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理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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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学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关系

引言

很多学者认为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的关系就是理论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基础，而今应用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的具体实践和应用。然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现在普遍存在着轻理论以及重实务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存在使我国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受到了较大的局限。必须要认真的梳理清楚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够与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相适应，并且能够对我国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的指导。

1.我国轻理论以及重应用的经济学研究现状

1.1出版界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片面倾向

目前出版界普遍的认为，相对于理论经济学而言应用经济学的成果更加受欢迎，因此现在很容易发表和发行关于应用经济学的刊物或者论文。相比之下，大部分的出版社并没有对理论经济学研究成果具有太大的兴趣，而且往往会冷淡理论经济学的投稿作者。甚至还有一些出版社将一些硬性的规则和条例颁布了出来，要求作者如果要出版理论性学术专著必须要对相应的资助金进行提交，而且资助金额均有非常高的额度，这样就导致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很难发表出来，造成了这一类高水平学术著作的严重流失，从而严重的影响到了经济学的整体发展。

1.2不受重视的理论学术研究

在应用经济学在我国的经济研究学术界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这样就导致很多学者急功近利，对经济利益和名誉进行片面的追求，特别是在研究和解决各种经济实务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多的人才，很多学者不惜运用各种手段从而能够在应用经济学的研究队伍中加入进去。而现在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却变得越来越冷门，由于经济实务问题以及应用经济学方面集中了大量的年轻的学者，因此造成理论经济学研究严重的缺乏人才[1]。

2.导致经济学研究出现片面倾向的主要原因

市场从客观上调控的人们对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进行追求的行为，现在理论基础研究具有见效慢以及收益少的特点，而应用经济学则恰恰相反，因此不管是学校研究人员还是学生都对应用经济学在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方面存在的巨大潜力具有充分的认识，因此使得应用经济学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学校的研究基金大量的倾斜于应用经济学，而经济刊物编辑社和出版社也对市场效应和经济利益进行片面追求，从而忽视了自身应该在学术研究中需要承担的各种责任。总之，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应用经济学占有了大量的资源和人才，最终造成理论经济学严重的缺乏发展的动力[2]。

3.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从本质上来讲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就是实践和理论的关系，理论体系告诉我们，实践是理论的来源，而理论又能够对实践进行指导。然而现在在很多人看来理论经济学只是具有学术价值，真正具有实际价值的是应用经济学，只有应用经济学才能够将各种经济问题很好的解决掉，哪怕不需要理论经济学，只需要有应用经济学就能够对企业进行很好的管理，并且可以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然而理论告诉我们事物都是有规律的发生和发展，而且其规律具有不可替代的客观意义，只有具备基础理论上的支持，才能够真正地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只有充分的认识到这一理论，才能够将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真正的找出来，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最终能够有效的避免出现类似问题。因此，只有大力的发展理论经济学才能够将前进的动力提供给应用经济学，并且能够将各种经济变化和现象的理论依据和价值找出来。

总之，要想真正的对应用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首先必须要将理论经济学作为指导。而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也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因此，从本质上来讲现有的片面化的重实务、轻理论的的思想属于一种本末倒置的落后观念[3]。

3.对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片面发展的问题进行解决的有效对策

3.1促进学术界研究现状和观念的积极转变

现在我国的学术界过于倾向于对应用经济学的研究，要想保证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实践平衡发展，首先必须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学术界在经济学方面研究现状和观念的积极转变，并且将当前轻理论以及重应用的研究误区扭转过来。积极采用政策上的支持、鼓励以及研究基金的投入措施从而将更多的动力提供给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将更广阔的前景和发展空间提供给理论研究者，这样才能够使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中集中更多的学术工作者，使当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片面现象得以根本解决，并且充分的保证两大学科之间的平衡发展。

3.2对经济学教育观念进行积极的革新

不管是学校也好还是教师学生也好都必须要清楚的认识到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具有缺一不可一击相辅相成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要深刻的了解理论经济学指导应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植根于理论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并且要积极地鼓励教师和学生展开对基础经济学理论的学习，这样才能够使学生在理论经济学的学习中自觉地参与进来，并且致力于自身学习和实践基础理论的不断加强，对理论经济学进行积极主动的钻研。

3.3对教学手段和学习方法进行创新

教师在对理论经济学进行讲授的时候要尽可能的避免采用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方式，这样很容易导致课堂学习变得十分乏味和枯燥，很难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在具体的理论经济学教学中必须要鼓励学生多交流、多思考以及多阅读，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拓宽学生视野以及启发学生思路的作用，同时还要对学生的写作进行积极的鼓励，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必须要对学生进行引导，使其在学习应用经济学以及理论经济学的时间和精力得到有效的平衡，最终能够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4]。

3.4真正的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对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性进行强调，并不是要将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分割开来，如果完全脱离实际的纯理论也并不具备对实践进行指导的作用，因此必须要密切地结合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才能够保证理论经济学研究的长远进步。在对经济学人才定向培养的时候也要注意到使经济学研究人才真正的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紧密地结合经济学实践以及基础理论的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相关的理论，并且能够更加有效的认识经济实践活动，最终能够使经济研究者能够对所拥有的知识进行充分的运用，从而将经济实践活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解决掉。

4.结语

各种应用经济学的基础就是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由于理论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而具备了更强大的动力和支持，如果只是对应用经济学进行研究，不具备扎实的理论经济学基础，那么其无异于纸上谈兵。因此应用经济学要想实现更好的发展，必须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学作为基础和指导，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的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1]余斌.“第二届全国现代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创新研讨会”综述[J].研究，2011（08）.

[2]程恩富，王朝科.用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J].教学与研究，2012（02）.

[3]刘汉林.从经济学的分类看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4）.

第2篇：经济学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传媒经济学；概念；研究对象；理论范式

传媒经济学是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的交叉学科，是传媒文化跟随时展的最新成果。现代社会经济现象成为新闻传播业关注的焦点，促使传媒业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传媒经济是传媒的信息传播活动引发的经济现象，并且越来越成为主流的社会经济现象，传媒产业也逐步成为各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1]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大背景的影响，科技的发展、产业链的延伸、管理制度的升级、国家政策的调整以及传媒行业自身的转型与改革等等，都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学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下文从传媒经济学的概念，研究对象等方面简要介绍传媒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初步建立起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架。

一、传媒经济学的概念界定

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跟随传媒行业的发展而兴起，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院校就将“传媒经营管理”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必修课，开启了国内对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大门。但由于传媒经济学涉及多门学科，加之其为新兴学科，缺乏充分丰富的研究材料，国内外学者对于传媒经济学的概念界定并没有统一的说法。我国真正开始关注研究传媒经济学则是近20年代的事情，随着国内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对传媒产业的新要求以及受到国外先进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影响，点燃了我国对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热潮，不少专家对于传媒经济的概念提出了新的看法，例如周鸿铎在《传媒经济导论》中指出传媒经济是研究人们在传播活动中所支配的各种资料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利用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以传输信息为主要任务的各种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的投人与产出的比例关系， 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类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规律。媒介经济学理论可以使媒介经营管理人员了解如何以最小的成本、耗费最小的资源来实现同样的社会效益目标， 而社会效益目标是媒介经营的一个约束条件。众多学者都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引发了人们对传媒经济学的重视，为今后全面深入地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传媒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

“规定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必须概括学科的实质，体现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显示与相邻学科的联系与区别，简明扼要地为学习这门学问的人提供一个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2]每一个发展的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传媒经济学当然也并不例外。从传媒经济学的名称我们不难看出，概括来说，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涵盖传媒学、经济学、传媒产业发展运行引发的经济社会影响等等，因此传媒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与研究方向与经济学是基本一致的，但因为传媒经济作为新兴学科的限制，以及受到时展，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传媒经济学又具有和经济学不同的特性。

首先，无论是哪个研究学派，对经济学的研究旨在围绕“产业”来合理配置有限的社会资源，而对这种“产业”关注与研究的默认前提是承认收益与投入是成正比的，“在生产技术不变和一些投入为固定时，增加一种可变成本投入所增加的产量（边际产量）递增，但如果这种投入一直增加下去，所增加的产量就会递减，甚至成为负数。这是因为开始时，可变成本增加使固定投入得到更充分利用，但如果一直增加下去，固定投入已得到充分利用后，可变投入的效率就递减了。”[3]但是传媒产业并不适合这种默认规律，传媒产业是初始高“生产成本”，后期低生产成本行业，其实道理也非常简单，比如各种传播媒介，电视、广播、报纸等等生产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但后期复制成本却十分低廉，特别是对网络科技发展普遍性如此之高的现代社会来说，媒体复制的成本几乎为零。

其次，一般产业要保证其健康长期有效地科学发展，就必须要求经营者或者是管理者时刻保持冷静的态度，消费者相应也会沉着思考自己究竟需不需要这种东西，购入后其使用价值是否与其价值相符，因此，一般产业的生产、管理、消费环节都极具节制性，更多关注的是各个环节的有效收益。传媒行业并不是如此，生产者与消费者对产品的价值评判经常会出现误差，比如一本专业性极强的书籍问世，可能只会有少数真正需要的人才会购买，但是对于生产者（可以使作者或是出版社）来说，这本书的发行可以改变文学的发展轨迹，或是开创某一领域的先河，其社会价值与长期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再次，一般产业的价值衡量往往是看得见的，使用材料的优劣，消费者需求的多寡等等都直接影响的产品的价值，并且体现在“价格”上。传媒行业作为一种特殊行业，价格与价值并不能完全划等号，比如一份报纸的价格并不能简单用纸张的成本作为标价标准，电视、电影、广播、网络等等的价值实现更多的是通过其“社会价值”来实现的，是可以没有价格的，“没有价格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直接连接，通常纪录消费者对攻击进行选择的手段就会有重要失灵”。 [4]

三、传媒经济学的理论范式

《2010 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根据2010 年2 月为止收集的各种数据进行统计和计算，2009 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产值为4907.96 亿元，比2008 年增长了16.3%。[5]传媒经济学由于产生的社会背景的复杂性以及开放性，融合经济学与传媒学甚至管理学在内发展为一门综合性极强的负责学科，因此，传媒经济学可借鉴多种学科理论并结合学科特点建立起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

1、本位研究

传媒经济学极具学科独特性，不能单一地用经济学理论或是传媒学理论作分析，我们可以多去关注传媒经济学本身的学科特征，并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一些有研究意义的重要课题。

2、结合产业经济进行传媒经济研究

侧重于研究传媒经济学的经济作用，将市场，产业结构，产业融合、产业布局等等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重点，去分析市场经济下传媒经济学的独特发展状况。

3、结合传媒和管理进行传媒经济研究

传媒经济学中有充分可供研究的管理与传媒因子，比如传媒产业如何通过科学的管理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经济动荡对于传媒产业的影响、生产者在传媒行业中的经济作用等等都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成长起来的传媒经济学具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加强对传媒经济学的深入探索研究，不断规范研究方法，增设多种研究方法，为建立完善的传媒经济学理论提供有利条件，指导我国传媒产业健康茁长成长。

【参考文献】

[1]崔保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范式[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4）.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6-7.

[3]梁小民.经济学是什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68.

第3篇：经济学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传统经济 循环经济 资源 环境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激化了经济活动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人类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逐渐缩小，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循环经济的概念。循环经济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循环经济逐渐被我国认可和引用，相比之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其显示了自身的优越性，因此，需要有关人员不断对循环经济理论上进行新的探求。

一、循环经济理论与传统经济理论的区别

（一）内涵上

传统经济学是指以“经济人”为理论的前提假设来研究人类社会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科学。其中，“经济人”内涵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且人都是自私的；第二，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都精通算计。

循环经济学又叫做物质循环流动型经济。是指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为核心，在人、自然和科技发展的环境下，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以及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过程中，将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来增长经济价值的方式，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

（二）物流方向上

传统经济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是由资源―产品―消费―排放几部分构成的。人们通常通过生产和消费，最大限度上的将地球上的资源开采出来，并将产品生产和消费之后的空气污染物排放到空气、土壤或者水系之中。

循环经济是从将资源环境保护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以实现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开采和利用资源。实现清洁生产、废弃物、开采资源的综合利用，并将可持续和可重复利用的资源进行循环利用。在物流方向上形成了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反馈流程。

（三）基本特征上

传统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而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减量化能够减少生产和消费中物质能源的流量，再利用能够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再循环能够将产品使用后的产生的垃圾资源转变成再生资源。

二、循环经济在传统经济理论上的发展

循环经济较之传统经济，其倡导的是一种和环境和谐发展的经济模式，其最终发展目的是实现资源的最优生产、减少浪费和废弃物的排放。相比传统经济而言，循环经济主要在理论上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

（一）新的发展观

传统经济将经济发展和进步等同于经济增长，将社会发展仅仅归结于国民经济增长，这种片面、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严重危害了人们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而循环经济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的虚假性观念，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新的发展观。新发展观认为，生态环境的承受力以及自然资源的可开采率都是有限的，社会的经济发展不能进行超越自然环境承受力的开采，要实现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要能够为了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放弃局部的经济利益以及眼前的利益，杜绝急功近利的追求经济效益。

（二）新的价值观

循环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在：第一，自然环境本身具有价值，主要表现在自然环境和人类劳动实践开采的关系上，人类劳动能够提高资源环境的价值，反之，也能够降低资源环境的价值。第二，通过资源开采所获取的经济价值要与其所造成的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相协调。打破传统经济学中将三者孤立的局势，禁止由于过度追求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对环境价值造成的损害。新的价值观指导循环经济的实践中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循环经济的新的价值观在考虑自然时，不能将其视为材料的垃圾场，要在利用资源的基础上维持其循环系统；第二，循环经济的新的价值观在考虑科技时，要考虑到科技力量对自然环境的修复能力，发展和应用有益于环境的科学技术；第三，循环经济的新的价值观在考虑人自身发展时，不能只考虑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还要积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

（三）新的资源观

传统经济中，人们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获取，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制开发，最后导致大量资源的枯竭。同时，传统经济没有考虑到资源利用带来的负面效应，导致了全球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而循环经济在实践和认识、认识和实践的发展中形成了新的资源观，提出人们对资源开发要尊重人和自然资源和谐的规律，要实现经济、环境、社会的共同发展。因此，循环经济要最大程度上实现减量化、再使用以及再循环，从资源开采到资源利用、生产、处理等各个环节全方位地实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战略。

（四）新的生产观

传统经济的生产观念是最大程度上对资源进行开采，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获取经济和社会效益，对自然资源带来了浪费。而循环经济观是要在考虑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的实际承受能力来对资源进行开采，且在开采中注重对资源的合理化开采，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资源浪费现象的发生，创造出了源源不断的可持续的社会财富。循环经济的新的生产观要求，在资源开采、加工、利用和处理中，要按照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同时，在整个过程中要尽量开采可再生资源，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比如：可以利用太阳能、风能等资源来实现社会经济效益，也可以用知识投入来替代物质投入，从而实现资源的良性开采和使用，实现可持续生产。

第4篇：经济学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工程经济学；工业工程；中国；美国；工程模型；19世纪

关于工程经济学的产生，一般可以探究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当时，这门学科以工业化生产为背景，在西方文明发达国家得到大范围地使用。它在制造工程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工程学等学科基础上萌芽发展起来，可以看作是一门交叉的复合型学科。

现代工业工程则以大规模工业生产为其着眼点。它将原材料，物料价格等因素进行利用，为经济发展做贡献。从而，对于工业生产过程系统作用，以此来不断地提高生产率和社会经济效益。并且，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它的内容在和丰富中持续进步。

工程经济学这门学科的产生，在一般意义上，可以探究到到19世纪初期。工程经济学是工业工程核心专业课之一。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充分地运用了多种学科之间的复合效果。譬如，数学里面的复变函数模型，新的物理学实验模型，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还有管理科学的模型，以此提高经济效益，提高生产效率，节省时间和资源。

反观中国，由于我国的工程产业经济系统面临资源利用率低下，效率不高。由此可见，我国的工业工程是企业和整个产业经济进一步升级的的关节点，能否充分发挥工程经济学的作用影响重大。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工程经济学起步晚，发展过慢。中国的工程经济学研究大约起始20世纪50年代初期，而后开始得到大规模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迅速得到发展，从此逐步形成工程经济学的模型理论和分析方法架构。在1920年，为了提高产品质量，提出了质量管理的新理念。这个概念，是将管理分析科学统计方法模块化系统化，产生出来的一种系统思维。但是，它以产品设计的技术要求为前提，有一定限度的要求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直到20世纪30年代，一位美国大学教授发表了一本关于工程经济学的初创性著作，这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被誉为工程经济学的理论先河代表。其创始人由此构建了这门学科的概念。

工程经济学中最为重要的价值工程的基本概念，最初产生于美国。是以提高产品价值为功能的一种新的技术方法。其基本立足点，首先在于产品提供用户所要求的效果和作用。从研究功能出发，为用户提供所希望的便捷物品和生产成品。通常来说，一般认为的工程经济学其创立者之一，是美国一家著名公司采购部门的主要工程师之一。为了降低成本，这家公司不断地思考创新方法和思维。经过深入细致地考察，总结出了能够新的不同的功能的时候又能完成任务。然一般应该从从产品新创作方案开始着手。可靠地，稳定地实现的必要功能，工程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之一就是从用户各种不同要求的作用，从而降低成本，增加效率，为生产发挥更大作用。

此外，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在普通意义上，无疑是需要大规模地使用工程经济学的思维。工程经济造价，与工程项目造价在这个环节的确定。然后，等到工程项目竣工，计算施工进程中的费用。由建设单位编制的工程完工后的价格来做出决定以便于为今后施工制定一个大概的费用支出预算因此，工程经济学的从业者需要不断更新专业知识，及时了解工程造价管理思维，注意专业知识还有技能的及时更新。在这些的基础上更好地适应新技术和新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市场竞争环境的日益复杂，传统工程经济专业知识难以解决新问题。

其中，工程项目建设投资，投资效果分析是工程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成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管理模式不断的改变，需要探讨新的工程经济理念来服务于新的时代。

首先，充分利用宏观调控手段不断调节经济和工程项目，确认市场产品价格的稳定。与此同时，工程监理制度在中国国才开始试行，处于试验阶段。

其次，工业工程的实践要求工程经济相关专业人员充分重视工程初步造价预算，合情合理地估算工程实践，确保根据工程实际所计算出来的模型能够正确地反映出工程建设的实际需要，使国家有限建设资金得到有效的利用。

再次，加强工程造价管理。这个是工程所要求的必备条件，如此才能够真实地反应出工程目的的真实性，并且使得工程造价合理。故而，我国的工业工程理论还有工程经济学的发展，在各方面发展尚且不完善，需要进一步的从实践中得到使用和提升。因而，市场中产品价格不确定性较大，市场产品价的格准确性与工程经济造价的准确性相关，甚至会直接影响到工程造价的预算质量。再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模式不断改革与发展，在工程项目造价过程中各项费用没有固定的标准。同时，还要充分利用先进的计算机科学技术，以利于技术与经济的统一和结合。使工程造价的价格因地因时变化调整，以便于设计人员更好地了解市场价格的动态因素，使之能够真实地反应出工程造价的准确性。使得工程经济学更好地为经济实际做出贡献。

结语

从以上工程经济学整个发展历程，不难看出，这门复合型学科起源于美国，是将工程学的模型和经济学，管理学科学地结合起来的一门实践性学科。

它从美国传入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迅速在中国国美工程实践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不仅在理论层面对各种工程项目进行指导，也在实践层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以料想，工程经济学在中国必定会有更大的发挥空间。放眼未来，中国必将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成熟度来走向新的世纪，这个过程必定会伴随着工业工程专业以及工程经济学的巨大发展。

现在我国许多高校已经在大力开设工程经济学的相关课程和模拟实验以及学生实践活动，相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工程经济学的发展和提升。

参考文献：

[1]许婷华.工程经济学.科学出版社.

[2]李南.工程经济学（第三版）.科学出版社.

[3]王东华，高天一.工业工程.北方交通大学出版社.

[4]于玲.显控面板生产流程改善.上海交通大学.

[5]虞显松.价值流图在产品生产中的应用研究.苏州大学

第5篇：经济学的理论范文

一、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魅力所在——支付体系中性

新货币经济学者认为在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支付体系里，不会再有因货币供求失衡引起的宏观经济波动，这正如萨伊所说的“供给创造对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支付体系是中性的，银行和个人的支付与交易清算活动不影响作为记账单位的任何资产或资产组合的购买力，不影响一般价格水平。

法马(Fama，1980)认为在这种支付体系里，莫迪利安尼—米勒的纯财务决策无关性定理同样适用于银行：“银行代表存款人持有资产组合，因为它可以更有效地维持支付体系。……但银行只是存款的被动供给者，银行体系在价格决定及实际经济活动中至多只是被动的影响因素。”我们下面把新货币经济学的支付体系与传统的金本位制度相对照，以理解法马所描述的这种支付中性。

在金本位制下，记账单位是金，法律规定1个货币单位(如1美元)的含金量，一般价格水平的决定可简单表示为：P=$／CPI消费品组合：($／单位量黄金)X(单位量黄金／CPI消费品组合)。其中，CPI消费品组合表示计算消费物价指数的消费品组合；($／单位量黄金)表示单位量黄金(如一盎司)是多少美元，它是法律规定的；(单位量黄金／CPI消费品组合)表示黄金与构成消费物价指数的商品组合之间的相对价格，即一个消费物价指数商品组合相当于多少黄金。在金本位制下黄金既是记账单位，又充当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说，黄金作为基础货币，充当银行同业清算手段，它同时也直接用作交换媒介(金币可以直接流通)。银行为了保证其票据兑现，必须自己持有一部分黄金储备。这样，银行的储备选择行为会影响作为记账单位的黄金的需求，会影响黄金与其他商品的价格(单位量黄金／CPI消费物价组合)，从而也会影响名义价格水平。

法马认为作为记账单位的物品可以是任意的，如石油或钢铁都可直接用作记账单位，即一般价格水平也可以由一个CPI消费品组合等于多少升石油或多少公斤钢铁(P=石油单位数／CPI消费品组合)来定义。格林菲尔德和伊格尔(Greenfield & Yeager， 1983)更设想创造一个特别的新记账单位，使得它与实际用于交换媒介的任何商品分离。他们把这种抽象的记账单位称为“Valun”，为了使一般价格水平具有稳定性，Valun被定义为由大量标准商品的特定数量组成。一般价格水平由Valun与CPI消费品组合的相对价格决定，即P=Valun单位数／CPI消费品组合。虽然只有在Valun的组成与CPI消费品组合完全一致时，一般价格水平才会完全稳定(为1)，但格林菲尔德和伊格尔注意到，由于大数定律，以商品组合(Valun)为单位的价格水平比以任何单个商品如金为单位的价格水平更为稳定。格林菲尔德和伊格尔设想作为记账单位的Valun并不充当交换媒介。银行可以用它或交易对手认为的最合适的任何资产，作为兑现其存款账户或银行票据、支付同业债务的工具，如土豆或金等。1单位的银行票据代表对1单位Valun的求偿权，但银行可以用任何资产兑现其发行的银行票据。用这些资产兑现银行票据时的兑换率(如1单位银行票据兑换多少单位的土豆)是随时变化的，以补偿该资产(土豆)与Valun商品组合间相对价格(土豆单位／Valun商品组合)的变化，从而使银行票据的价值(单位银行票据／Valun组合)不变，即(单位银行票据／土豆单位)·(土豆单位／Valun组合)：(单位银行票据／Valun组合)不变。因此，在新货币经济学的世界里，即使在金被用作交换媒介的情况下，也与金本位制存在本质的区别：1单位银行票据兑换的金是变化的，它反映着金与记账单位Valun组合中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而金本位制下，由于金同时又是记账单位(一般等价物)，1单位银行票据兑换的金是固定的。

可见，在新货币经济学设想的这种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支付体系中，银行的储备行为并不会影响一般价格水平(银行票据的价值，即购买1单位CPI消费品组合需要多少单位银行票据，亦即CPI消费品组合与记账单位Valun商品组合的相对价格)。如果银行以土豆作为储备资产，它对土豆需求的变化影响土豆的价值(即土豆与Valun商品组合间相对价格)，从而会引起土豆兑换率的变化，但如上所述，银行的这种储备调整行为并不影响银行票据的价值(即单位银行票据／Valun组合)。这就是上面法马所说的银行体系“在决定价格和真实经济活动中至多只是被动的影响因素”的含义。

在金本位或法定货币本位下，一个封闭经济里如果发生对基础货币(本位货币)的需求或供给发生变化，一般价格水平(货币的购买力)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经过一般商品和劳务名义价格的较长时间调整过程才能实现。为此，费雪尔(Fisher，1926)曾设想通过调整政府规定的单位货币(1美元)的含金量，从而免除一般商品劳务名义价格的长期调整过程。而在新货币经济学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相分离的支付体系里，对用作交换媒介的某种资产的过量需求或供给，可以随时通过市场上这种资产与记账单位Valun的各组成商品间的均衡价格的调整而消除，它并不影响一般价格水平。随着用于交换媒介的资产的市场迅速出清，对其他资产(商品)的过量供给同时趋于零。因此，这种支付体系对于实质经济活动来说是中性的，不会出现对交换媒介的过量需求引起总供给过剩、并最终导致实质经济活动收缩的情形，而这种状况可以说是存在基本货币(本位货币)的货币经济里宏观经济波动的基本原因之一。换句话说，由于“货币”市场连续地趋于出清(即对任何用于交换媒介的资产的供给与需求连续地趋于均衡)，“萨伊定律”趋于成立。

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另一个优点：由于用作交换媒介的资产的价格(用Valun表示)具有灵活性，这消除了传统部分准备金制下的银行体系所面临的挤兑风险。任何对用作交换媒介的资产需求的增加都不会导致银行储备的枯竭，而只是提高这种资产用Valun表示的价格，银行可以用更少的该种资产来清偿用Valun表示的负债。

二、实现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前提——一般均衡

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商品、金融资产和交换媒介的价格如何决定?商品的价格应以Valun为单位；银行票据应以Valun计价，它们可能以低于或高于面值的价格交易；同样，类似于共同基金的交易账户的余额也必须连续地用Valun定价。问题在于，现实中在根本不存在Valun(某种商品组合)的市场交易的情况下，如何以Valun为单位对商品、劳务、金融资产及交换媒介进行标价呢?现实中存在的是各种具体商品的市场，即各种商品(包括Valun组合中的各商品)、金融资产间的交易，为了得到各种商品和金融资产以Valun表示的价格，我们只能在所有单个市场都均衡，形成均衡价格后，才能计算出单个商品以Valun表示的价格。这就需要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的拍卖机制，然而这种瓦尔拉斯拍卖者在现实世界中一般是不存在的。正如怀特(White，1984)指出的，在现实世界里，人们将用占主导地位(即交易最频繁)的资产作为交换媒介，并以此作为记账单位(价值尺度)对其他资产标价，以使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最小化。

第6篇：经济学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制度企业家精神 制度理论 制度经济学

引言

Eisenstadt（1980）引入“制度企业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作为动员资源变革、建立制度以有利于利益人而扩展了制度理论的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家也引入了各种术语，例如“制度企业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和“产权企业家（property rights entrepreneur）”（Anderson and Hill，2002），以概念化追求自我利益发起制度变革获取经济利益的人。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研究自此演进为两个并行的流派：制度理论的制度企业家精神理论，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企业家精神理论。

制度理论在历史上集中研究组织的同质和同构行为的制度化（DiMaggio and Powell，1983），但在近些年来的文献中开始研究制度环境的内生变迁。由此引发了大量的关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理论文献的出现，这些文献集中研究追求自我利益的人利用资源来改变或建立制度结构（Battilana et al.，2009）。

制度经济学家也考虑在驱动制度变迁中追求自我利益的人的作用（Coase，1974）。在近些年的文献中，Anderson and Hill（2004）使用“制度企业家”术语描述那些致力于建立和重组产权及其他制度结构以利用经济机会者。他们认为，传统的企业家是那些通过采用新方法生产新产品的人，而制度企业家要设计新的制度安排，影响制度变迁以获取经济价值。

虽然把理性和自我利益引入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学的研究，使得制度理论更接近于制度经济学，将文化的和社会的观点引入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学的研究，使得制度经济学更接近于制度理论。然而二者对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方法仍然保持分离的状态。

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比较

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流派的学者都研究了制度企业家精神，认为个人在寻求自我利益时会能动地推动制度变迁。两个流派研究制度企业家精神的视角都背离了其学科关于个人和制度关系的主流假定。制度理论的研究较大地偏离了其传统的同构性和制度特征的中心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产生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不满，并且它能够解释人的行为。这两个视角都强调了把人的行为和能动作用应置于经济学和社会制度研究的中心。

制度理论认为制度是在社会方面构建的规则体系或行为规范，以产生例行常规的行为（Jepersson，1991）。近年来，制度理论学家也提倡在形成和破坏制度方面要强调能动的、有目标的行为的作用。这个方法假定个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中，改变制度环境使其与他们的个人目标相一致。他们使用“制度企业家”作为人，“制度企业家”利用资源改变或建立制度结构（DiMaggio，1988）。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集中于经济和市场运行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制度的效应。制度是“人类设计的约束，约束形成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North，1990）。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被追求自我利益者的行为推动处于持续演化和变迁的状态（Anderson and Hill，2004）。

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方法有着明显的分歧。制度理论采用了更加社会学的方法，集中于组织学的领域及行动者怎样合法地从事企业家精神的活动。制度经济学更集中于通过建立法律和政策以实施产权，这些学者常常认为制度变迁是成本和收益的权衡。

本文总结了基于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制度企业家精神的文献，比较了两个流派在解释制度企业家的性质、制度类型、制度企业家精神的决定因素、制度变迁的机制以及经验研究的集中点等方面的异同（见表1）。

（一）制度企业家的性质

1.制度理论。在制度理论的视角下，制度企业家认识到了制度的过时，设计新的制度安排，并从事各种策略（例如，贮藏资源，动员投票人等）进行制度变迁（DiMaggio，1988）。因此，制度企业家反映了制度状况并且能够挑战现存的规则和实践；制度化他们拥护的规则和实践。

制度理论关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研究视角的特征是：企业家是一个制度的创新者或者制度变迁的人，是由广泛的动机所驱使（Dacin Goodstein and Scott，2002），并且在不同的环境中起作用。这些企业家被职能或经济压力所激励、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所激励，在实现他们的目标中，制度企业家会发现在其组织中或更宏观的背景下制度重构的机会。

2.制度经济学。在制度经济学领域中，企业家被认为是驱动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角色。实际上，对于制度企业家的认识至少可以追溯到North and Thomas（1970），他们把商人和企业家看作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制度创新的推动者。当明确地表述企业家时，制度经济学家使用了很多术语：制度企业家（Anderson and Hill，2004），产权企业家（Anderson and Hill，2004），公众的企业家精神（Schneider Teske and Mintrom，1995），内生的制度变迁（Escobal Agreda and Reardon，2000），政治企业家（Ruttan，2006），制度创新（North and Thomas，1970）和制度设计（Ruttan，2006）以刻画企业家的特征。

3.二者的比较。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观点都概念化了制度企业家作为制度创新者或者制度变迁的人，促进了新的制度安排。然而，由于制度理论不追求经济方面的自我利益，从而具有更宽泛的视角，其文献中制度企业家被充分地概念化为制度的创新者。由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限定了企业家在寻求制度变迁中是带有经济目的、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者，因此，它对制度企业家的描绘较狭窄。

（二）制度类型

1.制度理论。制度理论文献中的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描述了很多种制度。例如：私人的协议和习俗（Leblebici et al.，1991），职业化实践的变化（Greenwood Suddaby and Hinings，2002），共同技术标准的发起（Garud Jain and Kumaraswamy，2001）。绝大多数的制度类型可分为：

实践。学者们研究了标准实践的变化怎样导致会计学（Greenwood and Suddaby，2006）、共同基金（Lounsbury and Crumley，2007）和公司的社会责任（Dejean Gond and Leca，2004）等领域的变化。

标准。标准代表了把实践组织成自愿的规则集合，能够引导行业的演进。Rao（1994）认为，在高技术行业，标准的建立和使用已经影响了行业的发展。标准也被行业层面的贸易协议或者外部的利益共享者的行为所影响。

政策。制度理论近来的研究集中于法人企业或者贸易协会层面的制度企业家，他们试图影响国家层面的政策。Ingram and Rao（2004）详细描述了连锁店主努力影响法律环境并且合法化连锁店模式。在这些分散的个人的努力下，制度企业家精神已成为国家层面（Child Lu and Tsai，2007）和全球环境政策的基本影响因素（Wijen and Ansari，2007）。

2.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有正式的书面规则（例如宪法、法律、产权）和非正式的约束（例如习俗和行为模式）。Williamson（2000）对制度从最高层面的潜在的规范、传统、惯例到最低层面的组织管理结构进行了分类：

社会嵌入。在最高层面上，社会嵌入由非正式的制度组成，例如规范、文化因素、习惯、行为模式和传统。这些制度具有高度惰性，经过较长时间才能改变（DiMaggio and Powell，1983；Williamson，2000）。制度经济学的学者更多地研究了制度的作用，例如思想意识、文化、合作以及群体规范的出现（Tan，2005；Ogilvie，2007）。

制度环境。在中间层面上，制度环境由正式的规则组成，例如产权和政府职能，包括政策（Williamson，2000）。制度环境是制度经济学历来研究的中心点，特别是对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中。学者们首先研究了正式产权的作用，它界定了关于一项资产的优先权、责任和个人的义务（Libecap，1989）。20世纪70年代，在制度经济学的文献中开始出现评估产权的内生形成的研究，这些研究论述了个人采用新制度的动因（Guinnance and Miller，1996）、管理机制和各种产权设计的经济后果（Alston Libecap and Schneider，1996）。除产权之外，在此层面上学者们论述了政府政策的出现，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决定因素、变化的过程和来自于政府立法的结果（Binswanger and Deininger，1997；Schnellenbach，2007）。

管制。最低层面上是制度如何被组织并被实施（Williamson，2000）。前两个层面是指非正式的和正式的游戏规则，而管制是指游戏怎样进行（Williamson，2000）。这个领域研究的中心点是制度企业家设计、执行某种制度并形成激励的机制和合约。

尽管以上三个层面的制度常常被孤立地研究，但在很多文献中也研究了不同层面或类型的制度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共同演化。

3.二者的比较。关于制度类型的研究，制度理论的研究集中于非正式的和社会嵌入的制度。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正式的和宏观层面的制度，如政府政策和产权安排。两个流派尽管在制度的最高层面的研究存在分歧，但在更低层面上是一致的，特别是研究制度的管制层面。两个流派都研究了秩序和组织是内生地被设计以解决协作问题。所不同的是，制度理论主要强调私人协议和惯例的作用，制度经济学更多地集中于订立合约和自我管制方面的问题的研究（Anderson and Hill，2002；Casari，2007）。

（三）制度企业家精神的决定因素

1.制度理论。制度理论的研究认为各种动机和条件在导致制度企业家精神的发端中具有重要性。综合各类文献，将其分类为：

外部压力（Oliver，1992）。制度企业家会对来自职能、政治、社会压力做出反应以挑战现存的制度结构（Oliver，1992）。职能压力与环境变化有关，例如竞争和需求。政治压力来自于权利和利益的变化，促使个人质疑制度的合法性，这种情况下制度变迁源自于政治。社会压力（社会压力出现于社会规范的变化和期望以及社会冲突中）也能导致制度变迁。

权利和合法性（Beckert，1999；Garud Jain and Kumaraswamy，2002）。组织合法性的概念解释为组织对于社会中恰当的或令人合意的实践的遵守（Suchman，1995）。合法性被描述为组织从环境中获得并用来实现目标的资源。当制度企业家使选举人相信他们提出的新的组织形式是必要的、正确的和有用的，则这个组织形式趋于合法（Snow and Benford，1992）。权利对于合法化是一个稳定的因素，也是制度变迁的驱动力量，因为有权利的行动者能够形成依赖于他们利益方向的制度环境（Lawrence，1999）。

组织结构。在组织中制度变迁的程度依赖于组织结构和企业家在组织中的地位（Maguire et al.，2004）。成熟的组织具有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及行为模式。新兴组织缺少合作结构并处于不确定的环境中，容易受到制度变迁的影响（Maguire et al.，2004）。

制度企业家的特征（Kraatz and Moore，2002）。制度理论的研究表明，背景、经验、个人的社会资本影响制度企业家精神的活动（Dorado，2005；Seo and Creed，2002）。例如，来自于执行了特殊实践的组织中的企业家将更可能在他们的新组织中执行这个实践。

2.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主要集中于研究制度企业家精神背后的经济动机。追求利益的行为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Lacroix and Roumasset，1990）。当企业家从新制度的执行中获得的收益超过执行成本时（Alston Libecap and Mueller，1999），就产生了新制度。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集中于对制度发展的成本和收益之间权衡的因素，包括外生的冲击例如需求、供给、技术和文化的变化（Alston er al.，1999；Ogilvie，2007；Ruttan，2006）。此外也讨论了交易成本减少作为制度变迁基本动机的潜力（North and Thomas，1970）。

需求与供给的变化。需求与供给的变化对企业家产生激励以促使其变迁制度（Bromley，1989；Ruttan，2006）。例如当需求上升资源变得稀缺时，这对于个人对有限的资源推行产权具有更强的激励性（Alston et al.，1999；Alston et al.，1996）。

技术变化。技术变化驱使企业家建立新的制度体制。例如，Ruttan（2006）认为20世纪50年代高产出的稻谷品种技术在菲律宾导致了制度的重新设置：用次租赁协议以分享原先的租赁合同、转租的承租权制度均衡了市场条件。

文化方面。制度经济学文献近来更多关注思想意识和文化成为制度变迁的驱动因素（Tan，2005；Ogilvie，2007）。尤其当一定的文化资源可得时，制度企业家精神的行为更容易发生（Ruttan，2006）。

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对激励企业家进行制度变迁具有重要作用（North，1990）。交易成本是与转移、获取和保护产权有关的成本，是一个经济制度的函数。因此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减少交易成本是制度变迁中一个重要的激励因素（Coase，1974；North and Thomas，1970）。

3.二者的比较。在研究制度企业家精神的决定因素时，制度经济学文献主要集中于经济激励；制度理论文献则采取更宽泛的职能和社会的驱动力以设计新的制度安排，更多地注重思想意识和文化在驱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例如，Finbow，1993；Tan，2005）。然而在有些文献中，制度理论也承认经济因素和市场条件在影响制度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中的重要性。这些研究的进展也使得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更加接近。

（四）制度企业家精神机制

1.制度理论。制度理论的文献讨论了企业家设计并实现制度变迁的各种机制，包括如下方面：

合作和集体行动。制度理论的研究注意到了在构建新的制度结构中合作和集体行动的作用（Fligstein，1997；King and Soule，2007）。实际上，制度企业家被变通性地定义为“具有社会技能的行动者”，制度企业家对于维持其集体身份并把不同群体的利益整合在一起负有责任（Fligstein，1997）。他们的利益趋同集体行动，从而影响宏观层面的制度（Zucker，1988）。

政治策略。政治策略例如建立联盟和激励行为，这也是制度理论经验研究的焦点。Levy and Scully（2007）把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特征描述为战略行动。制度企业家精神被解释为集体行动的人，而不是社会运动的领导者。

构造制度框架。在制度企业家的政治活动中，他们构造制度框架，并描述他们倾向的制度设计以吸引最广泛的受众。Rao（1998）发现构造框架在消费者协会的建立中有一个强有力的合法化效应。

理论化和职业化。理论化，对抽象的连锁因果关系进行分类，一般被看作是对制度企业家非常有用的（Greenwood Hinings and Suddaby，2002），Greenwood发现理论化的用途在加拿大的会计业公司的职业化中发挥支配作用。

2.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集中于研究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和结果，而不大强调机制的引领作用。近年来这个流派重视制度企业家精神的机制（Anderson and Hill，2004），其研究可分为两个分支：

集体行动和利益集团的作用。制度经济学文献中阐述了利益集团在影响制度变迁方向上的重要性，制度一般会朝向利益集团支持的方向变迁，因为利益集团的声明使人们相信他们在正式制度的发展中倾向于积极的行动。

制度变迁选择的资源和策略。尽管资源和权利的关系曾经被制度经济学家所忽略，但是研究者已经认识到资源在决定制度变迁中的重要性。Goldberg（1974）研究了公司在改变规则时资源禀赋的重要性，主要评判了资源的边际贡献。在研究制度企业家采取的策略方面，制度经济学文献主要集中于个人怎样组织各种管理机制（例如，契约的形式）以从事经济活动（Acheson，1987；Anderson and Hill，2004）。

3.二者的比较。在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文献中，制度变迁的机制被描述为政治过程。事实上，两者都认识到利益集团的重要性和制度变迁方向的冲突。在解释变迁的机制中，制度理论的方法更关心共同参与和集体行动的作用。经济学家也认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性，他们更多的焦点放在导致集体参与的特征上（集团的规模，资源的贡献，不存在免费搭车问题），而非集团发展新的制度安排的策略（Casari，2007；Ostrom，1990）。

（五）经验研究的集中点

1.制度理论。基于制度理论的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经验研究集中于描述制度变迁的前因和机制（Maguire et al.，2004）。这个方法的性质强调了定性研究，并集中在组织学的领域。

2.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倾向于用长期的视野分析给定的社会或集团中的制度变迁。正如North and Thomas（1970）所说，经济制度特别是产权，一般被经济学家当作参数，但它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是清晰的变量，历史地受到根本性变化的影响。因此，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经验研究的观点，主要由一个相对长时期制度演化的历史性的描述主导。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或在不同情况下对制度变迁的比较（Grantham，1980）。

3.二者的比较。这两个流派更倾向于定性的、历史的描述。近些年在制度理论领域，试图利用大量的数据库和统计分析检验关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理论。因为制度企业家精神研究传统上论述了个人的行动以促使制度变迁，这通常度量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制度理论的研究更多地基于案例的研究。

未来可能的研究整合

（一）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制度理论视角的研究机会

基于制度理论的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主要指派了组织学的领域作为分析的层面。在未来的研究中，制度理论流派可能主要得益于从制度经济学引入若干方面进行整合：一是扩展典型研究制度的类型；对制度企业家精神研究的制度理论视角能够得益于检验由制度经济学家研究的制度类型。二是评估制度的演化。三是在整合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上，基于制度理论的制度企业家精神能进一步发展市场和制度设计之间的关系（例如，Bromley，1989；North，1996）。四是进一步研究制度变迁的后果和结果也是有益的。在采用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上，制度理论研究能够促进研究制度设计的非计划的后果和社会上有害的不利效应。

（二）将制度理论整合进制度经济学视角的研究机会

制度经济学家目标在于预测实现或禁止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未来的研究继续进行这个层面的这个中心点的分析时，在研究制度企业家精神中制度理论能够告诉制度经济学很多信息。这样的机会是特别成熟的在理解经济发展怎样被影响：一是在整合制度理论的观点时，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能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对于权力—和它与产权的关系—怎样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二是进一步的研究能够明晰制度企业家精神本身怎样被社会制度促进或禁止，以及社会制度影响内生制度变迁的可能性。三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能够扩展他们对于制度变迁发生的机制的评估。进一步的研究能够检验集体的动员和利益集团的资源配置怎样影响制度的演化。四是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企业家精神研究也能得益于检验宏观层面的认识的框架和逻辑学，对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的可能性和性质的认识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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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oase， R. H.. The lighthouse in economics.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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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imaggio， P.. Interest and agency in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L. Zucker （Eds.）， Institutional patterns and organizations： 3-22. Cambridge， MA： Ballinger，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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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North， D. C. and Thomas， R. P.. 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western world.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70，23（1）

12.Schneider， M.， Teske， P. and Mintrom， M.. Public entrepreneurs： Agents for change in American gover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13.Escobal， J.， Agreda， V. and Reardon， T.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agroindustrialization on the Peruvian coast.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0，23（3）

14.Ruttan， V. .W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stitutional design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20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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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经济学的理论范文

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理论一直受到“休谟命题”的影响。西方哲学家，也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大卫·休谟，在《论人的本质》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即“一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这就是所谓的“休谟命题”。休谟依据“是——应该是”的二分法的区分，对本来存在密切关联的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之间，来了个一刀切的区分，因此，被人们喻为“休谟的铡刀”。因此，西方经济学围绕经济学的研究要不要或说应该不应该涉及伦理道德和价值判断的问题，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争论。实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他们强调经济学不是伦理学的“奴婢”或附属品，认为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制定或实践道德规范，同时，作为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也是一种“纯经济动物”，因此，经济学家无需重视“道德关怀”。

规范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异端学派，他们批评主流经济学派对道德的“遗忘”，强调经济学不可能摆脱道德的“纠缠”，不可能离开伦理道德原则和回避价值判断。如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和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冈·缪尔达尔等，认为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经济学决不可能是一门“纯粹”的科学。

那么，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可以沟通的桥梁又是什么？或者说两者之间的交汇点在哪里？这也正是我们探讨经济伦理学的切入点。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乔治·恩德利教授在《面向行为的经济伦理学》一书中指出：“他（指阿马蒂亚·森，作者注）在伦理学和经济学两方面的学术成就都是杰出的。而且，他非常精细地探索了两者之间的交汇处，建立了一些桥梁，这些桥梁使得不同的观点彼此之间更有意义。”约翰·勒蒂奇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的前言中这样讲：“对于那些关心当代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的经济学家、哲学和政治学家们来说，这本书可谓是一个思想‘宝库’。”“在全新的意义上，他阐述了一般均衡经济学能够对道德哲学分析所做出的贡献，道德哲学和福利经济学能够对主流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

1.阿马蒂亚·森首先论证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这一严重分离，以及这一分离如何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阿马蒂亚·森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揭示这一隔阂的本质，就显得特别重要。他认为必须澄清两点：一是正确认识和评价“工程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问题。“工程学”的探索主要专注于逻辑的问题：在一些非常简单的行为假定中，为了最大效率地达到从别处给定的目标，一个人应当选择什么手段。正是由于“工程学”方法的广泛应用，使经济学可以对很多现实问题提供较好的理解和解释，因为经济学中确实存在大量需要关注的逻辑问题，即使在狭隘解释的非伦理人类动机观和行为观的有限形式中，这些逻辑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解释。如一般均衡理论所研究的是市场关系中的生产和交易活动，虽然这些理论非常抽象、简单，而且对人类行为的看法也非常狭隘，但是，它们毕竟使我们对社会相互依赖性本质的理解更加容易了，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同时，他还认为，即使那些回避了伦理考虑的、极为狭隘的行为动机描述，也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社会关系本质问题的理解。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没有伦理考虑的方法就必定使经济学失效”。但是，他所强调的是，“经济学，正如它已经表现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列举经济学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需要澄清的第二点是，由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不断加深的隔阂所造成的损失具有两面性。因忽视“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而给经济学所带来的损失；经济学中的“工程学”方法，也是可以用于现代伦理研究的，因此，两个学科的分离，对于伦理学来说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2.经济行为和动机。阿马蒂亚·森指出，“理性行为”假设在现代经济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认为，即使标准经济学关于理性行为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从而被人们普遍接受，也不一定意味着人们一定会实际地按照其行为。因为现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的行为动机也是多样的。他说，一种理性观会承认其他行为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最终目标和约束条件被充分认定，理性行为假设自身也不足以把握某些‘必需的’的实际行为；必须把理性行为等同于实际行为（无论理性行为如何定义）的问题与理性行为的内容问题加以区别，这两个问题虽有联系，但它们之间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这两个特征在标准经济学中，实际上是作为一种补充的方式被使用的。通过一个共生的过程，这二者都被用于描述人类实际行为的特性：(1)把理性行为等同于实际行为；(2)以一种相当狭隘的方式限定理性行为的性质。

一般来说，在主流经济学中，定义理性行为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个方法是把理性视为选择的内部一致性，第二个方法是把理性等同于自利最大化。这里的一致性指的是选择和目的的一致。在他看来，理性行为必须要求一定的一致性，但是，一致性自身并不是理性行为的充分条件。因为选择是否具有一致性，不仅取决于我们对这些选择的解释，而且还取决于这些选择的某些外部条件，如我们的偏好、目的、价值观和动机。

定义理性的第二种方法是自利最大化。理性的自利解释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好几个世纪中，它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特征。自利理性观意味着对“伦理相关”动机观的断然拒绝。阿马蒂亚·森对此作了有说服力的批评。他说：“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现实的可能是一个错误；但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理性的要求则非常愚蠢。”日本市场经济在生产效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曾经被当作是自利理论的证据，但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们，在这样的经济中，潜伏在经济行为主体背后的行为动机到底是什么。事实上，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责任感、忠诚和友善这些偏离自利行为的伦理考虑在其工业成功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想着重提出的是，说自利行为在大量的日常决策中不起主要作用肯定是荒诞的。事实上，如果不是自利在我们的选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经济交易活动就会停止。真正的问题应该在于，是否存在着动机的多元性，或者说，自利是否能成为人类行为的惟一动机。这里，他触及到了一个人们似乎都知道但尚未彻底澄清的大问题，即对亚当·斯密提出的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人”的重新讨论。

长期以来，亚当·斯密被不少经济学家尊崇为自利的“宗师”，但这与他实际提倡的正好相反。在讨论自利行为问题时，区分以下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人们的实际行为是否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如果人们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们能否取得某种特定意义上的成功，比如这样一种或者那样一种的效率。这两个问题都与亚当·斯密有关。因此，人们常常引用亚当·斯密关于自利行为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观点。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表明他相信这两个命题中的任何一个。首先，同情心和自律在亚当·斯密的善行概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他所说，“根据斯多葛学派的理论，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一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的国民总体中的一员”，而且，“为了这个大团体的利益，人们应当随时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热心公益是最有益于他人的品质”。但在拥护亚当·斯密关于自利以及自利成效的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亚当·斯密的“同情心”不见了。斯密看到的，也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到的，大多数人的行为确是受自利引导的，其中一些行为也的确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在论述市场中，正常的交易活动为什么会发生？如何被完成及为什么会有分工等，斯密强调了互惠贸易的普遍性，但这些并不表明，对于一个美好的社会来说，对于挽救经济来说，他并没有满足于建立在某种单一的动机之上。他曾指责伊壁鸠鲁试图把美德视为精明，并斥责某些“哲学家们”试图把所有事情都简化为某种单一的美德。通过上述分析，阿马蒂亚·森认为，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中，人们对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动机与市场复杂性的曲解，以及对他关于道德情操与行为伦理分析的忽视，恰好与在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所出现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分离相吻合。“实际上，道德哲学家和先驱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倡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现代经济学家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

3.经济判断和道德哲学。阿马蒂亚·森在依据人们对福利经济学与预测经济学不同关注程度上的分析，指出经济判断与道德哲学相通的方面和不同的方面。在古典经济学中，本来并不存在福利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研究的严格界限，后来，随着对在经济学中所使用的伦理学的怀疑不断增加，福利经济学变得越来越不明朗了。现代福利经济学的标准定理是建立在一个结合体中，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追求自利的行为假设；二是一些以效用为基础的社会成就判断准则。传统福利经济学准则曾经是简单效用主义者的准则，即判断成功与否的依据是效用总和，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具有内在价值。由于离开了伦理分析，这些理论显得非常肤浅和狭隘。在19世纪30年代，以罗宾斯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激烈批评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认为这是“规范的”或“伦理的”考虑，是没有意义的，从此，福利经济学走上了更为狭窄的道路。随着反伦理主义的发展，福利经济学拒绝了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剩下的准则，只有帕累托最优了。

帕累托最优是经济学家们普遍认同的一种对经济运行理想境界的经济学描述，这是由19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用严密的逻辑和数学方式作出的。帕累托深受英国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它认为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的原则，也是经济学家应该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帕累托最优中，资源和财富在每一种用途和每一个人之间实现了最优配置，社会福利实现了最大化，以致没有人愿意改变这一状态。帕累托最优有时也被称为“经济效率”。阿马蒂亚·森认为，有时这种称谓是恰当的，因为帕累托最优所涉及的仅仅是效用范畴内的效率，而不重视效用分配方面的考虑。这一术语又是不幸的，因为这里分析的焦点仍然是效用，这是早期效用主义传统留下的遗产。那么，在为福利经济学所限定的狭窄范畴内，由于帕累托最优成为判断的惟一准则，追求自利的行为成为经济选择的惟一基础。他进而揭示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将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结果与帕累托最优联系起来，深刻地描述了价格机制运行的规律，清晰地说明了建立在人们追求自利基础上的贸易、生产和消费的互惠本质，解释了市场机制中的有关的主要经济关系。所以，尽管帕累托最优有着普遍的重要性，但这一准则仅是评价社会成就的一个极有局限的方法。就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意义，他特别提出有一点需要澄清。关于总体社会最优必须是帕累托最优的理论基础是，如果某一种变化有利于每一个人，那么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它就必定是一个好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概念是正确的，但是要明确地把效用与利益区分开来却是不容易的。相反，如果利益被解释为效用之外的其他东西，那么，帕累托最优——用个人效用来定义——不仅不是总体社会最优的充分条件，甚至连必要条件也不是。这些分析表明，帕累托最优在福利经济学中的神圣地位是与功利主义在传统福利经济学中的神圣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对权利概念的理解也是这样，这是经济理论中常常涉及到的，如自然禀赋、交换和契约都会涉及到不同类型的权利。然而，在功利主义的传统中，这些权利只是被当作获取其他东西的工具，尤其是当作获得效用的工具。也就是说，传统功利主义只是按照权利取得理想的结果的能力来判断权利，而并没有赋予权利的满足以内在的重要性，可以说，权利满足本身被忽视了。这一传统已经被带入福利经济学的后功利主义阶段，在这里，人们所关注的只是帕累托最优和效率。在经济分析中，较为典型的看法是，权利仅被当作纯粹的法律实体，只具有工具价值而没有任何内在价值。

阿马蒂亚·森认为，与福利经济学和预测经济学有密切联系的伦理思想十分丰富，远比人们在传统上已经认识的或假设的更为丰富。只是一些经济学理论把许多有意义的伦理思想排斥在经济评价和行为预测之外。他还强调说明，我们迫切需要对变量集合和变量的影响集合进行补救性扩展，以便把经济分析中意义的变量及其影响，如伦理，也考虑进去。对于伦理学来说，许多伦理问题也具有我们所称之为“工程学”方面的因素，它们中间的一些也的确涉及到经济关系。这是伦理研究应注意的。除了经济推理的直接应用之外，经济学对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这类逻辑问题的重视和研究还具有方法论方面的意义。他一再强调，通过更多地关注伦理学，福利经济学可以得到极大的丰富，预测经济学和描述经济学也可以从中受益。同时，伦理学与经济学更紧密的结合，也可以使伦理学的研究大受裨益。

4.经济伦理学的研究纬度。阿马蒂亚·森的观点给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伦理研究提供了以下启示：(1)伦理对于经济来说，它不是一种外部的力量，而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因此，经济伦理研究应该注重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经济增长各变量及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尤其应该注意的是道德这一变量或因素在其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如人的道德观念与素养在经济体制改革层面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在企业发展战略、企业管理、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又具有哪些意义。(2)经济伦理研究注重伦理规范的探索，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规范的提炼与概括，必须基于客观经济关系中形成的伦理关系。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领域中形成的新的伦理关系。这应该说是我们目前经济伦理研究所应思考的。因为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经济生活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复杂的伦理关系。而且，如果对这些新的伦理关系没有认真而又全面的把握，经济伦理规范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就难以充分保证。阿马蒂亚·森几次提到经济学理论有其局限性，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局限性的合理意义。如他讲的一些经济理论是建立在不完全的经济关系基础之上，仅就这些，也可供伦理学研究参照。(3)经济伦理研究，应当合理地将认知层面与规范层面相结合。一方面要认识、理解经济活动、经济关系以及企业实践等“是什么”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有科学合理的伦理规范方向，解决“应当怎样”的问题，这两者同样重要。研究中，认知层面与规范层面应当加以区别，但不应分裂成两个独立的东西。否则，经济伦理就不可能是“内在的”或“科学的”，要么两者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使得事实陈述与规范陈述都变得没有意义。因此，认知层面与规范层面的整合，显得特别重要。应该说，其中还有很多难点问题需要探讨。(4)经济与伦理之间的交汇点之一，或者说结合点之一，是“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的价值分析与价值判断问题。如对人的行为的假设，自利是人的行为中重要的动机，但决不是惟一动机：对社会成就判断，除了效用、利益等之外，还与善和正义这样的伦理问题分不开，与人应当怎样生活以及什么是正义的社会分不开。显然，这些是道德价值判断的问题，同样是经济伦理研究的终极关怀问题。(5)经济伦理研究应真正深入到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中。阿马蒂亚·森在本书中主要阐述的是经济学脱离伦理学从而走向贫困化的问题，同时，他也几次谈到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也给伦理学带来了不幸。这就提示我们今天的经济伦理研究，如果不能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找到相通的语境，不能更好地把经济学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工程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实证的方法运用到经济伦理研究中去，那么，两者的分离同样会导致经济伦理研究的贫困化。

参考文献

第8篇：经济学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 实验经济学 课堂实验 比较优势理论

自1948年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伦在课堂上进行供求理论实验算起，实验经济学诞生已有60多年的历史。张伯伦的学生弗农·史密斯教授于1962年发表的《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被视为实验经济学的奠基性论文。2002年弗农·史密斯教授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实验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领域确立了其合理地位。如何将传统的“旁观性”教学模式转变为“参与性”教学模式，是经济学教研领域长期关注的问题，将实验经济学引入课堂教学无疑为此开辟了新的思路。

一、实验过程（约40分钟）

1、情景准备（约5分钟）

为学习比较优势理论，教师设置的场景为甲乙两个邻国，两国的居民均只生产两种产品——面包和牛肉，两国居民习惯将面包和牛肉搭配成牛肉汉堡作为食品，1单位面包配1单位牛肉。

将学生分为两组（如是合堂教学，可按照行政班级划分），一组扮演甲国居民，一组扮演乙国居民。甲国生产效率相对较高，生产1单位面包需要1.5小时，生产1单位牛肉需要1小时；乙国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生产1单位面包需要2小时，生产1单位牛肉需要3小时。

在两国开始进行生产、交易和消费活动前需使学生理解：任何一国居民在生产和交易后，最终收益取决于其所拥有的面包和牛肉中数量较少的，因为多余的面包和牛肉无法制作成汉堡以供消费。

2、两国无贸易条件下的生产消费情况实验（约15分钟）

教师宣布，两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生产和消费状态，并不开展贸易活动，给予各自20小时的生产时间，请学生安排自己的生产时间，以获得最大收益。

经过思考，学生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会以经济人的思维，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结合本国国情进行生产。最终结论如下。

（1）甲国的最优产量。因为甲国生产1单位面包需要1.5小时，生产1单位牛肉需要1小时，以a代表面包数量，b代表牛肉数量，则甲国的生产函数为1.5a+b？燮20，假如甲国只生产面包，则最大产量为13.33单位，若只生产牛肉，则最大产量为20单位，根据已有的经济学知识，学生以（0，20）和（13.33，0）为两个端点，绘出了甲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如图1所示。图中，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各点意味着甲国居民充分运用了资源，又因为衡量收益大小的牛肉汉堡由1单位面包配1单位牛肉构成，故最优生产组合点为（8，8），即用12小时生产8单位面包，用8小时生产8单位牛肉。这样，甲国居民在无贸易情况下，能获得的最大收益为8单位牛肉汉堡。

（2）乙国的最优产量。乙国生产1单位面包需要2小时，生产1单位牛肉需要3小时，以a代表面包数量，b代表牛肉数量，则乙国的生产函数为2a+2b？燮20，假如乙国只生产面包，则最大产量为10单位，若只生产牛肉，则最大产量为6.67单位，同理，学生以（0，6.67）和（10，0）为两个端点，绘出了乙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如图2所示。并能找到最优生产点为（4，4），即用8小时生产4单位面包，用12小时生产4单位牛肉。这样，乙国居民在无贸易情况下，能获得的最大收益为4单位牛肉汉堡。

3、两国有贸易条件下的生产消费情况实验（约20分钟）

这一阶段的实验为该课程的重点，教师宣布假定两国居民仍有20小时的生产时间，但允许两国进行自由贸易，各国居民需合理安排面包和牛肉两种商品的生产时间，并提醒学生，生产和贸易的目的是使收益最大化。教师扮演贸易主管部门，主管进出口贸易，学生可根据其生产的两种商品的数量（四舍五入计算）到主管部门领取面包票和牛肉票以用于贸易。

学生在进行交易前，需要考虑两种商品的交易价格，即多少单位的面包与多少单位的牛肉等值。为简化操作过程，教师在此将两种商品的比价定为1单位面包=1单位牛肉。

本阶段的实验可进行多轮，使用表1来记录学生的交易过程。在一轮交易结束后，教师查看每个交易者的情况，如果学生手中还存有额外的无法相匹配的面包或牛肉，则意味着浪费（因其无法组合成牛肉汉堡）。之后，教师宣布本轮交易获得的票据在下一轮中失效，开始第二轮交易。与此类似，第三轮、第四轮……直至学生手中多余的面包和牛肉很少时，第二阶段的实验结束。

第二阶段实验结束后，要求学生将收益情况与第一阶段封闭状态进行比较，会发现第二阶段的收益较之前有所增加。

二、理论讲解与讨论（约20分钟）

1、基本理论

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很快就发现若想使同为经济人的两国居民均增加收益，每个国家应集中生产自身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如何确定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可以通过一国某种商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如：

面包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

如果一国面包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高于另一国，则该国在面包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甲国面包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生产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0.67

乙国面包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生产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1.5

这就表示，甲国生产1单位牛肉的时间仅能生产0.67单位面包，而乙国生产1单位牛肉的时间则可以生产1.5单位面包，故乙国在面包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甲国牛肉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生产率=■=1.5

乙国牛肉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生产率=■=0.67

同理，甲国在牛肉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由于在交易中两种商品的比价为1∶1，故一个甲国居民将20小时全部生产牛肉，可得20单位牛肉；一个乙国居民将20小时全部生产面包，可得10单位面包。经过交易，一个甲国居民可获得10单位面包和10单位牛肉，构成10个汉堡的收益；一个乙国居民可获得5单位面包和5单位牛肉，构成5个汉堡的收益。结论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并交易，甲乙两国居民的收益较之封闭状态下均有增加，验证了“贸易是无烟的工厂”。

2、适度展开

如果课堂时间允许，教师还可以提出两种商品的其他比价以供学生讨论，如1单位面包可兑换1/2单位牛肉、1单位面包可兑换2单位牛肉。

当1单位面包可兑换1/2单位牛肉时，甲国居民可将20小时所生产的20单位牛肉中的6单位，换回12单位面包，与剩余14单位牛肉组成12个汉堡，获得12单位收益。此时，甲国收益比封闭条件下要好，而乙国收益比封闭条件下要差。

当1单位面包可兑换2单位牛肉时，甲国居民可将20小时所生产的20单位牛肉中的14单位，换回7单位面包，与剩余6单位牛肉组成6个汉堡，获得6单位收益。此时，甲国收益比封闭条件下要差，而乙国收益比封闭条件下相对要好。

出现这样的结果原因正在于，甲国在牛肉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乙国在面包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1单位牛肉对面包的比价越高，对甲国越有利；比价越低，对乙国越有利。

在对实验结果进行讲解时，教师应该重申比较优势理论成立的假设条件，如：存在两个国家；生产相同的两种产品；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两国的在同种产品上的劳动生产率不同；由此导致的相对成本差别；两国的技术水平不变；要素可在国内流动但不可跨国流动；规模报酬不变；交易成本为零等。

三、进行经济学课堂实验需注意的问题

将实验经济学带入课堂，可以很好地将传统“旁观式”教学转变为“参与式”教学，以上述比较优势理论的实验为例，它将以往教师在黑板上单一的演算，学生被动接受，转变为学生自觉思考、主动参与，对于启发学生的经济学思维并尝试在现实生活中加以应用大有裨益，将经济学变为真实生动的科学。但在进行经济学课堂实验时，有一些必要的准备值得注意。

1、教师能够统筹安排

课堂实验能否顺利开展，取决于教师对整个实验过程的统筹把握。实验各阶段的时间控制、必要的道具准备、各阶段要取得的结果和意义以及实验最终结果和意义，都需要教师在课前充分准备并在课堂上全局掌控。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学生在实验中的探索始终沿着一条主线进行，真正体现课堂实验的价值。

2、课堂实验应相对简单易行

很多高校并没有专门的实验经济学专用教室，课程的讲授通常在普通教室进行，客观条件决定了课堂实验的选择应该简单易行，便于操作。实验的时间、环节、道具和学生的活动线路，都应该围绕日常的教学条件进行设计，这也是将课堂实验推而广之的前提。

3、合理控制课堂实验数量

经济学课堂实验的目的有很多，但哗众取宠绝不是其中之一，不能结合整体教学计划，随意安排课堂实验，效果只能适得其反。根据笔者的经验，在课程刚开始的几周，学生需要对本课程的内容有所了解，课程临近结束的几周，学生往往又会因考试而分心，在课程的中段进行实验效果最好。

【参考文献】

第9篇：经济学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理论延伸 行为金融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及相关原理与现实的偏离,催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均衡产出等标准经济理论内容构成了挑战,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在市场竞争行为、劳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有利于解释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

一、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主要观点综述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无法通过检验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转变。莱布森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做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马修•拉宾(mattew rabin)及已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 tvesky)是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富有创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概括来讲,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预期效用理论;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离理性的特征分析这三类代表性观点。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延伸范围及领域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其敢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更因为是行为经济学能够自圆其说,其一些假设和理论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的理论主要延伸到以下领域:

1.当今市场竞争行为的心理特征

标准经济理论描绘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规律的适应条件非常有限和严格。而向当今全球市场新格局和竞争合作新特点,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及电信市场、网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引起了消费选择行为新的变化,频频表现出明显的偏离价格需求规律的现象:降低价格未必能保住市场占有率,屡屡奏效的一些非价格竞争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供应和秩序、收入和社会则富分布、消费观念和习性、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消费选择行为与标准的理论描述相距就史远。无论是消费行为、企业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等,市场竞争行为选择中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征非常明显。

2.劳动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业率和工作变动时的摩擦失业)?原有理论对此给出了一个“公认”的理由,假定工资是在市场出清水平上预先给定的,以此为标准若劳动力过量供应,就会造成失业。但工资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还是刚性的呢?为什么有人频频跳槽,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终生厮守一个单位?这些不是能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简单解释的。“有效工资理论”、阿克洛夫(2001)的“交换礼物”等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了在工资和努力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在长期内是很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供应增加这一规律。如出租汽车司机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老师让一些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学生们不会仅根据报酬或津贴的高低做决定;幼儿园制定罚款制度是为了让父母亲及时地接孩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是因为当工资与价格变化的行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时,标准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交换效应就应予以修正。因为劳动者对劳动与休闲的价值判断是因人、因行业、因时点不同而异的。另外,行为经济学还研究指出,承担风险、经营管理等活动也是一种类型的付出和劳动。

3.行为金融学

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金融学中,有效市场假设的作用是奠基性和举足轻重的。资产定价的标准均衡模型假定投资者仅仅关心资产风险,并利用公共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股票收益。这些假设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做出确切的预测,但当价格变化的自相关性近似为0时,证券市场上却出现大量异常现象。这些不规则现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设的资产投资者的“行为金融” ( behavioral finance)论应运而生(Baker, etal.,2004)。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异常现象是“股票收益之谜”:股票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收益高得多,为什么高收益对应高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行为经济学假定投资者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偏好,这能更合理解释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验不足的经纪人的反应如何迟滞,而长期操盘手的反应为何又过于敏感。行为经济学还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实例来研究资本市场规模问题,关于个体股票交易行为的数据表明,部分投资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股票市场规模的极度膨胀,股票市场上的许多现象都与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行为金融学的迅速发展,是由于金融理论把“宝”都压在“有效市场假设”上了:投资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够观察和利用历史资料。有人曾将有效市场假设美誉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最完善的一种规律性,然而,股票价格波动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内在的真实情况。行为经济学发现了一种基于人心理活动的过度反应效应,客观、深入地研究一系列异常现象,有助于用事实更精确地检验市场有效性假设。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行为经济学也迫切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心理学的内容,正在努力探讨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三、行为经济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1.民工短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理论界纷纷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并对民工短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综观这些分析,人多是运用市场、结构、信息、制度等分析力一法,基本没有涉及民工的心理与理性,民工是该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在分析民工短缺的成因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主体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要素以及劳动环境的认知而采取的相应的经济行为。

而行为经济学对于民工短缺这一现象分析得出的原因如下,民工短缺是民工对务工或务农行为的前景收入与参照点进行比较,进行价值的心理计算并衡量盈亏变化,通过改变价值主观感受函数,从而影响和改变部分民工行为偏好的结果。因而,对民工来说,行为的前景收入是影响和改变民工外出务工与否的根本原因。具体而言,民工短缺的原因来自两方面:其一,农民在家务农的预期收入近几年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其二,农民外出务工的预期收入则没有增加或增加不多,其至是在降低。

2.对于资产评估失实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所谓的资产评估结果失实,是指资产评估结果偏离待评估资产的实际价值,即由资产评估所揭示的价值结果偏离待评估资产的内在价值。资产评估结果失实涉及到的相关利益主体包括评估委托方、评估机构负责人和评估人员。其中,评估委托方和评估机构负责人是资产评估结果失实的决策者,评估人员是资产评估结果失实的具体实施者。

行为经济学给出的解释是:

(1)损失厌恶心理是资产评估结果失实的内因。人们不喜欢损失而喜欢获利,这是人之常情。但行为经济学家认为,人们不喜欢损失的程度远远超过他们对等量获利的喜欢程度,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损失厌恶”。资产评估结果失实就是损失厌恶心理造成的结果。资产评估结果失实涉及到的相关利益主体,即评估委托方、评估机构负责人和评估人员都存在着损失厌恶的心理,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进行资产评估造假。

(2)从众心理助长了资产评估结果失实的发生。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在模棱两可情况下做出的决策往往受到周围因素的影响,即通常所说的从众心理。从众心理指,人们在真实或想象的群体影响下,放弃自己的意见而采取与多数人一致行为的心理状态,即知觉、判断、信仰以及行为的表现与群体中多数人一致的现象。从众心理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它有可能使人们屈服于顽固的不良传统及社会不正之风的压力,改变正确的观念和态度,与某些错误的思想和行为保持一致,从而助长了不良传统的巩固和歪风邪气的蔓延。

(3)惩罚力度小、违规成本低是资产评估结果失实的外因。法律上,惩罚分为民事惩罚和刑事处罚。相对于刑事处罚而言,民事惩罚的力度要小得多。我国对提供虚假资产评估信息的评估人员一般处以民事惩罚,由于惩罚力度不够,在一定程度上为资产评估造假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虽然,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资产评估的法律责任,广泛、零星地分布在各个法律法规中,没有形成一部完整的资产评估法典。而且,其规定一般都较为原则或概括,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让一些人有机可乘。

3.企业非理性定价行为的经济学解释

现实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往往出现偏离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理性定价行为,尤其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出现了许多完全有悖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价格行为,主要表现:盲目的价格跟进行为;单一的价格竞争行为;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的价格倾销;合谋的价格协调行为。

传统经济学认为所有非理性的行为皆不存在。大量的经济现实却表明人们并不总是以理性的态度做出决策,诸多的认知偏差不可避免地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行为,经济学以现实为基础构造理论,认为人性中也有情感的、非理性、观念引导的成分存在,成功地对现实中的这此非理性现象进行了解释:

(1)羊群行为。羊群行为理论是指人们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行为受到他人的影响,模仿他人决策,或者过度依赖于舆论,而不考虑自己的信息的行为它可能导致整个群体犯相同的错误,从众行为的力量往往会驱赶人们去做别人都在做的事情。我国企业常用的“价格大战”中,企业的价格决策就存在羊群行为。

(2)过度自信。心理学家通过实验观察和实证研究发现,人们往往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高估自己成功的机会,把成功归功于自己的能力,而低估运气和机会在其中的作用,这种认知偏差称为“过度自信”。

(3)赋予效应。行为经济学家认为人们的主观效用不仅取决于绝对消费量,还与相对消费量的变化有关。赋予效应就被用来分析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效用。它认为人们非常不愿意放弃他们已有的东西,表现出对损失的强烈厌恶,既得的事实使得人们对已有的东西赋予更高的价值。这种对现状的偏爱、对损失的厌恶容易导致多种不理性的决策行为。

四、结语

从以上的对于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延伸和一些实际应用问题的分析来看,行为经济学将更受关注,它的发展也有其明显的特点,其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传统经济学的观点,但又更加关注到人的非理;行为经济学丰富了传统经济学分析问题的方式,增加了经济行为分析的角度;行为经济学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分析更接近现实,认为经济行为的产生,有经济和非经济双重因素。行为经济学将越来越多的被用于解释有关的劳动市场、金融及消费经济等领域的相关问题。

参考文献:

[1]李爱梅,凌文栓.论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J].暨南学报,2005,(1).

[2]薛求知等.行为经济学――理论与应用[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3]赵英军译.Joachim Gloderg,Rudiger Von Nizsch.行为金融[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