某些公共领域失职了。具体表现在:
(1)最基本的公共物品供应无法完全保障。例如,基础教育存在很大的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教科文组织提供的一个经验数据,发展中国家财政占GDP比重达到25%以上,教育要占GDP的4%,也就是占到财政支出的1/6。而中国200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为3.01%,中国离4%的目标还有差距。类似应由各级政府提供的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公交、自来水、电力、天然气供应等公共服务,仍然不能满足企业和公民的需要。应由政府提供的邮政、铁路、水利、生态环境和必要基础设施建设仍然力度不够;应由政府负责的市场规则不完备,信用制度不健全,还未形成市场自动调节机制。(2)社会管理出现了许多空白,从而导致了一些社会不公正和社会不和谐。最主要体现在收入差距不能缓解的问题上,其根本原因在于税收制度不够健全。国家虽然通过一些税收改革在逐步缩小不合理差距,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须逐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如近年来不断出现的问题食品等,都暴露出中国社会管理职能严重滞后的问题。
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一是中国长期以来偏重经济增长,政绩考核体系的不科学,忽视人的创造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二是法律体系的不完善更加导致法制的制约力不够,形成政府缺位、越位、错位并存,从而导致资源的浪费与短缺并存,因此,美国经济学家钱颖一针对中国的改革历程认为,中国应选择有限且有效的政府,以取代过去的无限又无效的政府。政府应该在功能上“有进有退”。该退的地方一定要“退够”,政府应尽量退出市场领域,比如放松对企业的管制,给企业充分的自;该进的方面要“进足”,政府同时要加强对某些经济活动的参与和监管,比如加强金融监管等。
三、构建现代政府经济职能体系的基本思路
目前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经济职能体系是绝对标准的,但不同经济体制下的政府经济职能范围及实现方式又不尽相同。因此从层次上看,可以将政府经济职能分成三个层次:一是战略引导职能,二是宏观调控职能,三是微观监管保护职能。通过法律的形式适当区分职能,将决策部门的相近职能集中化,执行部门综合化,机构层次扁平化,同时落实到具体部门。才能构建符合本国国情并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合理和完善的政府经济职能体系。
1.从全局上执行战略引导职能。党的十七大明确强调了国家计划的导向性问题,计划是指导性、战略性、预测性的,以实现市场与计划在更高层次的综合。刘国光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计划”的[11]。因此,政府的经济职能的首要任务是研究和制定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只有加强对影响经济全局重大问题的研究,正确判断国际环境的变化趋势,才能从统筹城乡、统筹地区、统筹经济社会、统筹人与自然相和谐、统筹国内经济与对外开放的高度,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把经济增长的潜力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使国民经济能够在较长时期保持快速健康增长,推动社会全面进步[5] 。各级地方政府应当根据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全国统一的产业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区域发展和结构调整的战略和规划。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及由专业经济管理部门转化成的行业协会,还应通过信息搜集、处理和等手段,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为企业提供各种服务,有利于全国社会资源的统筹与规划。这样政府只管宏观,微观由市场去做,政府职能分明,才能改变越位、缺位、错位问题。
2.从宏观方面强化平衡协调职能。所谓平衡协调职能是指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利率机制、汇率机制等宏观经济政策和杠杆来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控制经济非理性发展,平衡国内外经济,以达到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政策目标[6] 。西方国家政府十分注意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和综合协调职能。例如美国的总统府,英国的内阁委员会、财政部,法国的总统府、经济计划厅等,都是承担宏观调控和综合协调职能的重要部门。中国自改革以来,历次宏观调控取得一定的效果可以看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性。正如弗里德曼所言:“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7] 现阶段在宏观方面补上缺位,改变错位的重点是建立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综合运用公共收支政策调节宏观经济运行和收入分配,更加关注民生。将资金更多地投向长期处于“瓶颈”的社会事业。实现公用事业领域“多元化投资、市场化运作、科学化管理、优质化服务”的改革目标。同时向西部农村倾斜,加大中央财政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解决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实际问题。
总之,政府经济职能的宏观层面就是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消除不稳定不健康因素,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只有宏观上增强政府的主导、协调与驾驭能力,才能构建一个有力和有效的政府。
3.从微观方面执行监管职能,强化对企业和消费者的保护。政府经济职能的微观层面是指通过立法规范个体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行为方式。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对微观经济履行消极规制的职能,即政府通过法律和法规形式进行有规定的管理,为微观经济活动提供良好的环境。
(1)减少对经济的直接行政干预,做有限政府。首先弱化微观管理职能,缺位的要强化,错位的要转变,越位的要退出,实现政府职能和市场职能分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政事分开。现在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一个大趋势是由社会中介和市场来承担政府退出市场能调节的领域,① 或实行公共事务管理民营化,将公共服务或部分政府职能委托给民间团体或私人管理。如日本政府将清洁卫生、维修公共设施、修建学校等社会公共事务委托给地方自治体、民间团体或私人管理,除社会福利设施外,其他社会公共事务委托管理面达80%左右。美国大约有35%的地方政府让私营公司负责收集城市垃圾,42%的地方政府使用私营企业经营城市公共汽车系统[8]。 当前中国通过培育和规范中介组织,明确各类中介组织的职能和职责。取消行政性垄断,割断社会中介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利益关系。使政府从微观经济事务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抓好宏观管理。其次重新划分与调配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9], 给地方政府相应的财权来有效保障事权,使二者相匹配。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政府与市场要逐步形成比较和谐协调的互相配合机制。(2)加快制定各方面的法律法规,强化保护职能,做有规政府。借鉴立法比较完备的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他们运用法律干预和调节的范围已经十分广泛,几乎到了有需要就有法律的地步。美国学者奥肯说过“市场的运行事实上,日常生活亦是依赖于政治制度的各种强制性权力。国家运用这些权力,建立并保障市场上的权力,直接提供某些基础的服务,并间接地创造出信任、理解和有安全保障的环境,这对企业日常生活是生命攸关的。”[12] 东亚的经验表明,依法治国比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更重要。首先强化各种产权保护,通过政策引导和信息提供等手段,帮助企业规避风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特别是严重影响中国投资环境和企业竞争能力的不合理、低效率的项目审批制度。只有摆脱了大量微观审批事项的政府,才能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其次,对产品进行质量规制。针对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等信用问题,偷税、逃税、骗税、走私,建筑领域弄虚作假、工程质量低劣等严重问题[10], 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打破行政垄断,打击各种违法乱纪、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防止企业相互勾结,形成价格联盟,保证各种食品的安全,保护消费者利益。
综上所述,政府经济职能体系的建立是一个逐步深化、完善和渐进的过程。要根据经济发展本身所处的阶段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国情以及面临的国际形势来相机决策和适当调整,使政府成为本国经济发展的服务者和保障者,从而有利于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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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度社会化;过度社会化;嵌入性;新经济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1-0216-02
《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发表于1985年美国社会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本文的作者马克·格兰诺维特曾在哈佛接受社会学的研究生教育,师从社会网分析奠基人之一的哈里森·怀特,一直致力于以社会网理论建构起来的新经济社会学与经济学进行对话。
《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在与经济学对话,尤其是与新制度经济学大家、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奥利弗·E·威廉姆森对话。通过对话,作者提出了“嵌入性”这一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
在该文中,格兰诺维特首先批判了社会学传统中的“过度社会化”和古典、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低度社会化”两个问题。格兰诺维特引用丹尼斯·罗恩的观点,指出在社会学中存在人被视为对他人意见过于敏感且完全屈从于经由社会化过程内化的共有的价值与规范体系,即过度社会化问题。而经济学中则存在低度社会化倾向,认为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影响。格兰诺维特对两种倾向分析的结论虽然表面看来截然不同、相互对立,但却有着惊人的共同点:均以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即将行动者孤立于实时的社会情境之外。过度社会化的孤立是由于机械化了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假定个人的社会属性或范畴一旦已知,其行为方式也就被决定了。在文章中,格兰诺维特将过度社会化中的“社会”与自然神论者的上帝相类比,来形容这种情况下社会所拥有的强大的决定性力量。而经济学家不是完全不考虑社会关系,就是将其定型化、一般化。①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嵌入性(即嵌入性)的观点。他认为,行动者既不是像原子一样游离在社会网络之外,也不会奴隶般地依附于其所属的社会类别赋予其的角色。人们具有目的性的行动企图实际是嵌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
最后,格兰诺维特通过与威廉姆森、霍布斯以及古典经济学的对话,针对信任和欺诈、“市场抑或科层”两个问题论证了其提出的“嵌入性”这一理论。
“嵌入性”这一概念的提出在社会学界、经济学界均引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大讨论大结合,新经济社会学学派由此兴起。针对格兰诺维特《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笔者对“嵌入性”这一理论做了如下梳理与思考。
一、嵌入性理论对于信任与欺诈的解释
威廉姆森发现,经济学往往假设人们是以相当温和的手段追求自我利益,规避了霍布斯命题。而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往往“以骗术追求自我利益;善于伪装掩饰的人更易于找到交易利益”。经济学对这一问题有两个解释:
1.低度社会化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主张。他们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形成,认为制度的形成即为解决经济问题。“每一个演化中的经济问题必有一个社会制度来解决它。”因此,会有一个相应的聪明的制度被设计出来以提高欺诈的成本,取代信任本身,解决欺诈问题。格兰诺维特对这一解决方式的批判是:制度的设计不是产生信任而是取代信任。因此就会导致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即有理性的人会想尽一切办法钻制度的漏洞。笔者认为,当一个制度设计出来使欺诈的成本变得很高的时候,人们会推论认为理性的他人考虑到成本不会采取欺诈行为,因此而产生一种新的信任。只是信任的对象不再是他人而是制度。但是其信任的前提是制度要足够“聪明”。
2.过度社会化的“普遍道德”。这一观点认为,社会会渐渐演化出来某些类型的隐性契约使人们尊重他人。这些契约即使不是一个社会能够存在的基础,至少也对社会有效率的运作贡献良多。格兰诺维特对这一理论的批判认为,道德的约束不是无时无刻的,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理智人在离家很远的餐厅吃饭时如果付了大额的小费,在双方过去不认识也不太会再发生一次交易并且交易内容不太会传扬出去的情况下,除非发生暴力或欺诈事件上述情况不可能发生。
相对于上述两种解决方式,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嵌入性的理论强调具体的关系以及关系结构,即网络能产生信任防止欺诈。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如下的假定之上的:(1)每个人都喜欢与信誉良好的人打交道。(2)人们往往寻求比“不欺诈”更好的关于他人名誉的信息。格兰诺维特利用布朗提出的著名的“N名囚徒困境”博弈论来证明其观点。他举了其经典的戏院失火会发生推挤踩踏事件,而家中失火则不会,正是因为大家相互信任,认为他人的行为是可预测的,所以没有囚徒困境。因此,是社会关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能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信任。
二、嵌入性理论对于“市场抑或科层”问题的解释
威廉姆森《市场及科层》提出了“市场抑或科层”问题:在什么情况下经济功能会在公司界线内执行,又在什么情况下会越界交给市场。威廉姆森本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在任何情况下组织都以最有效率地处理经济交易为原则。因此,那些经常发生的、结果不确定的、有需要特殊投资的交易较可能会留在科层组织内;那些直截了当、不常重复又不需要特别投资的交易较可能在公司间进行。威廉姆森对其原因的解释有两个:(1)“有限理性”,即将复杂的交易内部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2)诉求于权威关系以驯服机会主义。
格兰诺维特认为,威廉姆森的分析“混合了《利维坦》一书中相同的过度与低度社会化的观点。公司内科层权力的效能被过度强调了。就好像霍布斯过度社会化观点下的国家。”“市场”则类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具体来说,他从三个方面对威廉姆森的相关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批判:
1.格兰诺维特指出,威廉姆森割裂了商业关系和社会关系,而实际上两者密不可分。格兰诺维特引用马考利的研究,证明组织之间的经济来往亦具有稳定性,除非迫不得已不会使用诉讼解决纠纷。“大家在协调的时候都不喜欢谈到威胁要上法院。如一个商人所说‘如果你让律师和会计师站在一边凉快,你可以解决任何争端。他们完全不了解商场上让东取西的艺术”。“证据一致显示要有一些 ‘震撼’才会动摇公司的采买政策,使他不再重复地向一家或少数几家供货商下订单”。
2.格兰诺维特认为,威廉姆森忽略了组织之间亦存在广泛而多样性的社会互动网络,这也是信息传递的有效途径。
3.格兰诺维特批评威廉姆森高估了组织内科层力量的效率。格兰诺维特引用道尔顿的《经理之人》描述的中集体欺诈行为以证明组织虽然被“设计成完全与由社会网而来的集体行动毫不相干”,但是“当人员流动低的时候,职务之间的关系会增加私人色彩的内涵,最后会改造关系网络而改变组织的方向”(James Lincoln,1982)。在这一批判的最后,格兰诺维特做了一个简短的总结:“市场交易内化成为公司内的交易,的确可以较好地处理复杂而特殊的交易,但却不能明确的认定科层组织就是主要的原因。或许交易内化的主要效果是提供一个焦点,给一个紧密连带的社会关系网络。”笔者认为,这一结论与其之前的批判论证相左。在格兰诺维特对道尔顿研究进行解释时,指出其之所以出现集体欺诈行为正是由于关系网络对组织的渗透和改变。一方面认为关系网络是交易内化的原因,一方面又认为关系网络会导致组织内交易行为效率的下降甚至失效。
三、结论
威廉姆森让复杂经济活动由科层整合的组织处理来解释经济生活中“机会主义”与欺诈的防止及合作与秩序的普遍存在。而格兰诺维特则认为,秩序或者失序、诚实或欺诈与关系结构有关,与组织形态则较少关联。一笔交易是会留在市场还是垂直整合进公司内,要看其他条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网带来的是冲突、失序、机会主义或欺诈时,交易就有要垂直整合入公司中的压力。反之有一个稳定的网络来处理复杂交易并产生了公司间标准行为模式,就不存在这样的压力了。
在批判威廉姆森的观点时,格兰诺维特 一直注意将自己的理论与功能主义和进化论撇清关系。譬如,在论证社会关系能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信任时,格兰诺维特也分析了网络的局限性以强调其不是乐观的功能主义,以关系网络取代道德或制度执行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
四、笔者思考
在本文中格兰诺维特在与威廉姆森的对话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假设和命题。总体来说,笔者认为,其理论是将社会网分析与制度分析相结合、将社会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典范,为后人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切入点。譬如,他运用情境解释的范式对经济学理性人的假定做了捍卫,认为对分析者而言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如果把情境限制尤其是嵌入性问题考虑进去仍可能是有意义的。因此,笔者认为,“嵌入性”这一概念不仅仅是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范式,更是一种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新工具。
参考文献:
[1] 张文宏. 社会网络分析的范式特征——兼论网络结构观与地位结构观的联系和区别[J].江海学刊,2007,(5).
关键词: 城镇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人均GDP
中图分类号:F25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导言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我国在21世纪头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和战略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重要历史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味着中国要在未来不到10年的时间里完成三大转型任务:一是生活方式转型,即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二是生产方式转型,即走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道路;三是社会结构转型,即中等收入者阶层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不言而喻,城镇化是三大转型的核心、纽带和归宿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经济监测目标是到2020年,人均GDP不低于31400元;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不低于50%;城镇人口比重不低于60%。同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到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以农为1)不超过2.8。农村城镇化与这些目标经济变量有密切的联系,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目标。但是,农村城镇化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怎样的关系?农村城镇化与这些经济变量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当城镇化水平提高时,这些经济变量变动程度如何?我们通过建立从1991至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如下的研究。
二、理论假说
在中国,拉动GDP增长的三架马车是消费、投资和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加消费和投资。消费和收入正相关,收入越高,消费越多。推动农村城镇化,促进城市发展和改造,会增加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服务需求的增长进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增加就业岗位和提高收入。同时,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明显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支出。因此,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加消费。另外,推动农村城镇化会增加基础设施的建设进而吸引和增加投资。此外,与农村相比,城市的计划生育政策更加严格,因此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要低于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会有所降低。故此,我们提出了假说1。
假说1:农村城镇化与人均GDP正相关即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人均GDP的增长。
要提高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就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根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分析,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必须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现代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人口集中、收入提高、生活方式改变和消费多样化,以及分工和协作极为发达、形成规模化的交通运输网络。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能为其提供一个服务专业化但人口集中后规模又足够的市场容量,一个有一定人口规模并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市场,以及一个方便人们消费的经济距离。有资料显示,要发展较为现代化的第三产业,城市的最低规模为25万人,低于这个规模,只能发展传统商业服务业占较大比重的第三产业。"
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国城镇化水平偏低。到2011年末,全国全部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数只有288个,其中4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14个,200至400万人口的城市有31个,100至200万人口的城市有82个,50至100万人口的城市有108个,20至50万的人口的城市有49个,20万以下的人口的城市有4个。当然,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城镇化发展不足,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城镇化发展潜力巨大。没有城镇化的大发展,就没有第三产业的大发展。而没有第三产业的大发展,我国的就业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会落空。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我国必须千方百计加快城镇化进程。故此,我们提出了假说2。
假说2:城镇化水平与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呈同方向变化。
农民收入增加困难的根本原因,是大量富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和土地,致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十分低下。据初步匡算,目前我国1/3的农村劳动力处于就业极不充分状态,农村富余劳动力总数约为1.5亿人左右。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中分析,根据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户的抽样调查,在2001年农民人均2366.4元的纯收入中,非农业收入为1066.4元,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55%。这些非农业收入,主要来自劳动力外出打工、在本地非农企业劳动,以及家庭经营非农产业等三个因素。这实实在在地表明,要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故此,我们提出假说3。
假说3:农村城镇化与农民收入正相关。
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导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究其原因,一些地方的城镇化却走偏了道路,致使部分农民失地又失业,或者进城后却不能融入城里人的生活,形成“新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更隐蔽也更普遍的情况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还在继续为城镇化进程作牺牲。首先,无论是通过已有城市的扩张还是新建城市来推进城镇化进程,都不可避免要占用一定的土地,从而致使一部分农民失去耕地,应该说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很不正常的是,部分农民却因城镇化的推进而失地失业,生活无着。这不能不说有违城镇化的初衷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其次,从农业收入来看,虽然最近几年物价尤其是蔬菜价格猛涨,但是收购价没涨多少,涨价主要因为是游资炒作获利以及物流成本太高。因此,农民收入没有收益太多。例如,2010年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为4937.48元,2011年农村家庭经营收入为5939.79元,而2010年的CPI是3.3%,2011年的CPI是5.4%,经折算,2010年的4937.48元相当于2011年的5375.84元,因此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实际增加很少。此外,农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很少。2000年,农民财产性收入为45.07元,转移性收入为147.59元;2010年,农民财产性收入为202.25元,转移性收入为548.74元;2010年,农民财产性收入为228.57元,转移性收入为701.35元。与之相比,2000年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为1440.78元,2010年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为5091.90元,2011年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为5708.58元。此外,由于城镇化模式的不合理,城镇居民从中受益,城镇居民收入增加较快。故此,我们分别得到了以下假说。
五、总结
我们运用1991至2011年的混合数据分别城镇化水平与人均GDP、农村居民收入、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城镇居民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比等变量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由上述实证分析可得,农村城镇化每增加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加人均GDP增加966.6217元,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大约增加0.94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收入增加200.5442元,城镇居民收入增加624.2774元,但城乡居民收入比增加0.035075。我们认为,农村城镇化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目标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因此,中国应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同时,中国应重视和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不要让农民为城镇化进程作出牺牲,要让农民从物价上涨中受益,同时还要大力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以此实现社会公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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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社会资本是寓于社会网络之中的一种社会结构性资源。社会网络和网络成员的信任是构成社会资本的两种重要形式。社会资本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或产业集群的形成的重要影响力在于它所提供的镶嵌式背景——社会网络的结构差异会引致不同的结果。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只有构建符合现代意义的社会结构性资源以及更广泛意义的社会普遍诚信,整个社会才能达到一种高效率的秩序。
一、社会资本:范含于社会网络之中的社会结构性资源
最早的社会资本概念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于20世纪7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布尔迪厄是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看社会资本的,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是与占有某种持久性的网络密不可分的,这种网络是大家所熟悉的、得到公认的、体制化的社会关系网络。
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曾给出了一个被广泛引用的社会资本的定义:社会资本是个体拥有的社会结构性资源。一般来说,个体拥有三种资本:财务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财务与人力资本是个体自身的资产,而社会资本则代表了与其他个体的关系,它不依附存在于独立的个体,是寓于人际关系结构之中的,并为结构中的个体行动提供便利。与布尔迪厄相似,科尔曼认为,不论是实体的还是虚拟的,个体拥有的这种网络或多或少地包含了相互熟悉或认可的制度化关系。
在他们之后,社会资本概念得到了罗纳德·伯特、罗伯特·普特南、林南等学者的进一步拓展。尽管这些学者从不同的领域和角度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了多种界定,但综合地看,这些学者都认为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通过促使行为者做出某些特定行为(如交易与协作等)而产生效益的资源,这些资源表现为社会网络及其某些特征(如信任与规范等)。在这其中,社会资本的栩沧:可以娜貉以下两钊靛钵的内涵。
首先,社会资本属于一种社会结构性资源,它既包含有制度性、框架性的背景因素,也包括其中的个体因素,因而,是一种为其中的行为者提供镶嵌性背景的社会结构性资源。
第二,在社会资本概念中,社会网络和信任(规范)始终是两个重要表现形式。我们知道,任何个体都具有与外界一定的社会关系联结,都镶嵌或悬浮于由各种关系联结交织成的一个社会网络之中,网络中的个体之间通过各种特征的关系进行联结,而不同形式的资源则通过这些联结在社会关系网络(简称社会网络)中流动,社会网络提供了个体与外部互动的重要资源,是一种社会结构性概念。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社会资本中的“社会”两字强调这种资源不单独属于任何个人,而是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因此,所谓的社会结构性资源可以从社会(关系)网络中得以形象的体现。而从长久性以及稳定性来看,社会网络的维持是与信任和规范联系在一起的,信任与规范给行为者提供了一种行动上的便利。
二、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
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性资源,社会资本可以为区域发展提供深层次的动力源泉。以美国128公路区与硅谷为例。128公路区是环绕美国东部波士顿市的一个高科技产业带,这里因为成功培育了一大批高科技企业而被世人所关注,在美国西部地区同样有一个比128公路区稍晚崛起但更为有名的高科技地带—硅谷,这两个区域都以其成功的高科技公司培育、创业、成长等而扬名天下。
从地理分布来看,这两个区域分别依托于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而这两所大学所处的地区本身就是美国高科技研发资源比较集中的地区。在128公路区的成长过程中,麻省理工学院功不可没,在硅谷的成长过程中斯坦福大学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略为不同的是,128公路区主要立足于地区内的资源开发,是一种内向性的成长模式,而硅谷在依托斯坦福大学以充分发掘区内已有资源的同时,还不断地从外部吸引风险资本、人才、技术等向区内流动,属于一种相对外向性的成长模式。
尽管有些不同,128公路区和硅谷的成功都是在当地丰厚的研发资源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但是,如果仅仅认为这两个区域的成功完全依赖于这两所大学以及当地的研发基础,这种判断便是一种机械化的思维,无法理解一个区域成功背后所隐藏的深刻道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128公路区成长历程中,少数几个自发成立、带有行业性质的组织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致力于区内公司、人才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起到了一种信息与资源搜索、传递的重要作用,使得区内原本不易沟通的公司与人员间的气氛活跃起来,这种作用对于配置分散化资源以及充分发掘现有资源极为重要。通过这些组织的作用,128公路区内部形成了一种网络化的结构,资源可以在公司之间较好地实现流动与配置,信息传递与知识扩散也建立了一个较好的渠道,而这些对于一个高科技区域内的公司创业以及成长都极为重要。
硅谷的发展也得益于特定的内部结构性因素。硅谷内部虽然没有像128公路区那样自发形成若千个重要的组织,但硅谷内部公司之间的界限并不严格,相互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极为常见,信息获取非常便利,这些特点不仅使得新公司可以很快在区内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从而成长起来,而且为后来的公司也提供了一种示范效应。长期的结果是,硅谷吸引了一大批前来从事高科技创业的公司。
总体上看,这两个地区为公司创业与发展提供一个较好的信息、技术共享与流动的网络架构,再加上斯坦福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具备的雄厚研发实力,从而为高科技公司提供了一种极佳的社会结构性资源和进一步发展的镶嵌性背景。正是这种社会结构性资源的综合作用,使得128公路区与硅谷作为一个区域整体而迅速成长起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了社会资本的这种重要作用。对于一个区域或产业群的成功,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习惯’于从个体厂商或者产业组织层次上进行解释,这种分析往往有失全面性。区域经济的繁荣因素从来不是单一的,如果我们将视角拓展开并将区域或产业群置放于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整体性背景框架下,那么,这种成功应往往是与它嵌套的多种背景性因素相关的,是一种社会资本意义上的成功。128公路区以及硅谷成功的奥秘正在此。
三、社会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竞争优势的产生
一个区域或产业集群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该区域能够为企业提供较好的社会结构性资源,在这种社会结构性资源所形成的镶嵌性背景下,整个区域以及内部的企业可以得以较快地成长。值得指出的是,社会结构性资源尽管重要,但并非任何一种“结构”都能保证成功,“结构”本身的特征也值得重视,关于这一点可以从硅谷与128公路区的后续发展得到验证。
20世纪60年代中期,128公路区的高科技公司员工人数为硅谷的2-3倍,但到了70年代中期,硅谷在这方面已赶上并在随后不久将128公路区抛在了身后,到了80年代,128公路区在新公司创立等方面,已明显落后于硅谷,并在90年代日渐式微。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硅谷能一路高奏凯歌并且扬名天下,最终变为高科技的代名词,而128公路区所创造的“麻省奇迹”却不再继续,它的昔日辉煌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呢?这事实上牵涉到社会资本所指向的社会结构性资源中的“结构”本身的问题。
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结构性资源,这种资源是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并通过后者得以体现,“结构”是与社会网络的特征相联系的。社会网络是由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组成的,看一个社会网络,一是关注其规模。规模大,代表着关系密集,从而更有价值;二要看关系的多样性。因为如果所有的关系都代表着相同或相似的信息,那么,这种网络中就包含了许多冗余的关系与信息;三要看关系之间的紧密程度。按照格兰诺维特的观点,“弱”关系联结(比如一般的相熟关系)比“强”关系联结(比如关系紧密的亲戚、同事、同学、朋友等)更有“力量”,可以为社会网络带来较大的价值增加。这是因为强联结之间由于彼此很了解,知识结构、经验、背景等相似之处颇多,并不能带来更多的新资源和信息,而如果在弱联结之间搭起某种形式的桥梁,就可以传递多种多样的资源。罗纳德·伯特后来提出的结构洞(Swctural Hole)观点也表达了相似的认识。他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网络中存在关系稀琉地带(结构洞),关系稠密地带被这些结构洞所分隔,表面上看网络内的信息与资源难以交流和沟通,但正是因为关系稀疏地带或结构洞的存在,反倒为一些人将关系稠密地带联系起来提供了机会,使原来不相往来的地带因此变得活跃起来。可见,富含结构洞的社会网络比之拥有纯粹的稠密关系的网络价值更大。 硅谷最终超越128公路区便是得益于不断地开拓弱关系联结而使其内部的社会网络更具活力。在硅谷,许多公司保持的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相互之间形成了长期的生产、销售、研发联盟,公司与公司之间不再是壁垒森严的内部封闭体系,人员、信息、技术很容易跨越与冲破公司之间的界限而实现交流,知识扩散、信息与技术共享不再困难。可以看出,硅谷内部形成了一种较为广泛的公司间的网络式联盟关系,这种网络结构再加上硅谷本身所具有的开放式成长模式,构成了硅谷持续成长的动力源泉,产生了极为明显的竞争优势。
128公路区走的是一条不同于硅谷的内部资源开拓式成长模式,区内具有很强历史渊源的公司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但其它公司之间以及区内外的公司之间一般都缺乏应有的沟通与交流,从而整体上使得128公路区表现为一种封闭性的体系,对外不具开放性。128公路区早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内少数几个特别突出的核心组织对区内信息与资源所进行的传递与配置作用,这些组织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伯特所说的开拓结构洞的经纪人角色,从而降低了区内网络结构的封闭性,使得区内公司、人员间的信息与资源搜索、交流障碍得以减少。但当区内公司数量大大增加时,几个组织的力量已不够了,而128公路区在后续的发展中没能更多地出现这种经纪人性质的组织,同时,公司长期养成的不主动出击的生存习性以及早期的路径依赖性,使得这里的公司更习惯于单兵作战。这种公司之间自成一体、界限分明的结构与硅谷完全网络化的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显然,128公路区的网络结构特征已经决定了它早期的成功难以为继。再进一步看,128公路区的最终失败另一深层次诱因还在于,它所处的波士顿地区历史、文化、地理、生活方式等等方面所存在的一些结构嵌套性背景因素,导致不仅这里的公司而且公司中的员工都倾向于维持一种强关系联结。在硅谷的生活、社交、文化、都市结构等都促使该地区形成一种开放式的、丰富的、以弱联结为主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同时,128公路区却继承并持续了一种封闭式的、简化的、以强联结为主的人际关系网络。128公路区无法对由来已久的社会结构与规范进行变革,这些构成了128公路区最终衰落的深层次、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结构性原因。
虽然硅谷和128公路区之间的比较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见分晓,然而相似的案例却在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持续出现。同样的技术、同样的企业,由于嵌人到不同的系统环境当中,从而走上了不同的演进路径,乃至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这种现象启发我们,社会结构性资源固然重要,但结构本身却更为重要。硅谷企业之所以能在高科技产业快速变动的环境中获得成功,是硅谷开放式的、既竞争又联合的网络组织击败了128公路区封闭系统、自成王国的科层组织。
因此,看一个区域的发展,不仅要看社会资本性因素,更要看社会资本所依托的网络结构,一个开放性、充满弱关系联结的网络在某种意义上要比封闭性、以强联结为主的网络更有竞争优势。如果只关注强关系联结,缺乏不断开拓新资源与信息的机制,长期累积的结果便会造成网络是一种封闭性的系统,信息传来传去始终在这一封闭系统内流动,同时也限制了从外部获得新信息,而开放性、充满弱联结的结构在突破障碍而获取新信息以及创造更多商业机会方面拥有更大的社会意义。
四、社会诚信与现代意义的杜会资本构建
在一些人的眼里,往往简单地将社会资本与常见的“关系”现象联系起来,似乎对社会资本的重视就是鼓励“搞关系”,这实际上是对社会资本理解的偏差。但同时需要承认的是,企业或个人都可以通过各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而使得一些有悖于制度规定的行为成为可能,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社会资本的负面作用。从目前我国现实情况来看,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体制断裂或体制漏洞,原有资源配置方式失效,而新的市场配置方式尚未完全建立,从而使得关系网络成为一种重要的补救机制。但是,通过关系网络配置资源与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市场机制要求行为者必须依靠自我的提高而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从而带动整个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而关系网络对资源的配置不是促使人们去创造更多的资源,而只是使资源在不同人之间进行重新的分配。因此,不应纯粹强调关系网络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替代作用,而且这种强调也会妨碍我们去认识社会资本的所具有的真正意义。
事实上,关系的活动空间是由于市场不完善和法制不健全而产生的,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国体制改革之任重道远。从本质上讲,社会资本不是给经济体制带来问题,而是由于经济体制自身出现了问题,使得行为者为了解决间题而使用一些非正式关系机制,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体制的健全和改进。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和体制的健全,社会关系的这种活动空间会相应减小。
关键词:社会经济体制;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29(C)-0034-01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经济诞生在西方发达国家,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西方经济学作为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建设的指导理论在我国大学的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的教育中得到了快速的普及。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大学课程设的地位却有所下降。大家似乎已不再区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个回顾和总结。
一、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我国的政治经济学一般也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组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的是一条不同于前人的道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地成熟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思想的指导下,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并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加入了WTO,实现了与世界经济的对接,我们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我们先后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最终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进步和认识的深化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与此相应的是,我们在生产关系上也做了许多改革,提出了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应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在分配制度上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模式。在这一时期,作为研究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做了许多修订,从哲学上说这也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理论上的争论,理论层面的争论主要还是和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处于探索阶段有关,也正是这些争论推动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前进。今天回过头去看我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可以说我们已经在理论上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也正是理论上的突破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提供了指导。可以相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会不断趋向成熟和完善。
二、关于西方经济学
当前,国内有许多学者将西方经济学改称现代经济学或干脆称其为经济学。这种称呼的改变与我国当前的改革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许多方面,正在走西方发达国家曾走过的道路。我们现在所学习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来源于二百多年前的亚当•斯密,每一个学习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亚当•斯密于的名著《国富论》其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及经济人假设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石。在后来的经济学发展中,特别是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家们抛弃了“道德人”,而将经济人作为惟一的分析出发点,而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分析思想也迎合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的的广泛应用。随后,新古典经济学就走上了一条公理化、标准化、机械化的道路。这种数理化的分析方式赋予了经济学家共同的分析语言和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经济分析中的争议和不确定性,但是,这种机械高度抽象化的分析方法对现实的大量问题也失去了解释力。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对社会经济现象做出解释,片面追求经济学的形式化,事实上是与经济学解释现实、指导社会实践的使命背道而驰的,这是西方经济学当前所受到的诸多批评之一。当前,尽管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已经较为成熟和完善,但是对于实际经济生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影响却非常有限,这也表明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
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我们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二者的研究对象不同,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冲突呢?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土地、劳动、资本是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几种基本资源或者,按照西方经济学最大化的分析方法,各种资源根据各自的边际生产力获得报酬或者说是利润,那么利润从哪里来的呢?这必然又会涉及生产关系,涉及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这种边际分析方法最终还是回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畴之中,这也说明我们无法摆脱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而单独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今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还应是生产关系,我们要坚持与时俱进的态度,认真研究现实问题,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对资源配置这样微观层次的问题,我们应更多地运用西方经济理论进行处理和解决。总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二者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作者简介:樊艳丽,籍贯陕西榆林,西安交大经济与金融学院08级本科生,专业:财政学。
一、把教育事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
一年来,镇党委、政府始终把教育工作放在全镇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坚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方针,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人是生产力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教育为改造客观世界的主体提供智力支持,发展教育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镇党委、政府历来对教育工作十分重视,由主要领导亲自挂钩联系,并责成妇联、共青团、卫生院等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围绕关心教育、支持教育、发展教育的目标做好相关工作。
二、积极营造适宜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
1、加强法制宣传,为学校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镇高度重视青少年的养成教育和法制思想教育,在中小学深入开展“五五”普法宣传教育活动,配备司法所长、派出所所长任中小学法制副校长,加强对中小学普法工作的领导,每年定期给中小学生讲法制课,进行专题讲座,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增强学生、教师和家长的法律意识,提高教职员工和广大学生的权利义务观念。要求派出所、治安联防队加强对学校周边的夜间巡逻,防止侵犯学生、教师及破坏教学设施的行为发生,严厉打击破坏教学秩序的违法行为。由于法制工作措施得力、宣传到位,为学校的教育教学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2、加强安全教育宣传,维护良好的教学秩序。在安全生产管理活动中,加强对校舍的安全隐患及学校附近的食品卫生定期不定期排查和检查;对师生交通安全、消防安全进行专题讲座,针对学校专门制定了安全防范措施,把威胁教育教学的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在*派出所和文化站的配合下,加大对网吧的清查力度,坚决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
3、认真贯彻执行国家“两免一补”的优惠政策,把国家对农村独生子女就学奖优免补对象发放资金36320元兑现到位。对部分贫困中小学生免除部分或全部课本费、学杂费。这些政策的贯彻落实,对我镇全面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和“两基”巩固工作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在二零零八年的“金秋助学”活动中,镇党委、政府积极联系省直机关工委,得到省直机关工委赞助的1万元资金,用于对被一本院校录取的4名贫困大学生进行鼓励。
4、打造*镇小学特色教育品牌。围绕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丰富课外生活,成立了*镇“小金花艺术团”和“学生新报”小记者站,使之成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阵地、宣传*的品牌。
5、营造尊师重教、崇尚教育的社会氛围。为确保教师队伍的整体稳定,镇领导多次对各学校进行走访慰问,在二零零八年教师节期间,镇领导亲自参加各校组织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表彰奖励、座谈、联欢等多种形式的联谊活动,并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拿出一定的资金对教学教研突出的教师进行奖励,每个学校表彰十名”镇优秀教师”。通过此项工作的开展,有效促进了学校管理工作的发展,增强了广大教师爱岗敬业的信心和决心,提高了教师的职业荣誉感和教书育人的成就感。
6、镇主要领导经常到学校调研,切实为学校解决了一些困难和问题。并积极为学校协调和联络,积极争取资金和项目,教育教学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
7、缅怀先烈,培育英才。二零零八年10月12日,*中学老教师、老校友聚集*缅怀悼念曾庆铨、蒋仲明两烈士,*镇党委政府与市委宣传部、县委宣传部、*中学全力配合举办曾庆铨、蒋仲明两烈士纪念活动。通过纪念活动,让师生了解曾、蒋两烈士的英雄事迹,知道*镇庆明村村名的来源,激发广大师生爱国主义热情。老教师和老校友捐赠的61600多元现金,设立“曾蒋奖学基金”,用于奖励一些教学教研突出的优秀工作者和优秀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