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哲学基本问题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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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思考哲学基本问题范文

关键词：哲学基本问题；哲学

哲学基本问题即是通常所指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始终围绕人类哲学事业发展的全过程中都存在，并且居于支配地位、起着决定作用。它贯穿于哲学发展的始终，决定着哲学发展不同走向。在历史上各派哲学家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因此可以说任何哲学体系都必须面对，要对这个基本问题进行回答，并以此为支点来展开和解决哲学的其他问题。

一、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性论述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是对人类一切活动经验的最高概括。以此为基础，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何者为世界本源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产生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根本对立哲学派别。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思维能否认识或能否正确认识现实世界，即思维和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存在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两种不同的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的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这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总的纲领性认识。

二、哲学史上有关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

(一)古希腊时期哲学中自发的本体论的基本观点。

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围绕什么是世界的始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如米利都学派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无限者”或“气”；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埃利亚学派认为世界本原是“数”和“存在”；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本原是“火”。苏格拉底的“概念论”、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实际上都是要在个别的、多样性的、变动不居的东西中寻找普遍的、不变的东西。”而由于在古希腊时期人们认识范围的局限和智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只能将更多的目光投向自然界，那么古希腊人把自然界的客观存在看作是当然的、具有普遍的真理。他们确信自然界的客观物质存在，因而还没有明确提出精神和自然界、意识和物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他们着重讨论的是“一与多”、“动与静”、“有与无”、“一般与个别”等问题。他们对于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认识都是不自觉的。因此，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还是“潜在形式”，还处于朦胧阶段，还没有十分明确地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二)中世纪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的观点。

中世纪时经验哲学盛行一时，“哲学成为神学的牌女”。基督教神学一统天下。遂而哲学开始集中气力论证基督教的教义，效忠于封建神学。神是一种客观化的精神实体成为最高实体。“在经院哲学内部围绕共性问题展开讨论产生了“唯名论”和“实在论”之争，其争论的问题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个别哲学家怀疑上帝的存在，针对神的最高权威提出责难。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始终深藏在神学的灵光中。

结果造成了哲学基本问题在中世纪表现为一典型的“神学形态”。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注意力已开始由本体论逐渐转向认识论。

(三)近代哲学主客二分的观点。

经过中世纪以后，“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意义。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质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可见，本体论问题一直受到哲学家们的关注，但在哲学上，从培根、笛卡尔开始，则把研究的重点从本体论向认识论转移。这时的哲学着重研究人类认识的能力及实现认识的途径。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形成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两种认识论的对立。“作为整个近代哲学的理论总结，中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进一步丰富和升华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从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矛盾，以及认识内容与认识形式的矛盾去探索“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集中地考察了主体的认识能力问题。”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意识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因此他从思维的矛盾运动中去论证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又从思维的建构与反思的对立统一中去展现思维的矛盾运动，力图在辩证法的“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中去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把哲学基本问题理解为就是关于精神与感性、一般或抽象对实在、人类对个体关系如何的问题。整个哲学史其实只是在这个问题上绕圈子”。这就是哲学以前的西方近代哲学所达到的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水平。也就是西方近代哲学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使哲学基本问题获得的“完全的意义”。

整个近代哲学始终在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上去回答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但这在理解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缺陷，即离开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去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所以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直到19世纪中叶现代西方哲学出现的“语言转向”和哲学的“实践转向”后，在原有哲学基础上不能再继续前进的德国哲学宣告结束。现代的哲学转向深化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内涵同时丰富了其内容。“恩格斯则用包含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哲学基本问题逻辑地归纳了哲学史发展过程，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局限，而把哲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三、我国学术界基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

众所周知1886年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后，争论就接踵而至。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我国学术界一长期以来争论不休。

(一)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表述，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来代替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另一种认为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有好几处都是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来表述哲学基本问题的。而如今，一些教科书和专著却都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等同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但事实上，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这部著作中，就注意到了“存在”和“物质”这两个概念的差别。

(二)哲学基本问题是否有两个，一种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应当有两个，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另一种意见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只能是一个，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 题。

(三)哲学基本问题能否概括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不能与主客体关系问题相等同。因为主客体关系主要表现在认识的反映和被反映上及实践的改造和被改造上。思维与存在关系比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要广泛得多。另一种认为哲学基本问题范围随着实践的深人要扩大，内容要深化，提出把主客体关系列人；哲学基本问题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四、理性看待哲学的基本问题

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探讨，众说纷纭，各执其理，但要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加以理性地看待。马克思认为，“任何哲学都是一定时代的哲学，只有真正触摸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脉搏，映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从总体上把握时代的内容，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才是真正的哲学。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所以说，哲学主题可以变化，但哲学基本问题不会变化，不同阶级不同时代哲学基本问题的表现形式不一。”如远古的本体论，中世纪神学形态掩盖下的认识论转向，近代的主客二分观。到了现代变成哲学的实践转向及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等。所以说哲学基本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会表现不同的主题。

“我们应从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历史擅变中去理解哲学的思维方式，坚持历史的观点对待哲学基本问题，从总体上把握各种理论的基本方法论思路。恩格斯刘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是对哲学发展史也是对人类思想史的科学总结。”人类历经千年的发展，都是在实践中围绕这个基本问题而展开激烈争论的。这个争论推动了哲学史的向前发展。而哲学基本问题贯穿于哲学发展史中心，所以说一部哲学史其实就是围绕哲学基本问题展开的人类认识的发生与发展史。思维与存在关系间问题的提出正好契合了这一点反映出历史的必然。这也为进一步繁荣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冒从虎，张庆林，王勤田，欧洲哲学通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1985。

[3]孙正聿哲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5]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一[M]，商务印书馆，1983。

[6]刘云芝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再思考[J]，哲学研究，2009(11)。

第2篇：思考哲学基本问题范文

论文摘要:知何理解和解释哲学的基本学问题，关系到对哲学的研究对象、理论性质和社会功能等全部问题的理解和解释，而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其所对相关哲学问题的提问方式、理解方式、评价方式就不同。马克思正是创立了新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开创了人类哲学思维把握存在的断时代、新境界，实现了对以往哲学的超越。

一、哲学三大思维方式

    从古希腊到整个中世纪的西方哲学，可以称为本体论哲学;马克思之前的整个近代哲学，可以称为认识论哲学。但是，从哲学方法论，亦即从哲学思维方式说，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变化，则体现为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代表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到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思辨思维方式的转变。而哲学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于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所谓“实践思维方式”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正因为是把实践的哲学意义理解为“实践思维方式”，所以这里的“实践”既不是一种“实体”范畴，也不是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就是从人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构成的人与世界之间的矛盾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全部哲学问题的。正因为“实践思维方式”是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解释原则，从实质上说，就是确立了 科学 的实践观点，找到了实践这一解决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现实基础，用以实践为基础说明世界的思维方式代替单纯从存在或思维出发说明世界的思维方式。因而才构成了哲学史上的哲学的革命。

    二、哲学三大思维方式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读

    关于哲学的全部和基本问题，恩格斯的论断非常明确:“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哲学的 发展 史来看，“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对“精神和物质”关系的再抽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两者具有密不可分的 历史 联系。恩格斯说，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远古时代就以“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而萌发了。对于认识问题，古代哲学即本体论哲学把认识直接指向外界对象—客体，仅从客体提出向题，他们根本没意识到认识过程中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的矛盾，本能地把二者的直接统一作为认识的前提，认为凡在思维中的无不是现实中的。他们把一切存在都归结、还原为本体，甚至抛开“思维”直接面对“存在”，确信意识就是意识到的存在，并对自己思想、意识的可靠性毫不怀疑。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则表现为“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 自然 界?”“世界是神造的还是从来就有的?”必须说明的是，这种形而上学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必然面临以下的困境:第一，它需要面对一个无限的过去，需要寻其本原性的存在，就会出现困难:用有限思考无限。第二，它所走的路径说明他们说的存在具有合理性，按其问题本质和人的实际证明能力，都需要科学和实践的长期发展才能证明。而我们当时的哲学界自认为是智者，可以通过理性思维去把握这个绝对。这就必然面临直观猜测的局限，很难找到根据。第三，他们这种提问的方式注定了哲学家为自己设定了一个自己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

    而在近代哲学中，恩格斯不仅“十分清楚”地提出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且使之获得了“完全的意义”。这种“完全的意义”是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相对应的。也就是说，近代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完全意义”，主要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实现的。具体而言，整个近代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想的客观性问题”，也就是人的思想是否具有客观内容的问题，即人的思维何以把握客观存在?它的必然性、普遍性、客观有效性问题，这可以归纳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围绕思维与存在如何达到同一，唯理论试图论证只有通过理性从天赋的观念原则或从真理出发，按照一定的演绎规则进行演绎推理，才能得到真理性知识。这预示着“精神实体”的膨胀，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埋下伏笔。经验论者则试图论证只有感性从感觉经验出发，按照一定的归纳规则进行归纳推理，才能获得真理性知识。康德在唯理论和经验论陷人僵局的时候，在休漠的彻底经验论和怀疑论的启发下，重新寻求思维与存在统一的途径。康德首先考查了人的认识能力，提出了“自在之物”与“现象”之说。他把人的认识圈定在现象界，想求得主观范围内的同一，但把真正的客体或客观存在“自在之物”却排除在这个同一之外，将其宣称为认识所永远达不到的彼岸。实际上，康德仍是割裂了真正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陷人不可知的泥潭。黑格尔则以思辨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从思维的矛盾运动中去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力图在辩证法的“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中去解决“思维与存在的问题”。他把自己的哲学建立在“绝对精神”基础之上，以此为出发点，将其作为纯存在的“存在”概念，在内部矛盾的推动下，经过自我否定的辩证运动，把自己外化为自然、人类社会和自我意识，最终绝对精神通过自我意识达到自我认识而回复自身。在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就是作为所谓客观的思维或理性的绝对的精神实体。可见，黑格尔的体系就是从思维出发，由思维派生出存在—而存在又必须符合思维，通过精神实体的自我辩证运动，从而实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这里，黑格尔是以思维和存在的自在同一性或“逻辑先在性”的本体论承诺为前提去论证思想的客观性，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要证明的东西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前提里面了”。舒由此，黑格尔打通了现象与本质(物自体)之间的联系。事物要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现象就是本质，因为现象没有也不可能有康德所认为的鸿沟。这就是用思辨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来打通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基本问题在近代哲学中的困境，黑格尔以思辨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使其得到了合理地解决。

    当然，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解决 哲学 基本问题，即思想的客观性问题所存在的问题，问题不在于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上的辩证思考，而在于怎么样的辩证思考。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当我们将其看成一个实践与理论的外在问题时，是没法说明思想的客观性。按照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思考思想的客观性问题，新哲学在重大问题上，就不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了，而是从实践的思维方式和实践的思维逻辑去思考相关哲学问题的问题了。这何以成为马克思的重大哲学问题?因为他首先解决了思维方式的创新，这是其一;第二，只有解决了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的创新，才能够在关于 自然 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与理论中实现突破飞跃，从而去引出新的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结论来。具体说，在马克思的新哲学看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不是先前哲学那种设定的关系，而是以一种要从实践去理解和解决的问题。人的思维所反映的存在，就是实践的存在，是一种动态过程的存在，以这种存在对应人的思维，也就是在人如何学会改变人、自然界、人类社会等过程中 历史 的 发展 的思维。因而所谓思想的客观性问题，即真理的问题，从其生成看，不是自在世界中存在的问题，而是人类世界中相对于自然、社会、人所有机组合的人类外部世界和人类内部世界，二者的统一的问题。因而没有人的实践把握外部世界的本然，按照本然改造世界，就没有真的问题的生成。从发展来看，真理的客观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是随着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增强而不断发展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的客观性即真理的问题，不是指称物自体的本质和 规律 ，而是指称我们对对象性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作为这个正确反映的思想，它无疑具有主观性，可是这种主观性应该理解为客观性的主观性，它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反映对象性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哲学揭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确立的，是由于人的实践活动，才有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同时又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使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达到统一。思维与存在的矛盾是人类实践活动中的根本矛盾，这一矛盾也只有通过人类实践活动才能解决。

    三、马克思新哲学的“实践”超越

    在马克思之前，一些哲学家还是意识到了实践的，但他们都不了解实践的真正意义。黑格尔作为集大成的思想家，以他特有的方式，意识到了实践问题。他说:“理性出现在世界上，具有绝对信心去建立主观性和客观世界的统一。这里的理性，不仅指理念的理论活动，而且指理念的实践活动，后者由于具备普遍性和现实性双重品格，故能调解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但黑格尔所理解的实践，只是理念的创造活动，是理念发展中的一个环节。他并不理解实践的客观意义，以及作为哲学的现实开端和归宿的概念的意义。当然，费尔巴哈也反对黑格尔抽象的思辨，推崇感性直观，反映在哲学基本问题中也就是强调思维要通过“直观”的方式认识存在，但“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可避免的碰到与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

第3篇：思考哲学基本问题范文

一个人，想给自己家中的一堵白墙上挂一幅画，以显其美。他敲了一颗钉上去，挂一下，钉子太小挂不住。他就想要在钉子后面加一个木楔，然后去找木头。他找到了一块木头，但是没有办法把它锯小。于是去邻居家借斧子。斧子太大，劈来劈去劈不出木楔，于是他去借锯子……折腾了一天，当工具都借齐的时候，他疲惫地回到家中，回到家中，他突然想：我借这些工具来要干什么？

当然，对于其中的细节不必较真，但这个故事的寓意却发人深省。我记得转述这个故事的作者还引用了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那句名言：“我们已走得太远，以至于我们忘了为什么而出发。”

最近遇到一位老师，我问：“您最近很忙吧？”他调侃说：“忙是很忙，碌碌无为，‘忙碌’啊！”――敢情“忙碌”还有这样的解释，我接着说：“忙于碌碌无为。”那位老师是我极尊敬的一位成就斐然的高人，他的调侃却又一次引起了我的深思：我们整天忙忙的，究竟在忙些什么？究竟在为何而忙？――如果不考虑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忙是很忙，碌碌无为”地“忙碌”了。

这就回到了本文所要说明的题旨上：回到对基本问题的思考中。

我们做教师的，也是很忙很忙的。然而，我们经常想过诸如此类的问题吗？――我们的忙碌，为了什么？我们究竟在忙于何事？我们要去哪里？……故事中借斧子的人，并不是一个“反面形象”，而是一个我们要学习的榜样――因为当他折腾了一天疲惫地回到家中的时候，他终于思考起一个哲学性的问题：我借这些工具来要干什么？而我们，更多的时候，可能根本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而是呼呼大睡，然后第二天，拿起斧子干活。干什么活？不知道。干什么活？为何干活？类似的问题仿佛并不是我们要考虑的，我们只负责“干活”，于是，我们只能“忙忙”而后“碌碌”。

可见得，失去了对“基本问题”的思考，我们就会不知道自己欲有何为，就会不知道自己能有何为，就会失去自我，就会走错了道还浑然不知，。

其实，凡事都有“基本问题”，凡事必须叩问基本问题，叩问基本问题，心中有基本问题，才能让我们忙而不“碌”，“作”而有“为”。同样搬石头的工作，一个人的心中只有石头，他只是在搬石头，那么他就是一个无法享受工作快乐的“搬石人”；另一个人的心中有一座美丽的宫殿，他明白自己的每一道工作都与这座美丽的宫殿相关，他就是一个兴致勃勃的“圆梦者”――这当然是一个有点极端的讲述，但这至少也能够说明“思考基本问题”的意义。

最近，《人民教育》杂志开辟微信平台，推出“校长播报”的音频节目，邀请我打了个“头阵”，播报一分钟。要用一分钟的时间传递我们的观点、立场与做法，我想了一下，我只能讲“基本问题”，于是就讲了这样一段话：

大家好，我是江苏汾湖实验小学校长张菊荣。我们学校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鼓励教师“写书”，我们称之为“土书”，5年间我们编撰了253本“土书”，散发着泥土的芬芳。253本书背后有感人至深的故事，也让很多老师过上了饶有兴致的专业生活。这个做法来源于我们对“教育是什么”的思考。我们的回答是“教育即促进成长”，要促进学生成长，教师首先要是一个成长者。我喜欢思考这类教育的基本问题，只有深刻叩问基本问题，回答好基本问题，我们才不至于迷失在“教育”之中而忘记了教育背后的意义。

我对这段话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我在围绕着“基本问题”思考。基本问题是什么？基本问题，其实就是根，其实就是魂，其实就是核心。叩问基本问题，其实就是“回家”――因为我们常常会走得太远而忘记了回家。当然，其实，更正确一点说，不思考基本问题的我们并没有走远，而是“迷路”了，甚至是一个自己迷了路都不知道的盲目行者。不思考基本问题，我们其实是走不远的；对基本问题思考得越深刻，我们就可以走得越远。只有思考基本问题，才能让我们清晰起来，坚定起来，自信起来，兴致盎然起来。

作为一个“办学者”，我们要反复地思考，学校的使命是什么，学校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关于教育的基本理解是什么，我们如何理解学生，他是谁，我是谁，我与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我曾经在学校的校报上写过好几篇文章，作为连载，副标题都是“关于学校基本问题的思考”。作为校长，我觉得必须把关于学校的基本问题萦绕心头，一刻也不能游离，否则，就会在各种眼花缭乱的思潮与表象中失去判断、失去立场、失去自己――我并不反对，而且极其主张要开窗倾听各种各样的声音，但如果我们没有思考基本问题的能力与习惯，那么，我们会被各种声音扰得坐立不安、无所适从，而如果我们具备了思考基本问题的能力、习惯与定力，那么，一切都可以用来丰富自己、滋润自己。

有一次，参加一所兄弟学校的规划咨询会。我所尊敬的成尚荣老师也应邀参加。在我们发表了意见之后，成老师发表见解，他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那就是要回到“小学教育的性质”“小学教育的任务”中去思考――成老师所说的那些问题，正是“基本问题”。小学教育的性质，小学教育的任务，这些与我们休戚相关的基本问题，我们明白吗？我们始终明白吗？我们在反复思量吗？当我们雄心壮志地沉醉于把小学生培养目标确立为“博学”“卓越”“杰出”这些高端表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忘记思考这样的问题：这是小学，我们面对的是小学生，小学教育的性质是什么，小学教育的任务是什么？小学教育的使命是什么？如果小学生都“博学”了、都“卓越”了、都“杰出”了，那我们中学生、大学生的目标又该是什么呢？――什么时候我们忘记了思考基本问题，什么时候我们就犯糊涂。

还有一次，在苏州教育局参加一个会议。会议间隙，成老师接受电视台的采访，在谈叶圣陶的教育思想，在谈“苏式课堂”，他说，关于课堂，“要回到基本问题的思考之中”。今年春节过后，我们邀请江苏省教育学会会长杨九俊先生来校讲学，中午用便饭的时候，杨先生几乎用同样的词语建议我们：“要思考基本问题。”

课堂，也是纷纷呈呈。思想、观点、模式、技术，你方唱罢我登场，老师常常会不知所措。怎么办？我们只有不断叩问基本问题，唯此，课堂才会纯粹，我们才会坚定――当然不是盲目的“坚定”。每一次听课，我们无一例外地要讨论同一个问题：目标。课堂失去目标，师生再怎么“忙忙”也会流于”碌碌”，是谓“失魂落魄”。目标，就是课堂的基本问题之一。面对不同的学科，我们又需要不断地叩问关于学科的基本问题，为什么语文教学变成了“课文教学”？我们为什么总是会忘记了“语文”而“我的眼中只有你――课文”，课文的背后隐含着什么呢？为什么数学教学变成了“做题目”？我们为什么常常忘记了“数学”而“我的眼中只有你――题目”，做题目的背后要学会些什么呢？学科教学的本质是什么？使命是什么？学科学习的基本规律有哪些？当我们把“主题班会”弄得像文艺汇演的时候，我们是否想过这样的问题：“主题班会”的性质是什么？当我们把“学校德育”幻化成做不完的“德育活动”的时候，我们是否想过这样的问题：“活动”要承载的使命是什么？当我们面对孩子的“做错”声嘶力竭的时候，我们是否忘记了思考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孩子？教师的角色特征是什么？我是谁？我的使命是什么？这些基本问题，看似极其形而上的问题，才真正决定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才会最终决定我们的一生。李政涛先生著有《教育常识》一书，书中重提的那些“常识”，其实就是对“基本问题”的理解。

第4篇：思考哲学基本问题范文

关键词：中国美学；中国音乐美学；系统性；思维能力

1发掘、展示和重新阐释在音乐美学的基本问题

上有着较为深刻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人类文明由来已久，历史的厚重推演人类文明的进步。历史感是人类思想意识中的一种重要品质，它能唤醒历史使其在古今关系中绽放光芒。当代美学思想家叶朗在其《美学理论》《中国美学史大纲》等著作中提出的系统理论和所作的系统性论述是在学科理论建设的统摄下所作的古今通释。叶朗在其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借唐代思想家柳宗元重要命题：“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阐述的“美”不是一种实体化的，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美”与审美活动互不分离；又借马祖道一“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心不自心，因色固有。”阐明不存在一种实体化的、纯粹主观的“美”；借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意象世界是由人的意识照亮和唤醒世界万物形成的一个充满意蕴的美的世界。认为意象世界是在审美活动中产生，审美活动与意象世界是不能脱离而存在的，美感活动产生美，表明美与美感的同一。审美活动作为美学研究对象为美学学科理论发展和建设明确了学科研究的对象，作为对象的审美活动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审美活动不是认识活动而是体验活动，它的核心是以审美意象为对象的人生体验。其把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这些思想加以展示并加以重新阐释，发掘中国传统美学在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上的深刻内容，并着力与西方现当代美学中的一些思想相融，在美学核心理论问题上认为“天人合一”是研究“美”的问题的模式，在审美中人与世界相融合一。而主客二分的模式是人与世界的外在关系模式，主客二分不应是审美研究所依照的模式，是认识论模式。在其美学学科理论的建构中，其在美学理论上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进入了一个新境界：审美意象是中国美学的情景相融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感性的，具有完整意蕴的，充满情趣的世界，是人与万物一体的生活世界，是在审美活动中生成，在审美的愉悦中产生的美感。美学界对美学史的研究着眼于历史中的美学概念、范畴和命题及其产生、发展、转化的历史，其美学史研究推进美学学科理论建设，在其美学学科理论的建设中，善于发掘中国传统美学在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上的深刻内容，并与西方现当代美学中的一些思想相融，建立中国美学的学科理论体系。概念、范畴和命题在音乐美学史研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产生、发展、转化所构成的历史形成了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国音乐美学史以它们的产生、发展、转化为研究对象。这些闪耀着思想光辉的范畴、命题、思想体系必然长久启迪学科发展研究。中国音乐美学史的研究应以敏锐的视角发掘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中的一系列核心概念、范畴和命题，使得中国音乐美学史的研究在这些核心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上予以充分展开。而如何展示及其明确处理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中的一系列核心概念、范畴和命题，思考音乐美学基本原理与基本问题，把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中的有着较为深刻的思想与音乐美学基本问题、基本原理相联系，充分发掘其思想的深刻性，使这些深刻的思想在音乐美学基本问题上，在音乐美学学科理论建设上予以展开。这种展开会在一系列音乐美学基本问题上观照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解决的。带着学科发展的历史使命研究历史上的音乐美学思想理论，用学科研究方式重新予以显现，在其基础上研究体系化的音乐美学基本问题，明确音乐美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课题，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体系化的中国音乐美学学科思想理论。当然，“白马是马”与“白马非马”相斥的窘境我们在对中国音乐美学史的研究中也会碰到。为了正确处理音乐美学史研究中的古今互用关系问题，立足音乐美学学科理论发展，阐释历代音乐美学思想进行古今融合，让古今视界在音乐美学科学理论体系的高度上达到融合。

第5篇：思考哲学基本问题范文

—、传媒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对研究的基本问题的探寻可以有多种视角，如历史的视角，思辨整合的视角，分析的视角和经验的视角等等。针对传媒伦理学研究的现实状况，此处我们选择后两种来进行探索。首先，是分析的视角，即从传媒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性质以及研究任务出发，寻找问题的答案。其次，是经验的视角，即对当前已有的传媒伦理学研究所涉及的实际问题以及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归纳，在分析中找寻答案。

接下来，我们就综合两种视角，首要是对传媒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性质进行一番梳理和考察，然后对其研究现状进行归纳和分析，两者对照、结合，以此来探寻传媒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1.传媒伦理的“应用伦理学”属性和“实践伦理学”维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饱受战争之苦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实行了经济复兴政策，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自然环境迅速恶化；人格尊严和生命安全受到威胁；高科技的负效应此起彼伏……这些问题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又亟待解决。然而，最大的问题是在既有的伦理道德理据中，人们无法找到现成的答案。生活实践迫使人们放弃书本教条，直面现实，找到一种新的伦理规范，建立社会新秩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用伦理学”应运而生。应用伦理学应用于社会不同领域，就产生了领域伦理学，如政治伦理学、商业伦理学等；应用于不同人群，就产生了人群伦理学，如妇女伦理学、老年伦理学等；应用于不同职业，就产生了职业伦理学，如教师伦理学以及我们所研究的传媒伦理学等等。我们看到，传媒伦理学是一种典型的职业伦理，而职业伦理学恰恰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传媒伦理学属于“应用伦理学”的学科范畴。

“应用伦理学”的兴起有重要意义，为理论伦理学的发展打开新的天地，重新强化了伦理学的“实践维度”。虽然伦理学理论的诞生就是为了人类的道德实践，但是伦理学在后来的发展中有很长一段时期偏离了自己的初衷，以“元伦理学”为代表，“热衷于体系的构建,迷恋于思辨的推导”。?与理论伦理学不同，应用伦理学的核心就是“应用”，其生命力就在于以理论的方式关注、把握、指导生活实践。而传媒伦理学作为一种职业伦理学，恰恰在于着力解决传媒职业领域内的伦理失范和价值混乱问题，其“实践伦理学”的维度相当明显。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传媒伦理的核心就在于“应用”，而应用的主旨是强调“实践”。传媒伦理学是沟通理论伦理学与传媒实践活动的桥梁，它把媒介行为置于理论伦理学所构建的人类价值体系的总体框架下，在传媒实践中对这些既有观念、?般价值原则和基本行为准则进行验证，辩驳和诘难，以媒介职业性质和传媒职业群体特征为依据，将这些总体社会规范和价值取向具化并细化，建构传媒领域的价值体系和媒介从业者的观念模式。也就是说，以分析的视角考察传媒伦理学及其应用的基本问题，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传媒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大众传播领域内，媒介这-特定群体所追求的职业责任或至善目标及其实现的伦理手段和途径。

2.传媒伦理的研究现状：立足于媒介道德困境，探寻多样性的价值共识，形成合乎伦理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纵观传媒伦理学的相关研究，无论是在西方还是我国，都立足于媒介的道徳困境。新闻失实、新闻炒作、有偿新闻、有偿不闻、娱乐至死、漠视生命、侵犯隐私等等，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和媒介的急速扩张，大众传播领域内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伦理道德问题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呈现出来。事实上，传媒伦理学的研究者关注的绝不仅仅是这些判别起来相对简单的道德失范行为，还有与具体道德情境相关的职业伦理闲境。传媒伦理作为职业伦理学的分支其显着特征在于它的实践性，它总是与具体的道德情景相关，它不仅会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等因素影响，更重要的是还要打上“职业”的标签。“新闻专业主义”、“新闻自由”、“新闻价值”、“新闻时效性”、“受众知情权”等等，所有这些专业词汇使媒介从业者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抉择变得十分复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展江在《新闻职业伦理四大争议问题评析》一文中，对“当代四大新闻伦理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救死扶伤与新闻本职的矛盾”，“公众知情权1公民隐私权之间的冲突”，“消息来源保护问题”以及“媒体自由与公正审判问题”。他认为：“新闻职业伦理就是新闻工作者和媒介机构在新闻职业道德体系中的诸个因素(道德诫命)发生冲突时的理性抉择原则。”?他认为新闻职业伦理非常复杂，因为新闻人“在报道一则新闻的过程中要与消息来源打交道、处理与同事的关系，最后还要面对公众，所以可能要同时做出几个互不相关的伦理抉择。”正如展江所言，在新闻实践中，常常会出现关于伦理的思考和抉择，这些思考和抉择又多偏向多元交错，致使从业者的道德信念被迫接受挑战而陷人伦理原则上的两难境地。传媒领域内的伦理抉择既要遵循普适性的“道德善”，又要体现特殊性的专业规范，那么我们必须打破思维方式的单一性和价值规范的垄断性，进而寻求一种多样性的“价值共识”，以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具实践价值的标准，形成合乎伦理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根据以上有关传媒伦理学理论体系、学科性质、基本特征和研究现状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传媒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大众传媒领域中出现的职业群体价值、伦理诉求和道德标准与社会整体利益、伦理诉求和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讲，传媒这一特定群体对自由、自主、专业和自我完善等价值追求与社会整体“道德善”及“应当”为标准的伦理规范和理想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协调是传媒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二、传媒职业伦理研究方法的整合

在我国，传媒伦理学的研究方兴未艾，综观众多学术成果可以发现，由于研究者们研究视野、研究维度和研究立足点的差异性与广泛性，传媒伦理的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样化态势。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正是因为研究方法的零散性与不确定性，导致了研究路径的混乱，进而影响了结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所以，当我们明确了传媒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后，我们有必要对现有的研究方法进行整合，以明晰研究路径，深化研究结论。

1.反思、批判与建构的整合

对传媒现象及传媒人行为进行道德批判，是当前我国传媒伦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问题意识与注重问题研究诚然重要，但它并不是传媒伦理研究的初衷，批判的目的不是要全盘否定，而是为了创新，创新意识与价值体系的建构才是伦理学研究的核心与关键。创新的过程就是改造的过程，它以反思和批判为前提和基础。改造的过程又是构建的过程，传媒伦理学研究就是要在不断创新、不断改造的过程中构建传媒理论价值体系。所以，反思的方法、批判的方法和建构的方法是传媒伦理研究的=种重要方法，=者紧密结合，缺一不可。事实上，这恰恰符合了传媒伦理学的学科性质。传媒伦理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伦理学作为人生哲学，像本体哲学和认识哲学一样，其基本的研究方法首推思辨的方法。而思辨恰恰是反思、批判与建构的有机统一。

这种统一首先表现在反思与批判的相辅相成。所谓反思，就是换方向、换角度、换位置进行再审视、再认识、再思考。伦理研究中的反思不是欣赏性的，而是否定性的，其目的是要发现问题。因此，反思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批判的过程。而批判又是以怀疑为前提的，而怀疑通常又是在反思当中获得的。所以在传媒伦理研究中，我们一方面要对大众传媒行为、境遇与现象进行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又要对已有大众传媒伦理本身进行反思性批判。抽象的反思与具象的批判相结合，是提升大众传媒道德理念的必要手段，也是促进大众传媒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当然，无论反思还是批判，突破、改造与超越才是其最终目的。传媒伦理学研究致力于解答的仍是大众传媒领域中的价值问题，其最终指向仍是新的价值原则的确立和价值体系的建构。因此，只有坚持反思、批判与建构的并存，传媒伦理研究才能向纵深发展，为传媒实践中的根本性和总体性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2.演绎与归纳的整合

自伦理学产生以来，演绎的道德推理方法就被看成是最主要的解决道德问题的方法。但应用伦理学产生之后，演绎这种思维方法受到了严重的质疑。--些伦理学学者主张，应用伦理学研究应告别原则，专注于个别具体事例勹情境，在实践中归纳出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进而再将它上升为一种普适原则。也就是说归纳法在应用伦理研究中备受推崇。事实上，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演绎和归纳正是当前传媒伦理学研究领域中两种重要方法。演绎是从既有的普遍性原则或一般性事理出发，把这种事理或原则运用到各个具体的领域中去，推导出个别性结论的一种方法。归纳法则是从个别事例出发，对既有材料抽丝剥茧地分析，最后得以做出一个概括性的原则或结论。看起来，演绎与归纳是两种完全相反的研究路径，所以大多数传媒伦理研究都是只选其一。一种是以人类社会普适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为依据，对传媒现象和行为进行道德批判；一种是从大众传媒领域中出现的具体案例出发，归纳总结出能够解决传媒伦理实际问题的伦理原则和伦理依据。但事实证明，这两种方法都有失偏颇，单独使用一种方法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演绎道德推理是逻辑学上的演绎推理在道德推理中的运用。它的前提是确立一个判断伦理善恶是非的原则或标准。一般来说，公平、正义、真实、诚信、尊重人道等等是社会所公认的伦理准则，它们共同构建起人类向善的根基。但是，如果我们简单地把他们作为道德推理的依据去衡量媒介行为，会带来很多道德困惑和伦理矛盾。以新闻报道中的隐性采访为例，无论是以动机论还是效果论来评判，隐性采访为了维护公众利益，揭示社会丑恶，有助于清除社会腐败，它都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善的手段。但是记者在隐瞒身份、挖掘事实过程中所使用的欺骗和诱导等方法显然违背了诚信的伦理准则，是一种非道德行为。所以，道德演绎推理，必须考虑到“情境”这一要素，把理论伦理直接应用于复杂的媒介现实问题，难免犯功利主义错误，让研究陷人困境。同样地，如果我们抛开理论伦理，仅仅关注于具体情况中的问题，企图从对各种各样复杂问题的分析中归纳出结论，那么我们归纳的很可能只是一种经验、直觉或习惯，最终得到的根本就不是能够指导并解决所有传媒伦理问题的伦理学答案。

第6篇：思考哲学基本问题范文

论文摘要： 本文从教育学视角讨论理工科大学发展文科的理据。理工科大学创办与发展文科是理工科大学人才培养目标与人才培养过程的需要，而非国家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使命的需要。

理工科院校文科的发展，不仅是创办文科专业与设置文科课程的问题，而且是对理工科学生实施人文教育过程的问题。理工科高等学校要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高度，思考文科发展的问题，将自然科学的问题与社会问题相结合，将理工科的自然科学知识与技能同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幸福观等相结合，将理工科的科学问题纳入哲学社会科学的视域加以审视与研究。因此，本文将讨论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的教育学视角。

一、理工科大学发展文科是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

当代人类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如生态、人口、经济规划、城镇建设等，内在地要求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二者通力合作，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即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理工科大学人文学科的建设，顺应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大趋势，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使学生学习与掌握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是高等教育的目的，但不是高等教育的全部目标。我们不仅要传授理工科自然科学与工科知识技能，我们还要从道德品质、工作态度、社会责任、文化素养、道德情操等方面培养教育学生，使其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科学技术问题只能解决人与自然的问题，解决物质层面的问题，但解决精神层面和社会层面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杨义（2002）认为，繁荣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一种“文化工程”，而文化工程是一种人心工程。这个工程具有以下四个要点：（1）它涉及一个民族的总体科学、道德和精神文化素质；（2）它涉及一个民族对世界、社会和人生的价值共识；（3）它涉及一个民族对全局问题、突发事件和日常现象的理性思维能力；（4）它涉及一个民族的社会管理和社会运行的质量和效率。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科学技术赋予社会以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和物质形式，而人文社会科学赋予社会以前进方向和精神内容。只有把物质形式和精神内容结合起来的社会，才是一个完整的充满生命力的有机体。理工科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不仅要具备创造物质文明的才能，而且也是精神文明的承载者与践行者。因此，培养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养是社会发展对理工科大学提出的要求。

二、理工科大学发展文科是人才培养过程的需要

对于理工科高校来说，落实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的目标，在于研究与制定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课程的培养计划。70年代以来，我国大多数重点理工科院校相继创办了人文、社会科学专业。这些工科强势学校，逐渐转变为以工为主、理工文管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然而，“综合性大学”浪潮过后，理工科高等教育研究面临着如下问题：理工科应该创办什么样的文科专业？如何创办与发展文科专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如何定位文科课程？确定什么样的文科发展路径？采取什么样的必要的管理与发展措施？

“课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个人知识与学科知识、教材的心理组织与逻辑组织）之关系的问题，在课程形态上则表现为经验课程和科学课程的关系。课程理论和实践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意味着在这个基本问题的探究方面做出突破。”（钟启泉&张华2001:144）我们认为，课程哲学的基本问题还应该包括个体发展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关系问题。不管教育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社会化，还是使人类社会更加人化，教育的目的性是存在的，而这种目的性就是教育活动的方向和推动力，就是选择教育内容的方向和标准。教育的方向性，或受教育者个体经验的方向性，并不是任意选择的结果。

杜威在研究经验课程时历来重视教育的目的性，重视学生经验的教育价值。他重视学生的个体经验，认为一切真正的教育都是从经验中产生的，强调教育与个人经验之间的有机联系。然而，他认为，经验和教育二者并非等同，并非一切经验都真正地具有或相同地起着教育的作用。他运用“经验的连续性”原则区分了“有教育价值的经验”和“没有教育价值的经验”。经验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每种经验既从过去经验中采取了某些东西，同时又以某种方式改变未来经验的性质。”“每种经验就是一种推动力。经验的价值只能由它所推动的方向来评断。”因此，教育者的责任就在于判明一种经验的走向。（杜威，1991:259-263）

理工科大学教育者代表社会完成高等教育阶段教育下一代的任务，因此从事高等教育的教师就应该首先具备能力，判明理工科大学生经验的走向。理工科大学教育者与教师是社会化的典型产物，因此他们具备社会发展先进思想的素质与品质，能够代表社会与按照社会对人才发展的需要，完成教育受教育者的任务。这充分说明，个人发展与教育、学生与教师、教育与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相关性。

课程作为教育内容的目标化过程，必然要受社会需要的制约。因此，课程哲学的基本问题应该包括个人的发展与社会需要、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个人应该如何发展，其发展如何促进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又是如何影响个人发展的，这些问题都是教育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是课程研究的基本问题。

王佩华（1998）认为，文理分家，理工脱离，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学习苏联模式的结果。这种模式使得我国理工科院校人文氛围相对淡薄，文科发展阻力大。然而，文理分家，并不是理工科院校创办文科专业的真正理由，文理融合比较典型的麻省理工学院也并非理工科院校学习的典范。这是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文理分家加强了文科院校的文科专业，如果具有文科传统与优势的文科高等院校不能繁荣发展哲学社会学，岂有理工科发展文科专业的道理？麻省理工学院的发展有其历史与传统，解放前的清华大学也有其历史与传统。理工科高等学校要问自己这样的问题：理工与文科并举的麻省理工学院对于发展文科有什么优势？对于发展理工科有什么优势？假如清华大学具有以往强势的文科，其文科会发展到什么水平？其理工科又会受到什么影响。

因此，理工科大学创办文科专业向综合大学发展的真正理由，并不是繁荣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而是通过创办文科专业，让理工科学生享受人文学科滋养。人文学科的滋养通过三个渠道渗透到理工科大学生的经验，影响着其个人发展方向与路径。其一，通过开设人文学科课程。学生必修与选修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科课程，获得人文学科的知识滋养，在个体的知识结构上完成文科与理工科的融合，实现知识结构上的个人全面发展的目标。其二，通过师生与生生交往影响学生。理工科院校文理科的融合，不仅仅表现在学生知识结构层面，还表现在文科课堂上文科教师与学生的课堂交往方面。文科教师以其特有的文科气质、文科态度、文科价值取向与文科人格魅力，影响着理工科学生。在课下，理工科学生与文科学生社会交往，文科学生的言行从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理工科学生。其三，文科专业的创办与文科院系的设立，无论从学校学术氛围与学校学生生活，还是从图书资料与网络资源等方面，都会对理工科学生产生影响。

三、结语

高等教育以培养高级人才为己任。理工科院校以其理工专业见长，发展文科专业，发展什么样的文科专业，怎样发展文科专业，都不能离开与脱离教育学理据，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过程是人才培养过程，高等教育的目标是人才培养目标。理工科院校人文学科的发展不可离开其理工科人才的培养。

参 考 文 献

[1]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全国理工科高校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讨会”综述，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4.

[2]戴忠信.动态多元课程观：统整课程与教学研究，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1):1-5.

[3]杜威.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姜文闵译.北京: 民教育出版社，1991.

[4]王佩华.重点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思路刍议，高等教育研究，1998(3):59-62.

第7篇：思考哲学基本问题范文

一、巧用成语典故，激趣促思导之以行

我国古代成语典故丰富多彩、生动有趣、通俗易懂，蕴含着深刻的哲理，闪烁着哲学思想的光芒，给人以启迪和教益。在教学中巧用成语典故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而且能促使学生思维方法、能力的提升，引导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教学效果，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在学习《意识的作用》一框时，引用了“画饼充饥”“掩耳盗铃”“望梅止渴”来说明意识虽然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但是不能夸大意识的能动作用，意识依赖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道理。引用“按图索骥”“郑人买履”来说明一个人做事情、想问题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道理，而不能违背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学习《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时，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纸上谈兵”“胸有成竹”等成语说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道理。通过在教学中引用成语典故，既能增强课堂的感染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又能促进积极思维，从而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学生经过自主学习思考得出结论，从而使教材中的哲学原理进入自己的思想深处，内化为学生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和评价事物，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

二、引用名言警句，明理释疑深化主题

我国古代有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艺术家、军事家等，他们在社会生活和实践活动中，留下了不少真知灼见、富含智慧、发人深省的至理名言。在教学中适当引用名言警句，能说明和揭示哲学概念和原理，既能把深奥的道理说得浅显易懂，又能把抽象的东西变得具体形象；既有利于突出重点，又能深化主题。如在学习《哲学的基本问题》时，引用范缜的名言“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导入课题，在课堂上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里的“形”指的是什么，“神”指的是什么？你认为先有“形”还是先有“神”？“形”和“神”关系如何？“形”和“神”关系问题的实质是什么？范缜的这句名言说明了什么哲学道理？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讨论。通过创设问题情境，启发学生自主思考得出结论：“形”指的是“肉体”，“神”指的是“精神”；先有“形”后有“神”；肉体存在则精神存在，肉体毁灭（不存在）则精神毁灭（不存在）；“形”和“神”关系问题的实质就是存在和思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即哲学的基本问题。范缜的这句名言说明存在（物质）决定思维（意识），先有存在（物质）后有思维（意识），就是唯物主义；反之就是唯心主义。思维（意识）和存在（物质）何者是世界的本原、谁决定谁的问题，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基本派别的唯一标准。这样，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不断获取新的感受、新的体验，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积极思考，加深了学生对哲学观点和原理的理解。

三、引用古典诗词，立疑激趣达成目标

古典诗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在教学中引用古典诗词，不仅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能立疑激趣，有利于教学目标的达成。首先，新课导入时引用，能点击学生思维的兴奋点，激起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把他们带入情境，使他们精神振奋、兴趣盎然地去探求新知。如学习《认识运动把握规律》时，我用多媒体播放自制的幻灯片“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这些诗句分别体现了什么哲理？通过这样导入新课，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且能提高教学效率。其次，《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确立了思想政治课教学的三维目标是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在教学中引用古典诗词，有利于三维目标的达成和实现。（1）在讲授新课中引用古典诗词，有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哲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方法。由于哲学原理比较抽象，而诗词具有形象、生动、具体的特征，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引用这些古典诗词，能使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使课堂教学变被动为主动。如在学习《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时，引用“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向学生发问，这些诗句体现了什么哲理？通过分析学生明白这些诗句体现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2）新课中引用古典诗词，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分析、归纳、理解、自主探究能力。如学习《坚持整体与部分的统一》时引用“国兴则家昌，国破则家亡”，让学生自主探究得出结论：整体居于主导地位，整体统率着部分，整体影响部分；部分离不开整体等哲学原理，从而培养学生理解能力、归纳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3）在新授课中引用古典诗词，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古典诗词是文人情感的抒发和价值观的体现，从我国古典诗词宝库中不难搜寻出给予我们正能量的经典诗词。如在学习《价值的创造与实现》时引用岳飞的《满江红》，陆游的《示儿》，文天祥的《过零丁洋》等诗句来说明一个人要有坚定不移的决心和爱国精神，从诗中体味人生价值的实现。

第8篇：思考哲学基本问题范文

讲授法是指教师以口头语言为主要手段，向学生传授知识，启发学生思维，表达教师情感，完成一定教学任务的教学行为方式。

美国当代认知学派的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奥苏伯尔认为讲授法本身并不一定导致机械学习，只是某些教师对讲授法的误用才导致了机械学习。奥苏伯尔特别强调通过讲授法使学生进行有意义的学习。他指出，一堂有效的讲座提供给学生的信息是学生自己花数小时也未必能收集到的。他反问道“一堂讲座就可以使学生迅速地获得大量知识信息而后转入应用或解决问题，为什么还非得强迫学生自己去搜寻信息呢？”

讲授式教学法的主要优点是效率高，教师能够很经济地同时向许多人传授知识，等量时间下容量大。因为在讲授中，教师可以亲自向学生呈现学科的基本内容，直接鼓励学生的学习热情。讲授法的优点还在于能用学生易懂的形式有效地概括学科的内容，可以用不同词语陈述相同的内容，从而有助于理解；讲授中有师生的情感交流，师生相互作用，相互强化：在讲授时教师还可以根据听课对象、设备和教材对讲授内容灵活处理。

那么高中政治课讲授法在课堂里运用更是尤为重要。讲授法的具体方式是由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决定的。笔者以《生活与哲学》内容例谈讲授方式，我们将讲授的方式划分为以下几类：

一、讲解法

讲解法是教师运用阐释、说明、分析、论证和概括等手段讲授知识内容。讲解法是讲授的基础方法。

【教学案例1】对于“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一知识点。“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是“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问题”学生很容易混淆。教师通过对这两点的阐释和分析，学生就很容易掌握了。例如：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思维和存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二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即思维能否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是指存在决定思维，思维能动于存在。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因此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教学案例2】“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原理”既抽象又比较枯燥，教师可运用生活事实来说明两者的相互关系，例如：如果你想要吃水果，家人会给你端来香蕉、苹果、西瓜等等？这也就说明水果作为矛盾的普遍性，不能单独存在，只能存在于香蕉、苹果等矛盾的特殊性之中。说明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如果我拿了一只香蕉给你吃，你也会知道香蕉属于水果类。矛盾的特殊性离不开普遍性。“白马，非马”认为一般的抽象的马可以脱离具体的马而独立存在，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如某司机酒后驾车，被警察拦下。该司机辩解说：“我没喝酒，我喝的是啤酒。”同样也是割裂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教师这种有条理的讲解，就会把课程中难点变得易懂、易于掌握。同时教师的讲解，要符合科学性，应避免出现知识性或观点性的错误。讲解的步骤安排要合理，应该有较强的逻辑性和系统性，切忌思路混乱，致使学生不得要领。

二、讲述法

讲述法是教师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叙述、描绘和概述所要讲的知识内容。如，用形象具体的语言，描述事态情境；有声有色地讲述人、物、事、理：恰当地使用比喻、成语等。

【教学案例1】“哲学源于人们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的原理较为抽象，教师可通过故事的形式，娓娓道来，揭示这一观点。例如：据说朱熹小时候刚会说话，父亲指着天教他说“天也”，朱熹反问父亲：“天上有何物？”。陆九渊在很小的时候就问父亲天地有没有尽头，父亲没有回答，他为了想通这个问题而废寝忘食。古希腊的哲学家泰勒斯，有一回他走在路上，抬头仰望天上的星象，思考宇宙，竟然没看到路旁的一口井，掉了进去。哲学家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爱思考，爱追根究底。我们平常人一般都是实实在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会为今天有一顿丰盛美味的晚餐而开心，而一个哲学家却总在追问“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哲学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善于思考。

【教学案例2】“哲学是对具体科学的概括和总结”这一知识点对刚开始学习哲学的高中学生来说真的难以理解。教师可以从生活类比讲授这一知识点。例如：知道水的分子结构是一个氧原子、两个氢原子这是化学研究的：知道水加热到100摄氏度会成气态，冷至0摄氏度以下会成固态，这是物理研究的：而当孔子站在泗水边感慨：“逝者如斯夫！”由眼前的水流不息，联想到自然界的生生不息，再到万事万物都是运动不已，这就是哲学的观点。知道一个苹果可以切成两半，1+1=2，这是常识，但进而由此探索出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万物普遍原理，就是哲学了。可以说哲学是对具体知识进行概括和升华，从中抽象出最一般的本质和最普遍的规律。

教师具体的描述，极大地激活了学生的思维，他们体会到了知识点真正含义，以达到能理解并会运用。讲述法能够增强讲授的吸引力和说服力，能唤起学生的想象，学生听课津津有味，学到的知识印象深刻，经久不忘。

讲解法和讲述法，是两种互补互利的讲授方法。前者能唤起学生的有意注意，激发理智信念：后者能牵动学生的无意注意，增添融洽愉悦气氛。所以，它们在教学中，常常被交替运用或结合使用。学生听这样的课，觉得时间过得快，少有疲乏感。

三、引导法

引导法是教师运用简短精练的语言，对学生进行指导提示、启发诱导的讲授方法。

【教学案例】教学“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时，教师可引导学生对一种现象的深思，一步步深入，在教师的指导提示下进行论证。

现象简述：某儿童滑冰不慎落水，考验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有人冷眼旁观，幸灾乐祸。有人拨打“110”报警，呼喊人们来救人。有人和求救者讲价钱，给钱才救人。有人奋不顾身跳进寒冷的水中，将儿童救出后悄然离开。

分析：

（1）面对同一情景，各人有不同的选择。为什么？人们认识事物的角度不同、立场不同、经历不同、知识储备不同等等，因此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往往会因人而异。

（2）既然价值判断价值选择有鲜明的主体性，因人而异，是不是意味着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没有对错之分呢？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的差异与冲突，恰恰要求我们明确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标准，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

（3）那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有一个根本的衡量尺度，这就是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把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最高的价值追求。

（4）在现实生活中当个人的利益与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当个人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当个人利益与社会、集体、和他人没有冲突时，我们又该何去何从？

教师的一步步引导，提示了思维的路径，活跃了思维，深化了对问题的认识。引导法的用处在于：诱发求知欲望，指引学习门径，活跃思维气氛，提示钻研线索，等等。

四、点拨法

点拨法是教师采用直截了当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指教指点、告诫订正的讲授方法。当学生求通未得的时候，浅尝辄止的时候，遇到困难和障碍的时候，误入歧途的时候，教师适时予以指点订正，最能发挥讲授法的功效。

点拨法与球类比赛的场外指导法很相似，球队参赛，教练的“临场指挥”、“面授机宜”十分重要，有时一个正确的部署，能立刻扭转比赛的局面。比赛规定的暂停时间有限，这就要求教练讲话不能过多，要击中要害。指出存在的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教学案例】在哲学教学中，有些知识点学生很容易出错，这时候教师的适时点拨，效果很好。比如：朱熹“理生万物”是主观唯心主义观点。错，是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主观唯心主义是把人的主观精神夸大为世界的本原，如心外无物。又如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错，只有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神的精华。

引导法和点拨法在学生的自学、练习、评改和复习等课堂教学活动中，经常被采用。直截了当地指出知识的漏洞，效率高。

在政治课课堂教学中，为了提高讲授法的效果和让学生进行有效学习，教师在使用讲授法时，还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准确地讲授。这是对政治教学的科学性要求，是第一位的要求。讲解表达的内容必须准确，无任何知识性的错误，用学科性语言，必须具有学科的特点。

二、条理地讲授。政治学科知识脉络清晰。教师讲授时应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远及近。先讲什么，后讲什么；主讲什么，次讲什么，都应环环入扣，井然有序。“眉毛胡子一把抓”或“天女散花”似的讲解只能使学生在无法理解的基础上思维更加混乱模糊。

三、形象地讲授。由于政治学科的特点，政治教师在讲授过程中更应注意语言生动形象，善于创造问题情景，激发疑问，引起学生的学习动机，使学生积极参与学习，主动探究知识，就能避免学生机械的、被动的“填鸭式”的学习。

四、简练地讲授。语言要少而精，明朗爽快、言简意赅。这就要求政治教师能简明扼要地表达主要观点、重点、难点。学生已知的或不重要的要少说或是不说，点到为止：学生不了解的或重要的，要多说或详说，并要说得恰到好处。课堂上说的话应该是加一句嫌多，减一句嫌少。只有这样，讲课才能丝丝入扣、言必有重。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语言拖泥带水，夸夸其谈，不但教师所授内容讲不清楚，而且还影响课时的充分利用。

第9篇：思考哲学基本问题范文

一、音乐教育哲学的转向

“音乐教育哲学”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但是它的萌芽形成已久。综观人类思想史和教育实践，任何关涉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研究，总是要不同程度地涉及到音乐、美术等对人的价值，涉及美育的哲学基础。回首美育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最先确立美育独立地位的德国古典美学家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早在1793―1794年写给丹麦王子克里斯谦公爵的27封信中，也就是后人所称的《审美教育书简》中，就基于自律论的美育观和方法论，充分肯定了音乐、美术等审美活动对人的价值前提，即艺术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对人的生存幸福和全面发展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他的这种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审美教育的必需承诺的价值取向和从人生价值入手建架审美理论体系的构想，不仅使他成为以审美为目标的艺术教育称谓之祖，也是音乐、美术等艺术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

（一）音乐教育审美哲学转向

50年代末两本具有划时代意义著作的出版，标志着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的出现。一本是1958年由纳尔逊•亨利（Nelson Henry）主编的《音乐教育的基本概念》（The Basic Concepts of Music Education） 。在本书中，亨利批判了强调音乐附属价值的实用主义哲学基础，明确提出要发展一种注重音乐内在价值的音乐教育哲学。另一本是由莱昂哈德（Leonhard）和豪斯（House）于1959年出版的大学教材《音乐教育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原则》（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Music Education and Basic Principles），明确主张鼓励发展新的音乐教育哲学。

1970年贝内特•雷默出版了里程碑式的著作《音乐教育的哲学》，审美音乐教育哲学进入辉煌时期。雷默认为，审美教育是发展对事物审美质量敏感性的教育。音乐是人类情感形式的符号表现，因此音乐教育主要价值在于对学生情感的影响。雷默在此基础上提出，音乐教育就是情感教育，情感的教育就是审美教育，换言之，音乐教育即审美教育（Music Education as Aesthetic Education），它的最高价值与审美教育的最高价值一致，即“通过提高人们对情感本质的洞察来提高人们生活的质量。”②

（二）音乐教育实践哲学转向

1995年，大卫•艾利奥特（David Elliott）的《音乐的种种问题：一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A New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一书出版，标志着美国音乐教育哲学领域由原来官方审美哲学“一元独尊”变为审美哲学与实践哲学“二元对峙”的局面，开始了音乐教育的实践转向。音乐教育实践哲学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音乐教育领域中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之一。

艾利奥特的音乐实践教育哲学是在批判审美教育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认为审美教育哲学是建立在对审美概念的假设之上，它忽略了音乐创作的本质及其重要性，把音乐作品从文化语境、社会语境中抽离开来，音乐成了纯粹的客体。艾里奥特认为，只有实践才是音乐教育的本质，音乐在实践中存在，参与到音乐教育中的人也是实践意义上的存在。听赏只是音乐实践的一小部分，因此，审美只是音乐教育的一部分，实践包括了审美。艾里奥特强调，审美音乐教育过于关注于音乐作品本身，只关注音乐的内部结构，如和声、节奏、织体等音乐元素，这就必然得出西方古典音乐是最优秀的音乐的有失公允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他首次提出了音乐的实践语境问题，他认为任何音乐都不可能在本质上比其他音乐更优秀，它们在自己的语境中都同等有效。

（三）音乐教育文化哲学的转向

根据艾利奥特的世界多元文化音乐观点，“作为文化的音乐”（music as a culture）教学长期以来为实践哲学所提倡。在此基础上，学会尊重别人与其他文化，作为动态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课程不断促进学生的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音乐人类学家倡导“音乐作为文化或文化中的音乐”、“音乐是作为人类的普遍文化现象”被国际音乐教育学会普遍公认。将这一理念引入音乐教育，无疑会产生对学科定位问题的思考。

文化是人在适应人类社会生存中的重要思想行为方式，音乐教育的目标如果不能对文化和人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那么，该学科地位就会下降甚至被边缘化。通过这样一种观念，强调音乐教育对文化和人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音乐表现人性真善美，是人类生活与精神（生存意义）的根基，也是人文性最深刻的表现。如果单纯将音乐作为审美或实践，放弃了作为人类文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音乐必然“大材小用”。

基于这样的观点为音乐教育哲学建构带来两点启示：1．原有的单一的、与文化分离的音乐教育哲学已渐行渐远；我们需要多学科的、综合的与文化整合的音乐教育哲学。2．音乐教育的社会功能日益受到严重挑战。人类未来必然以多元文化作为音乐教育的现实基础。音乐教育不可能回避生活世界以及全球文化视野的考虑。其用某一种音乐来代表音乐教育并作为人类音乐的概念，已经成为历史。

作为文化的音乐教育哲学建构将考虑三个方面的建构：1．音乐文化身份确认与音乐文化传承；2．音乐文化理解与视界融合；3．音乐文化重组与概念重建。

虽然音乐教育哲学的文化转向尚没有取得研究者的共识，但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化教育的实践和理论必然对音乐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国内已有学者充分肯定了音乐作为社会文化建构的思想，提出要构建“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③因此，音乐教育哲学的转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二、音乐教育哲学的反思

（一）音乐教育哲学的实践反思

哲学虽然是人对世界的态度、对价值观的讨论，并以抽象的逻辑推导为主要形式，基本不涉及实践层面。但是，哲学的价值并不是只停留在世界观层面，它需要指导实践，也需要实践对哲学的丰富。音乐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实践活动，如果音乐教育哲学不能够对实践层面，即音乐课程与教学，产生具体的影响，那么对音乐教育哲学的讨论将变得毫无意义。

在我国，由于翻译、解读和传统观念的诸多原因，音乐教育哲学尚未给广大的音乐教师提供音乐课程价值的参照和教学实施过程上的指导。很多有价值的音乐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被束之高阁，造成了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与音乐教育实践脱节的现象。很多教师认为，音乐教育哲学晦涩难懂、毫无价值，而且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者多为学者或高校教师，是这一群体的专利。音乐教育哲学只进行理论阐述不能够提供实践指导。

实践是把主、客观联系起来的桥梁，也是主观与客观的“交叉点”，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音乐教学实践是构建音乐教育哲学的重要途径，也可以将音乐教育哲学理论的发展与音乐教学实践的开展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也是艾利奥特的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作为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者，应更多地采用行动研究、实验研究的教育研究方法，以证实并丰富音乐教育哲学理论。作为音乐教师也应开阔视野，从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中获得审视音乐教育的新视野，掌握从音乐教育全局、整体上思考问题的方法，为自身教学实践打下良好理论基础。

纵观当今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音乐教学思想，如：奥尔夫、柯达伊、达尔克罗兹音乐教学法，都是充分经过实践，再加以整理后返回音乐教学实践进行指导，达到了其教学效果，并在全世界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二）音乐教育哲学的本土化反思

本土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文化自主性的策略。音乐教育哲学本土化反思必然涉及外国理论、本国传统和当代实践三个基本要素。关于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尚属于起步阶段，基本还停留在国外某种理论介绍的层面。如果问音乐教师我国音乐教育哲学基础是什么？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指导性文件《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的哲学基础是什么？不仅很少人能够很快回答出来，甚至答案或方向都会相去甚远。由此可见，关于音乐教育哲学的本土化研究是我国音乐教育理论建设方面的薄弱环节。对音乐教育的价值和基本问题没有统一思想，甚至阻碍到我国中小学音乐课程的发展，对我们来说音乐教育哲学本土化问题是一个现实的、具体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刘家访在其研究工作报告《我国课程理论的本土建设研究》中就提出：“任何一种课程理论必须适合我国教育教学的实践，否则，它的价值只是理论模型的推导。我国的课程理论建设应符合我国教学的实际情况，从课程基本原理、话语方式、研究方法、研究者立场应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④

上文中所述音乐教育哲学的主要思想，产生于现代化高度发达，并进行后现代反思的音乐教育背景中，与我国的音乐教育的环境不尽相同。所以在对我国音乐教育哲学阐述和批判前应对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基本情况和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有一个了解。音乐教育理论需要有自我超越的精神，但更需要以了解自身情况作为基础。

作为三种当代且处于开放状态的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相似甚至重合的地方，对我国的音乐课程理论建设来说，研究这些音乐教育哲学思想，本身不是为了加入某个理论阵营，争个高下。

正是缺乏对我国的音乐教育实际情况的了解，才出现了一些对音乐教育哲学的误读，且体现在了音乐教育实践领域。究其原因还是教条地执行其中某些思想，生搬硬套其教学内容和方法，没有考虑到我国音乐教育的当代实践，因此没有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在一定意义上说，我国音乐教育仍然停留在工具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阶段，审美教育哲学依然具有指导意义。当然，我们也不应该严格按照音乐教育哲学转向的顺序依次发展我国的音乐教育，而应该在多种教育哲学的批判和融合下，寻求置身于自身文化中的音乐教育的出路。学习音乐教育哲学思想是为了借鉴其经验、吸收其合理因素，理清音乐课程价值、结构和内在逻辑关系，同时实现某种理论的“本土化”进程并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理论。

（三）音乐教育哲学的创新反思

创新是以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描述为特征的一种概念化过程，“是认识及实践活动的阶段性发展，是对同质认识和劳动的超越”⑤。毫无疑问，音乐教育哲学是时展的产物，更是哲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理论的新发展在音乐教育理论中的反映。例如，审美教育哲学的代表人物雷默主要采用了迈尔的“绝对表现主义”的音乐哲学立场，还综合了朗格的“艺术情感符号”论、古德曼的“艺术认知”论、布鲁纳的“概念学习”等思想，建构了自己的审美哲学体系。实践教育哲学的代表人物艾利奥特则从胡塞尔“回归生活的世界”及教育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出发，将社会学的观点融入音乐教育的实践框架之中。文化教育哲学则是后现代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等在音乐教育中的诉求。每一次转向都是对前人的超越，所以我们不能拘泥于现有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应跳出现有的思维不断地吸收一些先进思想，在更为宽广的哲学、人类学、文化学等领域以及自身文化中的合理因素，不断思考与完善我国音乐教育理论建设。

现阶段，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大多停留在现有理论成果的肯定或批判，尚未跳出以上三个理论，发现新问题、产生新观点。音乐教育哲学创新的基础并非是臆想，而是应深入研读现有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求同与求异的思维，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牛顿语）。而寻找巨人的过程就是学习和借鉴前人理论与思维成果的过程。创新不是翻译或换一种表达方式，而是将前人的成果为我所用，将其融入自己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音乐教育哲学的创新反思应放入我国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的背景中，放入我国音乐教育实践的语境中，这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甚至会充满自我否定的，但这样的过程与结果对于我国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是很有价值的。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2]管建华《21世纪主潮――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冯增俊《教育人类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世界文化报告（2000）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关世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①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②Bennett Reimer． A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1970，p 39．

③管建华《“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批评与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建构》，《中国音乐》2005年第4期。

④刘家访《我国课程理论的本土建设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工作报告， 2006年。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