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自由贸易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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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现代自由贸易范文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自由贸易区；实施策略

中图分类号： F75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32-88-2

0 引言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提出，为以陕西省西安市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视角。积极主动地建设以西安为中心的自由贸易区成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的必然要求。

1 西安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自由贸易区的必要性

1.1 西安具有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

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城市建设自由贸易区，可以凭借地理区位和国家相关政策的优势辐射周边地区关中城市群及“西三角”经济带的发展，使西安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枢纽，对于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能提供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西安会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可以为西安带来高端装备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充分发挥关中地区的比较优势，也可以与中亚、中欧地区开展贸易，互通有无。西安自由贸易区可以构建开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1.2 西安作为中国西部重镇，丝路起点城市，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建立西安自由贸易区，将会打通中国东中西部贸易通道，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为丝路经济带建设提供战略支撑点，促进内陆开放步伐，发挥对丝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辐射和集聚效应，促进国际跨区域合作，特别是与中亚五国及中欧地区的有机联系。利于形成合作共赢的新经济体系，有效降低国际区域合作的成本。

1.3 西安国际内陆港的建设和发展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西安内陆港的建成可以起到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作用。实现丝路经济带若干城市群与环渤海经济带、长三角经济带、珠三角经济带的有机协调发展。设立丝路经济带西安自由贸易区，发挥西安综合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优势，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贸易园区范围、辐射关中城市群，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旅游业、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型产业。

2 西安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自由贸易区的条件分析及功能定位

2.1 西安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条件分析

西安作为陕西省会，西北地区最大城市，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世界级旅游城市，区位条件优越。有现代化立体化的现代交通网络，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是我国六大空港之一，西安市我国西部地区最大的铁路枢纽，是欧亚大陆桥的重要节点。高度发达的现代交通网络的建成，西安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我国中部、西南、西部腹地的联系更加便捷，西安的区位优势更加突出。西安区域经济中心地位明显。在内陆型城市中，西安设立陆港型综合保税区，财政、土地、税收等各方面的优惠政策明显。西安国际港务区的地理位置优越， 2015年第一季度，西安GDP总值超过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区的经济总和，经济实力强大。西安综合保税区具有较低的集装箱装卸费用，国际中转总量比重逐年提升。西安市所在的陕西省矿产资源丰富，陕北能源基地为西安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提供能源支持。西安综合保税区地理位置优越，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比邻，距离西安行政中心、海关两个特殊监管区域距离较近，口岸功能完善，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提供了条件。

2.2 西安内陆自贸区的功能定位与发展方向

国内正在建设的自贸区各有特色，上海自贸区定位为国家级自由贸易试验区；广东自贸区更加注重粤港澳合作，带动珠三角经济发展，为推进海上丝绸之路服务；天津自贸区面向东北亚市场，为京津冀一体化服务；福建自贸区重点在于突出海峡两岸合作，形成闽台经济一体化。总体来看，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属于沿海型自贸区，西安要建设的自贸区属于内陆型自贸区，定位应不同于其他已经批准设立的自贸区。西安自由贸易区应该准确定位，着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内陆型自由贸易试验园区，带动陕西关中城市群发展，引领西北五省区及陕成渝西部金三角经济带经济发展，辐射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与地区互联互通、协调发展。西安建设的自由贸易园区，应结合自身优势打造区域金融中心、商贸中心、科研中心、物流中心，将注重功能整合，结合区域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与竞争对手适当错位发展，避免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特别是针对中亚五国与东欧国家积极有效地开展对外合作，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差异化发展策略。

3 西安“丝绸之路经济带”自由贸易区的实施策略

3.1 贸易、投资领域的制度创新

借鉴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个自贸区的经验，西安在贸易、投资领域应进行制度创新，制定西安自由贸易区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政策，逐步放开对国内外投资者在西安的投资限制，广泛吸引外资。应对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变为注册制，方便外商投资，降低投资准入门槛，为外商投资提供便利。西安自由贸易区应逐步减少和取消对于外商投资者的资质要求、股权比例、业务范围等方面的准入限制。制定先进区，后报关的相关政策，增加贸易和物流企业的数量和层次。西安自Q区应重点发展丝路经济带核心城市转口贸易、国际配送、国际采购、增值加工等主体业务，大力发展金融、会展、休闲、信息等现代服务业，形成体系完整、改革力度大的自由贸易区投资、贸易体系结构。

3.2 以“丝路经济带”为依托，提升西安开放水平

继上海成立自贸区后，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建设相继获批，西安“丝绸之路经济带自由贸易区”应有区域性特色。西安的竞争力体现在西安拥有区位优势，应尽量争取政策支持，获取改革红利。以丝路经济带为依托，西安地处中国版图的中心位置，联通东西、辐射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在交通、信息、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较为完善。西安高校众多，研究实力雄厚，五大主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旅游业、现代服务业、文化旅游产业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丰富的能源资源、相关产业形成有效的补充，可以做到产业互融。西安口岸平台齐备是西安的一个重大优势。西安市不沿边、不靠海，但有西安国际港务区这个全国最大的内陆港，还拥有两个功能齐全的综合保税区和一个出口加工区，在海关特殊监管和对外开放政策创新方面有一定的基础和经验，有能力有条件为丝路沿线对外开放提供便捷的口岸物流服务，建设西安丝绸之路经济带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进一步提升西安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辐射、带动、服务、支撑作用，使之成为联通欧亚、承东启西的枢纽，进而达到以点连线、以线带面的效应，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涉及的8个城市群之间，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沿海经济带之间的互融互通、协同发展。”建设西安丝绸之路经济带自由贸易试验区将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撑可有效提升西安开放水平。为丝路经济带自贸区的建设提供物质基础和条件。

3.3 转变政府职能条件下的制度创新

建设自由贸易区，政府职能的转变显得尤为重要。要建设西安自由贸易区，要专注于政府职能转变。按照自贸区理念，建设自贸区需要按照要求改造政府职能。政府要在市场准入方面进一步放开，贸易要向“境内关外”的目标努力，做好事后监管。要求政府必须是一个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政府在相关领域既要管得少又要管的到位，政府应是效能政府、服务型政府，要为市场主体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同时，西安市政府应效仿上海等地，加强自身的改革和流程再造，优化对于市场和企业的服务。西安市政府还应在培育社会信用体系、完善信息共享、综合执法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管等方面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并严格遵守，将其作为事中事后监管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研究和如破。

参 考 文 献

[1] 冯宗宪.国外自由贸易园区发展的态势及我国的对策[J].经济纵横，2015，10.

[2]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区可行性分析及政策建议[J].西部财会，2016，4.

第2篇：现代自由贸易范文

一、全球自由贸易园区的发展历程

(一)初步形成阶段――二战前古典、传统自由贸易园区的横空出世

自由贸易园区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当时腓尼基人将泰尔和迦太基两个港口划为特区,对外来的商船尽量保证其安全航行,不受任何干扰,这即为自由港区的雏形。1228年,法国南部马赛港在港区内划出特定区域,规定外国货物可以在不征收任何税赋的情况下出入这一区域。1367年,德意志北部的几个自由市联合起来,建立了历史上称之为“汉萨同盟”的自由贸易联盟;1547年,意大利在其西北部热那亚湾建立雷格亨(Leghoyn)自由港,这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命名的自由港。此后,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园区开始逐渐在西欧许多国家风行。

17-19世纪约200年的时间里,欧洲的贸易大国先后在一些主要港口创办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园区。如意大利的那不勒斯(Naples)自由区、的里雅斯特(Trieste)自由区、威尼斯(Venice)自由区;德国汉堡(Hamburg)自由港、不莱梅(Bremen)自由区;法国的敦刻尔克(Dunkerque)自由区;丹麦的哥本哈根(Copenhagen)自由港;葡萄牙的波尔图(Porto)等。这些自由港或自由区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采取免除进出口关税等措施,吸引外国商品到此转口,扩大对外贸易,发挥了商品集散中心的作用。

20世纪20年代后,自由贸易园区开始在美洲大陆出现。1923年创办的乌拉圭科洛尼亚(Colonial)自由区、墨西哥的蒂华纳(Tijuana)自由区和墨西卡利(Mexicali)自由区是美洲大陆较早建立的自由贸易园区。美国则直到1936年才在纽约的布鲁克林(Brooklyn)建立了第一个对外贸易区。

从自由港区问世至二战前夕,世界自由贸易园区经历了近400年的发展。从“量”的角度说,这一时期的自由贸易园区发展数量和规模有限,主要以自由港和自由区为主,共约有75个,分布在26个国家和地区,绝大部分集中在发达国家。从“质”的角度说,这一时期的自由贸易园区经营活动相对单一,主要从事对外贸易和转口贸易,允许外国商船自由进出,但各国对区内经营的业务范围普遍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这一时期的自由贸易园区因此被称为“古典和传统的自由贸易园区”。

(二)逐步发展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出口加工区的异军突起

二战后,世界范围内众多殖民地附属国相继独立,要求发展民族经济的呼声日益高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探索实践中,很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开始划定隔离区域同外商合作发展出口工业,并以当地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和各种优惠待遇,吸收客商的资金和技术。由此,“出口加工区”作为一种自由贸易园区新形式和发展的新形态登上历史舞台。世界上最早从事出口加工活动的自由港区一般认为是1958年在爱尔兰设立的香农(Shannon)出口自由区。但世界加工区协会(WEPZA)认为必须设有制造工厂,并具有免税性质的自由区才是出口加工区,香农自由区仅是免税而已。据此,WEPZA认定1947年至1951年间波多黎各岛上的免税工业区才是世界出口加工区的鼻祖。我国台湾省于1966年建立的高雄出口加工区,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以“出口加工区”命名的自由贸易园区。

发展中国家出口加工区的共同点是设立于港口附近、行政手续较区外简化、由区外输入原物料或零组件,再以非技术劳力来产生附加价值,区内企业享有税收及投资政策优惠,以“两头在外”为主要发展模式,发展出口工业产品。从实际情况看,异军突起的出口加工区,成为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助推器”,可谓功不可没。

(三)蓬勃兴盛阶段――20世纪60年代后多种类型自由贸易园区的共同发展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贸易、生产、资本国际合作不断深化,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日益加速,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迅猛提升,全球自由贸易园区呈现出多样化和综合化的发展态势。目前,世界上多数自由贸易园区都具有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仓储、加工、商品展示、金融等多种功能,大大提高了自由贸易园区的运行效率和抗风险能力。

以出口加工区为例,2008年国际劳工组织(ILO)对世界出口加工区的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06年,已有13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3500家出口加工区。1975年至2006年的30年间,出口加工区的数量增长44倍,1997年至2002年的5年间出口加工区增长最快,数量净增长2155家(见表1)。除了出口加工区蓬勃发展外,自由港、自由区、自由经济区(Free Economic Zones)、保税区(Bonded Area)、免关税区(Customs Free Zones)、企业园区(Enterprise Zones)等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园区也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 br>

二、全球自由贸易园区的典型模式

(一)物流集散模式――欧洲的自由贸易园区

欧洲是自由贸易园区的发源地,保持着所有自由贸易园区中最传统的一种形态,即西欧沿海主要港口城市,利用其优越的航运和地理条件,将港区设为自由港,并将发展目标定位为贸易枢纽。欧洲的自由贸易园区表现为大进大出的物流集散模式:自由港利用先进的港口设施建立起四通八达的运输网络,货物可在24小时内疏散到所在国的任何城市,48小时内辐射欧盟全境。

(二)出口加工向物流集散过渡模式――亚非国家的自由贸易园区

广大亚非等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园区主要以从事加工为主,以转口贸易、国际贸易、仓储运输服务为辅。作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平台,以出口加工区为主要形式的自由贸易园区二战后在发展中国家蓬勃发展。随着亚非各国经济的相继腾飞,出口加工区逐步发展成为功能更全面、更完善的自由贸易园区,国际中转、转口贸易等功能的发展,使众多自由贸易园区中逐步发展出多个区域物流中心。

(三)综合型模式――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园区

综合型自由贸易园区主要分布在亚太地区,以香港、新加坡为代表。园区包括整个港口城市,由若干工业区组成,兼具转口贸易、出口加工及金融、商业、旅游等多种功能。园区内允许居民居住、生活、娱乐, 并可享受免税进口消费品。通常来说,这种模式的自由贸易园区地理位置优越,邻国或地区的经济处于工业化的初期或成形之中,自由贸易园区扮演“中介人”角色,协助周围国家开展对外经济贸易,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目标呈现国际性。

(四)商贸结合模式――美国、阿联酋的自由贸易园区

商贸结合模式的自由贸易园区以从事进出口贸易为主,兼搞一些简单的加工和装配制造。美国是世界上设立自由贸易园区最多、发展最快的国家,其自由贸易园区称为“对外贸易区”(Foreign-Trade Zones)。除法律禁止的商品外,任何国外和国内的商品都可以进区,不受美国海关法的约束,国际贸易的各项活动均可在区内开展,包括存储、展示和销售、重新包装、组装、分类、清洁以及搭配国内货物加工。阿联酋迪拜港自由港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港区。区内共有企业5000余家,其中贸易物流业占74%,加工制造业占22%,相关服务业占4%。货物在区内存储、贸易、加工制造均不征收关税及其他税收。

三、全球自由贸易园区的运行机制

(一)便利化的监管措施

自由贸易园区建立后能否顺利运行并有效吸引投资者与海关监管的原则、方式和手段密切相关。海关对自由贸易园区监管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不干预”。尽可能简化手续提高效率,对于进出的船只和货物给予最大限度的自由,提供合理便捷的管理是各国自由贸易园区的共同监管目标,为此,多项便利化监管措施被各国和地区普遍采用。如,海关对自由贸易园区的监管往往是抽查式的,只有在违反海关法规嫌疑的情况下才进行;便捷的管理服务贯穿于从货物装卸、运输、再装运的整个过程中;以信任为前提实行备案制;以企业为监管单元,利用风险管理方式,实施分级监管和以对账目的监管代替货物实物监管以及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监管,等等。

(二)多样化的管理体制

各国自由贸易园区管理体制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自由贸易园区进行宏观决策、立法、监督、协调的国家级管理系统;二是对自由贸易园区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组织、领导的区内组织体系。一般而言,拥有较多自由贸易园区的国家通常设有专门的宏观管理机构,负责对全国各地的自由贸易园区进行设区审批、监督、检查和协调管理。而一国一区的国家往往通过授权地方管理机构的方式进行直接管理,不设专门的宏观管理机构。

从宏观层面来说,中央政府层面对自由贸易园区的管理主要可分为两种类型:专管型和代管型。从微观层面来说,根据区内管理机构性质、权限划分及管理方式的不同,可分为政府部门主导型、管理公司主导型和政企混合型三种类型。

(三)全方位的优惠政策

为了使自由贸易园区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投资者,各国及地区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及地区政府在制定自由贸易园区法律时,制订了许多优惠政策措施。一是税收优惠,包括不同程度和范围的关税豁免优惠以及所得税和其他税收的减免优惠。二是金融优惠,主要包括放松外汇管制、放宽信贷、提供各种补贴优惠等措施。三是包括土地租用、开放内销市场、加速资本折旧、特殊安全保障在内的其他优惠。

四、各国自由贸易园区与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对比分析

本文选取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日本的自由贸易园区与我国现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开放程度最高、政策最优惠的保税港区和综合保税区在监管模式、管理体制、优惠政策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力求探寻我国保税港区的设置短板和发展方向(见表2)。

各国自由贸易园区尽管功能选择各不相同,但基本以转口贸易、进出口贸易、加工贸易为主体功能,以保税仓储、展示批发、商业为辅助功能。反观我国,虽然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功能设定较宽泛,涵盖了国外自由贸易园区的大部分功能,但在各个功能的实际效用发挥上与国外自由贸易区相比有较大差距。具体而言,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在进出口贸易方面发展较好,但转口贸易功能由于受地理位置和操作手续的影响,难成规模。目前国际中转运营最好的上海洋山保税港区,其中转量也仅达到货物吞吐量的10%左右,远低于国际其他自由港中转量超过50%的比重。出口加工功能也因企业货物在出口加工区内的诸多限制发展不畅,导致出口加工区招商困难,仅长三角地区昆山、漕河泾等几个出口加工区运转正常。

此外,商业性销售服务在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尚未开展,区内还不能进行商品买卖零售等业务。如何进一步完善功能,均衡提高,错位发展是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实现新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参考资料:

[1]李力,《世界自由贸易园区研究》,改革出版社,1995.

[2]成思危,《从保税区到白由贸易区:中国保税区的改革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3]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世界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北京对外贸易学院,1977.

[4]郭信昌,《世界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概论》,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1987.

第3篇：现代自由贸易范文

关键词：中印自由贸易区；中国经济；影响

区域经济一体化指的是发展中国家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获得比较优势的一种重要手段。随着中国与印度在经济贸易上往来的日益频繁，双方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于促进双方经济往来的更加纵深发展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影响。笔者从我国的角度出发，试图全面的解析中印自由贸易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影响，使广大读者更加客观的认识到推行中印自由贸易区的积极意义

一、中印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历史背景

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国与印度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从历史渊源上分析，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往来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的封建社会；从现实因素来看，优势互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已经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必然选择；从双方贸易情况分析，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双方的贸易金额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于以上原因分析，总理在本世纪初期访问印度的时候，中印经贸科技联合小组经过全面论证后，提出了关于成立中印区域贸易的相关对策后，两国总理决定正式对建立中印区域贸易程度可行性进行考察，从此中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正式被提上日程。

二、中印自由贸易区对我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1.对于促进我国对外贸易规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中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企业在与印度公司进行贸易时，最直接能够获益的地方就是免除双方贸易中所存在的一系列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贸易产品在进出口时的相关手续也可以被大大简化，办事效率可以大大的提高。除此之外，在对印贸易中，我国企业还可以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在规模上也能够进一步的拓展，这对于增加我国对外贸易中的贸易规模有着十分直接的促进作用。

2.可以促进规模经济效益的实现，增强我国的综合实力

中印自由贸易区建立后，我国企业在进行经济活动时，所面临的消费者数目将得到大幅度的提高，除却我国的十三亿人口，印度超过十亿的人口数量将大大的增加需求市场，庞大的消费者可以为企业的产品找到充分的市场，同时规模化生产下，企业的生产成本将会得到有效地控制，这样的发展前提下我国企业将毫无悬念的获得庞大的规模经济效益，这对于提升我国经济实力是有着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举例说明，我国和印度都没有在国际上可以有巨大影响的汽车企业，究其原因，双方汽车企业截至目前为止，尚未收获规模经济效益带来的巨大效益是无法忽视的的。随着经济的增长，印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结构升级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这对于我国汽车企业来说是一个十分巨大的市场诱惑。

3.可以为我国企业发挥比较优势，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持续动力

中国与印度的历史发展历程和面临的实际国情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就使得两国程度产业结构上有着各自不同的优缺点。以经济领域为例，印度IT业的软件在国际上都有着响当当的名号，但是它们的硬件业却发展十分滞后，我国则刚好与之相反。利用自由贸易区所带来的优势，中印两国相对独立的国内市场便可以成为一个一体化的统一市场，我国企业在该种环境下，比较优势就可以更加充分的发挥，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持续动力。

4.可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持续进行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行，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已经呈现出十分明显的转型趋势，非耐用消费品市场已经趋近于饱和，耐用消费品的市场将逐步的扩张，这就使得产业结构需要不断升级的客观现实下，非耐用品急需庞大的市场进行支撑，而印度居民消费中以非耐用品消费为主的实际国情为我国进行顺利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有力的外部市场。

5.加快改变我国落后地区开发和建设步伐，实现改革开发成果共享

中国广大的西部地区在经济上处于十分落后的地位，这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集中表现，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早日实现现代化的核心问题。然而，从历史以及地理位置上看，这些地区有着悠久的与印度贸易往来传统，地理位置的毗邻，为这些地方充分发挥地域优势，促进经济增长上，有着十分直接的促进作用，这对于加快改变我国落后地区开发和建设步伐，实现改革开发成果共享有着巨大的推助力。

三、结语

中国与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现实需求上，都有着各自的优势有缺陷，通过建立起自由贸易区，可以使得双方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优势互补，在促进双方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就我国而言，建立起中印自由贸易区，可以为我国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顺利升级以及让全民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这对于我国经济来说，是有着十分直接的促进作用，必须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促进现代化建设顺利开展。

参考资料：

[1]宋德星：试析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战略构想[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6）：173―177.

第4篇：现代自由贸易范文

2008年9月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再度加剧,而中国经济则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两年来,中国经济规模连续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崛起因而为全世界所公认。与此同时,“中国拯救世界”和“中国世纪”等说辞也甚嚣尘上。目前,西方国际政治学界虽然对“权力转移”的命题尚存争议,但一致认定中国正在利用西方的经济困难,倚仗迅速膨胀的经济实力,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咄咄逼人。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中周崛起使地区安全和西方利益受到了挑战,为此,美国在东亚地区加强了针对中国的军事和外交同盟。

西方学术界及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是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将会带来持久和平。事实上,全球化是美国霸权的产物,也是巩固“美利坚治下和平”的重要手段;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目标就是把中国纳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自由经济体系,以此约束和影响中国的国际行为,进而将中国改造成对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

西方国家在把中国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上早有战略共识,不过,与后现代的欧洲不同的是,美国和日本在国际关系中更为崇尚现实政治。长期以来,中国外交政策虽然包含某种被动的现实主义成分,但更多的是受到自由主义的深刻影响,“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以及“和谐世界”这些带有和平理想主义色彩的主张,正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外交思维上的反映。中国反复强调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与美国对华战略目标不无巧合。

如今,美国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使全球化的神话彻底破灭,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依托全球化迅速“崛起”所做出的现实主义的激烈反应,则在国际政治层面上使自由主义的逻辑不攻自破。这一结局对于西方和中国均是莫大的讽刺。美国的战略遏制态势实际上对中国寻求在国际体系框架内实现“和平崛起”设定了限度,从而令中国期望继续通过“搭便车”,以及更大程度的经济全球化的和平方式实现“大国崛起”的发展环境趋于恶化。

重商主义的神话

中国崛起被广泛认为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全球化实现经济成功的唯一例外。中国政府自金融危机以来多次明确表示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反对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一立场与同一时期G20峰会表达的共同捍卫开放的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的主张并无二致。然而,中国的自由贸易立场并不为西方所接受。西方认为,近年来人民币与美元再度挂钩,表明中国强化了其一贯推行的重商主义,中国的汇率政策带来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剧烈增长,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之一。美国激烈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导致美国贸易赤字居高不下,甚至将次贷危机的发生归咎于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因此,在西方看来。中国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府成功利用了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特别是全球化带来的外部市场的扩大,通过推行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建立起能够挑战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强大国力。

事实果真如此吗?面对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全球压力,中国总理在不久前访美期间谈及人民币汇率问题,指出,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平均利润率只有2%～3%,最高不超过5%。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将造成大批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从而使中国社会陷入新的动荡。这番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国从国际自由贸易中收益甚微,当前中国的工业化水平根本无法与1980年代的西德和日本相提并论,因而,中国并不具备人民币大幅升值的真实国力。

其实,早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下半年,受到通胀压力的中国制造业就已开始步入危机。2008年底,金融危机波及实体经济,导致美国陷入全面经济衰退,由此大大加剧了中国制造业的困境。然而,中国政府为制止经济下滑而紧急启动的4万亿元的刺激方案,对振兴制造业出口并无多少内容。除了少数现金充裕、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垄断型国有企业从中获益外,大多数中小企业依然较难得到国家的金融支持。对于国内出口企业来说,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几乎是它们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国家政策支持。这一政策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而竭力阻止在国际贸易中获利甚微的本国制造企业大规模破产的反应,与重商主义没有丝毫关联。

外界之所以产生中国推行重商主义的印象,主要是因为对中国的国家角色的理解存在偏差,误以为经历市场化改革后的中国企业已变得和西方企业一样,可以影响国家的经济决策,让国家服务和代表企业的利益。事实上,绝大多数国内企业没有影响国家经济决策和相关政策制定的制度化渠道和手段。

国际经验表明,对后发国家而言,一个有权威的政府在制定产业振兴方针时保持充分的自主性,而不受任何利益集团的掣肘是工业化成功的关键。国家的自主性不一定代表国家的居高临下和妄自尊大。在典型的发展型国家,这种自主性表现在志存高远、掌握全面信息的国家与本国企业建立默契的合作关系,企业接受国家的产业指引,双方共同追求国家的发展目标。因此,推行国家主导工业化模式的发展型国家必然采用重商主义的政策。

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化改革不会导致经济的集约化,反而因经济增长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粗放增长特征。1990年代初,全国外贸系统实行承包制改革,企业自负盈亏,国家取消财政挂账。这是中国外贸企业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步骤。问题是,“强制增长”必然导致出口创汇计划指标年年加码,从而迫使企业不计代价追求创汇规模。在缺乏真正意义的商会的情况下,外贸经营权的下放又造成经济秩序和经营秩序的混乱。其结果是,外贸企业之间为争夺国内货源和海外市场展开恶性竞争,出口效益下滑,一些企业经营的稳定性甚至不如计划经济时代。

1995～1997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贸发展最为困难的时期,为抑制通胀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外贸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因而普遍发生困难;此时国家却并未因此相应削减创汇指标,致使大批企业因资金周转发生困难而陷入困境。外经贸部门一位官员在广交会上感叹,出口“牺牲了(企业的)效益和发展后劲”。到本世纪初,粗放的外贸出口已造成数千亿元的银行坏账,这种徒具创汇规模而无实质效益的“无利润出口增长”,完全背离了重商主义的基本原则。

自1990年代初以来,贫富分化迅速演化为内需不足,以至于中国经济对出口和外资形成依赖。与此同时,在1990年代初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将工业化的希望寄托于外资对华技术转让。结果是外资对本国工业的替代,由此导致中国工业化在整个1990年代徘徊不前。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WTO)。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世贸组织与关贸总协定(GATT)的根本区别在于,WTO不再关注发展问题。相对于中国激进的经济自由化,发达国家则通过对规则制定权的垄断,操纵WTO的前身GATT在其最后一轮乌拉圭回合多边谈判中,制定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这三大“顶石协定”,为发达国家阻碍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和工业化,保持自身的技术垄断优势提供制度保障。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为换取发达国家的市场准入,遂不得不在后者搭设的“全球公平竞争平台”上,与之开展所谓的“互利共赢”、然则“相对得益”悬殊的“国际经济合作”。

中国入世后,市场的开放和廉价劳工的比较优势,加强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力以及对中国市场的控制。2009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55%,高新技术出口的85%被外资控制。曾经担任中国外贸主力军的国有企业,出口比重则从2003年的32%,迅速萎缩至2009年的16%。私营企业虽已取代国有企业成为紧随外资之后的第二大出口主体,但在垄断国企和外资企业的联合压制下,绝大多数私营企业被迫置身国际分工的底层,承担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制造。

在全球化时代,发展意义上的产业政策和重商主义均已失去合法性。在全球产业竞争已形成寡头垄断,以及中国全面实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要实现产业升级,不但受到外资在本国市场的直接竞争压制,更受到全球化规则体系的严格束缚。正因为中国制造业被牢牢锁定在国际分工的底层,以致于产业升级困难重重,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会产生经济和社会政治后果。因此,中国当前抵制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基本出发点,并非出于重商主义的动机,而仅仅是为了保有中国唯一的比较优势,即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成本优势。

自由贸易与全球化陷阱

西方国际战略学界就全球金融危机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尽管美国经济在此次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受到重创,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率先走出经济衰退,任何国家均无能力带动世界经济再度复苏和繁荣,从这一意义上讲,金融危机反而凸显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难以取代的中心地位。

“中国拯救世界”之说实际上是幻想中国能够像战后美国那样,以贸易逆差的形式为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带领全球经济走出衰退。这一说法显然忽视了中国与美国在国力上的真实差距。事实上,与中国工业化水平相适应的低工资经济无法产生足够的内需以吸收潮水般来自世界各地的进口,而国内严重的产能过剩则急需通过低价出口来加以消化。换言之,中国依然需要通过贸易顺差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否则就可能造成“新的社会不稳定”。

这种结构性脆弱恰恰暴露出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发展困境。与仅用了一代人时间就完成工业化的东亚发展型国家不同的是,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并未能使中国成为拥有强大技术创新能力的先进工业化国家。惨淡经营的中国制造业正是中国工业化水平不高的真实写照。中国工程院的报告坦承,中国目前尚处于工业化的中期。迄今,中国很少企业拥有全球品牌,作为制造业核心的装备制造创新能力尤其薄弱。根据德勤(英国)公司的研究报告,中国市场开放程度名列世界第九,远高于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美国排在第22位),而中国的创新能力在前25个主要国家中几乎排在最末位。

自由贸易没有导致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出口贸易迄今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不同于以往的是,中国制造业大部分现已被整合进全球价值链,依靠从国外大量进口高附加值零部件完成最后的装配,因而,90%的出口产品属于贴牌生产。这是中国实施“深度全球化”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制造”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廉价劳工的比较优势从事低端装配,其结果是,制造业的出口利润率极低,大部分贸易利润被发达国家通过国际分工轻易掠走。换言之,中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相对得益极其有限。

众所周知,自由贸易历来是强国的优势,即使是极度推崇自由贸易的亚当・斯密也主张保护本国幼稚工业。英国国际政治学者萨利(Sally)认为,虽然亚当・斯密相信基于国际分工的自由贸易对促进和平的功效,但在民族国家体系下,斯密在《国富论》中所主张的自由贸易仅仅事关国家的富裕,而非世界的富裕,就这一点而言,斯密是位现实主义者。事实上,英国直到19世纪中叶成为头号工业强国后才开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其他后起的资本主义大国在崛起过程中,也无一例外推行保护贸易的政策。由此可见,自由贸易是国家强盛的结果而非原因。

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拥有最先进工业技术的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业中心,从那时起,英国一直推行单边自由贸易政策。而中国目前仅仅是个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装配大国,如果离开多边自由贸易,高度全球化的中国制造业势将难以生存。因此,中国对自由贸易的推崇不是工业化成功的自然结果,而是依附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中国对自由贸易的热衷虽然主要出自产业升级困难重重的无奈,但也不乏对自由贸易本身的真诚信念。这与中国发展特点直接相关。其实质是中国得以全面参与全球分工而不遭致反对,从而使本国劳工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以此为基础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事实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既是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福音,同时也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和工业化的陷阱。中国的经济“成功”正是体现了全球化刺激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因而,全球化非但不是“现代化的陷阱”,反而被继续视作中国发展和现代化的动力。

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困境在于,如果不能迅速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中国除了在国际自由贸易和人民币升值之间做出选择外,已没有多少回旋余地。而人民币无论升值与否,都将对缺乏创新能力的中国制造业构成打击。当然,如果恪守自由主义的思维逻辑,坚信全球化是中国实现富国强兵的不二法门,那么,化解汇率困境的有效途径,就是对中国经济实行更加彻底的改革开放,促进创新发展。

“权力转移”的新途径

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阻止任何新兴国家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美国对中国采取战略遏制态势,绝非要把中国重新推回到“愤怒的孤立”状态,而是为其进一步的融合政策增加保险。美国深知,经济上依赖外资和出口的中国经济极其脆弱,很难承受放弃搭便车和“负责任大国”的经济和政治代价。真正令美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感到不安的,是中国探寻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外的新的发展模式,最终实现自主发展,并成为全世界的楷模。

第5篇：现代自由贸易范文

中国是世界艺术品拍卖之龙头

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腾飞，人们对投资和收藏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随即出现了一次爆发式增长。自1992年，中国第一次开启了艺术品拍卖之门，2010年中国就成为了世界艺术品拍卖之龙头，自此以后连续三年保持这一领衔地位。2012年，中国艺术品市场的规模达到了50亿6千9百万美元，占世界市场份额的41.3%，这一数据几乎等于法国十年拍卖收入的总和，超过排名第二的美国市场（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7%）达17亿2千3百万美元，超过排名第三的英国市场（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8%）达29亿美元。

中国艺术品市场的蓬勃发展与近两年艺术品投资观念的延伸以及艺术品金融服务的异军突起不无关系，此外，网络拍卖和电话拍卖方式的交易方式、文交所的综合服务平台也为中国艺术品拍卖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跨境艺术品拍卖的制约

经过百年动荡，以及近几十年来艺术品收藏的高峰，世界上有价值的艺术品早已经成为私人收藏，所以越来越多的收藏者已经走出国门，在海外艺术品市场大显身手。根据对拍卖公司的调研得知，根据以往的成交记录来看，中国艺术品的买家结构大致为40%来自于欧洲，10%来自于美国，50%来自于中国。而中国藏家到境外购买艺术品的比例也在大幅度增加，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中，买家队伍竟有一半是中国人，而他们购买了大约占拍卖总额的30%。可见，对艺术品拍卖的需求是国际性的，但是，艺术品的跨境拍卖，会产生巨额贸易成本和极大的法律和政策风险。

首先，中国艺术品跨境拍卖的成本主要来源于关税。艺术品的特点是需要使用分类定价原则，需要进行评估和鉴定，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需要采用一种关税；当代艺术品，要采用另外一种关税。但是，我国现在对艺术品依然采用固定税费。在2012年，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的《关于2012年关税事实方案的通知》，决定自2012年起将三类艺术品进口关税税率降低一半，调至6%，并征收17%的增值税。但是，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新西兰、韩国、白俄罗斯等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艺术品进口关税都为0。可见，中国艺术品拍卖在现行的关税税费下参与国际竞争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次，中国对艺术品实施较为严格的出境限制，对从事艺术品拍卖的企业也有严格限制，例如，外资拍卖行在中国境内不能涉足古代书画、近现代书画和古董、瓷杂这三大类别，只能参与到市场规模较小的当代艺术和奢侈品类别，这就造成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较低。此外，中国人可以不受限制地从海外购回文物，但是，自购入一年半以后就不准再贩售境外。这些监管措施能有力地保护国家文化遗产，防止中国文物流失。但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际上并没有对文物的概念做出明确的界定，而是采取举例的方式，造成了对于艺术品与文物的区分不明晰，在一定程度上，对艺术品拍卖产生了抑制的作用。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助推艺术品拍卖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于2013年9月29日正式挂牌，该区域以推进外资享受国民待遇，率先建立符合国际化和法治化要求的跨境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为原则，在区域内对文化服务领域进一步放开。这意味着对于境外艺术品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展示和拍卖将简化手续、降低成本。在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商品免关税流动，只要中标者不将中标的艺术品带入自由贸易区之外，中标者就无需缴税。对于那些专业艺术品投资者来说，所有交易均可在自由贸易区完成，而买卖双方都无需缴税。通过这样的方式，减低了跨境艺术品拍卖可能存在的高额贸易成本，为国内外艺术品拍卖企业和竞拍者提供了更加自由的交易环境。此外，自由贸易试验区允许外资享受国民待遇，国际拍卖业一些大的信息服务机构与投资机构入驻中国艺术品市场，并辅之以金融支持，这必将是中国艺术品市场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这样，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才有可能与国际接轨。

可见，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背景下，利用好自贸区的便利环境，发挥上海世界级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独特优势，未来类似国际艺术品拍卖这样的高端文化业态也可以在自贸区内蓬勃发展。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助推艺术品拍卖的具体措施

1、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放开外资限制

允许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的艺术品拍卖企业和咨询公司，引进国际化经营模式，加强艺术品拍卖企业间的竞争，促进市场多元化发展。

2、建立、健全艺术品拍卖监督法规

在引入外资拍卖企业的同时，对这些企业进行多渠道监管，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引导自由试验区艺术品拍卖以当现代艺术、珠宝、手表等奢侈品为主的差异化发展方向。实现政府部门的监管信息共享，，加强对这些机构的监管，将日常监管、规范核查、调查研究和指导服务结合，实行动态监管和全过程监督。

3、完善公共交易平台，提升服务质量

充分发挥外高桥交易平台优势，不断完善服务和管理功能，提升数据交互能力，将行业统计、数据分析、主管部门的年检督查等功能融入平台管理，同时，满足工商、法院、海关、公安等部门通过网络平台开展有关管理工作的需求，进一步提高拍卖服务质量和工作水平，不断完善服务和管理功能。

第6篇：现代自由贸易范文

关键词：综合保税区；自由贸易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上海自贸区；比较

一、概念比较

综合保税区是设立在内陆地区的具有保税港区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由海关参照有关规定对综合保税区进行管理，执行特殊的税收和外汇政策，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区、港口等功能于一身，可以发展国际中转、配送、采购、转口贸易和出口加工等业务。

自由贸易区通常指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相互取消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取消绝大多数服务部门的市场准入限制，开放投资，从而促进商品、服务和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独立的监管、 自由地进出、发达的离岸金融和高效的物流是自贸区的主要特征。

二、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郑州航空港区）与上海自贸区主要差异比较

（一）概况比较。上海自贸区，全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Shanghai Pilot FreeTrade Zone），于2013年9月29日正式在上海浦东新区挂牌成立，是中国大陆境内第一个集进出口贸易，保税仓储，转口，离岸贸易，混合加工为一体的复合多功能型的自由贸易区。试验区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为28.78平方千米，相当于上海市面积的1/226。目前，上海综保区的经济快速增长，据海关初步统计，2014年1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出口总值

595.6亿元，环比增长2.4%。其中出口150.5亿元，环比增长

5.2%；进口445.1亿元，环比增长1.5%。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郑州航空港区）简称新郑综保区，

2010年10月24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2011年11月4日正式运行。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是围绕着郑州新郑国际机场逐渐发展起来的区域，位于郑州市的东南部，距郑州中心城区20公里。三个区域的总面积达138平方公里，是郑州都市区“六城十组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和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之一，也是河南省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基地。其空间发展规划为：一体两翼、两纵三横、一脉两心。

2013年前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08.9亿元，同比增长

158.6%其中进出口总值161.1亿美元，同比增长1191.4%，总量占全市的76%，占全省的47.1%，其中出口87.6亿美元，同比增长601.8%。在综保区2012年进出口200亿美元的带动下，预计可带动郑州市经济外向度由20.5%提升至近30%，大幅提升郑州市建设国际化城市步伐。

（二）功能定位。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郑州航空港）地处我国内陆腹地，空域条件较好，便于接入主要航路航线，适宜衔接东西南北航线，开展联程联运，有利于辐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具有发展航空运输的独特优势。利用自己的区位优势，形成航空、铁路、公路、无水港优势互补的多式联运体系，带动现代物流业发展。主要规划有保税加工、保税物流、口岸作业和综合服务四大功能区，重点发展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保税展示、保税研发、保税维修、国际贸易、离岸结算等产业。建设竞争力强的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建设高端航空港经济产业体系，建设绿色智慧航空都市，建设内陆开放型航空港区。力争把综合保税区建设成为拉动中原、辐射中部、国内一流的综合保税区。

根据国务院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精神，将建立上海自贸区的总体目标确定为经过两至三年的改革试验，力争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我国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探索新路径，更好地服务全国。根据这一目标，上海自贸区的功能定位主要在贸易模式、投资开放、金融制度、政府职能以及法制领域的试点改革。主要任务是“力争经过两年至三年的改革试验，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区积极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将清单以外的投资领域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并实施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等诸多创新举措。

（三）经济影响。从区域的角度来看，成立上海自贸区无疑会带来上海经济的繁荣发展。通过放宽税收、外汇等优惠政策，进一步扩大贸易的交易范围和交易量，同时也会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及金融机构入驻。贸易的发展也会带来产业链的延伸，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由于自贸区本身位于上海港口与机场附近，为货物航运中海空联运的实现创造了条件，特殊的海关监管政策也提高了物流的效率，进而促进上海发展成为中转世界货物的国际物流枢纽中心。而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是围绕新郑机场逐步发展起来的，为货物航运的实现创造了条件，进而促进郑州成为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带动郑州经济发展，进而辐射到周边。就区域影响来说，上海自贸区影响范围更广、更深。

从全国而言，上海自贸区建设是国家战略，通过先行先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提升软实力，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资源配置，探索我国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经济增长的新模式。因此建立上海自贸区不仅是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同时也有利于提高中国面向全球的竞争优势，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拓展在国际舞台上的经济增长的新空间。而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一个立足中原，辐射周边，连接世界的现代化国际航空枢纽。相比较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上海自贸区示范作用、战略意义比较大。

三、上海自由贸易区较之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的优势

“保税区”的功能主要是面向实物商品开展保税仓储、出口加工、转口贸易等，还无法实现高度自由从而高度发达的国际间贸易。而“自由贸易区”还意味着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还必须实现金融和服务贸易的高度发展。上海自由贸易区可在普通商品贸易基础上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在商品贸易基础上发展服务贸易，在实物交易基础上发展各种金融和权益交易，在即期交易的基础上发展远期、衍生品交易，从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种新形式，是处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的一种新型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应成为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一个增长引擎。

相比于以上经济功能，更重要的是上海自由贸易区还被赋予了“中国改革风向标”的期望。上海自由贸易区通过改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进政府对市场的服务和管理方式，建立有利于市场发展的经济、社会和法治环境，实现区内贸易和投资的极大发展；同时，在“特区内”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政府管理机制和法制体系的探索和形成，又可为“特区外”广大地区的改革实践提供借鉴和样板。综上所述，上海自由贸易区不仅是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一个全新的增长点，而且还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试验区”，因此，它实际上承担着“经济升级”和“推进改革”两方面的功能。

参考文献：

第7篇：现代自由贸易范文

关键词：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国间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加强，不同类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纷纷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因此，深化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于提高东亚各国经济效率，促进东亚整体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升东亚地区整体国际竞争力，以及提高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水平，提高中国综合实力，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可行性

1、地缘利益的推动

东亚各国地理位置临近，地缘连接紧密，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宗教等方面有比较密切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共同面对巨大的外部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压力时，东亚各国都在不懈努力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实现和保证地缘利益，通过提高其集体竞争能力来与区外势力相抗衡。

2、东亚经济发展的关联性

东亚地区经济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日本为领头雁、“四小龙”居中、东盟殿后的“雁队”。这种雁形分工模式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区域性国际分工体系，在日本、“四小龙”、东盟之间已形成了“产业阶梯”，即日本发展高技术产业，“四小龙”接收日本转移出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东盟及中国沿海地区接收“四小龙”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通过产业转移，东亚经济连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但也因此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环锁链。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主持，为“10+3”财长会议准备的课题“东亚贸易、投资和金融一体化”一文中，钟伟等人曾利用 1978～2002 年数据对东亚代表性国家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分析，得出的结果如下所示 :

从该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除中国以外，日本、韩国以及东盟的几个代表性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显示出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种经济发展紧密的关联性为东亚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基础。

3、东亚区域内贸易增加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由于东亚地区形成了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相结合的新的分工模式，以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对外贸易的迅猛增长，东亚区域内贸易占东亚国家对外贸易总量的比重不断增加。表 1.1 和表 1.2 对比了 1997 年和 2003 年东亚区域内进出口占各国进出口比重：

通过对比 1997 年和 2003 年的数据可以看出，东亚区域内贸易占各国进出口比重，除韩国和日本之间有小幅下降之外（下降幅度不超过 2%），其余国家间进出口占各国进出口比重有所增加，尤其东盟内部国家之间、中国同韩国之间、中国与东盟之间以及日本对中国出口占其国内进出口比重都有大幅度提升。2003年，东亚区域内贸易额占该地区总体贸易额的 54%，这一比例接近欧盟 64%的水平，同时高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 46%的水平。区域内贸易的扩大必然导致对本地区贸易自由化提出更高要求，从而成为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强大的动力。

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类型选择：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区是基础的经济一体化类型，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制度性约束性不断增强，成员国的经济甚至政治不断弱化。由于东亚国家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各国经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弱化，这就使得东亚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不能过早选择自由贸易区之外较高级的一体化类型。同时，从静态效率分析来看，自由贸易区优于实行统一关税的其他一体化类型。

1．自由贸易区与关税同盟的比较分析

自由贸易区与关税同盟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自由贸易区适用原产地原则，即只有原产于区域内的或主要在区域内生产的产品才能进行自由贸易，对从世界其余地区的进口，自由贸易区成员国有权决定各自的关税税率。而关税同盟则要求成员国采取统一的对外关税。

自由贸易区实行原产地原则的目的是为了限制贸易偏转，但实际上自由贸易区不可能真正避免贸易偏转的发生。在原产地原则的限制下，贸易偏转以“间接贸易偏转”( Indirect Trade Deflection )的形式出现。这种偏转不可能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原产地原则加以限制或消除，反而有可能加大从区外国家的进口量，最终带来全球的福利增加。关税同盟则通过设定统一关税消除了贸易偏转发生的可能性，但这样会给区外国家带来新的贸易壁垒。所以，自由贸易区相对于关税同盟来说更具有开放性，更有利于福利的增加。对此，罗布森(Robson )运用自由贸易区两国模型做了分析 。

图 2．1 和图 2．2 描绘了一种给定产品在 H 国与 P 国的供求曲线。Pw为世界供给价格。一体化之前，P 国关税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包括关税在内的价格为 Tp。图中：三角形 a 代表贸易创造(生产效应)；矩形 b 表示以伙伴国产品替代原先的进口(贸易转向)所构成的额外费用；三角形 c 是 H 国消费效应，为正；三角形 d 是 P 国消费效应，为负；三角形 e 表示 P 国生产效应，可能为零，也可能为负，并且主要是针对关税同盟而言。罗布森分两种情况对自由贸易区与关税同盟进行比较分析，在分析过程中作了如下假定：商品和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生产要素只在各国国内而不在国家间自由流动；运输成本忽略不计；关税是贸易管制的唯一形式，为了方便研究，假定通常只考虑从量关税；价格能准确反映生产的机会成本；贸易收支平衡(出口等于进口)；资源被充分利用。

（1）第一种情况(图 2．1)中，假设 H 国和 P 国需求情况相似，但是 H 国生产效率相对低下，而 P 国供给曲线具有相对弹性和竞争力，当产出超过 L时，其价格高于世界市场价格 Pw。

自由贸易区建成之前，P 国在 Tp的价格水平下产出并消费数量为 M 的商品，该国关税排除所有的进口。H 国生产 L 而消费 N，其差额 LN 则以价格 Pw从最低的来源进口，也就是从世界其余地区进口。如果H国和P国组成自由贸易区(2．1a)，价格为Tp时的区内供给(OM+OL′)显然小于该价格水平下的区内需求(M+N′)，但是其额(L′N′)却小于该价格水下P 国的供给能力。在排除了成本最低的供给来源的自由贸易区内，P 国将以价格Tp供给 H 国市场 L′N′(＝LM)数量的产品，剩下相当于 OL数量的产品留给国内市场，P 国过剩需求(LM)则以价格 Pw从世界其余地区进口。此时，一体化之后自由贸易区内存在一种单一均衡价格，这一价格水平等于建立自由贸易区之前两个成员国价格中较低的那一个。

可见在 H 国，生产效应 a(瓦伊纳的贸易创造)加上消费效应 c，将超过贸易转向成本 b。贸易转向成本和原先的关税收入之间的差额，表示从国库向消费者的内部转移，而不是共同体实际收入损失。在 P 国生产和消费的数量同以前一样，价格水平也相同，但是政府收入将增加如阴影部分的矩形所示的数量。它表明 P国国民收入的增加。就世界其余地区而言，其出口显然将比以前更大(LM>LN)，因为 P 国供给转向满足 H 国需求。自由贸易区显示，两国、而且很可能世界其余地区的状况都有所改善。

这种结果可以和下面 H 国与 P 国组成关税平均化的关税同盟(图 2．1b)的结果相比较。此例可见，价格为 CET 时同盟供给将大于需求，因此共同外部关税将仅仅形成价格上限。均衡价格将是供求相等时(TM=US)的 Pcu。而且，虽然其贸易创造效应小于自由贸易区，但是贸易创造(生产效应 a 和消费效应 c)显然超过贸易转向 b。

两种选择方式的首要差异将是针对 P 国的。关税同盟情况下该国消费者将承受以 d 来表示的消费损失。尽管其生产者会得到净收益，但是仍将出现以 e 表示的负生产效应。自由贸易区情况下，该国不存在任何生产和消费效应的损失，但政府收益比关税同盟使 P 国增加的净收益还要多。而且，关税同盟排除了与世界其余地区的贸易。

考虑到这些因素，如果单纯着眼于静态效率分析，可以说，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安排相比是一种次优方案。二者间区别主要在于自由贸易区的原产地原则无法阻止的间接贸易偏转。

（2）第二种情况不同于前者，将考虑自由贸易区内产品价格差异。此种情况下仍假设 P 国供给具有相对竞争力和弹性，但同时假设该国无力满足 H 国需求(图 2.2）。

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前，假设两国都实施排他性关税。P 国生产和消费 M，H国生产和消费 N。如果建立自由贸易区(图 2.2a)，P 国无力在价格水平 Tp上满足来自 H 国的额外需求，因此自由贸易区内 H 国均衡价格将为 PFTA(L′N′＝OM′)。同时，P 国价格不可能超过可能从世界其余地 E 进口商品的价格水平 Tp，因此区内存在两种均衡价格。

此例中，H 国将仅承受贸易创造效应(a+c)。P 国不会出现消费或生产的任何额外成本，但是该国会得到相当于阴影部分的政府收益增加，这表示其国内收入的增加。

如果 H 国和 P 国组成关税同盟(图 2.2b)，共同对外关税将发挥作用，供给和需求将在这一水平上大体持平，同盟内价格比自由贸易区略高。 H 国存在贸易创造。相应地，P 国则因以较高价格向 H 国出口而受益，但这以用 d 和 e 表示的生产和消费负效应为代价。

和第一种情况一样，在第二种情况中，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安排相比是次优的。假设不考虑特定的市场条件，这一结论似乎广泛适用于关税平均化的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之间的比较研究。

2．东亚经济一体化类型应选择自由贸易区

从上文对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的比较分析可知，成员国可从自由贸易区获得关税同盟更多的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对此也曾经指出，自由贸易区可以使进口国避免因单边降低壁垒而蒙受不必要的贸易转移的损失，这样就可以获得区域外低成本供应来源。自由贸易区还具有比其他一体化类型更加灵活等优点，比如可以避免成员国之间合作过程中贸易和经济政策协调方面的困难，为成员各方扩大商品市场创造条件；有利于因地制宜，按照相邻的不同国家的具体实际，按照双方可接受的标准制定经济贸易政策；有利于避免一体化进程中成员国经济受到不必要的冲击。因此，东亚经济一体化应选择自由贸易区形式。

三、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阻力

东亚仍然处在国家民族主义的时代，是国家性民族主义较强烈的地区。东亚民族主义是东方民族主义的一种形态，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色彩。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选择了不同的政治体制及经济模式，其自身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与历史时代的要求相互交融，形成了各异的民族主义。东亚民族主义对东亚国家争取民族独立与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东亚民族主义对地区合作产生的负面影响。东亚的民族主义包涵强烈的民族意识，非常看重国家，过于强调本民族国家利益的追求与实现，强调自我利益的满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东亚区域合作的开展。

东亚地区宗教因素的复杂性以及宗教极端主义在东亚地区的抬头。由于东亚宗教的多样性，各国国内的民族及教派摩擦容易引发政治冲突，极端主义则会激发更广泛的复杂的矛盾与冲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东亚地区认同的形成，影响到东亚的安全与合作。宗教极端主义在东亚虽然表现得还不是那么激烈和广大，但是如果处理不好会影响到东亚整体的行动，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隐患。

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呈现出四个不同的发展层次:最上面一层是日本，它属于世界上总产值及人均产值量最高的国家之列；第二层是那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及地区，最有名的是“四小龙”；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等紧随其后，属第三层次；最后的是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属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确定的特别贫困的国家。

东亚各成员国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对开放市场的程度和步伐存在重大分歧，这些分歧影响了区域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

四、推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途径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由于东亚内外环境的复杂性,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行必将面临一系列困难,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但建立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是东亚走向繁荣,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必由之路,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东亚地区自身利益。应该用一种多样而又渐进的方式,分阶段、务实性地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实现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必须要遵循五大原则,即互利互惠原则、渐进式原则、非歧视性原则和市场相互开放原则,而最重要的则是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

吸取一些经济组织的非制度约束的经验,采用适当的一体化模式,采取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分阶段实现。

五、结束语

总之,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和东亚各国的经济利益。中国作为东亚重要的经济、人口大国,应积极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全球各国间的贸易联系日趋密切,我国经济增长对外依存度呈上升趋势,东亚各国与中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尤为密切,它们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有利于扩展中国与东亚经贸合作领域,增强我国抵御风险的能力,因而符合我国的基本利益。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它所能提供的广阔市场和投资机会也已经成为拉动东亚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在该合作过程中中国发挥的作用将是举足轻重的,离开了中国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则难以得到实质性的进展。东亚走向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只要东亚地区按照既定原则有步骤、有秩序地积极推动地区经济、金融、高新技术、政治等方面的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一个富有竞争力、崭新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必将在新的世纪里产生,这将有利于世界经济新格局的平衡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并有力地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江苏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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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宁留璞.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历程的思考[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04,16：60-63.

第8篇：现代自由贸易范文

    1.亚当·斯密之前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创立之前就存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其理论的基本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被当时各国政府所采纳。一些贸易保护的手段诸如行政管制、高额关税、退还税款、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特许证等被政府广泛使用。

    16世纪后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达到。从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且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发生了两场着名论战:一是关于放宽与法国贸易的限制是否对英国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和主张贸易保护的两大派别分别创办了各自的杂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尽管两派在理论上各不相让,但政府还是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主张放宽英法贸易的条款未能得到批准。二是英、法、德等国的学者围绕国际经济是否存在内在平衡机制所进行的论战。以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和调节机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国际经济会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机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这场争论在理论上也是难分胜负,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仍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2.亚当·斯密之后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和比较成本说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然而,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没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各国的政策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斯密和李嘉图完善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和其观点相对立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始终倡导贸易保护,为此双方不断展开理论较量。1860年英法两国签定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英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从而使西欧各国走上自由贸易道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签定,标志自由主义政策在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距离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此可见,开辟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3.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政策

    尽管自由主义理论从提出到付诸实践需要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不能否认,自斯密创立自由主义体系以后,尽管也出现过李斯特和凯里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但一直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产生,在170年的历史中贸易自由主义始终占据了理论上风。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人物马歇尔时期,虽然现实中各种贸易保护的政策不断被实施,垄断也不断出现,但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仍然是宣扬自由主义,在稍后出版的《工业和贸易》一书中虽然涉及到垄断问题,但他认为垄断和竞争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本质区别。只有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提出,才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然而,现实却非如此,真正贸易自由的历史却非常短暂。自由主义在实践中获胜的同时就开始遇到挑战,因为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各种垄断组织不断出现,并在各国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进而为国家垄断奠定了基础。同时,李斯特和凯里的贸易保护理论对德国、美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德国率先实行贸易保护,法国和美国分别于1881和1890年重新设立了关税法,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等国也相继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各国互相用高关税封闭本国市场,互相用货币贬值及降低工资等方法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使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上述历史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不久,保护主义的政策则开始陆续在各国出现,到20世纪开始逐渐加强,在二战以后,尽管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开始宣扬贸易保护,但60年代以后随着日、德等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国又重新举起了贸易保护的旗帜。

    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新的保护主义和传统的贸易保护相比,更具有隐蔽性的特点:

    (1)非关税壁垒

    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国内工业,其手段是构筑高关税壁垒,跟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的贸易保护更侧重非关税壁垒。具体包括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和卫生标准等。一些非关税壁垒目前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干预外贸、限制进出口的主要政策措施。据统计,现在各国实行的非关税壁垒手段上千种。有些非关税壁垒如“技术标准法规繁多,让出口国防不胜防,有些技术标准要求严格,使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一些发达国家顺应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开始使用绿色贸易壁垒进行保护。

    (2)集团化和区域化

    随着国际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国家纷纷结成各种各样的经济贸易同盟,集团化和区域化趋势加强。集团和区域内部相互取消关税,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对外推行贸易限制政策。很多集团和区域组织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对付外来竞争,保护成员国的经济利益。因此,集团和区域化组织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和贸易保护性。以欧盟为例,从1958年来欧盟不断排斥成员外的贸易,导致内部相互进口的比重不断上升:1958年为33.8%,1971年为51.0%,1985年为57.0%,1992年为58.9%,1998年为63.2%,2000年为79.2%。

    (3)在自由化掩盖下的贸易保护

    为了实现本国的贸易利益最大化,各国政府纷纷借助于各种非关税壁垒和其他名义来实现贸易保护,更有甚者高举自由化的旗帜来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例如,近几年欧盟各国借环保为名而频繁使用的绿色壁垒,一些国家借各种经济一体化组织实现的各种保护措施等等。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开放,各种贸易组织如GATT和WTO一轮一轮谈判不断地降低关税,东京回合后,欧共体平均关税为6.0%,日本为5.4%,美国为4.9%,乌拉圭回合后,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又进一步降到4%,但非关税壁垒不断加强,到乌拉圭回合后,非关税壁垒已达2700多种,并且借助于GATT的免除条款、利用公平贸易的借口,逐步走向双边和歧视性贸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保护制度和机制,限制的范围已扩展到劳务和高技术领域,出现了许多经济集团搞集体贸易保护政策的情况。在自由化的旗帜掩盖下的各种贸易保护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矛盾性和欺骗性,因此也被称谓“超级保护主义”。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美国举双手赞成贸易自由化和积极参与GATT和WTO的谈判,同时又不断地带头实施各种贸易保护。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贸易与关税法案》,而1988年经里根总统签署,正式成为美国法律的《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也有着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而且近年来保护主义议案不断增加。美国的所谓'301'、超级'301'等条款,都是贸易保护的典型代表。

    二、贸易保护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

    1.贸易保护的规律性

    (1)它经常出现在这些时候:当一国经济比较落后或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当一国原有的优势面临威胁或即将失去的时候;爆发战争期间。(2)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基本是交替进行的,而且自由主义的历史非常短暂。19世纪40年代之前西方工业国都在实行贸易保护措施,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以后到19世纪70年代各国主要实行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70年代各国又开始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二战以后至60年代末实施自由贸易;70年代以后新的贸易主义政策又被各国逐渐采用。(3)谁变成强国谁就率先打破贸易保护而提出自由贸易。19世纪40年代的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的强国英国率先提出和实施;20世纪40年代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强大的美国率先提出和实施。(4)世界经济处于增长和繁荣阶段易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而世界经济面临或处于萧条阶段易实施贸易保护措施。(5)理论上自由主义占据霸主的地位时间较长,在现实中真正的贸易自由发生却很短暂。自由主义更多时候是宣传的口号,可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表达:自由贸易只是高高举起的旗帜,但在这面旗帜下没有更多的国家跟从。

    2.贸易保护的发展趋势

第9篇：现代自由贸易范文

强调，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亚太地区长期保持强劲增长的原动力，亚太经合组织应该继续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发挥引领和协调作用，为亚太经济一体化谋划新愿景，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我们决定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批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这是我们朝着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方向迈出的历史性一步，标志着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的正式启动，体现了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信心和决心”，表示，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决定，将把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到新的更高水平，也将使太平洋两岸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广泛受益，为亚太经济增长和各成员发展注入新活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过去专家们都使用“激活”一词来形容APEC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此次北京会议则明确打响了启动FTAAP进程的“发令枪”。

FTAAP

或突破“意大利面碗”困境

其实，自APEC成立以来，就一直在探索区域内经贸合作的各种可能，1994年，《茂物宣言》首次提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时间表，即“茂物目标”；1995年，《大阪行动议程》要求各成员落实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承诺；2001年，《上海共识》重申各经济体实现“茂物目标”承诺。

而在APEC的框架下构建亚太自贸区的倡议，是2004年加拿大首先提出的，2006年在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大力支持下正式纳入APEC议程。今年4月，中国国务院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提议对亚太自贸区进程进行可行性研究；5月，APEC贸易部长会议同意制定《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路线图》。

与此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发展迅猛，形成了各种双边、小多边和多边自贸安排重叠交织的格局。

唐国强表示，目前亚太地区面临碎片化的趋势，而这也被称为“意大利面碗”困境（指在自由贸易区激增的情况下，区域贸易结盟的现象犹如意大利面般相互纠结，其中贸易规则复杂的程度与部分具有保护色彩的措施，对于多边贸易体系可能有负面影响），而此次APEC会议就实现亚太自贸区的路线图达成共识，这对亚太经济一体化，突破“意大利面碗”困境具有重大意义。

而亚太自贸区将如何处理与现行合作机制的关系也成为外界关注的重点，对此，“北京路线图”中提出，“亚太自贸区应使区域和双边贸易安排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并建立在已有和正在谈判中的区域贸易安排基础之上。”

对于亚太自贸区具体的实现方式，APEC秘书处执行主任艾伦・博拉尔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什么时候可能实现亚太自贸区，如何实现它，通过何种途径实现，这是一项处于进展中的工作，需要不断完善。

FTAAP未来的红利

中国外交部部长表示，有关研究报告显示，如果建成亚太自贸区，其带来的经济收益将远远超过任何一个现有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亚太自贸区的愿景早已有之，但何时启动几经磨合，来之不易，这是中国人的融合思维、和谐文化在外交难题上的成功运用，体现了APEC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信心和决心，将“打破亚太内部的封闭之门，敞开面向世界的开放之门”，整合融通现有自贸安排，降低各种自贸协定重叠化、碎片化风险，必将把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到新的更高水平。

中国APEC发展理事会理事长张力军表示，亚太自贸区的推进将会降低关税和所谓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使区域内的商品、知识、物质、人文流动都会更加低成本、高效率和便捷化。这对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将是非常大的机遇。

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近日发表报告预测，如果FTAAP协定能够在2025年达成，将给全球经济带来2.4万亿美元的“大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