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关键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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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考古学关键概念范文

[关键词] 城市考古；起源；概况

【中图分类号】 K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2-019-2

城市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历史文化的结晶与载体。无论是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传承绵延不绝且迄未中断的东方文明古国，还是那些在异域里抑或昙花一现抑或影响深远的古老文化，都产生或者孕育了大量瑰丽而又宏大的城市文明。而城市考古学就是让这些沉寂地下的文明重见天日，向世人再一次展现它千姿百态的历史文化的一门学科。

一、城市考古学的源起

近代考古学诞生之日起，城市考古即已成为考古学的重要内容之一。18世纪中期，对意大利庞贝古城和赫库兰尼姆古城的发掘，引起了人们对古典考古学的新兴趣，开创了世界城市考古的先河。

庞贝城是亚平宁半岛西南角坎佩尼亚地区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公元79年毁于维苏威火山大爆发。庞贝城被埋没后，在其上成长出茂密的森林。后来从罗马南下和从希腊、西西里北上的移民们伐去树木之后，开始种植葡萄。公元1748年春天，一名叫安得列的农民在自家的葡萄园里发现大堆熔化、半熔化的金银首饰及古钱币。之后一批历史学家与考古专家来这里进行考古。后于1876年开始组织科学家进行有序发掘庞贝古城。经过专家的持续工作以及工作人员的辛勤维护，因火山爆发而遭埋没的庞贝古城经考古专家挖掘已大部分重见天日。

公元79年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与庞贝、斯塔比亚两城一起为维苏威火山大喷发所湮没。古城的挖掘始于1709年，1738年在遗址中挖掘出石碑，从石碑的铭文上证实，地下古城就是人们苦苦寻找的“赫库兰尼姆”。考古学家真正的对赫库兰尼姆古城的挖掘开始于1927年。赫库兰尼姆城由于被坚固熔岩所覆盖，上面又有了新的建筑，据说发掘工作困难重重几度被迫停止。

二、城市考古学的概念

以上提到这两个城市的考古，是指在考古学研究中，以古代城市为主要研究对象和工作重点的城市考古。它以古代城市的全部遗存为对象进行调查、勘探和发掘。运用各式科技手段和多学科的合力，来获取和破译考古遗存及其人文信息，努力去复原古代城市的历史和文化面貌，概括城市发展的特征，总结规律，进而探索和研究古代城市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模式。而我在阅读《城市研究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Urban Studies）中所看到的关于城市考古学这一辞条的内容是有所不同的，其所指的内容与欧洲扩张所引起的城市考古学有关，它的考古对象主要指的是近代早期之后的一段时间的欧洲城市。所涵盖的内容不包括古代城市的考古，比如古典时期的雅典，罗马及其他城市，也不是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的欧洲艺术，而是欧洲最引人注目也是最臭名远扬的一个创造即与殖民主义及与资本主义发展有关的城市考古。

1979年，美国人心目中的“城市考古学之父”伯特・萨尔文（Bert Salwen），对城市考古学的含义做了重要的界定。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在城市中的考古”（archaeology in the city），另一个是指“城市的考古”（archaeology of the city）。前者是指对某个遗址的挖掘工作恰巧位于现代的某个城市，但是这个遗址并不一定反应这个城市中心区域的发展。另一种，即“城市的考古”，主要是指，对这个遗址的研究要与其所在的城市的历史发展相关，其考察的是这个城市的整个历程，包括它的形成与发展，并且能够从其物质性遗存（material remains）中探寻出它都市化的整个进程。

城市考古中，城市考古的对象即城市的全部遗存是极其丰富、全面的，但考古工作者所能够发掘的面积占总的遗存只是很小的比例，并且从中获取的文化信息也是有限的。所以首先要做到的是从城市的整体性去思考和把握考古工作的各个部分。要充分考虑到所考察的城市遗存形成的时间、原因以及它的形态和分布。尤其是城市作为人主要生存和不断改造的环境，考察它的各个不同区域的不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墓地在城市地区的考古工作中就非常重要。尤其是对墓地中的人的研究，他们的健康的状况以及生命的长短以及葬礼习俗都能为城市考古研究提供大量的信息。

大部分的城市的考古研究（包括中国）都主要集中在古代城市或者现代城市的更久远的历史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城市考古学家才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对于现今城市的近代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到19世纪60、70年代，由于考古对象的专业划分，提出了“历史考古学”、“殖民地考古学”、“历史遗址考古学”、“水下考古学”等，类似我所提到的关于城市考古学的概念的界定逐渐出现，考古工作也相应地繁多起来。下面我想主要以英国为例，同时也简要介绍一下美国、中国等城市考古工作的概况。

三、国内外城市考古学的发展进程

（一）英国

伦敦，这座古老的城市，它被近两千年前的罗马人所发现，拥有最长的城市考古的传统。其实大多数的英国城市（包括伦敦城的三分之一）都在二战期间被毁坏。战争之后，这些城市大多进行重建，考古学家也就在这一时期开始了急迫的大规模的挖掘工作。20世纪40、50年代，考古学家们对伦敦城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最近这些年将注意力转向了中世纪后期之前的伦敦的早期历史，近代考古学的研究，尤其是后中世纪考古学是一个新的领域。

伦敦的考古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传播有密切的联系。许多工业遗址都与16世纪开始的商业贸易、殖民活动有关。在对一些遗存的挖掘过程中，发现了玻璃和陶器制品，在码头和港口还有烟草制品，这些物品都是与殖民出口市场相互联系的。城市考古工作还展现了伦敦这座城市的全球影响力。2005年在伦敦泰晤士河南部的哈默史密斯挖掘出一个17世纪的砖炉，它属于尼古拉斯・克里斯普爵士的私人领地。而在十七世纪的上半叶，正是克里斯普爵士垄断了从西非几内亚到西印度群岛的奴力贸易。所以说，伦敦的城市考古发现是与英国殖民体系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大多数英国的地方城镇的研究都遵循了相似的轨迹：人们对这些城市的悠久历史的拥有长时间的兴趣，而在最近几十年人们的这种浓厚的兴趣又都集中于后中世纪。例如约克郡，它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融合了罗马人、撒克逊人和维京人统治的多样建筑和文化。一直备受考古学关注，但直到最近对其近代城市考古研究才被接受。

（二）美国

在路易斯・宾福德的《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中，开篇就提到有人一针见血的指出“美国的考古学就是人类学而不是其他”。二十世纪中期之前，或者说是二战之后的一段时间，大多数美国的城市考古工作都被一些业余爱好者所做。因为对于现代城市进行考古将要面临的是一系列的考古问题和技能要求。考古工作面临更多的是每个城市自身特有的状况。在挖掘过程中所需的时间长度和所使用的专业设备就需要更多的额外费用。所以，在美国，这些考古工作的业余爱好者一般拥有自己的小机构以维持他们的经济需求。业余爱好者们还要特别小心的处理与其他专业人士、商人和官员的关系。面对公众更要老练圆滑。由于得不到专业人士的帮助，甚至要培养军队，请非专业的人士提供帮助和建议。

比如说当时的威廉・卡尔弗（William Calver）与雷金纳德・博尔顿 （Reginald Bolton）开始了在上曼哈顿城的殖民遗址及独立战争遗址的挖掘。而在费城这项工作一般是通过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由专业人员完成的。还有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在本杰明・富兰克林故居及独立公园的几个遗址开始的挖掘都是这样完成的。这些挖掘都非常重要，美国的城市考古工作向考古学家们证明：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一些关于过去历史的相关残存也是有可能幸免下来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城市都开始了类似的挖掘工程，数目繁多，并被集结成关于城市考古学的书目。

（三）中国

我国城市考古取得了很多成就，它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又是拓展的难逢机遇。2012年的2月，我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报道，在湖南，位于长沙市潮宗街万达广场的一个项目即将开工建设。在开工前，由于项目处于古城文物埋藏区内，文物部门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勘测，并发现了众多古建筑遗迹。其中包括两处大型古代夯土墙体。这两处墙体尤为珍贵：分别是一号墙体，明清时期长沙城城墙；二号墙体，宋代长沙城城墙。城墙痕迹清晰可见，可以体现出来近千年来城市地层关系以及城市与湘江地理位置关系的变化，研究价值极高。现已上报国家文物局审批，等待解决方案。

在中国，许多城市都在进行开发建设，新的楼房拔地而起，老城区的纷纷被改造。这些给城市考古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也使其面临城市遗址保护和城市翻新建设的双重问题。与其他的国家相比，我国的考古工作还存在缺乏准备，考古力量薄弱，并且考古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中国要解决城市考古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也要理清好城市考古与城市建设相矛盾的状况。另外城市考古受到的制约因素较多，尤其是被叠压在现代城市下面的古城遗存，更是难以进行考古操作的。总之，要更多的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更合理的处理城市建设与城市考古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城市考古之路仍是艰辛和漫长的。

参考文献：

[1]柴尔德.安志敏、安家瑗译.考古学导论（续）[J].考古与文物，2001，（1）.

[2]刘建国.城市考古学导论[J].南方文物，1995，（4）.

[3]焦天龙.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观浅析[J].东南文化，1991，（6）.

第2篇：考古学关键概念范文

[关键词]美术考古；叙事特征；宗教美术；学科关系

美术考古学的学术概念来自于西方，郭沫若1929年翻译的《美术考古学发展史》首次将其引入到中国。之后，学术界并没有关注学科定义、学科归属等方面的内容。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首次出现“美术考古学”的内容，以后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学》卷中也出现了“美术考古学”的词条。在专著中明确为美术考古学作定义的是刘风君1995年出版的《美术考古学导论》和孙长初2004年出版的《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不过，这些学科定义上的工作还只是停留于浅尝辄止的层面上，并没有专门的讨论。

学科定义涉及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时，一个学科性质的准确认识，也需要涉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通过学科之间的关系梳理，可以突出学科的特征，同时也可以完善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在关于美术考古学科关系的认识中，目前学者较多涉及的是与考古学、美术学、社会学、历史学、图像学等学科的关系，这其中涉及学科的本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的意义等诸多方面，涉及面不可谓不广、不可谓不具体。遗憾的是，在这些关系的讨论中，基本上没有考虑到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的特殊关系。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有相同之处，而且在研究资料的获取上也有相同之处；同时，在接受宗教信仰的影响上也有相同之处。因此，我们提出美术考古的叙事特征和与宗教美术的学科关系作为理论深入的探讨视角。

一、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叙事逻辑

这是一个关于叙事逻辑的学科定位问题。我们认为，美术考古如果作为分支学科看待，那么，从叙事逻辑角度看，它不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应当是美术学的二级学科。

首先，美术考古是将研究对象作为美术史现象来描述的。“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1](P5)是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在美术考古的研究过程中，这些美术遗迹和遗物转化为美术发展史上的叙事遗存，围绕美术遗迹和遗物展开的研究是关于构图、造型、色彩和主题、风格、艺术进步等美术学科范畴的研究。以我国西域龟兹石窟为例，在考古学的研究中，它是关于石窟的考古对象；而在美术考古的研究中，它就是石窟艺术的研究对象，研究者是将它作为美术现象来研究的，学者们从龟兹石窟感受到了多元化的艺术影响。比如，希腊艺术的影响:“在龟兹石窟的早期壁画中，人物显得非常突出，与后期山水鸟兽等附加景物的比例较大有明显的不同，这就是受希腊以人为本艺术思想的表现。有些形象与希腊神话传说似乎也有联系，如克孜尔石窟新1窟中的人面兽身的金翅鸟，荷马史诗中也有生动的描写。被学术界所注目的龟兹壁画，显然也是有希腊艺术影响的痕迹。希腊艺术是推崇的，认为这是健康、力量和美的象征。龟兹艺术家接受了这样的审美观点，而且也对小乘佛教的禁欲主义给予了突破。”[2](P137)这些研究内容，已经完全是在美术学的学科范围中进行。其他著名的敦煌石窟艺术、汉画像石墓葬艺术等，在进入美术考古视野后，都是作为美术发展史上的美术现象、叙事风格和艺术成就来研究的。

其次，考古学的学科方法并不支持美术考古的研究趋势。目前学术界中，不论是将美术考古归之于考古学学科还是将美术考古归之于美术学学科，学者们都希望美术考古拥有更多的研究方法和更加广泛的研究领域，但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并不支持美术考古这种具有扩张性的发展要求。中国传统的田野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标型学、器物形态学)，这两种方法都借鉴于自然科学的手段和理念。自然科学是以物为研究标的的特性，这一基本点决定了田野考古学只能是“见物不见人”。美术考古如被作为田野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虽然研究对象是考古学研究中的特殊对象——美术作品，但是它从属于田野考古学的关系决定了其在方法论上必然是以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为主要研究手段，在研究过程中强调过程的客观性，禁止运用描述性语言，从而忽视了这种特殊人工制品所具有的主观性内容。有学者认为:“许多考古人不做研究，将考古发掘报告当作研究成果，那是不妥的。任何学科都离不开研究，否则就不是什么学问了。而且，考古界禁止用描述性语言也是错误的。”[3]在强调客观性的制约下，美术考古归于考古学缺少可操作性。

我们还可以从一些考古学前辈和权威性的观点中得到旁证。比如，前辈夏鼐认为:“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则有原则性的差别；由于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在年代上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各历史时代，所以它既属于史前考古学的范围，也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围。又由于作为遗迹和遗物的各种美术品多是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中发现的，所以美术考古学与田野考古学的关系也相当密切!”[4](P9)目前，“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已经不能覆盖美术考古的全部研究成果，相反，“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则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我国目前美术考古取得的学科影响主要是在美术学领域。其一，美术考古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美术史的研究内容。在美术考古发挥影响之前，我国美术史的研究依赖于传世的美术作品和相关文献，这些作品和文献在传播过程中指导创作，形成流派，后人由此而产生的理解也直接推动美术理论的发展。但是，在美术考古学科形成后，情况发生变化，大量的美术考古作品进入美术史的研究领域，不仅增加了传统美术的作品数量，而且美术史的理论认识也得到了普遍提高。在目前流行的美术史教科书中，美术考古的内容已经进入到了所有朝代美术发展的认识中。其二，美术考古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新的美术史研究模式。对于传世美术作品的研究，美术史更多的是依靠传统的文化研究模式，比如知人论世的考释，比如师承关系的梳理，等等。对于美术考古作品，考古学的地层学方法和类型学方法则被学者们热情地引入，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也被学者们广泛地运用，目前甚为流行的图像学、叙事学等，皆为美术考古研究常用方法。其三，美术考古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提高了美术史研究的学术影响。这一点最好理解，美术考古将美术史的研究进入到石窟艺术、墓葬艺术、岩画艺术等考古遗存的领域，美术史上的许多空白被填补，许多文化遗存得到了更深入的理解，美术史在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因此，我们认为美术考古不应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应当作为美术学的分支学科。通过对美术考古定义的讨论，我们提出一个求教大方的表述:美术考古是一门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在美术史层面上展开研究活动的美术学分支学科。

二、与宗教美术相关的叙事特征

这是一个从叙事特征角度讨论学科关系的问题。

首先，从逻辑关系上对叙事特征的讨论。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在概念上存在的关系是交叉关系。这样的关系与全同关系不同，具有反自返性、对称性和非传递性的性质。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学术界并没有注意到它们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实际上，在它们的研究对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与宗教信仰有关，同时，它们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通过考古手段获得的，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从叙事特征看，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因为宗教信仰原因而成为考古对象的，如墓葬艺术作品、石窟艺术作品等；第二部分是因为社会动乱、自然灾害等原因而成为考古对象的，如古建筑遗址、被掩埋的艺术作品等。这两部分作品中，从目前的研究条件看，宗教信仰原因的考古对象占有着极大的比重。这一现象，也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延承有关。自三代开始，人们就将与自然、先人有关的祭祀活动和与自己有关的埋葬活动作为了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以后的各类宗教思想发展不仅没有降低这项活动的重要性，而且还从生命的价值、生命的不灭和生命的转化等方面予以丰富和细化。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宗教信仰深入于艺术活动之中，留下了丰富的美术作品。

宗教美术的研究对象也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通过考古手段而获得的美术作品，第二部分则是通过代代相传的方式而保存、流传的传世作品。与美术考古一样，宗教美术的第一部分占有极大的比重，而且第一部分的作品与美术考古的第一部分作品完全重叠，如墓葬艺术作品、石窟艺术作品等。这些美术作品都是通过考古的手段而获得，这就使得这两门学科有了更加紧密的学科关系，我们因此而可以提出这样的关系命题:对于这部分作品，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是关于宗教信仰创作的美术活动。“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是主项，“关于宗教信仰创作的美术活动”是谓项，主项之间的关系是对称性的性质。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所具有的对称性关系，虽然是有条件的，不能覆盖两学科的所有内容，但是考虑到这部分重叠的内容具有很大的比重，而且这部分作品中优秀作品的比重也很大，所以这样的对称性关系使得两学科的共同性有了特别的意义。在建立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的关系命题之后，我们就可以从许多共同性的方面来深入思考它们的学科性质了。

其次，关于美术作品埋葬方式的叙事认识。

在通过考古手段而获得的美术作品中，其埋葬方式毫无疑问是美术作品完成叙事的重要内容，可是这一点目前没有深入的研究。在目前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的研究论文中，研究对象的确定常常是侧重于从作品的发现角度来认识的，即考古学的角度。我们则认为，作品的埋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这是一个关于作品本体的角度。当然，作品埋葬和作品发现都是属于作品存在的范畴，作品发现也已经反映了作品的部分埋葬情况，但是埋葬的角度是一种直接性的观察，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收集和反映相关信息。另一方面，就作品的流传而言，作品的埋葬是一个主动的行为，原作品所有人的主观愿望可以得到最大可能的实现；而作品的发现，则可能是一个被动的行为，其中的一些环节是原作品所有人不可预期、不可掌握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与原作品所有人的愿望是没有关系的，极端情况下还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如果作品的发现不考虑这些因素，那么认识原作品所有人的创作就有了一个信息损失、甚至歪曲的可能。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比如汉墓壁画，墓主人将反映自己社会地位、日常生活和对另一个世界想象的绘画作品置于自己的墓室之中，他的目的是表现自己的长生思想。对他而言，长生思想的表现是一个长生行为，是对长生信仰的体验，同时，这一定是一个个人的行动。他绝对没有考虑到这样的现象:考古学的发掘活动，发现了他的行为或研究了他的思想。也就是说，墓主人墓葬绘画行为的目的只是后人理解中的一部分内容，另外的内容为后人所加。墓主人的内容和后人的内容之间的叙事结构完成，在新信息得到的同时，也可能会因为叙事结构的转化而损失了一定的信息，比如误解，比如疏忽。所以，作品的埋葬与作品的发现，是一个存在一定意义差别的不同角度。

作品的埋葬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作品为什么存在?关于宗教信仰创作的美术作品，其创作是在信仰的指导下完成的。作品的所有人相信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个人的魂魄并不随着自己的生命结束而结束，而是在另一个世界能够继续，所以他要为那个世界的存在而作这个世界的准备，因此他的行为就涉及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的研究对象——具有宗教色彩的美术作品。这样的美术作品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专门创作而直接参加宗教行为的作品，如石窟中的造像和壁画；一种是之前创作而间接参加宗教行为的作品，如墓葬艺术中的一些帛画、雕塑、冥器等作品。这两类作品就创作过程而言，有着不同的创作性质，第一种是宗教行为性质的创作，完全是在宗教信仰的指导下进行，为宗教体验服务是它的唯一目的；第二种是世俗行为性质的创作，在创作过程中并不一定接受宗教信仰的指导。这两类作品能够有叙事上的同构，是因为埋葬活动提供了条件，为宗教信仰服务是作品完成整个叙事过程之后才得到的创作意义。这两类作品在考古学的活动中，都是以历史遗存的形式出现，就作品的发现而言，它们是以相同形式的遗存出现的，它们的主题也都是为墓主人或供养人的宗教信仰服务的创作行为。但是，宗教行为的创作行为和世俗行为的创作行为是存在着区别的，世俗行为成为宗教行为必须有一个结构演变的过程。

从逻辑关系角度看，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有着部分对称性的关系，其意义是肯定两学科的共同性，从共同性的角度出发认识它们的优秀作品；而从埋葬角度出发，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被考虑的则是两学科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当然，这个差异性是部分的，而且是在共同性的前提下展开的，目的是从两学科的关系层面上思考学科性质。但是，如果我们在了解、分析埋葬美术作品时没有考虑到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学科之间的差异，那我们的认识必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有错误的。

再次，关于叙事意义的理论认识。

叙事作品是一个动态的意义生成系统。[5]通过学科逻辑关系的认识，我们可以从逻辑角度认识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所存在的共同性；通过作品埋葬角度的认识，我们可以从作品存在的角度认识两学科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同时，两学科的结合思考还可以在操作层面上提供可以深入的理论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在认识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学科特征的基础上突出两者结合思考后的指导意义，即强调宗教美术作品和与之相关的美术考古作品所具有的叙事意义。

其一，叙事主题的单一性(或集中性)。

在宗教美术作品和与之相关的美术考古作品中，叙事的结构往往都显得非常宏大，几乎所有的构图都试图包括天上和地下、凡间和世外，这是宗教信仰指导的必然结果。如我国最早的黄帝图像就出现在山东武梁祠的画像石中，与他同时出现的还有孔子等先秦圣人，他们之上就是西王母的图像，墓主人用这样的构图说明西王母对世界的控制和自己对西王母无所不及的期待。无所不及是一个多么大的结构，墓主人能够在有限的画面上和有限的手段等条件下完成这样大的结构吗?显然这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要求，但是宗教美术可以很轻松和很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叙事主题的单一，或叙事主题的集中。在所有的宗教美术作品中，作品的主体都是至上神或主宰这个世界的神灵。在构图上，这个主体占据着作品的最重要位置和最大的比例，甚至是唯一的形象，比如我国四川和北方河南、山西的一些大型石窟中，常常主体就是一尊佛的造像。以单一的形象反映丰富的世界，在世俗美术创作中是非常难办的，似乎有悖于一般的艺术创作规律，但是这在宗教美术创作中却是普遍的现象。在宗教美术创作中，至上神与其所代表的世界表现的是终极关怀，艺术审美感来自信仰经验。如此，净化的世界也同时产生了简化的世界，叙事主题自然就显得单一，显得集中。当美术考古的作品涉及宗教美术的范畴时，相关的叙事同样是沿着这样的路径进行的，丰富的世界可以作为创作的背景存在，但就作品本身而言，其主题是单一的，是集中的。宗教美术作品的叙事主题单一、集中的特点，可以充分反映、同时也充分论证了宗教行为的性质和影响的存在。

其二，情节的真实性。

宗教美术是描写另一个世界的，与现实世界对照，它是不真实的。但是，宗教美术作品能够存在的理由却是来自于宗教经验，即这些作品的内容是真实的。这样的真实在作品中得到了普遍支持，即作品表现了情节的真实性。情节的真实性当然是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宗教经验对这样的真实是支持的态度。宗教美术作品的构图体现着这样的“真实性”。在我国神话传说中，女娲是一个大神，有着极高的地位。我国早期的历史书籍中，几乎都有关于女娲的文字记载，在各地的民间传说中，女娲也有着极为丰富的资料。关于女娲神话的发展，学者们的研究是将女娲的神格分为始祖母神格和文化英雄神格两大类。为什么女娲在这两方面作出贡献?因为她是女神，这一点充分表现在艺术形象中。她能够如现实世界中的女性一样造人，而且她有着许多神奇的造人方法。主要有三种造人法，即化生人类、抟土作人和孕育人类[6](P29)。就神话的流传而言，女娲的这些情节都是真实的。汉画像石中，女娲所拥有的与生育有关的情节也是真实的。在汉画像石里，女娲的形象一般被描写为人首蛇身状，有着非常浓郁的原始气息。因为在原始社会，女性的最重要任务就是生育，蛇是卵生动物，生育力特别强，女娲蛇身就有了这方面的思想寄托。在原始神话中，蛇的生育本领往往要被移植于造物的神话里，许多造物的大神因为本领大、功劳大而与蛇产生联系。在造物的神话人物中，烛龙是个大神，他就有着蛇的形态。

因此，在宗教美术和美术考古的作品中，情节的真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叙事特征，这一点与世俗美术有相似的地方，但它们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即宗教美术并不是依靠写实来达到真实的，也不一定是依靠夸张来达到真实的，更多的依靠联想，依靠联想来获得情节的真实，联系最直接的说明，就是物象的符号化。

其三，物象的符号化。

在宗教美术作品中，物象符号化的手法无处不在，每一个物象都拒绝随意的理解，必须从某一个已经存在的特定的概念来入手，从而得到物象的象征意义。一是因为宗教美术有着强大的象征体系，天边的云气是象征仙界的符号，飞翔的鸟是象征使者的符号，地面行走的神兽是象征宗教行为某个过程的符号，每一个物象都与象征体系有着对应的关系，有了符号化的运用，物象的意义不仅更加明确，而且接受也有了流畅的表达过程；另一个原因是宗教美术所包含的宗教仪式内容，仪式支持宗教美术，但对艺术创作有约束的要求，这个要求并不是生硬的，而是通过符号的联系来实现，这样的联系在宗教的象征体系中就产生了艺术的联想。当然，我们也同时注意到，世俗与宗教有着并不完全相同的象征体系，所以宗教物象与世俗物象是有区别的。比如蟾蜍，在宗教的象征体系中，它是长生的物象，使信徒联想到与长生有关的美好事物，于是蟾蜍就可以与嫦娥有了联系。特别是在汉代，画像石中有将嫦娥与蟾蜍联系在一起构图的现象，而且这种图像非常普遍。但是在世俗世界，因为形象的问题，嫦娥和蟾蜍是被分开的。如白居易的《虾蟆》诗，不仅对嫦娥与蟾蜍作了区别，而且还特别提出害怕将虾蟆拿来联系嫦娥，认为这样会玷污嫦娥的美名:“常恐飞上天，跳远随妲娥。往往蚀明月，谴君无奈何!”因此，物象的符号化不仅反映出宗教美术的叙事路径，而且也可以很好地说明宗教美术区别于世俗美术的艺术特征。

三、结语

综上所述，就学科性质的认识而言，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存在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命题，这两门学科的共性可以使我们在认识学科性质上寻找到诸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逻辑关系，特别是在接受宗教信仰的影响上所存在的相同叙事结构，使我们更容易理解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的学科定位。

[参考文献]

[1]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2]阮荣春，主编.丝绸之路与石窟艺术[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4.

[3]朱浒.全国首届艺术考古学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J].中国美术研究，2007，(3).

[4]夏鼐，王仲殊.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第3篇：考古学关键概念范文

[关键词]甘肃;文物考古;文化遗址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4-0016-02

文物的来源基本都是科学考古发掘所得,各类文化遗址复原了历史的风貌,然而考古学是这一切的基础。前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有关于古物、古代遗存的研究和记载,有人认为这些研究和记载其实也就是考古学的萌芽。这种看法在今天看来是不准确的,因为现代意义的考古学仍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一整套的学科体系。中国古代传统的对于古物的研究,今天称之为金石学,它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在欧洲也有一种类似的研究,称为古物学,古物学是现代考古学的前身,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考古学。

现代考古学自产生以来,至今尚不到200年。在考古学史上,一般认为在19世纪初期,北欧一些博物馆专家提出三时代法,即把历史分成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三时代法概念的提出,标志着现代考古学的开始。考古学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建立的时间是1926年,中国人开始运用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文物和遗址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当时李济先生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进行考古发掘,这应当算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建立的正式标志。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确立不过80多年,在中国考古学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这80多年的考古发现相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广阔的领土来说,只是冰山一角。我国的考古学起步晚,但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作为考古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现代考古学自建国以来,发展异常迅速。考古学是20世纪中国所有各种学科中发展最迅速,也是最能得到国际认可的学科之一。现代中国考古学从建立始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使中国考古学与其他国家的考古学存在差别,即始终和历史学密切结合。外国考古学,特别是欧美的考古学,经常是与美术史、人类学相结合。基于此,夏鼐先生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的考古学可以说是广义的历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考古学与历史学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清晰地阐明了中国考古学的特色――考古学与历史学相互配合。

甘肃有着悠久的历史,县的建制早于省的设置,从春秋时期开始萌芽算起,迄今已达2000余年。甘肃省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开发,特别是农业垦殖和古代文化的发展较早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远在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距今20万年的镇远县姜家湾和寺沟口的原始遗址以及距今3.8万年的武山人遗址的发现,表明陇右地区是远古文化的重要源头。这些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甘肃的考古事业奠定了基础。

甘肃是我国最早开展考古工作的省区之一,也是中西文化交流最早发生的地区,这里古文化遗址众多,类型多样。因此,国内外文博考古界始终极为关注甘肃的考古发现和成果。

以来,甘肃考古事业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大量珍贵文物进入了博物馆。大地湾遗址、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被评为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临潭陈旗磨沟齐家文化墓地的发掘先后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60年来,甘肃几代文博工作者的足迹遍布陇原大地,为全面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已经建立起比较清晰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诸多重大课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史前文化的发掘为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新鲜资料,秦文化起源的千古谜团逐渐被破解,各个历史时期考古成果则展示了甘肃独特的丝路文化风貌。

建国以来,甘肃省的文物考古发掘成果按文化遗址的时间序列共分为7个部分:

一、文明曙光,绚丽彩陶――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甘肃考古成果丰硕。建国以来,先后正式发掘了秦安大地湾、王家阴洼、兰州下石海鼎一大批新石器时代遗址或墓地,不仅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玉器、骨角牙蚌器等各类珍贵文物和动物骨骼,还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青铜刀。基本理清了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脉络及早晚序列,揭示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面貌和成就,表明甘肃是我国古代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二、边陲文明,文化交融――夏、商、周时期

甘肃是我国早期青铜器发现最多的地区。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发掘了广河齐家坪、灵台白草坡、玉门火烧沟、临潭磨沟等一批遗址或墓地。夏商时期的甘肃青铜文化,虽然不像中原那样跨入了国家的门槛,但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陇原大地也是周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三、嬴秦摇篮,西戎故土――春秋战国时期

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山墓地是因20世纪90年代初在礼县发生了大规模古墓盗掘事件,而后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早期秦文化遗物。

张家川马家塬墓地也是因2006年发生盗墓事件而被发现的。该墓地出土了大量装饰精美的随葬车马器和金银饰品,对研究战国时期西戎文化的面貌、秦戎关系和当时陇东南地区与西方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秦文化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册页留香,木雕朴拙――秦、汉、魏晋十六国时期

秦至魏晋十六国时期的甘肃考古,有着引人注目的发现以及学术研究上的突破。天水放马滩、居延金关、敦煌悬泉等遗址出土了大批秦汉简帛文书,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保存状况之完好,均居全国之首。武威磨咀子出土的汉代木雕,雕刻技法朴拙,具有奔放粗犷、雄浑刚健的艺术感染力。高台地埂坡仿木构之墓葬形制则为甘肃地区首次发现,也是目前所见惟一的西晋时期的建筑材料。

五、盛世雄风,流光溢彩――隋、唐、五代时期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唐前期国力强盛、政治清明、赋役较轻,经济文化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相继出现了历史上称道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成为当时居世界前列的文明国家。甘肃在这一时期的考古主要有庆城穆泰墓和秦安叶家堡唐墓的发掘。葬于唐开元年间的庆城穆泰墓,虽经两次被盗,但出土随葬品异常丰富、精美。而1965年发掘的秦安县叶家堡唐代墓葬,出土的三彩天王佣、镇墓兽等,形体硕大,釉色艳丽,是国内出土唐三彩器物中的佼佼者。

六、交融荟萃,熠熠生辉――宋、西夏、金、元时期

元朝建立后,结束了从五代至南宋370余年政权并立的局面,统一了全中国。这一时期,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得到了空前发展,各项手工业规模扩大,尤其是制瓷业,无论质地、釉色、式样,还是生产规模及出口数量,都远胜前代。宋、西夏时期的甘肃考古主要有武威的塔儿湾西夏窑址和天水王家新窑宋墓等的发掘。

七、佛光佑护,众僧普渡――敦煌莫高窟北区考古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分为南、北二区,其中南区石窟最早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现存洞窟492个,窟内有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3000余身,是集石窟建筑、彩塑、壁画三位一体的艺术遗存。北区石窟群崖面长700余米,保存了历代洞窟243个及原编号第461～465窟。1988年起,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对北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基本弄清了北区洞窟的数量、形制及其性质。

第4篇：考古学关键概念范文

关键词：红山文化；构想；条件；要素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013-03

上世纪末苏秉琦先生提出构建中国史前史的战略设想。2009年郭大顺先生在赤峰的第四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上，提出创建红山学的意见。赤峰学院的学者们遵照先生们的意见，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着手组建专门机构，建设专业团队，投入专门经费，本着开放、创新、交叉的工作思路，多年来一直参加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召开了七届红山文化学术论坛，一直在这方面收集资料，坚持不懈进行研究探索，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形成了创建红山文化学的初步认识。

一、创建红山文化学的条件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思永先生赴赤峰地区考察起，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红山文化正式命名也近六十年了。八十年来风生水起，路转峰。红山文化已经成为世人关注的显学。经过一系列重大考古新发现事件之后，红山文化的重要现象已经渐渐露出端倪；时下的国学热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国的文化经典上寻找到进行红山文化研究新的路径；随着史前考古国际化的视野不断扩大，新的方法，新的理论不断引进；中华文明的探源工程不断把学者们的目光吸引到对红山文化的关注。

由此我们强烈感受到，中国的史前考古事业，经过近百年发展即将进入到一个大的综合时期。即以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为基本支撑的史前文化重构。这个文化重构过程不仅是考古学的深化过程，更是历史学的延伸过程；不仅是史前考古成果的高度综合更是中华史前史的构建；不仅是对已有的考古现象的分析，更是对四千年来中华文化典籍和中华文明特质的探源。这个大综合的时代也许是十分漫长的，事实上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为标志，这个时代已经看到了第一缕霞光。

这个时代的到来，必将使我们的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一系列人文学科进入新境界、达到新高度；必将产生新的理论和新方法。正像恩格斯谈到从文艺复兴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那样，“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特殊的东西变成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①

各方面条件的趋于成熟和时出的大声呼唤，这是我们对构建红山文化学充满信心的期望所在。

二、红山文化学的学科要素

众所周知，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一是研究的对象或研究的领域，即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二是理论体系，即特有的范畴、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知识系统。三是方法论，即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

从工作起点上来看，红山文化学应该属于历史学中的专门史学科。从工作结果来看，它应该属于尚未创立的史前史学科，即文字诞生前的历史。

（一）学科研究领域

以红山文化的本质及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为研究对象。即在距今六千五百年到五千年的时长上，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红山文化的继承、交流和演变的过程，研究的重点是红山文化中晚期的文化内涵。因为历史学和考古学从本质上说都属于时间的科学。

（二）主要研究方向

1.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对代表当时最先进生产力的生产活动的研究，包括生产模式、主导产业、基本结构等等。

拟设子课题：红山时代的自然环境；红山时代的人地关系；红山时代的生业模式；红山时代的生产、加工、制造技术。

2.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重点分析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分层、社会组织及文化交流。

拟设子课题：红山文化人群的种属及与后红山时代人群的关系；红山文化的居落与族群关系研究；墓葬群中个体之间的血缘关系；红山文化的社会分层与组织结构及古史中记载的大同社会；红山社会的对外文化交流与外来文化的影响。

3.红山文化的意识形态。关于自然、经济和社会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的概括。包括世界观、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和其他意识形式。

拟设子课题：红山玉器的主要功能；龙神崇拜研究；红山人物造像研究；祭祀活动与红山社会的生存状态；红山文化诸神系统中的天神与祖神；红山社会中巫觋的地位与作用；祖先神与巫觋之间的关系；上古“三代”文化传统与红山文化理念比较分析（特别关注商族的文化传统）。

三、红山文化学的理论支撑

（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

国家，家庭私有制起源的学说。

（二）苏秉琦先生关于考古学区系类型的理论

国家产生的“三阶段”即古国、方国、帝国，和国家发展的“三模式”即原生型：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六千年前、四千年前、两千年前）。次生型：中原，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包括之前的尧、舜、其后的秦，共五代，均以尧舜时代洪水为其祖先源头，从四千年前到二千年前，重叠、立体交叉为其特征。续生型：北方草原民族，于秦汉后入主中原的鲜卑、契丹、清朝三代为代表，同样在此两千年见，重复、立体交叉形式，各自经历过三阶段模式的国家。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主根系中直根系的论断；“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论断；“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的论断。②

第5篇：考古学关键概念范文

关键词： 《中国古代史》 课程教学 学术前沿 多媒体教学

《中国古代史》是大学历史学科的专业基础课，一般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刚进入大学，学生的知识和思维一般还停留在中学阶段，大学《中国古代史》课程无论是在基础知识还是思维方式上，都提出了与中学阶段完全不同的要求，如何迅速转变学生的学习方法和思维习惯，使之适应大学阶段学习的要求，是任课教师必须面对的问题。我通过教学实践，对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有了一些体会和思考，现提出来，以期与同仁交流。

一、通过研究和讨论的方式促使学生从单一性思维向多元性思维转变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学生普遍存在重知识轻能力、重记忆轻创新的现象。某些中学生把中学历史课本上的知识当做绝对正确的东西，而实际上，历史知识和历史理论的正确性永远都是相对的。进入大学后，这种单一性的思维方式导致大学低年级学生不能较好地转换角色，不能较好地转变学习方法。当他们遇到与原来不一样的说法和学术观点时，往往变得不知所措，他们不免问：是中学历史课本错了呢，还是大学老师教错了呢？这时，靠硬性灌输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学生陷入进一步的迷惘之中。因此，促使学生由中学阶段简单化的单一性思维，向大学阶段多元性的思维方式转变，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笔者在《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中，运用讨论和研究的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通过提出问题，让学生主动寻找答案，促使学生转变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并在这一过程中掌握系统的中国古代史知识。如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时间的问题，中学历史教材认为是战国时期，虽然一些大学的《中国古代史》教材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战国时期，但对于学术界来说，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战国时期的说法只是学术界众多观点之一种，不是唯一的说法。因此，让学生掌握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时间的几种观点，是非常必要的。我的做法是，首先介绍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时间的几种说法，如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战国时期的说法①，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说法②，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春秋时期的说法③，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汉时期的说法④，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东汉时期的说法⑤，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魏晋的说法⑥。其次让学生阅读相关资料，比较几种观点的不同理由，形成基本看法。最后通过课堂讨论的形式，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虽然这种研究和讨论的结果，最终并不能解决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时间的问题，但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促使学生掌握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时间问题的基本内容，改变中学阶段形成的历史观点绝对正确性的误解，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养成思考问题的良好习惯，有利于学生开拓思维，培养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二、站在学术前沿的角度，介绍学术研究的新成果

现在大学里使用的《中国古代史》教材，种类不少，数量很多，但大都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内容和观点老化。许多教材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编写的，材料不全，观点守旧。尽管后来也陆续编写了一些教材，但大多是过去教材的改良，并无多大新意。比如目前所用的朱绍侯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教材[1]，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读大学时就用过，现在还在使用，虽然有些边边角角的修改，但整体上来说，换汤不换药，从形势到内容，在体系上并无多大变化。八十年代以后，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黄金时期，新材料、新观点和新成果层出不穷，也更成熟，但这些很少反映到教材中。学术研究的新成果不能及时反映到教材中，所谓新教材，仍然延续过去不成熟的，甚至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观点，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比如关于井田制的观点，教材一直沿用郭沫若先生的解释，即周天子在名义上是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主宰，周天子将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诸侯，诸侯再将土地分给卿大夫，卿大夫再将土地分给士，从而使各级奴隶主贵族成为所受封地的实际占有者；在井田制下，卿大夫以下的贵族所分得的田地，不经王室或公室的特许，不得随意买卖转让，因而成为“公田”，在西周中期以后，在“公田”之外，一些奴隶主贵族往往驱使农人和奴隶开垦荒地，增加分外的土地，有时王室也常将一些未垦辟的荒地或者山林随意赏赐给下级贵族，这些田地不属于“公田”，不征贡税，实际承认为他们私有，称为“私田”⑦。二是缺少个性和独创性。大多数《中国古代史》教材，都是众人合作的结果，很多教材只是材料和观点的集合，难免显得涣散和粗疏。

基于这两点因素，我认为，目前的《中国古代史》教材，难以达到让大学低年级学生系统掌握中国古代史知识、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目的。因此，在教学中，应不单纯依靠教材，而是注意介绍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使学生尽量靠近学术前沿。

三、将考古学的成果运用到教学中

由于受学科特点和教学方法的影响，考古学的成果往往不能很好地运用到中国古代史的课程教学中。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两个学科间的关系长时间以来仍然处于较严重的隔离状态，考古学家与以研究文献为主的历史学家之间的交流应该说是很不够的，彼此间在心态与操作层面上都有隔阂，甚至缺少对话。”[2]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长期的弱交流态势，不能不说是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共同损失。历史学，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需要考古学的参与，为其提供证明观点的有力证据，考古学需要中国古代史为其提供基本方向和指引。

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大多依靠传世文献，传世文献的抵牾和错讹之处甚多，加之古人用语的模糊和缺乏对概念界定的习惯，使得对一些历史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而得不到解决。考古学通过科学的地层分析和器物界定，给我们提供了较为确定的历史信息，使我们一步步走近历史真实。因此，利用和吸收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必要环节。李玄伯先生说：“解决古史的唯一方法就是考古学。”⑧这可谓一语中的。殷墟的发掘和甲骨文的出现，解决了商文化的问题；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出土，回答了秦律的疑问；张家山汉简的出土，为汉代土地制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等等，无不是考古学成果的作用。可见，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发展离不开考古学的支撑。王国维先生曾经提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可谓慧眼独具。

具体涉及中国古代史的课程教学，我们需要跟踪考古学的新成果，及时将考古学的成果运用到教学中。如讲述夏代，应联系二里头考古发掘情况，证明夏文化的确凿无疑；讲述《孙子兵法》，应联系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证明其所言不虚。总之，在讲述具体历史史实时，结合考古发现的新成果，不仅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而且可以纠正中国古代史教材中一些相对滞后的内容。

四、运用多媒体教学技术和手段，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随着现代教学技术和手段的进步，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可以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提高教学质量。

在传统中国古代史教学中，教学主要以讲授为主，手段单一，靠的是教师的一本教案、一支粉笔、一张嘴。但中国古代史课程内容繁杂，历史时间跨度大，教学时间有限，因此，要面面俱到，不仅困难，而且教学效果不佳。多媒体具有传统教学手段无法比拟的优势，它通过直观的影像，配以声音信息，让学生如身临其境，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视听器官，帮助学生掌握和理解问题，提高学习兴趣。如在讲授原始社会时，通过直观的图像，可再现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工具的不同形状，使学生快速把握旧石器和新石器的差异和不同特点；可以再现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不同外形，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进化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基本史料和各种流派的观点非常多，这些都是需要学生掌握的。如果利用传统的教学手段，将其均写在黑板上，那么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师生都会感到疲乏，不仅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而且使学生觉得枯燥，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可以节约时间，给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基本史料和学术动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中国古代史课程是一门基础课，涵盖面非常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教师在课堂上要尽可能多地为学生提供信息资源。传统的教学手段所传递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多媒体技术通过信息存储器和更广泛的网络，能够克服传统人力的局限，为学生提供各种需要的信息。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在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中运用多媒体课件，“增强了教学的直观性和互动性，学生在课堂上可以直接观看到与中国古代史教学有关的人物、器物、地图、遗址、表格、文献资料、思考题等”[3]。这正是多媒体教学的一个重要优点。

当然，无论多媒体技术多么优越，它总是教学的辅助手段，对其不能过于依赖。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手段，而且是师生心灵沟通和情感交流的过程。过于依赖多媒体手段，会影响教师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最终影响教学效果。因此，无论现代技术如何发达，都不应该忽视师生交流，现代教育技术只有和传统教学手段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才会发挥作用。

注释：

①战国封建说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也是中学历史教材长期采用的观点。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一书中，以公元前475年，即战国开始的时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时间。杨宽先生也是战国封建说的主张者，但他在《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中，以韩、赵、魏三家灭智氏，即公元前453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时间。吕振羽先生在《简明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一书中，把韩、赵、魏三家分晋，即公元前403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时间。

②西周封建说的代表有范文澜、、王亚南等人，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在《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中，都认为西周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

③主张此说者有李亚农、唐兰、祝瑞开、吴慧等。代表作有李亚农《李亚农史学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唐兰《春秋战国是封建割据时代》（《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祝瑞开《春秋初中期齐晋楚的封建主革命》（《西北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吴慧《西周的奴隶制及其向封建制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④西汉封建说以侯外庐、赵锡元为代表。侯外庐在《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法典化》（发表于《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一文中把有无固定的法典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标志，他认为直到西汉初，才有固定的封建法典。赵锡元在《论中国奴隶制形成和消亡的具体途径》（发表于《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一文中通过探讨中国奴隶制的灭亡过程，考察封建社会的开始时间，他认为直到汉武帝统治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才得以形成。

⑤东汉封建说的主要代表是周谷城和郑金滏。周谷城在《中国封建社会论》（发表于《文汇报》1950年7月27日）一文中认为，中国奴隶社会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封建社会到东汉才开始。郑昌淦在《井田制的破坏和农民的分化》（《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一文中也持此观点。

⑥魏晋封建说以陶希圣、尚钺、王仲荦、何兹全、唐长孺等为代表。代表作有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国社会史论战》第2辑）、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和《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⑦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67页。关于郭沫若的观点可参见其《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6页。这种关于井田制的观点，特别是关于“公田”和“私田”的解释，已经被绝大多学者所否定，被证明是错误的。（郭沫若关于井田制观点的错误之处，可参见金景芳：《论井田制度》，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19-23页。）

⑧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现代评论，第1卷第3期，1924年12月27日。

参考文献：

[1]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中国古代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第6篇：考古学关键概念范文

关键词：电视纪录片；田野调查；天然的同盟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4-0122-02

纪录片是用影像手段纪录历史事件的一大手段，同时也属于艺术创作的范畴。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和考古学等领域的基本研究方法。两者具有相当的共性和互补的可能，因此在两者的实现过程中，经常可以看到彼此的身影，甚至有时候孰轻孰重都很难去界定。本文作者总结以往纪录片的拍摄经验，试图解决纪录片创作与田野调查如何深度结合的问题。

一、田野调查与电视纪录片的共性

（一）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

田野调查是来自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即“直接观察法”的实践与应用，也是研究工作开展之前，为了取得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前置步骤。田野调查涉猎的范畴和领域相当广，凡是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行为学、人类学、文学、哲学、艺术、民俗等，都可透过田野资料的收集和记录，架构出新的研究体系和理论基础[1]。

（二）电视纪录片创作思路

电视纪录片是指纪录型的电视专题报道类节目，是运用电子采录设备和手段，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新闻题材，作比较系统完整的纪实报道[2]。

如今随着各种各样媒体平台和媒体手段的出现，电视纪录片和电视专题片的概念已经越来越模糊了，很多电视专题片的手段也逐渐被运用到电视纪录片当中来，比如说情景模拟、特效和动画手段等等，形成了不同于传统观念的纪录片概念，这是广义的电视纪录片概念。本文所涉及到得电视纪录片的概念是指广义的电视纪录片。

（三）两者的共性

1.真实性。田野调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应该跟客观事实相符合。而既属于大众传媒领域，又属于艺术创作领域的纪录片所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受众且必须面对后世的推敲，从它的内核到外延都必须是真实的。

2.纪实性。记录真实的情况记录真实情况的文字或其他形式的资料，包括影像、声音等等。电视作为第一媒体，其现场或者是事件的纪实性相对于其他媒介来得更突出，更立体，其纪实性自不待言；而作为亚层次的纪录片，“纪”字更是把该类型的电视片的纪实性凸显无疑。然而这个“纪”字又不同于“记”字，笔者认为所有的纪录片都是摄制者拍摄制作的，只要有人参与的东西，其一定具有个人主观意愿，因此纪录片都是有立场的。这种在两者纪实性上的“先天不足”是纪录片和田野调查的共性之一。然而，两者技术手段上的差异性又让两者具有相互弥补的可能性。现在越来越多的田野调查运用先进的影像和音频记录技术就是很好的证明。

二、田野调查与电视纪录片的结合

（一）思想上的结合

电视纪录片要求作者要有历史观，具体来说是要有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3]，这样做出来的节目才会真实可靠，才会有时代的背景。做节目跟做人是一样的，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定位，那么做节目过程中就很容易迷失在时间的洪流中。而在创作纪录片的过程中，面对所拍摄、收集到的大量材料（一段时间后，也可能成为史料），往往会让创作者有“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觉，这时候就需要创作者站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自己即将成型的作品在历史时间轴上应该是位于哪个坐标点。纪录片创作者有了基本的历史观以后，应该更进一步――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去处理创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首先承认人的社会性，而纪录片作为社会舆论的公器之一，社会性是必须而且是第一性。但是纪录片的创作者又是个人化、个性化的，因此在创作过程中经常会面临个人意志与纪录片社会公器属性的矛盾。此时，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创作者应该持有的角度和历史高度。综上所述，不管是纪录片还是田野调查，两者的思想基础都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

（二）技术操作层面的结合

田野调查可分为五个阶段：准备阶段、开始阶段、调查阶段、撰写调查研究报告阶段、补充调查阶段。纪录片创作也分为四个阶段：收集选题、确定选题、采访拍摄、后期写稿与剪辑、补充拍摄与制作。两者的各个阶段存在天生的相似性和契合度，在各个环节均可相辅相成。笔者以2009年摄制的一部田野调查类的纪录片《匾问》作为例子，探讨一下田野调查与纪录片创作从技术角度上结合的可能性。

《匾问》背景介绍：来自台湾屏东的洪明章2000年就来到厦门创业。短短七年间，他收藏了上万件闽台文物，在这批文物中有一块乾隆三十六年圣旨匾，其上非常明确写有“福建台湾府彰化县”这样三级建制的字眼；如此明确的把台湾放在福建辖下的实物证据非常罕见。

如果此匾为真品，它的历史和学术价值将不可估量。然而，该匾究竟是真是伪，它的来历又是怎样仍存在种种疑问。这些问题对于洪明章这样民间收藏者来说，考证过程是极其困难的。于是本片编导根据洪明章提供的一些线索，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通过买家、专家以及族人、谱牒等各种渠道去探究该匾的来龙去脉。历时三个多月，足迹踏遍福建、广东两省四县市，终于找到了确凿的物证和人证，证实牌匾的真实性和重要性。从该纪录片摄制过程中，总结出田野调查起的作用如下：1.田野调查贯穿始终――田野调查让笔者有了该题材，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搜集线索，运用田野调查方法追踪拍摄。2.田野调查打开局面――关键时刻提供有效的方法。3.田野调查的精神增加纪录片历史厚重感。

必须要说明的是，在该纪录片的摄制从头到尾，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依靠田野调查才屡次让纪录片渡过危机：1.直接观察法搜索一开始的线索只有牌匾本身，并没有其他相关的资料来帮助调查，而牌匾的所有者也是从文物贩子手中购得的，而这个上线也中风许久，无法协助调查。于是我们采用田野调查中的直接观察法去获取更多的线索，从牌匾本身内容（日期、姓氏、地名等）入手，发散性思维去调查。比如在文献和网路上按照日期搜索牌匾上所显示的日期，在历史上有何重大事件发生；根据地点联系当地的文史办，希望能提供帮忙；联系姓氏研究会，望能从宗族方面入手调查；联系北京故宫博物院看能否找到圣旨原件等一系列方法，大面积的进行调查。2.区域调查法相结合：通过直接观察法，我们运用发散性的思维进行大面积的撒网，并经过分析、演绎和归纳以后，去假存真，从搜集到的各种各样线索中找到了最重要的线索――牌匾主人的祖籍。于是就是这一条线索在该区域进行了大范围的走访，最终锁定了上杭的某个小村子为最后的目的地。终于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答案，也为牌匾找到了家，同时也揭开了牌匾的身世之谜，最后甚至找到了牌匾主人的墓地。调查圆满结束，纪录片的素材也相当丰满。

三、总 结

用田野调查的精神，借鉴田野调查的方式方法，让电视纪录片更具客观公正的历史使命感！最终让专题片穿透演义迷雾，还原历史真实，也让电视纪录片得到更多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参考文献：

[1] 郝时远.田野调查实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第7篇：考古学关键概念范文

[关键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关系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1988年教授接受香港中文大学邀请，参加国际著名的Tanner讲演中提出来的。费先生从宏观上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起源与一体核心的结构特点，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研究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单元民族的多元性及各单元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指明了新的方向，开拓了民族研究新的视野。本文将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演进、民族关系及发展瞻望等方面进行浅要的分析，来更深刻的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各单元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中华民族多元起源到一体结构的理论演进

“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出于近代中国，是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中提出的。后来梁启超先生又在1905年《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提出“多元混合说”，即“中华民族自始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2）。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实行“五族共和”，一定意义上使中华民国有了立国的法律依据和民族基础。到20世纪80年代，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这使得中华民族对于自身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一）中华民族的多元起源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同的生存环境塑造了不同的民族性格，而民族格局也总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

中华民族现在所生活土地上，从东到西呈三级阶梯状分布，南北又跨将近50个纬度（含海南省三沙市曾母暗沙岛），这就使各个地域形成了不同的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为不同区域的早期文明既带来了挑战，又带来了机遇，为酝酿中华民族的多元性提供了先天的自然环境。

根据考古学新石器时代丰富的考古资料可以证明，由于各个地区的气候、地形等地理环境存在很大差异，进而使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房屋等远古遗存具有不同的区域特征。这些考古资料为研究中华民族的多元起源进一步地提供了大量实物依据。

自远古时期中华大地各地区出现的早期猿人遗迹以及大量考古资料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充分地证明了中华民族起源不仅不是外来，而且是本土多元起源，并且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相互交融汇合，逐渐出现了多元格局中的一体趋势。

（二）多元民族的交汇融合以及一体格局的出现

多年以来，考古工作者经过对大量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的整合，使中国新石器时代各地区文化的时空构架逐渐明朗。同时，考古学家对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的划分以及各文化区之间的交汇融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3）中提出要加强对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的研究。此外，严文明先生认为在新石器时代六大文化区中，中原文化处于中心位置，即所谓的“花心”，其周围环绕的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长江中游区、江浙文化区则为五大“花瓣”，并且这五大“花瓣”文化发展变化的脉络都比较清晰，文化谱系较为单纯，而唯有位于“花心”的中原区文化类型多样，发展演变的过程极为复杂，但也正是在这一地区文化交流的过程孕育了中华文明多元结构的一体格局。

经过新石器时代六大文化区的交汇融合，特别是黄河流域山东区和甘青区与中原区的密切交汇融合，使整个黄河中游和下游地区特别是中原文化区成为孕育华夏文明的主要中心区域，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凝聚核心――汉族的出现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根基。

二、多元一体格局中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一）多元的民族交往促使了凝聚核心汉族的出现

新石器时代各周边文化区与中原文化区的长期交流，使中原文化区逐渐成为日益强大的华夏族的核心。春秋战国征伐融合是孕育汉族作为民族实体的重要时期，直到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从而使统一格局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

秦朝的统一只是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实体形成的一个步骤，其采取的“书同文”，使多元语言上罩上了统一的共同文字；“车同轨”使中原地区与周边各文化区加强了联系，构成了一个整体；“统一度量衡”加强了各文化区之间的经济交往，互通有无，构成了不可分离的经济体；“废分封，行郡县”加强了中央集权，促进中华民族一体的形成。

虽然秦朝的统一对汉民族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但秦末战争，使不同区域的文化再次碰撞，同时也为南北文化的交往提供了一次极为难得的契机。在汉政权建立后，其统治者实行“黄老无为”的统治政策，从而促使了文化复兴与融合，使黄河流域的文化体系积极吸收消化和控制其他文化系统，从而使汉文化成为不同于原来的诸种文化的第三种文化系统，这是汉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最终使中华民族在多元格局中有了一体的凝聚核心。

（二）汉族的发展又同样充实了其他民族

汉民族形成以后，其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并多次出现繁荣景象，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原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汉民族自我发展之外，还积极借鉴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并传播了优秀的汉文化。在此，我们以唐朝为例，来简要说明。

唐代先进的文化对中国各民族地区有深刻的影响，其中回鹘是受中原汉文化影响较深的民族之一。在政治上，回鹘诸汗受唐廷册封，回纥与中原交流频繁，促进了回纥的迅速壮大，成为漠北唯一强国。在经济方面，回鹘与唐廷之间著名以进贡和回赐为主要方式的“马绢贸易”。唐朝以绢市马，按正常比价“一匹马可换二十至四十匹绢”，但实际上是以“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4）从而促进了回鹘商业的繁荣，同时也有利于唐朝边防安全和内部稳定。最后在文化方面，据《册府元龟》（5）记载，回鹘“慕朝廷之礼”、“思■汉仪”。会昌三年（843），石雄在振武登城望回鹘之众寡，仍“见■车数十乘，从者皆衣朱碧，类华人”。（6）

唐朝与回鹘的民族关系说明了中原汉文化的传播进一步加强了古代边疆各民族同中原地区的联系。同时汉族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明成果，给自己注入新鲜的血液，从而使汉族逐渐壮大起来，继而又去补充和影响其他诸族，使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观念在各族人民的内心中更加深入。

（三）汉族以外多元民族之间的流动交汇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除了多元诸族与一体核心汉族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交融，各多元诸族之间的相互交往，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民族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交往过程中对中华民族的多元性进行了补充和发展。

三、多元一体格局中民族关系的瞻望

通过简要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民族关系，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中华诸民族之间历史相系，命运相连，经济互补，血缘交融，文化相通的和谐民族关系。如今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民族关系将会如何发展？首先在政治上，要继续坚持少数民族地区区域自治。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样性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政策，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其次在经济上，继续推行“先进帮后进”的办事原则，不仅利于保持中华民族的多元性，也更加促进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最后，在民族文化方面，对于面临即将消失的民族文化遗产，我们要及时地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进行保护和传承。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其特殊的民族格局与民族关系。一方面，每个单元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化与习俗；另一方面，诸民族之间的关系，对整个中华民族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要坚持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积极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月。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月。

（3）苏秉琦著，《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25～234页。

（4）刘d.：《旧唐书》（1975年版），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卷195回纥传。

（5）王钦若（宋）等编修：《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卷965。

第8篇：考古学关键概念范文

1.农业起源理论

农业的起源是农业考古学的重点研究课题，西方的学术界对农业起源问题异常重视，早在18世纪就开始接触这个问题，19世纪就有一些学者从人类学史的角度进行探索。到了20世纪，由于考古学的发展，特别是在近东发现了许多早期农耕遗址，从而使农业起源问题引起更多学者的重视，纷纷提出各种假说，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农业起源问题上，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的贡献很突出。他首先将农业的产生作为区分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标准，而不是传统的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为主要标志，并将农业的诞生称之为新石器革命，认为其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完全可以与近代的产业革命相比而毫不逊色。从而使考古界对农业起源问题更加重视，在考古发掘中更加主动自觉地搜集有关农业起源的信息，并对起源的原因进行各种探索。

西方有关农业起源问题主要有下列几种假说：

(1)绿洲说

柴尔德本人就以提出农业起源于绿洲的假说而闻名。柴尔德认为在冰河末期，湿润而寒冷的近东气候变得温暖而干燥，植物只在河边及绿洲生长，动物栖息在水源近处，人类也不得不居住在水源附近，因而得以观察周围的动植物，于是逐渐将植物进行栽培，将动物进行驯化。农业就这样产生了。

(2)原生地说

美国考古学家布雷德伍德则认为近东过去l2000年间气候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否定了以冰河后期气候变化为前提的绿洲说。布雷德伍德认为在冰河后期的近东，曾有野生谷物和野生动物共生的原生地带。洪积世末期，人类采集食物的能力已相当高，可供食用的动植物资源丰富，定居的时问逐渐变长，与周围动植物关系更加密切，认识也更为加深。人们反复试验谷物的收割和种植、动物的捕获与饲养，从而出现了农业的曙光。

(3)新气候变化说

后来出现了新资料，通过花粉分析的结果得知，洪积世末期的近东气候是由寒冷干燥转向温暖湿润，于是气候变化引起的农业发生说又从新的角度被重新提出来。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的洪积世末期，气候变得温暖湿润，野生谷物的生长地扩展，人们为了更方便采集食物，离开了原来居住的洞穴，逐渐在平原上生活下来。由于得到更多的日光照射，一些被人类无意中遗弃的种子容易在住处的周围发芽生长，使人们掌握了野生谷物的生长规律，开始种植谷物。居住地周围的空地又给狩猎者饲养动物提供了机会。农业便在这种良好的条件下发展起来了。

(4)人口压力说

另一派学说认为人口的压力是农业起源的主要动力。洪积世末期近东温暖的气候使植物繁盛，人口也随之增加。而人口增加又需要供应更多的食物，光靠采集野生植物已不能满足需要，人们就开始尝试种植野生的草本谷物。食物的增多促使人口增加，但人口增加到一定的限度时，又需要改进种植技术以提高产量。农业就是在这周期性的过程中产生的。

(5)周缘地带说

美国学者宾福德认为在一定环境区域内，由于人口的增加，原来的生活地区难以供给足够的食物，于是出现了两个集团，多出的人口成为移居集团，向适于生存的周围地区转移，而原有的集团留在原来的核心地带。因此迫切需要开发新食物来源的是移居人口增加的周缘地带，而不是核心地带。弗朗内立进一步发展宾福德的假说，认为栽培作物开始并不是在野生植物生存地带，而是在其周围那些条件稍恶劣的地方发生的[1]

(6)宴享说

加拿大学者海登1992年提出了一种动植物驯化的竞争宴享理论。他认为在农业开始初期，在驯化的动植物数量有限和收获不稳定的条件下，它们在当时人类的食谱结构上不可能占很大比重。而有的驯化植物与充饥完全无关。因此，一些动植物的驯化可能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扩大食物品种结构，增添美食种类的结果。例如谷物适于酿酒，有些植物纯粹是香料和调味品，一些葫芦科植物的驯化可能是用作宴饮的器皿，而狗除了狩猎外也是一种美食[2]。

应该说，各家的假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不很全面，因而总是互相否定，难以取得共识。其实，农业产生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是在各不相同的自然环境中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不能仅仅归结于一两个孤立的因素，也不能限于传统的概念仅在新石器早期阶段中去探讨农业的起源问题，而要将视野扩大到中石器时代。根据国内外考古资料及学者们新近的研究成

果，在许多距今15000年至l0000年之间的“中石器时代”遗址中，已经出现了农业萌芽，诸如块根作物的种植及谷物的采集和栽培。而这时正是地球处于冰期阶段，气候严寒，原有的许多大型动物转移了，许多丰富的采集对象灭绝了，人们的食物资源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人们不得不寻觅新的食物来源。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除了猎获一些中小动物外，过去不大吃的苦涩的坚果、野菜、地下块根和水中的螺蚌以及野生谷物通通都被用来果腹。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采集对象会日益减少，人们在熟悉了它们的生长规律之后，就会尝试去种植某些作物，先是块根块茎作物，然后才是谷类作物，作为采集经济的补充和后备。当冰期过去之后，气候转暖，那些种植过的作物生长得更加茂盛，产量增多，人们就扩大种植规模，逐渐将其驯化为栽培作物。农业就这样产生了。以中国为例，距今20000年至ll000年前，正当大理冰期的峰期，气候严寒，这时正是所谓“中石器时代”。在我国华南一带的许多洞穴中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遗址，并且在遗址中发现了农业遗存。如在湖南的玉蟾岩、江西的仙人洞和广东的牛栏洞都发现了水稻遗存或植硅石。当冰期结束之后，在距今八九千年之问，先民们开始大力种植水稻，并且使其在长江流域得到迅速的发展。这一观点，在1999年12月11日至l3日于广东省英德市召开的“中石器文化及相关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获得很多学者的认同[3]。

不过，与西方学者相比，中国的学者更关心本国农业的起源问题，并在下列几个问题上取得共识。

(1)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

在农业起源地方面，历来有多元论和一元论之争。多元论认为世界各地均有独立的农业起源地。如前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通过对大量栽培物种变异形成中心的研究，发现世界上有八个栽培作物起源中心地区。美国植物学家哈兰则将世界主要的农耕起源地划分为六个。两人都将中国划为一个独立起源中心。以美国地理学家索尔为代表的一元论者主张农业首先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发生，再向世界各地传播。索尔认为农业发源地在东南亚，然后传播到周围地区。有的学者则主张近东月芽形地带是农业起源中心。中国的学者大多主张多元论，特别拥护中国是独立的农业起源地的学说。其中尤以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最为突出。他在1969年出版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中，以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科学论据雄辩地论证了中国的农业起源于黄土高原，成为中国农业本土起源论的杰出代表[4]。

国内的学者对农业起源问题用力最勤、成绩突出的当数李根蟠、卢勋和黄崇岳诸位先生。他们在诸多论著中对农业起源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了独立见解，引人瞩目。

(2)农业起源于采集、狩猎时代

关于农业起源问题，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畜牧业先于种植业，以后人们为了解决饲料的需要才产生种植业。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东半球(旧大陆)的农业，是游牧部落为了解决牲畜的饲料而产生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也引用同一观点：“十分可能，谷物的种植在这里首先是由牲畜饲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b J恩格斯的这一论述，曾在中国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某些学者甚至将它与古代文献记载中的“伏羲氏”和“神农氏”传说结合起来，提出“伏羲氏”是代表畜牧业发生时期，“神农氏”则代表农业发生时期，由于《易经·系辞下》有：“伏羲氏没，神农氏作”的记述，于是就认定中国也是先有畜牧业，然后因畜牧业发展引起的饲料需要才发明农业。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在《试论我国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6 J和《再论我国原始农业的起源》[7]等论文中首次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明确指出：原始农业(种植业)是从采集渔猎经济阶段直接产生的，其间并没有经过一个畜牧经济阶段，不是畜牧业的发展引起了农业；畜牧业虽然也是萌芽于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但它的真正发展，特别是游牧经济的形成，往往是以农业生产的一定发展为必要条件的。

李氏等人首先从考古学角度进行考察，指出解放后所发掘和调查的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基本上都呈现了以农业(种植业)为主的综合经济面貌，至今未发现一处是以畜牧经济为主的早期农业文化遗址。过去将“细石器文化”当做“游牧文化”是不正确的，它应该属于狩猎经济，而农业是直接从采集经济发展而来的。因此考古学并没有提供畜牧业引出农业的任何证据，能够提供的倒是否定的证据。其次指出，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中把“庖牺氏”解释为“养牺牲以供庖厨”是后儒望文生义的一种曲解，根据战国学者的记述，“庖牺氏”时代属于渔猎经济时代，因此不能作为畜牧业先于种植业的根据。再次，大量的民族学资料也表明南方少数民族的农业是从采集经济发展而来的，即使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在形成游牧经济以前，也经历过原始农业阶段，并非种植业发生在畜牧经济阶段之后。在我国考古和民族学材料中，迄今没有看到人类在狩猎采集经济阶段就完成了构成人类食物重要来源的、具有相对独立经济意义的草食或杂食性动物——牛、羊、猪、马的驯化和繁殖的事实。虽然畜牧业与种植业一样萌芽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采集狩猎经济(前者直接渊源于狩猎，后者直接溯源于采集)，但它的真正发展，尤其是游牧部落的形成，则往往是在其内部或外部的种植业有了一定发展以后。这是既合乎历史事实又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现象。

(3)首先种植块根或块茎作物

农业起源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原始种植业究竟是从栽培什么作物开始的。李氏等人通过对我国南方若干少数民族资料的研究，发现人类最早栽培的作物可能是块根块茎作物，然后才是禾谷类作物，这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如云南的怒族最早栽培的作物是芋，它是从野生芋中独立驯化的，而不是引进的。景颇族以及与景颇族关系密切的阿昌族也是首先种芋的。独龙族最早栽培的作物之一也是芋。拉祜族曾经“以叶为棚，无定居，略种杂粮，取山芋为食，性嗜猎”。古代海南岛黎族最早种植的作物是薯芋。都是块根作物。台湾高山族的山地土著居民中最为原始的“野番”以及处于原始农业早期阶段的“生番”，以种植芋薯为主。在国外，东南亚、大洋洲和非洲一些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原始农业民族也是首先种植芋或薯类等块根作物的。

已故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赞同这一观点，他指出：“就华南地区的农业发展而言，在栽培稻米之前，有一个栽培无性繁殖作物的时代，作为稻作农业兴起之前的一个准备阶段，这是十分可能的事。”[8]

块根块茎作物，特别是芋之所以在许多地方首先被原始农人所栽种，主要原因是：第一，在采集狩猎时代，块根块茎植物是人们最喜欢采集的野生植物之一。这类作物块大量多，含有丰富的淀粉和其他营养物质，吃了能耐饥。第二，块根块茎作物不像谷物那样要求砍烧比较大片的林地，可以利用林间隙地挖穴栽种。第三，芋薯类块根块茎作物产量高、质量好，而且炊食比较简便，只要沿用传统的烧烤兽肉的方法稍加变通即可，且能较长时间地保存。

(4)原始农业起源于山地

第9篇：考古学关键概念范文

关键词：红山文化；胡；呼；萨满

中图分类号：K876.3；K89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001-04

赤峰地区位于中国北方辽河流域，史前文化非常发达，并且独具特色，自成体系，是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史前文化区。经过70多年的田野考古出土资料的积累及史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的不断考证，史学界最终将该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小河西文化等文化类型。

2012年之夏，赤峰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沟村出土的一尊陶人，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被称为“是一次神奇的考古发现”。通过对65个残片的复原，一尊距今约5300年，整身、盘坐、戴冠、口呼状磨光红陶人像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尊陶人高55厘米，中空，呈筒状，外表通体磨光，局部施黑彩；双腿弯曲，双脚相对，盘腿而坐；双臂自然下垂，臂肘弯曲，双手交叠，右手在上，搭放在双脚上；头部戴冠，长发挽起，并用条带状饰物捆扎，形成横向的发髻，额顶正中还有一个横向长条状饰物；五官清晰，神态逼真，额顶饱满，眼眶周围内凹，双目呈圆形，炯炯有神，双眉及眼球施黑彩；鼻梁挺直，鼻头略宽，鼻孔与内侧中空部通连；①脸颊明显向内凹陷，外侧线条分明；口部隆起，呈呼喊状；人中清晰可见，下颌呈圆弧状；双耳略呈椭圆形，圆形的耳孔与内侧通连，耳垂处还钻有圆形小孔；脖颈竖直，右侧的脖筋明显；双肩较平，锁骨清晰可见；微凸，右侧稍高，左侧稍低；腹部较平，肚脐眼用小圆孔表示，与腹部内侧通连。该陶人最突出的特征乃口部形状。陶人的身份也一直是大家争论的焦点，相关专家认为此乃红山文化晚期的巫者或者巫王（见图1）。②我们从该陶人收缩的锁骨及眉目间可以看出，他似乎正在用力发声，而张开的嘴所呈现的呼麦状更为形象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他似乎在向上天、向神沟通汇报什么，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巫祝的形象。从民族学角度看，这属于一种萨满形象。所以，这个陶人应该具有通神、通天的能力，而他张嘴正是在向上天祷告。由此可见，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地区存在着以原始萨满祭祀为职业的神职人员，就是我们所说的“巫”，他们扮演着沟通天地、传递上天旨意的角色。从陶人形象推测，他们通过后来在内蒙及东北地区广泛存在的“呼麦”的方式将所求之神呼唤而来以求得启示，而他们张开的嘴就是沟通天地的通道，有崇天、呼气、祭祀的功能。

在红山文化出土的人型文物中，其实不止这尊具有此独特造型，笔者翻阅相关考古报告发现，其他红山文明辐射范围也出土了类似形制的陶人、石人，在此一并列举。如图2，该石人是敖汉旗当地老百姓在田间捡到的，距今约6500年-5000年，为红山文化时期女神石像。从该石像我们可以看出其明显的女性特征：突出的双乳、隆起的腹部，面部表情也比较夸张，以气作法特征明显，与兴隆洼出土陶人十分相似（图3）。图4为巴林右旗那日斯台遗址出土的圆雕巫觋像，该石人形象酷似萨满祭祀时状态，口部微张，做呼天状。图5、图6所示乃为藏于赤峰市博物馆的女神石雕，该像口部张开，颈部有环状圆雕，腹部圆鼓，双乳突出，双肩由简单阴线刻出，大臂顺肩自然下垂 小臂曲肘蜷于胸前，应属萨满以气做法类（呼麦）。

2015年2月，辽宁省文物考古所在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积石冢首次发掘出大量文物，其中包括两尊存世稀少的陶人头像和石人头像。这两个头像与上述红山文化出土的艺术形象极为相似：石像浓眉大眼，宽额厚唇，如铅球般大小；陶像比乒乓球略大，细眉小嘴，头顶有盘绕发髻，嘴部微张做呼麦状（见图7、图8）。

图9是2015年新发现的石雕人面像，在中国最大的史前石城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高20多公分，表情沉静，嘴张开，做呼麦状。

从以上陶人、石人形象可以看出，它们都呈用力呼喊之状，而且这不是普通的歌唱形式，而是至今仍然在蒙古高原上流传的呼麦艺术形式。作为人类社会早期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其实是一种宗教祭祀方式的源头，呼麦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说与萨满巫术祭祀有着紧密的关系。在阿勒泰山和西伯利亚地区，至今仍然保留着以萨满呼麦的方式沟通人神的宗教习俗。而这一原始宗教祭祀习俗源自于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我国内蒙古每年都会联合蒙古国等国家举办呼麦大会。③2009年，“中国内蒙古呼麦大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成功。蒙古高原这些具有呼麦特征的陶人、石人的出现，让我们确认这些史前艺术形象呈现的就是人类原始萨满宗教祭祀仪式。

在远古社会，蒙古高原原始先民生活环境极其恶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其低下，面对大自然无情肆虐时，他们显得无能为力，只好乞求上天的帮助。于是以“呼”的方法祈求神灵庇佑的巫师出现了，他们可以沟通天地，庇护百姓，壮大部落实力。随着历史车轮向前转动，巫师这一阶层逐渐消亡，但他们与上天沟通的仪式却以“呼麦”的方式流传下来。据《逸周书》记载，在今晋北、内蒙古地区存在楼烦之胡、林胡、北胡之胡等胡族。④那么什么是胡？为什么称之为胡？

《说文解字》：胡字从古从月。《康熙字典》解释为：“【唐】豕虑小炯】【】【正】洪孤切，音瑚。”古者，故也，从口十；月者，肉也。从字形、字义上理解：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存在着一种象征祭祀权力的权杖或旗帜，是为“干”，读为“hán”、“kān”，音同蒙语的“可汗”。而蒙古部可汗手中的苏鲁锭，也称苏立德，下部口者，正如张开的嘴。 肉， 代表喉咙，也为祭祀所用之祭品。综合这三点我们不难看出，胡字在古意上意为祭祀时候用嘴大声呼喊，亦或理解为在祭祀之时用嘴呼喊的人。

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胡”的定义也在不断变化。在汉文籍中，记载有东胡、胡、西胡部。“胡”是指以匈奴族为主的活动在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西部胡”是指以月氏为代表的西北部、西部地区的诸族；“东胡”是指活动在匈奴以东的游牧诸族。实际上，东胡、胡、西胡都是由血缘相同的部落或不同的部落结合而成的游牧群体，他们长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内狩猎、游牧、生活，逐步融合成较大的区域性集团，⑤现在学界将其归纳为匈奴部落、东胡族及存在于西域的各部等。

《周礼・考工记总目》记载：“粤无搏，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郑玄注引郑司农曰：胡，今匈奴。”《汉书・匈奴传上》：“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两汉时期，“胡”多指匈奴。汉、魏、晋、南北朝时，“胡”也可指西域诸国。王国维在《鬼方昆夷验犹考》中提出，胡为匈奴人的自称，“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一曰胡，曰匈奴，乃其本名”。后来，他又在《西胡考》和《西胡续考》中从西胡的角度对胡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汉人谓西域诸国为西胡，本对匈奴与东胡言之……是后汉人于葱岭东西诸国，皆谓之西胡也。魏晋六朝犹袭此名。西胡亦单呼为胡，《汉书・西域传》中：“西夜与胡异，其种类氏羌行国，逐水草往来。是其所谓为胡，乃指西域城郭诸国，非谓游牧之匈奴，后汉以降，甸奴浸微，西域诸国，遂专是号。六朝以后，史传释典所用胡字，皆不以之斥北狄而以之斥西戎。唐人皆祖其说。然除印度外，凡西域诸国皆谓之胡。”吕思勉也说：“胡之名，初本专指匈奴，后乃勋为北族通称，更后，则凡深目高鼻多须，形貌与东方人异者，举以是称焉。其初她以称北族也，以其形貌相同，不可无以为别，故以方位冠之。乌丸、鲜卑之先，称为东胡是也。其后循是例，施诸西北，则曰西胡，曰西域胡。但曰胡者，略称也。居地可以屡迁，俗尚亦易融合，惟形貌之异，卒不可泯，故匈奴、乌丸、鲜卑等，入中国后，胡名遂隐厂准西域人则始终蒙是称焉。浸假凡貌类西域人者，皆以是称之，而胡之名，遂自方位之殊，易为种族之别矣。”匈奴及匈奴余种，可以称胡，鲜卑、乌桓、吐谷浑等‘东胡’族可以称胡，西域诸族也可称胡。

先秦时期中原地区将北方少数民族称为北狄，秦汉以后又称“胡人”，泛指匈奴、鲜卑、氐、羌、吐蕃、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族等部落。匈奴本是胡（Hun、Huns）的汉语音记，最早记述匈奴的著作是《逸周书・王会解》：“北方台正东……匈戎狡犬。狡犬者，巨身，四足果（裸）。”《逸周书・王会解》文后所附《伊尹朝献・商书》记载：“正北”有“戎翟、匈奴、楼烦”、“东胡”等。犬戎、戎翟、匈戎（匈奴）是分别记述的。《山海经・海内南经》：“匈奴、开题之国、列人之国并在西北。”郭璞云：“一曰检犹’。《史记匈奴传索引》引应助《风俗通》云：‘殷时曰獯鬻，改曰匈奴。’又晋灼云：‘尧时曰荤鬻、周曰猃狁，秦曰匈奴。’案以上三名并一声之转。”⑥三代时期，戎有一支叫犬戎，与西戎血统相同，曾经终结西周，逼迫周王室东迁。在中原武力强大以后，这支犬戎被驱逐北移，与北方的北狄部族融合，在战国时代、秦汉之际，形成匈奴，称为胡。

匈奴族部落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衰落于公元1世纪，是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有过较大影响的民族。匈奴在东汉初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入塞，北匈奴西迁。匈奴社会存在两个图腾崇拜系统，即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匈奴人崇拜天地、日月、鬼神和祖宗，并定时祭祀。“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每年正月，诸部首领集会单于庭，举行春祭。五月，部众大会于龙城，祭祖先、天地和鬼神。“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笼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林，课校人畜”。“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林，课校人畜计。服虔曰：‘，音带。匈奴秋社八月中皆会祭处也。’师古曰：‘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天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遗法。计者，人畜之数。’”⑦可见在匈奴社会中，祭祀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匈奴族也崇拜龙，因为匈奴族也是华夏文明的子孙。“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⑧淳维乃是匈奴始祖名。有史载：“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故应劭《风俗通》曰：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晋灼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韦昭云：汉曰匈奴。荤粥，其别名。则淳维是其始祖，盖与獯粥是一也。”⑨淳维或称獯粥，这个匈奴的始祖，原是夏桀的儿子之一，因避汤而迁徙到北方的大漠。因为匈奴的祖先也是华夏族，所以，他们崇拜龙是有理据的。

在匈奴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之后，他们采取与中原一样的祭龙神、呼龙神的神权信仰，这是和汉王朝争夺正统权力的开始。也因此让我们看到了“胡”人与中原王朝为争夺祭统权进而争夺政统权所进行的舆论宣传的痕迹。

“胡人”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很早，在战国各诸侯争霸之时，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其中的胡服就是指胡人穿着胡的衣服。贾谊的《过秦论》也有“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的句子。这里的胡人，指的是哪一种胡？顾炎武先生曾指出，胡在最初有三种意思：一是取象于牛胡；二是寿考之称；三与“何”字同义。⑩胡指匈奴，也包括东胡，也就是匈奴东边的胡人。史籍记载东胡后来分为乌桓和鲜卑二部。

关于东胡来源，早在商代就有东胡的活动的记载。“东胡”这个称谓最早出现在《逸周书・王会篇》：“正北……匈奴……东胡。”后又有“东胡、黄罴”的记载。《史记》有云：“当是之时，……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这反映的基本是秦汉时期他的活动情况。张久和认为，《史记・索隐》引服虔云：“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东胡一名是当时中原人对匈奴（胡）以东各部落的称谓，是族他称。东胡的活动范围很广，张久和：“东胡的活动范围大致限定在呼伦河、额尔古纳河以东，黑龙江上游以南，嫩江流域东西，老哈河流域南北这一区域。”“根据有关文献记载，东胡活动区域大体上在今内蒙东南、辽河的西部，它包括西拉木伦河、黄金河、老哈河以及大小凌河流域一带，由西北而东南横跨内蒙古、辽宁两个省，南北数千里，这里山水及平原兼而有之。”如果从考古学的角度上看，东胡族系应当分布在现在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学者们普遍认为，东胡的考古学文化为富河文化、红山文化等。这说明东胡的祖先们在西拉木伦河流域活动的历史非常久远，只是没有历史记载罢了。林干也说过：“综合十二台营子、乌金塘和南山根三地出土铜器散布的情况，大体上可以测定当时东胡人的活动范围约在今内蒙古东部老哈河上游东南至辽宁大凌河小凌河流域，即包括今天的赤峰市、朝阳市、锦州市及周围大片地方。”这一片区域正是历史上红山文化的发源地及辐射范围。虽然现在缺乏东胡的祭祀习俗的更详实的材料，但是相关考古发现可以作为论据支撑，我们可以大胆推测，与红山文化辐射范围有重合的东胡族在“呼天”祭祀习俗与上文红山文化的祭祀习俗有着共通之处。也就是说，东胡民族的原始信仰与红山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红山文化的萨满巫术就是胡人的源头。赤峰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沟村出土的陶人的呼状姿势与胡人的呼麦也许就是这一联系的有力证据。从这个角度说，也许胡人的原始文明就是红山文化的一部分。

注 释：

①张国强，刘晓琳.红山文化敖汉陶人探悉[N].赤峰学院学报，2013，（10）.

②高平.内蒙古赤峰：史前陶人出土考古价值巨大[N].光明日报，2012，（7）.

③范子烨.呼麦艺术的鼻祖：对兴隆沟红山文化陶塑人像的音乐学解读[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11-23.

④张亚初.从古文字谈胡、胡国与东胡[J].文博，1992，（03）.

⑤何天明.东胡到鲜卑檀石槐时期的政权演变[J].阴山学刊，2008，（06）.

⑥张碧波.南有大汉，北有强胡[A].内蒙古第三届草原文化研讨会论文集[C].2006.

⑦《后汉书》（卷八九）[M].中华书局，1982.

⑧⑨司马迁.史记（卷一一0）[M].中华书局，1982.

⑩陈健文.试论中国早期“胡”概念之渊源.欧亚学刊，2007，（06）.

王禹浪，许盈.国内三十年东胡族研究综述[J].哈尔滨学报，2015，（05）.

张久和.东胡系各族综观[J].内蒙古大学学报，199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