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研究热点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区域经济研究热点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区域经济研究热点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史/方法论/学科体系/现实意义

近20年来，国内外区域经济史研究异军突起，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区域经济个案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区域经济史理论规范的探索，还显得比较薄弱。本文拟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学术界。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坚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宋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第2篇：区域经济研究热点范文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第3篇：区域经济研究热点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全要素生产率演进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3-0038-07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长期持续的高速发展。但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经济中存在的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以及区域经济内部资源配置效率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诸多问题，引起学界对我国经济协调性和持续性的关注和忧虑，并引发了大范围的讨论，蔡、都阳、王美艳，①王小鲁、樊纲、刘鹏，②钞小静、任保平③等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测度、原因剖析以及路径选择等问题进行分析。从新经济增长理论中能够看到，区域经济增长来源于两部分――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其中，技术进步不仅是发达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泉，而且是落后地区利用后发技术优势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科技进步对推动我国经济的协调性和持续性具有积极作用。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区域科技进步的指标，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全要素生产率成为解释我国地区发展差异、收入差异、可持续发展能力差异等诸多问题的重要因素。刘国光、李京文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方式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王志刚等认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④在具体测算分析中，舒元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了我国1952～1990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到结论认为在研究时段内，全要素增长率的增长率约为0.02%。⑤王小鲁用同样的方法计算了我国自1953～1999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认为1953～1978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17%，而1979年至1999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1.46%。王小鲁、樊纲、刘鹏：《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王志刚等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和分解发现，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呈现由东部到西部递减的趋势，这与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相同。而彭国华、李静、郭庆旺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是我国地区差异的重要因素。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此外，在学术研究中，全要素生产率也常用来评价区域经济的发展质量，有代表性的研究如郭庆旺和贾俊雪、林毅夫和任若恩、江春和吴磊等。

纵观现阶段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其在以下几个层面表现出明显的特征：

第一，在研究对象方面：现阶段研究呈现出由整体向微观发展的趋势。首先，在初始阶段，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时序下我国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其次，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开始逐步选择以板块、省份作为研究对象。赵伟、马瑞永对我国自1980～2003年的省域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赵伟、马瑞永、何元庆：《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分解――基于Malmquist生产力指数的实证分析》，《统计研究》2005年第7期。金相郁对1996～2003年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各省区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金相郁：《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与决定因素：1996-2003》，《经济评论》2007年第9期再次，近年来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开始转向对特定微观主体的研究，例如特定行业、城市以及城市群等。李丹、胡小娟、陈丰龙和徐康宁对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王兵、朱宁选择我国银行业为研究对象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王兵、朱宁：《不良贷款约束下的中国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第二，在研究时段方面：现阶段研究呈现出阶段性、选择性的特点。鉴于数据可得性、研究时段一致性等因素的考虑，当前关于国域或省域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多选择改革开放后作为研究时段起点，如支道隆、李京文、郭庆旺和贾俊雪、郑京海和胡鞍钢、李斌和赵新华等，只有少量的研究以建国以后的整体时域为研究对象，将研究时段的起点选择至1952年，如舒元、王小鲁、张军和施少华等。但是纵观这些研究，其所处的年份均较早，而缺乏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这可能与第一点中所论述的关于研究对象及热点的变化相关，从而导致上述研究的时效性受到影响。

第三，在研究结论方面：现阶段研究呈现出一致性与分散性并存的特点。其中，研究结论的一致性表现为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存在以要素投入驱动为主、技术驱动不足的问题，可见张军、张军：《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国的转轨特征》，《经济研究》2002年第6期。邓翔和李建平、邓翔、李建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管理世界》2004年第11期。傅晓霞和吴利学傅晓霞、吴利学：《全要素生产率在中国地区差异中的贡献：兼与彭国华和李静等商榷》，《管理世界》2006年第9期。等的研究；而研究结论的分散性表现为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面。而这些研究结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可能来自于研究数据处理、研究方法选择等方面。因此，选择较低干扰性和较高仿真性的数据处理方法以及尽可能优化的测算方法对于科学、真实的研究结论的获得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上述对于现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文献的回顾和梳理可知，在现阶段的研究中，对于建国以来整体时间段下我国省域及板块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数值估算及演进分解的研究较少，且在现有研究中，由于在数据处理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研究结论存在较大的分散性。在此背景下，本文选择1952～2012年为研究时段，分别以我国整体、四大板块以及各省域为研究对象，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并通过时间及空间双重视角对其收敛情况进行评判，进而结合宏观政策演进的视角对存在特征及变动趋势进行分析，以期为缩小我国区域发展差异，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促进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分解

在现阶段对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的研究中，常用测度方法有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索罗残差法以及基于时间序列的生产函数法。而上述两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局限，例如索罗残差法应建立在完备制度的假设基础上，生产函数法则难以在分析中包含完备的分析变量。此外，格罗斯科普夫指出上述两种方法均建立在研究单元完全有效的前提假设之上，其会导致估算结果有偏。Grosskopf， S.， “Some Remarks on Productivity and its Decompositions，”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no.20， 1993， pp.459-474.

因此在本文中，将采用承认无效率存在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中的曼奎斯特指数法（Malmquist指数）来测算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该方法通过将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能够区分增长来源于技术的进步还是效率的提高，而这样的分解对于相关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以面板数据进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的测算能够提高估算结果的自由度。岳书敬、刘朝明：《人力资本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

本文以1952～2012年为研究周期，利用Malmquist指数对我国28个省在研究范围方面，综合考虑数据可获得性、一致性等因素，本文剔除了、海南的数据，并将1997年成立的重庆市数据划入四川省进行计算，最终选择我国28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为研究对象。（市、自治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计算的数据均来自于各省份统计年鉴，计算过程借助DEAP2.1软件，计算出1952～2012年各年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测算结果。可知，自1952～2012年，我国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1.1%，就其分解结果来看，技术变化上升了02%，而效率变化上升了1%，其中，纯技术效率上升了08%，规模效率上升了0.2%（见图1），说明我国近年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中。

而从时序层面的变化演进来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演进变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段：第一是1952～1962年，在这一阶段中，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规模效率保持持续增长，主要由于建国初期，国家加大投资力度，大力发展重工业，从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在此期间技术水平的低位拉动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第二阶段是1962～1976年，在这一阶段中，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变化的趋势，而波动主要来自于规模效率与技术效率的交替变动，其可能的解释是在等特殊的历史时期中，政策导向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运动式的发展模式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第三个阶段是1976～2012年，在这一阶段中，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平稳上升趋势。其中，纯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均保持了持续的上升趋势，而规模效率变化在1990年之前为负增长，这是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计划调拨的资源配置形式阻碍了规模效率的提升，而在1990年之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逐步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形式，从而促进了规模效率的提升。此外，这一阶段中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以1998～1999年的变动界线，即在1998年之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保持持续较高位增长，最高的年增长率达到15%，而在1999年之后，则进入了平稳增长期，这与郑京海、胡鞍钢、郑京海、胡鞍钢：《中国改革时期省际生产率增长变化的实证分析（1979-2001年）》，《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1期。金相郁金相郁：《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与决定因素：1996-2003》，《经济评论》2007年第9期。的研究结论相近。

同时计算出我国部分省市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变化情况的结果表明，1952～2012年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都保持了上升的趋势。其中，上海的年均增长率最高，为6.8%，其次是浙江、北京、天津，增长率分别为5.7%、4.8%、4%。而上述省市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源于技术变化。这说明在我国现阶段发展中，已经逐步开始利用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通过各种渠道发挥后发优势，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省份为甘肃、贵州、陕西、云南、山西、宁夏、内蒙古。纵观上述省份，除山西省外都位于西部地区。这主要是源泉于历史发展条件、区位优势以及国家战略等因素，使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成为率先发展地区。而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向东部地区进行了包括劳动力、资本以及科技资源等多层次的要素输出，影响了本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此外，上述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区域中所包括的山西、陕西以及内蒙古等省份，都是我国的资源大省、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很高。而结合本文的测算结果能够看到，这些省份在依托资源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能够代表经济增长质量及发展潜力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未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可能陷入了“资源的诅咒”的困境。

为了更明显的表现出我国四大板块之间的差距，下文分别将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部地区作为四个决策单元（DUM），用DEA方法测算1952～2012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结果如表1所示。

第二阶段是1979～1999年：在这一阶段，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呈发散的趋势。发散的速度约为00457。这一阶段的宏观政策背景是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并在经济体制方面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具有倾斜性的扶持政策鼓励生产要素集聚。而中西部地区大量的军工企业及科研单位，由于机制限制，无法对当地科技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贡献。致使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出现较大差异，这一阶段中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便呈现出发散的趋势。

第三阶段是2000～2012年：在这一阶段中，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也呈现出发散的趋势，但相对于上一阶段而言，发散速度有所提高，达到0.0871。在这一阶段中，宏观政策的变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我国已经全面建设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此，中西部大量非支柱性行业的国有企业退出市场，而东部地区通过要素集聚和规模效应实现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导致了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发散速度的提高。第二，我国开始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自1999年我国出台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战略等一系列板块化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以两江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为代表的增长极式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而通过本文的估算能够得到，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仍处于发散的趋势，且发散趋势有所提高。这说明现阶段我国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政策扶持下类似于基础设施建设式的要素投入，属于外延式、追赶式的发展方式。而要形成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就必须充分发挥落后地区的比较优势，以促进科技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突破口，促进实现内涵式和跨越式发展。

2.空间视角下的全要素收敛性分析

为了尽量降低初始发展水平差异对于收敛估算结果的影响，更加清晰的描述不同类型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演进和变动状况，本文采用俱乐部收敛的研究思路，对我国东、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研究时段中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进行分析。

在此，分别对整体研究时段和分阶段研究时段两个层面对上述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

第一，从整体研究时段来看，东、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均未表现出收敛，即呈现为发散状态。这表明，在四大板块内部各省份之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在不断提高。而就发散的速度而言，东部地区发散速度最高，其次分别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这说明东部地区作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其内部省域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增幅最大，说明东部地区各省域经济发展方式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第二，从分时段来看，在1952～1978年中，东北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发散速率最大，而西部地区则呈现收敛状态，但显著性水平为12.87%，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1979～1999年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发散速率最大，而中部地区最小；在2000～2012年中，中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发散速率最大，而东北地区则呈现为10%显著性水平下的收敛趋势。在上述分时段的估算结果中，虽然中国各板块的全要素生产率在绝大多数时段中呈现出绝对β收敛，但是在分时段发散速度的演进中仍然存在一些变动规律，即东部和东北地区都呈现出发散速度波动递减的趋势，而中西部地区则呈现出发散速度波动提升的趋势，特别是自2000～2012年间，中西部地区省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发散速度最高。由于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所代表是区域的科技进步，以及更深层次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陶长琪、齐亚伟：《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差异及其成因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因此，对于这一估计结果表示的规律，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作为建国初期在轻工业和重工业方面具有一定基础的区域，经济发展起步较早，经过建国六十余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的发展，现阶段已经逐步进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期；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在2000年国家陆续出台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的背景下，逐步形成了一批经济增长极。但是由于不同区域对于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导致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性的扩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对现阶段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首先利用曼奎斯特指数法（Malaquist指数）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变动情况进行了测算，并从技术变化和效率变化两个层面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进而描绘其变动趋势及特征；其次，分别从时间和空间双重视角对我国省域及四大板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情况进行了测度，并结合宏观政策背景对可能的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得到了以下几方面的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一，就我国整体而言，从整体研究时段进行分析得出：自1952～2012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分阶段进行分析得到：在1952～1962年、1962～1976年以及1976～2012年间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自1952～1962年为规模效率提升期，1962～1976年为规模效率与技术效率交替下的波动期，1976～2012年为技术效率拉动的平稳提升期，但其中存在1990年左右与1998年左右两个突变节点，这些变动趋势反映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与经济体制的变动及宏观政策的调控相切合，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对市场调控范围和力度的减弱，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重要的作用。

第4篇：区域经济研究热点范文

关键词：广西；区域物流；需求预测；一带一路

一、前言

“一带一路”战略作为我国新时期扩大开放的重要战略，自提出之初就引来全社会的关注。其中西南地区和我国各港口的发展规划成为研究热点。

港口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出海门户，自然成为战略规划的研究重点。围绕着如何充分发挥港口的枢纽优势，许多学者选取连云港、宁波港等重要港口为研究目标，从区位优势、产业特色、人文合作等不同角度进行分析，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西南地区东连中部、西接东盟、背靠西部，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成为“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研究的热点。有学者利用国际区域经济的合作数据，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对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论证西南地区的战略地位，提出加强西南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对策意见。广西地处西南地区与东盟的交接处，又拥有西南地区唯一的出海口--北部湾，可见对广西区域物流发展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广西物流需求预测作为广西物流规划的定量依据和决策前提。从运用灰色理论到组合模型，再到支持向量机。许多学者的研究从模型的改进出发，着重于物流需求预测的精确度。对广西物流需求的研究主要借助定量分析工具，却忽略了类似“一带一路”战略这种外部环境的影响因素。因此本文利用系统动力学构建广西区域物流预测模型，尝试定量模拟政策的影响，对“一带一路”战略下广西区域物流需求进行预测。

二、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主要包括系统分析、因果关系图、系统流图、模型验证四个主要步骤。

1.系统分析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才产生区域物流的需求。区域经济的发展又带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物和流业相关人才的增长，而基础设施和物流人才是区域物流供给能力的支柱。区域物流需求和供给共同构成物流市场，物流市场的繁荣再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些子块的相互联系构成了区域物流系统。但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考虑“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下进行物流需求预测，物流政策子块应重点考虑。因此，广西区域物流系统应包含区域经济子块、基础设施建设子块、物流需求子块、物流供给子块、物流人才子块和物流政策子块。

2.因果关系构建

将系统划分为不同子块后，根据各子块间因果关系进一步细化，便得到因果关系图。本文的因果关系图借鉴广西物流系统动力学相关研究，并在传统广西区域物流因果关系图的基础上进行改进：

（1）当物流需求与供给保持平衡时，物流市场的交易会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当物流供给跟不上物流需求时，则会产生物流短缺并影响物流市场，从而影响区域经济。因此选取了物流短缺和物流交易量连接物流市场与区域经济。

（2）物流需求除了区域经济发展区域内部需求外，重要枢纽区域的物流量还来源于过境物流。因此，将广西物流需求划分为经济需求带动的内部物流需求和连接周边的过境物流。但广西过境物流相关理论研究空白、数据缺乏，很难定量分析。所以选取广西对外贸易额间接反应过境物流量。

（3）根据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指出广西的战略作用主要在于连接东盟和西部，希望成为我国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可见广西将成为面向东盟贸易的“桥头堡”，因此“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广西物流政策将进一步促进广西对外贸易额的增加。

通过上述改进可得因果关系图，如图1所示。

3.系统流图构建

由因果关系图转化为系统流图需要先将相关元素根据VensimPLE软件使用规则转化为可操作的变量和函数，然后根据各变量之间关系转化为流图，见图2。本文为提高预测精确度，选用《广西统计年鉴》1989至2013年的相关数据和WDI数据，并选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单位跟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分析的方法，验证各变量之间关系，推到变量关系方程。

4.模型检验

检验的目的在于考察模型的结构是否正确和牢固，如果输入不同的数据，观察仿真数据结果是否符合期望值。改变不同的参数，观察仿真结果变动反应的敏感度。如过于敏感，则不适合接下来“一带一路”战略影响模拟实验。

（1）结构检验

①方程极端条件检验

令投资增加量和从业人数的增长系数为0（数据文件名为test extreme，原始数据文件名为Current），结果表明实际发生物流量增速迅速下降，基本为零结果如图3。

②变函数为常数

令投资效果系数由表函数变为常数0.1（数据文件名为test INVEffect）投资效果系数为常数时和原值有较大的波动，物流需求量、物流供给能力和物流产业产值有了较大的波动，说明物流产业变化受投资影响较为显著，结果如图3。

（2）行为检验

①参数灵敏度检验

从结果上看，无论需求增长速率发生何种突变，各变量的行为均没有太大差异，只是数值有差别，形状都与原始状态相近，对其他参数测试亦如此，可以说明模型的行为对参数变化不敏感。

三、仿真预测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是物流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广西区政府也将加大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同时广西与东盟国家也将更加积极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大力开展基础设施项目，促进广西对外贸易额增大。随着物流行业的发展，会吸引大量人才加入，提高物流管理能力，促进物流供给能力。对其相关参数更改后结果如图5所示。

1.“一带一路” 是新时期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国家战略，经贸合作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物流基础设施的投资是提升物流供给能力的根本，因此提高广西省的物流投资比例，对于提升其物流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地域方面，广东、广西、云南作为西南地区受到“一路一带”政策影响的重要省份和自治区，都拥有良好的地域条件。从物流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广东作为国内经济和物流发展较为发达的省份之一，其2009年至2013年物流投资占GDP的比重平均为3.6%。云南物流投资占GDP的比重平均约为7%，虽然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在物流建设方面投资力度较大。因此以周边省份投资情况为对比，本文假设广西在物流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保持原来的投资比例为3%，从2014年起增加到3.6%。

投资比例=0.03+STEP（0.006，2014）

2.随着“一路一带”政策的颁布，广西和东盟的进出口贸易额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2002-2014年广西与东盟的贸易额由6.3亿美元增长到198.9亿美元，年均增长33.4%。由于广西和东盟贸易额作为其进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假设2014年以后进出口贸易总额较基准情景增加到40%。

policy OBOP=1+STEP（0.4，2014）

3.随着“一路一带”政策的颁布实施，广西省物流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刺激物流业从业人员的增加。因此为了观察长期效果，随着广西和东盟进出口贸易额的提升比例，假设物流业从业人员增加率由原来的0.52，在2014年以后增加至0.728。动力学方程变为：

从业人员增加速率=0.52*policy employee，

policy employee=1+STEP（0.4，2014）

比较方针前后，物流产业变化：

从数据可以看到，自“一路一带”政策颁布以来，随着广西物流投资比例，进出口贸易，以及物流从业人员的增加，广西物流业有了较大发展。比较两场景变化，2015年在“一路一带”场景下，物流需求量较基准情景提升了13%，物流产业产值较基准情景提升了0.2%。到2020年在“一路一带”场景下，物流需求量较基准情景提升了15%，物流产业产值较基准情景提升了3%。说明在“一路一带”政策的拉动下，广西物流业有了显著提升。

四、小结与展望

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结合协整数据，建立了广西物流需求预测模型。并对模型进行检验，确定模型运行稳固性后。通过假设广西物流基础设施投资、进出口贸易额、物流人才数量相关参数变化模拟政策影响。实验表明，自2014年后实际发生物流量以及物流业产值显著增加，供需比相比于基准情景有接近于0.1左右下降。说明物流需求得到一定满足，供需趋于平衡，使GDP增长受物流阻碍减小。

针对实验结果，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将不断促进广西区域需求量增长，但物流市场的需求与供给必须保持平衡。随着东盟自贸区的建设，东盟各国间贸易额不断增长，会促进广西物流需求增长，但相关政府更要注重物流基础设施与物流人才的引进，提升广西区域物流的供给能力。从而充分发挥广西物流市场的潜力，促进物流业发展。

参考文献：

[1]盟岩.港口“一带一路”：路向何方[J].中国港口，2014，07：2.

[2]吴以桥.连云港：推动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更快发展[J].综合运输，2014，11：65-68.

[3]杨柔坚.连云港：发挥“一带一路”战略中的独特优势[J].宏观经济管理，2014，11：83-84.

[4]戴东生，邓雪.宁波加快打造“一带一路”海陆联运枢纽[J].中国港口，2014，09：27-28.

[5]韩永辉，邹建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与西亚国家贸易合作现状和前景展望[J].国际贸易，2014，08：21-28.

[6]任佳，王清华，杨思灵.构建新南方丝绸之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J].云南社会科学，2014，03：1-6.

[7]李国祥，夏国恩，高荣，李毅.基于属性约简的区域物流需求预测[J].计算机应用与软件，2013，11：60-63+160.

[8]黄毅.广西物流需求预测[J].经济研究参考，2010，53：62-67.

[9]赵继新，曹斌，覃海洛.广西物流需求预测组合模型[J].中国物流与采购，2008，18：66-67.

[10]黄毅，夏国恩.基于支持向量回归机的广西物流需求预测[J].科技管理研究，2011，02：142-144+150.

[11]廖志高，陈梅.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广西物流的仿真研究[J].制造业自动化，2011，09：99-101+123.

[12]宋卓宁，李军.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广西区域物流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J].物流科技，2011，04：34-37.

[13]廖志高，许明辉，徐玖平.基于DEA和SD的区域物流有效性评价及优化研究[J].工业工程，2014，04：96-102.

[14]Vensim中文快速学习教[DB/OL].http：///link？url=Nt-tzwFlrM2sABjpK72Ykp393jnQ2wphdVqOIzEzHKUHygDZEJm7mKN_gaL4NNp0daqmFg7jPYqEtEtY1Ifm_BN8Wfv97F9aF0SWv6p

第5篇：区域经济研究热点范文

解读跨国公司对国民核算的影响

购买力平价对外国对华反倾销的潜在影响分析

国际比较视角下中国省际教育服务产出试算

物质流核算的投入产出分析框架研究

通货膨胀持久性测度研究综述

贫困脆弱性的测度方法研究综述

中国新国民财富估算与分析

增加值引入贸易核算的概念辨识

中国要素替代弹性变化趋势及成因初探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工资性别差异分析

教育对农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分析

中国PMI指数作用和质量的测度

中国上市商业银行效率实证分析

中国“部门×部门”社会核算矩阵编制方法研究

中国非正规部门社会核算矩阵编制研究

关于普查年度和常规年度GDP核算数据的可衔接性研究

国家GDP与地区汇总GDP偏差研究

城市专业化、多样性与技术创新能力

收入极化测度与分解方法述评

第一届“全国经济统计学博士生论坛”综述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热点及其演进

增加值贸易统计的意义、研究途径和应用前景

经济普查数据对中国地区生产总值的修正效应

大数据时代经济统计、计算科学与信息科学的整合发展

我国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收敛性:基于永久收入视角的分析

基于空间误差模型的省域同批常住人口增长规模分析

“单独”二胎政策条件下人口年龄结构预测研究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统计口径界定问题研究

基于区间分布信息的多点主成分综合评价方法研究

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与非正规经济研究的进展与展望

拉氏指数与帕氏指数的数量比例关系研究

CPI源头数据的多元化及其应对

中国居民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年序递推统计估算研究

国际资金循环统计框架与金融压力测量

基于国际可比性的货币统计数据质量评估

中国产业结构的行业关联度研究——以服务业为分析视角

FDI、中国进出口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城镇化、异质性与中俄铁矿石需求——基于面板分位数模型

中国区域资源消耗与经济发展的解耦关系分析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欧盟27国的实证分析

从贸易与投资结构看中—澳自贸区的共赢战略

沪港股市波动和联动效应研究基于条件方差分解模型

“十三五”时期北京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预测

产业结构、城镇化演进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吸纳效率分析

基于Copula-DCC-EVT模型的我国多元外汇资产组合风险精确度量

中国股指期货市场、ETF市场与股票市场波动时变的联动效应研究

第6篇：区域经济研究热点范文

【关键词】区域创新 创新阻力 创新对策

一、引言

区域创新是指一个地区将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相结合形成新产品的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涵盖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等众多领域。对于大多数地区来说，企业是该区域创新的主体，政府是创新的推动力。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和中央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战略落实，河南省在实施“十二五”计划的过程中，一直在寻求一条创新发展之路，这在全省农村地区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河南省农村地区一方面在努力脱贫，另一方面也在寻找跨越式发展，无论是脱贫还是谋求更好更快的发展都需要结合全省农村地区实际开展区域创新。

二、河南省农村地区区域创新背景及意义

河南省是中国农业大省，农村居民占全省人口的60%。2011年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604.03元，低于全国6977元的平均水平，同样低于全省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194.8元，农村恩格尔系数为36.1%。城乡差距仍然很大，农村居民的吃穿花费占比高，这些都是省内各地区存在着的事实。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农村地区必须探索区域创新对策。同时，河南省农村地区实施区域创新战略，对落实中部崛起战略和更好的实施全省“十二五”计划具有重要意义。

三、河南省农村地区区域创新阻力

（一）农村有效需求不足，市场范围较小

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城乡二元结构很明显。并且对于多数农户，衣食方面支出占了绝大部分，其他娱乐性支出甚少。河南省农村产品消费对象是农户自身和周边县区居民，国内和海外市场对本地本村某些特色产品的需求，由于信息交流不畅、交通不够发达、远距离运输保鲜技术差等原因不能成为有效需求。

（二）生产要素水平仍需提高

现在河南省多数农村及农业劳动者基本上是靠祖传及自身积累的劳动经验从事简单农业劳动或简单建筑、搬运劳动。农村地区生产性固定资产数量仍然偏少，2011年河南省农村地区平均每百户农民拥有收割机1.43台，农用机械12.64台；技术人才的短缺，使农村生产率水平难于提升。

（三）缺乏先进的产业组织

2011年，河南省第一产业增加值为3512.24亿元，占GDP的13%；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6218.6亿元，占全国的7.65%。2011年，河南省的农业劳动力为5353万人，占全社会劳动力60%以上，过多的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从事低效的农业；河南省多数农村地区没有农民创建自己的企业，已有的农村或乡镇企业多数都是家族企业，缺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河南省农村企业多为小食品加工和简单的手工制作等初级阶段生产组织，缺乏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

（四）软硬环境有待改善

河南省农村地区的软硬环境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缺陷，硬环境可以从农村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来看，软环境又包括行政制度、组织方式、法制环境等方面。

从基础设施方面说，村镇建设普遍缺乏全面规划，绝大多数居民住房杂乱无章，乡镇道路、废水垃圾处理、公用文体设施和商业设施等等几乎都处于无序状态。同时，农村环境污染严重，主要包括使用化肥、农药而致的土壤污染和生活、生产垃圾乱倒乱放而导致的居住环境污染。

在软环境上，从行政制度来看，河南省农村基本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农民自行改造住房，使得乡镇缺乏统一规划，并且很多村干部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办事过程中显现官僚作风。从土地承包制度上来看，缺乏对高度分散的承包农户的有效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农工商组织未能发挥力量。从社会保障制度上看，河南省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等已具雏形，但是由于这些制度实行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实施效果不是很理想。从法制环境上来看，多数农村居民迷信守旧，观念落后，缺乏创新精神和法制观念。

四、河南省农村地区区域创新对策

河南省农村地区由于存在产品需求、生产要素、产业组织和软硬环境等方面的阻力，决定了河南省农村的区域创新是一个长期且艰巨的过程。在对河南省农村地区实施区域创新的过程中，由于有些地区的特殊条件，需要实行差异化处理。比如，对于大中城市的远郊农村、小城市的近郊农村以及资源禀赋较好的中心乡村等重点区域，需实行优先创新。整体来说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创新对策：

（一）市场需求方面：开发城市和外地需求，扩大农业产品市场范围

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加农民对当地农产品的需求；优先发展连通城乡的交通，比如河南省每个乡村都要保证到达就近市区的公路里程数达到一定标准，政府应该承担乡村公路的维护和修缮；积极扩展农产品、农村特色产品、农村手工艺品的外地市场，盯紧离本地区较近的大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生产和及时供应城市居民所需的新鲜农产品和农业休闲服务；在当地和上级政府的支持下，可以举办和参展农业、农产品博览会，及时将具有地域特色的产品和服务推向全国和国际市场。

（二）生产要素方面：培养农业高级技术人员，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水平

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资，使百户农民拥有的农用机械数量更多；保证在每个行政村都能够有就近的技术推广中心和良种供应合作社等，大量引进国内外成熟的农业技术，引进优良的生物和作物品种；积极发展面向农村和农业的中等职业教育、大专层次的职业教育，全面提高村民的文化素质和职业素质，从根本改善农村劳动力质量；鼓励本土高学历人才和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为这些创业者提供优惠政策支持。

在重点农村地区率先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和提高这些地区的大学入学率；建立与附近城市的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的密切联系，创办流动大学，开展高水平文化及新技术的培训；采取多方出资方式，在新城区率先建立现代农业基地。

（三）产业组织方面：发展特色优势农村产业和与城市配套的延伸产业

积极发展利用当地资源的加工业，特别是特色农产品、特色中药材和特色矿产品的深加工，提高本地资源产品附加值；积极发展针对城市居民需要的观光农业、体验式农业，根据河南某些农村地区的悠久历史，开发文化旅游村落或特色乡镇；对重点区域，率先全面规划建设具有中原特色、人文特色、生态特色的新城区。

在重点区域，将已有基础的特色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做大做强，做精做细，以适应本地、外地、海外的市场需求；同时，积极发展都市农业，为附近的大中城市服务，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建成工厂化农业。主动建立与本地区及外地大中城市的经济合作关系，发展大中城市主导产业的配套产业，从而形成配套产业集群。

（四）软硬环境方面：合理规划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环境；规范农村法治建设，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系统

政府投资建设和改造河南省农村生活用水管道工程，保证农村生活用水安全；进一步改善农村电网、路网改造，使农村居民在用电高峰期不至于拉闸限电；统一规划乡村排水、排污设施，建成垃圾处理和污水处理站，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农村一个或多个行政村建设城镇标准居住小区，配套建设相应的文艺、体育、教育和娱乐设施。

加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全面提高农村乡镇政府的管理权威和管理质量。鼓励和吸引当地大学生回乡当村官，增强乡村干部服务意识，用所学知识为当地寻找创新发展道路，带领当地农民致富。

建立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养老保障制度、最低生活费保障制度，为村民的生存解除后顾之忧；维护农村治安管理，向村民宣讲法律，鼓励村民树立法制观念。

参考文献

[1]黄志亮.区域创新阶段论[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7（12）：1-4.

[2]杨凤阁.河南省区域创新能力分析与发展策略[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2（01）：24-29.

[3]黄志亮.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及其应用研究述评[J].当代经济研究，2008（08）：21-25.

[4]郑广华.河南省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策略选择[J]. 现代管理科学，2010（08）：79-81.

第7篇：区域经济研究热点范文

一、广西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由于广西地处我国西南部，与东部地区相比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显得相对落后和闭塞，金融市场发展落后，上市公司的发展也显得滞后，主要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1、上市公司数量少，资源密集，分布集聚。从广西上市公司的产业分布来看，体现了资源密集性的特点，在24家上市公司中以广西的自然资源和能源为基础的产业占绝对多数。如，以农药化工为主业的有5家，以水电运输开发为主业的有4家，以海洋资源为开发主业的有4家，以蔗糖资源开发为主业的有2家，以旅游资源开发为主业的有1家。

广西上市公司的地区分布很不均衡，分布在8个地级市，主要聚集在南宁、柳州、桂林和北海4个广西主要城市，4地相加共有19家，占广西上市公司总数的79.17%，而防城港市、钦州市、崇左市等3个属于泛北部湾地区地级市至今还没有一家上市公司。

2、经营业绩差，缺乏再融资能力。企业上市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再融资不断筹集资金，而再融资的条件之一是要求公司最近三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能低于6%。广西上市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已由2002年的8.13%下降到2007年的4.34%，降幅达46.62%。15年来，广西24家上市公司中仅有10家通过二级市场以配股、增发新股、配售发行可转债、定向增发等方式进行过再融资，再融资能力差，企业难以做强做大。

二、“中国-东盟贸易区”的建立给广西上市公司带来的机遇

1、依托区域优势资源与优势产业，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中国－东盟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的正式生效，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被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广西与东盟已进入多领域、全方位开放、交流与合作的新阶段。上市公司应顺应局势，依托区域优势资源与优势产业，充分发挥上市融资在开发区域优势资源，拓展区域优势产业，加强区域竞争力。

从优势产业角度看，在广西已初步形成的六大优势产业（机械含汽车、食糖、冶金、有色金属、电力、石油化工）。其中，汽车、冶金、有色金属三大产业还没有上市公司，机械、电力类上市公司数量有3家，石油化工类有5家，占上市公司数量的20.83%。由此可见，石化产业在广西工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广西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从优势资源角度看，广西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可供发展临港指向的大型重化工业产业群，具备了发展大型石化项目的必要条件。目前，广西上市公司立足于开发广西三大优势资源（水电与矿产资源、海洋渔业资源和热带水果资源）。其中，水电资源开发类公司有两家，热带水果资源开发类公司有2家，但仅仅局限在甘蔗一个品种上，海洋渔业资源开发类有2家，主要集中在北海市，而具有海洋资源丰富的钦州和防城港还没有一家上市公司。

2、构建高效畅通的物流通道，建立东盟区域物流基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为广西构建区域物流中心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2008年1～4月，广西对东盟进出口15.2亿美元，增长1.2倍，占同期广西外贸进出口总值的36.5%，其中进口5.3亿美元，出口9.9亿美元，分别增长45.6%和1.9倍，贸易顺差4.6亿美元。东盟是广西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顺差来源地。

北部湾港湾众多，是中国西南乃至西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口，其中防城港、钦州、北海等5个港口可停靠万吨以上船舶。另外，钦州、北海将继续加快深水泊位建设，年吞吐量都将达到2，000万吨以上。“十一五”时期，广西将开发战略重心定在了北部湾，将建设沿海大型组合港，使北海港吞吐能力达到1，500万吨。五洲交通是以广西公路建设和经营为主的上市公司，公司投资11亿元建设经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凭祥物流园，预计在2009年全部竣工。随着广西提出把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建成国际性区域交通枢纽和物流基地的进程，公司也面临着很大的发展机遇。这就要求对外要建立连接东盟市场的陆、海、空通道，对内要疏通广西区内各主要物流通道，沟通西南、华南、中南市场。通过综合利用现代物流技术，构建东西互动、南北互通、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立体网络，确保周边区域的人流、物流大规模进入广西后，尽快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

3、整合优化具有广西特色的旅游资源。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推动广西与东盟共同开发两地的旅游资源，把旅游产业作大作强。广西与东盟都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旅游产品互补性很强，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今年上半年，广西旅游投资超过58.01亿元，同比增长15.51%，呈现持续稳步增长趋势。从上半年旅游投资统计分析显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等多区域合作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以及邻省区无障碍旅游区的建立与推进，使广西旅游投资环境日趋良好，旅游业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备受关注的投资热点。

桂林旅游是广西唯一一家属于旅游板块的上市公司。随着东盟与广西的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观光群体逐步增多，桂林旅游可以运用自身强大的优势，在原有基础上，争取更广泛的资金投入，尤其要考虑针对东盟国家的游客需求，大力开发新的特色旅游项目，建立“大旅游圈”，加大与东盟旅游业的合作力度，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提升广西旅游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旅游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蒋爱先，王希，邱宗国.广西上市公司的发展缺陷及其对策[J].广西社会科学.2008.1.

第8篇：区域经济研究热点范文

【关键词】 成渝经济区 成都发展核心 经济差异

一、研究背景

区域经济差异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它既能推动经济的加速发展，又能增大两极分化、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因此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区域经济学关注的热点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少学者都展开了对国内各级区域经济差异的各类研究。但总体而言，对西部较发达的市（区）级地域单元的研究及关注不多，且对其经济差异的定量分析和空间格局的探讨更少。

成渝经济区于2011年5月获批通过，它是西部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被称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极，是我国重要的人口、城镇、产业集聚区，是引领西部地区加快发展、提升内陆开放水平、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支撑，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中，成都发展核心是成渝经济区“双核五带”空间格局中的两大核心之一，它主要包括成都市的五城区和龙泉驿、青白江等14个（县级）市（区、县），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它的发展对充分发挥核心的引领作用、加强成渝经济区资源整合、优化城市功能、实现错位发展、打造带动成渝经济区发展的引擎和对外开放的门户城市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以成渝经济区框架下的成都发展核心作为研究对象，具有重大意义。

二、成都发展核心区经济差异变化态势

本文以2000—2010年为研究时段，以人均GDP为测度区域经济差异的变量指标，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来分析成渝经济区框架下成都发展核心区域经济的变化态势。

1、标准差S

标准差是衡量区域经济绝对差异的一种常用方法，公式如下：

S=（1）

式（1）中，Yi是各区域的人均GDP，Y是成都核心区人均GDP，n取值为1到19。

2、加权变异系数CV（w）

加权变异系数采用统计学中的标准差和平均值进行计算，反映的是各研究单元人均GDP值相对于平均值的整体离散状况，其值越大，说明人均GDP值的区域间差异越大。考虑到人口规模的影响，采用人口进行加权，CV（w）是衡量区域经济相对差异的常用指标。公式如下：

CVw= （2）

式（2）中，X为成都发展核心区的人均GDP，Xi为i区（县）的人均GDP，Pi为i区（县）人口，P为成都核心区全区总人口，Pi/P为人口权重。

3、基尼（Gini）系数

基尼系数是联合国推荐的一种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它的数值越大，表明其差距也越大，它也是常用的区域间经济差异的判定指标之一。其计算公式为：

G（Y）=（n+1）/n-（2/n）×Uy （3）

式（3）中，Y=（Y1，Y2，…，Yn），Y1

上述3个指标的计算结果见表1。

为了更加直观地研究成都发展核心区域差异的变化过程，依据表1中的数据绘制图1和图2。

图1、2分别为2000—2010年成都发展核心区人均GDP的标准差（S）和加权变异系数[CV（w）]以及基尼系数的年际动态变化。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标准差S和加权变异系数CV（w）的变动轨迹大体一致，总体呈上升趋势，期间2004—2007年有一定波动，而后持续上升，S由2000年的5523.8上升到2010年的24505.7，升幅度高达4.4倍，期间2006—2007年有较大幅度的回落，2007年后又持续上升，且增长的速度超过2000—2006年的增长速度；CV（w）呈曲折上升趋势，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00—2004年的平缓阶段，CV（w）值趋于稳定，2004—2007年的剧烈波动阶段，经历了2004—2006年的大幅上升阶段和2006—2007年的大幅下降阶段，分别上升和下降了37.2%和32.2%，2007—2010年的继续波动上升阶段，增幅为33.8%。同时由图2可知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与S和CV（w）基本趋于一致。可见，成都发展核心区经济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虽在一定时期内有所波动，但总体均呈现扩大趋势，区域经济发展和发散现象愈加明显。

三、成都发展核心区经济差异现状分析

1、人均GDP分析

人均GDP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2010年成都发展核心区各区县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2010年成都发展核心区人均GDP均值为44846元，超过该平均值的区县共有11个，占58%，其中锦江、青羊、金牛等主城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均在7万元以上，尤其是锦江区，超过了10万元，遥遥领先于排名第二的青羊区，而彭州、大邑、崇州、邛崃、金堂等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低，均不足2万元，区域经济差异的极差为87077元。可见，成都发展核心区各区县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差距极大。

2、经济发展综合实力分析

为了更好地对成都发展核心区19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综合实力水平进行差异研究，我们筛选了14个指标来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成如下：国内生产总值（X1），人均GDP（X2），地区财政收入（X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4），GDP增长速度（X5）（由于增长速度年度间波动较大，为消除偶然因素的影响，采用2000—201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农业总产值（X6），工业总产值（X7），第三产业产值（X8），最终消费支出（X9），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10），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11），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社会劳动者比重（X12），大专及以上人口数（X13），地区教育经费（X14）。

首先将采集到的266个原始数据录入计算机，利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根据因子分析法的原理和步骤借助SPSS软件进行处理，得到3个主成分因子及其贡献率，并写出主成分表达式如下：

F1=0.3338X1+0.0809X2+0.3304X3+0.3270X4-0.0403X5+

0.3136X6+0.3304X7+0.3338X8+0.3270X9+0.0877X10-0.1753X11

-0.0641X12+0.3034X13+0.3237X14

F2=-0.0179X1+0.4964X2-0.0419X3+0.0538X4+0.5203X5-

0.1555X6+0.0179X7-0.0718X8-0.1077X9+0.5084X10-0.3828X11

+0.1196X12+0.0359X13-0.1615X14

F3=0.0099X1+0.0891X2+0.0594X3+0.0891X4+0.0495X5-

0.099X6+0.1188X7-0.009X8+0.0693X9-0.1386X10+0.3069X11+

0.9109X12+0.0891X13+0.0198X14

接下来，根据累积贡献率归一化原则，计算出3个主因子的权重分别是0.698、0.222和0.080，构造出综合评价研究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函数模型F=0.698F1+0.222F2+0.080F3。将标准化后的样本值代入该函数模型，计算出每个地区的经济水平指数，并根据指数大小进行排序，排名越靠前表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反之为越低。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可以发现，该评价结果与成都发展核心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直观吻合度较好，成都五大主城区均位于前列，且遥遥领先于排名靠后的地区，说明成都发展核心区经济发展差异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与前面我们使用标准差、基尼系数和变异系数等得到的结果是相一致的。按照综合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我们把成都发展核心区的19个地区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地区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依次是青羊、锦江、武侯、金牛和双流；第二类地区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依次为成华、龙泉驿、新都和温江；第三类地区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依次为青白江、郫县、都江堰、新津和邛崃；第四类地区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依次是彭州、金堂、崇州、大邑和蒲江。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标准差为刻画指标，描述了2000—2010年成都发展核心区县域经济差异的变化，并选取2010年为时间断面，计量分析了成都发展核心区2010年的综合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并进行了空间格局分析。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经济总体特征上，十年间成都发展核心区经济总量大幅增长，同时区域经济整体差异在波动中逐渐扩大。第二，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现阶段成都发展核心的经济发展水平两极分化现象十分严重，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低和低的地区对整个成都发展核心区的经济有较明显的滞后效应。第三，在空间格局方面，成都发展核心区辐射效应明显。成都发展核心区的发达区、较发达区主要分布在成都市五大主城区和其周边地区，表现出以成都主城区为极核的区域空间结构。现发展阶段，核心区的极化作用占主导，区域发展两极分化严重，形成中心—结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区域经济差异的存在和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正负双重影响。在一定程度内，区域经济差异可以增强各区域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紧迫感，尤其是对欠发达地区而言。但是区域经济差异的扩大也可能强化各区域的地方意识，助长地方主义，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在倡导积极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成都发展核心作为成渝经济区“双核五带”的两大核心之一，其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对于统筹成渝经济区协调发展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有效实施是十分不利的，需要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成都发展核心的建设当中，政府应在继续发展核心区、促使其辐射作用扩大的同时，积极制定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政策，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及特色农业，提升交通、通信、金融、商贸物流等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同时要把成都发展核心着眼到整个成渝经济区去，统筹区域发展空间布局，依托中心城市和长江黄金水道、主要陆路交通干线，充分发挥引领区域发展的核心作用，实现错位发展，在努力发挥现有发展轴带动作用的基础上，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长轴线，加快欠发达区的经济飞跃，改变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现状，推动成都发展核心区和成渝经济区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注：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编号11SA192。）

【参考文献】

[1] 彭宝玉、覃成林：河南省县域经济实力评价及空间差异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7（1）.

[2] 仇方道、佟连军、朱传耿等：淮海经济区县域经济差异变动的空间分析[J].地理科学，2009（1）.

[3] 孙姗姗、朱传耿：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研究与展望[J].人文地理，2008（2）.

[4] 靳诚、陆玉麒：基于县域单元的江苏省经济空间格局演化[J].地理学报，2009（6）.

[5] 伍世代、王强：中国东南沿海区域经济差异及经济增长因素分析[J].地理学报，2008（2）.

[6] 马国霞、徐勇、田玉军：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增长收敛机制的空间分析[J].地理研究，2007（3）.

第9篇：区域经济研究热点范文

【关键词】对外贸易 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 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外对贸易与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着重要的机遇，如何才能够紧紧的抓住新一轮的发展机遇，面临着迎接新一轮更大的挑战，这也是未来几年我国对外经济发展和生活中的重点和热点领域的问题。

一、建议进一步开展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加快推进产业转移，充分考虑到区位因素、经济因素、产业因素等诸多环节的严重影响，结合我国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情况，借鉴我国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和做法，努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带，带动其他的地区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发展，承接起更多的产业转移的任务，实现外贸和外资的多方面的快速健康发展。将工业化后期的实际情况与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有机结合，积极考虑到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的土地的问题、劳动力的问题、成本的问题、水电资源的问题等方面的严重紧缺，将产业结构提升到与经济社会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集中有限的资金和有效的力量，进一步大力发展处于资金技术密集型的新型产业，特别是需要关注新时期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二、建议在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可以首先进行产业的转移升级

从工业经济开始起飞的地区作为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全力推进新形势下的产业梯度转移的新的市场化潮流。在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积极的承接来自国际方面的产业转移，与此同时，需要在区域内部，努力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梯度式的转移，实现产业结构的双向优化。进一步加强具有不同典型特点和优点优势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进行一系列的分类的科学指导，进一步健全完善对外开放的体系和完整布局，积极的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特别是要注意承接和转移那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先进制造业以及现代服务业，努力实现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调整和升级。需要产业结构更加完善，能够采取更加科学的合理的方式，承接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转移的地区，需要充分借助和利用已经具有的更加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更加丰富的劳动力和更加广阔的市场规模，进一步放大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比较优势。力争将经济领域的合作、产业转移、以及境外资源对外贸易的综合开发等诸多环节的因素，有机的结合起来。

三、建议充分考虑到我国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进一步扩大

尽力摆脱对于外部经济的强烈的依赖，特别是对外贸易的片面的保护主义，不断的增加对外贸易的双方摩擦，我国的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存在一定风险性和一定的不确定性。例如，在国际金融危机之中，伴随着全球经济发展水平的衰退，我国的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也相应的受到了一定的较大程度的影响。因此，需要坚持始终从更加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和审视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进一步的投入的力度，特别是在人力方面的投入、物力方面的投入，进一步开展全新产品的科技开发、贸易试验和市场生产等诸多关键的环节。采取分步骤实施、有计划实施的方式和手段，积极的科学的我国的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的战略。努力将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到高质量加工、多产业链条互相延伸、高附加值的发展层面上。

四、建议积极开展更加循序渐进的我国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方式和模式

在新一轮的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浪潮之中，需要更加的紧紧的抓住有利历史机遇，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能够有效的为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对外贸易的广大企业提供更加丰富的对外贸易的机会，以及对外贸易的市场，广泛的接受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加主动的承接起来自国际和全球产业转移发展趋势，进一步促进我国的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健康发展。建议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努力破除来自全球和国际上的对外贸易的显著双重夹击，采取产品产异化等行之有效的组织形成，加快构建和形成具有较强品牌竞争优势的产品和加快实施高质量的名牌发展战略，不断的进一步促进企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在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组织规范方面，进一步维护良好的公平的规范的市场竞争秩序，努力实现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转型升级。采取政策手段，进一步的加大对于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的研发方面的鼓励和支持政策，力争突破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构和技术领域的瓶颈制约。

参考文献

[1]刘志彪.从建立国际竞争优势的高度研究战略贸易理论及管理贸易政策[J].产业经济研究，2005（0l）.

[2]高越.中国进出口对GDP及三个产业影响的实证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03（05）.

[3]黄志勇，许承明.FDI对上海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2008（04）.

[4]彭继民，史月英.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与我国的对外投资[J].宏观经济研究.2001（02）.

[5]刘辉煌，杨胜刚，张亚斌，熊正德.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向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J].求索，1999（01）.

[6]汪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分析导论——一般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应用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7]蓝庆新，田海峰.我国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转型的实证分析及现状研究[J].株洲工学院学报，20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