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基本方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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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考古学基本方法范文
关键词：考古学；意义；发展历程；计算机应用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遗存来研究古人的生活和社会发展。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最密切，其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层位学、考古类型学都是自然科学中借鉴而来的。考古学不仅对研究过去的历史有重要作用，而且对现代社会也有指导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国的近代古代学起始于20世纪初。在大量古籍和历史证据的存在下，中国考古学对考古学的发展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但考古学在研究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
考古学可重建和复原中国的古代史。历史研究者可以从考古学中获得大量资料，比如出土文献和大量考古实物，它们包含着很多历史信息。通过考古学家对文献和实物的解释，更有利还原当时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把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
考古学可以证明文献的真伪。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主要通过遗留下的文献，考古学与遗留文献的结合，可以解决很多难辨真伪的历史问题。有的考古发现可与文献相对照，弥补了文献的不足或者从根本上弥补了文献的缺失。
考古学的出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考古学还没有盛行以前，历史学家只是从文献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近代考古学出现后，一些史学家将目光转向考古学，希望从考古中找出历史问题的答案。
（二）考古学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步。
现代考古技术的发展和大量应用，考古信息的采集方式更加多样化，这样从考提取的信息也会大量增加，就不断的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课题。今天来，计算机技术被引入到考古学中，考古材料的管理更加方便和电子化保存考古数据。
考古学家经过多年的努力，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和谱系在多数地区基本完成。考古学家还应该应积极引入外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未来考古更加注重材料的综合理解和解释。
二、考古学的发展。
（一）萌芽期。文艺复兴至19世纪20年代是考古学的萌芽期，其主要特点是搜集和研究古代文物、调查古迹。中国的考古萌芽是从宋代开始的，但只是研究古物，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
（二）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是考古的形成期，是北欧学者西蒙森和汤姆森相继提出的“三期说”，即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在这一时期，考古学者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如对意大利庞培遗址的发掘。
（三）初步发展期。初步发展期大约处于1867年至1918年前后，考古发掘逐渐科学化。此时，出现了“考古类型学”，就是根据遗物的形状和纹饰的不同，对其进行分类研究，研究和发现这些遗物之间内在的关系。考古学理论则是运用与考古相关学科的传播论和进化论。
（四）基本成熟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是考古学的基本成熟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丰富和创新、考古工作范围的扩展，在这一时期，重大的考古发现的增多。后期从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注重研究遗物的形式向将年代学与遗物的功能研究相联系的转变；根据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人的行为；注重研究文化变化与环境之间关系等。
（五）转变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考古学的转变期，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的兴起。在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由于与外界缺少联系，国外的各种流派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很小。
（六）全面成熟期。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是考古学的全面成熟期。考古界形成了一些新学派和理论，如社会考古学、认知考古学、中程理论等，它们中的大部分也往往被统称为“后过程考古学”。
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被用于考古学，如DNA分析、物理探测和化学成分分析等。同时，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增加、交流不断加强。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增多，中国的考古学在国际影响日益扩大。
（七）继续发展期。进入21世纪，考古界各学派之间不再彼此排斥，而是呈现相互包容、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体系也逐步完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也越来越多，考古发现层出不穷。
三、计算机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一）对数据的处理。计算机的出现，为考古信息的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还可对发掘的信息进行智能化技术处理，在考古过程中，有些工作仅凭人脑是难以完成的。比如，利用算机缀合卜甲碎片。计算机还可以对各种仪器分析的数据进行综合处理，以及利用信息进行模拟试验等。
（二）对遗址的勘探。有考古工作，考古人员不能实地工作的时候，比如对日军731部队遗址考古时，发现了在被日军自毁的地下建筑遗迹里，有些地下通道和人体细菌实验的罪证物还不知道其用途。勘探人员利用现代地球物理勘测技术进行了先期勘测，然后利用计算机绘图技术对遗址群进行绘图，考古人员则根据勘测数据显示的重点区域进行考古钻探工作。
（三）数字建模处理。在考古遗址发掘中，所有关于遗迹、遗物的一切信息，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在考古过程中，传统的绘图、照相以及文字记录手段限于某种因素，已无法适应现在考古的发展，也无法准确地记录遗迹信息和提供完整的资料。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在考古工作的应用，如GPS、数字相机等一些新技术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考古遗址信息获取的能力。
四、结语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在原有考古经验的基础上，新的科学技术会越来越多的被应用。由于考古学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全世界的考古学家的数量也在迅速地增长，考古讨论会的举行也大量增多。未来的考古学将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为实现这些目标，全世界的考古学家要共同努力，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只有这样，考古学才能不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弗雷德・T・普洛格，陈虹.考古学研究中的系统论[J].南方文物，2006（4）.
第2篇：考古学基本方法范文
该书共分艺术考古学理论基础、音乐考古、美术考古、建筑艺术、四川少数民族美术考古、宗教艺术考古六大章节，第一章主要是对艺术考古学学科背景的介绍，以及对该学科领域的重要人物、重要成果的总结，对“艺术考古学”概念的提出、学科的设立、理论研究现状作了梳理和概述。其后五个章节分门别类地对艺术学各个研究领域的考古研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概说。
一、艺术・考古――学科交叉新思维
艺术考古学研究的专业性十分明显，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艺术学的研究更加专业化，其中包含的科学技术和专业技能有许多已经超越了考古学研究的范围。《艺术考古概说》第一章详细地介绍了艺术考古学基础理论，对学科的相关研究论著进行了梳理归纳。
1978年国务院批准编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列出有关艺术类考古学的条目，成为中国艺术考古学科的正式提出和设立。《艺术考古概说》以《中国大百科全书》为基本理论构建，指出，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亲自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总论中，将“美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说明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与目的：“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学科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②之后正式列出了“美术考古学”和“音乐考古学”条目，对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音乐史的关系等作了规定，也成为我国明确设立“美术考古学”和“音乐考古学”专业学科的依据。作者依据上述文献，对艺术考古学的分类、主要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等进行了阐述，说明艺术考古学是探究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探究艺术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学科。许多艺术遗迹和遗物，凝结着古代物质文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因此艺术考古研究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补充资料，并且涉及许多自然科学知识，是研究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重要补充。作者除采用考古学、艺术学研究基本方法外，还特别指出运用自然科学原理和方法研究艺术考古的重要性。
二、案头・田野――研究领域新突破
在第二章至第六章的分类介绍中，作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作为推动艺术考古学研究的学术背景。20世纪80年代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发掘，引起国内外关注，两个遗址挖掘清理出土大批文物，在世界尚属首次，它们的文化内涵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究。两个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已被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工程，并取得了成功经验，为四川省艺术考古的全面研究、开发、转化、利用，打下基础。例证、图片丰富，每一部分的参考文献也十分标准，可以看出，作者在前期的搜集和考证中的扎实案头工作。
我国艺术考古理论的探索实践，可追溯到20世纪初期西方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对我国学术理论界的影响，书中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创建中国美学、音乐学、甲骨学、考古学、古建筑学的奠基人的理论思想作了论述。如我国第一代美学思想家朱光潜、宗白华先生；我国第一代音乐理论家王光祈、杨荫柳先生；我国第一代考古历史学家李济、郭沫若、夏鼐、冯汉骥先生；我国第一代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童、杨廷宝先生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赴西方或者日本留学后，回到中国，运用西方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在古物考证、文化内涵分析以及建立方法论等方面，填补了中国某项专业理论研究的空白，开启了中国美学、中国音乐史、中国考古学、中国古建筑学等理论研究之先河，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思维，也在这些专科研究过程中产生。
三、实用・前瞻――文化产业强推动
艺术考古学，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成为艺术事业建设中快速发展的一种艺术类型。作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对艺术欣赏需求的不断增长，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发展，艺术考古成果的开发和转化，将成为文化艺术事业、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强势品牌，在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在丰富国内大众文化鉴赏娱乐活动中，都会以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品质，受到观众的喜爱，成为展演、影视市场上不断创新的类型。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工程中，进一步明确了人类精神文化起源。
《艺术考古概说》一书中，作者分析了目前艺术考古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如缺乏统一的综合研究机构，出土文物的调查研究受到行业管理约束，各类艺术考古所需用的科技手段如“音乐声学测量”等专业性强、技术上难度大等问题，提出了建立艺术考古学综合学科、在大学或研究机构开设专业课程、建立艺术考古研究协会等设想。在书中，作者还从打造精品品牌、推广多媒体制作和传播、规范旅游区开发、加强对外人文交流和宣传、筹建艺术考古专业六个方面，提出了针对四川地区艺术考古成果的开发与转化建议。在开发转化方面，四川落后于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归结原因是缺乏资源整合与合作开发。四川应在已有成果，如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等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地方考古资源和考古人才，推动四川艺术考古发展。
四、巴山・蜀水――古老文化的焕新
《艺术考古概说》一书的艺术考古地域基本集中于巴蜀地区，这一地区艺术考古资源非常丰富，但研究却相对滞后，成果形式也基本停留在纸质书著阶段，对这一地域的艺术考古研究来说，需从最基础的工作入手，更大限度地实现成果转化。编者以四川艺术考古研究取得的成果为基础，对古巴蜀区域的音乐考古、美术考古、建筑艺术、四川少数民族美术考古、宗教艺术考古等，作了归类整理和阐述；对目前作好四川艺术考古成果转化开发作了可行性研究，提出总体构想和开发建议。
第3篇：考古学基本方法范文
关键词:考古学;区系类型学;文化区
中图分类号:K8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9-0100-02
考古学文化的区,指的是文化区。在考古学上的意义就是指一个考古学文化分布的地理空间范围。一般情况下,一种文化分布的地理空间范围(相对比较大的地理空间)就是一个文化区。研究它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区分各种考古学文化在一定时期内的空间分布,从而为进行较大范围内的横向考古学文化研究奠定基础。
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学是建立在文化遗存之间或遗址之间的比较之上的。比较是人类认识事物的最基本方法之一,也是人类思维中最经常的一类活动。有比较才有鉴别,没有比较,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就不可能完善,人类的知识体系也无法存在。只有在研究中比较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现象,才有可能发现出他们各自得内涵,才有可能对他们产生概念上的认识。区、系、类型的研究方法就是一种比较法,这里所指的比较不是潜在的、无意识的,而是刻意的、有意识的。世界上各事物都存在某种联系与依托,同时,这些事物都处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只有通过比较,才能使事物的特征更加鲜明。
由于不同地域的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获取生活资料的方法各不相同,生活方式也各有特色,因此,古人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或多或少地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就是我们区分不同考古学文化或不同文化类型的关键依据。
我们在做判别和区分的时候,是离不开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来做依托的。首先,我们应根据考古地层学原理,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借助现代科学测年法,确定某一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序列及相对年代;其次,在具体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时,应先从单件的器物,或个体遗迹入手,从对遗迹遗物形态特征的研究,上升到聚落群体的研究,其中包括聚落内各遗迹之间的关系。接下来,从聚落之间的比较上升到聚落群的比较,通过聚落群之间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的比较研究,确定文化区,这便是所谓的从器物本位上升到聚落本位,再上升到文化本位,最后上升都最高层次,即社会层次。在对某地区的田野考古发掘积累到一定量之后,根据一定数目的已发掘的遗址,设法搞清某种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包括墓葬、建筑、陶器、农业生产等。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通过考古类型学的研究,在更大范围内比较不同遗址,从而认定同一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要确定一个考古学文化区,一定要经过反复比较;同时,这些要比较的遗址,必须经过正式发掘并具备一定量的遗迹遗物基础。在进行两个遗址比较时,主体部分至少应有50%以上相似特征的文化因素,这样才可确定两个遗址或两个遗址中的某个文化层属于同一文化。如果仅有少量相似的文化特征,一般情况下,仅仅能视作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而非同一文化。
同时,在比较中,我们还应注意某一文化区周边器物的其它文化区。在同一文化区内,最典型的文化特征集中的地区为中心地,即文化中心。而离文化中心最远的地区为文化边区地区。这些边区的文化由于多数情况下处于两种文化区的交界地,一般都是两种文化的交界处,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因素。因此,划分边区文化区的范围十分繁杂,一定要格外留意,要经过正式发掘并且加以量的比较,才能比较准确地做出划分。当然,确定文化区的中心也很重要。如果中心确定不准确,那整个文化区的范围就会被划大或是圈小。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文化区的范围,即文化边区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动态的,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变化的。因此,我们要通过精确的分期及大量的研究比较,才有可能确定出不同时期文化区的范围。
考古学文化的系,是指文化发展的系统或者系列,也就是考古学文化纵向的发展脉络。一般情况下,它是由若干个有时间发展关系的考古学文化构成的,是某一区域内文化发展的先后序列。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一定的时间范围,与此同时,每种文化又一定与该地区先后的文化有着某种关系。反映到考古学文化上,则表现为每一种考古学文化都具有其产生渊源及发展方向。所以,每一个考古学文化系统都是由若干纵向发展关系的文化构成的,而要确定一个文化系统,也必须建立在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的基础上。具体来说,考古地层学主要靠研究判断在某地区内各种考古文化出现的先后顺序,而考古类型学则是通过对具体的遗物的研究分析,以此来确定器物之间前后承袭的发展关系。
考古学文化的类型,指的是文化类型。关于它的具体含义,目前还存在一定争议。多数学者认为它指的是在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域内由于微环境的条件差异,包括自然环境、地理条件、其它文化的影响等因素,在主体文化因素一致的前提下,表现出某种地域性的差异。这种地域性的差异通常就会用考古学文化类型来定义。当然,每种文化类型也存在一定的区域性。
一种考古学文化可能由几种考古学文化类型(地区类型)构成,由分布在一个区域内相似的若干个遗址构成。因此,尽管文化类型也有时间上的差异,但更多的表现却是空间上的不同。这种文化类型,也可以叫做文化分支,它对于进一步了解考古文化发展的复杂性,是相当有意义的。
在人类学研究中,人类文化即有普遍文化与亚文化之分,亚文化表现出不同的地域性、民族性、甚至是职业性。在文化的主题因素一致的前提下,文化类型就可以视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分支、或是类似于文化人类学上所说的亚文化。文化类型主要表达的,是一时期内不同空间上所表现得文化差异,而分期则注重表现相同空间内不同时期的文化差异,应该把它们的侧重点搞清,不要混淆。
从理论上讲,统计的器物类型越多越好,这种文化因素分析法是从具体的器物、遗址、到遗址群、再到文化区、最后再到不同文化区之间的文化因素比较,也包括早晚文化的比较,这样才能建立出某一地区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
在运用比较法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依据某单一方面,如果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只能依据一个方面,也必须尽可能得从多角度全面加以分析。例如,一个考古学文化的陶器比较,我们要从纹饰、器形、陶质、陶色、制法等多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判别出文化的属性及某些文化因素的来源与早晚关系,不能仅依靠简单的比较就得出某两种文化属于同一考古文化或不同文化,一定要有一个全面的定性、定量的研究。
在考古学的研究中,无论是在史前时期还是在历史时期,区、系、类型学都是一项基本的研究问题。在史前时期,尤其是新石器时代,它更是一项基本任务。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框架的建立,为我们从宏观上探讨历史文化,探究民族的形成发展以及民族文化的变化等重大问题奠定了基础。区、系、类型学是从实践中得出,再回到实践中检验,并且在反复检验中指导更高层次的研究方法。确立区、系、类型学的基础前提是正式发掘的大量田野考古资料。也就是说,只有当考古工作者通过考古发掘获得了一定量的可靠的资料,才能设法确立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同时,这个区系类型必须在日后的发掘中不断检验并完善,并进一步指导更高层次的研究分析。要通过反复的验证,不能拘泥不变,轻易下结论。我们知道,仰韶文化是我国第一个被确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然而,自从它最初被确立开始,直到今天,有关它的认识都是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资料的不断丰富,以及研究的逐渐深入日益完善并改进的。并不是从它一经发现便得出今天的结论。我们对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研究,都要经过反复验证,要掌握大量的真实材料,同时采取科学的态度。
任何文化都有一定的时空范围。对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来说,区是块、系是条、类型则是分支。这三个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研究中,我们要从宏观上加以注意,不能将它们割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考古学文化有一个更为科学的认识。
第4篇：考古学基本方法范文
黄洋(郑州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生)
采写: 许捷
如果你喜欢看《鬼吹灯》《盗墓笔记》之类的盗墓小说,是不是对洛阳铲、黑驴蹄子、地质锤之类的盗墓工具特别熟悉?甚至还很羡慕那种入山下海探索古代文明、揭示未解之谜的生活,想要做个考古学家?现在我们就来揭开考古学专业的“面纱”,看看考古工作者是不是都像印第安纳・琼斯(电影《夺宝奇兵》中的考古学教授)那样,生活中充满了冒险与奇遇。
Step1:内功篇
想要学考古,并不是只要有一股子挖土的热情就行了。想想不管是《鬼吹灯》里的Shirley杨还是《盗墓笔记》里的吴邪,都对历史和古代文化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使得他们在遇到冥器或古墓壁画的时候都能分析得头头是道。虽然小说里的那些分析不一定都靠谱,但至少说明了一点――理论知识是万万少不得的,否则挖到了宝贝自己还未必知道。
现在国内大学的考古学专业,在本科阶段基本会安排三年到三年半的理论学习课程,余下的时间就要去考古工地上实践。
考古学的理论课程大致可以分为历史课程、考古学基础课程和专题类课程这三大块。
历史课程不用多说,就是从夏商周到元明清的各个朝代史。
考古学基础课程则主要包含《考古学概论》《田野考古学》,以及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宋元各阶段的考古学(明清两朝因为年代较近,还不属于考“古”的范畴)。由于古代的实物资料多被埋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完整地揭示和收集,所以考古研究的基础就在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这也就体现了《田野考古学》这门课程的重要性,它教给同学们田野考古的理论、方法与技术。而各阶段的考古学则主要是介绍各个时期的文化特点,这也是考古学基础课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比如《秦汉考古》就会介绍秦汉时期的城市遗址所在地(比如咸阳),墓葬特点(包括墓的结构和随葬品的种类等),这一时期的陶器、瓷器、铁器的形态、花纹和工艺水平特征等。
专题类课程通常包括青铜器、玉器、钱币之类的器物课程,以及《体质人类学》等。“体质人类学”是关于人种进化的科学,主要研究各人种的体质特点,比如骨骼的特征、如何区分男女等,使你能够通过考古发掘出的古代人类骨骼、古人类化石等来研究人类的进化、演变过程。由于存在地域性差异,各个大学的专题课程开设情况还会有所不同,形成各自的特色,例如厦门大学的海洋考古、西北大学的沙漠考古、吉林大学的边疆考古等。
另外,考古学专业的学生还要学习《文物摄影》《文物绘图》之类的课程,也都是为考古实践做准备。
Step2:神兵篇
考古“神兵”――洛阳铲
洛阳铲可能是大家最为熟悉的考古工具了,但凡对考古有点兴趣的都听过它的大名。在探测古墓、确定发掘区域时洛阳铲能发挥极大的作用,它已经成为了中国考古钻探工具的象征。
但考古发展到今天,所用到的“兵器”可远不仅是洛阳铲了。今天已经不是光靠有经验的老先生凭眼力来鉴定器物的年代了,而是结合了先进科技和传统考古方法的科技考古时代。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如热磁共振、微量元素分析等都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以往由于保存技术的落后,发掘和保护总是成为一对矛盾体,而科技考古的发展使得不破坏遗址就弄清整个墓葬情况成为可能,所以科技考古成了当前考古专业中的热门方向。同学们要是想往这个方向发展,那就必须要具有跨学科的知识背景,也就是说除了练好“古墓派”的“内功”,“洋枪洋炮”也得熟练掌握。
Step3:实战篇
三年或者三年半的“内功”修炼,最终还是要在考古工地上见真章的。不过在下工地前你还得做点心理准备。俗话说:“考古苦,考古累,考古得把墓道睡。”虽然睡墓道是夸张了点,但基本也算是考古工作的真实写照。通常干了几年的考古工作之后,整个人看起来就和常年种地的农民没有太大区别了。而且在考古这一行,还真是做到了男女平等――男女考古队员,都得干一样重的活。
黄洋毕业于郑州大学考古系,入学前还是“白面书生”的他,在毕业离开工地一年多之后还是没“白回来”。他说他永远忘不了那些在工地上一边穿着棉袄防冻一边戴着草帽防晒的日子。
在考古工地,你可能还得做点其他“牺牲”。黄洋记得刚进考古系的时候,老师就说学考古得先学会两件事,一是抽烟,二是喝酒。这并不是教唆大家“学坏”,而是因为考古工作往往要深入农村,工作中经常需要和当地的村民打交道,为了更好地跟他们沟通,酒和烟是必不可少的。张敬国教授谈起当年发掘凌家滩的过程,至今还唏嘘不已,他硬是豁出去和村长喝了一斤半白酒,醉倒在村口的稻草堆里,才得以顺利地把挖掘项目进行下去。
憧憬考古工作的人可能都对皇陵大墓充满了好奇心,但事实上,真入了考古这一行,可能一辈子也没机会挖个大墓。因为国家政策的保护和技术的限制,除非是为了解决重大的历史问题,或者是基础建设中挖到了大墓,又或者墓室被盗需进行抢救性发掘,皇陵大墓基本都是不允许动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考古总在盗墓后”的原因。
干考古工作最需要的是耐心,现场挖掘很枯燥,每个人都要在规定的范围内,一点一点地往下挖。开始还能痛快地用手铲铲土,到了含文化遗物的地层可能就得一点一点用刷子刷了。有耐心还不够,考古还得看运气,运气好的可能就发掘到了意义重大的文物,然后就成为了这一领域的专家;运气不好的,可能重大发现就在离挖掘点1米远的地方,和你擦身而过。
Step4:出山篇
“内功”“实战”都过关了,考古达人就算是“练成出山”了。考古专业的毕业生最对口的就业去向当然是进入考古研究所,如果有了重大发现,就可以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但是这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在考古这一行,成功总是来得比较晚。
第5篇：考古学基本方法范文
这三位考古学家及其代表作是: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注: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集选》,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苏秉琦《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及《瓦鬲的研究》(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注: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 及《天马——曲村(1980—1989)》[5]。
一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是对小屯10座墓葬中出土的76件青铜容器所作的类型学研究。他研究青铜容器形态时,像处理人头骨数据一样,把每个容器视为由若干部分即形态元素组成的复合体,为了便于研究他对容器的各部位进行了划分,并列表给出各部位的名称。
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容器型式的划分,起到了明显的规范作用。至于青铜容器的形式划分,作者仍沿用《殷墟陶器图录》提出的容器的分类标准,有以下四条:
(1)以最下部作为第一数的标准:圜底000—099、平底器100—199、圈足器200—299、三足器300—399、四足器400—499,……
(2)每目内再按照上部的形态,定0—99的秩序,大致依口径与体高相比的大小容器的浅深为准;口大的,身浅的在前;口小的,身深的在后;中间又以周壁与底部的角度,唇缘的结构等作更详细的划分准则:向外撇的居前,向内拱的居后。
(3)他种形式上的变化,如周壁的曲线,最大截面所在;耳、把、鼻、柄、嘴、流等,附着品的有无,往往构成该件器物的个性;这些变化并无秩序可循,只能随着具有这些附着品的器物一般的形制排列;序数后加罗马字,分辨型别,表示它们的个性。
(4)在形制上可以独立的器物,即构成一“式”,照所列秩序,予一数字,以为标本,名为“序数”;每一式内再分若干“型”,用罗马字标明,以类别形制相近而有小异的标本。
李先生的分类,首先将容器整体分解成上部“容量部分”和下部“底或足”,也就是非容量部分;器物下部为分类的第一标准,根据形态特征分为五类,即五“目”,器物上部的几何轮廓由倒梯形—宽扁长方形—正方形—高扁长方形—正梯形的顺序用01至99加以区分。首先,每种器物外轮廓的基本形态以三位代码的形式标记识别,编码打破了整体器形的限制,如在三足目中305、313、325、368都是鼎形器,中间的310却是爵形器,这种编码的实质是对器物形态分类的一种管理手段,而不是对器形整体演进的排序。其次,同一序数标记的器物,以更细致的外形要素的特征,特别是通过测量和计算得出的数据作为区分型别的指标。如248式觚形器,用腹径比体高的百分数得到高宽指数,数据区间为10.4至30.48,每进五点即设一个新型,由此得到P、Q、R、S、T由粗矮至细长五个型别。这种用数据的区间范围划分型别进行分类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分类方法颇为类似,比如按光波的波长由长到短分为红外线、可见光和紫外线三类。李济称:“这样分目排列的办法只具有一个极简单的目的:便于检查。至于这个排列的秩序是否可以看出形态上的关系出来,却是另外的问题”。举个例子,如M388出土的觚形器标记为248Q,其中第一位数字(2)和第二、三区位的数字(48)均为序数,第四位罗马字(Q)为型别。
苏先生首先从全器的结构和腹足的形式即基本形制特征研究如何分类,继而提出从产生原型去探讨不同形制陶鬲谱系的问题。后来他在《瓦鬲的研究》一文中又对这四个类型鬲的相互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前后两篇文章使用的类型符号及其指代的陶鬲的命名对照见下表。
《瓦鬲的研究》用单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型,与之对应的小写字母表示亚型,两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中间型,大写字母加阿拉伯数字表示组别。作者有着鲜明的追求历史过程的研究取向,以进化论的思想按发生学的原则论述了瓦鬲由产生而经历从A演进至B,从B演进至C,进而演进至D并最终衰亡的过程。《瓦鬲的研究》一文“结论”里提出的陶鬲发生、发展及其谱系关系,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于陶鬲的分类系统的认识。本文根据《瓦鬲的研究》一文“结论”的文字和附图制成表5,结合这个表阅读有关瓦鬲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作者先拟定出一条陶鬲进化的链条,每一类型下的组排列成具有演进关系的小链条,各个类型之间在通过中间型连接成更长的、较完整的链条。因此在陶鬲类型学研究中,作者排序的逻辑思维十分突出而分类的逻辑思维却不很清晰,《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提出的分组标准,既含有排序又含有分类,推测作者原本打算先把标本区分开,待找到确切的证据后再将其排序,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
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的类型学研究对象,是殷墟各地点的发掘报告中对于作者而言有分期意义的陶器和铜器。该文首创的表述器物型式的语言范式,已为当今中国考古学界普遍使用,即用汉字标示“类”,大写英文字母标示“型”,小写英文字母标示“亚型”,大写罗马数字标示“式”。例如陶器的型式有三种情况,最多见的是划分型、亚型、式三个层次,其次是划分型、式两个层次,最少见的是只用式别来区分。按照作者对17种陶器研究的先后顺序,归纳出陶器的类型学研究的体系结构,这一体系结构如左图一所示。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类型学研究体系包括分型和分式两部分核心内容,即分类和排序,换言之,分型就是分类,分式就是排序(注:陈畅:《试论考古类型学的逻辑和原则》,华夏考古,待刊。)。体系中的型式符号突出体现了标本之间的形态逻辑关系,但却不能由型式符号得出标本的具体形态,也就是说,这种型式符号所代表的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关系。
如果要说《天马—曲村》一书和《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一文在类型学研究方面的区别的话,前者是田野考古报告,首要的问题是准确真实地发表好资料,因此在这个前提下,报告编写者着重考虑的是器物类型规范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器物标本编码体系和器物标本形态特征之间关系的探索,并以青铜容器和戈、圭、璋三种非容器作了实验。
报告将青铜容器分为“底或裆”、“足”、“领、口或沿”、“肩”、“腹”五部分,分别将各部分的形态特征分类列表,并给予每类特征一个指定代码,参见表6。所有青铜容器都按照以上五部分的顺序用符号表示,形成该器物的型别编码,这样,一件青铜容器标本的整体基本形制特征的“标准化”通过其各个组成部分特征的“标准化”得以实现。例如如果将《天马—曲村》与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的类型学研究相比较,就会发现二者均以便于发表资料和研究为目的,按器物形态组成要素的特征进行分类,用大写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为代码标示。邹衡将器物的组成部位大致按照非容器部分和容器部分分开,先列出底、裆、足的特征代码,之后再由从上至下的顺序列出领、口、肩、腹的特征代码,似乎也是受了李济的影响,但又有别于李济的划分方式,如《天马—曲村》中铜甗M606
9:2,型别为HFC01′,这件甗为弧裆、柱足,显然“裆”是一种特殊的“底”,和“足”不能混淆,不同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将甗归入“三足目”的做法。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天马—曲村》的分类系统采用面分类的方法,《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则基本采用了线分类的方法,即分类模式的差别(注:关于面分类方法和线分类方法,陈畅:《试论考古类型学的逻辑和原则》,华夏考古,待刊。)。 二
考古类型学研究是研究者的思维能力尤其是抽象思维能力和方法的体现。而抽象思维能力是个人接受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抽象思维能力的形成与提高是和学校的教育与培养分不开的。从三位考古学家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和学术成长过程的学科背景中可以领悟出他们各自的研究风格背后传递的学术思想。
李济在清华学堂毕业后,先后在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来”(注:张光直:《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后来他对器物形态的研究深受量人脑袋的启发,特别注重器物形态元素的组合方式,而其研究目的则深受美国人类学学科人本主义精神的感染,试图通过器物分析探究社会文化而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即意在研究人。例如,他认为小屯出土的原始土质爵形器的器形脱胎于龙山文化,这一点符合文化传承,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口部结构的演变则是工匠长期实践不断改进提高器物的实用功能的结果。李济按器物形态元素特征分类的类型学体系,为早期的中国考古学的器物研究打下一个新基础,并且一直影响到今天。
苏秉琦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由于学习中国史学的经历和史学传统的学术背景,致使他认为“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1997年出版。)。他的考古类型学研究大都采取史学的研究方法,十分注重事件的因果关系及过程;而发轫于生物界的进化论理论,又恰好满足了他以物的发展过程序列为研究目的的研究方式,于是进化过程和历史因果关系,构成了他的研究特色。这种特色在《陕西省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1983年《补序》(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里表现得最为充分。“系统的类型学理论,是瑞典人蒙德留斯(Oscar Montelius)在1903 年出版的《东方和欧洲古代文化诸时期》第一卷《方法论》中开始建立起来的。在我国,至三十年代,蒙氏的书有了两种中文译本;四十年代以后,苏秉琦先生则在大量实际分析、综合考古新材料的工作中,从中国考古的具体研究出发,为正确运用和发展这种方法论,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注:俞伟超、张忠培:《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超级秘书网
第6篇：考古学基本方法范文
关键词：海龙囤 公众考古 实践
中国分类号：K8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4）01-103-107
在古代文化遗产与现代公众之间，考古学无疑像一座桥梁，沟通古今。但这一切并不会无端端地发生，而且随学科专业化的逐步加强，原本有趣的发现往往被转述为生硬的研究成果而在小圈子内流传，成为“考古方言”，很难成为“普通话”而走进公众的视野，被广泛认知。如何使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惠及大众，转而使其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与利用？这属“公众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讨论的范畴。
2012年4月-2013年1月，在对播州羁縻·土司遗存海龙囤遗址展开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的过程中，我们依托考古现场，开展了一系列公众考古实践活动，取得了不俗的成果。本文即拟以之为例，试对公众考古相关问题进行初步剖析。
一
海龙囤位于遵义老城西北约30里的龙岩山巅，又称龙岩囤，是一处宋明时期的羁縻·土司城堡遗址。遗址三面环溪，一面衔山，仅东西各有仄径可上下，地势十分险要，《明史》称其为“飞鸟腾猿不能逾者”。遵义旧属播州，公元9-17世纪为杨氏所据，世守其土达724年，共传27代30世，即30人先后出任播州统领。据现有文献，海龙囤始建于宋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而毁于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的平播之役。1982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晋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11月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012年度的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
第一，基本廓清了海龙囤的整体格局。经过多年的调查与试掘，现已探明海龙囤有约6公里长的环囤城墙，其所围合的面积达1.59平方公里。囤东有铜柱、铁柱、飞虎（三十六步）、飞龙、朝天、飞凤（五凤楼）六关；囤西有后关、西关、万安三关，彼此围合的空间形成两个瓮城。囤顶平阔，“老王宫”和“新王宫”，是其中最大的两组建筑群，面积均在2万平方米左右。另有军营（俗称“金银库”）、敌楼（如“四角亭”与“绣花楼”等）、校场坝等遗迹。
第二，发现环绕“新王宫”的城墙，框定了“新王宫”的范围，基本厘清了其格局、性质和年代。环“宫”城墙长504米，其围合的“新王宫”面积达1.8万平方米，探明其内建筑20余组，并对其中的F1、F2、F7、F8、F9、F10、F11等数组进行了重点清理，出土青花、青瓷、勾头、滴水、石构件、礌石、弹丸、铁铠甲片、石砚台、钱币等遗物上万件。发掘揭示，“新王宫”具有中轴线、大堂居中、前朝后寝等特点，与衙署的布局一致；而明代文献中亦明确称其为“衙”、“衙院”、“衙宇”等。因此，“新王宫”实质上是一处土司衙署遗址。从出土遗物看，它是一组明代建筑群，嘉靖、万历时期是其鼎盛时期，最后毁弃于万历年间的大火。
第三，基本确认了石、砖、瓦等建筑材料的来源。为了解砖、瓦和石料的来源，对海龙囤及其周边展开了针对窑址和采石场的调查和清理，发现民间传说的“采石场”确系一处采石遗迹，清理出采石所遗的各类楔眼上百个，与“新王宫”建筑石材上所见楔眼完全一致。另在“老王宫”东北角发现窑址数座，对其中一座进行清理（Y1），系一座明代砖窑。由此可知，建囤过程中石材、砖瓦等建筑材料均就近取用。
第四，通过调查与发掘，对海龙囤的性质有了更深的认识。海龙囤是一处融保卫国家利益与维护土司家族利益于一体，集关堡山城与土司衙署于一身的羁縻·土司城堡。特殊时期，坚不可摧的海龙囤是土司的重要军事防御据点；和平年代，风景秀丽、气候怡人的海龙囤则可能成为土司的别馆离宫。从南宋中期开始，穆家川（今遵义老城）一直便是杨氏统领播州的政治中枢，而不久之后修建的海龙囤与之并行不悖，前者为平原城，偏重于政治，后者为山城，偏重于军事，它们一起构成了播州杨氏完备的城邑体系。
发掘的意义表现于：
第一，海龙囤特别是“新王宫”的整体格局与明故宫契合（同时也保存了本地建筑的一些特点），反映了土司在意识形态上的国家认同，这种一致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效维护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第二，海龙囤是我国羁縻·土司制度的实物遗存，它完整见证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由唐宋时期的羁縻之治到元明时期土司制度再到明代开始的“改土归流”的变迁，它的发掘为从考古学的角度深化中国土司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探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换言之，其对推行羁縻之治以来，中央如何开发、经营与管理西南疆，边地又是如何逐步汉化而与华夏渐趋一体等问题的深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三，这处设有衙署的军事屯堡，是中国西南规模最大、保存最好、延续时间最长的羁縻·土司城堡，它“利用地形、融入地形”的建筑特点，对中国西南同期以及后来的同类建筑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四，海龙囤的发掘可能引发考古学界新的学术关注点，即将视线从中原的、早期的遗存更多的投向边地的、民族的、晚期的遗存中来，从而拓展考古研究的领域，并可能有益于考古学方法与理论的发展。
该发掘荣膺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俗称“六大发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
如何在这样一个遗址上开展公众考古活动？首先牵扯到我们对“公众考古学”的理解。
多数人将“公众考古学”理解为考古科普。中国考古学的科普工作起步较早，曾以“考古学的大众化”示人，但现在流行的“公众考古学”却是一个舶来品，内涵也较前者丰富。换言之，考古科普只是公众考古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到底何为“公众考古学”？
20世纪70年代，由西方考古学家对考古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考古学家社会责任的思考所引发的讨论，最终产生了考古学一个新的分支——“公众考古学”（puhlic archaeology）。它将焦点聚集在“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过去”，“过去对我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等责任感问题上，因而超越了对“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学理探讨而上升到对“过去为何发生某事及其对于当下的意义”的阐释的哲学层面，以及具体践行活动中。其目的是通过参与式的实践，调合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与利益，从而助益文化遗产的保护。
问题在于，谁是“公众”？他们又如何能为文化遗产保护贡献力量？英文的“public”一词，是一个与私人领域对立的公民集合体，译作汉文，有“公共”（国家及其公共机构）和“公众”（彼此间有争论并消费文化产品的大众群体）两层含义。相应的，“puhlic archaeology”也存在“公众考古”和“公共考古”两译。虽然强调的对象各有偏重，但都涉及了民众、考古学家和行政部门这三个主体。公众考古的实践，实际上就是这三方围绕着考古资源的最优配置展开的一系列博弈活动。考古学家通过推动行政部门的制度供给，达到建立和完善考古资源保护和管理的相关法规的目的；通过与民众的合作，使其利益在考古活动中得到体现，从而实现其了解自身过去的公共权力。
关系错综复杂，但对考古者而言，公众“这一名词只是方便用来指代一个多元的、但又不以考古研究为职业的人群。在我们的语境中，‘公众’只是因非专业考古学者这一特征而集合成的一个概念”。具体到某一个遗址中，我们认为除了在此开展工作的考古者以外的所有群体，包括外来的考古学家均可称之为“公众”。进而言之，在具体考古活动中，凡发掘团队与其自身以外的所有“公众”的互动，均属公众考古的范畴。此时，开展考古活动的遗产地就变成了“交流”与“解释”的一个重要场域，来自远古的信息在此破解，在此扩散，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得到适当满足。被视作公众考古学核心思想的“交流”、“解释”与“考古学利益相关者”均在此场域中得以呈现。相对于博物馆、陈列室等传统展示渠道，考占现场则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三
2012年5月起，土司城堡海龙囤遗址的考古现场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域。借配合“申遗”而对海龙囤展开大规模考古发掘之机，经过周密的筹划，我们在海龙囤考古现场开展了一系列公众考古的实践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作为遵义重要旅游目的地海龙囤，因为与土司政治及其生活的密切关系，对包括考古学家在内的公众都充满诱惑，这是相关活动能顺利开展、各方利益得以体现的重要前提。加之此次考古工作是在“申遗”背景下开展的，地方政府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积极投入到考古活动中来。汇川区人民政府通过专题会议、现场办公、文件等方式，极力推进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行政部门和考古者的利益均得到充分体现。而针对专业化和公众直接参与的不和谐，我们则通过讲座、媒体宣传、现场体验等方式，让公众了解自身过去的公共权力得到部分满足。
首先，在中国第七个“文化遗产日”之际，策划了“亲历考古，触摸四百年土司生活”的系列公众考古活动。于6月10日文化遗产日当天，邀请著名学者在贵州省图书馆举行主题为“聆听海龙囤”的大型学术讲座，并从听众中产生70余名幸运者，于次日与考古者一起登囤，在考古现场“触摸海龙囤”。此后又组织了黔籍知名画家进海龙囤，用他们手中的画笔描摹400年前的土司生活的“画中海龙囤”活动；组织遗址所在地的高坪镇中小学生将课堂搬至考古现场的“爱我家乡，考古进课堂”活动；以及与遵义市政协共同组织了政协委员参观考察与文艺演出相结合的“走近考古，支持申遗”的活动。当考古工作接近尾声时，我们邀请了全国20余位知名的考古学家亲赴海龙囤，并召开现场座谈会，请他们为海龙囤的发掘、研究与保护出谋划策，此举在“交流”中实现了海龙囤价值于更大范围内的传播。如果说“聆听”只是一个引子，其后开展的“触摸”则是活动的重点。包括外来考古学家在内的“公众”通过现场的观摩与体验，对海龙囤有了更为深入的认知，相关感受又通过他们传达给更广的“公众”。
但能到现场“亲历考古”者毕竟少数，如何进一步调适专业化发掘与公众参与的不和谐？无疑，通过媒体与公众形成互动是最佳的选择。因此，在“亲历考古”活动之外，我们与媒体开展了密切的合作，使海龙囤的最新发现得以及时呈现在公众面前，尽可能满足了其解自身过去的公共权力。通过媒体与公众的互动，从“非专业人士的普及性利用和专业研究者的提高性利用”两个方面展开：前者是报纸、网络、电台及电视台的记者在田野一线采写稿件，在相应的媒体持续刊播；后者则是发掘者亲自撰写“考古手记”，对相关发现作出权威解读，在当地媒体连续刊登。其广度、深度及长度，贵州此前所未有；所取得的社会影响也是空前的。据不完全统计，在发掘期间及获奖前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全国各媒体共推出关于海龙囤的各类报道140余篇（则），曾三上央视、三上“贵州新闻联播”、数次登省内媒体头版，并有多篇深度解读海龙囤考古的大版块文章，使海龙囤的最新考古成果得以迅速呈现在公众面前，甚至出现读者收集“考古手记”登囤请教的插曲。
国内外近百家媒体通过报刊对海龙屯的考古发掘进行了报道；海龙屯声名鹊起，成为国内外考古界关注的焦点。
而基于考古发现的专题学术讲座，实现了另一个渠道的传播与互动。第一期发掘过程中及发掘结束以后，我们在海龙囤、遵义、北京和贵阳举行了多场面对不同听者的学术演讲，广受好评。如9月22日，应遵义“名城大讲坛”之邀，在遵义市图书馆举行《海龙囤：两千里疆土家与国》的专题学术讲演，数百名听众出席。10月16日，在“中国海龙囤·娄山关国际户外挑战赛”举行期间，在海龙囤巅向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台湾、香港、北京等地的约200名运动员、教练员讲述海龙囤故事。2013年1月9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颁奖仪式上发表《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2012年度发掘》的学术讲演。2013年4月11日、5月20日，海龙囤遗址荣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走进社区、走进校园，与社区居民和大中学生进行交流与互动，受到普遍欢迎。
所有“公众”中，当地村民无疑是与遗产地关系最为密切的利益相关者，他们的利益如何在考古活动中得以体现？相当部分当地村民在考古工地做工，在增加收入的同时也完成了与海龙囤事实上的“亲密接触”。部分村民则长期在海龙囤从事牵马、导游、餐饮等旅游服务，考古工作开展后剧增的游客量也增加了他们的经济收入。这些都是考古活动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此外，发掘期间，针对当地村民的贫困状况，我们联合媒体通过微博发起“考古探秘+公益慈善”活动，使城市中人在进行海龙囤考古探秘的精神之旅的同时，也能对当地贫困村民予以捐助。这一活动被新华社等媒体誉为“走出文化扶贫新路”，予以高度评价。更有当地村民写诗传扬此举，称“杨雀记得千年树，乞丐记得贤惠人”。我们相信，当地政府会充分考虑村民的利益诉求，未来海龙囤“申遗”一旦成功，他们的生活条件将会得到进一步改善。
三
贵州具有影响力的公众考古实践始于2008年出版的《赫章可乐：2000年发掘报告》。为便于普通读者的阅读，该书在传统考古报告里开设了一些小窗口，用通俗的语言来描述相关章节的内容，即在“考古方言”里穿插了“普通话”的环节，使其晓畅易读。这一尝试引发了圈内圈外的广泛讨论，先后有约10篇书评公开发表。贵州省文物局从2011年开始策划的“贵州文化遗产丛书·考古贵州系列”，计划推出解普及性读物8本，将贵州考古的最新成果用普通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予以刊布，即用文学化的笔触来表述严谨的学术成果，从而令其在更大的世界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丛书目前已完成撰稿工作，预计2014年初能推出部分成果。这两项实践，应属“考古科普”的范畴，无疑也是公众考古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而以考古现场为依托，开展深度的、广泛的公众考古活动，海龙囤开贵州先河。基于海龙囤的公众考古实践，在面对面或通过媒体与大众的互动中回应了社会的关切，尽可能调适了各方利益，对文化遗产保护有着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同时强化了考古学科存在的价值，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效应。
第7篇：考古学基本方法范文
关键词：相对年代，绝对年代，参照点
中图分类号：K85;N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1)01-0039-04
On the Relative Chronology and Absolute Chronology of Archeology
ZHAI Shengli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relative chronology and absolute chronology is not the precision of time but the reference points. The reference point of absolute chronology may be a time point or time zone which is specifically known; however, the reference point of relative chronology must be a time point or time zone which is not known by now.
Keywords: relative chronology，absolute chronology， reference points
考古学是一门关于时间的科学。在整理考古发掘资料时，最基本的环节就是对考古遗物和遗迹的年代加以判定，这就是考古年代学。年代学的研究涉及一对基本概念：“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对于这对看似简单的概念，学者在理解和使用的过程中却多有分歧。笔者不揣简陋，尝试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的基本含义
对于“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的基本含义，学术界还没有形成整齐划一的定义。学者们对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的争议，多体现在适用范围与精确度方面，主要观点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一些学者将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的研究限制在考古学范畴之内，他们认为相对年代是考古学研究的一项特定内容。有学者认为[1]：相对年代是指各种遗迹和遗物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绝对年代是指遗物和遗迹形成时距今的具体年代。这也是多数考古学家的观点。
考古学上，人类的历史遗存按形制分类，形制相近或相同的遗存归为一类，以某一方面的特征为标准来确定它们的标准型式。然后按照型式差异程度的递增或递减序列，排出一个“系列”，这个“系列”便代表该类遗存在时间上的演变过程。各遗存在这个系列中的位置，就表明了它们的相对年代。“相对年代”的研究就是通过考察多个考古遗存在演变系列中的位置，来判定其相对早晚关系。
另一些学者则将相对年代的研究推广至历史学范畴。《辞海》认为：“在历史上可以确定的具体年代，称为绝对年代。不能确定具体年代而仅能比较和推定先后时序者，称为相对年代。”[2]持此观点的学者不再限定相对年代的研究对象，他们认为考古学与历史学都是关于时间的科学。无论对于考古遗存还是历史人物、事件，如果只能比较先后序列而不能确定具体的年代，都可以称为相对年代。
刘华夏先生认为：“绝对年代是以现今或与现今距离可知的定点为起点，用公认的时间单位（如一年、一世纪等）计算的年代。相对年代则不同，其既无起点，亦非用时间单位来计算，仅仅指甲早于乙而已。”[3]刘先生对绝对年代的界定是比较中肯的，但其关于相对年代的看法却存在问题。遗存之间既然有早晚关系，那么至少是互为时间起点的。
也有学者从时间轴方面对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作出定义。曹书杰先生认为：“绝对年代是将历史事件置于时间轴上（例如公元前1975年）或时间区内（例如12 000~10 000年）的纪年法，年代可以直接测定并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所谓相对年代纪年法，就是把一段时间、事件或对象安插到已经确定好的时序之内的纪年法。”[4]这种说法较为形象，但其对于相对年代的界定却较为模糊。
以上几种观点都有合理之处，然而又都存在不足。笔者认为二者的概念可以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形式。从狭义方面：相对年代是指一系列考古遗物和遗迹的相对早晚关系；绝对年代是指某一个或某一系列考古遗物和遗迹距今的年代数据。从广义方面：相对年代是指历史上的人物、事件或者遗存之间的相对早晚关系；绝对年代是指历史上的人物、事件或者遗存之间距今的年代数据。
二 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相关论述中，不少学者都曾涉及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的关系问题。学者们多将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的区别理解为时间精确度的差异。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不妥之处。
1.二者的命名与时间精确度无关
为了说明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的联系和区别，有学者曾经提出“具体年代”“精确年代”等概念。有人认为绝对年代就是具体年代，相对年代就是大致年代。曹书杰先生将历史年代分为绝对年代、具体年代、概括年代、稳定年代、约定年代等几种类型。他认为绝对年代是指那些已精确到某一具体年份的月和日的时间结论，而且是确定不疑的，也可称为精确年代[5]。
马承源先生提出青铜器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的区别在于时间幅度的不同。马先生认为：“绝对年代是青铜器铸造的年代，或非常接近于铸造的年代。相对年代是指用一定的时间幅度彼此对比而借以决定的期限。”[6]马先生所谓的绝对年代是指青铜器铸作于某一时间点，而相对年代则是指对比研究以后所能确定的时间段或时间区。二者精确度有所区别。
林先生曾说：“考古发掘中的层位，只能用以判断遗物的相对早晚关系，对遗物的具体年代则只能提供大致的估计。”所谓“相对早晚关系”无疑是指相对年代，那么“具体年代”应该是指遗物的绝对年代[7]。彭裕商先生则认为：“根据确切年代或其他有关内容的铭文资料和考古学地层关系，就可以知道某个型式的器物的绝对或大致的年代。”[8]此处的“绝对的年代”相当于确切年代，而“大致的年代”应该指相对年代。
以上专家所论虽不无道理，却有不妥之处。例如：“高卢人攻占罗马是在羊河战役后19年，留克特拉战役前16年，与斯巴达人批准同波斯国王签定的安达尔西达斯和约同年。”这些年代是通过几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相互对比系联而得出的，显然属于相对年代，然而它们都是非常具体的数据。人类旧石器时代开始于三百万年前，虽然三百万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数据，但仍然属于绝对年代。所以笔者认为绝对年代与相对年代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二者精确度的高低。
2.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所选参照点不同
相对年代之“相对”，在于必须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考古遗存或历史事件相互比较才能得出其先后关系。而绝对年代之“绝对”应指某遗存或事件可以与今天的纪年系统产生关联，进而能表明它与今天的时间距离。正如李雅书先生所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直接的纪年方法只能是相对纪年：即把要记的事件同前后已知的著名事件联系起来，用它们之间的距离来标明该事件发生的时间。例如：“特洛伊陷落后六十年，彼阿提亚人定住于现在的彼阿提亚。再过二十年，多利亚人和赫丘利的子孙们占领了伯罗奔尼撒半岛。”[9]这里用著名的特洛伊战争为纪年起点，显然是一种相对纪年。
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使用的纪年方法主要有帝王纪年、干支纪年、年号纪年、大事纪年等几种形式。帝王纪年以某一位帝王即位时间为起点，干支纪年以天干、地支组合为周期循环运转计算，年号纪年以某一帝王的年号为纪年起点，而大事纪年则以过去某著名事件为起点计算年数。这些纪年起点都是主观选择的结果，先民们将后来的事件与主观选择的起点相联系，所得即为相对年代。现在通行的西方公元纪年，以耶稣诞生为纪年起点，从科学上并无道理可言。其实公元纪年与其他纪年方式一样也都属于相对纪年，那么可以说，包括公元纪年在内的一切年代都可以被称为相对年代。
另一方面，一切被使用的纪年在当时人看来肯定都属于绝对纪年。因为被当时人选作参照点的事件或者时间在他们看来肯定是明确无疑的，这是该事件或者时间被当做参照点的前提。今天也是如此，公元元年即耶稣诞生的时间，这一点必须是公认的。假如由于历史的变迁，今天的人已经无法了解某种纪年的使用情况，历史上的绝对纪年就会变成今天的相对纪年。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进行年代学的研究。首先要了解历史遗存或者事件的相对年代，然后将相对年代转变为与今天相关联的绝对年代。
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都是将遗存或历史事件置于历史发展的时间轴之上，其区别在于参照点的不同。绝对年代以当下或其他能够与当下产生关联的时间为参照点，目的在于了解某一遗存或事件与当下的时间关系。而相对年代则可以用当下以外的未知时间为参照点，将数个遗存或事件联系起来，以标明它们的先后关系。每一个记录下来的年代，只有明确它们在今天的纪年体系中所占的位置，这个年代才有意义。也就是必须把相对年代换算成今天通用的纪年体系的年代，相对年代才能起到纪年的作用。这样，这个相对年代即变成了绝对年代。作为判定绝对年代的纪元，“公元”显然并非唯一可能的起点。公元起点是约定俗成的，因此最终推断出来的绝对年代可能有好几种表示方式[10]。
在进行考古学断代时，考古学家经常将遗存与某一王世年代进行拟合。彭裕商先生认为：“指出铜器的绝对年代，即将某器具体归入某王世。”[11]而杜勇、沈长云两位先生则认为，彝铭记事内容所在的王世即西周金文的相对年代[12]。
以上专家的两种说法都是有道理的，将遗存与王世拟合后的年代既可称为相对年代又可称为绝对年代。例如汉武帝元鼎三年，当我们对汉武帝或汉代一无所知时，它只表明该年比元鼎元年晚了三年，其实是一个相对年代。只有当我们弄清楚该年代与公元纪年的对应关系，或者汉武帝在位的大致年代，这个相对年代才能被称为绝对年代。当然，仅知道汉代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大致位置，也足以将元鼎三年称为绝对年代，时间精确度的高低并非决定因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都是相对而言的，二者之间并没有十分严格的界限。它们都是将历史遗存或事件置于时间轴上，其区别在于所选参照点的不同。绝对年代的参照点是当下已知的某个时间点或时间段，相对年代的参照点则可以是当下未知的某个时间点或时间段。
参 考 文 献
[1]段小强,杜斗城.考古学通论[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15-16．
[2]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历史＼考古＼世界史分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310.
[3]刘华夏.金文字体与铜器断代[J].考古学报,2010(1):43-72．
[4]王乃新.罗马年代学与卡皮托执政官表[G].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139-140．
[5]曹书杰.中国历史年代学若干问题思考[J].史学集刊,1991(2）:1-5,76.
[6]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409-410．
[7]林.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C]//古文字研究（9）.北京：中华书局,1984:148．
[8]彭裕商.组卜辞分类研究及其它[C]//古文字研究(18).北京:中华书局,1992:46.
[9]李雅书.古罗马的历法和年代学[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2):40-50.
[10]刘华夏.金文字体与铜器断代[J].考古学报,2010(1):43-72.
第8篇：考古学基本方法范文
编者按：音乐考古从文玩鉴识到乐音追踪，从研究之手段到学科初创立，及至于新世纪以来的人才辈出、专著涌现、机构设立、群贤辐辏。但繁荣的学科现实更需要学界理性的思考：今日之“音乐考古学”，历史的脉络如何梳理？繁荣的基石是否牢固？学术的困局与研究的纵深是什么？学科的未来趋向又将何往？……面对诸如此类问题，我刊特约请五位业内专家以不同的视角予以探讨。
音乐考古学在中国，有着特别丰厚的文化和学术基础，并且成果丰硕。
在宋人的“金石学”中，已涉及到出土古乐器的研究。如北宋吕大临的《考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著录中不乏古乐器的拓本。这些乐器主要是钟和磬之属，据其材质，即所谓的“金”与“石”。其中最有意思的事件，是当时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的《啸堂集古录》和王厚之的《钟鼎款识》，都注意到了当时出土于湖北安陆的2件楚王含章钟（又作曾侯之钟）；其中薛氏不仅著录最早，还研究了2件编钟上的乐律标铭“卜翆反 宫反”和“穆商 商”，正确地指出其是用来标示“所中之声律”。至于铭文的确切含义，他一时还说不清楚。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编钟出土，这个千古谜底才被揭开：“卜”为“少”字的减笔之形，为某个音名的前缀术语，意为该音的高八度；“翆”即音阶第六级的“羽”在当时的写法；“反”亦为当时的音乐术语，为“半”、“半律”的意思，是表示高八度的后缀专用辞。如此，“卜翆反 宫反”的含义便一清二楚：“（此音为）高八度的羽音之再高八度”。又据曾侯乙钟中层一组1号等钟铭文，可知当时楚国音律体系中有“穆钟”一律；其音高，在曾钟中层三组2号钟背面左鼓铭文：“穆音之宫穆音之在楚号为穆钟”中有明确的对照，因知楚国的穆钟一律就是曾国的“穆音”律，其音高相当于今日国际标准音高的bB。如此，“穆商 商”意即“楚律穆钟（或曾律穆音）商调之商”——这一曾让人们费尽心思猜测的谜底，豁然于眼前。
应注意的，还有北宋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提到了古代乐钟的音乐音响性能：
古乐钟皆扁，如盒瓦。盖圆钟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声皆相乱，不成音律。后人不知此意，悉为圆钟，急扣之多晃晃尔，清浊不复可辩。
大量的出土文物表明，大约在西周早期，铸钟的工匠为了节约当时无比贵重的“金”——铜料，抑或也是为了方便乐师的编钟演奏，已经发明了“一钟二音”的造钟技术和双音钟的调音技术。他们把编钟的钟体设计为“合瓦形”（沈括所谓“盒瓦”）——即两块弧曲朝外的瓦对合之状。这样的钟体，在人们分别敲击其正鼓部位（即钟体两面近于口部位弧曲的最高点）或侧鼓部位（即钟体两面近于口之弧曲最高点与“合瓦”对接点“铣角”的中心部位），可以获得两个不同音高的乐音。虽然，当时沈括还不可能认识到这个中国古代音乐科学上重大发明的物理学含义；但他已经发现，先秦的编钟都是合瓦形的“扁钟”；扁钟的一大发音特点是余音较短；而若将编钟钟腔设计为正圆筒形，编钟的余音就会很长。他还发现，余音的长短，直接影响到编钟的音乐性能：在实际的音乐演奏中，如果人们演奏节奏较快的乐曲时，整套编钟就呈现了一片混响之状，音乐的旋律被破坏：即沈括所谓的“急扣之多晃晃尔，清浊不复可辩”了。沈括对乐器的音乐音响性能的研究，显然进入了对音乐本体的探索，是今天的乐器学、音乐声学所要探讨的问题。
宋人的金石学著录和相关的音乐理论著作，尽管已涉及到先秦的一些钟磬乐悬等古乐器，乃至已在探索它们的音乐和音响方面的物理学性能；但这些研究还都是零散的，往往局限于某一侧面的。他们注意的重点，显然也不在于探索音乐艺术的历史问题。并且他们的研究，还不具备运用今日音乐学和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的可能性。故还不能算是音乐考古学的研究。作为一门自有研究目的、对象、方法的独立学科，中国音乐考古学还得在金石学的卵翼下，经历八百余年的漫长岁月。
北宋以后的青铜器著录和研究，仍以铭文和文字训诂为重点。自20世纪初以来，王国维、郭沫若、罗振玉、容庚、于省吾、方溶益、吴大潋、唐兰、徐中舒等一大批学者皆有相关青铜乐器的论著。首先打破这一局面的是王国维、郭沫若等人，他们开始以研究社会历史的眼光来解读商周青铜乐钟，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中，有多篇关于青铜钟类乐器的重要研究。如《夜雨楚公钟跋》，他不仅确认了孙诒让对楚公逆镈“逆”字的考释，认为其人即文献所说的熊号；并由此进一步对楚之中叶的历史做了较精辟的阐发。王国维研究的对象，同样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古乐器；但他的研究目标，已转向探索商周社会发展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摆脱了北宋以来把音乐文物仅仅作为“古玩”加以著录、研究的传统。特别是在《古史新证》中，面对当时中国如火如荼的田野考古事业以及学术界盛行的“疑古”思潮，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字里行间，已足见他对现代考古学的重视。“二重证据法”成为中国史学领域研究方法上的一次重大革命。
郭沫若的巨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收录了511件青铜器。针对两周的不同特点，他将西周铜器按王世排列，对东周铜器则按国别分类；并将青铜器的发展分为滥觞期（约相当于殷商前期）、勃古期（殷商后期及西周初至昭、穆之世）、开放期（恭、懿至春秋中期）、新式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使传世青铜器第一次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成为可供古史研究之用的科学资料。他提出的标准器断代法，对于中国青铜器的研究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的《中国青铜乐钟的音乐学断代》中以编钟音阶结构特征断代的方法，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此法：以各时期重要编钟的音阶结构做为标准尺，建立“刻度”；随着材料的逐渐丰富，可使“刻度”逐渐细密；以此标尺为基础，将新发现编钟的音阶与相应“刻度”进行比对，以判断其相对年代。不过，王国维和郭沫若们的这种研究所要实现的目标，却与音乐艺术本身并无多大的关系。故从根本上说，他们的研究，仍难算是“音乐考古”。
第9篇：考古学基本方法范文
关键词：认知考古学；新石器时代；祭祀遗迹；文明起源
普遍意义上讲，认知考古学是通过考古遗存来研究人类认知活动的一种理论方法，具体来说就是根据人类物质文化遗存所凝聚的象征意义来研究古人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1]。肯德.弗兰那利和乔伊斯.马库斯则将宇宙观、宗教、意识形态和肖像作为认知考古学研究的合适课题，并认为这四个领域已基本涵盖了认知考古的大部分课题[2]。宗教祭祀作为其中之一，是最能反映远古先民的思想意识的有效途径。我国新石器时现的那些祭祀遗存就是人们祭祀天地、祖先等祈求生存发展的考古学遗迹。
一、现有考古学资料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境内已发现的祭祀遗迹主要分布在辽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包括祭坛、祭祀坑、庙宇、积石冢、石圈遗迹和少数房屋内绘画遗迹等。
辽河流域祭祀遗迹以牛河梁女神庙、东山嘴石砌建筑基址和胡头沟石圈遗迹为代表，年代基本处于红山文化晚期。黄河流域多以祭祀坑和“石圆圈”为主要发现，如青海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发现的2处祭祀坑、西安客省庄文化发现的6座人畜埋葬坑、洛阳王湾和郑州大河村遗址发现的人骨堆葬坑以及青海羊洼坡遗址[3]、甘肃大何庄遗址和永靖秦淮家齐家文化墓地等处发现的“石圆圈”遗迹现象。祭祀坑有人祭、畜祭和人畜祭，有的坑内也堆有粮食并常伴出有完整的动物骨架和陶器。长江流域则以太湖良渚文化祭坛更为重要，发现的最具代表性的祭坛有瑶山祭坛、汇观山祭坛、福泉山祭坛以及寺墩祭坛，除此之外还有江苏吴县张陵山、浙江余杭反山、杭州莫角山等地的“圜丘”，另外在湖北房山七里河遗址的一处半地穴房址中发现有一个完整人颅和成排斜线分布的颅顶碎片。在内蒙古大青山西段发现的祭祀遗迹也以祭坛为主，主要有莎木佳祭坛、黑麻板祭坛和阿善祭坛，其中前两处祭坛的形制基本相同，为绕近圆形土丘一圆形石圈，后者为圆锥形石堆，平面近似呈弧线形[4]。
二、祭祀活动
从原始宗教的角度考虑，祭祀活动是人类对自然神灵的崇拜，都是人类为了得到上天的庇佑、祈求风调雨顺或长久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赋予了这些祭祀遗址多重的祭祀内容。
原始农业萌芽于新石器时代并自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神的崇拜特别是对农神、谷神、天神、地母神和山神的崇拜成为祭祀活动的主体。在辽宁喀左东嘴山发现的祭坛遗址，位于该山梁中央平缓突起的台地上，平面呈长方形，根据布局可将其分为：中心大型方形基址部分，基址内分布大量石块，伴有玉璜、石弹丸、陶器碎片和少量骨料等遗物以及大片红烧土遗迹；东西两翼部分为相互对称的石墙基，墙基外有石堆分布；前端部分由石圈形台址和多圆形石砌基址组成，石圈形台址东侧有孕妇造型的雕塑出土，后端发现有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址，在房址东墙中端有一埋葬人体骨架和打磨精良的非实用性石斧的长方形土坑。不难看出，这是一座由祭坛、祭台组成的宗教祭祀性场所，将祭坛修建于凸起台地上正是为了拉近与天的距离，发现的红烧土表明火祭是当时祭天的方式之一，红烧土面积之大则可说明该处祭祀地点举行过多次仪式。而祭坛内大量的石块应与祭祀地母有关，孕妇造型的雕塑则是对女性生殖的崇拜，也是传世文献中设坛祭祖的原形，种种现象都反映了该祭坛也同样是礼地的场所。
内蒙古大青山西段发现的三处祭祀遗址，从形制和结构上分析似乎与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并无联系，近年来，综合考古学材料许多民族学家认为敖包起源与祭坛在形制、功能和祭祀形式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按《祭坛与敖包起源》一文：“两者之间应具备更深层次的渊源关系――首先，在修建时都选取高出地面的台地、山丘；其次，在外形上均为用石块垒起的圆形建筑，酷似山峰；再者，在功用上均为祭祀为主要功能；第四，二者最初都已祭祖活动为主；最后，从原始宗教仪式里的祭坛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进程才发展成敖包”。
太湖地区的祭坛遗址则多与墓地联系在一起。发现于浙江省的瑶山祭坛就位于该遗址墓葬区的北部，13座墓葬分列南北两侧打破祭坛，出土随葬品中女性色彩浓厚的纺轮、玉璜等多见于北侧诸墓，而代表男性的琮、钺和三叉形饰多则见于南侧墓葬。由此可见瑶山祭坛不仅是一处祭祀场所，也可能是当时巫祝死后埋葬的专属墓地。反山祭坛的情况于此也十分相似，但由于发掘失误，未能清晰地辨认出来。针对这种墓葬打破祭坛的现象，许多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有两种观点截然不同：以苏秉琦先生为首的一些专家认为，墓葬的年代要晚于祭坛的废弃年代，两者可能并非为同一代人所修建使用；另一派意见则坚持两者就是同一代人所为，并认为祭坛是为墓葬服务的或者说墓葬作为祭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承担了特殊的功能。而在赵陵山、福泉山发现的祭坛遗址却多是与墓葬共存，以祭坛为中心，墓葬绕之。
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和女神庙是红山文化大型祭遗迹与墓葬的第一次明确发现和正式发掘。三座积石冢自东向西依次分布，冢内带有某种“墓祭”含义的圆坛，这是我国较早的墓祭资料，肯定了原始墓祭的存在及其出现的大体时间。庙中还出土了大量的泥塑女性雕像，形态各异，大小不一，尤其引人注目的出土的一尊较为完整的女性头像。有研究表明，这些人像可能象征的是当时社会上的权势者或收到崇拜的祖先，出土数量如此之多足以表明是古人为求得氏族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进行的女性生殖崇拜。
三、祭祀与文明起源
中国文明起源经历了从单一地区起源论到多地区起源论的成长历程，随着祭祀遗址的发现，大量有关祭祀的考古学资料使其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中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越来越重要。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展开的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仍有一部分学者讲礼制性建筑作为文明起源的要素之一。如张光直先生将青铜冶金、文字、国家组织、庙宇和大型建筑成为文明初期的一般标志，并认为中国的许多文明标志都与巫术息息相关；安志敏先生则把文明的特征和要素总结为国家、城市、金属冶炼和礼制性建筑。但也有学者认为，文明是文明诸要素累积在一起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可单纯的将某些物质文化所反映出的文明现象就判断已经文明阶段的到来，而促成上述那种质变的根本标志是阶级社会和国家的诞生。在发现的诸多的礼仪性建筑中，尤以祭坛与文明的关系最为密切，可将其作为文明因素增长到一定程度的体现：第一，祭坛这种大型建筑的出现说明当时已存在一个极具支配力量和凝聚力的社会组织；第二，出现了专门从事宗教祭祀活动的人员，这一阶层由于拥有沟通神灵的职能而在社会地位上远高于普通大众。
四、结语
本文通过认知考古学研究的相关内容，对原始社会复杂的社会生活、宗教文化和社会历史进行了简单论述。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对我国新石器时代祭祀遗迹的分布状况和所代表的文化内涵进行综述。就目前的考古资料和实物遗存可以看出，原始宗教的基本内涵主要就是生死、食物和繁殖。因此，远古先民祭拜的对象也无非都是与人们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农神、天地、祖先等神灵。而近年来民族学材料的不断丰富也为我们解读原始宗教的祭祀仪式提供了有力证据。
参考文献：
[1]栾丰实，方辉，靳桂云.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M].文物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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