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保险的必要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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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商业保险的必要性范文
关键词：商业保险；养老产业；不动产投资
一、商业保险介入养老保障体系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1.商业保险补充养老保险体系的必要性
我国社会保险基金随人口老龄化加重面临着较大的支付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农村养老保险尚未完全实现，在家中养老是大多数老年人的首选。这无不要求政府进行大量的财政支出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然而事实证明，过度依赖于政府来养老并不会减弱老龄化趋势，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大量农田变为工地，农民无法从非农业用地中得到稳定收入，便依赖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失地农民养老政策来得到相应补偿，但由于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无法全面兼顾失地农民养老保障，这就给商业保险补充养老保险提供强大的需求空间。
2.商业保险补充养老保险体系的可行性
在法律层面上看，我国现阶段不断完善的相关法律制度对商业保险投资的渠道进行了更广泛更全面的支持，例如我国《保险法》与保险相关条例允许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这就为保险资金进入养老产业敞开了大门。从经济收益层面上看，中国的商业保险资金在积极寻求更优的投资渠道，与此同时，中国的养老产业也在等待巨大资金流入的机会。而保险企业若想提高经济收益，养老产业若想突破发展的平台期，那么保险资金投资养老产业必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资金运转的契合将促使两个行业的双赢。
二、商业保险介入养老产业的运营模式
1.不动产投资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以不动产为依托，所有养老服务获得的前提是必须获得不动产的使用权或产权，比如：美国的持续照料退休社区CCRC，是宗教团体资助的老年人护理院，它是集居住、医疗、娱乐、护理于一身的综合性养老社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不断发展完善，经营者发现吸收保险资金有利于将养老服务与保险产品相结合，客户可通过购买保险推动企业的经营。这种结合方式被实践证实对养老及保险业发展同时起到积极作用，改善了保险企业的资产负债情况。此外，日本这一人口老龄化十分严重的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也进入了养老产业迅猛发展时期。日本在规定民营养老产业运作规则的同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养老产业，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及完善，保险资金介入养老产业已是非常普遍的情况。根据美国、日本的经验，中国若想打开保险资金在养老产业中的渠道，投资养老不动产是一个关键的突破口，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养老不动产与普通不动产的相似程度使在我国投资养老不动产变得较为容易；二是养老不动产的收益主要从租赁中获得，保险企业投资之后的回报周期可能会长达几十年，养老不动产投资与保险人手中长期持有的寿险业务保费相匹配，因此养老不动产是十分适合保险投资的方向之一。
2.养老服务投资模式
养老服务投资不同于养老不动产投资，它主要侧重于提供服务而非以不动产的产权和使用权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一种为供需双方提供中介服务的中介机构，老人的主要养老地点仍在家中。法德两国都是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老年人更倾向在家中养老，据此才出现这种服务性的养老方式。
3.养老金融产品的开发投资模式
养老型金融产品是指与养老相关的金融性理财产品，它主要由保险公司提供，要想通过投资养老金融产品实现收益，就要求保险企业将金融产品的开发与养老产业的拓展进行有效结合。以美国为例，“倒按揭”模式的运用一方面使老人从银行得到了经济补助，另一方面使银行盈利。这种“倒按揭”模式类似于保险公司的寿险业务，类似于向保险公司缴纳保费，定期获得保险公司给付的保险金。韩国在人口老龄化愈发严重的背景下于2007年推行了《老人长期看护保险法》，韩国国民健康保险公团的成立业充当着保险人的角色收取保费和支付保险金，韩国公民每月都要向韩国国民健康保险公团缴纳一定金额的保险费。反观我国商业保险，虽然发展成熟，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各个寿险产品较为相似，缺乏新意；第二，诸多保险公司都以“分红”理念吸引顾客，稍显违背最初“保障”本意；第三，长期护理发展缓慢。分析以上问题，可以总结出几点建议：首先，让保险产品更多地恢复其保障职能，即当人们因收入减少有可能造成生活水平下降之时，可通过保险的经济保障功能加以避免；其次，将养老型保险产品与其他产业接轨，如上文所提的不动产、服务及金融产品。
三、商业保险介入养老产业的发展对策
第2篇：商业保险的必要性范文
[ 关键词 ] 巨灾风险 保险制度 完善
巨灾风险是指能够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的风险,且其具有突发性和破坏性的特点。正是由于其损失频率低损失幅度高的特点,也对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一、我国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自然灾害事故频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大量的人员伤亡。我国接连发生的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西南干旱都一次次考验着我国的保险体系,特别是巨灾保险制度。据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初发生在我国南方地区的冰雪灾害和5月发生在四川汶川的8.0级大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1516.5亿和8451亿元人民币,占2008年全球巨灾损失总额的8.3%和46%。由于巨灾风险不具备大量和同质等可保风险的条件,对保险经营的稳定性具有较大影响,巨灾一旦发生不仅会危机保险公司自身财务的稳定性,对再保险市场也会形成巨大的冲击。因此,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制度十分必要。
2009年3月8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会中,我国保监会副主席魏迎宁在《关于建立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几点思考》中提出,建立巨灾保险制度是一项利国利民的迫切任务。我国作为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发展中国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制度,让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有利于更好地提高巨灾风险管理水平。从政府的角度看,建立巨灾保险制度有利于减轻财政压力,增强财政资金救助的有效性,可以用有限的财政资金撬动更多的社会资金承担巨灾风险,形成多层次的巨灾风险分担机制。从保障民生的角度看,巨灾造成的损失一般十分巨大。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利用巨灾保险基金的长期资金积累,以及巨灾再保险分担机制,可以快速筹集大量资金,促进灾后重建。
二、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发展现状
由于我国国情限制及保险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我国的巨灾救助体制长期依赖国家财政为后盾,巨灾风险大部分都由国家财政来承担,然而政府财政仅能提供最低限度的灾后救济,其金额和惠及面相对于巨灾损失如杯水车薪。2008年5月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仅在四川省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一万亿元人民币,而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财政投入550.74亿元(其中:应急抢险救灾资金250.74亿元,灾后恢复重建资金300亿元)用于救灾,这相对总损失额的作用十分微弱。同时,财政救灾资金的大量支出, 常常会牵涉到财政赤字, 从而影响国家财政收支的稳定性, 也“挤出了”其他方面的财政支出。另外,社会捐赠(包括国际援助) 也是我国对付巨灾风险采取的措施之一,但是其力度也是有限的。而我国的巨灾保险和再保险则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地震、海啸等巨灾都不属于可保责任,这样其风险分散能里很有限,加之,我国再保险市场发展程度低,使保险公司经营巨灾保险的稳定性受到很大影响。
总体来说,我国巨灾保险制度仍处于欠发达水平,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巨灾救助体制,对于商业保险及再保险制度的缺乏充分利用,很多相关制度也不完善,对于我国巨灾风险没有起到很好的分散作用。
三、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完善
综上所述,完全依靠政府救助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然而我国的保险业发展仍处于较为初级的程度,保险市场及相关制度都有待完善,这就决定了单纯体用商业保险模式处理巨灾风险也是不适应我国国情的。
借鉴国际经验,可以看到国际上运行较为合理的巨灾保险机制都是以商业保险作为风险承担主体的,例如,英国的洪水保险即是商业保险机构独立经营模式的典范,其中,商业保险机构承担了主要风险,而政府只是通过工程防损等起到辅助作用,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巨灾保险制度虽然政府参与程度明显加大,但是商业保险机构依然是制度的主体,起到主要作用。
综合考虑我国的经济体制、保险市场等具体国情,巨灾风险不可能完全由商业保险机构独立承担,我国的巨灾保险制度应当充分利用政府和机构的力量,通过两者的有利结合,达到有效分散巨灾风险的作用。具体的完善措施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阐述:
一方面,规范及完善政府支持体系。将巨灾保险制度纳入国家综合灾害防范体系,从立法保障、组织推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防灾减灾等方面给予支持。当然政府的支持并非是无条件的给予财政支持,这将无异于以前的政府救助体系,只有在巨灾损失超出商业保险机构的赔偿能力,政府才适当介入给予合理补偿。
另一方面,加强巨灾保险的市场化运作。这是完善的重点,也是我国现行巨灾保险体制严重不足之处。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公司的网点和技术优势,为巨灾保险提供承保理赔服务。并且大力发展和利用再保险市场特别是国际再保险市场分散巨灾风险。此外,巨灾保险业务必须实行单独核算,单独管理,保费盈余部分作为巨灾保险基金逐年滚存,这样有利于保障巨灾保险经营的稳定性。
此外,我国还可考虑建立巨灾保险共同基金,通过基金的独立运作,起到对巨灾保险制度的有效补充作用。
参考文献:
[1] 谭湘渝,蒋毅.《巨灾保险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与模式选择》 《生产力研究》2009年第24期 第31-33页.
[2]《政策要览》 《国际融资》2009年第4期 第74-75页.
[3] 李军.《论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硕士学位论文.
第3篇：商业保险的必要性范文
【关键词】学生；保险；新农合
一、中学生医疗保险的分类
中学生医疗保险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政府部门提供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和新型农村医疗合作（简称新农合）；另一类是由各商业公司提供的各种商业医疗保险。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城镇学生的首选，是由政府支持、引导和组织的，学生自愿参加的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医疗合作，简称新农合，是由政府推出，面向农村学生，其主要用于统筹病种门诊费用报销和住院费用报销，是一种惠及面广、惠及程度深以及缴费比例低的险种。
商业医疗保险种类众多，其主要可分为：普通医疗险、意外伤害险、住院医疗险、特种疾病险以及手术医疗险等。商业医疗保险是农村学生的新农合、城镇学生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有益补充，相辅相成，学生家长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自愿购买。
二、中学生在参保中存在的问题
很多学生家长对医保不是很了解，导致在参保过程中主要存在两类问题，一类是贪多，认为购买的保险越多越好，重复购买，认为买的多，理赔的也会更多，实际上我国《新农合》以及《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已经明确规定了不得重复享受政府给予的补助和医疗保险待遇。因此，已经参加了新农合的学生不需要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尽管很多农村学生在城镇学校就学，已经参加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学生也不需要再参加新农合。商业保险大都是补偿性医疗保险，也就说保险学生所获得的保险金不能超过实际医疗中所支付的费用，可见，重复购买商业保险，并不能得到重复的理赔，如果重复理赔，是一种资源浪费。另一类常出现的问题是从不购买保险，认为自己的孩子很少生病，很健康，存在一种侥幸的心里，一旦小孩出现重大疾病，往往承担不起沉重的医疗费用。
针对很多家长对各类保险的不理解，学校一定要先了解各保险条款，赔付程序，熟悉各保险的功能，赔付的标准、政策和范围，然后才能协助各保险机构做好参保缴费公示和具体参保经办。学校可以通过家长会、班会和学校广播等宣传渠道向学生家长、学生进行宣传，引导他们合理选择保险。要积极劝导各学生积极参加新农合或者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效规避风险，未雨绸缪，维护好学生的基本利益。学校一般不参与宣传和办理商业保险，是否购买商业保险由学生家长和学生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购买了商业保险，在学生生病时可以得到更多的补偿，但在购买商业保险时，一定不要贪多，要量力而行；另外，在购买商业时要精选险种，认准品牌，避免浪费和重复。
三、中学生在使用医疗保险时常遇到的问题和对策
1.学校无专人负责宣传，办理保险。学校在负责给学生办理医疗保险时，一般是由兼职人员负责，兼职人员主要是根据上级的文件精神和要求对学生信息进行登记、缴费公示、核对、发卡等日常性工作，对相关保险条款、实施办法并不是很清楚，因此在向家长、学生宣传时，就很容易出现宣传不到位，解释不清楚的情况。保险的宣传和办理是一项复杂、严肃的工作，为了做好这一项工作，学校有必要安排专人负责，一方面有利日常保险事务的开展；另一方面可以实时掌握学生保险的相关最新信息，及时准确地为家长、学生提供详尽、全面的指导。
2.中学生保险相关资料常丢失。新农合证、学生医保卡以及商业保单的缴费单据、商业保险的保单等资料容易被家长和学生丢失，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家长和学生忽视对相关资料的保存；另一方面在开学时，学校发的资料比较多，容易混淆；还有一个原因是在办理过程中，学校出现漏发、漏办的现象。资料一旦丢失，学生在办理赔付、报销就会比较困难。
为了有效应对学生经常丢失保险资料的情况，一方面，学校工作人员一定要认真细致核对学生信息，学生医疗保险涉及人员多，信息繁杂，如果工作不细致，就容易出现漏报、误报和多报的情况，学校工作人员在填写好相关信息后，要尽量和家长、学生核对相关信息，做到上班人数、卡、账相符；另一方面在下发保险相关资料时，要实施领卡签字，相关资料存档，向家长、学生宣传保险资料的重要性，尽量避免由于工作的失误造成学校和家长、学生间的误会。
3.多数学生不清楚赔付程序，不会正确使用医保卡、《新农合证》、商业保险。医保复杂的起付标准、报销范围、报销比例、结算时间、需要提供的资料等，使很多学生家长不甚了了，特别是有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家长更是被搞得一头雾水。学生在使用医保卡、《新农合证》过程中，也发生了许多不尽人意的案例。有些学生不知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实行现场结付，入院时不出示医保卡、《新农合证》，造成出院时医院方面错误的结算，也造成家庭经济的损失。国家将普通门诊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畴后，不少学生不知道门诊报销需要本人事先在就近定点医院签约，有的学生则嫌使用起来不方便而选择不签约，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权益。如何正确使用医保卡、商业保险将直接影响学生的切身利益，学校相关部门应邀请有关专业人士、根据本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农合实施办法，对本校学生和家长进行专题讲座，内容包括：门诊和住院时医保卡的使用、报销赔付时所需材料、学生假期在外地因病需住院治疗申请程序，医保卡相关资料丢失的补办程序等等。
参考文献：
[1]陈新中 王秀英 学生少儿医疗保险的政策研究 中国卫生经济2008年第6期.
第4篇：商业保险的必要性范文
关键词：巨灾保险基金；巨灾风险管理；巨灾保险制度
中图分类号：F84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4－0027－03
中国平均每年因巨灾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3％以上。面对巨灾，中国目前仍然习惯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灾害管理和救助，政府承担了较重的灾害补偿责任，缺乏市场化的应对机制。而在国外，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巨灾保险制度，特别是设立巨灾保险基金。这既能提高保险赔付在灾后重建中的作用，充分发挥保险的保障功能；又能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确保国家财政体系的稳定运行。
一、建立我国巨灾保险基金的必要性
首先，中国自然灾害发生频繁，需要建立巨灾保险基金来应对每年因巨灾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由于巨灾保险的缺失，历来经济损失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救济和社会救助，但这两者对损失的补偿毕竟是小范围和低层次的。因此，我国急需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及其基金来应对巨灾损失。
第二，设立巨灾保险基金是建立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需要。巨灾保险基金不仅可以避免单一保险公司单独承保地震险等巨灾风险，而且可以解决保费收入的有限性与地震等巨灾损失的巨大性之间的矛盾。巨灾保险基金是巨灾保险制度的核心和基础，所以必须建立起与巨灾保险制度相对配套的巨灾基金。没有巨灾保险基金的依托，巨灾保险制度将难以充分发挥其功能。
第三，巨灾风险不可保的性质也要求建立巨灾保险基金。地震、洪水等巨灾发生频率小，但一旦发生造成的损失巨大，单纯的商业保险公司根本无力承担。即使商业保险公司愿意承保，单纯依靠保险公司经精算模型厘定的费率来确定价格，普通百姓也根本承担不起。因此，只有在政府的主导下，形成一个较好的巨灾基金积累和风险分散机制，商业保险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才可参与进来。
最后，巨灾保险基金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公共财政支持下的政府主导型巨灾风险管理模式，由财政预算安排灾害救济。在巨灾发生时，预算安排的救济相对于灾害损失来讲，往往是杯水车薪。而且，随着灾害发生的频率增加、损失增大，这种依靠财政救济转移巨灾风险方法显现出明显的局限与不足(李文富，2008)。因此，要有效化解巨灾风险，就有必要建立市场机制下的巨灾保险基金。以减轻巨灾对公共财政的压力(Mitchell and Schnarwiler，2008)。
二、国际巨灾保险基金模式
目前全球有1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巨灾保险基金。考虑到巨灾风险的特殊性，世界上许多灾害多发国家或地区均采取了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形成伙伴合作的运作模式，即政府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国家财政以基金的方式提供适当的财政资助，保险公司采用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广泛参与，形成全国性的巨灾保险制度。这方面成功的例子有美国的洪水保险基金、土耳其的国家地震保险机制、新西兰巨灾风险基金和挪威巨灾风险基金。
1、美国国家洪水保险基金。美国国家洪水保险计划是由联邦政府管理和运作的非盈利计划。该计划在联邦政府设有防洪保险基金，并由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统一管理。如果发生较大洪水，基金不够支付保险赔偿时，FEMA会向国家财政临时借款，日后再从洪水保险基金中归还。保险公司在实施洪水保险时实际上是在执行FEMA的洪水保险计划，其保费收入上缴国家洪水保险基金，赔付也由国家洪水保险基金支付。洪水保险的风险不由保险公司而是由联邦政府承担(曾立新，2007)。
保险公司主要是向洪泛区居民出售洪水保险，并在洪灾发生时及时办理有关赔偿手续和垫付赔偿资金。
2、土耳其巨灾保险基金。2000年，土耳其政府在世界银行帮助下建立了巨灾保险共同体(TCIP)并设有基金。土耳其巨灾保险基金主要针对业主和小企业主。
土耳其政府采取以下主要措施来建立基金。一是政府以法律的形式使地震保险成为强制性保险制度。二是搭建巨灾保险基金核心机构框架，使政府处于核心地位，负责基金运作的设计和监管等。三是主导开发强制性的全国统一的地震保险条款。保额为25，000美元，超过部分实行商业性自愿保险。四是制定风险筹资战略，通过初始最低赔付能力、风险自留水平、国际再保险、世界银行不确定性贷款和政府作为再保险人分担。五是建立和加强基金的治理结构。六是明确保单销售和理赔工作的安排(王艳，2008)。
3、新西兰巨灾风险基金。新西兰地震委员会由财政部全资组建，在抵御巨灾风险时发挥关键作用。基金的主要来源是强制征收的保险费以及基金在市场投资中获得的收益。居民向保险公司购买房屋或房内财产保险时，会被强制征收地震巨灾保险和火灾险保费。地震巨灾险保费为每户每年60新元左右，由保险公司代为征收后再交给地震委员会。
除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外，地震委员会还利用国际再保险市场进行分保，从而分散风险。当巨灾损失金额超过地震委员会支付能力时，政府将发挥托底作用。由政府负担剩余理赔支付，而地震委员会每年会支付给政府一定的保证金。
4、挪威巨灾风险基金。挪威是自然灾害比较频繁的国家，灾害主要包括山体滑坡、暴风雨、洪水、地震等。挪威于1979年开始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并于1980年实施。挪威立法规定，所有购买火灾保险的投保人必须同时购买作为财产保险扩展责任的包含5种自然灾害的巨灾保险。巨灾保险赔偿限额为实际损失的85％。保费收入纳入基金(王祺，2005)。
基金的管理和运作完全采用商业化运作。其主要特点是：(1)在挪威境内开展火灾保险的保险公司都是该基金的成员，目前，有70多家保险公司成为基金成员单位；(2)由保险公司制定并收取巨灾保险的保费，并负责赔偿事项；(3)巨灾风险的赔款将根据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在成员公司之间进行分摊。
5、国际巨灾基金模式比较。
表l按照模式类型、核心机构、资金来源、运作方式、保险特点以及巨灾基金与保险公司的关系，对上述四个国家的巨灾基金模式进行了比较。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巨灾基金模式各具特色，也各有异同。
四国巨灾保险基金模式不同点在于：(1)模式类型。美国和新西兰均属于政府主办模式，土耳其属于巨灾共保模式，而挪威则是完全商业化运作。(2)机构性质。核心机构有的是政府机构；有的是政府担保下的非营利机构：还有的是政府不提供担保的非营利机构。(3)资金来源。有的来自于政府拨款；有的来自于
国际组织援助；也有的从国家财政中借款。(4)运作方式。有的属于国家统一管理，但由商业保险公司具体实施；有的由政府专门基金管理委员会来管理，但具体损失则在成员保险公司之间进行分摊。(5)保险特点。有的属于完全强制，有的是部分强制，还有的属于自愿。
尽管这四个基金各有特点，但还是具有一些共同点。(1)核心机构。虽然具体名称各不相同，但这些巨灾基金都置于一个专门的核心机构之下。(2)资金来源。所有这些基金的资金来源都包括有保费收入和投资所得。(3)运作方式。一般都会把商业保险公司的巨灾保单完全转移给巨灾保险基金。所有这些国家的商业保险公司都是巨灾保险的实际执行者，主要负责出售保单和办理理赔作用。(4)政府角色。无论采取何种模式。这些国家的巨灾基金都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尽管支持的力度各不相同。
三、对建立我国巨灾保险基金的思考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建立我国巨灾保险基金的总体思路应当是，通过再保险的方式建立全国统一的巨灾保险基金，对巨灾保费实行单独立账、单独核算，由专业再保险公司代为管理，统一安排国际再保险、运用风险证券化等方式分散风险，实现成本收益的最优化。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1、建立巨灾保险基金核心机构。从国际经验来看，设立适当的巨灾保险基金核心机构是各国巨灾保险制度良好运行的关键。具体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我国可以考虑成立“中国巨灾保险基金(China Catastro－ohe Insurance Fund，CCIF)”(简称“巨保基金”)或者“中国巨灾再保险公司(China Catastrophe Reinsurance Corporation，CCRC)”(简称“中巨再保”)作为主管机构，对旗下资金和分保的巨灾保单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运作。机构性质应当是非盈利的国家再保险公司，对超过商业再保险公司承保能力以上部分由财政担保或者再保。
2、设计一个多层次巨灾风险分担机制(姚庆海，2006；谢世清，2008)。国际上，应对巨灾的最佳模式一般是由各种市场和非市场主体共同参与，分摊巨灾赔款风险。采用商业化运作与政府支持相结合的方式。我国应当借鉴土耳其巨灾共同体模式，由投保人、商业保险公司、商业再保险公司、资本市场、代表政府的“巨保基金”或“中巨再保”、国际组织等合作共同参与，形成共同分担风险的机制。其中，巨灾保险基金的定位应当是政府作为最后再保险人的角色。其分担的责任范围也必须合理而又明确。
3、成立多层次的巨灾保险基金。我国巨灾保险基金可分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地方基金由各级政府根据对本地面临的巨灾风险状况的评估而设立；中央基金不直接从事具体业务，主要承担对地方基金的再保险职能。这种多层次架构既可避免全国性大而全系统的低效率，又能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有效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地方巨灾基金来源主要有三种渠道：一是地方保费收入；二是各级财政注资或政府从救灾资金的存量中划转一部分；三是地方减免的税收。
4、明确巨灾保险基金的资金来源及运作方式。中央基金的资金来源可由中央财政每年安排一定的预算资金，各级地方财政按照一定比例提取资金，保险公司按巨灾保险保费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资金，以及通过巨灾风险证券化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等。此外，还要制定基金的风险筹资战略，应当通过初始最低赔付能力、风险自留水平、从国际再保险市场中得到的再保险保护、政府作为最后再保险人等方面来实现。基金的运作方式，应当是滚动积累，实行单独建帐，专款专用。此外，基金还可由基金管理公司进行保值增值，增强应付巨灾风险的能力。
第5篇：商业保险的必要性范文
论文摘要：老有所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现实问题，然而我国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问题加剧，社会养老保险正面临着资金短缺，覆盖范围窄，保障水平低等严峻的考验。因此探讨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在养老方面的结合对于缓解社会保险压力，减轻政府负担，提升我国社会总体保障水平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我国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面临的问题
1.1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带来的新挑战
根据已公布的中国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不难看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2010-2020十年间平均每年将新增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速达到3.28%，预计到2020年老龄人口总数将达到4.37亿[2]。离退休人口的增加速度高于在岗职工的增加速度，领取退休金人口的增加速度超过缴纳养老金人口的增加速度。老龄化的日益加剧势必会造成养老金支付出现缺口，中央财政便会面临着资金压力。
1.2城市化发展导致农民失地对养老问题提出新要求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农村人口占比明显高于城市人口，因而老龄化问题也呈现出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征，超过60%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村地区人口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非常微薄且不稳定，大部分农民没有退休金，养老主要依靠的是土地。近年来城市化发展迅猛，大量农村土地被征用，一大批农民因而失去了土地。虽然土地被征用，但是农民真正得到的补偿微乎其微，导致农民的利益严重受损。农民失去唯一可以依靠的土地而得不到补偿，养老更是遥不可及。从理论上说农民失去土地不再是农民，应该纳入到社会保障范畴，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城乡二元结构特征，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短期内这些失地农民是不会被纳入到保障范畴。因此这些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必须得到妥善解决。
1.3我国目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存在先天缺陷
我国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1]，也就是指养老保险计划分为两部分，一是社会统筹部分，二是个人账户部分。然而这种运行模式至少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个人账户实际是空账，由于我国一直在经历着各种改革，改革必然会因触及到既得利益获得者而付出高昂的成本，因而由于一些历史问题遗留了一些债务，这些债务没有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政府只是以社会统筹账户中的资金来偿还这些债务。从而造成社会统筹账户不足以支付目前的退休金，个人账户的保费收入就被“透支”了，随着支付压力的日益增加，社会统筹账户透支个人账户日益严重，最终导致个人账户实际是空账。二是覆盖范围难以扩大，目前我国社会保险覆盖范围狭窄，城镇只有部分人口被纳入，农村接近于空白，这也是由当前政府财力决定的。对于一些未纳入而有能力购买养老保险的人口商业保险便可以成为一个较好的替代品。
2.我国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在养老方面结合的必要性
2.1增加保险覆盖范围、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两者相结合
保险是社会的稳定器，基于前述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存在的覆盖范围小等问题，发展商业保险能够增加保险覆盖范围，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商业保险在投保和支付方面不受身份的限制，在岗不在岗等方面的限制，可以将社会保险中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简单化。商业保险也能够集中经济单位的资金，通过集中管理更好地使资金保值增值，进一步强化保障功能。商业保险还能够参与社会管理，社会救助等公共活动，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商业保险能针对投保对象进行个性化的设计，以尽可能满足消费者各个层面的保障需求。总之商业保险弥补了社会保险供给的不足，有利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2.2充分体现保险公平与效率的原则要求两者相结合
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注重公平原则，通过国家强制力实现社会收入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有利于低收入者，也就是缴纳的保费高的并不一定能拿到高的退休金，这样就可能出现少缴费多收益，多缴费少收益的情况，这主要是出于兼顾公平的考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主要是社会扶质，可能对投保的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而商业保险不仅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还能够兼顾效率。商业保险的费率杠杆能够克服劫富济贫或劫贫济富，多缴费多收益，少缴费少收益，实现真正的公平。商业保险公司是企业法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商业保险公司通过吸引客户投保聚集资金，并通过专业的投资管理队伍对资金进行最优配置，更好地实现保费资金的增值，兼具公平与效率的商业保险更能激发人们的投保意愿，从而实现保障范围的大幅提高。另外随着老龄化的加快，国家养老压力越来越大，商业保险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缓解政府的压力。
3.商业养老保险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补充作用分析
3.1保障作用和范围的互补
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只能向参保退休人员提供最低保障待遇，也就是当地平均工资20%左右。社会养老保险投保金额和给付金额都有一定的限制，保障作用非常有限，其根本目的只是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一旦碰到患重疾，老年人的生活将会陷入困境，除此之外，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获得更高水平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商业养老保险恰能较好满足人们的需求，弥补社会养老保险的不足。商业养老保险中投保人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决定保额的多少，商业保险的给付标准依据被保险人的投保额度而定，缴费越高，保额越高，给付越多，充分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关系。商业保险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作用更强，范围更广，成为整个社会养老保险的有力补充。 转贴于
3.2养老金的互补
目前我国企业的平均缴费率为23%，高于世界其他各国平均水平的10%[4]，从而导致企业倾向于逃避缴纳养老金或者拖交养老金，使得养老保险金无形中减少了。另外，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的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由于历史遗留的负债需要用社会统筹账户的资金支付，另一方面退休人员急剧增加，领取的养老金数额也在不断增加，使得社会统筹账户入不敷出，为了能够支付当年的基本养老金，政府就动用了个人账户的资金，最后导致个人账户实际是空账运转，无法积累养老金。而商业养老保险是现代化的公司治理模式，拥有强大的管理团队，它能够使保户上缴的保费实现最优配置，从而获得较可观的回报，进而积累更多的养老保险基金，能够有效解决因通货膨胀导致的物价上涨带来的基本养老金偿付不足的问题。
3.3实施方式的互补
社会养老保险是一种强制性保险，它是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施，规定凡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数额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具有强制性和非营利性。商业养老保险则是一种自愿性和盈利性的商业行为，它是一种市场经济行为，保险公司与投保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约定投保险种，保额和期限等等。是否投保和投保多少都是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没有任何强制性。这两者的互补既能满足社会稳定需要，又能给社会成员自由选择的空间。
3.4职能的互补
由于社会养老保险主要体现的是公平原则，属于政府职能，主要是对低收入者的扶助，保费资金产生的收益不是最主要的目标，更多考虑的是稳定的回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投保人的意愿，对缴纳保费高的个体可以说是一种不公平的对待。在提供基本的养老保险领域政府只能比不可少，但是这种完全依靠政府推动的保险缺乏利益驱动。而商业养老保险的运营就是一种市场行为，主要依靠市场经济规律驱动，投保人可以为自己购买更多的养老保险从而给自己的晚年提供充足的资金。这两种职能的有机结合既能保证利益驱动的商业养老保险正常运营，又能提高保险的保障程度，实现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统一。因此，在基本的养老保险领域政府职能应该为主，在补充养老保险领域应该以市场职能为主。
4.促进商业保险在养老方面的发展建议
总之，我国社会养老保险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而商业养老保险正好能够补充社会养老保险的不足，因而应该促进商业保险在养老方面的发展。首先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商业养老保险利国利民，既可以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又可以提高人们老年生活质量，有助于和谐社会建设。政府应该给予大力支持，如适度地减税等。保监会应该制定和完善保险法，使商业养老保险更好地推广应用。其次政府应该加强宣传，使人们具有一定的保险意识，增加人们对保险的认识，使人们从旧的攒钱养老的观念解脱出来，积极购买人寿保险。三是保险公司应该针对不同人群的特点开发出相应的寿险产品，提供不同层次的补充养老保障，还可以全面设计覆盖住院医疗、意外伤害、死亡伤残等风险保障，满足市场需求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1］季晨.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协调发展问题浅析[J].当代经理人.2006(6).
［2］刘静，赵晶.发展商业养老保险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J].科技创新导报.2010(5).
第6篇：商业保险的必要性范文
关键词：社会保险；商业保险；融合发展
1社会保险及商业保险的内涵及重要作用
社会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施，需企业协同企业员工共同缴纳的一项基础社会保障险，目的是为劳动者能享有基本工作生活保障的一种保险制度。社会保险涉及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社会保险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具有强制性，也正因为其强制性保证了社会保险的高普及度，保障了社会经济民生的稳定运行。凡受劳动法保障的劳动者及其企业有义务按法律规定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且社会保险不具有盈利性质，社会保险是由各地级市社保机构强制实施，为维持社会稳定及社会劳动者基础生活保障为目的，所筹集的保险资金经合理归拢调配发予被保险人。同时社会保险拥有高普及率，经过国家的合理管控及高频高强度教育渗透，不仅明确了其权利与义务的划分，更以较底保费、大范围、高保障力度普遍让参与者所接纳认可，为每个参保的社会成员提供基础的生活保障，维持社会的稳定。商业保险是投保人根据自身所需生活保障及自身经济能力自由选择保险公司与其签订多种类的保险业务合同，双方依照合同约定，明确权利与义务，参保人定期缴纳对应保险金额，保险公司合理保存保险资金并统一调配，为参保人提供相应的财产、人身保障，赔付约定的承保金额。商业保险对应社会保险的强制性，首先是参保人与保险公司共同自主自愿合作行为，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经济能力自由选择商业保险的保险类型。复杂多样的保险种类及形式彰显着商业保险的盈利性特点。商业保险在某种意义上可被看作一种金融活动，它以盈利行为目的，保险公司筹集投保人的保险金可自主经营，通过商业投资等渠道将资金池中的资金增值，资金的核算经过精密计算，支付部分参保人的赔付金额后，获取资金投资所剩的收益。保险公司自负盈亏，与社会保险的公益福利性质有着本质目的上的差异。在商业保险中权利和义务明确且对等，只有参保人可在合同约定情况下领取相应保费，且按照所投比例不同进行对应的保险服务，合同期满权利和义务随之失效。商业保险的保障范围要远大于社会保险涉及的保障范围，只要参保人的条件符合参保条件，且双方按照共同约定参与相应的承保方式缴纳保费即可得到对应的商业保险保障，形式多样给予参保人多重组合式选择。由此可见，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是作为两个不同的风险经营体系在运营的，但它们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关联，只要找到两者的关系因素并加以研究，就能找到两者的区别与联系。当前分析两者的融合必要性，提出多种融合互补方案，对解决当下保险体系的问题及进一步研究保险活动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2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融合的意义
对于社保基金的研究，已有的国内外文献大多是从政府受托责任角度进行的。公众与政府是一种特殊的委托关系。政府受公众委托管理公共资源，并向公众报告其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未参保人员的户口性质农业户口居于首位。在养老保险中未参保原因居于前三位的分别是个人未参保、失联以及参军。医疗保险中未参保原因居于前三位分别是新农合、失联以及参军。工伤保险中未参保原因居于前三位的分别是个人未参保、参军以及失联。失业保险以及生育保险未参保原因居于前三位分别为个人未参保、失联、参军。部分弱势群体依靠自身无力参保缴费。参保登记不等于参保缴费，通过入户调查和全民参保登记信息的分析，我们发现还有大量人员由于个人原因未参加社会保险。其中，一些弱势群体已经完成全民参保登记，但是没有按时足额交纳社会保险费，影响到扩面征缴的实现。这类群体主要包括城乡贫困居民、老弱病残人员、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过程中已经对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按照一档缴费标准予以补助。但是，由于数据信息的共享机制没有完全实现，扶贫办、民政局、残联等部门的社会救助信息不能实时对接和更新，参保缴费信息滞后。对于各种原因无法享受民政部门社会救助的困难群体，日益增长的社会保险缴费增加了他们的负担，自身无力承担。而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由于对相关政策的不熟悉、不了解，再加上经济方面的考量，影响了他们的参保缴费。重点参保人群参保率不高，表现在：第一，就业人口职工参保率偏低。主要体现在中小微企业尤其是服务行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参保率偏低。职工社会保险多是依托单位参保缴费，但是一些中小微企业反映目前的缴费率偏高、负担过重，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多、生产成本高、企业利润低，职工工资普遍较低，在基本相同的费率下，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重，导致参保率低。第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率不高。灵活就业人员工作不稳定、收入相对较低，按照社会平均工资计算的缴费数额相较于其收入过高、负担较重，随着社会平均工资的快速增长，这部分人员不参保或中断参保的比例上升，参保率下降。第三，农村人口参保率不高。农村青壮年人口大多数身体健康，当前对社会保险的待遇需求不高，再加上对于社会保险政策的不了解，思想认识不够，参保积极性不高。同时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采取自愿方式，约束力较弱，也影响了农村人口的参保率。非正常中断参保缴费问题严重。从全民参保登记信息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城镇职工社会保险非正常中断参保缴费的人数变动较大，主要体现在经济转型企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流动性较强的就业人员。经济转型企业人员由于一定时期内企业效益下降，社会保险费率偏高，出现漏缴、少缴和欠缴等问题，致使职工中断缴费。灵活就业人员以社会平均工资为基本基数进行缴费，随着社会平均工资的快速增长，一部分人负担沉重，中断缴费。流动性强的就业人员，特别是农民工，就业不稳定、收入不稳定，在加上社会保险转移接续政策不完善的影响，工作变动后缴费中断现象较多，基于此，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融合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融合互为补充，共同发展
鉴于目前我国保险行业中保险经营的复杂多样性，此时急需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两种模式的有力融合：其一，商业保险可充分利用借鉴社会保险的有效处理机制及大众认可接受度完成；其二，社会保险需要充分研究商业保险的经营体系。首先以当前我国国情来分析，社会保险或商业保险均可由大众自身情况和个人喜好来进行选择投买的，对于并未完全符合社会保险投买要求的人群可自行购买社会保险来进行保障，而对于已经普及到社会保险范围的人群亦可加购商业保险对自己及家人提供多重保障，两者在这一方面是互不影响且互为补充的。而商业保险始终是以盈利为目的，这就导致商业保险的众多险种无法普及到更多有保障需求但是资金不足的人群中去，显然这就需要社会保险的合理介入。
2.2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融合有利于消除两者关系的不平衡状态
在经济新常态环境下及一定的经济承受能力下，居民对社会保障的总需求是有限的，这使得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形成了此消彼长的状态。如若社会保险的保障范围过大，势必会抑制商业保险的发展，反之，商业保险的发展空间就过大。这样不利于两者的相互作用、互为补充，所以要促进两者的高度融合，保障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之间的互补性。社会保险在很大程度上对工薪阶层群众的基本生活、工作提供了相当基础的保障，但是在投付金额及标准和保障对象上有很大的局限性，此时商业保险可在一定范围内及时弥补到社会保险在范围、险种及承保对象上的限制，面对不同层次及更多风险项进行承保，两者的融合可打破此消彼长的盈利机制，可更好地促进融合发展，共同构成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并对国民经济起到保障。
2.3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融合状态下，保险范围和技术层面上均存在互补性
社会保险主要涉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几个项目，能满足人们最基本、普遍的生活保障要求，而商业保险此时发挥了险种多、形式多的优势，能满足不同层次需求人的其他叠加项目保障，可以做到依据不同人群的个人收入、个人层级需求提供更全面的选择，所以从险种范围上来看，两者的融合存在互补性。与此同时，社会保险在保险技术和方法上越来越着重借鉴商业保险的资金归拢、收支平衡、风险保障等精算技术，商业保险公司也基于自身发展需要，为树立良好公众形象和口碑，逐渐发行性价比高，更贴合社会基层需求的保险险种，结合原有的社会保险体系，可以更好地维护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稳定，在资金上增值保值，保障被保险人的最大利益，均体现出商业保险同社会保险融合的新形势下的优势。
3经济新常态环境下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融合发展新策略
3.1社会保险借鉴商业保险的资金保管运营模式，保障融合的资金安全及合理化分配
商业保险的资金流转均由相关行业及部门的监管下进行，在相对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下，绝大部分商业保险公司均能保障资金的增值盈利且能较好地进行同一调配。而就我国社会保险机制而言，保险资金的运营及监管保障则是由各级社会保险管理机构自行负责管理，自身作为政府的行政部门，既是保险资金的保管运用者，又是保资的监督监管者，在金融业经营管理下有严格的法律法规作为指向，某种意义上而言无法对被保险人的资金作出合理保障。政府应极力建设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以此来规范化社会保险体系的架构，制定社会保险基金规则，出台相关法规来保证两者在保险体系中所占比重以及保证资金流向，借鉴商业保险运营模式，委托第三方具有保险业经营经验的专业金融企业代为运营，避免社会保险资金的违规挪用及监管不力等风险，保障社会保险金的增值及合理调用。
3.2利用商业保险优势，逐渐将其融合进社会保险中，成为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保险可极力融合商业保险对于资金的技术统筹和精算保险基金的增值模式，从而达到降低保险费率，增加基础险种，减少基层受众群体及企业的投保资金比例，减轻缴纳保金负担，提升社会基础保险的普及率。增加社会保险及商业保险的社会互助保障能力，协调双方利益比例，将社会互助范围扩大，保证保障基金的来源及总量，从而加大整个保险体系的保障能力。应利用好社会保险险种的基础性、国家介入的强度及宣传普及度，结合商业保险的资金统筹、融资及增值能力进行两者良好的融合，使得商业保险逐步成为社会保险的组成部分，建设完善社会保险体系，对社会保险资源的再分配、资金的保持利用、增值有正向引导作用；两者的融合也可将商业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调动起来，促使商业保险依靠自身优化的运营模式替代掉部分社会保险中的基础险种，促进共同发展的同时推动国家政策、经济新常态、社会服务能力的全方位发展，做好人民群众的生活、工作、娱乐需求保障。
3.3商业医疗保险作为社会医疗保险的补充应支持其大力发展
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框架是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补充基本医疗保险，其中包含商业医疗健康保险，鼓励政府完善和落实配套的支持手段给予商业保险公司，在政策和税收上作出改良给予商业保险一定的鼓励支持，确立商业医疗保险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地位，最大程度上将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有力结合，此举不仅有利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各项医疗需求，同时也有利于发展社会的政策、经济稳定性。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大环境背景下及经济新常态环境下，给予商业保险医疗保障制度新的发展机会。在社会保险医疗体系中基础且广泛的覆盖模式下，及时补充社会基础医疗保险外的险种项目，遵循商业保险的自愿原则，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基础医疗保险外的需求。同时政府加大商业医疗保险的宣传教育，提高商业医疗保险的普及率，基础与升级险项结合，打造全范围覆盖网，在政策及税收上提供有力支持，明确相关法律法规在惠民利民的同时监督保障保险金的合理汲取归纳，为人民群众带来切实利益保障，带头宣传确保群众了解多层次医保体系新状态、新形势，有力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体系。
3.4利用大数据及“互联网+”促进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融合
保持信息数据交换的准确、及时、畅通，以便有效获取户籍变更、人员死亡、社会救助、企业登记、就业等信息，确保参保登记信息数据及时更新。这项工作需要政府主导，充分利用大数据和现代化信息技术，在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政策，从顶层设计统一的数据采集、管理制度和标准，逐步将不同部门信息数据打通，实时动态管理。纵向上加强顶层设计，统一机制实时更新。就纵向而言，建议从国家层面强化顶层设计，尽快建立部、省、市三级信息资源共享长效机制。按照信息系统“省集中”的要求和“数据向上集中”的原则，市经办部门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等各项社会保险数据集中到省级数据中心，建立省级集中大数据平台，并实现按月更新。省人社部门将参保数据汇集到国家人社部，建立国家级全民参保登记大数据库，实现每年更新。这项工作不仅需要省部级数据信息系统的更新和兼容性，更需要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对调查登记数据进行分类、深度分析，为社会保险政策调整提供数据支撑，为全民参保登记计划提供决策支持。
3.5加大社会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融合的保障措施
为解决当前我国老龄化严重的现象，政府仅靠基础社会保险养老体系难以支撑庞大的保险金支出，适时有效地引入商业保险养老项目的融合，有利于解决当前保险金的筹措。首先政府应配合地方社会保障机构大力提供政策扶持，合理采用税收政策等刺激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政府适当提供补贴发展农村养老保险策略，将有效促进融合的发展。适当在个人所得税上改变个人可收入支出比例，带动个人商业养老保险消费需求，加大组织宣传力度，增加个人参保商业养老保险积极性。在商业养老保险发展上提供相应法律解释支持，协助商业保险行业制定合理的相关保障制度，给予商业保险公司鼓励，共同建设养老保险新形势的发展。对企业和个人提供缴纳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和参保人自愿纳入商业养老保险项目。商业养老保险的融入将有助于政府保险机构面临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市场需求。
第7篇：商业保险的必要性范文
关键词：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强制责任保险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发，既侵害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同时也对食品行业给予沉重打击，例如"酒鬼酒"被曝"塑化剂" 事件当天，酒鬼酒紧急停牌，14支白酒股无形蒸发300多亿资产，足见食品安全已成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是适应食品安全现状的客观产物，其强制保障、分散风险、转嫁责任的功能，极大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适应了食品行业发展的客观需求。但实践中，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却存在投保率低，食品安全保险种类单一的现象，该项制度未能广泛推行。本文就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强制推行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展开分析，以期对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构建有所推进。
1．推行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的必要性
1.1食品行业主体责任保险意识单薄
现行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仍是商业保险，遵循缔约自愿原则，是否投保，何时投保、与谁建立保险关系完全由食品企业自主决定。许多食品企业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效益，只顾眼前利益得失，往往不愿意投保责任保险而增加经营成本。既使是发生了食品安全事故，也"自认倒霉"，换个招牌，继续经营，对其生产、销售影响并不大。更有少部分企业抱着赚点就撤的心理，对食品安全采取放任态度，自然不会在食品安全成本方面有太多的投入，既便被相关食品卫生监管部门查处，也会一弃置之。缺乏事前防范，事后惩处的有效制度，是部分食品企业忽视食品安全的重要原因。低廉的违法成本，未能促使其主动投保责任保险。
另外，许多食品企业对责任保险的功能并不理解，投保意识不强。责任保险不仅具有分散风险、转嫁责任的功能，同时可以对投保产品起到宣传作用，引导消费者的选择。食品消费者往往会因为该食品投保了责任保险，对其产品质量更加放心，选择时会优先考虑投保产品，从而促进产品销售，增加投保食品企业利润。因此，投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不仅具有对食品企业的风险防范、责任风担功能，同进可对投保企业起到品牌宣传作用。
1.2食品侵权往往具有隐性特点，消费者在受到食品瑕疵损害时举证困难
有毒有害食品对人身体侵害的特点往往是持续地、隐蔽地，具有较长的潜伏期，不会及时地显现，最终导致大部分受害人长期遭受有害食品的危害，而得不到及时救济。人们每天食用的食物种类较多，既使出现中毒症状，消费者也无法准确判断究竟哪样食品存在问题，只有自掏腰包，将自己食用过的食物先逐一送检，才有可能确定毒源。如此的送检维权，使消费者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后才得以确定侵权主体，是消费者维权难的现实难题。消费者的维权难，就为食品企业逃避法律责任创造了机会。而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强制食品企业投保，可以有效防止食品企业逃避法律责任，有利于促进消费者食品安全维权。因此，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现实需要及必然要求。
1.3政府在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中常常扮演"保险人"角色，增加财政负担
一些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虽然责任主体明确，但往往因责任企业无赔偿能力或逃避责任承担，导致由政府向受害者埋单。责任保险人的缺位，迫使政府充当了"保险人"的角色，增加财政负担，最终由纳税人埋单。因此，扭转政府埋单的现象，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推行成为必然。
1.4保险条款侧重于对保险人的保护，不利于对被保险人的保护
现行的食品责任保险条款，均由保险人单方制订，被保险人在保险条款的制订方面毫无话语权。订立保险合同时，被保险人要么选择接受，要么选择离开。保险条款制订的单方性，决定了保险条款利益设计的不平等性。保险人往往更关注自身权益保障，对被保险人设置多重限制条款，表现了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双方地位实质的不平等。保险条款的不平等，也是导致食品责任保险推广不利的重要原因。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条款在制定时，由政府相关部、保监会、保险公司代表、食品企业代表、消费者协会、消费者共同参与，充分的体现了保险条款内容的民主性及科学性。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条款能够有效实现了各保险主体的利益平衡，因此推行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成为必然。
2．推行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的可行性
2.1尽快出台《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由政府主导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建立
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建立，对运行主体的选择，宜采用"官办民营"方式。由于该项制度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需要在密切关系人民群众健康的食品领域强制推行，如果仍采用一般的商业性保险模式运作，仍无法解决保险产品的不足及投保人积极性不高的负面问题。此时，需要政府通过行政职能，强制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强制实施，才能充分发挥责任保险对消费者的保障功能。
借鉴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成功经验，建立与《食品安全法》相配套的《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具体规定强制保险范围的设定、运作模式的设定、损失分担计划的政策支持。将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的推行上升为一种法律义务，将投保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作为取得食品行业经营许可资格的前置条件，对符合条件但尚未投保的食品企业进行取缔。当然，政府还应作好食品安全风险的监测、评估、信息披露工作，根据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率及时调整投保主体条件及保费率。同时，政府相关部门配合强制保险制度目的的落实，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监督医疗机构对食品受害人的救治情况及有无依法使用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设立的共保基金对受害人进行抢救；如财政部门根据保险人缴纳营业税额及共保基金的情况，对共保基金予以财政补贴。
2.2加强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协调配合，实现保险公司、食品企业及消费者利益的共同维护。
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是消费者利益维护的基本保障，其覆盖主体广泛，但仅以基本的人身伤害及直接的财产损失为承保范围，赔偿限额以满足受害人的基本需求为限，且不包括对消费者造成的间接损失，可以说强制保险仅赔偿受害人的基本损失，仅是部分赔偿。而商业保险的承保范围则以保险人与投保人的约定为准，一般包括人身损害及财产损失，范围广于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且赔偿额也可在国家规定范围内自由约定，可以是对受害人的完全赔偿。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与商业保险相辅相承，共同构成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完整体系。因此，在实践中既要强制推广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的实施，又要大力宣传商业保险的重要补充作用。
保险人在承保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时应有适当的利润，如果只是不亏不盈，虽是强制承保，但不利于调动保险人的积极性，不利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深入开发及保险人才的投入，无法满足投保人对保险产品的需求。只有在赋予保险人强制承保义务的同时，给予适当利润，保险公司才会积极响应政策、法规要求，广泛推行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同时，建议保监会会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建立食品安全保险评级机制。根据每款产品在上一保险期内的表现（如保险公司的赔付率、客户投诉率等），由保险监管部门予以保险评级，保险公司可以根据保险评级调整其下一期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费率，顾客可以根据保险评级来挑选安全可靠的食品，企业则以保险评级为动力和约束而加强食品安全管理。
参考文献：
[1]邹海林：《责任保险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
[2]许飞琼：《责任保险》，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3]张涛：《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4]石扬令、常平凡：《中国食物消费分析与预测》，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版。
[5]林宝清：《保险法原理与案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01月版。
第8篇：商业保险的必要性范文
一、我国医疗责任保险推行的社会因素分析
医疗责任保险作为医疗制度的辅助或延伸性举措，其推行“需从医疗职业风险、法律政策、经济管理及社会因素”等方面加强[1]，也需要医患双方保持理性的态度和运用合情合理的方式寻求理解与共识。
（一）医患纠纷调解机制不完善。这是当前导致医患纠纷激化与长期化的原因之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专门的医患纠纷第三方中立调解机构。截止目前，全国各地几乎都没有设立专门管辖医患纠纷调解机构，一般都是在各地卫生局及其内部职能部门牵头下，与医院和其他如司法等部门人员的临时组合，既不能充分赢得患者及其家属的充分信任，也缺乏相关的展业知识和调解技能。二是，现有医患纠纷调解的制度或办法等缺乏操作性。主要表现为调解的介入时间选择、调解人员组织、医患双方代表组织与调解的地点选择，突出地表现为调解机构和医院的被动性，在患者方反映不强烈甚至不采取一些极端措施的情况下，没有哪个部门或医院愿意主动地去找患者方协商解决纠纷。因此，继续通过立法，“以无过错医疗损害补偿制度为基础创新医疗责任保险制度”[2]从根本上克服医疗责任认定、赔偿和纠纷，甚至根除医闹产生的土壤。
（二）医患信任度下滑。医患信任度下滑的成因，既有医院“‘以药养医’、‘以检养医’”的“‘创收’方式”的“集体逐利”，也有“医德的整体滑坡”导致的“患者的健康和经济利益”严重损害现象[3]患者也就想当然地对医院与医生一直保持着“性本恶”的“有罪推定”，进而催生了医疗责任保险运行的两种必要性：一是，维护医院公信。医疗责任保险及其从行业机构的存在和运行，让患者及其家属看到他们维权的希望，在有效地缓冲了患者与医院之间矛盾的同时，作为第三方中立机构的介入，既体现了医院的公益性，也从另一面维护和提升了医院的公信。二是，推动医德建设。医疗责任保险是能公平公正运用经济手段和制度保障，以第三方帮助的方式为医院和医生舒缓与分解各种压力，积极地加强个人医德反思，推动医生提高医疗专业技术和服务技能，减少医患纠纷提高医患信任度。
二、我国医疗责任保险推行的社会路径
医疗责任保险作为一种预警性、补救性措施，其社会实施既需要投保者的主动参加，也需要相关政府部门与其他现实需要的强制性推动。
（一）欧美发达国家的推行路径。根据国内现有文献资料，以欧洲、美国为典型案例，对其推行路径展开研究。欧洲以英国为例，在商业保险公司利润低且逐渐退出的情况下，由三个机构成立了英国医生互责任保险，投保采取自愿性和特殊情况的强制性并存制。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医疗责任保险的功能如果国家的权力体制一样，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分立情况，其中医疗责任监测所提供权威医疗责任保险、风险管理资讯与专业的法律服务，医师保险协会提供保险再教育服务，医疗保险服务公司提供保险费率厘定服务，在际的推行中同的州各有不同的规定。国整体上存在着强制、自愿和有条件实施的现状。
（二）医疗机构参险。根据我国目前医疗机构的存在类型与医患纠纷产生的实际情况，医疗机构参险是最切合国情的主要推行路径。首先，医疗机构投保商业保险。在我国主要表现以医院或其他具有治疗资质的研究所等为投保主体，把本单位所有的或保单合同内的各种医疗事故作为内容与条款，实现对医疗机构和患者权益的保障。其次，以行政区划为范围内的医疗机构成立自助基金。在各商业保险公司此类产品开发不成熟或队伍不健全的情况下，需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创造性，以卫生系统主管部门为牵头人，组织辖区内的医疗机构成立医疗责任自助基金，以分散和规避医疗责任给医疗机构带来的重大风险。另外，在商业保险公司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对基金或其他相关的资金，采取协会内或基金会员内的保险公司运作的机制。
三、我国医疗责任保险推行的建议
医疗、医学与健康是事关民生的重大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保险公司、医疗机构、患者”多方共同努力[4]，“从社会系统工程的角度”推动“我国医疗责任”走着中国特色发展之路[5]。
（一）特殊病种与特殊病人的强制性险种创设。如前述特殊病种和特护病人的特殊性，其自身以及病情变化的不确定性，带来各种了不可预知的风险，为维护、提高和激发广大医务人员的创新灵感、勇气和毅力，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需要发挥主导作用，推动商业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共同努力，在经过各专科的医学专家、法律界专家、保险业界专家与广泛征集患者意见或建议的前提下，确定哪些病种、哪些病人必须强制参险，以维护医院公信和医务人员的基本专业权益。其中，既可以是商业保险公司专门开辟新的保险产品，也可以是地方协会性的针对性即时组织。
（二）医患纠纷调解的制度和权威机构设立。当前具有操作性的建议有两点：一是，发挥政府的权威性。即有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直接派生和多部门组织专门调解机构，根据我国的政府体制，可以有卫生管理部门直接派生，或者以卫生管理部门为主与其他相关部门联署办公，既有行政管理的性质，也有中立调解的性质。二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主导或牵头组织下，组织人员相对稳定的医学专家、律师、财会人士与保险业工作人员等，成立地处中立的医患纠纷调解机构，专职处理与调解医患纠纷，确保结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第9篇：商业保险的必要性范文
关键词：广东；农业保险；外部性
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保险是保险人组织农业生产经营者进行风险损失分摊，对被保险人在种植业、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经济补偿的方式。农业保险通过转移和分散风险，由投保的农户共同分担风险，在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后得到经济补偿，保障农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保险经营的地域限制进一步对外资企业放开。随着外资保险公司的展业深入，人们保险意识的普遍提升，保险公司也借此契机大力开展各类保险业务，广东保险业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然而，这种繁荣却无法掩盖长期以来广东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现实，与其他险种开展得热火朝天的状况相比，农业保险发展的不平衡性就越发突显出来，农业保险的萎缩与广东经济强省的现状极不协调。
根据统计，广东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从1997年的4225.3万元，急剧萎缩到2005年的1402.7万元，减少了2822.6万元；在保费收入急速下降的带动下，赔款支出也急速下降，由1997年的3952.2万元，下降到2005年的1115.5万元，减少了2836.7万元；广东农业保险赔付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徘徊，九年的平均赔付率高达70.8％（见表1）。
根据表1可以清晰的看到，从1997年开始到2005年，广东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理赔支出呈急剧下降趋势。农业保险具有正的外部性和准公共产品的特征，随着近年来广东农业保险的萎缩，农业保险经营已处于“需求有限、供给不足”的市场失灵状态。农业保险这一经济补偿机制难以适应新农村建设对金融的需求。
广东农业保险近年来经营萎缩的原因表面上看起来是商业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亏损严重，如农业风险大，农民交保费少，收不付赔；农村分散面广、资金薄，保险成本高；农业保险标的复杂多样，道德风险高；商业保险公司收费难、展业难、理赔难。但实质上是制度问题：政府对农业风险的补偿少，机制不健全。政府传统的救灾保障制度，不仅显露出资金量的严重不足，而且政府专业性保险机构缺乏，在县一级，基本没有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由于缺乏政府的支持，甚至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还进行了负面影响，如出险时农民多报、政府多要、保险公司多赔。商业保险公司用商业保险的办法经营农业保险只能是“大干大赔、小干小赔、不干不赔”。
二、农民和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的经济学分析
农业保险经营的高赔付率势必造成高费率。但从实际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来看，即便保险公司厘定了5％-12％的较高的农业保险费率（根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在广东的农业保险费率约为5％-12％，其中较高的是蔬菜，达到10％，玉米小麦为5％。一般家庭和企业财产保险的费率仅为0.2％-2％），农业保险经营仍将处于亏损状态。
农业保险存在“搭便车”问题。一般保险的消费是具有排他性的，不缴纳保险费就不会享受到保险公司的经济补偿。而某些农业保险功能具有非排他性，无法阻止没有缴费的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消费。如“防灾防损”这类农业保险的辅助功能，能起到减少农业风险损失、降低经营成本的作用，但保险公司在实施防灾防损工作时就会出现没有缴费的农民“搭便车”行为。广东梅州部分地区曾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保险公司为防干旱专门为投保地区的农民购置了人工降雨高射炮，一旦捕捉到可能降雨的乌云就轰击，减少旱灾发生的次数或强度。但是对于这些地区没有投保的农民来说，没有缴纳保费却同样因为防灾工作而减少了旱灾的损失。
农业保险存在的“搭便车”问题还表现在保险公司方面。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既经营政策性农险业务，又经营商业性涉农保险业务。在遭遇农业特大灾害时，政府将提供财力支持，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可能会将经营商业性涉农保险的亏损转嫁给政府承担。而要监督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的“搭便车”行为，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会提高。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商业性保险公司和农民都不愿意介入，便产生了典型的市场失灵的情形，即单靠市场的力量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分配。因此农业保险的经营必须依靠政府的支持以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
三、政府参与农业保险的经济学分析
只有农民愿意投保，保险公司全力经营，社会得益才能达到最大。农业保险的社会得益，需考虑政府的介入。政府参与农业保险，应主要发挥以下功能：
（一）规避农业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
农业保险受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双重制约。以广东为例，广东地处东亚季风区，气候灾害种类多、出现频繁，主要灾害有低温霜冻、冰雹、龙卷风、暴雨洪涝、热带气旋等。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广东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达120亿元，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3％-5％。此外，广东农业保险还受经济风险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农产品市场的风险和农业保险经营的风险。农民总体上来说是属于低收入的群体，根据保险业的特点，保险需求与潜在客户的收入水平正相关，农民的低收入和较高的恩格尔系数限制了其对农业保险的实际需求。因此，政府必须考虑到农业保险经营的特点和农业的特性，建立多层保险与风险分担、政府与市场共同参与的农业保险的风险防范机制。在规避农业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方面，我们应借鉴国内外经验，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建立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合作保险起主要作用，政府保险补贴作为支持，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相结合，农业保险与灾害救济相结合的一种风险分担的保险与风险管理体制。
（二）纠正农业保险的外部性
农业保险具有正外部性。从短期来看，农业保险的利益外溢性，需要政府建立财政补贴制度，对外部效应进行内在化。政府补贴可以根据需求和效率选择向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补贴或向投保农户提供补贴，或者对两者同时补贴。无论是以何种形式进行补贴，其补贴的幅度应该等于农业保险的外部成本，这样就刚好抵消了正外部性带来的影响，弥补了市场失灵。世界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是通过实施农业保险计划或政府以不同的出资方式和比例建立准备基金、对保险费给予补贴等方式，支持和发展农业保险。2003年，上海市明确将农业险补贴列入公共财政体系，市区两级财政每年补贴达1000万元，其中区县补贴约25％-30％，每年的市区两级财政补贴，约占上海农业保险总保费的25％。由于有财政补贴，上海的保险费率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水稻的保费大约在1.2％左右，奶牛在1％至3％之间；而且，农业险投保面有了大幅提升。其中，水稻投保面已经达到85％，奶牛投保面达到了80％，出口的蔬菜投保面达到了25％。
（三）提供农业保险准公共物品
农业保险是准公共物品。纯公共物品是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两者缺一不可。私人物品则是数量会随着任何人对它的消费增加而减少的物品，消费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产品，我们习惯于称之为准公共物品。农业保险就是一种具有利益外溢特征即正外部性的产品。微观行为上看，农民购买了农业保险，若遭受合同约定的风险损失，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理赔作为补偿，从这一角度看，农业保险属于私人产品，它具有消费的排他性和竞争性，谁投保，谁受益。但是，考虑到农业风险主要是台风、洪涝、干旱等自然风险，这类风险目前还不能由农民个体来控制，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过错造成的，农业保险客观上保护了个体农民的收益，从而又保护了农业生产的再进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宏观角度上看，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其发展的状况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面对的是农业，但其带来的利益却远非农业产量、农业产值等指标所能衡量的。农民缴纳保费购买农业保险，不仅能保障自己收入稳定，而且还发挥着保证农业再生产顺利进行和稳定国民经济的作用。因此，对于农业保险这种准公共物品，应采取“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的模式进行经营。
（四）解决农业保险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农户与保险公司是交易双方，农户相对保险公司来说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因为农户是农业生产的真正经营者，他对生产过程中标的物的抗风险能力、经营状况都较清楚，而保险公司难以直接了解农户生产经营的详细信息。当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经济损失时，保险公司也难以厘定准确的受灾程度。因此，保险公司和个体农户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非对称信息的存在还会引发农民的道德风险行为。保险公司难以对作为具有信息优势的农户的生产经营进行密切监督。农户在利益驱动下采取损害保险公司利益的行为，如有意造成标的物的非正常损害，或是夸大受灾程度以骗取更多保费。由于农业保险中的信息不对称，政府的职责就是建立再保险制度。再保险是保险人将自己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向其他保险人进行保险的行为，是一种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国家可以考虑成立农业再保险公司，由政府分担再保险责任，或是委托某家商业保险公司扮演这一角色，通过对不同险种制定不同的分保比例，引导经营重点，提高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同时，政府还要加强对农业保险经营的监管，现行《保险法》不完全适用。因此，政府应根据农业保险的性质，在相关法律中明确农业保险经营原则与组织形式、保险费率的形成机制、承保范围、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等，为保障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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