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概论的定义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文化概论的定义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文化概论的定义范文

一、探求“广义”的音乐学概念，保持学科面貌的完整性

具有很强特殊性的人文学科，往往有其特定的内涵，音乐学亦不例外。但对于音乐学学科定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历程。如19世纪60年代，德国音乐学家赫尔兹霍尔茨提出音乐学应以构成音乐的物质材料和对它的感知过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种看法明显为盛极一时的“实证”学术思潮所左右，体现了把音乐学建设成“受到尊重的、完全意义上的科学”的主观愿望。但它客观上却将音乐学混同于音响物理学和音响生理学，从而人为地缩小了音乐学的研究范畴；另有学者则把西方音乐历史作为音乐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而把非西方音乐的探讨称为民族音乐学。这些观点或为时代所限、或以偏盖全，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20世纪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音乐学的学科内涵得到更加深入的挖掘。如1997年版《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认为：音乐学是一种知识领域，它把音乐艺术作为一种物理的、心理的、美学的和文化的现象的研究作为对象。1998年版日本《新音乐辞典》将音乐学定义为运用各种学术性方法研究有关音乐的一切事物的学术领域之总称。中国学者廖乃雄和罗传开等主张“透过与音乐有关的各种现象来阐明它们的本质及其规律”②；俞人豪提出“音乐学的研究对象是有关音乐的一切事物，它们包括人类历史的和当今的全部音乐成品和音乐行为”③；何乾三认为音乐学“可能涉及人类社会的一切音乐现象”④。不难看出，在理论上，学术界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音乐学的研究应该涉及音乐的全部事项。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在长期以来的音乐实践中，音乐学科仍常被分为音乐表演艺术、作曲与作曲技法理论、音乐学等三大门类。如果将对音乐表演艺术、作曲与作曲技法理论的研究彻底排除在音乐学研究之外，并不能体现出音乐学是“研究有关音乐学问总称”的全部内涵。

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概论》从理顺音乐表演艺术、作曲与作曲技法理论和音乐学三大门类之间的关系入手，将从元艺术、文化哲学层面和多学科视角进行的音乐表演艺术学、音乐创作学研究亦纳入音乐学范畴，从而突破了以往“狭义”音乐学的窠臼，真正地体现了“音乐学是研究有关音乐的学问的总称”的内涵。以音乐表演艺术学为例，它担负着“有组织乐音的音响艺术创造的规律性概括，使音乐表演艺术实践得到宏观理论的梳理和微观深入的分析，从而更好地去指导音乐表演艺术的再创造”（本书第110页）的任务。无论对于表演艺术的个体行为抑或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其重要性均不言自明。又如音乐创作学，它探究、总结、认识、表达音乐创作这一总体实践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本书第96页），包括音乐创作的哲学基础、美学理念、传统继承、基本形态、体裁种类、载体特点、技术构成等，其内容和传统作曲理论所关注的“本体”和“技法”各有所侧重。无论对于音乐家的个体行为，或是音乐学科共同体的建设而言，其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是书将其归入音乐学研究范畴之中，克服了长期以来将音乐表演艺术学和音乐创作学摒离于音乐学研究范畴之外的局限，既体现了对音乐表演艺术和音乐创作理论的重视，又保持了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完整性，实为远见之卓识。

二、兼收并蓄，倡导建立具有时代气息、开放性的音乐学科体系

在音乐学的学科发展进程中，曾经出现过多种学科分类体系，如昆提利安体系、阿德勒体系、里曼体系、莫泽尔体系、德列格体系、维奥拉体系、艾尔舍克体系等。目前在我国影响较大的是由俞人豪在1997年版《音乐学概论》和何乾三在1998年版《音乐百科词典》中提出的分类法，他们都把音乐学划分为三部分，即（1）历史音乐学，包括音乐史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等；（2）体系音乐学，包括音乐声学、音乐生理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教育学等；（3）民族音乐学。

毋庸置疑，以上多种分类体系曾对音乐学的学科建设和现实音乐生活实践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学科分工更加细致精密，新领域不断地得以开拓，多学科交叉性的研究成为必然，现实生活对音乐学研究成果的实践运用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原有的分类体系已经表现出诸多不适应之处，主要表现在：一是现行体系无法包容所有的分支学科，并且未能为新兴分支学科（如音乐经济学等）留下可资发展的充分余地。二是忽视应用性音乐学分支学科（如音乐工艺学、音乐治疗学、音乐管理学等）的研究。以音乐管理学为例，近年来大众文化获得长足发展，探索音乐表演的经营、管理规律，建立健康有序的演出市场体系，已是迫在眉睫。

鉴于此，《概论》提出二种设想方案：一种为“十二分法”，即将音乐学按照自身规律分为音乐哲学、音乐物理学、音乐生理学、音乐心理学、音乐历史学、音乐人类学、音乐社会学、音乐经济学、音乐地理学、音乐教育学、音乐本体论、应用音乐学等十二个大部分。在各大部分内，视不同情况可再划分分支学科或次级分支学科。如音乐物理学可包括音乐声学、乐器学、律学等，应用音乐学可包括音乐工艺学、音乐治疗学、环境音乐学、音乐管理学等，音乐本体论可包括音乐形态学、音乐创作学、音乐表演学、音乐批评学等。另一种是“三分法”，即按照分支学科与相关科学类型的联系分为三大类：主要与人文科学相关的音乐学研究（如音乐哲学、音乐历史学、音乐形态学、音乐创作学、音乐表演艺术学、音乐批评学等），主要与社会科学相关的音乐学研究（如音乐社会学、音乐人类学、音乐经济学、音乐教育学等），主要与自然科学相关的音乐学研究（如音乐物理学、音乐生理学、音乐心理学、音乐地理学、音乐工艺学、音乐治疗学等）。这二种方案虽各有所侧重，但皆为有的之矢，不仅考虑到音乐经济学、音乐工艺学、音乐治疗学等新兴学科的涌现，而且可以根据需要迅速加以调整。相较之下，就本书的编写目的而言，笔者更倾向于后者，因为其意义不仅在于规范本学科的知识体系，而且更有利于音乐学子明确音乐学在学科共同体中的地位，进而对自己有更为明确的知识素养要求，把握自我提高和自我完善的方向。这也正是《概论》二位主编以其构建全书理论框架的深层含意，倾注了他们对中国音乐学事业发展之期冀和提携后学之良苦用心。

三、充分吸取现有成果，推陈出新

《概论》按照各分支学科与相关科学类型的联系为序，分章对音乐哲学、音乐美学、音乐形态学、音乐创作学、音乐表演艺术学、音乐批评学、音乐史学、音乐考古学、音乐文献学、音乐图像学、音乐人类学、音乐社会学、音乐地理学、音乐教育学、音乐传播学、音乐声学、律学、音乐心理学、音乐治疗学、音乐工艺学等20个学科进行介绍，着力从历史、现状及其发展新动向来探寻各学科的发展脉络，把握其发展轨迹和前沿动态，充分反映出中国当代音乐学界的研究现状。

担任分章撰写的近20位作者均为目前国内各领域学有建树的专家，他们对本学科的研究现状鸟瞰于胸，对已有成果的运用自然驾轻就熟。以音乐文献学为例，该章在阐述目录学理论时，就充分吸收了王小盾先生对于中国音乐古籍目录的研究成果，不局限于对目录记载的一般性梳理，而是充分发挥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深入挖掘其与不同时期学术思潮的联系，从古代音乐典籍在经、子、集等部类中的流动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音乐学史上的“乐”、“音”、“声”三分理论。对版本、校勘、传注、辑佚、史源学的介绍亦言简意赅，实为初学者入门之津逮。文中还从古籍整理、史料汇编、目录编纂等方面为读者提供了一份20世纪以来中国音乐文献学研究成果的详细清单。

本书中有不少章节如对音乐形态学、音乐创作学、音乐图像学、音乐地理学、音乐心理学、音乐治疗学、音乐工艺学等学科理论的介绍为国内同类著作中所首见。可贵者，各分章作者均以较宽阔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学术素养为学术界奉献出一道道精神大餐。如“音―地关系”虽然早为我国学者所注意，并有零星的论述，但音乐地理学的建设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被正式摆上议事日程。如何构建其学科框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书中将其定义为一门以“音―地关系”为理论基础，探讨各种音乐现象空间分布、变化、扩散以及人类音乐活动的地域性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进而指出本学科的研究任务：即在充分了解自然环境对于人类文化作用的基础上，探求音乐与诸文化现象间的关系；研究从古到今各类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状况及其在不同时代、社会环境下的变动；运用音乐形态分析的手段，分析不同文化地理区中音乐风格的特征和规律；参照文化地理区的划分依据，进行音乐地理区的区划研究。这无疑为有志于此项研究的学者指明了努力方向。其余各章均有创见迭出、深中肯綮之处，篇幅所限，只能留待读者自行品味。

总之，《概论》在学术观点之新颖、体系构建之合理、编写内容之精当等方面均堪称旌表。这么高的质量，自然得益于王耀华、乔建中二位主编眼界之高远、学识之博洽。更令人感动的是，二位主编年高德劭，以耳顺之年，仍孜孜以求、著述不辍，为当代学术界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治学榜样。当然，由于全书文稿出自众手，各章节在写作体例和概念的运用上尚难获得完全的统一。此外，总论中原先预定的音乐经济学、音乐生理学、音乐管理学等学科因故未能与其他学科一同收入正文，让人略感意犹未尽。

①王耀华、乔建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②《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817―818页，1989。

③俞人豪《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第5页，1997。

第2篇：文化概论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音乐多元文化；视野；高校校园艺术文化；建设

一、调研的背景和意义

加快艺术教育改革和发展步伐，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但高校艺术教育目前还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尤其是非艺术专业的高校学生，艺术教育得不到普及和发展，高校艺术教育的边缘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经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纳入学科体系，推动了校园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我们应在这种先进的理念引领下，不断思考我们的民族音乐教育，同时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从而推动我国高校校园艺术环境建设的全方位发展。

二、调研的思路与调研结果分析

■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98份，调查对象是兰州交通大学2010至2012级的本科生。调研结果阐述如下：

1.音乐认识与现有基础。（1）音乐认识。86的学生结合自身感受，赞同音乐对“放松身心、开阔心胸、促进想象力、拓展视野、塑造品德、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31.7的学生有过真正体会和领悟音乐美感和艺术魅力的经历；91的学生“渴望音乐能融入自身生活”；81的学生“希望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音乐学习”。（2）音乐基础。32.6的学生认为“虽学习过音乐，但很不深入”；65的学生“从小学到初中”有音乐课；21的学生“从小学到高中”有音乐课；11的学生有“各类音乐考级证书”，但仍有13%的学生“从未接触过音乐”。

2.音乐与生活。（1）学生通常使用电脑和mp3播放器来接触音乐；41.5的学生每天有一些时间听音乐，其中32.4的学生是“挂在耳边，一有时间就听”；日常生活中，睡觉前听音乐的居多，其次是走路和看书。可见，音乐与学生的生活密切相关，这种密切性也决定了音乐对大学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2）音乐如此有魅力，那学生都喜欢听什么音乐呢？问卷显示，学生喜欢的音乐排序为：国内外流行歌曲（56）、西方古典音乐（27.5）、中国民族音乐（23.4）、其他（6）。

三、评价与思考

我国音乐多元文化理念由我国学者罗传开于20世纪70年代末从日文译名引入。它的基础理论为音乐人类学，或叫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是一门起源于欧美的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虽然历来有多种不同定义，但仍可简单定义为：研究文化中的音乐，或研究作为文化的音乐。以音乐多元文化视野研究当代高校校园的艺术文化以及如何提高艺术素养，从而对高校校园艺术环境建设具有一定的推动和导航作用。

1.对高校校园艺术环境建设的评价。高等学校的校园艺术文化是直接影响大学生成长的环境因素，是高校教育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因此，高校要建设具有本校特色的、健康向上的校园艺术文化，才能对大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才能形成良好的校风。高等学校是从地域上相对独立的教育社区。大学校园是一个教育环境，同时又是一个文化环境。在这个文化环境中少不了音乐文化这一因素的影响，就是以音乐教育中多元文化的背景，揭示当代高校大学生对不同音乐文化的接受和融合，促使其全面和谐地发展。

2.对高校校园艺术环境建设的反思。音乐多元文化视野下高校校园艺术环境建设的最大价值将是：以多元文化视角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整合编辑为统一整体，在跨民族、跨文化的理论指导下，使高校校园艺术文化建设既能融合本民族的音乐文化建设，又能提高高校校园艺术文化的建设意义，为我国高校校园艺术环境建设进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提供可行的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1]王耀华，乔建中.音乐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第3篇：文化概论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 文化词语 词语的文化意义 定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跨文化交际学开始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许国璋先生于1982年在《现代外语》上率先发表了有关语言和文化的论文(胡文仲,1999)。而后随着跨文化研究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文化词语”和“文化意义”的论文。在1994—2008年

“黄”,颜色词,但是由于大部分土地是黄色的,在以土地为主要生产原料的封建社会中,“黄色”与人民的生产生活乃至命运紧密相关起来,王族皇室便以此为专用色,以显其权贵,于是“黄色”获得了新的文化意义:“至尊至贵”。

“杨柳”本为植物名,同属落叶乔木或灌木。传说隋炀帝在运河两岸种植柳树,并御赐柳树姓杨,遂有“杨柳”之说。而《三辅黄图》有言:“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于是,“杨柳”成为“离别”的象征,获得了新的文化意义(王德春,转引自吴友富,1998)。

类似“黄”、“杨柳”这样先有语言意义,而后又获得文化意义的词语是非常多的,如果把它们都归入文化词语,那么词语的这种分类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非文化词语是如此至少,这样的文化词语又如何进行研究?其实我们所关注的主要是词语的文化意义,而非文化词语。那么,什么样的词语才能算是文化词语呢?我赞同苏宝荣的观点:产生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只有文化意义,没有一般的语言意义,这样的词语可以称之为文化词语。如“华表”、“友于”、“闰”。常敬宇所说的直接反映文化的词语,如“龙”,部分来自文化典籍的词语及来自宗教的词语就可以归属于文化词语,而那些间接反映文化的词语,如“白”、“松”都不能算作文化词语。

由于辨别一个词语是否属于文化词语需要从它的渊源分析,需要训诂学和考据的本领,有时候我们是不太容易作出判断的。在现实的跨文化研究中,我们应该多多加以关注的并不是文化词语本身,而是词语的文化意义。黄金贵教授的《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从名称到实际内容其实分析的就是词语的文化意义,而不仅仅是文化词语的词义;戴卫平、裴文斌所著《英汉文化词语研究》(2008)提供的也是词语的不同文化意义,而非“文化词语研究”。相比之下,杨元刚的《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2008)才算得名实相副。

整理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自序[j].杭州大学学报,1994,(4).

[3]李国正.文化语言学研究的新收获——评黄金贵著《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j].高校社科信息,1996,(1).

[4]常敬宇.汉语词汇与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5]苏宝荣.词的语言意义、文化意义与辞书编撰[j].辞书研究,1996,(4).

[6][英]利奇著.李瑞华等译.语义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

[7]杨元刚.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8]姚乃强等.汉英双解新华字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00.

第4篇：文化概论的定义范文

    一、图像:语言符号的感性辅助

    多媒体是“用词语和画面来共同呈现材料”[2]的,在视觉文化的影响下,图像符号在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中占有重要位置是毋庸置疑的。文学概论教材不再像过去那样灰暗死板,色彩和图案的运用使教材显得活泼有生机,具有时代气息。在多媒体教学中,师生面对的也不再是单纯的一张漆黑的黑板,还有播放课件的屏幕。课件不同于黑板,它是图像与语言文字等符号的有机组合。有些教师的课件做得单调无趣,这就没有达到使用多媒体课件的目的。在中文学科课程中,文学概论是属于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之一,在高科技的支持下,有了图像的插入,教学内容便显得活泼生动。所以,从事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教师,都喜欢将教学内容图像化。内容的图像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大学生的审美情趣,激发了他们对文学概论的学习兴趣。然而这种教学内容的图像化,并不意味着教师在制作课件时随心所欲,一定要符合教育的基本原理和文学概论的教学目的才行。因此,文学概论多媒体课件的图像选择,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情况:第一,注重课件本身的形式美。文学概论教学本身就是一门艺术,课件是教学艺术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不能忽略课件自身的形式美。课件的封面设计、背景图案的选择等,都需要教师精心处理。教学课件上的图像,呈现的应该是和教学内容相适应的具有个性化的视觉美,而不是与课程无关。而且,这些图片的选择,不能喧宾夺主,掩盖或者妨碍学生对文学概论内容的接受。第二,补充课件的文字内容或者教师的口头表述。比如在童庆炳主编的文学概论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所附的光盘中,在讲到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的时候,就选择他的一张相片插入到课件上,让学生在了解他理论观点的同时,进一步加深对他的感性认识。形象的图像符号与抽象的语言文字符号相结合,更符合学生的接受心理。第三,与教学内容相互印证。比如在举李白诗歌《静夜思》以说明诗歌的文体特征时,可以插入相关图片来辅助对诗歌的内容的阐释。这类图片的插入,目的是让学生从不同的途径来理解教学内容,但图片的选择应该非常慎重,有的图片不能呈现李白《静夜思》的诗歌意境,就不能用,否则会误导学生的理解,让“学生的学习会受损害”[2]。第四,以图像作为讲解的对象。比如在讲解文学作品的时候,把余华小说《活着》出版物的相关图像直接放在课件上,不出现任何文字。这时候,特别要注意,这类图像只是起到提示教学内容的作用,《活着》的具体内容,教师要进行口头表述,不能以图像代替作品的语言内容,要把学生注意力最终引向教师的口头讲解中。第五,用图表概括理论知识内容。比如探讨文体的分类,教师可以把不同文体类别编辑成图表或知识结构图。这类图像符号,往往概括性强,且又层次清晰,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上面也提到了,文学概论教学中使用的图像符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抽象的图像和具象的图像。需要注意的是,抽象的图像,没有照片之类的具象图像那样形象,但又比语言文字形象。在教学中,具象图像和抽象图像的作用和感受力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图像符号的使用,是顺应学生的接受特点,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加深他们的记忆与理解。但具象图像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比较容易限制学生的想像力和思维拓展,正如拉什所说的“不去询问文化文本(即图像文本———引者注)表达了什么,而是询问它是什么”[3]。所以,具象图像使用时要注意它的适用范围,文学概论教学最好多采用一些抽象的图像,这样更能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以达到文学概论的教学目的。课件成为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主要工具,图像符号是课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内容的图像化,是文学理论教学不能回避的时代变化,我们恰恰要针对这种变化,进行适合新情况的教学改革。但特别要注意,图像符号并不能受视觉文化的影响而无限制地增加,更不能因单纯追求“视觉奇观”[4],而造成图像符号能指的膨胀。形式上看,过多的图像符号的使用像是绚丽多彩,实际的知识含量却很小,干扰了学生的知识接受和师生之间的互动,由此影响到文学概论教学目标的实现。所以,教学内容的图像化,只能限定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教学内容的图像化,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的需求,但是它必须围绕文学概论教学目标。文学概论研究的对象,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有些教学内容是不能够图像化的,有些教学内容是没有必要图像化的。图像符号只是文学概论教学一个重要感性辅助元素,它必须围绕教学对象———以语言为符号的文学才能有效展开。

    二、影像:理论推演的适当点缀

    除了图像符号之外,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还经常使用影像符号。由于多媒体的使用,能够把影像引入到教学之中,学生可以在课堂上轻松地欣赏到相关影视资料等。但是教务部门却非常质疑在课堂上放电影的合理性,对于文学概论教学来说,我们必须重视这种质疑。前文提到,文学概论是研究文学的基本规律的,文学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是用语言创造审美观照对象。影像符号能否成为文学概论教学的对象?我们要看影像和语言的区别与联系。在文学概论课程使用影像符号,基本是将影像作为作品的例子来讲。很少有教师自己不讲课,拿另一个教师讲课的视频来代替。比如我们分析典型的特征时,会举曹雪芹《红楼梦》中的例子来分析,现在很多学生对《红楼梦》的了解,大多是通过电影视频来了解的。传统教学中没有多媒体,教师必须用语言把《红楼梦》的相关内容复述一遍,学生对《红楼梦》的了解,也是通过语言媒介获得的。相对于多媒体教学,教师在传统教学中的语言表述成分更多些,教师需要通过语言表述把一堂课的内容贯穿起来。诚然,影像也能把曹雪芹《红楼梦》的基本故事用视觉方式表达出来,但是电影版的《红楼梦》和语言文字版的《红楼梦》是有差别的。电影版的《红楼梦》,严格地讲是另一件艺术品,它的作者不能再说是曹雪芹了,只能说原着是曹雪芹。这意味着电影版的《红楼梦》不是曹雪芹《红楼梦》的复制品,不能将两者划等号[5],应该将前者理解为是在后者基础上的创新。所以,一般我们不主张用影像完全代替语言符号来作为分析的例子。如果取代了,文学概论研究的就不是文学的基本规律,而是其他门类艺术的基本规律,这不符合文学概论教学大纲要求。另外,在课堂上播放大量的影像资料,长期用影像资料代替语言文字,必然导致学生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下降,影响到对他们的逻辑思辨能力的培养。正如杨文虎指出:“坐在电视机前长大的这代人长于视象思维而弱于文学思维,成为‘读图的一代’。阅读文学作品非常吃力,这也是他们越来越少光顾文学作品的内在原因。”[6]这里所说的“文学思维”,主要是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如果阅读者的这种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下降,则审美观照作用就不能正常发挥,阅读者就不能真切感受到文学的魅力,这肯定不利于文学概论抽象思辨能力的提高。因为思维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等感觉器官参与认知活动的,而又以视觉活动为主,人们通过视觉获取的信息占整个感觉器官获取信息量的83%[7]。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视觉学习有利于提高学习的注意力,提高记忆效果。但是对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视觉并不是长项,而语言符号却是苏珊?朗格所说的最典型推论性符号[8]。有些文学概论的内容,比如复调小说、形象思维、神话原型批评等理论问题,思辨性很强,必须依靠语言符号才能说清楚。当然,在文学概论课堂上并不是绝对不能播放影像材料,关键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播放频率上看,只能偶尔为之。同时,教师要精选影像作品作为分析的对象。其次,要掌握好播放的时间,要适度。播放视频,目的是为了形象生动,增加视觉鉴赏的冲击力。但文学概论教学与文学鉴赏教学是不能划等号的[9],播放视频的时间不能长。虽然作品鉴赏也是文学概论研究的问题,也是文学概论课程的重要教学内容,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理论知识,对于实现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目标是有利的。但是二者之间无疑是有区别的,鉴赏课重在对具体作品的阐释评价,重在对具体作品的感知、体味、判断和分析,重在帮助学生掌握作品分析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提高文学鉴赏的水平;概论课重在对理论命题的理解消化,重在把握理论知识结构,培养理论思维能力,重在对理论问题归纳、演绎和抽象思考。所以,不能因为消费社会带来的享乐主义,为了直观、趣味而一味追求影像符号的视觉。过分加大影像符号的量,是与文学概论教学目标背道而驰的。再次,在播放完视频之后,教师应该适当点评。通过比较播放的影像文本与原来的语言文本之间的差异,加深学生对语言文本的理解,这样才能有效减少影像符号在文学概论教学的负面作用。如果把握了以上这三个方面,在文学概论教学中适当进行影响符号的“点缀”,不仅无碍,反而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5篇：文化概论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建构主义；公共外交；行为主体

一、公共外交理论及其与建构主义的理论切合点

国家的整体外交包括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前者强调的是政府之间的外交活动，其活动的主体和客体必须是一国政府；而后者则强调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外交活动，其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国家民众。公共外交一词最早于1965年在美国出现，埃德蒙•古利恩将其定义为一国政府采用民众舆论或媒体传播的方式，对另一国的民众或者利益集团产生影响，从而对涉外活动产生干预，达到外交目的。[1]在此公共外交仅指一国政府与他国公众之间的外交。由此可见，公共外交的行为方式主要包括民众舆论，信息传播，文化交流等等，目的在于解说本国的外交政策，展现本国的良好形象，增进两国民众之间的感情，加强两国政府之间的政治互信。我国学者将其界定为，一国政府采用媒体传播等手段与别国进行双向交流，从而实现澄清事实，展现良好形象，增进文化交流，以实现国家利益。[2]这一定义将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家形象上，认为进行公共外交的目的在于提高国际知名度和国家形象；先入为主讲故事，文化交流促沟通，从而有效的提升了国家的软实力，所以这样解释其概念是比较合适的。建构主义重视观念的作用，认为国际事务的意义和内容取决于两国之间的共有观念，是观念影响了国际互动，国际互动反过来也建构了国家间的共有观念。国家利益取决于国家身份，国家的身份在共有文化及互动实践中得以产生。[3]公共外交恰恰也强调文化观念的作用，通过媒体传播消除误解、利用民众舆论来增进国家之间的感情，所以公共外交更是一种心灵外交，是国家文化领域与外交领域联系极为紧密的一环，文化与外交通过公共外交互为影响，外交通过文化观念入手达成目的，文化因外交得以多元完善。所以，文化观念与国家认同等非物质因素成为建构主义理论与公共外交理论完美的结合点，相比其他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建构主义与之拥有更多的共同话语，以此视角来研究必将赋予公共外交更多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

二、建构主义视角下对三种公共外交状态的探讨

建构主义认为，不同的共有观念造成了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国家之间的友好程度取深受共有观念以及文化因素的影响；国家的身份不同，利益取向就不同，因此外交实践活动就会产生差别，因而产生不同的结果。在建构主义看来，无政府文化有三种。公共外交在这三种不同的文化下也相应有三种不同的状态。

1.霍布斯文化。在这种文化下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敌人来表示，国家之间会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国家的一切外交活动都是为了权力，利益和自身安全。一种对公共外交概念的解释说明了这一点，即：公共外交采用媒体传播等文化交流活动，达到制造外国舆论，给外国政府造成压力的目的；从而促使对方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能够最大限度的符合自身利益。[4]因此，争取他国民心，向另一国政府施压，制造相关舆论成为此公共外交的主要目的。这种舆论可以符合事件的真实性，也可以不符合，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利益。

2.洛克文化。在该文化下，国家间关系可描述为竞争对手。国家之间既存在着竞争也存在着合作，进行外交活动的目的在于加强合作，互利共赢，提高自身竞争力。比如提出的一带一路的战略方针，从政治到经济，从语言到文化都能够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与交流，增进了国家间的互信，展现我国和平，友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对于改善了我国的舆论环境，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康德文化。在该文化下，国家扮演者朋友的角色，两国拥有着极高的互信度。国家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互帮互助并逐步加强；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状态。在此状态下，国家进行公共外交纯粹的是为增进文化观念的融合，改善双方民众与政府的认知，增进双方之间的感情，以实现和谐相处的目的。

三、发展公共外交的对策及建议

1.行为主体多元化。既然在整体外交领域中除政府外交以外的领域，都属于属于公共外交，那么公共外交的主体范围应该十分宽泛，[5]这样才能为公共外交工作提供更加宽广的平台。比如近些年来，印度有着较为丰富的公共外交资源，海外印度人成为印度侨务公共外交的主力军，高技术人才和留学生，海外印度人社团等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推动资本运转，媒体报刊加强对外宣传，还包括政府的对外援助等等。[6]这启示我们要充分动员包括政府在内的各个社会主体，使之互相协调，充分发挥其作用，做到行为主体的多元化。

2.行为方式多元化。近年来网络公共外交得到不断发展，由于其快速便捷，各国民众之间的联系更多的采用网络的形势。公共外交的行为方式也渐趋于多元化，网络电子化平台成为国家间交流的重要窗口。我们要将网络舆论重视起来，积极改善网络舆论，充分利用网络这一手段加强与各国之间的文化沟通和交流。

3.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公共外交应积极向国家政策靠拢，使之为政策的实现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科技进步。民众及其他行为主体应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4.，推动文化观念之间的融合。两种文化之间碰撞，可以是互相融合，可以是共存，当然也会发生冲突。公共外交工作的开展，离不开与他国民众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当本国文化与他国文化之间发生碰撞的时候，应该，推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使文化观念得以互相交流借鉴，从而增进国家之间的互信，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综上所述，我国的公共外交应充分动员各个行为主体，积极探索公共外交的新领域，新平台；充分发挥网络公共外交的作用，拓宽开展公共外交的渠道；并将政府政策放在主导地位，使政府，民众，精英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能够团结协作，加大对公共外交的投入，重视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观念上，加强不同文化观念之间的融合，推动我国的公共外交事业迈向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7.

[2]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8-9.

[3]张庆元.建构主义视角下公共外交的新概念[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1):30.

[4]曲星.公共外交的经典含义与中国特色[J].国际问题研究,2010(6):5．

[5]廖宏斌.我国公共外交的发展现状及对策[J].四川大学学报,2007,5:111-114．

第6篇：文化概论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设计；文化；社会需要；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3-0183-01

与设计本身相比，设计文化内涵要丰富的多、外延要广泛的多。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导致了文化迄今已有二百多种定义和现状，而且新的解释仍然不断出现，这里，我们倾向于对文化的广义的理解，认为：文化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既是人适应自然、与之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人适应社会、人与人相互联系的结果。文化一旦形成并不断演进、发展，又制约着包括设计师在内的所有人的心态行为及其与外在环境的关系，同时，正如英国文化社会学家阿兰・斯威伍德所说的那样： “文化是一种实践，是以意识、行动与特定的价值观作为基础，然后寻求改变世界的一种手段。设计文化的实质是物质一精神的，它是社会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有机综合而成的一种独特文化，设计文化则将现实与理想，务实与务虚，实用与审美，经济、技术与科学、艺术，金钱、买卖，商业、消费与时尚创造、身心愉悦、精神升华如此紧密难分、水融地结合在一起。就其来源、实质、结构、功能作用的方法和形式而言，设计文化是社会的，它与商业或消费文化、经济或产业文化、艺术或审美文化、科技文化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有人据说而简单地将它归于上述文化之一，而忽略或否认它的另外联系和它的独特性，例如说设计就是商业、或者说设计就是艺术，因此，设计文化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性，设计文化就是设计文化。将价值定义为任何有益的事情的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拉尔夫・巴顿・佩里在他的名著《价值概论》中探讨了价值的领域，即道德、宗教、艺术、科学、经济、政治、法律和习俗。

第7篇：文化概论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语用失误;语用能力;英语教学

一、国内英语教育现状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为了能够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成功、顺畅的交流,外语学习者必须学会针对特定的语境,考虑到各种社会和文化因素,了解言语交际中的一般模式和原则以及话语含义的多层次性,灵活合理的使用语言。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太令人满意,大多数的学生的交际能力仍处于基础的语法能力阶段,语言运用能力明显偏低,他们对目的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知识了解十分有限。

二、 语用失误理论及其发展

近年来对于语用失误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些研究大多数都是基于詹妮・托马斯在1983年发表的论文《跨文化语用失误》。英国语言学家詹妮・托马斯对跨文化语用失误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她在1983年发表的《跨文化语用失误》一文中首次提出语用失误这一概念。托马斯对语用失误所做的定义是“不能理解话语的含义”。她将语用失误分为语用-语言失误与社交-语用失误。语用-语言失误指学习者将本族语对某一词组或结构的意义套用到外语造成的失误。而社交-语用失误指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而犯的语用错误,牵扯到哪些话该讲,哪些话不该讲,人际关系的远近,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与人们的价值观念有关。托马斯所谈内容实际是跨文化交际中的误解。托马斯的“跨文化语用失误”对分析语用和文化迁移建立了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与其他社会语言的研究成果一道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们陆续开展此方面的研究,并且成果颇丰。

在国内,何自然等首先开始对语用失误开展研究。何自然在《语用学概论》(1988)定义语用失误为:“我们将人们在言语交际中,因为没有达到圆满交际效果的差错,统称为语用失误。”对于语用失误何自然(1997)明确指出:语用失误不是指一般遣词造句中出现的语言运用错误,而是说话不合时宜的失误,或者说不妥,表达不和习惯等导致交际不能取得预期效果。

王得杏(1990)认为,跨文化交际的过程既涉及文化的规约,也涉及到语言的规约。这两类规约在不同文化里的差异就是导致文化交际中出现故障的根本原因。语言学者把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故障称作语用失误。

孙亚在对各学者对语用失误的研究分析后概括指出:“一般认为,当说话人在语言交际中使用了符号关系正确的句子,但说话不合时宜,或者说话方式不妥,表达不合习惯等。具体来说,说话人不自然地违反了交际规约、社会规约,或者不合时间空间、不看对象,不顾交际双方的身份、地位、场合等违背目的语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念。使交际行为中断或失败,使语言交际遇到障碍,导致交际不能取得预期效果,这样性质的错误就叫语用失误”(孙亚,2001:59)。

学者们对语用失误的界定有三个焦点:(1)语用失误与语言错误不同(2)语用失误与语言使用的诸要素相关联(3)语用失误带来的后果表现在交际活动产生故障、冲突和误解。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进行了大量研究,他们的工作为以后在此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如何认识和分析中国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错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三、 教学启示

我们在英语教学中应该避免只注重语言知识而轻视语言运用的倾向,应加强对语用能力的培养。语言教学应该实现从语言层到语义层再到语用层的飞跃。

(一)提高教师自身语用能力。教师起着言传身教的作用,其自身的语用能力必将对学生产生影响。教师可以选择合适的教材,如何自然先生编的《语用学与英语学习》、何兆熊先生编的《新编语用学概要》或期刊登载的相关文章来充实自己。这样一来,教师在加强自身语用素养的同时,遇到学生出现语用失误,就能给予及时的纠正和指导。“语言教师不应满足于记录学生的语用失误事实,更应深入调查造成语用失误的原因,并且采取措施”(托马斯,1983:109)。在适当时间还可以举办专题讲座,传授相关语用知识,这对师生双方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语言的形式和功能并不是一一对应的,结合语用知识讲授语言知识可以使学生在学习和掌握语言形式的同时理解语言的交际动能并学会表达。

(二)只有把语言知识与文化知识结合起来才能达到学习语言的目的。在英语教学中,教师要将社会文化内容贯穿到听、说、读、写、译各项技能的培养中。这样学生既可以学习语言知识,又能培养语言能力,也可以学会社会文化知识,获得用语言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认识和了解中、西文化差异,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不是一朝一日能完成的。英语教师要在平时的教学中,要结合课文进行跨文化知识的介绍与教学,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从而形成跨文化交际能力。

(三)开发利用教材、音像材料、外教等多种教学资源,给学生创造运用语言的机会。我们应该适当调整课程设施,适当增设有关历史、文学、英汉对比及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第二课堂,将语用知识的教学系列纳入教学计划,使同学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了解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掌握一些与语言有关的概念和指导原则,以便在实际运用中很好地语用语言。

总之,培养学生的英语实际运用能力,使学生实际交际中的语用失误,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坚信 广大中学教师的共同努力下,通过认真钻研教材,领悟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中学生的英语实际交流水平一定会有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第8篇：文化概论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英语专业；语言学概论；教材建设；问题；对策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语言学概论这门课程在各个高校的英语专业得到了大力的开展，并且也从此来开了研究该课程理论和实践的序幕。同时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高年级英语教学研讨会也逐渐在高等院校的英语专业召开，并提出了将语言学概论这门课程作为必修课程的建议，并且随着相关教学大纲的制定，使得研究英语专业语言学概论的步伐更进一步加快。时至今日，对于教材的建设依然有待改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服务和指导学生。

一、语言学概论教材建设的问题

（一）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无法得到很好培养

听说读写这些基本技能的培养是学生学好英语的关键，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这些环节自然也就成为了重点，同时为了满足新课标要求，还开展了多种教学活动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然而在注重以上教学环节的同时，却忽视了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使得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严重匮乏，而对其根本原因进行追究，实则是教材编排过程中忽视了这一点，在教材编排的侧重点上为知识和理论的介绍，并未将知识、理论和相关语言现象结合分析，自然学生的语言现象分析能力就得不到培养。

（二）教材内容枯燥乏味

目前的语言学概论教材对于广大英语专业的学生而言具有深奥难懂、枯燥乏味的特点，将学术性作为了教材建设的重点，并且内容难度较高，使得学生很难理解，进而丧失学习的兴趣。并且部分教材内容的选择主要源自原著片段改编和直接内容引用，却未说明、阐释，这样就使得语言不具有通俗易懂的特点。与此同时，在教材的编排设计过程中也为将漫画、插图等引进，使得教材的趣味性不强，学生的思维无法得到启发，进而导致学生学习的兴致不高。

（三）教材内容更新不及时

自语言学概论这门课程开展至今，虽然语言学学科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教材的编排速度却不能做到与时俱进，或者是教材虽然进行了不断的重新编排，但是在内容的更新上却不明显，例如戴炜栋等在编排的过程中仅在原有基础上加入了“跨文化语用失误”、“派生构词法”、“分析词的结构”、“语言的功能”这些章节，却为涉及语篇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及其系统功能语法相关内容。

（四）语言学方法的介绍欠缺

英语专业语言学概论教学的目的是将语言相关知识及其语言学研究方法向学生传授，以此来实现学生独立素养和科研能力的培养，但是就目前的教材编排过程中，却严重匮乏语言学方法的介绍，例如在对分支学科和某一流派进行介绍的时候，只注重主要内容和发展历程的介绍，却忽视了操作方法和思路的介绍。

二、建设语言学概论教材的对策

针对以上英语专业语言学概论教材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相关对策的实施，以此来实现教材编排科学性、实用性、趣味性的增强，促进教育教学的发展，具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分析具体语言现象，促进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

即应用和掌握概括、抽象、综合、分析、比较等思维方法和推理、判断、概念等思维形式，将抽象、空洞的理论知识过渡到具体和实际，并对语言现象借助语言学理论进行解释。以分析具体现象来促进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如概括、抽象、综合、分析、比较等。同时在设计教材练习的时候也要关注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当下我国的教材练习设计主要为简单的问答题，可以在教材中将答案直接找出，这样就不利于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而相比之下，国外的教材确实值得借鉴的，所涉及的教材练习主要包括了Discussion topic/projects和Study questions，前者主要是对演绎和归纳等逻辑思维能力的考察，后者主要是对基本理论和概念情况的考察，在考察的内容、范围上更加全面，在难度上更高。

（二）重视介绍语言学分析技术

以上我们对我国语言学概论教材建设的侧重点进行了介绍，并指出了存在的不足。因此，在进行教材编排的过程中，必须将知识不断的细化全面，将分支学科和语言学各流派的操作方法、思路等向学生全面详细的介绍，如句义分析的技术、功能主义及认知语言学技术和理论、生成语法的操作方法和思路、分布分析法、语义学的词义分析等，同时再将结构主义的描写方法和分布技术详细介绍，如变换、删除、扩展、替换等方法，使其成为语言学概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将语言学概论教材基础性突出

该课程主要是以基础理论为主，因此在进行教材设计和编编排的过程中也要将其基础性突出，并将介绍基本方法、基本理论和基本理念作为重点不介绍或者是少介绍边缘性和非基本内容。再者就是在教材内容的选择上要对知识水平和学生的专业语言能力充分的考虑，保证精选内容能够被学生接受和理解，进而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删除学生不易理解、抽象的章节，当然其前提是保持语言学学科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四）教材的设计编排具备人性化特征

也就是讲插图等引进教材中，使教材具有生动、形象和直观的特点，能够将信息以图代文传递，促进学生学习兴趣的提升和思维的启迪。例如借鉴From-kin版的教材，在该版的教材中，所涉及的插图具有大量性，且多以卡通漫画为主。在进行语言运用和语言知识鉴别时，就将卡通漫画编排与教材中，选材源自电影《人猿泰山》，而内容则是简与泰山初次见面的故事，这种区别语言运用和语言知识的方法使学生对原本乏味枯燥的知识感到生动有趣，进而提升学习的热情。而Hudson版的教材则将本章的术语和概念专门列出，以此来实现学生对重点内容的把握。并且还将提纲列出于每一章的后面，以此来让学生更好的把握本章的思路。除此之外国外Radford的教材还将术语索引附录于书中，而Fromkin版的更是将小型语言学词典及其索引附加，这样就使得在进行教材编写的时候对于术语的严谨定义，学生可以通过附录来进行理解和查检。由此可见，语言学概论教材的建设过程中必须向国外借鉴先进的手段，促进学生学习热情的提升。

（五）重视语言学研究新成果的吸收

通常情况下，将定论传授，并将相对稳定的教材追求是教材设计和编排考虑的重点。但是现如今，要想满足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就必须对教材内容进行不断的更新，将新方法、新观点和新理论引进，使教材的建设与当下的语言学学科发展相适应。并且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语言学思潮受强大解释力的影响，对于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更是日益增多。并且将语法化及其话语分析作为了重点。故而在进行语言学概论教材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对该领域研究的相关新成果进行吸收，保证语言学概论建设编排的与时俱进。

三、结语

以上我们详细的探讨了英语专业的语言学概论教材建设中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具体化的对策，因此，要想语言学概论教材取得较好的教学成效，就必须在进行教材编排的过程中，严格遵循以上方式和方法，保证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也保证涉及内容的全面性、通俗易懂性，使学生能够对知识和理论更加全面的掌握和理解，实现教学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黄腾翔.关于高校英语专业普通语言学课程的调查和反思[J].语文学刊，2011（6）.

[2] 罗耀华，柳春燕.《语言学概论》课程创新教学尝试田[J].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9（2）.

第9篇：文化概论的定义范文

(注:作者简介：杜亚雄（1945― ），男，汉，河北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匈牙利科学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国际匈牙利历史学会副主席，美国印地安那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客座教授，中国世界音乐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音乐学。)

摘 要：李玫发表文章对李荣有的著作《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提出批评，并认为图像研究不应该是看图说话。本文不同意李玫的看法，指出图像研究应该是看图说话并对李玫文章进行了反批评。本文认为音乐学学术评论应当尊重创新精神，音乐学评论界应完成从“争取‘话语权’向充实‘话语能’”的转换。

关键词:图像学研究；创新精神；音乐学；评论

中图分类号：J50-05

文献标识码：A

Image Research Should Be Based on Images

-Discussing with Dr. LI Mei

DU Ya-xiong

李玫博士在2008年第五期《文艺研究》发表《图像研究还是看图说话》一文(注:参见李玫《图像研究还是看图说话》一文，载于《文艺研究》，2008年第5期，第138－146页。)（以下简称“李文”）对李荣有先生的著作《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注:参见李荣有《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 )（以下简称“李著”）提出批评，指责李著不仅“理论缺失”、“方法错误”、“学术规范失守”，而且“把臆想当创新”，属于“学术泡沫”。李著曾是“九五”艺术类国家课题的结项成果，先后获得过浙江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汉画学会专著类三等奖和教育部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艺术学类三等奖。李文作者对李著获得上述奖项不以为然，在文中要求“我们的社科学术评估机制”进行“反省”，写道：“仿佛整个机制为这样的学术泡沫铺上红地毯，使这样的学术泡沫前赴后继地涌来，欢天喜地地领取国家经费，喜气洋洋地为这些所谓的‘研究成果’包装了精致的外衣，再用这些精致的外衣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为了制止学术泡沫的产生，李文还把矛头指向了“社会管理机制”和“学术共同体”，并指出：“这并不是一本专著的学术质量问题，而是社会管理机制和学术共同体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笔者读过李著，认为它作为我国在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方面的第一部专著，很有创新性，李著首次对汉画中的音乐资料做了比较全面的辑录、整理和考释，并从历史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两方面阐释了汉代音乐文化的一些规律和特点，虽有一些缺点，但在理论上没有大的缺失、其研究方法也是正确的，应当加以肯定。我想这也是包括“中国汉画学会”在内的“学术共同体”和包括浙江省和教育部有关部门这样的“社会管理机构”的看法，否则他们就不会向李著颁奖了。

李文对李著的批评引起笔者的注意，拜读李文之后，想向李文作者请教一些问题，撰写此文，盼不吝赐教。另外，李文中的一些说法和观点，笔者亦不敢苟同，提出商榷，也望得到指正。李文分“理论缺失和方法错误”、“把臆想当创新”和“学术规范失守”三部分，笔者也想就这三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理论和方法

李文中引用了欧洲艺术史学家欧文・帕诺夫斯基对图像学研究方法所作的阐释，并指出这位专家的话“已经清楚地概括了图像志、图像学的研究对像、方法和目标”。帕诺夫斯基把图像学的研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在分析艺术品中的图像内容之前对整个艺术品的描述”，第二“是狭义上的图像分析”，第三“是对图画的内在意义或内容进行解释”。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帕诺夫斯基所说的三个层次就是“描述”图像、“分析”图像和“解释”图像，“描述”、“分析”或“解释”都必须以语言或者表示语言的符号文字为工具，因此可以通俗地把对图像的“描述”、“分析”或“解释”理解为“说”出研究者的观点。图像志、图像学的研究对像既然是图像，研究者一定要“看图”，依笔者之浅见，“图像研究”就是“看图说话”，而且必须“看图说话”。从李文的标题来看，李文作者似乎并没有看懂她所引用的这段话。这里，我想请教李文作者，如果“图像研究”不是“看图说话”，又该如何进行呢？李文中指出从李著的作者在拟定书名《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之初，就缺少学科方法论的思考，这直接导致了全书的基本框架设计出了问题。”那么，在李文作者在拟定标题之初，是不是也缺少学科方法论的思考，这有没有导致全文的基本框架设计出现问题呢？

李文中引用帕诺夫斯基对图像学研究方法所作的阐释后，接着就对李著中有关的音乐图像学的一段话进行批判。李著说：“音乐图像学的研究对象，是所有与音乐艺术相关的各类图像，具有可视性强的特征。音乐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强调观看、观察，充分利用人的视觉功能，激发人们更多的使用形象思维、直觉思维，可使人摆脱传统研究方法的禁锢、概念群的运转、至深而玄的思辨，最终达到‘以图出史’的目的。”李文中指出：“这既不是学科的定义也不是系统化研究方法，这里没有任何一句是定义，前一句见‘对象’，后‘一句’讲方法。但对象也没有讲全、讲确切，而‘方法’则是一句空话。从这段定义来看，作者对音乐图像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及方法显然并不很清楚”。笔者认为，李著不是《音乐图像学概论》之类的教科书，对汉画像进行音乐学研究即可，没有必要给出有关音乐图像学的定义，另外李著中也没有讲这段话是音乐图像学的定义，只是讲了它的对象和方法。李文作者为什么要把这段话当成音乐图像学的定义来读，笔者不得而知。另外，笔者认为李著中的这段话也是讲音乐图像学应当“看图说话”，和帕诺夫斯基的话精神基本一致，并无大错。笔者更不得而知的是，李文作者如何能从这段话看出李著的“作者对音乐图像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及方法显然并不很清楚”。

在讨论音乐学的时候，李文中说：“音乐学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尽管在近两百年中，它的定义及疆域不断地被修正、补充并扩大，但它的基本内涵是指应用于音乐研究的社会科学方法，它的范围、目标及方法在历代的方法论激辩中越来越通透、具体。”这样说来，音乐学的基本内涵是采用“社会科学方法”。笔者不知道这是不是李文作者对音乐学方法的概括，如果是，这里也没有“讲全、讲确切”。众所周知，音乐学除了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之外，也会采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如果有人仅根据这句话，讲李文作者对音乐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及方法显然并不很清楚”，笔者不会赞同，我想她自己也不会同意。

二、关于臆想和创新

音乐图像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与其他各种学科一样，是追求真理和创新知识，而要创新知识，就要允许研究者根据事实，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提出带有一定主观推断性质的假说。如果研究者能根据长期的思考和观察，提出一个有待证明假说，本身就是一个学术成果。在音乐图像学的研究中，研究者看图说话，谨慎地提出假说，也应当被看成是推动学术研究进一步深入展开的引线。

在20世纪，民族音乐学倡导进行田野调查，并结合文化背景对音乐的本体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方法对历史音乐学及其他音乐学学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音乐图像学的研究也逐渐强调到实地进行田野考察，反对仅“看图册”就开始“说话”。从李著中不难看出，李荣有先生曾经进行过大量田野考察，并在田野调查所得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假说，其中有的虽然目前还得不到证明，但这些假说仍是可贵的，不能被说成“臆想”。

李文中指责李著“把臆想当创新”，并指出：李著“对于研究对象的性质、内容范围、历史价值的阐释，充满随意性”。然而李文作者在文章的这一部分中并没有指出李著在哪些方面的论述是充满随意性的，只以“南阳市纯丝竹弹弦乐器演奏图”为例，认为李著根据此图“推论出与‘房中乐’的关系，未免太草率”。既然李文作者提出了此图，我们就来看看李著中是如何讲的吧！

李著中有两处提到此图，第一处在136页，说明此图出自长100厘米，高37厘米的“南阳石”，介绍了画面的内容，并指出：“这种具有一定规模，而没有加入建鼓舞的丝竹弹弦乐器合奏图，在各地所见汉画像中目前仅有此例。它在我国汉代音乐艺术的各种展示方式中，属于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从其形式特征来看，可以认为近现代室内乐的渊源所在和原始形态之遗留，具有十分珍贵的学术研究价值。”第二处在181页，作者说：“从艺术形式特征上，它是没有融入表演性内容的纯器乐形式，在史料中唯一能够找到对应关系的，恐怕只有如高祖之唐山夫人在后宫设置的‘房中乐’。由于史料零星‘房中乐’的内容和实质不得而知。而纵观器乐艺术发展的历史，我国近现代的器乐合奏，外国流行的室内乐等，则很可能与此有着一种必然的联系。因此，可以说，此图虽无庞大的幅面，但无论从画面的内容、形式到其内涵的展示，从乐器的放置、组合到演奏的方式方法的描绘，均可视为汉代器乐艺术兴旺发展的珍贵历史遗存。”这里，李著作者只是说在史料中唯有“房中乐”和此图有“对应关系”，并没有讲此图画的就是“房中乐”。如果认为这段话便是“臆想”，大加指责，是否有点过于“草率”？

三、关于学术规范

学术规范是学术界达成的某种共识，它不是法规，而是对学者提出的带有自律性质的道德方面的要求。学术规范建立在尊重他人、推动进步的原则上，对所有的学者而言，学术规范都是有效的。

学术争鸣必须符合学术规范。伍国栋先生提出在学术争鸣要尊重别人，做到“在学术问题上人人平等”，他指出争鸣的对象应是“学术”，而不在其他方面。“将争鸣限制在特定的学术范围内进行讨论，不可将其扩大到学术范围以外的领域，更不可在论文中进行人身攻击、无限上纲、乱扣帽子，将正常的学术讨论变成一种脱离学术研究的口诛笔伐。”他还认为“学术论争研讨的是科学问题”，“不必带上强烈的个人感彩”，更不能“采用简单粗暴、嘲弄挖苦的语言或者采用断章取义、强词夺理的方式曲解对方原义”。(注:参见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页。)曾遂今先生认为音乐批评可以分为感性和理性两个阶段，感性阶段是“听众的某种情绪状态和未成为逻辑语言形态的批评”，是一种“具有原始意义的‘音乐批评’”。感性的批评可以用“麻木不仁”、“嗤之以鼻”、“对牛弹琴”来说明，这种感性的批评应提高到理性阶段。(注:参见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页。)

关于汉画音乐文物的分区，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学术界向来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按艺术风格划分，有学者按行政区域划分，有的粗分，有的细分，有共性，也有差异。对各个地区汉画风格的概括，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见解。我想这都是允许的，也是符合学术规范的。李著采用了一种新的划分方法，并对不同地区的风格进行了概括。李文作者如果不同意这种划分方法以及某些具体的概括，可以提出商榷。但李文中提到这些问题时，我们读到这样的词句：“这种刻画技法特征的总结概括，似乎不是作者的知识结构所能完成的。既然不注明出处，那么，文责自负，我们只好直言，《研究》（指李著―杜注）对苏鲁豫皖区的概括错了！”没有经过摆事实、讲道理，便主观地认为李著“作者的知识结构”不能完成“概括”，没有对论战对象表现出应有的尊重，而对李著中概括只讲“错了”，不讲为什么错，错在何处，是否符合学术争鸣的原则？学术规范是否“失守”？

李文中还有不少过于感情化的语言，如“此人出书之后，又连续发表多篇以‘音乐图像学’为关键词的文章，俨然已成为该领域专家”。就某一学术问题发表文章和个人的见解，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并不是该领域专家特权。而且某人是不是某学术领域的专家，应当由学术界和有关部门认定，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并没有这个权力。李文中这些带有强烈个人感彩的语言，已经超出正常的学术讨论，带有歧视性。

音乐学学术评论是音乐评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其评论对象不是音乐作品或音乐表演，而是音乐学论文、论著及其他研究成果，所以它和一般的音乐评论又有所不同。它的任务是对音乐学理论、学说、观点和方法等方面的学术成果做出客观的、事实求是的评价，并以此来推动音乐学中各学科的健康发展，从而促进整个国家、民族或地区的音乐发展和音乐文化水平的提高。

音乐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与其他各种学科一样，是追求真理和创新知识。因此，音乐学学术评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当放在鼓励求真创新这方面。音乐学学术评论之所以要捍卫学术尊严，打击不良作风，遏止学术腐败，也是为了保护和尊重创新精神，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鼓励求真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