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的处理方式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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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医疗事故的处理方式范文

关键词　医疗纠纷　仲裁

医疗工作是一项技术性强、风险性大的复杂工作。由于医院管理水平高低有别，医生的水平参差不齐，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及责任心不同，医疗后果的难以预测等因素，使得在医疗过程中经常发生对病人不利的损害结果。同时，由于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疗知识了解程度的不同和对医疗风险程度的估计不足，总是抱有很高的期望值，一旦发生不可预见的后果，往往认为是医院或医护人员没有尽心尽力，甚至认为是医护人员的责任事故。这些因素导致医疗纠纷时有发生。

医疗事故的频繁发生，不仅给患者及其家属带来巨大的身心损害，而且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甚至引发社会矛盾。因此，如何处理因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长期以来，我国解决医疗纠纷主要有三种途径，即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和诉讼。国务院2002年4月颁布的行政法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解决医疗纠纷方式，仍停留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三种方式上。医疗纠纷的处理一直是困扰是我国卫生界的一大难题。笔者对医疗纠纷的处理方式进行了调查，基于当前医疗纠纷的实际情况，在研究我国的《仲裁法》、劳动仲裁制度的基础上，对于建立医疗纠纷仲裁制度作如下探讨。

1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解决医疗纠纷方式的局限性

笔者通过发放100份患者问卷和100份医生问卷，就医患双方对医疗事故处理方式的看法进行了一定的调查。患者在医疗纠纷发生后倾向于采取的处理措施（多选）见表1。

医生在医疗纠纷发生后倾向于采取的处理措施（多选）见表2。

而在实践中就医疗纠纷处理方式（单选）见表3。

这些数据说明，在医疗纠纷发生以后，医患双方对于纠纷的解决方式存在很大差异。患者倾向于找医院领导求助，其次是找律师或法院帮忙，再次是向新闻媒体反映，再是找政府解决；医院则倾向于进行技术鉴定，其次是诉讼，再次是协商经济补偿，再是让上级行政单位协商；而在实践中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协商获得经济补偿。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因为患者和医方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患方明显在技术上较医院处于劣势，而在媒体报道方面则处于优势，那么，新《条例》规定的三种方式是否能够有效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呢？笔者认为这三种方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仍有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协商和解的方式不利于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医疗单位愿意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的原因之一是宁愿“花钱买平安”，以减少万一败诉时在社会上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之二是减轻善后工作的难度等，患者一方则为了多得到经济补偿。协商和解决的赔偿标准不统一，容易造成病人之间的攀比，要价越来越高，医院难以承受，而导致矛盾激化，扰乱医院正常工作秩序。再者，协商和解容易掩盖错误，甚至犯罪行为，许多有严重失职行为的医疗事故，通过“协商和解”的方式解决，可以既不鉴定，也不定性，医疗单位不从中吸取教训，当事人也不承担责任，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

1．2　卫生行政部门处理不利于保护患方的合法权益

行政处理医疗纠纷的权力机构基本是医疗单位本身和医疗单位的领导机关。在行政处理医疗纠纷中，处理纠纷的权力机构多从本位主义出发，首先考虑如何保护自己的医护人员和如何维护医疗单位的经济利益。难以避免发生“同行相亲”、“隶属偏袒”等问题，容易造成处理结论的失真，病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

1．3　法院处理有一定的局限性

医生是一种技术性非常高的职业，非经专业训练难以对专业问题得出客观科学的评价。法官由于不懂医，处理医疗纠纷不可能得心应手，医患双方的权利无法得到充分保证。部分患者甚至对判决结果不满意，因而砸毁医院设施或殴打医务人员。更多的情况下，由于法官不懂医疗行业的特殊性，而做出不公正判决，从而挫伤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不利于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切实保障医务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权益。

2　仲裁解决医疗纠纷的优越性

仲裁是一种最为重要的诉讼外解决

争议的方式，是指纠纷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非司法机构的第三者审理，并作出对争议各方均有约束力的裁决的一种解决纠纷的制度、方法和方式。医疗纠纷仲裁，则特指医疗纠纷仲裁机构根据医疗纠纷的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请求为解决医疗纠纷，依法审理、调解、裁决等居中公断的执法行为。仲裁解决医疗纠纷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

2．1　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医疗纠纷具有公正性、权威性

仲裁机构具有民间性质，独立于行政机关，仲裁员是兼职的，不属于仲裁机构，可以避免行政干预、长官意志；仲裁没有级别和地域管辖，当事人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选择自己依赖的仲裁机构，能够避免“人情”等不公正因素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仲裁员从公道正派的专业人员中选聘，有着严格的条件，素质高、作风正、令人信赖；仲裁的一裁终局体现了权威性。

2．2　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医疗纠纷能有效克服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时专业知识的局限性

医疗纠纷常常涉及复杂的医学知识和法律问题。法官由于受医疗学专业知识的局限，难以深入其中，可能影响公正裁判。而医疗仲裁机构具有分专业的仲裁员，仲裁员一般都是医学专家、法学专家、医疗管理专家，能保证仲裁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2．3　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医疗纠纷具有保密性，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

医疗纠纷案件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一些新闻媒介很是热衷于报道、曝光，且过分侧重反映患者方面的要求，对于案件的处理过程和结果，部分报道未能实事求是而是作出自认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误导公众，激化了社会矛盾，甚至或多或或少地影响了法官的公正裁判。而医疗纠纷仲裁一般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仲裁的整个程序和裁决也不公开，仲裁机构成员和仲裁员以及当事人均赋有保密义务。整个仲裁过程很少受到外界干扰，这样可以给当事人，尤其是医方“留点面子”，减轻其怕在声誉上可能受到负面影响的顾虑，也保护了患者的隐私权，医患双方可以在一个和谐的氛围中，平息纷争、化解矛盾，促使争议得到公正、彻底解决。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缓和社会矛盾有积极的作用。

2．4　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医疗纠纷具有快捷性、经济性

医疗纠纷仲裁制度可规定审理的期限，实行一裁终局制，即仲裁裁决一经作出就发生法律效力，医患双方不能就同一纠纷再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不能就同一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或上诉。这充分体现了仲裁方式快捷性的优点，克服了以往处理医疗纠纷存在的久拖不决、搅闹医院、无理缠讼的不良现象。由于时间上的快捷性，费用也就相应的节省；由于一裁终局制，无需多审级收费，所以仲裁收费一般比诉讼收费低。

3　仲裁解决医疗纠纷的可行性

《仲裁法》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第3条规定：“下列规定不能仲裁：①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②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医疗纠纷能否仲裁就要看是否符合上述条件。

（1）分析医患双方是否符合仲裁的主体资格，即是否属于平等主体。从表面来看，由于医患双方所拥有的医学知识和技术存在很大差异，医患双方是服务与被服务、主动与被动的“不平等”关系，但这种不平等只是形式或表面的不平等。事实上，医患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因为医患双方一方出钱，一方提供劳务，这样为了实现治愈疾病这一共同目标，在法律地位这一实质问题上是平等的。作为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患方有获得必要医疗服务的权利，相应的，医方有提供必要医疗服务的义务。但同时医患双方的法律地位平等性存在的特殊性，它还受到人道主义和社会公德的约束。

（2）分析医疗纠纷是否属于“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行政争议是指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与相对人之间发生的争议。显然，在我国医院不属于行政机关，患者是非行政管理相对人，医患之间的医疗纠纷不属于行政争议，也就不是依法“应当”由卫生行政机关处理的争议。

（3）对医疗纠纷而言，绝大多数都是涉及与医疗活动有关的财产权益纠纷，特别是在发生医疗事故后的补偿或赔偿问题。医疗纠纷的性质是民事索赔居多，属于财产权益纠纷。医疗纠纷是可以用仲裁的方式加以解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建立医疗纠纷仲裁可以解决医疗纠纷处理的现状，更好地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逐步形成“依法行医，守法就医”的良好医疗秩序，促进医疗纠纷的解决走上法制的正轨。

参考文献

1　黄进，宋连斌，徐前权．仲裁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第2篇：医疗事故的处理方式范文

医疗纠纷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不仅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有，日、美等发达国家同样有。美国医学研究所的报告透露，美国每年约有9.8万人死于可预防的医疗差错，远超过工伤交通事故和艾滋病死亡人数，造成损失高达290亿美元。但患者很少选择暴力解决医患矛盾，因为法律是解决纠纷的最好途径。但我以为，刑责治“医闹”不但保障不了医院、医生安全，还可能让医患关系更为恶化。原因并不复杂。

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解决医疗纠纷：一是患者和医院之间协商解决，二是患者将纠纷提交到卫生行政机关处理，三是患者诉诸司法渠道。在这三种处理方式中，由于医疗工作的专业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医院与上级卫生行政机构之间的利益纽带关系，以及患者诉诸司法渠道时所面临的取证难、鉴定机构的公正性存疑和医疗事故赔偿标准较低等原因，患者始终处于医患关系和利益博弈格局中的弱势地位。而人们对解决纠纷的态度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逻辑——哪一种方式更有效用，成本更低，更便利，更快捷，就选择哪一种。是否采取诉讼方式，取决于不同维权方式的收益、成本、效率等方面的比较——不少患者在面临医患纠纷时，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通过医闹来引起重视也实属不得已为之的自救行为。

当医闹尚属个案的时候，需要反思的首先是医院；当医闹变成普遍现象的时候，需要反思的才是制度。某种程度上说，“医闹”的出现，源自患者家属的需求，而“医闹”的兴起，则表明原有的权利保障渠道已失效，不能有效保证患者家属求偿权。所以，指望刑责治医闹是一厢情愿的。根治“医闹”，不仅需要法律，还需要社会各种力量去努力、去维护。

首先，建立公平独立的第三方处理体系，减少医患纠纷处理的复杂性。但必须注意，该第三方处理机构一定不能是任何一级的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也不应隶属于某一级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该第三方处理机构的运营成本可考虑纳入到政府得预算中。该第三方处理机构也可利用典型案例和医疗过失因果分析的统计数据向政府或医疗机构提供一定量的有偿服务来弥补经费的不足，差额部分由政府补助。如提供一定量的培训或出售医疗纠纷的分析报告等。

其次，建立多种形式的医患沟通渠道。俗话说：“医者不可不仁慈，不仁慈则招非。病者不可猜鄙，猜鄙则招祸。”医务人员应当依法行医，切实尊重患者和家属的知情权，与患者和家属多做沟通、解释方面的服务。如果有“纠纷”就要在第一时间引导、交流、沟通，告知患者家属正常处理的程序。如果患者和家属不闹，“职业医闹”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第3篇：医疗事故的处理方式范文

关键词 医患纠纷 行政调解 制度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The Role of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of Civil Disputes

――Medical Dispute as the example

LEI Xinch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NCEPU, Beijing 102206)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medical disputes are more and more year after year, medical disputes caused a lot of troubles in the relationship of doctor and patient. What was worse, there have been violence and other event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resolve. It has serious impact on medical and health development and social harmony.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as the intervent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in the civil disputes resolution system has incomparable advantages that other solutions don't have. This article set out the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to resolve medical disputes the advantag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China, come up with the idea about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system reform and perfection from our national circumstances.

Key words medical dispute;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system perfection

当今社会处于深刻的转型当中，社会利益关系的多元化反映到医疗卫生领域就表现为医患关系的多元化，医疗纠纷大量出现。医疗纠纷已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①现行法律中，2002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目前我国处理医疗纠纷问题的主要法律依据。《条例》第46条规定：“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争议，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卫生部门提出调解申请，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由此可以得出，我国对于纠纷解决采取的是协商和解、行政调解和民事诉讼三种途径。行政调解作为其中重要的手段，是医疗纠纷能否得到合理解决的关键因素之一，因而要求我们对医疗纠纷调解制度的认识应当辩证客观。

1 行政调解解决医疗纠纷的优势

医疗纠纷虽有多种争议处理方式以供选择，但事实上，在社会中，诉讼并不是解决医疗纠纷最普遍的方式。据调查，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往往更愿意首先采用调解来解决之间的问题。调解制度之所以受到医患双方的欢迎，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医疗纠纷调解制度符合我国国情。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宣扬“和为贵”，老百姓“厌讼”、“恶讼”的思想较为普遍，一旦发生争议，更愿意选择调解。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调解制度不仅适用在像邻里纠纷这样的简单普遍的民事争议，而且他更趋于专业化，逐步涉入像医疗纠纷、知识产权等复杂性、专业化的民事案件之中，满足社会多元化的需要。因此，在中国医疗纠纷调解制度有其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和社会需求。

（2）行政调解的方式能更有效的解决医疗纠纷的矛盾。卫生行政部门比较了解医院的业务和实际情况，而且它对医疗机构有管理和协调的权利，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易接受其协调方式，解决纠纷可以做到有的放矢。调解员能在医患之间晓之以法、明之以理、动之以情，以种种灵活的方法帮助当事人消除隔阂，分析医疗纠纷的症结所在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所在，提出可供讨论的解决方案，并为他们之间开展谈判进行协调和疏通，说服双方当事人做出在现实情况下利益最大化的明智选择。②

（3）行政调解程序灵活、效率高、成本低。行政解决在举证责任、适用规范、运作程序上都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可以克服滞后的法律规范在处理复杂多变的医疗纠纷时的不适应性。同时它也提高了纠纷解决的效率，免去了当事人支付高额诉讼费用的负担。行政解决机制的引入也能很大程度上减少法院的诉讼压力，节省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成本。如果双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对处理决定不提出异议，不向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复议申请，也不向当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此时调解即产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双方应当执行。如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处理决定中的有关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的申请。③

（4）行政调解机制渗透的是对“自治”、“协商”的解决纠纷的正当性的追求。作为独立于民事诉讼之外的纠纷解决方式，行政调解的基本价值取向不同于民事诉讼的以当事人权利为导向，以利益为中心的判断标准。它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很大程度上依靠当事人自律，在纠纷解决过程中，通过利益与实力的交易和抗衡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创造了更大的自由空间。④

然而，行政调解在医疗解决中也存在不足。下面，笔者将对行政调解的弊端做一详细论述并提出完善的方案。

2 行政调解解决医疗纠纷的弊端

（1）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法律定位不明确，立法范围过窄，调解机构缺乏积极性。由于目前我国尚没有专门的法律来规范行政调解行为，学术上对于行政调解的认识也不统一，⑤所以在实践中行政调解便处于一个“自我发展”的状态。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问题更加突出：第一，行政调解的范围过窄。严格依据《条例》规定则只能调解已经定性为医疗事故的赔偿争议，而现实中这类争议仅占医疗纠纷中的极少一部分。这样既不利于患者权益的保护，也为医疗机构规避责任提供了空间。第二，《条例》对调解机构的组成和性质、调解人员的选任、调解的具体规则和时限等重要的程序均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也没有关于行政调解中行政机关职责的规定，更没有当调解机构不履行调解职能时当事人救济问题的规定。立法空白使得行政调解的操作性极差，且赋予行政机关过大的自由裁量权，难以保证调解的公正性和规范性。

（2）行政调解手段不能满足患者对公正的追求。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卫生行政部门既是医疗卫生行业的监督管理机构，又是医疗系统的主办机构。根据《条例》的规定，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主要由医疗卫生行政部门来主持。因此，卫生行政部门出于行业保护和其他考虑，在处理医疗纠纷的过程中，难免会从本位主义出发，优先考虑保护自己的医护人员和医疗单位的声誉及经济利益，存在“偏袒”或“隐瞒不报”等弊端，导致其权威性在患者(家属)中大打折扣，公正性令人质疑。即使是无偏袒的行为，但基于行政调解机关的特殊地位，由行政机关做出的处理结论常会被患者或亲属认为有失公正，难以实现他们要求达到的利益。

（3）医疗纠纷调解制度并没有真正的实现节省社会资源的功能。在行政调解方式上，当司法机关与卫生行政机构未形成合理协调时，卫生行政处理结果常被法院，从而导致案件解决的拖延。患方往往认为卫生行政部门与医院是一家，是“老子处罚儿子”，在心理上有抵触情绪，达成的调解协议也难以得到自觉履行。因此使得医疗纠纷的当事人继而求助于诉讼手段，这不仅导致当事人先前的成本投入的浪费，而且还要继续投入时间、金钱等去等待一个结果。此外医疗纠纷本身的复杂性也导致了调解的低效率。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医疗活动中，患者所出现的不良后果到底是由于疾病本身的自然转归还是医务人员的过失造成,现行的调解缺乏高效的事实发现机制。通过调查发现，在患方投诉的医疗纠纷案例中，最终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案例非常少。其原因是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需要耗费较长时间、患方对于现行鉴定体制信任不够有关。在没有进行鉴定的情况下，医患双方在医方是否存在医疗过失、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问题上难以取得共识，由此引起的分歧成了调解的重大障碍。对此，现行调解机制尚没有办法进行化解，调解耗时大大延长，调解效率无法提高，行政调解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高效率这一重要价值。⑥

3 完善我国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

第一，我国行政调解制度在医疗纠纷领域实施“难”，卫生行政部门积极性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先天立法缺陷。笔者认为，首先应当针对医疗纠纷的特殊性进行专门立法，明确行政调解的行政司法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确保“有法可依”；然后，完善现行调解程序，明确规定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程序，规范行政调解行为，建立科学便捷的事实发现机制，提高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最后拓宽行政调解的适用范围，把由医疗过失责任引起的除构成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人身损害赔偿也纳入调解范围，不必拘泥于纠纷的医疗事故性质。但调解也不是漫无边际的，对于赔偿的数额、赔偿方式等可以进行调解，但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不适合调解的，如医疗事故的等级、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责任认定则不适用调解。

第二，在对医疗事故争议进行调解的时候，必须遵循自愿原则、合法合理原则及效率原则，以保障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正当性。所谓自愿，一是是否调解要取决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只有双方都同意调解的才能开始调解，任何一方不同意调解，卫生部门不得强迫当事人调解。二是是否继续调解要取决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在调解已经开始的情况下，任何一方不同意继续调解，调解人就应当终止调解。另外，自愿还包括是否执行调解协议要取决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任何一方不执行调解协议，该协议就自动失效，调解人不得再强迫当事人执行。所谓合法合理原则，是指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必须以合法为前提，即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进行，不得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强制性规定。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时，要符合合理性原则，不能违背公序良俗，兼顾双方利益。所谓效率原则。行政调解本来就具有使医疗纠纷当事人摆脱旷日持久的诉累之优势，所以其制度设计上在保证合法合理的前提下，要注重行政效率，在费用的收取上要尽量免收或少收，使其真正成为一条高效便民的纠纷解决之路。⑦

第三，确立中立性的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主体，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提高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行政调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来源于调解机构的中立性和调解人员的专业性。我们可以在卫生行政部门内部建立专门的调解机构，吸收专业医师、专业法律人士、社会其他业外人士等参与调解或者设置专业调解员以保证权威性和公信力，真正实现医疗纠纷的分流，真正发挥行政调解的专业性和高效率优势。⑧

此外，我们还可以建立医疗行业自治性组织及自律机制，使之承担起参与医疗纠纷解决的职能。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医疗行业自治性组织在解决医疗纠纷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一方面，医疗行业自治组织下设专门机构来处理医疗纠纷。例如，日本东京医师会设立的医疗纠纷处理委员会就是专门处理医疗事故的医事仲裁组织。⑨另一方面，医疗行业自治性组织还可代表医疗机构与保险公司订立责任保险合同，参与调解医疗纠纷等。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

第四，着力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互衔接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三大调解制度各有各的调解领域，各有各的优势和不足，建立三大调解制度的协调机制对化解冲突、建设和谐社会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我国近年来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各自为政局面比较严重、行政调解萎缩、涉诉上访事件频繁发生的情况下，更应当加快建立“大调解”工作体系，以避免规则的冲突和保证程序的统一。在新的大调解格局中，由于领导机构统一部署、直接领导和协调，各部门开始形成一种合力，从以追求自身业绩和权力为中心转向注重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从原有的独立并行和相互竞争，转变为一体化的协调配合；同时，由于强调了各机构的“不错位、不越位、不缺位”，其各自的相对独立性也基本得到保障。这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从促进医疗纠纷的解决，客观上能够使社会公众及当事人从中受益。⑩

4 结语

目前，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还不完善、医疗保障机制还不健全，医患矛盾日趋激化的现状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行政调解制度作为一种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其所具有的高效率、专业化等优势使其成为了解决医疗纠纷的首选方式。而行政调解制度随着国家法治的不断进步，在立法和实践中不断的改革和完善，使其真正的适用于医疗纠纷的解决，对调和医患矛盾、建立和谐社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注释

① 邓新建.医疗纠纷出现新动向法律如何应对[N].法制日报,2007-07-24(8).

② 张虹.论医疗纠纷的调解制度[J].医学与社会,2006(1).

③ 姜柏生.医疗事故法律责任研究[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153.

④ 张杰.论医疗纠纷的调解机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8.

⑤ 金艳.行政调解的制度设计[J].行政法学研究,2005(2):78-84.

⑥ 舒广伟.现行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实证分析――以安徽省某市为例[J].安徽大学学报,2008(11):43.

⑦ 曹实.浅谈我国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制度[J].中国卫生法制,2010(5):58.

⑧ 赵云.也谈我国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机制[J].中国卫生法制,2010(2):55.

第4篇：医疗事故的处理方式范文

1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解决纠纷方式的缺陷

2002年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条例》)对医疗纠纷处理设计了3种模式:“医患双方协商解决”、“行政调解”和“诉讼”。《条例》实施已有7年,这3种解决方式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1 医患双方协商解决

2006―2008年,浦东新区涉及赔偿的医患纠纷共1 525起,其中1 283起(84.13%)由医患双方协商解决,但存在问题较多。① 患者及其家属往往医学、法律专业知识欠缺,或无法第一时间掌握病历资料,因此无法获得对等的协商地位。与医院进行协商时,院方往往不积极承认错误,甚至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与家属达成和解,常以抚慰金、补偿金的方式代替赔偿金。② 自行协商签署的协议法律效力不强,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由于医患双方协商的基础和动机不一致、不对称、不协调,造成毁约或重新向法院现象屡有发生。③ 协商的办法难以避免部分患方漫天要价。由于医疗机构和患者方的信息不对称,加上医疗机构在纠纷处理的某些环节上处置不当,导致矛盾激化,甚至发生“暴力维权”现象。医疗机构为避免医疗秩序被严重打乱,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这就易产生“大闹多给钱、小闹少给钱、不闹不给钱”实际效果,也造成类似纠纷不同医院赔偿额度相差数倍的弊病。④ 没有法定鉴定结论及有关部门的参与,即使与患者达成赔偿或补偿协议,医疗机构也担心国有资产流失。

1.2 行政调解

以专业化、高效率为特征的行政调解却日渐式微,未能达到制度设计者预期的目的。浦东新区1 525起涉及赔偿的医疗纠纷中,行政调解仅为11起,占0.72%。究其原因:①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法律定位不明确,行政调解的范围过窄。依据《条例》规定只能调解已经定性为医疗事故的赔偿争议;同时《条例》对调解机构的组成、性质、调解人员的选任、调解的具体规则和时限等重要程序均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关于行政调解中行政机关职责的规定,更没有当调解机构不履行调解职能时当事人救济如何解决的规定[1];加之行政调解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积极性不高。②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主体缺乏中立性,社会认同度较低[2]。根据国务院1994年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规定,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机构采取全方位的监督管理。这样卫生行政部门既是整个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机构,又是医疗机构的主办机构。这种“管办不分”的体制使得很多患者在与医疗机构发生纠纷时不愿意申请行政调解,其原因就在于认为卫生行政部门是医疗机构的上级,难以公正调解。在部门保护主义及行业本位主义的影响下,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纠纷裁决的公正性也确实令人质疑。根据依法行政的要求,政府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加强对医疗行业的监管,加强事前预防,而不是着重事后解决医患纠纷。③ 医疗机构对卫生行政部门参与处理医疗纠纷心存疑虑。一是发生医疗事故要接受处罚;二是根据2007年实施的《上海市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积分管理暂行办法》,即使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在执业行为中存在违规行为也有可能予以扣分处理,这样不仅影响扩大而且扣满一定分值将面临暂缓校验甚至注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风险。所以一些医疗机构宁可通过诉讼和私了也不愿通过卫生行政部门解决。

1.3 诉讼途径

浦东新区1 525起涉及赔偿的医疗纠纷中,经诉讼途径解决的有109起,占7.14%。诉讼途径解决医疗纠纷也面临诸多问题:① 诉讼成本高、周期长和刚性化,诉讼中医患关系往往进一步破坏,影响社会和谐。② 医患双方的隐私权得不到保障。③ 当诉讼不是被作为纠纷解决的最终途径,而是被普遍作为第一甚至唯一的选择时,纠纷解决的成本和效益凸现出来。国际上公认,裁判是一种很奢侈的纠纷解决方式。当基层纠纷得不到及时处理,当事人又不能接受司法处理结果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申诉、上访。近几年涉法涉诉的医患纠纷中部分无理缠诉者获得了额外利益;另一方面,在司法终局裁决之后,再增设行政性救济手段,不符国际公认的司法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屏障的法治原则,有损法律的权威性。

2 医疗责任保险化解医患纠纷的局限性

2002年,上海率先实行医疗事故责任保险制度,引入保险机制介入医患纠纷与医疗事故的处理工作。2007年8月,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保监会发出通知,为充分发挥医疗责任保险在化解医疗风险、保障医患双方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和促进医学科学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要求各级卫生、中医药管理部门和保险监管部门本着“积极探索、稳步推进”的原则,在全国推动医疗责任保险工作。充分依靠第三方化解医疗风险,减少医患纠纷,改善医疗执业环境。虽然医责险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几年实践来看,存在诸多问题。

2.1 医院没有真正从医疗纠纷中解脱

投保医疗责任险后,许多医院希望一旦发生医疗纠纷,患方只找保险公司理赔,不要找医院。事实上,大部分患者认为医院是发生医疗损害的责任人,即使医院参加了医疗责任保险,患者还是要到医院来讨说法,医院仍然无法摆脱面对患者质疑的局面。同时,繁琐的保险和理赔手续,使医院感到投保后的工作甚至多于医院自己单独处理医疗纠纷的工作。保险公司基于商业利益考虑,设置的网点和配备的专业人员数远不能满足医疗机构的需要;虽然保险条款规定,必要时保险人可以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对诉讼进行抗辩或者处理索赔事宜,但保险公司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调查处理,医院仍需花大量精力来协调,致使医院仍然未从医疗纠纷中解脱出来。

2.2 缺乏中立的医疗纠纷调解机构[3]

通过中立的医疗纠纷调解机构确定三方认可的赔偿金额,是医疗责任保险发挥作用的前提。发生医疗纠纷后,及时认定损害赔偿并使受害人从保险人处得到偿付,直接关系到医疗责任保险的实际运行效果。但从目前看,尚缺乏适合医疗责任保险运行需要的医疗纠纷调解机构。

2.3 保险公司并不是真正意义的第三方

在纠纷调解处理过程中,保险公司趋利性决定了它得不到患方的认可。医疗损害事件发生后,患者家属不愿与保险公司打交道,认为医院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单位。

3 第三方调解的困境

由于医疗纠纷的复杂性以及现有医疗纠纷处理途径的种种缺陷,人们纷纷探索第三方处理医疗纠纷的新途径。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等相关规定,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医疗或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调解处理医患纠纷,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浦东新区于2006年8月起成立了“浦东新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医调委)。3年来,医调委共接待来电、来访860人次,成功化解新区范围内棘手、复杂的医患纠纷240余起,签署了人民调解协议书173份,赔偿金额达800余万元,至今无一例反悔。人民调解作为解决医疗纠纷的重要补充途径,减轻了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以及医院的压力;同时,医调委在处理医患纠纷中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有效地维护了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3年来的工作实践证实,医调委为浦东新区的医患纠纷双方当事人,构筑了一个便捷的医患和谐绿色通道。当然,作为新生事物,在运作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3.1 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业调解队伍

在医患纠纷的人民调解工作中,人民调解员应是懂法律、医学知识的复合型人才,需要具备一定的调解经验和调解技巧。从体制和机制上确保建立一支长期稳定的高素质的调解员队伍,是推进人民调解方式、化解医患纠纷的关键。

3.2 办公经费的保障是基础

浦东新区医调委办公经费在政府财政中单独立项,办公经费充裕。但从全国各地的医调委运作情况来看,普遍办公经费不足。如全国影响较大的“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严重受制于办公经费不足。有些医调委的办公经费由保险公司或保险经纪公司提供,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了,其调解的公正性难免受影响。

3.3 缺乏统一的调解标准

由于人民调解采取“模糊”的处理方式,双方只是对于赔偿数额达成和解,没有对医疗事件进行鉴定和定性。在实际处理纠纷过程中主要依据纠纷具体诉求、医患双方情绪、社会背景以及维稳工作要求等进行调解,这客观上造成了调解工作弹性过大,只要医院认可,类似纠纷不同医疗机构赔偿额可相差数倍。调解结果与保险相关规定难以协调,增大了理赔的难度。

3.4 整合医疗责任保险处理工作

医调委的建立是对行业性人民调解工作一种积极有效的探索,它的存在是对医疗责任保险有益的补充。医调委化解纠纷所需资金主要由医疗机构提供,缺乏理赔资金的保障,有些纠纷错过了纠纷化解的最佳时机,在一定程度制约了化解效果和后期发展。医疗责任保险处理中心掌控理赔资金,但由于体制上的原因,理赔滞后,周期较长,其中立地位不被患方认可,这直接制约了医疗责任险的发展。医调委与医疗责任险处理中心两者需加强协调,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势,以常态的工作体制予以合作的保障,形成工作合力。

4 成立浦东新区医患纠纷调处中心

浦东新区的医患调处中心,是民办非企业性质的金融保险介入第三方调处医患矛盾的社团组织。2007年10月10日,卫生部召开例行新闻会指出:“各地通过建立第三方机构来调处医疗纠纷的办法是值得肯定的,卫生部也希望各地积极探索,化解目前在医疗过程中出现的医疗纠纷,以及一些造成医患双方都为难的问题。”

今年初,上海市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将全部医患纠纷纳入医患纠纷调解中心”的议案。2009年5月,由上海市处理突出矛盾与会议办公室会同市卫生局、市政法委和市金融办,联合开展“上海市医患矛盾第三方调解机制研究”,组成联合调研组,积极稳步推进第三方调解工作。

2009年6月4日,由上海市联席办公室领导带队到浦东新区进行“金融和保险介入的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调研,对于第三方调解机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浦东新区按照上级要求,经过前期调研论证,在浦东新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基础上,利用上海已实施多年的医疗事故责任保险制度,建立化解医患纠纷工作综合配套长效机制, 向新区发改委提出成立“浦东新区医患纠纷调处中心”的设想。

4.1 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

医患纠纷调处中心在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下积极预防、有效化解、妥善处置我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事故和医患纠纷,维护我区正常的医疗秩序和社会稳定,保护患者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浦东平安建设。

坚持思想教育与法治教育相结合,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对法律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相结合,调解疏导与依法处理相结合的原则。同时,按照“法要维护,事要解决”的总体指导思想,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妥善处理医疗事故和医患纠纷。

4.2 组织形式和服务范围

浦东新区医患纠纷调处中心为民办非企业性质、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非盈利性社会团体组织。由司法局和卫生局批准,经民政部门登记成立。“中心”所有事务的管理与监督由卫生局和司法局批准成立的理事会负责。业务范围:① 浦东新区医患纠纷调处中心负责受理浦东新区范围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事故和医患纠纷的调解处理和保险理赔。② 在浦东新区成立医疗行业联盟(一级、二级、三级医院均参加),负责向各医疗机构收取年度保费,并向保险公司集中投保。③ 承担医患纠纷的调查分析、调解及医患纠纷的预防宣教培训工作。④ 对于调解成功的案例,由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签署人民调解协议书,符合理赔条件的进行理赔。⑤ 所提供的服务一律不收费。

4.3 工作目标和特色优势

① 该组织是独立于政府、医院、自然人及司法组织外的第三方组织,浦东新区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发生的医患纠纷与事故的理赔均由该组织统一运作。这样既能将医患纠纷引出医疗机构,又将理赔标准相对统一,避免类似纠纷不同医疗机构赔偿额度差额过大的弊病。② 该组织的建立有利于政府及卫生行政部门客观、全面、真实地了解新区范围内发生的医患纠纷及医疗事故,做到早期干预、及时处理,避免矛盾升级。③ 医患纠纷调处中心由具有医学专业、法律知识的人民调解员和保险业人员组成,保证了调处纠纷的专业性。由于该组织权事一致,调查、理赔周期短,同时也有效解决理赔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等问题,是对现有医责险运行模式的完善和补充。调解成功后签署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较强的法律效力。

5 建议

以人民调解协会为设置单位,建立由保险公司托管的医疗纠纷专项基金。由浦东新区政府发文,制订《浦东新区医患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规定》,规范新区医患纠纷处理程序。2002年《条例》颁布以来,各级医疗机构均成立了病人服务中心或医疗纠纷接待处理办公室,对于赔偿金额较小的纠纷由医院处理,使中心能重点处理复杂疑难纠纷。但中心对医院处理的赔偿纠纷应加强指导和监管。

遵循社会互助共济、医患共同参与、医疗损害全覆盖、风险全解决的方针,建立医疗执业责任保险制度,设立医疗风险保险准备金。资金组成:① 各医疗机构根据业务总收入按一定比例缴纳保险费。② 医务人员自己缴纳的保险费(根据各单位医疗执业责任风险确定)。③ 新区政府为医务人员提供一定数量的补充医疗保险,新区政府从保稳基金拨出部分专款补充医疗风险准备金。各医疗机构缴纳保费在保险制度运行1年后,根据赔付情况调整缴纳保费的费率。

对于医疗意外等医疗风险可采取病人、政府、社会团体多渠道筹资,鼓励并推行医疗风险社会化分担的机制。医疗意外的发生率远高于航空、交通等其他行业,可仿效这些行业的做法分散和转移风险。

对于医疗事故,可以通过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购买医疗责任保险的方式转移,而纯粹的医疗意外可以通过患者购买意外保险的方式转移。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医疗意外保险现阶段适合采用低保费、低补偿、广覆盖的办法,让更多的投保者得到补偿[4]。建议用立法的形式制订《医疗意外基本保险条例》,根据门诊、住院、手术或按病种制订相应的保险金额、缴费标准和缴费方式,并实行强制保险。 患方因投保医疗意外伤害保险而获得了一定的经济补偿,但他们仍可以通过调处中心或向法院提讼请求判定医方依照公平责任原则分担一定的风险和责任。

在医疗事故及纠纷中往往存在着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竞合。当事人利用协商有可能规避卫生行政部门和检察机关对相关主体的责任追究,逃避法律制裁。有必要完善监管的环节,堵塞监管的漏洞。

政府的指导和扶持是调处中心成功运作的重要保障。① 通过立法保障第三方医疗援助机构的法律地位。② 完善我国医疗立法,解决医疗纠纷处理中的司法二元化的问题。③ 政府有关部门应规范第三方调处机构的工作程序。④ 政府为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提供经费保障。⑤ 政府为医疗机构执业和医疗纠纷调处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6 参考文献

[1]王伟杰.论医疗纠纷调解解决机制的构建[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9,25(5):337-339.

[2]舒广伟.现行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实证分析[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2(6):41-44.

[3]史丽波,杨爱荣,赵聪.医疗责任险对化解医患纠纷的作用分析[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9,22(2):19.

第5篇：医疗事故的处理方式范文

Brief Probe into ADR Mechanism of Medical Disputes in China

刘坤孟 LIU Kun-meng；项楠 XIANG Nan；沈宇超 SHEN Yu-chao；李瑞峰 LI Rui-feng

（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北京100029）

（College of Management，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029，China）

摘要： 医疗纠纷愈演愈烈，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减少“医闹”现象非常必要。文章通过探讨医疗纠纷ADR机制的合理与可行性，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上，对引入第三方介入医疗纠纷的调解协商机制、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非诉讼解决医疗纠纷机制及加快我国医事立法方面提出了建议，以此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Abstract: Medical disput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eries of effective ways to help resolve the medical-trouble phenomenon. The article has discussed the rational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n order to build a harmoniou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given on the following: introducting the third party intervention mediation consultation mechanism, improving the suitable ADR in china, speeding up the health care legislation in China.

关键词 ：医疗纠纷；非诉讼；ADR；合理构建

Key words: medical disputes；non-litigation；ADR；reasonable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R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5）20-0232-03

0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医疗纠纷数量呈现出增长趋势，医患矛盾冲突不断升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报告》显示，2002年到2012年，全国医疗纠纷案件在10年间增长了10倍，医院级别越高，发生的医疗纠纷就越多。根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的调查，全国73.33%的医院出现过患者及家属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的现象；59.63%的医院发生过因病人对治疗结果不满意，围攻、威胁院长的情况；76.67%的医院出现过患者及其家属在诊疗结束后拒绝出院，拒交医药费；61.48%的医院出现过因病人去世，病人家属在医院摆设花圈，设置灵堂等 “医闹”现象。[1]这些给医院施加压力的行为，严重妨碍了医疗秩序，造成了负面影响。类似恶性事件的发生说明，医疗纠纷需要妥善解决，探索合理的医疗纠纷解决方法十分必要。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我国解决医患纠纷的途径包括：协商解决、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和民事诉讼。但是这三种解决方式有许多弊端，处理效果不明显，无法满足目前医疗纠纷的现状。因此，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有必要探讨构建适合我国国情和实践的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ADR，培育一种具有正义、信任的程序机制，力求遏制暴力。

1ADR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含义与基本特征

ADR的概念起源于美国，是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英文缩写，是指一系列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协商、调解、仲裁是比较常见的三种方式。[2]

1.1 具有可选择性

医疗纠纷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其权利，自愿协商解决方式，协议处理纠纷，当事人选择何种ADR程序及是否同意协商处理完全出于当事人自己的意愿，中立第三人并不行使司法职权，当事人可以对医疗纠纷解决的方式、规范、程序和结果进行自主选择。ADR只是为当事人提供选择的可能性，而绝不是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处分权。

1.2 具有高效性和灵活性

ADR没有固定的形式和固定的程序，只要在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框架内，经由第三方介入或者医患双方彼此沟通，达成共识即可。ADR相对于复杂的诉讼程序，更高效简捷，其较大的灵活运用与交易的空间体现了解决机制在纠纷解决基准上的非法律化、非正式性特点。这样一来，ADR能有效地减轻司法部门压力，减少司法成本，同时也减少了医患双方解决医疗纠纷的成本，极大地提高了效率。

1.3 具有相对公平性

由于双方在医学专业知识、信息资源拥有量等方面的严重不对等，患方处于劣势，对于医疗纠纷真实情况以及医院应承担责任的判断都会存在偏差。ADR引入第三方的调节机构，可以由中立的医学以及法学等的专家对医疗纠纷做出较为公平并且科学的判断。中立的第三方在医疗纠纷中没有任何利害联系，能较为清醒客观地看待医疗纠纷，拿出相对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

1.4 具有平和性和互利性

ADR机制采取妥协和让步促进当事人达成共识，可以有效避免当事人之间的敌对与法庭剑拔弩张的氛围，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双方对话，整个解决过程较为平和。诉讼途径具有程序繁琐、高费用、耗时长等特点，而ADR不同于诉讼，可在这些方面节省双方解决医疗纠纷的成本；同时，最后的协商结果也是得到双方认可的，双方的利益均可得到维护。

1.5 具有社会效益性

众所周知，患方与院方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医疗纠纷发生时，双方剑拔弩张，均不肯轻易退让，有的选择诉讼，对簿公堂，有的选择“医闹”，而这些举动无疑都将双方推到了不信任的边缘。在这样“毁灭式”的处理之后，患方与院方很可能再次形成就诊与治疗的关系，不管是双方当事人本身，或是当事人周围的知情者，抑或是通过媒体得知这样事件的社会大众，心理与行为必会产生变化，也就出现了现在患者心存芥蒂，医生如履薄冰的状况。而ADR就能很好地改善这一情况，它在患方与院方之间搭建了一个隔离带，缓和双方的冲突，避免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能较好地维护院方的社会声誉以及保护患方的个人隐私，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社会效益好。

2我国建立医疗纠纷ADR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2.1 我国目前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效果并不理想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凡是阻碍医学的进步与发展，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的因素必须要得到解决。ADR机制能够妥善解决医疗纠纷，保障人民的健康权，促进我国卫生事业的福利性与公益性。面对当今愈演愈烈的医患矛盾冲突，政府有责任进行干预调控，以保证医疗卫生服务能为民众提供生命健康的保障。

2.2 ADR能够解决“诉讼爆炸”问题

ADR源于美国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当时处于“诉讼爆炸”时期，诉讼费用高昂、诉讼程序迟缓、医疗纠纷专业性和多发性决定了法院难以及时妥善处理这类纠纷。[3]我国医疗纠纷解决的现实情况也是如此，由于我国诉讼的自身特点与承载的社会功能等原因，当事人大多通过法院解决，造成法院难堪重负，使得诉讼效率变得低下，实践中医疗纠纷所显现出来的成本高、时间长、风险大、医患关系难以缓和的矛盾日益彰显。[4]因而在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中“把纠纷解决成本减少到最低并使得效果达到最佳”的ADR解决机制成为研究必要，建立非诉解决机制可分流大部分医疗纠纷。

2.3 ADR有助于解决我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与法律的冲突

由于法律规定与我国民众根深蒂固的意识认同、道德观、伦理观、价值观有部分冲突，会出现法院判决“合法却不合理”[5]的现象。而ADR可以让纠纷当事人按照双方都认同的规范解决纠纷而不是一定要按照法律。如此，纠纷解决结果就更容易被双方接受、互相认同，使双方诉讼的对抗性大大缓和，产生良好的处理效果。

2.4 ADR可以解决医疗纠纷中的专业性问题

医疗属于高度专业的技术领域，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医疗纠纷中具有专业知识的优势，患者与医疗人员的关系不对等，对医疗纠纷的性质和事实因果关系无法做出正确判断。ADR程序则可以根据医疗纠纷的专业性要求，灵活地吸收部分医学专家，让他们作为中立的第三方调解员或仲裁员来参与解决医疗纠纷，进行专业化的引导，充分发挥医学专家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同时在纠纷解决机构的人员组成中也规定固定比例的具有法律背景的人员来提供法学方面的指导和服务，医学背景人员和法律背景人员各司其职，既体现医学的专业性又保证法律的中立性，这必将有益于公平、有效、快捷地解决医疗纠纷，为医患双方当事人提供良好的沟通平台。

3我国医疗纠纷ADR解决机制构建的注意问题与完善

3.1 完善相关的立法工作

由于我国没有一部完善的医事立法，实践中出现了法律适用的“二元化”现象。对医疗事故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差错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适用《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 也就是说，对于处理医疗纠纷问题，我国的法律建设本身就存在亟待完善的地方，这在明确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侵权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赔偿标准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这也就导致了纠纷解决过程中问题的发生。目前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国家应早日出台一部较为完善的法律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我国现有法律中，对于解决医疗纠纷，只提供了双方协商，卫生行政部门调解以及民事诉讼这3种方式；其中在非诉讼途径中，双方协商对于双方不信任的医患双方往往难以成功；而由于卫生行政部门与医院之间的密切关系，卫生行政部门调节往往被认为是难以维持公平公正性的，所以也极少被选择[7]，这也要求国家在法律层面上拓宽非诉讼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从法律的高度引导民众选择多元化的非诉讼途径，并进行良好规范。

3.2 完善相关的民间第三方机构

要认识到，第三方机构在解决医疗纠纷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机构人员需要包括专业的医学人员以及法学人员，他们需要用专业的眼光，中立的态度去对待医疗纠纷，从而提出相对公平、科学的解决方案。所以，在机构设置、管理以及监督方面都需要相关政策予以引导以及规范，在宏观层面上搞好制度建设，在操作层面上规定好各类调解组织的工作规则和程序。同时还要推广多元化的机构建设，为大众提供更多的选择。例如在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医学会下设立调解机构，在法院附设诉前调解机构等等。

3.3 完善卫生行政部门的行政调解

卫生行政部门的调节是法律明文规定的解决医疗事故的非诉讼途径，但由于其公正性受到怀疑，鲜少有人选择。面对这一情况，应深化改革，卫生行政部门除调解医疗事故外增加其调解医疗纠纷的权利，并尝试在卫生行政部门下设专门的独立的医疗纠纷调解部门，吸收医学和法学的专业人士，并且建立监督机制，提高卫生行政部门调解的公信力。

3.4 完善仲裁机制

我国仲裁法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没有排除医患纠纷这种民事争议。目前，学界对于医疗纠纷特别是仲裁模式的选择上有两种主张：一是选择型仲裁，即医患双方在纠纷发生后既可以选择仲裁，也可以选择直接诉讼。二是必经型仲裁,即医患双方在纠纷发生后，必须先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此时仲裁不终局，当事人一方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来看，选择型仲裁是比较合理的，应有更为完善的法律的规定来约束并推广。

3.5 完善“大调解格局”的建立

近年来，我国很多省区市、地市和县市相继成立了一些医疗纠纷专业调解机构，人民调解、仲裁机构和社会组织也积极加入到医疗纠纷调解实践中来，人民法院十分重视诉前调解在解决医疗纠纷诉讼案中的重要作用，一个多元化的医疗纠纷“大调解格局”趋势正在形成。[8]

对于其建立与完善，具体来说，应该在充分发挥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作用的基础上，以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医疗纠纷专业调解机构为中心，兼采用仲裁调解等其他调解方式，辅以医疗责任保险作为纠纷解决的辅助机制，做好不同调解方式间的衔接与配合，做好调解与诉讼的“诉调对接”，为医疗纠纷的妥善解决提供可行的路径选择。[9]

参考文献：

[1]于真，傅晓明.浅论当前我国医疗纠纷的三种处理方式[J].医学信息，2010，23（7）：38.

[2]Fraser JJ and the Committee on Medical Liability.Technical report: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n medical malpractice[J].Pediatrics,2001,107(3):602-607.

[3]王安富，黄敏，李连宏.建立并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J].医院管理论坛，2009（3）:43-45.

[4]陈利华，郝容慧.浅谈医疗纠纷ADR[J].现代医院管理，2007（3）：10.

[5]蓝宇，刘瑾.在我国建构ADR机制的必要性及相关设想[J].西安外事学院学报，2006，2（3）：46.

[6]傅江丰.论合理构建医疗纠纷领域的ADR机制[D].大连海事大学，2013.

[7]胡海华.论我国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完善[J].中国医院管理，2008，09:62-64.

第6篇：医疗事故的处理方式范文

【关键词】 法治思维；调处机制；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党的十报告首次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出：要“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这些都给我们指出了明确的努力方向。本文就此作一探讨。

一、法治思维概述

所谓“法治思维”，指执政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原则、精神和逻辑进行分析、判断、推理、形成结论的思想认识过程。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礼治思维、德治思维相对应，因其充分体现法治内核，成为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政府最优的思维选择。我们必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让法治思维成为公仆思维定势，让法治精神成为公民赖以生存的空气和阳光，并成为我们的核心精神。

二、运用法治思维与方式化解矛盾纠纷的措施

根据近几年来对社会矛盾纠纷的统计分析，当前社会矛盾纠纷中，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山林土地纠纷、劳务劳资纠纷、征地拆迁纠纷、施工扰民纠纷较为突出。较之于传统纠纷，起因复杂，涉及面广，一般是群体性规模，处置难度大，对社会稳定产生的负面影响也较大。我们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纠纷的方式方法也必须与时俱进，面对新时期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纠纷，必须运用法治思维与方式，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各类矛盾纠纷。

1、推行四个对接，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格局

一是乡镇矛盾调处中心与村级调委会、民调中心户对接。变接访为巡访、走访，重心下移，主动出击，指导基层调委会和民调中心户开展工作；二是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对接。对可以和解的诉讼案件坚持调解优先原则，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尽可能营造和谐氛围；三是公安与司法行政优势互补，实行矛盾纠纷警司联调；四是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对接。建立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发展专业化、社会化调解人员，努力化解医疗纠纷、食品安全、交通事故、物业管理等方面的社会矛盾。

2、正确判断和分析社会矛盾纠纷的现状和性质，研究科学的处理方式和方法

正确认识和判断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现状，是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纠纷和把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前提。目前虽然有些矛盾纠纷的对抗性有所增强，但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没有改变，我们不能因为发生，甚至有过激行为的，就认为是对抗性矛盾。我们要把解决群众困难和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对矛盾纠纷的分析，了解他们的不满情绪，切忌对闹事和扯皮的群众简单地冠以“刁民”或者采取粗暴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们要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切的情感，理解和同情他们，疏导他们的不满情绪，通过讲道理和交心谈心的方法，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很多矛盾纠纷便可迎刃而解。

3、提高应对和依法解决矛盾纠纷的能力

借助当代各种信息化科技手段，建立和完善组织和管理机制，切实做到情况明了，信息畅通，努力把矛盾纠纷控制在源头，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防止矛盾纠纷的激化，寻求各种有利于群众情绪释放、利益表达的途径，降低矛盾纠纷发生的概率。要不断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形成有法可依，依法办事的社会氛围，进一步把防止和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逐步纳入法制轨道，使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各类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行为，都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使各种关系都处于一种有序的互动之中。

三、推动专业性调处机制向基层延伸，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在全力推进平安建设的大形势下，今后湖南省司法行政系统要从纵向、横向、环向着力构建人民调解工作全方位、立体型、全覆盖的大格局，确保人民调解为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发力。要进一步推动人民调解在预防民转刑案件、，化解积案、消除边界纠纷上实现功能深化；要抓拓展形成“横向”格局，完善“三调联动”机制，积极联合纠纷比较突出的职能部门建立专业性、行业性调委会，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医患纠纷、交通事故和林业、环保、国土等专业调委会建设，推动调解资源有效整合、调解力量整体联动、调解流程无缝对接，推动专业性调处机制向基层延伸，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如株洲市司法局顺应形势，积极探索组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推进行业性、专业性纠纷化解。这已成为该市创新社会管理的一张名片、一个品牌，得到了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

1、坚持三条原则抓机构

一是坚持政府主导，合力推进。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全市逐步形成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办和三调联动办牵头协调、行业主管部门具体组织、司法行政部门指导、相关部门参与的专业人民调解工作格局。如市委、市政府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纳入综治考核、文明城市创建和公立医院改革的重要内容，宏观上为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指明了方向。二是坚持突出重点，有序推进。坚持既突出重点领域、解决当务之急，又循序渐进、逐步推广。如针对消费领域纠纷每年超过1万起的情况，该局主动与市工商局、消费者协会协商沟通，建立了全市第一个行业人民调解组织――株洲市消费者协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又如2011年底，针对芦淞市场厂家、商家与劳动者、消费者之间纠纷日益增多的实际，成立了株洲市温州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创造性地将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延伸到非公经济领域。目前，该市的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已覆盖交通管理、医疗卫生、工商联、商会组织、物业管理等领域。三是坚持前期论证，审慎推进。鉴于有些行业纠纷成因复杂、调处专业性强的实际，该局坚持做好调研、论证等前期工作，充分考虑成立的必要性和运转的可行性。如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前，该局提请市政协作了专项调研，向市政府提交提案，引起了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先后两次赴外地考察学习。

2、抓好三个方面保运转

一是创新工作机制。根据不同行业领域的实际需要，不断创新工作理念、机制和方法，以确保调解工作的效果。在医疗纠纷调处机制中，特别加入了商业保险要素。实行由市卫生局动员组织城区内二级以上医院集中向保险公司投保，医院和医务人员共同承担保险费用，保险公司根据人民调解协议进行理赔。这不仅实现了医疗事故处理全市统筹，也分散医疗风险，减轻了医院负担。同时，为突出调解主体的第三方中立性质，市医疗纠纷调处中心的人员、经费、业务均由市司法局直接管理，场地也设在卫生部门之外，体现了调处的公平公正，赢得了当事人的信任。市交通事故民事赔偿纠纷调委会直接管理城市四区交通事故调处工作，一揽子解决了四区调委会的人头经费、业务培训等问题。株洲县独创性地建立了集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仲裁调解、司法调解和“快处快赔”中心于一体的交通事故调处超市。二是加强业务指导。一方面，参照村（居）人民调委会的要求，对专业领域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规范化管理，要求场所健全、设施完善，并且统一文书格式、案卷装订。另一方面，加强业务培训，对所有行业领域调解员实行调解员和首席调解员制度，由市司法局集中培训，统一持证挂牌上岗。如在开展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之前，组织市区内49家一级以上医院的医务科长或副院长进行集中培训，组织7名专职调解员进行专门培训，为工作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三是强化工作保障。按照谁受益、谁设立，谁设立、谁保障的原则，解决专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员、经费和办公场地问题。市消费者协会、工商联、温州商会、交警队、物管协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其人员、工资、办公经费和场地全部由设立单位提供和管理。在此基础上，人员方面，该局专门设立法学、医学等专家库，以满足专业领域调解工作的需要；经费方面，建立行业主管部门、相关部门、财政部门多渠道筹集的经费保障机制；政策方面，为规范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以市政府的名义制定下发了《株洲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对医疗纠纷的预防、处置、调解和理赔等操作程序和措施作出了明确规定。

3、发挥三大作用显成效

一是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市医疗纠纷调处中心自2011年元月底成立以来，共调处1万元以上的医疗纠纷82起，调解成功率95%。成立前，市区内医闹事件、医疗纠纷上访事件经常出现；成立后，没有发生一起医疗纠纷群体性闹事、群体性上访和越级上访事件。市道路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偿人民调解机制于2010年底建立以来，共调处成功2019起，成功率95.5%，涉案金额7550万元，其中最高赔偿额达60万元，涉及死亡赔偿176件，调解协议全部履行，无一起调后。二是保障了群众合法权益。通过专业调解，方便快捷地解决了群众的合理诉求，化解了群众多年的积怨，有效地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2012年7月4日，市医调中心成功调处了唐某与市某医院因手术引发的医疗纠纷，唐某坚持了10年零3个月的诉求得到实现，陈年积案得到圆满化解。三是促进了行业健康发展。通过开展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一些重点行业部门的纠纷得到及时有效化解，得以把主要精力放在自身业务工作上，促进了部门事业的健康发展。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开展以来，因医疗事故纠纷引发的医院堵门、闹事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有效地优化了医疗卫生环境。

【作者简介】

谌红蕾，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保卫处处长，高级实验师.

第7篇：医疗事故的处理方式范文

医院新闻档案是有关医院的新闻媒体宣传报道的历史记录，它记录着医院各个时期医疗技术、设备、环境、人才、医院文化建设等多方面发展状况，准确生动地反映着医院当时的发展面貌，同时又具有指导医院未来工作的参考价值。

1.1医院新闻档案的史料价值

在电视、报纸、广播及网络等新闻媒体中，有关医院的所有视频、图片和文字资料都会被收集到新闻档案中，而这些资料所反映的大都是医院重要的建设发展情况或者重大医疗事故或社会事件。医院通过新闻档案的形式把这些资料保存起来，对于医院历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2医院新闻档案对医院未来工作的借鉴价值

在中央党校讲话称，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而“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医院新闻档案即是医院的历史记录,又是医院在规划发展战略时的关键参考资料。以医疗纠纷类的新闻事件为例，医疗行为在医患双方的理解和预期上存在差距，医患纠纷不可避免，尤其当前医患关系紧张，一些医疗纠纷、医疗事故的报道很容易触发社会广泛关注，不正确、不妥当的处理方式，导致了医患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因此，医院在处理此类问题时需要广泛借鉴历史，借鉴其他医院的各类经验，而管理良好的新闻档案可以为此提供充足全面的资料，若对新闻档案进行有效的统计分析，还可以比较出各种处理方式的效果评价，进而更加清晰地为医院决策提供参考。

2医院新闻档案管理创新现状

2.1管理意识薄弱

医疗、科研是医院工作的核心内容，提高医疗技术水平是医院管理的主要关注点，加之目前医院间竞争激烈，医院管理层很少对档案管理，尤其是新闻类档案的管理予以足够重视，甚至认为新闻档案管理工作可有可无，使得新闻档案利用率不高，没有专人负责，失去了连续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医院对新闻档案管理的总体把控缺失，新闻档案资料分散在各个科室或部门，没有形成集中管理的模式，严重影响档案的查找和利用。

2.2缺乏现代化手段

目前，HIS即医院管理信息系统可以对医院的人流、物流、财流进行综合管理，为医院整体运行提供全面、自动化的管理服务。医院已经步入HIS时代，基于网络、计算机的新闻档案管理概念应运而生。但是多数档案人员对电子档案的操作、存贮、统计分析及信息安全管理等操作还不够专业。计算机往往只能作为存储、检索工具使用，许多功能和特点尚未被开发利用。

2.3新闻归档范围处理不当

医院新闻档案的内容涉及广泛，既应该有医院建设发展重要成就的新闻报道，也要包涵对缺点问题的报道；既应该关注医院自身的所有新闻，还要对其他医疗单位甚至医疗行业的所有新闻动态有所涵盖。但是当前多数医院的新闻档案缺少科学管理方法，归档时很难确定适当的范围，只进行“原始”保存，这样就对查阅、统计分析等工作造成了极大不便。

2.4新闻档案管理队伍不稳定

目前医院的新闻档案管理员往往身兼多职，从事新闻档案管理工作的时间有限，且多数人员是从医疗、护理等岗位调来，不熟悉档案管理专业知识，因此，新闻档案管理人员队伍表现为档案专业人员少、缺乏基本理论和知识技能，档案管理工作效率和质量低。另一方面，新闻档案管理人员进修学习的机会少，观念和专业水平跟不上发展要求。

2.5新闻档案资料开发利用不够深入

由于重视度不足，缺乏现代化管理手段及档案管理人员业务水平有限，多数医院对新闻档案的开发利用度不高，使新闻档案的价值实现受到了极大限制。

3加强医院新闻档案管理创新工作的对策

3.1健全医院新闻档案管理机制

建立科学的新闻档案管理体系，由专人专职负责，有明确的归属部门，有分管院领导监督指导，具有组织监督各临床科室及行政部门新闻档案的职权，此外，还需进一步完善新闻档案管理制度。医院新闻档案管理涉及收集、整理、编目、鉴定、保管、统计、检索及提取利用等内容。新闻档案收集是工作的起点，是管理的基础，档案收集范围不单包括本院各个科室及部门的报纸、电视、广播及网络等各类媒体途径的新闻类资料，还需时时抓取各种媒体中医疗行业相关的重大新闻资料，对此类新闻媒体动态需做到每日关注，发现相关新闻及时采集并分类整理编目、保存，其中注意做到对同一事件的完整追踪收集并集中存档，以便提取分析。新闻档案管理部门应根据医院发展趋势，对档案材料严格把关，认真鉴别并科学归档，一旦发现遗失，及时查找补救，确保档案信息的齐全、完整。

3.2医院新闻档案管理与信息化结合

引进现代化设备和管理技术，应用计算机进行新闻档案的收集、整理、保存等管理工作。医院新闻档案管理部门应立足实际，创造条件，将全院各科室及部门的新闻类档案统一管理，扩建成为医院新闻档案信息中心，并在医院内网平台上开发与之匹配的管理软件，形成医院新闻档案信息管理网络。将每日收集到的重要新闻消息以摘要的形式报送给医院内网客户端。如有重大新闻，则以弹窗的形式通报，以引起关注，提高办公效率，方便阅读。在完善保密条件的前提下，实现新闻资源共享。同时建立一整套可靠安全的检索系统尤为重要，方便使用者查找、阅读。其次，新闻档案管理人员应定期对新闻进行分析统计，对医院各科室的新闻报道频度及社会评价指数等进行统计，并向主管部门及院领导汇报，以方便领导在制定科室发展战略时提供参考。

3.3增强医院新闻档案管理意识

第8篇：医疗事故的处理方式范文

关键词：药学服务 实施的量化指标 完善机制方法

初探药学服务实施的量化考核指标的建立，是对目前药学服务领域的发现存在的问题，通过问题探究其本质，是否存在不良现象和不足，及时发现问题，通过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尽快完善药学服务机制，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客观存在的问题，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体制下的阻碍，确保当今国家药物服务行业内制定量化指标，通过调查研究，把握宏观方向，实施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问题，国际社会也在在方面进行改革和突破，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家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与人们群众息息相关的健康保障问题，确保药学服务实施的量化指标的调查和研究务必是对现实施的方法和措施进行数据整理和研究，推动国家医药卫生系统的健康发展，和完善体制的方法：以药学服务实施主体的思想素质与专业技能为标准建立量化考核指标。结果：通过对药学服务实施量化，可以规范药学服务秩序，促进药学服务质量提升及工作效率的提高。结论：药学服务考核指标量化对于促进药学服务的科学化管理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一、药学服务实施的现状

目前，国家医药系统进行着各项改革措施，成绩显著。但也存在着与发达国家在药学服务领域存在差距，而自身也存在忽略着显而易见的问题。针对国家医药系统出现的现状在药学服务实施中通过文献查询和综合分析的方法，我国在医学服务的开展中受到认识因素、制度因数和人才因数的制约。需要加强认识，配套制度，改革现有人才的培养模式和选拨机制以此推进我国药学系统的健康发展，医学服务是现代药学发展的新目标，新领域，为保障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提供了健康的保证基础。也是当今未来我国医疗卫生系统事业建设的新局面，这是实施量化指标的新措施、新方法的有效验证。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利益的发展，还要靠基本的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无一例外的造就了当今社会必须完善医疗卫生系统在全社会积极的建设，才可以保一方平安，这是社会基础建设，关乎着人们群众的健康切身利益，把关注社会人群健康纳入社会医疗系统中必须是具有社会和谐发展的督促作用。

目前，药学服务的体系中，国际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有了完善的药学服务的概念和体系。并且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规定，这些规定不仅使得药学服务在管理和运营上逐步达到最佳状态，在着这个阶段上也在要求行业内部人员掌握和了解其中的法律和机制。然而，我国也在不断的建立其具有前瞻性的药学服务体系，逐步和世界发达国家接轨，填补其中占领全国药学体系的空白，国家积极建立的药学服务实施的量化指标也在其中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目前国家药学服务还存在的不足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重视，在此，药学服务体系的形成主要是医院场所，提供的医院药房进行着仍是简单的制剂、处方调配、发处方药等相关工作，这种形式存在传统、封闭、被动的局面，而且医院当中的医护人员缺乏在药学服务上的与病人及家属的沟通交流，这种沟通和交流的缺失，会造成众多的阻碍和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开错药，药物说明不正确、药品错拿，都会将来造成严重的后果，不仅仅医院要承担不可挽回的错误，也许，因此一个一个小的错误严重的情况下将是对生命的蔑视，早晨患者意外、医疗事故的发生都是在简简单单的事情上发生，所造成的不可挽回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国家在医疗系统中，通过调查和研究药学服务方面的数据整理，实施量化指标是科学有效的避免更多医疗事故的发生，缓和在医患关心当中出现的不和谐的声音和事假发生，在此，某医院在一次为病人开处方药时，无意中拿错了药物并未进行说明，造成了患者死亡的案列，在这次医疗事故中，虽然仅仅是一件医疗事故，但是却警醒着更多的医疗系统中医生和患者们时刻要注意的问题。这是药学服务当中缺乏与患者的沟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过。这是药学服务当中缺乏行业敬业精神、缺乏认认真真的工作作风、缺乏对药品管理和掌握信息的知识贮备、缺乏正确完整的药学管理形式、缺乏药学服务的完善体制。

社会当中社会药房也是提供药学服务的重要机构，在国外的药学服务当中，社会药房也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的医改也在逐步推行下去，社会药房将成为未来提供药学服务的主要场所，民众需要的药物及治疗越来越与社会药房关系越来越近，但是，也存在着不足，这种不足使得医改逐步靠近社会药学服务，但是机制还不完善，管理缺乏，药品监督缺乏，仅仅是销售缺乏对药学服务的重视程度，缺乏对药学服务认识的深度和对药品管理的广度。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众使用药品的质量和安全保障。

二、药学服务实施的量化指标

药学服务实施的量化指标不仅仅是简单的形式化，更是逐步完善药学服务当中所出现的弊端和问题，把我医学服务在医院和患者面前所要达到的公开、透明的处理方式，三者关系是并不可分的，需要同时积极应对其中出现的问题，并采取一种科学有效的解决问题模式。

药学服务与整个医疗保健系统紧密相关，无论何种医疗服务基本都需要药学服务的参与，以实现医疗目标。同时药学服务关系患者的生命安全，因此对药师的个人综合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药师能够合理、经济用药，确保用药的安全性及有效性，以促进整个医疗质量和公众生活质量的提升。因此，需要对药师药学服务进行量化考核，以考核为杠杆促进其综合素质提升。考核的要素应主要锁定在政治思想素质、

1 保持高度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素质包括职业道德、政治学习、执行规章制度等，以此三方面为评判要素，满分设置150分，每项50分，按照政治学习的参与热情、规章制度的遵守和落实状况及职业道德的客户反应情况给予考核评价，对于不按时参与政治学习，无故不到的给予10分分值扣除处理，对于各项规章制度不遵守、不落实的，根据情况给予10分及以上扣罚处理，对于客户投诉的，1次扣罚10分，2次30分，被投诉超过3次，本项全部得分，以最终得分反应整体的政治思想素质状况、优质的鼓舞工作成绩量化考核指标、勤勤恳恳认认真真的工作作风。

2 优质的服务工作成绩量化考核指标：工作成绩的量化考核指标主要有工作数量、工作质量以及业绩效益等，分值设置150分，每项50分，工作数量方面低于同岗位平均水平，20%的扣除10分，低于30%的扣除30分；工作质量方面有过1次差错与过失，遭客户投诉，扣除10分，2次扣除20分，3次扣除30分，4次以上，此项分数全部扣除；工作业绩低于同岗位平均水平，低于80%的扣除10分，低于70%的扣除30分，最终分值作为其工作成绩的考核评价结果，长期工作业绩低于70%，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调岗或者辞退处理。

3 勤勤恳恳认认真真的工作作风。工作态度主要包括劳动纪律、安全规章制度以及着装上岗等，分值设置250分，对于工作中有迟到、早退、脱岗等行为的给予10到20分的扣罚，对于安全制度落实不到位及因个人因素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的给予10分及不计分惩罚，同时上班时间的着装情况也作为量化考核的一个指标，员工不着装上岗给予10分扣罚，服务态度是否热情有耐心，对于拒绝回答客户询问的1次扣罚10分，被客户投诉1次扣罚20分，与患者争吵或者解释不到位导致安全事故的，扣除全部本项得分。同时按科室标准，卫生检查不合格1次扣除10分。有效地管理和服务模式，在医院用药和患者使用药物方面加大对其监督和管理要求。

通过上述对于药学服务当中出现的量化指标各大医院或者社会药学服务系统的实施情况通过调查和研究，普遍采用的监督机制较为不错，并通过更为严格的考核方法，逐步呈现了在各大医院和药学服务系统当中出现了较为良好的局面，这种局面主要体现在了医院与患者的关系，药学服务人员与病人及家属的关系，社会医学服务改革和推进，在这些方面，医院积极配合量化指标的实施，通过对上述方法的运用达到了医院秉承治病救人的理念，完善在药物服务上的管理机制，加大对药剂师服务人员的知识贮备要求和勤勤恳恳认认真真的工作作风，用实际的优质服务工作成绩显现了在药学服务实施的量化指标上的过程形式和满意的结果。

在此次的药学服务实施的量化指标调查和研究之后，其中不乏出现了一部分小的问题存在，但是，通过对其进行科学方案的研究和处理，达到了药学服务的推进工作。完善了药学服务的体制。

参考资料：

《药学服务技术》 王云庆 化学工业出版社

第9篇：医疗事故的处理方式范文

医疗纠纷频发，化解渠道乏力

近年来，以医疗纠纷为主的医患矛盾日益严重。中国医师协会对全国114家医院调查发现，平均每年每家医院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打砸医院事件5.4起，打伤医生5人。

据介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我国法定的医疗纠纷处理主要有三种途径，但它们在实际操作中都存在缺陷：一是“私了”，即由医院与患者家属自行协商解决，但由于医患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他们往往难以达成协议，最终患者只能通过“闹”来解决问题；二是通过医学会等组织进行鉴定解决，患者通常认为医院是卫生部门的下属单位，医疗鉴定的公正性受到质疑；三是法律解决，由于诉讼成本高、时间长等因素，医患双方都难以承受，同时受理案件的法官等司法人员很少具备医学知识，其审理案件也有一定难度，判罚结果的公正性也会受到质疑。

除了法定处理方式，我国各省市处理医疗纠纷还有医疗责任险、仲裁、民间调解等方式，但这些方式也都存在着缺乏公正、加重患者负担等弊端。

人民调解：化解医疗纠纷的新渠道?

业内人士认为，在上述情况下，应该有一个既懂得专业知识又超脱于医疗机构的“中立”的调解机构，这样才能保证医疗纠纷处理的合情、合理、合法。山西省医调会应运而生。

山西省医调会的业务指导单位是山西省司法厅和基层人民法院，受山西省科协的下属单位山西心理卫生协会领导，由包括医学专家、律师、媒体工作者等在内的50余人组成。法律事务部主任闫强介绍说，当发生医疗意外时，医疗机构或患者可向省医调会提出申请，省医调会受理申请立案，按照规程进行医学技术评估、法律援助、调解工作，督促医患双方达成并履行协议。若调解不成，再由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最终结果以卫生行政部门调解或判决为准。

山西省医调会负责人说，医调会与其他调解途径存在三个不同之处，这保证了其公平公正性。一是独立于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之外，且不向医疗机构和患者收取任何调解费用；二是在我国没有《纠纷调解法》的背景下，使《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协议书》有了法律效力；三是其调解调查人员皆为医疗系统的离退休专家、具备医学知识的法律专家以及媒体工作者，不仅具备专业知识而且超脱于纠纷中的各利益团体，同时还将自身工作置于社会监督之下。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山西省医调会运行以来，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得到当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医院及患者的一致认可。

首先是切实解决了部分医疗纠纷。截至目前，山西省医调会已受理了120余件医疗纠纷案件，其中成功调解13起，正在调解中的有36起，已经调解的案件经多次回访无反复迹象。

其次，有效预防了医疗纠纷的发生。医调会在处理纠纷的同时，还就调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向医疗机构进行善意反馈，一些医疗机构由此加强管理，避免了医疗纠纷的发生。医调会成立不到2个月的时候，就向受调解医院提出改进医疗行为、避免医疗纠纷的合理化建议30余条，有针对性地为医院撰写了预防医疗纠纷及相关法律知识的稿件。

化解医疗纠纷亟待谋求治本之道

记者在采访中同时了解到，虽然山西省医调会在化解医患矛盾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但其发展还面临两大困难，即经费和政府支持问题。

由于不收取任何费用，目前机构经费主要由保险公司提供和自筹解决，这一方面制约了正常调解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也使部分人对调解的公正性产生怀疑；此外，虽然政府有关部门对医调会的工作表示认可，但实际的支持措施却很少。

事实上，在当前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今天，不管采取何种化解方式，医疗纠纷仍然在频繁地发生着。有关专家认为，要杜绝医疗纠纷的发生，在创新化解途径的同时，还应当谋求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