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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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物保护概念范文

过失损毁文物罪，是指违反文物保护法规，过失损毁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国家有关珍贵文物的管理秩序。对象是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及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具体可参见故意损毁文物罪的释解，这里不再赘述。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损毁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所谓损毁，在这里是指由自己的过失行为如失火、过失引起爆炸、过失污损、过失摔破等致使珍贵文物损坏和毁灭。所谓造成严重后果、则是指造成国家特别珍贵的文物损毁或者损毁珍贵文物数量较多以及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损毁或者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数量较大的等情况。虽有过失损毁的行为，但所造成的后果不属严重，则仍不能构成本罪。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本罪。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过失，即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损毁珍贵文物，却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损毁珍贵文物，但却轻信能够避免，以致造成珍贵文物损毁，并造成严重后果。行为人如果出于故意，则不构成本罪应是故意损毁文物罪。

第2篇：文物保护概念范文

【关键词】 历史建筑 法律法规 机构设置 保护制度 全民参与

前言

历史建筑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历史建筑的保护是城市文化传承的重要环节。然而大规模的城市开发活动在不断创造新的城市形象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具有珍贵价值的历史建筑的破坏和传统风貌的丧失。对于正在进入城市化快车道的中国而言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经过不断的完善，我国历史建筑已经形成了以核定制度、保护规划制度、公众参与制度、保护资金制度、激励制度和责任制度为主的保护体系。但是，该体系在现时运作中仍存在缺陷，需要我们从组织结构，法律体系等多方面进行不断完善。

1 明确“历史建筑”概念，健全法律体系

我国的历史建筑的法律保护体系由各级人大和政府按其立法职权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是与中国历史建筑保护密切相关的两部国家法律。

但是名人故居被拆等一系列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于如何界定“历史建筑”这个问题的关注。看似明确的概念，实则含混不清，这也为历史建筑的保护和监管工作带来困扰。历史建筑的广义概念应当指历史上遗存的所有建筑物和构筑物。而在保护和监管过程中，历史建筑的法定概念只是其广义概念中数量极少的精华部分。这给人留下了相当大的选择空间和争议空间，同时也给保护历史建筑留下了相当大的漏洞。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够完善。

要消除这一障碍，在法律和行政法规暂未修订的情况下，应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诠释说明，再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纳入地方性法规，促使历史建筑的概念界定明晰化。

2 完善组织结构，加强制度建设

我国历史文物保护的组织机构总体上由中央—省—地方三个级别构成，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权利分配和责任承担不够明确，例如一个重点保护文物，它涉及到的影响单位可能包括国家文物局、地方文物保护单位、省政府、地方政府，甚至项目开发商。而这三类单位有着完全不同的利益诉求。在实际保护工作中，由于三类单位目标迥异且责权分工模糊，可能导致项目所涉及的文物得不到有效保护。

对于这个问题，可参照美国的组织体系，从中央到地方可分为直属的三个级别，它们作为历史建筑保护的主干全权负责全国历史建筑的保护项目。通过规划阶段的三方听证会以及结束后的复核制度来保证各单位主体目标统一明确。

其次，建立文物保护多元化投入机制，保障文物事业的健康发展。文物事业社会化、公益化的特点，决定了文物保护由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广泛参与的特征。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拓宽文物事业经费的筹集和投入渠道，文物部门要通过对文物的合理利用，增加事业收入；各级政府要通过制订和完善政策，鼓励社会、个人捐赠和筹集社会资金用于文物保护事业，为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和事业发展提供经费保证。

组织的完善还在于人才的培养。虽然目前文物行政执法机构和工作队伍正在不断加强，但是仍和法律赋予的执法职责和规定的任务有较大差距， 存在着文物执法机构不健全， 执法力量薄弱， 执法水平偏低等现象。而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不仅对执法人员的执法能力有要求，也需要他们掌握一定专业知识。因此培养具有建筑遗产保护理念、又具有保护工程实践的专业人员和各级管理人员也显得尤为重要。

3 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加强社会参与

在加强历史建筑保护的社会参与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以英国为例，在英国，公众参与是全部规划过程中的重要部分，并有公众参与规划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他们积极引导、帮助社区居民关心社区建设，学习有关社区建设的知

识与技术，在规划中充分反映社情民意，在”自下而上”的体系中工作。在保护规划工作中也不例外，通过公众参与，不仅可以提高居民的保护意识，沟通思想，帮助政府决策，且使得保护工作超过了重点保护范围，延伸到每一幢有历史价值的建筑、每一片有历史价值的城市空间中，遍及全国。

实践证明历史建筑保护工作从来不能被束之高阁，在文物保护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公众参与”与规划过程中的公众参与都是必要的。以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为例，历史文化街区往往是大量历史建筑的集聚地，然而也是当地居民的生活住所，更是是社会公众的文化教育基地，是我国宝贵的文化财富。只有通过法律规定，使公众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等涉及自身权益的事项拥有发言权，通过公众的保护要求和国家公权力的保护约束，最终达成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共识，才能使历史文化街区得到最大保护。

4 结语

我国的历史建筑保护起步较晚，并且中国历史建筑特殊的木结构使得照搬西方国家保护经验变得不切实际。因此，建立健全我国的历史建筑保护体系，其关键还是要与我国历史建筑保护的国情结合。但无论修复更新方式如何，都要遵循历史建筑保护体系的理念和目的；要从保护城市历史文脉的角度、保护历史建筑的角度，以及满足当代人生活对建筑需求的角度作多方面考虑，把新的生命力注入这些旧建筑和旧街区，重现历史，传承文化，焕发新生。同时处理好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更新面临的基本矛盾，文化环境利益与其他利益的矛盾，包括文化环境利益与居民群体利益的矛盾，文化环境利益与开发商追求经济利益的矛盾。

参考文献：

[1]曹昌智.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概念界定[J].城市发展研究，2012，19（8）：36-40.

[2]龙灏.美国历史建筑保护体系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D].重庆大学建筑城轨学院，2011.

[3]梁建宝.论我国历史文化街区的法律保护[D].西南政法大学，2011.

第3篇：文物保护概念范文

关键词：馆藏文物;文物修复;

中图分类号：G265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1

一、什么是文物

所谓文物，是指历史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东西，如建筑、碑刻、工具、武器、生活器皿和各种艺术品。各类文物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当时生态环境的状况，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丰富的科学文明和艺术文明。保存在地面上和地下的文物，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极其丰富。有宫殿、寺庙、石窟、遗址等。馆藏文物方面有金属器物、陶器、瓷器、漆器、木器、石器、玉器、纺织品、纸质文物等。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和智慧和结晶，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

二、馆藏文物的保护与修复

随着时间的流逝，各类文物都经受着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害，如金属文物锈蚀、陶器、瓷器破碎，石雕残崩，木器和竹器干裂、皱缩，出土的纺织品、纸张文物腐朽。所有这些历史文物都要进行抢救和修复才能长期地保存下去，这就是文物保护工作的意义所在。意大利人布兰迪在他的《文物修复理论》一书中说道：“所谓修复，是为了维持某件物品物质性上的无欠缺性、为保证其文化价值的保全、保护而实施、处理的行为。” 我国的馆藏文物修复保护工作，是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遗产保护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技术手段，为了博物馆能办出高水平的展览，我们应当创造必要的条件和环境发展文物修复技术，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三、怎样才能做好馆藏文物修复工作

文物的保护与修复是一项极具意义的工作，要做好这项工作，众所周知，首先要有正确的修复理念，其次是对文物的历史背景，和文物本身的各种信息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然后制定切实可行的修复方案，再进行实际的修复操作，最后要做好文物修复档案的整理记录。笔者认为其中最应该注意的几点如下：

第一，是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要求。一个合格的文保工作者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文物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和历史的见证，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和人类重要的文化财富。文物工作者在接触到文物时，要怀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敬仰，怀着对历史的敬畏心，谨慎再谨慎。另外，文物修复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技术，由于文物的受损情况千变万化，它要求修复人员要掌握各方面的知识，结合科学的保护措施，灵活运用。因此，文物保护工作者应具有历史学、考古学、美学、人类学、民俗、宗教等多方面的知识和修养，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方面充分了解和研究拟修复的文物，从自然环境、社会生活等方面去认识艺术，这是修复的基础。

第二，分析和研究是做好馆藏文物修复保护的重要前提。文物的不可再生性、多样性、时代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特点，决定了实施保护技术必须万分审慎。如果修复失当，破坏了文物身上的各种历史信息，文化信息，艺术信息，那将是无法挽回的遗憾。为了避免经验主义，以既定的模式干预文物，更为了杜绝文物越保越坏，错误地选择不当的理念、方法和材料，对文物今后的长期保存留下后患，我们必须以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作为馆藏文物保护技术干预的前提和基础。要以可靠性、确定性、持久性的通用标准选择最佳保护方案，不是简单地只对文物表征进行观察，而应更深入了解文物各个方面，展开更深层次的探讨研究。

第三，要特别重视馆藏文物保护修复过程中的相关信息资料的记录存档。

文物保护修复档案作为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中的第一手资料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不但记载了文物上的各种信息，而且还记录了保护修复工作的全过程。用科学的方法建立文物保护修复档案是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的需要，也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

四、结语

笔者认为一切工作中决定成败最关键的因素是“人”，当一件文物拿在手上，如果对它没有清楚的认识，没有高度的责任心，很有可能好心办坏事，毁灭文物上的历史信息。所以在修复保护过程中，文物工作者应严格遵守“不改变现状”的原则，不能凭主观想象改变原物风貌。对于每件待修复的文物，都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采用先进科技对文物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修复时尽量采用原有制作工艺和方法，不能轻易把不成熟的技术草率地应用在珍贵文物上。经过充分的研究和论证后，制定出最佳的修复方案。然后依照方案来操作，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保护修复的目的，不给自己和历史留下遗憾。

参考文献：

第4篇：文物保护概念范文

关键词：规划设计古文物保护文化旅游开发

中图分类号：S6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文物古迹保护与文化遗产的传承一直是我国乃至全球城市规划中一项重要课题。2009年9-10月期间，笔者有机会参与了重庆丰都县某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委托的丰都小棺山古民居地区规划项目设计。对该项目从调研到项目设计方案参与了全过程，结合城市规划设计的理论，寄望将本项目在规划中的思路和体会整理成文，略谈一下古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一些浅见。

一、规划范围基本情况

1、项目区位概况：丰都是长江之滨的历史文化名城，地处三峡库区腹地，重庆版图中心，长江横贯县境47公里，水上距重庆172公里，陆路到重庆150公里，幅员面积达2 901平方公里，辖31个乡镇，总人口80万。小棺山——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纵横通达。处三峡辖区腹地，居丰都长江北岸。辖区内的长江大桥使名山镇成为横跨南北的交通要地。旅游资源丰富，有素以“鬼国幽都、阴曹地府”闻名于世的“鬼城”名山、全国最大的人文景观——鬼国神宫、国家级森林公园——双桂山和及具川东民居特色的古民居。

2、规划范围：总面积约14万 平方米，其中古镇核心保护区约2万平方米。北侧为规划路，西侧是长江大桥，南侧为环城西路，东侧名山。

3、资源现状：本项目地处丰都旧城名山景区内，交通便利、区位良好；其东靠双桂山国家森林公园，南傍长江，山水环绕，自然旅游资源丰富；同时，区域内拥有大量珍贵的历史遗存，千年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随着三峡工程蓄水后，全县境内淹没区及占地移民迁建区需抢救发掘和搬迁保护的重要文物保护点78处。其中，旧石器遗址12处，新石器时代至宋代遗址27处，大型古墓群14处，地面文物19处(包括古民居8处)，水文题刻6处。根据国务院三建委批复的《三峡工程淹没区及迁建区文物保护规划》方案，三峡工程丰都库区地面文物保护分为原地保护、留取资料保护、搬迁复建保护三种类型。

其中丰都库区列入搬迁保护的文物建筑八处：秦家大院、王家大院、周家大院、卢聚和大院、会川门、天佛寺，及异地复原的大佛面造像、绿水池题刻两处。为了真实、完整地利用搬迁复建的方法再现丰都古民居、古寺庙、古城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延续历史信息，向后人展示丰都历史发展和变迁的脉络，根据《重庆市三峡工程淹没区及迁建区文物保护管理办法》(渝府发[2 0 01]4 7号)文件精神，重庆市文物局决定将丰都县六处地面文物搬迁复建工程委托丰都县文物管理所实施。

二、规划基本思路

1、规划目的：在了解区域资源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基础上，进行小棺山古民居地区景观设计为本项目开发提供准确的主题定位和系统的概念规划。

2、规划用地分区：范围内根据各地块的功能差异和保护开发的程度不同，主要被分为四个大区：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区、民俗文化街、预留土地区。

规划用地指标表:

4、功能分区规划分析

4.1商业、服务区，民俗文化街区：该区为本项目区的门户，肩负着管理、服务、商业购物、引导等功能，建筑风格参考已迁入的古民居建筑及长江沿岸古镇建筑格局样式，景观样式借鉴苏州园林的内向式景观格局，以理水、山石、花木、亭桥等中国传统的园林元素为基础，营造一个富有特色的旅游购物空间。

4.2重点文物保护区：该区是整个规划区域中文物最为密集并且保存最为完好的区域，以王家大院、周家大院、卢聚合大院、天佛寺、秦家大院、会川门、大面佛造像、绿水池题刻组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是本项目的核心吸引力，他们的完好与否将直接关系到整个项目的成败；另外，该区占地仅约2万 m2，土地的开发空间不大，游客容量有限。因此，建议在名山名胜风景区逐步开发的同时，将此区域的各种资源充分保护并整合起来，并控制好该区的交通线路，使之形成捆绑销售，以套票的形式出售；在开发上，着重利用各种特色活动来增加吸引力，在重点保护文物的同时，提高盈利点。

4.3自然生态重点保护区：该区域以自然景观、林地为主的原生态森林公园，新建晴雨阁以及即将新建的烧香浜组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水路空间结。同时，该区域占地约3万m2，空间适中，交通便利，生态环境也相当良好，将成为本项目开发建设的“先锋”。

三、规划方案详解

1、总体规划方案指导：以重塑和保护古民居的历史风貌为基本原则，保持古民居的完整性和典型性；古民居的保护和开发并重，继承与发扬并举，走可持续的旅游生态发展模式。

2、交通系统规划

2.1规划原则

为使整个规划区域保持安宁、通畅、精简的环境和体系，将按照科学、合理、以人为本的原则来规划这里的交通系统。以下是几个规划要点：

外部车辆必须停靠在指定的停车场，原则上不允许进入古镇核心地区；

②新建道路要尽量保证不破坏原生的自然环境和景观；

③规划区服务通道应该与游客通道分离，尽量不产生交叉；

④对于特殊环境下的特殊路段采取特殊做法，如恢复祠堂群、横直街中的青石路，并可在路面雕刻部分具有解说作用的文字或图案；

⑤要做好道路两旁的绿化工作；

⑥保证服务通道的通畅，作为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如火灾、地震等）时游客的疏散通道及外部救援车辆进入的通道。

2.2交通系统组成

■对外交通

■规划区车行道

■规划区服务通道

■规划区游步道

■其他游览道路

■规划区消防通道

3、景观与轴线规划

3.1景观概念及主题：小棺古民居是封都历史和民俗文化积淀最丰厚、内涵最丰富的地方，也是丰都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独具特色的反映明、清及民国初年的风貌景观，充分挖掘古民居的峡江文化、川东文化、民居文化、雕刻文化、寺院文化等文化内涵，使之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景”，是本项目的出发点和归宿。主题：袖珍古镇 古代官邸古今戏台 峡江客栈三峡名胜徜徉 游院 望江 赏曲 钟情四季山水名山古镇歇歇 听松 饮泉 观戏 寄托一腔畅意

3.2轴线与景观分析

4、游线设计

■ 标准游线：第一印象区——商业、服务中心区——古民居保护区——大面佛寺——晴雨阁——民俗文化街

■ 水上游线：长江码头——民俗文化街——峡江客栈

思考

第5篇：文物保护概念范文

关键词：遗产保护；真实性；玉树然格寺；修缮

正 文

我国的文物保护制度初步形成于20 世纪60 年代中期。1961年3月4日，国务院颁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这是建国后关于文物保护的重要法规，同时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0 处，建立了重点文物保护制度。这是一个以文物保护为中心的单一体系的历史时期，之后逐渐发展为以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为重要内容的双层次体系之中。1982 年，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公布，这标志着我国名城制度的创立。其后我国文物保护事业不断发展，期间相继有《曲阜宣言》（ 2005 年） 、《西安宣言》（ 2005 年） 、《北京文件》（ 2007 年） 、《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 2009 年） 等国内及国际文件出台。相继于此，我国多个省市亦出台了省市级文物保护规章条例。进入21世纪以来，国外相对成熟的遗产保护理念不断输入，在总结过去实践成果的基础上，我国文物建筑保护的概念与理念不断扩展、延伸： 从早期的保护单体建筑发展到现在的保护历史城镇、历史街区； 由保护名胜古迹、纪念性建筑，发展到保护传统建筑、乡土建筑。保护的理念也在不断深化： 由保护建筑实体，延伸至保护其历史环境、人文环境、文化环境、民俗传承。

我国已经公布的文物保护规章及倡导文件中，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及保护修复的相应理念已有所探讨。如《曲阜宣言》，该宣言着眼于我国古代木构建筑的实际，提出学习借鉴国外在文物建筑保护方面的先进经验、先进理念是必要的，但这种学习不是不加分析的照搬，而是要经过消化吸收、紧密结合本国实际加以运用”。《曲阜宣言》还提出了“‘原状’应是文物建筑健康的状况，而不是被破坏、被歪曲和破旧衰败的状况。衰败破旧不是原状，是现状。现状不等于原状。不改变原状不等于不改变现状。对文物建筑原状的解读以及判定等诸多问题，“真实性原则”都有着切实可行的解决。真实性原则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在文物修复中的贯彻与应用要求所有修复方案、保护措施均应建立在对文物建筑现状真实、详实的勘研之上，它要求在建筑本体构件的历史、文化、艺术等价值评定的基础之上，最大限度保存、传承现状文物建筑所蕴含的文物价值与历史信息。

雷丽芬在《当下我国城市建筑遗产保护面临的危机与思考》中谈到“建筑遗产本应是建设顶级的、具有民族文化特征和差异化的世界城市过程中最有支撑力和不可替代的资源，然而，当我国面临城市建筑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利益冲突之时，人们更多地向眼前的经济利益倾斜。当下，我国建筑遗产面临城市发展带来的建设性与保护性的双重破坏，加上国民与政府对建筑遗产的价值认识以及建筑遗产保护的意识浅薄，使得我国城市建筑遗产面临随时断层的危机。”

高宜生在《真实性原则在我国建筑遗产保护修复中的应用》提到我国的建筑遗产也面临诸多生存危机，如盲目的开发建设对历史文脉的割裂，各地盛行的“拆毁真文物，制造假古董”等现象。

下面将以青海玉树高原寺庙文物保护为例，反应在高寒地区、少数民族特色的宗教建筑文物保护的“真实性”原则的实现。

然格寺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小苏乡境内，所在地名为江西村然格卡，距州府所在地结古镇约 200 多公里，距江西村约 20 公里，海拔 3776 米。然格寺所在的环境非常优美，从寺院的选址来看，其东临珍那山，南望然帮山，西邻贡多当泽山，北依叶然拉泽山，周边群山环绕，如莲花盛开，而然格寺就坐落在这莲花盆地里，极为殊胜。

然格寺现有现有桑珠颇章大经堂、新大经堂、空载佛塔、转经筒殿、阎王护法殿等大小不等的殿堂 5 座，还有 37 处传统僧舍，以及各类佛塔、察察房十余座。另外，目前还有正在建设的接待房、大厨房以及僧舍 32 座等寺院建筑。这些建筑以大经堂为为中心，随山势高低自由布置，错落有致、主体突出，再加上周边山林的护拥衬托，具有藏传佛教寺院自然古朴、宛如天造，并与环境融为一体的特征。2010 年 4 月 14 日，玉树地区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然格寺受到地震破坏影响，纳入灾后文物抢救保护项目。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受玉树州文体广电局委托，对然格寺部分建筑进行了勘测研究，制定出针对性的原址抢救保护修缮方案。其中，总负责人始终秉承文物保护“真实性”原则，强调在修复过程中尽最大努力保留寺庙建筑的原始特征，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彻底的研究了玉树地区寺庙建筑的原始施工及构造以及所用材料的研究。

然格寺文物建筑的整体保存状况不一，有只需加固修缮的，也有整体较大面积坍塌恢复重建的。其中，桑周颇章大经堂受地震破坏及年久失修，存在屋顶漏雨和墙体开裂，壁画也有较严重的开裂。空载佛塔顶部塔刹歪闪，屋顶漏雨长草，残损较为严重。转经筒殿残损相对较为轻微，但屋面开裂、漏雨的问题依然存在。另外，阎王护法殿、普巴护法殿因地震前就残损严重，再加上地震破坏作用，整体或局部大面积坍塌，造成较为严重的损失。僧舍大多整体保持较好，主要存在屋顶漏雨、椽木糟朽以及门窗构件缺失的现象。

从整体评估分析来看，大经堂后的山体存在滑坡以及水土流失的现象，院落土质地面雨季排水不畅，道路泥泞，给寺院建筑造成一定的威胁，给僧众带来不便。修缮的难点是阎王护法殿的恢复重建，因地震后清理了原有残损墙体和构件，也未有照片记录，只能靠现状剩下的残垣断壁以及当地僧众的解说来恢复。

在修缮的过程中要求尽可能保存原有构件材料，需补的构件要与原构材质规格相似，所有更换的构件必须标识修缮年代，具有可识别性；必须按传统工艺材料、工艺做法修补，加固补强部分要与原结构、原构件连接可靠；新材料、新技术必须考虑可逆性。所有大木、小木油饰都要进行除尘以及去垢的工作，并根据文物修复“最小干预”、以及“可识别性”原则，补饰油饰彩绘。

小结

我国古代建筑遗产的修复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项目，它涉及历史、文化、技术、工艺、时代特征等诸多内容的研究。其中，真实性原则是古代建筑成功修复的重要原则之一，具有丰富的内涵。贯彻文物建筑修复的真实性原则，重在建筑遗产修复前及修复中对现状真实、详尽、精准的勘察与研究； 重在对历史上各个时期所留存的诸如做法、工艺、艺术等信息的详尽记录与价值评定； 重在对文物建筑所包含的各时代价值丰厚的文化信息的发掘、研究与传承；重在维修档案的科学建立四大方面。玉树地震后，更大范围的引起了高原地区具有民族特色宗教建筑的维护与修缮工作，在整个修缮过程中始终坚持“真实性”原则，尽最大努力，通过对传统施工工艺、构造、材料的巧妙应用，恢复及保留了青海玉树地区寺庙的历史特征。

第6篇：文物保护概念范文

文物保护；旅游发展；乾陵模式

1.当前的探索

近年来，高速的经济发展与城乡建设给文物的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此同时，区域的经济发展也或多或少地受到文物保护的一定限制，从而引发了文物保护与利用之间的一些问题，如文物保护与项目建设的矛盾、与市场需求的矛盾、文物保护资金短缺，以及对文物的盲目开发等。为缓解这些矛盾，一些具有文物资源的景区在文物保护与利用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例如西安唐大明宫以遗址公园采用以文物保护和有效展示为主的国家遗址公园为核心，周边区域结合旧城区改造的综合开发；再如曲江大唐芙蓉园则是以挖掘“大唐芙蓉园”的历史文化，建设主题公园为核心，周边配以地产的建设；又如法门寺是以法门寺为中心，在旁边建设“新法门寺”佛教主题公园等。然而，这些尝试和探索往往只能适用于特定的情况，不能推而广之。因此，笔者在参与《乾陵景区旅游发展规划》时，对于乾陵景区的文物保护和有效利用进行了新模式的探索，可以称之为“乾陵模式”。通过对乾陵模式的解读及其意义的探讨，以期对文物保护与利用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2.乾陵面临的主要问题

A.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乾陵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与其夫唐高宗李治的合葬陵，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唐代帝陵；乾陵选址与建制是唐代帝陵的典范，确立了唐代帝陵制度，并对以后各个时期的帝王陵墓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乾陵是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申报世界遗产价值的资源，其在2006年已经列入丝绸之路申遗目录。乾陵人民和政府为保护好这一全人类的财富，严格遵循了相关保护规划的要求，不在保护范围内进行任何建设，使乾陵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但同时也正是因为强有力的保护，或者说这种“不建设，不开发”的保护方式，使乾县的经济发展一直较为落后。

目前乾县仍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乾县的工业经济总量小，且在工业方面的固定资产的投资增幅历年来也维持较低水平。尽管乾县矿产丰富，仅以石灰石为主的矿产资源蕴藏量便达3亿立方米，且为国家优质矿石，具有极为广阔的开采前景。但出于对乾陵严格保护的需求，乾县矿产资源的工业开发较为有限。可以说，为了乾陵的保护，乾县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第二产业的发展，其国民经济发展一直落后周边县市。如礼泉县GDP过去为乾县的一半左右，而目前已经是乾县的两倍；兴平市过去的GDP与乾陵基本持平，如今乾县不到其1/3。乾县经济发展严重受到乾陵文物保护的影响，可以说出现了“捧着金饭碗在要饭”状况，文物保护和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矛盾逐渐突显。

B.有限利用与市场需求的矛盾

乾陵旅游目前还是观光旅游，游客只能游览主陵地面上的遗迹和部分开放的陪葬陵。这样的旅游展示方式虽然有利于保护，却对乾陵的展示显得严重不足，使得乾陵这一高等级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受到极大的削弱，导致游客对乾陵游览产生不满。例如在携程网等旅游网站上，游客对乾陵的评价不高。虽然很多游客认为乾陵“值得一去”，但大多数去过的游客对乾陵的评价是“没什么好看的”、“什么也没有发现”等。在全国旅游迅猛发展的热潮中，乾陵因为其旅游展示和利用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而致使其旅游吸引力日益下降。据统计，从2007年至今，乾陵游客数量维持在60万人次左右，与其它同类景区，如秦始皇陵博物馆（年游客量平均为300万人次）、华清池（年游客量维持在120万人次左右）、茂陵（年游客量逐渐超过乾陵）等相比，乾陵的游客量不仅少而且增速缓慢。

3.乾陵模式

面对乾陵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各种矛盾，能否探索出一条既能够满足乾陵作为国家级文保单位保护的要求，又能够重塑乾陵的旅游核心吸引力，实现乾陵旅游发展和经济腾飞的发展途径呢？笔者在参与《乾陵景区旅游发展规划》中提出了“乾陵模式”，作为实现乾陵保护与利用的核心手段。

乾陵模式，又可称为“陵城双核模式”，是指以乾陵文物保护区（陵）和保护区范围外的以奉天古城（城）为主的乾陵文化旅游区为双核心，前者以保护为主，后者以利用为主的发展模式。乾陵模式主要解决了乾陵保护和发展的以下几个核心问题：

A.解决保护与利用的政策层面问题——两大分区，陵城双核

在乾陵的文物保护规划中，保护区的范围包括乾陵主陵、神道下宫和若干陪陵。而通过查阅史籍和现场踏勘，我们发现目前乾县城市建成区在历史上是作为乾陵守陵城的奉天古城。奉天古城，自唐睿宗文明元年（684年）置奉天县，安史之乱时，唐德宗曾到此避难。奉天城城墙形状奇特，形如乌龟，因此又称“龟城”。1993年，乾县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奉天古城内目前有兴国寺、文庙、城隍庙等历史遗存。由此可见，虽然奉天古城历史遗存较少，可能难以纳入乾陵文物保护的范畴，但从文化脉络上作为守陵城的奉天古城是乾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奉天古城与主陵、神道下宫、陪陵四部分共同组成乾陵的完整格局。

第7篇：文物保护概念范文

1.1文物影响评估的发展概况

对涉及文物建筑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的建设项目进行文物影响评估，是近些年来才形成的文物保护理念[1]。其最早可追溯到1964年加拿大在“国际环境质量评价会议”上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的概念；1994年，世界银行在《环境评估原始资料》中提出凡是建设项目涉及文化遗产时，都需要将遗产影响评估内容加入进环境影响评价中；直到2007年，我国国家文物局编写了《关于加强基本建设工程中考古工作的指导意见》，“文物影响评估”这个概念才首次在中国正式出现[2]，并且指出应该由文物考古机构搜罗建设项目所涉及和影响区域内的文物分布情况，并提出初步文物保护意见[3]，向设计单位提交《文物影响评估报告》；在2009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制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影响评估导则》奠定了之后的世界文物影响评估编制框架的基础。

1.2文物影响评估面临的困境

（1）文物影响评估缺乏完整系统的评估体系[4]。我国尚未有文物影响评估的单项法规，评估依据主要依托于相关法规条例中提及到文物影响评估的有关内容，如《文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内的相关条款规定[5]。这导致各机构编制的文物影响评估报告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无法满足现在的建设项目的建设需求与文物保护工作的需要。（2）文物影响评估缺少精细化的评估策略。现有的文物影响评估策略偏重于对工程影响环境要素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缺少必要的景观、美学、艺术等方面的影响分析。

2以文物建筑为核心的文物影响评估工作流程

2.1资料收集

资料收集包括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文物建筑基础资料以及其他所需的资料。其中，文物基础资料主要指文物本体价值和真实性所需的基础信息。

2.2现场踏勘

现场踏勘主要指对文物本体现存状况和周边环境进行全面的了解，并对文物本体进行详细测绘和勘察，以便于从实际出发周全地考虑周边环境即将发生的改变的后果。通过实地比照，可有效控制和调整方案至最佳状态。

2.3影响评估

影响评估主要对两个方向的评估，一方面是从建设项目对文物本体安全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从建设项目对文物周边历史风貌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判断建设项目对文物建筑的影响程度和可接受程度，得出评估结论，并对此提出相应的减缓措施与建议[6]。此外，对评估结果的应用也分为两种：一种情况是有多个项目方案参与影响评估，可根据影响结果进行比选，择最优方案选用；另一种情况是有且仅有一个方案参与影响评估，评估结果则是建设项目方案修改的参考方向。

3案例应用研究

3.1项目概况

博学中学旧址前身为“博学书院”，位于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347号武汉市第四中学博学中学校内。经省教育厅批准学校已获得了面向全国招收体育特长生的资格。为满足“中小学生游泳进课堂活动”和全民健身运动需要，整体提升武汉四中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功能，武汉四中于游泳馆改建项目2018年9月3日获得武汉市国土资源局和规划局硚口分局审批，拟建该项目名称为——武汉市第四中学游泳馆改建项目。游泳馆建设范围内涉及省级文保单位——博学中学旧址建设控制地带（图1）。

3.2文物建筑概况

博学中学旧址原为1896年由英国基督教伦敦会牧师杨格非创办的教会学校，现包含两栋建筑，分别为主教学楼和教堂（图2）。主教学楼为一栋两层砖木结构的英国古典主义建筑，平面呈左右对称式布局，中部是突出的塔楼。教堂位于主教学楼右侧，是一栋单层砖木结构的英国乡村哥特式建筑，平面布局呈拉丁十字型布局。迄今已过百年历史，博学中学旧址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武汉市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学校建筑之一，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时，两栋建筑风格独特，对研究武汉市近现代建筑具有参考价值。2014年6月22日，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3.3影响评估

3.3.1建设项目与文物建筑的位置关系分析新建游泳馆与文物建筑间由一栋教学楼隔开，且新建游泳馆高度均低于文物建筑和现有教学楼，从文物保护管理要求上，严格控制区域内建设项目的位置、体量、高度、形制、色彩等；从视觉和安全上，对文物建筑不产生直接影响，且对文物建筑间接影响小（图3）。3.3.2建设项目对文物建筑的影响分析将文物本体分列清单。根据多渠道获取的各项数据来评估建设项目对文物本体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的影响程度。（1）用地选址部分位于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符合保护区划的管理规定（表1）。（2）拟建设区域与博学中学旧址历史建筑间存在一定距离，且中间隔有教学楼，设计中严格控制了游泳馆建筑高度，对文物保护单位的真实性、完整性影响较小（表2）。（3）结合外部环境，合理组织交通，布置出入口，通过绿化和铺装与改建游泳馆主体建筑进行空间隔离，相对独立。游泳馆无单独车库或车位，行车流线按照学校现有道路不变，车位为路边停车位，改建游泳馆主要到达路线为隆平路，游泳馆、教学楼与文物建筑呈平行排列，互不影响，待游泳馆改建完成后，隆平路将增加三个路口以形成多环线，有利于车行流线，避免外来车辆乱停至文物建筑周边。

3.4评估结论

（1）地面建筑均在控制范围以外，对文物安全影响很小，地下工程则对文物安全有一定影响，在施工中必须采取合理有效的保护措施，方能保证文物安全。（2）地面建筑距文物本体较远，均处于保护范围以外，且中间有一栋教学楼遮挡，后期适当地进行景观绿化，对文物风貌影响小。（3）加强项目周边环境的整治，使拟建项目与文物本体相互协调融入校园环境，对校园氛围起带动作用，以更好地对文物本体进行保护展示。

结语

文物建筑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制定有针对性的文物影响评估报告，分析建设项目与涉及文保单位的位置关系，预测相关影响因素，判断其影响程度和可接受程度，并提出减缓措施与建议，有利于建设项目在最初的开始阶段就取得城市建设发展需求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平衡。博学中学旧址是湖北省近现代教育的重要历史佐证和研究资料，维护其安全和完整性具有充分的必要性。本文对博学中学实际案例的应用与研究，在带动使博学中学旧址文物建筑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的同时，也有助于探索与扩展评估的范围与深度，以望为我国文物影响评估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作用。

参考文献：

[1]孙金松.田野考古学在建设项目文物影响评估中的作用[J].草原物,2018(01):120-123.

[2]冯艳,叶建伟.国内外遗产影响评估(HIAs)发展述评[J].城市发展究,2017,24(01):130-134.

[3]常海青.历史文化名城地铁建设项目文物影响评估的概念界定及评估技术路线研究[J].南方建筑,2016(04):35-39.

[4]蔡志伟,贺小华,张舒尧.基于文物保护展示最佳化的文物环境影响评估探索——以郑州市欧洲时尚中心(钱塘路连片开发)(项目)为例[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贵阳市人民政府.新常态：传承与变革——201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08城市文化）.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贵阳市人民政府:中国城市规划学会,2015:11.

[5]王琬琼.我国文物建筑保护法律制度研究[D].西南大学,2013.

第8篇：文物保护概念范文

关键词：潼南大佛，大足千手观音；文物修复；文物保护理念

一、前言

自1964年《威尼斯》诞生以来，真实性和完整性成为文物古迹保护的重要内容，其后的《奈良真实性文件》《圣安东尼奥宣言》《西安宣言》等文件更是将遗产价值辨析、遗产保护、遗产利用等方面作为文物保护工作的重点。传统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尽管同样遵循着价值保护、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却逐渐转入实验室，成为了文物保护科学家们研究的范畴。

虽然传统的文物保护同样被纳入遗产学讨论的范畴，而文保方案的必备内容即是对于文物价值和修复理念的描述，但仅在笔者对于文物保护专业的学习以及些微的文物保护实践过程中，笔者认为现有的大量遗产学理念原则却并不足以成为文物保护具体工作的思想基础，更难以对文物保护的处理过程进行有效的指导。比如，对于专业的文物修复师而言，作色往往是必备技能之一，而在作色过程中，真实性原则并不在考虑范畴以内。。又比如对于预防性保护，笔者所了解到一位文物保护专家就仅仅持有观望的态度，认为预防性保护绝不能成为文物保护工作的主体。

笔者认为更为实际的问题在于，对单一文物的修复实践本身就无法与遗产学层面对所谓真实性、完整性的讨论完全合二为一。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前者更多体现了修复者的意志，观者多为观看而获得体验，保护的结果体现了科学与美学的作用。然而，遗产作为一种自身和群体信念的再现，是过去的文化物证，也是个人和团体认同的选择性建构。遗产保护更多关注于与参观者的互动、对遗产使用者的影响，保护的过程较少涉及自然科学，而更多与工程学科相关。

在潼南大佛和大足千手观音像的保护过程中，笔者认为髹漆贴金过程本身更类似于一种文物保护实践，而与遗产学保护有所区别，仅仅从遗产学角度进行完整性等问题的讨论，或许并不能揭示这一过程的本质含义。然而在查询相关文章时，发现我国对于文物保护思想基础的讨论却仅停留于哲学分析的阶段…，并未深入至例如Cesare Brandi先生的《文物修复理论》，S.M.Vinas先生的《当代保护理论》等著作的层次之上。因此在下文中，笔者也想从这两例文物保护工作的实际出发，尝试对当下文物修复理念的思想基础作一解释，而不仅仅对这两项文保工程的对与错进行浅层的评判。

二、潼南大佛与大足千手观音像髹漆贴金过程回顾

从遗产类别上看，潼南大佛与大足千手观音像均属于巴蜀地区典型的摩崖造像，与保护造像的建筑一起构成了印度石窟寺传人中国后发展最后阶段的见证。前者始凿于唐咸通年间（860-874年），就于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造像巨大。后者始凿于南宋淳熙元年至淳佑年间（1179-1252年），为整体规划形成的宏大道场，反映出摩崖造像发展过程中更为繁荣的阶段。在保护工程中，髹漆贴金过程的研究思路包括历史调查、装饰工艺及材料分析、病害描述、保护修复四个步骤，以下首先作一回顾。

（一）历史信息整理

对贴金层历史信息的收集包括历史调查及实地观察两个部分，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两件造像都存在多次贴金的现象。根据碑刻所记，潼南大佛共经历四次妆金，时间分别为宋绍兴22年（1152年）、清嘉庆7年（1802年）、清同治9年（1870年）以及民国10年（1921年），在大佛左肩处的局部揭取实验同样证明了这一事实，且可以观察到每一层使用的均是土漆粘贴金箔的工艺。对漆膜厚度及漆皱现象的观察可以发现，民国10年的妆金过程中对大佛身躯进行过打磨和多次髹漆。有关千手观音像贴金的最早记载为洪熙元年（1425年），其后隆庆四年（1570年）、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光绪十五年（1889年）均进行过重妆。《重庆大足宝顶山千手观音的贴金材料分析研究》中指出，千手千眼观音造像0层贴金时间在清乾隆末年至道光初年，0层以上至少又经历了4次贴金，与历史记载相符。

从金层保存状态的角度，由于古代对贴金层的重妆并非去除之前的金箔后彻底重新贴金，而是在原有的金层上方覆盖粘贴。后代的贴金对于之前的贴金层就具有了保护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环境因素对前代贴金层的破坏。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两次贴金间隔时间显然对金箔和金胶的保存状态具有直接影响，即贴金时间间隔越短，金层保存状态越好。

（二）装饰工艺及材料

对潼南大佛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为材料分析、文献梳理及采访学习。据此可知，潼南大佛妆銮层的结构由内到外分别为石质胎体、底灰层/地仗找平层、漆层、金箔层。其中，髹漆的主要作用为封护胎体和粘结金箔，采用多层叠加并打磨的方式增加附着力，并存在“擦漆”工艺。

对于大足千手观音像工艺的研究方法则包括历史文献查询、实物工艺考察及科学检测分析几部分。与潼南大佛相比，该研究过程拓展至整个四川地区，并且包含了对贴金工艺以及佛教艺术“身金色相”较为细致的历史调查，由此反映出造像本身所具有的历史、艺术及宗教价值。结果表明，千手观音造像的地仗层以石膏为主要成分，其上附着有黏结剂和金箔，保持了明清时期的贴金工艺特征，手法变化不大，与《髹饰录》中基本吻合，地方特征为金箔面积较小。

总结起来，千手观音的贴金工艺具有两项功能，即“将石质胎体完好的包裹起来，以达到保护的作用……满足宗教表现艺术的需要，金箔自身的稳定性与大漆相结合，实现了封护与审美的双重功能”。而造像多层贴金的主要因素则体现了佛教表现艺术的效果和宗教教义在信徒中反应的两方面需求，这一“概念重复”反映出更多的社会、宗教问题。多层贴金在艺术效果和文物的图像性质上没有区别，而从物质性出发，贴金层的材料配比和修复时的原则确定问题起到决定作用。可以认为，“历史上的多层贴金现象与千手观音的历史价值有关，而采用传统漆工艺的贴金技法与艺术价值有关”。

在前期研究中，还首次开展了对大漆修复工艺的系统研究。试验的重点在于宗教表现艺术价值的保存，其次为历史工艺信息的保存、材料的适应性，以及原始和回贴金箔的封护。试验流程包括旧金箔的处理、回贴、效果处理与封护三步。此外，工艺程序设计还包括贴金层的处理工艺、地仗的材料与工艺、回贴的“镶嵌法”设计、胎体透气性工艺设计、金箔固色与封护等。

具体实验中，贴金层的处理流程为清理、分层、熨平、清洗；封护材料选择10%梨子地漆和90%松节油混合；对旧金箔的回贴实验发现，以黄色漆为衬色底漆，按照贴金层的自然形状回贴，接缝处有孔隙，露出衬色底漆的效果最好。

（三）病害描述

潼南大佛金箔漆膜复合层的病害类型包括表面附着物（灰尘及油烟）、点状片状脱落、起翘、分层开裂卷曲、水渍、空鼓、开裂，共224平方米。其中卷曲、起翘和脱落均由“泡状起甲”产生，“泡状起甲”下部可见金箔漆膜复合层与胎体之间存在白色粉末状物质，应为盐害导致。大佛躯干处的病害具体分为碎裂、孔洞状脱落、整体开裂、残破缺失四种，占总表面积的47.7%。经过清洗实验后，发现表面金箔层脱落面积超过70%。大足千手观音的金箔病害类型包括脱落、点状脱落、地仗脱落、分层开裂卷曲、空鼓、起翘、崩裂、尘土、烟熏、涂覆、生物病害，最主要集中在手臂处。同时，由前期病害情况记录可以发现，金箔的风化程度呈现区域性，右侧、上部破坏程度更为严重，原因可能与造像东部的外部水源加速酸雨破坏有关

（四）保护修复

在潼南大佛的修复中，对表面金箔的清洗先后采用毛刷、日本纸、棉签及乙醇与水1：1溶液、丙酮与乙醇1：1溶液、2%AC-51水溶液等工具和试剂。对于油污、泥土顽固性附着物、生物残迹和风化残存物，分别采用修复刀剔除、棉纸焖蘸、贴敷法、高温蒸汽及化学灭杀、毛刷清扫等方式去除，并配合上述混合溶剂使用。同时，对“泡状起甲”严重处的表面漆膜进行揭取，采用日本纸贴敷尽可能使可溶盐浓度降低到加固剂要求的浓度以下。

对于大佛面部保留的原始金箔漆膜复合层，将卷曲起翘金箔直接回贴。首先采用硅丙乳液预加固金箔，然后利用乙醇、乙酸乙酯等溶剂，以及高温蒸汽喷雾软化金箔，之后利用丙烯酸乳液粘合，并适当添加牛胶增加柔韧性和黏结性，空鼓处采用丙烯酸白灰浆进行底灰修补和灌浆处理。此外，对保存状态及历史信息相对完整的大佛双耳，作为保存历史原貌的遗物进行留存。

对于金箔已脱落部位，设计“加层法”保护思路，在现有旧贴金层表面直接髹漆贴新金箔，将历史信息在不同层位上最大限度保留下来。在实际操作中，由内而外分别涂刷生漆、漆灰、生漆、熟漆及金胶漆，其中漆灰成分为生漆与水1：1溶液，金胶漆成分为生漆与熟桐油1：1溶液并加入占总量20%的银珠。贴金过程采用“薄贴法”，选定金箔规格为93mm及45.3mm两种，具体过程包括贴金、补金、刷金、压金、走金、封护六个步骤。。

在大足千手观音的中期修复加固试验中，采用ZB-WB-J-1（15%）、ZB-WB-J-2（20%）作为薄、厚金箔回贴加固专用材料。修复步骤为：去除表面污物及尘土，岩体渗透加固，起甲金箔修复，金箔脱落处修补，彩绘及手指的加固、修复、泡状起甲处理。其中，起甲金箔首先对多层金箔进行软化分离，之后采用ZB-WB-J-1（15%）、ZB-WB-J-2（20%）胶黏剂回贴，金箔脱落处采用大漆调制成的黏结剂涂刷，快干时用新的金箔吹贴。

在前期金箔回贴材料的研制过程中，选择材料的目标为具有软化、黏合、耐老化特性，且无不良影响，不改变文物风貌，因此选定类型为溶剂型有机黏合剂。通过对黏合聚合物、溶剂、固体含量、黏合改性剂、添加剂的选择，确定最终材料以醋酸纤维素为黏合物，醋酸乙酯、醋酸丁酯、芳烃为溶剂，固体含量15%-20%，硅烷偶联剂2为改性剂，并加入0.1%-0.3%消泡剂和0.02%防老化剂，经固含量、表面张力、乳液黏度、渗透性、附着力、透气性、吸水率测试，以及户外暴露、耐湿热、冻融、人工紫外老化试验，扫描电镜观察，认为该加固材料效果良好。在2008年的试块修复加固试验中，还采用了牛胶进行金箔回贴。

三、贴金工艺的科学分析与文物保护的科学化

无论是在潼南大佛还是大足观音像的保护过程中，对文物的科学分析都成为了保护工程的重要基础。在潼南大佛的前期工艺研究中，通过金相显微观察、扫描电镜、XRF、XRD、红外仪器分析可知，表面漆膜层的主要成分为桐油、大漆和朱砂，金箔层的主要成分为Au（约87.9%-100%）、Ag（0-12.1%），金箔层厚度约1.5μmm，贴金存在多层叠压现象，最多可达5层。而在千手观音保护工程中，不但偏光显微镜、扫描电镜、XRD、XRF、IR等仪器的分析结果被大量用于贴金层工艺、病害等方面的描述之中，老化实验、吸水膨胀实验等实验方法更是在病害调查、修复材料选择、修复效果检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病害分析中，有研究者利用XPS检测发现，金胶漆的降解产物及无机盐沉积使得样品表面碳、氧比例上升，金胶长链分子断裂为小分子产物。表面层金箔的金含量较低，可能与近代酸雨腐蚀严重有关。利用红外光谱分析金胶有机成分，可以确定金胶内含有生漆和桐油，同时大量金胶受到不同程度的矿物污染，主要污染物为石膏类物质。通过吸水膨胀实验可知，金胶在不同湿度下的收缩膨胀，伴随盐类物质的存在，进一步导致了贴金层病害。老化试验亦可验证湿度循环对于金箔起翘开裂的影响，以及地仗材料失效或崩裂引起的贴金层破坏。可见，科学手段已经渗透进入文物保护工作的方方面面。甚至，新型色差仪的引入使得修复效果的评价也同样可以通过科学数据表示，而代替人眼观察的不确定性。

然而在历史上，科学却似乎并非文物保护的其中应有之义，比如在Cesare B randi先生的《修复理论》一书中，就难以找到与现代科学直接相关的部分。笔者认为，甚至可以说，将科学应用于文物保护领域的做法本身就反映出了社会思潮变革的影响。与非科学的传统修复相比较，这一行为会带来更好的保护效果，但对于效果的检验却并不是绝对客观的，而同时与社会思想的变化息息相关。

在历史上，修复（restoration）的概念先于保护（conservation）产生。修复行为大量出现于启蒙运动时期，对艺术品外观的改变或出于社会及审美因素，或与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有关，其中虽然同样包含了若干技艺的元素，但却仅仅将其作为一种纯粹的手段进行利用。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保护作为一个名词才走入了人们的视野。1888年，柏林皇家博物馆首次设立了化学实验室对文物进行分析检测，1930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在罗马举办了题为“科学方法用于艺术品分析及保护”的国际会议，二者被视为文物科学保护领域出现的标志性事件。同时，对文物材质破坏状况的分析，则为科学介入文物保护领域提供了突破口。一方面，大量产生的工业污染加速了各种艺术品的老化，对文物腐蚀、保护的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化学分析则成为了老化机理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西方，科学在文物保护领域的应用直接反映在两项早期准则中，分别由ICOM于1984年以及AIC于1994年提出。前者提出，“对艺术及历史物品的干预必须遵循于科学方法论的指导”，文物的意义则潜在于“人们破解物品的科学信息并因此获得新知识的能力”。在这种意义上，对历史遗物的保存并不仅仅具有保护意义，更代表着对新知识的获取。一方面，科学分析过程使人们了解了过去的工艺方法，另一方面，保护过程则为保护者积累了更多处理文物的经验知识。AIC准则将科学与艺术均包含在保护领域之中，采用一个章节特别强调，科学分析“奠定了保护专家全部行为的基础”，并且，修复者应当“遵循可被接受的科学标准和研究方案”。

然而，文物保护的科学化过程则并不仅仅为人们带来了全新的知识，而更体现出一种思维范式的彻底转向。如Pearce先生所述，现代性带来了元叙事和整体性的发展，以此定义和表达出客观现实及内在真实。在深层次上，则反映出对于客观现实存在以及人类个体能够认识客观实在这一命题的信仰。这就使得科学知识和理解成为人们观察自然现象的方式，而博物馆同样将这一方式作为首要原则。当传统修复依赖于经验技艺以获得符合预期的效果，现代的科学保护则以理性精神关注到文物保存状态恶化的真实原因和解决方法。可以说，科学走入文物保护的过程与现代科学在欧洲的产生过程密不可分。特别是，启蒙运动使得科学进入了所有研究领域，也激发了人们对于科学的绝对信任。科学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类型的存在，Pearce先生就将其称为一种“道德高地（higher moralground）”。

伴随着现代科学逐步占领社会，科学研究走入文物保护领域的过程或许正可以借用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阐述的“范式”理论进行解读。从传统技艺修复到现代科学保护，现代科学所代表的范式的改变，实质上可以被称为一种科学革命，背后反映出人们世界观的改变，文物保护科学家们则组成了这一全新的科学共同体。同时，一种理论称为范式具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它解决了旧范式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开拓了新的认识领域，扩大了和深化了研究范围和背景条件……第二，它留下了有待解决的问题和疑点”，而科学保护范式的产生恰恰符合于上述两个条件。其一，与传统修复相比，科学保护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文物的破坏规律并进行针对性的预防或处理，其二，由于文物保存条件的复杂多样，化学对文物保护的介入也引发了更多的学术讨论，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特别是在大足千手观音像的保护过程中，科学手段成为重中之重。仅在中国知网上搜索相关的科技文献就可达到20篇之多。其中针对贴金层的状态研究就包括《重庆大足宝顶山千手观音的贴金材料分析研究》《重庆大足千手观音造像金箔显微结构分析》《重庆大足千手观音造像多层金箔成分分析》《重庆大足千手观音金箔表面变色原因探讨》《从一片大足石刻千手观音表面金箔分析获得的信息》共五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来自不同的研究机构，全部采用极为细致且几乎相同的仪器分析方式，从不尽相同的角度对金层的组成和结构信息进行了分析，为后续的病害研究和保护工作提供了基础信息。其中部分文章确实为金箔病害问题提供了有针对性的解释，但也有少部分文章似乎仅仅是为写而写，缺乏有意义的目的和结论。

当文物保护同样加入了科学研究的范畴之中，其研究人员往往来自于高校或研究所之中，科学研究成为了这一科学共同体成员获得认可的手段和工具，由此往往激发了对文物本体更加深入的认识。在当下所有领域科学化乃至数学化的大背景下，笔者认为这一现象也反映出现代文物保护理念与传统修复的主要区别，更进一步暗含了我国传统修复手段与西方保护语境之间产生的矛盾。四、贴金保护过程与文物保护实践的基本理念

尽管在遗产学领域，真实性和完整性是文物保护的基本目标，然而在具体实践中，这一总原则却必然会受到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甚至成为了乌托邦式的设想。M.L.Clavir就将文物保护过程的影响因素归结为博物馆语境、文物价值、科学语言三个部分，如果将其转述为文化意义、真实性、科学观点，笔者认为这三个因素实际上也代表了决定大多数实际文物保护工作的基本理念。

（一）文化意义

对于大多数不可移动文物以及博物馆藏品而言，展览品的文化意义往往直接影响了参观者的体验，文物本身则成为了文化的象征符号，具有无形的意义。在本质上，所有经过人类或有意、或无意、或直接、或间接制造的物品显然都可以反映出制造者、使用者、持有者的个人思想，更进一步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思潮。如Macdonald先生所言，“对遗产物的保存并不以其自身作为最终目标，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获取物品信息的途径”。，这一观点就更进一步与当代博物馆展示而非说教的理念相联系。因此从展示的角度，笔者认为，文物保护的其中应有之义同样在于对文物信息的呈现，这一呈现可能包含知识、美学、情感等等方面，但根本目的是使得观者能够获得文化上的体验。

对于潼南大佛或千手观音而言，其造像本身就具有宗教文化的内涵，属于密宗佛教造像。为了使普通参观者能够在体验历史的同时获得直观的佛教文化体验，文物本身就必然应当处于较完好的状态。如Weersma先生的分析，“神圣物品的腐蚀并不一定意味着精神价值的丧失……但另一方面，宗教性物品仍然需要，或者说至少更应当处于相对美好的状态，缺少装饰性内涵的保护过程可能使得它们不被信仰行为所接受”。

在千手观音金箔回贴的问题上，最终的做法为在旧金箔回贴后找平、并以新金箔协色。不可避免的是，这一处理方法导致大部分旧金箔层被遮蔽于新金箔之下，而对新金箔未采取做旧处理更导致整个造像金光闪闪、焕然一新，甚至遭到了众人的否定。但笔者认为，在文化意义上，造像保护后的状态反而真实再现了历史上妆金后的真实状态，使得观者获得了与古人相似的文化体验。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否定的原因则来自于这一妆金行为背后并没有普遍的支持。也即，对于大多数无的参观者而言，千手观音造像只能作为文化上的他者，人们无法对其产生文化上的归属感，而仅仅将其视为一件古物，在使用历史价值的标尺进行评价时也必然会产生不适。

（二）真实性原则

对于文物价值而言，真实性原则似乎已经成为了价值保护关注的核心，对文物的真实状态，所代表的实际现象与准确数据的探寻也同样反映出物质主义元叙事的立场，而这一观点无疑与近代科学的产生相关。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近代科学所带来的认为物质可以反映意义的观念，使得我们相信物质实体即具有价值，可以代表一种已经逝去的生活方式。同理，文物也代表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和保存。

在保护工作中，潼南大佛保护工程将对传统材料、工艺的研究和利用作为基本原则，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对文物本体历史价值与历史信息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传统材料的稳定性已经过了历史的验证”。而潼南大佛的真实性则被定义为“数百年来的工艺延续”，也即将大佛表面的多层贴金均视为造像的原初状态。从大佛的面部也可以看处，四层金箔的完整保留一方面体现了妆金行为本身具有的宗教仪式性质，另一方面也可以被视为历代工匠对佛陀所代表的宗教精神的敬畏和对前代工作的尊重，以及对历史遗存价值的肯定与保护。这种理念也正契合了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理念。

在“真实性”原则的指导下，千手观音保护工程则采用揭取不稳定金箔、回贴可利用旧金箔的干预方式，实现对历史信息和材料最大限度的保留。该工程将真实性具体总结为“本体保存历史信息的真实性、干预材料采用与本体同种材料的真实性、修复工艺采用传统工艺的真实性和保存空间环境的真实性”。在具体实践中，历史信息、干预材料、传统工艺的真实性通过旧金箔回贴、髹漆贴金工艺得以体现，保存空间环境的真实性则似乎仍然有待研究。

上述两个实例表明，在文物保护的实践过程中，对文物真实性的强化实则可以被视为保护过程的最终目的，S.M.Vinas教授就将其称为“强化真实性的行动（truth-enforcement operation）”。在意大利的一次地震后，有研究团队费尽辛苦收集了超过100000片残片来试图复原圣方济各教堂的壁画。由于壁画位于20米高的屋顶，参观者其实并不能区分碎片复原与彻底重绘壁画之间的区别。然而，这一过程却真实体现了被S.M.Vinas教授称为“恋物癖（material fetichism）”的理念。在千手观音的保护中，对旧金箔的揭取和回贴同样成为了关键问题。尽管在新金箔的衬托下，普通参观者或许已经难以区分出旧金箔的存在，而且这一行为本身对于造像的保存以及效果的呈现并没有直接影响，对于原物的保存却直接反映出保护者对承载于物质材料之上的真实性原则的尊重。

但在实际的保护实践中，真实性原则却不得不受到大量的争论，笔者认为对文物真实状态的讨论往往集中于一个主要问题，也即我们应该将文物恢复到它的使用状态，抑或经历千年沧桑后的历史状态。这一讨论的最佳实例或许就来自于青铜器的除锈过程。对于一件满是土锈的铜灯，我们会试图将其土锈清除至黑漆古露出的状态；而对于一件表面鎏金的编钟，我们却会不假思索地将全部锈蚀去除至金层露出，即便这一除锈过程已经对鎏金部位造成了损伤。对于同一种文物类型，前者保留了“岁月的痕迹”，后者却将文物恢复到了使用过程的状态。又比如，西方的青铜器修复习惯于将锈层几乎全部清除，但保护后闪闪发亮的状态在中国人看来却难以接受，甚至完全背离了我们的思维观念和审美习惯。在实际的文物修复中，这些问题似乎都难以在遗产保护理念中直接找到答案。

在当代保护理念中，有研究者进一步提出以“可读性”。替代“真实性”原则，以尝试解决上述对真实性的争议。所谓“可读性”并不仅仅将真实性与物质状态相联系，而是强调文物对于自身携带信息的表达，文物保护工作者的任务就在于选择需要传递给观者的信息。例如，一件沉积了灰尘的画作会被认为是历史的象征，而清理至崭新的器物则具有使用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做法似乎也是对保护实践中真实性原则争议的一种可能解答方式。在造像贴金保护的过程中，采用新金箔协色以及仅回贴旧金箔两种方法实际上反映出保护者对信息传递的不同选择。前者向观者传达了造像使用过程中的信息，给予参观者宗教意义上的震撼。而对于后一种选择，岁月的沧桑、历史的变迁则成为了保护者想要传递的信息。由于修复过程由保护者直接参与，普通民众无法进行评价而只能在工程结束后被动接受，对于文物信息的选择也就成为了研究者们自身意志的体现。

（三）科学观点

由于保护工作的目的在于保存物质的真实，而真实性寓于物质要素之上，为进一步了解文物的物质要素，在真实性原则的引导下，科学成为了文物保护的必备要素。

对于保护实践而言，Clavir先生就曾将科学对文物保护的影响总结为经验主义、决定论、范式、数学语言四项基本原则。近来，预防性保护的大量出现或许已经表现出一种范式转换的前奏。如上文所述，现代文物保护的诞生与科学的引入密不可分。对于一件文物，考古学家或许会关注于其上承载的文化信息，然而文物保护科学家却会关注它的腐蚀状态与劣化规律。在海昏侯墓玉器的修复中，考古学者为了保存更多的原始信息，反对黏接加固，而希望制作底托展示文物，但文物保护科学家却关注于残块的断茬如果不加以黏接则极易丢失而造成文物本体的损失。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尽管科学似乎具有绝对客观性的特征，但科学研究本身却会受到研究者主观意图的影响，而必然具有主观性。如Winter先生就曾提出过保护过程中存在的一个悖论，“虽然将科学手段作为有效理解文化及人类行为的方式毋庸置疑……（这一做法）实际上包含了价值判断”。Weil同样提出，“即便他认为自己是科学的，判断和价值也必然地包含于每一位保护者的实践中。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保护实践在本质上是解释性的。解读过程基于对实践过程在客体、科学事实、美学/历史/经验方面的理解”。

更进一步，科学对于文物劣化过程的评判本身也会受到社会观念的影响。如Hodkinson所述，画作的变化“部分来源于物理化学状态的改变，但更多来自于人们观察过程的转变……一幅画作处于一种持续性的物理及形而上学的转变中，这也同时改变了它对于其身处其中的社会的历史意义”。可见，由于文物保存状态的不断改变，人们对于它意义的理解同样在发生着变化。洁白的雕塑为人们带来了古希腊自然主义的遐想，而恢复到使用过程中的多彩状态反而破坏了人们的审美习惯；青铜器上斑斑的锈蚀和黑漆古、绿漆古的底色暗含着历史的沧桑，而除锈至青铜明晃晃的基体反而与中国人对古物的欣赏理念相悖。在这种意义上，科学本身虽然为保护行为提供了前期研究的基础，却并非是这一过程的唯一影响因素。

在大足千手观音像的前期研究中，文保工作者首先尝试利用15%ZB-WB-J-1和20%ZB-WB-J-2两种化学材料对起甲金箔直接回贴，但效果较差。考虑到造像材料的安全性、稳定性，直接加固旧金箔的方案被基本否定。鉴于此，研究者决定采用揭取不稳定金箔，对保存状态较好的金箔进行回贴的方式进行修复。而在回贴材料的选择中，传统大漆的优势逐渐显现。大漆最初被选择的原因为“千手观音造像本身的贴金工艺所采用的就是传统的大漆贴金工艺；其次，大足石刻周边的四川和云南地区是我国漆树集中分布的地区，从就近取材的角度来看，使用传统大漆也具有优势；再次，使用造像装饰的传统工艺和传统材料进行修复试验，对于文物非物质层面的传统工艺的研究和传承也同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工艺试验过程中，化学材料的选择、材料保存的稳定性检验体现了科学客观性的意义，而选择大漆作为黏接剂则表现了研究者主观性工艺研究的一面，二者共同作用，形成了造像最终的保护方式。

尽管文化意义、真实性原则与科学观点三种因素各自都对造像的保护过程产生了影响，但当三者共同作用于同一文物的修复实践时，矛盾和争议不可避免。文化意义要求造像金层的美观，科学保护要求不稳定金箔的揭取，但对于材料真实性的关注却意味着旧金箔的回贴。对于长远保护而言，大漆的使用未必优于化学材料的研发和利用，但对于髹漆传统工艺的复原却体现了历史真实性，并为同地区其他造像的修复提供了基础。在千手观音的试验思路中，修复人员认为多次贴金与造像的图像效果无关，但引发了严重病害，甚至破坏了造像的艺术效果。因此在修复中，应去除对千手观音物质保存与图像效果有害的贴金层，最大限度地保存其历史与艺术价值。为了从根本处理病害，采用“减层法”工艺流程，但其缺点在于历史信息损失较多，部分金箔无法再利用，不能保存多层金箔的不同历史信息。可以说，这些问题都难以简单地采用以Brandi先生《文物修复理论》和《威尼斯》为代表的现代修复理论进行合理地解释，而需要结合现实，在当代文物保护理论中寻求答案。

五、直面争议、意义至上

――保护理念的当代转变

在《文物修复理论》一书中，Cesare Brandi先生提出了文物修复的两条基本原则：只修复艺术品的材料、修复应当旨在恢复艺术品的潜在统一性，由此得出了可识别性、材料不改变文物外观以及可再处理性三条规则。这一理论代表了西方上个世纪的主流修复观念，也同样正在影响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然而随着《巴拉》的通过，层面对“可逆性”原则等经典理念开始进行反思。同时，伴随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盛，遗产保护领域也必然产生了新的思想和理论片段。

在《当代保护理论》（Contemporary Theorv ofConservation）一书中，S.M.Vinas教授对当代文物保护理念进行了系统分析，特别将其与传统保护理念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当念强调艺术价值、风格、色彩、形状、材料等等均包含了不同意义，它们因为具有的对人的意义而被重视，而并非仅仅与真实相关”。因此，意义成为了指导保护实践的标准。如S.M.Vinas教授所言，纸张保护中“整体的最终目标并非保存一张纸张，而是保留或强化它对于人们的意义”。保护者的清理、加固、黏接、封护、整形等种种行为本质上都是为了文物的意义服务。这一意义至上的理念或许也可以采用李格尔先生的历史价值和年代价值理论进行解释，如他所言，“如果19世纪是历史价值的世纪，那么20世纪就似乎是年代价值的世纪”。历史价值为我们带来了对往昔真实性的追求，然而年代价值则侧重于将文物视为一类媒介，使观看者获得与自我相联系的感受。

无论是潼南大佛还是千手观音像的修复，其保护行为本身或许已经违背了Brandi先生可识别性、材料不改变原状以及可再处理性的原则。保护者所谓“虽然旧金箔层被遮蔽于新金箔下层，但是由于旧金箔本身细碎、厚度大的特点，使它在轻微覆盖后仍在视觉、触觉上得以显示可以识别回贴操作”。的说法更像是一种自我安慰，新金箔的黏接改变了文物的原有状态，对石质本体的加固、髹漆过程、大漆黏接过程更使得这一保护行为已经永远留下了印记。然而正如在后现代史学家的眼中，历史由“真实”变成了文本化的叙述，保护者们对遗产的选择和修复或许亦不能代表一种真实的过去，而只能代表一种当下的记忆，是对历史的“转译”与“再书写”。

从近代以来科学分析手段的应用、科学沙文主义在文物保护领域的主导地位，到科学手段中主观因素的必然存在、科学与文化以及真实性因素的矛盾，再到当代，科学作为一种工具，承担了保护者“转译”行为的技术支持，这一逐层深入的过程或许也反映出文物保护理念从近代到当代、由客体向主体的变化，甚至，也暗含了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转变。在潼南大佛的保护中，研究者评价其保护方法是“针对文物艺术价值、历史信息保存和恢复造像宗教功能两方面需求所采用的一种折中做法，旨在恢复造像妆銮层的视觉完整性，同时在层位维度上最大限度地保存历史信息”。其中笔者认为不可避免的是，对艺术、历史信息以及宗教功能的强调体现出当代人的价值判断，也只能代表当代保护者对于造像意义的一种释读。放弃客观权威，承认文物保护行为的相对性或许也可以带给我们一种谦卑的姿态，为后人留下更多诠释的空间。

在这种意义上，当代保护理念显然更具有弹性和可适应性，这一理论和行为被S.M.Vinas教授称为“适应性伦理（adaptive ethics）”以及“协商性保护（ne～otiatorv conservation）”。在可适性伦理中，文物对于不同人群的意义、决策者对资源分配的意愿，与科学研究共同决定了文物保护实践。保护过程是为了满足来自不同人的，多种不同的期望和需求，因此采用单一标准进行评判往往适得其反。对于修复者而言，最重要的工作则是“在显示、调查、保存之间取得平衡，并找到最为伦理性的解决措施”。为决定保护过程，协商活动的参与者包括了诸如研究者、参观者、使用者、后代人在内的不同利益持有者。其中，无论是文物保护或是考古、历史、艺术领域研究者的观点或许会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其他利益持有者的观点同样不可忽视。协商过程或许意味着更多的争议和讨论，但正是这一特点造就了现代保护理念高度适应性的特点。

第9篇：文物保护概念范文

关键词：互联网；博物馆；公共文化

一、引言

邳州博物馆是一座位于邳州市运平路的地方性综合博物馆。邳州博物馆一直坚持文物保护、宣传教育工作，妥善保护各类馆藏文物，其中包括国家级珍贵文物数十件。邳州博物馆是苏北地区一座极为重要的县级博物馆，为苏北地区的历史文化宣传、文物保护工作做出巨大贡献。同时邳州博物馆也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当地中小学生免费开放，在历史文化、古代文明的熏陶下，当代中小学生可以增强爱国意识和民族自豪感，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在互联网时代，邳州博物馆要清醒地认识其所处历史与社会的重要功能和职能，利用互联网技术，极大地推动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做好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务，推动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互联网时代博物馆功能

邳州博物馆建立于1988年，其承担着苏北地区的文物保护、社会教育等重要的历史功能。2005新馆也建成开馆，将更好地推动苏北地区的文物保护工作和社会教育工作，为广大市民提供一处文化栖息地，丰富广大市民的历史文化知识。

（一）藏品保护功能

据邳州博物馆统计，现有各类馆藏文物5000余件，并且有数十件国家级珍贵文物。2005年新馆落成，在古邳文明、长河余音、民俗文化各部分共展出文物500余件，包括国内著名的文物大墩子彩陶、春秋战国青铜器、邳州汉画像石、汉代虎形石镇、西周铜矛，其中闻名于世的大象门齿化石被誉为“全国象牙化石之王”。邳州市博物馆为我国及苏北地区的藏品保护作出突出的贡献，妥善保护了中国历史重要文物。历史文物只有保护妥善完好，才能更好地体现文物的价值和作用。在互联网时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文物保护提供了更多便利和更加可靠的技术支持。邳州博物馆也将会更好的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妥善保护馆藏文物。

（二）社会教育功能

博物馆是国家民族和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聚集中心。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变迁，往往在博物馆体现得一览无余。在互联网时代，人们接触的信息知识更加广泛，却往往忽视了民族国家和地区历史文化的关注和了解。因此，博物馆要竭力发挥社会教育功能，让人们更多的了解民族家和地区历史文化。邳州博物馆作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当地中小学生定期免费开放，为中小学生讲解馆藏历史文物、当地历史文化和古代文明，让中小学生从小开始认识一座城市的变迁和发展，了解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在互联网时代，博物馆需要改变传统的社会教育方式，通过新兴的互联网技术多角度多方位多模式地做好社会教育功能。比如博物馆专家讲座，不可能把当地所有的学校教师和学生、社会人士邀请来听课。可以通过官网、官方微信微博等平台，将讲座制作为视频进行宣传，并积极参与互动。

（三）精神栖息功能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博物馆提供的文化栖息和精神栖息功能变得弱化。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发展的名片和承载体。在互联网时代，博物务要坚守精神栖息功能，目标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个舒适宽松的文化栖息场所，在这里能够获得艺术和历史的熏陶，提高自身的鉴赏水平和历史文化修养。在快速发展的城市中，博物馆要做好精神栖息功能需要突破创新，不能只单纯的提供历史文化信息。因为一座城市的历史发展和文化发展，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及其它渠道获得。博物馆可以从艺术品的鉴赏水平、艺术品收藏价值等方面出发，引导人们学习历史文物、艺术品等，帮助人们提高艺术品鉴赏水平，陶冶人们艺术情操，彻底解放人们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达到精神栖息的目标。

三、互联网时代博物馆职能

博物馆的存在和发展，除了有它的社会和历史功能外，还有其应有的职能，目标是推动历史文物的保护和发展，做好历史文化的传播和继承。

（一）文物保护与修复职能

在我国，博物馆是公益性公共文化机构，重要的职能是保护和修复历史文物，能够将历史信息最全面地反馈给受众，全面地体现自然社会发展状况及人类生活发展形态，让人们能够更好地掌握历史信息，并得到启示和思考。邳州博物馆官网开设了“文物保护”栏目，一是积极地做好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二是呼吁人们一起参与到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中来，为国家文物保护工作共同努力。

（二）文化传播与继承职能

博物馆是独立的社会组织机构，承担着文化传播和继承的重要社会职能，需要让博物馆珍藏的历史文物让人们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真正地做到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的眼睛，透过眼睛看历史、看社会及城市的发展。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帮助了博物馆做好文化传播和继承工作。邳州博物馆2015年开通官网，将博物馆部分藏品放置官网，可以让邳州市以外的人们也能够迅速的了解邳州市的历史文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