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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局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局党支部重要议事日程,牢牢把握主导权,将意识形态工作与审计业务工作同研判、同部署、同落实,有效推动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落地生根。
一是强化担当意识,明确主体责任。
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结合审计工作实际制定了党支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的实施细则》和《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清单》,并将意识形态工作专题列入《2020年局党支部中心组理论学习计划》。按上级要求,明确局党支部领导班子对意识形态工作负主体责任,党支部书记、局长为第一责任人,分管局领导为直接责任人,协助党支部书记抓好统筹协调指导工作。党支部其他成员根据工作分工,按照“一岗双责”和“两个责任”落实的要求。
二是强化组织领导,形成思想共振。
切实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领导,充分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业务培训等活动,通过局班子会、党支部中心组理论学习、全局干部职工大会签订《责任书》等多种形式传达学习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不断强化过程管理,让意识形态工作在全员、全程、全时得到有效落实。
学校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切实加强领导,强化督导,狠抓落实,实现了意识形态领域形势总体平稳可控。全校按照教育工委的要求,扎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进一步凝聚了党心民心,为学校的发展营造了安全稳定的意识形态环境。现将第四季度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研判情况简要汇报如下:
一、意识形态领域总体形势分析
学校党支部定期对学校意识形态工作进行研判。通过研判认为,目前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流是好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比较到位。学校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坚强有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工作有序开展;加强了干部群众思想政治工作,实行意识形态错误一票否决;加强学校文化建设,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等取得明显效果。
二、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隐患
社会思想意识情况。当前中学社会意识形态环境较为稳定,互联网,意识形态宣传到位,良性的舆论导向作用基本形成。但个别教师思想活跃,对党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学习缺乏热情,自由主义出现苗头现象。
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变化情况。随着手机的普及,学校的媒体格局已经从传统的报纸、电视转变为网络媒体,其中以微信为主要平台。各班级由班主任作为管理员,学校教师微信群由校长为管理员,正面说话,把握微信中言语动向,力争意识形态领域的向好向稳。
出现学生不尊重老师现象。
三、意识形态工作下一步工作打算
进一步落实学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党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行政和支委分别负责各年级意识形态工作。
一、强化政治担当,全面履行科室主体责任
加强组织意识,服从组织分工。根据局成员分工,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将意识形态工作进行细化分解,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做到人人肩上有担子,工作有压力,切实将目标责任层层分解到人,有力地推动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落实,为我办各项工作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和文化支撑。同时加强督查,不断提升意识形态工作实效。我办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全体成员日常工作对照检查、领导干部“一岗双责”述职及年度综合目标考核,并每半年向局党委报告意识形态工作情况。
二、强化交心谈心,及时把握同事思想动态
实时掌握同事的思想动态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提。局分管领导定期与科室领导谈,科室领导与工作人员谈,内容从工作作风、工作困难到近期思想动态,通过交心谈心听取干部心声,解决干部疑惑,化解干部矛盾,切实做到思想上共振、感情上共鸣、行动上共进,真正将交心谈心的成果转化为做好审计工作的凝聚力、战斗力。
三、强化阵地建设,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坚持重大舆情及时报告和舆情隐患月报告制度。落实网络舆情和突发事件处置主体责任,按照市网管办舆论引导要求,每月及时向市网管办报送本单位突发、敏感、热点事件,舆论导控有力有效。不断加强对本单位相关网站、官方微信工作QQ群、工作微信群等新媒体平台管理,不断完善信息公开审核机制,工作QQ(微信)群实名制管理等,全年未发生信息安全类事故。
一、加强组织领导,扛稳意识形态责任
充分认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意义。成立以党总支书记为组长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意识形态研判机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主动权,不断增强干部职工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纳入领导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把意识形态工作同经济、社会稳定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考评,全力打好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战。
二、强化理论学习,提高党员理论水平
抓宣传思想工作,理论武装是关键。高度重视党员的政治理论学习,认真贯彻党的精神、系列讲话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
一是坚持突出学习重点,以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充分发挥党员活动室的作用,把理论学习放到重中之重来抓,重点学习党纪政纪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机关干部作风大转变教育和廉洁文明家风建设内容,召开学习座谈交流会,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培育干部的执法执政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
二是坚持规范制度建设,抓好党总支中心组学习。局党总支书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亲自制定中心组理论学习计划和宣传思想工作要点,确定学习专题,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中心组学习制度。2020年,共开展中心组学习12次,主要学习领会关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党总支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掀起党员干部学习热潮。
三是坚持领导模范带头,增强意识水平。引导支部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促进工作,坚持学以致用,做到以学促用、学用相长,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成果和学习成果转化为运用科学理论、科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干部头脑、指导业务实践、推动工作开展,切实增强全处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科学发展意识,努力提升全处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业务水平、工作水平。
三、抓好舆论引导,传播凝聚正能量
积极鼓励单位和个人对外宣传,提高的知名度和知晓度。传播凝聚正能量,正确舆引导论与对外宣传工作,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尊重舆论宣传规律,讲究舆论宣传艺术,提高舆论引导效果,为的和谐局面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一是把握导向,规范舆论宣传。注重把握不同时期宣传重点,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对重大事件、突发性问题和一些苗头性现象,努力做到早预见、早发现、提前介入,制定应急预案,防患未然,注意掌握网络舆情,牢牢掌握新闻报道主动权。
二是强化载体,占领舆论阵地。丰富宣传栏,在办公大楼一层设立宣传LED,宣传基层党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廉政法治文化、党风廉政建设等内容,抢占宣传舆论的制高点。
三是丰富活动,开展文明创建。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定期研究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完善了领导机制,丰富活动内容,深入开展一些群众喜闻乐见文化活动,举办爬山、钓鱼比赛等活动;开展文明单位、优秀基层党务工作者评选活动,提升党员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党员的理论素质和政治觉悟稳步提升。
四、存在的不足及原因
一年来,我委宣传思想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主要是:新闻稿件在报纸杂志上刊登数量不多,对内对外宣传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思想工作的方法、形式、途径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宣传思想工作的影响力、渗透力、战斗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主要原因:一是意识形态工作督查检查不到位。没有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和基层党支部年终绩效考核的主要内容。二是对外宣传力度不大。没有积极探索网络宣传和管理方法,扩大对外宣传渠道,加大对外宣传力度;要加强舆情控制力度,从严把关,防止出现不实报道。三是宣传队伍人员不足建设。宣传队伍工作人员严重不足,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有待提高。
五、2021年工作打算和工作措施
2021年意识形态工作重点将按照县委工作要求,针对不足找问题,立足问题找原因。
一要学习提高,促进观念转变。针对部分机关干部职工大局意识、集体观念淡薄,只顾个人眼前利益,不顾集体和长远利益;一些群众观念更新慢,对接受新理念、新事物积极性不高。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加强理论学习、观看先进人物电教片、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等办法进行教育,从思想上彻底改变问题。
二是集中精力,加强工作领导。克服认为意识形态工作离我们距离尚远,无需操心错误认识;加大意识形态工作的协调发展,在理论武装、文化建设等方面要抓实抓好;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到意识形态工作中。
关键词:大数据;大数据工程;意识形态安全
一、大数据对意识形态领域产生革命性影响
马克思在很早的时候便注意到了科学技术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在《资本论》中论述了自然科学通过技术与人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内在联系,认为:“技术会揭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根据的观点,虽然科学技术本身不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可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意识形态的变化具有深刻影响。大数据不仅是指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类型多样、高速变化、真实质差的数据集合,而且也是一种现代技术,其对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革命f生影响。
1.大数据技术成为把握受众思想动态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三网融合、云计算等IT技术与数字电子技术、无线技术及光纤通信技术等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呈“井喷”状态,这其中就包含着大量反映受众思想动态的数据。意识形态工作者运用数据采集技术全方位大纵深地获取源于不同信息载体的反映受众思想动态的数据,运用数据存储技术,将类型多样、结构复杂的数据转换为单一的或是便于处理的结构,运用数据清洗技术对内容残缺、重复冗余、过时失效以及带有随机噪声、孤立噪声等问题的数据进行清洗,运用数据分析技术对清洗后的可信赖数据进行关联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反映受众思想动态的模型,进而达成对受众思想动态的准确认知和把握。很明显,大数据技术成为了意识形态工作者把握受众思想动态的手段。
2.大数据思维改变了意识形态传统决策模式
大数据不仅是指体量巨大、类型多样、高速变化的复杂数据集合,而且也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大数据思维可以被理解是一种在汇聚整合数据、分析处理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决策的思维,是一种基于客观事实而少凭借主观经验进行决策的思维模式。意识形态传统决策模式是指意识形态工作者依靠自己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学识才能、经验教训等,在对以往进行概括总结及对未来开展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展开决策活动的思维模式。科学决策并不绝对排斥经验,但决策的“个人权威性”与“个人经验性”相结合,往往可能导致决策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发生决策失误。意识形态工作者在大数据思维的指引下,深入挖掘反映受众思想动态的数据,对其进行关联分析,在此基础上制订意识形态工作方案,这有助于提高意识形态工作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提升意识形态工作效度,增强意识形态治理能力。显而易见,大数据思维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意识形态传统决策模式的替代。由此,大数据思维改变了意识形态传统决策模式。
3.大数据标准影响意识形态宣传部门的权威
可以说,大数据的使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科学研究、教育治理等方面带来了重大机遇,另一方面对社会其他领域带来了严峻挑战。比如,大数据使用存在泄露隐私的隐患;“大数据的异构性、规模、及时性、复杂性和隐私问题从各个环节阻碍了数据价值的创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数据标准(数据搜集标准、数据计算标准、数据分析标准等)的不一致,直接导致了数据结论的不一甚至迥异。当前,由于数据的采集标准不同、分析标准相异、计算标准有别,导致社交媒体、智库、互联网公司等的数据分析报告同意识形态宣传部门所的结论相去甚远,甚至相悖。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意识形态领域噪音不断、余音不绝,消解了“权威”与“元叙事”,影响到了意识形态宣传部门的权威。
4.大数据处理将增加意识形态工作部门的工作成本
大数据时代,各种信息载体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结构复杂、体量巨大、时效性强的反映受众思想动态的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挖掘和存储等是把握受众思想动态的重要前提。但是,传统的数据挖掘、数据存储技术难以处理大量结构复杂、体量巨大、时效性强的反映受众思想动态的数据。具体而言:在数据存储方面,“传统的数据库追求高度的数据一致性和容错性,缺乏较强的拓展性和较好的系统可用性,不能有效存储视频、音频等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的数据。目前,数据存储能力的增长远远赶不上数据的增长,设计最合理的分层存储架构成为信息系统的关键”。在数据挖掘方面,“从数据库的观点看,挖掘算法的有效性和可伸缩性是实现数据挖掘的关键,而现有的算法往往适合常驻内存的小数据集,大型数据库中的数据可能无法同时导入内存,随着数据规模的不断增大,算法的效率逐渐成为数据分析流程的瓶颈。要想彻底改变被动局面,需要对现有架构、组织体系、资源配置和权力结构进行重组。”为此,应当对已有的数据技术进行升级。毋庸置疑,升级数据存储技术、数据挖掘技术等,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需要意识形态工作部门投入资金、制定科学合理政策等。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意识形态工作部门的工作成本。
5.大数据治理将为维护自媒体空间的意识形态安全创造条件
大数据时代,具有平民化与大众化特征的自媒体,改变了固有的信息生产模式,重塑了信息生产主体,变革了信息生产中的精英主义传统,激发了大众压抑已久的创造欲望。大众化的话语形态因此而大量生成,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权威”与“元叙事”,造成了自媒体空间主流与非主流观点并存,红色、黑色、黄色信息同在,正面报道与负面谣言同台竞技。这在较大程度上挤压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辐射力,“同时也消解了主流话语的公信力。”毫无疑问,自媒体空间的话语治理首先应当是法律治理,但与现实公共空间不同的是,自媒体空间是话语与技术相融合的空间,所以,有必要运用大数据技术开展自媒体空间的话语治理。通过大数据采集技术对自媒体空间的话语进行大规模实证采集,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分析并揭示自媒体空间话语方式多层面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自媒体空间话语监测数据库,开发自媒体空间话语监测预警平台,进而为规范自媒体空间的话语传播,提升自媒体空间的话语传播质量,维护自媒体空间的意识形态安全创造条件。
二、大数据成为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工具
鉴于大数据对意识形态领域所产生的一系列革命性影响,西方国家非常重视大数据的发展,研发出了许多先进的大数据技术。一方面运用先进的大数据技术维护本国意识形态安全,另一方面利用其在大数据方面的技术优势,对外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为确保上述目标得到切实贯彻执行,西方国家从宏观战略层面制定战略规划,指引大数据发展进程,从微观政策层面建立保障体系,确保战略目标得以落地。
1.制定战略规划,指引大数据发展进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大数据的作用,通过制定战略规划,指引大数据发展进程。2011年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提出建议,认为大数据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但联邦政府在大数据相关技术方面的投入不足。作为回应,美国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建立了大数据高级监督组以协调和扩大政府对该领域的投资,并牵头编制了《大数据研究与发展计划》(以下简称《计划》)。2012年3月29日,《计划》正式对外,标志着美国率先将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再如澳大利亚,2012年10月,澳大利亚政府《澳大利亚公共服务信息与通信技术战略2012-2015》,强调应增强政府机构的数据分析能力从而实现更好的服务传递和更科学的决策,并将制定一份大数据战略作为战略执行计划之一。2013年2月,澳大利亚政府信息管理办公室(AGIMO)成立了跨部门工作组――“大数据工作组”,启动了《公共服务大数据战略》(以下简称《战略》)制定工作,并于2013年8月正式对外。
2.建立保障体系,确保战略目标得以落地
为确保大数据战略得以顺利实施,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一系列保障体系。一是技术支撑: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专注于大数据理论研究,对关键性技术进行前沿性研究,在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数据安全等方面研发出了大量实用技术。二是资金保障:“法国政府宣布将在2013年投入1150万欧元,用于7个大数据市场研发项目,旨在通过试点探索,促进法国大数据发展。”2012年3月,美国政府启动了2亿美元的注资计划,意在提升从大量数据中“沙里淘金”能力。三是人才支持:美国《大数据研究与发展计划》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扩大从事大数据技术开发和应用的人员数量。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鼓励研究性大学设立跨学科的学位项目,为培养下一代数据科学家和工程师做准备,并设立培训基金支持对大学生进行相关技术培训,召集各个学科的研究。此外,美国的一些大学通过设置大数据相关专业,培养大数据人才。四是政策扶持:(1)数据共享政策:2010年12月,美国联邦政府宣布“云优先”政策,规定所有新建的政府信息系统必须优先考虑云平台。应用云平台为实现政府部门间共享数据提供了便利,因此,“云优先”政策的实质便是数据共享政策。“法国制定了公共数据开放和共享路线图,其核心内容为:更广泛便捷开放公共数据,促进创新性再利用,为数据开放共享创造文化氛围并改进现有法规框架等。”(2)数据开放政策:2009年1月,奥巴马总统签署了《开放透明政府备忘录》,自此,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向公众大量开放公共数据,并把许多数据公布在中央信息交换库――Data.gov网站上,便于民众查阅;加拿大实施了开放地理空间数据政策;2013年5月9日,奥巴马总统签署开放数据政策(Open Data Policy);法国制定了Open Data Proxi.ma Mobile政策。(3)数据安全政策:澳大利亚政府于2012年7月了《信息安全管理指导方针:整合性信息的管理》为海量数据整合中所涉及的安全风险提供了最佳管理实践指导@。“欧盟也一直非常重视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欧盟的数据保护指令实行于1995年,当时互联网的使用并不普遍。但目前为止,27个成员国对该法令的认知各不相同,因此在推行过程中产生了很大分歧。2012年1月,欧盟委员会提出全面改革1995年的数据保护指令,以加强网络隐私权利的保护和促进欧洲的数字经济。”
有了促进大数据发展的顶层设计及保障体系,西方国家得以将大数据技术成功地运用到意识形态领域。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工作者运用数据分析技术自动分析出本国信息载体所蕴含的意见倾向,从而达成对本国受众思想动态的认知和把握,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工作内容与议程,维护本国意识形态安全。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利用其在大数据方面的技术优势,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企图通过这种柔性方式,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维护其所谓的国家利益。大数据在西方国家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方面的具体应用如下:首先,运用数据采集技术收集反映我国舆情动态的数据。2013年6月,CIA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透过美国《华盛顿邮报》与英国《卫报》向外界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在2007年启动了代号为“棱镜”(PRISM)的绝密电子监听计划。在此项计划中,NSA要求美国电信巨头威瑞森公司(Vefizon)每天上交数百万用户的通话记录。联邦调查局与NSA均可直接进入微软、雅虎、苹果、Palmlk、谷歌、AOL等网络巨头的服务器,通过数据传感体系、智能识别体系等数据采集技术对中国的聊天记录、文件、视频、音频等上网信息中的反映我国受众思想动态的数据进行识别、定位和接入,进而获取了大量关于我国舆情动态的数据。其次,运用数据分析技术对涉舆数据进行分析。运用在线数据分析、预测性数据分析、数据网络挖掘、特异群组挖掘、图挖掘等数据分析技术,对涉舆数据进行关联分析,进而精准地把握我国的舆情动态。第三,通过数据载体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在把握我国舆情动态的基础上,打造契合我国受众接受心理的话语体系,通过手机、社交平台(skype、YouTube、Facebook)、数据库等数据载体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第四,改进意识形态渗透方式。运用情感语义分析、网络行为分析等数据分析技术,自动分析出我国受众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情况,以进一步改进意识形态渗透方式,增强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实效性。
西方国家之所以将大数据作为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手段,是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大数据的运用减少了意识形态渗透阻力。大数据时代来临前,西方国家以教育文化交流和培训项目为载体,以经济、技术交往为途径,以广播、电台为平台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这种裸的渗透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我国受众的反感,意识形态渗透的有效性因此而大打折扣,达不到其预设的渗透目标。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广泛搜集反映我国受众心理需求、接受特点、思维习惯的数据,达成对我国受众接收特点的准确认知,通过打造契合我国受众接受心理的话语体系,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阻力,增强了意识形态渗透的实效性。二是西方国家具有先进的大数据预测技术,为把握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对象和时机创造了条件。牛津大学教授维克托・迈尔一舍恩伯格指出:“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不是要教机器像人一样思考,而是要把数学计算运用到海量数据上,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斥巨资研发出了许多先进的大数据预测技术。在全方位、大纵深地获取反映我国受众思想动态的数据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大数据预测技术,精准预测出我国舆情的发展趋势,进而准确把握意识形态渗透的对象和时机。
三、实施国家大数据工程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保障
大数据时代,实施国家大数据工程是应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系列挑战的重要举措。
1.从宏观战略层面把握实施国家大数据工程的原则
一是普惠原则。要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让信息时代的缺席者有机会通过网络平台表情达意,为意识形态工作者挖掘“沉没的声音”,科学制订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方案创造条件。二是技术优先原则。无论是从类型多样、体量巨大的数据集中抽取出正确、真实的涉舆数据,还是对涉舆数据进行存储和关联分析,对关键、敏感涉舆数据进行保护,都离不开先进的大数据技术做支撑。因此,必须秉持技术优先原则,着力开发包括数据存储技术、数据分析处理技术、数据可视化技术在内的大数据技术。三是共享原则。掌握反映受众情感、诉求的数据或涉舆数据是开展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前提。当前,涉舆数据广泛分布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部门,由于上述部门缺乏统一的数据存储标准,各部门所拥有的涉舆数据无法实现兼容,这加大了涉舆数据的采集成本。因此,必须坚持共享原则,建立部门间数据资源统筹管理与共享复用制度,进而突破数据共享瓶颈,形成部门间数据共享共用格局。四是法制保障原则。采集反映受众情感、诉求的数据(涉舆数据)是科学制订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方案,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前提。在涉舆数据的采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个人隐私遭泄露的问题,更糟糕的是,某些权力机构或掌握实权的人物可能为了一己之私而泄露、滥用涉舆数据。一旦一些关键、敏感的涉舆数据或数据分析结论遭泄露或被滥用,很可能会造成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处于守势。为此,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法制层面严格规范涉舆数据的采集和利用,为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奠定坚实的法制基石。五是人才支撑原则。大数据从概念到实践,从技术到应用,从战略到执行的过程中,需要大量既谙熟大数据理论又具有数据搜集、存储、分析及应用经验的数据人才。六是内外结合原则。对我国而言,实施好国家大数据工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技术难关有待突破。因此,不妨学习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与具体做法。当然,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时,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灵活借鉴,防止生搬硬套。
2.从具体技术层面完善国家大数据工程的内涵
国家大数据工程,毋庸置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是由多个子系统构成的。因此,要实施好国家大数据工程,就必须丰富各子系统的内涵,充实各子系统的内容。
一是实施数据搜集工程,提高意识形态工作方案准确性。还有不少人因为各方面原因无法通过网络平台表情达意。诚如徐继华所言,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农民和城市底层居民,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而成为信息时代的缺席者,无法在网络世界表达意见和诉求。尽管他们的意愿也会由一些网民代为表达,但毕竟只是“被代表”。为此,有必要通过实施数据搜集工程,搜集反映这部分人群思想动态的数据,以提升意识形态工作方案的准确性。(1)实施信息惠民工程。国家每年应从网络基础设施投资中,拨付固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农村现代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广大农村地区的人民群众通过网络平台表达情感、反映诉求提供便利,为意识形态工作者搜集反映该群体思想动态的数据提供渠道。(2)大力发展农村现代信息教育。依靠国家财政可以建设一大批农村现代网络基础设施,但是,如果做为信息时代缺席者的农民不懂得如何使用这些网络基础设施,意识形态工作者同样无法获取反映他们的思想与情感方面的数据。为此,应当大力发展农村现代信息教育,提升广大农民的信息素养。
二是实施数据清洗工程,确保数据真实可靠。有必要通过实施数据清洗工程,清洗掉虚假的涉舆数据,以确保意识形态工作方案的准确性。(1)着力发展数据清洗技术。数据清洗技术(Data Cleaning)可以起到改进数据质量的作用,被广泛运用于数据仓库及决策支持系统中,其主要任务是从原始数据集中剔除内容残缺、重复冗余、过时失效及错误的数据。目前,已有一些用于数据清洗的ETL工具提供了功能强大的软件平台,利用它们可以从类型多样的数据源中对数据进行抽取、转换后加载至数据仓库中。因此,应当采取有力举措大力发展数据清洗技术,借助数据清洗技术,从原始的涉舆数据集中清洗掉虚假、错误与重复数据,抽取出正确、有效的涉舆数据,为开展涉舆数据分析,精准研判舆情创造条件。(2)公开数据。在确保关键、机密、敏感的涉舆数据不外泄的前提下,通过移动通信客户端、信息可视化等渠道公开涉舆数据,接受公众监督,让虚假数据无遁隐之处,为从涉舆数据集中清洗掉虚假涉舆数据创造条件。(3)监测数据。积极培育社会化的第三方数据监测机构,使其参与到涉舆数据的管理、控制与评估工作中,以剔除虚假涉舆数据,确保涉舆数据的真实可靠。
三是实施数据分析工程,提升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数据分析能力。对数据的误解,会动摇意识形态工作者对意识形态工作紧迫性的认识。为此,我们应该通过实施数据分析工程,提高意识形态工作者对大数据的解读能力,增强意识形态工作者对意识形态工作紧迫性的认识。(1)培训意识形态工作者。借助高校平台,并积极发挥社会教育与培训机构的作用,对意识形态工作者进行数据科学和数据工程等学科培训,增强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数据分析能力。(2)开发数据分析技术。发挥高校、科研院所、政府、社会组织等的作用,着力研发一大批先进的大数据分析技术。比如,情感语义分析、探索性数据分析、定性数据分析、离线数据分析、在线数据分析等,以帮助提高广大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数据分析能力。(3)做好聘用大数据分析师工作。积极聘请既谙熟大数据理论又有大数据分析实践经验的数据分析师服务于意识形态工作部门,帮助提升我国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数据分析能力。
四是实施强化数据意识工程,增强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数据意识。伴随着各种随身设备、物联网和云计算、云存储等技术的发展,人和物的所有轨迹都可以被记录,数据因此被大量生产出来。海量数据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了我国民众的思想、情感,为有效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条件。可是,长期以来一些意识形态工作者习惯于拍脑袋决策,没有养成基于数据进行决策的思维习惯。因此,有必要实施强化数据意识工程,以提高我国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数据意识,提升意识形态工作方案的可行性。(1)做好大数据知识普及工作。应通过报纸、电视、新媒体等渠道,以社会大众普遍可以接受的方式,开展大数据知识普及工作,帮助意识形态工作者提高对其的认知水平,促使他们逐步养成基于数据分析做出决策的思维习惯。(2)建立和完善意识形态数据库。建立与完善意识形态数据库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其中之一就是需要意识形态工作者及时把握舆情导向。这就会促使意识形态工作者经常去密切关注各种涉舆数据,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数据意识。(3)对意识形态工作者进行培训。一方面通过集中学习、讲座与开会等方式对意识形态工作者进行大数据理论培训,以提高意识形态工作者对大数据理论的认识水平;另一方面聘请数据专家在数据搜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数据安全等方面给意识形态工作者以具体指导,从实践层面强化其对大数据的认知。
注重发挥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的重要作用,深入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主动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求,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纳入领导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
二、强化理论学习,确保理论武装到位
一是制定学习计划。分别制定了《县民政局党组中心组2020年度学习计划》和《县民政局党支部2020年度学习计划》,对学习时间、内容、人员等作了具体明确,形成了用制度管学习、促学习的良好格局。二是深化学习内容。认真落实党组中心组学习、党组成员上党课、道德讲堂、网上在线学习等学习机制,及时召开学习贯彻党的精神、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党委、市委、县委关于意识形态重要会议、文件精神的专题学习会议。三是丰富学习形式。通过版报、张贴宣传画、党员微信群等多种形式,宣传学习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意义,向全局党员干部发放了《党的文件汇编》、《学习讲座》、《党的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等书籍进行集中学习或自学,提高党员干部的四个意识,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的主体作用。
三、多措并举,推进责任落实
一是深入开展“道德讲堂”活动。倡导全局干部职工礼貌待人、微笑迎人、阳光服务,加强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教育,努力培树文明标兵,引导民政人员树立文明审计意识,进一步提升全体干部职工的思想品德意识,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推动文明单位创建工作深入开展。二是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以学习践行雷锋精神为抓手,广泛开展学雷锋志愿活动。积极组织干部职工到乡村(社区)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献爱心、送温暖”、“创建文明城市”和整治环境卫生等志愿服务活动,积极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不断激励和引导干部职工积极向上、乐于助人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提升自身道德文明素质,塑造团结友爱、勤于劳动、甘于吃苦、乐于服务的审计形象。
四、抓好舆论引导,传播凝聚正能量
一是把握导向,规范舆论宣传。健全完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对一些苗头性问题努力做到早预见、早发现。注重把握不同时期宣传重点,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对重大事件及突发性问题及时尤其注重提前介入,防患未然,特别注意掌握网络舆情,牢牢掌握新闻报导主动权。二是强化载体,占领舆论阵地。今年投入资金,在大院内设置制作了5版宣传橱窗用以政策宣传等,在办公楼显眼位置粘贴宣传画宣传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风廉政建设、法治文化建设等内容,强化宣传载体建设。三是健全防控体系。按照县委的要求,安排人办公室一名人员兼职联络员,积极参加相关网络信息管控的知识技能培训,规范网络信息,提升管控信息的能力,适时开展网上正面宣传引导,切实做到可管可控。
五、工作存在问题
虽然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主旋律响亮、正能量强劲的积极向好态势,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思想认识存在偏差。没有将意识形态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往往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项软任务,没有真正摆上应有位置,一定程度上存在重视业务工作,轻视党建工作的不正确想法,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软指标来考虑,总认为一线工作是主要的,学习是次要的,只要有经验、有实干精神就可以把事情干好,而忽视了党建理论对工作指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看不到党建工作对业业务工作的促进作用,就党建抓党建,影响了党建工作的健康发展。
(二)教育管理方式单一,党员队伍教育培训有待加强。学用结合不到位,并不能完全用所学指导工作实际,实提高工作效率,创新工作方法,缺乏感染力和说服力,制度执行不到位,致使党员教育管理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党员党性不强,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发挥不够明显。
(三)意识形态阵地和人才队伍的建设、管理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阵地意识不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薄弱,信息、新闻上稿数量不多,信息报送不够及时、全面,对内对外宣传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不能充分发挥宣传款育、引导群众的作用。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深入开展理论学习,与蓝天行动等重点工作相结合。
下半年,党支部更加注重干部职工的理论学习,并结合日常的实际工作,每月按照计划组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开展了集中学习和自学。重点学习了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内容,要求每个干部认真记录学习笔记,做到了学习人员、时间、内容、检查四落实。
(二)落实党支部的“五化建设”,狠抓领导干部作风建设。
为贯彻党支部的“五化建设,改进领导干部作风,切实提高管理水平,我们组织讨论学习充分认识到实施精细化管理进行“五化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我们对于各项办事流程和服务细节进行了规范化,制定完善了一系列制度,特别是在蓝天行动和安全生产上狠抓现场稽查。在办事流程上进行了简化,做到真正积极的为群众服务。将持续开展以中央八项规定为主要内容的整顿作风自查自纠活动,并加大了绩效考核工作力度,提高了干部职工的工作责任心。加强政务党务的公开,增加透明度。
关键词:会计信息质量;会计制度;会计师意识
形态会计制度是针对会计行为约束的规定,是应对会计信息质量不准确性的有效措施。会计制度的实施需要相应的会计意识形态与之配合,由于我国会计师意识形态落后于会计制度,致使会计工作开展困难重重。纵观我国会计制度的发展历程,其建设力度与建设成果得到了赞赏,但会计信息质量却并未得到很大发展,会计信息造假、错误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与我国会计制度建设发展过程中对会计师意识形态的忽略有极大原因。
一、管理会计的理念
管理会计是企业决策者用于对企业控制、计划、评价,确保合理使用各项资源并担负经营责任,而实行确认、累积、计量、分析、解释与传递财务信息等过程。管理会计目的在于通过一系列方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利用已有的资料进行整理、加工与报告,从而帮助企业决策者作出决策。因此,管理会计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二、会计师意识形态特点
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形态,是道德对经济基础的反映。不同职业的定义、内容,使意识形态拥有职业属性,职业道德则是职业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与主要表现形式。会计师意识形态指会计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处理会计报表、编写财务报告、记账凭证的编制等过程产生的观点、概念的综合。会计主流意识形态是指一定时期内会计师相沿成习的、最常见的意识形态,占据意识形态中的主流支配地位。在会计工作中,影响会计行为的潜在因素为意识形态,会计信息则是输出成果的主要体现,中介变量则为会计制度。
三、会计制度特点
会计制度是以企业单位组织为根本的社会体制,是在社会体制基础上的资源与权力的再分配制度。体制作为会计信息的承担者,其具有的特点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我国市场经济交易过程中,市场主体不同,致使市场信息交流不平衡,致使欺诈事件发生,而通过规范的会计准则制度能够避免因信息不全面导致的经济损失。会计准则制度基本原则是诚信公平,要求企业单位以实公正为前提,为企业单位提供具有真实性、及时性的会计信息。
四、会计制度与会计师意识形态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
会计工作人员在会计中占据主要地位,但我国会计制度建立过程中一直存在“重职业技能培训,轻人生观素质培养”问题。社会经济发展表明,会计意识形态因素与会计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却不直接影响。通过会计制度规范会计行为,提升企业经营效益,维护经济秩序等。会计制度需要通过会计信息实现,高质量会计信息产生的基础就是会计制度,符合会计制度理念的会计师意识形态是其产生的剂。
五、会计信息质量管理存在的现状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有利于维护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正常运行,属于会计工作重要内容。但就我国目前现状来看,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一)缺少会计管理体制
会计制度缺乏完善导致会计信息错误,不能正确反映企业单位经济状况,阻碍经济发展。会计信息失真主要原因是缺少会计信息质量管理体制,会计管理体制建立有利于将会计信息使用者与会计信息提供者联系起来,有效调解双方利益,实现双方共赢。
(二)会计人员职业素质较低
会计人员职业素质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会计工作人员专业知识水平较低,使得会计工作中业务能力不足。部分会计人员缺少法律法制观念,致使会计工作中没做到实事求是,职业道德素质低。此外,企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企业对会计工作人员的要求逐渐提高,但传统会计思想过于保守,缺少创新理念,难以满足企业要求。
(三)会计信息失真,基础资料不实
会计信息失真在会计工作中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会计信息失真主要表现为:“假账真作”与“真账假做”。“假账真作”指伪造虚假经济业务,利用会计处理方式进行检验核算,以此得到某种目的的行为。例如,某单位使用虚假发票处理企业不合法经济开支等;“真账假作”则是指违背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的情况下,通过不合适的会计处理方式对真实的经济业务进行披露。例如,某单位通过少列成本或多计收入等手段,对经济收益进行随意操纵。
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措施
(一)建立完整的会计信息管理制度
想要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首先要建立完整的会计信息管理制度,来指导会计信息管理。由于企业早期对会计信息的不重视,导致没有相应的完善制度来规范会计信息质量管理。所以,企业需制定相应管理准则,完善相关会计制度,落实企业会计人员责任。例如,制定证券法与修订会计相关法律,加强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管理,对制造虚假会计信息的企业单位进行严厉惩治。此外,还应加强对会计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培训,并建立相应制度加以管理,以此提高会计整体素质。并在企业招收新的会计人员时,根据相关法律《会计法》内容,制定企业内部各项责任分配制度,规划企业内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会计行为责任,为保证会计工作的进行,制造良好工作环境,方便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在建立相应的会计准则时,需要结合相关机构会计规范,保证制度的客观性。
(二)增加会计人员专业培训,提高会计师道德素质
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需加强对会计工作人员管理,加大会计制度的宣传,定期对会计人员进行培训,增强会计人员法律意识,提高会计工职业道德素质。企业联系专业老师对会计人员进行定期培训,培训的内容根据企业会计信息管理工作的具体情况定。会计工作人通过培训,能够调动会计人员工作积极性,提高会计人员在工作中对会计信息的运用能力,从而满足现代企业中高标准的会计信息管理工作需求。例如,采取员工自由竞争方式,使会计人员放开心态相互切磋,将工作与学习结合起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公司制定相应的补助和奖励制度,对会计信息管理工作表现优秀人员给予嘉奖,促使会计人员积极接受新的专业知识、创新会计理念、拓展业务能力,从而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同时,借助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断提高会计工作人员的身份认同感和行业归属感,使工作人员能够在工作中感受到快乐,实现员工自我价值,培养具有职业荣誉感的会计师队伍。借助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和教育活动大力宣扬会计职业道德模范,对敢于维护会计信息质量的会计师进行表彰和奖励,大力提高会计工作人员的思想意识层次。
(三)强化会计监督体系
会计监督是会计信息质量的保证。加强企业内外监督,完善会计监督体系,重视会计外部监督作用。不仅要加强财政部门的监督力度,还需通过对税收监督的强化,将税收与会计监督相结合。建立完善会计师监督体系,使其与政府、银行、税务、企业等经济监督联系起来,实现会计对企业经济再确认,降低会计信息虚假行为发生,确保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与准确性。例如,社会监督机构可通过媒体宣传,构建特殊信息反映渠道,鼓励个人或单位积极举报违背会计准则行为,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国家相关机构对会计信息的控制与管理,充分执行自身监督职责,加深会计人员对会计信息工作的认识,会计信息质量才能不断得到提高。
(四)加大违纪处罚的力度,增强会计工作人员的职业风险防范意识
加大违纪处罚的力度是维护会计制度公平的重要措施,会计职业风险防范意识要深入人心,因此,会计师应参与到会计制度的制订当中,在思想上与会计准则达成共识,同时,增加途径增加会计师与会计制度制订当局的沟通,及时将两者间的误解和歧义消除,并且设计合理的会计师薪酬契约,将会计信息的质量与其薪酬统一起来,要求会计师必须保证会计信息质量,才能提高自身的收入,除此之外,还要预防各种不道德行为,强化职业风险防范意识,消除会计违规意识。
结束语
综上所述,会计信息产生的经济效果推动了会计师对会计制度的选择。在会计制度日渐完善的背景下,会计制度是会计信息质量基础,会计信息的实施只有通过对制度充分理解,才能从意识形态上证实其准确性与合理性,才能实现会计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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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挑战;路径
自我党执政以来,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一直十分关注。对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始于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了解和认识。比如1951年《科学通报》上《科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但这一时期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解基本是包含在哲学研究中的。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开始丰富起来,国外意识形态方面的论著开始被翻译和研究,如哈伯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我国学者对于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日益深入,开始从对意识形态内涵的全面理解发展为对意识形态安全进行深入研究。国内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研究
关于意识形态的内涵分析,胡辉华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中指出:意识形态从其产生到现在一直是一个含义复杂和多变的概念。在其演变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具有中心地位。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意识形态概念重大的变化就是它获得了中立化的含义。他认为,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观念是一个中立的概念,既包括错误的意识,也包括正确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指称的是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不同的社会的构成要素,即任何一个社会所具有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和其他社会意识形式。
王永贵认为,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包涵三层含义:一是作为与唯物史观基本范畴相对立的唯心史观的意识形态,即从“否定的”意义上使用的意识形态。二是指统治阶级为各自的目的和利益要求而提出的意识形态。三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和社会结构基本要素的意识形态,即观念或思想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及其社会意识形式。
周民锋在《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两个来源及其两重含义》中说:“作为全体的社会意识形态可以在两种维度下加以研究,一是历时的,即在人类历史中,社会意识形态如何随着社会形态的更替而发生变化,从而显现人类意识或精神的演化历程;二是共时的,即在同时代的某个社会形态中,社会意识形态如何与社会经济形态相互作用,以显示整体的社会形态的运作机理。”
杨河认为被马克思、恩格斯看做“阶级形态”的意识形态,在理论分析包涵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对意识形态阶级性的特殊层面即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本质的分析,这已层面对意识形态持批判态度。第二层面是对意识形态阶级性的普遍层面即一切阶级意识形态本质的分析,这一层面对意识形态持客观的历史“还原”态度。
郁建兴在《意识形态:一种政治分析》中说:“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正是产生意识形态的存在论基础。现实的社会矛盾才导致了意识形态的出现,意识形态是在实践中没有解决的社会现实矛盾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一种解决。”
刘少杰认为,可将意识形态划分为总体意识形态、群体意识形态和个体意识形态三种类型。总体意识形态首先是由精英分子建构出来,然后再灌输到社会成员中去的产物。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融合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保障,比如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列宁继承和发展意识形态理论,并提出科学意识形态理论。包毅认为,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可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党性原则。列宁在意识形态发展史上首次把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提高到党性的水平。为此,他要求意识形态工作者自觉地承担起自己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责任,把党性看成是意识形态工作者责任心的最高表现。二是意识形态概念中性化。在列宁那里,意识形态含义的变化过程达到了顶点,意识形态不再是取消冲突的必然扭曲,而是成了一个涉及到阶级(包括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的中性概念。三是意识形态灌输。列宁深刻剖析了俄国经济派产生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灌输理论,回答了为什么要灌输和灌输什么的问题。四是意识形态继承。五是意识形态批判。列宁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这一说法,把意识形态理解为描述性的概念,不是出于对马克思学说的错误理解,而是他生活时代的实际斗争的需要,是对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的发展。
二、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研究
对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方面面临的挑战,多数研究者认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可分为外部挑战和内部挑战两个方面。如徐成芳、罗家锋在《试论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中认为,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所面临的压力包括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和来自内部的挑战。来自外部的压力包括:西方意识形态联合行动的压力,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挑战以及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在全球的扩展给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挑战。来自内部的挑战包括:“新儒学”、“新自由主义”、“”、“淡化意识形态”等思潮与争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指导和支配地位;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理论功底肤浅,应对意识形态挑战的能力不足;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严重消解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度;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关乎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西方观念国内化规模扩大、速度加快,对中国已经产生负面影响;社会阶层分化产生了多元的阶层意识,加大了意识形态调控的难度。
韩健鹏指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外部挑战可归为: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潮涌入对的指导地位和主体性的冲击;全球化文化交融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带来的压力;西方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的和平演变等。
赵兴伟指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可分为:全球化的挑战,社会转型的挑战,网络文化的挑战,党自身变化带来的挑战,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挑战。
王勇认为,目前我国以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除了来自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主流意识形态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也是重要因素。这种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有所下降;的“本土化”仍然是一个远未完全解决的问题;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存在盲点意识形态的创新主要集中在与执政者政策相关的领域;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亟待转变。
张骥,程新英在《论意识形态在我国面临的挑战与回应》中认为,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包括两方面:意识形态整合机制与方式转换对意识形态的重要挑战,意识形态文化对意识形态的挑战。
从研究中不难看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面临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压力的同时,国内意识形态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西方意识形态能够进行渗透归根结底还是自身意识形态的弱化,在抵御西方意识形态入侵的同时,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的主体地位也十分重要。
三、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和路径研究
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各个层面。田改伟在《试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中指出: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是我国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和保证。研究意识形态安全,归根结底是在深入理解意识形态内涵、充分了解意识形态重要性的基础上,探讨出当前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途径。黄建明、杜阿奇认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有五点:第一,加强意识形态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结合,实现主体意识形态的内在化。第二,增强意识形态安全意识,正确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第三,主动参与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提高与多元意识形态长期相处共存的能力。第四,在国际交往中既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又要充分警惕西方的西化、分化。第五,在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主动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第六,发挥中国文化的辐射,让世界了解中国,扩大我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谢雪屏认为:首先,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其次,要正确认识主流意识形态一元化与社会意识多样化的关系。再次,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要坚持并善于用占领意识形态领域主阵地。
刘慧婷在《社会转型期我国意识形态发展的困惑及特点》一文中指出在社会转型期我国意识形态的路径可归为:第一,始终坚持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加强理论建设和创新。第二,在社会整合的过程中形成意识形态的认同。第三,构筑共享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其在意识形态中的引领整合作用。
卢新德认为加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途径有五点:一是加大投入,积极扶持文化软实力建设;二是强化“文化走出去”战,争取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三是建立健全批判和反对“文化侵袭”的长效机制;四是提高现代传媒体系的质量和水平;五是在多样思想文化并存中,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探索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根本要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不动摇。
综上所述,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国外意识形态对我国不断渗透,意识形态问题关注度不断提高,我党对于意识形态安全的建设也不断加强。尽管国内学者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分析研究已渐趋丰富,对于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已具有清晰的脉络,形成一系列系统的论文和专著;但是,随着国内国际局势的更加复杂,当前我国面意识形态仍面临着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深入研究意识形态安全,必须结合当前实际,有针对性的进行分析选择对策,才能保证在国际和国内局势更加复杂的当前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不动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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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谢雪屏.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
关键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国家政权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9-0032-02
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及其特征
(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
根据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描述性的理解,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可以认为是为维护统治阶级国家政权而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非暴力性机构或领域。他将以下机构定义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宗教的AIE(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Etat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育的AIE(由不同公立和私立学校构成的制度);家庭的AIE;法律的AIE;政治的AIE(政治制度,包括不同党派);工会的AIE;传播的AIE(出版、广播、电视等等);文化的AIE(文学、艺术、体育等等)。”[1]335意识形态是指在某个人或某个社会集团的心理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和表述体系[1]348。国家机器是指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阿尔都塞将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结合成一个新的范畴,重在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相对独立地位和重要性。
除此之外,还要分析镇压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区别。警察、军队、法庭、监狱等,这些机构都是阿尔都塞所说的镇压性国家机器,它们具有镇压性职能,通过暴力发挥功能。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却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作用,“这些机构完全能够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很好地‘发挥作用’,对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做充分合理的分析都能证明这一点。”[2]阿尔都塞主要阐述了三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镇压性国家机器主要运用镇压功能,表现为强制性,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运用意识形态发挥作用,这是两种国家机器的主要区别。
第二,镇压性国家机器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却由很多机构构成。
第三,镇压性国家机器的统一性是由统治阶级推选出的政治代表来领导的,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一性是由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保证的。
(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主体建构性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特征就是将个人构建为主体。个人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操控下,假象地认为自己是自由的,是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实践活动。实际上,这一过程得以实现的秘密在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将具体的个人建构成了社会的主体。他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需要主体的维护,就必须想办法将具体的个人构建为主体,这时,就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通过意识形态的“传唤”(interpellate)作用,把个人“传唤”为主体。阿尔都塞指出:“为了个人能够担负起承担者的任务,需要把个人传唤为主体。”[3]阿尔都塞将“传唤”理解为是“社会秩序把我们当作个人来对我们说话、并且可以称呼我们名字的一种方式。”[1]303它意味着一种统治阶级高高在上的意识形态对被统治阶级的思想奴役,并得到了后者谦卑的服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主体建构问题,揭示的实则是处于社会关系当中的个人经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强化作用,在内部完成了自我行为的确认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在社会实践中,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将个人社会化的过程。
(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物质性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物质载体,具有物质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社会机构,是意识形态存在的物质基础,人们通过这些国家机器来表现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感觉自己是生活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这些机构的成立都是以物质作为基础,必须具有完备的运作机制。除此以外,意识形态同样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性,这种物质的存在性就是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物质性不仅影响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发挥程度,同时更需要维护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建设,只有维护好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才能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在实践活动中的扩散性及渗透性。
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
(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维护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主要社会功能就是维护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统治阶级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完成对劳动力的“训练”,为他们分配工作岗位,在此期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要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渗透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中,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来实现对人民的统治。统治阶级的最终目标并不是简单完成对劳动力的技术培训和岗位分配,而是在培训劳动力技能的过程中生产出适应统治阶级意识的制度法规。可以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虽然不是直接完成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但是它在对劳动力进行“训练”的过程中向其渗透了社会相应的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关系,使得劳动力之间认同这种生产关系,并将此生产关系渗透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中,这样阶级统治才能继续维持下去。
(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生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生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来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阿尔都塞始终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统治阶级保障自身政治领导权的工具,它不仅传播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在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也在不断地进行着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具有生产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功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根据自身利益的需求,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生产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并将其传播给人民大众,使其最终内化为日常实践活动。从而达到了维护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稳定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目的。除此之外,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培养出拥护本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人,而这些职业的意识形态人又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完成影响人们意识的任务。
(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驯服功能
所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驯服功能并不是指统治阶级运用武力、暴力等强制性手段制服被统治阶级,使其适应社会制度,变为社会需要的劳动者。而是指统治阶级发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潜移默化地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渗透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并将这种观念内化为实践活动的准则,使其自觉地接受、服从、臣服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在满足社会劳动力日常生活的各种技能要求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使劳动力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各种规范的服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驯服功能无非是保障人们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臣服或保障人们能够按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实践。人们的日常活动离不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操控,由于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人们自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并且是按照自己的行为方式实践,其实都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所掌控。
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不同
(一)宗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寄托人的精神生活
阿尔都塞认为,国家中的宗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够发挥寄托人精神生活的作用。宗教的存在能够让人们从资本主义结构中解放出来,享受着一种真正的信仰自由。宗教意识形态通过传唤的作用,在个人中“招募”主体,阿尔都塞的“主体”指现实生活中具体个人的行为和意识。“大主体”指的是占主导地位灌输意识形态的角色,如家庭中的双亲、学校中的教师、宗教中的上帝,他们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复制的镜像结构同时保障着:(1)把‘个人’传唤为主体;(2)他们对主体的臣服;(3)主体与主体的相互承认,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以及主体最终的自我承认;(4)绝对保证一切都确实是这样,只要主体承认自己的身份并做出相应的行为,一切都会顺利:阿门――‘就这样吧’。”[1]311这表明,主体在这样的关系当中起作用,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臣服于大主体。
(二)家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树立儿童的“权威”意识
阿尔都塞认为,家庭是意识形态进入个人的第一步,儿童时期首先树立起对父母的“权威”意识。儿童的自我意识不完善,需要对其进行意识形态的建立,父母作为他们的教育者,最先将社会的道德原则、社会规范等传递给儿童,在儿童早期的意识形态中形成了对社会的初步认知,这使得儿童意识到父母熟悉所有社会规范,才能够生活在社会关系中,并认为父母有权力控制儿童的行为冲动。为此,儿童树立起了对父母的“权威”意识,认同父母的教导,并将这种意识内化为行为准则。阿尔都塞对家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儿童的意识形态最早是在家庭中培养起来的,可以说家庭是一个小型的“权威”国家,儿童从小要学会适应家庭生活,以便为后来的社会生活做准备。人生下来只是一个小生物,这个小生物能够作为一个人类的孩子生存下来,而不是成为一只小熊或者小狼生存下去,是因为一开始,他就完全被束缚在人类社会的秩序中,这种人类秩序是从母亲的喂养训练中产生的。小生物从出生到成长为人类的小孩这个过程需要经历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就是在“秩序法则”中完成的。
(三)学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培养社会合格的劳动者
学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斗争后建立的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主要的作用是培养适合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合格劳动者。学校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一个环节,学生们在这个学徒期带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学习了大量的技能。这样的过程就帮助统治阶级掌握了政权,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就被大规模地再生产出来,学校教育的实质其实是保障了人们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臣服。学校招收各个阶段的学龄儿童,在学校学习期间,教给他们各种科学文化知识,这些科学文化知识就包含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在学校的教育过程中成为了一个好公民,服从统治阶级建立起来的社会规范。
参考文献:
[1]陈越.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2]Louis Althusser.Essays on Ideology[M]. London: Verso ,197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