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金融调查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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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家庭金融调查范文

该报告基于全国25个省、80个县、320个社区共8438个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汇总分析形成，涉及家庭资产、负债、收入、消费、保险、保障等各个方面的数据，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当前我国家庭金融的基本状况。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建华，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张宗益，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稻葵，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马骁，西南财经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以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贸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报告会。

权威数据，填补国内空白

家庭金融的相关数据直观反应了家庭在经济金融活动中的行为决策，对于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防范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家庭金融在国际上早已得到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20xx年美国金融学会(AFA)年会上，AFA主席、哈佛大学教授John Campbell断言，家庭金融将会成为金融学中继资产定价、公司金融后第三个重要的研究领域。20xx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将本应于2010年举行的消费者金融调查(SCF)提前到当年进行，以便及时直观地了解美国家庭财务受金融危机影响的情况。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认为，为详细了解各类家庭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美联储需要直接观察各个家庭的财务变化。伴随着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中国的经济走向也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作为最基础的我国国民家庭金融行为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针对中国微观家庭金融数据匮乏的现状，2010年4月，西南财经大学与中国人民银行强强联手，整合高校与政府机构优势资源，成立了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中心是迄今国内最为权威的研究中国家庭金融微观问题的机构之一。

此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的问世，共历时三年，历经前期筹备、中期调研、后期数据整理、报告撰写四个阶段。32个调查小组、343人次，经过对全国25个省、80个县(市)、320个社区(村)，8438份有效样本的科学分析形成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以其权威性和详实的内容填补了行业空白，是我国家庭金融微观数据领域的重大突破。此报告既是西财倡导求真务实学风、推动中国问题中国研究的重要收获，也是西财与央行携手面向社会重大需求进行协同创新的阶段性成果。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张健华局长表示：针对中国家庭开展金融调查是全面深入了解消费金融现状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前提，对政府、金融界和学术界都具有重要意义。相信此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调研数据的出炉，不仅为目前对家庭消费金融行为的了解提供有价值的补充，还将为政府和监管层制定重要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关注家庭，聚焦民生热点

家庭是社会最重要的微观主体，是政府政策的最终受众。资产配置、借款、贷款、保险、消费、投资等需求，以及家庭对经济变化的反应等家庭的金融行为，都对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有很大影响。此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提供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家庭金融状况的数据，其中包括：

家庭储蓄。中国家庭储蓄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收入最高 10%的家庭，其储蓄率为60.6%，其储蓄占当年总储蓄的74.9%。大量低收入家庭在调查年份的支出大于或等于收入，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而中国较高储蓄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消费动机，而在于没有足够的收入。因此，增加消费、减少储蓄最有效的政策是减少收入不均。中国政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工资增长和GDP増长速度要求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政策的实施，将有助于降低中国的储蓄率。

衍生品及债券市场。家庭对衍生品市场参与率为0.05%;家庭对金融理财产品市场参与率为1.10%。这与我国衍生品市场和债券市场发展滞后的现实基本吻合。

家庭负债。中国家庭负债平均为6.26万元，城市家庭平均为10.08万元，农村家庭平均为3.65万元。中国家庭总体资产负债率为4.76%，城市家庭为4.08%，农村家庭为9.81%，农村家庭负债较重。

第2篇：家庭金融调查范文

关键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related literatures,this paper sums up 10 affective factors of household financial assets allocation.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this paper analyzes affective factors in the portfolio choice of bank products,securities and insurance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methods of factorial analysi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on the basis of the result of positive analysis and have actual application value.

Key Words:household portfolio choice,influencing factors,empirical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10-0025-05

家庭金融资产是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重要依据。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金融资产在整个金融资产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为实现“保增长、扩内需”的宏观经济目标,鼓励家庭进行合理的金融资产投资,引导家庭金融资产流向,对于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债券、股票、基金、保险等金融产品的不断发展,家庭金融资产的投资选择行为也变得日益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内外文献综述及述评

在2006年美国金融年会上,Campbell提出将家庭金融(Household Finance)作为与资产定价、公司金融等传统的金融研究方向并立的一个独立的新研究方向,指出家庭金融是研究家庭如何选择金融工具去实现差别化财富目标的问题。目前关于家庭金融的研究已成为金融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前沿领域。

现有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研究经济特征、生命周期、人口特征等因素对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二是对“有限参与”之谜的解释。Heaton和Lucas(2000a)在研究中引入工资机制,分析发现家庭的工资收入与股票收益之间高度相关,具有高背景风险(Background Risk)的家庭对风险资产的投资很少。Guiso等(1996)使用意大利的数据发现较高的工资收入风险与较低的风险资产持有相关。Yoo(1994)使用SCF(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的三个独立年份的截面数据分析资产配置中的年龄效应,发现家庭投资股票的比例在职业生涯中增长,在退休后下降,形成驼峰形状。Iwaisako(2003)对日本家庭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Heaton和Lucas(2000a)的研究却发现年龄曲线通常是下降的。Agnew(2003)、Iwaisako(2003)、Shum和Faig (2006)在研究中考虑到了人口统计特征,认为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都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对于家庭在不同金融资产尤其是风险金融资产的“有限参与”状况,主要是从投资偏好、投资情绪、交易成本等方面给出相关解释。Gusio和Paiella(2005)通过实证发现投资于风险资产的比例随着风险厌恶程度的增加而减少,并且风险厌恶人群投资风险资产的比例要低于风险偏好的人群。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4)研究发现对外界社会、金融机构等信任度高的家庭更情愿投资风险资产。Hong、Kubik和Stein(2004)考虑了社会互动,认为家庭会受身边所交往朋友和其他群体的影响,进而做出类似的资产配置。Cocco等(2005)指出持有风险资本是有参与成本的,包括风险资产交易时对资金的最低门槛要求,交易的固定成本,对风险投资品的评估所需要花费的时间、精力等。

国内由于缺少类似SCF、FRS(英国金融资产调查)等专业调查数据,家庭金融的研究发展缓慢。早期基本是利用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进行相关金融资产总量与结构方面的研究(谢平,1998;龙志和、周浩明,2000;臧旭恒、刘大可,2003)。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通过宏观数据采用一定的统计方法推算家庭金融资产的总量和结构数据进而展开相关研究(李建军、田光宁,2001;袁志刚、冯俊,2005;骆祚炎,2007)。然而估算所得数据与现实存在巨大偏差,在家庭金融研究方面使用宏观数据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所得结论不断受到挑战。史代敏、宋艳(2005)较早注意到微观数据的重要性,利用2002年的调查数据展开了相关研究,但他们并未注意到不同类型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的差异。邹红、喻开志(2009)通过问卷调查数据,用统计描述的方法研究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特征,统计分析的最大不足是没有控制住其他变量的影响。王宇、周丽(2009)通过问卷数据分析了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影响因素,但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相对落后,可供选择的金融产品较少,加上农村居民对不同金融工具的认识程度不高,除储蓄存款外,其他金融产品的参与度非常有限,所得结论的适用范围有限。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1)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献在国内还相当匮乏,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发展。(2)目前众多研究将研究主体定位在个人投资者,对于家庭的金融投资分析却很少涉及。(3)随着收入的增加,保险等保障支出作为一种新的金融消费需求日益受到家庭的重视。Li(2008)指出对于家庭来说,购买保险与大部分资产科目的选择是直接相关的,Lin和Grace(2005)利用美国SCF统计数据发现不同的生命阶段对保险有不同的需求,保险的保障功能在家庭资产选择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现有国内相关家庭金融投资的文献却很少涉及保险投资。本文以家庭作为研究主体,在借鉴行为金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风险偏好、信任度、投资者预期、投资者情绪等行为变量考虑到家庭的投资决策中,分析家庭的金融资产选择行为。考虑到城镇家庭的金融资产选择更加多样,其金融资产选择行为更具代表性,因此研究将调查样本限于城镇家庭,以江苏南京的抽样调查结果作为实证数据来源。本文将家庭金融资产按照风险――收益大小进行归类,遵照王广谦(2002)的划分标准,分别从货币类产品投资、证券类产品投资、保障类产品投资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

二、数据的收集与检验

本文研究中所涉及的各变量数据是通过在江苏南京的专门问卷调查收集的。调查的概念量表在设计时参考了“北京奥尔多投资咨询中心的投资者行为调查”、李心丹等“个体投资者问卷调查”等已使用的成熟量表,以及江苏省统计公报,于蓉(2006),王冀宁、李心丹(2003)等的研究结论。问卷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家庭结构的调查,主要收集家庭投资决策者的人口统计特征以及家庭人口等基本信息。第二部分是关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状况的调查。第三部分是关于家庭经济状况以及投资者行为的调查,同时为了有效发现实际调查中随意填写等情况,还专门加入了“验证题”和“测谎题”来帮助剔除无效问卷①。

(一)问卷的实施与回收

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样本主要集中在各区人口比较集中的证券公司、银行、保险公司及商贸区,时间是从2008年12月―2009年1月,2009年2月―2009年3月完成数据的清洗工作和编码录入。清洗工作主要是删除异常值以及利用问卷中的“验证题”和“测谎题”来剔除明显乱填的无效问卷。对部分问卷中缺失值的处理方式是:第二部分缺失的直接归为无效问卷,其他部分缺失涉及研究变量在5项以内的用众数填充法补充,超过5项的归为无效问卷。最后经汇总统计,共发放问卷520份,回收334份,回收率64.2%,最终共获取有效样本290个,回收有效率为86.8%。有效样本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

从表1的样本特征可以看出,样本中家庭投资决策者多为男性,并且年龄主要介于31―40岁之间。受教育程度大多在大专以上,大专以上学历的超过50%。另外,被调查的家庭多是三口之家,并且有35.17%的家庭月收入在3000―5000元之间。总体来说,样本的抽样结果基本服从正态分布的特征,抽样结构是合理的。

问卷中每个观察值对应一个家庭。对家庭的理解遵循于蓉(2006)的定义,认为家庭包括一个经济上独立的个人或者夫妻以及经济上依赖于个人或夫妻的其他成员,并且假定被调查者对整个家庭的投资状况是了解的,对家庭投资决策者的基本特征是熟悉的。此外,认为未婚的个人投资者是家庭人口为1的特殊家庭投资决策者,忽略其中的个人与家庭的差异性,认为其个人的金融资产选择行为与家庭的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具有一致性。

(二)调查的信度分析

选用克朗巴哈(Cronbach)系数测量条款的内部一致性来评价数据的可信度,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 为量表中题项的总数,为第题得分的题内方差,为全部题项总得分的方差。由于该系数主要适用于观点、态度等问卷式的信度分析,一般认为信度系数不能低于0.5,如果信度系数达到0.8,说明调查结果是非常可靠的。本文主要使用信度系数来测度调查问卷中家庭经济状况、投资决策者的信任度、投资者预期等调查结果的可靠性,通过SPSS17.0分析得出克朗巴哈 信度系数为0.634,说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变量的测量结果是可信的,能够满足后续研究的需要。

三、实证研究

(一)变量的选择和模型的构建

本文研究目的是对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因素的作用程度和显著性进行实证检验,分别从货币类产品投资、证券类产品投资、保障类产品投资三个方面展开,界定投资为“1”,不投资为“0”。在借鉴同类文献结论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假设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结果是家庭投资决策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投资的风险偏好、信任度、投资者预期、投资者情绪及家庭月收入、年结余等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即,其中表示居民的投资选择行为,是影响居民投资选择行为的因素, 为随机干扰项,具体变量的选择见表2。在实务中当遇到因变量是虚拟变量等非连续变量时,使用传统的回归分析会产生严重的误差,无法进行合理的假设检验,此时可用Logistic回归来进行分析。在本研究中以P表示家庭选择某类金融资产的概率,取值在0―1之间。(1-P)为不选择的概率,将P作Logistic变换,即可构建Logistic判定模型:

其中 (n=1,2,3)分别指家庭在货币类产品投资(Monetary)、证券类产品投资(Securities)和保障类产品投资(Insurance)三个方面选择的概率。通过极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可以找到家庭资产选择与各个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

(二) 实证分析

由于Logistic判定模型对于多重共线性非常敏感,当变量相关程度较高时,样本的较小变化将会带来系数估计的较大变化。为了消除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影响,文章实证部分首先使用因子分析法将变量按照相关性进行分类,提取公因子作为相关变量的替代变量。在计算因子得分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家庭金融资产在货币类产品、证券类产品、保障类产品三个方面选择的影响因素。

1. 因子分析。使用SPSS对10个影响因素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球度检验,结果显示解释变量之间的KMO检验值达到了0.582,Bartlett球度检验值为563.414,显著性概率为0,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条件提取因子,最终选择了4个公因子,此时累计贡献率达到64.267%。由公因子方差比可知,除了信任度(Trust)共性方差接近0.5外,其他每个因素的共性方差都在0.5以上且大多超过了0.7,说明这4个因子能够较好地反映原各指标变量的大部分信息。经过因子旋转得到各个变量与公共因子的相关系数,见表3。

从因子载荷矩阵的结果看,因子1支配的因素有Age、Marriage、Education,反映的是家庭投资决策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命名为家庭结构因子(Factor1);因子2支配的因素有Income、Surplus,主要反映家庭的经济状态,命名为经济特征因子(Factor2);因子3支配的因素主要是Expectation、Sentiment,主要反映的是家庭投资者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感知状况及反应程度,命名为状态感知因子(Factor3);因子4支配的因素主要有Sex、Risk attitude、Trust,主要体现的是家庭投资者的行为特征,命名为行为特征因子(Factor4)。需要说明的是因子分析结果将性别(Sex)与风险偏好(Risk attitude)、信任度(Trust)等投资行为特征归为一类,表明了性别与风险偏好等投资者投资行为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性别影响投资行为,这在Agnew(2003)、Shum和Faig (2006)等文献中已经得到了证明。

根据提取的4个公共因子,通过SPSS可以计算各因子得分。在得出因子得分的基础上,再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此时的模型变为:

其中分别指家庭在货币类投资(Monetary)、证券类投资(Securities)和保障类投资(Insurance)三个方面选择的概率。

2. Logistic回归分析。根据因子分析结果,选取4个因子为自变量,分别从货币类投资(Monetary)、证券类投资(Securities)和保障类投资(Insurance)三方面进行Logistic回归,通过290个样本的分析,实证结果显示三个模型的统计值在0.05的水平下显著,并且模型的正确识别率最低的一个(模型3,Insurance)也达到了64.5%,显示各模型能很好地拟合总体样本数据,自变量对因变量能够进行较好的解释,回归结果整理如表4。

3. Logistic回归结果的说明。从模型1看出,对于货币类产品的投资,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特征因子(Factor2)和状态感知因子(Factor3)影响显著,而家庭结构因子(Factor1)与行为特征因子(Factor4)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家庭对理财产品、债券等货币类产品投资时,受家庭结构和投资者行为特征影响较小,而更多的是受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对宏观经济的预期影响。从回归系数可以看出,经济特征因子对货币类产品投资的影响为正,说明家庭的经济状况越好,投资于货币类产品的可能就越大;状态感知因子对货币类产品投资的影响为负,即当家庭对宏观经济预期越好时投资货币类产品的概率越小,而对宏观经济预期越差,反而越有可能增加对货币类金融产品的投资。这也与投资现实一致,当家庭对整个宏观经济持悲观态度时,他们就会收缩风险资产的投资,更倾向于投资债券等风险较少而收益固定的金融产品。

从模型2可以看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于证券类产品的投资除了状态感知因子(Factor3)外,其他各因子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状态感知因子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目前家庭在进行相关证券投资时,对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预期不是决定其是否投资的主要因素,他们在投资时更多地考虑到家庭的基本特征、经济状况,受家庭投资决策者行为特征的影响显著。从回归系数可以看出,首先,家庭结构因子(Factor1)对证券类产品的投资影响为负,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证券类产品的投资概率反而下降。年龄的影响效果得出与理财规划师建议相一致的结论: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应该减少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而增加保障性资产的投资比例。这一结论与Heaton和Lucas(2000a)的研究结果一致,但由于研究模型的限制,没有发现Iwaisako(2003)等提出的家庭参与投资与年龄之间的驼峰关系;对于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效应,实证得出了与李涛(2006)相一致的结论,一个合理的解释正如李涛(2006)指出的那样,鉴于中国股市的不完善性,教育程度高的投资者更容易了解有关股票的市场信息和会计信息的虚假成份,对股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有较清楚的认识,反而对证券的投资概率降低。其次,经济特征因子(Factor2)和行为特征因子(Factor4)对证券类产品的投资影响为正,表明月收入和年结余等经济收入状况是家庭证券类产品投资的基础,家庭的经济状况越好越有可能增加其投资证券类产品的概率。此外,股票等证券类金融产品的风险相对较高,家庭投资决策者的风险偏好水平以及对金融机构等的信任度将影响其投资风险资产的积极性,风险偏好水平越高,信任度越高其投资证券类产品的概率也就越大。

从模型3的结果可以看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于保障类产品的投资,家庭结构因子(Factor1)和经济特征因子(Factor2)影响显著,而状态感知因子(Factor3)和行为特征因子(Factor4)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家庭在进行保险投资时,主要是受家庭结构和家庭的经济状况的影响。从回归系数来看,家庭结构因子(Factor1)和经济特征因子(Factor2)对保障类产品的投资影响都为正。分析其原因,首先,对于家庭结构因子中的年龄效应,再次得出了与理财规划师建议相一致的结论,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会增加保障性资产的投资比例。对于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由于中国的保险市场目前还不发达,家庭对保险的接受程度是存在差异的,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对保险作用的认识会更加深刻,其接受的可能性也提高,因此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投资保障类产品的概率也越大。其次,经济特征对保障类产品投资的影响效应与货币类产品、证券类产品的投资是相同的,因为经济状况是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基础,家庭的经济收入状况将直接决定家庭的整个可供分配的金融资产数量。家庭的经济状况好,其投资保障类产品的概率自然就会增加。

综合以上三个模型的实证结论我们可以发现,在众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因素中,家庭结构特征因素是直接因素,其对家庭在证券类产品和保障类产品的投资选择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家庭的经济收入状况是基础因素,无论是货币类产品投资、证券类产品投资还是保障类产品投资都受到家庭经济状况的制约,并且家庭的经济状况越好,其在每一类产品的投资概率都会增加;家庭对宏观经济的感知和家庭投资决策者的行为特征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它们对整个家庭的金融资产选择行为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结论

本文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对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进行Logistic回归,克服了已有研究中将年龄、受教育水平、经济状态等众多因素直接纳入模型无法控制自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的不足;研究结论丰富了国内关于家庭金融的研究成果,所得结论对于相关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文章还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地方:Logistic分析仅能得出相关因素是否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产生影响,对于详细的金融资产投资比例分配问题有待进一步分析。此外,一个模型只能对一项金融资产选择状况的影响因素作出判断,对于不同金融资产选择行为之间的交叉效应无法体现。相关问题将在后续研究中不断完善。

注:

①限于篇幅,对于问卷的具体内容在此不作介绍,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参考文献:

[1]Agnew,Balduzzi&Sunden,“Portfolio Choice and Trading in large 401(k)pla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3,93:193-215.

[2]Campbell,J.Y.& J. Cocco,“Household risk management and optimal mortgage choice”,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118(4):1449-1494.

[3]Campbell,J. Y.,“Household finance”,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6,61(4):1553-1640.

[4]Cocco,J.,“Portfolio choice in the presence of housing”,Review of Financials Studies,2004,18(2):535-567.

[5]邹红,喻开志.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9).

[6]史代敏,宋艳.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05,(10).

第3篇：家庭金融调查范文

    与文化排除、社交排除等构成社会排除的子集[1-2]。这一定义包含了四重涵义:一是对金融服务或产品的获得存在困难;二是对所获得的产品的使用存在困难;三是服务的适用性问题;四是金融排除对社会排除的影响。

    二、爱尔兰家庭金融排除的现状

    (一)基本情况

    在爱尔兰,虽然在2008年经济衰退之前曾经经历了信贷及金融服务的极速扩张,许多爱尔兰家庭没有因此而接触到主流金融服务及产品。其中所涉及的主流金融产品主要有四种:银行排除、信贷排除、储蓄排除和保险排除[3]。

    根据社会包容研究报告(2011)对爱尔兰家庭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大约有20%的家庭没有银行账户,31%的家庭没有任何形式的贷款(如银行信贷、透支或信用卡),51%的家庭没有储蓄,27%的家庭没有家庭财产保险。调查包括了爱尔兰5208户家庭信息,对于全国人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最易遭受金融排除的家庭

    1.银行排除的家庭

    调查显示,20%的爱尔兰家庭没有银行账户,而这些受到银行排除的家庭特征主要是:户主年老、失业、因疾病或残疾而丧失劳动力、没有学历,单亲家庭,廉租房的租户,低收入。

    2008年,在爱尔兰有71%的家庭没有贷款,65%的没有透支工具(有些人首先是因为他们没有银行账户)还有49%没有信用卡或储蓄卡。对以上三种进行综合考虑,在剔除了因为自我排除(不愿意借钱)而家庭无贷款因素后,全国有10%的家庭属于信贷排除的对象。

    有51%的家庭不能定期地进行储蓄,在以下几组群体中存在着高风险的储蓄排除。

    2.保险排除

    从调查中因为对保险排除的界定比较粗略,仅就简单的家庭财产保险做了询问。在这种粗略的度量中,27%的爱尔兰家庭没有参保。

    总体来说,通过对金融排除每一领域的分析,发现较高的排除程度存在于社会较弱势的群体中,包括失业家庭,单亲家庭,居住在廉租房的家庭,户主疾病或残疾等。分析显示,金融排除和低收入及贫穷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低收入家庭是最易遭受银行排除、信贷排除、储蓄排除和保险排除的群体。仅以无银行账户的比例来看,持续贫穷的家庭(60%)高于存在贫穷风险的家庭(36%),而非贫穷家庭只有17%。

    (三)金融排除的后果

    1.银行排除对家庭的影响最为严重。首先,就业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大多数的雇主只能通过银行账户进行支付薪酬。其次,会使消费和交易变得复杂繁琐。此外,由于很多公共设施供应商在收取费用时,现金支付的金额要稍高,因此没有银行账户的穷人反而支出更多。没有银行账户还会阻止这些家庭获得其他金融服务及产品,例如信贷、抵押和一些投资、储蓄计划等[4]。

    2.信贷排除迫使某些家庭不得不离开正规的金融系统寻求其他途径来获得资金。而这意味着要向贷款人或高利贷者支付高额的利息,从而遭受沉重债务负担。

第4篇：家庭金融调查范文

【摘要】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我国的经济正处于发展的状态当中，通过数据调查可以发现金融知识和投资经验对家庭的资产选择有着一定的影响，金融知识的掌握量关系到一个家庭是否会进入到金融市场当中，对家庭的风险投资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针对金融知识、投资经验和家庭资产选择展开系统的研究，发现诸多的因素对家庭金融投资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金融知识 投资经验 家庭资产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家庭金融的相关信息，而随着金融市场的变化，金融产品也逐渐多样多化，这些金融产品产生的资金利益促使家庭大量的投入到金融市场当中，现如今家庭需要理性的投资，对资产的配置实行最优化的处理。

一、家庭金融资产的概念

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而家庭金融资产就是特指家庭实际控制的经济资源，这一经济资源可以为家庭带来现金和维持基本的生活生产活动，为家庭的投资消费做出保障，这一经济资源主要是以货币进行计量的。

现今的家庭资产可以具体划分为实物的资产以及金融性质的资产，家庭所拥有的房屋以及土地，还有车辆等其他具有价值的用品都在实物资产之列，而家庭的金融资产具体指的就是权益类和债券类的资产，这是家庭应用消费之后产生的剩余资金得来的，家庭金融资产受宏观经济水平的影响，而家庭金融资产整体上会影响国家的金融发展状态，家庭资产也逐渐具有流动性和收益性，中国的家庭金融资产主要包括外币、现金和储蓄存款等。

二、家庭金融资产的特征

自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举措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处于迅猛的发展状态，市场晋级也处于不断的转变当中，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加，家庭财富的储蓄也正在逐渐的增加，家庭进入金融市场的步伐也就随之加快，而家庭金融资产也具有自己的特点。

（一）总量不断上升

我国的金融资产的总量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的增加，于三十年间已经增长了千倍，经济分配收入的改革促进经济的增长，家庭经济也随之增长，家庭的消费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现如今，家庭的金融资产已经越来越多，国家政策的调整使得收入分配合理化，家庭的现金和存款正在大幅度的提升，家庭的风险投资也不断的加大。

（二）绝对值低

家庭的整体收入和财富值会影响到家庭金融资产的总量，但是家庭收入的差距比较大，相应的财富值也会有所差距，收入高的家庭会更多的进行风险投资，资金的流动性也就相应的增大，随着金融总量的上升速度的加大就需要金融机构的介入，金融机构对金融的投资知识掌握的更加的多，同时拥有比较丰富的经验，能够帮助家庭获取更多的利益，金融市场的繁荣有待进一步的提高，以增加资金总量的上升绝对值。

（三）风险资产增加

我国金融市场正处于不断的完善的阶段，金融产品也是日新月异，金融市场为家庭提供了更多的金融资产形式的选择，可以为家庭提供风险资产，而家庭收入的增加也会促使家庭更多的选择将资产投入到风险市场当中，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为家庭金融资产提供更加完善的保护措施，家庭对风险投资的资产投入的力度也逐渐的加大。

三、金融知识和投资经验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

（一）金融知识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通过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家庭当中有从事金融工作的人对参与金融市场的积极性比较大，金融行业的家庭会更多的选择家庭金融资产的投资，从另一方面来讲，金融知识对金融市场有绝对的影响，金融知识掌握的丰厚的家庭参加到金融市场的概率就比较大。家庭财富的增加也会影响到家庭积极的投入到金融市场中来。

从教育程度上考量，高等教育的人的思想普遍较为理性，对金融投资的兴趣不大，也很少受到其他人的影响，从城市家庭上考虑，金融知识仍旧起着绝对性的作用，家庭的资产和收入对金融市场起着正向的影响。

（二）金融知识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

近年来，风险资产占据的金融资产的比重逐年加大，从调查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对金融知识掌握的程度较多的家庭会更多的选择风险投资，家庭的净资产以及收入对风险占比的影响也是正向的。随着年龄的增加，风险投资的比例呈现出先增加然后下落的趋势，位于六十五岁以上年龄段的人们对家庭资产的投资没有较大的影响，从受教育的程度分析，学历越高的家庭会相应的增加风险投资，也就是其掌握的金融知识影响着家庭资产的选择，而人均GDP对家庭资产的选择有着正向的影响。

城市家庭的生活成本较高，家庭要支付房子等固定资产的费用，在子女的教育当中也会投入大量的资金，相应的也会更多的选择风险投资以增加自己的资金收入，金融知识可以帮助家庭更好的分析风险资本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家庭增强风险的投入能力和相应的承受能力。

（三）投资经验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

投Y经验对家庭资产的选择有着重大的影响，从调查中可以发现，投资经验能够提高家庭风险资金的投入，投资经验对于现今的家庭的金融投资比较重要，经验越多就对金融市场的了解越多，相应的金融知识也就掌握的越多，对风险投资的信任程度也就越大，家庭会更多的投入到风险投资当中去，从人均GDP和风险爱好来看，投资的经验对家庭资产的风险投资和股票投资有着正向的影响。

投资经验对于家庭股票资产的影响是显著的，金融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对家庭风险投资的能力有着正向的影响，而投资经验对家庭的高风险资产有着显著的影响，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我国的经济命脉已经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影响了，而家庭金融资产对于金融市场有着直接性的影响，也就间接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因此，加强金融知识的培训对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家庭的税收可以鼓励家庭投入到金融市场当中。

第5篇：家庭金融调查范文

【关键词】 家庭特征； 金融机构； 信贷配给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07-0053-04

一、引言

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导致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是一个普遍现象（Jaffee & Russlle，1976；Stiglitz & Weiss，1981；Williamson，1988）。近年来，国内学者对金融信贷配给研究主要围绕信贷配给对农村经济和农村信贷市场的影响来展开。其中，研究信贷配给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主要从对经济发展的意义、造成的经济影响等方面（林毅夫，2000；徐忠、程恩江，2004；钟笑寒、汤荔，2005；张龙耀、江春，2011）。研究影响农村信贷市场主要从微观角度展开实证研究（朱喜、李子奈，2006；褚保金等，2009；李庆海等，2012）。

这些研究无疑非常重要，它们有助于我们了解农村金融市场，特别是正视信贷市场的现状，并为破解当前农村金融困境和寻求合适的改革方案提供了思路。但是这些研究没有很好地探讨申贷农户的家庭特征与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行为的关联性。事实上，申贷农户的家庭特征是正式金融机构作出信贷供给行为非常重要的参考信息，金融机构在贷款发放前，都要依据申贷农户的家庭特征及以往的信贷记录对申贷农户的信用进行审查，如果信用审查结果不好，金融机构自然会对农户进行信贷配给并据此确定信贷配给的程度。基于此，本文将尝试弥补这方面的空白。

二、理论模型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

数据来源于2011年初笔者在山东泰安农村地区收集，采用了三阶段分层抽样策略。第一阶段，按照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采取分类抽样的方法，随机选择了山东泰安的两个乡镇，分别是满庄镇和伏山镇；第二阶段，在每个所选的乡镇中再随机抽取两个村，共计四个村，分别是满庄镇的曹家寨村和新庄村，伏山镇的马家庙村和朱家庄村；第三阶段，在每个被抽取村庄中随机选择50～70户农户发放问卷或入户调查，共问卷220户。数据库中，收集了这些农户2006—2010年间的金融信贷活动、家庭基本情况等方面的经济社会数据。这些农户中，未参与金融信贷调查、未在2006—2010年间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农户有30户，在此期间向金融机构申请信贷的190户农户中有19户提供的信息不全，因此，本文分析中将这些农户剔除掉。最终本文采用的样本农户为171户。其中，102户遭受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占总样本的59.6%，这同我国大部分学者的研究，即中国农户受到信贷配给的程度至少在50%以上的情况相吻合（田俊丽，2006）。在遭受信贷配给的农户中，84户遭受完全信贷配给，占总样本的49.1%；18户遭受部分信贷配给，占总样本的10.5%，这表明农户遭受的信贷配给主要是完全信贷配给，这一点也同国内许多学者（例如李庆海等，2012）的调查相类似；其余69户的信贷申请均获得满足，不存在信贷配给。

（二）变量选择

本文所用的被解释变量是：信贷配给的程度是多少？这一变量是连续变量（Continuous Variable），用Level表示。解释变量反映农户的家庭特征，主要有：（1）农户自有的土地规模（Land）。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承包的土地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衡量信贷农户的期望收益。（2）农户信贷前的家庭全部资产的市场价值（Asset），包括房屋，土地，银行存款，农机具，农产品等。家庭资产值越大，其可被用作抵押、担保的资产就越多，农户受到信贷配给的可能性越小。（3）户主的受教育水平（Education），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信贷申请农户家庭的综合能力。（4）户主的性别（Gender）也是非常重要的变量，国外学者Fletschner & Kenney（2011）的调查研究发现，女性借款者信用往往好于男性借款者，因此，户主为男性的家庭可能较户主为女性的家庭更容易遭受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5）户主的年龄（Age），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农户家庭的家庭结构，农户的家庭结构越年轻，其农业生产能力和效率相对要好些，从而较少遭受信贷配给。（6）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总数（Labor1）。显然我国目前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一个家庭劳动力越充裕，农业生产的期望收益才会越高。（7）农户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总数（labor2），外出务工劳动力越多意味着农户家庭收入来源越多，抗击风险能力就越强，有助于信贷的偿还。（8）农户家庭无劳动能力成员总数（Nonlabor）。相对于劳动能力，无劳动能力通常意味着无法创造财富。因此，家庭成员中无劳动能力成员人数越多，就意味着家庭消费支出越大，这样的家庭遭受信贷配给的可能性也越大。（9）户主是否具有非农专业劳动技能（Skill）。作为一家之主，在我国农村地区户主通常意味着家庭经济的顶梁柱，因此户主具有非农的专业劳动技能意味着这样的家庭获取财富途径和手段多元化，这样的家庭也可能较少遭受信贷配给。表1给出了所有变量的定义、说明及统计特征。

（三）实证结果分析

农户家庭特征对信贷配给程度影响的估计结果见表2。实证分析表明信贷申请农户家庭自有土地面积（land）对金融机构信贷配给度有极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农户家庭自有土地面积越大，遭受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程度的概率越小；农户家庭自有土地面积越小，遭受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程度的概率越大，这与褚保金等（2009）和李庆海等（2012）的研究结论一致。他们的经验分析表明农户的耕地面积对其受到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的概率有统计上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这一发现也说明金融机构对信贷资金的供给更倾向于种植大户。另外，户主的年龄（age）对金融机构对其的信贷配给程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户主年龄越大，越容易遭受信贷配给；户主的年龄越小，越容易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这与褚保金等（2009）和朱喜等（2009）的研究结论一致。他们发现农户户主的年龄对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决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其他家庭特征变量如户主的教育水平、年龄、是否具有非农专业劳动技能，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非农劳动力人数和无劳动能力人数等对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程度的影响不显著，这反映出调查地区的正规金融机构对上述变量不敏感，可能的原因是正规金融机构并没有把向农户提供贷款真正作为自己的经营方向，而且其在信息收集成本方面也较高，因此没有动力去了解或评估样本农户的信用状况。

农户的家庭资产市场价值大小也没有显示出显著性，这虽与以往的研究结果显著反映了家庭资产价值越高的农户很少遭受信贷配给不同，但却暗示调查地区样本农户的家庭资产价值主要由其拥有的土地和建于宅基地上的住房市价构成的事实。由于中国农民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正式金融机构无权在农户违约时没收其土地和宅基地（含住房），因此，土地的抵押功能基本无法实现，因而无法提高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意愿。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山东泰安地区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家庭特征对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程度的影响。本文发现，样本农户中有59.6%受到了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户主的年龄和农户家庭自有的土地面积对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程度分别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其中，农户家庭自有土地面积有着极显著的影响（1%水平显著）。因此，在农村地区，能够减低农户受到信贷配给的最重要因素便是农户自有的土地面积，这一代表农户未来收益率的数值越大，越能降低农户受到信贷配给的概率。

本文的结论也为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未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深化离不开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我国当前法律明确禁止农业用地和宅基地进行抵押或者转让，这导致农户在信贷申请中能够提供给金融机构的抵押物相当有限，以至于相当部分涉农贷款只能开展小额信贷业务，虽然此类金融产品符合我国农村基层的信贷生态环境，但从建立现代金融业的理念看其成本收益比不佳，而且无法满足种养大户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对资金的有效需求。因此，如果允许农户将土地作为抵押品进行融资，那么金融机构会更主动地开展涉农贷款业务，因为相对于其他抵押品而言，土地无论是在价值稳定性还是市场接受程度上都较高，能极大地降低银行的信贷管理风险，进而可以发展出具备可持续性的农村金融商业模式。总之，鉴于目前农村金融市场上信贷配给现象依然严重，除了继续加大农村金融体制自身改革以外，农村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也需要同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 Dwight M. Jaffee，Thomas Russell. Imperfect Information，Uncertainty，and Credit Rationing[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6，90（4）：651-666.

[2] Josephe E. Stiglitz，Andrew We-

iss.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1，71（3）： 393-410.

[3] Oliver E. Williamson. 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 Journal of Finance，1988，43（3）：567-591.

[4] 林毅夫. 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 徐忠，程恩江. 利率政策、农村金融机构行为与农村信贷短缺[J]. 金融研究，2004（12）：34-44.

[6] 钟笑寒，汤荔. 农村金融机构收缩的经济影响：对中国的实证研究[J]. 经济评论，2005（1）：109-115.

[7] 张龙耀，江春.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中非价格信贷配给的理论和实证分析[J]. 金融研究，2011（7）：98-113.

[8] 朱喜，李子奈. 我国农村正式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一个联立离散选择模型的实证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3）： 37-49.

[9] 褚保金，卢亚娟，张龙耀. 信贷配给下农户借贷的福利效果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09（6）：51-61.

[10] 朱喜，马晓青，史清华. 信誉、财富与农村信贷配给：欠发达地区不同农村金融机构的供给行为研究[J]. 财经研究，2009，35（8）： 4-14.

[11] 李庆海，李锐，汪三贵. 农户信贷配给及其福利损失：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8）： 35-48.

第6篇：家庭金融调查范文

关键词：金融排除；爱尔兰；过度负债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7－0013－03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7.03

一、金融排除的内涵

根据欧盟在（2008）的定义，金融排除是指人们在获取或使用主流市场金融服务和产品的过程中遇到困难，这些产品和服务是能够使他们在所归属的社会中过上正常的社会生活的必需品，与文化排除、社交排除等构成社会排除的子集[1-2]。这一定义包含了四重涵义：一是对金融服务或产品的获得存在困难；二是对所获得的产品的使用存在困难；三是服务的适用性问题；四是金融排除对社会排除的影响。

二、爱尔兰家庭金融排除的现状

（一）基本情况

在爱尔兰，虽然在2008年经济衰退之前曾经经历了信贷及金融服务的极速扩张，许多爱尔兰家庭没有因此而接触到主流金融服务及产品。其中所涉及的主流金融产品主要有四种：银行排除、信贷排除、储蓄排除和保险排除[3]。

根据社会包容研究报告（2011）对爱尔兰家庭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大约有20%的家庭没有银行账户，31%的家庭没有任何形式的贷款（如银行信贷、透支或信用卡），51%的家庭没有储蓄，27%的家庭没有家庭财产保险。调查包括了爱尔兰5208户家庭信息，对于全国人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最易遭受金融排除的家庭

1.银行排除的家庭

调查显示，20%的爱尔兰家庭没有银行账户，而这些受到银行排除的家庭特征主要是：户主年老、失业、因疾病或残疾而丧失劳动力、没有学历，单亲家庭，廉租房的租户，低收入。

2008年，在爱尔兰有71%的家庭没有贷款，65%的没有透支工具（有些人首先是因为他们没有银行账户）还有49%没有信用卡或储蓄卡。对以上三种进行综合考虑，在剔除了因为自我排除（不愿意借钱）而家庭无贷款因素后，全国有10%的家庭属于信贷排除的对象。

有51%的家庭不能定期地进行储蓄，在以下几组群体中存在着高风险的储蓄排除。

2.保险排除

从调查中因为对保险排除的界定比较粗略，仅就简单的家庭财产保险做了询问。在这种粗略的度量中，27%的爱尔兰家庭没有参保。

总体来说，通过对金融排除每一领域的分析，发现较高的排除程度存在于社会较弱势的群体中，包括失业家庭，单亲家庭，居住在廉租房的家庭，户主疾病或残疾等。分析显示，金融排除和低收入及贫穷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低收入家庭是最易遭受银行排除、信贷排除、储蓄排除和保险排除的群体。仅以无银行账户的比例来看，持续贫穷的家庭（60%）高于存在贫穷风险的家庭（36%），而非贫穷家庭只有17%。

（三）金融排除的后果

1.银行排除对家庭的影响最为严重。首先，就业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大多数的雇主只能通过银行账户进行支付薪酬。其次，会使消费和交易变得复杂繁琐。此外，由于很多公共设施供应商在收取费用时，现金支付的金额要稍高，因此没有银行账户的穷人反而支出更多。没有银行账户还会阻止这些家庭获得其他金融服务及产品，例如信贷、抵押和一些投资、储蓄计划等[4]。

2.信贷排除迫使某些家庭不得不离开正规的金融系统寻求其他途径来获得资金。而这意味着要向贷款人或高利贷者支付高额的利息，从而遭受沉重债务负担。

3.储蓄排除和保险排除通常会使家庭在面临突发事件时缺乏安全保障或丧失流动性，在进入老年期时易导致贫穷。

三、爱尔兰家庭产生金融排除的原因分析

（一）供给方面

1.地理排除。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设立网点时，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在乡村地区和贫困地区少设或不设分支机构，使得这些地区的家庭无法近距离获得金融服务。

2.技术排除。技术进步（网络、电话银行）改变着客户传统意义上的银行模式。然而，对于那些害怕或缺乏技术设施的群体而言就存在着技术排除。值得注意的是，受到地理排除的家庭同样也容易受到技术性排除，特别是老年人或低收入家庭更不可能获得网络银行或电话银行的服务。

3.评估排除。源自金融机构对于客户风险的评估结果不符合要求。随着评估越来越严格，更多的因素也纳入进来，在爱尔兰申请人的学历和对英语技能的掌握也纳入进评估的内容。

4.条件排除。机构在提供金融产品时往往会附加一些条件，如利率或最低存款额的要求，对于某些家庭来说无法接受。再比方说，爱尔兰反洗黑钱的立法举措之一是需要客户提供身份证明，又会导致某些边缘人群无法拥有银行账户。

5.价格排除。金融产品的价格，如银行手续费、利率和保险费等，超过了客户的支付能力，对于收入低下、贫穷家庭来说则形成了一道障碍，阻止他们接触相关服务或产品。

6.营销和信息排除。金融机构营销对象主要侧重于中高端客户，对于那些低获利空间的市场则排除在目标市场之外。作为消费者来说，由于缺乏相应的金融信息、指导建议和教育背景同样也会导致金融产品使用的不足或选择失误。

第7篇：家庭金融调查范文

2012年5月13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了《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历时3年，对全国25个省、80个县(市)、320个社区（村）进行入户调查，最终获得8438份有效样本。结果发现，高达95.63%的农业户籍受访者家庭未持有任何形式的商业保险，而非农业户籍受访者家庭中这一比例达到90.72%。在持有商业保险的家庭中，平均保费支出4300元以上，其中非农村户籍占据更高的比例，而年龄在40岁到50岁之间的人又是购买商业保险的人群中占比最高的。

保险覆盖率极低

报告显示，我国90%以上家庭未购买商业保险。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吴卫星在接受《投资与理财》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的保险产品不是特别丰富，比如城市居民保险、农村一些基本保险，一般来说功能比较单一，而且覆盖程度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开发一些比较好的产品，可能会更容易让投资者进入。”

此外，中国的保险市场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而且中国市场上消费者对于保险的认知水平不高，因此很难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尤其在理赔、条款设计的合理性方面，消费者的满意度最低。

初高中学历人群成主力

不少人以为，学历越高的人，购买商业保险的意识就越强。

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公布的数据，就保险消费者的教育特征而言，初高中学历的群体是商业保险消费的主力，占比47.58%；博士学历和没上过学的人群占比较低，分别为2.3%和1.9%；本科学历人群占比则为14.2%。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学历最低和最高的人群，购买商业保险的比例很小，而学历中等的人，总体来说更愿意持有商业保险。

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持有商业保险

看看和商业保险相关的其他数据，记者发现很有趣的一点：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持有商业保险，其

转贴于

中女性占比50.78%，男性占比为49.22%。

第8篇：家庭金融调查范文

关键词：金融行为；大学生；金融教育

随着我国高等院校的扩招，我国大学生的数量快速增长，大学生成为金融消费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我国大学生而言，他们正处于社会化的重要时期，分析他们的金融行为，将其同美国大学生的金融行为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中美之间的差异，它对于我国开展大学生金融教育，从而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金融观、采取科学的金融行为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大学生金融行为调查

选取我国某高校（F大学）为研究对象，在2013年4月，采用随机问卷调查的方法，发放400份问卷，最终回收375份，最终的有效问卷为352份。在这份调查问卷中，主要调查的是大学生金融行为。调查数据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整理、分析，与此同时，通过相关文献资料，对中美大学生的行为进行比较，最终所获得的结果如下。

（一）F大学的大学生金融行为调查

1、金融来源

从调查结果来看，有95.2%的学生的经济来源是家庭，包括父母、亲戚，这部分的学生一般家庭条件较好；还有5.4%的学生是靠自己勤工俭学所获得；剩下的是家庭、自身都有的学生。

2、消费行为

第一，现金管理行为。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的现金管理能力比较差，没有良好的资金规划，存在较多的冲动消费行为。第二，储蓄行为。这项内容包括是否留有应急资金和是否定期储蓄这两项内容。根据调查结果显示，42.5%的学生有留有应急资金行为，另有39.4%的学生有定期储蓄的行为，表明一部分学生有一定的危机意识。第三，投资行为。由于学生资金有限，再加上投资理念不足，导致只有一小部分学生有投资行为。第四，信用卡管理。随着信用卡消费的不断推广，很多大学生的信用卡管理行为不活跃，表现在月透支额较高、还款行为有待提高等。

（二）中美大学生的金融行为对比

1、财务独立程度

在中美大学生财务独立程度上来看，美国大学生的独立性明显高于中国大学生：在被调查中的美国大学生中，有22%的学生已经基本完成财务独立，但F大学有95.2%的学生需要依靠家庭出资来维持生活开支，学生的财务独立程度不够。

2、理财知识情况

就中美大学生理财知识情况来看，中国大学生学习金融理财知识的渴望程度较差，这方面知识的掌握程度也不及美国大学生。

二、大学生金融教育的相关启示

大学生正处于社会化的重要时期，而金融行为又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为了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金融观，为今后的金融行为提供重要的帮助，必须要加强大学生金融教育。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金融知识的普及教育

大学生是社会未来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必须要具备一定的金融知识，从而可以更好地承担来自家庭、社会等的经济责任。这就要求我国金融教育要重视大学生金融知识的普及教育，从而大大提高学生的金融消费行为。

1、开展金融知识讲座

在大学教育中，对于那些非金融专业的学生，学校要积极组织金融知识讲座，让学生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接受金融知识的普及教育，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的金融知识，促使他们更加理性消费。比如要具备金融危机意识、减少冲动消费等。

2、开展金融活动

学校还要积极开展多种金融活动。比如演讲比赛、辩论赛等，同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一定的金融知识，实现理性消费。

（二）加强大学生德育教育

在大学生金融消费中，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信用管理方面比较差，不利于学生的良好发展。因此，学校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强德育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提升学生的道德修养，注重学生的诚信教育，从而采取良好的信用管理措施。

1、思想政治教育中穿插金融伦理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每位大学生的必修课，在实际的教学中，要求教师不仅要注重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而且还要重视学生的德育教育，在教学中穿插金融伦理教育，促使学生具备良好的金融伦理。

2、在日常教育中实行诚信教育

除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金融伦理教育之外，学校还要充分利用日常生活教育，比如班级会议、日常学生管理等，加强诚信教育，从而促使学生学会理性消费，加强信用管理。

（三）加强学生的财务独立教育

进入大学之后，大多数学生都是成年人，应该要学会独立，不管是生活还是财务，都要试着从父母的庇佑下走出来，这样才可以具备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因此，学校方面必须要加强学生的财务独立教育。

1、宣讲财务独立的重要性

大学生进入学校之后，学校就要采用多种方式（座谈会、演讲比赛等）向学生灌输财务独立的重要性，让学生了解父母金钱的来之不易，要意识到自己已是一个成年人，应该要学会财务独立，从而让学生树立财务独立的意识。

2、给学生提供良好的独立机会

学校方面要尽可能地创造机会，增加学生的生活体验，比如开展勤工俭学项目，加强与社会企业的联系，为学生争取更多的生活体验机会等，让学生学会自己挣钱，从而有效避免学生花钱方面的大手大脚情况，采取更加理性化的消费行为。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大学生是社会金融活动的重要参与者，由于大学生自身独特的特点，在金融行为方面还不够成熟。因此，学校必须要关注学生的金融行为，从加强金融知识的普及教育、加强大学生德育教育、加强学生的财务独立教育三个方面入手，帮助大学生树立良好的金融消费观，采取理性化消费行为，保障大学生的良好成长。

参考文献：

[1] 俞姗.大学生金融行为及其对金融教育的启示――基于F大学的调查与中美校际比较[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4）：164-172.

[2] 肖经建.消费者金融行为、消费者金融教育和消费者福利[J].经济研究，2011（S1）：4-16.

第9篇：家庭金融调查范文

此次调查的家庭财产主要包括，家庭金融资产、房产、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和家庭经营资产。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最值钱的家当由改革开放初的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转变为房产和金融资产。

房产成为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中最值钱的家当。城市居民家庭现有房产价值（含装修）户均为10.94万元，占家庭财产的47.9%，将近家庭总资产的一半。住房制度改革使居民住房迅速转化为家庭财产，一部分人以较低的价格购买了价值较高的原属于国家或集体的住房，在国家让利的前提下使个人在财产总量上增加了最有分量的一部分。截至6月底，中国城市居民户均家庭财产为22.83万元，大城市居民户均财产为27.74万元，将近小城市家庭财产的2倍。这主要是因为大小城市间房产价值的差异，大城市的房产要比小城市更有价值，使得大城市居民家庭财产价值远远高于小城市。

金融资产成为仅次于房产的第二大家庭财产，户均为7.98万元，占家庭财产的34.9%。城市家庭的金融资产主要由人民币和外币两部分组成。城市家庭户均人民币资产为7.37万元人民币，占金融资产的92.4%，这其中储蓄存款又以绝对优势排在了人民币金融资产的首位，户均5.12万元，占人民币金融资产的69.4%，其次是股票（A股）和国库券。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大约66.4%的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

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水涨船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已从十几年前的“十元级”、“百元级”、“千元级”上升到近几年的“万元级”、“十万元级”，消费品的档次越来越高，消费周期越来越短，折旧越来越快。耐用消费品（主要指非经营性家用汽车和购买原值500元以上，产品寿命一年半以上的消费品）在家庭财产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只占家庭财产的5%左右，户均拥有耐用消费品现值户均为1.15万元。

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性质实现了重大跨越，由先前仅仅拥有生活资料转变为不仅拥有生活资料，而且还拥有生产资料。城市居民户均经营资产2.77万元，占家庭财产的12.2%，10%的城市家庭投资于经营活动。经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原始积累，城市家庭的经营活动又形成一定规模，从事经营投资的家庭户均经营资产总值已达29.85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净值16.23万元，占54.4%。这类家庭的家庭财产结构与非经营家庭有着明显的差距。经营家庭除房产、金融资产及耐用消费品外，增加了经营资产，且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最大，接近四成，而房产只排在了第三位。

高学历的年轻家庭最富有

调查显示，占调查比例10%的最低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而占10%的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0%。那么，什么样的家庭最富有呢？成为富有的家庭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年龄、学历、职业等等，调查显示，高学历的年轻家庭最富有。

户主年龄在35-40岁之间的家庭财产最多，平均为28.20万元。家庭财产随着户主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减少。

户主年龄对家庭财产的影响

户主年龄户均家庭财产

（岁）单位：万元

35-4028.20

40-4525.87

45-5026.83

50-5519.37

55-6022.94

60-7016.23

70以上15.65

受教育程度和户主的职业对家庭财产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户主的文化程度越高，受教育的年限越长，家庭财产就越多。户主文化程度为硕士及以上的家庭其财产最多，户均为49.94万元；而户主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家庭，户均财产为14.39万元。

教育程度对家庭财产的影响

户主受教育程度

户主受户均家庭财产

教育程度单位：万元

硕士及以上49.94

大学本科37.29

大学专科30.43

中专21.21

高中18.17

初中15.28

小学14.39

从职业来看，股份企业负责人的家庭财产最多，为158.09万元；其次为私营企业精英者，其家庭财产为156.15万元。

户主的职业对家庭财产的影响

家庭财产占样本与平均

户主职业总额比重水平比

股份企业负责人15808770.636.92

私营企业经营者15615061.206.84

证券业务人员6526750.152.86

文艺个体户6016400.052.64

IT从业人员5698840.182.50

个体经营者5137624.452.25

银行业务人员4238870.931.86

社会中介人员3691700.201.62

教授3586090.201.57

事业单位负责人3486181.101.53

三资企业人员3432560.531.50

国家机关负责人3294751.401.44

国有企业负责人3252012.001.42

娱乐服务人员3187200.101.40

文艺创评人员3146330.081.38

高级厨师2876450.231.26

职业股民2614760.051.15

工程技术人员2591674.201.14

科学研究人员2372860.181.04

演员2236450.030.98

调查显示，有经营活动的家庭的财产明显高于无经营活动的家庭。有经营活动的家庭财产为64.87万元，无经营活动的家庭财产为17.67万元，前者是后者的3.7倍。

家庭财产在100万元以上的家庭，与大多数城市家庭的家庭财产结构有着明显的差异：他们的家庭金融资产和家庭经营资产比重明显高于平均水平，房产比重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财产在100万元以上的家庭其财产总量为253.45万元，其中家庭金融资产为98.27万元，占家庭财产的38.8%，高于平均水平8.2个百分点；房产为44.80万元，占家庭财产的17.7%，低于平均水平26个百分点；家庭经营资产为62.87万元，占家庭财产的24.8%，高于平均水平5.6个百分点；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现值为12.51万元，占家庭财产的4.9%，高于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

富人大富、穷人小富

中国城市家庭获得收入的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已从单一公有经济中取得收入，改变为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在非公有经济中就业，并从中取得收入，还有一部分人开始取得非劳动收入或财产收入。人们在各种经济中的就业结构及每个人的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导致人们从每种收入来源得到的收入差距程度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

从调查结果看，中国还没出现大规模的“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而是呈现“富人大富、穷人小富”的良好态势。各个阶层的收入都在稳定增长，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都获得了较大辐度的提高。10%的最低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年比1998年增长了2.9倍；而10%的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年比1998年增长5.4倍。

但各个阶层收入增长的速度有差距，这一差距还有加剧的可能。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速度远远低于高收入群体的增长速度，而且有进一步降低的趋势。10%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与10%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98年为3.1:1，到2000年则扩大为5:1。

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呈现较大差距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居民收入或财富分配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动趋势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对效率的极度渴求，使得收入或财富按人力资源和资本要素进行分配的比例越来越高，并极有可能带来“马太效应”；拥有较高技术或较多资金的群体获取的财富越来越多，而拥有较低（或没有）技术或较少（或没有）资金的群体获取的财富越来越少。

学会理财是当务之急

尽管生活越来越富裕，但中国人还不精通怎样更好地利用富余的钱，还不精于理财之道，89%的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性质尚停留在生活资料的层面。勤俭持家、量入为出的传统消费观念，对中国人还有着深刻的影响，居民的消费缺乏开拓性，使消费水平不会过快增长。近些年来，居民消费逐年的增长幅度总是低于收入的增长幅度，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且，从居民消费的周期性考察，目前正处于下一个消费行为高涨期的准备期，即缓变期。这一时期居民消费表现为低潮，但却大量积累资金，使得目前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偏高。

老百姓手里钱多了，却不积极消费，投资意识也较薄弱，“储蓄”就成最被推崇的投资方式。这一理财方式使目前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不尽合理，金融资产比重过高，家庭耐用消费品比重过低。

造成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增加的潜在社会原因是，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和未来生活不确定经济因素的增加。原来由国家统包的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逐渐改革为由国家与个人共同负担，如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这就为居民家庭未来的经济生活增添了不确定因素。为了保证现在尚不确知的未来所必须的开支，居民只有现在就尽量多储蓄资金。今天的钱明天花，形成预期消费扩张。这也使储蓄的性质由以前的“节俭型”转变为现在的“储蓄型”。由此，居民金融资产近年来快速增长，且受传统观念影响与风险性考虑，大多选择了银行储蓄。这就造成银行存款大幅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