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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国际国内旅游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国家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加快培育和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对旅游经济的管理。在实践中,旅游管理不仅涉及微观旅游活动主体,包括旅游者和旅游企业的经济行为和决策,而且涉及到宏观旅游经济管理主体,即国家旅游管理部门的宏观决策与调控,而连接微观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桥梁就是旅游市场。因此,旅游管理既包括对微观旅游活动的微观旅游管理,对旅游市场活动的市场管理,也包括对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宏观旅游管理,需要从理论上了解和掌握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职能、过程和特征,才能有效地加强和指导宏观旅游管理的实践。
一、宏观旅游经济的含义
现代旅游经济,是一个包括旅游者消费活动、旅游企业经营活动、旅游市场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经济子系统,是国民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系统论角度分析,旅游经济系统,既体现了旅游活动相关的各组成要素的集合,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过程(见图1),还从动态角度反映了整个旅游活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
(一)旅游经济活动
旅游经济活动,一般包括三个层面的活动,即旅游者的旅游活动、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和旅游组织的管理活动。第一个层面是旅游者的旅游活动,通常包括旅游者从购买旅游产品并离开居住地开始,经过一定距离的空间移动而到达旅游目的地,通过在旅游目的地的活动而满足其旅游需求,再返回居住地的全部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旅游者在旅游客源地选择、决定和购买旅游产品过程,只有当旅游者购买了旅游产品后才可能成为现实的旅游者;二是旅游者往返于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空间移动过程,实质上就是旅游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旅行消费过程;三是在旅游目的地所有旅游活动的消费过程,是满足旅游者需求的主要内容,也是旅游活动的核心内容。第二个层面是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主要指旅游企业为保证旅游者的旅游活动顺利有效进行,直接提供各种旅游服务的所有经营活动过程。由于旅游活动内容复杂、涉及面广,因此必然涉及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许多企业。按照现代旅游经济系统模型分析,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可大致分为旅行商、长途交通运输企业、旅游接待企业三部分。旅行商的经营服务活动包括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两部分,前者的主要职能是销售旅游产品,招徕和组织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后者的主要职能是整合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要素,做好旅游者的接待组织活动等。长途交通运输企业、旅游接待企业则按照旅行商安排的旅游线路,做好旅游者空间运送及旅游活动的所有接待服务活动。主要从事旅游经济研究、旅游规划设计和旅游行政管理。第三个层面是旅游组织的管理活动,主要是指旅游目的地政府旅游组织和其它非政府旅游组织,通过旅游行政管理、宏观调控、行业自律和中介咨询等活动,提供旅游信息服务、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旅游企业行为,为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和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保证旅游者的旅游活动顺利而有效地进行,实现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目的和旅游组织的管理目标。
(二)宏观旅游经济内容和特点
在旅游经济系统中,宏观旅游经济体现了宏观旅游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过程,是旅游发展过程中各环节、各部门、各地区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形成的综合体,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和特点。
1.宏观旅游经济,是旅游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纵横交错形成的综合体。从横向看,宏观旅游经济活动表现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子系统活动同时并存的经济活动过程;从纵向看,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像一般社会再生产一样,是按照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子系统活动依次进行,并不断循环往复的经济运行过程。因此,这种纵横交错的旅游经济总量和结构的运行和化,就形成了旅游经济再生产过程中各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宏观旅游经济系统。
2.宏观旅游经济,是旅游产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构成的综合体。旅游产业是由多种旅游服务要素构成的经济产业,其既包括直接为旅游者服务的旅行社业、旅游住宿业、旅游餐饮业、旅游运输业、旅游景观业、旅游娱乐业、旅游购物业等,也包括部分或间接为旅游者服务的邮电通讯、医疗卫生、金融保险、文化科学、教育培训、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及工农业等众多行业。其从纵向上表现为各产业、行业和企业之间上下指导和执行的经济层次关系,从横向上表现为各产业和行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协调的经济序列关系,从而形成多层次、多序列立体交叉的宏观旅游经济系统。
3.宏观旅游经济,是各区域旅游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综合体。任何旅游者、旅游企业和旅游行业的活动都必然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的,因此一定的区域旅游布局构成了宏观旅游经济的空间表现形式。从纵向看,区域旅游布局主要表现为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的上下联系的区域旅游的层次布局结构,如不同级别的风景区、度假区、森林公园和景区景点等;从横向看,区域旅游布局主要表现跨省区、跨地市区、跨县区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空间布局结构,体的旅游景区等,从而构成多个旅游区域相结合的宏观旅游经济系统。
二、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是指国家旅游管理机构和相关部门,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旅游发展的总体目标,运用决策、规划、组织、调控、监督和服务等职能,统筹协调旅游发展中各环节、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实现宏观旅游经济的良性运行与发展,不断提高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促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宏观旅游管理,首先必须明确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所谓宏观旅游管理目标,是指国家促进旅游发展和调控旅游经济运行的总体目标。由于旅游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经济社会活动,其涉及面广、环节多、层次多,因此宏观旅游管理目标也必然是多方面性和多层次性的。从总体上分析,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通常可以分为政治目标、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和发展目标四个方面。
1.政治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政治目标,是按照“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和要求,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通过旅游活动的广泛开展,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增强公民的爱国主义意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养,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旅游的“民间外交”功能,通过大力发展国际旅游(包括出入境旅游),促进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国家竞争力等。
2.经济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经济目标,是通过有效配置旅游资源和生产要素,提供质量高、数量多、类型全的旅游产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协调发展。同时,在有效满足国内外旅游者需求的同时,为旅游经营者带来更多的收益,促进旅游目的地群众收入增加,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为国家增加更多的税收和外汇收入,推动旅游服务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3.社会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社会目标,是通过旅游活动和加强宏观旅游管理,在满足国内外旅游者跨文化交流、增进人们相互之间的友谊和理解的同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改变传统落后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促进旅游企业文化建设和旅游行业职工素质提高,增加旅游目的地的社会就业,改善旅游目的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推动与促进旅游目的地各项社会事业的繁荣兴旺与发展等。
4.发展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发展目标,是通过加强旅游宏观管理,不断丰富旅游活动内容,为旅游者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促进旅游企业健康发展,推动旅游业和相关产业发展,促进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为实现旅游目的地及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从宏观旅游管理的阶段性目标看,一般可以分为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近期目标主要是实现旅游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旅游需求;中期目标主要是实现旅游行业结构和旅游区域布局的合理化,实现旅游经济持续健康地增长与发展;远期目标是实现旅游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同时,还必须为后代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的条件。
三、宏观旅游管理的职能
宏观旅游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旅游管理组织,客体是宏观旅游经济活动、运行和发展,简言之,宏观旅游管理就是国家对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管理。正确理解宏观旅游管理的涵义,还必须注意宏观旅游管理与微观旅游管理、旅游市场管理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正确把握宏观旅游管理的主要职能。
(一)宏观旅游管理和微观旅游管理的区别和联系
宏观旅游管理和微观旅游管理的区别,主要是管理的对象不同。微观旅游管理的对象,通常是指对旅游者活动和旅游企业经营活动的管理,是以个体旅游活动为客体的管理;而宏观旅游管理则是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管理,是以旅游经济总量和结构变化为客体的管理。宏观旅游管理和微观旅游管理的联系,主要表现为两者是互为前提的。微观旅游活动是宏观旅游经济活动的细胞,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必须以微观旅游活动为基础,因此宏观旅游管理是建立在微观旅游管理基础之上的;同时,由于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直接影响着个体旅游活动的进行,因此宏观旅游管理又是微观旅游管理的重要前提条件,并对微观旅游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协调作用。旅游市场是连接个体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桥梁,决定了宏观旅游管理和市场管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旅游市场管理,不仅包括对微观旅游活动的作用和影响,对旅游市场的规制、监督和调控等,也包括在宏观旅游管理指导下,对旅游市场机制和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因此旅游市场管理是宏观旅游管理的对象。但是,在具体的旅游市场管理中,往往又包含了某些宏观旅游管理的职能和内容,如对微观旅游活动主体的监管,对旅游市场供求的调控等,因此旅游市场管理与宏观旅游管理又是密切联系的。
(三)宏观旅游管理的主要职能
宏观旅游管理,通常是通过各种管理职能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进行管理。从旅游管理的实践看,宏观旅游管理的职能主要包括决策、规划、组织、调控、监督和服务等方面。
1.旅游决策职能
是指政府对旅游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发展重点和政策措施做出选择和决定的职能,其贯穿于整个宏观旅游管理的全过程。在现阶段,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完善过程中,因此政府决策职能在旅游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形成了具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的“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各级政府在旅游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和促进旅游发展的各种措施方面,还发挥着重要的决策职能和主导作用。
2.旅游规划职能
是根据旅游决策职能确定的
旅游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对旅游资源配置和生产力要素进行统筹安排的职能。如政府通过制定旅游发展战略和规划,统筹安排和配置旅游资源要素;通过确定实现旅游发展目标的政策措施,促进宏观旅游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通过采取各种宏观调控方法和手段,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有效地运行等。
3.旅游组织职能
是为了有效实现旅游决策目标和规划的要求,建立旅游组织体系、配备相应人员、明确职责权力、调配旅游要素的职能。其包括建立旅游行政管理机构,促进旅游中介组织和旅游企业发展;形成合理的旅游管理体制,明确政府旅游部门、行业中介组织、旅游企业之间的权责利;开发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等。
4.旅游调控职能
是对旅游决策目标和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内外关系、发展变化进行协调和控制,以保证旅游决策目标和规划的顺利实现。如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调控生产要素价格,实施各种税收政策,实行转移支付制度,采用合理的经济杠杆等,调节旅游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以缩小地区差别和贫富差距,实现旅游经济统筹协调地发展。
5.旅游监督职能
是通过建立健全法律体系,提供完善的法规和制度,规范旅游市场主体行为,保护各类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维护良好的旅游环境,限范不正当的旅游竞争行为,创造公平、公开和公正的旅游竞争环境,促进旅游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不断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
5.旅游服务职能
是政府通过提供各种旅游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提供各种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公共设施、供水供电等公共产品和安全救援、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等公共服务,为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和旅游企业的经营服务活动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外部条件。
四、宏观旅游管理的过程
宏观旅游管理过程,是作为管理主体的国家旅游管理机构,运用宏观旅游管理职能作用于管理客体的过程,简言之就是宏观旅游管理系统的有效运转和发挥作用的过程。宏观旅游管理系统的运转过程,是通过旅游的宏观决策系统、宏观执行系统、宏观调控系统和宏观信息系统,在时间上有序、在空间上并存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下,共同对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和发展发挥作用的过程(图2)。
1.旅游宏观决策系统
是国家宏观层面的决策系统,其决策内容包括确定旅游管理体制的基本模式,制定旅游法律法规、旅游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调控旅游经济总量和结构变化,实现区域旅游布局合理化,促进旅游经济增长,统筹协调旅游发展等。由于旅游宏观决策是一种高层次的决策,因此对旅游行业、旅游区域、旅游企业的决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为了保证旅游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必须根据有关的政策规定和各种信息,按照科学的决策程序,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宏观决策,以指导宏观旅游经济的有效运行和发展。
2.旅游宏观执行系统
是实现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系统,即完成旅游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再生产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旅游宏观执行系统的有效实施,离不开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计划机制,是通过国家的旅游发展规划和指导性计划,保证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方向和目标;而市场机制,则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活动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有效地运行和发展。段综合形成的调控系统和监督机制,是正确执行旅游发展战略和规划,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旅游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三者有机结合而形成监督和调节旅游宏观旅游经济活动的调控机制,并及时发现宏观旅游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反馈旅游宏观决策系统和执行系统,及时进行调控,保证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有效进行。
4.旅游宏观信息系统
是有关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旅游信息和信息工作系统,是旅游政策子系统、旅游统计子系统、旅游会计子系统、旅游市场情报子系统及相关信息子系统的综合体。旅游宏观信息既来自于旅游宏观调控系统的有关情况,又来自于宏观旅游经济系统运行的结果,不仅是旅游宏观决策的重要依据,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旅游宏观信息工作贯穿于整个宏观旅游管理的全过程。
五、宏观旅游管理的特征
宏观旅游管理,既是对旅游全行业的管理,也是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管理,因此,宏观旅游管理具有不同于微观旅游管理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宏观旅游管理的权威性
宏观旅游管理的依据是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因此宏观旅游管理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政府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行政权威性。一方面,宏观旅游管理必须通过制定和实施各种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促进和保障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实现国家发展旅游的目标和任务。另一方面,宏观旅游管理又必须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完善旅游市场机制,规范旅游企业行为,保护旅游者合法权益,维护旅游市场秩序,确保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有序地进行,促进旅游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如果宏观旅游管理没有权威性,则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必将是盲目、混乱和低效率的,也就无法实现旅游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2.宏观旅游管理的政策性
宏观旅游管理是政府有效管理旅游活动和调控旅游经济运行的行为,因此其具有很强的政策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宏观旅游管理必须体现政府鲜明的政策倾向,即体现国家发展旅游的意志和目标,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对旅游发展的总方针和总决策,确保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旅游活动广泛性和旅游经济的综合性,要求宏观旅游管理必须正确处理各部门、各层次、各环节的关系,而统筹这些关系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即必须依法行政,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合理的协调和正确的处理,才能使旅游发展获得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3.宏观旅游管理的全局性
旅游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社会文化活动,为保障旅游活动的顺利进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必然涉及众多的行业和部门,不仅协调范围广泛,而且协调难度也比较大,使宏观旅游管理不同于一般的经济管理,而是一种全局性、综合性较强的宏观管理活动。因此,在宏观旅游管理中必须正确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一方面必须遵循旅游活动规律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特点,从全局上统筹安排和合理配置食、住、行、游、购、娱等旅游素,确保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顺利地进行;另一方面,必须立足全局来协调处理好各局部的关系,使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尽量避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不断提高宏观旅游管理的整体效率和效果。
4.宏观旅游管理的服务性
宏观旅游管理的服务性特点,强调宏观旅游管理必须服务于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客观需要。既要通过加强宏观旅游管理,为旅游者活动和旅游企业经营活动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公共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和旅游企经营的需要;又要通过科学地引导旅游者的消费活动,规范旅游企业的经营行为,促进旅游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维护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创造一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条件,保障旅游活动有效地开展,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正常地运转,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新兴产业 分类 研究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54(2010)09―063―03
一、研究新兴产业统计分类方法的背景及意义
进入新世纪,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步伐的加快促进了新产业的兴起,新兴产业的创新性和成长性使其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北京市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发展新兴产业的战略决策,文化创意、物流、会展等新兴产业迅速崛起,已成为新时期推动首都经济发展的亮点。目前国际上有关新兴产业统计标准的理论研究成果不多,各种相关统计标准缺乏内在统一性。国内的制定和管理方面比较滞后。在缺少统一规范的新兴产业统计标准的情况下,各地纷纷自行制定新兴产业统计办法,在分类原则和方法上随意性较大,导致地区内、地区间数据缺乏可比性,对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的制定难以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因此,探索新兴产业标准的制定方法,加强标准制定的规范性、科学性,对推进新产业统计理论研究,促进新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产业分类及新兴产业理论研究
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教授、英国经济学家费希尔在20世纪30年代最早提出三次产业理论。联合国统计司主持和参与完成的各种统计分类划分中,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和北美产业分类体系影响最大。改革开放前,我国产业分类由九部委联合制发“关于劳动计划、统计中的范围、指标、分类和计算方法的暂行规定》(草案),改革开放后了第一部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GB4754―84)》,后经历了两次修改,形成目前的国标2002版。
而随着技术创新、产业分化和产业融合的不断发展,新兴产业孕育而生,并具有科技创新性、知识密集性、高成长性、产业关联性强、产业边界模糊五个方面的特征。其中产业边界模糊是随着技术创新和管制放松的产业融合而出现的相关产业相互渗透、交叉,从而导致传统产业间边界模糊和消失的情况。
三、北京市在新产业统计标准研制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一)近年来出台的新产业标准及其作用
北京经济正处于由重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时期,市政府提出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生产业等新兴产业的战略决策。为此,2005年起,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研究并相继出台了多项新兴产业统计分类标准,已被各级统计部门和政府管理部门广泛应用,成为开展新兴产业统计监测评价的重要工具。
(二)北京市研制应用新产业标准的分类方法与特点
1.文化创意产业:应用产业价值链方法,着眼于产业运作的全过程,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82个行业小类、6个行业中类和1个行业大类纳入文化创意产业范畴,内容跨越第二、三产业。
2.文化产业:国家统计局2004年颁布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将九个大类的主导行业归入核心层,为之配套服务的行业归入层,将与核心业务相关的活动归入相关层。
3.会展业:2006年,北京市制定了会展及相关产业统计办法,按会展业务活动的主体进行了范围界定。包括大型展览场馆、会展活动举办单位、宾馆饭店四大会展活动主体及为会展提供各类服务的会展服务单位。
4.旅游业:
《旅游(附属)卫星账户》是联合国统计委员会认可的国际标准,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在国民账户之外单独设立的一个子系统。通过制定特征产品目录,用账户的方法进行测算。
5.物流业:物流业分类标准是将与物品的实体流动的过程有关的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各环节的活动有机结合。
6.生产业:2008年,北京市研制了《生产业分类标准》。根据服务的功能属性,将第三产业(服务业)全部47个行业大类划分为生产业、消费业和公共服务业。对服务功能特征明显的行业直接进行界定;对既提供生产,又提供消费的行业,按照该行业中间需求率数据进行归类。
(三)新产业标准的分类维度
1.依据行业的功能进行分类
打破行业门类的界限,按功能将生产业划分为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发展提供中间投入需求的服务;消费业为满足消费者的最终需求;公共服务业为社会公共需要提供服务。
2.依据行业的技术水平和科技含量进行分类
现代制造业以及高技术产业的诞生体现了产业技术高级化的方向和向高附加值演变的特性。
3.依据产业活动内容进行分类
全球产业分工模式的巨大变化带来了经济活动分工细化,分离出会展业、物流业等具有新的活动内容的产业。
4.依据产业价值链进行分类
文化创意产业、文化产业等分类以某些领域或活动为核心,辐射与其相关联的上、中、下游行业或活动,反映产品或服务形成的全过程。
(四)新产业统计分类标准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分类标准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
1.分类原则、方法不同,统计结果缺乏一致性
2.产业标准边界不清,范围相互交叉
3.“相关产业”数据测算难度大,精度不够
4.制定周期较长,难以满足服务各级政府管理的需要
四、对新兴产业标准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与解决
(一)用明晰层次方法,解决产业边界不清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同质性程度分层归类和《文化产业统计分类》层次划分的启示:选择层次分类处理办法解决新产业特有的边界不清、行业交叉问题。核心层行业是最具产业特征的,能够带动产业快速发展的行业。层是促进产业多元发展的潜力行业,也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核心层和层各标准不能有交叉。各产业之间的边界模糊区域为相关层,可以有交叉,但各产业所交叉的行业内容不同,交叉部分比重相加不得超过100%。数据应用时,企业排名和产业政策扶持应限定在产业的核心部分,即核心层和层。相关层只能代表产业链条的延伸。
(二)运用产业链理论确定新兴产业范围
按照产业链条向前、向后的产业关联关系,进行科学的定义和界定,确定产业统计范围。
例: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链包括了设计研究、创意创造,到制作和出品规模生产,到版权交易、传播及配套支持的过程。
(三)
“相关产业”的量化方法
对“相关产业”系数的确定主要是依据抽样调查、典型调查或全面调查的方法,由调查获得计算相关比重的系
数。当多个新兴产业包含同一“相关产业”时,各产业的“相关产业”部分相加不应超过100%。新兴产业之间若出现重合,应明确产业之间存在的包含关系。有条件的情况下,每年根据调查情况对系数进行更新。
(四)建立分类名录库和核算数据库,提高统计分类标准操作性和应用性
建立产业名录库和数据库有利于提高数据计算效率,规范各类产业增加值核算,分析不同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建立单位名录库的方法:企业的活动完全属于产业范畴,则纳入名录库;企业的活动不属于产业范畴,则予以剔除;企业的部分活动(或某产品)属于某产业,则通过调查对这类企业计算附加比例系数。
新产业分类核算库包括原始数据库、增加值初步核算库、数据查询库。将产业分类核算库与产业分类名录库关联,使名录库中所有属性指标满足各类分组加工需要。
五、新兴产业分类标准的编制原则
(一)标准的制定首先要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根本依据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联合国《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国际标准相衔接。该标准也是政府统计进行GDP总量核算和结构分类使用的标准。新兴产业是国民经济核算内容的一部分,其行业范围应在其框架下进行,这将有利于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相衔接,客观地衡量新兴产业在总体经济中的地位。
(二)标准的制定要充分研究新兴产业特征,标准之间关系协调
制定标准要充分研究新产业的复杂特性和产业之间、行业之间的关系。对新标准与其他标准的不相关关系、完全包含关系、部分包含关系加以描述,使得标准之间没有冲突,标准内部层次明晰。
(三)标准的制定要具有内在统一性,避免标准多、乱问题
应遵循同类标准具有统一性,地方标准服从于国家标准,有国家标准的,不再重复制定地方标准,而由地方申请外级为国家标准。标准要明确制定级别和适用范围。
(四)标准制定要考虑兼容性和可比性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新兴产业分类应关注国际分类方法,与国外普遍使用的分类大体相近,力求与国际有关分类标准接轨。如有不同,要附加转换代码与之衔接。
(五)标准的制定要具有较好的应用性
标准的制定要具有易于操作、数据加]二方便快捷特点,便于各级管理部门使用统计数据。
六、编制新兴产业分类标准的工作模式
(一)新兴产业分类标准的三种类型
1.以需求为导向,按服务对象划分的产业分类
这类标准是从市场和消费需求的角度,按照活动的服务对象进行产业划分。如旅游产业。
2.以供给方为导向,按特征活动划分的产业分类
这类标准是从生产者的角度,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依据,按产业活动特征选出产业涉及的行业,如文化创意产业、文化产业、体育产业等。
3.体系化的产业分类标准
这类标准内容是以理论作为基本框架,形成体系化的架构。如生产业。
(二)编制新兴产业分类标准工作模式
为理清标准制定工作的思路和方法,建立以下三种标准制定工作模式。
1.卫星账户模式
这种分类制定模式适用于以需求为导向、按服务对象划分产业范围的新兴产业。可以采用旅游卫星账户模式做范本,测算旅游者消费占旅游特征产业总消费的比例,以此为系数计算旅游业所创造的经济价值。这种模式汁算范围全面,但调查工作量大,核算复杂,时效性不强。
2.内容分类模式
内容分类法模式适用于以特定活动、特定对象为主体的产业分类。采用物流业标准编制方法为模板,分为物流业和物流相关行业两部分。物流业按各环节的活动物流形式直接取自国民经济行业,对批发零售业中的物流活动,则用物流费及调查系数测算属于物流业的部分。
3.产业链模式
这种分类制定模式适用于以供给方为导向,按特征活动划分的产业分类。产业链模式是一种适应新兴产业特点,应用性强的分类制定方法。一般步骤如下。
第一步:明确新必产业所提供的特定产品或服务的内涵及外延,研究国内外相关产业分类标准,突出产业特色。
第二步:研究各个领域产业活动的全过程。
第三步:对新兴产业划分核心层、层、相关层等不同的层次。
第四步:测算核心层及相关产业的比例系数。
第五步:按照所界定的行业范围建立产业分类目录,并做列示行业小类目录解释说明。
第六步:建立单位名录库和核算数据库。
[关键词]旅游;基本属性;社会关系;旅游立法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9)03―0018―05
本文之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提出和讨论问题,是因为在中国近30年的旅游立法中所存在的偏差、所进入的误区,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旅游的基本属性,即旅游是什么认识不清。由此看来,还要从关于旅游的AIEST定义说起。
一、从AIEST定义说起
1 AIEST定义
所谓AIEST定义,是指最初于1942年由瑞士学者亨泽克尔和克雷夫提出、后被国际旅游科学专家协会采纳的旅游定义:“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逗留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这些人不会导致长期定居,并且不从事任何赚钱的活动”。
可以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完整、最符合科学规范的定义。前半部表述了定义的外延,后半部是定义的内涵。这里有3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①按照这一表述,构成旅游的是一系列的现象和关系,是一种非实体性的结构;②导致这一系列现象和关系产生,从而成为旅游核心要素的是旅游者,即定义中所称的“非定居者”;③这些人行为的目的和性质是非经济性的。
2 国内学者对旅游基本属性的认识
随着旅游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学术界也逐渐开始了对旅游的研究,其中包括对旅游的性质、旅游的形态与结构、旅游活动发生和发展的规律等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也提出过一些旅游的定义。就这些定义本身而言,基本上没有离开AIEST定义的框架结构,只不过加了一些限定语或修饰语。但是就整个旅游研究而言,却反映出国内学者对旅游基本属性的不同认识。主要有3种看法。
其一认为旅游的基本属性是经济的。所依据的理由是,在旅游过程中涉及各种旅游企业的经营活动,旅游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逐渐成为支柱产业。很显然,持这种看法的学者将旅游和旅游业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混为一谈。
其二认为旅游的基本属性是文化的。所依据的理由是,作为旅游活动主体的旅游者所追求的目标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文化和精神方面的享受。依照哲学原理,事物的基本性质取决于主要矛盾之主要方面的性质。
第三种看法则比较令人费解,认为旅游的基本属性既是经济的又是文化的,或认为旅游是具有经济性质的文化活动,或认为旅游是具有文化性质的经济活动,或认为旅游的性质有时是经济的、有时是文化的。总而言之,持此类看法者没有搞清、更没有说出旅游的性质究竟如何。笔者在发表过的其他论文中曾对这类观点做过相关的评论。
3 政府旅游主管机构对旅游基本属性的认识
目前,中国实行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因此,政府旅游主管机构对旅游的认识较之旅游学术界有着更重要的影响,它对中国旅游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政府对旅游基本属性的认识始终存在偏差,将旅游的基本属性认定为经济的,在提到旅游时,事实上是在指旅游业,导致旅游立法工作进入误区,使一系列旅游法律法规没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使一系列旅游社会关系没能得到有效的调整,使一系列旅游纠纷的解决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从而使中国的旅游发展与真正意义上的法制化还有一段较大的距离。
二、旅游基本属性分析
笔者认为,旅游的基本属性是文化的。在对旅游的这一基本属性的分析和认识中,应当抓住以下几个核心要点:
1 旅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此处所称作为市场经济产物的旅游是指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而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旅行和游乐行为。旅游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首先出现于欧洲产业革命以后。旅游学界和业界经常看重和提及托马斯・库克,主要是将他作为旅行社业的创始者。事实上,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托马斯・库克公司的出现,标志着旅游已经从少数人的行为和需要变成一种社会性的行为和需要,表明旅游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欧洲产业革命以后所形成的市场经济的产物,而不是过去小生产经济时代的产物。
强调旅游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是市场经济产物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在于只有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旅游活动才发展出足够丰富的社会关系,才暴露出足够的矛盾、纠纷和问题,客观上才会向上层建筑提出立法的要求;另一方面在于作为市场经济核心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人本主义、平等和尊严、等价交换、诚实信用应当在政府的旅游立法中通过规定权利义务的方式予以确认。
2 旅游是综合性社会现象
所谓旅游是综合性社会现象,按照申葆嘉教授的解释,“是指旅游现象是多种不同性质、不同功能的社会活动的相互关系。综合性并不是形式上的联合或结合,而是实质上的各种活动的集成或整体化过程。亦即各类不同性质和功能的活动之间,为达到共同目标而存在的有机联系,这是使看起来互不相关的各个局部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之间的联系”。
旅游的这一综合性对旅游立法产生重要影响。它决定旅游立法的调整范围决不能仅限于旅游业,事实上,旅游者与旅游业之间的关系只是旅游者旅游活动所引起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一个方面。如果旅游立法总是盯着旅游业,那就必然会使很大一部分旅游社会关系得不到有效调整,会使很大一部分旅游纠纷的解决难以找到直接的法律依据。
3 旅游的内核是文化
旅游的内核不是经济,也不是经济和文化兼而有之,更不是什么时而经济时而文化。旅游的内核是文化。因为旅游的核心主体是旅游者,旅游的性质取决于旅游者行为的性质。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所追求的是文化目标,无论是观光旅游、休闲度假旅游,还是探亲访友旅游、探险旅游都无一例外。
有人可能会提出自认为有理的反驳,称在旅游过程中会有一系列的经济交易现象和行为,例如旅游者和各类旅游企业之间的交易,或者认为在旅游的分类中专门有一类是商务旅游,而商务旅游的性质很难认为是文化。
持上述异议者未免陷入一个概念的混淆。“旅游活动过程中存在经济交易行为和现象”与“经济作为旅游的性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因为经济交易行为和现象的存在就使旅游的性质当然地成为 经济,况且旅游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交易行为只是作为实现旅游者文化目标的手段,而不是旅游者所追求的目标本身。至于商务旅游,它的文化性质也是毋庸置疑的。尽管旅游是在商务活动过程中安排的,但它还是旅游活动,具有经济性质的是商务而不是旅游,商人在旅游活动中所追求的目标也不是赚钱。
4 旅游具有非实体性
根据AIEST定义,旅游是一系列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这就清楚地表明旅游是非实体性事物,它不同于作为实体形态存在的饭店、航空公司、旅行社,这种非实体的现象和关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需要我们借助抽象思维,通过对旅游活动的观察和思考去发现和把握。旅游者与为他提供各种相关服务的人和机构,凭借各自的行为使这一系列现象和关系得以顺畅和谐地运行。此外,旅游者在旅游中所得到的不是任何产品,而是一种愉悦的感觉,一种精神享受,也是非实体性的。至于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旅游纪念品,那只是一种附带的收获,其主要意义事实上也不在于纪念品本身,而在于由其引发一段美好回忆。因此,如果旅游立法工作的重点仅限于有形的、作为实体存在的旅游业,那就将蜕变为行业的产品服务质量标准。
5 旅游因运动而存在
这里所称的运动只能理解为旅游者的运动,他们的运动轨迹体现了旅游运行所特有的、由一系列点和线构成的一个封闭的环:旅游者从原住地出发,借助各种交通工具,穿梭于各个旅游目的地或中途经停地,旅游结束后又回到原住地。为旅游者提供各种旅游服务的机构是不动的,都停留在各自的位置上,在各个点和线上满足旅游者的各类需要,在各个点和线上形成与旅游者之间的各种关系。
在理解旅游的这一本质属性时需要把握住3个要点:①旅游者是旅游运动的主体;②旅游者的运动轨迹是在线和点之间的运动;③线点运动中形成的各种关系以旅游者为核心。因此,旅游因运动而存在,旅游运动和一系列关系因旅游者而产生,否则,旅游无从谈起。
6 旅游是一种多元系统网络结构
如前所述,旅游者是旅游活动的核心,是旅游的需方,供方在多数人看来是旅游业。事实上,供方的范围决不限于旅游业,而是整个社会。旅游者所需的服务不只是订票、住宿、餐饮,而且这些也都不是旅游活动的核心内容。旅游者更需要参观游览各种自然的和人文的景区景点,需要和旅游目的地的社区居民交往、访谈,了解他们的生活,并借此了解当地的文化,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需要良好的社会秩序,在伤病的情况下需要救治和医疗。此外,在旅游过程中,如果其合法权益遭到侵犯,还需要有关当局予以解决。由此我们看到,围绕着旅游者的需求,有为数众多的机构为其提供服务,这些机构形成了一个硕大的网络,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三、旅游的基本属性决定旅游社会关系的特点
从以上对旅游基本属性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旅游的运行有其自身独具的特点和规律,旅游的基本属性会对因旅游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发挥重要的影响,进而决定旅游社会关系的特点。
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包括法律关系,通常由主体、客体、内容3个要素构成,此外,还有与之相关的范围问题。因此,本文在这里讨论由旅游的基本属性所决定的旅游社会关系在其主体、客体、内容和范围等方面的特点。
1 旅游社会关系核心主体及其行为动因
旅游社会关系的核心主体是旅游者。无论从前述的AIEST定义,或是从其他旅游理论,还是从实际情况看,旅游者的旅游动因是为了摆脱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乏味、烦恼,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环境,放松心情,恢复体力和精力,了解外界的、特别是异文化中的新事物,学习新知识,开拓眼界,总而言之,是为了追求一种生活品质的提高和精神上的享受与升华。正如旅游学者格雷本所说,旅游者开始旅游是从世俗生活进入“神圣的游程”。
主体的行为动因决定着行为的性质,由于旅游者是旅游社会关系的核心主体,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会在旅游社会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会在这一关系中影响和决定其他主体的行为。
2 旅游社会关系客体的非物质性
旅游社会关系的客体是主体的行为对象,从主体的行为动因可以看到,能够满足主体需求的事物,就其本质而非存在形态而言是非物质性的。例如,各种风景名胜的意境、异乡情调,度假胜地的休闲、观赏以及与此相关的服务。
旅游社会关系客体这种非物质性的特点,一方面决定了提供者的机构性质和范围,另一方面也决定了质量标准考核认定的难度:各种体验、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纯主观的东西,因人、因时、因事甚至因主体情绪而异。在这一点上与物质产品的供需形成鲜明的对比。也正是由于旅游社会关系客体的这一特点,对调整这类关系的旅游立法行为以及作为其产物的旅游法律法规将产生重要影响。
3 旅游社会关系内容的文化属性
鉴于旅游者是旅游社会关系的核心主体,是旅游活动的主导方面,旅游者行为的性质决定旅游活动的性质。旅游者旅游行为所追逐的目标是文化,因此,旅游社会关系的内容属性是文化。
不能否认,在旅游过程中客观上存在一些经济交易行为和关系。例如,旅游者与旅行社、酒店、餐饮企业、交通运输企业之间的金钱收付关系,还有旅游者与旅游纪念品经营者之间的商品买卖关系。但是这些经济关系无论从旅游者的旅游动因,还是从其关注程度看都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只是旅游者为了实现文化目标的附属性需要。这些经济交易行为的存在不会影响旅游社会关系内容的文化属性。
4 旅游社会关系范围的非行业性
既然旅游的基本属性呈现出一个多元系统网络结构,因此,旅游社会关系的范围就决不可能限制在旅游业的小圈子内,而是遍及整个社会。需要指出的是,在过去近30年的旅游立法工作中,着眼点始终在旅游业本身。至今仍然是《旅行社管理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旅游投诉暂行规定》、《旅游保证金管理办法》、《酒店星级评定标准》等在发挥主要作用。全面调整中国旅游关系的根本性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至今仍未出台,现有的上述法规不仅在整个中国法律系统中的位阶很低,而且它所调整的重点主要是政府的旅游主管机构与各类旅游经营者之间的纵向关系,即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然而,这类社会关系在整个旅游社会关系中只占有很小部分,且非旅游社会关系的重点。
四、旅游基本属性对旅游立法的影响
1 对旅游立法调整范围的影响
由旅游基本属性所决定的旅游社会关系的特点,又进一步决定了旅游立法的调整范围:旅游立法的调整范围是整个社会而不是某一个行业。事实上,随着中国国民生活水准的提高,旅游正在成为公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旅游者的旅游活动而引起的各种关系遍及全社会。所以,旅游 立法再也不能总是盯着旅游业。
旅游立法主要包括两大类调整内容:一是国家对整个旅游事业(不只是旅游业)的基本宗旨、发展方向,对国内各类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对旅游发展中的国内与国际社会文化交流等全局性关系进行宏观调控。这些内容需要在国家旅游发展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做出规定;二是对以旅游者为核心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规范、引导和协调。这部分内容由包括但不限于旅游业管理法规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构成。这部分内容就其主体来讲是调整横向关系的,因此,以任意性规范和授权性规范为主。
2 对旅游法律法规基本原则确定的影响
旅游法律法规作为中国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要遵循中国法律总的基本原则。与此同时,由于旅游法律法规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因此,又有体现这一特点和规律的自身的基本原则。
将哪些内容确定为旅游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基本思路应当是:这些原则必须体现旅游活动的基本属性,必须遵循旅游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国旅游事业的发展,能够使国民通过旅游活动提升生活品质和文化素养,能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根据笔者的理解,旅游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应当包括遵循旅游发展客观规律原则、国家对旅游资源永久原则、人本主义原则、有效保护旅游各主体合法权益原则、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原则以及与国际通行做法保持一致原则。
3 对旅游法权利义务实现效果认定的影响
如前所述,旅游者的行为动因是追求精神上的解脱、愉悦和享受,旅游产品的属性是无形的、非物质性的精神文化产品,旅游社会关系的核心内容也是文化关系。这些与一般经济领域中的有形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与一般的经济关系有着明显的区别。这样便带来一个问题:对产品的质量、顾客的满意度如何制定标准?如何衡量?从法律的角度看,以旅游者为核心的旅游法律关系各主体权利义务的实现效果如何认定?例如,某家旅行社为某专业旅游团策划了一个文化胜地深度游项目,自认为在该项目的策划和提供中做出了巨大努力,尽心尽力完成,自我感觉良好。但该旅游团几乎全体游客对旅游效果均持否定态度,称他们在该项目中没有得到期望的精神享受,因此非常不满。这一例证中的难点在于,对“满意”这种主观感觉和判断往往双方各执一词,也能找出相关的根据,但是纠纷受理机构如何认定?认定权利义务实现效果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旅游实践已经使我们看到现有旅游法律法规的乏力,旅游实践也向旅游立法提出了一项严肃的课题:法律的规定如何能够准确地反映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点,如何能够合理地规范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如何使法律规范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4 对旅游法律责任承担形式的影响
旅游是一项全社会范围内的综合性活动,以旅游者为核心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关系,旅游法律法规的调整对象包括纵向的和横向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关系。法律对这些关系的主体所规定的权利义务的性质也有所不同。因此,违反旅游法律法规的规定所导致的法律责任情况也有所区别。
从法律责任的性质上看,多数情况下发生的是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前者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责任,后者则是有关主体违反了国家旅游法律法规的规定,要向国家承担的行政责任,需要国家有关主管当局对违法者施以必要的处罚。两类责任相比更以前者为主。
港口作为区域物流子系统的进出口岸,其发展取决于区域经济其是外向型经济发展引致的运输需求,是区域培育了港口。港口一旦形成,便又成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港口和城市发展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特点,从空间关系到产业结构存在着阶段性互动特征,把握港城间的发展脉络有利于形成正确的发展思路。
作为运输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港口功能和作用随着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逐步扩展。第一代港口的功能局限于货物的装卸和简单堆存上,仅是货物海陆运输的交接地。而第二代港口的功能则有了明显的扩展,除了装卸堆存外,还发展了与运输有关的简单加工、贸易和服务。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港口的发展进入第三阶段,港口在传统装卸堆存功能基础上开展货物中转服务,依托其与城市的关系发展有一定规模和深度的加工、贸易和相关服务,并开始借助现代科技开始涉足第三方物流和信息服务。港口城市的成长及港口带动作用的增强是港城发展的中心环节。与港口与城市之间关系的演变相联系,港口城市的发展一般可以概括为4个阶段。1.港城初始联系
港城初始联系的发生源于港口的运输中转功能,这是港口最基本的功能。由这一基本功能诱发产生的港务部门和集散部门,称为港口直接产业。它是港城联系的最初媒介,也是港口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仅是这两个部门,在空间上可以游离于城市区域。以这两个部门为城市经济活动主体的港口城市处于其发展的第一阶段——初级商港型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城市对港口有很强的依赖性,一旦由于某种原因使港口衰亡,那么,在没有其它特殊力量参与的情况下,城市作为“港口城市”的发展过程就会中断。
2、港城相互关联
在全球承运人和综合物流时代,港口功能日益多元化,与港口中转运输相关的海运、金融、保险等第三产业(即港口关联产业)成为港口经济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港口发展到能集聚国内外生产要素和联结国内外市场时,港口陆域便成为利用港口输入原材料、输出产品的临港大工业和出口加工业(合称为I临港工业或港口依存产业)的优势区位。I临港工业在港口陆域的集聚是港口城市发展的最强劲动力,也是港城关系的最重要媒体。港口工业的发展绝不仅是本身经济总量的增长,广泛的产业关联产生强大带动力,更重要的是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多元化。如果临港工业能与城市以及区域的相关产业形成一种密切的传递、接收机制,则必将成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在港口关联产业和港口依存产业发展成为港口城市主要经济部门的同时,港口与城市在空间形态上也相互连接融合,港口与城市开始走向一体化,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港口工业型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港口工业的形成标志着港口城市完成了从简单地服务于港口到积极地利用港口的转变,港口城市不再是被动地受港口驱动而发展,而是通过港城互动实现共同发展。
3、港城集聚效应
港口直接产业与港口关联产业的发展构成的良好城市基础设施条件产生的空间集聚引力,吸引与港口无直接关系的产业在港口城市的集聚。临港大工业的发展产生协作引力,也不断吸引前、后相关联产业在港口城市集聚。随着产业集聚带来的就业和消费的扩大,通过乘数效应促进了城市非经济基础部门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建设商贸中心是发挥集聚效应的重要保证。同时,港口城市也是建设商贸中心的优势区位。这是因为,商贸中心应是物流、信息流的集结地,港口城市完全可以提供这种服务。随着不同产业在港口城市的集聚,港口城市的产业体系渐趋完善,进人多元化型经济发展阶段。
4、城市自增长效应
城市自增长效应是指城市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其自身的规模通过循环和累积,就能促使城市继续发展。港口城市在进人多元化型经济发展阶段以后,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种自增长效应,但这种效应并不能成为港口城市继续发展的强劲动力,还必须求助于新的动力才能实现在原有水平上的飞跃。世界海运业中船舶大型化趋势的日益增强和港口城市成长后港口附近土地的紧张,迫使港口向外迁移,港口城市也随之向外拓展,城市由此进入新的发展轮回。
港口对城市社会经济的波及和扩散效应
港口对城市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主要通过经港口运输的货物传导,货物在流经过程巾涉及人力、物力和设施等,由此产生各种社会经济效益。从而给城市带来产值、就业机会、税收和资金的增加。从港口对城市发展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来看,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1)港口自身作为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的一部分,它自身产生一定的效益;
(2)港口为工业、贸易和其他部门提供装卸、堆存等相关服务,因此与这些部门存在着前向联系效果,产生相应的社会经济效益;
(3)港口自身也消耗本地和外地的工业、贸易等行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港口与其存在后向联系效果,同样产生相应的社会效果;
(4)港口对工业具有诱入、产生和凝聚作用,对人口也具有集聚作用,加速了所在城市和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
因此,港口通过其前向和后向联系效果,将对城市社会经济产生乘数效应,即港口产生的直接社会经济效果将会逐级扩散到城市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这些扩散效果的累积将远大于港口的直接社会经济效益。进一步来讲,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港口的建设和完善形成一定规模的港口产业,首先对港口直接相关的前向和后向产业产生社会经济影响,再由初级乘数效应对间接相关产业产生影响,从而引起产业扩展产生下一级乘数效应,连续传递使城市和区域经济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在港口规模扩展和城市经济增长的同时作用下产生诱人和新生产业,引起城市和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从上述港口对城市和地区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出,港口自身及直接相关产业对城市所产生的社会经济贡献只占其对整个社会经济影响的较小比例,因此港口的发展建设不能只看港口自身的经济效益,更要关注整个波及的社会经济效益。
金球化与国际分工中的港城联动发展
各国港口经过不同阶段的发展,无论在陆域空间还是功能空间上都为港口和城市经济的互动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也为港口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分工已从产品发达国家与初级产品生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向该类分工不断深化以及水平分工不断扩大的方向发展。这种分工形态的演变主要由跨国公司为主导,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最有利的区位和要素投入组合,通过强大的海陆物流系统选择最佳的原材料和最有效率的技术来进行运作。
从经济全球化的空间表现来看,国际分工强化了一个城市或地区经济活动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更为明显和突出的作用,使之更为直接地参与全球经济的运行与竞争。全球化将根据城市与地区优势莺组国际经济秩序,进一步改变地区性困子的空间分布,形成新的动态空间结构。整个世界经济更加依赖于国际贸易和海上航运的发达,贸易港口作为海运转为其他运输方式(陆运、空运或内河航运)的必经过渡点,作用逐渐延伸并被强化作为组织外贸、发展工业和相关产业的战略性作用,也成为区域经济的支柱。因此港口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要求被凸现出来。港r=1和城市间的关系变化也从仪仅满足城市经济运转的需要向港口推动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的方向转移。
因此,全球化趋势下的港口对城市经济的推动作用是:在新的经济体系架构下,港口战略霞点的转移极其蕈要,甚至关键性地决定了城市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最终构架。
当城市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通过运输和交通与外部世界进行交往,建立广泛的关系。海洋运输的臣大能力及成本低廉等优势,是港门成为城市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与外部联系的首选方式和重要节点。港n因生产和经营活动产生了大量的人员、物资、信息、资金的流动,直接产生了港口产业(海运、仓储、集疏运等),引发了依存产业(造船、贸易、钢铁、石化、电力、加工工业等)、派生产业(有关港口的金融、通信、保险、修理、旅游、服务等),从而形成集生产、经营、商贸、旅游、信息甚至服务网等功能为一体的特殊区域。由于城市和港口在人类活动中的紧密关系,依港建城,港城一体,互相依托、促进,形成了世界上许多港口和城市共同发展的现象。
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当前融资瓶颈问题不仅制约着张家界市中小企业发展后劲,而且也严重地影响着张家界市经济金融的持续健康发展。经济活,金融活,经济搞不上去意味着金融也停滞不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就是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如何缓解中小融资瓶颈问题,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资金“短板”问题,值得迫切思考,应全面摸清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张家界市中小企业发展迅速,遍布于旅游、现代服务、新型工业、能源开发、交通运输、房地产、农产品加工、化工、物流、养殖等行业,在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对促进辖内经济增长、刺激消费、增加就业、构建和谐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据统计,目前全市中小企业已超过2.87万家,占全部注册企业总数的85.16%,其总产值和利税分别占到了87.25%和78.45%,上缴税收占全市财政收入的 69.85%,吸收员工23.78万人,解决了全市85.44%可上岗人员的就业问题。但是,随着全市中小企业迅速发展,融资难问题日益凸现。经测算,至2007年末,投入全市中小企业每百万元产值的信贷资金仅为1.5万元,远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仅为投入全市经济每百万元产值信贷资金的8%,这与中小企业对全市经济的贡献极不对称(全市中小企业总产值占比高达78%)(如图:全市中小企业每百万元产值投入的信贷资金与投入全市经济每百万元产值信贷资金的对比图)。
张家界建市较迟,资源偏少,经济起步较晚,中小企业发展正处于原始积累阶段,资金相当缺乏。在债券、股票等融资渠道还未破题的情况下,金融信贷仍为中小企业融资的唯一渠道,这决定了张家界市中小企业发展对银行机构信贷资金的依赖程度高。而当前又普遍存在着“银行机构有钱对中小企业怕放贷,中小企业贷款难度大”的两难局面。调查情况表明,张家界市中小企业融资之所以难,有其特殊性。
(一)金融机构少而单一。全市金融组织体系仅由是家国有商业银行、一家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一家邮政储蓄银行、四家农村信用社等构成。且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数额小、周期短、频率高,容易产生风险。在中小企业贷款风险系数偏高的情况下,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偏好于傍大项目、大客户、大集团,对支持中小企业意愿不强,因此,真正担负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机构屈指可数,明显地制约着中小企业融资水平。
(二)中小企业自身缺陷较多。中小企业规模普遍较小,自有资金少,技术水平落后,财务管理水平低下,经营业绩不稳定,抵御风险能力差,亏损企业偏多,家族式经营管理,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财务报告的随意性大、真实性差、透明度不高,信誉度低其融资条件与银行贷款审查要求的差距越来越大。且即使满足了中小企业信贷需求,贷款也很可能因中小企业自身难消化市场风险,直接转嫁给银行机构,使信贷资金蒙受损失。
(三)信用基础薄弱。信用是融资的基础。据统计,当前全市中小企业中达到银行资信评级条件的仅占24.6%。少数中小企业企业屡见不鲜的拖欠银行贷款和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小企业企业融资的整体信用形象。此外,不少中小企业还为避税而做假账、不合规经营等直接影响了信用状况,陷入信用不良记录。
(四)涉农企业(农户或个体)发展缺乏保障机制。张家界市是除旅游产业外,农业经济仍占主导地位。涉农经济发展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近年来,自然环境破环较大,自然灾害平凡出现。由于收益低下,涉农保险不愿涉足,因此影响着银行机构对涉农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五)无法提供足额的担保抵押。调查了解到,除全市大多数中小企业向银行机构申请贷款,自身缺乏相应的担保或抵押外,全市也没有发展起各种形式的担保公司,中小企业贷款也无法向外界寻求足额、有效的担保服务。
二、践行科学发展观,寻求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有效途径
(一)树立科学发展观,创新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思路与方法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充分考虑中小企业自身因素,在理念、方法、方式、手段上,应加大创新金融力度,强化金融服务方式。
一是对症下药,因势而导。为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要因地制宜强化“窗口”指导作用,督促辖内金融机构适时开办适合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信贷产品,分行业分阶段支持全市各产业发展。
1.以经营权质押为契机,加大旅游产业发展的信贷支持为突破口,促进旅游产业全面发展。张家界1988年建市,下辖永定、武陵源两区和桑植、慈利两县,总人口165万。辖内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旅游资源,而其他资源相当贫乏,发展经济的关键在于加快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发挥旅游产业的带动作用。但由于全市财政十分有限,地方政府对投资大、回收周期长的旅游开发建设显得力不从心。对此,地方政府和人民银行要及时利用企业或相关管理部门在一定时期内只拥有占有、使用其经营权等特征,积极寻求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及时出台《实施景区经营权、门票收入质押贷款业务》相关指导意见,以此来促进全市银行机构加大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景区综合开发及旅游服务设施建设的信贷支持力度,促使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再上新水平。
2.积极拓展动产抵押贷款业务,努力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瓶颈,促进产业集群和谐发展。地方政府和人民银行要助《物权法》扩宽抵押物范畴等契机,不断总结经验,制定拓展动产抵押融资方式的指导意见,引导全市金融机构进一步全面整合企业自有资源,灵活采用动产抵押、动产抵押与不动产抵押相捆绑等融资方式,加大对旅游产业集群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信贷支持力度,将茂源化工、张家界军声画院、金秋食品有限公司、旅游行业、餐饮服务等企业作为动产抵押贷款业务首批推广试点单位,分别开展专利权质押,存货、原材料、应收账款与设备等动产抵押贷款业务。
3.尝试“公司(农户或个体户)+协会+联保基金+银行机构(农信社)”联保贷款业务,着力解决“三农”经济和县域经济融资难题。为充分利用自发性协会(商会)的桥梁纽带和协调配合作用,促使企业等经济活动主体自愿入会,自发形成联保体,形成会员联保机制,进一步调动银行机构支持涉农企业发展的积极性,加大对原材料培植、产品加工、商品流通(或酒店服务、旅游车队、旅行社)以及公司之间控股,产品统一销售为一体的企业集团信贷扶持力度,促进中小企业通过强强联合进一步做大做强。同时健全机制,规避信贷风险,尽力减少银行机构信贷风险损失,促成了全市经济金融共赢发展。
二是“动联”搭配,互补不足。
1.将动产抵押与联合基金贷款相结合,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推出动产抵押贷款业务,通过动产物抵押,满足中小企业请流动资金贷款需求;通过动产抵押与不动产抵押相捆绑,解决大额贷款问题。启动联保基金贷款业务,利用关联企业形成“合力”,彻底摆脱了企业融资个体实力抵押不足的局面。
2.将动产抵押与联合担保相结合,缓解企业贷款不均的现象。参与联保的中小企业可凭借资产优势,实施抵押,并通过联保,获取银行机构授信;银行机构通过“一次授信,分批借款”方式对联保成员实行贷款授信额度管理,进一步解决企业抵押不足问题,使更多企业能得到银行信贷资金的扶持。与此同时,利用联保企业具有的知情权、享受贷款权、参与内部管理权等权利,主动履行相互监督、偿还债务、联保协议等义务,进一步规范企业经营管理行为,改善信用状况,规避银行信贷风险。
三是搭建平台,改善环境。首先,强化法律保障。借助全市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作契机,各级政府要与司法部门签定金融案件优先处理责任状,加快辖内各级人民法院金融案件受理,加大结案和执结力度,提高办案实效,强化拓展动产抵押贷款业务和联保贷款业务的法律保障,进一步优化辖内金融业务发展的法治环境。其次,强化指导。利用季度形势分析会,加强相互交流,探讨工作中存在的焦点,解决动产抵押贷款与联保贷款业务中遇到的新问题。加强与银监部门沟通,为辖内银行机构开办动产抵押贷款业务与联保贷款业务及时提示预警信息,帮助经办行及早掌握相关业务发展动态,加大防范风险举措。其次,充分发挥社会中介作用。在进一步规范中介机构评估行为,提高资产登记质量的基础上,让协会(商会)为企业联保牵线搭桥,促使企业之间联合,形成和谐的联保统一体;督促协会(商会)做好行业内的诚信意识教育,提高参保企业诚信行为。最后,加大正向激励。督促政府建立专项奖励基金,加大奖励力度,对在开办动产抵押贷款业务与联保贷款业务中成绩突出的银行机构、企业协会、工商、企业、协会等部门及相关经办人员将给予一定的物质及精神奖励。
四是完善举措,防范风险。为防范推广动产抵押贷款和联保基金贷款可引发的信贷风险,还要制定相关风险防范办法,将着重强化风险防范举措。
1.规范抵押物评估程序,强化抵押登记管理,有效防范动产抵押操作风险。①成立由银行、企业协会、工商、中介机构、法律事物所等相关部门组成的抵押评估小组。②以产权明确、容易变现、较长一段时间内价格稳定、便于保存等四个方面为基本要素选定抵押物和质押物。③分类确定抵押物价值,查阅企业存货、原材料、车辆及设备、应收账款等购货付款凭证与货物入库验收单确定资产的所有权,以资产账面价值为基础,综合考虑市场价格波动或固定资产折旧、损耗预测等确定抵押物的价值,以其净值的50%为限确定贷款额度;经营权质押以国家赋予企业经营的使用期限扣除已使用年限,所剩余年限的价值按一定比例折扣后作为贷款发放的依据;门票收入质押以公司实际占有部分为基数,折以一定比例作为贷款还款的来源;在建工程抵押,企业自有资金比例须达金融机构规定要求。
2.规范贷款受理与发放程序,督促协会强化内部管理,落实担保与反担保,积极防范联保贷款业务的信用风险。一是按照“自愿申请,相互联保”原则,协会(或商会)等机构严把成员联保企业入会关。二是依据“共同出资抵押,债务连带偿还”等联保协议,联保成员全面落实担保与反担保。三是协会与银行共同制定考核标准,及时对联保成员进行考核,联保成员在考核中不合格者,协会与银行及时取消联保成员资格。四是依据联保成员的信用状况、联保基金的数额、联保成员的资产等因素确定,授信额度实行一年一次调整,授信额度严格控制在联保体净资产总额之内。
3.建立失信惩处机制,全面防范动产抵押贷款与联保贷款的道德风险。一方面,在办理动产抵押贷款的业务中,对发生诈骗、挪用、贪污信贷资金行为的企业,当地工商部门不予年检,情节严重者,吊销营业执照和不予重新注册。企业因违规被关停后,原管理人员不得在其他任何企业或部门担任管理职务。另一方面,协会(商会)对失信联保成员,按照协会章程及时取消联保成员资格,扣收其联保基金,杜绝续会。
(二)坚持科学发展观,健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运行机制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非一朝一夕能够得到根本解决,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立长效机制。大胆践行科学发展观,全力打造“诚信张家界”,促使张家界信用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进一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1.强化发展意识。张家界市是一个新兴的旅游城市,中小企业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构造市场经济主体、促进社会稳定的基础力量,特别是当前在确保国民经济适度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实现科技兴国、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面对中小企业融资瓶颈问题,全市各界尤其是金融系统一定加以重点关注,理清工作思路,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扶优限劣”的原则,继续加大有效的信贷投入,实现全市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2.充分发挥政府为经济服好务的作用。一是进一步完善辖内经济内部结构治理,引导家族式和个体工商户转化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型企业转化为股份制公司。二是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维护好金融发展秩序,规范和引导民间融资,促使辖内信用环境好转。三是及时建立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机构,完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体系,充实担保基金,积极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全方位的信用担保,切实强化中小企业贷款风险保障。
3.利用好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借助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出台的优惠政策,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扶优限劣”的原则,在信贷投放、票据承兑贴现、利率浮动、新业务开办等领域适度向中小企业倾斜,增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渗透和支持能力。
4.进一步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充分挖掘企业自身优势资产,开发出不同的信贷品种,为不同层次的中小企业经济提供与之配套的信贷支持,增强金融信贷支持的层次性和覆盖面。在继续加大推广动产抵押和联保基金贷款的基础上,加快订单、仓单、存单、农村集体土地经营权等新型质押贷款业务的推广。与此同时,改善对中小企业的服务质量,简化贷款担保手续,减少审批程序,调整贷款期限,切实提高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的时效性。
[关键词]矿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问题;措施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3)36-0497-01
一、引言
环境与发展是当今社会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对矿产资源的依赖。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进程加快,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与消耗会逐渐加大。矿产资源开发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支撑的同时,由于忽视了矿山的环境保护和治理,又在很大程度导致了一系列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如土地资源的破坏,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因此遏制矿山地质环境恶化,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保护已成为各级政府和国土管理部门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技术进步和工程措施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特殊国情和国际经验表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政府的管理职能、构建完善的经济制度体系也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
二、矿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1、矿山地质环境投入和融资体系不完善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地质环境保护的财政投入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国家投资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整治的资金平均每年高达12.2亿元,2000~2008年投资总额为110亿元。2009年中央财政和各级财政共安排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专项资金67.4亿元。但目前地质环境保护经济制度的明显特征是单一财政投入型、临时性、补,其相应的投入和融资体系也不完善,主要表现为:
①财政投入没有形成稳定的财政专项制度,缺乏持久性的经济保障机制;
②缺乏完善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多元投入激励机制。虽然国家出台了相关法规和政策,鼓励企业或者个人进行地质环境保护投资,但是并没有对税费减免、行为主体的权益保障等方面作出明确和具体的执行细则。
③地质环境保护金融制度建设比较落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遍使用的融资模式,比如债券融资、保险等,但在我国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等方面工作中应用较少。
2、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体系不健全
(1)矿山地质环境管理和治理的基层服务体系不健全,主要表现为人员、设备、设施配置严重不足,相应的技术相对落后。
(2)矿山地质环境价值评估与监测统计体系建设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这导致矿山地质环境工作缺乏相应的标准,同时矿山地质环境开发利用对生态破坏的损失也难以评估。
(3)矿山地质环境产业经济相对落后。主要表现为与地质环境相关的产业影响力不够,比如地质遗迹的旅游业产业化发展、矿山地质环境信息服务产业等,需要建立多样化的产业发展模式。
3、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制度和政策的可操作性不强
从我国开始地质环境保护工作以来,便制定和颁布了大量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这为地质环境保护提供了客观依据,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政策运行的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滞后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政策就无法适应新形势下地质环境保护工作。企业缺乏对矿山环境地质环境投资的激励,加上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政府监管企业行为的成本较大,企业往往着眼于短期效益最大化,会减少环境方面的投资。
三、矿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问题成因的经济学分析
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恶化问题是由于人们的行为和制度安排不当所产生的。经济理论为环境治理政策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而外部性理论和市场失灵是与环境问题紧密联系的重要理论问题。
在矿山地质环境的开发和保护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外部性。在负外部性方面,主要表现为矿山地质环境资源的过渡开采导致的地质灾害、生态破坏、山体滑坡、耕地被压占等地质问题,其产生的成本和危害由整个社会来承担。在正外部性方面,主要表现为矿山开发企业加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投入力度、在矿山开发中使用先进的技术以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方面。这两方面都会对矿山地质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四、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政府规制改进
市场失灵为政府规制提供了依据,政府应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当前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政府规制主要是宏观层面,没有从市场机制入手,并带有非常明显的强制性,政策工具较为单一,这可能会导致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效果与规制目标产生偏差,政府规制失灵现象比较严重。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制的改进应在宏观规制的基础上增加针对市场主体的微观规制,建立完善地质环境保护多元经济制度支撑体系,并通过制度性措施将外溢到社会上的成本或收益复归原行为主体。
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分区分类分级管理
由于不同区域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具有明显差异,不同矿种的矿山或不同地区的同类矿种矿山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类型、影响程度和规模也会表现出差异性。基于这一点,应实行矿山生态环境分区分类分级保护与治理。这不仅有利于矿山开发和治理工作的开展,也有利于明确划分不同管理部门的职责和任务。在实践中应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矿山地质环境,制订和颁布相应的技术规范、评价标准,全面推进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
2、建立完善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体系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政策工具包括两类:一是控制性政策工具,主要有禁令、配额、标准等方法,二是激励性政策工具,主要强调使用市场机制,比如税收、补贴、排污权交易等方法。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来看,控制手段是基础性的,应用比较多,而激励性手段也是不可缺少。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中,不能简单地判断哪种政策工具更有效,应综合考虑两方面:一是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性质,二是矿山地质环境管理机构获取相关信息的成本,比如矿山开发活动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信息的难易程度,应由谁承担治理成本等等。因此,矿山环境管理不能仅仅依靠控制手段或者激励手段中的一种政策工具,而是应在对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价值损失、赔偿主体和赔偿责任等综合评估的基础上,综合应用多种政策工具,建立激励相容和有效约束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机制。
3、重构矿山地质环境的价值体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某个矿山地质开发项目的决策过程中往往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略了矿山地质环境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比如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不利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应重新构建矿山地质环境价值核算体系,使外部性流失的价值重新回归相应的经济活动主体。新的价值核算体系应该以矿山地质环境的外部效应的价值为中心。基于此,矿山地质环境的总价值应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矿山地质环境直接使用价值,二是矿山地质环境的间接使用价值,三是矿山地质环境的选择价值,四是矿山地质环境的存在价值。从以上分析可知,在新的矿山地质环境价值核算体系下,矿山地质环境的总价值考虑了正外部性的价值及其它价值,改变经济主体的成本和收益关系,能够有效减少矿山地质环境开发的冲动,从而有利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参考文献
[1] 刘育平,李晓莉,张连猛.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以贵州省为例[J].水文地质工程地质,2010,05:137-139.
[2] 王永峰,张艳红.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以广东陆丰市西南镇石场矿山为例[J].技术与市场,2012,10:169-170.
一、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
(一)海港和空港经济的发展,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促使这一区域逐步形成了连接欧亚大陆和太平洋的国际物流中心
2001年11月天津港率先成为中国北方第一个亿吨大港后,大连港货物吞吐量也超过亿吨,秦皇岛港又成为中国第一个亿吨煤炭输出港。2002年12月20日,青岛港吞吐量突破1.2亿吨,跃升至世界集装箱大港15强。环渤海地区正在出现一个集装箱集散中心,年吞吐量超过300万标箱。与此同时,中国的四大集装箱码头,有三个正在这一地区加紧扩建。据不完全统计,渤海湾地区从事集装箱运输的公司就有30多家。环渤海地区成为中国亿吨大港最密集的区域,同时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集装箱海运中心。
2000年1月,北京和天津机场实现了中国民航跨区域的机场首次联合后,2001年10月,北京与天津港口岸开始直通,两市实现了港口功能一体化。天津港保税区建立了中国首家空港国际物流区,目前这里已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国际贸易窗口和国际物流大进大出的绿色通道。天津港保税区内的国际商品展销中心,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免税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在此地区投资最大的跨国公司摩托罗拉副总裁称之为,“基础设施发达、人力资源充沛及工业配套能力强等优势,环渤海区域成为外资青睐的核心区域和进入中国北方市场的最便捷的通道”。由于拥有中国最密集的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跨国公司渐渐开始把环渤海地区作为整体投资区域。目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北京建立研发中心和运营总部,把生产基地建在天津、山东等地。
(二)行政区划限制开始打破,经济区内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业、电子、汽车、机械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群,各具特色的产业带逐渐形成
目前环渤海经济区内各省市行政区划的限制开始打破,各自为政现象逐渐消除,经济区内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新型行业开始形成主导,产业群落渐渐形成。
北京有全国最大的中关村电子信息产业科研、贸易、生产基地,集中了软件开发及信息技术的优秀人才。天津开发区已成长为环渤海沿海经济活跃度最高、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2004年1至9月,天津市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完成工业生产总值1013.25亿元,同比增长40.24%,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7%左右,继续保持第一支柱产业的地位;实现产品销售收入993.98亿元,同比增长48.55%;实现利润总额89.22亿元,同比增长240.04%,居全国第一。统计数字表明,国内5部手机中有1部、4台录像机中有1部、3根电焊条中至少有1根均来自天津开发区,这里还是全国最大的电子通讯设备、液晶显示器等生产基地。而山东半岛也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家电、电子生产基地。
环渤海区域同时是中国汽车工业比较发达和集中的区域,京津辽鲁汽车产业各具特色,同时,毗邻中国汽车综合性生产基地吉林,积极开展了相关配套协作。2002年6月,中国最大的微型汽车生产基地之一的天津汽车集团与一汽集团联合,开创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联合重组,成为带动环渤海区域汽车及配套产业发展联合的动力。
(三)文化底蕴深厚,人力资本充足,日渐具备发展知识经济的条件
环渤海地区是全国政治、文化、教育、科技、信息和对外交往中心,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强、人口和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信息基础设施相对发达、数字化程度高,科学家和工程师密集、研究开发投入高、创新能力强,发展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具有明显优势。据北大中国区域研究中心研制的《中国地区新经济指数》,环渤海地区在全国知识经济发展方面已处于领先地位。北京的知识密集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06倍,天津是2.83倍。环渤海经济圈拥有200多所院校和40多万科研人员,占了全国的1/4。这一地区不仅聚集了全国第一流的科研、教学、规划等机构,而且是全国最大的科技信息和图书资料中心,这无疑为发展知识密集型经济和技术密集型经济提供了雄厚的智力保证。
二、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
继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相继迸发活力之后,在环渤海地区蓄势待发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比如国有经济比重过大、中小企业不够发达、体制改革滞后、产业创新乏力、产业结构雷同、港口竞争无序、市场意识淡薄等障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
(一)传统资源依托型工业仍占主导,高新技术产业尚未壮大
根据36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区位商计算,环渤海地区在全国具有一定专业化优势(区位商大于5)的产品为15种,其中多为传统资源依托型,如原盐、原油、“两碱”(纯碱和烧碱)、钢铁、玻璃等。虽然这些工业产品仍有市场需求,但产品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不高,受资源约束强;有的产品生产工艺落后,并严重污染环境。近些年,环渤海地区在加大对传统工业改造的同时,积极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型材料和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产业,但迄今这些产业仍处于幼小阶段。
环渤海地区高新技术实力比较强的北京市,2003年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工业增加值314.1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8.57%(2003年北京市的生产总值为3663.1亿元),而且今年1月份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下降6.9%。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的原因很多,科技投入不足和自主开发能力弱是重要因素。近几年北京市大中型工业企业尤其是联想、清华紫光等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加大了科技经费投入力度,但科技投入的相对比重仍偏低。2002年全市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2.54%;R&D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只有2.27%,远远低于发
达国家科技活动经费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世界500强企业一般为5%—10%)。
(二)国有经济比重仍很大,体制创新上处于落后地位
环渤海地区国有工业比重不仅远高于东南沿海地区,而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2002年统计,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37.53%,而环渤海地区则为39.36%,最高的辽宁省达58.11%,远远高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环渤海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值占全国国有经济的比重为25.83%,高于该地区整个工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24.64%)。另据北京市最新统计,2003年北京市国有经济比重为53.85%,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70.16%。在全社会固定投资中,国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天津高达86.74%,北京和辽宁也都在40%以上。
由于环渤海地区工业结构偏“重”(重工业比重超过全国近6个百分点),因而从企业规模结构看,大型企业比重略高,中小企业相对较小。正是因为环渤海经济区内的国有经济比重最高,行政干预经济发展的力量比较强,市场力量决定资源配置还相对较弱,中小企业没有形成气候,致使在体制创新上,环渤海地区远远落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
(三)产品出口竞争力和外资引力相对较弱
东南沿海5省市与环渤海地区5省市面积都是51万平方公里,而东南沿海的出口份额占全国70%多,环渤海地区的份额仅占20%,仅广东一省的出口额就是整个环渤海地区出口的近2倍。
环渤海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3年全国进出口依存度高达60.2%,环渤海地区平均为46.7%,低13.5个百分点;出口依存度与全国的差距还有所扩大,由1996年的2.49个百分点扩大到2003年的13.5个百分点。5省市间外贸依存度也有很大差距,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依存度较大,河北和山东相对较小。
利用外资的情形与外贸相类似。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环渤海地区的FDI占全国的份额较小,近些年还略有下降。2003年为25.29%,较之1999年的20.04%,增长幅度不大。环渤海地区外资区位引力(外资区位商)平均小于1,而且近些年也在下降,即由1996年的0.9443下降到2003年的0.8912。5省市中,天津和北京的外资引力较大,河北和辽宁较小;虽然从近几年的变动趋势看,北京的外资引力在不断增强,河北在波动中略有上升,而天津、辽宁和山东均在波动中有所下降。出口竞争力和外资引力较弱,对环渤海地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十分不利的因素。
(四)区内产业趋同化,缺乏紧密的分工协作关系
由于长期条块体制的分割,环渤海地区在项目安排上呈现产业结构的趋同现象。除了大部分省市都有钢铁、煤炭、化工、建材、电力、重型机械、汽车等传统行业外,目前又在竞相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甚至都要求有自己的出海口。最为明显的是钢铁工业,各省市都自称体系,但是设备陈旧,而且往往只重视数量不重视质量,产品不能满足社会多元化的需要。区域内各省市大多已形成自我循环的“都市经济圈”。区域联合的意向多于实质性行动,争当“龙头”的倾向依然存在。在要素合理流动特别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项目开发和区内跨省市资产重组或共同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方面,进展并不大。各自与国际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甚至大于区内联系,在对外贸易和招商引资上存在着相互竞争这一客观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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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快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突破行政限制,城市合理分工
环渤海经济区要全面展现其经济发展的实力,必须突破行政区限制,城市之间合理分工,形成完整的、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公共设施体系,既与世界经济和全国市场有开放的联系,又有相当的区域特色,这是实现环渤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思路。对于突破行政限制,首先要反对地方封锁,全面清除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让各类企业成为区域经济活动的主体,实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其次,核心区、各大城市要做好合理分工,比如环渤海的三大核心区(京畿圈、山东半岛、辽中南地区)中,京畿圈是首都所在地,所以这个区域应该注重全国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和对外交往中心的作用,知识经济发展潜力大、优势明显,而且应该注重地缘政治。山东半岛在石油、石化与海洋化工、机械制造、电子、轻纺等领域有较好的产业整合机会,通过调整重组、企业搬迁和产业调整,促进传统产业优势整合。同时这个区域旅游资源丰富,统筹规划旅游路线,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辽东半岛是以重型机械、造船、化工等为主体的重型工业基地。对于这个核心区,在原油工业的基础上,应该积极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益,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
对于区域中的城市来说,合理的定位也非常重要。作为全国的首都,北京应该强化商务、金融、信息、科技创新功能,疏解部分生产和服务功能。天津则要进一步发挥港口和滨海新区的作用,增强生产和制造基地功能,增强物流功能和制造基地功能,发挥已有优势的通信产业。河北要加强发展生态农业、特色农业、出口型创汇农业,发展有比较优势的医药和纺织等行业。在辽中地区的沈阳要增强现代服务业功能,发展现代制造基地功能;大连要发展物流功能、国际交流功能;其他中小城市要发展制造基地,加强与两大都市的产业配套。山东半岛城市群中的济南要增强中心城市的服务功能,青岛、烟台加强物流功能和外向型制造基地功能,其他中小城市要发展农产品加工和功能互补关系,现阶段特别要加强港口间的合理分工和物流发展的合理配置。(二)京津协同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
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往往要靠一两个城市的带动,珠三角要靠广州、深圳的带动。长三角要靠上海、苏州、南京、杭州的带动。环渤海湾的经济建设,与北京和天津的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关系密切。天津要努力建成现代化港口城市,和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北京要继续发挥政治文化中心的作用,同时建成为金融中心,积极发展高科技产业。天津要进一步发挥港口和通信业的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为主的私营经济。京津经济
整合机制一旦理顺,环渤海地区就有了核心和龙头,就有了推进与辽中南地区和山东半岛经济整合的条件。
最近几年,天津的经济发展比较迅速,GDP已经连续多年增长12%—13%,比全国的增幅高。天津是环渤海湾地区工业竞争力最强的城市,是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的前十位,工业发展速度也非常快,天津的科技竞争力也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三,海关出口总值在4个直辖市中增速第一,完全有能力和有条件发挥在环渤海经济圈中的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因此,要从各个方面进一步提升天津城市的竞争力,如进一步解放土地、劳动、资本、管理和科技,转变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等等。天津正在全力实施五大战略举措,即重点发展海河经济、海洋经济、优势产业、区县经济、中小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这些都是天津的优势所在,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对于优势产业,天津作为中国的老工业基地,今后将重点发展和扶植电子信息、汽车、生物制药与现代医药、无缝钢管和高档金属制品、石油化工海洋化工精细化工、新能源6大支柱产业和12大产品制造及加工基地。预测到2010年工业总产值超过1万亿元,工业增加值超过2400亿元。围绕区县经济发展,重点建设5个卫星城、13个中心镇和100个建制镇。天津约有账面净资产500亿元的中小国有企业可供境内民间资本和外资兼并收购。为了促进境内外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必须在建立完善的一系列中介服务体系的基础上,发展产权交易市场。
在天津和北京的协同发展上,有关方面也已经有了思路。两市已在酝酿策划京津塘城际铁路专线,增建2条京津高速公路,接通京津塘轻轨交通等建设方案。随着北京、天津、唐山等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必然加强,环渤海地区将成为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2003年上半年,京津地区召开京津塘科技新干线论坛,京津政府宣布了八条战略合作措施,来促进京津协同发展。这八条措施是:共同构造、形成高新技术产业链,增创产业新优势;共同实施差异化竞争战略,增创竞争新优势;共同打造一体化流通市场,增创市场新优势;共同加强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增创科研新优势;共同促进环境协调发展,增创生态新优势;共同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增创交通新优势;共同创新区域利益分配机制,增创财政新优势;共同建立各园区政府间合作、协调机制,增创合作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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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极推动产业整合,建成世界制造业基地
环渤海地区不仅要进一步发展制造业,而且还要发展成为以京畿圈、山东半岛、辽中南地区为支撑的世界重要的制造基地之一。世界制造业正在经历从欧美日韩向中国大陆的转移,中国已经进入新的重工业化阶段,正在迅速成长为世界制造基地。环渤海地区,特别是京畿圈、山东半岛、辽中南地区是中国与世界的结合部,近邻日本、韩国,同时又都是中国目前最主要的制造业集中地区之一,建设世界制造基地,既面临重大机遇又具备优越条件。
环渤海地区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需要从许多方面努力。比如,要加快现有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依靠技术创新抢占产业技术的制高点;要通过制度创新,尽快建立起机制灵活的、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体制;推动区域内产业的跨省市重组,实现环渤海地区的产业整合,以此形成区域整体竞争优势。
推动环渤海区域产业整合可以采取以下对策。一是要调整不利于跨地区重组的体制和政策尤其是税制和金融体制,如改变按隶属关系纳税的办法,企业所得税全部改为属地征税;改变按行政区划贷款,银行存款不能异地贷款使用的原则,对不同地区注册的企业一视同仁,根据企业还贷能力发放贷款。二是在产业整合过程中,要加快现有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依托科技力量来加速产业的整合。三是要强化政府对跨地区重组企业的支持手段,如充分利用区域联合协作贷款、允许企业发行股票上市、企业兼并破产中给予呆坏帐核销及债务清偿时免息等优惠政策。四是要培育和建立跨地区产权交易市场。
(四)统筹决策,促进环渤海一体化
一个区域的发展,往往不能光就某个行政区划为出发点来考虑,要通过区域内各省市的协调统筹。环渤海地区在协调发展方面应该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建立区域统筹管理的机构。要加强区域的统筹管理,建立行之有效的区域统筹管理的机构,例如长江三角洲有市长联席会议,就整个长三角的重大事项进行协商讨论,长三角的学术会议也是年年召开;珠三角也有这样类似的机构。所以环渤海要建立这样的协调和仲裁机构,重点研究制定区内产业发展战略以及协调解决区内跨省市协作、联合、重组涉及的各方利益关系,减少经济活动的摩擦。
(2)制定区域发展的总体规划。要推进环渤海的一体化,必须要制定区域发展的总体规划,以避免重复建设和内部恶性竞争。尤其是面对不同的行政主体,不同的区域定位,要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复合体,规划制定和学术研究要走在前面。
(3)构建京津冀交通的网络化体系。实现区域一体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交通体系的完善。京津冀北、辽中南和山东半岛等地区,可尽快形成以通勤为轴线的交通通道,将中心城市的一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扩散到近郊、远郊以及周边城市。反过来,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可以借此承担一部分中心城市的功能,强化空间、功能上的互补。环渤海地区受传统重化工业的影响,运输对象过分偏重能源、原材料等大宗货物,铁路运输依然是长距离运输的主力,下一步要加快公路运输和城市间轨道交通发展,发挥人流、物流运输的主渠道作用。
(4)完善区域内部合作机制,比如,建立异地银行间的结算体系,企业异地注册等。
(5)消除各种关卡,建立环渤海地区统一大市场,使资源、人才、资金、企业资产等生产要素在区域内顺畅流动。
(五)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积极引进外资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是实现经济起飞的必备条件,要实现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绝对不能忽视民营资本和外来资本。
要放宽民营企业投资领域,根据民营经济的综合投资能力,即包括经济实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等,引导他们进入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运输等现代产业。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改造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甚至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实
行股份制改造以后,可适当参股。
为促进环渤海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1999年以来,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内蒙等6省市区的工商联已经举行了4次环渤海地区非公经济发展研讨会,希望以此推动这一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在环渤海地区投资的民营企业家,要扬长避短,突出主业,培育核心竞争力。还要提高企业家的素质,提高他们对市场的敏感、决策的艺术、吸引人才的魅力和诚信的品格。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结构;结构调整;优化升级
党的十七大指出,我国已经到了以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的阶段,不调整就不能继续前进,不调整就不能健康发展。调整结构是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扩大国内需求,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性措施。只有把经济结构理顺,才能真正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才能进一步增强发展后劲,使我国在21世纪更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目前湖北工业主导产业包括汽车、冶金、石化、机电和轻纺等支柱产业。其中:汽车、钢铁、石化3个销售收入过千亿元的产业,其中有两个属于重化工业。湖北省具有发展钢铁、汽车、房地产业得天独厚的条件及良好的市场前景。综合考虑应确立湖北省的主导产业为:以轿车为主的交通设备制造业、以钢铁为主的冶金工业、以水电为主火电为辅的电力工业、以居民住宅为主体的房地产业、以商贸和信息业为主的第三产业。
湖北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模式。湖北的工业化已经发展到重化工业阶段。2007年重化工业完成增加值2347.37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71.9%,重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25.6%,重工业对GDP的贡献率达40.7%。能源在工业产品的成本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工业能源消耗量仍逐年增加。湖北省经济增长方式仍显现粗放,传统的“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成本、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式经营方式得到根本改善。
这一增长方式受到目前经济环境的制约和挑战:一方面,能源价格上涨攀升使高耗能产业生产成本压力加大;另一方面,工业经济的发展以高能源消耗为代价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改善,当经济疲软时,市场需求不足,高成本难以消化,建立在高成本基础上的高价格难有竞争力;此外,这些产业主要靠银行贷款发展生产。企业资金链条必然出现一定程度紧张,而下游产品市场需求变动不大情况下,高速增长也将难以为继。
因此,在当前全球经济下滑累及我国出口之际,通过各种政策保适度增长有其必要,但必须明确的是,湖北省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在转型。如果我们甘于长期以来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地位而不思进取。如果我们继续沾沾自喜于“世界工厂”的称号,满足于不断扩大出口份额,而对整个经济体系的脆弱性浑然不觉,那才是真正的危机。历史经验表明,每次全球性危机,也是全球性产业大转移的时机。因此,我们应把此次危机变湖北省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优化升级和蓄势待发的一次机会。具体地说,要把促进经济增长主要由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对物质资源消耗的增加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主动创新转变。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湖北省的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如何在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变“危机”为“机遇”,实现湖北省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对湖北省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及优化
所谓产业结构优化是指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过程。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为提高经济效益,要求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根据科技水平、消费需求结构、人口基本素质和资源条件,对原先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使各产业协调发展;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产业结构根据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顺序由较低阶段或层次向较高阶段或层次演进的过程。
对湖北省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及优化,重点要理顺以下关系:
一是理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展的关系。加速解决历史欠账较多的社会公共事业发展。
二是理顺投资和消费的关系。
三是理顺三次产业的关系。
四是理顺高新技术和传统产业的关系。既立足于当前的经济结构和优点,同时加大新技术开发和转化,重视高新技术产业的培育及规模化。
经济结构调整的途径通过宏观调节、经营主体调节和市场调节3个方面相结合来实现。宏观调节是经济政策制订者、监管者调节;经济活动主体调节是自我调节;市场调节是需求变化,自发调节,价格是其表现形式。
具体来说,政府的调控手段是采用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三大政策”;财政减收增支,金融的降息,产业政策的支持,政府的采购等来实现。企业的自我调节,通过对产品结构和质量升级,节能降耗,提高效
率来实现。市场调节则会导致需求的转变,从而引导企业生产品种和数量的调整。
二、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当今世界高技术产业发展所带来的一个巨大变化是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竞争的焦点已不仅仅是最终产品的竞争,而是研究开发方向选择与速度的竞争,是研究开发实力的竞争。或者说,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成败,事实上在选择研究方向的同时就决定了。因此,发展中国家的高技术产业要完成从劳动密集型环节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环节的转变,完成从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的攀升,必须要通过由组装向加工再向制造以至创造的转变,这既是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产业技术学习和升级的一个必然过程。
加快湖北省技术创新步伐,利用机遇,如通过收购兼并,获得新技术和进入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一般为知识密集型产业,有着强大的向下兼容能力即改造传统产业的能力。因此,实现技术创新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积极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把先进科技与传统支柱产业结合起来,实施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
按照“有限目标、突出重点,优势优先、滚动发展”的方针,走错位式产业发展的路子,通过重点发展立体化的农业、现代服务业,降低重化工业的比重,改变产业结构偏重的格局。包括:
一是加快培育和发展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三大高新技术产业。在抓好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三大高新技术产业群,促进工业由大变强。
二是重点发展湖北省传统优势产业。湖北的一些传统主导产业、重点发展产业在全国仍具有一定竞争实力的,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市场份额都较高。应优化和升级。高新技术产业如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产业的发展较为滞后,应加快发展。围绕湖北省汽车、冶金、石化、机电和轻纺等支柱产业,组织关键技术和装备的攻关及高新技术改造,使企业脱胎换骨,培植一批高新技术骨干企业,促使电脑软件、生物制药、汽车电子、新材料、环保设备及制品等高新技术产品上规模、上水平,形成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在新型工业化方面,要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光电、信息、生物、新材料等产业,促进工业由大变强。
三是积极推进企业自主创新,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
四是要大力发展高技术生产业,如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现代物流业,并促进其与高技术制造业的融合发展。
总之,在产业政策上,湖北省应该有产业发展的战略思路,为提高主导产业竞争力创造条件;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使劣势产业和企业顺势淘汰合理退出,防止资源浪费和低效率使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作用,使资源向名牌产品、名牌企业集中,向主导产业、优势产业集中。加快建立健全工业科技风险投资基金,加大政府、企业和社会科技投入,积极推进科技与产业结合等方式。
三、围绕主导产业实施产业集群战略,形成中小企业集群发展
产业集群能提高产业竞争优势,能比竞争对手能获得更优质的相关性支持产业,降低交易成本。通过相关性扶持,获得协同效应、扩散效应,获得规模效应,提高了区域经济竞争力。产业集群,围绕某一个产业(一般指关联度较大、实力较强的主导产业),把其邻近的产业链纵向上下游企业或横向关联的企业及组织,包括供应商、用户,乃至供应商的供应商、用户的用户在地域上连接起来,充分发挥相关产业在竞争中的关联效果。企业之间通过专业化的分工合作,最有效地优化资源配置,在某个行业,某个产业链中,做到极致,形成垄断,成为“单打冠军”。发展块状经济、形成规模竞争,企业集团在技术、资金、规模和品牌上的优势,浙江部分中小企业通过集群化发展,大大提高了区域经济竞争力。湖北省可学习和借鉴浙江经验,因势利导,加大对各县特色的块状经济的扶持,通过中小企业的集群化发展,壮大块状经济,增强区域经济实力,从而进一步垒高经济总量。因此湖北要提升主导产业竞争力,也应该以主导产业为核心,积极实施产业集群战略,降低产业成本,提高产业效率。
四、积极引进民营资本、外资等非国有资本,优化企业资本结构
湖北主导产业的国有经济比重仍然偏高,可以通过积极引进民营资本、集体资本和外资等非国有股本来降低国有比重,优化企业资本结构,并且通过抓大放小来收缩过长的战线,实现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大力鼓励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个体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和三资企业进入主导行业。据有资料分析,武汉是中西部地区外商最看好的投资地点,湖北应抓住机遇,制定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大力引进外资举办高新技术企业和改造传统产业。
五、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特别现代服务业
当今全球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正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并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全球现代产业价值链的重心已经转移向两端,其附加价值高、利润高,而作为中间的加工环节则附加价值低、利润低,即一般所讲的微笑曲线“V”。在两头,一头是研发、设计,另外一头是供应链管理、销售,都属第三产业。2006年全球服务业的增长已占全球GDP的70%。服务业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同时也具有非常明显的吸纳劳动力,扩大就业的特点。发达国家由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导致产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软化的趋势,制造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而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的金融服务业与高技术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遗憾的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在我国却是短板。2006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仅为39.5%,劳动就业占全部就业比重仅为32.2%,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我国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中不足40%,而欧美发达国家一般在70%以上,即使经济比我国落后的印度,第三产业比重也比我国高20个百分点。我们的服务贸易还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并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从总量看,规模还明显不足;从发展质量看,服务水平偏低,竞争力不强;从内部结构看,传统服务业较为发达,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明显落后;从区域布局看,农村服务业十分薄弱,东、中、西三大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第三产业的落后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不仅不排斥第三产业的发展,反而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是高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做到“增产减员”,从而为就业人员向第三产业转移提供了物质基础。
二是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也提高了对第三产业的需求,如金融业、信息业、教育事业等。
因此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可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改变了长期以来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同时服务业的发展还可在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地发展,扩大就业,节能降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节 选题意义 1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结构 2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 3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点 3
第二章 文献综述 4
第一节 西方古典消费经济理论 4
第二节 西方当代消费经济理论发展 5
第三节 当代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理论研究成果 6
第三章 浙江省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状况 7
第一节 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总体发展情况 7
第二节 用恩格尔定律分析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情况 9
第三节 用ELES模型分析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情况 10
一、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的引入 10
二、ELES模型的运用及相关数据的处理 11
三、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分析 13
第四章 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特征的比较分析 15
第一节 影响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因素分析 15
一、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外部环境因素 15
二、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内在因素 16
第二节 浙江城乡居民消费情况差异分析 17
一、浙江城乡居民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消费行为 17
二、浙江城乡居民消费者所处的外部环境具有较大差异性 17
三、浙江城乡居民消费者行为有显著差异 18
第五章 研究结论及建议 19
第一节 研究结论 19
第二节 政策建议 21
一、加强宏观调控,引导城乡居民投资和消费行为 21
二、采取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抑制收入差距的无序扩大,提高整体消费倾向 21
三、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理顺供需关系,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 22
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小居民消费的不确定因素,释放居民储蓄,促进消费增长 22
五、分层次引导居民消费行为 23
【参考文献】 25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选题意义
居民消费行为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居民消费需求、消费能力、消费偏好的综合体现。
众所周知,居民消费是拉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源动力,而居民的消费行为是影响消费的内部因素。近几年来,国内消费需求一直疲软。据调查发现,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出现长期下降趋势,居民消费需求呈现明显不足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关系到城镇的发展,也关系到农村,甚至全社会的发展。因此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如何通过刺激消费,拉动国内消费需求,促进社会扩大再生产良性循环,促进经济良性增长。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城乡居民消费的差异变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由于长期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我国城乡之间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城镇较发达而农村比较落后,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别是一项反映城乡差别的重要指标,其集中体现为城乡居民在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方面的差异。过大的城乡居民消费差异不仅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也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如何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努力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异不仅是建设小康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而且也关系到全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对于从贫穷逐渐走向富裕的国家和地区,消费水平的提高,是生活条件改善与生活质量提高的首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经济一直保持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但是与此同时,消费的增长特别是边际消费逐年递减;“十一五”期间扩大消费需求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而消费需求不足、消费率低下的问题将是当前一个时期必须直面的严峻问题。因此如何扩大居民消费、增强消费对整个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是目前各方面普迫关注的问题。
由以上几方面原因可以得出,研究消费以及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确实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目前国内此方面的研究并不多,很多研究只是单方面的分析城镇居民或者农民的消费状况,并没有把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把城乡消费差异问题作为研究重点的并不多见,对浙江省的城乡消费情况的比较研究就更是几乎没有。因此,本文希望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小小的探索。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结构
本文以微观层面的居民消费者为分析对象,运用Excel等软件,收集1978-2006浙江省的实际数据(数据来源《浙江统计年鉴2007》等),通过对恩格尔系数、居民消费支出和收入的初步统计分析,来分析浙江省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消费环境,再针对城镇和乡村居民的消费与收入的关系,分别建立回归模型,简单分析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差异。最后,对分析数据得出的结论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关建议与意见。
文章的主要内容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
本文是基于一般理论基础上的实证性分析。因此,总的研究方法为基础理论文献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具体的来说,将采用以下的方法:
1、 文献分析法:主要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来支持论文的研究,包括学校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的藏书和期刊、电子期刊的全文检索、英特网的搜索引擎、各大专业网站等等;
2、 数据处理法:运用统计学原理进行系统调查,确定统计对象,进行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分析,本文主要采取了比较恩格尔系数和建立ELES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方法对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3、 列表法与图示法:将整理好的数据列入表格,或作出相关图示,有助于直观、明了地进行分析处理;
4、 数理分析法:将整理好的数据与理论结合起来分析,以期得出结论;
5、 综合实证分析法:将数据理论结合得出的结论与实际情况比较分析。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点
正如本文的选题意义中所述,研究消费以及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确实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目前国内此方面的研究并不多,尤其是很多研究只是单方面的分析城镇居民或者农村居民单边的消费状况,并没有把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把城乡消费差异问题作为研究重点的并不多见,对浙江省的城乡消费情况的比较研究就更是几乎没有。因此,本文希望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小小的探索。
而本文最大的不足就是题目摄取范围偏大,以我本科四年学习的理论学习和研究水平较难在有限的篇幅内用精练的文字表述全部的研究结果。这也是我论文前期准备工作没有做足而留下的遗憾。因此只得选取重点,即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异方面下手,根据建立模型计算得出的结果做出结论分析和提出建议。
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西方古典消费经济理论
威廉•配第(1623-1687)的消费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主张节制和不必要的 消费,以保证资本和财富的积累。他把消费区分为必要消费和不必要消费,他认为最不利于生产的是用于大吃大喝的消费,其次是用于购买衣料的消费。同时,他提出通过税收调节消费,主张通过征税的办法来控制资金的支出及用途,
亚当•斯密(1723-1790)也主张把资本积累放在首位,节制消费。他认为勤劳和节俭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必要条件,并区分了目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生产性消费与非生产性消费,以及它们不同的经济效果,主张以增加消费来促进国民财富增长,还首次提出了生产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消费,继承了配第节制消费,保证财富积累的思想。
大卫•李嘉图(1772-1823)主张的消费经济理论仍旧是强调资本及财富的积累,节制非生产性的消费。比斯密的消费思想更为深刻的是,他始终把工人及消费者的利益放在首位,在生产与消费、政府税收与人民消费水平等关系上,更多地强调限制政府的非生产性,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他分析了消费欲望、消费需求和消费水平的问题,认为一个人只要有没有得到满足的欲望,他就需要更多的商品;只要他有任何新的价值可以提供出来交换这些商品,那对社会是一种有效需求。
魁奈(1694-1774)是重农主义思想体系的创建者。他的消费经济思想表现在:第一,特别重视消费对财富增长的影响作用。他认为消费是再生产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第二,抨击了法国重商主义的消费政策,提出了重农主义的消费政策。他认为有必要让农民富裕起来,以便让他们消费更多的产品,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第三,提出了“纯产品”学说,主张必需品的供应要得到保证。
西斯蒙第(1773-1842)的消费观点主要有:第一,第一个明确提出了消费决定积累、消费决定生产的基本观点。第二,提出了消费不足的经济危机理论。第三,强调政府对人们的消费行为、消费习惯的指导。他认为,政府应当指导人们消费,并采取措施发展消费品生产和便利消费品的销售,制定合理、公平的消费税制度,切实关心消费者的利益。
第二节 西方当代消费经济理论发展
凯恩斯(1883-1946)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认为,消费支出与实际收入之间保持着稳定的函数关系,每个消费者都是根据其现期绝对收入个人可支配收入来决定其消费支出和储蓄所占的比例。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的消费支出固然也会增长,但消费支出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却在不断减少。他的绝对收入理论是假定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只受当期绝对收入影响,不受其过去收入和其他人消费行为的影响。
杜森贝里(1918- )在《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中提出的相对收入从动态角度分析消费函数,是对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的一种修订和补充。他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其自身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周围人的消费行为及收入与消费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杜森贝里从消费的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两方面解释了长期消费函数与短期消费函数的矛盾。他认为,在短期内消费函数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而使消费与收入偏离长期固定比例,但在长期过程中,人们的消费要受示范性和棘轮效应的影响,使收入与消费保持一个稳定关系。
弗里德曼(1912- )消费函数在假定消费者行为的目的是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认为在比较长的时间尽管收入在人的一生中是不稳定的,但消费却是平稳的并从持久收入、持久消费、暂时收入、暂时消费的角度重新解释了收入消费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的关系。
莫迪里安尼(1918-2003)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个人消费或储蓄行为并不仅与现期收入有关,他总是试图把自己一生的全部收入在消费和投资(即当前消费和计划消费)之间做最佳分配,从而获得最大效用。
罗伯特•E•霍尔(1978)在持久收入假说的基础上引入了理性预期,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该假说认为,如果财富或永久性收入的估计和今后的消费都以理性预期为基础,那么,由消费或收入过去的变化反映出来的过时信息对现期的消费变化不应有任何影响。
戴维森等人(1978)提出的误差修正机制模型(ECM)。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区分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过程。它首先假定消费C与收入Y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C=KY,消费者将依据前期消费与收入的关系对均衡比例K的偏离程度不断调整消费。因此, ECM 描述的是消费者利用控制变量C逼近或维持均衡比例K的过程。该模型的优点在于把解释消费变量的长期与短期作用分离出来,并特别把长期作用的动态均衡机制显示出来
利兰德(1968)在《储蓄和不确定性》一文中,首次分析了产生预防性储蓄达到必要条件。预防性储蓄是指风险厌恶的消费者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导致的消费水平的急剧下降而进行的储蓄。利兰德认为在引入不确定性之后,消费者不再只是将财富平均分配于整个生命周期,还有另一个防范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重要作用,其边际效用函数不再为线性函数。由于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使得消费者选择当期少消费而多储蓄。
第三节 当代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理论研究成果
袁志刚和朱国林(2002)指出必须在消费理论框架内研究收入分配和总消费的关系,并总结了不同消费理论对收入分配与消费行为的看法,认为收入分配确实会影响总消费,但该文并未用这些理论解释中国经济。
范建勇、朱国林和严燕(2002)在前者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经济特征,把我国消费者按照不同收入水平分类,研究了他们不同的消费倾向,证明了我国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储蓄倾向偏高,中间收入水平的消费者是消费需求的主力军,他们的研究完善了我国经济转型期收入分配与总消费的理论框架。
王玉华和孙凤(2001)利用1991-1998年的时间序列资料分析了我国城市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得出不确定性对即期消费有负影响的结论,我国居民储蓄行为中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
施建淮、朱海婷(2004)利用1999-2003年35个大中城市居民储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他们认为居民的储蓄行为中的确存在预防性动机,然而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强烈,并且指出我国储蓄占有结构不平衡问题才是储蓄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叶海云(2000)从理论上证明伴随着消费变化而产生的流动性约束使我国居民不得不确立短期储蓄目标,其现期消费水平不是由现期流动性资产和收入水平而是由短期收入流和短期储蓄目标决定,因而现期消费低于最优水平,但是他并没有为此结论提供实证证明。
刘建 民、欧阳俊、秦宛顺(2003)通过相关性检验得出我国居民总体消费增长与流动性变量的一阶滞后项显著正相关的结论,因此我国居民总体消费不存在流动性约束他们对不同收入组的城乡居民消费特征数据与借贷数据的分析也表明城乡居民家庭的消费特征与面临有效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行为特征不符合,从而得出我国居民消费决策并未面临有效流动性约束的结论。
第三章 浙江省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状况
第一节 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总体发展情况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浙江作为沿海开放省市中的佼佼者,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居民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升高,居民消费支出也不断跃上新台阶,从表3-1可以清楚地看到1978年以来浙江省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发展情况(除恩格尔系数外,单位均为元)。
表3-1 历年浙江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总表(1978-2006年)
年份 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纯收入 人均消费性/
生活消费支出 食品支出 恩格尔系数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1978 332 165 301 157 — 93 — 59.1
1979 — 195 — 175 — 100 — 57.1
1980 488 219 428 192 — 109 — 56.8
1981 523 286 476 267 264 147 55.6 55.2
1982 530 346 471 302 270 170 57.3 56.3
1983 551 359 484 326 288 183 59.5 56.2
1984 669 446 795 369 407 202 51.3 54.6
1985 904 549 795 474 407 247 51.3 52.1
1986 1104 609 969 561 492 282 50.8 50.3
1987 1228 725 1100 659 570 320 51.8 48.6
1988 1589 902 1453 839 741 389 51.0 46.4
1989 1797 1011 1556 927 851 445 54.7 48.0
1990 1932 1099 1604 946 885 436 55.1 46.1
1991 2143 1211 1806 1027 992 518 55.0 50.5
1992 2619 1359 2154 1112 1111 548 51.6 49.2
1993 3626 1746 2856 1263 1417 633 49.4 50.2
1994 5066 2225 4079 1680 1945 800 47.4 47.6
1995 6221 2966 5263 2378 2489 1198 47.0 50.4
1996 6956 3463 5764 2702 2714 1367 46.9 50.6
1997 7359 3684 6170 2839 2723 1378 43.9 48.5
1998 7837 3815 6218 2891 2644 1362 42.5 47.1
1999 8428 3948 6522 2806 2629 1293 40.3 46.1
2000 9279 4254 7020 3231 2752 1406 39.2 43.5
2001 10465 4582 7952 3479 2888 1449 36.3 41.6
2002 11716 4940 8713 3693 3474 1508 37.9 40.8
2003 13180 5431 9713 4287 3558 1637 36.6 38.2
2004 14546 6096 10636 4659 3851 1839 36.2 39.5
2005 16294 6660 12254 5215 4140 2011 33.8 38.6
2006 18625 7335 13349 5762 4393 2141 32.9 37.2
本表格数据来源:《浙江统计年鉴2007》
表3-1中几项专有名词解释如下:
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是指被调查城镇居民家庭在支付个人所得税之后,所余下的实际收入。
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是指农村常住居民家庭总收入中,扣除从事生产和非生产经营费用支出,缴纳税款和上缴承包集体任务金额以后所剩余的,可直接用于进行生产性、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生活消费和积蓄的那一部分收入。
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是指被调查城镇居民家庭用于日常生活的全部支出,包括购买商品支出和文化生活等非商品支出,不包括罚没、丢失款和缴纳的各种税款,也不包括个体劳动者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
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是指农村常住居民家庭用于日常生活的全部开支,是反映和研究农民家庭实际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
若将表3-1中的数据制成曲线图,我们可以更明显地看出,1978年以来浙江省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无论城镇还是农村,一直稳步上升,特别是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增幅更是逐年变大。同时,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总是明显高于农村,且增长曲线斜率明显大于农村,说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镇居民消费发展速度和程度大于农村。
图3-1 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支出曲线
第二节 用恩格尔定律分析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情况
消费结构是指各类消费支出在总消费中的比重,是实现了的消费需求。对消费结构的研究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结构的研究将宏观经济中的消费理论与消费实际联系起来,为宏观消费问题提供了实证研究的角度、方法以及应用。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普遍认为,分析消费结构,对于了解消费者行为,研究产业结构及其变动方向,研究社会消费水平以及消费趋势,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消费结构的研究成果中,最重要且有广泛影响力的是恩格尔定律和恩格尔系数。
1857年,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在研究英、法、德等国家不同阶层的家庭调查资料时发现了一个定律:一个家庭或个人收入越低,其食品支出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反之比重则越小。随着家庭和个人收入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消费支出比例将逐渐减小。对于国家而言,越穷的国家,每个国民平均支出中购买食品的比例越大。这一定律被称为恩格尔定律(Engel's Law),反映这一定律的系数被称为恩格尔系数。用公式表示为:
思格尔系数(%) = 食品支出总额 / 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总额 * 100%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世纪年代根据恩格尔系数确定了划分贫富的标准,恩格尔系数与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关系如下:
EC>60,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50<EC≤60,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处于温饱阶段;
40<EC≤50,居民生活消费实现小康水平;
EC≤40,居民生活消费趋向富裕。
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浙江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来分析我省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状况及其变化情况。将表3-1中的1978年以来反映我省城乡居民消费情况的恩格尔数据绘制成折线图(见图3-2)。
从图3-2中我们可以看出,按照联合国规定的标准,浙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在1981-1992年处于50到60之间,说明这一时期浙江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处于温饱阶段,1993年以后浙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基本在40-50之间并逐年呈下降趋势,城镇居民生活消费达到小康水平,2003年以后浙江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开始小于40,城镇居民生活消费趋向富裕;浙江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一直处于50-60之间,除了七十年代末期接近60,之后逐年下降并于1990年达到46.1,从这个数据说明八十年代末浙江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先进入小康,但九十年代初期三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重新回到50以上,直到1997年这个数值才回落并在以后继续下降。
图3-2 浙江省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折线图
总的看来,浙江省二十多年来恩格尔系数的总体趋势是下降的,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9.1%,到2006年的37.2%,城 镇的恩格尔系数从1981年的55.6%到2006年的32.9%,无论城镇农村,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都日益提高.且进入九十年代后,浙江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平均一直比农村的要低,消费水平较农村居民高。
第三节 用ELES模型分析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情况
一、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的引入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是在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S,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弥补了LES模型理论逻辑上的不足,是近年来研究居民消费的重要工具。ELES需求支出函数为:
piqi = piγi + βi ( I – pjγj ) i,j = 1,2,……,n (1)
定义域:pi>0, 0≤βi<1, Σβi≤1
在(1)式中,pi 为商品i的价格,为商品i的实际需求量,γi为维持生活的基本需求量,I为消费者总收入,βi 为消费者对于商品i的边际消费倾向。其模型的解释是:消费者对商品i的需求支出额为两部分之和,第一部分为该商品的基本需求支出;第二部分是总收入减去所有商品的基本需求支出后剩余部分中用于商品i的部分,其边际消费倾向份额为βi 。
又有V = piqi,V为消费者进行各种消费的总支出,是由消费者购买行为内生地确定。可以将(1)式写成计量模型形式:
Vi = piqi = (piγi – βi pjγj ) + βiI + ui = bi + βiI + ui (2)
其中ui为随即误差项,利用常用的最小二乘法可求出(2)式中的参数bi和βi的估计值。然后利用bi和βi的估计值可以求得商品i的基本需求支出piγi;
pjγj = bi + βi bi /(1 - βi) (3)
同时可以求出商品i的需求收入弹性ηi为:
ηi = (ӘVi / ӘI)* (I / Vi) = βi (I / Vi) (4)
二、ELES模型的运用及相关数据的处理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居民消费性支出分为8大类:食品类、衣着类、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类、医疗保健类、交通和通讯类、娱乐教育文化类、居住类、杂项商品和服务类。以下部分的计算将运用ELES模型,利用时间序列和截面两种不同类型的数据,对浙江省城乡居民的消费进行分析。
1、按时间序列数据分析
不同年份的居民各类消费支出就可以构成时间序列数据。利用1996-2007年浙江统计年鉴资料,可以综合整理得到时间序列数据,再利用EXCEL软件的“数据分析”功能,得出ELES模型中(2)式的参数bi和βi的估计值(见表3-2)。参数估计值下面括号中的数据为该参数的T检验值,R2为判定系数(R2<1, T、R2值越大,表明该线性越显著,通常T>2即可,表3-3同表3-2)。
表3-2 ELFS参数估计表(时间序列数据)
支出项目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bi βi R2 bi βi R2
食品 1380.566
(11.75) 0.166
(16.25) 0.964 529.253
(7.64) 0.214
(15.27) 0.959
衣着 79.460
(0.82) 0.065
(7.70) 0.856 -5.398
(-0.21) 0.046
(8.79) 0.885
家庭用品设备、服务 731.237
(8.43) -0.007
(-0.95) 0.082 37.648
(2.04) 0.031
(8.45) 0.877
医疗保健 -87.925
(-1.39) 0.058
(10.57) 0.918 -156.642
(-9.29) 0.083
(24.38) 0.983
交通和
通讯 -1017.920
(-7.24) 0.180
(14.78) 0.956 -355.451
(-8.81) 0.142
(17.33) 0.968
娱乐、教育文化 -304.778
(-3.96) 0.132
(19.71) 0.975 -246.865
(-6.81) 0.139
(18.89) 0.973
居住 -20.429
(-0.59) 0.068
(22.93) 0.981 12.892
(0.261) 0.132
(13.23) 0.946
杂项商品和服务 191.804
(3.94) 0.013
(2.99) 0.472 58.563
(3.23) 0.008
(2.27) 0.339
合计
消费支出 991.517
(5.41) 0.671
(39.14) 0.994 -125.951
(-1.14) 0.795
(35.48) 0.992
资料来源:根据《浙江统计年鉴》1996-2007年有关数据整理计算
从表3-2中可以看出,各支出项目参数估计值中,不考虑杂项商品和服务项目后,城镇居民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项目对应参数βi的估计值T过低,不能通过检验,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衣着项目对应参数bi偏低,R2也相对其他项目的判定系数偏低,而其余各项对应参数βi的估计值都能通过检验,并且判定系数R2都很高,线性显著。
2、按横截面数据分析
在对居民消费商品和劳务的种类进行分类的同时,为研究居民消费能力的层次性,还可按家庭的年收入不同进行等级分组,由低到高依次分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同一年份不同等级收入户的消费各类支出就可以构成截面数据。
利用2007年浙江统计年鉴资料,综合整理不同层次收入户各项消费支出得到2006年城乡居民消费的截面数据,同样利用EXCEL软件可以得到ELES模型中(2)式的参数bi和βi的估计值(见表3-3)。
表3-3 ELES参数估计表(横截面数据)
支出项目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bi βi R2 bi βi R2
食品 1046.579
(13.20) 0.149
(16.71) 0.989 2483.836
(8.91) 0.105
(8.19) 0.931
衣着 94.269
(5.77) 0.036
(19.83) 0.992 135.467
(1.62) 0.067
(18.44) 0.986
家庭用品设备、服务 45.068
(3.51) 0.031
(21.61) 0.994 -66.943
(-2.77) 0.038
(35.73) 0.996
医疗保健 218.547
(8.94) 0.032
(11.69) 0.979 343.019
(2.96) 0.027
(5.35) 0.851
交通和
通讯 32.798
(0.72) 0.082
(16.06) 0.989 -1312.030
(-3.04) 0.214
(11.34) 0.963
娱乐、教育文化 195.298
(4.09) 0.072
(13.36) 0.983 332.046
(7.23) 0.088
(44.06) 0.997
居住 -85.127
(-1.48) 0.109
(16.78) 0.989 238.624
(4.19) 0.055
(22.143) 0.990
杂项商品和服务 22.035
(1.28) 0.014
(7.19) 0.328 -85.207
(-5.68) 0.0288
(43.95) 0.997
合计
消费支出 2068.815
(18.35) 0.618
(125.42) 0.9997 1555.963
(30.45) 0.573
(99.67) 0.9997
资料来源:根据《浙江统计年鉴2007》有关数据整理计算
从表3-3中可以看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各支出项目参数估计值中,除去杂项商品和服务项目外的其他所有项目对应参数βi估计值都能通过检验,并且判定系数R2都很高。
三 、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分析
由表3-2和表3-3可知,2006 年浙江省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61.8%,1995-2006年的边际消费倾向为67.1%;2006年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57.3%,1995-2006年边际消费倾向为79.5%。2006年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比长期边际消费倾向都有所下降,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了5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则下降了超过20个百分点。这个数据一方面验证了国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的居民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大于短期边际消费倾向的结论,另一方面也说明浙江省城乡居民由于受到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各项社会制度改革和收入预期的影响,他们通过减少消费支出、增加储蓄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对比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还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显著低于农村居民,但短期边际消费倾向,特别是2006年这一年的边际消费倾向却比农村居民高。这种现象值得引起关注,说明近年来,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已经大幅上升,而相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城镇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更不确定,不得不放弃更大比例的现期消费支出,以更高的储蓄率来应对未来可能增加的支出。因此,稳定城乡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进一步提升边际消费倾向对促进浙江省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比各类消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可以看出:浙江省城乡居民的消费重点主要集中在食品、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几个方面,其边际消费倾向都较高;而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浙江省城乡居民食品支出边际消费倾向很高,特别是在时间序列数据中农村居民食品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达21.4%,虽然2006年城乡居民食品边际消费倾向有所减少,分别为 14.9%和 10.5%,但这还是表明目前浙江省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阶段,食品支出还是消费支出最为重要的构成之一,且作为沿海经济开放较为高度的浙江省,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并不如人们想象中的落后于城市,而是已经开始赶超城镇居民。
城乡居民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两项支出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特别是2006年农村居民交通和通讯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占据了首位(21.4%),这说明经济发展强化了农村居民的时间和信息观念,特别是像发展民营、私营企业的乡镇中,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有了巨大的变化;也说明教育制度改革对城乡居民支出的影响不容忽视,它们反映了城乡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和对教育的重视,对消费结构的改善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项目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不高,这说明城乡居民对家庭高档耐用消费品及家庭劳务、医疗保健服务等较高档次的消费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浙江省城乡居民居住项目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有较大的差别:长期边际消费倾向方面,城镇居民较农村居民低,是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住房体制改革前,城镇居民可以享受分房和相关住房保障,虽然1998年我国进行住房体制改革,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在一段时间内城镇居民仍然不用为住房担心,其边际消费倾向并不高;而本世纪以来,由于不再享受单位分房等相关福利,买房成为城镇居民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而日益飙升的房价也使城镇居民身上的负担加重,消费支出大幅增长。相比较而言,浙江省农村居民的住房消费支出增长很快,其住房需求却比城镇居民得到了更好的满足。因此2006年数据表明,浙江省城乡居民在居住项目上的短期消费边际倾向为城镇(10.9%)高于农村(5.5%)。因此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市场,消除各种影响城镇居民住房消费的因素日益重要。
第四章 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特征的比较分析
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在政治、经济七存在着多重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局面至今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城乡差别是这种二元结构的产物。几十年来,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居民的生活也从贫穷经过温饱逐渐走向小康和富裕,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作为较抽象的“消费者”的不同具体形态主体,其消费行为的外部环境和内在设定具有相当多和相当大程度的共性。但是,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依然存在,造成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有很大的差别,这一差别影响了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只有把城镇居民和农村屠民的消费行为分开研究,才能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才能有针对性地对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研究。
第一节 影响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因素分析
消费行为的过程既是消费者的思维、心理过程,也是不断采取行动、产生方案、解决问题的过程。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因素包括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等各个方面。但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方面和制度方面的因素,新古典经济理论将这些方面的因素分为外部环境因素和内在行为因素。
一、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外部环境因素
关于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内在因素主要体现为五方面:
1.消费选择自由
消费选择自由是指消费者在购买消费品和劳务时基本上不受限量、配额和短缺的约束。消费者在不同商品和劳务之间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消费者对消费品和劳务的主观偏好,以及其收入水平,即预算约束大小。
2.价格充分弹性
价格弹性是指当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购买商品和劳务的数量或支出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敏感程度。如果价格下降,消费者对其消费数量增加;相反,消费数量减小。这种增加和减小的幅度受商品和劳务价格弹性的影响,如果价格弹性较大,则购买数量的变化幅度就较大,相反幅度较小。
3.预算约束
预算约束是指消费者购买消费品受到其实际收入的限制。
4.没有流动性约束
流动性约束可以一般地定义为某些个人没有能力用未来收入作担保而获得贷款。流动性约束大小,反映消费者能够用未来收入实现现时消费的可行程度大小,或者是其消费在不同时期的转换能力大小。不能借入而又缺乏金融财富存量的家庭就是流动性受约束的家庭,因为他们所能做的最大消费就是当期所挣得的收入。如果居民消费的流动性约束程度越高,消费在不同时期的转换能力就越差,反之则说明消费在各时期的转化能力越大,即可以用未来收入实现现时消费可行性程度越高。
5.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指消费者在消费的整个过程中,外部环境存在的一些风险性或不可预期性。包括收入不确定性和将来各种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很大,是消费者选择消费与储蓄 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要求并培植了消费者的风险意识,增强了消费者预期的困难,居民在消费安排上更加理性和谨慎,预防性储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加快。
二、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内在因素
关于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内在因素主要体现为四方面:
1、理性主体
即西方新古典经济理论中认为的 “经济人”,特点即其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如消费者所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自身满足——效用最大化;生产者所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自身利润——利润最大化;生产要素所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自身报酬。同时,“经纪人”的经济行为都是有意识的和理性的,不存在经验的或随机的决策,因此又被称为理性人。
2、追求效用最大化
依据新古典理性“经济人”假设,消费者行为最基本、最主要的假定为追求效用最大化,在消费过程中,理性主体——消费者是通过对消费品的合理组合来达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实现效用最大化。
3、规避风险
消费者规避风险与外部环境设定的不确定性相关,由于存在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作为理性主体的消费者存在着规避风险行为,即消费者在购买消费品或进行劳务消费中力求风险最小。
4、时间偏好
由于存有不确定性和风险,在消费的时间选择上,即对现在消费和未来消费的选择上,消费者较看重现在消费,这就是时间偏好设定的基本点。
第二节 浙江城乡居民消费情况差异分析
在考察不同的历史时期居民消费行为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在设定差异的基础上,分析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差异,结果表明:
一、浙江城乡居民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消费行为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居民消费行为所处的外部环境差异明显,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导致居民消费行为不同。
改革开放以前,居民是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在先生产后消费的观念和政策中进行消费的。其消费行为是被束缚的,是近视的;其预算约束是一期的。所以决定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是现期收入,近似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假说。
改革开放后,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同时,城乡消费市场逐渐放开,城乡居民消费选择性增强。几十年的消费欲望被释放后,居民消费热情快速升温,产生了炫耀和攀比思想,同时,预算约束和流动约束有所放松,为居民实现跨期消费提供了条件,因此,这一时期浙江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更近似于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理论假说。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经济体制改革对居民的消费行为冲击很大。一方面,居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预算约束和流动约束大为减小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变迁所增加的各种预期消费支出大大提高,于是居民不得不为将来巨额的预期支出进行预防性储蓄,跨期消费时间拉长,甚至是一生或隔代消费,其消费行为更符合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假说。
二、浙江城乡居民消费者所处的外部环境具有较大差异性
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作为较抽象的“消费者”的不同具体形态主体,其消费行为的外部环境和内在设定具有相当多和相当大程度的共性。但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在政治、经济上存在着多重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所处的外部环境有很大的差别,这一差别具体表现在:
1.消费品分配方式的差异性
城镇居民享受低价供给,福利分配的消费品和各种补贴,农村居民自给性消费占有较大比重。
2.工农业产品比价不同
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受工农产品比价变动的影响,工农业产品比价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显著,改革后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逐渐缩小,这一变化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消费。
3.消费者单位经济功能上的差异
大多数城镇居民家庭仅仅是消费活动的基本单位,而改革后,农村居民家庭一方面是消费活动的基本单位,另一方面又是生产活动的基本单位。农村居民消费者的双重经济功能使其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掺杂在一起,并使其消费者行为增加了一个特定的外部环境设定,即生产经营投入和收入风险的约束。
4.福利制度不同
城镇居民享受包括保证就业和退休、福利性住房、各种补贴、公费医疗和劳保在内的各种福利制度,而农村居民手身份约束,不能享受这些待遇,福利制度的不同对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是明显的。
5.消费环境和消费观念的不同
城乡分割的历史形成农村居民在消费环境和消费观念上远远落后于城镇,拉开了城乡居民消费的差距。
三、浙江城乡居民消费者行为有显著差异
由于城乡居民所处的外部环境的不同变化,浙江城乡居民消费者行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研究表明,浙江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特征差异具体表现为:
1.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和收入取得方式具有明显差异
改革开放后,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力得到了释放,农民收入迅速提高。而城镇经济体制改革使城镇居民工资增加,补贴增加,其收入也提高了。从城乡对比来看,自计划经济时代延续下来的城乡居民这间的收入差距不仅得以保留,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一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同时,城乡居民在收入的取得方式上有明显差异,浙江城镇居民收入以货币形式为主,而农村居民收入有一定的比例实物收入。
2.浙江城乡居民资产存量形式和流动性约束存在一定差别
城镇居民资产存量中,金融资产所占比重稳定上升,流动性增强相对而言,农村消费者实物资产比重较大,资产的流动性较差。城镇居民跨期消费的路径比农村居民要拉长和平坦些。
3.浙江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构成差异明显
这一差异首先表现在自给性和商品性消费支出构成的差异,城镇居民实际收入的主要部分是以货币形式获得的可支配收入,其消费支出的货币化程度相应较高。而农村居民由于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产品特点,决定了农村居民的实物收入在其总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自给性消费在其消费支出中占有较大的比重。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使农村居民生活的货币性收入增加,农村居民生活的商品化、货币化消费程度提高,自给性消费在其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将不断下降,但由于受农村产品特点和消费习惯的影响,自给性消费在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次,浙江城乡居民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构成有显著差异。城镇居民是单纯的消费活动主体,其支出以消费性支出为主,而农村居民消费者具有生 产活动和消费活动为一体的双重身份。由于农村经济采取的形式,农村居民的收入——支出结构中生产性支出占有突出位置。农村居民的个人消费行为不仅取决于上期的纯收入水平和商品市场的供给与价格,还取决于生产的需要。
第五章 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由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消费观念与消费习惯的差别,表现在购买行为与消费结构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的差异。
1、恩格尔系数
总的看来,浙江省二十多年来恩格尔系数的总体趋势是下降的,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1%,到2006年的37.2%,城镇的恩格尔系数从1981年的55.6%到2006年的32.9%,无论城镇农村,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都日益提高.且进入九十年代后,浙江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平均一直比农村的要低,消费水平较农村居民高。更进一步分析:
(1)在外用餐因素。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居民生活节奏加快,同时洋快餐、中餐店遍布大街小巷,为了得到较多的休闲时间,上班族在外用餐比例提高,据一份调查显示,自1995年以来城镇居民在外用餐率每年平均以近20%的速度增长,而农村居民在外用餐率增长速度很慢。
(2)购买加工食品增加。加工食品(尤其是深加工食品)的价值是原料食品的两倍至十几倍,而且近几年城市的超市快速发展也为居民购买食品(尤其是加工食品)提供了方便,所以城镇居民购买加工食品成倍增长,这也是增加食品性支出的原因之一;而农村居民除农忙外,平时空余时间较多,因而通常更多的是购买低值的原料食品,自行加工食用,特别是在近几年现金收入增长较快的情况下,食品性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反而下降了。
2、购买行为
尽管城乡居民存在许多消费热点,但是其购买具体产品的热点及其购买的时间都存在某些差异。
(1)出现的消费热点不同。目前城镇居民出现旅游热,浙江农村居民却表现得很冷清。据调查,浙江城镇居民目前有外出旅游者的家庭达86.9%,未来五年计划外出旅游的高达96%,计划跨省旅游的为73%,计划出国旅游的为33%,旅游消费逐渐升温;而农村居民对“未来五年内最大的支出项目”用于旅游的只有1.47%。
(2)出现购买热的时间不同。从市场产品普及率分析,浙江城镇居民出现家电(四大件)购买热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出现饱和期,而农村居民出现这些产品购买热是90年代中期,饱和期则是90年代末,产生购买热的时间差城乡为十年,产生饱和期的时间差为五年。
3、影响因素
影响城乡居民购买行为因素很多,但从影响其购买行为的因素差异角度分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消费意识的超前性与滞后性。影响城乡居民购买行为的差异,除了收入水平的差异因素之外,还与居民的消费意识有直接关系,城镇居民由于沟通信息比较方便,所以容易受现代消费价值观的影响,消费意识容易超前;农村居民则相反,容易受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所以消费意识较滞后。因此,通常要以城市消费行为来影响与带动农村的消费行为。
(2)品牌与价格的关注程度不同。由于收入水平和消费意识的差异,城乡居民对品牌与价格的关注程度不同。城镇与农村居民在购买动机方面,虽然都把产品“性能”放在首位,但是对品牌与价格的关注程度就不同了,前者对“品牌”关注度居第二位,而“价格”居第三位,后者则恰好相反,“价格”居第二位,“品牌”则居五个因素中的第四位。
(3)影响购买行为信息来源不同。据小天鹅集团一份调查表明,城镇居民选择与购买产品的信息来源首先是广告(包括传统媒体广告与网络媒体广告),其次是亲戚朋友介绍。调查显示,农村居民购买家电的信息来源首先是“看外观与性能”(占48.27%),其次是亲戚朋友介绍与推荐(占36.67%),其三是广告(占14.67%)。这也充分体现农村居民“眼见为实”的消费习惯。
另外,城乡居民购买行为还受消费价值取向、消费环境、消费政策、销售渠道等因素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有关企业在开拓城乡消费市场方面都应认真地研究并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
第二节 政策建议
一、加强宏观调控,引导城乡居民投资和消费行为
当然其前提必须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给居民消费提供宽松和健康的外部环境。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决定了居民消费状况。改革开放引起了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发生实质性变化。改革开放后,特别是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实施,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等消费行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是国家富强,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给人民带来的最直接的利益。
除了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保证外,引导居民健康消费也很重要。随着居民需求结构的转换与升级,居民新的消费热点己形成。居民消费行为在经历了“填饱肚子”—“老三大件”—“新三大件”的消费后,随着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的深入,发展到“住”和“行”高层次消费上。商品化住宅,高档服装和居室文化商品的消费日益多样,同时,交通通讯,文化教育消费支出增加较快。中国未来的消费热点会集中在住房、文化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家用电器的升级换代和家庭轿车等方面。为此,为了引导浙江居民消费行为,相关政府和机构应加强宏观经济调控中,为热点消费品的生产开发和消费提供各方面的支持和服务,满足有经济支付能力消费者高水平消费需求,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二、采取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抑制收入差距的无序扩大,提高整体消费倾向
在保证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采取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抑制收入差距的无序扩大,提高整体消费倾向。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政府要通过加大投资,扩大就业机会,解决目前较突出的下岗、失业问题,改善企业体制,放开国有企业工资,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家和企业员工的激励机制等措施在较大范围提高一般居民的收入水平。对于城镇居民除了职工工资的稳定增长外,还要鼓励各类人力资本的充分发挥和利用,允许人们取得各种合法收入,保护私有财产。
与此同时,还需采取措施改善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尽可能地缩小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 特别是保证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不再降低。从边际倾向递减的规律可见,高收入户居民收入的提高带来的消费要远低于低收入户,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成为制约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增长的障碍。因为,无论是消费结构的转换还是消费梯度的形成,不能仅仅依靠少数富裕阶层,要提高整体的消费倾向,使占人口大多数的中等以上收入水平的消费者具备相应的消费能力。可以通过增加对高收入阶层的征税,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同时加大扶贫力度,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措施缩小收入差距,启动消费。
三、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理顺供需关系,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
浙江省目前出现的消费需求不旺盛、消费结构层次相对处于较低阶段,原因不仅仅是居民支付能力不够,供需脱节、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研究表明,浙江省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基本完成由温饱型向小康型的过渡,并向富裕型迈进,消费结构也由生存型向享受型和发展型转化,对消费品的需求己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提高型”转变同时,城镇还有少数贫困居民,农村大部分居民消费还处于“生存型”和“数量扩张型”阶段。城镇居民新的消费热点将集中在住房、汽车、通讯旅游和文化娱乐等方面,而农村居民新的消费热点主要在于耐用消费品和子女教育。因此,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应稳定发展第一产业、重点调整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满足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另外,在产品结构调整中,既要大力开发高科技含量的“高、精、尖”产品,也不能忽视物美价廉、经济实用产品的生产开发,多层次产品结构是适应不同居民消费层次的客观要求。
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小居民消费的不确定因素,释放居民储蓄,促进消费增长
研究发现,上世纪年代末期,浙江城乡居民消费增长趋缓,有效需求不足表现突出,其重要原因是社会福利制度变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一方面造成居民工作不稳定,如下岗失业使人们降低未来收入的预期,另一方面住房、养老、医疗、就业和教育等方面的改革触及到消费者的福利待遇,居民支出的不确定程度的提高。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居民的风险预期,居民消费变得谨慎,这就促使居民增加预防性储蓄,降低消费倾向。因此要加快改革步伐,增加改革的透明度,减少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只有尽快使教育、医疗、养老、劳保等方面的改革措施明晰化,让居民切实了解到未来的各项支出多大成分由自己负担,多大成分由国家和集体负担,才能增加居民对未来各项支出的理性预期,从而保证其在储蓄与消费中理性地作出选择。相反,如果各项改革措施迟迟不能到位,居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么,必然会导致居民增加储蓄,减少现期消费,以应付未来风险,从而对解决当前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产生一系列不利的影响。针对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保障资金来源不足等缺陷,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应建立多种形式、多种资金筹措渠道、法定报销和自愿保险相结合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在医疗保险,人身保险,失业救济等方面增加扶持力度,让居民解除后顾之忧,对自己未来的消费支出有稳定的预期,从而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促进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
五、分层次引导居民消费行为
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状况的差异,决定了要分收入层次促进消费,这将比针对总体的消费促进手段更为有效。
1、从城市居民看,应分三个层次促进消费:
(1)高层次消费——引导大额消费
对于这一层次的消费群体而言,因其消费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都比较小,收入增加或者是市场价格下降对其消费都没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要尽量促进他们在旅游、文化以及大件物品上的消费,关键是丰富其消费内容、提升消费品位、引导其消费方向。比如开发适合这一群体的文化和旅游消费项目,减少对汽车和住房等消费的行政性干预,同时积极改善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最终达到促进消费的目的。
(2)中等收入消费——促进即期消费
主要以稳定收入增加和改变其心理预期为主。其一是要给他们以收入将会持续稳定增长的信心。其二是要尽快出台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改革的明确方案,让老百姓对未来的支出状况更加明朗,从而改善心理预期,从而增加当期消费。第三是改变居民对于我国价格走势的不正确认识。虽然我国已经开始进入买方市场,但并不意味着价格水平一直下降。而且在加入WTO后也不是所有商品和服务都会大幅降价,像高级轿车和金融服务等有降价可能的商品是当前我国中等收入水平的消费者还消费不着的。国家应给与消费者正确的引导,让居民充分认识到价格上升的可能性和变化趋势并合理安排即期消费。
当前,一方面要防止居民对未来消费升级换代进行大量的储蓄而不利于目前的消费启动,同时也要防止未来升级换代过于集中。当前应当细分消费群体的消费层次,维持消费升级的渐进性,使消费升级成为一个分层次、有步骤的稳定过程。对于中等偏上收入者可以以消费信贷等方式引导一部分中高收入者首先购房买车,对于中等收入者可以增加其文化娱乐消费,对于中等偏下收入者可以增加其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与换代。
(3)低收入消费——刺激日常消费
增加低收入水平居民的收入将对促进整体消费带来较大效用。政府可以考虑以税收和补贴方式调整收入分配增加对低收入水平居民的补贴,如加强社会保障建设,增加对失业(下岗)工人的补贴,完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等等。
2、从农村居民看,主要从两方面启动消费:
(1)对于部分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村居民
他们的消费还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并且正受到各种障碍的制约。这些农民并不缺钱,但是在消费上缺乏和城镇居民一样的平等待遇,比如进城买房受到限制,子女进城上学受到一定的歧视;再加上农村市场消费环境的恶劣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的消费,使得很多富裕农民的消费水平与其收入状况不相一致。对于这部分消费者,主要是对其消费进行科学的引导并且切实改善其消费环境。
(2)对于大部分农民
收入水平低是制约其消费的主要原因。所以要增加这部分农民的消费,增加收入是关键。在当前的情况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其他产业吸收第一产业的 剩余劳动力,使农民在农副业之外的收入有比较大的增长。具体措施包括: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鼓励和保障农民进城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促进农村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重新振兴乡镇企业,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加快小城镇建设等,通过这些措施来改善农民的收入状况,从而使居民的各种需求转变为现实的消费以带动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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