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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综述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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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综述

第1篇:乡村治理综述范文

通知

各省、各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省辖市(行政区)土地(国土)管理局(厅):

根据〔1897〕国土〔专〕字第2号文规定,土地调查各地类面积要按权属单位和行政区划进行汇总。为了使调查与登记,统计很好衔接,经研究制定了村、乡土地利用现状调查面积,按权属汇总的表式,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按行政系统面积汇总,仍按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颁布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第40、41页《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面积统计表》执行。

第2篇:乡村治理综述范文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观点;综述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013-02

面对学术界众说纷纭的新农村建设主张,需要对时下的理论研究进行“冷思考”。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当前的理论研究做出必要的梳理和讨论,理性关注这一现实问题。现将近期有关研究综述如下。

一、新农村建设提出的背景、意义与内涵

(一)新农村建设提出的背景、意义

当前我国城乡差别较大,城乡二元结构制约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三农”问题非常突出。目前,我国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历史任务已基本完成,已经进入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新阶段,完全有能力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要求。

不少学者在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有的学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的形成和实施,对于解决我国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说明了中央政府对于解决“三农”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和完整的思路。但是,也有学者对新农村建设的效果和后果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目前我国所提出和实施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很有可能演变为一次运动,未必就能触及到困扰中国农村的深层次问题;要想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只能从体制上和制度上寻求突破口。

(二)新农村建设的内涵

当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三个主流学派:第一,自21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林毅夫就提出,通过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以拉动内需,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水平。这一思路逐步为政界所认可。第二,温铁军从现实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他的新农村建设理念,主要是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开展农民文化娱乐活动,并进行了一系列的乡村建设实验,在社会舆论方面影响很大。第三,农村问题研究专家贺雪峰则认为,在新农村建设中,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是核心。文化建设要重于经济建设,从社会和文化方面为农民提供福利增进,提高农民的生活满意度。这三种观点是当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三个主流学派,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前学界的研究指引了方向。

此外,茅于轼认为,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新农村建设是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进行城镇化建设。农民进城是历史性任务,建设新农村也要服从这个历史性的任务。农民工要进城,除了选择进入大中城市以外,也可以进入家乡附近的中小城市,因为中小城市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这样才能够使城镇化在全国各地均衡发展,减轻大城市压力,创造中小城市就业机会,让农民在家乡就变为城市人。同时,新农村建设也是一个农民逐渐减少并向大中城市或小城镇转移的过程,具体的新农村建设必然和城镇化建设同时进行。如果没有城镇化,眼睛光看着农村,新农村建设是一定要失败的。新农村建设这个口号应该加以补充,就是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而且要把城镇化放在最主要的地位。

二、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和重点

以温铁军为代表的“农民合作”说认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有效应对市场和国家政策。更重要的是,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农村人口都是十分庞大的,不仅农民缺少转移进入城市的就业机会,而且那些已经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因收入太低,而无法在城市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将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必须立足现有城乡的二元社会结构,来解决保持农村稳定和改善农民生活的问题。

贺雪峰认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一是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使农村基层组织具有主导乡村治理的能力。这其中关键是要有基层组织队伍,要有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在农村人财物外流的现代化背景下指望农民内生形成秩序实在是不切实际。二是开展乡村文化建设。既然农民不能一下子转移出去,又缺少快速增收的空间,可以在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上做出文章,从而使农民的闲暇时间变得有意义,保证在他们的经济收入没有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却有可能大幅度提高生活质量。

茅于轼则认为,现在的新农村建设,实际上就是要解决我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建设严重滞后相矛盾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增加城市里的就业机会,还有就是要让进城农民有自由创业的机会,在医疗与教育上也要对农民工一视同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进新农村建设。建设新农村的资金要靠多方面筹措。首先,是把农民的储蓄用在新农村建设上,并通过金融机构或私人借贷等手段加以鼓励。同时,国家应为他们提供基础设施,以及在金融上给予各种支持,完善农村金融体制,鼓励城里人到农村去投资。在这中间,发展农村房地产无疑可以分流部分城市人群,因为农村房地产项目相比城市项目,在自然生态环境方面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此外,茅于轼也赞同,“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要量力而行,充分考虑当地的财力和群众的承受能力,不能盲目攀比,更不能通过加重农民负担和增加乡村负债搞建设”。

三、新农村建设的途径

由于人们对新农村建设的内涵的理解不同,所以,在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途径问题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贺雪峰主张新农村建设的途径是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他认为,目前我国农村的基础设施存在着如下问题:首先是农村基础设施薄弱,难以从根本上改变靠天吃饭的困境;其次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从而制约着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大;第三是农村社会事业硬件设施严重不足,困扰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另外,我国农村新阶段还存在着公共事业落后和公共服务缺失等不利于新农村建设的因素。因此,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和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

温铁军指出,第一,各级组织部门要取消或改变以往的政绩考核办法,根据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重新设定考核指标系统,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精神,放弃以GDP论英雄、以招商引资论政绩的考核体系。第二,要加强对地县两级党委政府的培训,彻底转变地县两级政府的工作重点。第三,要加强农村基层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对于问题累积比较严重的地方,应由中央和省级直接派驻工作组,把和地方各种势力没有瓜葛的政治力量输送进去,认真解决问题。第四,要想把中央对农民的好政策落实到基层,就得采取像“扶贫”、“整村推进”等方式。第五,在农村资金要素缺乏的问题上,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着力培育农民的互助合作金融。

茅于轼主张通过城镇化来带动新农村的建设。城镇化发展道路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式可以有这样那样的选择,但是唯一不能动摇的是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决心,因为过去对城镇化政策的摇摆曾经给我们的发展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新农村建设历史上有过这样那样的经验教训,但应该明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国家城镇化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补充。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不可能奢望重新将农民留在农村来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最终“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继续实施和完善推进城市化的战略,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实现城乡统筹,实现人口、劳动力在城乡经济、社会结构上的转移和调整,实现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改革。唯有如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可能积累起发展资金,国家向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才有财力支撑。

四、评述和结论

以上学者及相关部门的专家对我国新农村建设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探讨,同时也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这对于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

首先,以上学者都认为建设新农村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加农民收入。温铁军更侧重通过发展“农村合作”的方式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率。贺雪峰却对此保留意见,认为基于中国农村分散、经济联系松散的现状,“农民合作”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贺雪峰主张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使农村基层组织具有主导乡村治理的能力。这其中关键是要有基层组织队伍,要有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茅于轼主张市场应是解决的手段,首先应提高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信贷途径和能力,相信农民能实现资本增殖的能力。

其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内涵丰富、与时俱进的重大理论课题,当前相关研究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仍有理论探讨空间,以下几方面还须改进加强:第一,时下研究成果多停留在对国家政策解读上,研究方式仍以经验性总结为主;第二,研究者的视角多是“自上往下”从宏观层面看问题,缺乏社会调查和实证性研究;第三,研究者所选村落多是官员们树立的明星村和汉族区,对民族聚居区缺乏必要的理性关注;第四,新农村建设是一动态过程,应置于历史发展脉络中作历时性分析。新农村建设是推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任务,必须加强政策的决策者、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必要的对话和互动,进一步拓展理论研究范围和实际探索领域,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1] 温铁军.如何建设新农村[J].北方经济,2005,(12).

[2] 温铁军.新农村建设:挑战与反思[J].理论探讨,2006,(6).

[3] 茅于轼.乡村建设之路[J].农村金融研究,2006,(1).

[4] 茅于轼.新农村和城市化建设同时进行[J].城市开发,2006,(4).

第3篇:乡村治理综述范文

关键词:丹东地区;乡村旅游;生态旅游;生态环境

一、绪论

1.背景与研究

乡村生态旅游在我国还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对于农村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随着目前我国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落差不断变大,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能够解决很多农村经济发展驱动力不够的问题,从而很好的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事实上,丹东地区的旅游业发展本身就比较早,当地经济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旅游行业。但是丹东地区的乡村生态旅游发展层次并不算太高,还存在很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解决。

2.研究的方法

本文在写作之前先使用了文献综述法,即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中心等网站搜集了论文写作需要的文献,其中有中文文献18篇,外文文献2篇。这些文献都对乡村生态旅游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但并没有针对丹东地区的研究。我国各个地区的发展层次不同,乡村生态旅游的展开遇到的阻碍也不一样。因此,有必要针对丹东地区进行乡村生态旅游的研究。本文在写作的时候还使用了SWOT分析法,即在掌握丹东地区生态旅游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所学知识,对丹东地区乡村生态旅游进行了战略发展分析,从而更好的了解丹东地区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环境,进而提出有效的解决策略。

3.相关概念

生态旅游主要是指在自然环境中开发的一种旅游活动,并且这种旅游活动能够改善当地人的生活情况,并且还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太大的破坏。乡村旅游则是依托于乡村区域而进行的一种旅游活动,其旅游基础主要是乡村区域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等,从而给城市居民带来自然和谐的旅游体验。乡村生态旅游结合了上述两个概念,简单来说就是具有生态保护作用的乡村旅游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旅游活动的展开就不能以经济最大化为主要目标,而应该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开发各类旅游项目,保障l村生态环境的和谐与协调。

二、丹东地区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现状

丹东地区的乡村旅游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最早的时候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到了现状,其旅游发展形式已经转变为了乡村生态旅游,旅游模式也从以往的“农家乐”变成了现在的集团开发阶段。虽然说,目前丹东地区的乡村生态旅游对比与国内外来说只是初级阶段,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依然在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

综合来看,丹东地区的乡村生态旅游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其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旅游精品项目过少,在国内外并不出名。对比国内外所有的乡村生态旅游项目,丹东地区并不具备太强的优势,因此在多年的发展中一直停滞不前,旅游影响力只能被局限在东北三省。第二,旅游宣传方面存在较大问题。当前的时代已经进入了互联网信息时代,但是丹东地区的乡村生态旅游宣传在互联网中做得并不好,并且传统宣传渠道也有所欠缺,阻碍了旅游在国内外市场中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维护自身的品牌形象。第三,丹东地区在长时间的旅游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很多生态环境污染的问题。但是丹东地区并没有充分重视这些问题,在后续的旅游开发中也没有进行必要的保护和治理工作,使得旅游发展已经偏离了生态旅游的内涵。第四,丹东地区的乡村生态旅游在融资和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还有较大的欠缺,使得旅游发展失去了基础环境的支持,旅游发展整体层次较低。

三、丹东地区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SWOT分析

1.优势分析

首先,丹东地区有着非常便捷的交通,区位优势也比较明显。丹东地区距离辽宁和沈阳都不远,属于这两个经济体的交叉区域,并且内部还有鸭绿江,还与朝鲜相邻,因此具有非常显著的区位优势。交通网络方面,201国道和数条省道贯穿全市,并且丹东机场建设也比较发达,高铁项目和高速公路目前都非常完善。畅通的交通网络给丹东地区的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其次,丹东地区还具有非常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和生态旅游资源。丹东地区临近朝鲜,是多民族混合的区域。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丹东地区也形成了很多具有鲜明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遗址,具有非常强的旅游价值。另一方面,丹东地区还拥有非常丰富的森林资源和地形优势,目前有非常多的4A级景点,还有一些景点正在申请5A级景点。特别是以鸭绿江为核心的旅游资源群,已经成为了丹东地区的特色旅游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2.劣势分析

首先,丹东地区的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时间虽然比较早,但是目前的发展层次并不高,在国内外市场中的知名度还远远不够。就目前的游客群体来说,大部分游客还是东北三省的游客,其他地区的游客比例太少。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丹东的乡村生态旅游并不出名,在下一步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其次,丹东地区对于乡村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并不深入。目前丹东地区具有很多其他地区没有的特色旅游资源,比如鸭绿江等。但是丹东在进行旅游规划和发展的时候,并没有真正重视这些旅游资源,相应的开发行为也没有针对资源的特性进行研发。这就使得丹东乡村生态旅游产品的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无法在国内外旅游市场中制造自己的品牌。最后,丹东地区在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的时候,并没有真正认清生态旅游的内涵,依然沿照传统的发展模式。这也使得丹东地区乡村生态旅游并没有真正的将生态环境放在第一位,从而使得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3.机遇分析

目前,我国宏观政策正在不断导向有条件的农村积极展开乡村生态旅游。事实上,这种旅游发展模式对于农村来说本身就是一项双赢的事情。如果丹东地区能够抓住国家政府在政策方面的支持,那么在下一步的发展中必然能够更快的占领旅游市场份额,在国内外旅游市场中打响丹东乡村生态旅游品牌。其次,随着近几年来“东北振兴”等战略的不断发酵,东北三省的游客群体也会变得更加庞大。丹东地区本身就属于东北三省比较出名的旅游区域,在这个浪潮中必将迎来更多的游客。最后,随着我国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丹东地区的乡村生态旅游也将进入国际市场。虽然说我国各个地区的旅游产业相对于国外来说,还有较大的差距。但是如果丹东地区能够正视这些差距,积极吸取国际上的一些先进经验,对于自身的生态旅游开发必然有着极大的帮助,也是该地区乡村生态旅游高速发展的一个大契机。

4.挑战分析

我国各地的乡村生态旅游在上个世纪一直不温不火,而在新世纪到来以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可持续的发展、低碳生活等一系列环保理念的不断推广,生态旅游市场也得到了拓展。因此,丹东地区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在目前我国的环境中将会迎来激烈的市场竞争。如果丹东地区不能快速的定位自身旅游发展方向,整合区域旅游资源进行科学规划,那么必将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其次,目前很多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他们已经不再满足单一的观光旅游,旅游需求开始趋于个性化。这就需要丹东地区投入更多的力量去研发相应的旅游产品,但可惜的是,目前丹东地区旅游产品单一的现象还非常突出。最后,乡村生态旅游需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但是丹东地区的一些区域还存在着牺牲环境发展旅游的行为,生态环境的污染现象比较严重,不利于生态旅游的发展。

5.总结

总体来说,目前丹东地区的乡村生态旅游发展具有非常多的优势和机遇。但是就实际现状来看,丹东地区并没有充分的利用这些优势和机遇,使得目前其旅游发展还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因此,在下一步的发展中,丹东地区应该立足自身现状,充分发挥自身在旅游资源和国家政策等各个方面的优势,真正在国内外市场中建立乡村生态旅游的品牌,达到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共赢。

四、丹东地区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策略

1.提高品牌知名度

首先,丹东地区应该充分利用区域内部的特色旅游资源,从而促进旅游产品多样化。目前丹东地区拥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和特色自然风光资源,因此在旅游资源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这个时候,丹东地区就应该结合这些民俗风情,在旅游景点开设一些趣味性比较强的民俗活动,并衍生相应的特色民俗旅游产品,增强乡村生态旅游对游客的吸引力。在特色自然风光资源方面,丹东地区可以考虑从鸭绿江旅游资源群和自然保护区为核心,利用资源的稀有性来吸引游客前来旅游。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整个旅游项目开发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特别是对于自然保护区来说,内部拥有着很多珍稀动植物,旅游开发一定要建立在不对现有生态系统造成破坏的前提下进行,不要被一时的利益所吸引。

其次,丹东地区可以从游客个性化需求为核心构建旅游品牌。前文已经提及,目前城市游客的旅游需求正在向着个性化发展。因此,丹东地区的乡村生态旅游在下一步的发展中也应该朝着这个方面进展,开设一些健身旅游、养生旅游、度假旅游、科研旅游等各个形式的旅游。特别是这些旅游方式本身对于环境的负担都比较小,因此可以考虑在下一步的发展中深入推广。在这个基础上,丹东地区就可以考虑不断细化乡村生态旅游的市场,亩在旅游市场中构建自己的旅游品牌。在这之中,丹东地区可以考虑先推出几个精品旅游项目搭建品牌核心框架,一步步的形成品牌效应。

2.加强宣传力度

首先,在传统宣传渠道方面。丹东地区应该不断拓展乡村生态旅游的渠道,一方面要不断维持传统渠道,另一方面也应该向着各大高校进发。目前高校大学生已经慢慢成为了旅游市场的主力军,在未来的多年时间里还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大学生群体虽然拥有较多的时间,但是旅游资金并不多。而乡村生态旅游对比与其他旅游来说,花费本身就不高,因此在大学生群体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丹东地区拥有很多的自然保护区,立足于自然保护区的旅游项目也有着教育和科研功能。因此,这些自然保护区景点可以考虑与高校进行深层次的合作,推出一些具有教育功能的旅游项目,从而拓展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渠道。

其次,在现代化的宣传渠道方面。丹东地区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工具,在网络环境中宣传乡村生态旅游。在这之中,旅游宣传可以考虑跟国家提倡的环保公益广告等类似活动联系在一起,加大社会公民对于乡村生态旅游的认识,在接受乡村生态旅游的同时也积极参与旅游活动。另一方面,丹东地区在进行旅游宣传的时候,应该与那些大型旅游网站结合,在网站上进行旅游推广。通过这些网站,丹东的乡村旅游景点可以清晰的感受到不同游客的旅游需求和旅游体验,从而不断的改善旅游规划。

3.积极进行生态环境保护

首先,丹东地区应该针对目前已经受到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必要的治理与修复。在这之中,如果是那些破坏严重的地区,应该立即停止旅游活动,全力进行生态旅游的保护与治理。治理过程也应该严格遵循当地的生态环境特征,以还原生态系统本身面貌为出发点,严谨的进行治理作业。对于那些污染不太严重的区域,应该适当的降低旅游活动频率,严格控制游客容纳数量,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更大的压力。对于这些景点的生态治理工作可以慢慢进行,秉着先控制后改变的策略,一步步的改善旅游景点的生态环境。

其次,丹东地区还应该在旅游策划与开发的过程中就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避免旅游开发行为对生态环境带来影响。即在所有乡村生态旅游开发之前,就应该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体系进行充分深入的分析,从而明确当地生态环境的容纳量。在这个基础上,制定生态旅游发展的游客容纳数量,并在开发的过程中注重施工行为,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恢复的破坏。另一方面,丹东地区还应该和加强对于生态旅游的全过程管理,提高游客、旅游管理者和当地居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在旅游过程中自觉的约束自身行为,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

4.完善投资融资和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乡村生态旅游是促进丹东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各级政府一定要重视生态旅游,并在之后的发展中不断加大乡村生态旅游的资金投入。但仅仅依靠政府进行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地方政府还应该营造一个激励性较强的融资环境,利用税收等优惠政策引导资本市场进行旅游项目融资,充分吸收市场中的民间资本,从而形成一个多元化的融资格局,促进乡村生态旅游的健康发展。

其次,目前丹东地区的乡村生态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程度比较低。而在旅游融资环境不断优化的背景下,丹东地区还应该加大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在这之中,各个乡村旅游景点应该不断提高住宿、餐饮等相关基础产业的卫生要求,加大旅游景点的设施建设程度,从而提高游客的旅游体验。在这之中,基础设施的建设幅度也不应该太大,严格遵循不破坏生态环境的相关要求,保证生态旅游的内涵能够在旅游活动中充分展现。

五、总结

乡村生态旅游是保障乡村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能够切实的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层次。而目前丹东地区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欠缺,因此在下一步的发展中,丹东地区应该结合SWOT分析的相关内容,立足于丹东地区的实际情况和乡村生态旅游的内涵,从生态环境保护出发,有效的整合区域内的旅游发展资源,从而保证丹东地区能够在国内外的市场中打响乡村生态旅游的品牌,真正走向品牌化和国际化的道路。

参考文献:

[1]丽娜.新农村建设与乡村生态旅游互动发展模式构建[J].生态经济,2013(11):106-109+144.

[2]吴力.新农村建设与乡村生态旅游互动发展模式思考[J].农业经济,2015(5):57-58.

[3]李孟娣,李洁.浅析乡村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保障[J].农业经济,2016(2):99-100.

[4]吴飞美,黄力.福建省乡村生态旅游项目营销推广分析--以莆田“笛韵森林人家”为例[J].闽江学院学报,2013,06:99-102.

第4篇:乡村治理综述范文

[关键词]中心城市;乡村旅游;开发策略

中心城市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社会经济活动处于重要地位、具有综合功能或多种主导功能并发挥枢纽作用的城市。按其影响范围大小,分为全国性、区域性和地方性等不同等级。

乡村旅游开发是中心城市旅游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行政区划的中心城市一般都存在城市与农村并存的二元结构,许多中心城市都涵盖了大面积的城郊地区,不少中心城市的城郊面积甚至大大超过了中心城市主城区。从地域上看,中心城市的城市郊区是城市地域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假日经济的启动,旅游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专线旅游不断减少,短线旅游和城市周边旅游日益增加。在这种背景下,中心城市的乡村旅游迅速发展起来。本文以地方性中心城市的乡村旅游开发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地方性中心城市乡村旅游特征的基础上,探讨地方性中心城市的乡村旅游开发策略。

一、地方性中心城市乡村旅游特征

(一)资源特征

1 圈层分布。地方性中心城市的乡村旅游资源呈现出圈层状的特征。一般由近郊非典型乡村旅游资源带、中郊典型乡村旅游资源带和远郊生态型乡村旅游资源带3个圈层组成。(1)近郊非典型乡村旅游资源带。近郊为紧邻城市市区的城乡结合部,既有城市设施和城市景观的延伸,也有交错分布的农村田园,呈半乡村景观。这个区域的乡村农业生产资源大多是以时令果蔬、花卉、苗木和药材等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加工为特色,这些经济作物的物产以及形成这些物产的条件和生产过程所具有的景观环境,构成了以经济物产资源为主的、城乡气息交融的非典型乡村旅游资源。(2)中郊典型乡村旅游资源带。离城市稍远的“中郊”以乡村田园的农耕风貌为特色,以农民生产劳作和生活场景为主,形成优美的乡村田园农耕景观。田园风光结合乡村聚落、乡村民俗和人文风貌,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乡村生活的独特魅力。中郊乡村所具有的农耕文化和生活方式,通常是乡村旅游发展中开发利用最普遍的资源,也是最典型的乡村旅游资源。(3)远郊生态型乡村旅游资源带。在这一区域中,乡村旅游资源与大面积的山林、河和湖等自然资源相结合,并与颇具特色的乡村社区生活方式构成乡村旅游资源。远郊生态型乡村旅游资源的特点是乡村性和生态性互相交织。

2 同一圈层的乡村旅游资源差异不明显,呈现同质化的趋势。由于中心城市涵盖的城郊,在同一圈层中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十分相似,乡村旅游资源的生成条件大体一致,乡村旅游资源类型大致相同,本身没有太大的差异,呈现出外部相似的宏观特征和资源同质化的趋势。

(二)市场特征

中心城市既是旅游客源地又是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的乡村旅游客源主要来自中心城市主城区的本地居民以及外地中心城市来的游客。

1 本地居民客源市场。中心城市基础设施较好,通常与城郊地区有通达的公路和便捷的班车往来,游客乘车方便,旅途时间短,城市居民周末出游具有便利的条件。中心城市的本地居民客源覆盖面很广,既包含城市里先富起来的一小部分高消费人群,也包含普通工薪阶层、离退休职工和学生等,尤以后者为众。旅游方式以散客和家庭式出游为主,团队旅游较少。旅游时间以一日游为主,过夜游客较少,其中假日客源最多,无明显淡旺季。由于距离近和交通方便,属大众化消费,重游率较高。

2 外地游客客源市场。外地游客是中心城市乡村旅游的潜在市场。中心城市作为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集散地,外地客源市场充足。同时,许多中心城市还是优秀旅游城市,每年有数以百千万计的外地客源。中心城市的光环效应会辐射到城郊的乡村旅游,中心城市巨大的客源优势也会影响城郊的乡村旅游,并由此促进乡村旅游发展。一般情况下,早期吸引外地游客的是少数典型的乡村旅游地,随着中心城市乡村旅游的不断开发,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愈渐明显,中心城市逐步成为城郊乡村旅游游客的中转站和疏散地。

(三)产品特征

与其它旅游产品相比,乡村旅游产品的主要特征是其所具有的乡村性和复合性。从乡村性特征来看,当前一部分乡村旅游产生于城市近郊,展示的是现代农村、农业的风貌,如农业高科技园游览等,但乡村旅游的主流产品仍然是具有原生态的乡村旅游产品。实践证明,成功的乡村旅游产品总是充满着浓厚的乡村性。从复合性特征来看,乡村旅游产品实现了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使农业资源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化。它将农事活动、自然风光、科技示范、休闲娱乐和环境保护等融为一体,生态、生产和生活相结合,实现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优势互补,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合社会效益三统一,是现代旅游业和农业实现双赢、共同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从产品开发的角度来看,一般旅游产品开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而乡村旅游走的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和“示范点”示范相结合的道路。自2001年推荐国家工农业旅游示范候选点以来,各地都很注意示范点的建设,许多地方性中心城市在乡村旅游的开发中也都设有乡村旅游“示范点”。

由于各种原因,中心城市的乡村旅游产品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同质化倾向。由于乡村旅游是资源依托型的旅游产品,乡村旅游资源的同质化必然会影响乡村旅游产品的同质化,加上乡村旅游产品多为初级产品和服务,乡村旅游同质化相对比较严重,表现为产品定位模糊,有雷同趋向;活动内容简单,项目互相模仿;主题形象不鲜明,缺少营销策划;缺乏创新性的经营理念等。乡村旅游产品同质化的原因除了资源同质化、产品初级化以外,还与乡村旅游的开发道路有关。在资源同质、文化同源和地理位置邻近的背景下,首个开发成功的乡村旅游产品,在示范中树立起了榜样,但也有一些地方盲目仿效和跟风,乡村旅游产品的同质化现象由此加剧。

2 质量参差不齐。相比较而言,乡村旅游发展时间较短,乡村旅游所依托的旅游地一般地处经济欠发达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加上乡村一般缺乏发展旅游所需的现代服务业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旅游服务的质量。乡村旅游点大多面临着开发和保护不力、管理和服务水平落后等诸多问题。但是也有一些乡村旅游点,尤其是政府扶植的示范点发展迅速,在短时间内就开发了成效显著的旅游产品。例如,2009年厦

门市市、区两级政府投入了1200万元建设乡村旅游示范点,致力于乡村旅游示范点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平台构建、环境综合治理、人员培训及宣传促销等。乡村旅游示范点五峰村于2009年6月28日正式启动,截至2010年2月,共接待游客9.2万人次,总收入达2000多万元,农民的直接收入达270多万元,同比增长480%,带动了五峰村周边劳动力107人就业,远远走在了同类旅游产品的前面。

3 空间分布以点状、轴带状不连续分布。许多中心城市的乡村旅游点,尤其是小规模的“农家乐”大多是自发形成的。它们在空间上以点状分布为特征,散落于各处。若有聚集,则大多与资源的自然禀赋有关,或者与交通线路相联系,在这种状况下,乡村旅游地就呈轴带状不连续分布,乡村旅游活动大多数以—地游或—线游(尤其是—地游)为主。

三、地方性中心城市乡村旅游开发和发展策略

(一)打造差异化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

充分利用各圈层资源的不同特色打造不同的乡村旅游产品,而对同一圈层的同质化旅游资源则要针对不同的目标市场错位开发,使各产品之间、各产品线之间存在横向或纵向的互补关系,而非同质关系。打造差异化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首先要以科学的市场分析、资源调查以及合理的产品定位为基础,对开发地和开发项目进行开发适宜性评价,排除掉不适宜开发的项目。为了避免开发者盲目逐利或跟风开发某一种产品,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进行引导,如对有特色的产品提供优惠政策和专业支持渠道等。此外,制定乡村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根据地域分布特点的不同,对乡村旅游的类型、结构和规模进行统一合理布局力避乡村旅游“一窝蜂”发展。在旅游产品和项目的设计开发中,要充分考虑客源市场需求的多元化,分别向不同的客源市场推出不同类型的旅游产品,提高乡村旅游产品的顾客价值和顾客满意度、忠诚度,总体上提高乡村旅游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二)构建环城游憩带

乡村旅游点主要分布在城郊,与其它景点一起环城形成不规则的游憩带,环城游憩带的形成与建设已经引起国内外许多中心城市的关注,但对大多数地方性中心城市而言,环城游憩带尚处于发展初期。

环城游憩带的建设可以将中心城市的乡村旅游开发置于整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背景上统筹考虑,使乡村旅游产品更好地与主城区目标客源市场的需求对接,在充分满足目标客源市场需求的同时,合理分工协作,打造差异化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使各个乡村旅游点充分发挥乡村旅游效用,分享乡村旅游带来的效益。

构建环城游憩带首先要将环城游憩带的规划纳入到城市旅游发展规划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环城游憩带的规划和建设。通过环城游憩带的规划,以项目和资金两个手段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在统筹考虑的基础上确定开发重点,并在资金、土地、配套设施建设、宣传促销和乡村旅游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给予扶持。在此基础上,依据区域开发理论,优化乡村旅游的空间结构,实行“以重点景点为依托的据点式开发和以点穿线的开发相结合”,即以具有一定发展条件的重点旅游点为基础,建设和开发形成中心城市环城游憩带的旅游经济增长点,然后逐级扩散,开发次一级旅游区域,最终形成环城游憩带空间结构优化的点轴系统。

环城游憩带的构建在提升乡村旅游产品的同时,对城乡旅游一体化和提高区域中心城市的旅游综合竞争力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通过环城游憩带的构建,不但可以满足中心城市居民及中心城市游客的旅游需求,而且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城市中心旅游热点的环境压力。二是环城游游憩带的构建可以与城市旅游相辅相成,提升中心城市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形象。三是环城游憩带上的各个片区根据自身资源的特点,区分不同的细分市场,进行差异化定位,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形成差异化的旅游产品,可以进一步完善中心城市的旅游产品体系。

(三)推行乡村旅游标准化

标准化的思想是对基础标准、硬件设施、功能布局、安全卫生、生态保护和服务质量等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定和要求,既可以维护乡村旅游者的利益,也可以规范乡村旅游经营者的行为,还可以有效解决乡村旅游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2004年,上海市率先了《农家乐旅游服务质量等级划分》,而后不少省市也相继出台有关规范,对经营“农家乐”和发展乡村旅游等提出明确的经营管理和服务质量要求,这些标准的制定和完善在实践中有力地推进了乡村旅游的发展。2007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商务部《农家乐经营服务规范》,更是促使乡村旅游的管理深度得到有效拓展。但从总体上看,乡村旅游标准的针对性、体系化还必须加强,而且标准的颁布多用于衡量,指导作用尚未得到很好的发挥。

中心城市的乡村旅游要执行和参照执行各种乡村旅游的标准和规范,并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要求和实施方案。制定新标准前应进行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并且要提高标准的可操作性,在实践检验中不断修订完善。

做好乡村旅游标准化的实施与推行。大力加强对乡村社区的标准化宣传教育,发挥乡村旅游标准化先发地区和优秀经营户的示范效应,对乡村旅游标准化实施动态管理,大力推动优秀旅游乡村的发展,注重乡村社区的参与,加强参与人员的培训与管理等。通过乡村旅游标准化的实施,不断提高乡村旅游产品的质量。

(四)发挥中心城市主导功能城乡统筹发展

地方性中心城市在区域旅游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主导作用。地方性中心城市往往既是区域旅游目的地,又是区域旅游客源地和旅游集散地,它承担着区域旅游经济的组织和协调活动。因此,应发挥中心城市主导功能,城乡统筹发展乡村旅游。

1 城乡旅游产品互补。市场需求多样化是当前旅游发展的一种趋势。旅游地为满足市场需求,必须开发出多样化的旅游产品。城乡旅游资源的差异性导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旅游产品各具特色,要在乡村旅游产品差异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划、打造城乡互补的区域旅游产品体系,满足不同类旅游者的需求和同类旅游者的不同层次需求。

2 城乡客源市场的互补与共享。城市乡村旅游目的地的一级客源市场为中心城市居民,二级客源市场可以是来自中心城市旅游的分流客源。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部分农村居民利用农闲时节,到邻近的中心城市旅游,构成城市旅游客源。鉴于此,要发挥中心城市的主导作用,促进城乡旅游市场的共同繁荣。另外,从大区域来看,城市旅游与乡村旅游同属中心城市旅游,可以构成一个整体。因此,应进行整体营销,进行统一的形象定位,共同开发中心城市以外的客源市场。

3 共享中心城市的旅游业资源。在城乡统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可通过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发展理念,统筹区域规划,整合资源,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环境综合治理、人员培训及宣传促销等,以促使乡村旅游的发展共享中心城市的旅游业资源,最终实现城乡旅游共同发展,提升整个区域的旅游发展水平。

注释:

①葛全胜、吴殿延《西部旅游开发战略的初步探讨》,载于《经济研究参考》2002年第81期第21至28页。

[参考文献]

[1]何景明,关于“乡村旅游”概念的探讨[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5):125-128

[2]孟明浩,顾晓艳,近年来国内关于城郊旅游开发研究综述[j]旅游学刊,2002,(6):71-75

[3]王林,喻考鹏,城市化进程中的城郊旅游研究u]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6):113-116

第5篇:乡村治理综述范文

关键词:农村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环境保护;问题;对策

农村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农村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但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必须注意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是事关国计民生和子孙后代的大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渊源,在开发利用和保护上必须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致使环境污染的趋势出现由城市向乡镇蔓延,再向农村扩展的势头,与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息息相关。如何科学地处理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是正确合理地处理新农村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键所在。

1农业生态环境的特征

我国的农业主要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等,是一种产业环境,直接主体是农业类产业的生存发展。从农业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农业生态环境具有多样性、广延性、区域性、复杂性,同时又有半自然、半人为调控的特征。

农业由于分布面积广,光、热、水、气等外界环境因素又是农业生产所必需的条件,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地改变环境的组成和结构,从而影响着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循环系统。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自身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生产上盲目过量施用的农药、化肥、除草剂等化学物质,也会对农业环境造成污染,加上病害、虫害、气候等自然灾害,使得农业环境问题更加复杂。

2农村环境的状况

目前,农村环境状况不容乐观。随着农业的发展,农药、化肥对农产品的污染及农膜产生的“白色污染”大量增多,村镇居民产生大量的生活污水和垃圾,焚烧秸秆造成大气污染,规模化养殖及水产养殖造成的污染也愈加严重。以山西运城市为例,该市是全省粮、棉、果基地,小麦、棉花、果品等诸多农产品的商品率均占全省的80%以上,农业生态环境质量不容乐观,土地利用率已达80%以上,耕垦指数为43.7%,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化学农药的大量使用,破坏了生态平衡与生物种群的稳定,化肥农药施用极不平衡,农药残留量增多,农药中毒人数逐年增加,还造成土壤板结,作物贪青晚熟,淋溶下渗流失,造成水质污染。超标污水的灌溉,大气降落物的污染,工业固体废弃物的堆存,污染事故的增多,使土地和作物污染增多。恶劣的环境使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损害,农业环境污染纠纷事件逐年上升。

改革开放给乡镇企业带来了蓬勃的发展,带动了农村小城镇的复苏和兴起,但乡镇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粉尘和固体废物的排放量占全国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比重均接近或超过50%。农村工业中从事汞制品、砷制品、铝制品、联苯胺等产业,以及噪声和振动污染的行业,由于技术工艺落后,设备简陋,管理和各种制度不健全,有毒有害的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允许排放标准的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直接危害职工健康。比如运城,近年来随着工业的发展,经济结构有了很大变化,已由单一农业大区发展为门类较全,农工并举的组合区域。环境污染特征是以二氧化硫污染为主,烟尘和二次扬尘为副的大气污染,以有机物质和氮素为主要污染物质的水质污染,以工业固体废弃物为主的固体废物污染,且污染趋势趋于加重,并由城市向乡村蔓延扩展的势头,从而影响农业生态环境。

3农村城镇化中的环境问题

3.1城镇周边农村及农业污染严重

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中,城镇周边农村及农业污染严重,特别是以化学肥料替代有机肥料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目前,我国耕地化肥施用量约每公顷375kg,而发达国家化肥施用水平约每公顷200kg。氮素化肥过量施用,会流失进入水体。研究证明,婴儿发生亚硝酸盐中毒或变性红血素症以及成人消化道内由于形成亚硝胺而致癌的现象,都与饮用硝酸盐含量高的河水有密切关系。磷肥含有多种有害物质,过量地施用磷肥,使这些有害物质在土壤中不断富集,进入“食物链”。

3.2工业“三废”排放的影响

近些年来,农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企业增加较多。但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具有布局分散、规模小和经营粗放等特征,从而造成工业“三废”排放居高不下,呈增长趋势,使得周边环境污染严重。据统计,全国每天排放的污水量超过1亿t,其中80%以上未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水域,使河流、湖泊、水库遭受污染,许多水库也开始进入富营养化状态,城郊水库的富营养化问题最为严重,给城市供水带来严重危害。

3.3城镇乡村基础设施滞后

这方面突出体现在城市气化率低、热化率低、绿化率低、烟尘控制区发展水平较低,烟尘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力度、治理资金投入较低。目前,山西农村的能源消耗主要是煤炭,不合理的能源结构。同时由于集中供暖建设滞后,居民取暖、做饭及餐饮业的耗煤多为直接燃烧,低空排放,大量的由煤炭消耗产生废气直接排放到大气中直接影响着环境质量状况。

3.4农村生态环境脆弱

目前我国农村环保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农业投入品使用不合理,农业面源污染有增无减。伴随着养殖业的快速发展,畜禽粪便70%未经处理直接向外排放。农作物秸秆资源浪费现象较为普遍,近30%的秸秆没有得到资源化利用。农村生活垃圾乱堆乱放和生活污水随意排放现象突出等。

3.5大量农田被占用和毁坏

如今我国可以开垦的荒地所剩无几,而现有耕地却被大量侵占,其中农村工业的占地面积是惊人的。除直接占用耕地外,农村工业还污染和破坏了大量农田。据统计,全国每年因工业废水而污染的耕地面积达2亿多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5%左右;每年因污染而减少的粮食超过了100亿kg,直接经济损失125亿元,其中因为农村工业污染和破坏而引起的达47%以上。

4农村城镇化中的环境保护对策

4.1持续发展必须兼顾环境目标

生态环境的良好状态,是农村农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基础。农村城镇化能否实现持续发展,最根本的影响因素是自然生态环境的状况。如果自然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失去了基础,建立在农业健康发展基础上的农村城镇化也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4.2强化农村环保法律手段

我国农村环境管理法制化建设已取得可喜进步,颁布实施了一批有关资源与环境保护的法律,但相对城市环境保护和工业污染防治而言,农村城镇化后的环境保护工作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基础较为薄弱。从总体上看,尚未建立起适应小城镇特点和环保工作实际需要的法律法规体系。而且,由于绝大多数小城镇环境保护机构不健全,监督执法工作不到位,难以将小城镇环境保护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因此,我国农村环境管理的法律手段还必须强化,真正确立法律手段在管理

农村环境中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3创新环保思路,科学制定规划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中央加强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创新思路,科学制定规划。把新能源技术、农村节能技术、垃圾无害化利用技术、农作物秸秆资源化技术、无害化农产品的生产技术、污水处理利用技术、生态保护等技术有机地结合到一起。

4.3.1创新思路,切实做到管理到位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们在还处于相对贫困的情况下,环境保护意识十分淡薄。面对农村环境保护的现状,加强宣传教育。让广大农民群众了解环境保护知识,掌握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及法规。结合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和目标,广泛宣讲农村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各乡镇要组建相应的环境保护机构,配备专职环保工作人员,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形成县、乡、村三级环保管理网络,以确保农村环境保护机构和工作人员落实到位。农村环境保护具有分散、面广、量小的特点,必须加强管理,积极服务于农村环境保护。农民建房选址定点、畜禽圈舍的布局、农药及化肥的使用等都是新农村建设中环境保护不容忽视的问题,以更好地控制农村新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4.3.2制订规划,切实做到投入到位

治理农村环境污染,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因此,农村环境保护必须要有合理的规划,要有短期、中期和长期规划。通过这些规划,有步骤地实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有计划地安排资金的投入。在争取国家投入的基础上,发动广大群众,增强自主意识,加大自身对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加快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步伐。

4.4纳入政府目标管理,形成环保工作合力

农村环保是内涵丰富、涉及面广、任务量大的一项系统工程。应纳入地方政府目标管理责任制中,并将目标转化到经济社会发展评价范围和干部政绩考核。抓好环境规划、执法监督,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密切协作配合,形成环保工作的合力,同时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

4.4.1确立农民主体地位,建立长效机制

农村环境建设的主体是农民,要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满足农民的需要、尊重农民的意愿。不搞统一模式、统一标准、不搞“一刀切”。努力探索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又适应农村特点的长效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服务制度。

4.4.2科技领先,切实做到技术到位

农村环境污染因素复杂,污染源分散不集中,治理难度大,对治理技术的要求较高。因此,必须坚持科技领先的原则,加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以及先进治理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目前运城推广的农村沼气利用技术具有很好的环境效果。大力发展沼气、风能、太阳能、秸秆气化生物质能等新型清洁能源。

4.4.3协调配合,切实做到参与到位

农村环境保护工作需要环保、农业、林业、水利、畜牧等部门的通力协作和配合,积极参与,才能有更大的整体性的收效。按照农村环境保护规划,发挥各自的职能和职责,做到力度到位、措施到位,真正承担起保护环境的重任。

4.5结合乡村建设实际,开展环保综合整治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农村环境污染由以乡镇工业污染为主转变为乡镇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农业污染等污染并重的态势。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要做到与环保责任状相结合,与乡村建设规划相结合,与绿色创建相结合,与改变种植结构相结合,与提高村民环境意识相结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倡导绿色生活、绿色生产,树立全新的环保理念,在全社会形成保护环境的良好氛围。

4.5.1与村庄建设规划相结合

把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清洁水源、清洁田源、清洁家园和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农业生产清洁化、城乡环保一体化、村庄发展生态化等内容纳入规划之中,并因地制宜、因村制宜,充分反应地方特色,努力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4.5.2与绿色创建相结合

创建环境优美的乡镇、生态村、绿色村镇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4.5.3与改变种植结构相结合

积极发展有机农业,这不仅能解决农村面源污染,提高农民收入和人民健康水平,也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根本举措。

4.5.4与提高村民的环境意识相结合

建设新农村的主力军是农民本身,要通过广泛宣传,让广大农民从“要我建”转变到“我要建”,主动为建设美好家园尽职尽力。使其对新农村建设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同时进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大乡村工业污染防治力度;要以发展生态农业为主线,在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结合点上做活文章,发展生态安全农业;解决农药、化肥过量使用的问题,有效地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5结束语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通过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解决农民的出路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举措。随着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们必须重视农村环境保护问题,否则就会出现农村环境污染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的局面,这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目标是不相吻合的。所以,只要我们重视和积极应对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加大力度对其进行有效的治理,我们是能够让广大农村真正实现“生态良好”的目标的。

参考文献

1刘耀彬等.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关系研究综述与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3)

2王惠彦等.对沈阳近郊城市化进程中环境问题的探讨[J].环境保护科学,2007(03)

3杨文举、孙海宁.浅析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J].生态经济,2002(3)

4任太增、李敏.中国粗放型城市化道路原因探析[J].现代城市研究,2006(3)

5石庆武.生产力布局与环境保护[J].东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81(01)

6蒋国平.资源节约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探析[J].改革与战略,2006(8)

7喻金富.如何将环境问题消化在我省城市化进程中

8王玉庆.新时期我国环境保护形势与对策[N].中国环境报,2006.11.20

第6篇:乡村治理综述范文

一、文献综述

(一)政策监督领域的既有研究成果

1.公共政策监督的理论探讨。陈振明、宁骚等国内学者从政策监督的概念上做了讨论,前者认为公共政策监督是监督主体从一定的制度、法规的依据出发,对政策系统的运行,包括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终结活动进行监视和督促的行为[1]。宁骚认为公共政策监督是为了确保政策过程中各项活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及时纠正各个环节中出现的偏差,提高决策目标的实现程度,保障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对政策进行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检查、督促、指导和纠偏[2]。

陈庆云等对影响公共政策的因素做了探讨,认为影响因素在于政策目标的多元性和弹性、政策的多样性和影响的广泛性等等[3]。董强、李小云则对政策监督的5个构成要素――即政策监督的主体、对象、程序、内容和结果――进行了划分,并通过分析这5个构成要素自身的特点既相互之间的关联来讨论它们对政策监督强度的影响,得出利益链条、关系网络以及压力型体制等共同导致了政策监督的软化[4]。

本研究也将继续在农村公共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来讨论公共政策监督,将取公共政策监督更为狭窄的定义,即将其视为政府监督、指导和督促政策的执行者以期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

2.政府间关系研究的视角。关于政策执行过程中监督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是在压力型体制下,从政府间关系的视角来讨论的,他们得出的一个具有共性的结论是,在上下级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合谋性共同体,共同掩盖一些政策执行的真实情况应付自上而下的政策监督,这种紧密的合谋性共同体在周黎安的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的论证下更加成为牢不可破的同盟,使得“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监督软化”成为看似无法扭转的定局。

董强和李小云认为在政策监督的主体和政策监督的对象之间存在一个“利益链条”,即“政府部门利益化”,而且这种利益链条在压力型体制下会倾向于越来越紧密,即便是在政策监督指标明晰的情况下也能软化政策监督[4]。王荣武、王思斌通过对乡村干部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区分出几种乡村干部之间交往的类型,即“上、下行工作交往”和“上、下行私人交往”,并在描述这几种类型的交往特征之上建构了乡村干部之间的交往结构,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的河南存在一种乡村利益共同体,这种利益共同体削弱了政策监督[5]。艾云认为上下级政府间存在“非正式组织行为”,如“造假”、“接待”、“陪同”甚至是“越级求助”等,指出这种“非正式组织行为”导致了自上而下的计划生育政策监督无效率[6]。

上述研究有一个这样的整体判断,即政府间以及乡村之间在体制及体质资源的约束下呈现为一种上下级的关系,这种上下级的关系同压力型体制和层层加码的目标责任制一道,都是形成各层级间共谋的关键因素。这个解释框架似乎注定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监督软化是必然后果,但笔者认为,关于农村公共政策的监督可以从乡村关系上寻求突破。

(二)乡村关系领域的既有研究成果

受制于村干部的特殊性,乡村之间的关系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所以就不能笼统的把乡村关系对政策监督的影响包含在政府间利益共谋的路径下讨论,而必须单列出来。学界已有的对乡村关系的讨论主要有以下两个维度:制度维度和实践维度。

1.制度维度。《村委会组织法》给予学界从制度上讨论乡村关系的契机,该法第一次明确提出乡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从此就有了乡村关系究竟是领导关系还是指导关系的争论。徐勇认为,即使在村民自治下也应是村务自治、政务由乡镇领导的乡村关系[7],后来提出了修正观点,即“若政府需要村委会协助工作,则应根据工作量支付相应的报酬”[8]。景跃进则指出:“只要村委会承担着来自上级政府的行政管理任务,那么,他们的关系就非常可能具有领导与被领导的特征,而很难保持指导与被指导关系的性质”[9]。

2.实践维度。吴毅最早明确提出应该跳出指导与领导的思维陷阱,应该把思考的着力点放在“乡村两级政权在基层行政过程中是否能够有效配合,将国家的方针政策和行政任务落实到农村基层”[10]。董磊明则在实践层面以区域的经验为基础,指出《村委会组织法》并没有改变苏北基层乡村关系的实质,村民自治的实行并没有使村干部与村庄成为一体,税费时期乡村干部抱团的现象并没有改变,因此对乡村关系的研究应该抛开《村委会组织法》,下沉到经验层面,整理出现实中乡村关系的形态[11]。贺雪峰、苏明华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用区域比较的视角对乡村关系进行梳理,在指出影响乡村关系的三大因素基础上提炼出三类乡村关系的形态[12]。

以上对乡村关系的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前提,本研究将以S镇的农村公共政策在落实过程中乡村两级的配合情况为基础,继续在实践维度上对S镇的乡村关系进行一个抽象的提炼,研究这种乡村关系对农村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监督力度所产生的影响。

二、问题意识

在以往的农村政策执行的监督中,往往存在着诸多困难,导致政策监督软化,从而难以及时纠正政策执行的偏差: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些困难包括:镇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即镇里没办法及时、真实地掌握政策在村里落实的具体情况;乡村之间存在着“上、下行私人交往”,容易在乡村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产生乡村合谋共同应对自上而下的政策监督,导致政策监督从底层就开始软化。

但从总体上来看,S镇不仅没有出现政策监督软化,反而呈现出政策监督强化的迹象。这种强化体现在:镇政府能及时掌握政策执行的实际情况,并能迅速采取措施进行应对;而且没有一个明显的、阻碍信息上传的“非正式组织”,从而减少了信息上传失真的可能。这种强化的结果是政策执行到位,政策效果突出:村庄的五水共治工作已经克服了相当的困难,正在全面铺开,最明显的是村庄的河道整治工作成绩显著,以前脏、淤、臭的水沟如今已经变成轮廓清晰、两岸契石、河道疏通、河面整洁的风景;一户多宅整治中的重难点是拆违工作,凡属政策允许范围之外的都属于违章,都要拆除,特别是影响道路交通、河道整治的要重点拆除。2014年9月开始到年底的任务是以全村人口为基数,每人次25个平方,春节前累计完成80%。这种显著的成绩离不开强有力的政策监督来确保政策落实,因此,本研究主要是想回答:在S镇到底存在着一种怎样的“秘密”在推动底层的政策监督强化?

三、以基层政权深度嵌入为基础的

非闭合型乡村关系

(一)联村干部与基层政权深度嵌入

1. 以联村制度将行政任务目标责任化。S镇2000年以来就一直有联村制度,设立这项制度是为了实现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虽然这个制度在S镇的不同历史阶段发挥着不同的控制作用,但都致力于完成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比如在“稳定压倒一切”的阶段,联村制度的中心任务就是维稳,要及时掌握村庄的不稳定因素,将各种上访的可能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当下联村制度的中心工作是完成“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的政策任务。中心工作由镇里的每一个机关干部分条、分线、分块在全镇37个行政村落实下去,由党委干部划片负责,片下面设指导员,指导员下面是具体负责联村的干部,联村干部由镇里中层及以上的干部担任,每个村都有其对应的联村干部。中心工作与联村制度高度联合,把中心工作落实到个人。

例如,为响应“三改一拆”的号召,S镇2014年9月至2014年12月,要在全镇开展“拆违治违”工作,工作以全镇农村人口为基数,平均每口人计划拆除25平方米,责任到每一名联村干部身上:即联村干部所联的村庄有多少口人,就得相应完成多少个平方米的拆违工作。

联村干部的联村工作有两大块,一块是常规工作,包括日常的走村入户,每周三上午在所联的村庄走访、每周写两篇民情日志、需要的时候参与调解村庄内部的纠纷等日常的规定性任务和村庄常规工作的非定期参与,占考核比重的30%。另一块是中心工作,联村干部联村的中心工作取决于镇政府的涉农中心工作,与村庄相关的中心工作也占考核比重的30%。当中心任务完成的不理想时,镇政府通过通报批评、目标考核、限制晋升等方式给联村干部施加压力,联村干部在强压之下反复亲自参与到一线的政策执行过程之中监督和督促政策执行的主体,即村干部。

2. 引导村庄主职干部的选举。“因为联村干部替代不了村干部,中心工作的落实需以村干部为主力,所以镇里要想办法帮助村里选出配合工作而且能力很强的村干部”,这基本上是S镇在长久以来的联村工作中形成的共识。

因为镇里在选举实施之前就通过走访、调查有了自己的意向,S镇组织办会尽力引导选出的主职村干部,尽量使所选村干部是符合镇政府工作需求的干部。具体做法有:下村找村民代表和村民谈话、劝相关候选人退出竞选、当支委委员确定后找他们谈话等。如果采取了这些做法还是选不出合适的人选,就考虑暂停选举,给村里指定一个临时的负责人。

3.基层政权深度嵌入村庄。S镇更为突出的特点在于以联村干部为桥梁将基层政权扎根在村内,这种基层政权对村庄的渗透不是临时的、偶发性的,而是连续的、制度性的渗透。

S镇政府通过将镇里的中心工作目标责任化,将责任和压力具体到每一个联村干部身上,让他们想办法去把镇里的中心工作同时变成村里的中心工作,否则中心工作就没办法落到实处。因此,中心工作必须由联村干部牵头、督促、引导,不断地让村干部感受到上级部门对该项工作的重视。

除了落实阶段性中心工作之外,联村干部还需要对村里的各种矛盾、尤其是让村干部和镇里都比较头疼的农户――即常说的“钉子户”、“上访户”――的详细情况有一个基本的把握,尽力与村干部合作将各种矛盾解决在萌芽阶段,当“上访”发生时能减少在“接访”过程中信息获得、信息校对所需要的时间成本,降低失误的风险,实现基层政权对村庄控制的强化。

(二)“富人治村”促成非闭合型乡村关系

1.S镇的村庄治理现状。当下S镇的37个行政村普遍存在选不出好的村干部的问题:主动要求当村干部的人素质不高,甚至是老上访户,这样的人不可能把村管好;能人干部少,村庄工作对能人缺乏吸引力,当村干部“吃力不讨好”;村里的村干部大都是维持型村干部,特征是不会主动谋发展,导致全镇村庄治理呈现一个橄榄型的结构,即“两头小中间大”。

S镇治理好的村都存在这样一个共同特点,即村庄的主职干部至少有一个是村里公认的 “富人”。他们不图国家给村干部发的那点补贴,也不图村集体的什么好处,因为很多村根本没有什么资源,他们若要把村里建设好、管理好多半是要亏本的:S镇的Z村是全国文明村,他们的书记HLY在当书记的近30年间,累计为村集体建设事业捐款42万元,国家发给她的工资她都捐出来用作村两委的日常开支,此外还发动自己的弟弟(非Z村村民)为Z村捐款;S镇的市级文明村C村的书记和村长都是办厂的老板,他们自己筹集整治村里脏乱差的河道,为村民做了很多好事;S镇L村书记LJD当书记有22年之久,他是村里最大的老板,22年来以小家济大家不下百万,协助区政府在2个月内完成了3 000亩的征地任务,也为村里向镇、区两级政府争取了很多项目和资源。

2.中心工作对“富人治村”的需要。S镇倾向于推举富人当村干部,因为富人有着如下优势:比如因为他们有着经济资源上的优势,所以可以不必在乎“三年村干部,低保边缘户”的“一般定律”,不仅如此他们还可以为乡村集体大量的捐款,为村里做好事;因为他们有着广泛的人脉资源,不论是在筹资的时候,还是在向上争取项目的时候都在政府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有着相当的优势,同时还可以帮助摆平村庄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各式各样的阻力,甚至还因为他们有钱,所以才不会贪污村里的钱而具有道德上的优势。

S镇组织委员ZHF说:“村民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他们也不想当村干部,有些工作也没办法开展,村干部总有一些关系要去维持,要维持就要有消费能力,比如发动老板捐款就得请老板吃饭。所以镇里也在挑经济实力比较好的人,比如有一个村的书记是化妆品公司的老板,给村里捐了50万元建设文化大礼堂,毕竟镇里的资源是比较少的。”

在S镇评价一个村子的好坏有三个方面的标准:首先是人文环境,即村民的性格、观念、素质,以及社会和谐程度;其次是自然环境,主要指清洁卫生状况,河道治理的状况等等;最后是政治环境,一个村里的干部想把村里搞好、而且有能力把村里搞好最重要。在经济缺位的大部分村庄,政治环境是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决定性因素,很显然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是从S镇的中心工作中衍生出来的评价指标,而政治环境的关键又在于有没有一个有钱而且又非常有责任心的主职村干部。所以,S镇的中心工作突出了“富人治村”的重要性:中心工作往往具有任务重、矛盾多、情况复杂、时间短等特征,镇里完全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所以必须依赖有着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丰富的资源可以用来稀释工作推进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种阻力和矛盾的富人村干部。

3.联村干部与村干部的合作关系。联村干部与村干部的关系是影响将乡镇中心工作转化为村干部之中心工作的关键因素。例如,S镇在推进河道整治工作时,联村干部就经常连同村干部一道在河边走走转转,他们必须能十分细致的掌握村里的清洁卫生状况,和村干部像朋友一样倾诉自己的压力,督促村里将河道整治落到实处,发现垃圾就及时清理。联村干部亲自督促是要将上面对此项工作的施加的压力尽力传递给村干部。

第一,镇对村的压力传递受阻。在联村干部督促村干部完成中心工作时,并不能强硬地给村干部施加压力,因为缺乏压力输入的路径。这种压力输入的路径以村干部对体制及体制资源的依赖为基础,换言之,压力的输入以村干部同乡镇政府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为前提。换言之,中心任务虽然要以村干部为主体,却仍然必须要有联村干部牵头,联村干部要能起到把镇一级的中心工作同时变为村干部的中心工作的作用。

第二,联村干部处于劣势的合作关系。联村干部要经常拍村干部的马屁,要看他们的脸面。联村干部不能直接命令村干部,“像我们的领导对我们说‘你给我去完成’这种话是不可能说的,因为他(村干部)的工资不是我们发的,他也不是我选的、任命的,他没必要对我负责”。

党政办的CJJ说:“村干部觉得工作难做,大不了不干了,专心去搞企业,但是我们联村干部只有这一个饭碗”。S镇政法办人武部副部长LJF说:“比如像‘拆违控违’工作尤其需要联村干部介入,因为村干部毕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他们对国家政策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就是村里的人,有些事情还是抹不开面子,联村干部作为国家的工作人员,又不是村里的村民,可以在做工作的过程中充当恶人的角色。所以村干部做的是群众工作,联村干部做的是恶人工作。”

联村干部同村干部平起平坐,绝对不是上下级,而是合作关系,合作的关键在于联村干部必须依赖村干部掌握村社治理资源。所以联村的中心工作必须以联村干部牵头、督促,以村干部为主体,双方合作取长补短。

第三,合作关系的非闭合性。联村干部为了工作开展的需要会争取主动的同村干部建立相对密切的私人关系,但是这种私人关系却并不会造成王荣武、王思斌所概括的“上、下行私人交往”会造成政策执行偏差和政策监督软化的那种后果。原因在于,王荣武、王思斌所概括的“上、下行私人交往”主要指利益上的往来,而S镇这种没有利益关系、非利益同盟的关系产生的关键在于其中的一方――即村干部――没有结利益成同盟的意愿,作为“富人”,他们对体制及体制资源的依赖性并不强[5]。另一方面,联村干部和村干部之间的这种非同盟的合作关系具有相对的非闭合性:即村干部在当联村干部接受检查、考核时没有必要为他庇护,帮他应付,二者之间的信息无法对外封闭。因此,联村干部能做的就是尽力的争取村干部的合作。

4.乡村关系的非闭合性。因为联村干部作为体制和体制资源的代表,也是基层政权在村的代表,所以这种非闭合性是可传递的,即它同样也可以用来概括S镇的乡村关系。乡村关系非联盟不闭合的状态决定了村干部同样也不可能成为乡镇一级在应对上级检查时的同伙,不会同上级一起应付;所以这种关系会反过来刺激乡镇一级更努力的落实政策,更严格的从底层做好政策监督。

四、政策监督强化的底层逻辑

以联村干部为载体的基层政权的深度嵌入型乡村关系与非闭合型乡村关系,对于政策的监督而言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对于政策执行而言非闭合型的乡村关系必须要有基层政权深度嵌入的乡村关系为保障,否则,由于压力传递受阻(如图1所示),镇一级的中心工作难以顺利变为村干部的中心工作,此时作为基层政权代表受到体制的强大压力的联村干部若缺位,后果极有可能是“脚踩西瓜皮”。而有了基层政权有效下渗作为基础,若此时的乡村关系具有闭合性,即乡村之间在“上、下行私人交往”中结成联盟,村干部包庇联村干部,共同向乡镇一级传递失真信息,或者与镇政府一道共同应付上级检查,导致真实信息被掩盖,最终导致基层政府以及上级政策部门实施的政策监督软化。

在联村干部和村干部结成联盟的状态下(如图2所示)――也即村干部对体制和体制资源有着较强的依赖――形成了一个实心的闭合圈,无论是镇政府还是更高层级的政策监督部门都难以从中获得真实的信息,即信息是虚化的(用虚线箭头表示)。

更高层的政策监督部门通过压力型体制可以自上而下的传递政策执行的压力;同时,由于乡村之间的联盟闭合关系,这种压力也能顺利通过联村干部或者直接由镇政府传递下去,但是这种传递的闭合性前提是镇政府必须包庇村干部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谋取私利的行为,所以难免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乡镇为了掩盖这些偏差,共同应付自上而下的各项检查。最后,受制于乡村关系的闭合性,联村干部的职能不仅是虚置的,甚至是加重政策执行偏差的因素之一,因为他们作为基层政权的末梢也要参与“分赃”。

同样以基层政权深入村庄为前提,但在非闭合型乡村关系之下,村干部对体制及体制资源没有明显的依赖,村干部没有同联村干部之间联盟的行为倾向,所以就不会在镇政府和村干部之间造成信息失真的可能,村干部也没有义务要向上级政策监督部门传递失真消息。同时,这种关系非闭合型的另一个特征是,乡镇一级的政策执行压力难以传递到村干部身上,所以乡镇政府只能向联村干部施加更大的压力,促使联村干部对村干部进行反复的督促,图中联村干部既是监督和督促村干部执行政策的一线监督者,鉴于联村干部通村干部在中心工作中的非联盟合作关系,联村干部必须同时也是一线的政策执行者,所以联村干部也必须接受来自他的直属领导即镇政府的政策监督。整个过程都促使乡镇全力落实农村公共政策的中心任务,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于村干部、联村干部、镇政府之间形成了一个不断循环的信息“传递―反馈―督促―纠偏”的过程,最终在这个过程能通过实现了政策监督的强化,同时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政策执行的偏差。

五、总结与讨论

第7篇:乡村治理综述范文

文章以理论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供给全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调查研究。在充分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协同治理理论,构建出小型农田水利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治理领域提供可以借鉴的有效范式。

关键词:

农田水利设施;优化治理;协同治理

水是生命之源,农业是立国之本,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农田水利的建设与发展。由于规模小、分布分散的家庭式生产仍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中具有重要地位。虽然国家近年来在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领域投入巨大,但是我国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仍然面临一系列困境。具体而言,主要存在投入机制不健全、供给模式不合理和配套制度不完善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创新小型农田水利治理模式,实现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优化治理势在必行[1]。

1构建小型农田水利多中心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1.1各治理主体独立治理力量不足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工程规模虽小,但是却涉及到政府部门、用水户以及用水和供水组织等多方面的利益[2]。面对分布极为分散但是整体需求巨大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任何相关利益主体试图单方面进行治理无疑均显得力量不足,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不可行的。由此可见,要实现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优化治理,必须要上述相关方的协同治理。

1.2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复杂性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涉及的供给主体多,治理难度大,这些部门缺乏交流协作,极易造成推诿和扯皮现象。另一方面,随着农业水利科技的不断发展,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规模和技术含量也在不断提升。现代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从供给、规划到建设、投入所涉及的环节不断增多,任何部门都难以承担现代农业水利技术发展的目标要求,这就需要各相关方协作完成治理工作。

1.3协同治理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向

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管理方式也面临着深刻的变革,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以政府公共部门为主导,多中心广泛参与的治理模式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公共事务管理领域。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是农村地区重要的公共产品,对其进行协同治理,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2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治理的国外经验借鉴

鉴于水利设施对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世界各国均十分重视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后期管理,并根据自身的国情特点建立了相应的政策体系。通过对美国、日本、欧盟、印度等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在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管领域的经验分析,得到如下几方面有益启示。

2.1强化政府作用,积极吸收社会资本

从世界各国的投融资模式来看,都坚持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公益性特征,认同其在农业生产中的基础地位[3]。因此,各国均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纳入政府财政投入,充分体现出政府在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例如,在美国60%以上的农田水利项目属于政府财政投资,而私人投资比例约为40%。同时,美国还建立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与维护的法律体系,保证政府投资或补贴资金的效益发挥。在政府主导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的前提下,世界主要国家都积极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以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例如,印度政府逐年加大资金补偿力度,引导本国农民积极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农民自己打井由政府提供贷款,并无偿补助30%,对末级渠系或小型水源、灌区的建设和改造,政府无偿补助50%,这些措施极大增强了该国农民投资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的热情。

2.2充分发挥农民用水者协会的作用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大多数国家的农民用水者协会都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供给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西班牙为例,该国采取的是中央与地方适当分权,政府部门与民间分工合作的小型农田水利管理模式。其中,政府主要负责农田水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监督,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该国的用水者协会历史悠久,具有完整的组织机构和运行制度。农民具有较强的参与意识,可以通过用水户协会参与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此外,该国的《水法》也赋予用水者协会相当程度的行政法律权限,拥有水费收取和部分强制性法律权利。再比如,美国拥有发达的灌溉行业协会,协会成员由供水者、用水者以及科研机构组成。灌区行业协会以及下属的灌区董事会可以根据农户的土地情况,确定其用水权、用水量以及用水优先等级[4]。

2.3加快农田水利领域的立法进程

世界农业发达国家一般都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农田水利法律体系。例如美国的《垦物法》、西班牙的《水法》以及日本的《土地改良法》都对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同时还构建出一套完整、详尽的实施细则。与国外相比,我国在农田水利建设领域的立法建设明显滞后,已经难以适应新时期农田水利建设与管理的实际需要。因此,应积极推进农田水利领域的立法进程,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后期管理提供法理依据。

3小型农田水利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构建

3.1协同治理三维目标体系的构建

在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实施阶段,各相关方的利益诉求往往并不一致,因此构建统一的目标体系就成为协同治理的重要基础和先决条件。在目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要本着科学性、系统性以及可操作性的原则,尽力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化和最大化,以充分发挥激励作用,实现协同治理。本次研究尝试构建一种小型农田水利供给全周期、全要素、全人员的目标体系,基于投入、过程和效果三个维度,尝试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供给目标进行进一步细化和分解。

3.2协同治理组织机制的构建

鉴于我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领域存在的问题,要实现上节中构建的三维目标体系,必须依靠政府、农户、涉农企业的多方参与、多方投入的新型协同供给机制。

3.2.1明确政府的主导地位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是农村地区最重要的公共服务产品,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地区的经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5]。因此,各级政府应负有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主导责任,通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相互协作和层级优化,界定各方的利益和职责。首先,中央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政策决策方面,做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顶层设计。例如,要努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依靠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引导人力和资本向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领域流动。其次,地方政府应该积极探索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投入和供给的配套机制。在地方政府财政较为紧张的现实情况下,要采取必要措施拓宽融资渠道。例如,可以通过推进小型水利设施产权改革和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金进入该领域。最后,基层政府要做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具体规划和选址工作,认真听取项目服务区农民的需求和意见,将有限的建设资金用到实处。

3.2.2发挥基层组织的整合作用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基层乡村组织的社会功能逐步趋于弱化。在多中心协同治理机制下,有必要对基层组织进行合理重构,以恢复其在小型农田水利供给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具体而言,应该做好乡村基层组织的民意表达和监督机制,改革其工作方法和工作程序,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优化供给提供坚实的基层组织保障。

3.2.3支持农户或用水组织的自治

农户和用水组织是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直接使用者和受益者,他们在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应该充分发挥出来。各级政府要借鉴国外经验,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鼓励农户或用水组织自治;在不违背法律和国家政策的前提下,适当对这些自治组织“放权”。农户和用水组织要基于政府的政策支持,根据农业生产的实际需求决定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配合政府的规划建设,实现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发展的有效参与。

3.3构建协同治理的投入机制

3.3.1发挥制度创新的驱动作用

在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实践中,要着力推进体制机制的创新,破除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与管理领域的陈旧性制度障碍[6]。在做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前提下,积极引导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与改革。例如农业的经营方式、结构调整以社会综合治理等相关领域的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不断驱动小型农田水利供给领域的投入。

3.3.2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主体地位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公共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是有效的投资主体,而我国农村经济相对落后的具体国情也决定了加大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投入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前,我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中的政府财政资金包括各级财政的专项资金和补贴以及各部门的项目资金。鉴于项目资金稳定性较差,建议将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资金纳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并逐步形成稳定、适度的规模。

3.3.3增强农户的投入意识

农户是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最终用户和主要受益者,理应承担起相应的投入与管理责任[7]。各级政府可以借鉴印度的成熟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本地实际,充分利用政策和货币措施,降低投资人的投资风险。这样不仅可以降低政府的财政压力,还能够为农民创造一定的就业机会。

3.3.4引入市场化投资主体

为了进一步提高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有效性,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适当引进市场化投资主体,构建起覆盖政府、农户与民间资本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市场供给机制[8]。例如,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通过税收优惠措施吸引市场主体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开发和后期管理。例如,可以在招标过程中,将水利设施建设权与管护责任进行捆绑招标,彻底解决水利设施的建后管理问题,保证这些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持续、正常运行。

4结语

我国是农业大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是关乎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公共服务产品。尽管我国在不断加大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领域的投资力度,但是其建设与管理仍然困难重重。针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构建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优化治理提供有益借鉴。当然,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与管理涉及范围广,内涵极为复杂,本文提出的框架思想还需要依据具体的管理实践进行进一步深化研究。

作者:赵小龙 单位:营口水文局

参考文献:

[1]郭珍,曾福生.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多中心协同机制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48-53,90.

[2]黄征.农村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困境及突破策略———基于苏南二镇的实地调查[J].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16(3):84-87.

[3]佚名.国外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经验及借鉴[J].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2011(23):34-36.

[4]马衍伟.国外运用税收政策推进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功经验[J].水利发展研究,2008(1):62-67.

[5]王爱国.加快改革创新强化建设管理开创农村水利改革发展新局面[J].中国水利,2015(24):20-22.

[6]柴盈,曾云敏.管理制度对我国农田水利政府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我国山东省和台湾省的比较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2(2):56-64,111.

第8篇:乡村治理综述范文

关键词:城镇化;城乡统筹;资源型城市

中图分类号:F2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7-0126-02

一、古交市的城镇化是一种“伪城镇化”

古交市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资源型城市,是国家“六五”“七五”“八五”期间重点开发的能源重化工基地。作为资源型城市的古交市,2014年城镇人口数量为154 935人,乡村人口数量为55 666人,城镇化率高达73.57%。同期,大连市的城镇化率为74.4%。虽然古交市与大连市的城镇化率相差无几,但是是否可以说明古交市的城镇化水平很高呢?很显然,古交市的城镇化水平与大连市的城镇化水平并不可相提并论。仅仅从人均GDP来看,2014年大连市的人均GDP接近11万,而古交市的人均GDP仅为1.4万。所以,古交市的城镇化是一种城镇化率与城镇化发展水平并不对称的“伪城镇化”。

何为真正的城镇化?真正的城镇化不是简单意义上城镇人口比例增加以及城市面积扩大,而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工程。它需要在人居环境、社会保障、产业支持、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

二、古交市城乡统筹的困境

(一)土地资源有限以及不合理使用影响城乡统筹质量

一方面,古交市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乡发展布局不相适应。现行规划安排的一些重点项目(如太原煤气化搬迁项目、河下污水处理厂等项目),因现实情况发生变化,面积小于规划安排面积,不再需要落实;而一些有关的民生项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寨上村搬迁项目、华润电厂、中联集气站、御道川水库)等项目却因不符合现行规划而搁置,项目进展不顺利。规划建设用地布局不尽合理,城市综合功能上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城市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不配套,基础设施严重滞后,难以为区域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用地保障,影响城镇化的质量。另一方面,古交市采煤沉陷区面积不断扩大导致城乡统筹空间不足。古交市自1958年建立古交工矿区以来,随着煤炭资源的持续高强度开采,形成了300多平方公里的采空区,占全市总面积20%,引发了严重的土地塌陷、房屋裂缝、水源断流、道路损毁、生态破坏等诸多问题。经过多年治理,目前,全市因采煤沉陷影响需要治理的涉及10个乡镇,74个村,12 886户,37 369人,房屋损害180万平方米,土地裂缝或塌陷48万亩,造成房屋破坏损失约32.06亿元。村镇建设方面随着采煤沉陷区居民的综合治理搬迁安置,很大一部分村庄成为“空心村”或“无人村”等,急需整合,统一规划,统一治理。

(二)城乡统筹过多依赖资源收益,没有使资源财富得到最有效率的使用

从世界资源丰富地区的成功发展经验来看,资源财富是否能够得到正确使用,是该地区能否规避资源诅咒,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研究表明,在市场机制比较健全的地区,资源收入应该在各代之间平均分配,每代人可以用分到的资源收入增加消费,提高福利水平。但是在市场并不发达的落后地区,资源收入应该主要用于解决当地的资本稀缺问题,资源收入的主要用途不是消费,而是进行有效率的投资。当前,古交市恰恰是以城乡统筹的名义,将丰裕的资源收入大量用在了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民生性支出方面,这虽然可以提升当地群众的生活质量,改善当地的生活环境,却不符合古交市工业化的发展需要,消费能力的提高进一步弱化了本地资本积累的能力,从长远来看将可能导致古交市陷入“资源诅咒”。

当然,在古交市的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资源收入也部分用在了一些投资领域,诸如城市基础设施、农村社区以及安置农民就业的产业项目等。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普遍投资效率不高。一是受限于城镇规模,基础设施发挥的规模经济效应比较有限,难以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有效推动作用;二是农村社区由于入住的人口不多,很多基础设施都没有得到有效的使用;三是安置农民就业的产业项目多是农业、传统服务业类,多是低附加值行业,创造的产值十分有限。

(三)接续替代产业发展迟缓,产业体系难以支撑新增城镇人口

古交市在对传统资源型产业升级以及培育新兴产业方面存在着不足。一是在对传统资源型产业升级过程中,资源产品的深加工水平偏低、产业链短、科技含量低、技术创新能力。二是在对新兴产业培育方面,并没有跳出原有的产业发展路径,建材、冶金、化工等重化工业成为接续替代产业的首选。

三、古交市城乡统筹的路径

(一)发挥土地在城乡统筹中的关键作用

加大土地整治力度。特别是土地开发和土地复垦力度,减少建设用地、城乡建设用地、城镇工矿的面积,减缓其增长的速度。按照“人要下山,树要上山”的思路,持续综合推进采煤沉陷区治理,按时分步解决沉陷区居民的安置问题,实现山上生态化,山下城镇化。

坚持土地节约利用制度。坚持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用地配置向重点镇倾斜,促进乡村居民点用地整合,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和工矿废弃地复垦,人均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控制在120~130平方米。严格管理各类用地标准,严格执行准入条件,分地区、按产业完善节约用地标准体系,降低工业用地比例。

加快促进土地流转,优化配置土地资源。通过土地流转可以把分散的土地从各农民手中集中起来,不仅可以增加农民的收益,也可以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土地流转的推进要与城乡统筹的发展结合起来,对于流转的土地一部分以土地集中流转为基础,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价格增长机制,采取奖励补贴政策鼓励引导种植大户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和示范样板,实现土地的集中、规模化经营。

(二)减少对资源财政的依赖,有效使用资源财富

完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对资源收入建立专门的财政账户,实行资源收入与一般财政收入分离管理。资源收入主要用于各类投资性支出,不得再用于城乡统筹中的教育、卫生、医疗、扶贫等民生建设方面。要建立资源收入使用的监督和效率评价机制,确保资源收入得到最有效率的使用。当然,这并不意味城乡统筹不能使用资源收入,对于有助于实现城乡联动、产城互融的产业发展,诸如旅游业、生产业等,各级财政都应将资源收入投入其中,通过资本金投入、补贴、低息贷款等方式对其进行必要扶持。

(三)发展多元化产业

加快发展旅游业为主导产业,发挥其在城乡统筹中对劳动力、资本及土地的配置作用。由于旅游业就业门槛低、吸纳就业人口多,多数就业岗位对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年龄要求并不严苛,并且由于他们非常熟悉自己家乡的历史人文和社会环境,只要通过一定的入岗培训便可承担起旅游所需要的导游接待、服务等工作。故能看出旅游业在城乡统筹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一是扶贫,二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旅游业用最低的成本却达到了最好的扶贫效果,增宽了收益面积,成为拉动性最强的行业之一。除此之外,旅游业具有一个强综合性、产业关联带动性大的特质,旅游核心产业、旅游特征产业和旅游经济产业共同构成了其产业结构,这就使得旅游业不仅直接带来的就业量巨大,其间接和诱导就业量也会更高。

加快发展生产业,充分整合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一方面,生产业有助于专业化分工与技术进步,提升整体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与知识技术含量,进而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生产业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是缓解就业压力,解决就业难题的重要手段,从而能够促进城镇化发展。因此,在城乡统筹的进程中,应大力发展以高新技术为依托的生产业,以生产业为纽带实现以产带城,以城促产,产城共融发展。

参考文献:

[1] 何邕健.资源型城市城乡协调发展战略[J].城市问题,2008,(1).

[2] 王钧超.矿业城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路径探索[J].中国矿业,2015,(6).

[3] 郝德强.资源型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策略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3,(11).

[4] 焦伟霞.关于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考[J].经济体制改革,2004,(1).

[5] 刘奇,王飞.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J].中国农村经济,2003,(2).

[7] 伊曼璐,阎瑾.资源型城市城乡统筹与城镇化发展研究综述[J].价值工程,2014,(18).

[8] 张维宸.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资源型城市转型[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3,(11).

[9] 贺艳,刘勇.关于资源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再城市化问题[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0,(3).

第9篇:乡村治理综述范文

【关键词】 城市规划 可持续发展生态规划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城市生态概念规划

城市生态概念规划是指自然和人类生态因子、生态关系、生态功能和生态网络的发展战略规划。沈阳城市森林的发展战略就是城市生态概念规划的一个典范。城市森林主要包含:市区绿地;郊区绿地,包括了自然休养林、森林公园、郊区环境保护林等城市近郊林及畜、林、农、水产生产绿地。它的范围涉及市区小社区直至大都市。有关学者将城市周围或附近一定范围内以景观、旅游、运动和野生动物保护为目的的森林称为城市森林。城市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物种选择、生境研究、物种与生境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物种空间分布特性的研究。

城市森林的实施可以产生一些好的影响。

1、生态效益。分布于密集居住区的森林,对城市的污染物有降解、吸收的作用,同时还可以改善城市小气候,对城市的热岛效应有减轻和消除作用,对市区内的碳氧平衡有很大的改善作用,净化大气环境,降低噪音,还能满足市民对美学的需求,起到提高人类身心健康的作用。2、经济效益。城市森林带来的经济效益可以分为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两个两个方面。直接经济效益主要来自药材、苗圃、木材、公园的收入以及果实的生产等方面。间接经济效益主要来自于防风和遮阳带来的能源节省,贮水保土、净化环境和防火所带来的损失的减少,环境改善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及绿地的存在所带来的财富增值等。

3、社会效益。在城市森林的众多益处中,被人们实际使用最多的功能是满足市民日常生活的游憩娱乐、科学普及、文化教育等对精神生活的需要。这一切,给人们一种愉快、舒服的感官享受,有助于平衡都市人的紧张生活,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

城市森林生态规划的设计。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和城市的发展,人们对城市森林中绿地的认识已经不再是强调美化和景观装饰,而是向着促进城市生态平衡、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方向转化;在植物的应用方面,也向注重利用地带性乡土植物资源的生态特性和不同的生态位,优化结构,合理配置,发挥最大生态功能的方向去转化。

编制城市森林的生态规划,首先要对城市用地状况和绿化现状进行了解,对现有森林绿地的功能、结构、布局做出一个定性和定量的评价,然后再根据城市未来空间形态和城市的发展定位进行规划:1、提出重要项目的实施计划及城市森林分期建设;

2、对城市森林及其各子系统进行生态规划;3提出一系列保证规划实施的措施;4确定城市森林生态规划的原则和目标;5参考过去的绿地系统规划,对城市森林绿地,确定其位置、性质、范围和面积进行合理布局;6根据城市的生产生活水平、建设重点和发展规模,确定城市森林建设的发展水平与速度,对城市森林各项定量指标和分期规划目标进行系列的拟定等。

城市生态工程规划

城市生态工程规划包括水、能源、景观、交通和建筑等生态工程建设规划。城市生态工

程规划以贵阳市“十二五”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专项规划为例。

生态建设情况。水土流失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完成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000平方公里(其中小流域和重点水源地综合治理面积100平方公里),全市水土保持综合治理体系初步形成。林业生态建设稳步推进。完成营造林41829.33公顷,森林覆盖率预计达到42.3%以上,中心区绿地建设成效显著。水利建设为生态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新增解决农村人口60.48万人的饮水安全,完成21座小型病险水库和重要山塘除险加固。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成效突出。全市推行户用沼气池启动测土配方施肥,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及风景名胜区建设稳步推进。

重点实施的工程。1、优化水资源综合开发工程。水资源综合开发工程要围绕增加城市供水;保障农业生产用水,提高粮食安全生产能力;保护重点水资源,改善重点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土流失四个方面加快启动实施。2、生态修复工程。生态修复工程继续围绕重点水源地和保护区,进行水土流失治理和石漠化重点区域治理。重点安排石漠化及水土流失治理工程。3、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基地建设工程。围绕市民餐桌计划,构建绿色生态屏障,加快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的必然选择,要围绕“畜、禽、蛋、奶、菜、果、茶、药、花”等9大特色优势主导产业按照无公害、绿色、有机的理念做大做强。4、大中型沼气池建设工程。加快大中型沼气工程建设力度,按照循环农业理念,走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3R模式,改变农村畜禽粪便乱堆乱放,养殖小区臭气熏天的现状,实现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和环境治理双重目标。形成“养殖-废弃物资源化-种植业”的良性循环系统,提高能源和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和畜禽粪便污染“零排放”。6、农业节水灌溉工程。农业节水灌溉工程又称节水农业工程,贵州市农业生产上有较为成功的经验,以农业喷灌、微灌和滴灌相结合,以较小的水、肥循环利用换取无公害、绿色农业最大的经济效益,深受群众喜爱。

城市生态管理规划

城市生态管理规划是指在充分认识生态系统整体性与复杂性的前提下,以持续的获得期望的物质产品、生态及社会效益为目标,并依据对关键生态过程和重要生态因子长期监测的结果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包括生态资产、生态服务、生态代谢、生态体制和生态文明的管理规划。生态系统管理的基本原则:整体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再生性原则、循环利用性原则、平衡性原则、多样性原则。生态系统管理的主要途径与技术:生态风险评估、适度干扰与恢复重建、清洁生产、废物资源化管理、生态工业园区、实施标准化环境管理系列标准、大力开展生态工程和生态建设、加强自然保护的管理和研究,建立各种类型自然保护区、推广3s技术(RS遥感GIS地理信息系统GPS全球定位系统)、环境管理信息系统(EMIS)。

生态风险评估是利用生态学、环境化学、毒理学和公共卫生学等学科的知识,定量描述环境危害对人类负效率的概率、强度极其作用过程。适度干扰与恢复重建的核心观点是中等程度的干扰水平能维持较高多样性。轮草放牧修生养息主要依靠生态系统所具有的自我修复能力合理放牧。清洁生产主要包括无公害工艺、无污染生产、废料减量化。目前,我国大多城市受到生活垃圾包围,因此提出抵制、减少、修复、回收、响应的5R法。

生态规划可以促进人与环境关系持续协调发展,主要特点是以人为本、控制在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之内、系统开放、优势互补、高效、和谐、可持续。基本原则是整体优化、高效和谐、生态功能分区、相互制约、最小风险、可持续发展、人地系统协调共生。

【结束语】生态城市的主要标志表现在:以循环经济为特色的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稳定可靠的生态安全保障体系的基本形成;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制度等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与落实。居住环境良好并不断向更高水平发展,环境污染现象基本消除,自然资源得到有效地保护与合理利用;人与自然能够和谐共处,生态文化有长足发展;城市与乡村的环境变得整洁优美,人民的生活水平全面能得到提高。生态城市的主要标志也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目标,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现代城市规划的新方向。城市的生态规划带来的不仅是给人们更好的生活环境,也促进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长远的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梦琪;;生态城市规划准则与设计问题[J];中华建设;2011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