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考古学的理解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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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考古学的理解范文
作为学科名称，“音乐考古学”一词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现，虽然目前经常使用此词，但会造成误解。首先，不能总以为有一个特定的“音乐”概念存在，这对于无文字资料的社会尤其如此②。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一种特定的音乐概念可能已经存在，但其概念原理和音乐美学通常是未知的。当今诸多社会表明，歌唱和舞蹈可以理解为“音乐”的组成部分(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希腊术语mousikē的本义，即“缪斯的艺术”，这其中也包括诗歌)。其他社会甚至没有使用音乐和舞蹈的同义词：阿兹特克人跳舞时“祈祷”或“伴随着脚步歌唱”，然而器乐和声乐则被看作cuicatlamatiliztli，即“歌唱的艺术”③。“声音的考古学”④(或“声音考古学”⑤)是一个更客观的、可替代的名称，但很少被使用。其次，有些研究资料未必是考古学的。从文献资料来研究音乐传统，基本上属于文献学(旧大陆)或民族历史学(新大陆)，因为许多音乐传统植根于历史之中，所以民族音乐学和民族志的资料可以象考古发现那样做相关研究。然而至今为止，还没有提出更好的可替代的学科名称，作为“音乐考古学”⑥的变体，“考古音乐学”⑦的名称曾受到过批评性的讨论⑧。有时也见到其他的名称，如“古乐器学”⑨、“民族音乐考古学”⑩、“音乐文献学”(11)或“考古声学”(12)，它们与音乐考古学的某些特殊材料和方法有关，但并不能涵盖所有研究领域。“考古舞蹈学”(13)或“舞蹈考古学”与音乐考古学研究密切相关，但一般不将它视为音乐考古学的分支。
然而，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起即对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架构予以讨论(见下文)但对该领域研究理论的探讨却相当缺乏。这是不正常的，由于理论是研究方法的基础，所以需要高度关注。这一问题，直到最近才受到学科发展史研究的较多重视。在本文中，我想讨论音乐考古学方法论体系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研究的一般范式，并附加一些与人类学学科有关的理论思考。在我看来，民族音乐学、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与这些理论思考的关系更为密切，它们将有助于构成方法/理论的背景，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论架构
在所有已提出的音乐考古学研究范式中，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受到推崇(14)。大家均赞同，音乐考古学由一系列多学科的方法或分析模式所组成，其具体方法则由研究主题所依赖的资料所构成。如前所述，这些研究资料具有多样性，它包括与音乐相关的发现和涉及音乐的历史记载，有时甚至是依然存活的音乐传统。由人类过去的遗物可知，这些资料在类型和内容方面均存在个体差异。重要的是，为获得实证性的结果，所有资料均应考虑以互补的方式加以比较。换句话说，这些资料均应予以同等对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已经得到许多研究的证明。分析方法的多样性还表明，最佳的研究结果乃由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的研究团队所获得。
已有的研究范式显示，音乐考古学的具体研究方法会有所不同，这主要基于应用的资料和分析的模式。在研究的总体目标上，可从音乐知识(包括“文化知识”、“乐器学知识”、“律学知识”等等)(15)到文化/自然的声音(16)，也可从音乐表演(17)到音乐文化(18)。根据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一般范式(见下文)，以及上述音乐考古学的定义，我将研究的总体目标界定为过去的音乐行为和声音。
研究方法的主要差异，体现在音乐考古学家和民族音乐学家对过去的音乐所持有的不同观点，后者已经在20世纪60年代由Merriam予以阐述(19)，随之由Blacking(20)、Nettl(21)和Mendívil(22)等人做过进一步探讨。虽然大多数音乐考古学家倾向于研究过去的音乐行为和声音，包括与依然存活的音乐文化做比较，但后者仅作为一种辅助的研究方法。民族音乐学家虽然对考古和历史问题感兴趣，但更倾向于研究现状并探寻其中尚存的过去的踪迹，从而将历史科学作为辅助的研究方法。两者的出发点都是有价值的，且并不互相排斥，但对其交互关系的探究目前则所见不多(见下文)。
如果将现存的所有资料和重要的分析模式加以整合，即可形成一种普遍适用的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范式。这可用一般的范式来表示(见图)，并可作为世界范围内个体研究的结构框架。这个范式由两个同心圆围绕总体目标构成，其中所有的部分均可作为独立研究的课题。外圈联结着四组音乐考古材料(发声器、音乐图像、音乐文献资料以及存活着的音乐传统)，内圈是一些主要的学科，分析模式通常即从中产生(音响学、乐器学、考古学、音乐图像学、民族音乐学、民族历史学和文献学)。
音乐文献资料 文献学 音响学 发声器 乐器学 民族历史学 过去的音乐行为和声音 考古学 音乐图像 存活的音乐传统 民族音乐学 音乐图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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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一般范式
由于研究材料的情况各自不同，因此音乐考古学研究的结果也具有不同的意义，重要的是每种方法要针对不同的个案研究。最为全面的研究结果只能在每项资料具有足够的信息时才能获得(23)，这意味着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成功更多依赖的是特殊的原始资料及其互补性。材料经常是残缺不全的，但也要作为研究的课题，因此以一种或几种方法去处理它们通常是不够用的。音乐传统的年代越久远，研究就会变得越困难；文献资料越丰富，探索其原貌的基础就会越好(24)。因此，音乐考古学研究和阐释的可能性确实是十分有限的，在涉及到非常遥远的、仅遗留有极少物质资料的音乐文化时尤其如此。
音乐考古学研究与民族音乐学
比较音乐学作为民族音乐学的前身，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就已出现。十分显然，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历史科学(25)。除了方法的不同以及后来受到严厉批评的假设和臆断之外，它与音乐考古学具有一些共同的研究目标。在研究的课题领域中，比较音乐学家重视音乐的起源，他们认为这在当今所谓的原始文化中可以进行考察，并可从单线进化朝着“文明的”方向来分析音阶构成和乐调体系(26)。20世纪60年代早期，作为新研究方法的一部分，历史问题包含其中，民族音乐学被视为音乐人类学(Alan Merriam)，重点研究音乐在社会中所产生的作用。在音乐与文化史一章中，Merriam指出，要通过音乐和乐器研究重建文化史(27)，这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对于历史科学如考古学和民族历史学的研究目标来说，这样的研究方法也是有价值的。
Merriam之后的学者，例如Blacking和其他人，都提出特殊的音乐和社会形态是特定文化认知过程的产物，在音乐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组织之间具有牢固的联系。根据这种理解，音乐文化依赖于人类组织和声音模式，声音的生成是有组织的相互作用的结果(28)。Blacking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标是研究文化结构及其音乐之间的关系，并认为文化与人为组织起来的声音是相互依存的。近来推断，对音乐结构的社会文化关联性的探索并未取得太多的成功(29)。然而，不能否认研究文化样式与音乐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因为音乐从未与它的创造者的个人经验相脱离，音乐的创造者深入地参与到广阔的文化和历史进程之中(30)。
当探索民族音乐学对音乐考古学的适用性时(31)，两个学科间的一项重要结构差异便显现出来。音乐考古学最明显的矛盾是，截止近代(以1877年留声机的发明为转折点)，过去的所有音乐都消失了。然而，音响考古学研究并非不可能，一些研究表明，这个矛盾至少能部分得以解决。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乐谱形式，它们很难被解读，但至少一部分能被破译(多数例子与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和古罗马有关)。文献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仪式歌曲和圣咏的文本；在古文字和其他历史文献中，表演实践、演奏技术乃至音响风格都是相互关联的(从不同程度的主位与客位角度观察)。现存的描述显示了乐器的种类和特有的演奏姿态(遵循着不同的艺术习俗和规则)，乐器的发现至少能帮助我们重建创作音乐的构成元素(例如基音频率、和声、音色和音程等的可能性)。然而，即使拥有大量的音乐考古材料，结果仍是有限的，因为在大多情况下，过去的音乐在节奏和旋律结构方面均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围(见下节)。
另一方面，音乐表演和与其产生相互作用的社会文化语境，在民族音乐学和音乐考古学中都是熟知的研究课题。事实上，有时会有丰富的研究材料。从有关音乐发现的考古学背景，到大量的图像和文献记载，使我们更多地了解过去的音乐文化。在这种情形下，作为研究课题，由于资料的完整性和零散性各异，会导致研究方法的不尽一致，但从研究目标来看，音乐考古学和民族音乐学是一致的。就音乐考古学而言，在将过去音乐行为的社会文化面貌呈现在面前的同时，过去的声音只有在某些方面能够得到复原。
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
20世纪60年代早期，传统考古学受到所谓新考古学的挑战，新考古学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传统考古学将出土文物的描述作为主要的研究目标。Binford和其他人转向人类的行为和文化模式，将物质文化的解释作为一种考察手段，而不是局限于物质的形态范围(32)。从考古人类学(Lewis Binford)引发的问题，关注考古学人工制品的生产技术以及它们的特定社会文化功能。即便没有进行过充分的讨论，但这种方法对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适用性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公认(33)。依我来看，新考古学有两种方法对于古代声音和音乐行为的研究至关重要，即：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
民族考古学
如果将考古资料与民族志资料的比较作为有价值的研究工具，那么民族考古学则是通过对当今民族事象的研究，来了解过去的文化样式。Hodder定义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考古学与民族志器物如各种工具的形制比较(关系类比)；过去与当今技术处理相似性的比较(形式类比)(34)。在民族考古学中常用的方法是直接历史研究法，当具备历史和文化的连续性条件时，直接比较便成为可能，而一般比较法则无需这样的链接即可构建其相似性(35)。当对不同文化资料的解释做多样性考察时(36)，应用民族志类比方法来理解考古资料的主观风险便可降低。
民族志类比方法对音乐考古发现的解释相当重要，这说明它与民族音乐学研究关系密切。确实，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可以作为音乐考古学与民族音乐学之间的桥梁，但在探索它们的交叉性方面，目前所获经验并不多。直接历史研究法在众多个案研究中得以应用，如西班牙统治前的美洲音乐文化与当今美洲土著音乐传统的比较(37)。但间接的比较也是有用的，尤其是狩猎采集社会与史前音乐文化的比较(38)。
尽管音乐考古学的解释有其优长，但与后世时间跨度较大的文化做比较研究仍然面临相当大的困难。对音乐传统做时间跨度和历史深度的考察，在音乐考古学和民族音乐学中是最具挑战性的分析研究。更为复杂的问题是，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常常是静态的，音乐考古学的解释反映出这种问题，在原始材料不足时尤其如此(39)。少量乐器或图像的发现，并不一定代表一种特定的音乐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由于文化内部和跨文化之间长久的交互作用，文化本身也会发生变化。不过，即使像乐器那样的器具，在很长的时间 内可能会保留它们的形态，且很可能被吸收和植入新的环境之中，因此会有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功能和意义。一种特定的乐器形制可以传留数千年时间，如东亚的琴筝类乐器和东南亚的弓形竖琴。但用这些乐器演奏的特定音乐以及特定的表演背景和含义，均可能发生相当程度的变化。在追索音乐传统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中，对文献和图像资料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在关注过去音乐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意义方面尤其如此。
实验考古学
实验考古学研究旨在运用复原和重建古代生活样式的手段，并通过与过去的比较，来从事考古学研究(40)。与民族考古学方法相比，它基本上不是诠释他者(如依然存活的原住民文化)；相反，考古学家转而成为行为人，通过他或她自己的切身体验，来比较实验的价值。在被称为模拟实验的方法中，研究者发现了一系列与过去的经验类似的技术变革。常见的研究课题是，使用原始工具和技术对考古发掘物进行实验性的复制。对古器物使用方式的重建即其显例，如旧石器时代的燧石工具，能够发出与劳动相关的特殊而有节奏的声音。一些燧石拥有动听的石制板体乐器的音响，即使它们不具备音乐功能，但在过去至少应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显然，实验考古学的方法在音乐考古学研究中是适用的。有关音乐考古发现的乐器学和声学研究已经超过一个世纪，如今在音乐考古学中更是必不可缺。有两种分析方法最为常见：第一，复制品和“仿真模型”的实验性制造；第二，复制品的实验性演奏，或如果可能的话，演奏发声器原器。这两种方法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发声器的实验性复原，往往是实验性演奏的前提。实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通常是与乐器制造商和音乐家共同合作来实现的。
实验制作过程提供了精确的乐器学信息，其所需前提条件往往是对制作材料的分析，包括对材料的产地、处理以及工艺的考虑，常使用直接目测观察和考古测量的方法(光谱学、X光照像技术、材料研究，等等)。这些分析还提供了制造的特殊信息和古代加工材料的知识，以及制造完成后乐器的操作乃至演奏痕迹。此外，也能够了解乐器独特的声学原理。实验方法还可通过仿真模型得以实现，即根据特定的研究对象，不必使用原材料来复制乐器(如气鸣乐器)。
对古乐器或其复制品的试奏，能够考察乐器的演奏技巧，并能显示特定乐器的音响性能(若几种乐器发现于同一考古环境当中，或图像中描绘的是一组乐器，就要考虑它是独奏或合奏所用)。发声器在保存状况较好且可演奏的条件下(如陶响器、陶笛、螺号、陶号、石制板体乐器，等等)可以用作实验研究，而乐器残品以及不宜演奏的乐器(如古代弦乐器)则需以复制品来进行实验研究。与此相关的是音响空间和音响性能的研究，其中声学模化软件和3D应用程序也被应用。
如上所述，演奏姿势和技巧以及出土乐器的声音特性，都能通过实验来加以重建和检测。当涉及气鸣乐器(例如带指孔的骨笛、排箫或螺号)以及成套的体鸣乐器(如编磬和编钟)时，重建其音列也是可能的。然而，实验性的演奏在音乐考古学中属于最困难的研究方式，因为我们往往并不掌握过去音乐的特殊结构及其重要信息。再者，虽然文献与图像资料的有关信息有一定价值，但即使在演奏姿势方面，从特定发声器的人体生理学角度看，也会限制其演奏技巧和声学性能，因此其真实性存在较大的差距。以笛子为例，实验性演奏的结果不能视为特定音阶或调式的证据，因为不是所有的指孔可以均等地使用，并且还可通过呼吸控制技术以及指孔的部分闭合等来改变音响(41)。例如，如果只是给出乐器尺八(同上)，人们可能完全不晓得日本尺八音乐，这同样也适用于旧石器时代由禽鸟骨和猛犸象牙制造的笛子，这只不过是采用了最早的考古学案例而已。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在复制品上奏出与公元前33000年乐器同样优美的旋律。事实上，正如Nettl用一些显著的例子所论证的那样(42)，重建古代音阶体系以及其它音乐构成要素，仍然带有很大的推测成份。只要有相当数量的考古材料，即可通过定量分析，来帮助获得验证的结果。然而，在大多情况下，发声器的声学研究并不能揭示出过去音乐的旋律和节奏方面的足够信息。在声音的再现技术产生之前，过去音乐的音响全都消失殆尽。
以往何时、如何以及为什么制造乐器并用来发音的问题，较之过去音乐的构成问题，在音乐考古学中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前述科学研究中的局限，属于科学与艺术结合的臆测或即兴发挥。显然，这样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研究者或音乐家的想象，它相当于对音乐史的艺术化阐释，只是简单反映了目前我们对过去音乐的看法。
本文译自Arnd Adje Both. "Music Archaeology: Some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2009(41): 1－11.
收稿日期：2013-10-12
注释：
①我基本采用两个早期的释义：“通过古物遗存研究作为文化的音乐”(Olsen 1990: 175)，“古代声音和音乐行为的考古学”(Lawson 2004: 61)。
②Blacking, John. "Ethnomusicology and Prehistoric Music Making." In Hickmann, Ellen, and David W. Hughes. Ed.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usic Cultures: 3rd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the ICTM Study Group on Music Archaeology. 330-331. Bonn: Verlag für Systematische Musikwissenschaft, 1988.
③Both, Arnd Adje. "Aztec Music Culture." In "Music Archaeology: Mesoamerica," ed. special issue, The World of Music 2007(49)/2: 91-104.
④原文为：archaeology of sound，译者注。
⑤原文为：sound archaeology，译者注。
⑥原文为：music archaeology，译者注。
⑦原文为：archaeomusicology，译者注。
⑧Hickmann, Ellen. Aims, Problems and Terminology: Current Research in European Archaeomusicology. Ed. Graeme Lawson. Cambridge Music-Archaeological Reports, 6, Cambridge, 1983; Vendrix, Philippe. "Archéo-musicologie ou musico-archéologie." In Otte, Marcel. Ed. Sons originelles: Préhistoire de la musique. 7-10. Liège: Université de Liège, 1994.
⑨Megaw, J. V. S. "Problems and Non-Problems in Palaeo-Organolo gy: A Musical Miscellany." In Studies in Ancient Europe: Essays Presented to Stuart Piggott, ed. J. M. Coles and D. D. A. Simpson, 333-58, Leicester, 1968.
⑩Olsen, Dale A. Music of El Dorado: The Ethnomusicology of Ancient South American Cultures.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2.
第2篇：对考古学的理解范文
《高中英语课程标准》里的三维教学观，具体到英语学科就是要综合发展学生语言知识、语言技能、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五个方面的素养。而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环节就是在教学中多进行探究学习、任务型学习、合作学习。
《课程标准》指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和交流工具”，英语语言教学要“特别注意提高学生用英语进行思维表达的能力”。批判性是思维的重要品质之一，本课指导学生在阅读理解的基础上，对考古学家的工作语言进行理解，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形成自己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完整的语言表达。
设计思路：
首先，整合文章，以考古学家为主线，通过对考古学家的工作情况的认识，对考古学家就周口店情况的讲解以及讲解过程中语言特点的分析，让学生站在考古学家的角度来全面、综合运用文章所学知识。
其次，以课文为依据综合训练学生的各项语言技能，培养学生学习策略，提高学生文化意识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再次，在阅读文本过程中进行问题探究性指导，任务型学习并组织学生进行合作学习。
最后，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在了解全文的基础上，使学生站在考古学家的角度对文章进行主题拓展，即以课文为本，同时又融入学生的个人认识，完成有关周口店的半创作型报告。
二、教学背景分析
教学内容分析：
本单元中心是考古学，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都是围绕这一主题设计的。里面涉及到了早期人类的生活状况及细节性的描写，而阅读部分集中在通过考古学家对周口店文化遗址中物品的介绍，使学生了解北京人的早期生活，从而帮助学生增长考古学知识。同时通过对文本的理解使学生在此基础上进行推测，形成对早期人类生活的形象理解。通过阅读使学生理解和使用本单元基础词汇及句式结构，并通过对文中语言的分析，使学生形成自己的见解，从而更好的运用本单元所学知识，并形成良好的价值观，为他们理解古代文明打下良好的基础。
学生情况分析：
学生对考古的知识了解不是太多，而且里面涉及到一些专业术语，所以本单元对于学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考古相关的一些东西又使学生们感到好奇，所以在备课过程中教师尽量围绕学生的认知水平展开教学，充分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和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同时，通过阅读课文让学生理解考古学家的工作，并站在考古学家的位置上思考问题。
三、教学目标分析
1. Knowledge aims：
Learn and master the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about archaeology in this period.
学生理解并认识和考古学及考古学家相关的词汇，为课文阅读及最后输出打下基础；
2. Ability aims：
（1） Use reading strategies （prediction by pictures and titles） to read.
（2） Apply skimming， scanning skills to improve reading ability.
（3） Make a presentation to improve students’ speaking ability.
学生学会用阅读策略，如通过上下文推理判断、根据图片提示猜测主题，理解文章大意。
在阅读中熟练使用各种阅读技巧，如略读、找读，提高阅读能力。
根据文本内容进行拓展训练，提高说的能力。
3. Emotional aims：
（1） Learn about general idea of archaeologists’ work and learn some knowledge of the Zhoukoudian Caves.
（2） Develop students’ moral quality to protect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s.
了解考古学家工作的相关情况，并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熟悉周口店这一文化遗址所折射出的早期人类的生活状况。同时提高学生的道德情感，了解考古学家工作及其发现的重要性并号召人们保护周口店。
四、教学重点、难点分析
教学重点：
1.以考古学家为主线，让学生了解考古学家所发现的周口店的一些具体物品，从而理解早期人类的生活状况；
2.体会考古学家所用语言，分析、理解并使用考古学家的思维进行思考，形成自己的见解。
教学难点：
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让学生掌握分析问题及解释问题的方法，并熟练运用。
五、教学过程设计
步骤1：Warming up （1 min）
Get the students to enjoy some beautiful pictures to the music.
设计意图：以考古发现的文物的精美图片为引，激发学生对考古学的热情。
步骤2：Lead-in （3 mins）
（1） Get the students to know the definition of archeology and the archaeologists’ work.
Archaeology is a science that studies physical remains found in the ground and people often use scientific analysis to uncover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s.
What do archaeologists usually do？ （find some clues from the sentence above）
excavate； collect； analyze
设计意图：让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引起学生对问题的探究，培养了学生观察问题的能力，同时让学生理解并掌握必要的考古词汇。
（2） Give the students some clues for reference and get to the topic of the reading ：
Zhoukoudian caves
located in Beijing
famous for the skull
……
设计意图：让学生大胆地开口去说英语，分享他们对周口店的了解。在进行口语表达的同时，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调动他们对即将要学习的知识的好奇心。
步骤3：First-time reading （reading for general idea） （ 3 mins）（见图1）
（1） Go through the text quickly and find out who visited Zhoukoudian caves：
（2）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is reading？
A. The farming and hunting of the earliest people.
B. The introduction of a group of English students to the Zhoukoudian caves.
C. The trade between the earliest people.
D.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of the earliest people in the Zhoukoudian caves in China.
（3） What did the archaeologist show to the students？
a needle a necklace and…
It’s here that we found evidence of some of the earliest people.
（What does here refer to？） The cave.
设计意图：让学生迅速浏览全文，了解这篇文章的题材特点。通过运用一定的阅读技巧来回答以上问题，把握文章主要脉络。同时锻炼学生通过课文中图片的内容迅速捕捉课文信息的能力，以及通过上下文进行推理判断的能力。
步骤4：Second-time reading（reading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13 mins）
（1） Answer some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first part.
① How could they live here？
②How did they keep warm？
③What wild animals were there all that time ago？
Conclusion ： the archaeologist explained the simple life of Peking man to students.
（2） Get the main idea of the second part by answering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nd put some sentences in right order.
①What does the needle look like？
②How did they make clothes？
Arrange them in the right order：
a. removing the skin
b. rubbing salt onto the skin
c. removing the fat and meat from the skin
d. cutting up animals
e. cutting the skin and sewing the pieces together
答案：d a c b e
Conclusion： the archaeologist focused on the tools and clothes.
（3） Fill in the blanks and answering the question.
What’s the necklace made of ？
Some beads were made of animal ______ but some were made of ______ .
Why was the archaeologist sure that some beads were made of fish bones？
Conclusion ： Archaeologist showed something related to the necklace to the students.
Final Conclusion： With the help of archaeologist， the students learned something about the simple life， the tools & clothes and necklace of the early people.（见图2）
设计意图：让学生通过二次阅读课文，完成上述练习，主要是帮助学生获得并理解文章的细节信息。通过对细节问题的理解，使学生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形成对早期人类生活的初步认识，并对考古学家如何得知早期人类生活状况形成初步的认识。学生可以从文中找答案，并通过讨论文本概括大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之成为课堂的主角。
步骤5 ：Third-time reading： critical thinking （7 mins）
Can you find some phrases or sentences that the archaeologist used to explain things to the students.
We think it is reasonable to assume…
We have been excavating…
We have been finding…
Our evidence suggests…
It seems…
As the botanical analyses have shown us…
设计意图：第三次阅读文本，让学生体会考古学家语言，分析语篇中的一些重要句式结构。同时运用批判性思维，了解考古学家的工作及其科学性，也为下一部分的使用语言积累素材。在这一部分，学生进行分组阅读，相互探讨，体现出新课程“合作学习”理念。
步骤6 ：Producing time （12 mins）
Make a presentation on “Cultural Heritage Day” in order to improve students’ speaking skills and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whole text.（见图3）
设计意图： 通过组织学生分组对课文进行重组，以考古学家的口吻为六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的“中国遗产日”做有关周口店的口头报告，使学生在对周口店了解的基础上进行扩展性运用，即总体概况――详细介绍――个人看法，目的在于加深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同时又锻炼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也侧重提高学生说的能力。在这一部分对学生所学知识进行整体评价。
步骤7 ： Homework （1 min）
Peking Man site under great threat
The Peking Man site at Zhoukoudian is facing an unprecedented（前所未有的） threat from humans and natural disasters. Experts warned that it might be taken off the World Heritage Site list if no action was taken to protect it.
……
1. Fi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its current situation.
2. Write a poster to call on people to protect it.
设计意图：学生在学完本节阅读后的扩展阅读，通过考古学家的讲解，学生已经了解到早期的人类生活及周口店的重要地位，但是目前周口店这一文化遗址受到了很多的外来威胁，让学生在已有知识基础上进行课外阅读，同时号召人们要尊重考古学家的发现并保护文化遗址。
六、教学评价设计
第3篇：对考古学的理解范文
从比较中认识研究对象
与美术考古学关系最密切的两个学科是考古学和美术史学,这里有必要通过比较,明晰三者研究对象的知识边界(参见下面比较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6],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其中的一部分,即“实物资料”中的“美术品”部分;另外,传世品也是美术考古学重要研究对象[7](P17),而它只是考古学研究中的平行参考资料。根据美术品的特征,下列两类实物排除在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之外:一是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但“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动物化石、植物孢粉等;二是仅具有实用功能,难以引起人审美感受的人工创造物,如灰坑、窖藏、矿井、水渠、壕沟等遗迹。美术史的研究对象包括建筑、雕塑、绘画、工艺美术、书法、篆刻等美术种类[1](P526)。它与美术考古的关系尤为密切,因为二者的研究对象和资料基本相同,只是侧重点和研究方法各异。二者的差别在于美术史是在纵向的时间序列中研究审美关系的发展演变,它的时间范围可以从古代一直延续到当代;而美术考古则要在特定的“考古学文化”这样横向的共生关系中,探讨“奠定这种审美意识的经济生产、社会制度、民族文化和受这些制约的一系列的特定环境下的审美创作活动”[8](P139),它只限于古代。该学科旨在通过美术遗迹和遗物的视角,深入研究隐藏在那些“物”背后的“人类观念”。例如,在绘画方面,美术史主要研究卷轴画,着重于表现手法、风格流派、画家生平等等,以把握时代的审美风尚和规律;而美术考古主要研究岩画、建筑壁画和墓室壁画。它要尽可能参考同一时期所有的考古资料、文献记载,以求在全面复原历史的情况下来微观某一美术作品,不但是时代的审美意识(确切地说,这方面要借鉴美术史的研究成果),而且是支撑这一审美意识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社会的方方面面,最后力求达到对该时期人类文化观念的认知和体察。再如,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多是雕塑艺术品和工艺美术品,这些作品因中国“重道不重器”的思想根源,很少有明确的创作者姓名留下,因此它们代表的是一种群体作品,具有社会性特征;而美术史则着重个案研究,如对艺术家或者艺术流派的关注,因此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9](P232)。归根结蒂,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服务于该学科的研究目的的。考古学旨在论证存在于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美术史在于研究美术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美术考古则是通过古代遗留下来的美术品了解人类的文化史和观念史。
从特征中把握研究对象
中国的厚葬之风体现了古人“视死如生”的观念,墓室是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的缩影,他(她)既要继续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又渴望在仙境中获得再生;隆重严肃的墓葬仪式和祖先祭祀活动,正体现了活人与死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生人往往借着死人的余荫,就是借着祖宗的功德或显赫的威名来在社会上立足。而死人又借着生人的功业而声名得以显耀,已死者和仍活着的人虽然死生之路断,幽明之路隔,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10](P180)正因为此,墓葬的形制规模、布局装饰和明器的使用,无不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精细心思。它们凝结了高度的艺术性,但当初人们在建造和制作时,却抱有明显的功利目的,这里艺术之美是服务于功利之用的。这样以来,中国的墓葬中包含了大量的社会文化信息,汉代墓葬出土的画像石砖就被喻为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美术考古学正要透过艺术来解码社会。
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还有相当大部分来自于宗教美术遗迹。宗教对艺术的依赖,使它几乎要把所有的艺术都统以信仰的名义,这一点尤其是在古代美术品中表现比较突出,因而宗教美术就成为美术考古学中分量较重的一个研究门类。石窟寺艺术就是一个代表。它集建筑、雕塑、绘画于一体,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中的一支奇葩。它非凡的艺术性背后,却是古代人们渴望摆脱现实的苦恼,为自己求得福地的功利性目的。古代工艺美术也有一大类是用来作礼器的,它们与政治、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如《礼记•郊特牲》载:“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11](P145),由此可见,陶器在郊祭仪式中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含义[12](P3);再如,《左传•宣公三年》载,鼎“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13](P437),青铜礼器之所以重要,就因为它是政权、神权合二为一的至尊象征;《周礼•春官宗伯》也有“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14](P193)的记载。其他如绘画中的帛画、壁画,建筑中的坛庙、陵墓、寺观,雕塑中的陪葬俑、象生、造像等等,它们都烙下了宗教的印记。
第4篇：对考古学的理解范文
【摘要题】比较研究
【关键词】李济/苏秉琦/邹衡/考古类型学
在近八十年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考古类型学研究，这些各具特色的类型学研究不仅记录了重要的考古资料，而且反映了学科方法论的发展历程。从社会学的视角看这些类型学研究在认识和实践方面存在的差别，一方面和研究者所处的学术环境以及考古学科发展状况有关，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是研究者本人的学习经历和知识体系结构。本文拟选择三位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产生影响但学习经历不同的考古学家及其代表作，试图从个体社会化差异方面探讨造成学术研究方面差别的原因。
这三位考古学家及其代表作是：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注：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集选》，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苏秉琦《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及《瓦鬲的研究》（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注：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及《天马——曲村（1980—1989）》[5]。
一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是对小屯10座墓葬中出土的76件青铜容器所作的类型学研究。他研究青铜容器形态时，像处理人头骨数据一样，把每个容器视为由若干部分即形态元素组成的复合体，为了便于研究他对容器的各部位进行了划分，并列表给出各部位的名称。
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容器型式的划分，起到了明显的规范作用。至于青铜容器的形式划分，作者仍沿用《殷墟陶器图录》提出的容器的分类标准，有以下四条：
（1）以最下部作为第一数的标准：圜底000—099、平底器100—199、圈足器200—299、三足器300—399、四足器400—499，……
（2）每目内再按照上部的形态，定0—99的秩序，大致依口径与体高相比的大小容器的浅深为准；口大的，身浅的在前；口小的，身深的在后；中间又以周壁与底部的角度，唇缘的结构等作更详细的划分准则：向外撇的居前，向内拱的居后。
（3）他种形式上的变化，如周壁的曲线，最大截面所在；耳、把、鼻、柄、嘴、流等，附着品的有无，往往构成该件器物的个性；这些变化并无秩序可循，只能随着具有这些附着品的器物一般的形制排列；序数后加罗马字，分辨型别，表示它们的个性。
（4）在形制上可以独立的器物，即构成一“式”，照所列秩序，予一数字，以为标本，名为“序数”；每一式内再分若干“型”，用罗马字标明，以类别形制相近而有小异的标本。
李先生的分类，首先将容器整体分解成上部“容量部分”和下部“底或足”，也就是非容量部分；器物下部为分类的第一标准，根据形态特征分为五类，即五“目”，器物上部的几何轮廓由倒梯形—宽扁长方形—正方形—高扁长方形—正梯形的顺序用01至99加以区分。首先，每种器物外轮廓的基本形态以三位代码的形式标记识别，编码打破了整体器形的限制，如在三足目中305、313、325、368都是鼎形器，中间的310却是爵形器，这种编码的实质是对器物形态分类的一种管理手段，而不是对器形整体演进的排序。其次，同一序数标记的器物，以更细致的外形要素的特征，特别是通过测量和计算得出的数据作为区分型别的指标。如248式觚形器，用腹径比体高的百分数得到高宽指数，数据区间为10.4至30.48，每进五点即设一个新型，由此得到P、Q、R、S、T由粗矮至细长五个型别。这种用数据的区间范围划分型别进行分类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分类方法颇为类似，比如按光波的波长由长到短分为红外线、可见光和紫外线三类。李济称：“这样分目排列的办法只具有一个极简单的目的：便于检查。至于这个排列的秩序是否可以看出形态上的关系出来，却是另外的问题”。举个例子，如M388出土的觚形器标记为248Q，其中第一位数字（2）和第二、三区位的数字（48）均为序数，第四位罗马字（Q）为型别。
苏先生首先从全器的结构和腹足的形式即基本形制特征研究如何分类，继而提出从产生原型去探讨不同形制陶鬲谱系的问题。后来他在《瓦鬲的研究》一文中又对这四个类型鬲的相互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前后两篇文章使用的类型符号及其指代的陶鬲的命名对照见下表。
《瓦鬲的研究》用单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型，与之对应的小写字母表示亚型，两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中间型，大写字母加阿拉伯数字表示组别。作者有着鲜明的追求历史过程的研究取向，以进化论的思想按发生学的原则论述了瓦鬲由产生而经历从A演进至B，从B演进至C，进而演进至D并最终衰亡的过程。《瓦鬲的研究》一文“结论”里提出的陶鬲发生、发展及其谱系关系，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于陶鬲的分类系统的认识。本文根据《瓦鬲的研究》一文“结论”的文字和附图制成表5，结合这个表阅读有关瓦鬲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作者先拟定出一条陶鬲进化的链条，每一类型下的组排列成具有演进关系的小链条，各个类型之间在通过中间型连接成更长的、较完整的链条。因此在陶鬲类型学研究中，作者排序的逻辑思维十分突出而分类的逻辑思维却不很清晰，《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提出的分组标准，既含有排序又含有分类，推测作者原本打算先把标本区分开，待找到确切的证据后再将其排序，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
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的类型学研究对象，是殷墟各地点的发掘报告中对于作者而言有分期意义的陶器和铜器。该文首创的表述器物型式的语言范式，已为当今中国考古学界普遍使用，即用汉字标示“类”，大写英文字母标示“型”，小写英文字母标示“亚型”，大写罗马数字标示“式”。例如陶器的型式有三种情况，最多见的是划分型、亚型、式三个层次，其次是划分型、式两个层次，最少见的是只用式别来区分。按照作者对17种陶器研究的先后顺序，归纳出陶器的类型学研究的体系结构，这一体系结构如左图一所示。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类型学研究体系包括分型和分式两部分核心内容，即分类和排序，换言之，分型就是分类，分式就是排序（注：陈畅：《试论考古类型学的逻辑和原则》，华夏考古，待刊。）。体系中的型式符号突出体现了标本之间的形态逻辑关系，但却不能由型式符号得出标本的具体形态，也就是说，这种型式符号所代表的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关系。
如果要说《天马—曲村》一书和《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一文在类型学研究方面的区别的话，前者是田野考古报告，首要的问题是准确真实地发表好资料，因此在这个前提下，报告编写者着重考虑的是器物类型规范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器物标本编码体系和器物标本形态特征之间关系的探索，并以青铜容器和戈、圭、璋三种非容器作了实验。
报告将青铜容器分为“底或裆”、“足”、“领、口或沿”、“肩”、“腹”五部分，分别将各部分的形态特征分类列表，并给予每类特征一个指定代码，参见表6。所有青铜容器都按照以上五部分的顺序用符号表示，形成该器物的型别编码，这样，一件青铜容器标本的整体基本形制特征的“标准化”通过其各个组成部分特征的“标准化”得以实现。例如如果将《天马—曲村》与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的类型学研究相比较，就会发现二者均以便于发表资料和研究为目的，按器物形态组成要素的特征进行分类，用大写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为代码标示。邹衡将器物的组成部位大致按照非容器部分和容器部分分开，先列出底、裆、足的特征代码，之后再由从上至下的顺序列出领、口、肩、腹的特征代码，似乎也是受了李济的影响，但又有别于李济的划分方式，如《天马—曲村》中铜甗M6069:2，型别为HFC01′，这件甗为弧裆、柱足，显然“裆”是一种特殊的“底”，和“足”不能混淆，不同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将甗归入“三足目”的做法。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天马—曲村》的分类系统采用面分类的方法，《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则基本采用了线分类的方法，即分类模式的差别（注：关于面分类方法和线分类方法，陈畅：《试论考古类型学的逻辑和原则》，华夏考古，待刊。）。
二
考古类型学研究是研究者的思维能力尤其是抽象思维能力和方法的体现。而抽象思维能力是个人接受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抽象思维能力的形成与提高是和学校的教育与培养分不开的。从三位考古学家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和学术成长过程的学科背景中可以领悟出他们各自的研究风格背后传递的学术思想。
李济在清华学堂毕业后，先后在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来”（注：张光直：《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后来他对器物形态的研究深受量人脑袋的启发，特别注重器物形态元素的组合方式，而其研究目的则深受美国人类学学科人本主义精神的感染，试图通过器物分析探究社会文化而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即意在研究人。例如，他认为小屯出土的原始土质爵形器的器形脱胎于龙山文化，这一点符合文化传承，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口部结构的演变则是工匠长期实践不断改进提高器物的实用功能的结果。李济按器物形态元素特征分类的类型学体系，为早期的中国考古学的器物研究打下一个新基础，并且一直影响到今天。
苏秉琦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由于学习中国史学的经历和史学传统的学术背景，致使他认为“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1997年出版。）。他的考古类型学研究大都采取史学的研究方法，十分注重事件的因果关系及过程；而发轫于生物界的进化论理论，又恰好满足了他以物的发展过程序列为研究目的的研究方式，于是进化过程和历史因果关系，构成了他的研究特色。这种特色在《陕西省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1983年《补序》（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里表现得最为充分。“系统的类型学理论，是瑞典人蒙德留斯（OscarMontelius）在1903年出版的《东方和欧洲古代文化诸时期》第一卷《方法论》中开始建立起来的。在我国，至三十年代，蒙氏的书有了两种中文译本；四十年代以后，苏秉琦先生则在大量实际分析、综合考古新材料的工作中，从中国考古的具体研究出发，为正确运用和发展这种方法论，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注：俞伟超、张忠培：《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超级秘书网
邹衡最先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两年后转入史学系，之后又学习考古学并取得硕士学位。他的类型学研究强调层位依据，即客观证据，型式的逻辑严谨、结构清晰，很明显同他最先学习法律有关系。从他的《我和夏商周考古学》（注：邹衡：《我和夏商周考古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了解到，他学习考古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史学问题，因此依然带有强调因果过程研究的史学特征。他最先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铜器，进而延伸到商文化的分期。他的类型学研究体系清晰地表现了分类和排序两种思维模式，在以类型学研究为基础的年代学研究中，他把考古学文化理解为由各种遗迹、遗物为元素组成的结构，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元素以及元素不同的结合方式，元素及其结合方式发生了变化，文化也随之变化，这种以器物组合变化为依据进行文化分期的方法和李济的类型学研究法反映了不同研究层次的同种思维模式。
二十世纪的一个时期里，中国大陆学术界对李济大都回避甚至批判。但是现实中许多考古工作者的类型学研究，又往往不自觉地袭用李济式的类型学模式，称为“某式某型”，将李济的“序号”和“类型”混同苏秉琦的“顺序”和“类型”，这样一来，在一个适用于器物形态元素的分类系统里，导入器形演进的思维方式，其结果必然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内类型学思想和概念的混乱。虽然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发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才将分类思想和排序思想协调起来，并逐渐规范了类型学的研究模式和语言范式，但是至今还没能彻底摆脱类型学研究中强调历时过程和因果关系的史学影响，而李济那种人本主义精神的考古学研究依然很难看到。
第5篇：对考古学的理解范文
“文明”相对“野蛮”而言，“文明形成”就是对“野蛮”的扬弃。“国家”或“文明社会”是历史前进的结果，因为“国家”作为社会机器，维持、促进了社会发展和进步，扼制了“野蛮”对社会发展的破坏。目前学术界对“国家”或“文明社会”的标志一般归纳为城市、文字、青铜器、礼器、王陵等等。对这个标志的个案分析和综合研究，是探讨文明形成的基本方法。鉴于文明起源与形成时代没有历史文献留传下来，这项研究所需资料只能依靠考古学解决。考古学对上述文明形成诸多标志的基础资料界定、取得、分析、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不一，难易程度不同，成果的科学性各异。
“文字”对于“国家”而言是个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作为“国家”的工具，并不是同步的。当前关于“符号”与“文字”的界定还并不统一，“符号”成为“文字”的质变点也无法确定，因而在探讨“文明社会”形成时，“文字”这种标志很难操作。从古文字学和历史学角度分析，从符号变为文字和从“野蛮”变为“文明”，它们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临界点发生“突变”、“质变”的。它们的“质变”点有时间差。
“青铜器”是生产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反映，青铜器的出现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发挥了多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至少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兵器的军事作用和作为祭祀、礼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过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在研究社会剩余生产品时不可将其作用估计过高。
现在谈论较多的礼器，实际上它们是“阳间”生活中“折射”。礼器是祭祀用品之一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文明社会”有关系。文明社会中必然有“礼器”，但祭祀用品的“礼器”不必非是“文明社会”的产物，祭祀用品的产生要早于国家出现。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非礼器”之界定，目前还没有寻找到科学的标准，这也要等待学科的发展，假以时日。至于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会分层，它们在“国家”形成问题上的意义是有限的。作为人类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研究成果已向人们揭示，“国家”和“文明社会”的社会组织是以阶级和社会分层为基础的，但不是有了社会分层，就必然出现“国家”。关于“王陵”的认定，从考古学一般理论上讲，“王陵”附属于“王”之都城，“王陵”应属“都城”一部分，没有或没找到相应“都城”的“王陵”，在确定这类墓葬墓主身份时尤应慎重。当然，“王陵”是“王”的阴间归宿，“王”是“国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国”。问题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墓之“王气”是重要的研究线索，但当务之急是要探讨“王陵”的客体“标准”。
对“文明社会”考古学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标志，最易操作的学术研究切入点。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为国家统治集团服务的，“城”的出现是与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记载：古人“筑城以卫君”。“君”是“国家”的人格化，“城”则是“国家”缩影的物化。在当前中国古代文明考古学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视早期城址（主要指龙山时代城址）的考古调查、勘探，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各地发现了一大批早期城址，这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讳言，这些城址是否属于文明形成时期的“国家”政治中心，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目前，关于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重要标志的“城”，也存在着科学界定的问题。这是研究古代文明形成的基础工作。这里我讲“城”不讲“城市”，就是区别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城市”。后者有重要的商业功能，因此城中有相当数量的“市民”；而前者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城”中不需要多少“民众”，这种“城”实际是一部“国家机器”。当前在有关“城”的考古学研究中，更应注意区别“城”、“城堡”和“村寨”。它们都在其周围筑有“墙”，这种墙的作法可能相近，有的甚或规模也相仿，但其作用不同。“城”之“墙”是“卫君”的，即保护国家集团的；“城堡”之墙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它们可以是“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以作为“野蛮社会”军事据点；“村寨”之墙是为其居民安全而修筑的，而“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都有“村寨”存在。因此，我们不能以城墙作为“城”的唯一或主要标志。如何区分“城”、“城堡”和“村寨”，也不能仅据其占地面积大小、墙垣规模等，更重要的应剖析其空间范围的内容。“城”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统治集团的政治中枢，主要应是城中“国家机器”物化载体——宫庙建筑。“城堡”之内主要为军事设施。“村寨”里面主要是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筑”。“城”、“城堡”和“村寨”之中的不同建筑，反映出其不同使用功能，说明各自的社会作用。因此，对有墙垣围绕的大面积建筑遗址，究明其内涵十分必要。这些恰恰是我们目前考古工作中应该更多予以关注的。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出现的城之宫庙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但可以通过对已知资料的了解、已知规律的研究去探索未知。如对目前尚存的明清时代的宫殿、宫庙我们可以考察。对唐宋、秦汉时代的宫庙遗址，通过考古发掘、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也可了解其基本面貌。由此向前追溯，已经考古发掘的商周宫庙遗址，夏代偃题二里头遗址的第一、二号宫殿建筑遗址，又为我们认识更早以前的“文明社会”城址中的宫庙遗址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照物”。
关于“宫”和“庙”的界定要有严格的学术标准。我认为中国早期城址中的主要庙是“宗庙”，而不是“神庙”。中国古代文明与地中海周围的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罗马古代文明重要的区别是，前者以“宗庙”为主体。后者以“神庙”为主体。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前者社会以农业为主要产业，以血缘政治为主；后者商、工、农多种产业并存，以地缘政治为主。因此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形成之初的城中之庙时，对此应给以加倍重视。
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的宫殿与史前时期的“公共建筑”有着本质不同。从布局形制上说，前者是封闭的，后者是开放的；从结构上看，前者是强调等级、突出个人的；后者是面向“大众”的。如时代较早的偃师商城的宫殿遗址，其周围筑有“宫城”，每座宫殿或几座宫殿还要有单独的围墙；属于夏代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第二号宫殿遗址各自围筑有单独的院墙。
”与宫庙殿堂建筑不能杂处。文明形成时期的“城”是“卫君”之地，也是统治者行使权力的地方。这种“消费”性“城”需要有为其服务的民众，但“民众”应安排在“城”附近的“郭”中，即所谓“郭以居民”。这种“郭”可以理解为象偃师商城之“大城”，也可以理解为“城”旁之“居民区”。我们注意到，龙山时代晚期也发现了一些内外双重城垣的城址。它们是否为“卫君”之"城”和“居民”之“郭”，还要通过进一步考古工作去研究。总之，我们在研究文明形成时期的“城”时，还要注意与之相关的“郭”或其附近的“居民区”遗址。它们二者是“分居”的。
第6篇：对考古学的理解范文
Reed说，我们是想找出另一种方法来确定人类何时开始穿上衣，因为衣服上和人身体上的虱子非常适应衣服，它们是衣服出现后才出现的。
数据显示，现代人类穿上衣服的时间比10万年前人类向更冷更高纬度的地区迁移的事件还要早7万年。这些数据是用考古学数据推不出来的，因为早期的衣物不可能至今还存在于考古遗址中。
这项研究还表明人类在人类褪去体毛后才开始穿衣服，遗传学的皮肤染色研究表明人类是在约一百万年前褪去体毛，这表明人类经历了很长一段既没有衣服也没有体毛的时期。
Reed说，人类既没有体毛也没有衣服，在非洲生存了成千上万年，同时，又地成功从非洲迁移到了世界各地，这件事非常有意思。
虱子之所以被拿来作为研究对像，是因为它不像其他寄生生物，它在寄主演化史中的很长一段时间是不存在的。这种关系允许科学家以此通过对寄生生物的研究来学习寄主的演变史。
应用来自虱子的珍贵数据集于人类演化的研究是最近20年才发展起来的，Reed说，这种方法同时也提供了许多能够用在诸如医药、演化生物学、生态学等众多领域的信息。
Reed说，这提供了研究寄主转换与入侵新寄主的机会，这些行为能从感染人类的传染性疾病的出现可知。
Mark Stoneking是德国莱比锡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基因学家，他在2003年通过对衣服上虱子的研究，推算出人类首次穿衣是在107000年前。但是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应用了更适于这个问题的新数据和计算方法。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院的讲师lan Gilligan说，此项关于虱子研究的新结果是未曾预料到的，比最早的有纯粹考古学证据的人类穿衣时间还要早很多，但是这很有意义，这意味着现代人类是正是由于暴露于寒冷的冰期而为了取暖才开始穿上衣服的。
Gilligan说，通过冰芯研究得来的温度估算，末次冰期发生在12万年前，但这项研究表明人类却是在18万年前的那次冰期中穿上衣服的。现在人类首次出现是在20万年前。
由于远古人类遗址中并没有留下衣服上的虱子的后裔用来作为样品，这项研究也无法得到80万年前在非洲之外的远古人类是否也身着某种类似衣服的东西。但是非洲之外的远古人类虽然存活了许多代，但也只有现代人类走到了今天。
第7篇：对考古学的理解范文
关 键 词：设计史教师 文化素养 作用
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艺术设计史课程，在整个教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设计史课程不仅为艺术学其他课程的教学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同时也为其他课程的学习作了非常重要的文化知识的铺垫。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设计史所体现的多学科交织的特点、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多元性”与“开放性”等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些问题的存在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设计史教师的文化素养在教学中的作用问题，仍然值得探讨。
一
设计史教师较高的文化素养有利于对设计史教材的整体把握。设计史课程的特点首先应该是历史，历史学的素养在设计史教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历史的一般规律性的认识对设计史的学习和研究具有指导作用。古代设计的发展史与古代历史的发展演变的线索、脉络基本上是一致的，尽管设计的发展不以社会性质的变迁和社会变革为依据，但是影响设计发展的决定作用应该是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变化。历史上的社会变迁和人口迁移对设计的影响也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
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介绍设计发展的历史条件，对于正确理解设计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源泉是十分必要的。设计发展史同这一时期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方面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关的。wwW.133229.cOm相反，设计运动的迭起、设计探索的推进，与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演进是分不开的。阿伯特·博姆认为：“传统的艺术史把物象孤立起来研究，把它作为几乎独立存在的现象来对待。而社会艺术史在探索把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置于广泛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背景中来研究。”①因此，具有社会历史学的理论素养，就可以对设计史的内容进行高度综合和概括，进而在宏观方面对其内容进行把握。
二
设计史教师较高的文化素养有利于对设计史和设计作品的时代特征进行正确的阐释和评价。对传统文物艺术品及物质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不仅仅是教学过程中的背景知识，而且还是准确理解和阐释设计史有关问题的必要知识。艺术教育家艾迪斯和埃里克森认为：“有些艺术教员不单向学生展示历代的艺术作品……把孤立的画家及作品和时代、地域联系起来，这样理解艺术史就有了基础。”②归根到底，艺术设计是通过艺术与科学共同的合成手段，创造着人们的全新生活，其中体现的就是一种文化。
中国古代的艺术设计与当时的时代特征密切相关。夏商周的礼制性设计艺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关系是其设计的内在根源。中国古代艺术设计的发展变化在许多历史时期都和周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的统治有关，形成了多个时期艺术设计的多元交融的时代特色。这种文化上的多元性特征对当时手工业的发展和艺术设计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设计史教学中，教师应该对艺术设计史中的多种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和评价，才能完整而透彻地阐释影响艺术设计的深层次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原因，学生才能在一个较高的层面上理解当时的艺术设计。可以说，设计史教师文化品位的高低是决定设计史课程教学质量高低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三
设计史教师较高的文化素养有利于设计史文献史料和设计史术语的正确解读。在教学和研究中，设计史课程也要使用多种学科的教学手段和研究方法。
中国古代设计史的内容和材料大多为考古出土的艺术品，对考古艺术品的研究离不开文献史料，设计史学与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具有直接的连带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术考古学所研究的内容有相当的部分与设计史研究的内容相重合，其对新兴的设计史课程的教学与研究的参照作用不言而喻。
对设计史的研究离不开文献史料，而对文献史料的准确理解又需要历史文献学的相关知识，所以，历史文献学对中国古代设计史的研究与教学就显得非常重要。在设计史教学和研究中经常会遇到很多难以解读的史料。因此，设计史教师加强历史文献学的学习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在设计史教学中还会遇到很多考古学、古生物学、神话学及历史文献学等学科的专有名词和术语，对这些专有名词和术语的解释，关系到学生对设计史内容的正确理解和教师教学任务的圆满完成。鉴于此，对多学科和交叉学科知识的学习和研究，是设计史教师应该负有的责任。
四
设计史教师较高的文化素养有利于对设计思想和设计观念的理论概括与升华。艺术设计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既涉及材料、技术，又涉及方法、观念；既是艺术，又是科学；既有人文学科的属性，又与自然科学相关；既有实用功能的限定，又有审美的心理的要求；既有文化的传承，又要求创新。因此，如何对以往的设计思想进行概括与提炼，关系到在教学中能否达到因材施教、深入浅出的良好教学效果。
对设计思想和观念的理论概括与升华，教师必须掌握和了解哲学、美学、宗教学等学科知识。陈乐民先生说：“任何学问就像剥笋一样，一层一层地剥下去，剥到核心，是哲学。”③黑兹尔·康威也说过：“虽然对于设计史不同领域的划分反映了设计者的专业结构，但是在实践和理论中，各个领域之间都存在着很多联系。”④在对待历史文化与艺术传统上，不能采取断章取义的态度，应该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加以概括和把握。
综上所述，艺术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与教师的文化素养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从长远来看，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创意能力的培养要比技能教育更为重要。设计史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课程，尤其是文史哲诸学科，对这些学科的学习和了解是设计史教师提高文化素养、达到良好教学效果的基本要求。
注释：
①albert boime.art in an age of revolution 1750-1800 [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②艾迪斯·埃里克森著.宋献春，伍桂红译.艺术史与艺术教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第8篇：对考古学的理解范文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她历史悠久、文字发达、文化面貌多采多姿。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流传，而且从未间断，为海内外炎黄子孙所自豪。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朝代。其中，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时代；商汤灭夏之后建立了商代；武王伐纣灭了商朝，又建立了周代。历史学家将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简称为"三代"。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还清楚地记下了夏商周三代君王的世系，其中商周两代的君王世系，已被地下出土的甲骨文和金文所证实，说明三代的存在是肯定的、不容怀疑的。
可是有关中国的历史年代只能上溯到西周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在西周时期，它已处于西周晚期。在此之前的西周早期和中期的年代、更早的商代和夏代的年代就说不清楚了。很多人在编写历史时，只能按自己的认识去估算，常常写上一个"约"字或在年代之后打个"？"号，表示有关年代的不确定性。这样做是不得已的，当然也是不准确、不科学的。
早在两千年前的西汉时代，就有学者对三代的年代进行研究。以后，历代的学者仍孜孜不倦地对三代年代进行探索。到了近代，还吸引一些国外的汉学家也投身到三代年代学研究的行列之中。他们在利用历史文献的同时，还尝试引入天文学的方法对天象材料进行计算，试图在三代的年代学研究中取得突破。不过，过去的研究者所用的手段比较单一，基本上是凭个人的力量进行研究，难度极大。虽也提出了各种结果，但受材料的局限和方法的不完备，缺乏必要的证据而不能形成共识，致使三代的年代一直未能解决。
中国古代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包括不少涉及三代年代与天文历法及天象的资料，这是研究三代年代的重要素材。以往的研究，主要靠这些材料进行年代学研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的几十年间，中国考古学获得飞速发展。对三代遗存的研究、特别是对三代物质文化的分期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建立起代表遗存早晚的文化分期序列。虽然它们只说明遗存间的相对早晚，但它包含有重要的年代信息。从这个分期序列中采选含碳样品进行碳14测年，就可得到与分期序列一致的年代序列。这就使原本反映相对早晚的分期序列，形成有一个个年代数据支持的年代框架。因此，将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与高精度测年相结合，为我们找到了另一条研究夏商周年代的途径，使三代年代学研究进入新阶段。近20年来，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积累，分期研究的成果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碳14测年技术的不断改进，使精度大为提高；历史学、古文字学、天文学等学科的研究也取得长足进展。因此，用多学科协作、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三代年代的条件逐渐成熟，建立三代年代框架已成为可能。
1995年秋，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邀请在京的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从事碳14测年的物理学家们一起座谈，提出用多学科协作、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三代年代的问题。与会学者也认为研究三代年代、制定夏商周年表，是各学科学者的共同愿望，已具备了进行三代研究的基本条件。继而就"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的可行性进行研究论证。1996年5月16日，李铁映、宋健代表国务院宣布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是中国第一个由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对重大学术课题进行联合攻关的项目。它的目的在于发挥各学科的优势，把200余位学者组织在"工程"设置的9个课题之中，用不同方法、从不同方面进行研究，将夏代、商代和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代框架建立起来。"工程"的实施，改变了过去以单一学科或单一手段进行研究的状况。采用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形式，以期对中国历史上处于文明早期阶段的三代年代学研究有所突破，使中国的历史纪年向前推进一大段，为进一步开展文明探源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经过4年的努力，"工程"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在各自进行的研究中，在一些关键点上获得突破，建立起三代的年代框架；并对商后期和西周列王的年代进行推断，在年代学研究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进展。
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具体目标是什么？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目标是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时期年代表。根据夏商周时期各阶段积累的材料不同，确定以下具体目标：
1. 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2. 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3. 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 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三、为实现上述目标，"工程"采取哪些研究途径？设置哪些课题？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由历史学、天文学、考古学、碳14测年技术等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实施的系统工程。它的研究途径主要有两条：
1. 对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有关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
2. 对有典型意义的三代遗址、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含碳样品，进行常规(液闪)和AMS(加速器质谱计)法的碳14年代测定。最后对各课题通过以上两条途径及其它方法得出的结论进行综合，使研究进一步深化，得出尽可能合理的三代年代学年表。
"工程"设置9个课题，最初设置36个专题。在实施过程中，根据需要又增设了8个专题，共计44个专题。这9个课题是：
1. 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
2. 夏商周天文年代学综合性问题研究；
3. 夏代年代学研究；
4. 商代前期年代学研究；
5. 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
6. 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
7. 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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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碳14测年技术的改进与研究；
9. 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与总结。
四、碳14测年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选择这一技术来解决三代年代？
自然界存在3种碳的同位素，它们的重量比例是12：13：14，分别用碳-12、碳-13、碳-14来表示。前二者是稳定同位素。碳-14则有放射性。它在大气中存在，在大气高空层中，因宇宙射线中子和大气氮核作用而生成。它在大气中与氧结合成C4O2分子，与二氧化碳(CO2)的化学性能是相同的。因此，它与二氧化碳混合一起，参予自然界的碳交换运动。它因光合作用而被植物吸收、并贮存在植物之中。人和动物需要食用植物，于是也在人体和动物体内存留。生物在存活期间，他们不断地从大气中获取这种放射性碳。但是任何一种动物或植物一旦死亡，它就停止吸收，而且会使存留体内的这种放射性碳不断减少。大约在5730年间，它的含量可以衰减一半。因此，物理学家将5730年称为"半衰期"。由此可知，只要用仪器测出树木、谷物、人骨、兽骨等生物遗骸中现有的碳-14含量，与它原始的碳-14水平相比，就可以推算出它们在多少年前死亡，进而可以推断与它们共存的遗存(诸如建筑遗址、墓葬或其它遗物)距今已有多少年了。
在考古界用于测定年代的方法有好多种，如古地磁断代法、钾─氩法、裂变径迹断代、陶器热释光(TL)法断代等。但它们的精度不高，误差较大，不能用于历史时期的年代测定。碳14测年技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内取得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因技术改进、精度得到提高，使历史时期的年代测定成为可能。在"工程"启动之前，我们一些同志就在考虑利用考古学分期成果提供的年代信息，采用碳14测年技术对三代年代进行研究。在"工程"实施过程中，藉考古信息所作的碳14测年，在三代年代学研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构架夏商周年代框架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碳14测年技术几十年前就已出现，为何到近年才用于三代年代学研究？
碳14测年技术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出现。中国在60年代引入这一技术，并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立了第一个碳14实验室。最初测出的年代数据公布以后，立即受到考古界的普遍重视。诸如当时围绕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孰早孰晚的争论，因测定的年代作了客观的说明，自然而然地平息下来。到了70年代，测定的碳14年代数据越来越多，各地的史前考古学文化遗存几乎都测有一批年代，使新石器时代各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在年代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得以建立。这一成果非常重要。碳14测年技术引入考古学，被认为是史前考古的一次革命。
可是，当时的碳14测年技术的精度还不够高，误差比较大。史前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社会发展的速度和文化面貌的变化都较缓慢，这些误差在测定史前时期的遗存时，并不显得很突出。但历史时期的情况就不同了。一个历史事件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每个事件都需要用一个准确的绝对年代来说明。如果就这个事件给出的年代，误差达100年甚至更多，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在测年的精度还不具备研究三代年代时，这项研究就不可能被提上日程。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碳14测年技术有了很大改进，精度大为提高。"工程"实施期间，常规碳14的测年精度已达到0.3%。加速器质谱计的测年精度达到0.5%。另外，采用系列样品与树轮校正曲线拟合，使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换算成日历年时，也提高了精度。在这种情况下，开展三代年代学研究的条件基本成熟了。
六、什么叫树轮校正曲线？怎么进行校正？
树木在地球上生长时，它的树杆每一年都长一轮，称为树轮或树木的年轮。每棵树的截面上，都可以看到一圈又一圈的年轮。从树心到外缘数出多少个年轮，即可知道它的树龄有多少年。如果找到一棵大树，在它的断面上数出5000个年轮，说明它的树龄有5000年。不过，实验证明，从这棵大树的不同年轮取样作碳14测年，所得的碳14年代与树轮的实际年代是有差别的，它们的实际差距从2000年内基本一致，到五、六千年前偏近约800至1000年。因此，各国的科学家们在准确测定树木年轮的年代之后，将碳14年代与精细的树轮年代学方法进行比较，从中找到了误差的规律，并用树轮对碳14年代作了精确校正，这就是树轮校正方法。现在已经可以用近万年的树轮，去校正碳14测定的年代。经过校正的年代代表了被测物质生长的日历年代。
出现上述差异是由于大气中的碳14浓度并非一成不变。诸如太阳黑子爆炸、火山喷发等各种因素，都可以使大气中的碳14的浓度发生变化。这就决定了在碳14年代与树轮年代的校正的坐标图上，出现的是一条曲线(如果碳14的浓度一致、没有变化的话，出现的应是直线)。建立碳14年代的校正曲线，是很繁重的一项工作。1965年问世的树轮校正曲线几经改进，综合1000多对由不同实验室测定的数据，建立了统一的曲线和表。1998年建立的高精度树轮年代──碳14年代校正曲线，目前被确认为国际通用。
过去在将含碳标本测得的年代数据作树轮校正时，往往是单个数据与曲线拟合。由于曲线的一些部位作锯齿状，拟合时的范围较大，因而误差也较大。这次改用系列样品测得的若干年代与树轮校正曲线拟合，效果就不一样了。由于若干个成系列的数据的连线也是曲线，将它与树轮校正曲线拟合，成了曲线与曲线的拟合，这使校正误差明显缩小。"工程"中测定了数百个碳样，并用上述方法进行拟合。实践证明，用考古学家提供的、早晚成系列的含碳样品进行碳14测年，将这些年代数据与树轮校正曲线拟合，其误差比过去大为缩小。这就确保了所得日历年代的准确性与可信性。
七、能否以实例说明上述方法在解决年代方面的作用？
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西周时期年代，是"工程"中采用多学科联合攻关的重点之一。"工程"实施过程中，北京房山琉璃河墓地依墓葬所分的三期六段，提供了系列样品。三期代表了西周时期的早、中、晚期，分段是指每期遗存中还有相对早晚的遗存。它们的年代跨度从西周初至西周末。这些含碳样品用常规碳14方法测年，得到了与考古分期序列完全一致的年代序列：
西周早期(1) 1040─1006B.C.；
(2) 1015─950B.C.；
西周中期(3) 960─918B.C.；
(4) 935─850B.C.；
西周晚期(5) 852─810B.C.；
(6) 820─750B.C.。
从上述年代可以看到：西周时期的年代约当1040─750B.C.。这三期的年代早晚有序，与考古分期序列完全对应、没有矛盾。
诚然，就西周年代而论，靠一个地点测得的年代，还不足以作为西周年代立论的依据。因此在陕西长安的丰镐遗址、山西曲沃的天马──曲村遗址乃至琉璃河遗址的居住址等相关的西周时期遗存，也依它们的分期作了碳14测年。鉴于这几个地点的早中晚期能够对应起来，所得的年代与遗址的分期一致，也与琉璃河墓地早中晚期测得的年代一致，由此可以说明，依遗存的分期成果而构架的西周年代框架是可信的。
当然，上述年代之准确性，还需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衔接而得以确认。天马──曲村遗址的晋侯墓地中的8号墓的测年解决了这个问题。
晋侯墓地的8号墓中出有晋侯苏编钟，钟铭上刻有"唯王三十又三年"的纪年。从随葬物品可以判断该墓为西周晚期遗存。但西周晚期诸王中在位超过三十年的只有厉王和宣王。那么，此墓究竟是厉王还是宣王呢？学者们的看法很不一致。
从墓中采选的木炭和骨头用常规碳14测年，经树轮校正曲线拟合后得到的日历年为808±8B.C.。这一年代与琉璃河墓地所分第三期(西周晚期)的年代范围没有矛盾。按《史记·晋世家》记载，晋侯苏死于周宣王16年，即公元前812年，与测年结果十分接近。但这一结果的价值，不只是解决了晋侯苏钟上所记的"唯王三十又三年"乃厉王之纪年，从而平息了一场争论；它还把"工程"中测得的西周年代框架与公元前841年自然地衔接起来。这就把"工程"建立的三代年代学框架，落在841B.C.这个基准点上，三代的年表将以此为基点往前延伸。足见碳14测年得到的年代，其可信度是很高的。
八、武王克商的年代涉及商周分界，这个年代碳14测年能解决吗？
武王克商的年代在三代年代中的位置十分重要，因为它涉及商周两代的分界。两千年来有不少学者对它进行研究，力图对这个年代有个准确的说法。但因以往的研究受材料与手段的局限，虽然提出了至少44种说法，均因证据不足而未能形成共识。这44种说法中，最早的为1130B.C.，最晚的为1018B.C.，前后相差112年。
"工程"启动以后，将这个问题作为重点，专门设有一个课题，组织各学科的学者进行攻关。根据考古学提供的年代信息，常规碳14测年提供的第一个日历年就是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围。
1997年在丰镐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组可以分期的典型文化层。最下层的窖穴(编号为H18)中出土许多文化遗物及木炭、兽骨和炭化小米；从陶器等遗物可判定是先周文化晚期遗存。它的上面分别叠压有西周初期的文化层(T1第4层)、西周早期的两个窖穴(H16、H11)、西周中期的两个窖穴(H8、H3)和文化层(T1第3层)。由于H18与第4层之间没有发现因自然原因堆积的地层，表明H18与第4层是当时的居民在此活动期间持续形成的。它们形成的时间应在武王克商事件的前后，或者说，武王克商事件发生在使用H18这个窖穴与第4文化层堆积形成的年代范围之内。考古学家从这一组单位中分别采选含碳样品，用常规碳14方法测得的年代、经拟合换算成日历年后，得到了它们所跨的年代为1050─1020B.C.，提出武王克商的历史事件，应在这一年代范围之内。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个系统工程。一个年代范围的正确与否，除了看这个年代的立论依据是否可靠外，还要看它与之相关的年代是否与之衔接或不矛盾？对此，可将它与相关专题测得年代进行对比，在比对中予以检验：
安阳殷墟第4期(商王帝乙、帝辛时期)的年代为1080─1040B.C.；
琉璃河西周初期的年代为1040─1006B.C.；
天马──曲村西周早期的年代为1020─970B.C.。
由上述不同地点测得的年代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前后衔接、没有矛盾。说明为解决武王克商的这一事件而测得的年代范围是可信的。
特别要提到的是：在整合过程中，曾有人提出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围只有30年是否短了一些？为此，碳14课题组的同仁专门进行复核，先后提出了30多个假说进行演算，结果证明这个年代范围是不可推移的。
利用考古学家提供的年代信息，经碳14测年获得的武王克商的年代，虽然不能确指在哪一年，但给出的年代范围把原来的112年缩短为30年，这不能不说是个重要成果。
九、将公元前1046年定为武王克商年的根据是什么？应该怎么看待这个年代？
武王克商年代范围的确定，为最后推定商周分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一绝对年代的提出，主要是依据文献中有关克商时的天象记录、由天文学家计算而提出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陕西临潼出土的一件青铜器(利簋)的铭文中，记录了武王征伐商纣的事迹。"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明确记录了克商的那一天是甲子日，证明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克商那一天的干支"甲子"是正确的。"朝"字指早晨。"岁鼎克闻夙有商"句中的"岁"字，张政教授认为是岁星，即木星；"鼎"作"当"解，指岁星正当其位，即周的星土分野鹑火。
《国语·周语下》记有伶州鸠的一段话："昔武王克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把克商时的天象记的很清楚。天文学家根据所记的日月星辰的位置进行计算，得出了武王克商发生在1044.1.9B.C.和1046.1.20B.C.两个结果。这两个结论均有合理之处，差别在于对金文中使用的纪时词语(习称月相)的理解不同。鉴于1046B.C.说与推定西周王年时对纪时词语的理解一致，选用了这一结论。
武王伐纣是商周两代的分界，应有一个绝对年代来表示。在1050─1020B.C.这一范围内，可以选为武王克商年的还不止这两个年代。例如，有一种算法是取古本《竹书纪年》所记西周积年257年说，由平王东迁之年、公元前770年上溯257年，得公元前1027年为武王克商之年。这一说法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综合各种条件，特别是考虑到西周列王研究中的一些条件，选择1046B.C.说是几种说法中相对较好的一个。如果将来有新的材料证明其它说法比这个结论更为合理，届时可予以变更。
十、西周列王的年代是怎么推定的？
西周列王年代的推定，也是多学科交叉协作的产物。由于要对每个王世的在位时间有个具体的年代；而每个年代的确定，又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所以这项研究的难度是很大的。上面提到的北京房山琉璃河、山西曲沃的天马──曲村等西周遗址中，根据考古分期采选的碳样所作的碳14测年给出的年代，虽然不能直接给出每个王的年代，但早中晚期的划分也涉及王世。如西周早期包括武、成、康、昭四个周王；中期包括穆、共、懿、孝、夷五个周王；晚期为厉、共和、宣、幽诸王世。所以上述年代对具体王年的推定也是有意义的。
具体王年的推定，主要依据西周有铭青铜器中的纪年铭进行历日推算而给出的，有的则是根据文献资料进行天文学研究而确定的。前者是在考古学家对西周青铜器进行分期研究的基础上由天文学家进行演算后推定的。
在西周的有铭铜器中，有不少铜器都记有年、月、干支(日)和纪时词语等内容。但并不是每器中都记有这四个内容，只有约60件铜器的铭文中，有年、月、干支、纪时词语这四项内容。这次就以这些"四要素"齐全的铜器为素材，在分期的基础上推定王世、再作历日推算，以检验推论的可靠性并推算其年代。
在这"四要素"中，年、月、干支(日)是不难理解的，但加上"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这四个纪时词语，就有一个如何理解的问题了。以往将它们都称为月相，理解为每月中人们看到月亮时月面盈亏不同而分别用四个词称呼之，所以出现了四分说、定点说、二分二点说等不同解释。"工程"实施过程中按这些说法排入历谱进行推算，发现均有不合理之处。后据西周晚期铜器铭文进行归纳，提出以下认识：
初吉，出现在初一至初十。
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均为月相，"既"表示"已经"，"望"即满月，"霸"指月球的光面。既生霸指新月初见至满月；既望指满月后月面尚未明显亏缺；既死霸指月面亏缺到月光消失。目前推定的王年，就是按上述理解将四要素俱全的铜器铭文进行历日推算而提出来的。不过，上述理解虽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但仍有三件铜器排不进去。是铭文中的干支记错了还是上述解释有缺陷？只能留待以后发现新材料后再作进一步研究。同时，铜器铭文中记述的某王多少年，只说明他至少在位多少年，却难以断定他的实际在位年。但因无法搞清他的实际在位年，因此目前推定西周列王的在位年中，有的王年可能因新资料的出土而在未来的岁月中会有变动。不过，由于多学科协作而对各种可能作了详尽的研究与计算，它比以往的研究有不少改进、结论也更趋合理。其中，有些年代的推定还是有依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个系统工程，年代框架的建立，当然要有若干基点作支撑。
例如：古本《竹书纪年》中记有"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内容。所谓"天再旦"是指天亮了两次。有人认为是在天亮之际发生日食而引起的，并推算出这次日食发生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郑地在今西安附近，距西周时期的都城丰镐不远。1997年3月9日，我国境内发生本世纪最后一次日食，在新疆北部正好是天亮之际。为此，"工程"组织天文学家在那里布网实地观测，看到了日食前天色已明、日食发生后天色转黑、日食结束天色复明的全过程。从实地观测证明："天再旦"为日全食记录的说法是可信的；西周晚期懿王元年在郑地看到的天再旦天象是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日全食的推算是正确的。这样，将懿王元年定为公元前899年是合理的。这一年代的推定，可以作为西周王年研究中的一个支点。
再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晋侯墓地中8号墓的年代的确定，可知晋侯苏钟所记的"唯王三十又三年"乃厉王的纪年。它说明厉王在位不会少于33年，可证《史记·卫世家》和今本《竹书纪年》所记厉王不足30年是错误的。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厉王为37年。另有一件善夫山鼎，它的铭文中铸有"唯三十又七年"的纪年。由这件铜鼎的形制、纹饰与颂鼎相近，属厉王时器，可证厉王37年说可信。今取共和当年称元说，厉王37年为841B.C.，则厉王元年为877B.C.。
此外还有一些支点，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十一、商后期的年代学研究中，甲骨文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商后期年代学研究中，主要依据殷墟文化分期(四期)和甲骨文分期(五期)的研究成果。我们从每期遗存中采选系列含碳样品进行碳14测年，所得年代数据经过拟合、换算成日历年后，得到两个与分期序列一致的年代序列。由于这两个分期序列中所断的王世可以对应起来，所以在两个年代序列的比对中，不仅可以建立商后期武丁至帝辛的年代框架，也可为推定武丁至帝辛的王年打下基础。
在几十年的研究过程中建立的甲骨文分期，每一期都可与商代王世对应起来：第一期为武丁时期；第二期属祖庚、祖甲时期；笫三期为廪辛、康丁时期；第四期为武乙、文丁时期；第五期为帝乙、帝辛时期。根据安阳殷墟发掘的文化遗存进行的分期(四期)，因一些单位中出有可以推断王世的甲骨卜辞，因而可推定其相应的王世：第一期的早段约当盘庚、小辛、小乙时期，晚段因伴出组、午组卜辞而推定为武丁早期；第二期遗存中出土铸有妇好、子渔等宾组卜辞中的人物，推断为武丁晚期，下限可到祖庚、祖甲二王世；第三期地层中出有康丁、武乙的卜辞，故推断与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同时；第四期则与帝乙、帝辛时期相当。因此，只要取样合格、测年的精度得到保证，所得的两个年代序列例应对应起来。"工程"实施过程中，在殷墟文化四期遗存中采集的碳样用常规碳14测年，得到的日历年代为：
第一期早段：1370─1260B.C.；
第一期晚段：1261─1239B.C.；
第二期 ：1255─1200B.C.；
第三期 ：1205─1070B.C.；
第四期 ：1087─1036B.C.。
依据甲骨分期所采的107个碳样，目前只测了三分之一，数据太少。由于制样方面的原因，有的数据还出现明显偏早的现象。所以，有关商王在位年的推定，还需等到测年工作全部完成后才能研究。不过，现已提供的年代序列，与常规碳14测定后建立的年代序列还是一致的，有关廪辛至文丁的年代与上述第三期的年代基本吻合，说明依据殷墟文化分期、用常规碳14测年方法建立的商后期年代框架，是合理而可信的。
十二、天文学家利用天象记录在商后期年代学研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天文学在商后期年代学研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突出地表现在天文学家依据宾组卜辞中记录的五次月食，为推定武丁的年代作出了贡献。
宾组卜辞中记录的五次月食，都属发生后记录的验辞，它的可信度在学术界是公认的。宾组卜辞比组、午组卜辞略晚，其年代约在武丁时期或晚至祖庚之世。近二十年来，古文字学家在对甲骨文进行分期、分类研究方面有不少新进展，对这五次月食的先后次序也提出了一些看法，有些看法在一些学者中相当接近。这次在古文字学家的参与下，天文学家依以下排序而计算的年代最值得重视。这一组月食的年代为：
癸未夕月食 1201.07.12B.C.
甲午夕月食 1198.11.04B.C.
己未夕皿庚申月食 1198.11.04B.C.
壬申夕月食 1189.10.25B.C.
乙酉夕月食 1181.11.25B.C.
按这一组年代，可以推断武丁之世的年代范围为：
1. 1239─1181B.C.(即假设这五次月食都发生在武丁之世)；
2. 1250─1192B.C.(即为一些学者主张的壬申、乙酉两次月食发生在祖庚之世)。
由于月食发生的频率较高，世界上每个地方几乎每年都能见到一次月食，所以用月食计算年代比用日食计算年代的困难大得多。对上述五次月食的排列，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次序，必然会得出许多种不同的结果。为此，有关专题组对可能出现的情况都一一作了研究与计算。此外，己未夕皿庚申月食中的"皿"(向)字的释读，学者们有不同看法等等，这都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不过，武丁是个有名的君王，文献中对他在位59年多无异议。任何排序组合的年代范围只要超过59年，即可排除在外不予考虑。按文献记载，盘庚迁殷至商纣灭亡的总年数有273年、275年、253年、251年诸说，那么武丁至商纣的年代必少于275─251年。上面推定的武丁年代的可信度，将由克商之年上溯，少于上述总年而得以论定。再说，在1400─1160B.C.这一期间安阳可以看到的月食，其干支为甲午的月食最早为1229B.C.。因此，即使不采用新的甲骨分类排列月食次序，这五次月食中推定的年代即使只有一、两次是对的，武丁在位的年代范围也不会有大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以武丁时期的遗存进行测年换算成日历年后，其年代与月食计算所得的年代是一致的。前面已经谈到，武丁早期的一个年代为1250±11B.C.，武丁晚期至祖甲时的年代为1255─1200B.C.，说明用宾组卜辞中五次月食用天文学计算所得的年代是可信的、准确的。
武丁年代的推定，不仅解决了这一古代君王的在位年代，而且可以推定盘庚迁殷的年代不会超过公元前1300年。它还证明用文化分期提供的信息测得的武丁至帝辛的年代框架是合理的。这一年代框架的建立为武丁至帝辛诸王在位年代的研究确定了范围。
十三、除了上述方法，历史学家在商王年祀的研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历史学家依据甲骨文中黄组卜辞和晚商青铜器中记有时王年祀的材料，对晚商时期的周祭祀谱作了复原研究，就商代末年的文丁、帝乙、帝辛这三个商王的在位年作了推断。这也是一项有价值的探索。
近二十年间的研究表明，黄组卜辞是文丁、帝乙、帝辛时期的遗物。研究者以有关材料中年祀、月名、干支、祀典名、祖先名齐全的的那部分材料为基础，将没有年祀，但有月名、干支、祀典名、祖先名或单记其中一项内容的材料都收集一起。利用这145件资料，对商末三王的周祭祀谱作了复原研究。
从甲骨卜辞的内容可以看出，商代王室、贵族对祖先的祭祀极为重视。他们用五种祀典对上甲以后的祖先轮番地、周而复始地进行祭祀。这种祭祀还一个王世接着一个王世持续不断地进行，并在甲骨卜辞中记录下来。黄组卜辞中以五种祀典对祖先轮番祭祀一周需要36旬或37旬(二者基本上是相同安排的，但有时也有错漏或连续进行的)。由于两个周期与两个太阳年的时间相当，因此，利用卜辞等有关材料排出周祭祀谱，算出某一王世举行了多少个祭祀周期，理论上是可以推定某王的在位年数的。
经过排谱研究，得到了文丁时举行过11个36旬型周期、11个37旬型周期，总计22个祭祀周期，因而推测文丁在位22年。帝乙时也有11个36旬型周期和11个37旬型周期，共22个祭祀周期。但帝乙22祀与帝辛元祀不能接合，他的在位年当大于22年。帝辛时举行了13个36旬周期、21个37旬周期，合计34个周期。这里，36旬周期与37型周期的数量不等，原因何在，尚需研究。但34个祭祀周期的存在，提供了帝辛在位年或为34年的可能。
历史文献中对上述三个王世的在位年也有记载，如文丁有3年、13年等说；帝乙有9年、37年说；帝辛有33年、52年等说。但这些古籍的成书年代较晚，资料来源也不甚清楚。甲骨卜辞和金文材料均为商代遗存，是当时的记录，其可信度显然比前者要高。所以，借这些宝贵资料去研究商王的年代，应是我们研究时的首选方案。
甲骨文和金文中记载的某王几祀、月份、干支及祀典名等内容，其"隹王几祀"是指某王在位的第几年。商人使用的是阴阳合历，月份是大小月相间排列的，大月一般为30天，小月是29天，有连大月和闰月。在上述三个周祭系统中有的相当紧密，如帝辛二祀至十一祀的材料。已知这一期间没有十三月的记载，而有年中置闰的证据，表明月份与季节基本上是对应的。因此，为进一步检验上述推论的准确性，用天文方法将有关材料排入具体的历日之中，看看能否排进去或哪些年份的材料可以放进去。假如能够排入具体的历日之中，可以提供有关王年的具体日历年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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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周祭周期、干支周期与月份周期之间存在一定关系，所以两个祀年、月份、干支、祀典名和被祭先祖名齐全的材料之间相距的日数、闰月和闰旬数都可以推算出来。推算帝辛周祭系统的可能年代时，以十一条祀年、月份、干支、祀典名和被祭先祖齐全的材料为基点，对二祀至十一祀周祭祀谱在历日中的位置作了推算。推算结果，在1100─1050B.C.之间，帝辛元祀的可能年份有1100、1095、1090、1080、1075、1070、1065、1060B.C.等8个。基于克商年选定为1046B.C.，帝辛元祀为1075B.C.的话，则帝辛在位为30年。
用同样的方法对帝乙与文丁的材料作了推算。结果得出帝乙在位26年或36年两种可能。今取帝乙26年说，则帝乙元祀为1101B.C.。文丁在位年的推算，因材料较少，不能提供有价值的年代。
总之，历史学家的研究结果，经天文学家的检验，使有关结论更具说服力。这是多学科合作中提出的一条新思路。尽管用不同方法得到的结论在表面上不甚一致，但用排入历日的方法──即使排入的是一小段(如帝辛二祀至十一祀)──那也是说明问题的。因为它印证了所排的周祭祀谱是合理的(哪怕是一部分合理)。目前虽还不能给出在位多少年的明确结论，但从设定的条件下算出若干个年份可供参用，实际上已经排除了许多不合条件的年份。所以，只要对所用材料的年代判断正确；运算的方法科学、精确；对相关条件的设定符合商代历法的实际情况，其结果应该是可信的。
十四、商前期和夏代的年代为什么没有像商后期和西周那样对王世有较明确的说法？
这是由于材料不足而造成的。在商前期和夏代年代学研究中，没有商后期中可以利用的大量甲骨卜辞；也没有西周时期有一批可供分期断代的有铭铜器和"四要素"齐全的铭文材料。这一状况，就决定了在商后期和西周年代学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不可能在夏代或商前期的年代学研究中使用。
夏与商前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也做得不少，有关分期基本上也被学术界同仁所认同。但是有两点与商后期和西周时期的考古是不同的。
1. 虽然夏代的世系(十四世十七王)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得很清楚；商前期自成汤至盘庚诸王世系在《史记·殷本纪》中也交代得很明白，但因夏与商前期考古遗存中缺乏上面提到的可以推断其王世的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资料，使有关分期不能像商后期或西周时期的那样，与王世直接联系起来。由此而来的是，依据文化分期提供的含碳样品在作碳14测年、换算成日历年代后，这些年代也不能与王世联系起来。
2. 对考古学文化的属性和某些分期的认识在学术界未获共识。诸如：是根据文献中记载的夏、商古都去推定考古学文化的族属、进而推定哪些是夏文化、哪些是早商文化？还是用考古方法从已知的考古学文化中进行分析，去划分夏商文化的分界，进而去论定哪种考古学文化是夏代文化？夏代文化与商代文化是同源还是各有源头等等，目前都存在分歧。在缺乏文字等实证的情况下，这些分歧无法得到统一。在夏代和商代的分界还未解决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就它们的王年等开展研究。基于上述原因，在"工程"的可行性报告中，有关夏代和商代前期在年代学研究中的目标与要求，跟商后期和西周的目标与要求有所不同，就是这个道理。
十五、目前公布的夏代与商前期年代框架是怎么推定的？
为了保证碳14测年的高精度，物理学家们对古代遗留下来的的树木，按年轮取样后分别进行测年，其最外缘的年代应为该树死亡的年代，借此可推定与它共存的文化遗存的年代。由于从古代树木的年轮中取样，它的系列样品与建立树轮校正曲线的依据同为树木之年轮，拟合时的精度高，所以它的年代可视为年代框架的重要支点。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中所用木椁的椁板外缘测得的年代就是一例。在郑州商城发掘的一口水井中用作井架的古木，因长期泡在水中，古木的保存情况极佳，有的部位还能看到树皮。采集后用不同树轮的样品作碳14测年、经树轮校正曲线拟合换算成日历年，判定古树的砍伐年代为1400±8B.C。根据考古分期，水井属二里岗上层一期。这样，用这口水井井架测得的年代，可以推定二里岗上层一期遗存的年代。它作为商前期年代的一个基点，对检验其它年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学术界对在河南偃师和郑州发现的两座城址均属商代前期的城址的认识甚为一致，所以把这两座城址作为研究商前期年代的对象是不错的。"工程"实施过程中将这两座城址列入专题，对它们的文化遗存作了分期研究，并分别采选系列含碳样品进行碳14测年。测年组将碳14年代换算成日历年后，得到了两个与分期序列一致的年代序列。郑州商城的年代为：
二里岗下层一期：1580─1478B.C.；
二里岗下层二期：1485─1415B.C.；
二里岗上层一期：1429─1392B.C.；
二里岗上层二期：1390─1210B.C.；
偃师商城的年代为：
第一期一段：1600─1560B.C.；
第一期二段：1532─1486B.C.；
第二期一段：1500─1461B.C.；
第二期二段：1467─1387B.C.；
第三期 ：1380─1260B.C.。
这两个商城的分期是相对一致的。即从考古分期的角度判断，偃师商城第一期二段至第三期，与二里岗下层一期至二里岗上层二期遗存的面貌、特征相对一致，它们的年代也应相当。这样，它们的年代与分期是否一致，可以在比对中进行检验。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这两个年代序列与分期是相对一致的，因而都是合理的。
作为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偃师二里头遗址的测年结果也已给出，它们的年代为：
第一期：1780─1730B.C.；
第二期：1740─1590B.C.；
第三期：1610─1555B.C.；
第四期：1564─1521B.C.。
上述三个城址的年代都已给出，它们的年代早晚已经清楚，有关夏商的分界应在那里划分的问题就摆在面前了。
关于夏商的分界，学术界的看法存在严重分歧。这些看法涉及夏代文化的内容，即哪些遗存是夏代文化的问题。目前对夏商分界的看法有：
1. 二里岗下层一期为商文化，二里头一至四期为夏代文化；
2. 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岗期均为商文化，二里头一至三期为夏代文化；
3. 二里头三、四期和二里岗期均为商文化，二里头一、二期为夏代文化；
4. 二里头二至四期均为商文化，二里头一期为夏代文化。
鉴于上述看法的不同，有将夏商文化的分界有划在二里头四期至二里岗期之间的；有的划在二里头三、四期之间；有的划在二里头二、三期之间；也有人划在二里头一、二期之间。从上面的年代可以看出，三个地点的年代是合理的；那么夏商分界以第3种意见为合理，即应在二里头文化的第二、三期之间划分夏商的分界。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遗存的年代已进入商代纪年，1、2两种看法的立论，显然缺乏年代学依据。
但因种种原因，对此没有形成共识。因此，目前的夏商分界是以1046B.C.为基点，用文献所记的商代积年上推、取整估定的。商的积年有576年和496年等说，取前者为1622B.C.；取后者则据《通鉴外纪》注所引是"二十九王"，缺帝乙、帝辛二王。按商后期年代研究课题组推算商末这二个君王的年代为26年和30年，合计为56年，则商积年为526年。由1046B.C.上推526年为1572B.C.，现取整估定为1600B.C.。
夏商分界不能解决，夏的年代就更难推定。目前采用的年代是从1600B.C.上推，加上夏的积年来估定。夏代积年有471、472、431、432年等说法。后两种说法有人指出系未计羿、寒浞代夏的"无王"阶段所致。故取471年说，为2071B.C.。取整估定采2070B.C.年说。应该说，无论是1600B.C.还是2070B.C.，这两个年代都是估定的。它们虽有合理的成分，但还需在今后的年代学研究中继续探索研究。一旦夏商分界的问题得到解决，对夏代文化的认识有了共识，那时将会提出更合理、可信的年代学结论。
十六、历史学与天文学在夏代年代学研究方面发挥什么作用？
在开展夏代年代学研究时，也设立专题对文献中记载的仲康日食和夏时五星聚的内容进行研究。
关于仲康日食，《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夏书》记有当时的天象：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史记·夏本纪》和《尚书·胤征》也记有此事。长久以来，这条记录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自梁代虞邝认为这次日食发生于仲康元年以来，已有13种说法。"工程"设有专题对这13种说法进行了复核与验算，发现都有问题。经计算，在2250─1850B.C.之间，在今河南洛阳地区可以看到的大食分日食有11次，其中2043.10.3B.C.、
2019.12.6B.C.、1970.11.5B.C.、1961.10.26B.C.这四次均可作夏初年代的参考。
关于禹时五星聚的记载，见于《太平御览》卷七引《孝经钩命诀》："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有学者计算1953.2.26B.C.有一次很好的五星聚会。"工程"设有专题对此也进行了核算，证实这一天发生的五星聚会是迄今5000年中最难得的一次。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和金星在这一年2月中旬至3月初的黎明时分，每天都在东方地平线上排成一列。1953.2.26B.C.这一天五大行星之间的角距小于4度，是难得一见的奇异壮观的天象。大概这一天象在古代先民的记忆中印象十分深刻，因而被流传后世。因此，上面推算的年代，对估定夏初年代也有参考价值。
由于这两条记载均出自后世文献之中，与安阳殷墟出土的宾组卜辞中五次月食的价值自不能相提并论。这是"工程"没有将它作为推定夏初年代依据的原因。
十七、应该如何看待"工程"建立的三代年表？
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他们对事物的认识，无不受各该时代的局限，尤其受该时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局限。当科技发展水平不太高的时候，很多问题虽然也有人在探索，但往往难以解决；当科技得到发展、使一些以前不能解决的问题有可能得到解决时，就具备了攻关的条件。两千年来没有解决的三代年代问题在今天被提上日程，并在"工程"实施过程中获得突破性成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为解决这个难题创造了条件。例如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使我们找到了一种在文献之外可以研究三代年代的途径：藉三代文化遗存中可以分期的系列碳样作碳14测年，利用高精度树轮校正曲线拟合换算成日历年代，进而去研究三代的年代。同时，也只有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碳14测年技术得到改进、测年精度获得较大提高、计算方法更加快捷准确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此外，历史学家对古文献的研究也更深入；古文字学家对甲骨卜辞和金文的释读与研究也比过去有了长足的进步；天文学家对天体和天文历法的研究成果、快速的计算技术等等，使计算更加精确。在长期的交流与交往中，各学科之间的合作也趋于成熟。有了这些因素，使"工程"中提出的任务和目标，成为适时而合理。各专题的研究才能自然而默契地进行，联合攻关中各学科之间才能达到"殊途同归"的目标。这是在四年间能够取得这些成果的重要原因。
如果从个别年代看，年表中有的年代早就有人说过。但这个年表并不是将前人研究的年代学成果简单地"凑合"而成，而是多学科在"工程"设置的课题、专题中联合攻关的结果。在"工程"设置的44个专题中，有37个都是多学科交叉进行研究的。"工程"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按新的思路进行探索，创造性地开拓新的研究途径，而且在学科结合上达到相互渗透的情况。这是前人没有做过、也不可能做到的。这是"工程"开展三代年代学研究的一大特点。
诚然，我们的认识也不能摆脱时代的局限。诸如对古代文献所记的内容，特别是甲骨文、金文所记的有些内容的认识与理解(虽然这些认识是对前人的各种说法作了认真的分析与考辨的基础上产生的)，还不能认为已做到准确无误。就现在公布的阶段性成果而论，这个年表比起前人的工作显然前进了一大步，但仍有不完善之处。如因夏商分界的问题没有解决，使夏商分界的年代不能准确推定；考古学上有关夏文化的问题没能取得共识，夏代的年代自然不能推定；即使商晚期与西周的年代框架有较多材料可证其合理、可信，但具体的事件或有的王年，很可能因新材料的出现或新的研究成果而在未来的岁月中予以修正。这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
第9篇：对考古学的理解范文
当地时间2月20日晚，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组派的2017“文化中国・四海同春”北美代表团在加拿大卡尔加里结束了美加两国七城慰侨巡演的最后一场演出。在Jack Singer音乐厅里，1700多名现场观众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参加演出的中国艺术家致敬。
“Fabulous（美妙绝伦）！Fabulous！”卡尔加里当地观众阿尔伯特这样来形容这场高水准的演出。“当然是打100分，”他说，“我非常荣幸能成为现场观众。”
而卡尔加里东北同乡会会长王吉林则给艺术家们打出了“120分”：“他们演得太好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乡音和祖（籍）国的问候，让我们都非常激动。”卡尔加里“文化中国・四海同春”筹委会主席陈捷国也给演出打了满分：“他们带给我们的温情实在无法形容。”
2017年春节期间，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一共派出了7支慰侨演出团，分赴欧洲、亚洲、大洋洲和北美洲的17个国家和地区的38个城市，演出40余场。所到之处，艺术家们精湛的演出让西方观众如痴如醉。这是我国近年来积极促进文化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扩大国际影响力的一个缩影。
文化产品“走出去”步伐加快
除了农历春节期间的慰侨演出，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国内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步伐加快，竞争力不断增强。
中国文化走出去，文学应当先行。2016年，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保持着持续活跃的态势：中国作家与世界对话的自觉、自信和能力大为提高；中国当代文学也以独特的魅力，参与和丰富着世界文学的面貌，改变甚至塑造着世界文学的格局。
2016年4月4日，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上，中国作家曹文轩荣获201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成为我国首位获此殊荣的作家。“我的成功要归功于中国这块土地赋予作家的无穷灵感。”曹文轩说，中国故事是这个世界上非常难得的故事。当中国作家在讲中国故事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去思考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一个中国故事，一个全人类的主题，两者的结合，将引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在中文学取得可喜成就的同时，中国当代思想文化作品的对外译介工作也显示出其重要的地位。2016年，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中国当代文学精品译介工程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工程，向优秀作品的译介提供资助；主办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文学翻译家工作坊和国际写作营，参与主办中外文学翻译研修班，进一步加强与各国翻译家、汉学家的联系与合作；《人民文学》等文学类杂志相继推出英、德、意、法、俄、日等外文版，成为向世界各国推介中国文学的重要窗口……通过对外译介，中国文学与外面的世界产生了越来越深的关联。一支乐于并善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中外译者“先锋队”逐步成型。
以中国戏曲的形式演绎外国名剧或名著，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大亮点。2016年，中国戏曲频频走出国门，唱响国际舞台。国家京剧院的实验京剧《浮士德》，对歌德的名著做了中国化的演绎，引起巨大反响。湖南省湘昆剧院的昆曲版《罗密欧与朱丽叶》赴英参加爱丁堡边缘艺术节，用中国传统戏曲的形式演绎西方人耳熟能详的戏剧故事，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组团出海”，让世界更了解中国
2016年，中国图书的世界影响日益显现，中国出版机构的国际传播能力显著提升。从南亚次大陆到西伯利亚高原，从太平洋西岸到巴尔干半岛，中国图书随处可见。这些“走出去”的中国图书，既有经典名著，也不乏当代佳作；既展现了古老中国的历史文化，也关注现代中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最近10年来，我国出版物版权和实物贸易的逆差已经从7.2∶1缩小到1.6∶1，图书版权输出增长5.58倍，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版权输出更是增长了18.4倍。以书为媒，海外读者可以更加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也更能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中国老百姓的现实生活。
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等工程的支持下，印地语版《论语译注》、俄语版《牡丹亭》、西班牙语版《理解中国》丛书等一批图书在2016年走出国门，将一个更加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
在波兰华沙，中国外文局建立起全球首个“中国图书中心”；在乌兰巴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设立了中国主题图书翻译出版中心；在圣地亚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了一家智利分社……目前，中国新闻出版单位已经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或设立了400余家分支机构，海外布局规模初具，本土化发展渐成趋势，让中国图书“走出去”有了更为丰富的渠道。
国产电视剧的“走出去”也捷报频频。2016年，现实题材电视剧《父母爱情》的阿拉伯语配音版在埃及创下收视新高；历史剧《芈月传》还未播出，版权就卖到了韩国、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甚至还远销北美地区……以往多是中国观众追看韩剧、日剧、美剧，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观众却开始为中国电视剧着迷。
以往国产电影多是单个作品漂洋过海，这种单打独斗的模式使海外销售处于不规则状态。2016年，电影产业在全球发行平台的助推下，逐渐打开了以集群姿态“组团出海”的局面。2016年4月，华人文化成立华人影业，依托强大的资本背景、专业的团队，在全球范围开拓院线、音像、互联网和电视播映等多渠道、多层次市场，至今已在十多个国家拓展出20余条院线的直接排片渠道，并深入各地探寻宣发资源，逐步建立宣发体系，尝试了多部影片的海外发行推广。
“一带一路”文化先行成效显著
按照关于“切实推进民心相通，弘扬丝路精神，推进文明交流互鉴，重视人文合作”的重要讲话精神，2016年，“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全面深入推进，基本建立起了“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大框架。
2016年，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动相继成功举办，并在“一带一路”沿线37个国家70多个城市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近300场。9月，23国文化部长或代表受邀出席丝绸之路文博会文化部长圆桌会议并通过了《敦煌宣言》。“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和“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逐步建立完善，与沿线国家开展交流的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
同时，我国的考古工作者也开始更多地走出国门，并取得了重要突破。2006年，一支中国考古队出现在越南的考古遗址上，落下了中国考古学界走出国门后“第一铲”。自那以后，中国考古学界注重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沟通，关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学术研究动态，跨越国界来思考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十年后的2016年，中国考古学界有约70个国际合作项目，包括调查、研究、合作发掘等各种形式，走出国门的境外考古已不再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