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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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范文

蔡　勤

章正林

乔春福

第2篇：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范文

摘要：目的通过对某三级医院医疗纠纷发生的特点及原因进行分析，提出防范和解决医疗纠纷的措施。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法，收集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2012年1月-2016年12月间发生的59起医疗纠纷案例，分析其发生特点及原因。结果医疗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患者对诊疗效果不满意，误诊、漏诊，沟通不当以及患者过度维权等因素。结论通过深化医疗体制改革，不断完善法制建设，加强医院医疗质量管理，提升医疗技术水平，加强医患沟通，同时建立以第三方调解为主体，法律讼诉和医患双方协商为补充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是降低医疗纠纷发生，妥善处理医疗纠纷，合理、合法维护医患双方权益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医疗纠纷；防范；处理

近年来，我国医患关系紧张的情况日趋凸显，据相关文献报导2014年全国医疗纠纷发生约11.5万起[1]，这一现象已经成为影响医学科学发展、维护群众健康权益和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一大障碍。如何加强医院管理，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医疗技术水平，预防医疗纠纷的发生，妥善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亟待解决的难题，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资料来源于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2012年1月-2016年12月所发生的医疗纠纷，共59起。其中男性33例（55.9%），女性26例（44.1%）；门诊10例（16.9%），住院49例（83.1%）；手术7例（11.9%），非手术52例（88.1%）。

1.2方法

对所涉及的医疗纠纷案例，对患者年龄、纠纷发生的年份、导致医疗纠纷的因素以及纠纷所采取的解决途径等因素，通过Excel进行统计、分类和汇总[2]。

2结果

2.1年龄分布

59例医疗纠纷中患者年龄<20岁3例（5.1%），20～40岁12例（20.3%），41～60岁21例（35.6%），61～80岁19例（32.2%），>80岁4例（6.8%）。

2.2医疗纠纷发生时间

2012年8例（13.6%），2013年9例（15.3%），2014年16例（27.1%），2015年14例（23.7%），2016年12例（20.3%）。

2.3医疗纠纷原因分布

医疗纠纷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对诊疗效果不满意（40.7%），误诊、漏诊(13.6%)，沟通不当（10.2%），患者因素（8.5%）等。

2.4医疗纠纷解决方式

双方协商解决14例（23.7%），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35例（59.3%），民事诉讼10例（17.0%）。

3讨论

3.1医疗纠纷的患者年龄分布统计结果显示，发生医疗纠纷的患者在21～40岁和41～60岁这2个年龄段比较常见。分析其原因主要为，青壮年患者是社会和家庭的中坚力量，承担着较为沉重的社会压力、工作负荷和家庭责任，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发病特点往往是突然而且危重，一旦疾病的预后与家属的预期不一致，患者家属很难接受，情绪激动，容易引发医疗纠纷。而老年患者身体机能减退，病情相对复杂，合并基础疾病较多，一旦病情恶化进展迅速，预后较差，并发症、致残率和病死率较高。而且住院期间的检查、治疗以及用药等医疗行为较多，容易在工作环节上出现疏漏，引发医疗纠纷[3]。

3.2医疗纠纷发生的年份分布

2014年医疗纠纷的数量增加，2015-2016年医疗纠纷发生情况趋于稳定。从客观因素分析，自2014年开始医院在管理模式和绩效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医疗服务数量明显增加，医护人员的工作负荷加大，发生医疗纠纷的几率增加。2015年开始趋于稳定，说明医院此后加强医疗质量管理，规范诊疗，改善服务等工作取得一定的效果。

3.3医疗纠纷的原因分布

诊疗效果不满意，误诊、漏诊，沟通不当，作为引发医疗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4]。反映出医院医疗质量管理、医疗技术水平以及医疗服务质量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部分医疗纠纷并非其中一种原因产生，而是两种或者多种因素造成的。

3.4医疗纠纷解决途径分布

根据数据统计，医疗纠纷通过第三方调解的比例为59.3%，医患双方协商解决的方式为第二位，法律诉讼的比例最少。2009年1月天津市在全国率先颁布了《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成立了“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全市公立医院推行医疗责任保险[5]。患者诉求超过1万元，医院无权与患者协商解决，患者可以选择第三方调解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对于第三方调解的解决方式，得到了医患双方的认可，因此大部分医疗纠纷选择此方式进行调解，反映出我市医疗纠纷解决逐渐规范化、法制化。

4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分析

2015年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超三成医师每周工作超60h以上，超半数医师受到过身体或语言上的伤害，64.48%的医师不希望自己的子女继续从医[6]。医生对工作压力、工作环境和氛围、社会舆论导向普遍感到失望，年轻医务人员流失严重，医学院校的优质生源比例下降。医疗纠纷成为阻碍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分析医疗纠纷的产生原因主要为医方因素、患者因素以及社会环境等三方面因素。

4.1医方因素

4.1.1医院质量与安全管理不到位

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是医院发展的基石，是保证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的重要基础，是有效预防和降低医疗纠纷发生的重要手段。然而在一段时期内医疗服务被推向市场化，医院公益性角色缺失，在逐利性的驱使下，医院放松对质量和安全的监管。随着一批批新技术、新项目的开展，医院规模不断扩张，而医院缺失的是赖以生存的质量和安全，必然引发医疗问题的出现。

4.1.2医务人员医疗技术水平和能力欠缺

由于医院在人才培养和继续教育等方面的忽视，医务人员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和习惯，特别是处于临床一线的中低级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水平不能满足临床工作的需要和患者的需求，导致医疗质量下降、医疗差错和事故的出现。

4.1.3人文关怀的欠缺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患者心理需求成为医学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部分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出现责任心不足、缺乏沟通技巧、缺乏心理疏导等现象。医患之间缺乏交流，没有建立相互信任的医患关系，一旦患者病情发生变化或出现意外时，患者及家属往往不理解，会使紧张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导致医疗纠纷的发生。

4.1.4医院缺乏危机意识

在医疗纠纷的处理上，医院缺乏危机意识，造成医疗纠纷的升级。在医疗纠纷的发生初期，由于医院缺乏危机意识以及规范的处理流程，如对患者医疗事件信息的不透明，对于提供病历资料的不及时，以及处理问题的简单化，往往会激化矛盾，使医疗纠纷升级。

4.2患方因素

4.2.1对医疗结果的期望值较高

由于医学是一门经验性科学，具有特殊性和专业性，造成患者对疾病的认知不足，对医疗结果的期望值较高，一旦出现不良结果，往往不会考虑在医疗过程中医务人员的付出，对结果提出质疑，引发医疗纠纷。

4.2.2过度维权

民众的法制观念越来越强，患者的维权意识逐渐提高，但由于其对医学知识认知水平的限制以及对于法律法规理解的片面性，容易产生过度维权现象。对属于正常并发症或在医疗过程中存在的瑕疵，主观认为是医疗事故，将问题复杂化甚至采取极端的维权手段，激化了医患矛盾，使医患关系更加紧张[7]。

4.3社会因素

4.3.1制度因素

由于在一段时期内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上缺乏总体规划和明确的定位，医疗卫生行业被逐渐推向市场化，各级医疗机构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通过提高服务数量，开展新技术，增加收入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在逐利思维的推动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缺失，引发了“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现象，加深了医患矛盾。

4.3.2社会舆论影响

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各种媒介为群众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但是由于部分媒体追逐热点效应，在没有调查核实的情况下不客观的报道，加深了医患双方的不信任，成为激化医患矛盾的的催化剂。

5医疗纠纷的防范和处理

5.1协同推进医疗体制改革

目前，我国公立医院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应该重点加强“医疗、医药、医保联动改革”的联动机制，明确对公立医疗机构的补偿和投入机制。政府应该承担起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使医院回归公益性，真正承担起医疗、教学、科研、预防等职能，为公众提供优质、安全、便捷的医疗服务[8]。

5.2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

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民事诉证据的若干规定》、《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各项法律法规，其目的是规范医疗侵权诉讼的法律适用。但是由于部分法条内容的矛盾，以及法律释义的不明确，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一定的困惑。比如对于医疗侵权责任的认定，就存在着司法鉴定和医疗事故鉴定两种途径并存，而其鉴定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对于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的维护起到重要的影响。因此对于医疗纠纷案件的相关法律规范和法律适用等需要进一步地完善和明确。同时要加强全社会的普法教育，通过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转变公众的医学认知，合理依法维护自身的权利。

5.3正确引导媒体客观公正的报道和社会舆论的理性关注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公众可以通过各种媒介获取大量的信息。媒体的舆论引导在社会关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既可以促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弘扬正气，同时又可以使本已紧张的医患关系更加复杂。因此要发挥媒体的积极作用，强调媒体的社会责任，做到客观、公正、全面、理性的报道[8]。

5.4加强医院医疗质量管理，提高医疗质量，保证患者安全

5.4.1建立和完善医院各项规章制度

医院要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规范服务流程，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在医疗活动中严格落实各项核心制度、诊疗规范和指南，为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经济、便捷的医疗服务，这是预防医疗纠纷的前提和基础[9]。

5.4.2加强对医生的培训和考核

医院应该建立以医疗质量为核心的绩效考核体系，强化质量和安全意识。加强对各级医生的培训，培训内容应该包括法律法规、沟通技巧、医德医风、专业基础理论和技能、医学新进展等内容。制订相应的考核制度，定期对培训内容进行考核，将考核结果与医务人员的绩效等级、职称、人才选拔等相挂钩，提高医务人员主动学习的意识。通过培训与考核，提升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水平和主动服务的意识。

5.4.3建立合理医患沟通制度，提高患者满意度

良好的医患沟通不仅能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增强患者对医生的信任，而且还能疏导患者的心理问题，有利于病情的转归。医院应完善合理的医患沟通制度并加以培训学习，增强医务人员的沟通意识，提高沟通能力。在医疗活动中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对于患者的诊断治疗过程、医疗方案、替代方案、医疗费用、可能出现的风险等内容，要及时进行告知，让患者充分理解并做出决定。通过医院网站、问卷调查等形式，搭建医患交流平台，提供畅通的沟通渠道加强医患沟通。通过医患双方的交流与互动，提高患者对医院服务的满意度[10]。同时通过医患交流，提高患者对医疗常识的了解，对疾病的诊断、治疗和转归有一个理性的认识，降低诊疗期望值，有利于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11]。

5.4.4建立风险预警机制，规范医疗纠纷处理流程

在日常管理中运用科学的质量管理工具，主动发现医疗环节中存在的医疗风险因素，进行质量持续改进，降低医疗风险的发生率。对于出现的医疗纠纷，要制订规范的工作流程，对于接待、沟通、病历资料封存、患者权利告知等重要环节严格按照流程执行，使医疗纠纷的处理规范化。

5.5完善医疗纠纷的处理机制

目前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主要为第三方调解、法律诉讼、医患双方协商。2009年我市成立了“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并在全市公立医院推行医疗责任保险。通过7年多的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据统计我市50%左右的医疗纠纷案例通过“医调委”调解解决。这种调解方式的优点是省时、省力、省钱，快速解决医疗纠纷。虽然在对纠纷结论的判定上存在一定的模糊，但是对于化解医患矛盾，减轻医患双方的对立情绪，减少医疗恶性事件的发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建立一种以第三方调解为主体，法律讼诉和医患双方在一定范围内自行协商为补充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是妥善处理医疗纠纷，合理、合法维护医患双方权益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韩璐，甘贝贝.医患关系，我们将持续关注[N].健康报，2015-03-06（2）.

[2]周英丽，冯利，张少君，等.440例医疗纠纷案例回顾调查分析及防范对策探讨[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6，29(3)：397-400.

[3]刘晴，许苹，李世东，等.军队某三甲医院医疗纠纷发生特点及对策[J].医院管理杂志，2016，23(53)：415－417.

[4]林雪玉，李雯.1552例医疗纠纷调查分析[J].中国医院，2015，19(2)：61-62.

[5]郑雪倩，高树宽，王将军，等.我国部分地区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调查分析[J].中国医院，2012，16(7)：67-68.

[6]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EB/OL].

[7]叶传禹，周媛.基于危机管理理论的医疗纠纷沟通改善[J].医院管理杂志，2016，23(6)：513-515.

[8]刘硕，罗欣，杨敦干.多维视角下医患关系内涵与对策分析[J].中国医院管理，2016，26(8)：67-68.

[9]杨国平，陈蓓，胡影萍.273例医疗纠纷原因分析[J].医院管理杂志，2014，21(7)：612-614.

[10]闫保华，杨峰，王学明，等.医患信息交互台在预防医疗纠纷中的应用[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12，28(6)：432-433.

第3篇：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范文

崇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第三方调解介入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建设，并就此进行了多次调研。2010年7月，县政府发文成立了崇阳县医疗纠纷人民调解领导小组，由副县长任组长，综治、公安、司法、卫生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下设四个小组：一是维护稳定组，由公安机关牵头，在纠纷发生时负责维护现场秩序。二是纠纷调解组，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由退休医生、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基层优秀调解员等组成。三是专家鉴定组，由相关医学专家组成，负责医疗纠纷的鉴定。四是责任追究组，由县纪检监察部门牵头，负责对涉嫌失职、渎职医护人员及参与、教唆医闹事件的国家公职人员追究责任。医调委下设办公室，配备专人值班接待，在临街地段租赁250平方米办公场所，设立接待室、办公室、调解室、文印室等，购置必备的办公设备，公示工作流程和相关制度、调解人员和鉴定专家照片简介等，给当事人营造一个规范、和谐、公信程度高的纠纷处理环境。

二、建立联动机制，加强协调配合

建立司法、公安、法院、卫生等相关部门联动联调机制，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当事医疗单位须及时报告县医调委，医调委及时介入，开展调查取证、证据保全等工作，组织医患双方进行协商处理，引导患方合法、有序、理性地解决诉求。发现患方有可能或已出现聚众闹事、停尸闹丧、打砸医院、侮辱医务人员等行为时，立即通知维护稳定组介入，由公安机关组织警力稳控局势、依法处置，保障医疗单位正常工作秩序。如果患方要求进行事故鉴定，由鉴定组指派或由患方自己从专家库中挑选专家，对医疗事故进行技术评估，医调委依据评估结果进行调解。通过调解，医疗单位与患者（或家属）达成调解协议的，及时提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确认，对不能达成协议的，引导双方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三、建立“三项”机制，确保运转高效

1、建立调解引入机制，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一是制定《崇阳县医疗纠纷处置暂行办法》，规定各医疗机构凡索赔金额乡镇卫生院在3000元以下、县直医疗单位在5000元以下的，可以由当事医疗单位与患方自行协商解决，超过这一标准的，相关单位必须向医调委通报，医调委告知、引导当事人进行协商调解，从而在纠纷发生初期及时将其引入调解渠道，防止矛盾激化升级。二是大力加强宣传。医调委成立时，在县电视台滚动播出相关新闻，此后，通过崇阳电视台、崇阳法治网及咸宁日报崇阳专刊等媒体开展宣传，全面介绍医调委的性质、服务宗旨、工作原则、业务范围等。全县各医疗机构显著位置公布医疗纠纷的解决程序以及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等相关机构的职责、地址和联系方式，设立医疗纠纷统一投诉窗口、公布投诉电话，引导患者及家属依法按程序解决医疗纠纷。

2、建立经费保障机制，确保医调委正常运转。一是调委会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县政府明确规定，医调委不得向当事人收取任何费用，工作经费纳入县财政预算。二是设立医疗纠纷调解准备金，保证医疗机构在医疗事故发生后能及时足额将赔偿款赔偿到位。各医疗卫生机构按2009年度业务总收入的0.3%提取医疗纠纷调解准备金，专款专用，全县共提取45万元，拨入县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账，凡通过调解达成协议的医疗纠纷，赔付金额在40万元以下的，由县医调委在准备金中直接垫付给患方，负有责任的医疗卫生机构在一周内将赔偿金拨转到医疗纠纷调解准备金专账内。三是实施“以奖代补”。将医调委调解案件补助纳入咸宁市和崇阳县人民调解工作“以奖代补”范围，每案补助300元，市和县两级各补助150元，个别重大纠纷奖励实行一案一议。

第4篇：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范文

1新疆某三甲医院医疗纠纷现状

1．1医疗纠纷现状本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和社区卫生服务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2005年成立社会工作服务部，门诊部设有专人接待投诉患者，并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学习医疗法律、法规的相关知识，强化法律服务意识。对本院2012—2014的出院患者人次及医疗纠纷数进行统计显示:出院患者人次总体呈缓慢的上升趋势，但医疗纠纷数总体呈持平趋势，说明该院医疗纠纷数并未随着出院人次的增加而增加。

1．2患者满意度现状该院门诊部每月对患者进行满意度调查，总体来说，患者对医院服务持满意态度，不满意主要集中在看病、检查、取药等环节的等候时间长、医师服务态度差和讲解不清晰，以及医院环境秩序有待改进三方面。

2影响医疗纠纷的因素

应用查阅文献法、头脑风暴法，组织相关专家讨论，从社会因素、院方因素、医务人员因素和患方因素来分析产生医疗纠纷的原因，绘制出鱼骨图(图1)。

2．1社会因素

2．1．1卫生政策不完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公立医院逐渐被推入市场，加上政府对卫生事业投入不足，补偿机制不健全，一定程度上公立医院开始注重对利润的追求。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本院的情况和全国其他公立医院一样，主要收入来源是业务收入而非财政拨款。

2．1．2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本院作为区域性的医疗救治中心，其年门诊人次逐年上升。新疆位于祖国版图的最西部，地理位置特殊，属于边远穷困地区，卫生资源分配不均，缺医少药;40%～50%的患者为外地患者，往往需要长途跋涉来该院就诊，面对就医状况，患者对“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不满。

2．1．3相关法律不健全我国医疗民事纠纷与其他民事纠纷一样，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属民法的调整范畴。双方当事人可以就医疗纠纷进行协商和行政调解，国家对医疗民事纠纷的干预表现为民事诉讼，需要当事人才能发生。由于现有体制不健全、行政调解及诉讼机制缺乏相关法律监督的原因，不除外部门保护的情况发生，卫生行政部门作为医疗机构的主管部门，在调节过程中会出现有失公平的可能性，不易获取民众的公信力［3］。

2．1．4社会媒体报道缺乏客观性医疗纠纷作为社会热点问题引起社会媒体的极大关注，不可否认，公众媒体在发挥舆论监督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医疗纠纷的关注，对规范医疗行为、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服务态度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也不可忽视媒体介入对医患关系和医疗纠纷处理带来的负面效应:一些社会媒体为了迎合读者心理，吸引读者，对医疗纠纷事件刻意夸大，扭曲事实，造成读者对医疗行业更深的误解。部分新闻工作者缺乏医学知识，对医疗纠纷细节不清楚，往往指责医院，对医务部门的改进措施视而不见、轻描淡写，出现片面的自以为正确的报道，这更会激化医疗纠纷的矛盾，不利于良好医患关系的建立。

2．2院方因素医疗机构内部部门设置不合理，相应制度不完善，患者在就医过程中得不到应有的接待和安排，容易心生不满。患者对该院环境秩序表示不满，医院标示设置不清楚，这些因素也是造成医疗投诉案件增多的重要原因。另外，院方忽视对医务人员服务态度等非专业技能方面的培训，并缺乏对处理医疗纠纷相关部门的监督。

2．3医务人员因素

2．3．1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有待提高极少数医师推诿危重患者，致使延误患者的病情，导致医疗纠纷发生。加之医务人员的收入与绩效挂钩，院内部分医务人员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诱导患者做各种不必要的检查，出现过度医疗行为，给患者带来经济、身心上的伤害，是医疗纠纷的原因之一。

2．3．2医师服务态度有待改进中国医师协会完成的调查显示:90%以上的医患纠纷由不当的医患沟通所致。由于医师每天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接待大量的患者，工作量繁重，对患者可能缺乏耐心，尤其新疆人口构成特殊，少数民族占59．9%，语言差异性大，由于语言沟通的障碍，对于文化水平低的患者甚至出言训斥，这不仅影响医疗机构的声誉，而且给患者及家属带来负面影响［4］。

2．4患方因素

2．4．1患者维权意识加强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在医疗服务的过程中，患者及其家属已经意识到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性，一旦发现与自身利益冲突的事件，会想办法维护自身的权益，有些甚至是过分无理的要求，这使得医疗投诉事件在各医疗机构明显增加［3］。

2．4．2患者心态影响医疗投诉数量患者的情绪较正常人更容易波动，其更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帮助，内心更希望周围的一切能符合自己的心意，一旦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出现违背自身意愿的事件，特别当人财两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时，更容易引起其不满及消极情绪;患者往往对医务人员期望值过高，一旦没有达到患者的预想，将其不满情绪都发泄到医院。

2．5信息不对称医学本身属于高深、复杂的学科，医务人员在与患者交流病情时，常常用专业术语，自认为患者可以理解，事实上患者对其了解很少，有些患者通过互联网获得医疗知识，但是网络上信息鱼龙混杂，科学性有待考究，在与医务人员沟通方面造成偏差，患者想法往往具有局限性，当治疗效果不佳时，就把责任完全归咎于医务人员，不能用科学的态度看待问题。

3对策及预防措施

3．1政府积极发挥作用完善体制政府应该树立正确目标，完善医疗体制，加大对医院的投入，尤其是对边远地区医院资金、人才、设备等方面的投入;鼓励预约挂号、临床路径的开展，减少无效的等候时间及医疗费用，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完善法律体系，增加第三方的介入，保证法律的公平性。同时，增加维护医务人员权益的相关法律，保护其安全。

3．2医院及医务人员共同努力减少医疗纠纷发生

3．2．1医院应加强对医疗纠纷及投诉的管理应正确对待纠纷，不定期监督指导社会工作服务部、门诊部工作;管理部门应制定严格的医务人员行为规范管理制度，并加强对各科室医务人员病历书写规范的检查，对于医务人员的过错，要求与绩效考核挂钩，并对违反医院规定，病历书写屡次不规范者进行公示，对其他人员起到启示作用;医院信息透明化，对于药品价格、检查价格进行公开，降低患者的不信任感;医院应加强对医师人文方面的培训，培训与患者沟通的技巧、服务态度等，为预防医疗纠纷的发生提高多重保障。

3．2．2医务人员提高职业道德和服务水平首先医务人员应对患者认真负责，不能为了经济利益，提高看病速度，增加工作量。另一方面，患者到医院就医，本身心情低落，被病痛折磨，较烦躁，医务人员应换位思考，认真倾听患者病史，耐心对患者进行讲解，对于语言沟通不畅的患者，医务人员可请其他少数民族患者或护士进行翻译，确保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住院部医务人员应多给患者人文关怀，减轻其心理负担，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如果遇到纠纷，医务人员首先不要激化矛盾，运用一定的沟通技巧，态度冷静，说话语气要委婉，找出纠纷根源，提出有效解决办法。

3．3患者应依法自律文明就医

3．3．1文明就医合理维权患者应明确医患关系的平等地位，尊重医疗规范制度，端正就医态度，杜绝不良就医，严格自律，不以“医闹”手段寻求经济利益。新疆南部有些患者因为经济贫困，不及时缴纳医药费用，医院可以适当放宽期限或者进行公益性捐助，但是极少数患者故意拖欠医药费用，在医院闹事，以此寻求经济补偿，这种行为对医院及其他患者造成不良影响，应受到相应的惩罚;同时，利用医保报销机会为亲属谋私利，对医务人员行贿等行为应被禁止。在发生医疗事故时，患者应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利，而不是采取过激行为，减少激情犯罪的发生。

第5篇：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范文

随着医疗美容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医疗美容术不断地被世人认可、接受，由医疗美容导致的纠纷也呈上升趋势。作者概括介绍美容医疗纠纷的现状及原因，提出可行性的防范措施。对预防医疗美容纠纷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 医疗美容纠纷概述

1.1 美容医疗纠纷现状 近年来随着物质文化生活质量大幅提高，人们对美的追求日益强烈，我国的医学美容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虽然，医学美容的主观性是积极的，但是由于社会背景不同，接受的教育层次不一，个体和心理因素差异较大，对美的认知标准也相差甚远。故在对美容就医者个体差异及社会环境不了解的情况下盲目开展美容治疗，会导致医患之间的纠纷。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的美容机构已逾百万，从业人员也已达数百万，然而10年来，我国已发生各类美容毁容案件20多万起。2003年全国一、二、三级医院发生的医疗纠纷(包括医疗美容纠纷在内)与2000年初比普遍上升。其中三级医院上升17.9%，二级医院上升34.7%，一级医院上升12.9%，其他未评定等级医院上升4%。医疗纠纷成为国民投诉最多的项目［1］。因医学美容行业是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行业，故也是美容医疗纠纷逐年呈上升趋势的一个原因。

1.2 美容医疗纠纷原因 医疗美容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存在有多方面的因素。(1)医源性因素：首先是医疗美容机构方面的原因，表现为管理不力、技术薄弱、设备简陋、虚假宣传等；其次是美容医务工作者方面的原因，表现为服务态度差、缺乏与美容就医者沟通意识、美容技术低下、经验缺乏、医德缺失等因素。(2)非医源性因素：首先是美容就医者方面的原因，由于美容就医者及家属过失导致的纠纷，表现为有意或无意隐瞒病情或病史，美容受术者因缺乏医疗美容知识，术后护理不当，造成毁容等不良后果，更有甚者，有的美容就医者有意嫁祸栽赃医方而引起纠纷，以达到拖欠或拒付医药费甚至索赔的目的。其次，是由社会环境引发的原因，如医疗美容主管部门监管乏术给医疗美容纠纷的发生留下隐患；不客观的新闻媒体的报道导致社会对医疗美容行业不满情绪增加、规范医疗美容行业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因素，均是引发美容医疗纠纷的原因。当务之急针对美容医疗纠纷的原因提出可行性的防范措施，对预防、减少美容医疗纠纷的发生具有深远意义。

2 美容医疗纠纷的防范措施

2.1 针对医方的预防措施 (1)加强医疗美容机构的管理，重视医德医风建设：病人在医院所得到的服务过程的优劣，管理起主导作用。新加坡国立大学杨威容教授曾说“在美国，90%的纠纷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服务，流程管理得好，大部分纠纷是可避免的。”国内调查也发现，病人对医院的抱怨，七成是与医疗品质无关，而与服务品质相关［1］。这就要求在医疗工作中要贯彻“以病人为中心”。领导要高度重视医疗美容安全工作，将防范医疗美容纠纷纳入医院目标管理，作为医院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2］。①严格美容医疗查对制度：要求医务人员把查对意识和医疗责任结合在一起，贯彻于医疗活动中，成为医护人员的基本素质；②执行美容医疗检诊制度：漏诊是由于诊疗经验、技术和责任心等综合因素造成的。美容医疗管理有接诊、三级检诊、大查房、会诊及病历讨论等制度，严格执行这些制度将会使误诊率、漏诊率降低；③健全美容临床病历管理制度：从病历的书写到病历的归档，美容医院应有一整套病历管理制度，可减少美容医疗纠纷。因病历在司法程序和行政调解中充当不可或缺的证据作用，具有重要的法律地位；有利于及时解决医患纠纷，减少医患纠纷发生，维护医患权益；有利于提高美容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促进美容医学科学的发展。④完善美容医疗仪器设备检修制度：预防美容医疗纠纷的发生，要严格执行医疗美容器械保养检修制度，购进合格医疗美容器械，维持仪器的良好状态。同时重视医德医风建设，加强美容医务人员医德教育，提高医疗美容服务质量。对美容医务人员进行敬业的思想教育和医学伦理教育，不断提高美容医学医师的医技和道德水平，培养他们审美及良好的沟通能力。(2)提高美容执业者的职业素质：医疗美容行业对医师有非常高的要求。不仅应具有扎实的医学美容手术知识，而且要掌握医学和美学学科知识，熟悉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医学法学等相关知识，对哲学、数学等一般科学知识亦应有所了解，同时还应学习素描、雕刻、摄影等方面的知识。此外，创造力和想象力是美容医师应具备的［3］。而我国现阶段的状况是经过严格正规训练的从业人员甚少，因此美容从业者素质和修养亟待提高。伴随专业技术的细化，要求美容执业者不仅应具备美容外科的全面技术和原则，同时还要求具备优良的学术作风和心理学、美学、外科学的理论与实践技能，特别是能将各种伦理原则自觉的渗透于每一例诊疗的全程。比如在施术对象适应范围与时机的选择时要严格遵循有益与最小伤害、与病人沟通中的尊重与知情同意、效果评估时公正与客观真实等［4］。随着法制社会建设的逐步完善，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也要随之加强，在履行责任的同时，也要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树立维权意识。只有在细节上提高修养，就会减少、预防美容医疗事故和纠纷的发生。(3)美容执业者要加强与美容就医者沟通并给予正确的引导：目前，医疗行政部门和法律界的许多人士普遍认为，有效地沟通是减少医疗纠纷，化解医患矛盾，构筑医患和谐关系的重要手段。希波克拉底说过“了解病人是什么样的人，比了解病人患什么样的病更重要”［5］。一方面美容医生对每一位想通过美容手术重建信心或追求美的就医者，要充分了解、掌握其精神世界，应用医学、心理学、美学等综合知识，帮助他们理解手术，正确对待手术效果，建立自己的审美标准；判断、总结并灵活运用沟通技巧，让就医者在轻松的环境下接受治疗意见或手术。对于那些存在心理障碍而要求进行美容手术的就医者，对其心理状态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接受医学美容手术的同时，也是对其心理障碍的一种治疗，能否达到最终的满意程度取决于自我认识的过程。在术前耐心做好降低过高期望值的心理疏导工作，使其正确认识到美容医学的风险性，做到科学与真实的告知。另外，对于不客观的新闻媒体的报道，要正确看待与引导，在现实情况下，一些对医方不正确的报道是因为医方自身欲盖弥彰的做法造成的，医疗美容机构应加强行业自律，采取自觉自愿的办法，联合工商行政部门开展评选“放心美容医疗单位”活动，通过媒体向社会公示，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争取树立几个美容行业的品牌，以推动美容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2.2 针对就医者的预防措施 对于美容就医者进行美容医疗保险宣传、进行美容医学知识的宣传，使其了解医疗美容手术的风险；美容术前履行告知义务，使美容就医者明确隐瞒病史所应承担的责任；进行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公民素质。

2.3 针对行业主管部门方面的措施 (1)完善医疗美容法律法规：近年来为了规范医疗美容市场，国家卫生部于2002年颁布了《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其配套文件《医疗美容机构、医疗美容科(室)基本标准(试行)》、《医疗美容项目(试行)》、《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美容医学》分册等相继出台。配套文件中规定了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医疗美容技师和从事医疗美容护理工作的人员应具备的基本条件［6］。这些从法律法规上将生活美容与医疗美容做出了严格界定，杜绝无资质人员从事医学美容，从法律层上对遏制医疗美容纠纷发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医疗美容市场的不断发展变化，有关医疗美容服务的法规需进一步完善。政府要加快医疗美容立法的步伐，提高美容立法的层次，制定一部操作性强的医疗美容法。重点要明确美容执业者执业活动、医患双方的权益、医疗纠纷处理范围，并对医疗美容事故鉴定、申诉和民事补偿计算方法作出新的规定和调整。同时呼吁建立美容医疗事故保险制度，使美容医疗机构、美容医务人员、美容就医者三位一体参与医疗保险。(2)规范美容医疗行业行为，加强美容市场的监管：在加强立法、完善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由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管理，卫生、公安、工商等部门协作配合、协同管理，通过行政监管不断规范美容市场，使合法经营、正规运作的美容医疗机构得以健康发展。同时对违法经营的机构及时通过行政手段依法坚决予以取缔。对美容执业者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严格执行准入制度，采取长效机制，加强对违法者的打击力度，加大违法机构及个人的违法成本。教育美容从业者加强行业自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恪守医学职业伦理道德。

参考文献

1 欧阳学平.医疗美容纠纷及其防范.宜春学院学报，2005，27（4）：102.

2 赵永耀，何伦.美容医学伦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103.

3 牛进宝，苏联珍，杨伟卓.美容外科的医学伦理学原则.中国医学伦理学，2000，13(4):56～57.

4 牛进宝，于晓原，张艳红，等.美容外科的道德规范与医疗美容纠纷防范.中国医学伦理学，2007，20(3):80.

第6篇：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范文

关键词：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发展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3-0324-03

一、我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概述

当前医疗纠纷的发生频率和产生的严重后果日益引起社会关注。目前，人民调解机制的引入被认为是化解医疗纠纷的有效方法。在各地积极探索的基础上，司法部、卫生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0年1月8日联合颁布了《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成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运行的纲领性文件。国家政策层面的确认和支持催生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迅速发展。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全国共有医疗纠纷调解组织1 358个，调解员1.5万人；而到2014年5月，全国共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3 396个，人民调解员2.5万多人，55%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有了政府财政支持。2013年共调解医疗纠纷6.3万件，调解成功率达88%[1]。

我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发展经历的阶段主要包括：

1.专业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建立。2006年4月上海市普陀区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专门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2006年10月，山西省也成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范围覆盖全省。此类专业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独立建制于一般纠纷的人民调解之外，聘请无利益牵连的医学和法律的专业人员参与调解，避免医院内部和卫生行政调解产生的公信力缺失。专业医调委的建立，标志着医疗纠纷的特殊性和严峻性被认同，也标志着人民调解将在医疗纠纷处理中大展身手。

2.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相结合。早在2005年，北京市就试行了医疗责任险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结合，但当时是由保险公司指定机构予以调解，其中立性遭受质疑。2008年“宁波模式”的推出则被视为医疗责任保险与人民调解结合的成功范例，主要做法是将纠纷调解和理赔处理结合，由医疗机构向保险公司投保医疗事故责任险，发生纠纷后，由保险公司组成的共保体下属的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参加处理、理赔；患方索赔额超过1万元的医疗纠纷，由人民调解和理赔中心共同处理。2009年浙江对该方式进行全省推广。山西省、北京市等省、市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也借鉴该模式进行了完善，将医疗责任保险与人民调解予以结合，并对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本身进行了完善。如山西省出台了《山西省医疗责任保险赔偿处理办法》，实行医责险事故鉴定，并尝试引入了医疗意外伤害险[2]。

3.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社会化运作。除公共财政支持的人民调解组织，也有地方对自治性更强的营利中介服务模式进行了探索。2003年出现的南京民康健康管理咨询是首家专业从事医疗纠纷调解的营利性咨询机构，2004年的天津市金必达医疗事务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也属此类。这类机构的优势是收费服务解决了早期医疗纠纷人民调解财政支持不足的问题，其专业的服务态度和程序使调解的服务质量有一定的保障。但主要问题是权威性难以得到认可，案源匮乏导致资金不足。如民康公司运营的第一年接案数近 200 件，但2006年民康公司基本处于兼业状态，成为母公司的一个业务单位，只接受偶尔的上门医疗咨询服务，其他业务基本停顿[3]。

二、我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存在的问题

应当看到，目前我国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除高效、便捷、低廉等效率上的功能之外，更主要的是，人民调解固有的情、理、法相结合的特征有利于医患关系的修复，进而从源头解决医患关系紧张问题。同时，人民调解作为一种利益独立的第三方纠纷解决方式，其比卫生行政调解和处理更具中立性；医学专家以调解人员身份的介入可以弥补医疗诉讼中裁判者医学知识不足、单纯依赖鉴定的缺陷；人民调解独具的经济性、亲切性、保密性等特征使纠纷处理更可行、更有效。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制度已臻完美，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

1.人民调解机制的政府主导型使其中立性仍存疑问。目前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发展主要是政府主导型，即调解组织的运行更多依赖政府的推动和支持。这一方面有利于集中各项资源推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形成灵活多变的组织网络体系，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中立性上的先天质疑。无论是依附于司法行政部门，还是由与政府机构关系密切的医学会等行业协会主导，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很难摆脱政府意志参与的尴尬境地。有学者敏锐地观察到，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的“被调解”现象严重：“只要患方提出调解要求，委员就会可能对医方施加压力，阻止其通过医疗鉴定途径确定医疗责任，要求其直接协商给予患者赔偿，由此使医方陷入‘被调解’的无奈境地。此外，委员会对于医疗纠纷强烈的调和意愿以及对患方所谓弱势群体的考量，在调解中容易表现出对患方的倾向性，从而使医院受到不公平的对待。”[4]之所以如此，恐怕也是因为调解中隐含了政府化解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意愿。同时，政府主导还可能带来的问题包括经费支持的地区不平衡、政策调整引发的调解组织建设不稳定等。

2.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能力仍有提高的空间。尽管来自天津、山西等地的实践探索捷报频传，但立足于整个人民调解机制的背景来看，这种状况的维系不容乐观。整体背景是，我国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能力正在急剧下降，人民调解员年均处理民间纠纷不到一件，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的纠纷与法院受理一审民事案件的数量比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7∶1降至目前的1.5∶1。目前，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机制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必须看到的是，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人均调解率不过为约2.5件/每人每年，调解利用率和实际案件处理数量并不高。人民调解在实践中仍面临案源的匮乏和调解的无力感，前者来源于人民调解相较医患自行协商显得烦琐，而较司法解决又显得权威性略差；后者则更多源于医疗纠纷的专业性更强，仅仅以情理服人有时难以达成协议。而调解的经费支撑更成为调解解纷能力得以延续的重要前提，尤其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财政支撑状况决定了调解组织的有效运行。

3.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与医疗责任保险的结合方式仍有待探讨。与医疗责任险相结合是人民调解工作的亮点，但应当注意，赔偿固然重要，但人民调解过程不应沦为保险理赔过程，而忽略了其恰当、妥善、正确地处理医疗纠纷的纠纷解决机制属性。赔付仅仅是在纠纷解决基础上的最终结果，而不是左右纠纷如何解决的前提。此外，医疗责任险与纠纷解决的有效结合本身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推行医疗责任保险须重点考虑城市规模的大小、医疗资源的丰富程度和保险业务的发达水准而有所为、有所不为，否则会出现过犹不及或半途而废的结果，致使赔付资金不足，进而会导致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协议之自动履行率的降低和司法确认程序之启动率的增加。”[5]由此可见，目前倡导的医疗责任险的强制推行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中也许有可商榷之处。

三、我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发展思路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未来发展应以“三结合”的理念为基础：即官方推动与社会自治相结合、专业裁断与拉情说理相结合、复兴传统与现念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应对如下思路予以重视：

1.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发展模式转变。有效运行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应定位为官方推动、社会自治型的机制。“官方推动”是由官方牵头、整合力量和资源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社会自治是指在人民调解组织成立之后，应以自治的方式运行，包括成为独立的事业团体，自行安排、挑选、聘任人员，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要经费筹措方式，不受政府行政部门过多干涉。政府仅对其进行原则上的指导和方针指引，对其解纷能力进行适当评估，以判断其服务能力。这一机制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目前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应当采取专业化单一组织形式，主要理由是单一化组织有利于减少自治管理方面的管理成本，提供现实更需要和更集中的服务以吸引政府购买。模式转变既没有改变人民调解的权威性，又加强了其中立性和灵活性，适宜医疗纠纷调解的进行。

2.应以加强解纷能力作为未来建设的重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维持较强的解纷能力的关键在于有效激励，包括对调解人员和调解组织的激励，以及纠纷当事人利用人民调解机制的激励。因此，关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的工作规范和章程应集中于促进调解人员和调解机构的积极性，而不是对之进行过多的约束和限制，这是一个方向性误区；人民调解应尽可能保持强大的解纷能力、低廉的解纷成本和公正性，才能吸引当事人利用的积极性；目前与责任保险的结合是增强解纷能力的有效途径，但应当采用符合纠纷解决规律的结合方式，责任保险仅在纠纷妥善解决之后进行理赔时使用，改善目前存在的保险人员过深介入调解的现状，如过多的投票权，改善无保险即无赔偿的不合理状况；医疗责任保险的方式可以更加灵活，除商业保险外，医疗机构之间的互助保险、医师个人保险等均可成为投保方式，以便于增强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能力。

3.完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具体制度。应从制度上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权威、公正和终结能力，具体包括：第一，人员配置。基于医疗纠纷的专业属性，专业人员的介入是调解机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其中立性也是调解公正的重要保障。目前以离退休医学人员为主要专业人员的形式仅为权益之计，未来应对专业人员的聘任进行程序化的严格遴选，逐步令其专职化，以保证其中立性。在专职化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参照仲裁庭的形成，在无法达成合意的情形下，由双方各自聘请医学专家1名，调解组织在当事人双方合意聘请1名医学专家。无特殊需要时，目前运行中其他人士的介入（如媒体人员、行政机关人员）等实无必要。第二，调解程序。程序化是沟通调解与法制建构的重要手段，也是人民调解兼具传统和现代纠纷解决方式的重要结构物。医疗纠纷的人民调解可以借鉴香港调解中心、台湾医事审议委员会等调解组织的程序化设置，从申请、受理、人员回避、调解基本程序进程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化。第三，技术方法。调解技术应体现专业性和情理性的结合，但与普通人民调解不同的是，专业性应高于情理性。同时对涉及医疗暴力的案件保持警惕，设置一定的阻隔机制，使其不进入调解中，更有利于贯彻打击医疗暴力的国家政策。

参考文献：

[1] 白剑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现场会召开――刘延东孟建柱就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出工作要求[N].人民日报，2014-05-06.

[2] 王霞.山西：率先建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访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王峻[J].中国当代医药，2012，（12）：4.

[3] 李昌超.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实证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4，（2）：127.

第7篇：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范文

[关键词]“医闹” 医患纠纷 第三方调解

2006年7月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曾经对参与“医闹”的人员有过如下界定:借医疗纠纷或医疗事故的名义到医院通过闹事获得经济好处,也就是一些专门充当患者家属和医院进行交涉的人。本文认为,“医闹”通常是指在医疗纠纷发生后,为获得医疗赔偿,患方单独或者患方雇佣的社会闲散人员以患方名义冲击医院及医疗人员,进而扰乱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甚至威胁到医疗人员的正常工作与生活的冲突性事件。

根据“医闹”的形式与危害程度,本文认为需要区分“非职业性医闹”与“职业医闹”。“非职业性医闹”指发生医疗纠纷之后,患者及患者家属不愿意通过现有的合法途径维权,而以扰乱医院正常医疗秩序的方法要求赔偿的现象。这种形式的“医闹”参与人员相对单一,局限于患者本人及其亲属,对医院的冲击力和影响力相对有限。而“职业医闹”的参与成员主要为社会闲散人员,这些人员平日分布在各个医院之中探听医疗纠纷信息。在出现医疗纠纷时往往与患者及患者家属达成协议以约定所谓的“雇佣报酬”,然后以聚众或集团的方式对正常的医疗秩序进行冲击,进而从中牟利。从法律层面来看,“职业医闹”与我国刑法上规定的“犯罪集团”概念有相似之处。其行为往往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乃至刑法。因而,“职业医闹”的危害远远大于“非职业性医闹”,从而需要重点打击。

“医闹”现象产生的原因

“医闹”现象的产生在我国有着复杂与深刻的社会背景。其主要原因有三:

在患者方面:多数患者对于医疗行业作为一个特殊行业的高风险性认识不足,往往在特定情况下对医生及医院抱有过高的期待,一旦期待落空,难免产生不满情绪,进而有可能采取过激甚至非法手段。目前在医疗实践中,也存在着一部分患者对于医疗机构的不信任问题,这种不信任在出现医疗纠纷时容易被放大从而导致“医闹”的出现。

在医疗机构方面:一是医院未形成预防和处理医疗纠纷的有效机制和体制,只是“堵”而不是“防”。二是医患沟通不够,有些手术谈话内容流于形式,只是一味让患者签字,却没有让患者及家属真正了解手术的风险及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一旦手术没有达到患者及家属的预期效果,就会出现医疗纠纷。三是医务人员违反诊疗常规或诊疗水平欠缺,因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或是医院之间、科室之间或同事之间对其他人的诊疗过程及疗效妄加评论,造成患者对正常医疗的误解。

在立法与司法方面:目前我国现行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程序复杂,耗时较长且往往难以做出公平合理的裁决,因此一部分患者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放弃费时耗财的法律途径,转而选择“医闹”。与此同时,由于医疗纠纷的特殊性和专业性,公权力机关在面对医疗纠纷时往往选择谨慎介入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恶性“医闹”事件。

医患纠纷法律处理机制与经验模式

正是基于目前现实,本文认为,应当从两个层面上建立相应的法律机制对医患纠纷进行疏导并最终妥善处理。首先,对于目前医患纠纷中,特别是“医闹”情况下“私了”的合法性予以限制性承认,即在一定条件下否认“私了”的法律效力,从而使医患纠纷“从院内转向院外”;其次,建立公平独立的第三方处理体系,从根本上将医患纠纷纳入正常的纠纷解决途径。

首先来看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医患纠纷中医患双方达成协议的合法性问题。在医疗纠纷中,医患双方在没有公权力介入的情况下达成协议往往有以下几种情形:一、医方在实施医疗行为时确有重大过错,为维护医院形象等原因不愿公权力介入,从而与患方达成赔偿协议。二、医方在实施医疗行为时有一定过错,考虑到患者的不满以及公权力介入可能出现的后果,主动选择与患方和解达成赔偿协议。三、医方在实施医疗行为时没有过错或只有轻微过错,但由于患方采用“医闹”手段,为息事宁人,保障正常的医疗秩序,与患方达成所谓的“和解”协议。

从本质上来看,医患纠纷仍然属于民事纠纷,应当由民法典中的债法部分特别是侵权责任法来调整,而在这一领域,通常是允许当事人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本文认为,之所以在一定条件下要否认医患双方达成协议的法律效力主要是考虑到,在争议事实不明、责任不清或者影响较大的医患纠纷中,特别是出现“职业医闹”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往往是在被迫甚至无奈的情况下与对方达成所谓“协议”的,那么该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难以得到有效保护,例如前述的第三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有必要对意思自治做出限制,以维护公平正义。具体地说,就是这种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不能作为司法执行的依据,同时也不能作为保险公司理赔的依据。而患方获得的所谓“赔偿”视为不当得利,医方有权拒绝支付,即使当时被迫支付,嗣后有权依相关法律追回。这样可以在根本上切断“医闹”特别是“职业医闹”的利益源,进而将医疗纠纷纳入法律体系解决。

其次,当在立法层面上将所有的医疗纠纷全部纳入法制轨道之后,最迫切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如何设计一个公正合理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北京卫生法学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的做法值得参考和借鉴。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该机构的运作原则与模式是这样的:一、坚持第三方的中立性、独立性、公平性与援。二、坚持防范为主,该机构利用典型案例和医疗过失因果分析的统计数据,帮助医院分析过失发生的原因,并提出改进的书面建议。同时针对医疗过失发生的共性与个性原因,组织普遍轮训和重点培训,促进医疗服务模式的现代化。三、和谐主义调解援助模式,该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以人为本,人性化、个性化、自主自愿,实质平等,和谐调解,便捷、经济、省时,简单有效;法度之外、情理之中的,也调解,合法合情合理总相宜;都是赢家,没有胜败;口服心服,案结事了。本文认为,该做法最值得参考之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恪守中立公平的立场,从而为其赢得双方当事人的信赖奠定了相对稳固的基础。二是其快速处理机制,在实践中,能否在第一时间介入医疗纠纷是十分重要的。显然,第一时间将双方分离是对医疗秩序最重要的保障。

然而,这种模式也存在着相当的缺陷与不足。首先,该调解中心的运作有赖于强大的财力支撑及行政支持,因此,这种模式能否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推广是一个问题。其次,该调解中心的性质及其主持下做出的调解协议的性质需要进一步明确。作为医疗纠纷处理机构,北京卫生法学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不是任何一级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也不是某一级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的隶属部门,这就从本质上决定了该调解中心应当是社会团体法人性质的第三方纠纷解决机构,而该调解中心做出的调解协议在本质上不具有司法公信力与强制执行力,一旦双方事后不服或者难以达成协议,则依然需要诉诸司法程序。再次,北京卫生法学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的权威性来源值得商榷。虽然该中心恪守中立公平原则可以得到医患双方的信任,但是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与鼓励,其运作是难以顺畅的。但是社团法人毕竟难以与国家公权力机关相提并论,所以仍存在力有不逮之处。

解决医患纠纷的制度及法律对策

综合考虑我国医患纠纷现状以及现有的经验模式后,本文提出如下制度及法律层面的对策:

第8篇：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范文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9297(20__)04—0262—03

恶性医疗纠纷俗称“医闹”。就是患者方及其雇

用的人。为了获得高额赔偿，以一定的医疗事项为

由，采取侵害医务工作者人身安全、危害医院财产安

全、妨害医院正常医疗秩序等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

为。导致医疗秩序混乱、经济损失重大、社会影响恶

劣的严重后果。其危害极大，必须依法整治，坚决打

击。笔者对近5年来本县各级医疗机构中发生的恶

性医疗纠纷13例进行了统计分析。现报告如下。

案例资料

本组恶性医疗纠纷共13例。均来自本县各级医

疗机构。其内容真实可靠。

一

、

一般情况

本组13例中。按照医院级别。二甲医院6例、二

甲中医院3例、二乙医院1例、一甲医院3例。按照

发生科室，外科3例、内科3例、产科5例、儿科1

例、未明确1例。按照是否住院，门诊部4例、住院部

9例。

二、恶性医疗纠纷的方式

本组13例恶性医疗纠纷中。所使用的方式五花

／kl’-i，大多是多种方式合并使用，具体见表1。

三、典型案例

【案例1】某女，57岁。因反复慢性上腹痛数十

年，发作1天来门诊就诊，经b超、胸腹联透、三大

常规、血淀粉酶、ekg等检查。仅ekg有部分导联

st段轻度改变。医生建议住院作胃镜、长程ekg、心

肌酶谱等检查并观察治疗，患者及家属要求带药回

家治疗。患者回家后立即请乡村医生为其滴注从医

院带回的100 ml装氧氟沙星(0．2 g)注射液，注射过

表1 恶性医疗纠纷方式一览表

方式 例数

袭击警察

停尸病房

停尸院办

停棺院内

殴打他人

围攻谩骂

砸毁财物

封堵大门

拉挂横幅

占住病房

反复上访

程中患者感胸闷，其丈夫要求停止注射，乡村医生没

同意。100ml氧氟沙星在10分钟内注射完毕，患者

感胸闷加剧，呼吸不畅，面唇青紫，口鼻有白色泡沫

流出。约5分钟后死亡。家属认为是氧氟沙星药物致

死，便纠集不明真像的亲属、亲戚、乡亲30余人，将

装有死者尸体的棺材停放于医院大门口。拉挂横幅。

摆设灵堂，围攻谩骂医生，大吵大闹，要求医院赔偿。

医院要求解剖尸体查明死因遭患方拒绝。最后在当

地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公安部门、律师及法医的参

与下协商赔款解决。

【案例2】某女，30岁。顺产一女婴，母婴同床，

第二13 3时发现该女婴死于被褥中。其父母认为死

因为夜班护士没及时发现危急病情。丧失抢救时机。

便纠集不明真像的亲属、亲戚、同乡27人。将尸体停

放于医院院长办公桌上，拉挂横幅，封堵医院大门，

围攻医院领导。卫生行政部门邀请本县的医学和法

医学专家对尸体进行了检验。结论为“符合机械性窒

息死亡特征”。其家属对此结论不预认可，便侮辱、谩

骂、恐吓专家，殴打了其中一名儿科专家并限制其人

身自由达数小时，最后由公安干警赶到现场局势才

得以控制。此案最后以协商方式赔款解决。

【案例3】某男，46岁。醉酒后昏睡4小时入院。

未洗胃，经治疗后清醒，行走自如。入院后13小时突

[作者简介]刘逸红(199o一)，女，汉族，湖北红安县人，华中师大一附中社会实践生。tel：+86—713—5247903

[通讯作者]刘珍明(1963一)，男，汉族，湖北红安县人，本科学历，副主任法医师，主要从事法医病理、法医学检验与研究。

tel：+86—713—5245401；e-mal：liuzmtg6318@sina．tom

1 5 3 1 7 7 3 5 1 1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4卷(第4期)

然发现患者死于病床上。患方认为死因为医方治疗

不当，便纠集不明真像的亲戚、朋友、乡亲及社会闲

杂人员近40人，停尸病房，拉挂横幅，封堵医院大

门，殴打医生，围攻院领导，砸毁医院办公室桌椅门

窗，当110干警赶到时，又殴打袭击警察，致4名警

察和13名医务工作者受伤，轻微伤10人，轻伤4

人，轻伤偏重型3人，损坏财物不计其数，患方4人

被作法拘留。经同济医科大学法 医病理学专家对尸

体进行了法医解剖和病理学鉴定，认定其死因为“弥

漫性病理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继发脑疝形成，最后因

中枢急性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生前饮酒是出血诱

因”。此案最后经司法途径处理。

讨论

一

、恶性医疗纠纷发生的原因

(一)医患关系紧张

由于医院追求经济效益，鼓励职工创收。开大处

方、做贵重检查现象普片存在，加重了患者负担：少

数医生收红包、索回扣、拿提成，加剧了患者与医生

的对立情绪；医疗专业性、技术性的发展．新技术的

应用，使得一般患者很难在医疗技术上同医师达成

理解和沟通；[1]医疗信息不对称，患者对医生具有强

烈的依赖感，期望值很高；【2]有的患者盲目地认为，

既然交了钱就应该达到期望的目的，到了医院就进

了保险箱，医院有义务更应该有能力治好疾病：『3j加

之社会舆论对医院的片面指责，媒休的爆吵和不正

确引导，导致患者对医方的不满和不信任，均致医患

关系紧张。这样，一旦在医疗过程中出现严重后果，

患方在心理上无准备、在常理上难解释、在医理上不

理解、在现实上难接受，便将一切怨恨和不满全部发

泄到医院和医生，导致恶性医疗纠纷的发生。

(二)医院重视不够

对于恶性医疗纠纷的出现，医方往往认识不够。

本县各级医疗机构中，均没有医疗纠纷专职处理机

构和人员，没有医疗纠纷防治办法、处理程序、应对

方案、讨论规则、惩罚制度，更没有恶医疗纠纷紧急

应对预案。医疗纠纷早期，各科室医生不能及时发现

和有效控制；医疗纠纷发生后，均由医务工作者处

理，他们缺少法律、心理、社会学知识，效果多不佳；

一旦有恶性化倾向时，医方往往束手无策，多请保安

人员介入，又可加剧医患双方的敌对情绪；当恶性医

疗纠纷发生后，只有报告当地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

公安机关参与处理。在在整个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

医疗机构始终处于被动应付状态。

· 263 ·

(三)鉴定机制不畅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

交给医学会，提高了首次医疗事故鉴定级别，并对鉴

定作了许多具体规定，但仍有许多不足之处，患方对

医疗事故鉴定闻而生畏。本组13例中，1例进行了

法医解剖和病理学鉴定，1例进行了尸检，无进行医

疗事故技术鉴定者。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医疗事

故鉴定程序复杂繁琐，时限太长，患方不能接受；二

是鉴定专家与医生同属卫生系统，多是同学、校友或

相识，容易手下留情，违背学术良心做鉴定结论；

三是医学会和下级医院可以形容为“父子关系”，一

旦发生纠纷或事故，“父亲”是不会严厉地处理自己

的儿子”的； 四是鉴定费用每例高达3 000～5 000

元，如要作病理检验、物证检验等，费用则更高，一般

家庭难以承受；五是受封建思想影响，死者家属多拒

绝对死者尸体进行解剖，当医方提到医疗事故技术

鉴定时，患方多坚决反对。这样堵塞了医疗纠纷处理

的正常渠道，容易导致恶性医疗纠纷的发生。

(四)患方讹诈钱财

医院面临的患者及家属可谓形形，千差万

别，有的患者及其家属，家庭经济困难，生病住院又

负债累累，沉重的经济压力难以摆脱：有的患者死之

后，其家庭已是人财两空，面临心理和经济的双重压

力；有的部分患者看到医疗纠纷赔偿有利可图，阁因

而百般挑剔，污赖医方，以各种借口谋求巨额经济补

偿。本组有1例患者，自己到医院看病，下班时被人

发现其死于候诊大厅长条椅上．与医方的诊治关系

尚未建立，后其家属仍以恶性医疗纠纷的方式迫使

医方赔款2万元。患方为了将个人及社会负担转嫁

给医院，常采用极端手段给医方施压，导致恶性医疗

纠纷的发生。

(五)黑恶势力介入

本组13例恶性医疗纠纷中，5例有黑恶势力的

参与。他们凭借人多势众、对医院环境熟悉，对医方

心理了解及有打架闹事的经验等优势，明地里以患

者家属、亲戚、朋友的名义，采取极端方式向医方讨

钱，暗地里大势挑拨医患关系，与患方达成某种协

议，索得巨额赔款后分成谋利，严重地损害了医患双

方的利益。

二、恶性医疗纠纷的防范与治理

(一)建立人性化的医疗事故鉴定和处理体系

在目前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体制下，鉴定机构要

适应医疗纠纷紧急状态处理的需要，简化鉴定程序、

· 264 ·

建立快速鉴定机制、降低收费标准，减少患方对鉴定

门槛高和“久鉴不定”的恐惧：鉴定机构要较好地执

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4、25条的规定，更多地

吸收法医专家参加鉴定工作，抑制纯医学专家同行

相护，“父亲鉴定儿子”的不合理现状；可根据《医疗

事故处理条例》第36条的规定，在县级卫生行政部

门成立由当地医学、法医学专家组成的“医疗事故技

术判定小组”．完成紧急状态下的医疗事故技术判定

工作，以利医患双方的协调和行政部门的处理；有人

认为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中的医疗过错和医疗事故鉴

定，都属于司法鉴定范畴，[41也可以走司法鉴定的道

路，避免“医医相护”现象。本组案例2进行了法医尸

体检验，当场便得出了鉴定结论，十分迅速方便。此

外，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可以大胆尝试，建立医疗公

证制度，划清医患双方的风险和责任，避免不必要的

医疗纠纷。[61在医疗纠纷的处理上，也可以逐步设立

医事仲裁制度．[7,sl有更多的处理途径让患方自由选

择，可有效地减少恶性医疗纠纷的发生。

(二)强化医院管理和医患沟通

医疗机构作为恶性医疗纠纷的主要受害者，应

进一步加强管理．提高医疗技术人员素质，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提升医疗服务水平．为患者提供优质舒适

的医疗服务：应成立由具备医学、 法学、心理学、社会

学知识的专业人才组成的医疗纠纷投诉、接待、处理

机构，研究恶性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和预防方法．认

真总结经验．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妥善处理医

疗纠纷，杜绝恶性医疗纠纷的发生。医务工作者．在

加强业务知识学习的同时．也应加强法律法规和医

学心理学的学习．保持与患方全方位的沟通，保证患

者与家属有足够的知情权和同意权．堵住恶性医疗

纠纷可能发生的漏洞。

(三)呼吁社会关注和正确引导

解决恶性医疗纠纷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必须

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要建立完善的全民医疗保

险和全方位覆盖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降低患者及

医院医疗风险：加强全民的法制与道德教育，提高医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l4卷(第4期)

患双方的法律知识和道德修养：加强卫生知识的宣

传，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能力，减少不必要的误

会；媒体应正确地承担社会责任，加大正面宣传力

度，引导患者依法维权；政府也应加大对医疗卫生事

业的投入，减轻医患双方的负担，建立医疗法律援助

体系，帮助患者正确维权。

(四)展开全面治理和依法打击

恶性医疗纠纷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蚕食着

人民卫生事业的机体，影响恶劣、危害极大，让其继

续发展将不可收拾，必须全方位治理，依法严厉打

击。其治理必须依靠卫生行政部门、政府部门和公安

政法部门的共同参与。一是成立医疗卫生秩序整治

小组，清理周边环境，驱逐社会黑恶势力，消除危害

因素，理顺医疗秩序；二是恢复公安特派员制度，向

医院派注公安特派员，开展法制宣传教育、防止纠纷

的发生、控制纠纷的发展、抑制纠纷的恶化；三是建

立恶性医疗纠纷应急处理机制．一旦发生恶性医疗

纠纷，公安部门应在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制止违法，

打击犯罪，维护医护人员人身安全、公共财产安全和

正常医疗程序，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郑学宝，李太平．患者知情同意权[j]．法律与医学杂志，

20__，1 l(4)：270

【2】张平．以病人为中心构建和谐医患关系[j】．中国医院管理，

20__，27(4)：62

【3】苏天照．论“医闹”的防范与治理[j】．医学与哲学，20__，28(3)：

39

[4]马亚楠，何钦成．“医闹”发生的原因及防范对策【j】．医学与

哲学，20__，28(3)：38

【5】黄渊清，陈烈平．对现阶段医疗纠纷日益增多的思考[j]．中

国医院管理，20__，27(2)：47

【6】吴奇飞，冯霞．论医疗公证的若干问题[j]．法律与医学杂志，

20__，9(2)：93

【7】张海斌．讼医疗纠纷的替代性解决机制【j】．法律与医学杂

志，20__，10(1)：22

【8】古津贤．论我国医事仲裁制度的构建【j】．法律与医学杂志，

第9篇：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范文

（一）调查对象。对某高校在校医学大专生（2013级、2012级、2011级、2010级）进行整群随机抽样。所调查学生的专业方向包括临床医学、康复治疗技术、口腔医学、护理。

（二）调查方法。采用自制问卷，先进行预调查，再由小组成员发放到被调查者宿舍，被调查者在调查员的指导下填写并回收，同时发送小礼品作为奖励。共发送问卷550份，回收500份。

（三）调查内容。本次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包括医患关系的现状、医患关系紧张的成因、医患关系改进的措施、自己对医患关系现状的看法四个方面内容。

（四）统计分析。将所得原始数据用EpiData软件录入计算机建立数据库。然后用SPSS15.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调查结果

（一）对于“医生所拥有的权利及应履行的法律义务”一题。对于“医生所拥有的权利及应履行的法律义务”一题，选择“完全了解”的有11人（ 2.2% ） ，选择“基本了解”的有78人（15.7%） ，选择“了解不多”的有335人（67.4%），选择“完全不知道”的有76人（14.7%）。对该项的知晓率按不同学历层次分组，进行X2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P>0.05，两者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1

医生所拥有的权利及应履行的法律义务 合计

x2值

P值

完全

了解 基本

了解 了解

不多 完全

不知道

年级 13 2 19 85 19 125

10.491

0.573

12 3 16 87 20 126

11 2 20 86 18 126

10 4 23 77 19 123

合计 11 78 335 76 500

（二）医学生对医疗法律相关课程开设的态度。“怎么看待在医学院校开设相关法律课程”一题中，选择“很好，很支持”的有329人（66.2%），选择“很好，但不支持”的有97人（19.3%），选择“无所谓”的有68人（13.3%），选择“没必要”的有6人（1.2%），对该项的知晓率按不同学历层次分组，进行X2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P>0.05，两者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三）对于“你希望医学生学习医疗纠纷课程以什么形式开展”一题。对于“你希望医学生学习医疗纠纷课程以什么形式开展”一题，选择“必修课”的有83人（16.5%），选择“限选课”的有121人（24.3%），选择“选修课”的有149人（29.9%），选择讲座的有144人（29.2%），对该项的知晓率按不同学历层次分组，进行X2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P>0.05，两者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2

怎么看待在医学院校开设相关法律课程 合计

x2值

P值

很好，

很支持 很好，

但不支持 无所谓 没必要

年级 13 88 17 18 2 125

11.069

0.523

12 73 31 19 2 125

11 82 26 15 1 124

10 86 23 16 1 126

合计 329 97 68 6 500

表3

你希望医学生学习医疗纠纷课程以什么形式开展 合计

x2值

P值

必修课 限选课 选修课 讲座

年级 13 15 33 41 36 125

6.896

0.864

12 23 27 37 39 126

11 21 32 40 32 125

10 24 29 34 37 124

合计 83 121 149 144 500

三、结论及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