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传承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民俗文化传承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民俗文化传承范文

关键词：民俗文化；幼儿园；传承；发展

民俗文化源于生活，与儿童的现实生活状态紧密相连，并以幼儿喜闻乐见的形式存在于幼儿的生活之中。然而，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外来文化的严重冲击。在新时期我们应该让民俗文化走进幼儿园，使孩子们从小感受到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博大精深。下面就我实践中的具体做法，请专家给予斧正。

一、 营造民俗氛围

美好的环境会吸引孩子驻足，会引发孩子想像，会激起孩子创新。所以在幼儿园文化墙上，我们采用剪纸风格的美术画法，绘制了孩子们一个个嬉戏的场面，如“舞龙”、“抖空竹”“推铁圈”、“玩沙包”、“跳竹竿”“放风筝”等，孩子们不仅在此感受了游戏的快乐，而且剪纸中阴阳的画法对幼儿学习剪纸起到了熏陶的作用，让孩子们领略到民间艺术的美。

（一）各具特色的走廊吊饰再现民俗文化的整体美。在制作走廊吊饰的材料选择上，充分挖掘家长资源，搜集了大量的麻绳、草帽、竹帘等废旧材料。教师们根据本班的文化特色精心设计与巧妙制作。将这些废旧材料变成了一件件富有童趣的工艺品并赋予它们浓郁的民族气息。例如整幢楼的走廊分别以不同民间艺术为特色进行装饰。底楼是剪纸和草编，主题式剪纸与幔纱的绝妙结合使孩子们浏览往返；竹帘与幼儿的草编作品组合带来了浓浓的田园气息。二、三楼是国粹脸谱、彩灯、印染与伞艺。以大折扇为背景展示脸谱，麻绳悬挂展示的各种宫灯……创意与民间艺术的巧妙结合，使孩子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民间文化的魅力，从中获得有关民间艺术的审美经验。

   （二）室内环境突出民俗个性美。

班级墙面布置突出民俗特色，如在一次性碟子上画上精美的十二生肖图案，活动中，孩子们与墙面有效互动，让孩子们知道了自己是属什么的，还知道班里小朋友都属什么，有关的十二肖都有谁，它们之间有什么故事。这个小小的设计真正体现了环境育人的特点。还可以在“我知道的节日”主题墙面中，让孩子们了解到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及传统文化。如中秋节为什么吃月饼、端午节为什么包粽子、划龙舟，过年为什么贴门神、对联，放鞭炮等。另外，旧货市场淘来的旧箱子，在老师的画笔下，变成一个个蕴含民俗文化于其上，有“汉砖”花纹，有“青花瓷”纹样，有传统民间杂技、刺绣，有中国的牡丹，组合摆在“京剧梨园”舞台周围，别有一番浓厚的民族味，这些环境细节处，均成为孩子了解和欣赏民俗文化的窗口和展台。

二、让民间游戏融入幼儿生活

幼儿民间游戏使用的玩具十分简单、廉价，一般都来自日常生活和自然的材料及半成品，甚至没有玩具也可以用替代物。如几块小石头几颗玉米粒，即可以玩“抓棋子”；几粒木珠或几颗废旧钮扣或瓶盖串起来，便可以玩“跳格格”等等。这些石头、沙、废旧物品等材料价廉物美，并且，由于这些材料没有固定的形式，不表现某一具体的物品，儿童在游戏中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想象，随意将材料进行加工和改造。有的游戏甚至只用幼儿的手、脚或身体的某些部位、某个动作就可以进行。

三、让民间艺术融入幼儿园课程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要求我们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因此，我们将幼儿园素质教育与民间艺术教育活动有效融合，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以素质教育为突破口，以艺术教育为主线”的园本理念，通过恰当的形式将民间民俗文化传递给孩子，逐步形成这种新型的园本特色教育模式。

（一）采用多样化的教育形式，培养幼儿对民间艺术的兴趣。中华民族艺术文化博大精深，通过多种形式培养幼儿的兴趣，如：民间文学（童谣与童话、传说、神话、寓言故事、谚语与谜语双簧、三句半等），民间音乐（歌曲、舞蹈、乐曲、戏曲等）；民间美术（绘画：年画、印染画、手工、刺绣、剪纸、泥塑、中国结等），民间游戏（活动的扯铃，彩色的毽子、滚铁环、跳房子、跳皮筋等）用以在幼儿各类活动中对幼儿进行系统的民间艺术启蒙教育活动。

第2篇：民俗文化传承范文

关键词：娱乐；体验；中原民俗文化；传承

中原地区拥有着朴素的民风以及丰厚的文化底蕴，这一地区自古就被誉为中华文明摇篮和礼仪之乡，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许多风尚和习俗，并代代相沿，积久而成了鲜明的民俗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导致传统的民俗文化由于缺乏活力，濒临消失，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中原民俗文化传承与中原文化的前途和命运有关，与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总体形势有关，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进行发展与创新，是目前中原民俗文化亟待解决的问题，探讨这一问题关系到中原民俗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能否增强，涉及到中原民俗文化开发和利用效能能否提升。

一、中原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

民俗文化是人类在不同的生态环境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并在独特的历史过程中积淀、传递、演变成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模式。民俗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原民俗文化具有典型的根文化特征，还具有集体性、传承性、传播性等特征，对中国民俗文化乃至民族文化都有着重大的影响。虽然中原民俗文化具有先天良好的基础和发展优势，但是目前，在中原民俗文化的发展建设中，人们过于关注的是其“外部”的价值，即中原民俗文化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反而忽视了中原民俗文化的“固有价值”，即中原民俗文化在使用中的实际价值和精神力。由于保护不善、盲目商业化等因素,使得中原民俗文化濒临消亡的种类愈来愈多，事实上，遏制这一现状继续发展的唯一方法，需要创新的思路和策略，树立一个“内在价值”的新概念，以实现中原民俗文化的自然传承与永续发展。

二、中原民俗文化的发展优势

了解中原民俗文化的价值与优势，关系到中原民俗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关系到中原文化的前途命运。因此，有必要对中原地区民俗文化的优劣进行界定，理清中原民俗文化的价值分类，从而理清中原民俗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为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1.优秀的中原民俗文化。展现中原人民品质和智慧的民间文学，如花木兰传说、神话、大禹神话等；至今仍在全国广为流传的民间美术工艺，如朱仙镇木版年画、沐京灯笼张、卢氏县民间剪纸、汴绣工艺等；独具中原特色的传统戏剧和曲艺，如豫剧、越调、灵宝皮影戏、河南坠子、洛阳河洛大鼓等；精益求精的民间传统技艺，如禹州钧瓷烧制技艺、洛阳唐三彩烧制技艺等；技艺精湛的传统医术，如洛阳正骨、中医针灸等；享誉海内外的功夫文化，如少林功夫、温县太极拳、漯河心意六合拳等。2.庸俗的中原民俗文化。集中体现在各类封建残余思想，如信奉“三纲五常”、认同男尊女卑观等；各种迷信活动，如迷信鬼神、相信天命观、信仰宿命论、巫术等。理清了中原民俗文化的价值分类，也就明晰了中原民俗文化的发展目标与发展方向。毋庸置疑，我们要大力传承、发展中原民俗文化中的优势元素，积极改造中原民俗文化中的不足项目，依法取缔庸俗中原民俗文化，将中原民俗文化的优势最大化的体现出来，充分发挥中原民俗文化在文化强省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三、中原民俗文化传承发展中娱乐化体验的必要性

体验式娱乐主要是满足人的“体验需求”，它的核心是在消费过程中产生愉悦、难忘、酷等等体验，例如目前国内出现的“飞行体验中心”、“职业体验馆”、“4D电影”等即为这一类型的产物。因此，将中原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娱乐化体验相融合，在市场中加入娱乐元素，对中原民间文化发展具有创新的意义。首先，娱乐化体验是近年来市场和消费者关注的焦点，是一种崭新的传播与营销理论，体验式营销为娱乐化传播提供可以参考的营销框架，娱乐化传播则归纳了所有的娱乐元素与消费者的娱乐心理，将中原民俗文化的传承与最前沿的市场体验模式相结合，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有探索和研究的价值需求。其次，人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是逛个超市、看个电视就能满足的状态，中原民俗文化要想在发展的潮流中不被时代淹没，需要顺应时代的变化，用现代化的传播观念、传播方式进行传承，而娱乐化体验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将这些宝贵的民俗文化以高科技的手段加以包装，使得人们在享受体验式娱乐项目的同时，愉悦的接受文化的熏陶，从而实现传承的这一过程。最后，民俗文化有其特殊的性质、文化、历史等因素限制，使得娱乐化体验模式在民俗文化中的应用具备其他行业所不具备的特征。以满足大众娱乐心理及娱乐需求为前提，发掘民俗文化的娱乐功能，是迎合大众娱乐的天性。用娱乐体验的方式为民俗文化注入活力，能够吸引大众的关注和主动参与，为尘封在记忆里的民俗文化注入符合时展的跃动的活力，具有极强的潜力和发展空间。

四、构建中原民俗文化的娱乐化体验模式

随着生活物质水平的增长与提高，单纯的物质追求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转而追求精神产品的时代已经到来。现代人的消费重点已经从“实体满足”转向“精神愉悦”，从有形转向无形，人们对于精神层面的享乐要求更高，需求更多。在中原民俗文化的传承发展过程中，以娱乐化体验为构建的核心模式，以满足人们的精神追求为构建的出发点，不仅能够推广民俗产品，而且能够寓教于乐，极大地拉近消费者与民俗文化的距离，使其能够在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自然主动地接受文化产品，而这一模式，也必将中原民俗文化的传承进行的更远、更宽、更广。中原民俗文化是民间的一种文化形态，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和发展趋势：一种是作为文化遗产，讲究自然、真实，强调文化生态平衡；另一种是将民俗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文化，强调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强调以新的文化形式和现代传播媒介来推动民俗文化的发展。后者本身就是将民俗文化以文化形态的形式构筑的体验形式。如果在结合自身优势的基础上，根据消费者的娱乐和休闲需求进行创新，通过开展多层次的体验模式，为消费者创造独特的娱乐式体验，对于中原民俗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必将开启一扇崭新的窗口。以娱乐式体验为基础的推广方式，可应用在民俗文化产品的方方面面。在全国广为流传的民间美术工艺，如朱仙镇木版年画、沐京灯笼张、卢氏县民间剪纸、汴绣工艺等，可通过如今流行的手工作坊等推广方式吸引消费者，使其参与其中，亲手接触到这些传统文化产品，手手相教，口口相传，而不再局限于家族传承，这种模式将会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展现中原人民品质和智慧的民间文学，如花木兰传说、神话、大禹神话等，可通过4D电影的方式进行展示，将会更有说服力和接受度；传统戏剧和曲艺，如豫剧、越调、河南坠子、洛阳河洛大鼓等，可与现代音乐结合进行推广，2016年春节晚会上所展现的《华阴老腔一声喊》这一节目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将传统曲艺与年轻人熟悉和喜欢的现代音乐大胆融合，在内容上挖掘，使得这一表演模式更具传承性与民族性，也更容易被年青一代所接受。

五、结语

中原民俗文化不仅是河南、中国，更是全世界宝贵的文化财富，对于其传承、发展和推广是我们不容推辞的责任和义务；娱乐式体验是现代社会流行、人们大力追求的休闲方式，这种方式被大多数人所推崇。将前者的传承发展建立在后者的技术基础之上，是古今融合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为传承者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构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为中原民俗文化的传承发展另辟路径，对传统文化资源的转化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美]约瑟夫•派恩，詹姆斯•吉尔摩著，夏业良等译.体验式营销[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5.

[2]埃尔•李伯曼，帕特丽夏•埃斯盖特.谢新洲译.娱乐营销革命[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7.

[3]刘景亮.河南民俗的价值及保护[J].河南：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3.4.

[4]王学俊.河南传统文化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价值和作用[J].河南：美与时代，2013.2.

第3篇：民俗文化传承范文

关键词：凤翔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 传承 发展

凤翔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是陕西具有代表性民俗文化特征的民间美术品，它们通过民俗文化活动与百姓的生活和精神需要紧密相连。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的生产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六百年。近些年彩绘泥塑与木版年画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曾经存在于下层民众中的民间艺术得到政府的支持与资助。民间艺术长期生存于中国广大的乡村这片文化土壤，成为百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至今日。

一、凤翔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的传承

（一）凤翔木版年画的传承

年画的生产与民俗需求紧密相关，贴门画的习俗历史悠久，专家考证木版年画的定性与蓬勃发展在宋代，古代文献典籍中也多有记载，《梦粱录》与《武林旧事》中就记述有北宋时民间流行钟馗、财马、门神、桃符的民间年画。明代年画再次兴盛，从现存的明代年画实物资料看，无论题材内容、刻绘技法还是艺术风格都十分多样，样式也趋于定式，许多题材与后世相差无几，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陕西凤翔的木版年画均是从明代开始兴起的。

凤翔木版年画的主要产地在凤翔城东南――南肖里村，村中邰姓的“祖案”记述，明朝正德年间南肖里村已有邰姓艺人从事木版年画的生产，在清代的康乾时期，生产已具规模，除了个体的生产外，还出现了集体合作的生产作坊。工艺以印刷与手绘结合（线稿印刷手绘施彩）。到了嘉庆、道光年间艺人学习外地先进的年画印刷技术改进生产，线稿与施彩工序全部套版印刷。年俗的大量需求使生产规模逐渐增大，产地除南肖里村外还扩展到北肖里村与陈村，三个村从事年画生产的有三十多户，规模化的作坊五六家，销售逐步扩展到西北地区。较大规模的作坊，当地人称为“画局”。繁荣时期画局有十多家，其中世兴画局、忠兴画局、复盛画局名声较大。画局将字号刻在印版之上，类似于厂标，通过销售宣传以扩大知名度。生产规模的扩大，促使画局在年画的生产分工上更加细致，有经济实力的画局专门聘请当地知名艺人画匠来设计画稿，刻板、印刷等环节各有专人负责，规模化的生产自然带来成本的降低，专业化的分工同时带来质量的提高，这都增强了市场的竞争力，良好的声誉使凤翔木版年画成为西北地区颇有影响的民间艺术品。清末民初年间，木版年画的生产达到繁盛，这一时期凤翔木版年画的年产量合计在四百多万张，而世兴画局年画的生产量占到了全县总产量的一半，年画品种多样，有了名牌产品“金三裁”年画。产品销往陕、甘、宁、青及河南等地，真正创出品牌的知名度。

年画是春节很普遍的一种民俗消费品，在丰年几乎家家张贴。从年画的种类看门神等“六神画”的生产量就占到一半以上，这也是为了适应民俗市场的需求。木版年画因为民俗生活的普遍需要而大批量生产，形成规模，趋于半专业化，与很多还处于业余、自娱阶段的其他民间美术生产比较，它在生产的规模和文化影响方面都较大。

（二）凤翔彩绘泥塑的传承

凤翔彩绘泥塑的生产以六营村胡姓家族为主，制作技艺作为传统的家族手艺代代相传，关于凤翔泥塑的产生有这样的传说。元末明初时期朱元璋军队屯扎于凤翔此地，时间长了军士转为地方居民，军中有一些来自江西具有陶瓷制作手艺的人利用当地黏性很强的观音土（俗称板板土）和泥捏塑，制模做偶、施加彩绘，然后到各大庙会出售。当地老乡购泥塑置于家中，因风俗而用于祈子、护生、辟邪、镇宅、纳福。“六营”村名似乎可以从这一面佐证。

泥塑生产仍延续了手工生产方式，其民俗文化内涵以一种集体民俗意识被继承。彩绘泥塑是普通百姓创造的艺术品，同时他们也是欣赏者和消费者，彩绘泥塑出现在许多民俗礼仪之中，与当地的民俗活动紧密相连。彩绘泥塑因为这种民俗活动的需求拥有了消费市场。在六营村就留传有这样的谚语：“宁舍二亩田，不舍灵山、周公会。”民俗生活的需要是彩绘泥塑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一直以来彩绘泥塑的生产与民俗生活都紧密相关。灵山求子的泥娃娃，孩子满月亲友送来的保佑平安成长的坐虎，老人寿诞贺寿的泥虎，以及春节屋内悬挂的驱瘟辟邪的挂虎，背后都有它丰厚的民俗文化内涵。

泥塑虎悬挂于家中镇宅、驱邪，作为保护神加以膜拜，产生于民间艺术与原始艺术共有的原发性与复功用性特征，源于远古的虎图腾崇拜。在中华民族中影响深广的“虎、龙、凤、蛙”等形象都具有图腾的性质。历史学家考证虎是生活在西北地区以狩猎为主的古羌戎族图腾，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发展，崇虎的文化意识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观念。“泥耍活”是对彩绘泥塑的俗称，但当我们观察后会发现“凤翔彩绘泥塑中的挂虎、坐虎无论从材料还是型制上看，都不适合孩子来把玩翻弄，而更适合于恭敬严肃地悬挂或高置案厨之上，就人来说是表现出一种供奉的态度，就物而言则处于一种君临居室环境的地位。就形象而言，它又是在狞恶凶猛的大轮廓骨架中以细小填充的纹样和色彩给予柔化、生活化”。［1］在凤翔及邻近地区一带农村，孩子们过满月或生日时，外婆或娘舅把这种泥活作为礼品送到孩子家中，它的意义与其说是给孩子玩耍，不如说是为了给新生的小生命驱恶辟邪，充当镇宅守魂的神灵瑞兽。彩绘泥塑作为原始文化的嫡传，显现出生命繁荣的审美理想。

二、凤翔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的发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各地的民间民俗文化活动开始复苏，而融入民俗的各种民间艺术也渐渐恢复，在八十年代中期凤翔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特别受到美术界专家的关注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声名鹊起。但由于经济的市场化转型，手工生产的民间美术品逐渐被大机器生产的竞争挤出市场。另外，民间美术“土”的特色，也使逐渐追求时尚喜好的人们渐渐将它们淡忘。凤翔木板年画与彩绘泥塑也经历了沉浮起落，在当下生存下来并继续发展。

（一）凤翔木版年画的发展

改革开放使曾经的传统文化禁锢得到解放，春节贴门神的风俗习惯逐步恢复，八十年代初期南肖里村有多个家庭生产年画，在此基础上艺人们成立了凤怡年画研究会，为年画的恢复与继续发展发挥了作用。但随着机器印刷的年画商品在市场的出现，具有印刷成本低廉、色彩耐久等优势的机器印刷品强烈地冲击了木版年画原有的市场地位，手工生产的木版年画市场很快被挤压，以民间艺人一己之力，无法挽救和阻挡木版年画在市场竞争中的颓势和逐渐在大众消费市场消失的趋势。行业也不得不遵循“适者生存”的原则寻求新的出路。

年画艺人邰立平的经验对今天非物质文化保护是有益的参考，他是年画老字号世兴画局的传人，在面对困局时，他仍坚持个体手工生产，优化工艺，提升质量，将木版年画的品种开发与传统种类挖掘整理结合起来。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他整理印制了《凤翔木版年画选》三卷，保护了传统年画。他将木版年画展览搬到各大美术院校，在全国各地、海外交流推广，赢得了声誉。经过多年的努力，邰立平已是凤翔木板年画行业的佼佼者，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凤翔木版年画主要传承人。虽然木版年画失去了大众的春节年画市场，但木版年画艺术层次的提升使其价格升了数十倍。本只从事年画手工生产作为艺人的邰立平却承担了多种角色，他不仅从事年画生产，而且进行组织管理、整理、研究对外交流的多种工作，他将抢救保护传统遗产工作视为己任，具有一种献身精神，他的技艺水平和多方面能力在其他艺人身上很难复制。这样高质量的个体手工生产使得目前生产方式更加显得精英化，也成为民间艺术在现代社会生存的一种模式。

（二）凤翔彩绘泥塑的发展

凤翔彩绘泥塑生产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恢复得到文化部门的支持，彩绘泥塑作品进京并在美术馆展出，美术界的专家学者对其艺术价值也给予很高评价。艺人们还跟随文化艺术交流团到国外献艺办展，这些都促进了彩绘泥塑的生产，产品还由工艺美术公司代销，以老艺人胡深为代表六营村多家农户从事这种副业生产。但随着民俗热的逐渐降温，泥塑生产并未持续兴盛。

新世纪之初，人们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物质便利的同时，也注重起精神消费，开始思考和重新认识包括民俗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的价值。这时彩绘泥塑得到了一个大的机遇，2002年、2003年泥塑马、泥塑羊登上了中国邮政发行的生肖邮票，使凤翔彩绘泥塑一夜之间家喻户晓，当地政府也将民间艺术作为一张地方文化名片在政策上加以扶持。伴随着生产订单的源源涌入，六营村家家户户开始彩绘泥塑的生产，生产的一拥而上，在短时期也出现了市场的恶性竞争，几年的市场沉浮之后彩绘泥塑的生产有了多样形式，近年随着国家新农村建设和一村一品战略的实施，彩绘泥塑成为了一种标志性的品牌产业，现在泥塑生产的形式趋于多样化，有以老艺人胡深为代表的家庭式生产，也有青年艺人胡新民创建的大规模的民间美术生产的文化企业。因为知名度与文化需求而带来了大量订单生产，使彩绘泥塑以一种良性的竞争方式发展。

市场的需要影响了彩绘泥塑的生产。年俗产品成为彩绘泥塑产品的主流，即以生肖泥塑为主，就如老艺人胡深谈道：“什么年（生肖）生产什么，什么需要生产什么。”市场的需求决定了泥塑生产品种，但也使彩绘泥塑的图案造型传统发生了微妙变化。传统的泥塑挂虎最具凤翔彩绘泥塑的代表性，原本具有丰富内涵的民俗文化图案渐渐向简化、视觉装饰化发展，现在的泥塑产品更加美化，易于大众接受，但似乎少了乡土民俗的味道。孩子百天送泥虎，护佑健康成长的保护神的民俗性质已经逐渐地褪去，而更加大众娱乐化，使其成为既带有民间艺术特征又具有现代视觉装饰性的民间工艺品。

从非物质文化的角度看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我们关注了它们在当下的生产情况与艺人的出路，“非物质文化形态的鲜活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存的具体体现。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只是保存物质化的‘遗产’或收藏遗产化的‘文物’，其根本要旨是使传统文化形态能够‘生活’在当代，成为当代社会生态系统的实际构成”。［2］民间艺术反映民俗文化，是民俗文化的有形载体，民间美术融入百姓的民俗生活，民俗与民族精神关联。在新时期多元化的文化环境使得民间艺术的身份更加微妙，凤翔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以其各自不同的生产方式为民俗文化产业的传承发展提供了例证。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民间艺术不是“文物”，它是文化，而且与我们的生活相关联，只有自然地融于我们的生活中，才能良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宁宇.中国西部民间美术论［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179.

［2］彭迪.建言民间美术的活态保护［J］.美术观察，2007，（11）.

第4篇：民俗文化传承范文

关键词：灶头画；民俗文化；传承；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433-02

一、嘉兴灶头画研究概述

灶头画又称“灶画”、“灶壁画”。旧时江浙一带农村普遍以灶头作为燃具，这些灶头形制不一，大都由灶山、烟柜、灶身等几个部分组成。为了表达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一些乡村艺人便在灶头的表面绘上各种图案和纹饰，配上内容不同的文字，寄予了人们的美好愿望。这种由民间泥水匠在灶头砌毕后用颜料徒手绘于灶头上的壁画，坊间便称之为灶头画。嘉兴灶头画承载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与独特的审美价值，已于2007年和2011年被分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嘉兴灶头画的研究大约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民俗学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从事这项工作的大多是当地的民间艺术爱好者与文化工作者。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家”的胡永良就曾花费了20余年的时间在嘉兴的海盐、平湖等地拍摄收集灶头画200多张；嘉兴市文化工作者张觉民等人也曾走访了10多位专门从事砌灶描画的民间泥师，拍摄图片60多张，记录了嘉兴地区平湖、嘉善、桐乡、海宁、海盐、秀城、秀洲农村灶头的历史变迁和灶画的传承与变化。近年来、随着民俗学的升温与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嘉兴灶头画的研究亦逐步深入并形成了相关成果。2005年，张觉民的《江南民间美术――嘉兴灶头画》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首次对嘉兴灶头画的艺术载体、工艺特色、文化功能及传承与发展等方面做了初步介绍与分析，使嘉兴灶头画较为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2007年，林天顺的《灶头、灶神、灶画》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灶头的起源和发展、砌灶风俗、灶神的由来、职能等，并说明了嘉兴灶头画的图案布局和艺术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嘉兴灶头画的文化生态环境。同年，王其全的《简说灶头画》对海盐灶头画作了具体分析，揭示出其地方性特点。2010年，朱俊的《民俗文化下的江南灶台画研究》对江南的砌灶习俗、灶头的形制、灶台画的种类、灶台画的寓意等方面做了介绍与分析，其内容也部分地涉及到嘉兴的灶头画。但总体而言，以往的研究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与缺陷。这主要表现在：其一，现有研究成果不多，且大多停留于对嘉兴灶头画的艺术表征的描述与分析，缺乏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其二，就现有成果来看，研究者多将嘉兴灶头画视为一种艺术载体，很少将之视为一种文化载体，未能从民俗文化的视野对其作纵深研究，故难以揭示嘉兴灶画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与嘉兴灶头画所蕴含的民俗文化内涵及其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现象所承载的功能与意义。

二、嘉兴灶头画所蕴含的民俗文化内涵

嘉兴灶头画具有丰富的题材内容与深厚的文化积淀。概括起来，嘉兴灶头画的题材内容主要包括：动植物类图案、神灵类图案、自然风景类图案、历史戏曲类图案、文字纹样类图案等几大类。

嘉兴灶头画中的动物类图案主要包括：鱼、龙、凤、鸡（公鸡）、鸟（喜鹊、仙鹤等）、虎、龟等，植物类图案主要包括：莲、桃、松、竹、梅、兰、菊、牡丹等。这些图案的绘制虽已注入了许多现代元素，但对先民原始崇拜观念的继承仍是其最为重要的文化内涵。嘉兴灶头画中有关鱼的图案十分丰富。赵国华先生在分析半坡彩陶鱼纹时指出：“从表象来看，因为鱼的轮廓，更准确地说是双鱼的轮廓，与女阴的轮廓相似……远古人类以鱼象征女阴，首先表现了他们对鱼的羡慕和崇拜。这种羡慕不是一般的羡慕，而是对鱼生殖能力旺盛的羡慕；这种崇拜也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动物崇拜，而是对鱼生殖能力旺盛的崇拜。”嘉兴灶头画中的鱼图案表现生殖崇拜的寓意也是十分明显的。如图案中鱼皆体大肥硕，象征了强旺的生殖能力。而鱼儿戏水、娃娃抱鱼等图案皆含有早生贵子、繁衍后代的寓意。除了具有生殖崇拜的寓意，鱼也是吉祥的象征，如嘉兴灶头画中的鱼跃龙门、盘中盛鱼等图案也含有祈求吉祥的寓意。同样的，嘉兴灶头画中的龙、凤、鸡（公鸡）、鸟（喜鹊、仙鹤等）、虎等也皆包含着生殖崇拜与祈求吉祥的文化内涵，而鹤与龟还带有祈求长寿的寓意。

嘉兴灶头画中的植物类图案也具有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莲是灶头画中常见的题材。而莲花之所以成为人们喜爱的物象，则同样是因为它具有生殖崇拜的寓意。就外形来看，莲花花瓣舒展，状似女阴，其花心多子则象征多子多福。嘉兴灶头画中也有较多关于桃的图案，而桃也与先民的生殖崇拜与祈福的观念密切相关。《诗经・桃天》云：“桃之天天，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这里的“桃”同样包含了生殖崇拜的寓意。当然，发展至近现代，嘉兴灶头画中的桃图案更多的应是吉祥长寿的象征。除了具有民间信仰的文化内涵外，嘉兴灶头画中的植物类图案也体现出Mr]的道德价值观念，最为典型的就是灶头画中的松、竹、梅、兰、菊等图案。

嘉兴灶头画中的神灵类图案主要包括灶神、八仙、财神、弥勒、嫦娥等各种与民间信仰密切相关的神灵。灶神又叫灶王、灶君、灶王爷、灶公灶母、东厨司命等，其中“东厨司命”四字也出现在嘉兴的灶头画中，指的就是灶神。灶神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司饮食之神，晋以后则被列为督察人间善恶的司命之神。灶神也是道教神灵之一。据说道教将灶神视为玉皇大帝的使者，令其常住人家，监察善恶，录人功过，定期上报。如葛洪《抱朴子・微旨》日：“又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三日也。”嘉兴灶头画里的灶神都是男性，有的图案中灶神身旁还有妻子。在灶上绘制灶神图案还与民间祭灶、送灶、接灶的风俗有关。三者除了细微的差别外，都是供奉灶神，以此来获得灶神庇护的民间活动。嘉兴灶头画中还有着许多山水自然风景图案，如杭州西湖、三潭印月图、钱江大桥、新安江电站、宝塔、日出等等。这些图案表达了人们对自然美景的讴歌与热爱。

嘉兴灶头画中还有许多耳熟能详的的历史戏曲类图案。其中历史故事类有三顾茅庐、桃园三结义、华容道义释曹操、武松打虎、太公垂钓等图案，戏曲类有“游园”、“惊梦”、“长亭送别”等图案。不难看到，这些历史故事类图案大都包含着某种道德教化的用意。如“三顾茅庐”教育人们要虚心求才、不耻下问等。而戏曲类图案则表达了人们对自由与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游园”和“惊梦”是明朝戏剧作家汤显祖写的《牡丹亭》中的两个极具代表性的场景，二者也是嘉兴灶头画中比较经典的故事类图案。

“游园”是崇尚个性解放的体现，告诫人们在封闭的环境中，人是得不到真正的幸福与快乐的。人只有“走出去”，才能够体会到自然之美。而“惊梦”则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追求。

嘉兴灶头画中也有一些文字纹样类图案，如万字纹、竹节纹等。万字纹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在梵语中为“吉祥之所集”。竹节纹则有节节升高的象征意义。

可以看到，嘉兴灶头画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它不仅反映了嘉兴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文化，也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祈愿。

三、嘉兴灶头画的保护与传承

（一）成立嘉兴灶头画的民俗纪念馆。民俗文化一旦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便极易走向衰亡甚至很快被人们所遗忘。为了保存人们对这种民间艺术的记忆，有必要建立灶头画的民俗纪念馆。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也可以在互联网上建设嘉兴灶画网页，面向全世界宣传。

（二）培养灶头画的继承人。要使灶头画这种民间艺术得到传承，必须首先要考虑传承人的问题。

第5篇：民俗文化传承范文

《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美术教学理念应由培养学生基础技能转向引导学生参与文化的传承和交流。在新人教版八年级美术上册《手工设计》一课中，我们以厦门本地小吃为主题，以绘本为媒介，让学生亲手制作一本手工书，意在把学生对绘本的热爱融入本课教学中。

一、收集整理主题内容，深挖其蕴含的故事及文化背景

在制作手工书之前，首先对主题内容“厦门小吃”有所了解。福建省厦门市新店中学学生大多来自当地，本地小吃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学生可以举出很多小吃，如“沙茶面、面线糊、土笋冻、烧肉粽、封肉”等。当问及学生：“你们知道这些小吃都有些什么故事？”学生却只有摇头，但却对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知之甚多，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我想被遗忘的不是小吃本身，而是其背后蕴含的民俗文化，再加上厦门是个包容性比较强的城市，随着厦门旅游行业的不断升温，再加上西方各种文化的不断侵蚀，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涌入，使得本土的传统文化习俗正逐渐被舍弃甚至遗忘。

为此，在课前布置学生分组做调查、收集、整理身边的小吃及相关的民俗文化是很有必要的。在收集过程中，学生发现了很多连他们父母那一辈都不知道的本地习俗和小吃，增加了学生对厦门小吃及民俗文化的兴趣。如当地的婚嫁习俗中，在结婚正日的前三天必须召集亲友来帮忙“炸枣”和“芡豆面”（用面线、猪肉、海鲜、芥菜末、芋头、地瓜粉勾芡和各种配料熬煮而成浓稠状），送邻里乡亲象征吉祥，现今“炸枣”习俗还得以保留，而“芡豆面”已经被别的东西取代了。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学生遇到了不少问题，从中锻炼了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了他们的思维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

二、对自己喜欢的小吃进行描绘

学生在收集的众多小吃中，找出本次收集过程中自己最喜欢而且觉得最有记录意义的一种，用绘画或者剪贴的方式，再加以文字描述，把厦门小吃的民俗文化或做法一一记录下来。这个过程满足了学生对厦门小吃民俗故事的回味，也丰富了学生绘画技能的展现，为本课教学活动的开展做足了前期准备，同时也使学生对绘本和厦门小吃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绘本可以有很多种表现手法，是美术学科和语文学科相结合的产物。在绘本中图画部分可以有很多绘画技巧，如绘画风格、颜色搭配等；文字部分有后台环境的描写等。而现在绘本形式多种多样，可以借助电脑技术进行展现，也可以用图像剪贴形式。如图1学生做的《厦门小吃》就是用织布材料剪贴并附加文字背景描述的绘本。如何描绘厦门小吃是制作绘本的第一步。

（1）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厦门小吃的特点。观察厦门小吃的造型、颜色，再关注其主要材料形状。比如：厦门沙茶面并没有明确的外形，那就看沙茶面的配料中有面条（细长）、虾、卤蛋（半个）、卤豆干、鱼丸等，汤色橘黄带红。其他小吃也如此。

（2）引导学生运用绘本表达厦门小吃。学生仔细观察厦门小吃的特点后，教师引导学生发挥想象力，用具有趣味性的图画来表现，把绘本的美术创意手段融入本课的教学中，更能激发学生探寻厦门小吃及民俗文化的热情。学生审美素养得以提高，动手能力不断加强。如图2学生做的《厦门小吃汇》手绘本。在这手绘本中学生运用课堂教学中学到的四页书的制作形式，结合了手绘的手段展现了厦门老百姓制作小吃的过程。最后教师通过课堂点评和学生互评完成该作品的最后修订。

三、寻找被遗忘的民俗文化资源进行绘本制作

厦门地处闽南金三角的中心，每年传统节日习俗有很多，但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个别习俗被简化甚至取消，而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寻找被遗忘的民俗文化，传承尚存的传统民俗文化。每一个民俗都有它特定的文化背景，将故事情节、人物表情和事物特征采用绘本手段串联起来，可以用图片拼贴与文字相结合的形式来体现地方民俗，或将绘本制作成更直观的连环画或卡通画的样子，这也是厦门民俗文化的传承途径之一。如厦门传统节日都会用到的传统糕点――发糕红龟糕，引导学生深入收集其中的蕴意。

正月初九五更天，三牲五谷放桌边。

一家老少站相依，一拜丰收财运添；

二拜健康笑眯眯，三拜团圆不分开。

真心许愿嘴要甜，响炮共庆天公生。

这首诗讲的就是厦门老百姓在传统的正月初九“敬天公”节日中的习俗。正月初九是传说中天界最高神o玉皇大帝的诞辰，俗称“天公生”。 “天公生”是闽南民间一个极为隆重的节日。年初七就开始制米龟、圆、“牵”，蒸发@、甜@、咸@。初八晚上，暮色初合，便当“天”摆上八仙桌。没有庭院的，则摆在窗口边。随后摆上十二碗干鲜水果、十二碗素菜，以及蒸好的米龟、甜@、面干等。也有些人家供荤菜，那就要双份的五牲，十分隆重。引导学生把此类的传统习俗用手工书制作的方式记录下来，以此达到传承厦门民间习俗的目的。图3学生创作的《红龟糕》，以龟形作为整本绘本的造型，内容阐述了厦门民俗节日中“红龟糕”的意义。如新生儿满月，在厦门古时的习俗是除了送邻里“油饭、红鸡蛋”外，家里还要做“猪母奶龟”，就在龟@中间捏出一个“”，以求母亲奶水充足。“猪母奶龟”是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才有的味道，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了！其实它是现在大家看到的经典厦门小吃“红龟糕”的一种，也是闽南人崇龟文化的一种体现。另一种手工书方法，如图4《大嶝婚嫁习俗》，因为婚嫁中有很多精彩而又复杂的场景，对于初中生来说，是很难用笔描绘下来的，所以在此类的手工书的制作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用剪贴的形式把大嶝当地的婚嫁习俗做成直观的手工书。以多种表现形式的手工书展现地方民俗特色来加深学生对本地民俗文化的了解，也使本地民俗文化得以在年轻一代传承下来。教师可以把这一环节作为课后的拓展环节，使学生深入了解本地小吃背后的民俗文化。

美术教育不仅体现在美术教学中，还要结合生活，突出学生的兴趣。教师可以利用学生喜欢绘本的特点，在课堂中融入绘本教学，培养学生的创造表达。厦门小吃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其品种繁多，用料讲究、美味，做工精细；有炒、炸、煎、烩；有热菜、汤羹、小菜、甜点；可当点心，也可做主食。运用绘本手段表现厦门小吃，可使学生在复杂的民俗中学会综合处理信息，学会观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以绘本为媒介，使厦门民俗文化以另一种方式得以传承。

参考文献：

[1]钱初熹.美术教师教育的愿景[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第6篇：民俗文化传承范文

关键词：彝族文化传播，城市形象，火把节，西昌

本文通过分析凉山彝族火把节节日庆典如何塑造并传播“月城”西昌的旅游城市形象，来分析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有利于城市形象的塑造和传播。

一、文化传播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

（一）文化传播的涵义

文化传播就是以文化信息为媒介内容的传播活动，它是传播的特殊范畴之一。从广义上来看，它包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全部内容的传播，新闻传播、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等等都包含在文化传播之中。但从狭义上来看，主要是指对以精神文化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的传播活动，研究文化传播的特殊社会功能，以及文化传播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

（二）凉山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及其现状

凉山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发育程度高且传播形式多样化，凉山州儒教、道教、本土宗教交流交融，彝、藏、苗、蒙古等各族人民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为人类留下了灿烂文明结晶，如藏彝文化走廊、南丝绸之路等。凉山州地区由于现代文化的影响较小，保留大量的彝族文化遗产，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传统艺术，传统美术，传统医药和民俗。自2001年以来，凉山州开展民俗文化资源调查保护工作，收集和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视频、音频、文字和图片的实地调查和申报材料。凉山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目前，已建立了四个国家、省、州、县的目录系统。

近年来，凉山州积极举办国际火把节传播彝族文化取得了显著成就。彝人制造、山鹰组合等彝族歌手获得全国性比赛大奖，在全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较大反响。凉山州政府提出全力打造“一座春天气息的城市”、“月城西昌”壮大凉山旅游业，极大地促进了凉山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2012年4月27日，被誉为“云端上的高速公路”雅西公路正式通车。这条全长240公里、总投资超过206亿元的高速公路是全球高速公路中的奇迹。对于凉山州的旅游资源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了新的契机。

二、文化传播与城市形象塑造

文化传播与城市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城市形象是一种文化的认知和公众的印象，城市的形象的核心是文化魅力。西昌市通过火把节来进行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塑造和传播西昌市的旅游城市形象

在21世纪，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于城市是否具有自己的城市文化。城市文化的发展和保持，能创立和维持城市的独特性，增强城市吸引人才、技术和资本的能力。城市文化具有聚集和整合功能，能创造消费需求，能创造品牌效应，能够建城市旅游资源。i

（一）西昌市借助彝族文化传播来塑造、传播西昌市城市形象的方式

西昌市以往以“航天城”（卫星发射基地）出名，而近十年为了城市的发展需要，西昌市开始大力开发它所蕴含的彝族文化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不仅加大宣传力度，通过选美活动选出“月亮女儿”作为西昌市的形象代言人，在报纸、广播、电视以及网络上大肆宣传，还在市区扩建、兴修各种休闲娱乐旅游场所。西昌市通过彝海结盟塑像（小叶丹塑像）、火把广场、民族风情园、民族文化艺术中心、凉山民族体育场、邛海—泸山风景名胜区、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等建筑物即静态造型文化来展现彝族文化、传播彝族文化，充分展示了彝族人民的风俗特色、信仰和智慧。

西昌的城市形象被定位为文化旅游型品牌城市，西昌是彝族文化的载体，彝族文化是西昌的灵魂，并通过每年举办为期一周的彝族火把节节庆活动来聚集目光以达到塑造城市特色、宣传城市形象的目的。火把节作为西昌市的文化行为符号，在正面意义上促进了城市品牌形象的塑造和传播。

（二）西昌市进行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意义

城市的魅力在于文化，城市文化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城市文化保存城市记忆、明确城市定位、决定城市品质、展示城市风貌、塑造城市精神、支撑城市发展。西昌市进行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西昌市通过火把节有效地传播了彝族文化，使凉山地区彝族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得到了展现，有效地保护并传承了丰富的彝族文化资源。使全国各地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充分了解和认识了彝族文化的精神实质。

（2）西昌市通过火把节传播彝族文化，活动期间凉山州内各族人民都融入其中，使彝族文化与汉族、藏族、苗族等各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融合，从而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使各民族更加平等团结，并给正在迈向现代化的大凉山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3）文化与经济是紧密相连的。西昌市举办火把节节庆活动来传播彝族文化，可以对经济产生互动作用从而使经济和文化共同发展。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西昌市的经济发展。

（三）西昌市进行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对于城市形象塑造的构建意义

近年来，西昌市的旅游节庆逐年增多，促进了旅游基础设施的完善，带动相关产业及区域经济的发展，树立了西昌市旅游的良好形象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1）提高了西昌市城市的知名度，它有助于吸引新的游客及相关投资。

成功的节庆活动能提高城市经济效益和城市形象，提高居住环境和文化地位。“火把节”活动，加强了西昌市作为宜居城市品牌。提高西昌市的知名度。使昭觉这样没有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服饰的县城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

（2）改善了西昌市的基础设施

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和节活动将在西昌市举行，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星级酒店从1995年的15个增加至45。在2010年，旅行社数量从15到32个。西昌青山机场1975年开航，机场能够起降c—130、安124和波音747等大型飞机。西昌交通便利，与成都之间有民航班机。一年一度的旅游旺季，当地的旅游专列将被打开。几十年来这个城市的公路建设和4.1亿元，新改建油路487公里，等级公路1320公里。实现了省道全线绿化，辐射各区县、乡镇公路为网络的现代公路交通体系，打通了通往滇、川、藏三省（市）边界的山门，与此同时，雅西高速公路也顺利通车。

第7篇：民俗文化传承范文

关键词： 广播 语言要素应用 民族文化 传承与制约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文明得以薪火相传的重要载体。文化被认为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1]P3。广播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传承民族文化是广播语言要素应用的天然使命，民族文化的存在与发展状况必然制约广播语言要素的应用。本文论析汉语广播语言要素应用与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华民族文化之传承与制约关系。

一、广播语言借助语言要素应用传承民族文化

“在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中，广播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充分发挥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作用”[2]。广播语言总要借助一定的语言要素应用传承民族文化的。在汉语广播中，中华民族文化需要借助合乎规范要求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要素传承。

（一）借助恰当的语音要素传承文化

总面积13000平方米，虽不像北京故宫中轴线和对称布局，但都十分巧妙地利用山坡地形修造，位置上突出红宫，色彩上强调前后对比，使整座建筑重点突出，主次分明，雄伟壮观。（中央台①2009年6月18日《雪域高原上的圣殿――布达拉宫实录》）

例中引文双音节词语占多数，朗朗上口，节律感较强，易于播读，如“重点”、“突出”、“主次”、“分明”、“雄伟”、“壮观”。

除正常播x音节外，播音员还要正确发好引文中的语流音变，如“Zǒng（总）”当由“214”读如“21”，“yīwà（一万）”的“yī（一）”当由“55”读如“35”等。需要处理好句中的停顿、重音和句调等。

“但||都||十分|巧妙地||利用|山坡|地形||修造”中，单画线表示时间较短的停顿，双画线表示时间较长的停顿，加粗者宜重读而经由重读处理等手段，“13000”、“红宫”、“主次分明”、“雄伟壮观”等很容易入耳、入脑。引文句调就总体而言，先平缓后上扬。

正确处理广播语音要素，才能正确传递广播语言信息，达到传承民族文化的成效。

（二）借助恰当的词汇要素传承文化

上例引文不长，但其中词汇类聚、词形类聚和词义类聚应用形式仍然较丰富。基本词和一般词都有较多的使用;使用成对词“前”与“后”、“主”与“次”;使用熟语――成语“主次分明”。因为广播语言表意要简明，所以引文多用单义词。这些词语，首先是规范的，其次是根据广播语意表达需要而选用的，有助于体现民族文化传承的实效。

前来学习抽纱刺绣技术、领取刺绣原料和回缴刺绣产品的本乡青年妇女络绎不绝。（商丘台2006年5月9日《虞城县积极向农家妇女传授农科技术》）

“妇”的义项有三：“妇女”“已婚的女子”“妻”;“妇女”义为“成年女子的通称”。汉民族文化语境中，“妇女”更多凸显“已婚”的义素。因此，称呼青年女性时，要慎用“妇女”一词。例中前来学习的“青年妇女”未必是“已婚”者，则“青年妇女”可改为“女青年”。

（三）借助恰当的语法要素传承文化

前述布达拉宫引文根据广播媒体特征及其语意表达的需要使用汉语词类和句类。引文多使用通俗易懂的名词（如“北京”）、动词（如“修造”）、形容词（如“巧妙”）、“数词”（如“13000”）等实词;多使用易入耳、入脑的介词（如“利用”）、连词（如“但是”）、助词（如“地”）等虚词。引文虽然使用了转折复句“虽然……但……”，但复句内部的分句及其他单句都较短，听众仍较易知悉已广播的信息。“位置上突出红宫”与“色彩上强调前后对比”结构上较为对称。

借由语音、词汇、语法要素的恰当使用，引文将布达拉宫雄伟壮丽的景象形象地展现在听众的脑海里，卓有成效地传承了藏民族物态文化。

（四）反映语言要素自身发展脉络

语言是心态文化构成要素之一，汉语言广播同样反映语言要素自身发展的脉络。

1.较多留存方音

戏曲类及方言广播较多留存了方音。“任何剧种，最初都起源于民间，都以当地方音为基本语音，再加以艺术的表现。只有当某一剧种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全国性剧种的时候，才与民族共同语语音发生直接的关系”[3]。早期京剧著名艺人谭鑫培等把湖广音融入京剧，成为京剧语音系统内影响最大的方音。高朗亭“三庆班”等“四大徽班”先后进入北京，又把安徽方音融入京剧中。

2.较多留存历史名词

讲述史实的广播语言较多留存历史名词。据节目制作、播音时间或相关史料，可大致推演某历史名词发展的脉络。

牛首、虎首、猴首、猪首等4件铜兽首18日在北京圆明园公园免费向公众展出。（中央台2003年10月20日《圆明园失散国宝免费向公众展出》）

例中“牛首”“虎首”等分别是“牛首铜像”“虎首铜像”等的简称，它们都是历史名词，出现于清朝乾隆年间。

3.反映汉语语法发展的脉络

广播电台播报或诵读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汉语语法发展的脉络。

文言文中，“非……”句式有时语含假设，这种用法自先秦时期留存至今。

“夫gR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庄子・秋水》）《庄子》为先秦（上古汉语）时期作品。

我们非这条苦计，怎得性命在此？（《水浒传》）“非这条苦计”意为“如果不是采用了这条苦计”。《水浒》为元末明初（近代汉语）时期作品。

货车超载超限已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中央台2004年6月15日《公路“短命”15年超载货车是“罪魁祸首”》）

引文中，“非”意为“如果不……”，例出现代汉语语境。

二、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状况影响广播语言要素的选用

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状况对广播语言要素的选用具有逆向制约作用。“从文化的角度说，不同的文化因素会影响到语言的表达”[4]。

（一）语音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1.汉民族语言更注重平仄和对仗

（1）中华各民族广播语言都注重韵律。

韵律包括押韵、平仄和对仗等。

生死不离，你的梦落在哪里？想着生活继续，天空失去美丽，你却等待明天站起。（中央台2010年4月21日《生死不离》）

诗歌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对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节选部分“离”、“里”、“丽”、“起”押“i”韵。

少数民族文艺广播节目也有自身的韵律，用汉语创作或译为汉语后的歌词等往往是押韵的。

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呀，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只要哥哥我耐心地等待哟，我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嗬。（蒙古族民歌《敖包相会》）

歌曲选段“开”、“待”等押“ai”韵。

（2）汉民族语言更注重平仄和对仗。

相对于少数民族语言广播，汉语广播更讲究平仄和对仗。

大车切轴，三轮放炮。（中央台2012年7月14日相声《口吐莲花》）

参照现代汉语平仄归类，例中，平仄对应为“|― ― ―，― ―||”。除“车”和“轮”的平仄不对应（按江淮方言发音，“车”为去声，则为仄声），其余大体平仄相称。从对仗角度看，“大车”对“三轮”，“切轴”对“放炮”，相对工整。

一般性V播节目也会出现平仄和对仗。

风雨沧桑中如何追寻梦想，波澜壮阔里如何见证传奇。（中央台201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60周年》）

引文中“追寻梦想”（― ―||）和“见证传奇”（||― ―）平仄相称。此外，除上句和下句的“如何”为重复者，其余实词和虚词大体对仗，如“追寻”对“见证”。

2.民族语言特点影响汉语声调的发音

某些少数民族成员说汉语时，经常发错声调，因为他们的民族语言有的原本没有声调。这种现象，在说汉语的少数民族广播节目受访人口语中尤其明显。新疆台2013年9月19日报道《新疆各地中秋节前情意浓》中，一位少数民族农民工回答记者询问时，把原本为上声的“好”（hǎo）和“很”（hěn）都读若阳平，即分别读若“háo”和“hén”。

3.民族文化影响姓氏用字的发音

姓氏汉字发音“异常”者，该姓氏往往源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万俟”为复姓，读若“Mòqí”，源出鲜卑族部落名称。东晋时万俟部落随拓跋氏入中原，后即以部落名称为姓氏。

出现的二字姓如：欧阳、司马、诸葛、上官、司徒、慕容、闾丘、皇甫、西门、尉迟、公孙、东方、令狐、申屠、端木、夏侯、东郭、呼延、拓跋、万俟、长孙、澹台、鲜于。（中央台2012年5月30日《2011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用作姓氏和非姓氏汉字的发音有时不一样，而排序非第一的姓氏用字发音更具“隐蔽性”。

据汉民族姓氏习俗，小孩出生后通常随父姓。有时为了表明对孩子母亲姓氏的敬重，家长往往会将母姓用字作为孩子全名的第二个字。播音员如果不知这些“第二字”为姓氏用字而照本宣科，自然就会发“错”音。如广播稿中人名“某仇某”，撰稿人应注明该“仇”字是否为母姓用字。如是，则播音员得播读为“某qiú某”，而不能读若“某chóu某”。

（二）词汇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1.介绍不同民族文化，常使用该民族特有的词语。

萨迦寺……寺内藏有8.4万余卷元代手抄佛经、贝叶经等，集成60米长、10米高的著名的经书墙。（中央台2003年11月12日《萨迦寺文物保护维修一期工程完工》）

引文介绍萨迦寺（南寺）藏族宗教文化时，使用“贝叶经”、“经书墙”等藏语词。

2.广播语言中汉译少数民族词汇多为多音节单纯词。

广播语言中，少数民族人名、地名等汉译后，多为多音节单纯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2011年5月20日《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举办系列活动纪念西迁247周年》中出现的“察布查尔”、“爱新舍里”、“纳旦木”等，均为地名，都是多音节单纯词。

（三）语法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广播语言中有时会有与现代汉语语法不一致的民族语言语法用例。

汉语和哈萨克等少数民族语言中，都有不及物动词直接带宾语的用例。汉语中有“飞北京”、“睡沙发”等用例。

最近这几天，由贵阳飞北京、深圳、广州、成都的航班爆满。（中央台2004年7月14日《贵州：民航暑运高峰出现航线班班爆满》）

如果朋友感觉睡沙发翻不开身子，而睡床上家里又不够的话，那就干脆让他睡“地上”吧。（中央台2009年1月16日《春节“靓”家有招》）

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广播节目受访人会说出“出发北京”等结构搭配。

传承民族文化是广播语言使命之一，广播语言对语言要素自身发展脉络的反映散见于丰富的广播内容中。更多广播节目借由语言要素传承民族文化的途径，以及民族文化制约广播语言要素应用的表现，有待更广泛而深入地探究。

注释：

①“中央台”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简称，以下地方台简称为“省/市名+台”，如“新疆台”。

参考文献：

[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季世昌.弘扬民族文化――广播工作者的责任[J].视听界，1990（4）.

第8篇：民俗文化传承范文

【关键词】大众传播媒介；陕南民俗文化；传承；变迁；影响

陕南位于汉水流域上游，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地处西部和中部地区南北交会之处，由于其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的独特性，以及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造就了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文化，既交叉融合，兼容了中原和西北地区的许多特点，又形成了自成体系、别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如年节习俗、婚姻习俗、民间活动、其他习俗等。

民俗是人们（包括不同民族、阶级和阶层）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创造、孕育和传承的风俗、习惯、心理、观念。[1]民俗文化即民间风俗文化，是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人们普遍认同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有着浓厚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征，对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认知和思维判断都有一定影响。

时代的发展，大众传播媒介产生后，成为民俗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传媒以其强大的传播速度、力度和新兴的传播方式，加深了报道内容，也加大了民俗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了民俗的跨民族、跨地域和跨文化传播，给传统民俗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极大地影响了民俗文化传播。作为我国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陕南民俗文化日渐受到新传播环境下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随之出现变化，一些传统民俗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或被简化，而一些新的民俗文化慢慢被人们接受并融入当地传统的民俗文化中，像结婚穿西式婚纱、礼服，但仍保留了陕南当地的特有风俗，如公婆化妆等，只是其中也融入了现代时尚元素。

一、陕南民俗文化的变迁

大众传播媒介，作为大众交往、信息传播的工具，其诸多的传播优势使人们越来越多地选择运用大众传播媒介这种工具来反映、记录、描述和诠释民俗文化，其对民俗文化变化产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传播环境下，传统的民俗文化正发生变迁和整合。

民俗文化传播环境的变迁。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即讯息：任何技术都在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积极的包装用品，而是积极的作用进程”。传播环境是存在于传播活动周围所特有的情况和条件的总和，如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媒介环境、教育环境等，是物质条件和非物质条件共同构筑而成的整体环境。传播环境往往以特定的时代、民族、区域等为传播背景，民俗的变迁是一种客观规律，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但民俗文化往往和特有的传播环境紧密相连，传统的相对稳定的传播环境保证了民俗文化传承的纯正性，但也带来了传播范围小的弊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进步、交通的便利、地区交往的频繁、文化的发展，人们的群体范围和地域范围不断扩大，旧时的较为封闭的以言传身教为主的民俗传播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传播环境的改变相应地带来了民俗文化的变迁。

民俗文化传播媒介的变迁。传统的民俗传播，大多为口语传播、小范围的群体传播、仪式活动传播及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使得记录、反映和传播民俗文化的媒介日趋增多，如2011年汉中本土电影《迷途》就是通过电影这种媒介宣传了本土文化。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手机等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近年来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第四媒体”和“第五媒体”已深深渗入民众中，带来了信息传播领域的全新变革和媒介空间的扩大，新的传播媒介日渐成为民俗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和传播途径，加速了不同区域、不同环境下民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一般而言，传统民俗文化只在特定领域流行和传承，而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可打破这种时空局限，在较大范围内实现较长时间的传播，且媒体化的民俗文化更易于被反复复制、加工，不断活跃于传播领域，影像传播中，民俗文化已渐渐成为其中重要的传播元素，只是这种民俗是被加工、改造过的“民俗”。

民俗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变迁。民俗在数千年的传播和传承过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往往会根据时代、环境、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变化而不断变迁、融合和创新。如陕南旧时兴盛的赶庙会，多设在寺庙或附近的集市，在节日或规定的时间举办，以寺庙的名称为会名，赶庙会也被称为“赶会”。这类庙会，其实就是在过去交通不方便的情况下，人们进行物资交流的一个场所。随着交通逐渐便利和物质的丰富，现在的庙会已经不是传统形式上的商品买卖场所，而是庙宇确定的会期，以进行敬神祈祷、许愿还愿等仪式性活动为主，有时还会安排一些当地的戏剧、杂耍或颇具特色的民间活动。再如过去由于条件的限制，结婚时接亲、送亲都是走路或骑自行车，如果在路上遇见另一个结婚的，叫“冲喜”，是不吉利的，新娘之间要互换腰带、手绢或提前准备好的小礼物，而现在都是坐汽车结婚，路上遇见另外的新人也不必下车互赠礼物。

当然，这种民俗文化的变迁和受众心理变化也有一定联系，受众的需要和选择心理也会促进其有意识地选择保存和传承一些和自己生活紧密相关或自己能理解、记忆的民俗，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民俗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变迁。

二、大众传播媒介对陕南民俗文化变迁的影响

促进了民俗文化的传播，具有广泛性特征。民俗文化有了大众传播媒介这些新兴载体，其传播广度和速度、便利性有了极大改善，大众传播媒介和民俗文化两者的结合，极大地增加了民俗文化的传播速度，跨地域、跨媒介传播，使传统的民俗文化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构建了一种基于现代化传播环境和传播手段下的全新的民俗文化氛围，增强了民俗文化的影响力。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性、迅速性促进了民俗文化的传播，民俗文化成为大众传媒报道的一项重要内容，扩大了民俗文化的传播范围，使之具有广泛性的特征。大众传播媒介对民俗文化的传播，大多是通过对民俗内容报道、民俗文化意义的解读等方式表现出来，如媒体对于褒河栈道、汉中社火、饮食小吃等的报道。

根据钟敬文先生的观点，民俗具有四种主要的社会功能：教化功能、规范功能、维系功能、调节功能。此外，它还可以在一定时期统一群体的行为与思想，使社会生活保持稳定，使群体内外所有成员保持向心力和凝聚力。“民俗传播，就是利用大众传媒传播民俗文化，使人们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与民俗生活，同时反映其时代变迁。”[2]陕南民风淳厚，历来有着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民俗，2010年8月，陕西城固县博望镇在新农村建设中首创以“知足知恩、知荣知耻、知法知德”为主题的“六知”农民教育活动，评选“好婆婆”“好媳妇”，引起社会、政府和媒体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新华网、网易等纷纷予以报道转载，正面且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和推广了陕南优良的民俗文化。

大众传播时代，陕南民俗文化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全新的时期，大的社会环境赋予了民俗文化传播活跃的氛围，因此陕南特有的民俗文化要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与传承，应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强化并泛化其自身的传播。

大众传播媒介的技术手段和民俗文化的艺术性相融合，使民俗文化更具传承性。传统的传播环境保持了民俗文化传播的稳定和纯正，但也限制了其在大范围传播，其传承的范围往往越来越小。传承是文化的代代相传，大众传播媒介先进的技术性和良好的存储功能，使民俗文化得以形成纸质、影像资料或电子文档保存，避免了某些民俗文化在某一时期的小范围传播中遗失。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大众传播方式破坏了传统的传承氛围，对民俗文化传承并不能起到显著作用，但我们必须看到，大众传播通过技术手段很好地保存、推广、宣扬了民俗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了一些不利于口语传播的民俗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任何民俗文化，只有让越来越多的受众知道、了解、关注，才能激发人们去保护、传承民俗文化的欲望。另外，随着博客、播客、拍客的兴起，手机媒体和互联网的结合，使得更多的民俗文化得以被人们（更多的是青年一代）发现、挖掘并随时进行传播。

如汇聚了巴蜀文化、秦陇文化、吴楚文化，极具地域民俗文化特色，作为陕南民俗文化重要传承的汉中社火，本是由民间发展而起，起初为群众拜神祭祀的活动，后逐步演变为群众吉庆的集社活动，多为民间自发行为，汉中日报、汉中电视台等媒体相继对汉中社火进行相关报道，将这种传统的距今已有千年历史的陕南民间艺术融合了大众传播媒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去研究、保护，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和重视，每年都由政府组织协调，或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3天，由乡镇轮流入县城进行社火游演，或组织参加陕南首届民歌节、汉中市文化艺术节、南郑县“两节一会”等活动，社火在传承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媒介欣赏到这种独特生命力的民间艺术，深受群众青睐，增强了民众的历史文化感。

传播的片面性和选择性。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从陕西的汉中、安康等地方媒体看，对于陕南民风民俗的报道还是较为频繁，如社火、皮影戏、桄桄戏、丈头木偶等，这些都是艺术传播的重要内容和形式，也是目前地方媒体文化报道的内容之一，但遗憾的是，地方媒体的影响力不大，难以形成大范围传播，而国家级媒体对于此类报道是有限的，报道内容也更多选择一些知名度较高的民俗文化，而且报道过程中，往往融入编导、主创等媒体从业人员对民俗文化的理解，易使民俗失去原生态的面貌，传播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表面性，而且这样的传播内容和传播范围也会逐渐影响受众对于地方民俗文化的认知。

大众传播媒介的兴盛，一方面促进了民俗文化的传播，但在一定程度上，大众传媒在对民俗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为受众提供的是一种典型的媒体环境，传播的是一种影像化或媒体化的民俗文化，弱化了民俗文化传播中的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如过年时人们不再走亲访友拜年，甚至也不再写信、寄贺卡，而是通过电话、手机短信、电子邮件、QQ、MSN、微博、微信等方式拜年，一些传统的年节民俗文化逐渐被人们所遗忘或忽视，媒体化的年节民俗更多地被人们接受并成为一种新的民俗。而且传媒在传承民俗、创造新民俗文化的同时，民俗文化的大众传播慢慢脱离了传统民俗活动特有的氛围，未能有效发挥民俗文化独有的感染力效果，且媒体化的民俗文化传播的传受双方缺乏面对面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俗文化的现场性，难以引发受众的认同感，降低了民俗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大众传播媒介时代，传播环境和传播媒介的变迁，使得大众传媒通过现代化的技术和媒介手段影响民俗文化已成为一种必然和无法更改的趋势，这是社会发展的潮流所在，民俗文化是需要传播的，只有在传播中才能焕发其新的生机。应当看到，大众传媒在民俗文化和受众间构建了沟通和传播的桥梁，我们在尽可能利用大众传媒发挥其传播、传承民俗文化的优势的同时，充分发挥大众传播媒介善设议程的功能，更要注意维护陕南固有的民俗文化传播、传承的原生态环境，让更多的民众了解、认知陕南特有的民俗文化，让其在时代演进过程中，在保持陕南民俗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具有越来越丰富的表现形式和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

[本文为陕西理工学院“汉水文化”省级重点学科资助课题《传播学视阙下陕南民风民俗变迁研究》（SLGH1241）]

参考文献：

[1]李乔.谈谈民俗的特点[J].道德与文明，1985（5）.

[2]葛苑菲.新闻报道中的民俗传播及其功能[J].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07（1）.

第9篇：民俗文化传承范文

关键词：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传承；群众文化；发展

作为组成国家、社会文化极其重要的部分，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不但能够详实、充分地体现出区域历史文化遗产的类型和特点，而且能够深刻、生动地反映出这一地区、社会人文精神与景观。与此同时，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也通过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群众文化形式和内容而得以传承，使区域内外的受众从这一层面更好地了解当地人文风情、文化风俗，从而与其更好地交流、沟通甚至融合。

一、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传承和群众文化发展间的联系

（一）传承是发展的前提

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的传承和群众文化发展之间并没有“鸡生蛋或蛋孵鸡”式难解的主从关系，一般情况下，追根溯源起来，民间民俗文化艺术往往会在一段时期的传承后逐步以相对固化的模式在群众文化形式中体现出来。而群众文化则常常又会随着时间推移和时展，让原本的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的内涵出现若干变化。举例来说，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作为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民间民俗文化艺术形式已流传了两千多年，不过这一文化艺术形成之初乃是战国时代楚国文化中人民群众纪念爱国忠臣屈原的历史史实演变而来的。民众包粽子的目的在于抛入江中喂食鱼虾，以避免屈原的遗体被鱼虾吞食。而赛龙舟的本意则是民众在江水中焦急地搜寻屈原遗体而争先恐后、你追我赶。但发展成为一项群众文化形式后，粽子不再被人们抛进江河里，赛龙舟也成为了端午节日庆祝活动的娱乐形式。可见，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传承和群众文化发展间存在着先有传承的形式与内容，再影响群众文化的发展。

（二）发展是传承的渠道

有了传承的前提与累积，群众文化的发展就成为延续和弘扬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的最核心、最关键，也最有效力的途径与渠道。应当说，由于有了群众文化的发展，民间民俗文化艺术得以被最充分地理解和认同，并且通过脚踏实地的融合而具有了顽强甚至强大的生命力量，这样的力量使民间民俗文化艺术得以经历漫长的时间考验，不至于因为历史或时代的变迁而被全然磨蚀甚至湮灭。发展群众文化使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牢牢地根植在最广泛、最基层的民众层面，不仅通过成千上万普通民众的口耳相传或者专门教育实现了代际间的传承，更有可能随着国家与社会的不断壮大与繁荣使影响力进一步延伸、扩展。仍以端午赛龙舟为例，如果说改革开放前，龙舟竞渡还只是中国国内特有的民间民俗文化艺术和群众文化活动形式，那么，随着中国的经济体量扩大，国家实力日益强盛，这一兼有竞技性质和娱乐成份的文娱行为则已经走出国门影响到了世界。特别是近几年，端午前后总会在各大媒体报道中领略到亚洲、美洲、大洋洲各国人民群众赛龙舟的风采。甚至在某些地区，这一来自东方、起源于中国民间的文化艺术形式甚至被作为了相对专业的比赛内容而为当地人津津乐道。从这一现象可以发现，群众文化的发展正在让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的传承变得愈发活跃和兴盛，甚至涉及到超越本民族文化范畴外的区域和人群。

二、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传承和群众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传承与发展是社会经济繁荣的结果和体现

纵观古今历史，一种文化艺术形式的兴起、普及、传承与发展总是处于一个经济相对繁荣的时间和场合。正如“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一样，唯有足够坚实的社会经济做支撑，文化艺术才能有所依靠，并在此依靠之上繁衍生息、发展壮大。有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斗茶”文化。“斗茶”文化的出现和繁盛恰恰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最为迅速、体量极其庞大的唐宋时期。唐代社会经济发展、物质财富累积程度的突飞猛进让茶叶这一普通饮料越来越走向高端化、奢侈化，手头余钱越来越多的文人、商贾、士大夫阶层再也无法满足于日常品茗的平淡与寻常，而是将攀比甚至炫耀的眼光转向了贡品茶叶、珍稀茶具和日益繁琐的冲泡茶汤的仪式化程序之类。社会经济整体水平的抬高让曾经只能出现在皇宫内苑的贡品茶有了进入寻常百姓家的机会，为了凸显茶叶品质的高贵，有钱又有闲的人群动起了“斗茶”的脑筋。原本仅仅是为考评茶叶质量而出现的“斗茶”雏形逐渐演变成为流行于文人、商贾、士大夫阶层娱乐消闲的活动，不仅用于“斗茶”的茶叶质量越来越高档，与之相匹配的，包括茶盏、茶碾、水壶、茶筅等无不随着这一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的成型而极尽奢侈之能事。与此同时，这一兼有文化和娱乐双重作用的活动更是从朝廷蔓延到了底层百姓，但凡手头有些余钱，即使只是小门小户的民众也逐渐流行起在街头巷尾一品“斗茶”趣味的活动来。

（二）传承与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昌盛

经济与文化恰如水与船之间的关系，水涨则船高，经济繁盛之下的文化很少不出现大发展、大繁荣的景象。故而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传承和群众文化发展常常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反向作用于社会经济，成为促进社会经济繁荣昌盛的又一推手之一。仍以“斗茶”为例，随着全民皆乐于斗茶之趣，作为活动主角的茶叶自然是最先走向“豪门”式发展的主体之一。比如唐朝江浙两省总是在各自的名茶“阳羡”和“紫笋”间一较高下，甚至连白居易的诗词中也有涉及“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紧随其后向奢侈、高端发展的则是茶盏。当时流行于全国的是产自福建的“建盏”，通体乌黑或暗紫，又有“黑建”“乌泥建”或“紫建”的别称。由于所用釉彩中包含金属元素比例的差异，当遇上较高铁元素的釉彩时，烧窑过程中极度的高温融化铁元素，使其如同流水般缓慢划过盏体，形成细丝状纹理。出窑后呈现出如兔毛般纤细的图案，由此得名“兔毫盏”，乃是“建盏”中的极品，不仅难得，也奢侈昂贵。甚至连苏轼都忍不住作诗慨叹“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味手。忽惊午盏兔毫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全民性的斗茶行动在刺激国内茶叶生产、茶盏制作及其附属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同时，也日益影响到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比如日本在当时就曾有众多僧侣前往浙江天目山修行，在惊叹于中国人“斗茶”文化的同时，也将这一民间民俗艺术形式连同“建盏”一并传回日本国内，于是才有了后来的日本“茶道”和“天目盏”的盛行。及至当今，日本正式场合的茶道所用也仍是末状茶粉和黑色的茶盏，这皆是几百年前唐宋时代文化作用于经济发展的遗留佐证之一。

三、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传承和群众文化发展的举措

（一）与时俱进，紧密联系时展特点

改革开放进入到更深层次的今天，传承民间民俗文化艺术和发展群众文化需要更加密切联系新时期时展的特点，走与时俱进的道路。比如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更加深刻地注入到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制造业的持续性衰退使旅游业、服务业成为新时期国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而民间民俗文化艺术则成为了旅游和服务行业中越来越发挥支柱作用的形式和内容。比如在中国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后，曾经属于小众活动的冰上、雪上运动与文娱活动仿佛一夜之间成为了全国人民开展旅游活动的热点和焦点。特别是在南方众多城市中，市内溜冰场开始聚集起越来越高的人气，家长着力培养子女冰雪运动能力的情况也日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及至假日，到北方有冰雪的地方度假、感受冰雪文化的乐趣也逐渐成为国人假日旅行有所侧重的项目。

（二）勇于创新，在传承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发展

传承民间民俗文化艺术并发展群众文化还需随着时代变化有所选择与创新。尤其是大量经历了漫长时间跨度的文化形式与内容中，与新时代主流思想、社会主义新文化需求有所冲突甚至背离的部分都需要进行清理直至清除。比如在传统的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中存在着不少宣扬封建迷信的内容，就与无神论的社会主义文化存在着本质上的对立，需要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着力剔除。即使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市场化发展速度过快，国门的敞开让外部思潮迅速涌入，导致很长一段时间来，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中出现了一切以经济利益为重的倾向，而群众文化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宣扬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等的错误形式和内容。近段时间以来国家和社会大力宣扬和提倡的“工匠精神”其实就是对这些曾经的文化偏差进行的纠正。同时，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艺术形式中融合新时期主流文化思想元素也是勇于创新，在传承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发展的重要举措。比如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不少乡村地区的传统戏剧如黄梅调、淮海戏中就出现了不少向农民普及法律常识、鼓励群众学法用法、依法办事、以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新剧目。这些“旧瓶装新酒”的群众文化活动不仅让民间戏剧这一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更让社会主义新文化和主流价值观元素在群众文化发展中得到了更加生活化的普及。

四、结语

民间民俗文化艺术和群众文化因为彼此之间相互作用与影响之密切和深入，在很多时候难分彼此，在传承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的同时，群众文化得到促进和发展，而群众文化的发展常常又会反作用于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的形式或内涵。可以说，在时代和历史的推进过程中，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的传承往往因为群众文化发展的具体情况而得以改变，而变化后的民间民俗文化艺术在不断的传承与发扬中又常常使群众文化发展走向更多创新的境地。因此，传承民间民俗文化艺术和发展群众文化在本质上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一体两面，传承和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水融的过程，不能很清晰地割裂或划断。故传承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与发展群众文化都需要与时俱进，在时代、社会、经济、文化诸多元素共同影响下积极地创新与变革，实现各自与彼此间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马泽玉.刍议传承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与发展群众文化[J].魅力中国,2014,(01):36.

[2]张健健.传承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与发展群众文化[J].决策与信息（中旬刊），2015.(06）:18.

[3]赵晓微.传承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与发展群众文化[J].赤子,2014.(06）:9.

[4]刘晓霞.浅论群众文化管理工作的发展与创新[J].科教文汇,201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