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中的文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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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

在当今生活快速变化的时代,在世俗化和市俗化日益浸入社会的时代,各种事物的流行与传播正以加速度的节奏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在中国的乐坛上,高雅音乐与流行音乐平分秋色,甚至流行音乐更为火爆,成为不争的事实。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存在与状况,我们必须正视她、分析她,让她不断良性地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从传播学角度,对于中国流行音乐文化的发展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回顾,并对几个热门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

一

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文化有雅俗之分,音乐也有同样的区分标准。但是,如果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说,“流行音乐”的称谓显然是“舶来品”。

所谓流行音乐,英文为Pop Music,是指那些音乐曲式结构短小、内容通俗易懂,主要以爱情、友情、亲情为主题,并被广大群众所喜爱,广泛传唱或欣赏,流行一时(也有的会流传后世)的器乐曲和歌曲。流行音乐本质为商品音乐,即以赢利为主要目的而创作的音乐。它的市场性是主要的,艺术性是次要的,“商品音乐”这一概念比任何一个概念都科学、合理、准确地表现出流行音乐的特性。如果单从字面上看,“通俗”指易解易懂,“流行”指广为流传,那么,像《东方红》、《南泥湾》、《歌唱祖国》等歌曲,内容通俗易懂,流传范围广泛,一定意义上也可称为通俗歌曲或流行歌曲。但是,这些歌曲绝不能称为商品歌曲,因为它们绝不是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创作的。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商品音乐”这一概念,是如何科学、合理、准确地界定流行音乐、流行歌曲异质的。

流行音乐文化植根于大众生活的丰厚土壤之中,由最初的大众音乐演变而来,并成为大众音乐重要的分支之一。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一种由多民族文化汇集而成的爵士音乐,这是现今流行音乐最早的起源。这种新兴音乐,以它独特的演奏(演唱)方式,博得大多数人的好感,迅速风靡全美国,又很快传遍西欧各国直到世界各地。爵士乐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源于美国南部新奥尔良的一种流行音乐,是美国黑人从非洲带来的传统音乐与欧洲音乐长期融合的产物。二战后的流行音乐中有摇滚乐、蓝调和新的爵士乐“比博普”。70年代以后,流行音乐风格更加多样,表现在具有即兴性、强调借助和运用电子手段、注重话筒的操纵技术、商业化倾向日趋明显。流行音乐的发展日益走向繁荣,形成了以爵士乐,廷潘胡同歌曲,乡村音乐,摇滚乐,Hip-Hop,R&B,RAP为代表的流行音乐风格。这种世界性的流行音乐风潮,给中国流行音乐文化以重要影响。

今天,流行音乐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在器乐作品中,它包括丰富多彩的轻音乐、爵士乐、摇摆舞曲、迪斯科舞曲、探戈舞曲、圆舞曲,以及其他不同风格的舞曲和各类小型歌剧的配乐等。流行音乐器乐作品的特点是:节奏鲜明,轻松活泼或抒情优美;演奏方法多种多样,即兴性很强,并且音响色彩多变、丰富;乐队规模不大,织体层次简明。而现代,为了寻求更多的印象效果,作曲者又加入了电声乐器及更多的电子音色。

流行音乐声乐作品的特点是:生活气息浓郁,手法通俗,曲调顺口,易于传唱;歌词多用生活语言,容易被听者接受和传唱;演唱者多是具有一定风格的被大众熟知的歌星,发声方法各有千秋,演唱时感情重于声音技巧及对音色的处理,自然亲切,加之小型乐队的伴奏与歌者的歌声融为一体,比较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

流行音乐文化作为一种以消遣娱乐为主的大众文化现象,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脉络息息相关,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具备的三种特性也与其他大众媒介区分开来:一是流行音乐文化的主题内涵不断重复,具有穿透阅听人之意识的能力。二是流行音乐多属非叙述性形式,强调对接收者的身体、生理与感官能力的刺激。三是流行音乐文化是一种经验上的形式,音乐是属于艺术而非科学的领域,是对某一经验的体验。

二

第2篇：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

【关键词】考古学；马衡；李济

近年来，关于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定位问题的争论虽已平息，但我们对中国考古学建立的时代背景和强大的史学传统依旧缺乏清晰的认识，特别是在对传统金石学的继承和西方考古学技术的应用方面。现以马衡、李济为中心，从考古发掘的技术层面，对他们的考古学之路进行逐一爬梳，以期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特点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马衡生于1880年，幼时从业瀚受学。岳父叶澄衷曾资助他搜集文玩、研究金石。1919年，马衡受聘于北大，初任书法、骑术等研究会的导师。同年秋，为史学系三年级讲授金石课程，这也是该系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开设这门课。①1922年2月，开始主持新成立的国学门考古研究室工作，8月提议升为教授。

1923年河南新郑农民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马衡获悉后，迅速至新郑调查出土古物地点。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向马衡介绍了器物出土情形及后来发掘经过，“先后开井四口，略有所得。其后划定范围，南北长三丈五尺，东西宽四丈五尺，层层发掘，至三丈深，见有墓穴作椭圆形，上易明砂，中有残骸残玉，穴外环列各器。”②马衡到达新郑时，发掘己经结束并回填了泥土，正逢在旧坑北面新开一坑。马衡根据他人所言绘一《新郑县发掘古器物图》，大致标明发掘坑、墓穴、骸骨及遗物的位置。写了《新郑古物出土调查记》，详细报告了新郑铜器发现的时间、地点、经过、种类及其数量、制作材料，并绘制了图纸，及其出土器物的位置等。

1929年11月马衡偕同傅振伦、常惠等人，以《水经注》及顺治、乾隆年间的《易水传》为线索对燕下都作了实地调查，并于1930年组成“燕下都考古团”，对老姥台遗址进行发掘。发掘前，马衡与团员约法三章：一，出土古物不得遗失或损坏；二，农民出售古物由团收买，个人不得私购；三，团员不得饮酒，每周轮流休息等。③经过一个月的发掘之后，由于“东陵盗墓案”的发生以及时局的不稳，发掘工作遂告结束。

马衡从1919年任职北大以来，积极筹划各种考古事宜，不过，直至1930年方得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组织田野考古发掘。综观马衡的考古学方法，我们会发现马衡非常重视实地发掘，虽然他仅参加过一次发掘工作。马衡注意的是地点与器物出土情形，知现在的出土地点便可推知古代何时曾称作何地。马衡认为实行有计划的发掘还可以观察出土物的种类、数量、方位，籍此研究各器物之间的关系及当时的风俗制度。在数次考古调查中，马衡都很注意这一工作。当他参观朝鲜乐浪古墓发掘时，特意绘制了一幅棺椁布局图。1930年马衡主持的燕下都考古发掘包含了新的内容，即重视地层。李济参加了此次发掘的组团会议，而在工作中具体负责地层问题的王庆昌曾于1929年春参加李济主持的殷墟发掘，可以说燕下都发掘方法中的新形式，明显受到了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殷墟发掘的启发。

作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和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活动的负责人，“虽然，马衡缺少现代考古学训练，使其在考古学上的成就受到了局限，但他毕竟受到新观念的影响，导致他在领导北大考古学会时，总是不遗余力地提倡考古发掘，加快金石学向考古学过渡的脚步。”由于他的努力也加快了中国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过渡的步伐。不过民国以来的多数考古发掘，都与金石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董作宾的殷墟发掘也是如此。到李济主持安阳发掘时，“田野考古工作才正式成立”。

张光直先生曾不止一次提到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考古发掘是在河南安阳殷墟，因为这次发掘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正如陈淳所说的“由于殷墟出土文献资料以及它在历史学中的地位，使得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成为史学传统的延续，从而影响到史前学的视野与研究。”④殷墟发掘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此，不过作为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起点，恐怕还要追溯到1926年李济在山西西阴村的考古发掘。

1925年李济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考古学课程，并于1926年与美国佛利尔艺术馆合作，对山西西阴村遗址进行发掘，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最为活跃的阶段。李济把山西作为考古发掘的首选，是因为《史记》上讲到“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这些地方都在山西南部。李济到达山西之后，经过实地考察，最终决定把发掘地点定在西阴村，除了这一遗址面积较大之外，最主要是由于西阴村所在的夏县是传说中夏朝王都的中心所在，这些都表明李济在筹划自己第一次考古田野工作的时候，研究目标和思路就鲜明地定格在史学范畴上，在学术定位上将田野考古和古史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从根本上讲，李济是一个古史学家，考古学只是提供了一个进行历史重建的重要工具。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寻觅文明起源的情节和证经补史的学术定位在现代考古学迈出第一步时即已昭然”。⑤

关于李济这次发掘方法的得失，陈星灿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中已经进行了详细分析，有些方面本文不再赘述。总之，这是国人的首次田野考古发掘，创新之处亦有很多。首先，采用探方法，他把一个坑分八“方”，分成两排，后面一排四个面积是2×2平方米。西方考古学采用严格的“探”方法也恰恰是在这一年，安特生1921年在仰韶村的发掘还是采用探沟法，同时李济在发掘中还在各个探方中保留了关键柱，这也是一大创举。其次，采取了“披葱式”方法，即水平层位法来开展发掘工作，第三，李济用“三点记载法”，详细记载了出土物的情况，并用“层叠法”来记录常见的遗物，在当时都应该算是最精密的方法。地形图、地层图的绘制则是由参加过仰韶村发掘的袁复礼来完成。李济当时所采用的方法有些已经达到了比较先进的水平，虽然在操作上还存在一些有待改善的细节。当时的考古分析是没有统一标准的，他的分类只是中国传统分类法而不是类型学。李济在“西阴村所实践的考古学方法也不是当时国际上流行的考古学范例，也不是即将取代近代考古学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例。”但总的看来，“李济的发掘是相当科学，它代表了20世纪20年掘的较高水平。”

李济在安阳殷墟的发掘中，对于考古学方法的运用，是以他在西阴村的发掘方法为基础，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创新。首先，李济对殷墟的陶器进行研究，写成了《殷墟陶器初论》一文。此文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是开创性的，主要表现在：1、开始对遗物中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陶器的研究，跳出了过去金石学的巢窠，而进入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方式；2、采用金石学中固有名称，结合功能原则，对考古发现中的陶器定名，这是陶器研究中的基础工作，体现出金石学对考古学的影响；3、从陶器入手，思考殷墟文化与史前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年代学的探索。⑥不过李济的陶器研究也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器物定名上，他的很多方法都受到中国传统金石学的影响，比如说，他主张从甲骨文以及后来古文字的象形字入手，来确定陶器的名称，另外在古文字中找不到器形陶器，就把一些陶器的形式与铜器比较，由铜器的名称，推定陶器的名称。其次，李济对中国考古学另一重要贡献就在于类型学方法的研究，特别是安阳殷墟第七次考古发掘开始，李济就脱离一线的田野工作，把更多精力用于研究上。他首先运用物理观察和化学分析的方法对铜器进行化学分析，以确定其确切年代，然后对铜器进行成分分析，同时对这些铜器进行了分类研究，运用当时国外先进理论来进行考古学的探索。

李济的考古学方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对西学的真义还缺乏深入的把握，有学者指出“李济先生对殷墟青铜器进行研究时力图打破宋人的命名分类体系，依照器口、器耳、腹部、足等几个部位标以字母符号，欲建立现代考古学类型学上的分类。但是这种努力毕竟没有从结构上根本替代旧有的分类。”⑦“由于自信，中国考古学虽是高度描述性的，但大部分主要器物的分类缺乏普遍认可的类型学。”⑧作为“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对西方考古学理论的运用是有别于梁思永的。梁思永是中国第一个在国外接受近代田野考古学训练的专家，同时他在美国也接受过人类学的训练，这使得他在以后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中具有比较大的优势。自从梁思永加入到考古发掘中来之后，殷墟发掘才逐渐走上了科学的轨道。

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考古学在西学东渐中产生，无论在方法技术上还是思想上都与传统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古学在中国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本文以马衡和李济两位先生为例，对他们的考古学之路进行逐一梳理，探讨他们在考古学研究中对于近代考古学技术的应用及其特色的形成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希翼对当今的考古学发展有所助益。

参考文献

①傅振伦：《马衡先生传》，《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591

②查晓英：《从地质学到史学的现代中国考古学》，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3：49

③傅振伦，《燕下都考古记》，《地学杂志》，1930（4）

④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109

⑤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115

⑥陈洪波，《史语所的实践与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

⑦闫志，《金石学在现代中国考古学中的表达》，《华夏考古》，2005（4）：27

⑧福尔肯霍森 著、陈淳 译：《论中国考古学的编史倾向》，《文物世界》，1995：86

第3篇：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

【关键词】 公众考古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实践

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学与社会、与公众的关系成为西方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公众考古学由此诞生。公众考古学主要是面向大众的考古学，交流与解释是其核心思想。在中国，公众考古理念也逐步得到实践和推广，除了通过报刊、图书、电视、网络等媒介面向公众传播考古知识外，考古相关机构和学者也积极尝试探索公众考古活动，发挥保护和传播文化遗产主力军的作用。博物馆作为历史、文化、文物和遗址的收藏、保护与展示平台，也成为参与公众考古实践的一股重要力量。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层次也随之提高，历史、文化及文化遗址对公众有很强的吸引力，博物馆也因此成为文化旅游中的热点。为适应和满足观众的参观需求，多数博物馆改变传统的以“物”为主的简单、枯燥、单一的展示方式和阐释手段，转而以观众为中心，充分站在观众视角来全盘考虑博物馆的展览陈列设计和公众阐释手段，把考古、历史与公众的心理、观念、情感和需求相结合进行综合设计，以更好地满足公众对文化资源的享受。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是专门为宋代古沉船“南海I号”打造的水下考古专题博物馆。“南海I号”的发现，对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及我国古代的造船史、陶瓷史、航海史、贸易史等有着极为重要的科研价值。从发现伊始，就已引起世界巨大反响，史无前例的整体打捞创举更是轰动全世界。作为目前世界上船体较大、船载文物数量巨大、保存较为完好的珍贵水下文化遗产，“南海I号”聚焦着世界公众的目光。为更好地让公众了解“南海I号”，了解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和水下考古文化，海丝馆也通过多种尝试来满足公众的需求，践行公众考古理念。

1 公众考古理念的实践

1.1 强化“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海丝馆坚持发展以人为本的博物馆文化，强调博物馆服务社会、服务公众的意识。英国有位学者提到：“博物馆最值得珍视的资源不是展品，而是观众”。这不仅因为公众的参与能够证明博物馆的存在价值，更因为博物馆作为向公众传递考古、历史知识和信息的平台，服务的对象是公众，而公众作为文化遗产的享有者和保护者，在博物馆所获得的不仅是丰富的生活，开拓的视野，更是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和责任。因此，观众才是博物馆发展的动力源泉，观众的需求和感受决定着博物馆的发展方向。

为此，海丝馆一切工作都围绕着观众及社会教育来进行，围绕着为公众服务来展开，牢固树立“观众至上”的观点，建立完善的教育、导览咨询、休闲便民及生活服务等基础设施，为观众营造一个舒适、和谐、便利的参观环境。由于博物馆的观众是多元的，他们的文化背景、学习形式和参观目的都各有不同，为满足不同群体的参观需求，我们也设置了观众留言簿和服务热线，吸取观众提出的宝贵意见和要求，及时解决观众提出的问题和困难，帮助观众愉悦地参观和学习，全面体现博物馆的优质服务，让观众能高兴来、满意归。

1.2 开放展示发掘和保护现场

入馆后，“南海I号”面临着发掘、保护与展示的重大课题，观众也对此充满了好奇心。为满足观众的探知欲，提升观众的体验感，博物馆与考古队在对“南海I号”的发掘和展示中融入公众考古理念，将发掘场景和文物保护场景向公众开放。2010年的二次室内试发掘过程，全程向观众开放，观众既可透过水晶宫和水下考古工作平台现场观看考古人员如何清理淤泥，如何挖出文物，如何对文物进行现场保护，又能通过发掘现场的高清数码录像机将所有细节一一捕捉。通过现场观摩，获得直观感受，初步了解文物考古的基本程序，感受文物出水的喜悦感和文物保护的迫切感和责任感。在考古发掘后，考古队员也及时在馆内召开发掘成果的新闻会，吸引了国内众多媒体的参与，通过媒体向观众传达考古信息和考古成果。

1.3 设立开放式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

为让观众初步接触和了解文物保护及修复的相关理念和基本知识，馆内设立开放式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向观众展示文物脱盐浸泡、陶瓷器、铁器、木质文物等各种材质文物的修复、文物信息的采集、凝结物的清理等内容。通过对“南海I号”出水文物保护修复的现场展示，来提高公众对水下文化遗产的自觉保护意识。

1.4 开展流动博物馆活动

为了让更多的市民和学生了解“南海I号”，了解海洋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我馆还在每个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开展展览进社区、进校园活动，以图片、影像资料的形式通过讲解员的生动描述将文物、历史知识传递给广大群众，让平时没有机会看到这些优秀文化遗产的群众能够免费体验文化的魅力。

2 关于今后实践的几点意见和思考

2.1 增加体验式的展览活动

即在博物馆的展陈设计中，要增加观众参与体验历史的机会和条件，丰富个体的历史认识与体验。使观众在体验过程中能主动探究、发现知识并消化理解，通过体验获得感官上的刺激，从而引发观众的兴趣，调动观众的热情。如开设“触摸过去”活动，“南海I号”出水的瓷器很多，各窑口的破碎瓷片也有很多，可挑选一些典型的各窑口的代表性瓷片让观众直接触摸，增强直观感受，并将古代和现代瓷片放置一起，让观众亲自触摸感觉二者的不同。再如模拟考古，在考古发掘中，划出一小块地方，让观众代表在专业考古学者的带领下动手参与体验现场考古，了解基础的考古、文物和保护知识等。

2.2 延伸展览内涵

如定期邀请专家在馆内开设讲座、陶艺培训班，与学校联合举办夏令营、博物馆修学游活动，与电视台合作举办博物馆知识有奖问答亲子活动等等，为观众带来趣味、知识、想象力和创造欲。同时，可依据本馆的船文化特色，结合市场调研和观众意见，有计划地设计和营销旅游纪念品，让纪念品成为文化宣传的一大载体。

2.3 提升讲解艺术

将考古基础知识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作为讲解的重要内容向观众加以阐释。例如对于我馆的船木，应该简要描述遗物出水的具置、年代、材质和保护状况，还原藏品出水的时空环境。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知识也可引入讲解，如有修复痕迹的瓷器，可介绍在文物修复中对瓷器所应用的基本方法。在讲解中，还可穿插一些故事性的描述，但要时刻坚持以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为宗旨，将文物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宣传教育放在首位。

参考文献：

[1]李琴，陈淳.公众考古学初探[J].江汉考古.2010（1）.

[2]郭立新，魏敏.初论公众考古学[J].东南文化.2006（4）.

[3]郑媛.试论在中国建立“公众考古学”的必要性[J].文物世界.2010（4）.

第4篇：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

[关键词]宗教考古；宗教；研究方法；学科定位

宗教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它有着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目的，因此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那么，作为宗教考古学的上位概念――宗教又应当怎样理解呢？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认为“宗教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 ，“它本质上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科林・伦福儒与保罗・巴恩则引用一本权威辞典的定义，认为其“表示一种信仰的行为或举止，或崇拜以及取悦于某种神圣的统治力量”，这样，“宗教就成了一个信仰的框架，并涉及于超自然、超人类以及超出日常的物质世界的人类能力…同时，宗教也是一个社会机构…它有助于一个社会有规律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1]。可以说，宗教既抽象又具体，并且像维柯所断言的那样，“宗教，一如人类其他知识和文明，也是人类原始心智的产物，其发展也是一个经历不同发展阶段的有机过程，而且其中每一个阶段都是不可重复的，都具有各自的特点。[2]”整个宗教的历史发展从一方面来看，是一个从“自然宗教”到“多神教”和“一神教”的发展过程，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则又是一个从“氏族宗教”到“民族宗教”和“世界宗教”的发展过程[3]。在人类宗教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两条路线的各个环节并非一一对应，但却是大体平行的。通过对其发展过程进行梳理，使我们更容易抓住宗教的本质。

宗教考古学的研究目的是复原古代宗教活动的发展历程。但由于学科所固有的局限性，考古学研究宗教具有很大的难度，因为我们所发现的遗物遗迹并不会明确表述它们在宗教活动中的作用和意义。另外，宗教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很难与人们的日常活动区分开，例如在宗教仪式上出现的器物可能庸俗化，成为日常生活必需品。具有宗教涵义的动作行为可能是对习俗的再包装。因此，从物质文化来研究宗教需要有特殊的方法论，而不能仅仅依据个别的发现就将其与宗教活动联系起来，首先要做的就是辨识。

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认为，如要将宗教活动和日常活动区分开来，应当特别关注与宗教活动有关的那些超自然的物体或器物。宗教的祭祀仪式是对神灵或超自然力量表示敬畏的一种活动，其一般来说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是使用一些有助于集中注意力的手段，比如利用神圣的地点或辅之以特殊的光线、声音与气味去吸引信徒们的注意力，这样能够表现出主祭者狂热的宗教热情。

另外需要区分人界与神界。祭祀活动的焦点是现实世界和神界的交界区，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特殊而又神秘的区域，任何不洁和不当的行为都有可能带来危险。因此，梳洗和清洁是祭祀活动必备的程序。

对于有效的祭祀活动，神或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必须与人同在。在大多数社会中，神都是以某些物质形式或形象予以象征。这种象征物不一定非常复杂，比如一种符号或容器里看不见的东西都可以被用来代表神灵，这就是神祗象征物。

此外，祭祀活动不但包括语言和动作的祈祷和景仰，而且常常需要一种积极的参与活动，比如宴饮和舞蹈，此外还包括贡献给神灵的供品和牺牲。从考古角度而言，如果在一个地点或地区能够发现较多和较明确的祭祀标志的话，也就是参与宗教仪式的遗迹与祭品的遗存，那么就有充分的理由来推断宗教活动的存在[4]。

通过对与这四个方面相关的证据的统计，我们自然而然能轻易提高辨识结果的准确性。

宗教考古学是认知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认知考古学，是从物质遗存来研究古代人类的思维方式，相应的，宗教考古即是通过这种研究方法来探讨还原古人的宗教思维及行为方式。这一新型考古学科的兴起，使考古学研究开始触及过去认为无法企及的有关人类精神层面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何要研究古人的信仰呢？ [5]

首先，我认为考古学研究中这样的探索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发掘的对象，不论是遗迹还是遗物，经常会与宗教有关，那么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想通过研究这些遗迹遗物来破译其背后所蕴含的宗教思想。

其次，在以历史文献的角度处理考古学证据的研究方法的指导下，必然会涉及对人类思维、信仰的研究。

最后，考古是通过一种哲学观来研究古代社会，如果不涉及人类的思维、信仰，那么可以说就无法讨论人类的行为。诚然，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宗教，研究古人思维信仰会有诸多的的难点，如，科学研究很难从物质现象的实证研究去检验思想。人类行为心理学家认为，我们永远也不知道现在的人的心里在想什么，只能观察记录他们的行为以判断动机，显然，研究古人的想法就更加困难。这需要符号学、心理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甚至医学人类学等多角度研究，才能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再比如，对人类思想的研究不是达成考古学目标的必要条件。在文化学者看来在考古学上复原古人的信仰和感觉的可能性很小，实际研究状况也表明确实在这一领域倍感吃力。从这个意义上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新考古学中“认知考古学”的研究处于一个次要位置。

所以，以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宗教现象，以达到复原古代宗教活动的目的还有很多的路要走，而宗教考古学研究也更期待多学科交叉的灵感以获得新的理论突破！

参考文献：

[1][4]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 ，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M]，文物出版社，2004

[2]维柯，新科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第5篇：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处身于信息时代中的考古工作者所面临和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中，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推动和变化?考古学的学科目标是通过对古代历史信息的辨识、认知和分析、整合来复原古代社会。考古学科的这一特性和需求，也正是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所具有的优势之一，因此我们相信，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紧密结合，将会对考古信息的认知和进一步的分析、整合提供强有力的工具，也势必将会对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手段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本文就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进行初步的讨论，并对计算机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作出前景展望。

一、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考古界目前对计算机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在考古领域最广泛的应用仍停留于对考古发掘资料的计算机输入和数据库管理等方面。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考古资料信息的数据库管理技术已经在考古文博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应用，而计算机网络技术因其自身也是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因此，在考古工作中还有待引入和普遍应用。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能够将众多原本分散、孤立的计算机和其他相关的外部设备通过网络互联，从而以最小的成本付出，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优势，达到人们对沟通信息、共享资源的目标要求。网络技术在考古工作领域的引入，其优势之一就在于能够将较昂贵的各类外部设备，如高精度扫描仪、磁带备份机、彩色打印机、光盘刻录机等通过网络进行共享，以充分拓展外部设备的应用范围。近年来，随着各类计算机外部设备的发展，原本较昂贵的硬件设施在性能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其价格却在不断下降，一些原本无条件普遍使用的设备也正在逐步普及，利用网络实现硬件资源共享的这一基本目的随之也就不再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因此，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考古工作中的应用，其最主要的意义是在于借助于网络架构模式，实现考古信息的网络化管理、共享、传播以及信息的检索和交流。

1.考古信息的网络化管理

考古信息的有序、科学管理是考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后期研究的实际需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全国文博单位计算机应用状况的调查中，有半数以上的文博单位希望能够将计算机应用于田野工作、资料检索与处理系统及藏品管理系统等方面，由此可见，国内文博界已普遍认识到了传统信息管理模式的种种弊端，并迫切地需要一套现代化、高效率的信息管理模式[1]。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数据库和多媒体技术的日趋成熟，考古部门已能够研制开发出符合考古工作需要的专业信息数据库管理系统。在计算机技术支撑下的新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可以针对自身的学科特点和工作需要，充分利用计算机的多媒体技术、可视化技术和数据库技术，将考古信息以图、文、声、像等多种形式，按考古遗址、地层、单位等分门别类进行输入和归档、管理，并可按照研究者的不同要求快速、准确地对资料进行检索、查询、统计和研究。因而，考古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研制，在国内考古界已成为计算机应用的主要领域之一。

然而，随着计算机数据库信息管理技术在考古工作中应用的不断深入，普通的计算机数据库管理技术的缺陷和不足也日益凸显。最明显的不足是，目前应用于考古工作中的数据库管理软件，其操作方式还大多停留于单机工作状态，这种方式已不能充分满足考古发掘信息的科学有效管理和共享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考古信息在后期分析、归纳和整合等应用方面的效率。这一问题目前已被考古工作者认识到，并着手进行了构架于网络平台管理系统的开发[2]。

通常来说，一个考古部门的田野考古工作不可能长期固定于某一特定区域，因此，普通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及时地补充和更新考古发掘的最新信息，即使在具有便携式计算机等条件下，不具备网络化信息管理系统支持，也只能够做一些必要的基本资料录入，而考古信息的最终归档工作，则只能待一个区域的考古发掘工作告一阶段后，再进行后期的补充输入。这种情况无疑造成了考古资料信息归档工作的滞后和资料输入工作的重复。网络技术在考古信息管理中的应用，可以充分发挥出信息资源共享的优势，使考古信息通过网络实现实时的远程输入、检索、归档和管理。借助构建于网络技术平台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考古工作者通过对网络服务器中专业数据库的远程访问，可以实现对考古信息的网络输入、检索和管理，并及时追加和补充考古发掘的最新信息。这种方式不仅有助于提高信息的输入和检索效率，考古工作者还可结合数据库中同类遗迹、遗物的资料比照，对考古发掘工作中的各类考古遗迹作出对比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田野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的主动性。

为了保证发掘资料检索、使用的有序和安全，可以根据使用者的不同，在网络管理系统中设置不同的使用权限。如考古机构中的领队人员等，可以通过网络对已归档的各个发掘区域的考古信息进行实时地全面检索和查询，并就已归档的资料加入批注，以有效地实施对田野发掘工作的全面指导；发掘人员根据其不同的工作区域，拥有在特定模块进行检索、输入的权限，以便将最新的发掘资料进行远程追加输入。这种方式，在保证已归档考古信息安全性的同时，提高了考古信息管理的同步、更新效率。

2.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

网络技术应用于考古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首先是在网络管理系统平台支持下的考古信息共享。构建于网络平台之中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不仅为远程输入和管理考古信息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远程共享考古信息提供了可能。以规范化为基础构建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其基本信息是可以实现相互沟通的。假设在全国考古机构的信息化工作步入一定的阶段后，各级相关的考古机构都拥有了既相对独立又可相互沟通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那么借助于网络技术平台，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这种工作方式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相关考古机构的上级主管部门可以借助这一考古信息网络管理平台对考古发掘与研究现状实现有效的实时监督和指导，最大限度地减少因信息滞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考古工作者也可借助这一网络平台及时地了解和掌握已公布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信息，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考古信息的交流。当然，由于考古发掘工作的自身特点和考古信息的相关要求，这一层次的考古信息网络化共享应当严格限制于考古专业人员，并且要遵循考古信息的相关规章制度，以保证考古信息的安全和有序。

实现考古信息网络化共享的另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借助于专业化的考古学信息网站的考古信息来实现的。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的不断深入，目前在互联网上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考古学专业信息网站，这些专业网站在一定程度上为考古工作提供了获取和共享考古信息的一个窗口。例如说，中国文物信息网()是《中国文物报》主办的网站，它借助于网络将最新的考古动态和信息进行，考古工作者只须登录该网站就可及时了解到这些信息。此外，一些专业网站还将已发表的考古专题研究资料输入数据库并联入网络，为学者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信息。

3.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和

借助于网络而实现的考古信息的传播与，其优势首先在于其“无时差”性。通过网络平台，最新的考古信息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实现在网络上的和传播；其次，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与，除了在初始的制作过程中需要投入一定的费用外，后期几乎不需再有什么费用的投入，与传统的传播方式相比较，显然是具有“低成本”的优势，这一特性也就为考古信息的网络传播与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第三，就是考古信息的“可及性”。借助于网络所实现的考古信息的传播与，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只要是有条件接触网络的地方，就可以及时地通过网络了解和掌握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最新信息。这一优势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研究过程中资料收集工作的困难局面；第四，就是由于信息技术的独特优势，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和具有“信息的多样性和交互性”这一显著的特点。传统方式的考古信息的传播和，囿于传播载体的局限，往往只能以文字、图像或者绘图等几种方式来传达考古信息，而信息技术所具备的优势，不仅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类别，比如说在线视频信息等，而且还可以提供诸如三维虚拟遗址地层图、虚拟现实等交互式的信息传播方式，为研究者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资料。如上所述，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与，由于其所具有的这些显著的特点和优势，使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和具有着传统方式所无法比拟的优点。

考古信息网络化传播和的形式，目前主要有考古专业网站的信息，专业电子期刊的信息以及专业网上论坛等多种方式。借助于考古专业网站所实现的考古信息，可为研究者提供丰富和详实的专业信息；专业电子期刊，也是及时传播考古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专业电子期刊，是在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学术期刊基础上，借助于网络实现的一种形式，它具有着较好的时效性和信息类别的灵活性，是对传统印刷型期刊功能的拓展，其主要类别可分为在线WEB阅读和邮件订阅发送以及电子文档下载等多种方式。电子期刊与传统纸媒体杂志相比，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和优势，从出版速度上看，即使出版速度最快的传统杂志也无法与网络电子刊物的即时性相比。据统计，世界各地见于著录的重要考古学期刊有950多种，出版者包括学术出版社、大学出版社、科研机构或学术团体以及独立的出版者等几个类别，其中20%拥有自己的网站[3]。这些电子专业期刊的出现，为考古信息的传播和提供了重要的途径。考古信息网络的第三种形式，就是专业网上论坛，这主要包括以公告板(BBS)等形式的田野考古动态、学术会议、热点学术问题的讨论等内容，这种方式因主要为研究者自发性地活动，是上面所述两种主要类别的补充。

4.考古信息的网络检索和实时交流

借助于网络技术所实现的考古专业信息的检索，是对传统信息检索手段的全面革新。考古信息的网络检索，彻底地摆脱了时空的限制，使专业信息的检索工作易如反掌。而且，随着网络考古专业信息的日益丰富，相信未来的信息检索工作将会主要依赖于网络技术进行。

专业考古信息的网络检索主要是指考古及其相关信息网络数据库检索[4]。正如上文所谈到，如果未来的考古信息处理系统能够通过网络实现互联的话，借助于这样一个庞大的考古专业信息的网络检索数据库进行考古专业信息的检索，将会为考古学的未来发展提供现代化的信息工具。目前从技术层面而言，实现这一目标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要建立这样一个全国性质的庞大的考古专业信息网络数据库，最主要的难度在于要建立一整套规范、科学、统一、安全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使用。此外，目前在网络中还存在着不可计数的专题性考古信息网络数据库，这些提供网络检索的专题性质的考古数据库，为我们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研究工具。

除了本学科信息的网络检索工作外，借助于网络平台，我们还可以实现对相关自然科学信息的网络检索。比如说，借助于网络平台，我们可以对考古发掘工地的GIS地理信息和早期航片进行检索，对于我们制订田野考古工作的实施计划有着一定的帮助。

此外，各种数字化的考古资料层出不穷，如《史记》、《汉书》等古代文献已经出现了电子版本，一些专业网站提供了在线式的文献检索服务，为查询、检索古籍提供了高效地现代化手段。我们还可以通过考古机构的专业网站及时地获取国内外相关考古信息。

目前而言，大部分网络用户使用的接入方式还是拨号上网，这种方式由于速率较低，在未来将会逐步为ADSL、光纤接入等宽带网络接入方式所取代。在现有接入方式的限制下，考古信息的实时交流还仅限于诸如网络虚拟论坛，网络实时文字信息交流等简单的方式，而需要更大带宽支持的视频实时交流等方式在现有的条件下还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随着宽带网络的日益普及，通过视频播放、网络虚拟论坛等方式实现的考古信息的网络实时交流，可以预见将会是未来考古网络化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计算机网络技术与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前景展望

考古学的学科目的，归根到底是通过对古代遗迹、遗物的发掘，来获取各类蕴含的历史信息，以最终复原古代社会，探究古代社会发展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学的学科目的也可视作是对古代历史信息的辨识、认知，并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整合来复原古代社会。考古学科的这一特性和需求，也正是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所具有的优势之一。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紧密结合，将会为考古信息的认知和进一步的整合、分析提供强有力的工具，带给考古学以新的研究方法、手段，也将会对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计算机网络技术于考古学中的应用，从表层来说，是为考古学增添了一对信息时代飞翔的翅膀；而从深层次来说，将会对信息时代考古工作的结构重组起到有力地推动和促进。正如上文所述，计算机网络技术之应用于考古工作，不仅有助于我们进行考古信息的网络化管理、共享，而且还为考古信息的传播、以及网络检索和实时的交流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这些不同层次的应用，都将会对考古学的未来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而在未来的发展中，最为令人振奋的当为构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统一规范的国家考古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以及它所带来的考古工作模式的重组和进一步完善。

构架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考古信息管理模式，为考古学基础信息的整合和后期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将会对考古学的既有工作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不远的将来，随着条件的日渐成熟，将有可能构架出一个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运作平台的、覆盖全国范围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这种管理系统相信不仅为考古工作的宏观管理提供一个有效地管理方式，而且也为考古研究者后期资料的整合与研究提供一个利器。例如，借助于现代的计算机及网络技术，我们不仅可以将考古发掘信息进行科学、规范地管理，而且还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远程的信息管理、共享和交流。相信随着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考古信息管理模式的构建完成，考古工作的每一个工作步骤，从初期踏勘、田野发掘到后期的资料整理都可以在此管理模式中进行运作，考古工作的网络化宏观管理将会得以实现。

当然，限于目前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水平，本文只是对网络技术应用于考古学所做的初步设想。我们相信，随着未来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成熟和在考古工作中应用的不断深入，计算机网络技术将会在考古工作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科威，于冰，童波.全国文博系统计算机应用状况调查.东南文化，1991，(3、4)：253.

[2]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资料的信息化处理与＜田野考古2000＞.考古，2000，(6)：88～95.

第6篇：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

【关键词】音乐；边缘学科；中职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8-0220-01

在音乐研究中有许多边缘学科，如音乐人类学、音乐治疗学、音乐考古学、音乐美学、音乐哲学等。这些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音乐进行了探索和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全面、深刻地认识音乐。笔者认为，在中职音乐非专业教学中有必要融入音乐边缘学科的研究成果，使学生步入丰富多彩的音乐世界。

一、对重大音乐考古发现的学习

竹笛是我国传统乐器之一，关于它的起源，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据汉代马融的《长笛赋》记载，竹笛可能是外来的。1978年湖北曾侯乙墓出土了两支战国竹制横吹乐器，形制与现代竹笛相似，说明竹制笛类乐器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1986-1987年，河南舞阳贾湖出土了18支用游锍芄侵谱鞯牡炎樱据专家演奏测试，保存较完整的几只骨笛依然可以演奏出动听的旋律。据科学仪器测定，这些骨笛已有8000年左右的历史，这为现代竹笛的起源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978年，湖北曾侯乙墓中出土了大量战国时期的音乐文物，其中大型编钟和编磬被学者称为“曾国百乐之首”。《周礼》中有关于编钟、编磬悬挂使用的记载，称为“乐悬制度”，不同等级使用的乐器排列是不同的。宋代聂崇义所著《三礼图》也有关于乐器排列的图示，为探索古人创造的音乐文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音乐考古学从考古的角度对发掘出来的古代音乐资料进行研究，有利于了解古人使用的乐器、音乐表演形式等，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二、对音乐治疗学知识的了解

音乐治疗学就是音乐与医学的融合，利用一些音乐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吴慎先生认为，早在上古时期，音乐治疗就已经存在，古代的“贰弊挚梢允且衾值摹袄帧保也可是中药的“药”。“贰弊种械摹版”和“木”指的是乐器，包含了古人对于音乐入药的理念。“五行”是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人们把音乐中的“商”“角”“羽”“徵”“宫”与“五行”相对应；人的五脏“肺”“肝”“肾”“心”“脾”与“五行”相对应。《素问》中记载：“人声应音，人阴阳和气应律。”明代张景岳指出，“十二律为神物，可以通于地而合神明。”可见，音乐对于人体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吴慎先生《黄帝内经―五音疗疾》中详细论证了中国传统“五音疗疾”的原理，总结了许多调理身体的音乐。宫调式音乐“五行”为“土”，可以通脾，如古曲《春江花月夜》；商调式音乐“五行”为“金”，可以理肺，如《白雪》；角调式音乐“五行”为“木”，可以养肝，如《江南丝竹乐》；徵调式“五行”为“火”，可以安心，如《渔歌》；羽调式“五行”为“水”，可以补肾，如《二泉映月》等。

音乐治疗学相关知识可以帮助中职学生了解音乐的更多功能，体会传统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实际生活中学会聆听对身心健康有益的音乐，调解情绪、缓解学习压力。

三、对民族音乐学知识的了解

民族音乐学通俗来讲，就是研究世界不同民族所创造的各具特色的音乐文化。我国有56个民族，所创作的音乐是风格多样的，创造的音乐文化是绚丽多彩的。中职学生通过民族音乐学可以了解到我国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增加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增强民族自豪感。

“长调”是蒙古族代表性的音乐形式，其演唱时“声多词少”，胡松华先生演唱的歌曲《赞歌》，一开始在助声词上有长达近一分钟的演唱，就是典型的“长调”风格。竹笛演奏家简广易创作的笛子曲《牧民新歌》家喻户晓，引子部分更是把蒙古“长调”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国云南省丽江畔存在着一种别具特色的音乐――纳西古乐，据考证，这种音乐起源于14世纪，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道教法式音乐、儒教典礼音乐，深受中原道教和儒教的影响，被誉为音乐的“活化石”。这种音乐的演奏很有特点，参与演奏的人员普遍为年迈老人，演奏的乐器和乐曲都非常古老。其旋律流畅、自然、和谐，体现了纳西族独特的生活方式。

四、结语

总之，一些音乐边缘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融入中职音乐非专业的教学内容。音乐考古学、音乐民族学和音乐治疗学等学科知识的学习，使学生更好了解我国古代光辉灿烂的音乐，学习不同民族创造的独特音乐文化，对音乐娱乐之外的治疗功能也有一定的认识，简单地利用音乐调节情绪，开拓音乐视野，传承优秀的音乐文化，增加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参考文献：

[1]吴慎.皇帝内经―五音疗疾[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8）.

[2]陈羽柔.音乐治疗与中医五行理论[D].广州中医药大学，2009（5）.

[3]和洁蕾.纳西古乐的传承与保护探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7）.

第7篇：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

［关键词］福柯理论 人的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G7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7－0044－02

主体是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与人本身有着紧密联系。福柯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的主体性问题，而不是权力问题，或者话语问题。那么主体问题就会与人的所有问题有密切的关系，这些问题包括认识方面的问题，也包含有实践方面的问题。而主体哲学的发展史是一个对主体不断进行修正、改造的过程，同时也是主体被怀疑、否定和“掏空”的历史。许多当代哲学家都对现代性的主体进行了多样否定式的批判和反思。

福柯认为现代文化对主体的迷信是现代所有问题的根源，所以他要对主体进行解构。福柯反对现代主体哲学通过对主体的拔高以赋予人越来越高的位置。他认为，现代主体哲学提倡“人本”，把人看成主体，虽然这对实现人类的解放和自由起到了有效的作用，但福柯还是认为，这种具有绝对拔高性质的观点使人们对主体的认识陷入了迷信的领域，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人类就会失去从世界去理解世界和把握世界的能力，只能从一种片面的、主观的方面来把握世界，从而人类也就会失去对存在和真理的全面的把握。

福柯说“他的目的是要创立一种在人类的文化中把人变为主体的多种方式的历史”。这句话把福柯的所有的认识可以总结为对主体和主体哲学的解构。也就是说，他要揭示主体是如何在现代文化中被建构出来的。通过对福柯著作的深入研究，笔者认为主体性是从各种话语、权力和知识这几个方面进行建构的。

一、话语理论中人的主体性

“话语”一词源于语言学，原意是指“比单个句子更长的一个语言序列，交谈、对话、讲述和论证都被视为话语的形式”。福柯所理解的“话语”主要是探讨各种知识领域的话语。他认为，话语不仅是简单的“说”，还是一系列的事件，这些事件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和环境下，由特定的人对一个或几个特定的问题，围绕自己所要的目的，采取专门的形式、手段和策略向某一或一群对象说或写出的“言谈”或“言语”。可见，福柯注重用话语来体现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认识，是对人的主体性的体现。

根据《知识考古学》中的观点，对象只有被纳入到话语中，才会引起关注。话语的形成或实践是福柯考古学的核心内容，考古学就是一种对话语本身的研究或者说是关于话语的元理论，是一种关于“话语”的话语。这种考古学的目的是要在话语规则的层面上揭示话语所代表的个人的主体地位。

福柯的两性话语包含着身份确定的思想。在两性话语中，作为历史的主体不断被生产出来，这种主体通过对规律和原则的遵循，形成主体对于自我的关系，产生出“道德主体”。从福柯两性话语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主体身份的产生经历了从外到内的两个变化的过程。所谓“外”是说两性关系被延伸到公共领域, 双方的身份并不在两性之间产生，而是受到外在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等因素左右。所谓“内”是说两性关系开始关注自身, 逐渐从外在因素的左右中回归自身,并在同对方的交往中确认自己的身份。主体身份的发展过程是在界限和规格之间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如果能建立这种关系，能够指出所涉及的话语的任何对象是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么这种话语就确定了一种主体关系。对象在复杂的关系中能够形成自己的话语，也就表明对象有了一定的主体性。福柯认为，主体不决定话语，而是话语决定主体。说话者的身份、说话者的陈述方式的形成，应该被看作是某种话语中一些不同成分关系的建立。当个体在使用某一话语时，不同的表述形式应该归结为不同的身份主体所在的立场。这样，话语就是一个主体的扩散、连同它自身的不连续性在其中可以得到确定的总体。

二、权力理论中人的主体性

人们利益和欲望的满足与权力有着不可磨灭的关系，所以权力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所乐于探讨的焦点。在福柯看来，传统观念关于权力的阐述是将权力看成是主体对不同主体或者说是主体群对其他主体群的控制力或影响力。也可以这样说，它们都将权力理解为一种与肯定相反的力量。那么权力难道仅是具有压制性或否定性的吗，福柯并不这么认为。福柯从后现代主义多主体性或反主体性的立场出发，另辟蹊径，重新思考权力的本质及其运作方式。他认为，权力为在现代实践生活中解构主体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这种方法论提供的关于权力的运作方式不是在权力内部和主体方面对权力进行分析，而是在权力外部和主体行动的效果方面分析权力；不是将权力看成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在权力的活动中对权力进行分析；不是从权力的中心观察权力的外扩，而是在权力的边缘处、局部形式中去分析权力；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方面，而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福柯运用反主体的微观权力分析法对人的主体性进行了解构，是解构人的主体性的新方法。

当然，福柯研究权力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解释人的主体问题，按他的话说，他就是要说明主体是如何在强调实践的层次上进入真理游戏之中的。福柯是指，无论个体与个体是在语言交往中，还是在有关的制度或经济的关系中，个体总是想方设法操控另一个体的行为，因此，权力从始至终都贯穿其中，它们的这种关系是运动的，可逆的，但是是不稳定的，主体的自由是权力关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为此，想要巩固一种权力关系，权力双方必须始终要存有某种形式的自由。

福柯所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必须首先把权力理解成多样性的力量关系，它们存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它们的组织。它们之间永不停止的相互斗争和冲撞改变了它们、增强了它们、颠覆了它们。这些力量关系相互扶持，形成了锁链或系统，或者相反，形成了相互隔离的差别和矛盾”。这种意义上的阐述将权力直接作用于日常的生活，这种生活可以使个体明白其类属，显示其个性，并使生活与其个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福柯也进一步说明，“个体是权力形成的一种结果，而同时这种权力的结果在意义上有这样的传递作用：权力可以通过它自己建构的个体而通行”。这是一种使个体成为主体的权力形式。

三、知识理论中人的主体性

一般来说，说到知识，从科学认识的角度来说，是主观意识对客观事物的表象与反映。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的知识，就它反映的内容而言，是客观事物的属性与联系的反映，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就它的反映活动形式而言，有时表现为主体对事物的感性知觉或表象，属于感性知识，有时表现为关于事物的概念或规律，属于理性知识。就知识的范围来说，主要指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和思维科学知识。而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知识的含义却发生了变化，他认为：“由某种言语行为按它所独有的规则构成的，它被认为是某门科学建立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它们并不是一定会产生科学，但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之为知识。”这一认识表明不同的知识有不同的话语主体，不同的话语主体对知识的理解存在差异。

在考古学家们看来，任何知识都是言语的一种。所以，它们认为考古学是从个体的话语角度上进行的知识研究，创造了全新的知识论。福柯对主体观念的建构有不同的认识，他否定了传统思想关于“主体创造知识”的观念，承认“知识创造主体”的观念，他认为主体是随新知识的出现而产生，随知识的消退而消解的。考古学是解构主体的认识论基础，与传统的认识论不同，在考古学看来，主体意识是从历史的连续性上建构的，所以解构主体就要在反历史连续性上进行，但与反科学起源论、反科学真理论一样，反历史连续性最终也会指向反对主体。历史连续性观念之所以存在，之所以能赋予历史以所谓的意义，其原因是基于历史之外的超然主体存在。考古学者认为“历史目的论”是主体的目的，所以，他们要摆脱主体的束缚，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反主体的认识论。

四、新的主体性形式――生存美学

主体化过程就是将各种规范、观念、行动准则等内化到个体的自我意识之中的过程。它使成为主体的标准最终成为了“自我意识”或“自我教育”。福柯所说的主体形式就是伦理主体形式，即“我们所具有的文化中，人的主体化所依靠的不同模式的历史”，“个体也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将个体构成自己行为的道德主体构建成寻找某种道理的道德主体”，也可以这样阐释：“主体在运用这些规则时，是如何将自己与这种规则进行平衡，并将规则赋予自己的生存。”福柯现代生存美学主张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古典文化理论，但不是要照搬照抄古代道德。总的说来，现代生存美学是与现代伦理相对立的一种新的观念。现代生存美学提倡的是反主体、反主体化的道德生活。现代生存美学主张回归到个体与自我的关系上来，他们认为这种关系应该成为道德生活的核心，并指导个体的整个生活。福柯认为，生存美学与以往的观念不同，它更加关注的是个体与自身的关系，这说明个体要获得美好的生活必须要运用一种美学思想来指导，还要成为有自己风格的艺术品。只有合乎美的自由的选择，才能从权力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最终指向一种美的生活状态。

福柯的现代生存美学将希望寄托在现代个体的自我改造或精神力量上，这种希望来自于知识――权力束缚之下的解脱。当代社会行为问题绝不仅仅是个体简单的选择问题，它与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应将其个体性和社会性结合在一起来考虑，而不应该仅仅强调个体的精神力量。因为社会不变革，仅仅依靠个体精神层面的努力，要完全解决现代行为和道德的困境是远远不行的，也是绝对不够的。对于任何一个主体来说，要得到个体发展，都应该重新接纳最新的研究成果，既要承认人的主体性，又要承认人的受动性，从而重构一个与自然、社会和个体自身和谐的主体观念，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L.德赖弗斯,保罗・拉比诺(著).张建超,张静(译).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271-272.

[2]余纪元.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米歇尔・福柯.言论与写作[M].后现代主义哲学演讲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福柯(著),佘碧平(译).性经验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8-69.

[5]福柯(著),钱翰(译).必须保卫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8.

[6]福柯.关心自我(Le Souci de soi)[M].Gallimard,1984:53.

[7]刘永谋,宋薇.主体是如何被建构的―重读福柯[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31卷.

[8]从“知识考古”到“美学解救”――论现代“人”的福柯式解构[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6月,第10卷,第3期.

[9]福柯对人类主体化命运的审视与超越[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2月,第11卷,第4期.

第8篇：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

秦文化的考古学发现最早虽可追溯到三十年代北平研究院发掘宝鸡斗台11 座屈肢葬 墓 ，但对于秦文化的起源进行系统的研究，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八十年代初，始有考古学者涉及对秦文化渊源的探索，大多研究者着眼于东周时期秦墓中所特有的洞室墓、屈肢葬和铲脚袋足鬲等与中原地区迥然有异的文化特征，将其视为秦文化与西北地区古代文化的天然联系，提出秦文化起源于西北地区的古代文化 ；八十年代中期在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确认的“西周时期”秦文化遗存 ，由于其表现出与关中地区西周文化的相似性，又有研究者指出秦文化是西周文化的一支地方类型 ；还有研究者结合古文字、文献与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古文字中的“ ”即为秦族或其一支，在周原地区发现的商代后期扶风壹家 堡类型文化即为“ ”族所遗留的考古学文化，亦即商时期的秦文化 。毛家坪遗址的重要 意义在于首次确认了西周时期的秦文化，为探索秦文化起源提供了一个更早、更可靠的基点，并使大多数研究者把追溯秦文化起源的目光指向了东方。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毛家坪遗址“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即早期秦文化遗存为切入点，对秦文化起源以及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而不涉及该遗址东周时期的遗存。

一

甘谷毛家坪遗址发现于四十年代后期裴文中先生在渭河流域进行的调查 ；五十年代甘肃省文物工作部门对全省进行的文物古迹普查工作中，又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 ；1982年和1983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与北京大学考古系在此进行了两次发掘，并将其中的A组遗存认定为秦文化遗存，包括居址和墓葬两部分，共发现灰坑37个，房址2个，鬲棺葬4组，土坑墓22座 。

赵化成先生在《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下文简称《报告》)和《甘肃东部秦和羌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下文简称《探索》)中，都对甘谷毛家坪遗址秦文化遗存进行了分期和绝对年代的推定，其居址和墓葬分期的对应关系及绝对年代如表一 。

表一 甘谷毛家坪遗址居址及墓葬分期对应表

居 址(含鬲棺葬) 墓 葬(含居址内土坑墓) 绝 对 年 代

一期 1段(④B、H29、H36)* 缺西周早期

二期

2段(H31、LM7)

一期 1段(M1、M2、M6、

M10)

西周中期

2段(M4)

3段(④A) 二期 3段(TM5、M3、M9)

M9) 西周晚期

三期

4段(H19、H21、H27、LM6)

三期 4段(M14)

春秋时期

5段(M8、M11、M12)

四期 6段(M5、TM9、TM10)

五期 7段(M6、M7、M17、

M19、M20)

四期 5段(③、LM4) 8段(M13、M18) 战国早期(或可晚至 战国 中期)

6段(H2、82H1) 缺 战国晚期

据《探索》中对居址的分期，原属于第一期第1段的还有H32、H33；属于第二期的还有　H30、H35；属于第三期第4段的共有③层下的17个灰坑(未注明灰坑号)，其出土的陶片相 近，复原器较少；属于第四期第5段的还有LM3；属于第四期第6段的单位还有H3。表中 所列仅为在《报告》中发表有器物者。

上述对毛家坪遗址秦文化遗存的居址和墓葬所作的分期在逻辑序列上是正确的，遗址中东周时期的遗存与关中地区的秦文化几无区别，由于以往的秦文化研究多集中于东周时期，所以在此基础上对该遗址东周时期遗存年代的认定也是可靠的。只是被认定为“西周时期”的诸遗存中，个别单位的年代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划归居址第一期第1段的④B层和H29，是目前所确认的最早的秦文化遗存，因此对其年代的推定于讨论秦文化的起源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报告》和《探索》将其与沣西西周早期遗址中出土的器物进行比较，认为二者年代大体相当，为西周早期。但若把二地的同类陶器进行形制上的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在形态上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异。八十年代中期，扶风壹家堡、武功郑家坡等商代遗存的发现 ，则提供了可与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遗存进行对比的更理想的资料(图一)。

如图一所示，毛家坪T1④B：29(图一，6)，小口，最大腹径偏下，整体瘦长，与壹家堡遗址四期5段所出的B型鬲T31③：86 (图一，11)形态接近，只是后者足跟略长；毛家坪 H29：1、T1④B：1(图一，4、5)形态相近，均为长体筒状，宽沿外侈，腹部平缓，绳纹细而乱，壹家堡遗址四期5段所出的T31③G:59(图一，10)以及与壹家堡遗址四期年代相当的武功郑家坡遗址晚期所出的H4：34(图一，9)，虽下部有残，但从其上部形态观察，与毛家坪T1④B：1、H29：1几多相近之处，而且这种长筒状、腹部平缓的瘪裆陶鬲，在郑家坡遗址中并不少见，在其早、中期遗存中亦有出现，如H2：5、H9：16(图一，13、14)等。毛家坪遗址出土的绳纹盆T3④B：4(图一，7)，深腹，其器高与最大径之比接近1，为0.97，口微折，肩部折曲，肩以下饰绳纹，亦与壹家堡四期5段之T31③C：49(图一，12)相近。而《报告》和《探索》中在确定年代时与之进行比较的沣西遗址属西周早期的H301Ⅲ式鬲(图一，2)和T174：4AⅣ式鬲，整体稍矮，腹部亦较圆鼓，更近于在天水董家坪遗址采集到的同类型陶鬲( 图一，1)，而H201Ⅱ式尊(实为绳纹盆，图一，3)，腹部稍浅，其器高与最大径之比为0.81 。若考虑到此后西周时期的陶鬲大都表现出由高到矮，盆亦由深腹到浅腹的这样一种发展趋势，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遗存应该是表现出了较早的特征。另毛家坪出土的圆腹罐 T1④B：22(图一，8)，尽管有研究者指出其应属于巴蜀文化因素 ，但相类的器物在壹家堡遗址一期中与商文化的假腹簋(图一， 16、15)共存，亦从另一角度说明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遗存的年代较早。由此已发表的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遗存的陶器均可在壹家堡遗址晚期阶段甚至更早的遗存中以及与之年代相当的郑家坡遗址晚期遗存中找到形态相似者，其年代亦应相当。

已有研究者指出，壹家堡遗址四期遗存与郑家坡遗址晚期遗存年代相当，大体在殷墟文化四期前后；其文化性质亦与之相同，目前多将这一类遗存称为郑家坡类型，是商代晚期的先周文化 。

二

先周文化这一概念自60年代初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编写商周考古教材时提出后 ，一直是商周考古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对先周文化的内涵、来源、分期、年代等问题直到现在尚有诸多不同的看法 。但分布于关中地区的郑家坡类型是先周文化，其晚期阶段年代大体相当于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际，基本是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如前所述以毛家坪遗址④B和H29为代表的秦文化遗存，其文化面貌、年代基本同于郑家坡类型晚期阶段，因此了解关中地区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际郑家坡类型晚期遗存的分布格局及结构，应是探索早期秦文化起源的重要途径之一。

目前所了解的郑家坡类型晚期遗存主要分布在西到宝鸡地区，东至沣镐地区的范围 里，为研究者所瞩目并具代表性的遗址有：宝鸡斗鸡台 、凤翔西村 、扶风北吕 、壹家堡 、岐山贺家村 、武功郑家坡 、黄家河 、岸底 、丰镐遗址 等。

1、宝鸡斗鸡台

斗鸡台墓地发掘于三十年代，有15座墓年代相当于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际 。全部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无腰坑，南北向，均直肢葬，随葬陶器或一鬲一罐，或仅一鬲、仅一罐，除K4所出陶鬲为高领乳状袋足鬲外，其余均为联裆鬲。从K区内还有K7、K9等随葬联裆鬲的墓葬来看，可知在斗鸡台墓地，至少在K区里，随葬乳状袋足鬲和随葬联裆鬲的墓葬是同时存在的 。目前不了解与斗鸡台墓地同时期的居址的文化面貌，但从墓地中随葬二种陶鬲的墓葬共处的现象可以推定，在居址中亦是乳状袋足鬲和联裆鬲二种文化因素共存。

2、凤翔西村

凤翔西村墓地共发掘先周中期到西周中期的墓葬210座，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或口底同大，或口大底小，有熟土二层台，未见有腰坑，均为直肢葬。60%左右的墓仅随葬一件陶鬲，37%左右的墓葬随葬一鬲一罐，另有少量的墓仅随葬一件陶罐或共出有簋。其中年代属于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际的墓葬中 ，79M44、M45、M50、M69、M76、80M2、 M18、M83、M87、M131、 M147、M148等12座墓出土斗鸡台类型乳状袋足鬲，虽然有二、三座相对集中的现象，但从整体看，这些墓基本散见于墓地各处 。没有发现与该墓地同时期的居址，不过由于墓地中随葬二种不同类型陶鬲的墓交错分布，居址中亦应是二种文化因素共存。

3、扶风北吕

北吕墓地包括北吕村北部的北山、东山、窑院三个地点，共发掘出先周到西周中晚期的墓葬283座，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大部分墓口底相等，少数口小底大，多有熟土二层台，没有发现腰坑，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其中42%的墓随葬陶器为一鬲，33%的墓随葬一鬲一罐，4%的墓随葬一罐，另有少量墓共出有尊、簋和盂。北吕墓地从商代晚期到西周初年的墓葬中 ，仅有BM21随葬一件属于斗鸡台类型的乳状袋足鬲，并共出有尊、盂各1件，其余各墓所出陶鬲均为联裆鬲，共出的陶器有折肩罐和肩部有弦纹的圆肩罐。因原简报未发表各地点的墓葬分布图，因而不能确知BM21在墓地内的确切位置，及与其他墓葬之间在平面上的关系。但从简报所述该墓位于“北山墓地最西 ”，至少可以确认BM21不是杂处于随葬联裆鬲的墓葬之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北吕墓地应是一处表现出较单纯文化面貌的墓地。

4、扶风壹家堡

壹家堡遗址包括居址、窑场和墓地几个部分，1986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发掘所获资料主要是来自居址。原报告将壹家堡遗址分为四期，并认为其中第二期和第四期遗存属郑家坡类型。第四期遗存包括4、5、6三段，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三期末到殷墟文化四期，即商王文丁到帝乙时期。据孙华《扶风县壹家堡遗址分析》一文，在壹家堡遗址四期遗存中，占主导地位的为郑家坡类型文化因素，同时共存有其他一些文化因素，如双耳乳状袋足鬲(H21：7)为典型的刘家文化因素，而三足蛋形瓮(T31③：41)、素面圆肩罐(T31③B:47 )、素面折肩盆(T31③A:44)等，则或许是来自陕北、河套地区的古代文化因素 。

5、岐山贺家村

贺家村墓地自五十年代以来已经过多次发掘 ，其中年代相当于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际或西周初年的墓葬主要有1963年发掘的54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大多口小底大，或口底相等，个别口大底小，多有熟土二层台，墓底无腰坑，均为直肢葬。随葬陶器以鬲、罐为主，仅个别墓出有壶、缶、瓮等。随葬的陶鬲中有20%左右为高领乳袋足鬲，其余均为联裆鬲。从墓葬的平面分布观察， 随葬乳状袋足鬲的墓散见于墓地各处。

6、武功郑家坡

郑家坡遗址包括居址和墓葬二部分，但已发表的材料均来自居址 。因该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极具特点的长筒形联裆鬲、绳纹深腹盆、绳纹折肩罐是同类遗存中最具代表性者，从而将这一类遗存命名为郑家坡类型。原报告将其分为早、中、晚三期，在其中期阶段已经出现的属斗鸡台类型的高领乳状袋足鬲，表明在郑家坡遗址的居址中，至少有一段时间，郑家坡类型与斗鸡台类型是共存的。不过在郑家坡遗址发现的基本与居址同时期的墓地 中，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无腰坑，仰身直肢，随葬器物组合以一鬲或一鬲一罐为 主，陶鬲均为联裆鬲，表现出极为单纯的文化面貌 。

7、武功黄家河

黄家河遗址包括居址和墓地二部分。黄家河墓地共发现先周时期和西周中期的墓葬49座，车马坑2座 ，黄家河墓地的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墓，口略小于底，有生土或熟土二层台，未见腰坑，人骨葬式均为仰身直肢，随葬陶器为一鬲或一鬲一罐。鬲均为联裆鬲，罐有绳纹折肩罐和肩腹部有弦纹或方格纹的圆肩罐。黄家河墓地所表现出的这些特点是代表了单纯的周人文化，基本是商周考古研究者的共识。

8、武功岸底

岸底遗址发掘于90年代初期，包括居址和墓地二部分，已经报导的材料均来自居址。据发掘简报，岸底遗址属于先周时期的遗存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后参加发掘者牛世山又将其分为四期七段，其中第四期(含6、7两段)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四期到商周之 际，文化面貌以郑家坡类型典型的联裆鬲、深腹盆和绳纹折肩罐为主，同时亦有斗鸡台类型的高领乳状袋足鬲，以及来自陕北、河套地区北方古代文化的三足蛋形瓮和来自商文化的折腹簋等 。

9、丰镐遗址

自五十年代以来，以探索西周文化为主要目的，考古工作者在丰镐地区进行了长期的发掘和研究，涉及到大量的居址和墓地。丰镐地区发现的周文化墓葬可分为四期8段，其中第一期第1段的年代为殷墟文化四期 ，另在马王村发现的H11，因其叠压在出有西周时期铸铜陶范的H10之下，因此其年代也可早到先周时期 。丰镐地区先周时期的周文化遗存，除了有大量的联裆鬲、深腹盆等典型的郑家坡类型文化因素外，不仅有斗鸡台类型的高领乳状袋足鬲，还可见到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如墓葬有腰坑、随葬铜器组合为爵和觯、陶器中有殷墟文化常见的折腹簋等 ，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文化面貌。

宝鸡斗鸡台、凤翔西村、岐山贺家村墓地，因没有发现与墓地同时期的居址材料，不能确知居址的文化结构，但从这二个墓地中都是随葬联裆鬲和随葬高领乳状袋足鬲的墓杂处，可以推定居址中也应是二种类型的文化因素共存。在武功黄家河和郑家坡遗址的墓地中，既没有发现同时随葬有联裆鬲和乳状袋足鬲的墓葬，也没有发现随葬不同类型陶鬲的墓葬在墓地中交错存在的现象，都只是发现了随葬联裆鬲的墓葬，应是表现出非常单纯的郑家坡类型文化面貌。北吕墓地的情况应基本同于黄家河和郑家坡墓地。扶风壹家堡、武功岸底都只发表了居址的材料， 文化结构较为复杂， 不能确知在与居址同时使用的墓地 中，是否有随葬不同文化因素陶器的墓葬交错存在的现象。丰镐遗址则不论在居址，还是在墓葬 中，都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文化面貌。

上述各遗址就其文化结构，大体可分为二大类。第一类以郑家坡类型文化为主，同时又包含有斗鸡台类型或刘家文化的因素，主要有宝鸡斗鸡台、凤翔西村、岐山贺家村等遗址；或还同时包含有其他文化因素，如扶风壹家堡、武功岸底、沣镐遗址等，分布于从宝鸡地区到沣镐地区的关中平原中西部。第二类只包括了单纯的郑家坡类型文化，有武功黄家河、郑家坡和扶风北吕墓地，集中分布在周原地区。尽管出现第一类遗址的原因可能会有多种，但都表明到了这一阶段，郑家坡类型与斗鸡台类型、刘家文化间有着广泛的共 处，亦有可能在某些地点发生融合；而第二类遗址的存在则表明，尚有一部分使用郑家坡类型文化的人群尽管在居址中可能与使用斗鸡台类型和刘家文化的人群共处，但在埋入墓地时却与之分离并保持了自己单纯的文化面貌。

甘谷毛家坪属于先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只发表了居址的材料，没有见到上述第一类遗址中常见的斗鸡台类型、刘家文化以至于商文化的因素，毛家坪遗址进入西周时期以后的墓葬中也没有见到上述外来文化因素，因此可以推测与一期居址同时的墓地在文化结构上与居址相同。即毛家坪遗址不论在居址中还是在墓葬中，都表现出比较单纯的与郑家坡类型相近的文化面貌。表明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遗存就其文化性质来说，应属于郑家坡类型，其源头亦应到郑家坡类型中去寻找。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郑家坡类型在其早期阶段主要是分布在漆水河下游 ,后向西、向东扩展。在宝鸡地区、丰镐地区都见到以郑家坡类型晚期遗存为主，兼有斗鸡台类型、刘家文化、商文化因素的遗址，除了因有些遗址级别较高而文化构成较复杂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郑家坡类型在其向西、向东传播或发展的过程中，与所接触到的其他文化有所交流并产生融合的结果。

据现有发掘资料还难以判断甘谷毛家坪遗址的级别，但该遗址西周时期以后的墓葬中没有见到随葬青铜礼器的墓葬，随葬仿铜陶礼器的墓葬也只有一座，估计该遗址级别较低。目前也还不能断定在陇东地区是否存在着较高等级的秦文化遗址，以及在这样的遗址中文化结构单纯抑或复杂，但可以知道在商代晚期到商周之际的陇东地区，在毛家坪这种等级较低的秦文化遗址中，是表现出较单纯的与郑家坡类型相近的文化面貌。毛家坪遗址地处陇东，隔六盘山脉与关中西部的宝鸡地区相邻，而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遗存所表现出的这种文化结构，不是同于距离较近的宝鸡斗鸡台、凤翔西村等遗址，而是隔宝鸡地区与周原地区的黄家河、郑家坡墓地相同。显然毛家坪一期秦文化不是和已与斗鸡台类型、刘家文化或其他文化接触并有所交流或融合后的郑家坡类型有关，而是源自周原地区具有比较单纯文化面貌的郑家坡类型。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在分布上跨跃地域式的相似，似乎很难用文化的自然传播和扩展的过程来解释，很可能是有一支使用郑家坡类型文化的人群由于某种原因由周原地区向陇东地区迁徙，或者是由于迁徙的时间很短促，以至于来不及与其所遭遇的其他文化发生关系，或者是由于这一支人群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以至于在迁徙过程中以及到达陇东地区后，都保持着原有的文化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讲，以甘谷毛家坪为代表的早期秦文化应源于郑家坡类型文化，即起源于先周文化 。

三

毛家坪遗址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包括居址和墓葬二部分，《报告》和《探索》对其进行的分期和年代的认定基本是准确的，只是个别单位的年代尚可进一步讨论。M1和M6为毛家坪西周墓葬中年代最早者，原报告将其与沣西张家坡的西周墓葬进行对比后，认定其年代应在西周中期。M1和M6随葬的鬲，大口，腹部圆缓，豆为方折盘，豆把较粗且无棱，罐为大口，圆折肩，或有绳纹等特点，均为较早的特征，分别与沣西张家坡M81、M33的同类器物相近(见图二)。笔者曾将丰镐地区的周文化墓葬分为四期8段，其中张家 坡M8 1、M33二墓归属于二期3段，年代为西周早期的成康时期 。毛家坪M1和M6的年代应与之相当，亦应在西周早期。毛家坪M9原划归于其墓葬的二期3段，年代在西周晚期，只是所出陶鬲肩部明显，大喇叭口罐的口径已大于最大肩径，豆为折盘棱把，与陇县店子M15 所出同类器物相近(见图三)。M15是店子墓地中年代最早者，大体在春秋早期或春秋早中期之际 ，毛家坪M9的年代应与之相当，即已进入春秋时期。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毛家坪西周时期秦文化遗存主要包括居址中的H31、LM7和④A以及墓葬中的M1、M2、M6、 M10、M4、TM5、M3等单位。

甘谷毛家坪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表现出与关中地区西周文化的诸多相似性。毛家坪遗址所出的联裆鬲、绳纹深腹盆、折肩盂/甑、肩部带鸟形扳的绳纹罐(图四，14)等，均与沣镐地区西周时期遗址中所出的同类型器物极为相近(图四，5&a mp;#61485;8)，而这些器物正是关中地区西周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可将甘谷毛家坪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称为西周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 。另外，毛家坪遗址出土的石斧、石刀、纺轮(图四，912)等与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有关的工具，其形制亦与关中地区西周文化遗址所出 的同类器物相同(图四，1316)，表明二者具有相同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类型。在埋葬习俗方面，毛家坪遗址也表现出与同时期西周文化一定的相似性，但同时还存在着某些差异。如墓葬形制虽然都是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有熟土或生土二层台，但关中地区的西周墓葬因受商文化影响在墓底多挖有腰坑并在坑内殉狗，而毛家坪仅有一座墓有腰坑，且未有殉狗(见图五)。随葬陶器都是以一组炊煮器、盛食器和盛水器为基本组合，但西周墓葬在西周中期以前用鬲、簋、豆、罐，而毛家坪秦墓用盆而不用簋，且多为红陶器(参见图二)；西周中期晚段以后毛家坪秦墓以随葬鬲、盂、豆、罐为主，其器类组合与西周墓葬相同，但二者在器物的具体形制上却有所区别，如西周墓葬随葬的鬲有联裆鬲、分裆鬲、仿铜鬲等，但毛家坪秦墓中仅见联裆鬲；同样是豆，西周墓葬中所出多为折盘细棱把，而毛家坪秦墓中的豆把短粗且无棱；二者使用的陶罐亦有区别，西周墓葬所出多为弦纹折肩罐或圆肩罐 等，而秦墓中的喇叭口罐，尽管其同类器物见于西周文化的遗址中，却少见用于随葬(见图五)。在毛家坪西周时期秦文化与关中地区西周文化间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墓葬中的人骨葬式，即绝大多数为关中地区西周墓葬所不见的蜷曲十分严重的屈肢葬，已有许多研究者对这种独特的人骨葬式进行过讨论 ，不论其起因有多少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必须在人死后立即对尸体进行捆绑才可获得如此的效果。这种特殊的尸体处理方式应该与特定的族群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毛家坪西周时期秦文化载体的族群，应与关中地区使用直肢葬的周人族群有所区别。而这种屈肢葬式是关中地区东周时期以后秦人墓的最重要标志，因此作为甘谷毛家坪西周时期秦文化载体的这一族群，应该即是此后文献记载中的嬴秦族的一支。

四

甘谷毛家坪遗址地处陇东渭河上游谷地，苏秉琦先生曾指出，从陇东到陇西的这一地区，其东部与中原地区相连，西部与中亚地区相连，既是中国东西两半块间的中间模糊地带，也是二者间的界限所在，亦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古代文化与兼有畜牧经济的古代文化的分界线 。

在陇东地区能够确认的西周时期秦文化遗址除甘谷毛家坪外，仅有天水董家坪 和礼县大堡子山 。但正如《探索》一文所指出，当甘谷毛家坪早期秦文化遗存被确认以后，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过去在陇东地区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的所谓“西周时期”遗址，很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秦文化遗存 。从这类“西周时期”遗址的分布范围看，其向西不过兰州一线，没有越过新石器时代既已存在的中原系统文化分布的西限(图六)。从毛家坪早期秦文化遗存所反映的文化面貌看，与同时期分布于该地区及西邻的、被认为是西北地区古代羌戎文化的寺洼文化、辛店文化等几无相近之处(图七) 。即使是过去被研究者认为是秦 文化中属于西北地区古代文化因素的洞室墓、铲脚袋足鬲和屈肢葬式，前二者也不见于毛家坪早期秦文化遗存中 。屈肢葬虽然是西北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半山、马厂、齐家等文化中所使用的葬式之一，但不见于与毛家坪早期秦文化基本同时的寺洼文化墓葬中 ，在辛店文化墓葬中亦较少见 ，加之其与二者在文化面貌上所存在的显著差异，所以很难确认毛家坪秦墓所使用的屈肢葬式，就一定是来自于西北地区的古代文化。显然苏秉琦先生提出的这条位于中国东西两半块间的分界线，一直到商周时期仍然具有其存在的意义。

考古学文化作为“分布于一定地域、存在于一定时间、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类活动遗 存” ，在其表象背后所隐含的一定是某一特定人群的活动。本文所讨论的秦文化的起 源，与在中国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长期以来颇引人注目的关于秦人起源的问题，从考古学的角度看，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二者间应该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关于秦人的起源问题，目前主要有二种意见，一种依王国维之说，认为秦人起源于西方，与西戎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许就是西戎的一支；一种依司马迁之说，认为秦人起源于东方，后由东向西迁到陇东地区，然后由西再向东发展进而统一中国 ；近年又有学者将秦人起源与秦文化起源结合起来，提出秦人和秦文化“源于东而兴于西”的二源说 。另外在秦人东来说中，关于秦人西迁的时间和迁徙过程，目前基本倾向于在夏末商初、商代晚期和西周初年，秦人曾分别有过由济、淮流域迁到关中西部、由汾河流域迁到陇东天水地区以及由东方迁到现西安一带的三次西迁 。严格地讲，本文的讨论对于追溯秦人的起源以及上面所提到的任何一次迁徙过程，都不能提供直接的考古学上的证据，但是仍然可以从中了解使用毛家坪早期秦文化的这一支嬴秦族在商代晚期以至于西周时期的活动轨迹，并且知道这支人群在到达陇东地区后，其分布范围没有越过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既已存在的中原系统文化分布的西限，在其使用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亦与分布于其西部地区的古代文化极少相近之处。考虑上述诸种因素，这一支嬴秦族群的起源似不可能来自西方。

五

本文的讨论，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1，以甘谷毛家坪一期遗存为代表的早期秦文化，其文化面貌基本同于被认定为先周文化的郑家坡类型，其年代与郑家坡类型晚期阶段相当，大体在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际。

2，毛家坪遗址隔宝鸡地区与周原地区郑家坡类型文化的部分遗址相同，具有较单纯的文化结构，因此毛家坪遗址的早期秦文化应源于周原地区的郑家坡类型文化。其文化载体应是一支使用郑家坡类型文化的族群，这支族群由于某种原因在商代晚期向西进入陇东地区，并且在迁徙过程中基本上保持了已有的文化面貌。

第9篇：考古学中的文化范文

《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中提出，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要建立在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五个方面的基础上，本节听说课也围绕着这五个方面进行了相应的教学设计。

二、教学背景分析

教学内容分析：

本单元的中心话题是考古，各项语言活动均围绕这一内容展开。听力材料是有关考古学家如何判定考古发现的年代，内容远离学生生活，抽象不易理解。说的部分让学生就三星堆的考古发现进行描述。这个部分让学生学会实际生活中如何描述物品，锻炼其口语表达能力。

学生情况分析：

学生已有较强的自主学习意识。已具备基本的听说技能，能听懂操作性指令并根据要求和指令完成任务，能就一般性话题进行讨论，并在稍微准备后作简短的发言，能在老师的帮助下实施英语学习活动。

三、教学目标分析

知识目标：New words： layer， radiocarbon， dating method.

Useful expressions to describe an object from aspects of appearance， use， material， time， condition and so on.

能力目标：

1. 学生能学会在听前带着问题有目的的听；在听力过程中，适当做笔记；在听后阶段，能灵活运用所听材料进行口头表达训练。

2. 学生能结合听力话题（即如何判定考古发现的年代），灵活运用描述事物的基本句型解决问题，比较事物的新旧。

情感态度目标：使学生了解考古学家的工作，激发学生探究考古学知识的热情；使学生意识到保护考古文物的重要性。

学习策略目标：学生能掌握听说的基本技能；积极有效地与他人合作、交流、对话；及时调控自己的学习行为。

四、教学重点、难点分析

教学重点：

1. 掌握并练习听的技能；

2. 掌握新单词和基本的描述物品的表达结构：

New words： layer， radiocarbon， dating method

Useful expressions： Appearance： It looks like……

Use： It may be used as/ for/ to do……

Material： It could be made of/ from……

Time： It dates back to……

Condition： It is in good/ poor condition.

教学难点：

1. 听懂两种判定考古发现的方法；

2. 口头组织语言，使用适当的方法，描述物品并判定事物的新旧。

五、教学过程设计

步骤1：导入（Lead in） （3 mins）

1. 给学生3组图片（满脸皱纹的老人；带有年轮的树木、龟、马、牛），让学生猜出它们的年龄并解释如何得出的结论。

2. 引出考古学中推断物品年代的方法的术语―― dating method。

设计意图：用贴近学生生活的图片导入，激发学生兴趣，简单形象地引出听力材料的话题。

步骤2：听前（Before listening） （2 mins）

老师讲解并板书听的技巧：

1. Read the questions quickly before listening.

2. While listening， pay attention to the key words. Avoid word-by-word listening.

3. Do not worry about the new words and ignore unimportant information.

设计意图：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听的技能；带着问题有目的的听。

步骤3：听时（While listening） （11 mins）

1.听主题 （Listen for the general idea）

给学生5秒钟的时间浏览问题，然后让学生听一遍录音，完成问题：

What methods are mentioned to date the objects in the listening text？

A.The layer dating method and radiocarbon dating method.

B.The layer dating method and color dating method.

C.The color dating method and radiocarbon dating method.

设计意图：第一遍听出材料的主题，理解主旨大意。

2.听细节 （Listen for specific information）

给学生15秒钟的时间浏览问题，然后听Part 1完成以下问题：

Part 1

（1）Tick the things you have heard.

bones orange skins

unused envelope stones

oil layer yogurt

（2） If people live in one place for a long time， they make ______ layers.

A. few B. many C. no

（3）Where is the most recent layer in the wastepaper basket？

A. At the bottom.

B. In the middle.

C. At the top.

设计意图：细节题的设置形式① Tick 干扰项stones、unused、oil 从读音的角度进行辨析；② 选择题的设置是针对高考听力模式进行考察

3.听第二段材料两遍，分别完成填空和单选两个题型。

15秒，快速浏览题干，带着问题去听。

Complete the passage below.

It uses radioactivity to measure the amount of ______ in living things. The ______ in a dead body ______ at a ______rate. We know how long that takes， so we can ______ the amount of carbon and ______ how old a bone is.

（1）How old are the bones estimated to be in the Zhoukoudian caves？

A. Between 9，900 and 10，100 years old.

B. Between 250，000 and 400，000 years old.

C. Between 250，000 and 440，000 years old.

（2） What i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mount of carbon and the bones？

A. The larger， the older.

B. The smaller， the more recent.

C. The larger， the more recent.

设计意图：填空题的设置，帮助学生边听边记关键词，学会做笔记；模仿高考题型设置单选题，如获取具体的事实性信息。

步骤4：听后（After listening）

1.让学生口头总结：How do the two methods work？ （2 mins）

设计意图：通过“听”的输入，口头总结输出的方式来检测学生是否真正听懂layer dating method and radiocarbon dating method 判定文物年代的原理。

2.头脑风暴 （Brain storm） （2 mins）

让学生想出尽可能多的可以判定物品新旧的方法（见图1）

设计意图：通过头脑风暴形式发散学生思维，激活学生原有的知识经验，帮助学生大脑形成一个有关 “dating methods”的信息包，同时为下面“说”的活动做铺垫。

步骤5：说的环节

1.分配小组活动的任务（1 min）

由学生自由选择装有任务的信封。用听力材料中的方法或自己的方法去比较图片中物体的新旧，小组讨论后以 Speech 或dialogue的形式由小组代表在教室前进行展示。

2.小组讨论前，老师呈现出有用的表达，并以其中一幅图片为例，教给学生如何描述物品、如何做推测性的结论。 For example： （3 mins）

Let’s look at...

What do you think it is？

Appearance： It looks like...

Use：It may be used as/ for...

Material：It could be made of/ from...

When： It dates back to...

Condition：It is in good/ poor condition.

Conclusion：It could be older/ the oldest/ the most recent... because...

Judging by/ from...， I suppose...

That sounds possible/...

设计意图：为学生的说扫清表达障碍，并学会基本的句式结构

3.小组活动：讨论+展示（10 mins）

设计意图：讨论的内容将听力材料和说有机的结合起来，这一环节给学生创造了自由发挥的机会，向学生提供真实生活中解决问题所需的知识结构，培养学生把知识运用于解决问题情境中的能力，检测学生在真实语言环境中运用所学语言表达并进行有效交际的能力。

步骤6：情感教育（2 mins）

在说的环节中展示出的考古文物有的已经破损，从而让学生思考“What should we do？”

We can appeal to everyone around us to protect our cultural relics.

We should start from ourselves， act now， and make every possible effort.

设计意图：引发学生在听说后进行深刻的思考，引导学生热爱并保护考古文物，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步骤7：反思（3 mins）老师引导学生一起回顾这节课所学内容：

Learning about the methods of dating archaeological finds；

Train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Keeping in mind some words， useful sentence patterns；

Realizing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cultural relics.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评价，反思自己的学习行为与学习效果，体验成功。

步骤8：作业（1 min）

Write a passage to describe one set of pictures in the speaking part in about 100 wo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