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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26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培训需求分析是在规划每一项培训活动之前,通过对需要培训的人员、培训目标及培训人员的知识、技能等方面进行系统鉴别。培训需求分析是确认培训目标、设计培训方案的前提,也是进行培训效果评估的基础,是保障整个培训活动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关键。McGhee与Thayer于1961年在其著作《工商业培训》中提出了OTP培训需求分析模型,是目前企业培训需求分析的常用模型。Latham进一步指出,当基于组织未来目标来识别培训需求时,缩小员工技术水平差异已经成为组织的责任,于是他在OTP框架中增加了一个新的成分:人口统计分析,特别关注不同年龄、不同管理级别、不同性别以及不同种族员工群体之间在培训需求上的差异。
行业继续教育的培训需求分析是以企业培训需求分析模型(OTP模型)为基础的。但是,进行气象行业继续教育培训需求分析时发现,行业特点使经典的培训需求分析模型不能满足行业培训需求分析的要求。因此,研究者在经典培训需求分析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区域差异分析模块,能更好地囊括培训需求,而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区域差异分析的必要性
区域差异分析是基于组织培训需求、岗位培训需求和个人培训需求分析,以及人口统计分析等结果,对培训对象所在单位和上级单位及其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业务类型及其发展程度以及培训对象岗位能力素质水平等方面的了解,获得更有效的培训需求信息。区域差异分析在培训需求分析中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行业的业务及其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分布差异
许多行业在全国各个角度的业务及其水平都不是一致的,如气象、地震、测绘等这些专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大多数行业业务类型及其业务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行业培训需求具有区域差异性。我国不同地区的天气和气候特征不同,我国气象业务类型及其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分布差异。例如我国华南区域夏季经常遭受台风等天气现象的影响,西北、东北区域就很少受台风影响,东北区域的预报员参加预报业务培训时,对台风预报的兴趣和需求明显很低,西北地区的预报员对干旱预报的培训需求明显较高。经过试点培训和多轮需求调查后,全国气象部门地市级预报员轮训采用了分华北、东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和西北七个区域选调预报员参训的方式,针对不同地区气象预报业盏牟钜焐杓屏瞬煌的课程内容,培训效果调查结果显示,分区培训受到了学员和教师的欢迎,显著提高了培训的满意度和针对性。
(二)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对培训需求的影响呈现空间分布的差异性
基于湖北77个区县的数据,中南民族大学柳劲松教授研究发现,不同圈层区县经济联系紧密程度与培训需求表现出很显著的差异性,城市圈内与中心城市经济联系紧密度越大的区县,培训需求更旺盛,即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的差异,会对培训需求产生显著影响,往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培训需求更为旺盛而多样化。在全国气象部门县局长综合素质轮训中发现,在富裕的东部地区的学员对浙江德清县气象为农服务模式的案例课就比较认同,认为对本地区工作有参考价值,然而经济发展水平稍低的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县局长则认为,德清模式的成功得益于经费充足,德清模式很难在贫困的中西部地区获得推广和借鉴,并提议选取案例应考虑县局在业务和经济状况的区域差异,扩大案例覆盖范围,不论成败、动静态的案例均可用,案例选择要考虑来自不同地区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
(三)干部教育培训要发挥推进地区协调发展的作用决定了区域差异分析的必要性
中央一贯强调培训推进不同地区的交流互助合作、共同协调发展的作用。《2006-2010年全国干部x教育培训规划》中提出,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支持力度,推进不同地区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协调发展。”气象行业十分重视教育培训在推进地区协调发展和缩小区域差距的作用,在气象培训项目顶层设计和需求分析中,注重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学员的互动。全国气象部门县局长综合素质轮训的培训后效果评估结果显示,县局长在参训后,增进了县局互动访问,如江苏省丹阳市气象局、内蒙古四王子旗气象局专程带队到保定市气象局、涿州市气象局、满城县气象局考察学习;培训进一步促进了援疆工作中结成对子的共建单位的沟通,推动欠发达地区事业发展。
三、OTP培训需求分析模型的应用与扩展
结合行业继续教育特点,以OTP框架为基础,加上Latham提出的人口统计分析,尤其是区域差异分析,建立了拓展的培训需求分析模型(见图1)。组织分析主要是从党与国家、部门的实际需求出发,判断组织环境变化、组织目标、组织资源对培训的要求和限制。任务分析主要是从培训对象的岗位职责,界定理想状况下工作任务的要求,明确各个岗位所包括的工作任务及执行标准和特定岗位工作人员所需要的技能,这是岗位培训的目标和重要的衡量标准,要立足岗位当前的突出问题和难题以及未来的发展形势和任务。人员分析是从员工的实施状况出发,分析员工知识、技能、态度等方面的现有状况与理想状况之间的差距,以及员工自我实现的需求。人口统计分析的内容主要在于培训对象群体的人口特征,如年龄、性别和民族等因素所带来的不同培训需求。区域差异分析主要在于培训对象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状况、社会文化背景与气象业务类型及其发展水平等方面所决定的培训需求。通过五个方面评价结果的比较和综合,得到培训目标和内容。
四、展望与建议
(一)扩展的培训需求分析模型的应用前景
扩展的培训需求分析模型,可以运用于管理干部培训,也可以运用于业务技术培训;模型适用于如安全、海关、国税、外汇、粮食、煤矿安全监察、地震、气象、测绘、出入境检查检验、烟草、邮政、物资储备、海事、银行、证监、保监、银监、电监等中央垂直管理部门,也适用于如工商、地税、土地管理、质量技术监督、食品药品监督等省垂直管理部门,新模型对这些行业培训的创新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下一步完善模型的建议
进一步完善培训需求分析框架,全方位、多角度地揭示培训需求,是提高培训针对性的基础。培训项目的相关者除了设计者、培训对象、培训对象所在本级和上级组织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群体――培训师。本研究关注了培训对象、及其所在上级和本级组织单位的需求,培训师对揭示培训需求的补充作用未纳入模型。就气象行业培训而言,培训对象绝大部分来自行业职工,培训师经多年教学掌握了培训群体信息,如何规范地纳入培训需求分析模型,形成反馈机制,为培训项目设计所用,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模型从而构建全要素培训需求分析模型的切入点。
座谈、访谈、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综合获取培训需求分析是培训设计通常的手段,大多数在培训项目设计之初进行。在培训对象群体相对稳定,具备轮训条件时,为了系统、完整地揭示培训需求,在培训组织实施过程中,进行培训中、培训后的培训需求调查,动态关注培训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和范围,跟踪培训需求的变化,以构建全过程培训需求分析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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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aylor,P.,O’Driscoll,M.P.,and Binning J.E.A new integrated framework for training needs analysis[J].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1998(2).
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的比重是指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用于物流的费用总支出与GDP的比率。这一比例的大小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物流效率高低的重要标准。
从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关于组织实施<社会物流统计制度及核算表式(试行)>的通知》([2004]2409号)中可以看到关于社会物流成本的指标和计算方法。计算公式为:
社会物流总费用=运输费用+保管费用+管理费用
运输费用=铁路运费+公路运费+水上运费+航空运费+管道运费+装卸搬运及其他运费
国际上普遍以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物流发展水平,比重越低,说明其物流效率越高。据2005年《物流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从1991年至2004年来,我国物流成本与GDP比重下降了2.7个百分点,相当于降低成本2400亿元。根据2004年的核算,中国物流成本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就可以新增1300亿元左右的社会经济效益。如果我国物流成本与世界上的平均水平基本持平,即降低约10个百分点,则可新增效益13000亿元,这一数字相当于2004年GDP的新增水平。
2006年,全国社会物流总费用38414亿元,按现价计算同比增长13.5%,增速比2005年上升0.6个百分点;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为18.3%,比2005年下降0.2个百分点。
二、我国物流成本的区域差异化衡量
1.区域基本划分。中国的经济区域从大的方面分,一般可划分为三大经济区域板块,即东部、中部、西部。东部地区包括12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地区包括9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10个省、市、自治区。东部又可进一步分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其他。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差别比较大,东部创造出比中部和西部总和还多的GDP。从产业结构来看,仅有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平均比重达到40%以上。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各地对物流业务的需求量会逐渐加大,要求也越来越高。
2.区域物流发展的作用比较。在东部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个地区的物流发展起了带动作用。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近年来,其物流发展处于中国现代物流发展的最前列。珠三角经济的高速增长为物流产业提供了需求的基础,珠三角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为发展现代物流提供了必要条件和有利保障。京津冀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工业密集区,是重工业与新兴产业基地,高速增长的区域经济创造了巨大的物流需求。
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之间,中部地区起着桥梁、纽带和支援腹地的服务作用。中部地区的崛起和城市化进程,也对物流有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现代农业物流、高效散装货物流、制造业物流、城市消费物流的需求有较大的空间。
西部大开发也给物流产业以巨大的发展空间,但西部经济和物流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
3.区域物流发展的水平比较。制造业物流是我国物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统计,2006年,我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25.1%,占全国社会物流总额的比重高达86.7%。这个调查将成为我们对区域物流发展水平比较指标体系设计的一个依据。
我们要构造的第一个指标是:GDP/货运量,显然这个指标数值越大,说明物流效率越高,物流成本越低,利用上述表中2003年的数据进行计算,可得到如下结果:
从第一个指标中可以看出,物流效率的高低排序是:珠三角、长三角、东部其他地区、京津冀、中部和西部区域。
我们要构造的第二个指标是:第二产业GDP/货运量,显然这个指标数值越大,说明物流效率越高,物流成本越低,利用上述表中2003年的数据进行计算,可得到如下结果:
从第二个指标中可以看出,物流效率的高低排序是:珠三角、长三角、东部其他地区、京津冀、中部和西部区域。
我们要构造的第三个指标是:货物周转量/GDP,显然这个指标在通常意义下数值越小,说明物流效率越高,物流成本越低,利用上述表中2003年的数据进行计算,可得到如下结果:
这个结果直接排序将偏离现实,这个指标在说明物流效率时,也许应该有一个分界值,经济发展水平在达到某一个水平时,该数值越小越好;而当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时,该指标数值低,反而说明物流水平低、市场水平低。
我们要构造的第四个指标是:运输线路里程/GDP。显然这个指标数值越小,说明物流效率越高,铁路和公路的利用效率高,物流成本就低。
利用上述表中2003年的数据进行计算,可得到如下结果:
第四个指标反映了东部地区的铁路和公路的充分利用率很高,而中西部的交通路线利用率则比东部地区低很多。而东部沿海地区又有水路可以利用,港口已经成为东部地区发展现代物流最重要的工具。
三、物流成本区域化差异的原因与发展对策
(一)原因
1.经济发展的差异。区域经济的发展将最终决定区域物流产业的发展程度,也是区域物流发展的源动力。很明显,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有很大差别。靠近东部沿海的地区,由于其地理优势和发达的经济,物流行业发展的程度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物流半径过大,运行成本高,同时又存在缺乏规模和成本优势的问题。
2.流通业的差距。流通业在物流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我国各地区流通业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差别从而对各地的物流发展产生影响。从交易市场来看,东、中、西部发展不均衡现象很明显,东部地区商品交易成交额占全国的79.2%,而中部和西部分别仅占13.1%和7.1%。
3.基础设施的差距。交通基础设施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产品在路上的流通时间长短,从而影响着物流成本。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调查,在高速公路方面,西南地区每公里造价一般在8千万元左右,而东部地区仅为3千万元至4千万元,因此西南地区的道路收费一直高居不下。公路收费极大地提高了中西部地区的全社会物流成本,而中部地区产品结构以农产品、原材料、低加工度和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物流成本对利润侵蚀严重。
(二)对策
1.发展区域物流。大力发展区域物流,能对本地区经济繁荣发展起到极大的支撑作用。东部应充分发挥空地、海运优势,以及先进的物流业管理理念与技术装备;西部地区应发挥口岸优势,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西部与多个国家相接,正处于整个欧亚大陆中心,是连接海岸与内陆地区的桥梁。中部地区要加强长江航运以及公路、铁路的建设。
2.发展第三方物流和第四方物流。第三方物流是指生产经营企业为了集中精力搞好主业,把原来属于自己处理的物流活动,以合同的方式委托给专业物流服务企业,同时通过信息系统与物流企业保持密切联系,以达到对物流全程的管理和控制的一种物流运作与管理方式。第四方物流有能力提供一整套完善的供应链解决方案,能有效适应需求多样化和复杂化的需求,集中所有资源完善解决问题,从而缩小各地区间的差别,使整个物流市场趋于完善化。
3.借助资本市场推动物流业的发展。现代物流巨大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也吸引着上市公司的积极介入。迄今为止上市公司涉足物流行业超过了50家,主要集中在以公路、水运、港口、空运等主营业务为主的企业中。它们利用资金、技术、管理、设备等优势,积极拓展现代物流业,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关键词:海洋经济;现状特征;区域差异;美国
中图分类号:F55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美国是世界上海洋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经济大国之一[1]。1974年,在为美国商务部确定海洋对国民生产总值(GNP)的贡献中,负责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管理的经济分析局,提出了“海洋GDP”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在生产过程中利用海洋资源”和“某些源于海洋的特性生产所需要的产品或服务活动”。利用1972年的经济和人口普查数据对海洋总产值进行了估算,发表了《涉海活动的总产值》的研究报告。其建立了海洋和经济的关系,为海洋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00年,美国启动了国家海洋经济计划NOEP(National Ocean Economics Program)。根据该计划,海洋经济是指来自海洋(或五大湖)及其资源为某种经济直接或间接地提品和(或)服务[2-3]。
网络文献搜索显示,对美国的海洋经济进行研究的代表主要有:Kildow和Colgan S[4]评估了加利福尼亚州海洋经济的6个海洋产业在1990年~2000年间的经济影响;Mark S.Henry[5]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南卡罗莱纳州8个沿海县的经济活动增长情况进行评估,同时对经济和人口的趋海性进行了研究;NOEP研究了佛罗里达的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经济构成[6];由于缺少对美国全国海洋经济的学术研究内容,从而使本文在研究美国海洋经济时缺少佐证材料。为此,本文把滞后发表的有关内容作为了解美国海洋经济的概况,其中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NOAA)在2009年的《美国国家海洋和海岸带经济报告2009》[7],报道了2004年美国的海洋经济总产值和海洋产业构成以及有关海洋产业的情况,2014年的《美国国家海洋和海岸带经济报告2014》[8]中,报道了2010年美国的海洋经济总产值和海洋产业构成及有关海洋产业情况;2015年,由Booz Allen Hamilton完成NOAA有关美国海洋与五大湖经济的报告[9],主要是涉及2012年美国海洋经济的总体状况。这些美国海洋经济的报告,提出的时间比报告期均滞后3-5年,通过它们可以了解美国海洋经济的发展一般概况。
国内学者对美国海洋经济的研究主要是在上述美国海洋经济报告的基础上进行,如宋炳林研究美国海洋经济发展经验[10];董伟分析了美国海洋经济相关理论与方法[11];韩立民分析了金融危机后美国海洋经济概况及发展趋势[12];赵锐在美国海洋经济研究中,主要分析了海洋经济概况及发展过程[13]。
本文通过美国2014年由官方的最新海洋经济数据库中的有关海洋GDP(2005-2012)与海洋产业增加值等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在分析时应用变差系数、基尼系数、锡尔系数等方法,定量分析了美国海洋经济的现状特征与区域海洋经济的差异特征。并根据经济区划的原理,将美国8个海洋地区,划分为三大海洋经济区并对美国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特征进行了重点分析。
1 数据来源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取自2014年由美国官方的最新海洋经济数据库(NOEP)数据库中的ENOW(Economics National Ocean Watch)数据(2005~20l2)[14],该数据库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启动的全国海洋经济计划(NOEP)提供,从2000年起,NOAA的沿海服务中心又依托“数字海岸”项目成立了“国家海洋经济监测”系统(ENOW),逐步建立起了官方的全国海洋经济统计体系。近年来,美国海洋经济统计体系不断完善,该数据库主要包括6个依托于海洋和五大湖的海洋产业,主要包括海洋生物资源业、海洋建筑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矿业、船舶和舟艇建造及修理业、海洋旅游和休闲业。
1.2 研究方法
随着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研究区域差异的统计方法也越来越多,目前常用于测度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统计方法主要有洛伦兹曲线和集中化指数(基尼系数)[15]、变差系数[16]、锡尔系数[17]等,本文主要研究方法如下:
(2)洛伦兹曲线和集中化指数(基尼系数)用于刻画空间差异状况,并可进行空间差异的对比,是研究离散区域分布的方法之一。根据各地海洋产业的分布绘制反映各海洋产业偏离对角线远近的洛伦兹曲线图,并计算其集中化指数:
式中,I为集中化指数,A为实际数据的累计百分比总和,M为集中分布时的累计百分比总和,R为均匀分布时的累计百分比总和。集中化指数取值范围为0-1(集中化指数I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I1,产业集聚,I0,产业分布趋于均匀)。
(3)a尔(Theil)系数。锡尔系数的意义在于把整体差异划分为组内和组间差异的特性,以此来比较不同分类地区对区域总差异的贡献和影响。计算公式为:
式中n为区域(部门)个数,yi为i地区(部门)经济总值占全区(各部门总计)的份额,pi为i地区(部门)占全区(各部门总计)的份额。锡尔系数越大,就表示海洋经济的地区差异越大,反之,锡尔系数越小,就表示海洋经济地区差异趋向于均衡。
2 美国海洋经济发展特征
2.1 海洋经济持续增长
美国海洋经济增加值在近40年中持续增长。1972年为306亿美元,1987年即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达到1090亿美元;2012年增长到3068.98亿美元。海洋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85%,历年海洋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在1.8%~2.0%之间变动(表1)。
2.2 海洋产业构成
(1)海洋产业部门构成
海洋产业部门结构有了明显的变化,6个海洋产业部门中,2012年排在前三位的产业依次是旅游与休闲、运输、矿产(主要为油气业)。2004年旅游业比重从50%下降为2012年的30%,下降了20个百分点。而矿产(主要是油气业)在2012年占40.1%,比2004年的14.2%,增长了约26个百分点(表2)。
(2)海洋三次产业部门构成
2012年,美国海洋经济三次产业构成为2.1∶47.2∶50.7。到2014年,第三产业大幅增加,比重达到70.3%,短短两年间就提高了约20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均出现明显下降,美国海洋产业出现第三产业化趋势(表3)。
2.3 海洋经济差异特征
根据公式(1)、(2)、(3)计算美国海洋经济的区域差异可得表4。美国海洋经济增加值的变差系数年际之间的变化,由2005年的0.8431,逐渐下降到2008年的0.8164,到2012年又上升到0.9109,其原因主要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12]。从美国海洋产业分布的集聚状况来看,海洋产业集中化指数多数在0.40~0.60,但海洋矿业集中化指数达0.9以上,高度集聚;海洋旅游集中化指数仅0.3左右。从绘制的海洋产业洛伦兹曲线图中可以看出各海洋产业集聚的程度(图1)。从锡尔系数来看,美国洋经济的地区总差异在0.4~0.5之间,沿海区域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3 美国区域海洋经济特征
3.1 经济区划分的依据
美国现代地理学家爱得华・塔弗(Edward J. Taaffe)所强调的空间组织(spatial organization),已经为观察社会不同层次的地理区划分问题提供了有用观点。地理区划(或类型区划)是以内在的一致性作为划分基础[18]。地理区划是地理学对区域分异规律理论认识的反映,在考虑海洋经济类型(区)划分时,要考虑地理区划中“类型区划与区域区划的区别”。地理区划分为类型区划和区域区划,类型区划和区域区划的结果都体现为地理空间单元系统,通过地理空间信息单元理论则可以将类型单元和区划单元联系起来。关于区域区划每一单位在地域上是相邻的,具有空间不可重复性。类型区划的每一单位允许相互隔离,空间上可以重复。海洋区域同陆域同样为空间单元,同样可划分出区域海洋经济类型。为此在划分美国海洋经济类型区时,需要考虑上述思想[19]。
3.2 海洋经济区的划分
根据杜德斌主编的《世界经济地理》著作中,将美国全国划分为西部经济区、东部经济区和南部经济区三大经济区[20]。根据海洋经济区的分区理论,把美国沿海8个海洋经济地区归并到三大经济区中,形成美国东、南、西三大海洋经济区(图2)。在西部海洋经济区中,包括西部沿海地区、东北太平洋、太平洋3个地区;东部海洋经济区中,包括五大湖、东北太平洋、大西洋中部3个地区;南部海洋经济区中,包括大西洋东南地区、墨西哥湾2个地区。美国的海洋经济区在一定程度上有行政区海洋经济区的性质。
3.3 美国各海洋经济区之间差异分析
美国三大海洋经济区区际之间海洋经济产值和海洋产业存在一定差异,南部海洋经济区的海洋经济总值达1500亿美元,占全国海洋经济总值49.2%。而西部和东部经济区的海洋经济总值各占25%左右。南部海洋经济区的产值为北部和西部2个经济区之和(表5)。
在美国海洋经济区中,有7个州的海洋经济增加值共计超过2300亿美元,占全国海洋经济增加值的75.0%。其中南部海洋经济区中的德克萨斯、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3州,海洋经济增加值占全国海洋经济增加值的比重高达45.8%,西部海洋经济区内的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和阿拉斯加州3个州的海洋经济增加值占全国海洋经济增加值的比重为22.2%,东部海洋经济区内纽约州的海洋经济增加值占全国海洋经济增加值的比重为7.0%。
4 Y论与讨论
美国是世界经济大国,尽管按海洋GDP计算,美国从2011年起已成为低于中国的海洋经济体,海洋经济增加值占美GDP不到2%,但其海洋GDP仍居世界前位。尤其美国西部广阔太平洋的专属经济区,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有待进一步开发。近40年中,美国海洋经济持续增长,2012年达到3068.9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3.85%。其中,旅游与休闲、运输、矿产三大产业部门占主要部分。2014年,美国海洋经济第三产业化,服务业占比达到70.3%。
根据海洋经济区的分区,将美国沿海经济区划分为东、南、西三大海洋经济区,其中南部海洋经济区占全国海洋GDP比重最大,达49.2%。东部经济区对经济区内部差距的贡献率则次于西部经济区,东部经济区包括五大湖地区、东北地区和大西洋中部地区。
我国已成为世界头号海洋经济体,但海洋产业的实力与美国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美国发展海洋经济的经验提示我们,应当充分重视海洋服务业,包括海洋旅游、海洋运输等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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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通用航空产业 区域差异原因 主成分分析
一、引言
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近三十年来,各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东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中西部地区的通用航空产业在一系列利好消息和政策鼓舞下,获得了快速发展,但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差距还很大。2012年7月国务院《“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构建通用航空产业体系。作为战略新兴产业,通用航空业引起包括辽宁、天津、上海、福州、陕西、山东、江西、湖南等省市在内的地方政府的高度关注,纷纷设立航空工业园区,进行新一轮的招商引资竞赛,期望这些航空工业园区成为本地新的经济增长极。通用航空产业包括现代先进制造业与生产业,是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横跨航空制造业和航空运输业的一个产业,其均衡发展对推进我国航空工业和航空运输业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我国各地的资源状况、技术水平与社会经济指标差异巨大,可能使得区域间通用航空产业发展不平衡。所以,评估各地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水平,分析差距因素,对推进我国通用航空产业的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围绕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的研究不少,已有的研究主要从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模式(刘功仕,2010;高启明,2013)、发展策略(许天牧,2005;陈蓓蓓,2012)、竞争力(朱煜明,2012;杨瑾,2013)、产业链(陈蓓蓓,2012)的角度来探讨,缺乏从区域差异的角度探讨通用航空产业的文献。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主要以定性描述和比较的方法为主,运用定量方法研究的不多。就主成分方法而言,已有研究将其用于航空公司的竞争力分析(谢晓敏,2011)和航空装备业的绩效分析(刘春英,2013),未见到用主成分方法分析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水平差异的文献。所以,运用主成分方法分析我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状况及原因,是对该领域研究的一个补充。以钻石模型理论为指导,运用主成分方法对一个产业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是产业研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做法,如储昭P(2012),杜军(2014)等。
二、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差异的现状描述
1、指标体系的建立
指标体系(见表1)由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反映钻石模型的五个方面(不含机遇因素):通用航空产业的生产要素水映在人力资源状况、资本状况、生产设施设备状况上。城市化水平、人均GDP和国民经济中第三产业比重反映通用航空产业的市场需求条件。影响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的相关与支持产业包括其上下游产业,覆盖了通用航空器研发制造、航空机载电子设备产品及零部件的制造、提供通用航空飞行服务的运营、航空器的维修、飞行保障、机场服务、飞行培训等生产与服务环节。由于我国的通用航空器的生产销售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一家国有公司高度垄断,企业的战略、结构与同业竞争用企业国有化比率可以衡量。机遇因素不容易量化,在此不考虑进入指标体系。政府对产业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关键要素”的引导和促进上,给产业内企业创造有利的经营环境,用私有经济活动程度和外贸依存度来反映政府努力的程度。
二级指标为具体指标。选取通用航空作业时间(小时)、机场个数作为衡量各地通用航空下游产业的发展规模的指标;选取民航业增加值(万元)和民航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万元)作为通用航空产业上游产业的指标;选取居民消费水平(元)、城镇人口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作为反映通用航空产业市场需求的指标;选取科技人员数量、资本形成总额、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人)、就业人口人均GDP(万元/人)作为反映通用航空产业生产要素的指标,其中就业人口人均GDP代表劳动生产率,科技人员数量和在校生数代表熟练劳动力,资本形成总额代表资本要素;选取私有企业数量占比(%)、市场化指数、外商投资企业法人占比(%)、私人企业法人占比(%)、外贸依存度(%)这四个指标代表政府的作用。
2、数据来源及说明
考虑二级指标数据的完整,本文只选取了17个样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四川、陕西、甘肃。城镇人口比重、居民消费水平、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科技人员数量、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人)、地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资本形成总额、就业人口人均GDP(万元/人)来源于国研网数据库。其中就业人口人均GDP、城镇人口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地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由计算得到。民航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民航业增加值、通航企业非国有比率来源于《中国民航工业统计年鉴》,其中通航企业非国有比率由计算得到。机场个数、各地通航作业时间来源于中国交通年鉴,市场化指数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
3、通用航空产业区域差异的描述
计算各指标的变异系数,得到表2。
由表2可见,我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在几个二级指标上区域差异较大。反映相关与支持产业的几个指标如通用航空作业时间、民航工业增加值、民航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均大于1,反映市场结构的指标通航企业国有比率为1.07,反映政府作用的几个指标如外商投资企业法人占比、外贸依存度也大于1。变异系数最大的是通用航空作业时间,反映出通用航空产业规模,排名最靠前的四川占全部样本总量的52.41%,约为排名最后的吉林的447倍;其次是民航工业增加值,排名第一的陕西为排名最后的甘肃的135倍。
三、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差异的实证分析
1、主成分分析的适宜性判断
首先判断原始变量是否适合作主成分分析,对原始变量作巴特莱球形检验,得到卡方值为583.48,P值接近于0,拒绝了原假设,认为原始变量适合作主成分分析。
2、主成分提取
对17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发现前四个主成份的特征值均大于1,可以提取4个主成分,这4个主成分所包含的信息占全部信息的80%以上,代表了绝大部分的指标信息,运算结果见表3。
3、主成分命名
由主成分运算得到因子载荷矩阵见表4。从中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Comp1在居民消费水平、城镇人口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私人企业法人占比、市场化指数、外商投资企业法人数占比、外贸依存度上的载荷值很大,这些指标属于产业需求条件和政府的作用两个一级指标范畴,可视为反映地区通用航空产业内外部需求条件和营商环境的主成分。其中营商环境的好坏反映了政府在产业成长过程的作用大小。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力度越小,市场化程度越高,外商投资企业法人占比和私人企业法人占比越高,这三个指标体现了企业经营的外在环境。城镇人口比重越高,居民消费水平越高,则对通航服务的市场需求越大。外贸依存度则反映经济的开放程度,外贸依存度越高,地区经济的国际化程度越高,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活动愈少,地方企业经营的环境越好。第二主成分Comp2在科技人员数量、资本形成总额、地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就业人口人均GDP上有较大的载荷值,这些指标属于生产要素条件的范畴,可视为反映通用航空产业要素禀赋的主成分。其中科技人员数量和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反映熟练劳动力的多少,资本形成总额反映资本丰裕程度,地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反映基础设施条件好坏,因为地方财政支出主要投向公共产品,就业人口人均GDP反映全员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第三主成分(Comp3)在通用航空作业时间、民航工业增加值、民航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机场个数上有较大的载荷值,这些指标属于相关与支持产业的范畴,可视为反映通航上下游产业状况的主成分。其中通用航空作业时间越长,机场越多,则通航产业下游的运营规模越大;民航工业增加值、民航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越多,则通航产业上游越发达,对通航运营起到有力的支持作用。第三主成分也可视为反映通航产业规模的主成分。第四主成分仅在通航企业国有比率上有非常高的载荷值,这一指标属于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范畴。由于当前通航产业从生产到运营由国企垄断,国有化比率可以较好地反映企业竞争状况与市场结构。
4、样本主成分得分及综合得分
对各样本的主成分计算综合得分及排名得到表5,对各样本的单个主成分计算得分得到表6,两张表合并分析。
由各地区主成分综合得分及排名,发现排名比较靠前的有:上海、江苏、广东、山东、天津、北京等地区;排名比较靠后的有:甘肃、山西、黑龙江、陕西、吉林、湖北等地区。
从内外部因素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收入水平高,基础设施完备,资源禀赋充裕,市场化程度和国际化程度较高,对于通用航空产业的资源投入和需求总量也会相对比较多,产业链比较完备,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能调节经济和产业走向的能力比较强,综合因素使得这些地方的通用航空产业发展迅速。中西部地区在这些方面不如东部沿海地区,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水平不高。
从第一、二主成分来看,综合得分排名后6位的地区普遍得分较高,而排名前6位的地区得分普遍较低,从第三、四主成分来看,综合得分排名后6位的地区和排名前6位的地区得分有高有低。第一、二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58.5%,对综合得分有显著影响,说明内外部需求和经营环境、要素禀赋是决定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水平最重要的因素。
再看个别情形。综合排名第一的上海的第一主成分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但第二主成分却低于北京、山东、江苏等省份,甚至低于综合排名比较靠后的陕西省,在第三主成分上得分靠前,在第四主成分上得分中等。这说明上海通用航空产业的需求条件和经营环境、产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省份,但在要素禀赋上低于其他省份。综合排名第三的广东在四个主成分上的得分都比较靠前,位于前6之内,说明广东在通航产业的内外部需求条件与经营环境、要素禀赋、相关支持产业、企业竞争方面都拥有比较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并且四个方面的优势条件比较均衡。值得注意的是,在内外部需求和经营环境上得分倒数第三的陕西,要素禀赋上排位第13,产业规模排在第2位,这说明即使一个地方的产业生产需求条件较差,只要政策措施得力,一样可以使产业发展形势良好。
四、缩小通用航空产业区域差异的对策建议
以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我国各地区的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国内的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水平存在区域性差异,区域差异的原因来源于各省市在市场需求、要素禀赋、相关与支持产业、企业结构与竞争、政府作用方面的差距。为缩小差距、协调发展,中西部地区通用航空产业可重点采取如下对策。
1、增加生产要素供给
为改善熟练劳动力匮乏的状况,可以创办各类航空类职业院校,开展通用航空类专业教育,培养产业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甚至研发人员,也可以人才引进,提供各种便利的生活条件,竞争性薪酬,解决专业技术人才入职后的各种后顾之忧,重点吸引航空制造和运营类的高端技术与管理人才。
中西部地区普遍存在资本不足的问题,融资瓶颈的存在,加剧了产业发展的困难。目前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的门槛都比较高,间接融资往往时间不满足产业资本的需求,最好的办法是利用直接投资,即通过通航产业类的招商引资,利用特定区位优势,吸引境外资本,搭建产业链条,形成产业集聚。
中西部地区要想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技术引进是最便捷的途径。在当前航空工业国际化分工和产业转移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要获得良性发展,必须融入世界航空工业产业链条,利用世界航空产品制造巨头外包的机会,在产业链高端环节寻求代工,进行国际生产合作,依靠代工培养技术管理人才,获得技术开发经验,最终从模仿走向技术创新,从航空工业价值链条的末端向高端攀升,提高核心竞争力。技术层面上的差距缩小最终会消弥产业规模与水平上的差距。
2、完善相关与支持产业
中西部地区通用航空产业链条不完整,存在断链和孤链,必须在相关与支持产业方面下功夫,形成产业链集聚效应。目前国内通用航空器发动机的制造能力与维修能力都很薄弱,航空发动机需从国外进口,维修也大多只能由境外厂商负责,比如GE公司、罗罗公司和普惠公司这三大航空发动机生产巨头。中西部地区的通用航空制造与维修企业如果能集中资源与能力采取研发创新或引进技术与外资的办法打通某些断链,形成关键生产与维修能力,弥补本地乃至国内的技术空白,将极大地促进本地产业繁荣。
作为通用航空制造业的相关与支持产业的通航运营业中,传统的公益类飞行是当前国内通航运营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运动娱乐类、公务类、旅游类、商务类的飞行占比很少。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这部分通航活动将会是未来最有发展前景的服务领域。中西部地区的普遍消费水平和人均GDP比较低,但是包括运动娱乐类、公务类、旅游类的飞行需要特定的自然资源条件,而这些自然资源依附于特定的地理位置而存在,无可替代,中西部可以利用本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将国内外的飞行需求吸引过来。因此,可以考虑围绕这类通航飞行运营设施的投资建设,引进经营这类飞行项目的企业,开发这类高端飞行市场。
3、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中西部地区如甘肃、山西、黑龙江、陕西、吉林、湖北等地综合排名总体靠后,这些地区在收入水平、基础设施、资源禀赋、相关支持产业、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方面和东部沿海地区存在差距是事实,但是政府完全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例如改善基础设施、增加通用航空机场和起降点;规范市场经济行为,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努力提高政策透明度,尊重国际惯例和商业法则,降低内外资企业经营的法律制度成本;撤除行业壁垒,打破国有企业对通航产业的垄断,建立一个有利于私有企业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此外,还可以使用导向性的产业政策,鼓励通用航空产业向基础条件比较好的航空工业园集聚,形成内外部规模效应。
(注:本文系珠海市金湾区社科联课题《珠海通用航空产业链研究》(项目编号:201305)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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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Shandong Province 1978-2006 year average per person GDP, the average per person total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 the average per person city and countryside personal savings deposit and the average per person social commodity total volume of retail sales and so on four target's region differences carry on the Gini's coefficient measure analysis, reflected the internal diversity assumes the reduction tendency. Since using the Theile coefficient nesting decomposition method to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the Shandong Province regional economies difference, indicated finally, east Shandong Province, west in three regions, in the central region the difference is biggest, between the region the difference next, east, west the region forms developed, owes developed two to hasten with the club, in the prefecture the difference polarization is obvious.
关键词:山东省 区域经济差异 基尼系数 锡尔系数
Key words: Shangdong Province;regional economy inequality;Gini index;Theil index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08DJGJ20),鲁东大学科技创新基金(D8LD04)
一、引言
1978~2006年,山东GDP年均增长12%。进入21 世纪以来,年均增长达17.74%,被称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1]。但是山东省区域差异是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集中在差距分析、成因剖析和战略对策等方面[1-8]。本文拟采用基尼系数和锡尔系数二阶嵌套分解方法,用人均GDP、人均农业总产值、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和人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4项指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的区域总差异和地区间差异演变过程进行对比分析。
二、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和资料来源
在区域上,分两种地理区域概念作为基础分析:一是以山东省现有的17个地市作为区域经济差异格局演变分析的基本单元;二是将山东省分为东、中、西部三个经济带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东部经济地带包括烟台、威海、青岛、潍坊和日照市,中部经济地带包括淄博、东营、济南、泰安、莱芜和临沂市,西部经济地带包括滨州、济宁、枣庄、菏泽、德州和聊城市。
在时序段上,选择1978―2006年连续时间序列,以减少短期波动影响,准确反映区域差异的演变规律。为使面积、人口不等的地理区间具有可比性,采用地理区域的人均变量指标来衡量区域差异状况。
所有数据来源于《山东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二) 研究方法
1、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实证研究中广泛采用的一种度量方法。它不是取区域指标平均值的偏离值,而是把所有区域的指标值取差,然后加总所有的绝对差距。区域差异是“两两区域之间差异”的加总,再通过除以所有区域的个数(区域总数)和区域指标的平均值,从而得出基尼系数。其计算公式为
式(1)中:G为基尼系数,Pi为每一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Wi为每组指标占总指标比重,Qi为从第一组到第i组的累计数据比重。基尼系数越大,表明区域之间的差异越大。
2、 锡尔系数及其分解方法
锡尔(Theil) 系数又称锡尔熵,最早由Theil and Henri 于1967 年提出,包括锡尔T 和锡尔L 两种算法,其中锡尔T 以GDP 比重加权,锡尔L 以人口比重加权,下面的锡尔系数计算与分解公式只就锡尔T 在本文的运用展开。锡尔T 的计算公式为
式(2)中,n 为区域个数,yi 为i 区域GDP 占全省的比重,pi 为i 地区的人口占全省的比重。锡尔T 越大,表示各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越大。以山东省17 地市为基本空间单元,对锡尔T 进行一阶分解,可将山东省总体差异( Td ) 分解为东、中、西三个地带内差异( TWR ) 和三个地带间差异( TBR ) ,公式为:
以县市区为基本空间单元,对锡尔T 进行二阶嵌套分解,可将山东省总体差异分解为地市内差异( TWP)、地市间差异( TBP) 和地带间差异( TBR ) ,公式如下:
式(5)中,Y 为全省GDP,Yi 为第i 地带GDP, Yij 为第i 地带第j 地市的GDP, Yijk 为第i 地带第j 地市第k 县(市区) GDP; P 为全省总人口,Pi 第i 地带总人口,Pij 为第i 地带第j 地市的人口,,Pijk 为第i 地带第j 地市第k 县(市区) 人口[4]。
3、 变量指标的选取
本文在生产方面选取了人均GDP和人均农业总产值两个指标,在生活水平方面选取了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和人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两个指标,运用基尼系数和锡尔系数二阶嵌套分解方法对这些指标进行测度。
三、 山东省区域差异测度
(一) 区域差异的基尼系数测度
根据公式(1)计算出1978――2006年山东省人均GDP、人均农业总产值、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四项指标的基尼系数值(图1)。
图1 山东省人均GDP、人均农业总产值、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四项指标的基尼系数
由图1可以看出,山东省人均GDP、人均农业总产值、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四项指标的基尼系数的总体变化态势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4项指标的基尼系数基本处于平稳不变状态。第二阶段,1985―2006年,四项指标的基尼系数变化平缓并呈下降趋势。
就单个指标而言,首先从人均GDP指标来看,其基尼系数呈总体下降趋势,但不同时期的下降幅度不同。1978――1989年基尼系数基本保持不变,1989――2006年呈快速下降趋势,表明山东省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注重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差异。
山东省各地区的耕作方式基本相同,本文基于1978――2006年农业生产总值统计资料对山东省农业生产差异进行测度,发现在研究时段内人均农业生产总值的基尼系数整体呈下降趋势,表明山东省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差异较小。
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是反映区域生活水平差异的重要指标之一,研究时段内其基尼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表明山东省内生活水平差异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缩小。但2006年的数值为0.6057,依然超过境界线。
人均商品零售总额是衡量区域生活水平差异的另一指标,运用基尼系数的方法对该指标1978―2006年进行测度,虽整体呈现出下降趋势,但较其它三项指标,下降速度最为缓慢。其2006年数值也是四项指标中最大的,为0.9045。
(二) 区域差异的锡尔系数测度
根据公式(5),以地市为基本空间单元对山东省东、中、西部1978――2006年人口、GDP 数据进行锡尔系数一阶分解(图2)。
图2 山东省东、中、西部1978―2006年人口、GDP 数据进行锡尔系数
从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趋势来看,1978―2006年间山东省区域差异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以1984 和1993 年为分界点划出的1978―1983、1984―1992 和1993―2006年3 个阶段呈现时段内差异缩小、时段间差异逐年增大的趋势,三时段的锡尔T 均值分别由0. 039 增长到0. 045、0. 065。可见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有阶段式突增、阶段内逐年减少的特点。若考虑到经济软着陆成功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以1990年为分界点,可发现1990 年之前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趋于降,1990年后则呈上升趋势。
从三大地带锡尔系数分解来看,中部地带内差异占主导是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特点,1978~2006 年对总体差异平均贡献率达46. 58 % ,且呈现减少趋势。地带间差异位居其次,平均贡献率为31. 96 % ,总体呈增长趋势,自1995 年开始赶上并超过中部成为影响山东总体差异的主导因素。 东部和西部区域经济差异一直在扩大,但比中部要缓和一些,对总体差异的影响相对较小。若从俱乐部趋同的角度,东西部分别形成了发达和欠发达俱乐部,而中部正处于分化或向其他两部靠拢的过渡阶段。
四、结论
1、山东省人均GDP、人均农业总产值、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四项指标的基尼系数,1978―1984年基本处于平稳不变状态,1985―2006年变化平缓并呈下降趋势。说明山东省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经济差距呈缩小的趋势,表明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快。
2、从锡尔系数的变化看,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有阶段式突增、阶段内逐年减少的特点。1990 年之前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趋于降,1990 年后则呈上升趋势。1984、1993年为两个临界点,宏观经济政策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3、中部地带内差异占主导是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特点,东部和西部区域经济差异一直在扩大,但比中部要缓和一些,对总体差异的影响相对较小。东西部分别形成了发达和欠发达趋同俱乐部,而中部正处于分化或向其他两部靠拢的过渡阶段。
4、山东省应注重加强区际协调发展,促进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的产业、产品、投资、人员来往和技术交流,推进经济互补的同时,增强经济的融合性。东中部尤其是东部在强化经济优势的同时,应加强对西部的辐射带动;此外,全省要积极推动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逐步优化区域发展的空间结构,缩小区域差异,实现区域的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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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区域差异;泰尔指数
[DOI]1013939/jcnkizgsc201552068
1引言
近年来,我国政府在教育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并取得了一些成就。教育保障方面,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加大,自2012年以来,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持续保持在4%以上。不断扩大中西部地区及农村贫困地区的招生力度,2014年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比2013年增加114%,圆满完成《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10%以上的目标。
虽然我国政府对国民教育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教育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尤其是教育不公平,教育资源配置与结构布局不尽合理,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本文采用泰尔指数方法分析来测算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区域间的差异和不平等度。
2基于泰尔指数测算方法的我国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区域差异分析
现运用泰尔指数的测算方法,来研究我国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异程度。设E、M、W分别表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IE、IM、IW分别为表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的泰尔指数,代表三个地区的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异,根据泰尔指数的定义及公式,得到:
分别为东部、中部、西部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这三者总和即为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SX(]I2[]IT[SX)]为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贡献率的大小表明了该因素对总体差异的影响程度。
根据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泰尔指数公式,按照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对我国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泰尔指数来源分布的地区差异进行分解,结果如表1所示,由于各个省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比例作为相对指标衡量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更合适一些。
地区内差异。2002―2013年中部地区内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整体趋于平稳。在东部地区内,2002年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泰尔指数为02263,说明东部地区内的地方教育支出水平地区分布差异较大,到2004年泰尔指数下降4182%,说明地区内财政教育支出不均衡有所缓解,2006年同2004年相比,上升了1478%,地区内财政教育支出水平差异有所扩大。2006―2008年,东部地区内差异呈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趋势,2009年、2010年地区内财政教育支出差异出现短暂的上升,2011―2013年,东部地区内财政教育支出差异呈现下降趋势,尽管2013年相对2012年差异稍微有所上升。西部地区内财政教育支出差异总体呈现较大幅度的波动,2002年的泰尔指数为02577,到2005年上升了2472%。2006年相比前一年下降了778%。2007―2009年西部地区内财政教育支出差异呈现较小幅度的上升,2010―2013年西部地区内财政教育支出差异呈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分别上升了668%和下降了2556%。整体上分析,地方财政教育支出西部地区内差异大于东部地区内差异,中部地区内差异最小。
总体差异及差异分解。2002―2013年,地区内差异与地区间差异二者的泰尔指数趋势变化基本一致。其中2002―2005年,地区内差异呈上升变化,上升了16054%。2006―2008年,地区内差异下降,2008年同2002年相比,上升了11026%。2009―2013年间,地区内差异下降。2009―2013年,地区间差异逐渐在缩小,2013年同2002年相比,增长幅度为48767%。整体上分析,地区内的差异明显大于地区间的差异,说明全国地区财政教育支出水平总体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内的差异,同时从差异贡献率来看,地区内明显大于地区间。
3结论
本文采用泰尔指数测算方法,分析了2002―2013年间我国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区域差异,并对总体财政教育支出水平差异进行分解,得到了以下的基本结论:
第一,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作为衡量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地区内部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异显然大于地区间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异,即我国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内部的差异,地区间差异只构成总体差异的小部分。在地区内差异中,西部地区差异大于东部地区差异,中部地区差异最小。
第二,在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中,地区内的差异贡献率远大于地区间的差异贡献率。地区内的差异贡献率基本在90%以上,这也表明了全国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异来源于地区内部的差异。在地区内的差异贡献率中,东部地区差异贡献率变化趋势与西部地区差异贡献率变化趋势呈相反的态势。中部地区差异贡献率最小,基本处于10%以下。
参考文献:
近年来河南省经济发展较快,到2008年底全省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18408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6.1%,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仅次于广东、山东、江苏、浙江,位居第5位。但由于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区位条件等因素的影响,省内各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现象。这种不均衡现象,不仅直接影响到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对中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准确评价和分析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状况,不仅对缩小河南省区域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中部地区乃至全国缩小区域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都有借鉴意义。本文以18个省辖市为区域分析单元,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运用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较系统、客观地分析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及差异程度,并提出了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二、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衡量一个地区的发展情况,不仅要考察经济发展状况,还应考察社会发展状况,因为社会发展状况是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个结果,社会发展状况反过来会影响经济发展状况。这就需要一种综合评价的方法。另外,通过综合评价还有助于我们发现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影响总体发展水平的因素,为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一个地区的发展差异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社会发展水平差异上。为此,本文依据可获取性原则、综合性原则、功能性原则、非重叠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可比性原则、科学性原则,选取反映经济发展实力水平、经济发展潜力水平、社会发展水平的3大类共 17个单项指标, 构建了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见表1)。所用原始数据均来自《河南省统计年鉴(2009)》。
三、实证分析
(一)主成分分析过程
整个分析过程借助 SPSS19.0 软件完成。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 从略), 求 R 的特征值以及贡献率。根据变量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大于1,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提取主成分作为初始因子。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大于1,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主成分有3个,累计贡献率达到85.776%。可见,选择的3个主成分,其所代表的信息量已能比较充分地解释并提供原始数据所能表达的信息。同时,因子方差在0.785-0.989之间,说明全体变量能较好地被3个主成分解释,选择3个主成分的信息能比较充分地反映和代表区域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高低。
建立主成分分析模型的目的不仅在于找出主成分,更重要的是知道每个主成分的意义,以便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由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知,第一主成分在经济发展指标X1、X2、X3、X4、X5、X6、X7、X8、X9、X10等几个指标上有较大的载荷,可以把第一主成分F1命名为经济发展因子,其贡献率为47.446%;第二主成分在经济发展潜力指标X11、X12、X13、X14、X15上有较大的载荷,可以把第二主成分F2命名为经济发展潜力因子,其贡献率为30.739%;第三主成分在社会发展指标X16、X17上有较大的载荷,可以把主成分F3命名为社会发展因子,其贡献率为7.591%。
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中的系数可以得出因子得分函数如下:
F1=0.945X1+0.856X2+…………+0.161X11+0.421X12
F2=-0.184X1+0.462X2+………+0.198X11+0.474X12
F3=-0.0567X1-0.184X2-……… +0.935X11-0.652X12
由因子得分函数利用 SPSS19.0进行计算得到各市的3个因子变量得分。由于选取的3个主因子对各区域综合发展水平所能解释的能力不同,即它们对区域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贡献率各不相同,因此,为了求得一个能够综合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分数,以其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建立描述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模型如下:
F=F1*0.47446+F2*0.30739+F3*0.07591 转贴于
由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模型利用 SPSS19.0计算得到了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得分结果 (见表2)。
(二)结论分析
综合得分值的意义,综合得分大于0,说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于全省的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小于0,说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绝对值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从综合评价表可以看到,综合得分位居第1位的郑州市和位居最后1位的周口市相差6.33。综合得分为正值的区域有郑州市(5.19)、洛阳市(1.16)、济源市(0.65)、焦作市(0.61)、安阳市(0.11)、新乡市(0.08)6个省辖市,这说明河南省18个省辖市中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在全省平均水平以上的区域不足一半。其中,这6个省辖市,也有很大的差异,位居第1位的郑州市和位居第2位的洛阳市相差4.03。
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和基本思路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河南省内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反映在经济发展方面,制约了全省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的发展,因此应该采取措施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一)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力度和投资
省政府应通过政策支持、财政倾斜、社会资助等手段加大对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的投入,完善落后地区的管道、通信、交通、电力、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快落后地区高速公路的建设,尽快与周围地区形成畅通的交通网络。还应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教育投资,特别是加大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落后地区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同时,在落后地区推行劳动人事制度改革,采取有效措施稳定科技人员,发挥他们在本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还可以通过设“奖励基金”,对有突出贡献的各类人才进行奖励,吸引在经济发达地区懂技术、有管理能力的人才,鼓励学有成就的名牌高校毕业生和高学历高职称的科技人才回本地区工作。
(二)优化各区域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
不断优化投资环境,提高投资水平和投资率,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承接东部向中西部产业转移创造优越的投资环境。加快发展教育事业,注重人力资本的投入。民营经济、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国有经济在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大,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快转变职能,改变管理经济、社会的方式和手段,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推进管理体制创新,建设和完善要素市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扫除行政壁垒障碍,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取消一切限制民间资本投资的不合理规定,给予各市场主体以均等的投资机会,鼓励和支持各地区的金融机构改革,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笔者以住房价格变动对居民消费支出、消费水平、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开发商住房投资的影响途径为基础,通过对2000年~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除了房地产开发商的住房投资对住房价格变动在东、中、西部都表现出一致的持续正向响应以外,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对住房价格变动在东、中、西部都表现出不同的响应过程。因此,地方政府要结合地区实际分析房价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有效发挥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关键词:住房;价格变动;宏观经济;区域差异;动态影响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97307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573066);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2233)
作者简介:赵华平(1979-),女,山西昔阳人,山西财经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不动产评估研究;张所地(1955-),男,山西太原人,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不动产评估与管理决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2-0025-07收稿日期:2013-06-13
一、学术回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住房市场激烈变动,住房价格变动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日本泡沫经济、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因此,住房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成为全球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梁云芳(2006)、段忠东(2007)、丁珊(2007)、唐志军(2010)通过对中国房价与GDP的实证研究发现,房价上涨对GDP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况伟大(2011)利用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数据分析发现,房价上升会使居民的住房消费面积减少、非住房消费增加。朱新玲(2006)通过对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研究发现,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刘旦(2007)基于中国的房价与消费数据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的住房价格波动对消费有不同的影响,表现为高档住房价格波动对居民消费具有正向影响,而经济适用房和普通住房价格波动对居民消费具有负向影响。李玉山(2006)通过对中国的研究发现,房价变动对消费在短期和长期内都有影响,只是短期内表现为负效应,长期来看具有正效应。这些研究分析了房价变动对GDP和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但是,关于住房价格变动对经济、消费和投资的区域差异性比较及其原因研究方面还非常有限。张红(2005)指出房价变动对消费的作用程度存在区域差异性,但是并没有对区域差异性的原因作进一步的解释。孔宪丽(2011)利用聚类分析方法研究了房价变动对不同区域的影响差异,但是只考虑了消费支出,并没有分析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住房价格变动对居民消费支出、消费水平、开发商住房投资、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分析,研究房价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通过中国东、中、西部的比较,分析这种影响的区域差异。
二、住房价格变动对宏观经济影响的途径分析
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住房价格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途径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1.住房价格变动会通过“财富效应”、“替代效应”、“流动约束效应”、作用于居民的消费,产生对消费支出的影响。2.住房价格变动会影响房地产开发商和消费者对未来房价变动的预期,消费者在预期作用下会改变对住房的需求,开发商在价格预期和住房市场需求改变的双重作用下会通过调整住房供给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从而影响房地产开发商对住房的投资。3.消费和投资作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两驾马车,住房价格变动会通过居民消费支出和开发商住房投资的变动作用到国民经济的变动中,表现出住房价格变动对人均GDP的影响。4.住房价格变动会影响房地产税负发生变动,在人均GDP和房地产税负的作用下会产生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5.住房价格变动会引起商品物价发生变动,在物价和居民消费支出发生改变的条件下,住房价格变动会形成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三、住房价格变动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样本数据和变量说明
不同的区域由于地理位置不同、房价水平不同、经济水平不同、住宅需求类型不同,住房价格变动对地区宏观经济的影响存在差异。为了验证这种观点,本文从住房价格变动对经济、消费和投资三方面进行分析,选择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0年~201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比较研究,其中,东部地区样本包括12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地区样本包括9个省、市、自治区,西部地区样本包括10个省、市、自治区。
由于商品住宅价格更能体现市场机制作用下住房价格的真实水平,所以,住房价格指标选择商品住宅销售价格(CHP)。考虑到中国的商品住宅市场集中在城市(镇),为了能够保证指标之间的对应关系,所以,本文在指标选择时尽可能以城镇居民的对应值作为样本。按照上面的理论分析,经济方面选择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PDI)、城镇居民消费水平(HCL)、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HCE)、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住宅完成投资(RI)、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GDP)进行实证。这些指标的统计数据均来源于2001年~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通过地区生产总值(GDP)和地区年均人口数(POP)计算得到。同时,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利用相应省、市、自治区的1999年为基期的CPI定基指数对PGDP、PDI、HCL、HCE、RI指标序列进行了平减。
图1 住房价格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途径
(二)住房价格变动对宏观经济影响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首先,针对东、中、西三个样本分别对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与代表经济、消费、住宅投资的五个变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然后,分析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在同阶单整的条件下构建面板VAR模型。
1.面板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因检验方法本身的局限而对检验结果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同时采用了LLC、IPS、ADF-Fisher和PP-Fisher这四种方法对CHP、PDI、HCL、HCE、RI、PGDP进行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显示:除了中部地区的HCE以外的变量都不能完全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变量是非平稳的,而当对这六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值进行检验时,基本上可以认为显著的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东部、中部和西部的CHP、PDI、HCL、HCE、RI、PGDP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2.面板协整检验
在面板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进行面板协整检验,以检验CHP与PDI、HCL、HCE、RI、PGDP五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里选择建立在Engle and Granger两步法基础上的Pedroni检验和Kao检验,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①东部地区:PDI-CHP、HCL-CHP、HCE-CHP、RI-CHP没有通过Panel rho、Group rho两个统计量的显著性检验;PGDP-CHP没有通过Panel v、Panel rho、Group rho三个统计量的显著性检验。②中部地区:PDI-CHP只通过Panel ADF、Group ADF两个统计量的显著性检验,HCL-CHP、HCE-CHP、RI-CHP都通过了包含Panel ADF和Group ADF的四个统计量的显著性检验,且四个关系均通过了Kao检验;PGDP-CHP只通过Panel v、Panel ADF两个统计量的显著性检验,且Kao检验接受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③西部地区:PDI-CHP只通过Panel pp、Group ADF两个统计量的显著性检验;HCE-CHP只通过Panel ADF、Group ADF、Panel pp三个统计量的显著性检验;HCL-CHP、RI-CHP、PGDP-CHP没有通过Panel rho、Group rho两个统计量的显著性检验,且RI-CHP没有通过Kao检验。但是,Pedroni(1999)的Monte Carlo模拟实验结果表明,在小样本条件下,Panel ADF和Group ADF统计量较其他统计量有着更好的性质,Panel PP和Group PP统计量次之,其他则最差,所以,Panel v、Panel rho、Group rho统计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变量之间存在面板协整关系的结论没有影响,由此,我们可以认为除中部地区的PGDP-CHP变量组合之外的所有变量组合都存在面板协整关系。而中部地区的PGDP-CHP由于通过了Panel v、Panel ADF两个统计量的显著性检验,也可认为基本上存在面板协整关系。因此,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五个变量组合都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
3.面板VAR模型的建立与结果分析
为了研究PDI、HCL、HCE、RI、PGDP与CHP之间的长期动态作用机制,借助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由于本文所选择的样本为大N小T的面板,所以,可以采用GMM方法进行估计。由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东、中、西部的CHP、PDI、HCL、HCE、RI、PGDP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根据恩德斯(2006)的建议用T1/3作为最大滞后期,同时根据相关经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收敛情况,本文确定HCE-CHP、RI-CHP、PGDP-CHP、PDI-CHP、HCL-CHP五个变量组合对应的P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分别为1、1、2、2、1,利用GMM方法对PVAR模型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①商品住宅价格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在中、西部均不显著,在东部表现为滞后一期的商品住宅价格对居民消费支出有显著的负影响。②商品住宅价格对开发商住宅投资完成额的影响在东部不显著,而滞后一期的商品住宅价格对中、西部的住宅投资完成额有显著的正影响。③商品住宅价格对人均GDP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各不相同。东部表现为滞后两期的商品住宅价格对人均GDP的影响显著为负;中部表现为滞后一期的商品住宅价格对人均GDP的影响为正,滞后两期的商品住宅价格对人均GDP的影响为负;而西部商品住宅价格对人均GDP的影响不显著。④商品住宅价格对东部和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显著的负影响,而对西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对东部的影响表现为滞后一期商品住宅价格产生的负效应,而对中部的影响表现为滞后两期商品住宅价格产生的负效应。⑤商品住宅价格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有明显不同。滞后一期的商品住宅价格对东部的居民消费水平有显著的负影响,对西部的居民消费水平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对中部的居民消费水平影响不显著。
(三)住房价格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分析
PVAR模型估计系数只能反映变量之间的局部关系,为了分析内生变量在接受到某种冲击后对其他变量的动态影响路径,需要进一步研究脉冲响应函数(IRF)。IRF是用来衡量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其他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轨迹,能比较直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和效应,并从动态反应中判断变量间的时滞关系。本文通过给予变量CHP一个标准差的冲击,使用Monte Carlo模拟了500次得到了东、中、西部地区的五个PVAR模型对应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如图1至图5所示,其中每个图的中间线条为IRF点估计值序列,上下两条线分别表示95%的置信区间的上下界。
1.住房价格变动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动态影响
由图2可以看出,给CHP一个标准差的冲击,东、中、西部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响应过程。西部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基本保持不变;东部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在当期就表现出下降,且这种负向影响一直持续;而中部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在当期就表现出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很小,且这种影响在第4期至第6期呈现逐步下降,基本回复到波动之前的消费支出水平。这种不同的响应过程是由于:东部经济相对发达,居民消费处于较高水平,在商品住宅价格接受到一个正的冲击后,财富效应表现的并不明显,而替代效应和流动约束效应在
一定程度上对消费起到了抑制的作用,所以,东部表现出了居民消费支出的下降;而中西部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对偏低,在商品住宅价格接受到一个正的冲击后,住房价格对居民消费影响的财富效应显著,即对消费有促进作用,所以,中部表现出了居民消费支出的小幅增加;西部由于房价基础水平较低,尽管财富效应显著,但是增加的财富值较小,再加上习惯性消费(低消费支出)的影响,使得居民表现出了稳定的消费支出,即西部在商品住宅价格接受到一个正的冲击后,消费支出基本不受影响。
2.住房价格变动对住房投资完成额的动态影响
由图3可以看出,给CHP一个标准差的冲击,东、中、西部的住宅投资完成额表现出基本相同的响应过程,即住宅投资完成额在受到一个正的商品住宅价格冲击后在当期就表现出大幅度的正向影响,且这种正向影响具有持续效应,只是东部和中部的住宅投资完成额在第4期响应值末达到最大,而西部的住宅投资完成额在第2期响应值末达到最大。这种响应过程是由于:商品住宅价格在接受到一个正的冲击后表现出快速的上涨,房地产开发商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的利润,会加大力度进行住宅的开发,促使住宅投资完成额不断增加,表现出对商品住宅价格波动的正向响应。至于西部住宅投资完成额最大响应值的发生时间早于东中部最大响应值的发生时间,主要是由于西部的住宅需求更多为刚性需求,所以,房地产开发商只能短期内增加投资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如果长期一味地增加投资和供给,会形成住宅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导致住宅价格向下波动,降低开发利润。相对于西部而言,东部和中部的经济较发达,对居民生活、就业的吸引力较大,自然会增加居民对住宅的需求,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投资和投机需求的增加,使得房地产开发商投资的最大响应值发生时间晚于西部。
3.住房价格变动对人均GDP的动态影响
图4可以看出,给CHP一个标准差的冲击,东、中、西部的人均GDP会产生不同的响应。东部的人均GDP最初会产生较剧烈的正向响应,并在第1期末响应值达到最大,随后的第2、3期影响程度大幅度减少,在第4期至第6期处于基本平稳状态且响应值接近于0,说明商品住宅价格变动对东部的经济总体上有着正向促进作用,但影响不具有持续效应;中部的人均GDP与东部有类似的响应过程,只是在第4期至第6期基本平稳的过程中仍表现为较大的正响应值,说明商品住宅价格变动对中部的经济发展有着长期的促进作用;西部的人均GDP在第1期至第6期没有受到影响,说明商品住宅价格变动对西部的经济没有影响。其原因在于:①东部的房价上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支出,但是由于投资和投机性需求使得房地产开发商加大了住房的投资力度,在消费与投资的双重作用下,经济表现出了正向响应。但是,尽管房地产投资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但由于东部房价本身处于较高水平,所以房价的上涨可能会使房价脱离真实价值,出现泡沫,这样经济只能在短期内呈现正向响应,泡沫的发生会使经济再度下滑,回复到原来的均衡状态,所以,商品住宅价格变动对东部的经济只有短期的正向促进作用。②中部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和住房投资都有正向促进作用,所以,在消费和投资的双重作用下,经济表现出了对房价上涨的正向响应。同时,由于中部的房价比东部相对偏低,房价的上涨不会积
图3 住宅投资完成额对商品住宅价格的脉冲响应函数
图4 人均GDP对商品住宅价格的脉冲响应函数
聚到房地产泡沫的产生,所以,房价的上涨对中部的经济发展有着长期的促进作用。③西部的房价上涨对居民的消费基本没有影响,对房地产开发商的住房投资有一定的短期促进作用,在消费和投资的双重作用下,应该对经济有短期的促进作用,但由于西部的经济落后,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不够,所以,住房投资的增加可能是以牺牲其他投资为代价的,也就是说,尽管住房投资短期内有所增加,但其他投资可能有所减少,就总投资而言可能保持不变。这样,消费和投资作用下的国民经济也不会受到影响。因此,西部表现出了在商品住宅价格接受到一个正的冲击后经济没有变化的现象。
4.住房价格变动对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动态影响
由图5可以看出,给CHP一个标准差的冲击,东部和中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会产生较小的负影响,只是东部的这种负影响在当期立刻表现出来,而中部在第3期才开始逐渐显现,而西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不受影响。这种不同的响应过程是由于:①东部的经济尽管在受到一个正的商品住宅价格冲击后表现出短期的促进作用,人均GDP有所上升,但是高额的房价会导致房地产税负的上涨高于人均GDP的上涨,其结果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当期表现出负向影响,而且由于人均GDP的正向影响在第1期末达到最大,之后开始逐渐减弱,第4期至第6期保持平稳,所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负向影响在第1期至第2期逐渐增强,第4期至第6期保持基本平稳状态。②中部的房价比东部的房价相对偏低,当人均GDP在受到一个正的商品住宅价格冲击后表现出较剧烈的正向影响时,人均GDP的增长基本上能够抵消房价上涨所形成的房地产税负的上涨,所以,中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第1、2期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当人均GDP的正向影响在逐步减弱的过程中达到第3期的程度时,房地产税负的上涨高于人均GDP的上涨,因此,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负向响应开始逐步显现。只是由于房地产税毕竟只占收入的很小一部分,所以,东部和中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负向影响程度较小。③西部由于房价较低,当商品住宅价格受到一个正的冲击后,房地产税负的增长幅度较小,而人均GDP不受影响,所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基本不受影响。
图5 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商品住宅价格的脉冲响应函数
图6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对商品住宅价格的脉冲响应函数
(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
[摘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焦点。文章运用脱钩理论及脱钩分析模型,探讨了西北五省区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二者之间脱钩关系的时间和空间演变态势。研究结果表明:时间上,2003-2012年期间,西北五省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具体表现为“扩张负脱钩—弱脱钩—扩张连接—弱脱钩—扩张负脱钩—扩张连接”的无周期性变化特征,与实现强脱钩的理想状态还有一定的差距。空间上,2005年碳排放与经济脱钩空间格局较为分散,而2009年、2012年脱钩空间呈现集聚的态势。脱钩程度区域差异显著,甘肃在2005年、2009脱钩状态最佳,而其余省份脱钩态势未发生明显的改善。引入中间变量(能源消费总量),得出西北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脱钩与以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以及相对落后的减排技术发展有关。依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
关键词 ]西北五省;能源碳排放;区域经济增长;脱钩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4BJL050)。
[作者简介]刘晓婷(1988-),男,山西长治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理论与政策;陈闻君(1969-),女,江苏张家港人,教授,中亚经贸研究院兼职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理论与政策、资源环境与中亚经贸问题。
一、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能源消费的日益提升,碳排放量的迅速增加已经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问题。因此,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控制能源碳排放,使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北五省区(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但大量依赖能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仅造成了能源的浪费,而且也使环境压力急剧增加。在当前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当今国际社会倡导低排放、低能耗、低物耗、高效率“四位一体”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背景下,对西北五省区能源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进行探讨,不仅是响应和配合国家“低碳经济”的战略部署,更是西北五省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关于“脱钩”,在各类组织和学者之间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但“脱钩”的核心表现为物质消耗与经济增长不同步变化的实质。近年来,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引起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国外学者利用脱钩理论对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例如,Juknys采用OECD模型,从初级脱钩和次级脱钩的视角出发,研究了立陶宛的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现象[1];Lu等运用日本、韩国、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等的交通行业数据,比较分析了1990-2002年经济增长与能源需求及碳排放的脱钩关系[2];Kaneko等通过“脱钩”理论分析了巴西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情况,研究结果表明:能源消费结构和碳排放强度是碳减排的决定因素[3]。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脱钩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能源和环境两个方面。例如,赵一平,段宁等根据“脱钩”理论,对我国能源消费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一直处于弱脱钩状态[4]。王虹等根据我国经济发展过程,采用脱钩理论,分析经济发展与我国能源消耗和环境压力的变动关系,观察其是否存在“脱钩”与“复钩”现象[5]。彭佳雯,黄贤金等基于脱钩理论的脱钩分析模型与Tapio等的研究成果研究了我国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及程度,结果显示: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在1980-2008年间(除2000-2005外)基本呈现弱脱钩状态,与实现强脱钩还有差距,未来一定时期内弱脱钩趋势仍将持续[6]。李忠民,庆东瑞运用脱钩理论对山西省工业经济的增长与二氧化碳脱钩关系进行测度,发现山西省工业整体呈现GDP与能耗投入及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呈现扩张连接状态,远未达到理想的脱钩状态[7]。盖美等采用Tapio提出的弹性分析方法,探讨了辽宁沿海经济带能源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与演变趋势[8]。
通过对现有文献梳理发现,关于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仍处于理论研究阶段,且大多学者的研究是基于国家宏观层面和省际层面,而系统运用脱钩理论对某一区域的实证研究还较为缺乏,尤其是基于时间演变与空间差异的角度去测度、监测、预测能源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和程度的研究还很不足。鉴于此,笔者基于时间演变和空间差异视角,对西北五省区2003-2012年的能源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进行研究,分析碳排放与西北五省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程度与态势变化原因,以期为制定合理的碳减排政策和措施提供依据。
二、脱钩理论与脱钩分析模型
(一)脱钩理论
脱钩理论最早是由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基于环境压力和经济发展的比值在一段时期的变化而提出的,实际反映了经济增长与环境冲击、资源消耗的非同步变化状况。在某个时期,当环境压力的增长比它的经济驱动因素的增长慢时,就是环境退化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并把脱钩分为相对脱钩与绝对脱钩[9],其中,相对脱钩又称弱脱钩,是指环境变量的变化率和经济增长率均为正值但经济增长率大于环境变量的变化率的现象;绝对脱钩则指经济增长的同时与之对应的环境变量保持不变或下降的情形,又称为强脱钩。根据EKC(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经济的增长一般会带来环境压力和资源消耗的增大,但当采取一些有效的政策和新的技术时,就能以较低的环境压力和资源消耗换来同样甚至更加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个过程被称为脱钩[10]。脱钩研究思路在环境领域的应用较为广泛,其脱钩指标设计是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反应框架(DPSIR),主要反映前两者的关系也就是驱动力(GDP增长)与压力(环境污染)在同一时期的增长弹性变化情况[11]。
(二)脱钩分析模型
目前,能源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脱钩分析模型主要有两种,分别为基于增长弹性变化的Tapio脱钩分析模型和基于期初值与期末值的OECD脱钩指数模型。本文借鉴Tapio的交通运输量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脱钩模型,并参考国内学者彭佳雯等(2011)、盖美等(2014)人的研究将脱钩状态划分为8种(如表1所示)。其中,强脱钩是实现区域经济低碳发展的最理想状态,相应地强负脱钩为最不利状态。
为了进一步了解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的原因,笔者引入能源消费总量(用TCE表示)这个中间变量。能源碳排放(C)、能源消费总量(TCE)、GDP的各类弹性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E(C,G)代表能源碳排放的GDP弹性,E(C,T)代表能源碳排放的能源消费弹性,E(T,G)代表能源消费的GDP弹性。
(三)能源碳排放的测算
目前,我国还没有碳排放量的直接监测数据,而且关于碳排放量的计算学术界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故本文根据徐国泉等人提出的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来估算碳排放量[13]。
碳排放估算公式为:
其中,E为总的碳排放量,a为煤炭消费的碳排放转换系数,Ec为煤炭消费量;B为石油消费的碳排放转换系数,EO为石油消费量;r为天然气消费的碳排放转换系数,Et为天然气消费量。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选取“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西北五省(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作为研究对象,并对这五省的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进行了时间演变和空间差异的脱钩分析。为了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和完整性,本文选取2003-2012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空间尺度方面,由于存在能源消费量和经济增长变化的滞后关系,因此本文空间差异分析选用2005年、2009年、2012年三个时期进行比较。
GDP(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费总量、煤炭消费量、石油消费量、天然气消费量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2004-2014年)》、2004-2013年《甘肃统计年鉴》、《青海统计年鉴》、《宁夏统计年鉴》、《陕西统计年鉴》以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其中,采用经零售商品价格指数(以1978年为基期)调整的真实国内生产总值(GDP)来反映经济增长。对数据的计算与分析主要运用Excel2007、Mapinfo7.0和ArcGIS9.3。
四、结果与分析
(一)脱钩时间演变分析
根据碳排放估算公式(4)及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表2)对西北五省2003-2012年的碳排放量进行计算,并对其能源消费总量与GDP加以计算整理,得出2003-2012年碳排放总量、能源消费总量与GDP变化趋势图(图1)。从图1看出,西北五省的碳排放总体变化趋势呈现上升趋势,从2003年9756.85万吨增长到2012年的24102.05万吨。2003-2008年碳排放增长幅度较小,而2009-2012年碳排放增长幅度明显增大。这与西北地区为响应和配合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而过于追求经济增长有关。西北地区是能源依赖性很强的地区,过度依赖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相对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伴随着大量的碳排放。能源消费总量与碳排放量的变动态势相似,但能源消费总量均大于碳排放量,2009-2012年能源消费总量与碳排放量差距逐渐增大,表明西北地区整体碳减排技术成效不明显,因此,要想配合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响应“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及实现碳减排新目标,应当重点加强减排技术,比如加大投资力度,引进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等。依据公式(1)、(2)、(3)对各类弹性指数进行计算得到表3,由表3脱钩分析结果可知:2004-2012年期间,西北五省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除2004年、2006年、2011年、2012年外的其他年份均处于弱脱钩状态,说明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但碳排放增加的幅度小于经济增长的幅度。2004年、2011年由于大量依赖能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及过于追求GDP增长,导致能源消耗引起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现扩张负脱钩状态,即经济增长的同时,碳排放也在增加,且增加的幅度大于经济增长的幅度。而2006年与2012年能源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处于扩张连接状态,说明能源碳排放增加的幅度大于或相当于经济增长的幅度。
结合中间变量(能源消费总量)来看,能源消费的GDP弹性值与碳排放的能源消费弹性值非常接近,表现在图形上(图2)两者的变化态势基本一致且重合,这说明西北地区的能源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脱钩主要是由能源消费与经济脱钩引起的。碳排放的能源消费弹性除2006年、2011年外弹性值均在1左右,表明目前西部地区碳减排技术水平对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脱钩的贡献作用尚未显现,这与西北地区长期以来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以及相对落后的减排技术发展有关。
总体而言,2003-2012年西北五省区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整体处于弱脱钩状态,脱钩程度随着国家整体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调控变化波动较大,与实现理想状态的强脱钩还有一定差距,节能减排技术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脱钩空间差异分析
西北五省能源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脱钩分析结果(如表3、图3所示)表明,2005年表现出强脱钩、弱脱钩、扩张负脱钩、扩张连接四种状态。其中,甘肃表现为强脱钩,弹性值为-1.0828,达到了区域经济低碳发展的理想状态,新疆落在弱脱钩区域,宁夏表现为扩张连接,弹性值为0.8986,青海、陕西表现最为严重,落在扩张负脱钩区域,且大于西北地区的整体水平,其中脱钩程度最低的为陕西,其能源碳排放的GDP弹性达到1.5567,这主要是由于陕西经济结构的“重型化”发展和在新能源开发领域的不足,导致煤炭在总体能源消费结构中的主体地位不断上升,进而造成碳排放的增长速度大于经济增长的速度。2009年主要表现为强脱钩、弱脱钩、扩张连接三种状态,青海、陕西、宁夏落在弱脱钩区域,新疆表现为扩张连接,弹性值为0.9344,甘肃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最为显著,达到了经济发展的理想状态,这主要得益于2009年国家对甘肃政策扶持(甘肃省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规划)。2012年,主要呈现弱脱钩和扩张负脱钩两种态势,而且脱钩呈现了一定程度的集聚,新疆与青海脱钩状态相对其他三省较为明显,都呈现弱脱钩(图3)。甘肃、陕西、宁夏则都落在了扩张负脱钩区域。
从西北五省两项弹性值的时期(2005年、2009年、2012年)对比来看(如图4、图5所示),碳排放的GDP弹性方面,西北五省区都表现为后期脱钩状态比前期更为显著的特点。其中,碳排放的能源消费弹性与碳排放的GDP弹性的地区变化态势基本一致,说明省际层面上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同样由能源消费与经济脱钩所引起。对于碳排放的能源消费弹性,西北五省区前后期弹性值变化较小,区域差异也相对较小,2005年,弹性值最高为青海(1.9138),最低为甘肃(-1.0898),2009年最高为新疆(1.1731),最低为甘肃(-0.0014),2012年最高为青海(1.6657),最低仍然为甘肃(0.6649)。并且2009年、2012年五省区碳排放的GDP弹性明显低于碳排放的能源消费弹性,表明西北五省碳排放技术效应不明显,其对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脱钩关系贡献不明显,碳减排技术水平有待提高。2005年、2009年西北五省区的碳排放的能源消费脱钩区域差异不明显(如图6所示),但2012年,相对于2005年和2009年而言,开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空间集聚,甘肃、宁夏、陕西落在0.4-0.8之间,新疆单独落在0.8-1.2之间,而青海则落在大于1.2的区间。总体而言,2005、2009、2012年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脱钩显著的省份主要是甘肃和陕西,这可能是由于国家对其节能减排的政策扶持及该省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节能减排、能源消费结构升级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和改善,因此比新疆、宁夏、青海具有相对较高的能源使用效率,从而实现了相对较高程度的脱钩发展。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1.从脱钩时间演变分析来看
(1)2003-2012年,西北五省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整体呈现弱脱钩状态,经历“扩张脱钩—弱脱钩—扩张连接—弱脱钩—扩张负脱钩—扩张连接”的无周期性的变化特征,脱钩程度随国家整体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调控变化波动较大,且脱钩状态没有一定的规律。
(2)2003-2012年西北五省区的GDP与能源消费总量呈现稳定的增长态势,且能源消费量始终大于GDP总量,在2010年以后,由于受国家政策的扶持及国际市场的影响,经济的增速明显大于能源消费增速,但碳排放的增速至2012年接近GDP同期增速,这表明西北五省区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能源消费且将在近期持续下去,其未来碳减排不容乐观。
(3)从碳排放源来看,2010年以后,西北五省区对煤炭的需求比较稳定,但由于受国际市场及国际能源价格的影响,对石油、天然气的需求变动较大,但对煤炭的影响较小,因此,2010年以后,碳排放主要来自煤炭消费。
综上所述,并结合西北五省区实际情况可知,目前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是西北五省区实现弱脱钩的主要原因,但其并不能抵消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的增长幅度,因此,在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西北五省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引起的碳排放脱钩态势仍将持续,与实现强脱钩的理想状态还有较大差距且不确定性较强。
2.从脱钩空间差异分析来看
(1)2005年西北五省主要表现为扩张负脱钩、扩张连接、弱脱钩、强脱钩四种状态。其中,宁夏落在扩张连接的区域,新疆落在弱脱钩区域,甘肃达到了理想的强脱钩状态,而青海与陕西则落在相对不利的扩张负脱钩区域。2009年主要表现为扩张连接、弱脱钩、强脱钩三种状态。除新疆与甘肃外均都落在弱脱钩区域,相对于2005年西北五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较为明显,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对西北省区的政策扶持、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但相对于中东部发达地区而言,西北五省的能源消费与碳排放量仍然较高,节能减排的技术还较为落后。2012年表现为扩张负脱钩与弱脱钩两种状态。甘肃、宁夏、陕西均落在弱脱钩区域,相对于2005年、2009年,实现弱脱钩的省域数量上升较快,宁夏与陕西后期较前期脱钩更为显著,而新疆与甘肃则呈现与其相反的变化态势,青海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变化不显著。
(2)2005年,碳排放与经济脱钩空间格局较为分散,脱钩程度具有较大的区域差异,具体呈现扩张负脱钩、扩张连接、弱脱钩、强脱钩四种状态。2009、2012年脱钩呈现空间集聚态势,尤其是2012年,主要呈现弱脱钩与扩张负脱钩两种状态,区域差异明显缩小。碳排放与能源消费脱钩空间格局和能源消费与经济脱钩基本一致,碳排放与能源消费脱钩区域差异不明显,但后期相比前期呈现一定程度的空间集聚。甘肃、宁夏、陕西相对于新疆和青海脱钩状态更为显著,这对下一步制定碳减排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无论是西北地区整体层面还是省际层面上,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脱钩主要是由能源消费与经济脱钩而引发的,其中主要由产业结构升级、节能减排技术进步等从而推动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所致。西北五省地区碳排放技术水平较低,技术发展相对滞后,对碳排放与经济脱钩贡献较小。因此,西北五省区未来脱钩发展措施的重点方向应为基于节能技术、产业结构升级,着重发展碳减排技术,同时逐步改善能源消费结构。
(二)政策建议
1.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能源利用率。要以中东部及国外的先进生产技术为支撑,建立由企业主导,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参与的产、学、研相结合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开展低碳节能技术、清洁煤技术、低碳管理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通过自主开发、招标引资的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政策优势,依靠企业现有的基础,瞄准市场潜力大的高新技术产品,加大技术的自主开发创新能力,开发一批具有科技含量高的专利产品。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再加上“十九省市对口援疆”的优惠政策,故新疆具有发展新兴环保产业的有利条件,可以实现节能减排,低碳技术的滚动式发展。同时,青海、甘肃、宁夏、陕西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省份,也理应引进先进技术,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的发展战略,鼓励自主创新技术产品的推广目录和政府招标采购产品目录,继续加快西部大开放的实施力度,进而实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的理想状态。
2.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推动低能耗产业的发展。西部五省应充分发挥本地自然资源丰富、依托内地企业的管理、人才、资金、技术优势,抓住高耗能行业产能相对过剩的有利时机,加快淘汰落后产业,大力发展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的低能耗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努力提高第三产业所占的比例,大力发展教育、文化、旅游等生活型服务业与金融、信息等生产型服务业,使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进而降低能源的消耗。
3.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力度,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化石能源在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但过度依赖化石能源的消费结构严重制约了减排技术对碳排放和经济脱钩的贡献,能源结构的升级是西北地区个别省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现弱脱钩、强脱钩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力度和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就显的非常重要。西北地区拥有丰裕的太阳能、风能等清洁新能源,在当前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新一轮“西部大开放”战略实施的新形势下,西北五省区应充分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与资源优势,加大对新能源的开发力度,研究和完善生物能等清洁能源的定价和分摊机制,逐步降低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的过度依赖,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从而逐步实现更集约、更清洁、多元化的能源消费结构。
4.西北五省区的各级政府要加大各个省能源结构调整的规划,不断促进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加强政府对能源碳排放方面的控制力度,对于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非重要产业提高税率,进而限制其发展规模,而对能源消耗低利用率高的企业增加补贴。依托国家各项优惠政策,突破性的发展以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节能装备、电力环保等为重点的能源,并针对性的培育和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西北五省而言,冬季取暖一直是能源消耗的重要领域,尤其是煤炭资源的消耗,因此,应推进集中供热清洁转型,减少煤炭的供热比例,增大相对低碳的石油、天然气的供热比例,加大清洁能源的使用力度,建立和完善高效清洁的城市供热体系。
除此之外,还应加强低碳宣传的力度,提高居民、企业等的节能减排的意识。节能减排体现在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西北五省区应强强联合大力宣传低碳生产、低碳消费、低碳经营的理念,从身边做起,提高节能减排意识,只有每个人低碳意识的增强,才能够带动整个西北地区低碳技术的发展,进而实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强脱钩的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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