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语言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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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族语言政策范文

    一、澳大利亚多元化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

    澳大利亚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澳大利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旋律和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特征:最初,澳大利亚政府对土着民及非英语少数族裔实行歧视政策,将其排除于正常的教育系统之外;此后,试图通过同化教育,使其放弃自身的文化身份,融入白人社会;同化政策的失败促使澳政府实行了灵活的多元化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多元化的民族教育政策,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政府建立了各个层次的相关国家机构,设置专人专岗负责少数民族教育的实施和监督工作,如:总理直接领导下的多元文化事务办公室和土着人事务办公室、移民与多元化事务部、土着人与托雷斯海峡岛屿办公室。这些机构在一些民间团体的配合下进行工作。其次,政府在少数族裔的语言教育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财力,如:为确保非英语背景的澳大利亚人有机会学习英语,创办了适合成人和儿童学习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项目,同时还实施LOTE(LanguageOtherthanEnglish)项目,给移民提供在澳大利亚学习本族语言的机会。[5]此外,政府为各州各地区开展民族教育活动提供了充足的经费。不仅出资赞助为当地外来族裔提供相关培训,为其争取教育机会和权利、增强其归属感和身份认同,[6]同时也在本地族裔中展开系列活动教育人们尊重容忍外来文化。澳大利亚政府在少数族裔的语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及基础教育方面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以确保少数民族教育质量。

    高等教育对少数民族有很多照顾。首先通过《全民享有的公平机会》的声明保证来自不同国家和群体的澳大利亚人都有参与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时,提供专项拨款给学校或其他高等教育社会公共机构开展相关课程和跨文化的专业培训。[7]联邦政府设立土着民资助金,致力于提高土着人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和成果机会的各种活动。[8]充分考虑移民多元化的背景与语言情况后,政府还采取了诸多职业教育政策措施保证外来移民的就业。如:工作培训、桥梁培训等。工业关系部更是针对移民,通过奖励改革的项目为调研非英语工作者的需求、编写培训材料和翻译改革材料提供经费。此外,成立于1989年的海外技能认可国家办公室负责制订标准进行职业认证,以确保海外移民的技能和职称能在澳洲劳动市场受到和当地居民同样的认可、对待。为了让更多的儿童接受教育,政府要求不仅在普通公立与私立学校招收土着儿童,而且在土着民社区成立专门学校。该类学校的基础设施、教学内容和方法尽量适应原住民的传统文化与风俗习惯;教学模式上采用“土着教学辅助员制”,即聘用土着民作为教学辅导员,与有经验的非土着民教师同时任教,促进师生、生生交流;在教学语言和内容上,采用“双语与双文化”的方式,让学生在逐步掌握英语的同时能保留自己本族的文化和语言,从而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提高民族荣誉感。此外,为了解决居住于偏远的中西部地区原住民的教育问题,澳政府建立了以网络为基础的远程教学系统和虚拟校区,将人员、信息和资料通过信息技术吸纳入远程教学平台。通过该平台,位处偏远地区的学生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场所完成进行过独特设计的较为弹性的课程。[9]

    二、少数民族教育立法

    在多元化政策实行的数十年间,澳大利亚政府逐步意识到少数民族教育对于整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性,在加大对少数民族的教育投入后,政府也逐渐意识到仅仅靠多投入资金很难全面解决澳大利亚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问题。由此,政府制订了很多法律条文,把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目标、方法、策略、途径、责任制等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相关法律的制订以多元化民族政策为基础,以保证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力为前提。实施多年的情况证明,多元化的教育政策不仅有效解决了澳大利亚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还积极促进了民族团结,有力促进了澳大利亚经济、文化的发展。澳大利亚少数民族教育立法中以促进土着人教育的法律法规尤为突出。如:影响未来教育的《21世纪澳大利亚学校教育国家目标》中有数条与土着民族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强调包括种族、宗教、性别、文化、语言、残疾以及学生的经济和地理位置背景在内的因素都不应该影响教育结果;所有的学生应理解并认可多元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的价值。另外,《澳大利亚土着民族教育法案2000》更加具体地规定了方法和问责制度,同时,该法案将土着民族的学前教育入学率、职业教育培训人数等纳入部长年度绩效考核指标。除此以外,澳洲政府还通过《高等教育资助法案》来保证联邦政府设立的土着基金可以安全有效地用在土着居民教育上。2000年设立的《土着民教育法案》也规定要为土着民教育战略行动规划提供经费资助。州和地方也制订了一些法律法规提高土着居民在教育决策中的参与程度。其中有很多是为了增加雇佣参与教育的土着民人数,其中包括教师(助教、研究人员)、课程咨询人员、社区联络人员、文化历史、社会、原住民语言的教育人员等等。让少数民族的毕业生能够参与到少数民族教育的过程中不仅有利于解决土着人就业,而且土着人参与土着人的教育能够结合民族特征更好地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辅导。

    三、澳大利亚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澳大利亚的少数民族教育曾被认为是几大发达多民族国家中进行得最为成功的,它既抵御了同化力量,拓宽了对本民族的了解,又延续了自己的民族遗产、培养了人们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生活的能力,超越了各自的民族文化。我国在今后的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方面可以借鉴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中适合我国的政策和措施,推动具有我国特色的和谐的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

    首先,避免民族极端主义,发展多元文化教育。从澳大利亚初期对待少数民族尤其是土着人的政策可以看到民族极端主义的可怕,事实证明一味追求主要民族的单一发展,扼杀少数民族受教育的权力将导致社会的动荡,也同样遏制了社会的发展。以多元文化为核心建立教育政策,尊重所有民族的传统文化,根据民族特点进行多元化的教育不仅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整体受教育程度,而且在促进整个国家的和谐与进步上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应该汲取澳大利亚早期的教训,极力避免走上民族极端主义的道路。

    其次,加快民族教育立法进程,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澳大利亚少数民族教育的经验说明了健全法制的重要性。我国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采取了多种的措施,出台了多项政策,然而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一直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其中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民族教育没有完善的法律保障。我国应尽早确立相关法律法规,促进民族教育发展,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切实提高少数民族教育质量。

    第三,继续加大投入,保证资金落实到位。澳大利亚政府为了能使少数民族教育达到良好的效果不惜投入重金。事实也证明,经费的保证是澳大利亚少数民族尤其是土着民教育发展的坚实基础。我国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比东部发达地区落后很多,随着世界一体化和科技的飞速发展,平均教育水平不高的少数民族地区竞争劣势更加明显。有必要加大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费投入,从而促进少数民族教育的快速发展,同时需要更好地保证专款专用。

第2篇：民族语言政策范文

新形势下中职学生思想状况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向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挑战。中职学生呈现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学习方式多样化、思维方式的多样性、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的特点，致使他们思想意识的开放性与盲目性共存、自主意识与生存能力脆弱共存、理想远大与信念模糊软弱并存、民主法制意识的增强与道德观念偏差共存、思想成熟与精神幼稚以及心理自卑并存，表现在现实行为上，重视个人价值与追求集体主义之间，强烈的成才愿望与现实的校园生活之间，理想的人生规划和激烈的就业竞争之间出现一些困惑。

二、新时期加强民族地区中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一）完善机制，整合资源，构建“德育育人、管理育人、示范育人、教育育人”，“全员管理、全程管理、全面管理”的大德育体系。民族地区中职学校教职员工都负有育人职责，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维护统一、人才培养来展开。学校要高度重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小组，定期专题研究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优化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体制机制，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待遇，充分调动各部门和全体师生员工的积极性，逐步健全和完善全员育人的网络系统和工作机制。

（二）坚持“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的工作理念，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转型时期的中职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更需要新的本体理解，需要面向生活现实，需要关注学生的生存和体验方式的转型，尊重和鼓励学生作为主体的道德生活实践;重视他们情感的发展和培育，重视沟通、对话和争辩论理，给学生充分的人文关怀和情感支撑;倾听学生心声，满足学生的正当需求，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中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水平。学校要特别重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建立机制，明确政策，按照提高素质、优化结构、专兼结合、功能互补、相对稳定的要求，着力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先进教育理念、良好职业道德和扎实业务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要充分发挥政治理论课教学在学生思想工作中的主渠道作用。学校要结合实际情况，从制度上努力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保证他们有足够的精力投入到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上;支持和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者开展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研究，定期组织培训班、研讨会，提高其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

（四）注重发挥专业教学的德育功能，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道德教育在本质上是完整的、发展的教育，不能脱离诸育而独立存在，而应以诸育为载体，尤其要以学科专业教育为载体。因此，学校要引导教师坚持人文、科学、创新的统一，立足科学教育，但是要超越科学教育，把科学当作文化来教，把对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渗透到学科专业教学中，在师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在高尚的人文精神和良好的科学素养基础上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一代新人。

（五）建设高品位的校园文化，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校园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社区文化，是学校师生在特定的环境中创造出的与社会、时代密切相关，又具有个性特色的人文氛围、校园精神和生存环境，它是校园建设、办学成果、校园师生风貌等多方面的体现，是学校历史文化底蕴的精华积淀和重要体现。学校要重视丰富校园文化的内容，促进校园文化的发展，孕育一种以艰苦奋斗、自强成才为基础，以职业道德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核，以爱国主义为精髓的独立且具有韧性的人文精神。

（六）做好就业推荐、贫困生资助、心理健康教育等工作，解决学生的实际困难。思想政治教育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必须同解决学生思想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相结合，既讲道理又办实事，才能收到良好的成效。

第3篇：民族语言政策范文

【关键词】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理论

一、费什曼的理论模式

世界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费什曼认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更有助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他呼吁少数民族语言活动家能够“看见民族文化的美（不仅只是本族文化，而是所有少数民族文化），是人类价值观的概述，应该得到培养和促进，而不只是木乃伊式的封存”（Joshua Fishman，1991）。费什曼有以下三个价值立场：1）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与创新是自愿的；2）“少数民族群体的权利不应该受到多数民族的侵犯”；3）“双语教学是大家都收益的”。

费什曼假定了语言消失的八个连续性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为动态生存阶段，而第八阶段则趋向消亡。由于美国政府多年来的竭力压制，许多美国印第安民族语言，如蒙大纳的撒利希族语和库特纳语已处于第八阶段，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老人能说本民族语言。这些少数民族语言已濒临消亡。第七阶段，只有超过生育年龄的成年人能说本民族语言。第六阶段，家庭模式下，民族语言在两代间使用。第五阶段中，本民族语言仍具有活力，能在少数民族社区中使用，有的甚至在学校中教授。根据费什曼所述：“第八阶段到第五阶段，是少数民族语言复兴所需环境最小的阶段。这几个阶段中，语言的复兴所需的费用较低，也不需要与语言占优势地位的民族合作。”

第四阶段中，少数民族语言拥有合法的地位，能在学校，工作场所和政府中使用。此举激起多数人的反响，如“只有英语”运动（Crawford，1992）。这个阶段中，在小学阶段就开始教授少数民族语言（这比把少数民族语言作为第二语言更为重要）。第三阶段中，雇佣者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不包括管理者）。第二阶段，少数民族语言为官员使用的语言。第一阶段，少数民族语言为更高一级的官方语言。费什曼指出，对全球各个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如何把民族语言的使用从次一级推向高一级。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从第五阶段到第四阶段的推进。

费什曼认为，否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相当于分裂主流社会的道德构建，亦即否认公民权利。然而，公民权利强调的是个人权利，而文化权利则强调民族文化团体的权利。这些团体并没有得到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的认同。西方民主思想包括当权者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反对派的思想，二者都预言文化差异的消失和无所不包的“现代无产阶级”文化的诞生。（p.70）所以，承认“文化民主”是一般民主的一部分是非常必要的；应该认清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也是一种社会改革，能够引导我们欣赏其它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也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出去。他还强调少数民主语言的复兴应该具有“可行性和推进性”而不应该具有“强制性和惩罚性”。应该认识到双语制是不同文化间的桥梁，能够让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柯林・贝克在谈及凯尔特语在不列颠群岛复兴的强制性和自愿性中也对费什曼的观点表示赞同。

费什曼指出成功维护少数民主语言的几个重要因素有：牺牲、自我救助、自我调适和语言使用权威的树立。他认为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关键在于家庭中语言的代际使用，而不是单靠政府颁布的法律和政策。里特贝尔（Littlebear，1990）也进一步强调了家庭参与在保护民族语言方面的重要性，认为“没有语言代际延续性的社会必将走向消亡。”他告诫说不要太过依赖媒体、学校和政府。像1990年颁布的《美国本族语言法案》，原著民语言电台能够营造一种比较友善的语言环境，但不能代替家庭使用语言这一根本。

除了家庭内部使用外，一些早教儿童中心也会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比如毛利和夏威夷语言巢在产前产后年轻母亲中的使用也非常重要。在社区中，合作市场、雇佣中心、娱乐中心、法律援助部门、信用合作社等等也较普遍的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费什曼还指出，能够用少数民族语言教授学科课程的老师非常短缺，同时这些老师要能接受和包容各种不同的方言口音。费什曼强调说“想要强制实行书面语的统一标准是得不偿失的，更别说口语，特别是在坚决抵触说民族语的社区。”最后，必须发展出特定的、能够使用民族语言的社会区域，这样有利于民族语言在传统家庭和社会活动中发挥其独特作用。

二、语言政策的影响

认识到本地语言所承载的积极意义，少数民族部落自身和国家层面都试图通过法律、法规和声明的形式对民族语的复兴给予积极支持。在过去的几年里，少数民族部落一直不遗余力的为保护本民族语言做努力，其中开启先河的是北犹他族部落。1984年该部落事物委员会通过了84-96决议。这项决议要求犹他语的教学从学前教育一直贯穿到12年纪；鼓励就犹他语教学理论和方法论对教师进行职前培训；要求在职不满一年的教师进行在职培训，并能取得三个学分。（Northern Ute Tribe 1985）

另一项部落语言政策是帕斯夸雅基族部落理事会在1984年通过的。这项政策的基本观点是“古语是我们文化和精神遗产的根基”，并声称“教育的每个方面都应该反映出雅基语言的美，文化和价值观”（Pascua，1984，）。同年，居住在国家最大保留区上的纳瓦霍人通过了一部教育法典，当中认可了学习与复兴纳瓦霍语的重要性。

第4篇：民族语言政策范文

[关键词]广西地区 濒危语言 语言保护

语言消失的现象在历史上一贯存在,但是在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极大加剧了文化和语言之间的接触和影响,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渗透和影响也前所未有的加大,从而导致部分语言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语言消失的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这引起了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等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哲学系Anderew Woodfield教授曾感叹道,“没有人愿意看到这么多语言死亡,但是它们好像注定要死亡。”目前,语言濒危现象已经成为语言学界热烈探讨的主题之一。

一、广西地区民族语言状况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多、语言多、文字多。除汉族外,共有55个少数民族。据有关专家统计,目前拥有将近130种语言。但是其中很多少数民族语言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衰微。

广西地处华南,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民族语言尤为丰富。据《广西通志•少数民族语言志》记载,广西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各民族语种不同,包括:壮语、苗语、侗语、水语、彝语、仫佬语、毛南语、仡佬语、京语等。

语言,尤其是没有书面形式的语言,离开了使用者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条件,就好像植物离开了土壤一样。日本语言学家Yamamoto说过,单纯的人口数字不是语言形式的准确标志。但是,使用人数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说明问题的。因此,使用者的数字是它的濒危形式的一个直接标志。

在广西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语言中,各个语种都存在着使用人数逐年下降的趋势。以其中的仡佬语和仫佬语为例,仡佬语有布流、哈给、多罗三种方言,其中,布流方言的使用者有800多人,哈给方言的使用者有300多人,多罗方言的使用者已经降至几十人。并且仡佬族没有本民族文字,是以汉字为本民族的共同文字,目前也只有少数老人懂仡佬语。而仫佬语面临的情况更为严峻,目前仅有两位80多岁的老人会讲,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濒危语言。

二、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存在的必要性

首先,语言平等一直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体现了我国各个民族的平等。我们知道,语言文字不仅仅是人们的交际工具,同时还是民族的重要标志,是民族的象征,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表示对少数民族的尊重。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语言文字是维系民族地区人民的感情纽带,尊重他们的语言文字,就意味着尊重少数民族的人格。从这个角度来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功能,就能看出其在调节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其次,语言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是社会文化的载体,同时还是维系民族感情的纽带,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除了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外,还有许多不可取代的社会功能。它是少数民族人民的交际工具和少数民族民族的重要标志,更是各个民族文化的载体。各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传统,通过语言文字的使用对其文化进行传承。广西地区存在着多种民族语言,正因为这些语言的存在,才让我国的语言园地呈现出多样性,也才使我国的民族文化更为繁荣,广西地区的多民族文化并存发展,各具特色,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交流融合,和谐共生,这为文化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等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材料。

第三,语言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一种自然现象,它既丰富又复杂。如果把世界语言比作一个花园,每一种语言都是花园中的花卉,那么任何一种语言的消失都将使花园失去一种风景,都将是人类文明的巨大损失。另外,从语言自身来讲,语言也需要多样性的存在,正如生态环境具有多样性、人类与环境才能和谐健康地共同发展一样。语言也是宝贵的智慧财富,每一种语言都提供了对事物的不同看法。不同的词类、不同的语义范畴、不同的词汇对比等等,都启发了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对广西地区濒危语言的研究除了具有语言文化遗产保护、保存的普遍意义之外,还具有语言类型转换研究、语言接触与混合语问题研究以及历史语言学研究等多方面的价值(限于文章篇幅,暂不赘述)。

三、濒危语言生存和发展的几点思考

1.语言政策确保濒危语言生存环境

建国以后,我国实行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政策。在《宪法》中,对我国的语言政策作了这样的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区域自治法也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证本地方各组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这从法律上确保了各民族语言文字享有了平等的法律地位,保障了各民族有选择使用符合自己需要的语言文字的平等权利,这从根本上体现了我国各民族平等的民族关系,也体现了我国对于语言多样性和生态性发展的支持。

我国十分关心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致力于推行建立良好的民族语言发展环境。广西地区是我国最大的壮族自治区,如在1992年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通知》中提到,在壮族聚居的地方,政府部门要根据需要配备壮文翻译,使用壮文参加考试与汉语具有同等效力、在执行职务时力争做到同时使用壮、汉两种语言文字等。同时还提出加强对壮语文的新闻宣传,各壮族聚居地要积极转播广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壮语广播节目,根据当地需要办好壮语节目,要进一步办好民族报刊、出版民族图书,等等。

因此可以说,国家政策上的支持,是民族语言发展的基本保障。

另外,针对广西地区民族复杂的语言情况,我国在20世纪多次开展在广西地区的民族语言调查,主要有30年代以李方桂为代表的西南边民语言调查,50年代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组织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80年代以来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以及广西民族学院组织的西南民族语言调查。这些调查为我国进一步制定语言政策提供了可靠翔实的依据。

2.民族聚居为濒危语言的生存和发展创造环境

汉语是我国的民族共同语,大多数的人在大部分公共场合使用这种语言。尽管从整体上看,广西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处在不平衡的双语语言环境中,是弱势语言,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在民族聚居之地,民族语言又是可以与汉语并用的交际语言,甚至在一些场合是主要的并且具有鲜明排他性的交际语言,如在少数民族家庭内部,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公共场所,在歌会、婚丧嫁娶等一些大型的社会活动上等。

在广西地区,各少数民族普遍聚居,境内有壮族自治县、瑶族自治县、苗族自治县、仫佬族自治县等少数民族世居的地方。这是濒危语言生存的基本要素,因此,维护少数民族相对聚居的生活环境对于保护濒危语言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覆盖面较小、使用人数较少的语言来说,使用者群体聚居一地是保证语言传统延续下去的一个重要条件,因为这样可以保持语言结构的独立性和稳定性。由于居住在共同的地域环境中,有共同的社会文化基础,有共同的语言交际内容,使用者彼此之间使用民族语言交际的频率较高,这样对长期保持语言结构的高度一致性起着重要作用。很多调查结果均显示,聚居的环境利于少数民族群众使用本民族语言。

另外,民族聚居环境也有利于减少语言内部差异,使民族语言的使用者感受到使用民族语言交际的便利性,增加交际信心。另一方面,在现在这样多语共存的社会环境中,同一语言的使用者之间还可以增强群体的认同感。如在象州县聚居的壮族,原是当地的土著民族,由于具有较强的封闭性,与外界的交往甚少,长时期在内部通行壮语,因此能保持自己的语言习惯,有“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说法。他们在族群内部极为重视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族群内的长者认识到了并利用壮语在日常行为规范中的作用,不仅本民族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通过壮语的使用得以传承,加强了民族意识和凝聚力,而且也加强了对壮语的保护和传承。

3.使用群体的内心认同是濒危语言生存发展的动力

广西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是愿意学习和使用别的民族语言,在语言使用上具有开放性,双语现象非常普遍。随着地区间、民族间交往的频繁和深入,除了本民族聚居区内的极个别老年人和一部分儿童外,绝大多数都是使用双语进行交际的。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体现在少数民族对语言的选择上就是越来越多的人除了精通本民族语言之外,还必须至少掌握全民共同语――汉语,这是适应社会交际的需要,同时也是获得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的需要,因为绝大部分的科学知识是通过汉语进行传播的。但是,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带来了语言使用的一些问题。语言发展过程也会受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影响。戴庆厦教授曾指出,语言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具有双重价值:一种是实用价值,即语言自身蕴含的可以实际应用的价值;一种是情感价值,即本民族人对语言所倾注的丰富的民族感情。在市场经济实用主义的导向下,有很多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者为了摆脱贫困与落后,选择了有利于他们自身发展的语言文字,不愿继续使用、人为地放弃了民族语言,仅仅使用通用语――汉语进行交流交际,造成了本民族语言的衰退。很多语言的衰变,都是因为本族群人自己的放弃。

我们认为,语言使用群体对本民族语言的认同对于语言前景至关重要。如果使用者群体对自己的语言缺乏热情和信心,仅仅依靠外界的努力,是完全没有作用的。无论有多少的政策保护、多少的措施施行,最重要的还在于人,也就是濒危语言的使用者,不要丢失本民族的语言。所有的语言在文化价值上是平等的,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如果简单地把本族群落后的原因归结在语言上,这是极其错误的观点。如果能增强全社会的文化意识,珍惜本民族的传统语言文化,重视我国丰富的语言资源,一些语言就不会这么快地衰退,也不用花更多的人力物力去挽救。

另外,不同语言使用者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也非常重要。在多语言多文化共存的社会环境中,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是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也会时有发生。但是,任何一种语言都是宝贵的智慧财富,“不同语言之间只有使用者群体规模大小的不同,交际职能分工的不同,而不存在结构优劣之分。”任何人都应该像珍爱自己的语言文化一样去珍爱周边兄弟民族的语言文化,做到相互尊重、互相理解,才能够营造出一个良好、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才能实现各语言和文化的共同发展。

四、小结

戴庆厦教授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物种的消失,只让我们失去一种动人的风景;一种语言的消失,却让我们永久失去一种美丽的文化。”民族语言承载着民族历史和文化,蕴藏着丰富的文化现象,是这种语言使用群体传统文化和传统经验最直接、最集中的体现。如壮族的《人祖起源》、《创世纪》、《谷物起源》等民间文学,主要是口头流传的方式传承,如果作为主要传承工具的壮语消失,那么这些美丽的文化也将不复存在。“对于文化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每一种语言都积存和蕴藏着丰富的文化现象,是该语言使用者传统文化、传统经验最直接、最集中的具体体现,他们千百年来所创造和积累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包括他们和自然界作斗争的知识和经验,都保存在语言里,并依赖语言代代相传,并得以超越时间和空间加以传播。因此,一种语言的消亡就意味着当地人民世代相传的那种交际和思维工具及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永远丧失,科学家们也就无法探索人类尚不清楚的语言文化现象。”

印度安达曼群岛上老妇波阿的去世,导致了拥有65000年历史的古老语言的彻底灭绝,同时也导致了一个古老文明的灭绝。这给所有的人都敲响了警钟。正如美国濒危语言基金会的创立声明中所提到的:“语言消亡贯穿历史,但是从来没有过我们当前所遇到的威胁世界语言的大规模灭绝。作为语言专业人员,我们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我们研究的很多成果对后代没有用;很多民族的文化遗产正在我们的眼前逐渐消失。我们愿意承担旁观和无所作为的谴责吗?”

参考文献:

[1]戴庆厦.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2]李葆嘉.广西民族语言文化的泱泱大观[J].广西地方志,2003,(1).

[3]孙宏开.关于频危语言[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1).

[4]韦树关.中国濒危语言研究新进展[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5]徐世璇.濒危语言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6]周国炎.论弱势语言生存的基本要素[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7] Yamamoto,A.Y. Linguists and endangered Language communities:issues and approaches. In Matsumura,K.,ed.,1997.213-52.

[8]李葆嘉.广西民族语言文化的泱泱大观[J].广西地方志,2003,(1).

第5篇：民族语言政策范文

【关键词】语言民族事务干群关系

【中图分类号】C9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0)02-0044-02

据现有资料统计,“我国56个民族,使用的语言有80多种,使用的文字也有好几十种”,[注1]在基层实际工作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由于语言交流而产生的问题,特别是民族事务中由语言交流不畅引起的干群关系问题,已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地方稳定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语言在民族事务中的关键作用

1.语言是民族的基本特征和主要交流工具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语言作为一个交际工具决不等同于人作用于自然的工具,它适用于人与人之间,在这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中起着沟通情感、交流思想的作用,深入到民族精神生活之中,成为民族同一性的符号和民族仪式、民族成员资格以及民族团结一致的象征,因而获得了一种高度抽象的意义。换言之,本民族的语言除了族内交流外还承载着民族的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体现。因此少数民族自身语言必须得到足够重视和保护。

2.语言在民族交往中的重要作用

民族间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交流,都离不开作为基本手段的语言。在我国,历史上形成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关系,因而决定了我国的民族语言及民族文化关系呈现多向互动式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使一些原本相对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迎来了社会、经济的大发展,与外界、与其它民族更广泛的交流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语言在民族交往、甚至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都更加凸现出来。

3.语言在民族事务干群关系中的重要性

民族事务干部的特殊身份要求其能充分地了解所辖区域各民族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意愿需求,这就要求我们的民族事务干部要能够发扬基层民主的精神,深入到各民族群众当中。而真正做到参与式民主,平等的语言交流是互信、深入沟通的基础。这也为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事务干部提出了更高、更有难度的命题。

二、民族事务干群关系中语言交流现状

1.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只通晓本族语言,无法更广泛地与外界接触。

建国以来,我国实行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政策,但由于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仍比较偏远、落后,导致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特别是缺乏现代教育的老人仍然不掌握汉语,主动地对外交流有困难。而这些老人又是族群中权威的象征,是至关重要的群体,本应是与包括政府干部在内的与外族人进行交流和沟通的主力军。这就造成了一些最能代表少数民族群众利益、最有话语权的群众无法直接与当地非本民族干部交流的这样一个严峻问题。

2.内地干部促进当地发展,却较难融入当地语言环境。

随着中央对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政策上的倾斜,大批的内地干部被补充到这些地区。但这些来自内地的干部很少有人通晓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在几年的任期内也很难再学习一门语言。因此这就使他们无法近距离的和一些不通汉语的基层群众交流,成为干群之间沟通交往的一道障碍。

3.民族交往日益密切,但有时会因为语言问题引起一些矛盾。

随着我国经济的日益发展,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也日益频繁。在人口频繁的交往中,由于不同民族间在文化、风俗习惯、,特别是语言上的差异,往往发生矛盾冲突,甚至有可能演化为。如少数民族到汉族人口多的城镇后,他们对当地情况不熟悉,对政策法规不了解、风俗习惯和有所差异,容易引起各类纠纷,严重影响当地的安定团结。

三、民族事务干群关系中语言交流障碍的原因

1.少数民族语言种类繁多,很难规范统一。

在长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由于自身和外在客观原因,虽然一些少数民族语言自身在逐渐消亡,或者弱化,但我国56个民族中目前使用的语言仍有129种。在一些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可能同时流通着数种语言,即使是某一少数民族干部也很难掌握全部当地流通的其它民族语言。因此,在一些相对闭塞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存在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给当地干部,特别是汉族干部和外地吸纳干部系统性地学习他们的语言带来了困难。

2.部分干部依赖翻译,对与少数民族群众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从干部自身来看,一方面,很多前往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在初入所辖区时会配有翻译,加之他们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一般是暂时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汉族干部对翻译的依赖,使得缺乏学习当地语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个别干部不够深入群众,或对与少数民族群众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使他们把工作的重心更多倾向了和民族语言关系不大的事务上,对语言学习的动力减少。

3.部分地区对干部的双语培训重视程度不够

虽然少数民族地区在政策上一般都是鼓励汉族干部学习当地民族语言,但一些地方对此工作的重视程度还不够,缺乏有效的系统制度和外部监督机制来保证各民族干部学习当地其它民族语言。

四、对于改善民族事务中语言交流问题的应对措施

1.增进双语教学力度,尤其注重对干部的语言培训。

当今,双语教育是语言保护最好的途径。截止到2008年,仅新疆在校的少数民族学生就有236万多人,其中接受双语教学的有60多万人,占少数民族学生总数的25.4%。可以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干部每日一句话、每周一课、民汉干部“一帮一结对子”“一帮多”、“多帮一”等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有效地促进了干部的“双语”效果。例如,新疆额敏县长期开设双语培训主体班次,汉族干部学习哈萨克语言、少数民族干部学习汉语言,培训方式以实行脱产集中学习与到村队挂职工作学习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以达到实践促学习,学习促工作的效果。

2.完善组织、加强培训,尤其是加强对汉族干部的学习要求。

要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完善、健全的少数民族语言学习制度;加大培训力度,力争不留死角,不应只满足于会说“你好”、“再见”等极为简单的用语。因此,要编印好适合汉族干部学习的教材,同时录制配套音像设备,免费发放到汉族干部手中,丰富培训的内容、灵活学习的方式方法,使语言学习不成为干部的负担,突出培训质量;举办学说竞赛活动,建立考核制度,与干部的政绩挂钩,评选表彰语言活动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激发学习热情。

3.鼓励内地干部与基层群众交流,更好地学习少数民族语言。

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为鼓励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交流,国家应该出台相应规定,建立汉族干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考核标准,对于能流利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汉族干部给予相应的津贴和政策性倾斜。

第6篇：民族语言政策范文

【关键词】语言使用；语言态度；少数民族语言

【基金项目】本文为昌吉学院研究生启动基金项目（2013SSQD010）

1国外研究

Greenfield （1972） 在研究英语和西班牙语的使用时，第一次分析了语域理论。他对纽约市的波多黎各社区进行了研究。本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法，结果发现西班牙语在非正式语域中会被用到，比如说 “家庭”和“朋友之间”。英语被用在正式语域或人们的身份地位不同时，如“宗教”、“教育”和“职业”。虽然他的实验验证了语域概念的理论，但我们在实践中由于不会分类语域而不懂如何辨别不同语域。他认为不同语言社区之间的语域是不同的。

Colin・Baker（1992）在《态度和语言》一书中对语言态度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回顾并探索了一些实际问题。这本书包括以下一些内容：

1）对态度的本质，定位进行了阐释。

2）少数民族语言态度、双语态度的理论问题进行了修正。他认为对语言态度的先前研究局限在他们对个别语言态度的研究上（比如说，对法语的态度（加拿大）和对威尔士的态度等）。然而对双语的调查显然被忽视了。先前的研究把对少数民族语言态度的研究和对双语态度的研究弄混淆了。他重新明确了双语态度和单语态度的不同之处。

3）语言态度的改变和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学领域语言态度的变化被第一次提出来了。一种语言濒危时，这种语言和文化将会通过教育政策被公开性的保护。通常意义上来讲，一种语言态度的变化趋势将会从根本上决定一种语言保持的成功与否。尽管有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但其潜在的部分问题是语言态度改变的关键。

4）通过问卷对威尔士语言态度的调查。

陈淑娇（1992）在她的博士论文《费城华语社区语言保持和语言转变》中对费城华裔美国人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调查。参与者共有32 个孩子和39个成年人。这篇论文探索了在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城市和郊区两代华裔家庭人之间对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语言保持和转变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研究发现英语和汉语的使用频率和语言态度与他们的身份认同，语言运用能力，语言保持和语言转变有密切联系；在语言环境不同时，如在华语社区和美国学校，语言功能和语言态度有一定关系。

徐大明和陈松岑（2005）在新加坡的华人社区通过问卷法和观察法对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进行了调查。共有三大发现：第一点就是华人在英语、汉语普通话和方言的使用过程中是有差异的。第二点就是大多数新加坡华人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会使用一种语言与对话者进行交谈。最后一点是在解释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时，教育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另外一些社会因素，如性别，年龄，职业，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家庭条件只能在某些方面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托马斯和罗伯特（2011）通过问卷法和观察法在北威尔士少数民族语言课堂内外对双语学生的语言使用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他们对双语持肯定态度，使用英语的趋势清晰。

2国内研究

自从这些年对语言使用的研究成为热门话题以来，许多研究者都开始研究人们对汉语普通话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进行研究。以下部分将一一回顾。

戴庆厦是中央民族大学是最早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人之一。他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藏语系语言和社会语言学方面。从1958年到现在，他写的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的有27部作品和超过280篇论文， 他的作品涵盖少数民族语言的多种研究范围， 如语音学、语言保持、词典编纂、语言政策和规划、社会语言学的理论问题、双语和双语教育的类型学等。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关于语言现状，包括语言使用和一些关注语言态度的论文。例如，戴庆厦和张弼弘 （1990）在“论仫佬族的语言观念”中对仫佬人进行了研究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的研究。结果表明，比起采取积极态度学习其他语言来说，仫佬人更喜欢使用仫佬语。戴庆厦和陈卫东（1997）发表的“论普米族的语言观念”中做了关于普米族人语言态度的研究。他们发现人们对普米族汉语和母语采取了开放的态度。戴庆厦（2010）详细阐述了语言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可能的趋势。应该还指出在2010年，戴庆厦还出版了一系列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书。这些书在中国不仅代表描述语言现状的宝贵经验，对于社会语言学家而言，也有助于深化他们的研究并拓展他们的观点。

万明钢和王鉴（1997）使用问卷调查和实地考察的方法，对生活在的藏族双语人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这些藏族双语人对藏语有深深的感情并倾向于把它保持下来。他们对汉语持有理性的态度，认为这是一种交流工具。

王远新（2008）在“湖南省城步县长安营村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调查”中对苗族和侗族对汉语普通话和其他在村子中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和态度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他们对语言的评价具有先后顺：：他们高度赞扬汉语普通话和长安营语，其次是苗族语言和侗族语言。

卫炜（2008）在“甘洛县彝族的语言使用情况与语言态度”中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研究了在四川甘洛县的彝族语言的使用和态度。结果表明：在村子里彝族语言是最首选语言；彝-汉双语人很常见；彝族语言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王远新（2009） 在“河北省抚宁县朝鲜族村的语言使用状况和双语教学”中对河北抚宁朝鲜族的语言使用和双语教育进行了研究。他使用了问卷调查和访谈法。客观地说，朝鲜语的群体团结性比汉语普通话高；人们对汉语普通话采取积极的态度，认为它的社会地位和功能高于朝鲜语。这一结果与当地语言使用的状况一致。

包桂花（2010）在“阜蒙蒙古族人的语言态度及其对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的影响”中经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倾向于使用蒙古语；25岁以下的年轻人倾向于使用汉语；25-70岁大多为掌握蒙古语和汉语的双语人。大部分蒙古族有使用汉语的倾向。一些社会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也会影响他们的语言使用和态度。

【参考文献】

[1] 陈松岑.（1999）.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态度及其对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的影响[J]. 语言教学与研究，（1） 15-20.

[2] 戴庆厦.（2008）. 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问题[ R]. 应用语言学讲座，（1）20-25.

[3] 王远新.（2008）.加强人口较少民族语言的调查及弱势和濒危语言的保护[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111-119.

[4] 赵凤珠.（2010）. 景洪市嘎洒镇傣族语言文字使用现状及其演变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研究从书，戴庆厦总主编） [M]. 北京：商务出版社.

第7篇：民族语言政策范文

[关键词]少数民族语言学；21世纪的新发展；语言学史

中图分类号：H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5-0083-08

21世纪以来的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学研究在前期取得可喜成果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其研究内容和成就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

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一直是我国少数民族民族语言研究的重点，21世纪以来这个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新世纪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主要是从三个层面进行的：

（一）新发现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对特定的少数民族语言作全方位的描写研究，尤其是对新发现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

1.孙宏开自1992年立项主持“新发现语言调查研究”课题以来，主编的《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系列丛书》陆续出版，目前已经出版了四十多本，21世纪以来出版的主要有《拉基语研究》、《莫语研究》《柔若语研究》、《阿侬语研究》①等，它们都是对新发现语言的描写性研究，系统地描写了这些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面貌，还分析和介绍了它们的系属问题等。

2.《民族语文》等期刊在21世纪以来也陆续发表了不少新发现的语言的概况，主要有《阿侬语概况》《业隆语概况》《赛德语概况》《茶洞语概况》《巴那语概况》《莽语概况》《克木语概况》《扎话概况》《唐郎语概况》《他留语概况》《布兴语概况》《苦聪语概况》《康家语概况》《蔡家话概况》《克蔑语概况》《户语概况》等。这些对新发现语言的描写对语言学研究有着特殊的价值，它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些语言的面貌，从而为少数民族语言的共时对比和历时比较提供必要而充足的材料。

3.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是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全面描写研究的重要成果，用57本的篇幅描写了我国59种少数民族语言。随着新世纪以来对新发现语言的研究，这套丛书在2009年重新修订出版，主要增加了新发现语言的介绍和描写[1]。

除了对新发现的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成果，21世纪以来还对一些原来已经发现的单一少数民族语言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描写研究，成果主要有：

（1）赵杰《新疆蒙古族语言研究：以博州察哈尔蒙古语为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

（2）钟进文《西部裕固语描写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

（3）倪大白编著《侗台语概论》（民族出版社，2010）

（4）曲木铁西《彝语义诺话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

（5）郑宗泽编写《江华勉语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等。

（二）特定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对特定的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语音和词汇系统进行局部的描写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某种特定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系统的描写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以专著的形式出现。2009年到20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由戴庆厦主持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参考语法系列”丛书，主要有时建《梁河阿昌语参考语法》、D.O.朝克《鄂温克语参考语法》、蒋光友《基诺语参考语法》、韦景云编、戴庆厦译《燕齐壮语参考语法》、余金枝《湘西矮寨苗语参考语法》、常俊之《元江苦聪语参考语法》、康忠德《居都仡佬语参考语法》、赵燕珍《赵庄白语参考语法》、戴庆厦《景颇语参考语法》②等。所谓“参考语法”，其实就是描写语法的一种，它专门描写某种单一语言的共时语言特征，它的目的是为某种语言的语法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比较充足、可靠的语言依据。它和其它描写语法的区别在于，它是系统地、尽可能详尽地描写语言的语法，从而能够更充分地满足语法理论研究和语法比较的需要，它也能为语言应用研究提供充足的材料。

2.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专题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以论文的形式出现，动词的语法范畴是新世纪以来语法专题研究的一个热点，主要成果有：

（1）徐世璇《缅彝语言的体范畴研究》（《民族语文》，2000，3），此文通过多种语言的综合分析，提出缅彝语的体存在着动貌和情貌两种不同的类别；

（2）黄成龙《羌语的存在动词》（《民族语文》，2000，4），此文着重分析了羌语的存在动词的人称、数、时、体、态、式等语法范畴；

（3）许伊娜《阿尔泰诸语句法类型及副动词范畴》（《民族语文》，2001，1），此文通过对阿尔泰三种语言副动词范畴的语义功能和句法结构特点的对比，分析了这几种语言的结构类型特征；

（4）胡素华《彝语动词的体貌范畴》（《民族语文》，2001，4），此文分析了彝语体、貌范畴的不同类别及不同类别词的表现手法和虚化特征；

（5）钟进文《西部裕固语使动态的主要特点》（《民族语文》，2012，3），此文对西部裕固语使动态的主要特点作了分析和研究。

结构类型和结构特点是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语言语法专题研究的另一个热点，主要成果有：

（1）戴庆厦、邱月合著《 OV型藏缅语连动结构的类型学特征》（《汉语学报》，2008，2）；

（2）余金枝《湘西苗语述宾结构中的一种特殊类别：“形容词+名词”结构分析》（《语言研究》，2009，1）；

（3）戴庆厦、闻静合著《汉藏语的“的”字结构》（《汉语学报》，2011，4）；

（4）李春风《拉祜语的连谓结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1）。

总之，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研究比过去更加深入了，而且既有对语法的描写，也有对语法的解释。

3.关于少数民族语言语音系统的描写研究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实验语音学的普及和完善，对少数民族语言语音系统的描写研究进入了一个更为科学的历史阶段。这个方面的成果，首先要提到的是对整个语音系统做全面描写研究的论文或著作，如：

（1）石德富《排烧苗语的语音特点》（《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5，6）；

（2）宝玉柱、孟和宝音合著《现代蒙古语正蓝旗土语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此书使用实验语音学方法，对现代蒙古语正蓝旗土语音系进行了客观、细致的描写和分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其次要提到的是那些对少数民族语言中一些特殊的语音现象做专题描写研究的论文或著作，如：

（1）关辛秋《关于满文辅音字母的探讨》上、下两期（见《满语研究》2007年第二期和2008年第一期）；

（2）戴庆厦、朱艳华合著《琅南塔克木语浊塞音、浊塞擦音的死灰复燃》（《语言研究》，2012，1）等。

特别是2010年5月28日至30日在南开大学召开的第九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PCC2010）”，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次会议由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语音信息专业委员会及中国声学学会语言、听觉和音乐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会议主题为：“面向语言学、采用新方法的语音研究”。这次会议的《会议论文集》中收录了许多有价值的专门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方面的论文，主要有：

（1）包桂兰、呼和、哈斯其木格合著《蒙古语清擦音实验研究》；

（2）丁思志《送气擦音的语音特点――以黔东南黄平苗语为例》；

（3）周学文《鄂温克语重叠辅音及协同发音研究》；

（4）黄蓓《彝语中清浊塞音对声调的影响》；

（5）艾斯卡尔・艾木都拉《维吾尔语鼻音的声学特征分析》等。

总的来说，新世纪以来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性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还有不少少数民族语言并未得到充分的描写和研究，尤其是词汇的描写研究更待加强。

二、少数民族语言的共时对比研究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语言的共时对比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对比，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对比。

（一）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对比

关于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对比，研究成果主要有：

1.戴庆厦《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语法比较》（民族出版社，2006），此书运用语言比较的理论和方法，对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进行了比较研究。此书的内容除了论述语言比较研究的理论方法外，还包括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在述补结构、述宾结构、被动结构、语序、句式、量词、四音格词等方面的语法比较。涉及到汉语、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壮侗语族、突厥语族、蒙古语族等几十种语言。此书的研究成果对于语言类型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建设以及双语教学实践都有一定的价值。[2]

2.武金峰《汉哈语言对比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此书在深入调研和充分吸收国内外有关跨语言对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对比语言学的方法，把汉语和哈萨克语这两种并无亲属关系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三个系统，细分为语音、词汇、词类、短语、句子成分、句型、复句、紧缩句和隐语等九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指出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共性和不同之处，使汉语和哈萨克语的对比研究更为深入，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3]

3.张洋《新疆汉语方言与维吾尔语比较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此书是将新疆当地的汉语方言与维吾尔语进行语音、词汇以及语法上的比较。[4]

4.骆小所《云南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此书主要是从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学科出发，采用多学科和多方位的角度，比较云南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在语言结构、语言运用、语言习惯、语言心理和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趋同性与差异性，比较不同民族语言中体现出来的政治经济、物质文化、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心理观念等方面的异同。此书研究的重点是不同民族在语言运用上的特点，特别是少数民族使用的中介语――汉语的特点。[5]

5.戴庆厦《古汉语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古汉语研究》，2008，4），此文的最大特点是将古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联系起来，论述了古汉语研究结合少数民族语言的必要性及其难点，还对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分析。[6]

6.戴庆厦、朱艳华《藏缅语、汉语选择疑问句比较研究》（《语言研究》，2010，4），此文是在梳理藏缅语28种选择疑问句特点的基础上，将它们与汉语选择疑问句进行对比，分析二者的共时特点和历时演变特点，此文还进一步讨论了汉语选择疑问句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分析了制约选择疑问句句法结构演变的因素。[7]

（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对比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中属于同一语族或语支的亲属语言的比较、以及同一范畴的不同语言的比较。主要成果有：

1.胡素华《彝语与彝语支亲属语言的结构助词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6），此文分析了彝语与其他同语支的语言结构助词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如结构助词的丰富性、多功能性、多义性、后起性和发展过程的相似性，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以及表现在结构助词次类中的诸多不同特点；[8]

2.黄晓琴《浅析朝鲜语数词与阿尔泰语系的关系》（《语言与翻译》，2001，4），此文将朝鲜语与维吾尔语、以西部裕固语为代表的突厥语数词做比较；[9]

3.高娃《满语蒙古语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此书较为全面系统地比较分析了满语和蒙语的语音和词法，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点以及语音对应关系。[10]

三、少数民族语言的历时比较研究

少数民族语言的历时比较研究一直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新世纪以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汉藏语系属问题的研究

由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不平衡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共时描写研究相对薄弱，相应地使得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也有一点先天不足，比如至今都未能很好解决汉藏语系的系属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体现。

汉藏语系的系属问题，是我国语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长期困扰语言学研究者的、非常棘手的难题。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汉语和壮侗语的系属问题，也就是汉台语是否同源的问题。长期以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直僵持着。

一方坚持汉台语同源，以丁邦新为代表，他在《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中国语文》，2000，6）一文中，提出了对汉藏系语言研究方法的看法，他分析了近年来跟关系词研究有关的几种说法――“语言联盟说”、“深层对应法”及“语言影响论”，他认为应该把语音对应和基本词汇结合起来，仔细寻求有语音对应的基本词汇，从而找出系统的对应规律，只有这样才能讨论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他认为汉台语有系统的对应规律，所以是同源的。[11]

另一方认为汉台语不同源，以梁敏、张均如代表，他们在《从汉台语言的数词是否同源说起》（《民族语文》，2004，2）一文中，主要是从数词是否同源这个角度来考查汉台是否同源。他们认为，壮傣、侗水两个语支语言的数词都借自古平话，与汉语数词不是同源关系，因而认为汉台语不具有同源关系。[12]

虽然他们双方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但是经过双方不断地探讨与争论，双方终于都在对汉藏语关系的认识上有所深化。

汉台语亲属关系问题之所以一直都未能解决，主要是因为学术界没有区分同源词与借词的界限。所以在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语言学家们在区分同源词和借词的研究上作了很多工作。

为了区分同源词和借词的界限，学者们认为必须区分汉台语之间关系词的历史层次，要把汉台语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词区分为不同的类别，这样才能搞清楚同源词和借词的界限。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1.曾晓渝《论壮傣侗水语古汉语借词的调类对应――兼论侗台语汉语的接触及其语源关系》（《民族语文》，2003，1），此文在论述汉语侗台语声调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分析了壮傣侗水语里汉语老借词为什么调类对应一致的原因，并由此展开了对侗台语与汉语接触及语源问题的分析讨论，他认为汉语与侗台语之间的历史关系应理解为同源――分化――接触；[13]

2.蓝庆元《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此书运用历史层次分析法对汉语和壮语的关系作了分析，认为同源词和借词的甄别应该限制在上古层的有限范围之内，指出侗台语与汉语不仅有接触关系，还有同源关系。[14]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论文，如：龚群虎《汉泰上古关系词》（《民族语文》，2000，2），蓝庆元《白土壮语中的汉语山摄对应词的历史层次》（《民族语文》，2000，6）以及《壮语中古汉语借词及汉越语与平话的关系》（《民族语文》，2001，3）等。

汉语与藏缅语的同源关系虽然没有多大分歧，但是它们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科学论证。所以进入21世纪以后，不少研究者在汉语与藏缅语同源关系的论证上也作了不少努力，出版或发表了一些成果，主要有：

1.杨光荣《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此书是国内较早研究藏语汉语同源词的一部著作。

2.丁邦新、孙宏开主编《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汉藏语研究的历史回顾》（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此书集结了有关汉藏语研究历史沿革、参考文献研究以及其他的一些汉藏语研究的论文。

3.施向东《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此书是汉藏比较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由于采用了邢公畹先生的同源体系比较的研究方法，因而在汉藏同源词的研究方面获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15]

4.2001年10月26日在昆明举行了第34届汉藏语国际会议，在会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研究所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合作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课题，该课题分为30个子课题，将从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出发研究，寻找汉藏语系不同层次的同源词，研究不同层次的语音演变和语音对应规律，为各语言、各语族乃至语族之间建立同源关系提供科学依据。该课题以历史比较法为研究原则、以具体语言为研究对象，探索适合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此后多种有关汉藏语系系属问题研究的著作就不断出版，其中很多著作在理论、方法以及语料上都有不小的进步，如：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此书试图从新的角度观察、探讨汉藏语的系属和分类，构拟了汉藏语100个同源词。此书运用人类学、考古学成果论述汉藏语言各族群之间的文化渊源关系，为语言的源流关系提供文化历史背景，对一些语言的演变和历史来源做了解释。[16]

进入21世纪以后，学术界对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作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有：

1.瞿霭堂、劲松《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民族语文》，2000，2），此文从类型学、发生学、语音学、语法学和方言学等五个方面，探讨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此文比较深入地讨论了类型分类的综合性和描写性标准、语言历史类型的构拟、语言发生的多源性和多层性、音节化和韵律化特征、语言分析的历史原则、功能原则和动态原则，还讨论了声调学、语法策略和语言识别、方言划分的“非等量原则”等方面的问题，指出汉语是汉藏语言同源链上苗瑶、壮侗语言和藏缅语言之间的桥梁。[17]

2.江荻《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历史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此书以汉藏语为对象全面分析和讨论了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书中还特别强调了语言演变的过程，认为任何研究都不能忽视事物的状态和存在。[18]

（二）汉藏语原始共同语的构拟研究

为了证实汉藏语原始共同语的存在，学术界有些学者一直在做不同层次不同问题的原始共同语的构拟研究。进入21世纪以后，汉藏语原始共同语的构拟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成果有：

1.江荻《论汉藏语言历史比较词表的确定》（《民族语文》，2000，3）；

2.吴安其《黎语的古音构拟》（《民族语文》，2000，5）；

3.孙宏开《原始汉藏语辅音系统中的一些问题》（《民族语文》，2001，1）；

4.孙宏开《原始汉藏语中的介音问题》（《民族语文》，2001，6）。

四、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抢救保护性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很多少数民族逐渐放弃了他们原有的语言而改用当地的强势语言。这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大趋势和世界潮流，并不只是我国特有的现象。在这种大趋势下，使用人口少的民族语言，就逐渐处于边缘化和即将面临消亡的危险境地。目前，我国已经有二十多种语言使用人口不足1000人，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如赫哲族语、满语、仙岛语、木佬语、土家语等。国际语言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重视濒危语言的研究，而我国则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重视濒危语言研究的。

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召开了我国第一次以“濒危语言”为主题的研讨会，它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已经开始意识到保护濒危语言的紧迫性。紧接着在2001年，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社又联合召开了“中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从此以后，我国对濒危语言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主要有：

1.徐世璇《濒危语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此书对语言消亡的历史和当前情况、对语言消亡的具体现象进行了描述，还对导致语言濒危的原因和发生的过程进行了分析，指出本族语的保存有利于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19]

2.戴庆厦主编《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此书约有45万字，是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成果。主要汇集了土家语、仙岛语、赫哲语、满语、仡佬语五种濒危语言的个案调查材料，对它们的濒危现象、濒危趋势以及造成语言濒危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分析。[20]

此外，刘辉强《拯救羌语支濒危语言――尔苏语、纳木依语、贵琼语、扎巴语资料的记录和保存》和赵阿平《濒危语言――满语、赫哲语演变比较研究》也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保护濒危语言的重要性。

在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十届学术研讨会上，范俊军教授作了《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初探》的发言，指出：抢救和保护我们国家语言资源的当务之急是开展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有声语档的建设，从而掀起了后来我国研究濒危语言的一股潮流。

进入21世纪以来，有些少数民族语言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入了“濒危语言”的行列，并正在向消亡的方向发展，如东干语。我国濒危语言的数量正在不断上升，所以对于它们的抢救保护性研究更是迫在眉睫。除了要随时调查更新语言的近况之外，有的学者还从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和语言资源的角度，提出可以对濒危语言所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记录和抢救性保护研究，向社会宣传濒危语言保护工作，并向社会提供濒危语言相关信息的查询功能，这是最近濒危语言研究的一个新趋势。

五、少数民族的双语教学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少数民族的双语教学研究比过去获得了更突出的成果。首先，连续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双语教学研究会议，主要有：

1.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第九届学术讨论会暨首届国际双语教学研讨会。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100多篇，研究领域涉及：在双语教育中的语言观、双语政策、西方的双语理论与实践、双语与双文化、儿童的双语获得的基本条件、学童双语教育中的跨文化适应问题等，会议就上述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2.第二届双语学国际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华语社区双语研究，分为6个专题进行研讨：第二语言学习与使用；语言习得与语言对比；语言教学；语法研究；少数民族双语研究；双语社会的语言问题。此次会议还设了华语社区的语言规划问题、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2个专题的圆桌讨论。此次会议涉及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及研究的文论主要有：戴庆厦、关辛秋《第二语言习得中的语法“空缺”》和《西部开发与双语教育》、曲木尔且《试谈双语能力培训的原则》、邓成伦《论凉山彝族社区教育发展与双语教学的关系》、斯琴《城市化进程与双语变迁》、张洋《新疆多语种双语现象的源和流》、董艳《中国跨境民族双语教育研究》、何俊芳《从个案调查看陇川户撒阿昌族的双语类型转变情况》等。

3.第三届双语学国际研讨会。此次会议收到论文42篇，会议的宗旨是为从事双语学研究的人员提供交流经验、分享实际工作心得、加强合作研究的机会、促使双语学这一新兴学科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4.第四届双语学国际研讨会。此次会议于2005年在广州召开，收到论文近70篇，涉及双语教育研究、语言比较研究、语言习得研究、教材词典编写等领域。

还有此后的诸多会议，如：第五届至第八届的双语学国际研讨会、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第十次全国学术研讨会、第七届至第十届的双语双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由此可见国内外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的重视。

其次，21世纪以来发表或出版了大量的有关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的论文或著作，主要有：《双语学研究》第二辑（民族出版社，2004）、《双语学研究》第三辑（民族出版社，2011）、方晓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学苑出版社，2010）、黄崇岭《双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等。

从21世纪以来召开的全国性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讨会的会议次数和发表或出版的相关论文或著作的数量来看，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取得的成就也是很多的。

六、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研究

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研究一直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工作出现了新的特点，如：（1）形势的发展对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时期不断涌现的新词术语需要翻译工作者们能够及时地消化和吸收；（2）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与社会和谐的关系更为密切，不正确不到位的翻译会使人产生误解，影响社会和谐和民族团结，只有科学的翻译才能够有助于民族团结；（3）大批传统文化遗产中与文字、口传史实有关的文献需要翻译等等。

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工作的实际需要给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的内容主要是把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成汉语和把汉语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新世纪以来发表或出版的有关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研究问题的论文或著作相对于实际翻译成果来讲数量要少些，涉及的内容主要有关于具体语言互译的研究和讨论，还有普遍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的研究等，主要成果如：巴达玛敖德斯尔《面向机器翻译的汉蒙短语转换规则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根恒卓玛、李玉莲《青海少数民族语言与翻译论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5）等。

总的来说，21世纪以来的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学研究，在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共时对比研究、历时比较研究、濒危语言研究、双语教学研究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研究等六个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急待今后加强研究。

注释：

①包括李云兵《拉基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杨通银《莫语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孙宏开、黄成龙、周毛草《柔若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孙宏开、刘光坤《阿侬语研究》（ 民族出版社，2005）。

②几种著作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2009年到2012年出版，主要有时建《梁河阿

昌语参考语法》（2009）；D.O.朝克《鄂温克语参考语法》（2009）；蒋光友《基诺语参考语法》（2010）；韦景云编、戴庆厦译《燕齐壮语参考语法》（2011）；余金枝《湘西矮寨苗语参考语法》（2011）；常俊之《元江苦聪话参考语法》（2011）；康忠德《居都仡佬语参考语法》（2011）；赵燕珍《赵庄白语参考语法》（2012）；戴庆厦《景颇语参考语法》（2012）。

参考文献：

[1]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2]戴庆厦.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语法比较[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3]武金峰.汉哈语言对比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

[4]张洋.新疆汉语方言与维吾尔语比较研究[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

[5]骆小所.云南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语言文化比较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6]戴庆厦.古汉语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J].古汉语研究，2008，（4）.

[7]戴庆厦，朱艳华. 藏缅语、汉语选择疑问句比较研究[J].语言研究，2010，（4）.

[8]胡素华.彝语与彝语支亲属语言的结构助词比较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6）.

[9]黄晓琴.浅析朝鲜语数词与阿尔泰语系的关系[J].语言与翻译，2001，（4）.

[10]高娃.满语蒙古语比较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11]丁邦新.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J].中国语文， 2000，（6）.

[12]梁敏，张均.从汉台语言的数词是否同源说起[J].民族语文，2004，（2）.

[13]曾晓渝.论壮傣侗水语古汉语借词的调类对应――兼论侗台语汉语的接触及其语源关系[J].民族语文，2003，（1）.

[14]蓝庆元.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15]施向东.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M].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

[16]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17]瞿霭堂，劲松.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J].民族语文，2000，（2）.

[18]江荻.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历史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探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9]徐世璇.濒危语言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第8篇：民族语言政策范文

关键词：民族语言 彝文 发展

目前彝文已在彝族地区的生产、生活、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广泛使用，更可喜的是彝文正式进入了更多的学校。规范彝文的推行，彝汉双语教学的实施，推动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从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到成人教育的彝汉双语教育体系。

现马边彝族自治县境内已在少数学校开设了彝语文课。校园内传出的琅琅彝语读书声，是这美丽独特的民族画卷最美妙的配音。据不少学校反映，彝族学生先学彝语文，再用彝汉双语文对照教学，比直接学汉语文的效果好。因为这样的教学会使彝族学生容易理解汉语文的意思，同时也容易增强彝族学生学习汉语文的信心。

我们大竹堡乡是一个民族聚居乡，彝族人口占全乡总人口的70%；全乡学生中有90%都是彝生。我们学校从2003年8月起就实行了从一至六年级边远学生住校就读的试点，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自从“两基”工作开展以来，学生人数不断增多，况且低年级彝生居多，汉生寥寥无几，又没办学前班和幼儿园。学生进校后，接触到的多数都是汉族教师，接受的是汉语教学。我们觉得彝文是表音文字，常用字只有500个左右，具有字数少、笔画简单、易认易写的特点。针对这样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原因，我们开展了课外彝语教学。

民族语言作为一个民族的社会交际工具，一般就决定了民族学校在初级教育阶段使用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教学的客观必然性。因此，彝族聚居的中心校，首先应该从一年级就开设彝语文课。这是因为母语教学适应彝族学生的心理特点，是发展彝族学生智力的有效途径。彝文教学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在启蒙教育阶段学习彝语文，既有利于发展本民族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又能提高学习汉语文的能力；彝族学生在校学习和使用的语言，与本民族社会交际的语言一致，消除了教学用语与社会交际相脱离的矛盾，学用一致，有利于所学知识的巩固，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民族语言在用来表达民族情感上最为丰富和强烈，师生的情感最易于融洽，易于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而且在教学中使用学生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语言，就能很快地在头脑中出现具体事物的形象和抽象概念，从而进行抽象的思维、联想、推理等思维过程。

本期我校结合彝生多，汉族教师多的特点，在教师中进行了彝族日常用语训练的活动。实行平常交流练习与专题讲座的形式相结合，汉族教师几乎都做好了笔记，用汉语同音或近音字作代替、译音。通过反复练习，增强了汉族师生与彝族师生之间的亲切感、幽默感和和谐感，对教学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虽然我校没有将彝文课列入正式的课程中，是以每周课外兴趣活动的形式来开展，但一直都有一至六年级的学生参加了课外彝文课的学习与培训，并且学习积极性非常高，兴趣浓，对学生各项素质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当前，在彝族语言文字的教育上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解决，以适应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首先，进一步加强领导。各级党政和有关部门以及学校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在民族地区以普及与提高的形式加以开展。

第二、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措施。比如，纯彝区与杂居区、预期目的与效果、评估办法与激励机制等等。

第三、从现在抓起，从小抓起。这是因为，任何母语的掌握都离不开学龄前期。心理学研究证明，学龄前期是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所以从儿童伊呀学语时起，就要进行民族语言的教育，这是真正掌握本民族语言的最初阶段，这一阶段抓得好，今后的学习才能顺利进行。

我们有必要把“双语”学习放在突出位置，搞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工作。一是正确对待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民族语文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时期，也是各民族语言文字共同发展繁荣的时期。一方面，将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民族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水平的不断提高，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另一方面，语言文字融合是个漫长的自然发展的历史过程，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实现。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的语言文字都将在各自不同的使用范围内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彝区实际来看，彝语文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我们要顺应历史潮流，尊重语言文字发展规律，正确处理好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彝语文之间的关系。在聚居地区，要针对彝族小学生不会说汉语这一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大张旗鼓地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鼓励彝族学生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努力提高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能力和水平。二是大力发展“双语”教学，帮助彝族学生在掌握民族语文的基础上更快更好地学习汉语文。现行的彝汉“双语”教学体制，为彝族少年儿童通过母语起步学习通用语言文字提供了良好平台。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双语”教学，让“双语”教学在彝族聚居区发挥其应有作用。三是用好“双语”人才，为各民族学习“双语”做好政策导向。

参考文献：

第9篇：民族语言政策范文

【关键词】双语教学；基础特性；时代要求

1.双语教学的基础特性

双语教学是少数民族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内容和具有民族特色的教育形成的良好结合”，它不同与单纯的汉语或少数民族语文教学，也不同于两者属性的简单相加，它具有两种属性有机结合而产生的新的特性，我们研究并认识这些特性，有助于建立和完善“双语教学”新的教学体制，有利于掌握实行这一教学体制的主动权和指导权，更有利于是少数民族教育逐步走向正规，并在各项建设事业中发挥应有的效益，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及文化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双语现象更是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相互交流过程中产生的不同抗拒的趋势，鉴于我国国情，一般情况下讲的双语主要是指民族语言与各民族通用语—汉语文，正如语言依存于社会一样，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又伴随着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2.对双语教学的时代要求

随着西部地区的开发，更多的少数民族同胞，走出地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文化发展的社会需要，它要求教育上培养的民族学生，除了掌握好本民族语言文字外，还须掌握我过个民族共同交际通用的语言工具，即汉语文字成为民族语文，汉语文兼语的双语者，这是形势的逼人，更是时代的要求的我国当代对双语教学研究，就是随改革开放的形势的发展而真正确立和蓬勃发展起的，西部民族边缘地区的民族语与通用语（汉语文）的双语热，与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过程中的学习外语热，形成一幅令人欣喜地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