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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的加工贸易大多由外商投资所主导,2009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项下的贸易顺差高达2228亿美元,相当于当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顺差的1.1倍,2010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9707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的83.9%,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我国加工贸易的主导力量,形成对加工贸易的实际控制。事实上,外资主导下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面临诸多隐忧,这些隐忧正逐渐成为加工贸易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和制约。
隐忧一:丰产不丰收
虽然从数据上看,我国外贸顺差基本来自于加工贸易,但正如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所形容的中国加工制造业是“丰收的贫困”,也就是说,中国加工贸易巨额顺差却没有带来丰厚的利润,处于“贫困化增长”状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态,原因是:第一,主要是因为当前我国加工贸易从事主体是外商投资企业,其在中国所生产的产品出口到国外,出口值算在中国头上,而创造的利润却归外商所有,中国的实际收益微乎其微。数据显示,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6003.1亿美元,占全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53.8%。同时,加工贸易主要是外资企业顺差,如从2000年开始到2009年,外资企业占加工贸易顺差比重从64%提升到84%。因此,巨额顺差计在中国头上,而实惠却由西方发达国家所获。
第二,内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为外商做代工,为争取订单大打“价格战”。加工贸易企业对外签订加工贸易合同的目的就是通过加工使进口料件增值,从中赚取加工费,因此加工增值含量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状况。尤其在当前用工成本上升、原材料涨价的情况下,大多加工贸易企业仅仅在微利状态下运转,陷入了丰产不丰收的状态,据统计,目前代工企业的毛利润率一般在5%左右。据权威市场调查机构iSupply的报告显示,“一款售价499美元的iPad,其平均成本为260美元左右。其中苹果开发的A4处理芯片每个26.8美元,16G的存储芯片为29.5美元。最贵的元件是9.7英寸的触摸显示屏,由韩国LG公司制造,每个95美元。其中与中国有关的,仅仅是每台11.2美元的组装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代工巨头台资企业富士康也不过如此,更别说国内众多的中小加工企业了。
第三,加工贸易出口退税政策使很多企业即使亏损也要生产。目前我国为了鼓励出口,对加工贸易生产实行出口退税政策,这使得加工贸易企业有了降价的资本,很多企业一再压低加工费,甚至靠出口退税过日子,而把真正的利润让给了外商,也就是说,我们用中国人的钱补贴了外国人的腰包。
隐忧二:转型升级步履维艰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内涵,其一是指加工贸易主体由以外资企业为主向以本土企业为主的转型,其二是指由劳动密集型行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转型,其三是指向最关键的上游技术研发和下游销售渠道转型升级。这是因为只有更多的本土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配套、加工、生产,才能提高加工贸易的国内采购,延长加工贸易的产业链,将更多的利润留在中国,只有本土企业从事更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制造,才能提高加工贸易产品的附加值,只有本土企业具有了自主品牌和研发基地,在市场上才能够取得主动权和竞争优势。
目前,虽然我国加工贸易结构优化升级的趋势正在逐渐形成,但这种转型升级依然表现出一定的微弱性和不确定性,外商投资企业依然是我国加工贸易的主导力量,并控制着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贸易,主要从事来料加工贸易,收取加工费,在研发和市场销售两大环节上,严重依赖跨国公司,在进料加工中,仅有8%的贸易额是由内资企业控制。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外资是从事加工贸易的主体,外资主要是利用我们低廉的劳动力资源来进行劳动密集型生产谋取利润,并不把供货渠道、技术开发、产品营销等经营环节带到我国,而是牢牢把握在跨国公司内部。国内加工贸易企业大多是在为洋品牌做贴牌生产,无须进行研发,也没有自己的品牌和销售渠道,产品销售完全依赖外资企业,因此转型又谈何容易?
另外,国内加工贸易企业走的是以“多快好省”为主要手段的代工之路,这种模式虽然可以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但也存在利润过低、易受外部变化影响、抗风险能力弱等缺陷。而自主研发和创立品牌是需要大量时间、资金、人才和技术支持的“慢工出细活”之路,在当前加工企业极低的利润率之下,要想迅速转型首当其冲的遇到了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瓶颈。因而中小型内资加工企业无力转型,即使是一些有能力进行研发和市场销售的大企业也由于对成本和风险的考虑而不愿转型,毕竟“隔夜的金不如到手的铜”。以上诸多现实原因导致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步履维艰。
隐忧三:环境成本外部化与能源消耗
发展加工贸易之初,为解决我国技术、资本极度缺乏的状况,国家制定了包括低价使用土地、水、电力等资源的一系列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其价格并未反映由于使用环境资源而造成环境资源减少的环境成本。一些外资正是基于我国的环境偏好低,环境标准相对宽松等方面考虑,倾向于选择劳动密集度高、技术含量较低、占用土地多、能耗物耗高、环境污染重等产业转移至我国。据统计,近年来我国外商投资的生产企业中属污染型的占30%左右,在污染型企业中严重污染企业占40%以上。中国加工贸易发展中,存在着“产品出口了、污染留国内”的问题。2008年2月,原国家环保总局就公布了第一批“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共涉及6个行业的141种“双高”产品。
环境保护部公布的《2010年全国环境质量状况报告》显示,2010年,四大海区中,东海近岸海域海水为重度污染。9个重要海湾中,渤海湾、长江口、杭州湾、闽江口和珠江口为重度污染。全国酸雨集中分布于长江以南的浙江、福建、及长江、珠江三角洲等加工贸易发达地区。另外,加工贸易重点聚集地区环境污染状况堪忧。我国加工贸易最为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广东省98%的加工贸易业务集中在这里,其环境污染尤为突出。2010年2月公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珠三角佛山、深圳、东莞、广州和中山五市工业污染源占全省比例为65.2%。《广东省海洋环境质量公报》自2001年起已经连续7年将该地区列为“严重污染区域”。
工业在中国所有产业中能源消耗总量和能源消耗强度均为最高,其中又以制造业为高。2006-2009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3202亿美元,其中55.5%投向了制造业。2010年,我国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机电产品5906亿美元,增长26.6%,占同期我国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79.8%。另外,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服装及衣着附件,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鞋类,家具,玩具和箱包等6大类商品637.2亿美元,增长12.7%。这里面都包含着大量能源消耗,可以这样说,随着大量“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中国等于是直接或间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这种大量的能源消耗以及环境污染,没有全部或者没有计入商品价格中通过市场来补偿,而是大量地被外部化,透支了未来的发展空间。
隐忧四:国际分工中固化在全球产业链底端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跨国公司往往是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及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转入我国,导致我国加工贸易企业被置于全球产业链的底端,根据隆国强的研究,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加工贸易企业仍然从事着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加工,加工贸易的增值率一直在50%上下徘徊。而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的发展非但对我国其他企业和地区的辐射作用不大,很难带动我国相关工业的发展及实现产业结构的改善和升级,反而使国内的粗放型经济模式有进一步固化的危险,使我国的工业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资,产业结构严重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样的经济发展路径下,即使已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无非是“世界加工厂”而已,整体经济被固化在全球产业链的底端。
另外,自1992年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战略下,各地政府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投资项目是否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很少予以考虑,乃至出现了“引进、过时,再引进、再过时”的现象,而即便外资带来了先进技术,其关键技术也是由外商牢牢掌控,严格保密,很少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上,导致了今天“市场让出去了,技术却没有换来”的尴尬局面,同时也阻碍技术型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步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的三资企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在39个工业行业中,“三资”企业在19个行业的销售额超过30%以上,超过了20%的国际警戒线,影响我国的独立经济决策,威胁我国的产业安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在当今国际分工主导权被跨国公司掌握的情况下,我国不过是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条上的“打工者”,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中优化的影响力大打折扣,增加了我国摆脱在国际分工中被低端“锁定”和被困低附加值陷阱的难度。
隐忧五 :加剧贸易摩擦和争端
以外资为主导的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发展,在给中国带来巨额贸易顺差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使中国出口资源和环境受到污染,甚至威胁人民健康,这也给一些国家采取反倾销等贸易壁垒政策提供了借口。从1995年-2009年,在世界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和国家集团排行榜上,中国已经连续15年名列第一。商务部的《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11》显示,2010年,中国出口产品共遭受66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金额约71.4亿美元,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已经从单一产品向某一产业领域乃至整个产业链延伸。2010年全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共发起58起337调查,其中有19起调查被诉方涉及中国企业,调查总数及涉华案件总数均达历史新高。
贸易摩擦的根源在于双边贸易不平衡,而我国的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据统计局公报显示,我国2010年全年货物出口15779亿美元,货物进口13948亿美元,顺差1831亿美元。全年一般贸易存在逆差,而加工贸易出口7403亿美元,进口4174亿美元,顺差3229亿美元,比全国外贸顺差高出1398亿美元。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双边贸易不平衡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的大额顺差,但由于外资企业是加工贸易的最大经营主体,外资才是顺差的主要获利者,我国实际仅赚取了少量加工费。所以,加工贸易的迅速增长,实际上已成为导致我国遭受国际贸易摩擦的潜在诱因。
尽管外资主导下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面临以上隐忧,我们却不能因噎废食,而是应该谋求突破困境之良策。针对以上隐忧,笔者以为我们应在以下方面下工夫:鼓励和扶持国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进料加工贸易,延长加工贸易产业链,改变当前以外资为主导的格局;改善加工贸易的收益现状,鼓励具有足够实力的国内企业进行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自创品牌、开拓国外市场,占据微笑曲线高增值的两端,鼓励没有相应实力的企业为有实力的国内企业进行配套、贴牌加工,即为国内品牌企业代工生产,国内加工贸易企业如能抱团打天下,共谋发展,将会创造巨大的利润空间,将利润留在国内,使肥水不流外人田;鼓励国内企业通过国际合作,打造具有竞争实力的中国跨国公司;建立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严格界定外资准入的行业及规模,限制高污染、高耗能加工贸易的发展,适当抑制加工贸易顺差,了解WTO规则和贸易投资壁垒的相关知识,增强维权意识,建立应对贸易摩擦和争端的有效机制。
参考文献:
[1] 郑晓舟.苹果与“伟大”渐行渐远[N].上海证券报,2010-05-28.
[2] 唐涛等.加工贸易实务[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4.
关键词:贸易;自由化;自主;竞争力
一、贸易自由化下中国汽车行业国际竞争力背景
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形成,世界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推动全球经济化将世界大部分的国家和民族都被卷入它的潮流。全球化的经济就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时刻存在着,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而贸易自由化使得我国各行业都面对各式各样的压力,一些企业倒闭,新的企业又诞生,竞争非常大。中国加入WTO预示着中国经济已经真正融入世界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份子,必不可少。权利和义务是同时存在的,作为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一员,中国在享受其权利的同时,也必须履行其承诺和义务。在新经济环境下,我国汽车市场全面开放,中国汽车产业面临巨大的国际挑战。2008年由最开始美国引起的经济危机蔓延到全世界,世界经济受到强烈的打击。那时中国的对外贸易量迅速下降。在这样状况下,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汽车行业要与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国家的汽车行业进行竞争,由此给中国汽车行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当2010年国际经济开始复苏,中国汽车行业也跟着升温了。
二、贸易自由化下分析中国汽车行业国际竞争力意义
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经济政策30年的“快跑” ,汽车行业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但与国际上那些发达国家汽车企业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分析中国汽车行业国际竞争力对眼前我国汽车行业具有重大意义,这对中国车市进入全球经济市场并迅速有效的夺得一席之地有很大的帮助。首先,国际竞争力对企业、公司进入不同的市场有帮助,它会成为企业、公司扩大经营的能力基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公司,它比其他同类企业、公司更有优势,更能快速有效的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利润最大化,扩大企业规模,扩大企业经营能力。中国汽车行业国际竞争力的贡献是实现消费者最为在乎的、核心的、根本的利益,而不再只是一些普通的、短暂的好处。我们只有牢牢套住消费者的爱好以及实现价格才能挤进世界经济市场。外貌可以复制和模仿,公司的国际竞争力是难以被竞争对手复制和模仿的。竞争对手无法生产公司的产品,这才能使企业长时期处于领先地位,立于不败之城。
三、贸易自由化下中国汽车行业国际竞争力现状
1.国际竞争力含义及其衡量
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意义看,一个国家要对其他国家商品和服务的进口所采取的限制要逐步减少,并且为进口商品和服务提供优惠待遇。但是,纵观历史,在金融危机下,完全的贸易自由化并非存在,每一个国家都采取了各式各样的措施来限制贸易自由化。因此我们只能在现有贸易条件下分析研究汽车行业的国际竞争力。那么什么又是国际竞争力呢?目前美国官方所采用的是一个国家能够经得起国际市场考验的产品和服务,并同时保证国民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的能力。它是指一个国家长期的竞争能力,包括该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以及该国经济结构及出口结构能够随国际市场需求不断变革的能力。
2.中国汽车国际竞争力现状
2010年我国汽车销量继续稳居全世界第一,达到1900万辆,比去年增长34.37%;汽车产量为1856.47万辆,增长了33.44%。中国继续成为世界第一汽车销售大国。其中,乘用车产量为1420.71万辆,增长了35.83%;而销量为1377.78万辆,增长34.17%。商用车产量为439.76万辆,同比增长29.19%;销量435.41万辆,同比增长30.9%。中国汽车协会预测,2011年我国汽车产销增速将达10%-15%。中国汽车销售呈现持续增长趋势,事实却实如此。并且很多顾客要提前一个月到半年不等的时间预付款订货。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无论是汽车销售量绝对值还是增长速度,中国均遥遥领先。
四、贸易自由化下中国汽车国际竞争力存在的问题
我国近几年来在汽车行业取得了飞速的进步。但是相对于国外的汽车产业的竞争还是处于一定的劣势,在技术以及附加产业值等方面要明显落后于外资车,导致这种状况出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的原因。
1.技术研发能力薄弱
在最近的几年中我国自主轿车不论是从技术还是从产量都相对于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其总体上还和国外的汽车在技术上存在较大的差距,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在汽车研发这方面的积累的经验较少,其次我国在这方面研发的人才以及力量都比较大的薄弱。相对于汽车制造我国在汽车研发上与国外汽车之间的差距要明显大于制造业之间的差距。这是目前我国汽车业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导导致这种难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造成这种情况最为主要的原因是对汽车研发重视不足造成的,并且我国在该方面的研究起步也比较晚,基础相对较差,很多企业只顾及眼前的利益而采用引进国外汽车的战略而忽视了自主研发能力的培养。另外我国很多的汽车产业在该方面的投入也不足,这是导致我国自主品牌汽车水平不高的另一个主要的原因。这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国家层面在汽车研发这一方面投入的资金不足,使得我国汽车整个研发的水平始终处于较低的位置。一般来讲我国汽车企业的规模都比较下所以难以承担高额的研发的费用所以这也是造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此外国家层面缺乏相应的对于汽车研发的鼓励的政策也使得我国的汽车研发技术迟迟没有取得较大的进步。
2.总体竞争力不强
我国自主汽车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较弱不仅体现在市场份额上的不稳定而且还体现在汽车整体的科技水平以及工业设计等水平和国外汽车明显的差距,既没有相对的价格的优势也没用品牌的影响力,这是我国汽车行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最为切实际的体现。
3.产品的附加值低
另外我国汽车产品的附加值处于较低的水平包括智力方面的附加值以及加工和设备制造等等多个方面的附加值,这些附加值的部分不仅包括制造环节而且包括汽车的流通环节等。我国的汽车制造业仅仅局限在对于国外的零件进行组装的水平上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而对于汽车生产过程中各种具有较高附加值的各种零件以及模块却没有能力进行研发这也是导致我国汽车行业长期处于一个低附加值生产的过程。
4.汽车零部件工业发展滞后
我国生产汽车零部件的水平以及规模都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在分工以及零件生产的技术上都处于较低的水平仅能够生产一些附加值较低没有多少智慧附加值的产品。造成这种情况具有我国汽车企业自身方面的原因,而我国在该方面的言语权也是影响我国汽车零部件水平较低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整个汽车行业的整体竞争力的弱势,使其直接制约了我国汽车零部件的发展,汽车零部件产业的相对滞后又进一步影响了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
5.售后服务相对比较弱
与国外汽车所提供的服务相比我国的汽车服务业和售后和国外也存在较大的差别。不仅体现在服务的网点较少,甚至很多的县市都没有相应的保修点,如果汽车出现了问题那么就要将车运输到较大的城市去维修。维修的周期有时候拖得很长甚至达到几个月。在很多时候维修的质量也得不到保障,很多时候抱着希望去修车换来的结果却是令车主失望的。并且及时出现问题在后续的维权过程也显得比较困难。
五、提高中国汽车国际竞争力的策略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我国汽车领域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本文根据上述的问题,提出了应对上述问题我国汽车行业发展的一些策略,以期为我国的汽车行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路。
1.加强新能源汽车的研发
石油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能源,随着油价的不断攀升以及经济危机所导致的人们的消费理性的增加,使得人们的消费更加的理性希望买到更加经济省油的车,操控性较好的较小的紧凑车型成为了人们的首选。随着石油能源的进一步的减少,新能源汽车会成为未来汽车的发展的一大趋势,在这方面比亚迪汽车生产了电动的汽车,这种新型能源的汽车不仅降低了汽车污染而且对于日益短缺的能源也是一种代替。虽然该车还没有达到一个较好的销售业绩。但是可以遇见的是虽然石油资源的日益的枯竭,未来这种新能源的汽车一定会在汽车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2.政府应积极出台各种政策和加大购车补贴
(1)加快新能源汽车战略的顶层设计,抢占国际竞争力的制高点
制定国家层面的能源发展的新战略,确定发展的技术路线,将以新能源和清洁发动机为核心的技术作为发展的目标以及阶段性的任务,然后通过国家层面的组织使得政府层面提供支持、企业方面自主的研发,高校方面介入研究等方式。
(2)通过减税以及银行贷款等各种手段来促进汽车相关技术的研发以及应用的产业化
政府不仅要在引进国外的汽车方面努力最为重要的是在引进国外的汽车技术方面努力,同时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手段来鼓励企业的研发。推进汽车的技术创新,可以从国外引进相关的技术,将这种技术国产化然后国家可以给与一定的政策支持与资金的补贴。
(3)大力推进汽车产业战略重组,提升产业集群水平
目前我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多以横向的粗放式的形式发展,主要是通过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并购来实现资源的重新整合。在国家层面来讲应该采取一定的政策来对兼并以及企业的重组等方式进行鼓励;同时鼓励社会各个行业的资本进入到汽车行业来对汽车行业进行注资以及重组等;在制度上甚至允许民营产业参与汽车产业的股份并允许其控股;对目前常见的国有企业通过不断的减持自身的股份来实现股权的优化配置;然而对于知名企业或者是国企之间的并购合作国家层面要严格对其进行审核避免垄断情况的出现。在进行产业组合的时候还要考虑到汽车产业如何退出的机制。不仅要对汽车产业进行重组还要大力发展汽车产业的集群式发展。
3.提升中国汽车的外观设计
由于目前我国相对缺乏汽车产业相对的核心技术,所以国内的汽车行业如果要想有所建树,外部的工业设计以及内部的实在的技术上的提升都是至关重要的。根据目前的一项某个知名调查公司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车的外观也就是车的整体的工业设计是影响汽车消费者进行消费的很关键的一个因素。调查的时间在2009年调查的对象是具有购车意向的购车者参与调查的人数有5000人。通过调查分析与统计大约有25%的汽车消费者在选购汽车的时候会将外观作为第一考虑的因素。
4.加大自主研发力度,塑造自主品牌
我国汽车行业的民族自主品牌正在不断的发展,其中发展较为优秀的包括奇瑞以及长城的哈佛系列等等,但是这些自主品牌相对于一些知名品牌如奔驰、奥迪、宝马、甚至是日本的丰田等系系列车型都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国汽车知名的品牌首先较少其次相对也缺乏竞争力。由于研发的相对滞后使得无法做出一款较好的产品。所以如果要塑造自主的品牌在很大程度上要加强自主研发的能力,如果要实现自主汽车品牌的崛起就需要在研发上投入大量的人力以及物力,国家层面还要制定相关的政策对这种自主研发进行鼓励,以促进我国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
5.加快零部件等配套产业的发展,优化汽车产业供应链
我国汽车对于国外汽车零部件的依赖性非常强,一般国内的生产某合资或者知名品牌的汽车都是从国外来进口零配件然后在国内的汽车制造企业进行组装,而国内的汽车制造企业就获得不了任何的零部件加工后的附加值。更为突出的是很多购买进口车的车主苦于汽车某个零部件坏掉之后需要将汽车返回到国外进行返厂维修或者是要从国外来进口汽车零部件等待维修,这种情在目前我国的汽车行业来看是非常普遍的。所以针对目前我国汽车零部件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来增强我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实力:大力提高我国在汽车零部件行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国家层面要鼓励汽车自主生产研发汽车的零部件而不是过分的依赖于进口,只有将进口转化为自主研发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成本这种运输以及关税层面的成本要远远高于自主研发的成本。而且国家要对这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零部件的生产企业给予资金以及政策上的扶持,通过企业自身的努力以及国家层面的支持来提高汽车零部件企业自主创新与自主研发的能力。
六、结论
1.亚当·斯密之前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创立之前就存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其理论的基本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被当时各国政府所采纳。一些贸易保护的手段诸如行政管制、高额关税、退还税款、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特许证等被政府广泛使用。
16世纪后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达到。从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且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发生了两场著名论战:一是关于放宽与法国贸易的限制是否对英国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和主张贸易保护的两大派别分别创办了各自的杂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尽管两派在理论上各不相让,但政府还是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主张放宽英法贸易的条款未能得到批准。二是英、法、德等国的学者围绕国际经济是否存在内在平衡机制所进行的论战。以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和调节机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国际经济会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机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这场争论在理论上也是难分胜负,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仍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2.亚当·斯密之后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和比较成本说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然而,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没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各国的政策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斯密和李嘉图完善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和其观点相对立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始终倡导贸易保护,为此双方不断展开理论较量。1860年英法两国签定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英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从而使西欧各国走上自由贸易道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签定,标志自由主义政策在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距离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此可见,开辟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3.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政策
尽管自由主义理论从提出到付诸实践需要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不能否认,自斯密创立自由主义体系以后,尽管也出现过李斯特和凯里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但一直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产生,在170年的历史中贸易自由主义始终占据了理论上风。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人物马歇尔时期,虽然现实中各种贸易保护的政策不断被实施,垄断也不断出现,但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仍然是宣扬自由主义,在稍后出版的《工业和贸易》一书中虽然涉及到垄断问题,但他认为垄断和竞争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本质区别。只有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提出,才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然而,现实却非如此,真正贸易自由的历史却非常短暂。自由主义在实践中获胜的同时就开始遇到挑战,因为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各种垄断组织不断出现,并在各国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进而为国家垄断奠定了基础。同时,李斯特和凯里的贸易保护理论对德国、美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德国率先实行贸易保护,法国和美国分别于1881和1890年重新设立了关税法,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等国也相继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各国互相用高关税封闭本国市场,互相用货币贬值及降低工资等方法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使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上述历史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不久,保护主义的政策则开始陆续在各国出现,到20世纪开始逐渐加强,在二战以后,尽管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开始宣扬贸易保护,但60年代以后随着日、德等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国又重新举起了贸易保护的旗帜。
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新的保护主义和传统的贸易保护相比,更具有隐蔽性的特点:
(1)非关税壁垒
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国内工业,其手段是构筑高关税壁垒,跟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的贸易保护更侧重非关税壁垒。具体包括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和卫生标准等。一些非关税壁垒目前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干预外贸、限制进出口的主要政策措施。据统计,现在各国实行的非关税壁垒手段上千种。有些非关税壁垒如“技术标准法规繁多,让出口国防不胜防,有些技术标准要求严格,使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一些发达国家顺应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开始使用绿色贸易壁垒进行保护。
(2)集团化和区域化
随着国际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国家纷纷结成各种各样的经济贸易同盟,集团化和区域化趋势加强。集团和区域内部相互取消关税,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对外推行贸易限制政策。很多集团和区域组织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对付外来竞争,保护成员国的经济利益。因此,集团和区域化组织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和贸易保护性。以欧盟为例,从1958年来欧盟不断排斥成员外的贸易,导致内部相互进口的比重不断上升:1958年为33.8%,1971年为51.0%,1985年为57.0%,1992年为58.9%,1998年为63.2%,2000年为79.2%。
(3)在自由化掩盖下的贸易保护
为了实现本国的贸易利益最大化,各国政府纷纷借助于各种非关税壁垒和其他名义来实现贸易保护,更有甚者高举自由化的旗帜来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例如,近几年欧盟各国借环保为名而频繁使用的绿色壁垒,一些国家借各种经济一体化组织实现的各种保护措施等等。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开放,各种贸易组织如GATT和WTO一轮一轮谈判不断地降低关税,东京回合后,欧共体平均关税为6.0%,日本为5.4%,美国为4.9%,乌拉圭回合后,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又进一步降到4%,但非关税壁垒不断加强,到乌拉圭回合后,非关税壁垒已达2700多种,并且借助于GATT的免除条款、利用公平贸易的借口,逐步走向双边和歧视性贸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保护制度和机制,限制的范围已扩展到劳务和高技术领域,出现了许多经济集团搞集体贸易保护政策的情况。在自由化的旗帜掩盖下的各种贸易保护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矛盾性和欺骗性,因此也被称谓“超级保护主义”。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美国举双手赞成贸易自由化和积极参与GATT和WTO的谈判,同时又不断地带头实施各种贸易保护。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贸易与关税法案》,而1988年经里根总统签署,正式成为美国法律的《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也有着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而且近年来保护主义议案不断增加。美国的所谓''''301''''、超级''''301''''等条款,都是贸易保护的典型代表。
二、贸易保护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
1.贸易保护的规律性
(1)它经常出现在这些时候:当一国经济比较落后或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当一国原有的优势面临威胁或即将失去的时候;爆发战争期间。(2)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基本是交替进行的,而且自由主义的历史非常短暂。19世纪40年代之前西方工业国都在实行贸易保护措施,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以后到19世纪70年代各国主要实行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70年代各国又开始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二战以后至60年代末实施自由贸易;70年代以后新的贸易主义政策又被各国逐渐采用。(3)谁变成强国谁就率先打破贸易保护而提出自由贸易。19世纪40年代的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的强国英国率先提出和实施;20世纪40年代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强大的美国率先提出和实施。(4)世界经济处于增长和繁荣阶段易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而世界经济面临或处于萧条阶段易实施贸易保护措施。(5)理论上自由主义占据霸主的地位时间较长,在现实中真正的贸易自由发生却很短暂。自由主义更多时候是宣传的口号,可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表达:自由贸易只是高高举起的旗帜,但在这面旗帜下没有更多的国家跟从。
2.贸易保护的发展趋势
(1)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贸易保护仍然是各国贸易政策的支撑点。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由于竞争的激烈会不断实施贸易保护。(2)保护的手段时而透明、极端化(关税、政治、军事等手段),时而隐蔽化(各种非关税壁垒)。(3)新的保护手段不断应势而生(各种技术和绿色壁垒)。(4)整体保护增强(更多贸易组织会不断出现)。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301
【原刊页号】64~69
【分 类 号】f52
【分 类 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3
【 标 题】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的贸易与环境问题
【 作 者】郎平
关键词:人文贸易 增长方式 可持续发展模式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第一,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第二,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等。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
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第二,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第三,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看文献
[1]ota sik, fred eidlin, william graf:for a humane economic democracy,journalof economic literature [m]vol, 24, no, 3 (sep, 1986), pp,1233-1234
[2][美]理查德t德乔治.经济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美]马克a卢兹.经济学的人本化[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宁波;离岸金融中心;建设与发展
一、国际离岸金融中心发展历程及监管经验借鉴
发达国家的离岸金融市场建立历史悠久,最早的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而现今全球共形成了三种类型国际离岸金融中心,分别为伦敦-香港型离岸金融中心,纽约-日本型离岸金融中心,新加坡型离岸金融中心。由于每个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律等方方面面都存在差异,所以三个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路径是有区别的。即使中国国情有所差异,但是多样化的离岸金融中心的建立都能给宁波离岸金融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伦敦-香港型离岸金融中心
伦敦离岸金融市场和香港离岸金融市场是属于内外混合式模型,即通过国内已经存在的金融系统来开办离岸金融业务,进行离岸融资活动。这种模式把国内和国际金融业务相混合,银行和企业可以在该离岸金融市场可以通过一个账户同时办理国内业务和离岸业务,因此也称其为“自然形成”的市场。伦敦离岸市场在20世纪50年代末建立,混合经营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建于2004年,由于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影响力有所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也得到巩固与加强,因此对于在香港建立离岸金融中心具有战略意义。虽然内外混合式经营的离岸金融市场能开办国内金融业务,但是却不受制于国内与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从而在该市场的资金流动情况是无法监管到的。从这个层面来说,在伦敦和香港离岸金融市场中,国内资金可以流向国际,而离岸资金可以流向国内金融体系,这种模式极大地提高了资金的流动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资金的流通范围。但是与此同时该模式也存在很大的风险和投机行为:由于当地政府在该市场中对于流向国内金融体系的离岸资金是无税收的,也无存款准备金制度,国内金融市场高度开放,因此很容易产生银行和企业利用这一特点进行非法商业行为的现象。
(二)纽约-日本型离岸金融中心
纽约离岸金融中心和日本离岸金融中心是属于内外分离式模型。即独立于国内金融体系之外而创建新的离岸金融中心来开办离岸金融业务,进行离岸融资活动。这种模式把国内和国际金融业务相分开,银行和企业不可以在该离岸金融市场同时办理国内业务和离岸业务,因此也称其为“人为创设,内外分离”的市场。纽约离岸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其重要形式为美国纽约国际银行设施,改变了长期以来离岸金融业务经营外国货币的现象,因此其只经营银行业务,而没有证券业务和期货业务的办理。日本离岸市场建于1986年,由于日本在1985年讨论了日元国际化问题,因此次年便决定建立离岸金融市场来作为其金融市场国际化中重要的一步。
同伦敦和香港型离岸金融市场类似,纽约和日本离岸金融市场也是没有要求提前扣除利息税,没有存款保险金和法定准备金,同时也不受制于国内金融体系相关的法律法规。该市场金融业务交易对象主要它的主要交易对象是非居民与会员机构,其中非居民主要指国外企业、国外的政府和国外银行的海外分行等,因此在该模式的离岸市场中筹资只能吸收外国政府、外国银行和公司的存款,而且贷款不能在本国境内使用。
而与伦敦和香港型离岸金融市场不同的是,在纽约-日本离岸金融市场中办理离岸金融业务和国内金融业务不能用同一个账户,具体来说就是要设立离岸业务和国内业务两个账户,实行内外分离。虽然该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资金的流通效率,减慢本币国际化的进程,但是其大大地增加了交易主体使用资金的安全性,降低金融危机的风险,并且也有利于政府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管。
(三)新加坡型离岸金融中心
新加坡型离岸金融中心是介于伦敦-香港式离岸金融中心和纽约-日本式离岸金融中心之间的又一种模式,既有内外混合式的特点,又有内外分离式的影子,因此又称为渗透型模式。该模式的分离特点具体表现在交易主体必须要设立国内业务和离岸业务两个账户,混和特点表现在这两个账户是相互联系并相互渗透的,即交易主体的资金可以在离岸账户和国内账户中相互转移。
与前二者离岸金融模式相似的是新加坡离岸中心的政府也实施了一系列市场优惠政策,例如扣除了利息税等,这极大地吸引了来自国内国外的资金流入,又由于其相互渗透的特点,使得资金在该市场的流通取得了很大的便利。在许多国家中由于受到外汇管制,企业无法将国内货币与外国货币进行自由兑换,而这种渗透式离岸金融中心便实现了国内账户与离岸账户的双向渗透,因此新加坡采取这种模式对其本国货币国际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上海自由贸易区离岸金融发展历程经验借鉴
随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离岸金融的不断发展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进步的同时,也给宁波离岸金融的建设与发展带来深刻的借鉴意义。上海自由贸易区离岸金融的建设历程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定位准确
上海自由贸易区离岸金融中心是中国大陆首次建设成功的离岸金融中心,因此其在中国国内具有领头羊的作用,带领着未来中国其他地区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同时随着上海自贸区的成立,上海己然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其金融的发展也刻不容缓。从以上英国、日本、美国和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可知道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与发展是该国走出去并迈向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相关专家裴长洪表示,没有离岸金融业务的上海自贸区想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比较困难的。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人民币在各国投资贸易活动中将越来越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因此不断完善修改离岸金融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不论对国家的经济层面还是政策层面上都至关重要。国家可以增加国内银行办理离岸金融的业务点的同时,增加国外的金融机构在本国合法开办离岸金融的业务点,使得上海自贸区的离岸金融业务立足于国内国外全面发展。
(二)立足国情
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律等方方面面都存在差异。
从经济上看,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尤其在金融方面。中国的金融市场起步较晚,而且金融体系尚不健全,基本上处于“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现状,因此上海自由贸易区的离岸金融建设必须要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
从政治方面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人口基数大,因此在中国建设离岸金融中心将会由巨大的市场空间,同时也将伴随更大的风险,因此与发达国家的由多个国家或者国际监管机构不同,上海自由贸易区的离岸金融市场建设将会加大对市场监管的力度并由本国政府及监管机构控制。
从优惠政策来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离岸金融中心是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和上海城市当地的发展需要制定的,由于其设在中国大陆范围内,所以并不享有其他国家的优惠政策。
从法律上看,中国制定的与金融相关的法律条文尚不健全,甚至出现许多漏洞,给投机者进行违法的商业行为的机会。因此上海自贸区的离岸金融建设必定要加强政府的监管,增强对违法的惩处,同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三)分阶段实施战略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离岸金融建设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在建立之初则采用纽约-日本离岸金融中心的模式,即实行严格的内外分离制度;在成熟阶段则将放宽对账户分离的限制,模仿伦敦-香港离岸金融中心的模式,实行国内账户与离岸账户一体化的措施。
宏观上政府要注意监管的力度,即在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初建阶段主要通过政府的鼓励政策推动,随着其不断发展并能独自面向国际市场时,政府将会减少干预,让市场自由发展。
微观上上海自由贸易区对交易币种进行了限制,并且只限于银行业务的办理,并不对证券业务和期货业务放开,直到其逐渐成熟,才扩展到债券、基金和保险等相关业务的办理。这样能有效地降低风险同时促进离岸金融的发展。
三、宁波离岸金融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类型定位
与上海自贸区成立离岸金融中心的条件相比,宁波作为二级城市的经济实力偏弱,金融体系不完善,而且缺乏政策战略上的支持,因此其建立与发展离岸金融中心的道路上将较为困难。但改革开放以来,宁波也在搭乘政策的顺风车飞速发展着,产业不断转型升级,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于国内城市前列,地处长江三角洲,濒临东海,地理位置良好,因此促进其离岸金融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另外外贸出口是宁波的传统优势产业。统计显示:去年宁波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1047亿美元,同比增长4.4%。其中出口731.1亿美元,同比增长11.3%,分别高于浙江省和全国1.4和5.2个百分点。利用外资呈现新亮点。去年宁波市新批外商投资项目468个,合同利用外资70.2亿美元。由此看来,宁波对外贸易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就必须加快其金融的建设与发展,使得金融与贸易齐头并进。
根据宁波自身发展现状,在给宁波离岸金融的发展定位时要综合考量其优势和劣势,充分发挥其优势的同时摒弃其劣势。在借鉴国外发展较好的离岸金融中心和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经验后,作者认为宁波的离岸金融中心建设应该参考纽约-日本型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和发展之路,即加大对离岸金融业务的监管力度,对国内账户与离岸业务进行分离,降低金融业务办理的风险。
(二)具体措施
1.风险控制
与国际金融市场相伴发展的是金融风险,风险管理和市场监管收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将会面临更大的通货膨胀风险,但是为了规避经济危机,发达国家通常也会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增加该国通货膨胀的压力,使得国内通货膨胀的风险不断增加。因此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应该增加对风险的控制,增加对风险较低的产品的投资。原油、金属、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在新兴市场经济体需求强劲、金融市场总体流动性较充裕的情况下有较大幅度的上涨。全球异常气候越来越多、部分地区政治社会局势动荡使得一些大宗商品的供给受到限制,主要大宗商品价格保持高位运行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较大的波动。
2.市场一体化
一体化的市场主要是指股票市场、汇票市场以及其他相关的金融市场在全球化过程中一体化的表现。国际金融市场中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受到的风险源偏向一致。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各种壁垒越来越少,在业务活动中各种交易工具、结算汇兑、货币种类等呈现较大趋同性,比如在金融市场、机构、工具乃至货币的一体化。各国银行和金融机构跨国经营形成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关键链条,促进了各国市场间的交易量的增长。除此之外,全球不同国家的金融市场表现出利率之间交叉影响,具体表现为不同的金融市场上具有相同的金融工具且其价格十分相近。
3.创新业务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金融创新浪潮和金融工程理论、信息技术的完善,国际金融市场业务创新层出不穷,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蓬勃发展。远期汇率协议、外汇期货、外汇期权、货币互换、信用衍生产品等被世界各国和企业广泛使用,有巨大市场前景。
因此离岸金融的自由化为金融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具体表现在随着离岸金融的设立,涌现了许多衍生金融工具。因而许多银行应该把握好时机,减少对传统的同业拆借的依赖,通过衍生金融产品实现业务量的增长。但是与此同时,随着各大银行企业开始进行各种衍生金融产品的交易时,容易出现衍生金融产品同质化的现象,因此银行要注意以人民币离岸产品为主线的衍生产品创新,避免出现同业价格竞争的情况,不仅对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巨大的帮助,而且更有利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一、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与WTO规则的一致
无论是在GATT的建立上,还是在GATT的前八轮多边贸易谈判的进行中,甚至是没有获得成功的“千年回合”,美国的影响力和推动力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GATT的建立
早期的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是为保护国内产业服务的,因而是以保护主义为特点的。1934年是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发生改变的关键性一年。这一年,美国《互惠贸易协定法》建立,它标志着自由贸易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也是美国走向多边贸易体制的起点。该法案宣布通过互惠贸易协定减让关税,并提出了“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条款,规定美国政府与任一国签订的关税减让协定,均自动地适用于其他与美国订有互惠贸易协定的国家。而降低关税壁垒和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日后成为了关贸总协定的基石。
战后初期,美国为了称霸世界,积极策划在世界经济、政治领域中建立霸权地位,从国际金融、投资和贸易各方面进行对外扩张。为此,美国提出“贸易自由化”口号,首先倡议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简称ITO),把它作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并重的,专门协调对外贸易政策和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国际性组织。1946年2月,经美国提议召开的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开始筹建该组织,并于1947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次筹备会议上通过了《国际贸易组织》草案。在《国际贸易组织》起草的同时,同样是在美国的提议下,1947年4月至10月举行了由23个国家参加的关税减让谈判,达成了关税减让协议及制订了减让表,共涉及45000项商品。为了尽快获得关税减让的好处,参加国把这些协议与国际贸易草案中有关贸易政策的部分加以合并,形成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简称GATT)。
从GATT的建立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美国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2.GATT的八轮多边贸易谈判
GATT建立以来,从1947年到1979年先后进行了7次多边贸易谈判,通过谈判促使缔约方的进口税率不断下降,也集中体现了美国当时在全球积极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思想。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产业结构从资源密集型转向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服务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GATT的前七轮谈判的影响下,不断扩大的货物贸易自由化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美国迫切地需要将自由贸易的一般原则从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1986年9月总协定缔约方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城召开了部长级会议,决定发起第八轮多边贸易谈判,称为“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开始极力推行服务贸易自由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重要成果之一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简称GATS)应运而生。GATS首次确定了有关服务贸易规则和原则的多边法律框架,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服务贸易更进一步的发展。1999年,美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均为世界第一。其中进口额为1823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额的13.7%;出口额为2517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18.8%,服务贸易顺差达649亿美元。
3.失败的“千年回合”
WTO从成立的那天起,就酝酿着新一轮谈判的准备工作。在1998年于日内瓦举行的WTO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中,各成员方开始就如何发动未来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展开讨论。当时,美国由总统克林顿亲自督阵,向会议派出了包括10位部长级官员的近70人的大型代表团。克林顿发表了长篇演讲,为新一轮谈判提出框架,并为21世纪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方向定下基调。美国希望借助西雅图会议在美国举行的天时地利,主导WTO的会议进程,增加对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有利的新议题,如贸易与劳工标准、贸易与环境、贸易与竞争政策、贸易与商业腐败等等。1999年11月,西雅图会议召开,启动关于贸易自由化的新一轮谈判,称为“千年回合”。美国力图把新议题的重点放在美国最具有优势的领域,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农业和服务业上,特别是对其具有较大优势的基础电讯和金融服务领域更为关注。此外,美国还对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环境、电子商务和WTO的体制等问题表示极大兴趣,而对投资和竞争政策反应冷淡,甚至反对谈判竞争政策问题,只是希望WTO继续研究。虽然,西雅图会议最终在抗议的声浪中黯然结束,计划中的新一轮谈判也以流产而告终。但“千年回合”反映了未来世界贸易的某些发展趋势,美国的建议更是表达了它要领导新一轮贸易谈判的意图。
二、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写WTO规则的背离
美国贸易思想和政策在对以GATT/WTO原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规则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固守其独有的特色,这些特色与WTO的贸易规则并不完全吻合。
战后初期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其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当时它所需要的是用贸易自由化来打开他国市场的大门。可是,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恢复和迅速发展,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美国所建立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世界逐渐向美、欧、日三足鼎立的多极世界演变,美国在国内外市场上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1971年,美国终于在维持了80多年的贸易顺差之后出现逆差,受到进口打击的有关行业强烈要求美国政府采取保护措施,代表相应地区和产业利益的国会议员也不断向国会和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虽然在政策指导思想上仍然强调战后一直奉行的贸易自由化政策,但在实际行动上则采取了对国内部分产业给予保护的措施。这期间通过的两个贸易法案,即1974年《贸易改革法》和1979年《贸易协定法》,为美国实行贸易保护奠定了法律基础。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1981年至1987年是美国贸易逆差的第一个迅速增长时期。在此期间,美国贸易逆差增长了582%。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美国颁布了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
美国1974年《贸易改革法》、1979年《贸易协定法》以及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中的一些内容可以被看作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和局部的胜利。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从全球多边主义转向了双边互惠主义,加强有针对性的双边贸易谈判,以解决贸易争端与冲突;同时寻求建立区域性贸易集团,来获取更大的贸易与经济利益。从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到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正在酝酿之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都证实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这一转变。其次是从倡导“自由贸易”转向所谓的“公平贸易”,强调对等的互惠待遇,强化其贸易法的自我保护性和主动性。事实上,美国判断国际贸易是否公平的标准是看自身的竞争优势是否能够充分体现。在竞争优势能够充分体现的领域,“公平贸易”就等于“自由贸易”,在实力不对称的领域“公平贸易”则被作为保护主义的借口。
美国的这种与WTO规则不符的贸易政策集中体现在其国内立法中。
l.不公平贸易法
包括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下面仅以反倾销法进行说明:
GATT的第六条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反倾销条款。其对倾销的定义是:将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挤入另一国市场,并因此对该国领土内已经确立的某项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构成严重损害的威胁,或者对该国某一产业的兴建产生严重的阻碍,即构成倾销。进口国可以对倾销的商品征收数量不超过该产品倾销差额的反倾销税。然而,美国的反倾销法的定义与其并不一致,根据美国商业部的定义,当商品以低于公平价值(Less-than-fair-value)销售时,倾销就发生了。这里对公正价值的确定与GATT/WTO中的正常价值的确定有很大的出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进口产品在美国国内的任何一个单一价格被认定是小于公正价值,就可以被判定为倾销,而作为参考的出口国的市场价格必须是平均价格。例如,出口国国内平均价格是95美元,产品在美国的价格为从90美元到100美元不等(平均价格为95美元)。依照美国法律,仍有一半(价格在95美元以下的)产品可以被认定为以低价在美国倾销。
其次,对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美国认为该类国家的国内价格是不具可比性的,应找第三国作为参考。例如在对中国实行反倾销时,美国通常选用印度作为参考国。印度的产品在特性上、质量上和成本上均不同于中国产品。这种替代国的做法无疑有利于美国任意使用它的反倾销技术。
2.201条款
201条款,即“保障条款”或“进口救济法案”。按照美国的201条款,如果国内行业受到由于进口增多而造成的实质性损害或威胁,可以要求国际贸易委员会实施补救性措施。国际贸易委员会负责确认进口增多是否造成了损害。如果委员会得出了肯定性的结论,就会向总统推荐实施紧急性的补救措施。美国总统决定是否实施补救性措施。201条款比美国通常使用的反倾销法、反补贴法在运用上更具有随意性,因为它不必顾及出口国方面,不用调查出口国的贸易活动是否公平正当。例如,在运用反倾销法时,美国需要证明出口国的产品其国内价格高于对美的出口价格,而如果使用201条款,就没必要进行类似的调查,只要美国国内声明受到了损害,国际贸易委员会能够确认损害是由于进口增多造成的就可以了。这更加体现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单边主义色彩。
2002年3月20日,美国限制钢铁进口的“201条款”正式启动。按其规定,美国将对钢材、长板等进口的主要钢铁品种实施为期3年的关税配额限制或加征高达8%至30%不等的关税。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对进口钢铁施加的最严重的一次贸易限制,也是对WTO贸易政策一次新的背离。
3.301条款
301条款正式成文于1974年《贸易改革法》。此后,该条款又历经1979年《贸易协定法》、1984年《贸易和关税法》、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以及1994年WTO协定正式生效前国会修正案所作的多次修改。因此,目前所谈及的“301条款”,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指的是经修改后的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第1301-1310节的全部内容。301条款包括一般301条款、特别301条款以及超级301条款,后两个部分是一般301条款的变种。301条款的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贸易代表确信,美国依据任何贸易协定所应享有的权利遭到否定,或者外国的某项立法、政策或做法违反贸易协定并给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和限制,则美国代表必须采取行动,以实现美国依照贸易协定所应享有的权利,或消除上述立法、政策或做法的影响。就其核心而言,301条款下的措施完全是基于美国对外国有关贸易立法和做法的单方面评价,所采取的行动完全不考虑业已达成的双边或多边协定,严重地违反了WTO规则。虽然WTO规则的完善有利于遏制301条款的实施,如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第23条“加强多边体制”明确禁止包括美国在内的成员方,就他方是否违反WTO下的各协定义务或者减损本方应享有的权益,寻求争端解决机制以外的确认或救济。然而,从目前的实践来看,美国无意放弃这一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武器,更不会因为WTO的规定而将此条款予以废弃。
三、小结
总之,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在同WTO贸易规则保持一致的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的特点,产生了同WTO规则的背离。美国不仅在同WTO规则保持一致时获得经济利益,也在与WTO规则发生背离时获得了它期得的经济利益。例如,2002年5月13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农产品补贴法案,决定未来的6年内将农产品补贴增加67%,对农产品的津贴增加金额多达190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WTO规定的最高限额。美国原本就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再增加补贴,美国农产品的价格将进一步降低,从而使其他各国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
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虽然美国最近连续出台了几项带有浓厚保护主义的国际贸易政策,如钢铁限制措施和新农产品补贴法,固执地对WTO规则采取了背离的态度,但它们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总的趋势。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主导思想仍然是自由贸易,这是与WTO规则相一致的。从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来看,单边主义和保护贸易不可能成为控制政府决策的主导思想。而且,单边主义的主张与国际经济合作日益扩大的客观趋势相炸,其极端利己性已引起其他国家的严重不满。在世界经济和市场日益全球化、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时代,美国经济已经完全与世界经济联结在一起,美国的贸易政策不可能完全“向后转”,回到孤立的轨道上去。所以,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对WTO规则的背离是暂时的,从长远来看,两者必将保持一致。
四、思考与启示
1.正确认识WTO
半个世纪前,当GATT刚刚生效时,在23个缔约方中只有8个发展中国家,约占缔约方总数的1/3.随着多边贸易体制的不断加强,到1995年WTO成立时,已有52个发展中国家成为WTO首批成员,到WTO首届部长级会议召开时,发展中国家已达96家,占所有成员总数的4/5.因此,我们不应简单地把WTO看作是发达国家的工具和“富人俱乐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WTO是中性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如何运用WTO规则为自己说话。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GATh就开始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及其与发达国家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发展差距。目前WTO已有135个成员国(地区),其中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这是一股正在形成和壮大的力量。1999年底WTO西雅图会议受挫,“千年回合”夭折再次证明,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会议的失败也为富国敲响了警钟,在新一轮贸易谈判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2.积极参与WTO
任何一个国家都在努力谋求本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最大利益,这一点上,美国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没有人相信,在美国挥舞301大棒,要求对方单方面开放市场的时候,美国是出于利他的理由。历次多边谈判的历史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出于担心自己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况而被动参与谈判进程的。“被多边贸易体制裹挟着前行”应当是对发展中国家状态的一个较为准确的描述。因此,被动的政策选择显然不能等同于主动的政策导向,而且二者是否已经发生转化或者发生转化的条件更是需要深入考察的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要学会像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在WTO体系中积极地参与并且表达自己的贸易主张。
3.充分利用WTO
王国平等(2007)针对“早期收获”计划,具体分析了云南—东盟农产品贸易。他们从研究“早期收获”计划对云南农产品与东盟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入手,全面分析了早期收获”计划对云南农业造成的影响,进而研究云南农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品结构和产业布局等方面的改革目标、政策措施,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陈俊伟(2006)主要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分工进行了研究并着重讨论了广西的应对策略。他指出:“东盟是热带农业、林业资源丰富的地方,橡胶、棕榈油、椰子等都可成为各种工业原料。中南半岛几条大河:红河、湄公河、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的出海口都有土质肥沃的三角洲,是东南亚的“粮仓”。在进行农业合作与农产品加工方面都有合作商机。泰国是世界上第一大木薯出口国。在木薯生产上泰国与中国广西开展技术合作,在木薯加工方面中国可以对泰国开展技术输出型合作。缅甸的各种林产品都有待加工。越南的经济林产品有松脂、桂皮、八角,这些与我国广西的林产品恰好雷同。对此可进行技术交流合作。”郑一省(2002)提出:“农业方面将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其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中国与大多数东盟国家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双方都重视农业发展,相互之间互补性明显,合作潜力很大”,但是没有做更加具体的分析研究。孙林(2003)研究表明虽然中国在一部分农产品上和东盟国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但两者的农产品贸易关系以互补为主。朱允卫(2005)对中泰两国1996—2003年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实证分析表明,中泰两国农产品贸易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贸易结构呈现出很强的互补性。
二、关于影响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因素的研究
李欣广(2002)等对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双向开放与国际合作中的农业问题作了具体分析,他们认为中国与东盟的农业都不是很发达,都面临着欧美加澳新(新西兰)等国发达农业的冲击。因此,中国与东盟有必要加强合作,共同面对外部竞争。孙笑丹(2003)利用出口相似性指数、需求反应度指数以及贸易分散度指数分别从产品和市场的角度分析和比较了中国与东盟农产品出口结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东盟三国的农产品贸易无论在市场结构还是在产品结构上都存在很高的相似性:在出口对世界需求反应程度方面,中国的产品结构反应水平高于东盟三国,但是市场结构反应水平低于东盟三国,反映出中国农产品出口开拓市场的能力不足等问题。彭茵(2006)分析了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的优惠性政策安排——早期收获计划。通过对早期收获计划框架的研究,她指出了早期收获计划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和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措施。她认为应该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贸易的经济合作,取得共赢。在研究农产品贸易方面运用比较多的模型是1951年由泰森斯基提出的恒定市场份额分析。(ConstantMarketShareAnalysis,简称CMS)模型。KevinZ.Chen,LianXu和YufengDuan(KevinZ.Chen,LianXuandYufengDuan,2000)利用CMS模型对中国1980-1996年农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在此研究时期出现了下降趋势,而政府农产品贸易政策改革加剧了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国外还有不少研究涉及到东亚和中国农产品贸易问题,这些研究多是利用CMS模型侧重分析国家和区域之间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变化的研究。在针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产品双边贸易关系实证研究不断增多的前提下,能够发现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在1998年之后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并且利用CMS模型对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波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文献还是不多的。
三、关于CAFTA建设对农产品贸易影响的研究
周建明等(2007)的研究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推动了广西对东盟贸易的发展。从2004年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农产品关税开始下调后,广西与东盟各国的贸易额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增幅大都超过20%,增长幅度最大的文莱甚至高达167%。与泰国、菲律宾、柬埔寨贸易的增幅都超过30%。“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初建成效。但仍需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进一步挖掘潜力。卢肖平(2006)对中国东盟十国农业具体的现状贸易方案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在CAFTA框架下相应的政策建议。韦红(2006)运用区域经济学和地理经济学的理论:指出了CAFTA对中国南方农产品不利,而有利于北方农产品的观点。吴士存、朱华友(2006)具体分析了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五国的经济现状,指出了具体农产品种类的互补性和竞争性,并简要分析在CAFTA背景下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刘仁伍(2006)具体分析了2006年东南亚经济运行情况,并指出了在CAFTA背景下我国农业的出口机会于以及有待改善的地方。吕玲丽(2004)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对中国和东盟各国农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进行对比,认为:随着CAFTA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规模将不断扩大,贸易的种类将呈现多元化;中国与东盟主要农产品比较优势呈现互补;尽管中国在农业上的比较优势不及东盟主要国家,但在农产品加工方面却显示出了非常强大的比较优势。孙雨嘉(2007)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发展农业合作潜力巨大,中国与东南亚的农业合作已处于起步阶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中国与东南亚的农业合作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加强双边的农业合作可以通过加强制度合作,最大程度利用现有资源来进行。
参考文献:
[1]王国平,李见明,马腾飞.“早期收获”计划与云南——东盟农产品贸易.东南亚,2007,(1).
[2]陈俊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分工研究——兼论广西的应对策略.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
[3]郑一省.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当代亚太,2002,(1).
[4]孙林,李岳云.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农产品的贸易、竞争关系分折.世界经济研究,2003,(8).
[5]朱允卫.中泰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5,(7).
[6]李欣广等著.中国——东盟经济双向开放与国际经济合作.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
[7]孙笑丹.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产品出口结构比较研究.当代财经,2003,(3).
[8]彭茵.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问题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9]周建明,俸克昭,朱汉文.21世纪广西与东盟贸易发展趋势分析.青海民族研究,2007,(4).
[10]卢肖平.中国——东盟农业合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
[11]韦红.地区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东盟合作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2]吴士存,朱华友.五国经济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3]刘仁伍.东南亚经济运行报告(200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4]吕玲丽.中国与东盟农产品比较优势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4,9.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 本科教学; 哲学线索; 历史线索。
对于经济论文" target="_blank">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师生们来说,面对《国际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国际贸易理论部分的教学,都颇有畏惧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国际贸易理论较之国际金融理论和其他经济学科,具有更多的几何图形和数理实证分析,理论发展又具有较强的逻辑连贯性,要求学生既具备扎实的微观宏观经济学基础和基本的高等数学知识,又要有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甚至还需要一点对经济问题研究的热情和兴趣[1]。在教学中,教师往往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说教中去; 在学习中,学生往往忽视逻辑思维整体把握,割裂各个数学模型间的联系,陷入死记硬背的痛苦境地———从而,在教与学方面,都达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忽视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 缺乏哲学和历史的视野,必然将国际贸易理论说教成干巴巴的数学模型和几何线条,使得课程的教学缺乏生气和现实感。哲学方法和历史方法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综观几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我们发现,国际贸易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把握好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与历史线索,才能使我们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理解和学习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上。以下,笔者结合自己本科教学的心得体验,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提炼和总结,希望对同行的教学有所帮助,并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存在的潜在规律。
一、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
国际贸易纯理论在长久的历史演化中潜藏着一条哲学线索,我们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首句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这句话是老子从哲学的层面上来探索宇宙万物演化的规律,也可以从系统的层面上来揭示国际贸易理论整体逻辑演绎的哲学规律。
( 一) 道生一。
所谓的“道生一”,即,经济学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逐渐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
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是研究既定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国际贸易理论所要讨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为了说明理性人进行资源配置之道,数百年来,从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们进行着一场构建一般均衡理论大厦的智慧接力。到 19 世纪末,马歇尔将古典的劳动和成本价值理论和新兴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综合起来,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构建一个以供求分析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3],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后经阿罗、德布鲁等现代经济学家的严格证明,使一般均衡理论实现了完全公理化。当我们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后,掌握了这个资源配置之道,接下来的《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学习中,我们就要将这个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经济格局下进行应用,来讨论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即国际贸易问题。
( 二) 一生二。
所谓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应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和现代自由贸易理论。
在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几何分析工具: 一是生产可能性界曲线,二是相对价格线; 三是社会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在古典与现代贸易理论的不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古典贸易理论,坚持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同质性和唯一性的假设下,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一条直线段; 而现代要素禀赋理论,贯彻要素价值论的原则,引入另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在两部门不同要素比例的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界呈外凸状。在封闭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社会无差异曲线的不同形状和位置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相对价格的差异。相对价格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于是古典贸易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又进一步统一到比较优势理论中去。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贸易完全竞争理论”中的完美应用。
( 三) 二生三。
所谓“二生三”,系指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诞生了“新贸易理论”。
1970 年代后,国际贸易理论在引入规模经济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模型,将资源配置之道贯穿到“国际贸易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分析中去,从而实现贸易理论的新变革。规模经济因素的引入,导致递减的机会成本,从而形成内凹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新贸易理论有三大贸易理论模型,它们是外部规模经济模型、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外部规模经济模型仍然应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说明外部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 而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则将微观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方法应用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中去,从而证明了产品的差异性、规模经济,以及厂商的非合作行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决定作用。
( 四) 三生万物。
所谓的“三生万物”,是指在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国际贸易理不断演化,从多个研究的角度产生诸多理论流派和观点,所有这些理论都可以统一在供求价值论的理论框架下。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理论( 供求价值论) ,即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国际贸易从其实务本质来说,就是一笔以国家为主体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一笔交易的达成,或是由于供给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我们都可以从供给方和需求方去寻找其交易背后发生的动因。同样,任何国际贸易理论,或是从供给层面,或是从需求层面来寻求不同形态贸易发生的基础,或二者兼有之。综观各种贸易理论,其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可用下图加以概括。
图 1 国际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从思维的高度展现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哲学脉络。综观诸多国际贸易数理模型,大多可以从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几何曲线的变化中得以生动说明。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的变化: 或呈直线状( 古典贸易理论) ; 或呈外凸状( 现代要素禀赋理论) ; 或呈内凹状( 新贸易理论) ; 或内外移动或偏向不同的坐标轴( 反映要素积累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社会无差异曲线的变化: 或内移或外移( 反映一国福利水平的高低) ; 或偏向 x 轴或偏向 y 轴( 反映一国对 x、y 两种产品的不同偏好性) ; 或弯曲或平缓( 反映一国对两种产品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 。相对价格线的变化: 或相对平缓(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或相对陡峭(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劣势,而在 y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相对价格线上生产均衡点和消费均衡点的位置又呈相应的变化( 两点合一反映一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 两点分离则反映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状态;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左上方,反映一国出口 x 进口 y;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右下方,则相反) 。三条曲线不同的变化组合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贸易基础和贸易形态的变化。此外,作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则成功应用于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的分析中。所有这些分析又统一于以供求价值论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设下的全球化资源配置之道。这就是资源配置之道在国际经济格局下简洁而有力的演绎。
二、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历史线索。
国贸理论的讲授,如果过多地渗透进数理的语言,不免显得枯燥乏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对其学习和讲授,历史视野的引进也必不可少。纵观数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笔者认为,存在着三大历史动因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
( 一) 与贸易保护主义斗争的需要。
历史上,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存在着两大流派:
一是自由贸易理论流派; 二是保护贸易理论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国家为主角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影响一国国内不同部门的利益和不同国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学者或是站在本部门利益或是站在本国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自身存在着强烈阶级性和对抗性。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就是自由贸易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的斗争史。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提出,是站在当时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重商主义; 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提出是为反对当时的《谷物法》,从而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进扫除了障碍; 李斯特为了保护德国的民族工业,提出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以对抗英法两国经济学家极力主张的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各学派的理论观点也是在相互寻找对方理论逻辑漏洞的过程中而提出的,他们背后是所代表的阶级集团的对抗,在思想层面上同时也是他们各自贸易理论观点的精彩叠呈的博弈。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金银是财富唯一形态的财富观,将绝对成本理论建立在更为科学的财富观的基础上; 李嘉图为回应《谷物法》支持者对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存在的逻辑漏洞的攻击,创立了比较成本理论,夯实了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使自由贸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广的范围; 李斯特则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提出生产力理论以抗辩斯密的财富观理论,创立符合德国国情的保护幼稚工业论,在理论上指导着德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这些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阶级烙印和人文情怀,其背景的充分展开,将展现出一幅生动而鲜活的历史画面。
( 二) 理论在逻辑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论的发展既有质变,也有量变。当理论的质变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来的时候,理论就开始自我完善式的量变。这种量变是寻找固有理论在阐述或论证过程中所遗留的逻辑方面的漏洞和空白,进行自我填补、自我完善。这既是学术研究的路径,也是推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因。这种动因,在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历史上,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虽然成功论证了各国参加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贸易基础,但是李嘉图的理论并没有解决贸易双方利益的具体分配问题,特别是没有解决进出口商品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李嘉图留下的这一国际贸易利益划分问题的学术空白,被其后继者约翰·穆勒所填补。于是,穆勒创立了相互需求说,从而补充和发展了比较成本理论; 此后,马歇尔又运用数学工具阐释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说,以几何图形使这一学说“精密化”[5]62 -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和罗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对 h-o 理论所遗留下的贸易利益在一国内部分配和要素积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问题的理论空白进行填补。
国际贸易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现为,随着价值理论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日益将自己建立在更为科学的价值论的基础上,使贸易理论的发展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到供求价值论的不断更替,国际贸易理论也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演进,最终将技术、要素禀赋和偏好集于一体,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标准模型,从而使其理论基础更为坚实完善。
( 三) 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
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现象的反映和解释,当实践的发展,经济理论不能够解释说明新的经济现象时,就必然会得到不断的修正,甚至被否定,这就为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国际贸易理论几百年来的演化史,其实就是不断地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历史,实践给予贸易理论以新的生机,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甚至实现了其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加国际贸易的各国将出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丰富的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稀缺的要素的产品。当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来实证检验美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时,却得出了与这一结论相反的结果。如何解释这个被普遍认为正确的理论却又与国际贸易的现实相矛盾的现象,引发了战后一系列新的贸易理论的产生,从而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向纵深发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来国际贸易发展历程,从劳动分工形态演变的大尺度看,过去一百年国际分工的基本层面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的不同工序、区段、环节和流程; 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的挑战,国际贸易理论也顺次经历了产业间分工理论( 以比较优势原理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 、产业内分工理论( 新贸易理论) 、产品内分工理论阶段[6]。二战后,国际贸易所表现的特征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预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 1960 年代以来,约2/3 甚至更多世界贸易是发生在技术、资源和偏好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其主要以制成品贸易为主。这对以产业间贸易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形成强大的挑战,导致 1970 年代“新贸易理论”的诞生[4]94 -95。当前国际产品内分工深入发展的现实,对以产品为基本分工对象的国际分工贸易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 而正在发展成熟的产品内分工理论弥补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长期忽视工序层面分工现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动因,或单独或共同地推动贸易理论大树不断地发展、繁荣壮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论的诞生,既有填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空白的需要,又与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争取自由贸易运动相联系; 重叠需求理论的产生,既有应对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又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长期忽视需求层面分析的缺陷; 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论”的提出,则既有维护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利益的动因,又有理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对参与国普遍有利,而二战后的国际分工情形正好与之相反。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讲授与学习贯穿哲学的线索,能充分展示理论数理推导的逻辑美,增强教学的条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学生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内涵; 贯穿历史的线索,则会增强理论课讲授的生动性,使其更贴进社会科学的本源,这不仅有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而且有助于学生理论专业素养的养成,加深其对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的了解。联系历史背景,紧扣理论观点,再配以条理性和系统性的模型解说,必然使课堂的讲授张驰有度,更富有立体性。当然,这也对教师综合知识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战。哲学方法与历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 同样,高校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也必须将哲学和历史线索充分展现,并且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归纳,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讲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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