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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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区域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 秦唐沧沿海区域；文化创新；路径

[中图分类号] F127；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03- 0044- 03

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秦唐沧”沿海区域在国家生产力布局中获得了明确定位，这预示着“秦唐沧”沿海区域的经济将实现快速增长，“秦唐沧”将成为河北省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近年来，文化创新在沿海地区迅速兴起，区域的产业集群初现雏形。新兴的“秦唐沧”沿海区域的文化创新也备受瞩目。文化创新包括文化价值观念创新、文化知识体系创新、文化思维方式创新、文化体制创新等方面。文化产业属于创意产业，它高度依赖于文化的创新意识，对文化创造力和创造型人才有更迫切的需求。

1 “秦唐沧”沿海区域文化发展现状

1.1 当前“秦唐沧”沿海区域文化发展基本情况

“秦唐沧”沿海区域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有世界文化遗产2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座，国家文物保护单位25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27项。秦皇岛的北戴河、山海关是著名的国际旅游胜地，唐山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摇篮，沧州的运河文化和杂技、武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彩。

“秦唐沧”沿海区域的文化类型是多元化的。秦唐沧地区位于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地带，优势的地理位置促成了多种文化形态在此交叉、渗透、融合并彼此影响。“秦唐沧”沿海区域的文化以农业文化为主体，受到一定程度海洋文化的熏陶，同时融合了部分东北文化的元素。而且，“秦唐沧”沿海区域的文化还是跨国性区域文化。秦皇岛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深受白俄罗斯人的青睐，每年旅游旺季都有一大批的白俄罗斯人前来旅游观光。

1.2 “秦唐沧”沿海区域文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2.1 文化产业化程度较低

创新文化产业作为一个全球性创新领域，被普遍认为是21世纪新的经济和文化增长点。“秦唐沧”沿海区域近年来的文化创新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步伐仍显缓慢，总量规模偏小，整体实力不强，文化产业仍然处于产品开发和要素扩展阶段，文化对经济的支持促进作用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具体问题包括：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整体创新能力不强；文化产业总量规模偏小，结构不合理，科技含量有待提高；投资结构不合理；融资渠道窄；文化产业政策有待完善和进一步落实等。

1.2.2 文化创新人才不足

文化创新人才的发掘、培养和使用是区域文化创新的重要一环。“秦唐沧”沿海区域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才的创新能力总体水平较低，严重制约了“秦唐沧”沿海区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此外，文化创新产业是一种投资高、回报大、高风险的行业，需要一批既懂文化，又懂经济的经营管理方面，而从“秦唐沧”沿海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现状来看，不少文化市场经营管理人员恰恰缺之将文化创新产业化和市场化的眼光和能力。

2 秦唐沧沿海区域文化创新发展的必要性

创新“秦唐沧”沿海区域文化产业，有利于区域内各地区文化产业的互联互通，有利于人才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该区域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协同进步。

2.1 创新文化产业，促进实现经济一体化

在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中，文化与经济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内驱力已经变成了文化竞争力。文化产业的发展无疑为该地区经济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外，文化产业包括影视文化、电信软件、工艺时尚、设计服务、展演出版、咨询策划、休闲娱乐、科研教育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价值的新兴产业。这些产业的一体化发展是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必由之路。文化创新是提高“秦唐沧”沿海区域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创新文化产业，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

创新“秦唐沧”沿海区域文化要不断提高“秦唐沧”的自主文化创新能力，增强“秦唐沧”沿海区域的综合竞争力，在这一培育综合竞争力的过程中以文化为根基的凝聚力，体现为“秦唐沧”沿海区域的发展活力和内在凝聚力，沿海区域的发展活力和内在凝聚力，构成沿海区域的潜在竞争力。文化创新能够变革思维方式，整合创新资源，提高创新品质，其过程关注的是“创新文化”，创新文化能把创新精神融入到沿海区域精神中去，促进科学技术之间的相互影响，深层次推进“秦唐沧”沿海区域的文化创新。

3 秦唐沧沿海区域文化创新的路径

3.1 创新传播手段

科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秦唐沧”沿海区域要积极运用高新技术，提高文化科技含量，促进高新科技成果和文化产品的结合，促进文化产品的资源共享和技术升级，增强文化在当前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能力；要大力拓展传播渠道，构建电信网、广电网和互联网三位一体的文化传播体系；鼓励高新技术的应用，以推动文化创新的进程。

3.2 创新体制机制

完善文化领域行政管理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和市场体系，采取分类指导的形式推动文化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改革现行的文化投资体制，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投资体系，吸引国内外企业、民间团体和个人以多种形式投资和从事文化行业活动，大力发展民营文化产业，建立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投资的多元化投资体制；文化事业单位要全面推进人事、分配和社会保障机制改革，实施公司化改造，争取组建大型的文化创意产业集团，实现跨地区发展，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3.3 建立创意园区

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出版传媒集团的“十二五”重点项目——北戴河文化创意基地已竣工并投入试运营。该基地投资1.26亿元，占地面积1.7公顷，建筑面积2万多平方米，主要功能是开展文化创意产业研发，宣传弘扬河北传统文化，组织文化交流和文化产品展销等。“北戴河之夏·创意河北”数字文化生活精品展系列活动，由河北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秦皇岛市政府、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共同主办，汇集了30家国内知名机构。展览通过集中展示、演示体验、现场互动等多种方式，全面展示河北文化产业在利用新技术开拓新市场方面的突出成就，数字技术在推动文化发展、改变人们生活、促进社会进步中起了重要作用。

3.4 引进创意人才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创意人才的智力支持，“秦唐沧”沿海区域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有赖于大批文化创意人才的发掘、培育和开发。一方面，要注重培育，可以通过高校及其他专业机构和组织的培育；另一方面，要制定并完善相关的人才政策，以吸引更多的人才，留住更多的人才，同时更大地发挥创意人才的作用。同时，还要创造创新的社会氛围，打造独具魅力的城市人文精神，以吸引优秀的创意人才。

3.5 加强对外文化交流

“秦唐沧”沿海区域要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加强对外文化交流，“走出去，引进来”。第一，加强对外文化交流资源开发，不断提高组织运作交流项目的能力，通过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和运用现代传媒手段，向外展示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秦唐沧”文化。第二，拓展视野，观察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顺应潮流并进行创新。学会借鉴、吸收世界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但不能简单照抄照搬，坚持走文化繁荣发展之路，使“秦唐沧”沿海区域的文化不仅能够保持自己的鲜明个性，而且能够与世界同步。

当前，“秦唐沧”沿海区域正面对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的良好时机，在提高经济的硬实力的同时，“秦唐沧”沿海区域也必须考虑在文化软实力领域增强实力。在倡导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创新文化建设关系到“秦唐沧”沿海区域发展的转型问题，即单纯的经济发展方式，解决不好“秦唐沧”沿海区域的创意城市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要以文化创新为根本，转变“秦唐沧”沿海区域的发展模式。提高“秦唐沧”沿海区域文化创新能力，为“秦唐沧”沿海区域经济高速发展以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

主要参考文献

第2篇：区域文化研究范文

1．1经济转型期湖南省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

互动关系形成的基础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从投资到技术再到信息与知识的转变，社会形态也在这种变化之下经历了工业经济、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20世纪90年代文化资本理论的兴起成为了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1］。文化资本能够转化成为经济资本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进入到21世纪，文化创意经济已经成为了主导经济模式，以人的创造性为核心要素的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了城市发展的新趋势。由于文化创意产业本质上具有文化特性，其包含了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对经济的推动在文化创意产业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1．2经济转型期湖南省经济发展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

（1）经济转型期湖南省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经济的发展重点在于提高农业生产的附加值，就需要将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等加入到农业经济中。文化创意与农业经济的结合诞生了农业创意，例如休闲农业、绿色农业等的出现，表明农业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涵盖了文化、娱乐、艺术等，整体提高了农业价值。（2）经济转型期湖南省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工业经济的发展［2］。在文化创意产业中对工业设计、品牌策划、推广营销等增加了工业生产的附加值。经济转型期的工业经济更加看重的是顾客的价值体现。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入整体提高了工业生产的附加值。

2湖南省文化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转型的互动机制分析

2．1湖南省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分析

（1）从演化的角度而言，文化创意产业不仅利用自身优势实现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利用创意的深入、创意的扩散、创意的放大，实现了在产业内部的一次投入、多次产出。将技术、创意与文化等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实现了整合，在优化生产结构的同时优化了经济结构。文化创意产业中的文化资源实现了对经济资源的拓展，这种拓展体现在资源边界、资源内容、资源持续再生3个方面［3］。从资源边界的拓展方面，文化资源在湖南省的投入一方面推动湖南省文化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更是塑造了湖南省的文化品牌。文化资源中的精神文化资源因具有流动性，只要是接触到的主体都能够利用。特别是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下，各种不同的文化资源相互之间发生交流、碰撞，最终形成一种公共的文化资源。从资源内容的角度，本身文化创意产业最终会形成一个以文化创意为核心的集群，各种文化产品的出现带动了工业、传媒、餐饮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湖南卫视的收视率一直在我国省级卫视中获得第一，《快乐大兵营》、《天天向上》、《爸爸去哪儿》等多个十分具有影响力的节目从某种程度推动湖南经济发展。另外文化资源与其他资源最大的不同在于文化资源能够反复利用，打破了经济资源有限的观念，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2）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必定离不开科技的创新。文化创意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对经济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发展动力，这种局面的产生就是因为其具有价值创造机制的能力。云技术是支撑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技术。云技术能够适应大型综合的覆盖网络、媒体、杂志、广告等，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云技术已经成为了文化创意产业价值的支撑体系。（3）经济的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不断涌现的创意成果促进了文化生产样式的出现与文化消费方式的出现，刺激着人们新的文化需求［4］。技术的创新直接体现在文化创意产品物理形态的多样化［5］。科技的创新提高了文化资源可利用的范围、数量、质量与种类。从技术创新对文化创意内容的来源来看，技术创新赋予了媒介终端内容生产功能，扩大了文化内容创意来源的多元化。通讯、视频等复合型功能的数字标准终端的出现就是一个良好体现。（4）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引发了文化创意产业制度的创新。其体制的改革与变迁，文化生产力得到激发，文化繁荣的同时实现了经济的增长。从文化创意产业的制度内涵进行分析，文化创意产业制度作为激励与制约文化创意产业的规则以及方式、手段。合理的文化创意产业制度能够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从而引导其主导产业带动与创新发展。反之，不合理的文化创意产业制度会提高制度运营成本，导致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效率低下，影响经济增长。

2．2湖南省经济发展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内在动力

（1）经济总量的壮大成为了湖南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基础。湖南省2014年生产总值达到27048．5亿元，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11417．8亿元。经济总量的增加会带来物质产品的丰富。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后开始逐渐追求生活品质，人们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精神与心理方面。从各项理论研究与实践证明我国人们在文化、娱乐等相关产业方面的消费需求出现快速增长，这一点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奠定扎实的经济基础。经济总量的增长，对经济结构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收入得到提升，整个社会内部需求就会从物质产品向文化产品倾斜。从湖南省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总值来看，第三产业已经超过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小，而文化创意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明了第三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文化创意产业本身就是围绕着消费者的心理体验与感官体验发展而来，其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文化创意产业从出现到发现到繁荣正是因为抓住了人的内在需要，满足了人们在心理、精神与文化上的多重需要，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进一步拓宽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空间。文化创意与知识等精神产品已经取代了自然资源和技术在经济中占据的主导地位，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6］。举例说明，日本的动漫产业已经成为了日本第三产业的重点，并且其文化产业的产值已经超过了汽车工业的产值。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拓展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空间。（2）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个产业，市场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关键。经济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总量的增加，同时还带来了整个市场环境的成熟，这一点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市场中的产业要素依据文化创意产业的特点，分别有文化资源、创意人才与金融资本［7］。文化资源内在所有的文化内容与信息价值是文化创意产业生产、经营、营销的基石。文化创意产业之所以能够发展就是重点加强了对文化资源的加工与提炼。利用科技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新的产业组合链开始形成，利用文化形成的文化企业在发展下逐渐形成了文化集团公司，加快了文化商品的流通。创意人才提供创意是保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壮大的关键［8］。创意人才因具有共同的特性会不断集合在一些特定区域，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逐渐形成了一个创意阶层，正好给经济体系带来高质量的创意人才资源，实现了文化创意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从湖南目前的创意氛围来看，整个湖南良好的社会氛围、浓郁的人文气息给创意人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加上湖南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创意人才的成长提供了条件。文化创意产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前期启动资金多、投资回收慢等是其显著特征。加上对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公共文化活动的投入都需要资金的投入。分析湖南省在经济新常态环境下的文化创意产业，虽然湖南省目前的文化事业发展良好，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比较明显，主要都是以生产知识产权的中小企业居多。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文化企业可以借助良好的金融行情以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获得资金，有效解决资金短缺问题。（3）经济发展为文化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空间。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渗透和经济在文化中的双向性使得整个市场氛围与人文环境保持在一定宽松、包容、信任、创新、合作的状态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经济交易会选择在某个特点空间中来。经济形态的逐渐转移，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具有创意能力的创意人才会选择将未来工作的地方放在更加容易获得新思想的地方，因此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创意产业地区将会吸引更多的创意人才，这种人才的涌入又更好的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2．3湖南省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共同演化机制

第3篇：区域文化研究范文

（一）文化资本化的实现基础

文化资本化即通过对文化的深度开发，实现文化价值增值的过程。文化资本化是一种资源开发利用理念、开发利用模式，其具有价值的增值性。并非所有的文化都能够实现资本化，比如缺乏文化内涵、吸引性不够以及特色性不强的文化就很难实现其资本化。文化资本化的实现需要建立在以下基础上。首先，文化的吸引性。具备吸引性的文化才具有开发的潜力和价值，其体现在文化的独特性、差异性和个性化方面。譬如，基于广西民俗文化的《印象刘三姐》以其文化的吸引性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其次，文化的垄断性。文化垄断性体现为文化在区域的独有性。拥有地域垄断性的文化其所开发的文化产品在区域范围内因其垄断性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再次，文化的可塑性。要实现文化的资本化开发，文化的可塑性一定要强，即文化具有系统性，能够被开发成文化产品，并且具有一定市场吸引力。通过对文化的深度开发，将其开发成系列的文化产品，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实现其文化增值。

（二）文化资本花在文化旅游产业空间演进中的作用机制

文化资本花在文化旅游产业空间演进中的作用根据其作用层级关系分为初级作用和深度作用两个层次（见图1）。1．初级作用初级作用即通过文化资本化所引发的对于文化自身及其相关延伸产品的作用和影响，其包括文化产品化、文化有形化和文化品牌化［2］。文化产品化即通过对文化进行深度、系统和全面开发，将其开发成能满足文化审美诉求、且能够为经营者盈利的产品模式，如温州横店影视城。文化产品化的过程中，文化产品的多样化和系列化促进了文化旅游产业内部结构的协调发展；文化有形化即通过一定的载体，实现文化由无形向有形化的转变，公众能够通过有形的文化形式，体验和欣赏无形的文化，如日益盛行的各类文化类旅游节庆；文化品牌化即通过文化的产品化和营销，塑造文化的自身品牌价值和知名度。如福建的茶文化、江苏的园林文化等均属于此。通过文化品牌化的塑造，打造区域具有竞争力的文化旅游产业，实现产业链整合。2．深度作用在文化资本化的基础上，文化产品化、有形化和品牌化最终促进了区域文化旅游产业空间的合理演进。（1）促进产业内部结构协调。文化旅游业包含若干子产业。文化旅游各子产业内部结构协调即内部各系统的合理配置，如文化旅游景区间的等级关系、文化旅游商品间的类别和档次结构的协调等。文化资本化在实现文化产品化和有形化的过程中，通过市场调节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内部结构协调发展。（2）促进产业间结构协调［3］。文化旅游产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包括了诸如文化性旅游景区、文化性旅游商品、文化性的旅游节庆活动等。在文化资本化的作用下，资源各要素按照价值和市场规律合理有序流动，文化旅游产业间的结构不断优化和协调。（3）促进产业结构空间合理布局。各区域由于比较优势的差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潜力和竞争力差异较大，因此，区域间应该进行有效协作。在文化资本化的影响下，各区域发展各自拥有比较优势的文化旅游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空间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

（三）文化资本化过程中旅游产业空间演进形态与阶段

1．演进形态

在文化资本化过程中，旅游产业空间演进的形态具体表现为：（1）营销过程中的文化宣传。即在旅游产业发展进程中，尤其是在旅游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为了提高目的地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地域有代表性的文化便被提炼成营销口号，用作区域营销推广；（2）主题景区开发。主题景区开发即开发以某一历史事件、文化等为主题的景区。其是通过文化的显性化的方式实现文化的再现与活化。通过主题景区的开发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3）节事活动的开发。节事活动包括节日、庆典、事件、活动等诸多范畴。节事活动的开发实现了文化的动态化、舞台化、显性化，是旅游产业结构演进的高级阶段。通过节事活动的开发，旅游产业结构实现了由单一的观光旅游产品结构向多元化、系统化产品结构的进化。

2．阶段

文化资本化过程中的旅游产业结构空间演进的阶段主要表现为：（1）单一产业结构阶段。在文化资本化的初期，由于文化仅用作区域营销宣传，旅游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六个要素存在短板。旅游产品结构单一，多以观光旅游产品为主，而参与性、文化性的旅游产品相对缺乏；（2）调整与协调阶段。随着文化资本化的进程，主题景区不断得到开发，旅游产业结构开始调整，产业之间与产业内部不断得到协调；（3）系统优化阶段。随着节事活动的开发，文化旅游产品结构的出现，导致旅游产业结构得以优化，尤其是旅游产品的结构实现了系统发展，旅游六要素所涉及的核心产业实现了系统优化。

二、宁德市环三都澳区域文化旅游产业空间演进现状及原因

环三都澳区域位于福建省东北部，距温州都市经济圈核心圈层2523km，位于其协作圈层，距福州都市经济圈核心圈层118km。该区域包括福建省宁德市蕉城、福安、霞浦、东侨4个县（市、区、开发区）的20个乡镇（街道），陆地面积163010km2，占宁德全市面积的122％；海域面积714km2，占宁德全市面积的16％。

（一）现状

目前，宁德市主打“闽东北”亲水游。在此运作理念下，宁德市塑造了基于自然旅游资源的旅游景区。受其影响，环三都澳区域仅开发了杨家溪、葡萄沟、三都澳景区等观光型旅游产品。然而，拥有强大市场需求的文化性旅游产业发展则不健全。具体表现为。1．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处于起步阶段受到旅游业发展理念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到目前为止，环三都澳区域所开发的旅游资源以文化性旅游资源为主，如滨海旅游资源、海岛旅游资源等。而文化性旅游资源因开发理念、开发利用模式以及资源整合等因素影响，文化资本化实现程度较低，其开发利用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开始开发文化旅游资源。从环三都澳区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分析，目前仅开发了畲族民俗文化，即开发蕉城区上金贝村。但从资源的禀赋程度分析，环三都澳区域拥有丰富的民俗、红色、宗教以及饮食文化等旅游资源。但是从上金贝村的开发利用现状分析，其仅仅处于起步阶段。文化没有真正地作为一种资本进行运作，而是存于原生的状态；另一方面，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较低。从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分析，该区域文化旅游资源缺乏深度、系统开发。蕉城区上金贝村景区的建设，仅仅通过建筑复原的方式建设了金贝寺、古墓游览区、村落景观游览区等。资本化的过程就是需要对资源进行系统的整合、优化，资源的低水平利用和零散开发模式不是真正的文化资本化。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独具特色的畲族民俗文化没有通过舞台化和有形化的方式实现其资源的深度开发和整合。2．文化旅游产品较少，且结构单一文化性旅游产品从旅游景区和旅游商品两个角度分析。对于旅游景区而言，目前宁德市重点打造了以蕉城区上金贝村为代表的文化性景区。文化资本化的广度与其文化赋存是不成正比的。综合比较该区域旅游资源赋存现状，具有区域重大影响力的霞浦县赤岸及其空海文化、蕉城霍童古镇及民俗文化、蕉城支提山及其宗教文化等均没有实现资本化运作。因此，其文化性旅游产品较少，且相对于其文化类别而言，结构过于单一。旅游商品作为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直接影响了旅游者的感知。目前，环三都澳区域所开发的旅游商品主要是依托地方农副产品开发的商品。而真正体现地方文化特色的商品则较少，比如畲族民俗服饰、发饰及头饰等旅游商品则开发过少。文化资本化的过程需要与相关产业实现高效地整合，实现其产业化运作。宁德市市面上所销售的畲族银饰更多是以工艺品或奢侈品进行销售的，没有与旅游产业较好的结合，这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本区域文化的资本化进程。3．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不健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不健全主要体现在文化资本化过程中，其产业发展存在短板，且结构搭配失调。环三都澳区域文化资本化广度的缺失，导致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存在明显的短板问题。文化性景区仅蕉城区上金贝村和支提寺，文化性旅游节庆活动仅每年定期举办的蕉城区“三月三”赛歌会。已开发的支提寺以及实现资本化运营的上金贝村以及相关的旅游商品与该区域文化旅游资源的禀赋相比较而言，极不匹配。文化性景区建设的滞后以及文化性旅游节庆活动的缺失成为了环三都澳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的短板，导致该区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不健全。作为文化的边缘地带，文化资本化进程的缓慢，为环三都澳区域保留了大量的传统民俗文化，如闽东畲族传统民俗文化、“二月二”灯会、线狮表演、古田临水宫“请香接火”仪俗等。从文化性景区的结构分析，蕉城区上金贝村，支提寺景区分别是基于畲族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开发出来的。相较于该区域文化旅游资源赋存度而言，其结构过于单一，且结构搭配不合理。4．文化旅游产业空间发展不协调受区域旅游资源禀赋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环三都澳区域各城市旅游产业发展存在较大差异。目前，蕉城区的三都澳景区、霞浦的杨家溪景区和福安葡萄沟景区开发较早，且已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收益。相比之下，环三都澳区域文化旅游产业在资本化进程中，空间发展不协调。（1）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起步有别。福安将畲族民俗文化表演与西塔葡萄沟整合为一体，在旅游者采摘南国刺葡萄的同时欣赏畲族民俗文化表演，并已实现其文化资本化及产业化运作。蕉城的上金贝村景区建设如火如荼，且每年吸引一定的旅游者，虽为该村带来了一定的餐饮销售收入，但是整个景区仍未进入产业链整合。霞浦县没有进行文化景区的建设。因此，该区域文化资本化与旅游产业发展起步有别；（2）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差异大。从文化旅游资源的赋存度分析，环三都澳区域各城市旅游资源各具特色，且均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从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水平分析，蕉城区的上金贝村主打畲族民俗文化牌，景区建设初具规模，且具备了一定的区域影响力。福安西塔葡萄沟除了葡萄收获的季节举办畲族民俗文化活动表演之外，其它时间基本是开放状态。因此，该区域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差异大；（3）区域间发展缺乏协调。区域文化旅游资源的整合才能实现其利用效益的最大化。蕉城区、福安市和霞浦县虽然各自拥有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但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没有对各自文化旅游资源实现有效整合。因此，以致该区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起步有别，竞争力差异大。

（二）原因

环三都澳区域文化旅游产业空间演进存在的问题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资源资本化利用理念落后相对于自然旅游资源而言，文化旅游资源资本化利用则相对复杂、系统且技术要求较高。以“闽东北”亲水游为主题的观光旅游产业发展较早，且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但是文化旅游产业则因为文化旅游资源资本化利用理念落后发展缓慢。首先，文化旅游资源的价值未受到重视。环三都澳区域的山岳、水体、岛屿等旅游资源丰富，且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的重视。但是具有极大开发潜力、能够改变目前环三都澳区域旅游产业明显季节性的文化旅游资源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不仅文化性旅游资源开发的少，且资本化开发利用层次浅；其次，文化旅游资源资本化深度不够。文化旅游资源资本化深度开发即挖掘文化旅游资源的内涵、实现文化的有形化和舞台化开发。每年定期举办的蕉城区“三月三”赛歌会以及福安西塔葡萄沟的畲族民俗活动表演是实现畲族民俗文化舞台化的重要表现。但是就其策划的节庆活动产品而言，资本化开发的理念落后、对文化精髓挖掘不够、产品的策划缺乏创新。2．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环三都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从两方面影响该区域文化资本化及其旅游产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影响了文化资本化及产业发展的理念。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区域，其在国民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理念越先进。反之，则理念落后。环三都澳区域作为海西西岸经济区重要的城市群，因其处于温州都市经济圈与福州都市经济圈的断裂层，经济发展水平落后［4］。因此，从该区域旅游产业发展轨迹分析，其过度重视以闽东北“亲水游”为主题的观光旅游产业的发展，而忽视了文化旅游资源的资本化开发价值和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影响了产业发展的资金投入。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强大的资金支持。相对于观光旅游产业而言，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投入则更大。其主要表现在用于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节庆活动策划与运作、文化性景区的建设、策划团队的管理以及营销等各方面。环三都澳区域经济发展的落后直接影响了该区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各方面的资金来源。3．区域旅游资源缺乏整合文化资本化进程需要实现区域旅游资源的高度整合。资源的整合能够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和效益的最优化。环三都澳区域各城市群因区位相邻、文化同源而形成了既丰富多彩、又具有一定同质化的文化旅游资源。在当前政绩考核机制下，受利益诉求刺激，各城市在文化资本化利用过程中，对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缺乏协调，造成文化旅游产品出现同质化的现象。蕉城区“三月三”赛歌会和福安西塔葡萄沟的畲族歌舞表演就存在同质化问题。环三都澳区域文化旅游资源是一个完整体系，其包括饮食文化、宗教文化、传统民俗文化、服饰文化、传统建筑文化以及风物特产等。因资源整合力度欠缺，霍童“二月二”灯会举办的线狮表演、铁枝表演、踩高跷等活动，蕉城的霍童古镇、贵村古镇村落文化及支提寺宗教文化等均没有开发成文化类节庆旅游产品4．区域协作发展机制缺失市场是调节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但是其也存在滞后性。因此，在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同时，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环三都澳区域各城市没有建立区域协作机制。文化资本化的过程需要对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协作开发。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环三都澳区域各城市对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缺乏合理和系统规划，造成了文化旅游产品的同质化和低水平竞争。在旅游产品以及旅游线路整合方面，现行的旅游线路均为观光旅游景区。而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文化旅游资源没有被系统开发出来，并整合到旅游线路中去，这也是环三都澳区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不健全的重要原因。

三、环三都澳区域文化旅游产业空间演进路径

环三都澳区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滞后，不仅影响了文化旅游产业自身的发展，而且也影响了整个区域旅游产业的结构的合理演进。文化作为环三都澳区域重要的资源，应通过其资本化实现该区域文化旅游产业空间合理演进。

（一）实现产品结构最优组合，优化文化旅游产业内部结构

结构的优化能够实现效益的最大化。文化旅游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应该通过基于产品类别多样化和景区层次结构的优化实现。环三都澳区域文化旅游资源赋存度较高，且类别多样。因此，首先应该产品类别多样化。该区域的畲族传统民俗的畲歌、畲舞、嫁娶习俗、上刀山、下火海，霍童镇的线狮表演、铁枝和踩高跷，支提寺的宗教文化，福安的红色文化资源，霞浦的海洋捕捞文化及赤岸空海文化等是该区域重要的文化资源。在文化资本化进程中，应基于文化的类别进行开发，实现产品类别多样化。因此，应通过开发基于地域文化的特色旅游景区，如蕉城区的上金贝村和支提寺景区、福安西塔葡萄沟景区、霞浦赤岸空海文化旅游景区和蕉城区的霍童镇古镇文化旅游区实现景区结构的优化。与此同时，应在文化景区开发的基础上，策划一系列基于地域文化的旅游节庆活动，如“三月三”赛歌会、“二月二”灯会、霞浦海洋捕捞文化旅游节等。通过将这些节庆活动与景区建设整合，很大程度上优化了该区域文化旅游产业内部结构，极大地改变了当前基于“闽东北”亲水游的单一产业结构，有利于提高该区域资本化效率。其次，优化景区层次结构。景区层次结构的质量等级结构，其从1A到5A，分为五个级别。环三都澳区域仅蕉城区上金贝村被评为2A级旅游景区。因此，应该加强诸如西塔葡萄沟、赤岸空海文化旅游景区及支提寺景区等文化性旅游景区的建设，优化不同质量等级旅游景区。

（二）塑造文化品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链整合

文化品牌是市场对地域文化市场价值的认可程度，是文化资本化进程中，文化的内涵和价值的表现。塑造环三都澳区域文化品牌有利于引导该区域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及发展方向，并同时能够增强该区域文化旅游产业的市场竞争力。畲族及闽东民俗文化、地方特产、茶文化、宗教文化等可以策划成区域系列文化品牌，然后从以下两方面促进文化旅游产业链整合。首先，完善产业结构。作为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旅游产业包括了文化性旅游景区、文化性旅游节庆活动、地域文化性旅游商品、特产餐饮业、文化性娱乐业等。环三都澳区域应在已有的上金贝村、西塔葡萄沟、支提寺等景区基础上，进而通过资本化理念，开发其它如蔡威纪念馆等红色文化性景区，并开发各类主题的节庆活动，如霍童“二月二”灯会等，同时开发以竹、螺、槟榔芋等为原料的旅游商品以及带有闽东特色的食补特色餐饮业等，实现产业结构完善。其次，实现产业对接。在完善文化旅游产业结构的同时，产业结构的有效对接也是文化旅游产业空间合理演进的重要方面。文化旅游产业的六个相关要素产业之间应该实现有效对接，这样才能促进产业的健康发展。文化性景区和特色旅游商品在环三都澳区域已得到了一定程度发展，但是文化类节庆活动、娱乐等行业还没有与景区等实现对接。因此，应该促进发展滞后产业，实现其对接。

（三）发挥比较优势，实现文化旅游产业空间合理布局

受资源禀赋差异影响，环三都澳区域不同城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在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过程中，各城市应该充分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发展各自优势产业。环三都澳区域蕉城区和东侨区是区域重要的中心城市，也是该区域旅游集散地，其基础设施发达。因此，应该重点打造住宿、餐饮、休闲娱乐以及相关文化性景区建设。福安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因此，可以发展特色旅游商品生产、各类文化性景区建设。霞浦应深度挖掘赤岸空海文化内涵，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文化景区。该区域已有的节庆类活动应该在保留的基础上，通过与景区的整合，开发基于闽东民俗文化、宗教文化、海洋捕捞文化等旅游节庆活动。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实现文化旅游产业空间合理布局。

四、结语

第4篇：区域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区域品牌；口碑传播；文化认同；内群体偏好；感知威胁；原型性

引言

文化是影响人们欲望和行为的最基础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地域的文化要素会深刻影响区域内个体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地域的间隔，孕育了多姿多彩的区域文化，造就了多样的区域个性。区域文化间的差异，个体会自动地以地域为标准将自我归类为“内群体”，可能会更加偏爱本区域的产品或者品牌，对本区域品牌或产品做出带有倾向性的评价，并且不遗余力地向周围的人推荐。本研究通过考察中国特定环境下，文化认同、内群体偏好对区域品牌口碑传播的影响，探讨地方政府及集群企业差异化的区域品牌推广策略。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区域与区域品牌

Rainisto以地理、文化和经济空间来划分区域，认为区域是指与周围地区比较，具有共同特点和特性的地理区域的复合体[1]。“区域”的自然地理因素减弱，更多强调区域的人文要素，侧重个体能够彼此共享意义、分享共同文化的空间，即区域内个体拥有相同的身份特征，对区域有着不同程度的归属感。“区域品牌”一词是对以地理区域命名的公共品牌的统称。本文采用Kavaratzis对区域品牌的界定，区域品牌是地理区域及其产品品牌化的体现，是功能、情感、关系和战略要素共同作用于社会公众的大脑而形成的一系列独特联想的多维组合[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区自然人文环境的不同造就人的性格、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不同。而长期生活工作在同一地域的人，又会很相似。在区域与社会群体相互渗透的过程中，个体的生活习惯与价值观念深受区域文化的影响。区域品牌凭借着独特的文化根植性，能够给予消费者丰富的文化符号价值，区域内个体可能会通过消费区域产品或品牌来维系个体与区域之间的认同感[3]。

1.2 文化认同与内群体偏好

一般地，社会认同理论认为，文化认同是社会认同的核心内容[4]。文化认同是个体与某特定地域之间的一种关系，个体之间分享相同认同感、类似的文化与价值观，是基于区域内成员和外部观察者对该区域文化的显著特征的共识而建立起来的社会认同。在区域文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及其造成的区域文化心理差异构建了个体与特定区域之间的文化认同，深刻地影响着区域及其成员之间的行为与交流模式。

Tajfel最早用最简范式实验发现，当个体主观地认识到“我们”是一体的社会认同感时，这种认同感所引起的给予“我们”更多资源及正向评价的现象被称为内群体偏好[5]。个体在评价内、外群体产品时，更注重内群体产品相对于外群体产品的优点，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偏见，认为内群体产品优于其他群体产品[6]。

社会认同的形成过程需要建立在一定文化背景之下，在中国本土的研究中更应凸显出其特定区域文化的本土契合性。文化认同本身承载着对本区域语言（包括方言）、习俗、民间信仰、历史等文化核心内容的社会认同。基于对区域的文化认同，消费者会具备偏爱内群体品牌的内在心理动机，即文化认同能够驱动内群体对区域品牌产生一种偏好。

H1：内群体成员文化认同程度越高，对区域品牌就越偏爱。

1.3 内群体偏好与口碑

口碑是接受者与传递者之间，涉及有关产品、服务或品牌的认识、态度、评价，是人与人之间的非正式沟通行为[7]。有关口碑对品牌传播影响的研究主要从消费者经验角度出发，研究前提是传播口碑信息的消费者必须拥有相关消费经验。消费者传播其品牌知识和使用经验的动机就是相关使用经验使其与品牌之间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强烈的情感联系[8～10]。Sherif认为，不管任何时候，归属于某群体的个体都会依据他们的群体认同与另一个群体或其成员相互作用 [11]，结果就是群体成员倾向于保持与其社会认同一致的，甚至是极端化的行为 [12]。

在区域品牌化情境下，区域内大众信息传播是在群体产生、发展的动力下进行的，具有自发和自觉的特征。区域品牌传播过程中，内群体成员在文化认同的影响下可能会对本区域品牌产生偏好，并给予本区域品牌更多的正向评价，而这些支持性言论的表达就是有关区域品牌正面口碑信息的传播。

H2：内群体成员出于对区域品牌的偏好，会使其传播有关区域品牌更多的正面口碑。

1.4 感知威胁与原型性

感知威胁是指个体通过与其他群体相比较，不能得到肯定、积极的评价，无法确定自己处于一定的社会群体、社会类别或社会范畴，对个体社会认同产生的威胁[13]。区域内的文化认同受到的价值威胁类似，也能够增加文化认同和内群体偏好之间连结的强度。

在区域品牌化的背景下，区域间的市场竞争无处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本区域品牌的优势地位不断地遭受“威胁”，进而对使内群体成员的文化认同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胁，甚至于区域内固有的文化价值观也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上所述，面临认同威胁的区域内群体成员，会出于对积极性认同的维护和提高自尊的需要，而显著提升对区域品牌的评价，增加有关区域品牌支持性言论的数量，亦即正面口碑的数量。

H3：内群体成员的感知威胁与正面口碑数量成正相关关系。

个体的原型性就是群体成员与群体规范性和描述性规范的匹配度，也就是指个体认为自己能够代表群体的程度[14]。个体在社会化后，生活在群体原型所对应的文化情境之中，很自然地表现出一种文化上的连续性。即使这种连续性出现断裂，人也可以通过“集体无意识”的支配和已化为行为举止一部分的符号而对之加以认同。因此，内群体成员个体自我定义为群体原型的程度越高，个体就会对区域品牌做出更多的正向评价，以此来维护积极的文化认同。

H4：内群体成员的原型性与正面口碑数量成正相关关系。

2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与问卷设计

根据本研究界定的区域品牌内涵，调查选取最有代表性、知名度很高的天津地区食品类区域品牌中的“天津包子”，以及工艺品类区域品牌“杨柳青木版年画”为研究对象。问卷由五部分构成，包含内群体文化认同量表、内群体对区域品牌偏好量表、感知威胁量表、个体原型性量表以及正面口碑量表。问卷涉及五个变量，共有16个题项，均使用5尺度量表进行测量，1为非常不同意，5为非常同意。

有关内群体文化认同的测量，根据Alberto Voci [15]有关社会认同的测量问卷和刘明峰[16]有关文化认同的测量问卷开发，共包含5个题项（包含题项I1-I5）；本研究通过测量内群体对区域品牌和其他同类品牌的对比评价，来测量内群体是否对区域品牌存在偏好。基于Brown[17]开发的有关品牌测量量表，问卷使用3个题项（包含题项B1-B3）；为了测量内群体倾向于传播有关区域品牌正面口碑信息的程度，本研究采用Zeithaml等[18]测量口碑传播的量表，采用与Zeithaml相似的测量方法，来测量被调查者会对区域品牌做出与题项相似评价的可能性，共有3个题项（包含题项W1-W3）；本研究基于Fiske[19]相关研究开发出测量感知威胁的量表，共含3个题项（包含题项T1-T3）；本研究采用Loken和John[20]有关测量个体对群体原型感知的量表，共有3个题项（包含题项P1-P3）。

根据调查所选取的对象，本文选取“天津人”为内群体，作为调查对象。对于内群体的界定，本研究采取籍贯这一客观因素来区分内、外群体。本文选取天津籍在校大学生及天MBA学员为样本，分别在天津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三所高等院校，选取天津籍在校大学生300名及MBA学员200名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收回有效问卷（受调查者籍贯为天津）254份。有效样本均长时间在天津生活、学习或工作，对天津的人文地理情况都十分了解，深受天津文化的影响，能够很好代表“天津人”这个群体。

2.2 调查结果与分析

问卷测试了每位受调查者的文化认同程度及原型性程度，要求每位受调查者根据自身真实感受分别选择对天津包子和杨柳青木版年画两种区域品牌的偏好程度、感知威胁程度及对外传播正面口碑的意愿。最后，运用SPSS19.0作为分析工具，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

2.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2.2.2 信度分析

Likert 量表信度通常用Cronbach α系数作为指标，通常认为，分量表层面内部一致性系数α在0.6以上可以接受，总量表在0.7以上可以接受。由表2可以看出，无论分量表层面还是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均在可接受范围内，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一致性与稳定性。

2.2.3 相关关系分析

由表3可以看出，除天津包子内群体偏好均值为3.98外，其余各个变量均值都在4.0以上，相关系数表明变量之间均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与假设一致，文化认同与内群体偏好显著相关，内群体偏好、感知威胁、原型性与正面口碑均显著相关。

2.2.4 多因素方差分析

考虑到个体的性别、年龄及居住时间三个因素可能会影响内群体传播区域品牌正面口碑的意愿，对模型进行单变量多因素方差分析，控制3个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从表4中可以看出，性别、年龄及居住时间三个因素的Sig.值只有居住时间的小于0.05，为显著，即居住时间的长短会显著影响内群体传播区域品牌正面口碑的意愿。从表5中可以看出，居住时间的越长，内群体传播区域品牌正面口碑的意愿就越大。

2.2.5 回归分析

（1） 模型一：文化认同与内群体偏好（区域品牌）

模型一为文化认同对内群体偏好影响的研究，表6及表7为回归分析结果。由表3可以看出，文化认同对内群体偏好的影响达显著水平（P值小于0.05），文化认同可以解释内群体偏好47.7%（天津包子）/45.8%（杨柳青木版年画）变异量（R2=0.647/0.458>0.4）；标准估计误差比较小，模型建立效果良好。 由表4可以看出，概率P值小于0.05，即文化认同与内群体偏好之间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所以，假使1成立。

（2） 模型二：感知威胁、内群体偏好（区域品牌）、原型性与正面口碑

模型二为内群体偏好（区域品牌）、感知威胁、原型性对正面口碑影响的研究，表8及表9为回归分析结果。由表10可以看出，内群体偏好（区域品牌）、感知威胁、原型性对正面口碑影响达显著水平（P值小于0.05）；调整R2为0.915/0.923，即内群体偏好（区域品牌）、感知威胁、原型性能够解释正面口碑91.5%/92.3%的变异量；标准估计误差比较小，模型建立效果良好。由表9可以看出，内群体偏好（区域品牌）与正面口碑、感知威胁与正面口碑、原型性与正面口碑的概率P值都小于0.05，即内群体偏好（区域品牌）与正面口碑、感知威胁与正面口碑、原型性与正面口碑之间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感知威胁与正面口碑、原型性与正面口碑的B值都大于0，二者之间是正向影响。

注：预测变量（常量）为内群体偏好（区域品牌）、原型性、感知威胁；因变量：正面口碑

通过共线性诊断（见表10），模型2的四大共线性指标：容差均大于0，VIF均小于10，特征值均大于0，且条件索引小于30，均在合理范围内，模型2并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所以，假设2、3、4成立。

根据上述数据分析得出，内群体成员对区域存在不同程度的文化认同，对区域品牌的偏好程度随着其文化认同程度而变化。出于对区域品牌的偏好，内群体成员倾向于传播有关区域品牌正面的口碑信息，并且，其传播意愿随居住时间而递增。此外，正面口碑的数量受到内群体成员感知威胁程度和对自身原型性认知的影响，并且感知威胁--正面口碑、原型性--正面口碑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3 总结讨论

3.1 理论贡献

本文应用社会认同理论，探析消费者（内群体）――区域之间形成的文化认同。经实证研究发现，在文化认同驱动下，内群体成员对区域品牌的态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好，具备传播区域品牌正面口碑的意愿。探析了文化认同对区域消费者有关区域品牌口碑传播的影响，从消费者角度弥补了有关区域品牌口碑研究的不足。此外，除使用经验外，消费者心理因素也是消费者传播口碑信息的动机之一，拓展了营销领域有关口碑传播的研究。

3.2 管理启示

研究结果表明内群体成员感知威胁、原型性与正面口碑数量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区域管理者在尽可能激发内群体文化认同的同时，要做好正面口碑的扩音器，加大正面口碑的传播效率与范围，增强正面口碑的影响力度。现今网络科技十分发达，通过网络传播扩散正面口碑能够极大的增加其影响范围，比如开发官方网站、虚拟社区等；同时，也要利用其他传播渠道，比如广告等媒体，扩大正面口碑的传播范围，影响更多的潜在消费者，带领区域品牌突破区域限制。

区域品牌所面临的市场竞争构成对群体成员文化认同的威胁，进一步激发了内群体对区域的文化认同，从而在群际交流过程中对区域品牌做出更加积极的评价。因此，区域管理者应该彻底放弃对地方产品的保护主义，在带领区域品牌走出去的同时，引进外来品牌，促进市场良性竞争机制的形成；此外，开放本地市场还能够引进外资，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群体原型是文化的最佳载体，用文化原型来创建与传播区域品牌，其实就是在传播区域品牌所蕴含的地方特色文化。区域品牌在创建与传播过程中结合群体原型，即利用内群体认可的历史、文学、艺术、神话以及文化原型本身（如天津狗不理包子、杨柳青年画中蕴含的体现天津人浓厚文化底蕴的历史文学故事等），那么创建区域文化品牌与塑造区域品牌文化就更加顺理成章，也会更加迎合人心。

3.3 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属于探索性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和局限性。本文的调查对象是内群体，并未涉及内-外群体的比对研究，未来研究可以对内群体偏好与外群体贬损进行比较；以在校大学生和MBA学员作为调查对象，该调查方法被国内外学者所广泛地使用，即使具备较好的随机性、可控性，并能提供较精确和可靠的研究结果，还是受到较大程度的限制，在年龄、职业等方面覆盖范围比较狭窄，仍然缺乏足够的代表性并且造成样本的缺失。如，调查对内群体的界定采取单一的“籍贯”因素，长期生活工作在天津的外来务工人员，有可能已经转化为内群体，而这些人员被忽略了。未来研究可以扩大范围，以社会群体为主体进行调查，使得研究结果更具有代表性；最后，由于时间和条件的限制，本研究选取了两个天津本地的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品牌产品作为研究对象。未来研究可以扩展到其他地区更多类型的区域品牌，进一步探究研究结论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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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区域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经济发展；文化力量；创新

一、山东省东、西部经济发展区域划分及特点

历史上，山东省东、西部区位划分如下：东部指胶东地区，包括青岛、烟台、威海、潍坊等地区（指潍河以东地区），其他地区即为西部。1995年，山东省政府提出重新划分方案，将山东东部地区扩为青岛、烟台、威海、潍坊、淄博、济南、东营、日照等8个城市，而西部地区即是滨州、德州、聊城、泰安、莱芜、济宁、临沂、枣庄、菏泽等9个城市。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山东经济的特点是东强西弱。东部的山东半岛作为环渤海经济圈重要组成部分的，近年快速崛起，全国区域经济发展颇具活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板块之一，占全省一半的土地面积上产出近2/3的经济总量，并呈现出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势头。半岛区域的快速健康发展，得益于山东近年着力实施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和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战略。半岛城市群是由青岛、济南、烟台、淄博、威海、潍坊、东营、日照八个设区城市构成的城市地域空间组合，目标是发展成为区域综合竞争力强大的国际化都市连绵区，城乡一体、文明富足的小康之地。西部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菏泽还被称为“欠发达地区中的欠发达”。2005年菏泽GDP仅368亿元，2008年820亿元，位居山东省第十五位。

二、影响山东省东、西部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分析

1.区域经济发展背后的文化因素分析

影响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包括政治制度，地理位置，人口基数，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科技力量等“硬实力”，这里仅就文化的力量这一“软实力”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山东的东、西部文化分别可以概括为创新性和保守型文化。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对市场经济风险的不同态度上。在各种可能性结果和发生的概率不可知的情况下，市场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常常用“风险”来描述。面对经济不确定风险，人们常常被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即风险规避者、风险中性者和风险爱好者。一般来说，保守文化下的人们对风险极度厌恶，而创新文化下的人们对风险具有理性的态度。在今天，判断一种文化是否适应工业化社会，关键是看是否具备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具有冒险精神、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因而属于具有创新精神的文化范畴，是创新型文化。创新型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展最深厚的底蕴，它营造经济发展的社会氛围、激发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而风险规避型的、保守的、与现代经济不相符的文化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属于落后的文化范畴，是保守型文化。东部地区的人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使其总体上具有冒险精神，而西部地区的人们所处的文化使其在面对风险是时往往退避三舍，停滞不前。

人们对待风险的不同态度是建立在文化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基础上的。文化成本是指人们抛弃或建立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付出的最高代价，它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文化成本通常在需要对传统习惯超越和创新的时候顽强地表现出来，因而经济创新活动往往会造成“心灵方面”的困难，它需要人们做出意志上的巨大努力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对于不同的经济现象，人们也许会发现其中所存在的文化成本并不完全相同。在特定情况下，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文化成本最低的某种价值观体系。在创新型文化的环境下，人们的经济行为的文化成本往往低于保守型文化。在文化这个“钱币”的一面看到的是文化成本，另一面则是“文化收益”。从满足人类的需求来说，文化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认知世界的价值观体系。这一价值观体系将一切事物和行为的价值进行排序，为我们做出选择提供了极大的便捷，减少了人们判断、决策的代价。从价值的角度看，可以将个人所拥有的能为其带来持续收益的特定文化称之为“文化资本”。以此，创新型文化的收益是大于保守型文化的。

从文化角度出发，经济发展与增长就是一个不断积累文化资本与降低文化成本的过程，也就是说，文化变迁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而且制约着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

山东东部地区的人们认为做一件新的事情虽然要冒很大的风险，要放弃许多原有的生活习惯，要造成“心灵创伤”，改变熟悉的生产方式有很大的文化成本，但是，与新的事情成功的收益相比，这些成本都算不了什么，改变观念，用创新观念代替保守观念所得到的文化收益是远远大于文化成本的。因而，人们纷纷抛弃小农意识，投资于新兴经济模式。而西部地区，人们则对新兴事物敬而远之。原因在于西部人们认为新兴事物的文化成本太高，而收益太小，因而是得不偿失的。一方面，西部一些人的观念认为原有的经济方式的安逸的文化收益很高。另一方面，在面对冒险和受穷的选择上，对冒险是厌恶的，认为因冒险而失败会造成身心难以弥补的创伤，因冒险改变生活方式的文化成本是非常高的。墨守成规的文化成本很低，而收益有很高，因而人们就积累保守的文化，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西部地区经济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说要落后一些。

2.文化力量与地区经济发展的个案分析

西周初年到东周末年，现在山东的地盘上，有两个最大的诸侯国：齐国和鲁国。齐国从公元前11世纪（约前1046）至公元前221年，历时八百多年。鲁国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56年，历时近八百年。这期间，在齐国大地上产生的一切文明成果，概称为齐文化；在鲁国大地上产生的一切文明成果，概称为鲁文化。

（1）山东西部地区的文化与经济发展：以鲁文化与济宁的经济发展为例

鲁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和核心，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将五千年中华文明联为一条不断的长河，具有极其丰厚的思想内涵。主要是：以人为本，以仁为核心，以德为美，以孝为先，以和为贵，以礼为范，以“中庸”为基本方法，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以天人合一、阴阳和谐为最高境界。

济宁被誉为“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受鲁文化的影响，济宁人具有许多传统美德和优秀人格特质。第一，他们富有牺牲精神。第二，他们富有进取精神。讲究立德、立功、立言。“立德”，讲做人，就是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立功”，讲做事，就是要为国家、民族作贡献，为黎民百姓谋福利。“立言”，讲学问，就是要会写文章，著书立说。第三，他们的家庭观念特别强烈。第四，鲁文化对妇女特别是家庭主妇有着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妇女们肩负着家庭的全部重担和教育子女的神圣责任。第五，他们重义轻利。从而造就了无数反对见利忘义、讲究义利并重的“儒商”的出现。第六，他们重视教育。山东“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一直比较浓厚。

济宁的经济发展受益于鲁文化，他们承继的优秀品质为他们在经济发展中打造了一个“人品”的完美品牌。这使得济宁的经济优于我国西部落后地区。但也受制于鲁文化。第一，农本主义。由于以农业为本、重农轻商，加上其地理位置处于大陆内部，与外部世界隔离，所以商业活动很难展开，市场很难建立，自然经济成分在农村中占很大比重，社会与经济的流动性受很大限制。因此他们商业意识滞后。第二，整合意识。即鲁文化中“乐天知命，尽其在我”、“天人合一”的消极适应的思想。这种整合意识如果从哲学理念的高度降到低级的层次上来加以考察，它就是一切偶像崇拜和迷信活动的根源。第三，重道德实践、轻事实的认知。道德伦理的各种规范是儒家在政治上的最高理想，也体现道德伦理方面所追求的至善至美的境界。这种传统文化只注重恶善的区分，不注重真理的追求，也是社会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限制使济宁人的精神状态距离东部沿海城市人民的标准，甚至是他们在物质条件的匮乏方面更显得遥远。

（2）山东东部地区的文化与经济发展：以齐文化与青岛的经济发展为例

齐文化的前身为东夷文化。其文化代表就是山东境内的泰安大汶口文化和章丘龙山文化。今山东东部地区是东夷文化比较集中的地区，有著名的三里河文化、东岳石文化等文化遗迹。

东夷文化又是沂蒙文化在新石器时期的发展。沂蒙文化是指长期生活和活动在沂蒙山区（地理意义上的）及其辐射地带的人们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积淀，是民族文化因沂蒙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而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形态。当然东夷文化的范围并不限于沂蒙山区及其辐射地带。

夏朝时代，今青岛大部分地区为东夷族莱人聚居地。商代，今青岛大部分地区为莱国领地。商周时期，莱国疆域广阔，今即墨、平度、莱西地区均为莱国属地，在今平度市唐田乡保存有莱国古城棠邑遗址，是莱国的大邑。周武王灭商后，封少吴后裔兹于期为莒子，都计，遗址在今胶州市南关城子村。今胶州、胶南均为莒国领地。春秋前期，因齐国势力向东扩张，连年征战，齐国国土扩张至胶东半岛，今青岛地区皆属齐国。齐文化也由此发展。为巩固东部地区，齐国在东南海滨和今胶东中心地区分别建立了琅琊和即墨两个大城邑。琅琊位于今胶南市琅琊镇，是齐国著名的海港城市和军港。元朝统一中国后，于1280年开凿胶莱运河。胶莱运河胶莱河开挖南起胶州湾北连莱州湾，沟通了黄海与渤海的海上交通胶莱运河是中国唯一的一条沟通两个海湾的运河，也是世界上第一条同类运河，对海运起了重大作用。但由于元朝统治者内部意见不一，仅过了10年，胶莱运河便被废弃。元朝时期，道教支派全真道成为中国北方主要宗教。北真七子丘处机、刘处玄等均在崂山传道授徒，崂山原有道众全部皈依全真道。崂山成为全真道的主要基地之一，道众繁衍，支派蔓生，道观众多。至明朝仍兴旺发达。据史书记载：形势险要的胶州湾口，古称“淮子口”。在湾口以东有一自然村，名青岛村，属仁化乡文峰社。明朝万历年间，即墨知县许铤奏开青岛、女姑、金家等海口为贸易港口，青岛口成为青岛村及胶州湾口的通称。1862年清朝在烟台设立东海关，并在青岛口、女姑口、金家口等海口设立税务“分卡”，青岛逐渐发展成为比较繁荣的贸易港口。

齐文化使青岛人表现出仁智、勇武和创造，多神信仰，务实、功利、开放、兼收并蓄以及浪漫、舒缓的特点，这使青岛的经济从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化为商业气息较浓的商业经济，并在山东各文化副区中冠领群雄。

三、结论与建议

山东西部地区应克服地区文化中的弊端，发扬文化因素的优势，使西部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经济现将融合，突破儒家文化的限制，将其与时俱进的理性精神、包容性的特点和对外来文化吸纳的特征发扬，有效地吸收其他区域的科技文化，实现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互补，完成经济的长足发展。

1.吸纳现代商品经济观念

现代市场经济不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经济，即掠夺、欺诈、权力的基础上，而是一种规范经济，有进入市场的准则；市场经济是一种理性经济、法制经济，市场经济是那种本质上必须用法来规范的和约束的经济；契约经济，信守合同，恪守准则，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纽带；平等竞争经济，由商品是天生平等派的特性所决定；信息经济，进入现代社会，信息成为企业竞争制胜的关键要素。由此可见，西部地区要经济快速发展需要借鉴东部地区的商品经济观念。

2.更新文化精神，培养创新意识

无论制度创新、还是技术创新，对于经济的发展都是举足轻重的。创新有比较清晰的规律可循。

首先，制度创新先行。创新首先在经济体制领域寻求突破，从而获得发展空间。其次，敢于和善于组合创新要素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敢于和善于组合创新要素服务于企业的创新活动，是经济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动力。

参考文献

[1]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问题[M].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94.

[2]张佑林.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张佑林,陈朝霞.区域文化精神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性思考[J].浙江社会科学,2005(3).

[4]周霞,王仁强,王建.企业家精神及其发展模式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03(9).

第6篇：区域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地域文化； 区域经济； 增长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3）04-0090-03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地域文化对黑龙江省经济发展影响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210240015。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与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不同地域文化影响着特定区域经济活动中的每个环节，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具体体现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与区域经济格局。本质上来讲，这是因为不同的地域文化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特色资源，同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产业。此外，不同的地域文化也易于特色区域技术的产生。由此看来，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愈加深刻，并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不可小视的因素。因此，探讨黑龙江省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机制，对加快黑龙江省区域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一、黑龙江省地域文化的特色

（一）黑龙江文化表层结构

1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作为黑龙江省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其文化的鲜明特色。古往今来，黑龙江省这片沃土养育过众多的民族：肃慎、抱娄、勿吉、扶余、高句丽、秽貂、鲜卑、、契丹、女真、满、汉等，各民族都在黑龙江省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内地各省份无法比拟的。其中一些少数民族借助黑龙江省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创造了其雄伟壮阔的历史，也为黑龙江省文化注入了精神内涵。

2流人文化。流人就是被流放的人，即流放者。流人文化就是指流放者带来的文化。古时的黑龙江省自然条件极差，冰天雪地，人迹罕至，被称为“绝域”，所以统治者将大部分不臣服自己或触犯自己利益的内地百姓、知识分子、文艺人才及小部分真正的刑事犯流放到黑龙江。流放者带来了内地优越的生产技术、高雅的生活方式。在教育、书籍传播、著书立说、文人结社、艺术、医药学等方面，都起到了促进作用，为黑龙江省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并博得了当地人和后人的传颂。

3移民文化。这里是指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导致的人口流动所带来的文化。大量移民直接使黑龙江地区人口激增，使得广博、多元的文化在黑龙江省汇聚，并形成了文化交流、传播、融合的现象。移民文化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外国移民文化，主要以俄、日、朝移民文化为主；另一种是解放前的“闯关东”移民，解放后为振兴东北而有意识进行的移民，以及“”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形成的移民。黑龙江省文化就是在承受着多元文化冲击的同时，不断地同化和整合各种移民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

（二）黑龙江文化的深层特性

1黑龙江文化的开拓性。近现代黑龙江长期处于远离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中心，是一个气候严寒、荒僻的原野。恶劣的自然条件迫使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必须以极强的生命力和坚韧的意志去战胜自然，在不断开拓中满足自身的需求。也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条件下，黑龙江人形成了“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敢于开拓的价值取向。这不仅体现在开发原始黑龙江地区之中，也集中呈现在建国后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拼搏的“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突破高寒精神”之中。黑龙江省文化的开拓性铸造了黑龙江的过去，延续了黑龙江的现在，也是黑龙江未来发展所必须依托的文化力量和精神支柱。

2黑龙江省文化具有强烈的包容性与开放性。自满清政权建立后，大量关内人士以“闯关东”的形式来到黑龙江省；伴随中东铁路的修建，俄国侨民逐渐迁入黑龙江地区；十月革命后，白俄分子及其被裹胁的一部分群众来到黑龙江；《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后，许多苏联工作人员携家眷迁入黑龙江省；欧美各国在哈尔滨的争斗致使大量犹太人、美国人、德国人等定居黑龙江。可见，黑龙江的人口一直以来处于流动之中，长期的人口流动使祖国各地以及国外文化汇聚于黑龙江。对形态各异的文化充分吸收、整合，彰显出黑龙江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二、黑龙江省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机制分析

从黑龙江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看，一方面，黑龙江省区域经济的发展决定着其地域文化的发展，是其地域文化发展的基础，对其地域文化发展起支撑作用。同时，黑龙江省地域文化的发展又推动或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黑龙江地区的文化因素日趋成为该区域发展的一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这也是各地区的普遍现象，同一经济政策在不同区域实施的过程、绩效会有很大区别，这正是区域文化的作用与影响所致，而黑龙江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黑龙江省的文化模式决定其区域特色经济

黑龙江省的文化模式是指黑龙江地域文化在不同层面整合的方式，是生活在这里的社会群体长期以来慢慢形成的，以黑龙江特有的方式影响着黑龙江地区人们的思维、行为、道德观及价值观等。黑龙江省独具特色的文化模式，不但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不同于其他地区，也让黑龙江省的区域经济发展彰显出十足的特色地域文化气息。黑龙江省的地域文化凸显在其区域经济活动的每个环节，从而形成了黑龙江省区域特色经济。黑龙江的区域特色经济，包括特色资源（石油）、特色产品（原生态绿色食品）、特色技术（制药技术）。

（二）黑龙江省地域文化决定其区域特色产业

产业状况标志着一个地区经济形态和后续经济发展潜力，因此，优化产业结构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一个落后区域不单是经济统计数据上显示的落后，更是文化意识的落后。落后的文化意识导致人们固守陈规，创新意识与商品意识不足，是区域经济发展迟缓的内在原因，它不但导致落后区域暂时的经济发展迟缓，也是区域经济后续发展的重大隐患。而充分发挥地域文化的积极作用则可以建立区域特色产业，实现产业竞争力的迅速提升。黑龙江省地域文化对其区域特色产业的作用表现在：

1黑龙江省地域文化深刻影响着黑龙江区域特色产业结构的发展。具有开放性文化的黑龙江省十分注重产业结构的多元性、商品性、外向性，注重将人文文化融入商品中，这种文化特性的加入使黑龙江地区的资源型产业和初级产品加工业迅速壮大。同时，具有开拓性的黑龙江文化则十分注重资源的深度开发与高新技术的研究，这使得黑龙江建立起了以高新技术、机电、现代医药、石化工业为主的产业集群。黑龙江省地域文化极大地促进了黑龙江省区域特色产业的建设与发展。

2黑龙江省地域文化自身形成了重要的区域特色产业。文化产业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经济位置，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产业已成为经济产业的“领头羊”。就黑龙江地区而言，黑龙江省的地域文化不但为其区域经济的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还发展成为黑龙江地区一项重要产业。黑龙江地区特有的 “哈夏会”、“哈尔滨啤酒节”、“雪博会”、“冰雪大世界”等，每年都会吸引大批中外游客来到黑龙江省观光游玩，极大地推动了黑龙江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黑龙江省地域文化创新决定其区域经济创新

文化环境日趋成为经济发展中提升区域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经济“全球化”和“本地化”趋势的双重影响下，地域文化创新氛围的形成显得尤为重要。从黑龙江省地域文化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黑龙江省区域经济的发展由地域文化创新推动，而地域文化创新一定程度上又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前提。黑龙江省区域经济创新体系包括黑龙江地区的市场创新、产业创新、政策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知识创新、人才创新等，也可以看成是黑龙江省区域发展模式的创新。黑龙江省地域文化创新与经济创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为黑龙江省带来了美好的发展前景。

三、打造具有黑龙江特色的商业文化对策

闻名遐迩的徽商、温商、晋商，是中国极具地方特色的商业文化，目前黑龙江省的首要任务就是打造独具特色的“龙商文化”。龙商不同于“著名企业”，“杰出企业家”，“经济风云人物”等称谓，而是对市场上经商活动、经商人的社会学评价，是市场发展具有示范与带头作用的商业文化，是独具黑龙江特色的商业文化：

（一）遵守中华优秀商业道德要求

因为黑龙江省地域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所以“龙商文化”的核心理念不能偏离中华优秀文化特征。即要以济世为民为经商的责任，以诚实守信为经商的理念，以寻求创新为经商的精神，以实现共赢为经商的目标。

（二）要发扬黑龙江地域文化特色

刚健质朴、粗犷豪放的经商行为是黑龙江省独具特色的地域风格；包容、接纳外来商业文化模式，打造“龙商”发展模式； 不断向中原市场开拓，努力获取中原市场份额，也是“龙商”不变的追求。黑龙江省要充分利用这些特点，发展外向型经济，谋得更大的发展机会。

（三）凸显资源性产业、制造业产业、贸易性产业为主的优势

黑龙江省物产、矿藏丰富，制药行业、乳品加工业及机器制造业十分发达，同时又地处东北亚国际通道核心。因此，发展“龙商文化”要充分利用黑龙江省的地域优势，建立以生态农业、能源、制药业、乳品业、机器制造业为主的规模化产业集群，同时，大力发展对俄经贸。

经济与文化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趋势。为使黑龙江地区得以迅速发展，充分运用黑龙江省的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可以达到经济与文化双赢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姜莉非正式约束与区域经济发展机制研究：主体功能区建设的理论探索[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1）

第7篇：区域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环渤海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合作

中图分类号：F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3-024-02

环渤海区域由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五省市共同构成。近年来，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区域五省市在文化创意资源开发及创意产业发展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环渤海五省市地域相连、文化背景相似，区域的文化创意资源非常丰富。但是，环渤海区域五省市在文化创意资源整合与创意产业对接、分工合作方面等方面仍存在问题，这两方面原因影响了环渤海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文章将从环渤海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研究环渤海区域文化创意资源的整合及创意产业合作发展问题。

一、环渤海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

进入21世纪以来，环渤海区域五省市都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和重点产业进行培育和推动。在文化创意资源开发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环渤海区域创意产业聚集区发展情况

环渤海区域五省市都通过创意产业规划、创意产业基地（园区）的建设等方式，来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北京市到2008年已经建设成各类文化创意产业园区30个，目前，经过资源整合之后剩下19个创意产业功能区。初步解决了园区过去那种重复建设、定位模糊、特色不够鲜明等问题，提高了北京市创意园区的竞争力。在文化创意产业资源整合方面，北京市走在了全国前列。

天津市到2011年底，已建成各类创意产业园区、聚集区49个，其中市级创意产业园区19个。代表性的产业园区主要有：天津凌奥创意产业园、6号院创意产业园、华轮创意工场等。

河北省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面，提出了“四带一区”的发展战略。“环首都文化产业带”、“冀中南文化产业聚集区”等来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重点发展动漫游戏业、文化旅游业、现代传媒业等10大行业。到2011年底，河北省已拥有7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及44个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山东省近年来加快了文化创意产业基地与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步伐。目前，山东省已经有3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109个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

近年来，辽宁省重点推动一批文化产业园区（基地）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到2011年底，辽宁省拥有12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及12省级文化产业园区（基地）。

（二）环渤海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处于国内领先地位。2011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1938.6亿元，占GDP比重达到12.1%，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北京市的支柱产业。天津市近年来创意产业年产值逐年递增。2006年以来创意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22%，2011年天津市创意产业年总产值达到近700亿元，占到全市GDP比重的7%左右。河北省在“十一五”期间文化产业年均增速达31.7%，比全省GDP年均增速高出21.6个百分点，成为河北省增长速度最快的产业。近年来，山东省文化创意产业增长迅速。在2007～2011年，年均增长率超过10%。2011年山东省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2300亿元，比2011年增长16%。近年来，辽宁省以网络、软件服务业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发展迅速，有力推动了辽宁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2011年辽宁省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达688.1亿元。

二、环渤海区域文化创意产业的特征与优势

近年来，环渤海区域五省市在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大胆实践，在文化创意资源资源开发、创意园区建设、优势产业培育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绩。这五省市在创意产业发展方面，有许多共同与相似之处，也存有不同与差异。这些需要进行总结，来更准确地对环渤海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与特征。

（一）环渤海区域五省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共同特征

第一，环渤海区域五省市都非常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并提供政策支持、资金扶持等多种方式促进创意产业发展。五省市及区域重点城市大连、青岛、沈阳等都出台了支持文化创意产业的纲要或规划。如《辽宁省“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河北省在2010年出台了《河北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10—2015》等。

第二，区域五省市都把创意基地（园区）建设方面作为创意产业发展的支撑。进入21世纪以来，五省市的创意产业园区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五省市创意产业园区的数量、质量都有较大提高，为各地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了较强的支撑。如天津市创意产业园区（基地）的数量达到49个，河北省创意产业园区的数量达到了109个。

第三，进入21世纪以来，环渤海五省市文化创意产业都获得了较大发展。环渤海五省市创意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如天津市2006年以来创意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高达22%。

（二）环渤海区域五省市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面的优势

进入21世纪以来，环渤海区域五省市文化创意产业都获得了较快发展，无论是企业数量、产业规模，还是行业经济效益等方面，都有较大提高。此外，区域五省市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也非常注重依托本地的文化资源、人才优势逐步形成了其优势产业与特色行业。

1 北京市创意产业特色明显、优势突出。北京是一座享誉世界的东方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北京市依托本地的文化资源、人才优势，初步形成了以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新闻出版，设计服务，广播、电视、电影四大优势行业。其中的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业和新闻出版业这两个行业2011年实现的增加值就占到北京市创意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达的51%，优势非常突出。

2 天津市文化创意产业在研发设计等行业优势突出。近年来，天津市创意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依托天津本地工业与科技资源，逐渐形成了五大优势产业。主要包括：研发设计、时尚设计、影视传媒、动漫游戏、娱乐和演出。

3 河北省在传统文化产业领域优势突出。进入21世纪以来，河北省重点发展演艺业、动漫游戏业、出版发行业、现代传媒业、文化娱乐业、文化旅游业、艺术创意设计业、文化用品制售业等十个文化产业。目前，河北省在文化用品设备生产、出版发行、文化休闲娱乐服务、文化用品设备销售这几个行业，具有较强优势。

4 山东省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行业发展较好。近年来，山东新闻出版业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广播影视业发展较快。此外，山东省依托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也取得显著效果。

5 辽宁省在软件服务等领域优势突出。辽宁省以网络、软件服务业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发展迅速，有了推动了辽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此外，辽宁的文艺演出、艺术培训居全国各省之首，其中具代表性如本山传媒。另外，辽宁省的文博、旅游、娱乐等产业近年来发展势头良好。

三、环渤海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分工合作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环渤海区域文化创意产业重复建设比较严重

近年来，环渤海区域五省市的文化创意聚集区发展迅速，在园区的入住企业数量、产业规模、经济效益方面都有较大增长，对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了较强的支撑。由于多数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遵循政府导向的模式，导致盲目跟风建设现象。许多园区的功能和产业定位都不够清晰，缺乏特色，导致重复建设及互相竞争。

（二）环渤海区域各创意园区之间合作程度不足

虽然，近年来，环渤海五省市创意产业园区建设取得显著成绩。但是，我们也看到环渤海区域各地方的创意产业园区分属不同的省市，缺乏区域性的统一规划。一方面，各创意产业园区主管单位又多缺乏联盟合作意识，不能有效筹措资金，联合发展；另一方面，区域内各省市产业园区之间缺乏信息共享。此外，区域间创意产业的产业链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园区之间的企业合作与园区之间的分工合作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

（三）文化创意资源整合程度较低

环渤海区域五省市创意资源非常丰富。但目前五省市都在忙于本地文化资源的开发，而区域五省市之间的文化创意资源的整合程度仍比较低。就是区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还处于初级阶段。旅游资源的信息共享、旅游市场的共同开发等进展还不够快。

四、推动环渤海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分工合作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环渤海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势头迅速，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就业的贡献率不断提升。从文章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目前环渤海区域五省市之间在创意产业的产业链建设与产业合作方面仍存在不足。这就需要加强区域五省市之间的创意资源整合与产业合作，从而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分工合作。

（一）做好区域各省市创意产业规划，依托本地资源，培育优势产业

北京市的出版、影视传媒等资源非常丰富，人才资源优势突出，因此，北京市应当重点发展软件服务、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会展等优势产业。近年来，天津经济及开发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因而，可以利用开发区的科技优势，重点发展工业设计、软件服务、多媒体等产业。近年来，辽宁省大连市在国际软件服务外包方面取得较大发展。相关产业基地基础设施好、人才齐全，可以进一步做大做强软件外包、动漫游戏等产业。

（二）以环渤海区域中心城市为重点来推动区域文化产业链建设与产业合作

环渤海区域的中心城市有北京市、天津市、沈阳市、大连市、青岛市等，这些中心城市文化创意资源丰富、产业基础好、居民文化消费水平高，发展创意产业具有较强的优势。此外，这些中心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水平差距较小。这些都为这些中心城市之间创意产业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因此，目前环渤海区域创意产业合作的重点应当放在中心城市之间的产业链建设方面。

（三）加强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做大做强环渤海区域文化创意产业

产业分工与合作，是推动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区域各省市之间的产业链建设，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可以通过合作开发、生产服务外包、品牌等多种方式，来推动区域创意产业链建设与产业分工合作。

第8篇：区域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文化产业发展；要素禀赋；互动关系；动漫产业；玩具产业；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9-00-02

如今已进入二十一世纪逾15年，文化产业由原来的新兴产业到如今的发展势头蓬勃，而且，文化产业作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其作用不容忽视。而学界对文化产业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对文化产业的研究也逐渐深入。从1947年由法兰克福学派的西奥多・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提出，在这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里，文化产业经历了否定，发展等一系列历程，“北美行业分类系统”的，更是意味着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的融合，标志着文化产业进入了它的黄金发展期。但是想要统一的划分标准它是如此的不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界定标准。我国在十六大之前一直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将文化产业定义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经过不断地实践与调整，确立了与国情相匹配的划分标准，把它定义成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

一、狭义要素禀赋论

而提到文化产业发展，要素禀赋论也是会被提及的，具体是指狭义的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Heckscher-Ohiln theory，H―O理论），又称要素比例学说（factor proportions theory）。该学说由赫克歇尔首先提出基本论点，由俄林系统创立。要素禀赋论以生产要素、要素密集度、要素密集型产品、要素禀赋、要素丰裕程度等概念表述和说明。而与文化产业发展相关的区域要素主要包括经济因素，文化资源状况、文化环境（包括文化市场状况）、科技发展水平、文化政策和文化管理体制等方面。其中影响文化产业发展最为重要的是经济因素，而文化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区域文化资源的丰盈程度，文化资源状况对某地区文化产业的形态和走向有着很大的影响。文化环境包括文化市场状况、公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和消费水平，而且能给公众提供参与文化活动的机会和场所、有利于维护文化多样性。至于市场是产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建立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化产业能否具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是由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政策如何适应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是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极为重要的因素。

二、文化产业发展与要素禀赋间互动关系

从文化产业的发展来看，有人将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要素归结为资源、资本、人才和市场，这些要素指引着一定区域内文化产业的基本发展方向和程度。而广东地区，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首位受益者，自1980年后，广东地区以其优异的沿海地区地理位置，邻近港澳吸收先进的经验技术，利用国家政策的扶持，逐渐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也因此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依托内陆经济腹地，发展国内外市场。原始资本的积累，各地人才的集聚，海内外市场的开辟以及本地区保有的经济文化资源，都为广东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前文可知，广东省的经济基础是使其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除此之外，省政府的政策支持、高素质人才的流入、基础文化设施建设较为完善、人民对文化产品的需求等也作用于其文化产业的发展。反过来，广东省的印刷、传媒、文化娱乐、文化旅游、高新技术动漫、网络游戏、网络电视、数字内容产品等的产业发展突出，对要素禀赋有明显的反作用，包括吸引高素质专业人才来粤施展才华、商贾投资广东，左右政府政策的制定，文化资源得以保护，以及其他要素禀赋流向的变化。目前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本文从文化产业发展和要素禀赋二者的互动关系出发，研究二者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以玩具动漫产业为例。

三、案例分析

广东省文化产业发展与其区域内的具有的要素禀赋是分不开的。有人说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要素归结为资源、资本、人才和市场，这些要素指引着一定区域内文化产业的基本发展方向和程度。因此考虑一个产业的发展，必定要通过其所在的区域，分析其区域内的要素禀赋发掘其内部的互动关系，从而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指引方向和调正不足。

（一）动漫产业

从资金、技术、人才、政策、文化资源这五个角度分析对广州市动漫产业的影响。在资金上，广州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资金投入大。早在明清时期作为开放港口，以及经历改革开放，广州市场发展比较完善，资金积累丰富，为日后动漫产业的发展打下基础。而且，广州市内企业类型多，既有民营企业， 也有台资企业和港资企业， 还有中外合资企业，投资来源丰富。在技术上，广州动漫技术位于全国前茅。在发展的早期，由于广州与港台、国外交流频繁，学习了其先进的制作技术，成为全国范围的动漫产业的领头羊。目前，广州的制作动漫技术成熟，质量上乘。优秀作品有《喜羊羊与灰太狼》、《开心超人》、《小胖妞》等。在人才上，广州从事动漫产业人才较多，国内动画产业中的策划、制作精英占其大部分， 提供了丰富人才资源。此外， 广州市内各大高校也相继开设与动漫相关专业，例如广州美术学院，为后续人才的供应保驾护航。在政策上，《“十二五”时期国家动漫产业发展规划》提出，政府将加大财政投入到动漫产业中，且积极保护知识产权，完善投融资政策，实行税收优惠，加强组织实施。在此政策上，广州市的动漫产业得以更快速发展。在文化资源上，广州自身的传统文化资源丰厚，为动漫作品内容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广州动漫品牌多，云集原创资源，如《漫友》以原创作品吸引众多读者全省有4家少儿频道，其中的广东嘉佳卡通卫视更是上星频道，网络运营商和服务提供商众多，为其提供了多个播出渠道。而且，广州位置毗邻港台，两地交流频密，香港漫画家更会来到广州与本地企业合作动漫项目。

动漫产业对广东省要素禀赋的分布有着反作用，体现在资金、技术、人才、政策、文化资源这五个方面。资金方面，由于广州动漫产业的产值和增长速度位于全国前列，具有投资优势，吸引着外来资金的投入，主要流到以广州为首的珠三角，少量流向粤东粤西。本土动漫企业的资金则大部分留在企业本部用于制作动漫，其他则流向生产周边产品产业链上。技术方面，广州动漫产业拥有良好前景，为了制作质量优秀的作品，国外先进的制作技术将被引进。广州本身拥有的技术则会传播到其他相对动漫产业发展落后省市，带动其他省市的动漫产业发展。人才方面，由于要引入先进技术，部分国外优秀制作团队会来到广州传授技术，而且国内其他地区有意从事动漫、进修自身技术以及被良好的就业前景所吸引的人才也会流入，至于广州市内各大高校的动漫专业人才则大多会留在广州工作。政策方面，蓬勃的动漫产业会左右政府在做政策决定时偏向作出关于广州动漫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文化资源方面，优惠政策的出台将保护广州本地的传统文化资源，且以动漫的形式继续得以流传。

（二）玩具产业

作为动漫产业的延伸产业链的玩具产业，同样也在蓬勃发展，以广东澄海的玩具业为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经过了三十年的发展中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玩具生产基地，广东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有利政策和香港与珠三角之间形成的“前店后厂”的地理优势，从而使得玩具行业在广东的一些城市发展发展迅猛，其产地主要集中在东莞、澄海、深圳、南海等地。澄海位于广东省的东南部，属广东汕头市的一个区，玩具业是当地最具特色、最有活力的第一支柱产业。在澄海区内，形成了以城区为龙头，凤翔、澄华、广益、莲上、莲下、东里等镇（街道）及埔美、外埔、西门、东湖、渡亭等专业镇为生产基地的“众星拱月”生产格局，以下则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分析。

澄海玩具业出现在农村地域，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背景有着紧密地联系。宏观上来说，我国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得乡村工业化无法与城市工业相融合，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因而被迫走上“离土不离乡”的道路。微观上，澄海玩具业发展初期正赶上农村开始实行，但澄海人多地少，农村制度改革无法真正改变当地人的生活，而改革开放初期消费品市场仍处于供不应求的阶段，这使得玩具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再加上澄海是我国著名的侨乡，海外侨胞为当时澄海玩具业发展提供了资金、设备、技术和信息，这大大的促进了该地区玩具业的发展。因而我们可以发现，澄海玩具业的发展离不开该区域内剩余的劳动力，国内及区域内广阔的消费品市场，海外侨胞带来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以及通过侨胞还打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该区域内的种种要素禀赋极大地促进了玩具业发展。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澄海的玩具业对该区域内的各项要素禀赋起着积极的作用。如今澄海玩具业以一种家庭式企业的形式集聚了各种资源，对该地区的资源、资本、人才和市场起着促进作用。首先，澄海玩具业目前全年可实现产值近80亿元，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也为该区域内其他产业的发展累积了原始资本。作为全国唯一的“公国玩具礼品城”，澄海为将中国玩具推向世界，摆脱加工贴牌的旧有生产模式，该区域内的企业更加注重产品研发和创立自有品牌，强化了自主研发和产权保护意识，提高产品附加值，为该区域吸引不少人才和技术。同时，澄海玩具业形成了自有的发展方式，以产业集群的“抱团”式来提升行业竞争力，至今已在区域内形成完善的玩具产业群。此外，该区域还建立起了澄海玩具协会，形成一个完善的玩具制造发展体系。由此可看出，澄海玩具业对该区域内的种种要素禀赋都是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可为区域内其他产业发展奠定坚实的资金、市场、人才、技术的基础。

四、结语

产业的发展与要素禀赋是紧密结合的，文化产业也不例外。看待两者，不仅要看到要素禀赋如何影响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且还要关注到要素禀赋对文化产业的反向影响。本文以广东澄海的玩具产业、广东广州的动漫产业为例，分析了二者的互动关系，得出了以下结论：一个区域的要素禀赋对产业的发展是具有导向性作用，有什么样的要素禀赋就可以发展不同的产业。而某个区域的具体某个产业的发展状况对该区域的要素禀赋分布也有着影响，产业发展良好则吸引有利要素禀赋流入，反之则会导致有利要素禀赋的流失，从而进一步影响产业自身的发展。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或企业在规划发展战略时，要考虑到二者的互动关系，这样才能更全面地认识到二者的状况，从而能更好地作出促进产业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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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区域文化研究范文

论坛开幕式上，贵州民族大学校长张学立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校长赵心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昌东先生分别致辞。张学立首先代表贵州民族大学向与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并就论坛召开给贵州民族大学相关学科发展带来的推动意义进行了阐述。赵心愚在致辞中强调，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已经成为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共谋学科理论发展，共同推动学术服务社会现实的一个开放性学术平台。张昌东指出，本次论坛从区域、社会与文化角度来探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田野方法，对深化当代的民族研究，尤其是西南民族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另外，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作了题为“学科兴衰的原因”的主旨报告。报告以我国著名民族学家闻宥先生留下的一份64年前的会议记录为例，回顾并反思了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开幕式由贵州民族大学副校长杨昌儒教授主持。研讨会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1.关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对话。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提出并阐述了“主体民族志”的新概念。“主体民族志”以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为目的，是目的论意义上的民族志范式。云南大学瞿明安教授从其主持编写的《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民族学西部学派的问题。重庆大学彭文斌教授以九寨沟旅游业为例，反思了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大连民族学院李鸿教授研究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探讨了推进民族地区文化科技创新的基本路径。贵州大学纳日碧力戈教授从西江苗族丧葬仪式的元话语的角度，揭示了核心符号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罗红光研究员以大瑶山瑶族的亲属制度与“族内婚”为案例，讨论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民族研究》编辑部刘海涛博士对二战后ethnohistory（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的表现作了翔实的历史考察，为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提供了新的视角。

2.关于“藏彝走廊”与西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探讨了《南诏德化碑》的立碑目的，认为南诏立此碑是在为阁罗凤歌功颂德，同时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继续维持与吐蕃结盟而与唐保持对立的政治态度。四川大学石硕教授论述了新时期藏彝走廊研究对认识西南民族格局的启示与意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晓文研究员以藏彝走廊一个人口较少的族群“多续人”为研究对象，指出“多续人”的藏族身份认同是具有历史渊源的。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以泸沽湖地区落水村为例，讨论了藏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饮食文化的变迁。西南民族大学郎维伟教授通过对那曲村落社会的调查，分析了藏北牧民传统畜牧生计方式的转变。云南农业大学秦莹教授就云南藏区维稳建设中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大学平措教授以《格萨尔》为例，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了藏语中的模拟词。

3.关于民族认同与宗教。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介绍了其对西南少数民族《指路经》研究的部分成果，认为《指路经》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的真实历史。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讨论了民族民间节日的价值体系与保护问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杨福泉教授以东巴教“还树债”仪式和同名口诵经为对象，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经书与口诵经之间的关系。云南大学高志英教授通过对傈僳族以王骥崇拜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仪式的考查，探讨其多重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及其动因。厦门大学王平副教授以甘肃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为个案，分析了城镇回族聚居区传统与现代社区的互动与整合。西南民族大学李玉琴教授对安多藏区山神信仰进行了考察，探讨了山神崇拜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社会、神灵、宗教之间的关系。

4.关于民族地区的流动人口与中国的民族识别。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讨论的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分析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多态性”的成因；朴光星副教授基于对朝鲜族城市化进程的考察，探讨了“压缩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体的“离散危机”与“重构运动”；张曦副教授研究了了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四川邛崃市油榨乡直台村移民问题；关凯副教授作了题为《制度与理性的选择：不流动的草原牧民》的发言，关注的是草原牧民的流动问题。云南民族研究所沈海梅教授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了民族识别问题，认为民族国家的民族识别工程实质上是归属政治的建构，归属的性别政治重新确定了少数民族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通过对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指出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海南师范大学王献军教授将贵州黎族与海南黎族进行了对比。

5.关于民族走廊与贵州民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探讨了道路与族群关系的一体多元问题。中央民族大学杨筑慧教授从环境人类学视角探讨了西南民族糯文化变迁的政策因素。贵州民族大学陈玉平教授将国家通道的路线与傩文化传播的路径联系在一起进行了思考。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以贵州黎平黄岗村为田野点，讨论了国家控制与地方互动中的普适性规律。华东师范大学徐赣丽教授从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和老有所用三方面分析了侗族老人居家社区养老生活幸福指数高的表现和原因。广东民族宗教研究院陈晓毅研究员重点探讨了西南民族地区都市外来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