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考古学探索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民族考古学探索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民族考古学探索范文

关键词：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初探

苏秉琦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以七个纲领式的标题划分部分，概括地回顾了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在探索中国文明、中华文化起源过程这一重大课题的历程。在这本书中，苏秉琦先生归纳总结出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模式和规律，即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和国家形成发展的“三类型”和“三部曲”。可以说，这是一部既对中国各个地区考古分别进行论述，又整合起来总结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著作。

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苏秉琦先生学术体系的核心内容。约一万年以来中国的六个主要区域大致都经历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历程，然后又从古国发展至方国，最后汇入到统一的帝国阶段。燕山南北地区的发展过程最早，约在距今8000年开始了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至距今5000年前进入了古国阶段，也就是传说时代中的黄帝时期，至距今4000年前进入方国阶段，而到距今2000年前进入帝国阶段。这是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最具典型意义，属于原生型的国家发展模式，又称为北方型。中原地区大约在距今6000年开始了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至距今四五千年间，不断吸收北方、东方、东南方等多方面的文化因素，在治理洪水过程中，进入古国阶段，其中在晋南形成了传说时代中的尧舜时期，这是第一个“中国”概念的产生。至距今4000年前进入方国阶段，即夏商周三代。距今2000年前秦统一了六国，进入了帝国时代。这是中国国家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次生型的模式，又称中原型。而在秦汉统一帝国解体后，北方草原民族在经历了古国、方国之后，鲜卑族、契丹族、满族先后入主中原，建立了北朝、辽、清帝国。这是中国国家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续生型的国家发展模式，又称北方草原型。古国阶段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了基础。方国阶段是夷夏关系互为消长的时期，而最后终于达到了多元一体格局相对稳定的共处关系。最后一个阶段——帝国阶段则把前段格局在政治上巩固下来，并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

在此书中还有一些问题和说法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历史研究的“两个怪圈”概念，第一个“怪圈”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在中国历史上，长久以来存在一种“中原文化中心思想”，意即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一直有“华”、“夷”之分。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作“四夷”的各少数民族恰恰是中国文化同外部文化的连接点和桥梁。没有“四夷”的存在，以及“四夷”与“中原”的交流和融合，中国文化很难展现出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异彩纷呈，所以不能把中国与周边世界文化分割开来。从旧石器时代起，中国就不是封闭的，也不是孤立的。虽然在历史上曾有过“闭关锁国”的时代，但那其实是统治者主观上的意愿，实际上中国和各民族的交流几乎从来没有中断过。而考古研究也证明，中国文明是多元一体的。另一个“怪圈”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但是不同地方的历史发展不是只有一条道路可走，中国的历史发展有它自己的特点，也有自己的轨迹，传统历史研究中把历史发展过程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对号入座，就有“牵强附会”之嫌了。苏先生认为，这样的思维模式，是当今历史学界应当反思，并进行改变的问题之一。

第2篇：民族考古学探索范文

[关键词]东夷文化；考古分析；社会发展

目前从考古界的研究来看，东夷文化在中国古代一直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往来，在先秦时期经过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发展，后来成为了山东的龙山文化。只是不管怎样的发展，东夷文化对于我国古代多元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后来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不断的融合最终形成了我们如今大一统的文化。对于东夷文化的考古研究有利于我们探索多元一体的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过程。

一、考古学分析东夷文化

1、东夷文化的发展历程

东夷文化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然后融入到华夏文明中，成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经过考古学的挖掘和研究我们知道，东夷文化经历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以及夏商西周时期的岳石文化、珍珠门文化、南黄庄文化等一脉相传的文化，则是我们定义的东夷文化的发展历程。[1]

2、后李文化

（1）概述

1988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淄博临淄李官庄遗址发现了后李文化，后在由于多处发现后李文化，面对着遗存的后李文化的独特面貌，我们将这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现象称为后李文化。

后李文化的房屋的平面形状多为长方形，房子的面积比较大，室内存在组合灶等。墓葬多为竖穴，葬穴内几乎没有随葬品。后李文化的陶器，制作方式比较原始，并且陶器上的纹饰以素面为主等。后李文化的器具多以石器为主，其中有打磨过的也有没有打磨的，但是以打磨过的石器为主，并且后李文化中已经存在釜，不得不说是后李文化时代的一大进步。

（2）考古学分析

考古学分析后李文化是比北辛文化更为原始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并且其中有很多的方面表现出北辛文化的特点，因此，可以推断，后李文化是北辛文化的前身。可是我们通过历史学知道，一种文化的进步不可能平白无故的产生，毕竟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所促使的，因此我们只能断定后李文化是北辛文化的一种主要来源。

例如，我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不断地入侵中原大地，给中原文化带来了冲击，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进行融合，然后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发展。同理，对于北辛文化而言，后李文化就如魏晋时期的中原文化，融合了其他的文化之后，演变成北辛文化。[2]

3、大汶口文化

（1）概述

大汶口文化的命名是在80年代初，在经历了多处的考古研究我们知道在属于山东龙山文化系统之前有一种文化，它与大汶口文化有着相似之处，但是又比大汶口文化先进，比龙山文化落后，因其很多的遗址出土于大汶口北岸，因此，被命名为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以黑陶为主，并且陶器上出现了少量的纹饰，以划纹、弦纹等为主，并且那时已经出现了彩陶，这是大汶口文化的一大进步。墓葬中出现了多人二次合葬墓以及成人二人墓，但是秉承着后李文化的传统，随葬品并不是很多。

（2）考古学分析

通过对于大汶口文化的考古，我国考古界分析，大汶口文化时期社会的生产水平得到了提高，社会的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应该出现了社会分化，部落应该已经产生了。社会的性质由于社会分化、社会生产水平的进步，因此大汶口时代的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

根据史料记载以及考古学界的推测，大汶口文化应该主要属于蚩尤部落的文化。根据史料记载蚩尤的部落在那个时代位于少皋地域，这个地域主要是指今天的豫东、鲁西南一带，也就是东夷文化的地域，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大汶口文化隶属于蚩尤部落。

当然东夷文化还包括山东龙山文化阶段、岳石文化、南黄庄文化阶段等等，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二、考古学分析东夷文化的整体特征

通过上述考古学分析我们知道东夷文化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正式这些特征让我们整理出东夷文化的整个发展脉络。

1、共同的活动地域

从上文的考古中我们不难发现，东夷文化的发展地域主要集中在山东及其附近。因为在这个地域，它的地理环境是比较稳定的，因此，对于文化发展的土壤，数千年来基本不变，这样就有利于东夷文化在这里一脉相承下来，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2、有着前后相继并且序列较为完整的考古学文化

从上文我们知道，自后李文化开始东夷文化就有着完整的文化演变历程，中间几乎没有隔断，这也就说明了先秦时代山东地域还是相对比较平静的，文化几乎没有中断，这对于后来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先秦时期的东夷文化前后相继也有利于文化的向前发展，相信，这是这种不间断的文化，使得当时的东夷文化一定是先进的，对于东夷这里的部落来说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后来的中原文化融合中，东夷文化才能够对中原文化的形成产生重大作用。

3、东夷文化各阶段有着共同的文化习俗

通过考古我们发现东夷文化的很多遗迹中，人们的风俗习惯有着相似之处。例如，不论是后李文化，还是大汶口文化中出土的墓穴中很少有随葬品，并且墓穴多为竖葬形式，并且器物组合的形式也比较相近。例如，陶器均以素面磨光为主，进行局部装饰，装饰的纹络多以简单为主等。

三、结束语

上文通过对东夷文化的发展历程以及东夷文化的特点进行了考古学方面的探析，我们可以知道，东夷文化这个中国先秦时期重要的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东夷文化在后来与中原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两个文化集团并不是非常和谐的，它们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在在相互磨合中交融，可想而知东夷文化在华夏文明的进程中扮演了怎样重要的角色。因此，对于东夷文化进行考古学的分析，对于我们认识华夏文明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第3篇：民族考古学探索范文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

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之前，考古学家们一直没有发现过任何与夏朝有关的遗址。既然夏朝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庞大国家，怎么会连一处遗址也没有留下呢?于是，很多人开始质疑夏朝的存在，许多专家也以这个问题为研究重点。

20世纪50年代，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对所有先秦文献中关于夏朝的记载进行了整理，发现所有的文献记载加在一起也不过70条。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反复研究，他确定夏朝的活动范围主要是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尤其是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徐旭生认为想寻找夏王朝的遗迹就只有从这两个地方加强考古发掘。但是，相对于一处文明遗址来说，徐旭生圈定的范围还是过于广大，以当时的考古条件是不具备在这样大的范围内进行考古发掘的。他也意识到，要想进一步确定夏朝遗址，还需要对先秦文献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直到1958年的一天，徐旭生突然对文献中的“伊洛竭而夏亡”有了某种特殊的想法。夏朝遗址尤其是夏朝都城会不会在古伊洛河畔呢?他对这突如其来的想法很兴奋，隐隐意识到夏朝的都城正在他面前展开。

第二年，徐旭生先生不顾70岁高龄，带着助手周振华正式踏上了寻找夏朝都城的漫漫长路。他们首先来到伊洛河附近的河南登封、禹县一带进行考察。可是，几个月内几乎跑遍了附近所有的地方也没有任何发现，他们只好不断扩大搜索范围。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长达数月的寻找后。徐旭生终于得到了一条线索。一天，他和助手正在二里头的田间低头搜索，奇怪的举动引起了附近一个农民的注意，他以为徐旭生丢了什么东西，就主动上前询问。当徐旭生说自己正在寻找一座古城时，那个农民笑了起来。他把徐旭生带到了二里头村东部的一个水塘。正当徐旭生为这位农民的举动不解之时，猛然看见了散布在水塘周围的陶片，因而明白了那位农民的用意。震惊中外的夏朝都城河南二里头遗址就这样被发现了。

二里头遗址位于四面环山的小盆地中，恰好坐落于伊河与洛河之间，证实了徐旭生之前的猜测，他和周振华当即就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初步考古调查和试探性发掘。这处遗址规模十分宏大，到处都是城墙、房屋建筑、道路、铸铜场所、陶窑、墓葬等遗迹。在遗址中，他们发现了只有贵族才有权使用的铜器、玉器等文物。但是，徐旭生当时并不能确定这是夏朝的遗址。

196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了专业的考古队到二里头村进行更深入的勘察，最终确定这是一处面积400万平方米的遗址，并进行了第一次正式发掘。在二里头刚刚发掘了一个月，考古队就发现了一座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建筑遗址。这究竟是哪个王朝的宫殿建筑?

为了尽快弄清这个问题，考古队在宫殿建筑的基址旁进行了深入发掘，找到了夹杂着众多陶片的夯土层。通过对这些陶片的分析，考古学家确定二里头遗址在时间上应该比商代早期都城遗址郑州商城早些，但仍然不能确定这就是夏朝遗址。

在随后的4年时间中，我国相关部门对二里头遗址又进行了7次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青铜器等文物。考古学家认为二里头遗址文明应该晚于龙山文明。

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对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80年，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二里头先民铸造青铜器的遗址，并出土了大量青铜器，还发现了墓葬以及众多铜器、漆器、玉器等随葬品。

通过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考古学家最终确定这处遗址的年代在距今4100～3700年，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遗址。1999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又一轮大规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到5000余平方米。此外，全国各地共发现了250多处与二里头遗址同期的文明遗址，考古学家把这些遗址代表的文明统称为二里头文明。

对二里头遗址的研究与发掘还在不断探索之中，考古学家将慢慢为我们揭开夏都的神秘面纱。

我国最早的宫城

2003年，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出一片古代城址。在随后的一年时间中，他们对整个城址以及出土文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终搞清了它的年代、结构和范围，并确定这座宫城是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宫城。

宫城遗址位于二里头遗址中东部，大体形状呈长方形，建筑得非常规整，现在仍然保存完好的宫城东北角呈现出明显的直角。宫城建筑面积十分广大，东西宽近300米，南北长360～370米，面积达10.8万平方米。之所以说它是我国现在已知最古老的宫城，是因为它建于距今约3600年。在这之前，我国确认的最早宫城是商朝早期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偃师商城。

通过对整个宫城遗址的发掘，考古学家确认宫城的宫殿区开始没有围墙。发掘出的围墙是在二里头文明早、晚期之交修建的，延续使用到二里头文明末期。整个宫殿区的四周有宽达10～20米的环城大路。宫殿区内部也被4条大路南北分割成9个区域，大体呈“井”字形。这4条大路是宫殿区的主要道路。考古学家从路土踩踏面的坚实致密程度看出大路应该由二里头文明早期至晚期一直延续使用。宫殿区城墙就是沿着这4条大路的内侧修筑的。宫殿区的城墙宽约2米，残存高度0.1～0.75米，整体破损严重，但东部和北部城墙保存得较为完好。城墙的四角只有东北角残存，其他3个拐角不是惨遭破坏就是被压在民宅下面。墙是由通过精选的较为纯净的土夯筑而成的，但夯筑质量稍低于宫殿内的大型夯土基址。

在整个工程内，考古学家发现并探明了两组宫殿建筑群。建筑群内部结构排列有序，分别以著名的1号、2号大型宫殿基址为核心。每组宫殿建筑群都有明确的中轴线。建筑群中大多都是坐北朝南的多进院落，显然经过统一规划。

专家认为二里头宫城遗址是我国古代最早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它表现出的缜密的规划性和严整的布局，首开我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二里头宫城是我国古代宫城的祖源，我国后世都城以及城市的建筑样式大多是从二里头遗址发展来的。

我国最早的车辆

二里头遗址的很多发现都有“我国最早”的称号。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我国现在已知的最早车辙。车辙也就是车轮轧过路面形成的明显的轮痕迹。二里头遗址的两道车辙位于宫殿区南侧大路的早期路土之间，呈大体

平行状。车辙整体长5米多，并有继续向东西延伸的趋势。从车辙的形状来看，辙沟呈现出凹槽状，两道车辙之间的距离约为1米。这两道车辙形成的时间在距今3700年前左右，将我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提早了约200年。

二里头遗址车辙的发现使考古学家联想到很多问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我国古代马车是何时起源的?在对马车起源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我国学术界有着很多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马车是我国先民独立发明的，有人认为马车是从外国传入的。于是，这两道车辙一经发现就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极大兴趣。

商代早期都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出土了铸造车用青铜配件的陶范，说明在商朝早期，我国不仅已经出现了车，而且车上已使用了青铜配件。所以马车的源头显然不应该直接追寻到外国去。那么，我国的马车最早的源头又在哪里?史书记载，夏朝时已经有了政府设置的专门用来管理车政的官吏。这表明，夏朝时我国的车辆以及用车制度就已经较为发达了。但这些都是历史记载，考古学家一直都没有发现有关的实物证据。这两道车辙的出现无疑填补了这一项空白。

不过，马车的起源还在进一步探索之中。虽然二里头遗址发现了车辙的痕迹，但并不能确定这两道车辙就是马车留下的。因为这两道车辙间的距离较小，考古学家据此推测车体也较小，与殷墟中发现的宽达2米的车轮差距比较大。因此，这种车子究竟是依靠人力牵引还是依靠牲畜牵引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发现“龙图腾”

在二里头遗址中，考古学家发掘出了一件距今至少3700年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后来被正式命名为“中国龙”。专家认为它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这件绿松石龙形器由2000余片各种开关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体长70.2厘米，制作得十分精致，每片绿松石的长度仅在0.2～0.9厘米之间，厚度仅0.1厘米。龙巨头蜷尾，身体曲伏有致。龙头被安放在由绿松石片组成的托座上。托座表面由绿松石组成富有层次和变化的图案。

龙形器色彩艳丽，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十分罕见，很可能是在宗庙祭祀典礼中使用的仪仗类器具。那么，考古学家为什么将其命名为“中国龙”呢?早在红山文明时期。我国的古代先民不是就已经发明了龙形器物吗?

这是因为“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早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那时“中国”的范围比较狭小，只包括洛阳平原。“中国”也就是天下之中的意思。二里头遗址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夏朝都城，也就是最早被称作“中国”的地方。红山文明虽然也发现了龙形器，但红山文明与夏商文明也就是中华文明的关系并不很紧密。只有中原地区发现的龙才与中华文明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因此，考古学家把这件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龙形器称为“中国龙”。

二里头遗址还有一些与龙相关的其他器物，如陶器、铜牌饰上的龙图像。这些图像有的似蛇，有的已经脱离了蛇的形象，演化成有爪有鳍的龙形物。专家认为，在二里头文明时期，龙形物是显赫尊贵的象征。那时，龙已经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代表了王权。这种龙图腾观念在以后的历代王朝中代代相传。直到今日，龙依然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都城废弃之谜

二里头遗址的时间跨度相当大，考古学家根据遗址不同的土层将二里头文明按先后顺序分为一、二、三、四期。那么，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在什么时间被废弃的，又是因为什么被废弃的呢?

在对二里头遗址的研究中，一直有在二里头文明四期也就是晚期阶段二里头文明已经出现衰落迹象的论断。很多专家认为就在二里头遗址衰落的同时，偃师商城开始建设。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兴一废”来形容。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学术界也把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遗址作为夏商的分界。

然而，二里头遗址的最新发掘结果却对二里头遗址的衰落时期提出了一些新的疑问。二里头四期文明遗址中，建筑中心区分布十分密集。虽然中心区建筑四周的附属建筑比二里头文明最兴盛时有所减少，但整个都城的规模并未有丝毫减小。四期文明发现的遗址数量与三期文明遗址数量基本相同。考古学家还发现。在四期文明时，二里头宫殿仍然有继续使用的痕迹，使用的范围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那些在三期文明时建造的大型宫殿、宫墙、大路等，在四期文明的晚期还没有见到被破坏的现象。四期文明的宫殿区东部还发现了庭院围墙等新修筑的大型建筑。此外，在宫殿区南侧，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修筑于二里头文明四期偏晚的长度达200余米、宽度达2米的夯土墙。这道夯土墙基本与宫城南墙平行，夯筑质量比宫城城墙还要高。

第4篇：民族考古学探索范文

关键词：红山文化；构想；条件；要素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013-03

上世纪末苏秉琦先生提出构建中国史前史的战略设想。2009年郭大顺先生在赤峰的第四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上，提出创建红山学的意见。赤峰学院的学者们遵照先生们的意见，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着手组建专门机构，建设专业团队，投入专门经费，本着开放、创新、交叉的工作思路，多年来一直参加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召开了七届红山文化学术论坛，一直在这方面收集资料，坚持不懈进行研究探索，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形成了创建红山文化学的初步认识。

一、创建红山文化学的条件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思永先生赴赤峰地区考察起，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红山文化正式命名也近六十年了。八十年来风生水起，路转峰。红山文化已经成为世人关注的显学。经过一系列重大考古新发现事件之后，红山文化的重要现象已经渐渐露出端倪；时下的国学热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国的文化经典上寻找到进行红山文化研究新的路径；随着史前考古国际化的视野不断扩大，新的方法，新的理论不断引进；中华文明的探源工程不断把学者们的目光吸引到对红山文化的关注。

由此我们强烈感受到，中国的史前考古事业，经过近百年发展即将进入到一个大的综合时期。即以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为基本支撑的史前文化重构。这个文化重构过程不仅是考古学的深化过程，更是历史学的延伸过程；不仅是史前考古成果的高度综合更是中华史前史的构建；不仅是对已有的考古现象的分析，更是对四千年来中华文化典籍和中华文明特质的探源。这个大综合的时代也许是十分漫长的，事实上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为标志，这个时代已经看到了第一缕霞光。

这个时代的到来，必将使我们的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一系列人文学科进入新境界、达到新高度；必将产生新的理论和新方法。正像恩格斯谈到从文艺复兴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那样，“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特殊的东西变成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①

各方面条件的趋于成熟和时出的大声呼唤，这是我们对构建红山文化学充满信心的期望所在。

二、红山文化学的学科要素

众所周知，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一是研究的对象或研究的领域，即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二是理论体系，即特有的范畴、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知识系统。三是方法论，即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

从工作起点上来看，红山文化学应该属于历史学中的专门史学科。从工作结果来看，它应该属于尚未创立的史前史学科，即文字诞生前的历史。

（一）学科研究领域

以红山文化的本质及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为研究对象。即在距今六千五百年到五千年的时长上，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红山文化的继承、交流和演变的过程，研究的重点是红山文化中晚期的文化内涵。因为历史学和考古学从本质上说都属于时间的科学。

（二）主要研究方向

1.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对代表当时最先进生产力的生产活动的研究，包括生产模式、主导产业、基本结构等等。

拟设子课题：红山时代的自然环境；红山时代的人地关系；红山时代的生业模式；红山时代的生产、加工、制造技术。

2.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重点分析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分层、社会组织及文化交流。

拟设子课题：红山文化人群的种属及与后红山时代人群的关系；红山文化的居落与族群关系研究；墓葬群中个体之间的血缘关系；红山文化的社会分层与组织结构及古史中记载的大同社会；红山社会的对外文化交流与外来文化的影响。

3.红山文化的意识形态。关于自然、经济和社会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的概括。包括世界观、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和其他意识形式。

拟设子课题：红山玉器的主要功能；龙神崇拜研究；红山人物造像研究；祭祀活动与红山社会的生存状态；红山文化诸神系统中的天神与祖神；红山社会中巫觋的地位与作用；祖先神与巫觋之间的关系；上古“三代”文化传统与红山文化理念比较分析（特别关注商族的文化传统）。

三、红山文化学的理论支撑

（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

国家，家庭私有制起源的学说。

（二）苏秉琦先生关于考古学区系类型的理论

国家产生的“三阶段”即古国、方国、帝国，和国家发展的“三模式”即原生型：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六千年前、四千年前、两千年前）。次生型：中原，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包括之前的尧、舜、其后的秦，共五代，均以尧舜时代洪水为其祖先源头，从四千年前到二千年前，重叠、立体交叉为其特征。续生型：北方草原民族，于秦汉后入主中原的鲜卑、契丹、清朝三代为代表，同样在此两千年见，重复、立体交叉形式，各自经历过三阶段模式的国家。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主根系中直根系的论断；“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论断；“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的论断。②

第5篇：民族考古学探索范文

据史书记载，公元11世纪，在非洲西部和南部分别建有两座古城“廷巴科”和“森巴维”，都是那么雄伟壮观，可是根据当时的建筑水平推测，当时的人们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文化智慧建起这样的城堡。传说中的廷巴科城在非洲西部撒哈拉沙漠的西南端，那里美女如云，宫殿金碧辉煌，到处都是奇珍异宝。

美好的传说和巨大的财富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它像磁石一般吸引了众多的探险家。19世纪，法国巴黎地理协会拿出1万法郎作为奖金，鼓励人们前往廷巴科，去寻找神秘的古城。两个英国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古城，可是展现在他们眼前的不是财宝，只是一些残垣断壁，似乎向人们展示着它当年的风采。后来，法国人占领了廷巴科城，他们对该城进行了研究后确认，这座城始建于11世纪，是由一名叫“廷巴科”的女人建造的。

至于这个叫廷巴科的女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她是怎样建成这样一座不被当地人认可的城堡的就不得而知了。非洲的另一大谜城――森巴维座落在赤道以南的南罗得西亚国的南边，它具有上千年的历史，是一座拥有宏伟的建筑和庙宇的坚固城堡。

森巴维城中最大的一个建筑是长达116米、地基深达5米、墙头宽3米的庙宇。城堡中的其他建筑也同样宽厚坚实。在这荒无人烟的非洲南部，是什么人能够建起这样一座宏伟巨大的古城？这一现象引来无数的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这些科学家们都努力探索，力求能找到揭开谜底的钥匙。他们首先对建筑物的年代进行了检测，结论是该城建于公元1100年。通过对一块出土的木头进行考证，确认这是900年前的东西。

第6篇：民族考古学探索范文

考古资料表明，欧亚草原是最早沟通东西方的一条通道。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在草原通道上往来迁徙。但旧石器时代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是极其微弱的。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草原通道逐渐成为一条独特的游牧经济带，东西方文化通过草原通道进行比较频繁的交流。至迟在公元前2千年代，中国北方游牧地区与黑海沿岸之间已经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交往；中国中原地区已经通过草原通道与欧洲的最东部发生了某种文化联系。

关键词 史前时代 欧亚草原 文化交流

古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交通路线被通称为“丝绸之路”，它大体上可以分为四条：横贯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之路”（或称“草原通道”）；出河西走廊过中亚沙漠的“绿洲之路”；越过云贵高原到达印度及东南亚的“西南丝绸之路”；经南海到达东南亚、南亚及更远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1]。总的说来，绿洲之路的研究做得最多，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近年来也开始兴起，对其它两条交通路线的研究则比较薄弱[2]。本文根据近年来国内外的一些新成果与新资料，对迄于公元前2千年代的草原之路进行一些探讨，以引起学术界对此问题的重视。

一

不同地区之间的交往，首先是由自然环境所决定的。就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理条件而言，要进行东西方向的交往，是极其不易的。在北亚[3]，寒冷的苔原和亚寒带针叶林很难适合人类的生存；在中亚，高耸入云的崇山峻岭和荒芜干燥的戈壁沙漠，构成了一道道巨大的天然屏障，阻碍了人们的来往。只有欧亚大陆大约北纬40度到50度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才比较有利于东西向的交通。这是一条东西横贯的草原地带，它起自蒙古高原，向西经过南西伯利亚平原和中亚北部地区，进入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直到喀尔巴阡山脉为止。在这一大片延绵不绝的狭长草原上，除了阿尔泰山脉及哈萨克丘陵地带外，地势都比较平坦，气候、植被等自然条件也基本相同。所以，这是一条联接东西方的天然通道，它的西端与中亚及东欧相联接，它的东南端则可通往东亚文明的中心———中国中原地区。东西方的最初交往，主要就是通过这个通道实现的。

现代人类学表明，大概在250万年前，在非洲诞生了最早的人类，这就是能人。大约距今将近200万年前，出现了直立人。直立人的起源地很可能还是在非洲，但他们出现不久，就逐渐走出非洲，向欧亚等地扩散[4]。

直立人带着相同的石器文化从非洲来到欧洲与亚洲，因此欧亚大陆的早期石器文化有着明显的共同特征。后来，东西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并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可以分为五种技术模式。第一种技术模式又称奥杜韦技术，以石核制品（如砍砸器）为特征。此技术发源于非洲，并且随着直立人的扩散传播到欧洲与亚洲，它是东西方共同拥有的文化基础。大约150万年前，非洲出现了第二种技术模式，又称阿舍利技术，其特征是大型两面器，特别是手斧。此种技术约于60万年前传到欧洲。大约15万年前，欧洲出现了第三种技术模式，又称旧石器时代中期59技术，或者称作莫斯特工业，其特征是比较先进的石核修整技术，特别是一种被称作“勒瓦娄哇方法”的石核预制技术。大约距今3万5千年前，欧洲出现了第四种技术模式，又称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它以石叶为特征。第五种技术模式则是中石器时代的技术模式，以细石器为特征，出现在一、二万年前。西方的旧石器文化经过了从第一种技术模式到第五种技术模式的全部发展过程。与此相反，在东亚的旧石器文化中，一直以砍砸器为主，第一种技术模式始终占主导地位，并延续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第二种技术模式与第三种技术模式并不存在，特别是缺乏像手斧这样两面加工的石器。只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出现一些类似于西方第四种技术模式和第五种技术模式的因素。半个多世纪前，美国考古学家莫维斯根据东西方早期旧石器文化的差别，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旧石器早期的东西方文化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文化圈：西方文化圈以手斧为特征，我们姑且称之为“手斧文化圈”；东方则没有手斧，而是以砍砸器为特征，可称之为“砍砸器文化圈”。东西方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就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与传统，莫维斯的这种理论为国内外学术界普遍接受[5]。

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就已经在草原通道上进行活动了。蒙古最早的旧石器遗存，可以上溯到距今13万年到10万年前，相当于欧洲的里斯-维尔姆间冰期[6]。草原通道上的早期旧石器时代技术与欧亚大陆其它地区一样，最初都属于第一种技术模式，以砍砸器为主。如前所述，在非洲与欧洲，继第一种技术模式而起的是阿舍利技术，此种技术还传播到了高加索地区、西亚和南亚。而在东亚地区，依然以第一种技术为特色。但是在蒙古的亚赫山，却发现了典型的阿舍利手斧。这也是目前所能肯定的、整个远东地区唯一发现阿舍利技术的地点。这样，在蒙古的旧石器早期文化中，就存在着两种技术传统，一种以砍砸器为代表，另一种则以阿舍利手斧为代表[7]。出现在蒙古的这种阿舍利技术，很可能来自中亚，是沿草原通道传入的。

蒙古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也表现出许多类似于欧洲及中亚的特征，而与东亚地区不同，因为“蒙古旧石器时代中期阶段，存在着一种以勒瓦娄哇和莫斯特类型为特征的石片文化” [8]，而东亚则缺乏勒瓦娄哇和莫斯特技术。蒙古的莫斯特技术，应当是从中亚经草原通道传入的[9]。这样，在蒙古的旧石器文化中，与中国一样，存在着第一种技术模式，而且这种技术模式的长期延续，还反映了与中国北方的联系[10]。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由于蒙古正处于草原通道之内，所以这里不断地出现大量的来自西方（中亚与东欧）的文化因素。正如前苏联考古学家所说的那样，早在旧石器时代，“蒙古便是各民族间通行道路和文化接触的一个远古交汇点，使中亚、西伯利亚、满洲、中国和印度互相联系” [11]。在阿尔泰地区的旧石器文化中，勒瓦娄哇技术同样十分明显[12]。阿尔泰地区的这种技术无疑是从西方经草原通道传来的。

位于草原通道之内的还有南西伯利亚平原地区。有人曾认为，人类进入西伯利亚活动的时代可以上溯到大约70万年前[13]。但这一过早的年代并不可靠，无法使人接受。实际上，在西伯利亚还找不到确切无疑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西伯利亚最早的遗址属于卡尔金（Kargin）间冰期（3万3千年到3万年前）和萨尔顿（Sartan）间冰期（2万2千年到1万1千年前），早期的人们可能来自中亚，也可能来自蒙古，还有可能来自欧洲[14]。所以，这里的旧石器文化，既有与蒙古及中国相同的因素，也有来自中亚与东欧的因素。东西方不同文化因素的混合，使得学者们很难澄清西伯利亚的旧石器文化发展线索[15]。在西伯利亚的旧石器遗址中，最能反映文化传播的是安加拉河畔的马尔它（Malta）及其附近的布莱特（Buret）遗址，其年代大约为距今1万5千年前。这里发现的石器与乌克兰及德国北部的奥瑞纳文化石器相同，是一种独特的石叶工具。此外，这两个遗址中的其它一些文化现象，也与欧洲的相类似。例如，这两个遗址都发现了一些用兽骨雕成的女性雕像，有的，也有穿衣服的。这种女性雕像，特别是雕像，在东欧的奥瑞纳文化中很著名，在西欧一直到比利牛斯山都有[16]。据研究，这种女性雕像很可能起源于东欧，然后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 [17]。女性雕像在西伯利亚的发现，说明了这个地区与东欧的文化联系，这种联系正是通过草原通道而得以实现的。

二

大约一万多年前，冰期结束，全球气候变暖，进入了全新世。随后，出现了以农业与畜牧业为标志的新石器革命，人类从采集天然食物发展到生产经济阶段。在西亚，公元前9000—公元前7000年之间已经开始种植大麦、小麦并饲养绵羊、山羊等。在中国，至少在七、八千年以前已经出现了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聚落，主要农作物是粟、稻，主要饲养的动物有猪、狗和鸡等[18]。新石器革命导致人类历史产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并最终进入文明时代。在西亚，这个历史发展过程基本如下：公元前6千年代，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3500年开始产生国家；公元前3千年代末，青铜器开始流行[19]。在中国，大约在距今4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突然出现”了铜器。相对西亚而言，中国的铜器出现得较晚。就目前的考古材料而言，中国早期铜器“很可能通过史前时期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20]。如果这个推测正确的话，那么，这里所说的“丝绸之路”应当是指草原通道，因为由新疆通往中亚的绿洲之路在距今3000年前并不存在[21]。

农牧业出现后，逐渐向其它地区扩散，最后传播到草原地带，形成了一种混合经济。例如，在草原通道西端的南俄草原，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7000年到6000年前）虽然出现了农牧业，但主要以采集与狩猎为主。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6000年到4500年或4000年前）则是农业、牧业、渔猎和采集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后来，由于不断干燥的气候难以适合农业经济，导致农业村落数量减少，规模缩小，而游牧经济却日益重要起来。到了距今4500年至4000年左右，游牧经济在草原地带获得了主导地位[22]。在蒙古，游牧文化形成于公元前3千年代后半期至公元前2千年代前半期[23]。近来有学者在探索我国北方游牧经济的起源问题时，也认为北方游牧业是从中原的家畜饲养发展而来的，至青铜时代才形成完整独立的游牧经济形态[24]。

这样，从公元前3千年代后半期开始，游牧经济逐渐成为草原通道所特有的一种经济形态。在这条游牧经济带的北面是狩猎经济，南面则是农业经济。众多的游牧民族在草原通道上纵横驰骋，由于它们的流动性很大，所以自然而然地接触到各地的不同文化，并将这些文化传播开来。于是，东西方文化就在草原通道中汇聚。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以位于草原通道中部的米奴辛斯克盆地及其周邻地区为例。

米奴辛斯克盆地最早的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称为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evo Culture，约公元前3500—2500年）。这时的人们尽管还不知冶铜，但已用天然的红铜打制一些饰物及生活用具，并开始制陶。畜牧业已经产生，主要饲养牛、马及绵羊等。农业可能也已出现，但渔猎及采集还占有重要的地位，石器依然大量地被使用。其居民在人种上属古欧罗巴人种，与东欧的居民相似[25]。阿凡纳谢沃文化与中亚的扎曼巴巴文化（Zamanbabin Culture）以及黑海北部草原地带的竖穴墓文化（Pit Grave Culture）都有密切的联系。例如，这里出土的一种斜纹图案陶器，实际上是南俄草原的典型陶器；还有狭颈平底罐等陶器，也与南俄草原的有关联[26]。所以有人甚至认为阿凡纳谢沃文化是南俄草原文化的东支[27]。

到了公元前2千年代，草原通道及其东西两端周邻地区都进入了发达的青铜时代。在东端的中国，公元前17世纪商王朝兴起，公元前14世纪盘庚迁殷，公元前11世纪周灭商。在草原通道的西部，在乌拉尔南部地区主要有图尔宾诺文化（Turbin Culture），在黑海北岸则是木椁墓文化（Timber-grave Culture）[28]。在草原通道中部的米奴辛斯克盆地一带，阿凡纳谢沃文化被奥库涅夫文化（Okunev Culture）所取代。这种取代不仅是文化上的更替，而且还包括居民成份的变换，因为奥库涅夫文化的居民属蒙古人种。在奥库涅夫文化中，青铜器已相当常见了。大约从公元前18世纪开始，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逐渐代替了奥库涅夫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与奥库涅夫文化没有多少联系，它的居民是操印度-伊朗语的欧罗巴人种。继安德罗诺沃文化而起的是卡拉苏文化（Karasuk Culture），它一般被分为早晚二期：卡拉苏期（公元前13—11世纪）和石峡期（公元前10—8世纪）[29]。

在公元前2千年代草原通道的青铜文化中，有一系列明显的特征不仅表明整个草原通道的游牧文化具有很高的统一性，而且还表明草原通61道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欧亚草原上各民族的共同文化特征是青铜器、马具和野兽纹，现在看来，除了这三项特征外，至少还应当加上鹿石与石人。马具问题比较复杂，当另文专论，这里不展开讨论。

1．鹿石与石人

鹿石是一种碑状石刻，因上面刻有鹿的图案而得名。鹿的造型呈格式化，鹿嘴尖长如鸟喙；也有的鹿石上刻着其它动物，如马、羊或猫科动物等；还有的鹿石上没有动物图案，而是刻着圆环、刀剑、腰带等纹饰。鹿石一般竖立在墓地中，面向东方。鹿石反映了草原游牧民族的宗教意识，特别是萨满教信仰。鹿石流行于青铜时代，有人认为其上限约在公元前13世纪，下限则可定在公元前7-6世纪。鹿石广泛地分布在欧亚草原上，在蒙古、我国新疆、高加索地区、南西伯利亚以及南俄草原都有分布，尤以蒙古为多。在如此广阔的地域上，不同地区的鹿石也表现出不同的地区特征，一般可以分为三类：全亚欧类型（非动物类型）；萨彦-阿尔泰类型（接近自然的写实性动物图案）；蒙古-外贝加尔类型（带有图案化了的鹿纹样）。

石人，或称草原石人，是用石头刻成的人像，它可以分为两大类：随葬石人和墓地石人。随葬石人发现于死者的墓室之中，一般比较小，有的上面还钻有小孔，利于系绳佩挂。随葬石人是死者个人所用的物品，置于墓内可能具有护身避邪、保佑死者与生者的意义。墓地石人则是竖立于墓地地面上的大型石人，一般面向东方，平常所说的草原石人多指此类石人。墓地石人主要有祖先崇拜的意义。石人在草原通道上相当普遍，从蒙古到新疆、南西伯利亚、中亚及南俄草原都有。石人存在的时间也延续了很久，公元前2千年代初的奥库涅夫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随葬石人和墓地石人，其中随葬石人产生的时间可能要略早于墓地石人。草原通道上石人存在的下限则可晚至公元11世纪[30]。

关于草原通道上鹿石与石人的起源问题，至今尚不清楚。笔者认为，鹿石与石人很可能源自欧洲，因为欧洲早在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4000—2500年），就出现了一些碑状石刻，主要集中在法国南部、意大利北部以及南俄草原[31]。鹿石与石人在欧亚大陆北部的分布，正是东西文化传播的见证。

2．青铜器[32]与野兽纹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欧亚草原上的青铜器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有人曾将这些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青铜器统称为“斯基泰艺术”。这种含糊的统称无疑是不正确的，因为许多青铜器在年代上都要早于斯基泰人；而且，这些青铜器也并非斯基泰人所独有。实际上，散布在辽阔的欧亚草原上的青铜器，在流行的时代、分布的区域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在中国北方，这类属于草原游牧文化的青铜器过去曾被称作“绥远青铜器”或“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现在被有些人称为“北方系青铜器”、“中国北方青铜器”或“中国北方青铜文化”[33]。

在公元前2千年代欧亚草原的青铜文化中，中国北方青铜器与南西伯利亚卡拉苏文化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主要器物有：青铜短剑，以铜柄与护手（格）铸为一体为特征，剑身与柄之间有凸齿；管銎战斧，此种战斧除了有较长的管銎外，还具有刃狭身厚的特点；青铜小刀，刀身与刀柄连铸，刀身与刀柄之间有舌状突，刀背呈弧形；铜锛，锛的后部有銎；弓形器，此种器物用途不明，有人认为它是系在腰上用来系挂马缰的，有人认为它是弓的辅助工具，也有人认为它是用在旗帜上的[34]；此外，还有带耳铜斧以及一些青铜饰物等。

欧亚草原上的青铜器，具有一些共同的游牧生活特征，如青铜器上多有环或钮，以便悬挂。从艺术上看，这些青铜器的纹饰也非常相似。例如青铜短剑及刀柄上往往饰有各种动物，这些动物一般双眼突出，两耳竖起，动感很强。在国外，欧亚草原上的这种动物纹饰被称作“野兽纹”，我国学者则称之为“动物纹”，因为在这些动物形象中，除了野兽外，还有家畜[35]。

上述这些具有共同特征的青铜器在草原通道上分布很广，从中国北方到黑海沿岸都有。特别是乌拉尔南部地区图尔宾诺文化中的塞伊马（Seijma）类型青铜器，与克拉苏文化青铜器及中国北方青铜器有不少相似之处。而且，有些类似的青铜器还出现在中国中原地区的殷墟文化中。这样，就产生了殷墟文化与草原通道青铜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本世纪50年代，前苏联考古学家普遍认为，来自中国北方的移民带着青铜技术来到了米奴辛斯克盆地，并与当地的居民融合，创造出了克拉苏文化。但他们的这种观点在进入60年代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们认为是乌拉尔南部地区的塞伊马类型青铜器通过草原通道向东传播，最终影响了中国殷墟文化[36]。我们在不久前出版的一些著作中，还可以常常看到这类说法[37]。

那种认为塞伊马类型青铜器影响中国的观点，其基本前提是将塞伊马青铜器的时代定在公元前16-13世纪。现在看来，这个年代过早了。塞伊马青铜器实际上是与克拉苏文化并行发展的，有人将其年代定为公元前11-8世纪。所以，从年代学上看，塞伊马青铜器不可能影响中国的商文化。同样，中国商文化也不可能直接影响塞伊马青铜器，它们之间的文化联系只能是间接的。此外，克拉苏文化也不是由来自中国北方的居民创造的。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克拉苏文化居民不是大陆蒙古人种，而是中亚类型的欧罗巴人种，很可能说原始伊朗语[38]。因此，中国中原地区与南西伯利亚的米奴辛斯克盆地之间不可能有直接的往来。“如果说商周之际中国北方的某些部族确实有向北的迁徙活动，那末这一活动地域也只限于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地区” [39]。我们知道，在外贝加尔地区，考古学家曾发现了中国所特有的陶鬲[40]。

在中国北方地区，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直接接触融合。中原殷商文化通过中国北方青铜器而影响草原通道上的青铜器，草原通道上的青铜器也通过中国北方青铜器而影响殷商文化。而且，草原游牧文化中的许多青铜器最先出现在中国北方地区，然后分别传播到草原通道上的其它地方以及中原地区。例如，殷墟出土的青铜短剑、小刀、管銎战斧、弓形器以及一些饰物等显然来自北方青铜器。同样，北方青铜器也受到殷商青铜文化的影响，例如北方青铜器中铜斗的产生、啄戈结合体的出现，等等[41]。草原通道上广为流传的青铜器，实际上有着不同的起源地，有的产生于中国中原或北方地区，有的源自米奴辛斯克盆地或黑海北岸，还有的可能源于中亚甚至西亚[42]。在目前的条件下，要确定每一种青铜器的真正源头，要确定不同青铜文化互相影响的实际过程，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

三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使欧亚草原成了最早沟通东西方的一条通道。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在草原通道上生息，并通过草原通道往来迁徙。旧石器时代草原通道的基本特点是：1．整个草原通道本身特有的文化特征不明显，相反，草原通道上的文化大多与周邻地区相似。总的说来，“俄罗斯平原上的遗址，表现出明显的类似于欧洲旧石器晚期文化的特点；高加索及中亚的材料，显示了与中东的联系；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材料则使人们得以追溯与日本、中国及新大陆文化序列之间的密切关系” [43]。就草原通道西端而言，与中亚的联系要超过与东欧的联系。2．草原通道是东西方诸多文化的交汇点。而且，蒙古与阿尔泰地区的考古资料表明，草原通道中来自西方（中亚与东欧）的文化因素要多于来自东亚的文化因素。3．东西方文化交流极其微弱。东西方文化汇聚到草原通道后，很少向草原通道以外的地区传播。具体地说，来自东亚的文化因素最远可能影响到西伯利亚南部地区；来自西方（中亚与东欧）的文化因素一般也传播到蒙古高原，只有极少数西方文化因素渗透到中国北方地区。例如，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一些第四种与第五种技术模式因素，就可能是通过草原通道传播而来的[44]。还有人认为，草原通道在人类抵达日本的过程中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45]。

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草原通道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整个草原通道具有明显的共同文化特征。随着游牧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草原通道逐渐成了一条独特的游牧经济带，介于游猎经济带与农业经济带之间。草原通道在地理条件与经济形态上的一致性，决定了它在文化形态上也具有强烈的共性。2．东西方文化通过草原通道进行比较频繁的交流。这种文化交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东西方游牧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从中国北方到黑海沿岸广泛存在的共同文化因素就是这种交流的结果。其次是中原地区通过草原通道与西方进行的文化交流。公元前2千年代，中原地区与西方的文化联系可能已经远达乌拉尔南部地区，殷墟青铜器与塞伊马类型青铜器的一些共同之处就是这种联系的证明。另据报道，前苏联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院长在乌鲁木齐召开的“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介绍说，在乌兹别克斯坦以南的一些古墓中发现了中国丝绸的碎片，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700年到1500年之间[46]。如果这个报道无误的话，那么，这些丝绸应当是经草原通道输入到中亚地区的，因为此时绿洲之路尚未开通。总之，至迟在公元前2千年代，中国北方游牧地区与黑海沿岸之间已经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交流；中国中原地区已经通过草原通道与欧洲的最东部发生了某种文化联系。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联系”，并不是直接的交往，而是间接的影响，即都是以诸多中间民族为媒介而进行的。

对于草原通道的研究目前还做得不多，许多问题尚不清楚。特别是由于草原通道横贯好几个国家，这就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多困难。本文只是根据已有的材料初步考察了草原通道在东西方交往中的作用，而要彻底弄清，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尤其是不同国家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各个相关学科的综合研究。 注释：

[1]周菁葆：《丝绸之路研究丛书》总序，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起陆续出版。

[2]关于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可参阅梁州：《十多年来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8期；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1999年第4期。

[3]本文根据我国学术界的习惯，将亚洲分为6个大区，即北亚、东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和西南亚。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地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693页。

[4]吴汝康：《对人类进化全过程的思索》，《人类学学报》1995年第4期；龚缨晏：《关于人类起源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94年第2期；侯亚梅等：《东亚和早期人类第一次大迁徙浪潮》，《人类学学报》1998年第4期。

[5]戴尔俭：《旧大陆手斧与东方远古文化》，《人类学学报》1985年第3期；林圣龙：《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的比较》，《人类学学报》1996年第1期；王幼平：《中国早期原始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及其成因》，《国学研究》第三卷。

[6] [10]M. Shackley， Palaeolithic Archaerology in the Monglian People’s Republic ， 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 ， vol. 50， 1984， pp.23-34.

[7] A. P. Oklandnikov， The Paleolithic of Mongolia， Early Paleolithic in South and East Asia， edited by F， Ikawa-Smith， Mouton Publishers， 1978；《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8]《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43页。

[9] D. Sinor， The Cambri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pp.54-5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1] 《考古学参考资料》（1），1978年，第101页。

[12] [45]关矢晃：《近年来俄罗斯阿尔泰地区的考古学状况》，《华夏考古》1997年第4期。

[13] A. P. Okladnikov et al，Ulalinka， the Oldest Palaeolithic Sitein Siberia，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23， No， 6， pp710-712， 1982.

[14] A. B. Dolitsky， Siberian Palaeolithic Archae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26， No．3，pp.361-378， 1985.

[15] S. A. Vasil’es， The Upper Palaeolithic of Northern Asia，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34， No， 1， pp.82-92， 1993.

[16] E. M. Shimkin， The Upper Palaeolithic in North-Central Eurasia， Viewx of the Past， Edtited by L. G. Freeman， pp.193-315， Mouton Publishers， 1978.

[17] 江上波夫：《关于旧石器时代的女神像》，《北方文物》1987年第4期。

[18]《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477、701、704-706、712-720页。

[19]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339-401、494-495、533-534页。《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7页。

[20] 安志敏：《试论中国的早期铜器》，《考古》1993年第12期；《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的青铜文化遗存》，《考古》1996年第12期；还可参阅孙淑云等：《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7期。

[21] 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国学研究》第一卷；陈良伟：《试论北亚诸文化圈与晚古草原通道》，《西北史地》1987年第4期。

[22] P. M. Dolukhanov， Upper Pleistocene and Holocene Cultures of the Russia Plainand Cultures of the Russia Plaina and Caucasua， Advances in World Archaeology， Edited by F. Wendorfetal， Vol. 1， Academic Press， 1982， pp.323-358; A. Sherrattetal，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y， pp.252-25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23]江上波夫：《新石器时代的东南蒙古》，见口隆康主编：《日本考古学研究者中国考古学研究论文集》，香港东方书店1990年版，第3-35页。

[24] 佟柱臣：《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游牧经济起源及其物质文化比较》，《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3期。

[25] 马克西缅科夫：《关于米奴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分期问题的现状》，《考古学参考资料》（6），文物出版社198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2-3页；D. Sino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pp.79-80.

[26]M. Gimbutas， The Pre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part I， pp.67， 84， 92， Published by the Peabody Museum， 1956.

[27] [31] [38] J. P. Malloryetal， 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 p. 4， 544， 326，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1997.

[28] M. Gimbutas， Bronze Age Cultur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p. 24-26， Mouton & Co， 1965.

[29]马克西缅科夫：《关于米奴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分期问题的现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15-16、23、248-249页。

[30]以上关于鹿石与石人的内容主要参见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王博：《新疆鹿石综述》，《考古学集刊》，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32]在公元前2千年代，代表欧亚草原游牧文化共同特征的青铜器主要是武器。进入公元前1千年代，又有青铜鍑等器物。由于本文所涉及的年代范围止于公元前2千年代，所以对其它器物不予讨论。关于青铜鍑的综合研究，可参阅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附章”。

[33]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上编），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34]秦建明：《商周“弓形器”为“旂铃“说》，《考古》1995年第3期。

[35]乌恩：《中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36]吉谢列夫：《苏联境内青铜文化与中国商文化的关系》，《考古》1960年第2期；M. Gimbutas， Bronze Age Cultur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p.105-112.

[37]例如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4页；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张广达等：《天涯若比邻》，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3-14页；芦苇：《中外关系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39]乌恩：《中国北方青铜文化与卡拉苏克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研究》（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40]奥克拉德尼科夫：《贝加尔湖一带的新石器和青铜时代》，《北方文物》1996年第2期。乌恩：《朱开沟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41]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

[42] 卢连成：《草原丝绸之路-中国同域外青铜文化的交流》，见上官鸿南等主编：《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3] S. A. Vasil’ev The Upper Palaeolithic of Northern Asia，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34， No. 1， 1993.

第7篇：民族考古学探索范文

丁亥年春节前夕，邓聪、国祥先生从香港以最快速度将还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新著送到我手上。研读此书，除了设计新颖，印刷精美，装帧考究，体例独特，论述全面，中英双语等直观印象外，笔者还偶尔所感，草拟于此，就正于学界方家。

严谨的考古发掘是玉器研究的科学依据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玉器研究已由传统器物学方法发展到现代考古学方法的新阶段。但也不可否认，一些考古玉器材料的科学性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或不足，或是缺乏明确的层位关系或与其它器物的组合关系，或是田野考古发掘清理本身比较粗糙，没有捕捉到并详细记录下瞬息万变的考古现象，或是仅进行局部发掘，以个别代替一般，以偏概全，凡此种种，或多或少影响到玉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同时也影响到玉器研究的学术质量。

本课题研究，以兴隆洼、兴隆沟遗址出土玉器为重点的兴隆洼文化玉器，去探讨中国玉器的起源问题，无疑最具全面性、科学性与权威性，正如刘庆柱先生在序中所说：“兴隆洼遗址，作为兴隆洼文化最重要、最典型的遗址，是迄今考古发现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中保存最完整、布局最清楚的。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考古中，兴隆洼遗址考古具有学术史上的里程碑意义……兴隆洼遗址出土的兴隆洼文化玉器，是目前所知中国国内发现年代最早的真玉器。” 兴隆洼、兴隆沟遗址的主要发掘者，同时也是本书的主要作者刘国祥先生，在书中以优美的文笔叙述了兴隆洼、兴隆沟遗址玉器出土的情形。书中还首次公布了1994年10月1日兴隆洼遗址135号墓出土一对玉i的珍贵资料，玉i直径约6厘米，出土时位于人头骨两侧，由此完全可以确定距今8000年左右东亚地区远古先民以玉i作双耳饰的事实。可见，本书研究成果的取得，完全是建立在兴隆洼、兴隆沟遗址全面、系统、严谨的田野考古发掘基础上的。

典型材料分析是玉器起源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该书探索玉器起源问题，没有将中国出土的早期玉器全面叙述一番，而主要选择出土于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兴隆沟遗址墓葬具有明确出土层位的玉器加以分析研究，因为这些材料可以比较客观同时又较真实地反映了以聚落为单位的兴隆洼文化使用玉器的全面情况。这是使用典型材料分析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时在玉器种类的选择上，以兴隆洼文化琢磨难度最大同时也最具代表性的玉器――玉i为重点进行研究，探讨玉i的琢磨方法、使用功能、扩散线路以及在东亚地区文化交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等。这是典型材料分析的第二个方面。

当然，在对典型材料进行重点分析的同时，作者也把研究的视野放在8000年前后的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的用玉制度上，中、日、俄早期i饰在本书中并列刊载，显示东亚地区i饰可能是一元多体，在更高、更广的时空范围内进一步探讨兴隆洼文化玉器的意义和价值。

微痕观察是玉器起源研究的重要方法

微痕观察或称细部观察，是近年玉器工艺研究、鉴定研究时兴的一种手段。本书的一大亮点，是多角度、多层次对兴隆洼文化玉器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并借用现代摄制、印刷技术，将观察成果全面记录下来，有规律地排列出来，为读者从视觉上认识玉器本质提供最佳途径。并以此为重要依据，探讨早期玉器的琢磨方法和独特技艺。邓聪先生根据对兴隆洼文化玉i深入细致的观察分析，认为玉i生产至少包括原石采集及粗坯生产、毛坯研磨加工、中央穿孔及打磨抛光、内孔研磨及开i口等四道工序。同时他还认为，兴隆洼文化在玉石原料上已出现线切割的开片技术，在使用线切割技术的同时，在玉石器物上较多地使用片切割技术，一般应用于i口切割或将成器进行由大变小的分割。通过微痕观察，可以清楚地看到兴隆洼文化玉ii口的切割技术，明显可以分为线切割与片切割两种切割方法。兴隆洼文化玉器的穿孔，多用实心钻两面对钻经修磨而成，还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已经使用管钻穿孔技术。玉器表面除抛光外，没有饰纹刻划等装饰，这些均反映出兴隆洼文化玉器作为中国早期玉器琢磨工艺上的原始性。

多学科综合是玉器研究取得突破的关键

第8篇：民族考古学探索范文

一 在全球化语境中强调“发现东方”

文化是一个共同体的社会遗产和话语编码，不仅有民族创造和传递的物质产品，还有集体的思想和精神产品与行为方式（各种象征、思想、信念、审美观念、价值标准体系）。这意味着文化无优劣，而只有差异，并必须学会尊重文化的差异。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一直经历着与西方和其他文化的长期对话和文化碰撞，文化互渗（acculturation）已成为新世纪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基本品格。

冷战结束使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北美经济军事的发达一体，欧洲经济货币的统一，而亚洲统一的排头雁问题成为相当敏感的问题。于是，在经济上政治上争大国话语权，在文化上争首发权成为亚洲文化的新动向。诸如近些年文字印刷界和考古学界出现的几个重大问题，表明所谓“远东”各大国在“四大发明”和亚洲历史问题上出现了话语权之争，已引起各方的关注。

李学勤认为：“有意无意对中国古代文明贬低的倾向，仍然是存在的。其具体表现有两方面，一是把中国文明的历史估计过短，二是对中国文明发展的高度估计过低。……这样做，抹煞了近十几年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成果，实在是不公平的。” 在我看来，文化交流不是一种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一种交流的多极性问题。只不过在西方现代性光谱中，“东方”已经削弱了立法和阐释的权力。进一步说，“全球化”不是一个全球本质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地尊重差异性的过程，是东方西方共同组成人类性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习惯自己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的过程。因此，东方（尤其是所谓“远东”的中国）如果继续沉默、失落、被误读，将使世界文化生态平衡出现严重的问题。

近来，西方提出“生态批评”或“生态文化”的新理论，其实吸收了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中仍有生命的思想，如：绿色和谐思想、辩证思想、综合模糊思想、重视本源性和差异性的思想、强调“仁者爱人”思想等。 这些思想是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互动的结果。因此“发现东方” 是发现中国有生命血脉的东西，使其变成世界文化中的鲜活的精神。

全球化的深入，意味着西方中心主义将终结，而东方文化应该得到重视。新世纪的“发现东方”的工程，是要考察中国文化哪些部分已经死亡了？哪些部分变成了博物馆文化只具有考古学的意义？哪些部分变成了“文明的断片”可以整合到当代生活中？还有哪些文化可以发掘出来变成对西方一言独霸的话语置疑？当然，“发现东方”是要发现经过现代化洗礼的东方，不是要怀旧，也不是要退守，更不是张扬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东方，而是要将中国当代新问题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新框架中重新提出，从而梳理我们的理论范畴、基本命题、核心概念、关键词，广泛参照日本、印度、阿拉伯、欧洲和美国五大地区的文化精神，同时借用现代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美学、传播学、文化生态学方法，以重新去解读中国传统的文化诗性的哲学和独特理论。

人文社会科学的兴盛是一个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命脉，其价值高低成为“国家柔性国力”的综合呈现。文化的意义在后工业时代日渐突出，西方不断在输出自身的文化意识形态，美国的“三大片”——“薯片”式的快餐生活方式，“芯片”所代表的电脑核心技术，“大片”式的影视视听方式，也有人称之为“可口可乐殖民”（Coca-colo-nization），似不无道理。而中国文化却在一个多世纪的“拿来主义”中，被逐渐排除在集体记忆之外。因此，必须将重建文化根基和民族认同的地基，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二 发现“中国两河流域”中“长江文明”的意义

中国文化研究中有一个思维定势，总是单面强调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元的，而且虞夏商周各代王朝都在黄河一带建都，文化中心从黄河中下游向外扩展。有人甚至认为长江文化区域长期处于蛮夷匮乏状态，直到六朝乃至宋代，南方才成为发达地区。这种看法在如今的考古发现面前已经站不住脚。

长江上中游的成都平原田野考古发掘，表明古代巴蜀先秦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已然形成：宝墩村文化（前2700－前1700）－三星堆文化（前1700－前1150）－金沙遗址（前1200－前600）等，尤其是近年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大量精美绝伦的青铜面具和玉器等文物，表明金沙遗址与三星堆一脉相承。 在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出现许多不同于殷墟甲骨文和中原青铜器文字，这些巴蜀特有的符号文字，至今无法识读。 可以说，三星堆等珍贵文物的发掘，呈现出长江文明在史前的辉煌灿烂。

但是，面对这样辉煌灿烂的文明，有人仍用某种殖民文化的眼光看中国。如苏三写了两本书，一本是《三星堆大猜想》，认为全球文明同源即人类文明都发源于一个中心区域，各个文明并非割裂生成。三星堆文明不是内生而属于外来文明，其来源是“西方”。三星堆文明的创造者主体为红海沿岸古闪族（Semite）人，三星堆古国是古代中东的闪米特人建立的政权，即古犹太人的一支，他们在历史上曾大规模地迁徙，后经过现在的伊朗、印度等国家及地区，于4000年前左右来到成都平原。因此中华文明起源于古代中东，犹太人是中国人的祖先之一。在我看来，这位作者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和考古材料，充满了误读式的理解和缺乏依据的充满主观臆断的过度“猜测”。在《向东向东，再向东》中，她认为文明起源地从中东不断向东方迁徙，处于东方的中华文明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宫外孕”。这位考古的外行用《圣经·旧约》的材料加以牵强附会的解释，认为中国文明是中东文明或中亚文明，最终都经过了基督教的熏陶。这种“中国文明西来说”，不过是再次重复上个世纪的西人斯坦因的殖民理论罢了。

事实上，不仅长江上中游具有高度发展的文明，下游地区同样有相当高度的文化：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年代当不晚于仰韶文化；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对夏商周中原文化饰物上纹饰饕餮纹的影响一目了然； 湖南澧县屈家岭文化城址距今4800年，当比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古城更早；商周时期中原王朝青铜器原料考古证实来自南方的江西、湖北和安徽，而通向东南亚的海上交通要津是在南方； “古夜郎文化”考古发掘和研究，更加凸现出整个长江流域文明的重要意义。

如果说，西亚文明起于著名的“两河流域”——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印度文明兴盛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那么可以说东方的“两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共同哺育了中华文明。“中国两河流域”及其文化意义在于，长江文明的重新“发现”“探索”，使一段失落的文明和掩埋不彰的文化终于浮出历史地表。于是，整个长江流域的历史因此而重新改写，整个中华文明的学术史和思想史乃至艺术美学史，正在重新书写。

转贴于 三 寻找“失落的文明”与重释“夜郎文化”

中国过去是“国中之国”“中央之国”，人均GDP在1820年仍然处于世界的前列。 十七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初到中国，向中国人展示他们绘制的世界地图。使士大夫们大为不满的是，中央之国被挤到地图东北的一角。虽然当时中西双方力量的对比依旧可以支撑天朝上国的自信，但“大世界”却不可避免地动摇了中国人传统的“夷夏”观念。到清末，以降的一系列败绩致使中国甚至难以维系自我身份的认同，产生了重大的身份危机和面对世界的焦虑。

如果说，现代性西方中心主义使得古老的中国被边缘化，那么，古代中国汉文化中心观又使其将中原地区之外的民族看成“夷”“蛮”之地，使得汉族与少数民族缺乏平等交流的基点。其中，“夜郎自大”这一成语流传甚广于其中可见一斑。

国人大抵是通过“夜郎自大”这一家喻户晓的成语触及到夜郎的。夜郎作为一个被历史误读了两千多年的名字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夜郎历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起于战国而终于西汉成帝年间，后来又神秘地消失，存在大约三百多年。对夜郎国记载主要在《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水经注》等书中。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说：“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从此，这个本当属于“滇王自大”的说法，就成为西南地区古国“自大”“夜郎”的别名。如今，古夜郎都邑、夜郎王、夜郎国的范围，以及夜郎民族的生活习性和夜郎文化的基本特征等，都成为历史之谜，引起各种不同的文化论争。

20世纪90年代末，湖南、贵州、云南、广西的学者开始深入讨论夜郎文化历史和意义。古代西南地区冠以“夜郎”县名的地方为数不少，古代贵州有三个“夜郎县”，湖南新晃有一个“夜郎县”，云南也有一个夜郎。云南专家据新近出土的“铺汉王印”为据认为夜郎古都在云南沾益；湖南学者则提出怀化西部方属古夜郎发源地；广西学者坚持夜郎国都应在广西凌云。在我看来，根据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将考古出土文物和地上文献互考，夜郎古都应在贵州境内，其地理范围大致包括贵州黄平以西，广西百色以北，四川宜宾以南，云南楚雄以东的范围，形成一个横跨几省的“大夜郎”的观念。出土文物的支持非常重要——2000年的贵州可乐墓葬群的发掘考古，出土一批极为珍贵的青铜文物； 普安县铜鼓山遗址出土的夜郎时期的铜兵器、陶器、套头罩， 还有一些生活器具。其精美的程度与中原无异，令人吃惊。

据《史记》记载：“西南夷君长以计数，夜郎最大。”又说，“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在当时西南诸国中，的确是“夜郎最大”。但是不是“自大”，还应该认真讨论。细细斟酌“汉孰与我大？”不难看到，这其实是古汉语的疑问句，一种正面的试探性提问，而不是一种自大的口气。作为南方诸国中的一个大国，夜郎真正希望知道外面的大千世界，处于这四面环山的封闭的云贵高原，想知道外面的精彩世界，想探究中原究竟有多大。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夜郎王向往汉朝的文明，不仅约为置吏归属汉朝，而且受金印册封，并派使者到京城朝贡。在这个意义上，“孰大”不是说自己就一定“大”，这个疑问词并不是说夜郎与汉朝比大，而是在求知求证和比较层面上对外部世界的大小表示“惊奇”。事实上，“夜郎自大”的命名，是汉民族中心主义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歧视造成的，这种文化压抑和文化解释是由于当时的汉文化中心主义使然。

长期以来，“夜郎自大”在汉族中心话语中成为了贬义词，使得其走向了漫长的“夜郎文化自卑”。今天，在中国文化走向理性和平等对话的时代，在全球化中发出“发现东方”和发出“中国声音”的时代，夜郎文化应走出贬义自卑而走向“夜郎文化自觉”。文化自觉表明对自己劣根性的分析，对自己发展可能性的清理，对自己未来可能性和文化交流对话的前景加以展示，最后走向“夜郎文化自强”。

夜郎作为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国度，是“西南夷”中最为著名的一个方国或部落联盟。多种族群和不同地域的文化因子经碰撞和互渗，各民族在大杂居环境中逐渐积淀在夜郎文化的各个层面中。夜郎文化与周边几乎同期发端的滇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同为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文化史价值和人文价值。长江文明中的河姆渡文化、三星堆金沙遗址文化，以及夜郎文化均不可忽略。夜郎文化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这神秘地出现又神秘地中断的夜郎文化，形成两千年的历史文化之谜。夜郎古国尽管灭亡了，但夜郎文明还在云贵高原某些少数民族身上在传承着。关于夜郎文化的传承者有多种说法，有彝族说、苗族说、布衣族说、还有仡佬族说。 也许可以通过人类学考察，从这个民族身上饰品、婚娶、丧葬方面的种种风俗上看出来。可以说，古夜郎人的住房、发型、服饰、婚俗、葬式、饮食、节日、风俗等等，在贵州的一些民族风情中均不乏其踪迹，可以利用最新科技DNA的遗传工程鉴定，去寻找夜郎文化遗传编码。 在没有更重要的文物发掘出土之前只能通过解读史料，同时进行人类学、民族学的考察研究。 这一研究非常艰难但意义重大。从某种意义来说，研究夜郎文明是对中华文明完美的文化版图和两河流域文化的重要补充，是对汉民族中心主义的扬弃，是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性的尊重。

转贴于 四 坚持多元文化对话中的“大夜郎”文化景观

作为一个全国皆知的文化品牌，夜郎成为了一些省市县争夺的对象。中国文化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只要是能够被尽可能多的人所认可的东西，就被认为具有含金量。“夜郎自大”千百年来成为了尽人所知的文化符码，它具有了名人效应、名地效应、名胜效益等附加值，各地纷纷争抢，很多是从经济帐、文化帐、知名度、含金量几个角度来“争夺命名权”。我认为这种人为的争夺有害无益，应该建立“大夜郎”意识，品牌共享，共同建设。

简言之，应当从文化争论和做秀中走出来，不要争名人秀。我们提倡一种宽泛的泛夜郎文化——“大夜郎文化”，不仅仅是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而应是以贵州为中心辐射周边的古夜郎文明区域。夜郎应该寻求当代意义，因为夜郎文化意义的发现可以提供一些供汉民族、供全球思考的问题。这里意味着夜郎故地除了强调工业、旅游业、凉都的特色以外，还要思索一些更深的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才可以逐渐消除附在夜郎上的不实之辞和文化歧视，使夜郎古国文化成为中国大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想，今后在经济、文化综合实力上升的时候，夜郎就会在富民兴黔的伟业中再铸辉煌，真正地走向“夜郎自强”。

失落的文明应该找到重新传承的文化血脉。当我们走出“夜郎自大”的误区，摆脱历史迷雾制造的以讹传讹，以西南民族文化源流交融的大视角来看待夜郎文化时，就会发现夜郎国虽然于今天相隔两千年，但夜郎文化的密码却在长江文化精神生活中得以保存下来。

第9篇：民族考古学探索范文

[关键词]青铜器；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同德宗日遗址；砷铜；红铜

一、中原青铜冶炼技术西来说辨证综述

青铜冶炼技术起源问题是我国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环节。近年来，青铜冶炼技术的起源与传播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讨论的焦点一般集中在中原冶铜业到底是本土起源，还是外来影响的产物，以及青铜冶炼技术的传播等。尽管我国青铜器发展史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但要全面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必须要对新疆、甘青及中原地区青铜冶炼技术的发展、变迁进行剖析和认识。

目前，时贤已对这一问题提出一些观点和看法。首先，考古发现表明中原地区出土的最早的铜器是陕西临潼姜寨第一期文化遗址中的一块残铜片，距今4500年。但是对这件铜片的存在以及中国青铜器起源的意义，学术界还存在争议，如安志敏认为这项标本，还存在问题，不能作为仰韶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的确证，并认为仰韶时代中原还不具备冶炼青铜的技术[1]。目前，国内普遍公认的青铜器是在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才大量出现，而反观新疆、甘青、西北地区年代最早的铜器则是新疆地区乌帕尔苏勒巴俄遗址发现的铜珠、残细铜棒4件、小铜块12件，经过检测为红铜，发现者推测其年代不晚于公元前3000年。刘学堂先生认为，中国最早的青铜器群出现在新疆地区的古墓沟―小河文化、林雅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中。并且认为中原地区由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发展起来的青铜文化不早于北方青铜文化，更晚于新、甘、青地区的青铜文化[2]。李水城先生则将中国青铜文化分为以龙山――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为代表的东部青铜文化圈，经历了从红铜到锡铜的冶炼发展过程，西部青铜文化圈则以四坝文化、天山北路文化为代表，经历了红铜――坤铜――锡铜的冶炼发展过程，并认为西北地区冶金术的发展要早于中原地区，并通过甘青地区传播至中原[3]。梅建军先生则通过对西北地区距今5600至4000年青铜砷铜的首度发现，提出宗日文化在中原和西北青铜器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并认为青铜技术的传播路线还有待进一步的论证[4]。

同时一些学者也提出相反的观点，白云翔先生将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加以比较指出，两地的早期铜器似乎各成系统，认为两个地区的早期铜器在发展中的过程中的交互过程不完全否定，但主流是各自独立发展[5]。蒋晓春先生则认为中国各地区进入青铜时代没有一个早于公元前21世纪[6]。

综上所述，青铜冶炼技术“西来说”不仅存在争议，而且有待进一步研究。新疆地区的早期先民可能首先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并经过河西、河湟地区传入中原，并对中原青铜器产生影响。同时，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实，河湟地区的青铜冶炼技术可能要早于新疆地区，由此推断，青铜冶炼技术可能首先由河湟地区发端，再向中原地区传播。

二、中原；西北地区青铜器物概况

根据对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等古代文明发生较早地区以及美洲大陆早期金属文化的考察，人类最早是用天然铜（红铜）锻制小件饰物或工具，稍晚时期出现红铜重熔，铸成器件的技术。在这基础上，逐步掌握了还原氧化铜矿以得到纯铜的人工冶炼方法，所得产品质地不纯，比较疏松。中国的冶炼技术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也是从使用天然铜发展到人工炼铜的。在铸造技术上经历了使用敞范、单面范和双面范铸造[3]。

到目前为止，中原地区发现的铜制品，最早的是在仰韶遗址出土的铜制品。见下表（表1）：

除了这些主要的铜器出土遗址外，中原地区龙山时代还有一些地区出土了铜器如：山东郊县三里河的铜锥、诸城呈子的铜片、西霞杨家园的残铜锥、长岛县长山岛店子的残铜片、日照王城安尧的铜炼渣、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灰坑中的铜片、河北唐山大城山的铜牌残片等。但这些遗址中出土的铜器材质各不相同包括黄铜、锡铅青铜、红铜、砷铜，按照世界其他地区的冶铜发展规律我们很难断定中原地区在仰韶、龙山时代已经掌握了成熟的青铜冶炼技术。直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才有了青铜文明。有些针对这一现象一些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刘学堂认为：考古学家和冶金史学家依据上述考古发现，经数十年研究无法向众所周知的史前欧洲青铜文化发展史那样，从仰韶文化早期开始到仰韶晚期龙山阶段之间建立起前后相承的中国早期冶铜技术、青铜文化发生发展、繁荣与演化的体系，而且难以将上述新石器时代偶见的铜片、残渣等，当成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突然发展起来的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源头[12]。安志敏也在上文中对仰韶、龙山时代出土的黄铜器物产生了怀疑，认为中国到了宋代才出现了冶炼黄铜的技术。因之，从考古学的证据上来看，以二里头三、四期为代表的属于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它的开始可能要更早一些。至于中国的青铜器是怎样起源和发展的，还有待于今后的继续探索和深入研究[13]。而反观西北地区，不仅发现了目前所知最早的合金青铜，也是早期铜器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现可将新疆及甘青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与中原地区作一对比，西北地区出土青铜器要普遍早于中原地区。

从西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件来看，要普遍早于中原地区，并且青铜数量也要多于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件。在甘青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中甘肃马家窑东乡林家遗址遗址中出土的铜刀，为锡青铜，是中国出土最早的锡青铜。齐家文化沈那遗址出土过一件带倒刺的青铜矛，长度为61厘米，这在早期的青铜器物中是少见的。可见西北地区的青铜技术较之中原地区要较为先进的。在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器中经历了从红铜到锡铜的冶炼材质发展过程，这符合一般青铜器冶炼技术发展路线。而中原地区出土红铜较少，有学者认为中原地区是从冶炼青铜合金再到冶炼红铜的，这并不符合青铜冶炼的规律。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青铜器大部分为锡青铜，从开始就进入了较高的青铜冶炼阶段，从中原地区的青铜冶炼发展历程似乎难以解释。而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青铜器与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的青铜器有许多相同之处，由此我们不难推断二里头文明的青铜器技术或多或少受到了西北地区各个文化的影响。有学者指出二里头文明的冶金术源于西北地区，韩建业认为二里头青铜文明是在具有兼容并蓄特征的中原文化基础之上，接受西方文化的间接影响而兴起，二里头文化中的双轮车等的出现以及青铜冶金术的发展也应当归因与齐家文化的东渐带来的西方影响。其环境背景则与距今4000年左右的气候干冷事件有关[21]。距今4000年前后的气候降温事件，使得较早具有冶金技术的中亚西伯利亚地区人们向偏南方向扩展，引起了东西方的交流进而通过新疆西北地区影响到中原。汤惠生认为作为位于东西交通孔道上的新疆地区考古文化来说，来自南西伯利亚、中亚、至西亚的文化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仅是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地区或新疆西部的帕米尔地区和塔里木盆地的山前地带的青铜文化深受前苏联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卡拉苏克文化、以及费尔干盆地楚斯特文化的影响，即便是新疆东部的吐鲁番盆地、哈密和巴里坤等被传统认为受东来文化影响的地区，其考古文化中也不乏中亚甚至西亚的文化因素[22]。而砷铜在西北地区的出现，也说明了西北地区深受西方冶金术的影响，伊朗地区在BC4000左右就开始使用砷铜，并在以后取代红铜成为主要的金属。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些古代墓地和遗址发现有砷铜器物出土，如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四坝文化（1900-1600）包括玉门火烧沟、民乐东灰山、酒泉干骨崖等墓地都出土有砷铜制品。此外，新疆东部地区也有砷铜器物发现，位于新疆的尼勒克县已经发现了砷铜冶炼的遗迹[23]。砷铜是第一种青铜合金，人类对于铜器的使用大致经历了红铜―砷铜―锡青铜的技术发展历程，而反观中原地区则较少有锡青铜的器物出现，直接发展到了锡青铜合金阶段，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疑虑和反思。进一步说明了二里头青铜文明的迅速崛起，是在吸收了西北地区已有的青铜冶炼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中原地区没有完整的青铜冶炼技术的过程，如缺少红铜和砷铜制品的出土的，以二里头为代表的青铜文明从一开始就步入锡铜合金的发展阶段，和齐家文化青铜制品的相似之处，等目前所知的考古遗迹出土的青铜制品的发现和分析来看，关于中原地区青铜冶炼技术的“西来说”是有道理和事实依据的。

三、青铜技术传播新路线

但是，关于青铜技术的传播路线是否仅有新疆―甘青地区―中原地区这一条路线还值得商榷。最近在青海地区同德宗日遗址中发现的三件铜器，为砷铜器，其绝对年代大致在距今5600-4000年之间是中国西北地区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砷铜，而且这也是在青海地区的首次发现[24]，要早于新疆东部地区的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和甘肃地区的四坝文化，也早于齐家文化。这就使我们对于青铜技术的传播路线进行重新思考。砷铜除了在西亚、中亚之外在南亚地区也有所发现，南亚印度的Ganges山谷的Copper Hoard彩陶文化公元前第3千纪（出土的金属中，有超过一半的是含砷1%以上的砷铜，D.K.Chakrabrti认为这可能是砷铜的最东界；在随后的位于印度河流域的Harappan文化也有砷铜使用，并且和青铜一起出现[25]。英国学者阿诺德・汤因比认为：人类发明冶金术至今已6000年，是生活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首开其端，他们制造了杰出的青铜人像和器具；前2900年冶金术传至埃及，埃及人创造性地在青铜像上贴上薄薄黄金，掌握了当时世界上这种独一无二的“高科技”，前2500年传到南亚古印度河上的拉享佐・达罗城，印度人发明了铜焊，他们制作僧侣和铜像，举世无双。他认为历史在其间打了一个盹；他猜测：冶金发达的南亚地域与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之间、长江中上游应有一个人类冶金技术高度发达的重要环节[26]。而这一种要环节很可能就是藏彝走廊，其大体包括北自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向南经过四川西部、东部、云南西部以及缅甸北部、印度东北部这一狭长地带。南亚和的细石器曾受西亚的影响，而卡若遗址出土的骨片与伊朗西部克尔曼沙区甘吉・达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所见的骨片相同，暗示出西亚文化在很早即可能与文化产生过交流[27]。众所周知，三星堆青铜文明与西亚关系密切。而青铜冶金术是否也可以由藏彝走廊到达青海东部地区进而传播至中原。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青铜冶金术也有可能从西亚―南亚――青海东部―中原的传播路线。这一论断由于出土文物的限制还有待进一步的论证，但并不能盲目否认这一传播路线的存在和可能性。

有此我们可以做出推断关于青铜冶炼技术，不仅仅只有中亚―新疆―甘青―中原这一条路线。还有可能存在西亚―南亚――青海东部―中原的传播路线。这需要考古工作的发现和今后进一步的论证。

参考文献：

[1]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J]《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2]刘学堂：《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J]《中原文物》2012年第4期。

[3]李水城：《西北及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J]《考古学报》2010年第3期.

[4]梅见军：《青海同德宗日遗址出土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J]《西域研究》2010年第2期。.

[5]白云翔：《中国早期铜器与青铜器的起源》，[J]《东南文化》2002年第7期。.

[6]蒋晓春：《中国青铜时代起始时间考》，[J]考古2010年第6期。

[7]华觉明译《世界冶金史》[M].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

[8]西安半坡博物馆等：《姜寨》，韩汝玢、何俊：《姜寨第一期出土黄铜制品的鉴定报告》[M].文物出版社，1988年。

[9]西安半坡博物馆等：《渭南北刘遗址第二・第三期发掘简报》[J]，《史前研究》，1986年第一、二合刊。

[10]任式楠：《中国史前考古综论》[J]，《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

[11]任式楠：《中国史前考古综论》[J]，《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

[12]刘学堂：《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J]，《中原文物》2012年第4期

[13]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J]，《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1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乌帕尔细石器遗址调查报告》[J]，《新疆文物》，1987年第3期。

[1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新疆疏附县阿克塔拉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J]，《考古》，1977年9期。

[16]龚国强：《新疆地区早期铜器略论》[J]，《考古》，1997年第9期。

[17]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J]，《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18]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东林乡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J]，1984年第1期。

[19]刘宝山：《试论甘青地区的早期铜器》[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20]滕铭予：《中国早期的有关问题再探讨》[J]，《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

[21]韩建业：《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J]，《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1期。

[22]汤惠生：《条析与整合―读水涛的《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J]，《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1期。

[23]潜伟、孙淑云、韩汝玢：《古代砷铜研究综述》[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0年11月第24卷第2期。

[24]梅建军：《青海同德宗日遗址出土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J]，《西域研究》，2010年第2期。

[25]潜伟、孙淑云、韩汝玢：《古代砷铜研究综述》[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0年11月第12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