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全球经济情况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全球经济已经开始出现同步、稳固的复苏,这种复苏还会持续下去。美联储以及其他各国央行采取的政策,已经成功遏制了金融危机。未来的增长会超出我们预期,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美国的平均增长会达到3%-3.5%,日本和西欧的增长率会在2%左右,亚洲经济增长率平均水平在6%-7%。
相对较高的增长率,是由很多因素来支撑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世界各地的公司,正在走出过去一年中他们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大幅收缩,他们从一个经过深度衰退之后的起点来恢复增长,因此,也有能力实现强有力的从低点上的增长。
相比而言,美国的就业形势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有太多增长,但这不足以为惧,仅从目前的收缩状态当中走出来,就能增加很多的产量,带来很多收入,并且最终支持增长。
另外重要的一点是,2009年全球的消费已有强劲反弹,若我们以零售来衡量全球消费,2008年消费状况非常糟糕,不仅是美国进入衰退,而且全球的春夏季能源和粮食价格都达到了高峰,接下来就是危机,然后就是信贷的收紧。
但在2009年,全球消费者没有跟着企业的消极预期去走,反而有一个强劲的反弹。过去6个月当中,全球的消费增长已经达到了趋势增长率。这次消费增长不是由美国的消费者来引领,美国的消费仍在收缩之中,主要贡献力量是新兴市场的消费者。
从很多方面来看,2009年全球经济的情况恰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全球经济情况的相反反映。1998年金融危机以后,是美国经济提升了全球经济,把大家从全球经济危机当中拉出来;而2008年是新兴市场的消费者提升了全球经济。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全球范围内,政策仍然在为这种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所以,我们有理由坚信目前推动经济增长周期性的因素,至少还可以发挥一年的作用。
不同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后果是不一样的。从近期来看,亚洲整个新兴市场以及大宗商品输出国可以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逐渐使有关经济的刺激政策回归到常态,这将是渐进的,明年早些时候会慢慢铺开。
但在发达经济体当中,失业率仍在持续攀升,今后12个月,美日欧三国政策方向应该都不会做出调整,三大央行至少在明年夏天之前会保持现有利率政策不变。这样的业绩是非常稳固的,但我认为这也是令人不安的成分。
全球经济还面临着多个挑战,一方面发达经济体虽已有稳固增长,但失业率仍达到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的高点。特别是美国,在经济复苏开始的6-8个季度以后,失业率仍保持在9%以上。同时,发达经济体的预算赤字居高不下,达到或接近历史性新高,如美国到2010年财政赤字仍将达到或超过1万亿美元。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需要担心有关当局在政策上还会做出什么反应。
就发达经济体而言,最大的一个风险将在于决策机构面对如此之高的失业率,面对巨大的财政失衡,会采取哪些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表面上对家庭和消费者起到保护的作用,但将损害经济增长,包括周期就业状况和资本存量的增长,而这样一种情况很可能出现。例如,美国已采取一些限制性的贸易政策,这不具有建设性,效果适得其反。
接下来一年到一年半中,全球经济会继续保持增长的趋势,但对于美国和许多发达经济体来说,今后几年当中他们的长期趋势增长率会下降。
就全球经济下一步的发展来说,主要的机遇在于那些在危机当中并没有受到巨大损害的国家潜在强劲的需求。我们看到,过去十年当中,新兴经济体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消费者的实力不断上升。就购买力而言,新兴市场消费者已经超过美国消费者。因此,对于全球经济下一步的发展支撑有两方面,一是美国和欧洲当局不会采取损害经济的政策,二是来自新兴经济体的上升势头足够强劲,使得目前经济增长可以持续。
2008年12月30日,美国经济的三大数据同时公布:路透贷款定价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美国各大银行发放的贷款总额大幅下滑了55%。标准普尔公司的Case-Shiller房屋价格指数显示10月份美国房价较去年同期历史性下跌18%。同时,12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意外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由11月份的44.7降至38。美国经济以创出历史纪录的惨淡告别2008年,而由美国房地产市场衰退引发的信贷危机在下半年迅速席卷全球,2009年又将如何?
金融市场近30年来最大困局
华尔街的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普遍认为,金融危机将在2009年继续尽情演出,一系列严重的连锁反应将严重冲击全球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也在不远的未来向我们招手。2009年,经济下行的风险仍然占绝对优势。以致于2009年的通货紧缩风险远高于通货膨胀的风险。
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团队预期,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的幅度不会超过0.9%,这将是1982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速最慢的一年。瑞银经济学家团队也削减了他们对全球经济2009年的预期,从之前的1.2%削减至1%。
“这是第六次大幅度削减我们对全球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预期了,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分别从2008年11月份预期的1.7%和3.9%降低到0.9%和2.6%。”摩根士丹利美国首席经济学家Richard-Berner博士对媒体无奈地表示。
“尽管全球的经济政策刺激力度空前,但是全球经济增长有可能到2010年才能恢复,增长速度有可能达到3.3%。如果这一预期实现的话,2009年-2010年将是二战以后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二个最低年份,稍微比1982年-1983年强一点点。”Berner博士解释说。
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对经济衰退有一个大致近似的预期,华尔街的基金经理普遍预期到明年二季度全球经济将跌至本轮衰退的最低谷。纽约大学的几位教授的模型显示,以年增速计算,2009年第二季度全球经济增长将会跌到-1.6%,这也许将是全球经济40年的低点。
华尔街的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政策面的好消息是全球各个主要经济体的政府部门正在积极应对目前所遭遇的严峻挑战。当然,国际金融市场各方还需要继续努力付出更多的行动。“如果恰当地采取了更多的行动,我们预期2009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将会逐步改善。”瑞银全球首席经济学家Larry Hatheway博士认为。
五大因素决定2009年全球经济
“基于政策制定者们不惜一切代价地试图结束本次危机,经济在2009年复苏是很有可能的。”摩根士丹利的Berner博士分析到。“问题就在于信贷市场需要多久才能稳定下来,经济活跃度什么时候开始提高。我们最乐观的估计是信贷市场正在开始改善,但是其进程将不是很快恢复。”因此,经济复苏将会是缓慢到来,经济真正恢复增长,最乐观也要到2010年才有可能。
更重要的是,在信贷紧缩和资产价格暴跌的背景下。全球经济下行的风险仍然巨大。事实上,来自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2008年10月和11月的数据显示,全球经济正处于加速衰退的通道中。正是由于近些年发展迅速的全球化。本轮的经济衰退才迅速扩展到全球各地,这也破坏了来自海外市场对美国经济任何可能的支撑。考虑到全球衰退的迅猛加速,任何额外地猛烈政策刺激都不太可能将全球经济拖出低谷。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全球经济中处于五个巨大风险的驱动中。首先,在几个发达经济体内,去杠杆化的范围仍然是不确定的,进一步的资产减记和拨备仍然有可能引发进一步的信贷紧缩。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进一步下滑将会加深这些风险的暴露。特别是对于美国来说。消费下滑的风暴至少要进行到2009年的中期。
第二,很多的中央银行猛烈地和大量地放宽了货币政策。但是并不清楚这些政策什么时候和多大程度上能发挥作用。可以肯定的是,发达经济体的流动性和货币增长的确出现了缓解的迹象,但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力度作用有限。
第三,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奥巴马政府的即将上台被认为是即将展开大规模财政刺激的开始,伴随着未决数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大规模减税。在一段时间内,这些政策的时间表、规模和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很可能是未知的。
第四,货币、商品价格和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溢价水平仍然处于剧烈波动中。
第五,对于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来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衰退的程度将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来自这五大关键因素的上行风险和下行风险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对未来的预期。“在我们最糟糕的预期中,即使是经济的严重衰退导致了全球前所未有的政策刺激浪潮,但是全球经济2009年也将只增长0.8%,而2010年的复苏也只有1.3%。考虑到我们认为全球性的衰退标准是经济增长率低于2.5%,我们所预期的最糟糕情况比二战以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都要严重得多。”Berner博士介绍说。
相反,摩根士丹利最乐观的估计,预期2009年的全球经济增长2.3%,而2010年将增长4.4%,他们分析的前提是“如果大规模的政策刺激以绝对性的压倒优势战胜了经济的下行风险”。不幸的是,糟糕和乐观估计的对比显示,经济的下行风险远远高过了经济上升的几率。
凯恩斯主义盛行全球
瑞银全球首席经济学家Larry Hatheway则表示,现在,全球各个经济体的决策者们都成为了凯恩斯主义者。最近几周,全球各个政府部门都宣布了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和庞大的支出计划。都在争相恐后地对本国经济提供支撑。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匡算,2009年,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提供的财政刺激计划已经占了GDP的1.5%,全球的财政刺激政策的主角有两个:一个是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政府未来的财政刺激计划;二是中国当前的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对全球经济将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然而,IMF的经济学家们认为,相当于GDP1.5%的刺激计划仍然低于IMF所呼吁的相当于全球GDP2%的财政刺激。同时,瑞银的分析报告也认为,目前已经宣布的刺激计划应该只是全球政府部门最终提供的刺激计划的“首付款”。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
要度量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拉动力或贡献率,需要两个变量: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以及它本身的增长速度。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11.2%的比重,以今年增长率按照IMF7.8%的预测计算,那么它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就可贡献0.87个百分点,相当于IMF对今年全年全球经济3.1%的增长预测的28%,即全球经济今年接近三成的增长动力将来自中国。与之相比,美国经济年内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只是0.37个百分点或12%。这就是说尽管中国经济今年增长不足8.0%几成定局,但由于其预测增幅是美国经济的4.6倍之多,它仍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最主要的贡献。这是横向比较的结果。
这一贡献率是多是少,就要同时参考纵向比较的结果。有意思的是,根据IMF预测所推算出来的中国经济今年对全球经济增长28%的贡献率也是历年来最高的。2007年中国经济的实质增幅高达14.2%,但当年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4%。2010年中国经济的实质增长率为10.4%,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仅增加至17%。2012年中国经济的实质增长率显著放缓至7.8%,但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反而进一步升至26%,今年将再上一个台阶至28%。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在减慢,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却仍在不断提升,抵消了增长减速的影响有余,令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在增加。但这一现象却也突出了中国经济的另一值得探讨之处,那就是它占全球经济比重的增加。
表面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步伐持续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就会不断增加。但深究之下,度量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规模一般用的是名义概念,要根据当时汇率将其换算成美元,才能作全球性比较。因此它不仅包括价格变动因素,而且还包括汇率变动因素。而度量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则通常只看实质增长率,即撇除价格变动影响后的增长速度。中国的物价升幅多年以来一直高于美国乃至全球平均水平,而且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累积升值逾三成,连同中国经济的实质增长步伐本来就快,就令中国经济相对于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规模能够更快地提升,而足以抵消实质增长步伐温和放缓的有关影响。但这样一来,便得出了容易误导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在放缓、但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在增加”的结论。
通过贸易的影响
据此,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多地是一个学术性命题,其真正的影响力还需要从其他指标来度量,贸易便是其中一个有用的参考指标。目前中国不仅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统计,它还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2012年中国商品出口占全球商品出口的11.2%,较排第二位的美国高出2.8个百分点。在商品进口方面,中国则刚好与美国位置互换,2012年其商品进口占全球商品进口的9.8%,较排名第一位的美国低2.8个百分点。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的排名稍后,但仍居全球前列,进出口分居世界第三和第五位。
从GDP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就越大,但从贸易的角度主要要看进口而非出口。
中国在2001年底加入WTO,在此之前,中国商品进口占比不到全球的4.0%,服务进口占比不到全球的3.0%。到了2012年,中国商品进口已占全球9.8%,服务进口占比也增至6.8%,分别排全球第二和第三名,因此它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必然可以从进口中得到体现。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在2012年中国总值1.8万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当中,来自欧盟的进口占比最高,为11.7%,来自美国的进口占比则为7.3%,还不及来自日本和韩国的进口所占的9.8%和9.3%,仅与来自台湾地区进口占比的7.3%持平。若从地区来看,则中国自东盟(ASEAN)的商品进口占比为10.8%,相当接近欧盟的水平。
以上中国商品进口按来源地的占比是在金额的基础上计算的,但金额的高低并不一定代表其重要性的大小,只有把中国来自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口与它们本身的GDP作一比较,才可以更为准确地反映中国市场对其的重要性。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来自欧盟和美国的进口金额虽然较大,但与欧盟和美国同年的GDP相比,其比率就不过为1.3%和0.8%,远远低于ASEAN平均8.5%的水平。至于中国来自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进口,就更分别相当于韩国和台湾地区在2012年GDP的14.6%和27.9%(日本比重为3.0%)。另外,中国从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进口相当于它们GDP的比重分别为2.2%~5.5%不等,这就显示中国市场对亚洲国家的重要性最高,其次是资源出口国,再其次才是美、欧发达经济体。在这种进口结构之下,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导致进口递减,影响大小的顺序也是和其一致。由于亚洲国家或地区和资源出口国的经济规模加总还是不及美、欧、日发达经济体,故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带来进口减少而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拖累其实没有市场所普遍担心的那么严重。此外,中国进口有相当一部分是为再出口所用,那么中国内需通过进口来解决的比例就不及贸易数字表面显示的那么庞大。
附加值的贡献
由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缘故,中国大量的进口当中既有原材料,也有制成品和半制成品,许多经过加工/组装/生产后成为最终制成品出口到世界各地。在中国的进口当中,约六成为制成品,约三成为燃料和矿产品,约一成为农产品,正反映了这种贸易特征。这样一来,对其部分进口产品的最终需求其实并不来自中国,中国只是全球供应链最后或较后的一环,在像苹果一样的产品价值链当中由中国新创造的附加值甚至是很小的,但围绕苹果产品的中国进出口资料却可以很大。这样中国进口对其他经济体的拉动作用也有被夸大之嫌。要准确度量中国经济通过贸易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就要撇除这一价值链的连环影响而只看中国的最终内部消费如个人消费开支、政府消费开支和投资有多少是通过进口来解决的。
就此,经合组织(OECD)和WTO联合推出了一个新的统计系列,从附加值的角度去追踪全球供应链当中56个主要经济体和37个主要行业通过进出口贸易对其贸易伙伴的拉动作用。资料涵盖这56个经济体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在1995年、2000年、2005年、2008年和2009年的表现及其影响。根据这一统计方式,2009年中国的最终内部需求为其进口来源地所创造的附加值合共有6185亿美元,以单一经济体来衡量,则以由美国创造的附加值最高,占该6185亿美元的12.1%,其次为日本的11.7%,至于欧盟成员德国的占比也较高,为6.6%。由于中国也进口庞大的天然资源,故其最终内部需求为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所创造的附加值占比分别为5.0%、3.3%、3.3%和3.7%。至于其亚洲主要贸易伙伴,就以为韩国和台湾地区所创造的附加值占比5.0%和3.6%为最高。
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过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成长,他们快速地与全球市场融合,为我们讲述了增长的故事,同时也引起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它们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种种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正是从那时起新兴经济体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重塑未来的全球经济与政治。首先,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前苏联的正式解体,这个国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举行的选举将纳拉席哈?拉奥(P.V.NarasimhaRao)推上了权力的宝座,印度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积极参与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国加快了自1978年就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步伐,从那时起,中国创造了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最后,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总统将南非带入了国际舞台。这一系列事件汇集在一起,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标志着全球化新纪元的到来。[1]然而事实证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够促成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增长。华盛顿共识的盛行使得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面对金融自由化的诱惑时改革太过鲁莽和仓促,新兴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沉重打击,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从1998年的俄罗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经济总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继续其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印度也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被称为“金融危机”代名词的拉美地区也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全球经济舞台当中,人均GDP连续多年增长幅度超过3%,但亚洲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在全球能源价格不断回升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进转轨模式在经历了必要的阵痛之后逐渐显示出其优势。“金砖四国”(BRICS)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中BRICS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BRICS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也显着增加,如今已达到13%。[3]
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衰退3.8%,失业率达10%,同年日本经济更是衰退5.4%,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欧元区同样未能幸免。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是验证了他们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为1.5%,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保持了8.7%的增长,印度为5.6%,印度尼西亚也高达4.6%,新兴经济体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发达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取代过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走向的G8,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设性论坛,象征着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全球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由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引起的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变动的原动力。在150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地位,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取而代之,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与德国、日本共同引领着全球经济兴衰。但是如今这一体系已经松动,那些过去曾被挤到外围的新兴经济体正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改变。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总有一些国家领先,又让位于新来者,再又被别的新来者超过,落后者不会是绝对的贫困,领先者也不会绝对的衰落,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4]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将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和南移,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遍及整个高收入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该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这就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5]历史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领跑者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15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兴起,经济重心从古老的东方转向了西欧。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到英国,以及后来的挑战者法国、德国、日本,发展到今天的美国,他们都曾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缔造者而存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所有国家都遵循着自然的脚步,如个体一样自有其生命周期。[6]
从2002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间,他们的贡献率几乎超过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更是完全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分别仅为0.04%和-0.07%。[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是衡量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从世界银行所开发的多维度增长极指数(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为清晰的看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逐渐下降,而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呈现上升之势。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国的平均多维度增长极化指数为26.2,全球排名最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巨大溢出效应,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以20.33、10.86、5.59紧随其后,说明传统的全球三大经济引擎虽然已经日渐式微,但是目前为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韩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进入前十五强,其数量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
以上只是典型事实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机打击之下新兴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显着的影响力?答案就是南南贸易联系的加强。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南方国家②的总体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4.6%,至2010年,南方国家的总产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贸易额从1990年占全球总贸易额的7%上升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6%,与前一个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由于亚洲工厂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作为生产过程的最后组装地所推动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贸易中扮演主导型角色,该地区的贸易量就占到南南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三,而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额单独就占40%。[8]仅2006年和200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中东地区总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总出口的9%。中国正在南南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过对一组新兴经济体的考察,发现从2000年开始,它们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中国而非G7,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G7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下降,2000—2009年期间,新兴经济体与G7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仅为0.267,而与中国的相关性为1.115。[9]Garroway更进一步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并得出相似结论。[10]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从南方国家运来,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南方国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进而增加对制成品的消费,其中许多制成品就是产自中国和亚洲。中国以及东亚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高速增长,轻巧地打开了整个南方世界经济增长的阀门,并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复苏。虽然人们不应夸大上述“反馈回路”的规模,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托起整个世界,不过,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因此能够不受西方国家普遍衰落影响而强势复苏,进一步通过南南贸易的扩张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引领世界,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多极化趋势日渐清晰。
三、新兴经济体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
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要素流动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表面现象
一般的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经常项目的巨额逆差与亚洲等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的大量盈余并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就提出,世界经济不平衡主要表现为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对美国贸易盈余增加,以及包括俄罗斯和中东国家在内的石油产出国贸易盈余增加。
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从1995年开始扩大,1995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为1140亿美元,约占GDP的1.5%;到了2008年6659亿美元,约占GDP的5.7%。全球大的经常项目逆差国除美国以外,还有西班牙、英国、澳大利亚和法国,可以看出近年来世界经常项目逆差分布呈现集中化趋势。同时,亚洲国家经常账户出现了大量顺差,尤其是对美贸易顺差。2000年亚洲国家经常账户顺差为2057亿美元,到了2008年仅中国的贸易顺差就达到2900亿美元左右,中国的顺差中很重要的部分是来自对美国的贸易,所以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问题是在国际上热议话题,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表现。
欧元区的贸易余额从1993年以来一直为盈余,同时收益项目和经常转移项目的资金流出抵消了一部分贸易顺差,经常项目还不时出现小范围的逆差,但经常项目收支总体是相对稳定的,因此,整个欧元区并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角,
在世界经济失衡在贸易失衡的基础上,通过汇率传导机制的作用,进一步延伸到国际资本流动、投资与储蓄的全球性失衡。由于美元霸权在亚洲地区的长期响影,亚洲经济体普遍实施的是本币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为了避免美国长期贸易逆差可能导致的美元贬值,进而引发亚洲地区经济体货币的竞相贬值再次发生货币危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被迫将过剩储蓄用于购买美元债券,导致美国与亚洲经济体之间出现与双边贸易失衡相反趋势的资本流动失衡。那些顺差多的国家再以国债方式将资本输出到美国,就形成世界经济的“双循环”。
二、全球经济失衡的深层原因
通过上述描述,可以看到全球经济失衡的表面现象,但要注意的是当前全球经济的失衡并不是短期政策性因素,也不在于中期的周期性因素,而在于历史性的长期因素,这些长期因素改变了世界经济运行方式,而世界还没有形成对其有效的调节手段。这就是90年代以来全球化发展所形成的世界经济新格局与新运行机制。所以我们说今天全球经济的失衡集中表现在国际收支与汇率水平上,但它的基础却是全球化加速下的国际要素流动,要素流动深刻改变了全球经济的运行方式,是失衡的历史性原因。所以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全球经济失衡的现状。
第一,全球化的原因。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而在全球化中大大增强的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方式,即由主要使用本国生产要素进行的生产出口,转变为各国生产要素在某些国家的集聚,并进行面向世界的生产。这就是经济全球化下国际分工的新概念:“ 要素合作型国际专业化”。
全球化导致的这种要素集聚带来了生产出口在亚洲国家的集中,这些国家经济不发达,处于发展阶段,拥有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使世界经济运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与传统的各国生产分工相比,生产的全球性布局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更为重要。
随着这些年,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其集中表现为跨国公司国际投资,这为美国等发达国家构建起了一个全球的供应平台。如果当美国政府刺激需求时,只会引进进口增加,而不是国内供给增加,其进口主要则来自于中国和亚洲国家。另一方面,中国的低消费又要求以外部市场拉动增长,所以形成了以中国为代表的,通过外资的投资和对外的出口的经济发展方式,对外贸易的顺差不断扩大。美国则通过在亚洲国家的投资既增加了高级要素的收益,扩大了财富积累,又因为进口的低价格抑制了通货膨胀。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使金融资产升水使储蓄更加减少,消费更加扩大,进一步增加了美国的贸易逆差。
第二,要素流动的原因。全球要素流动是存在着体制偏向的,高级要素的流动是比较充分的,而低级要素的流动则是不充分的。资本、技术、优秀人才、标准、品牌、跨国经营网络、跨国企业组织等极易流动,而加工型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基本不能流动。这就导致了生产能力由高级要素拥有国家向低级要素拥有国家的流动的特征,生产加工能力从而出口能力向低级要素拥有国家的集中,广义高级要素以资本形成向低级要素拥有国家集中,而金融财富向高级国家返流的基本特征。同时国际贸易是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所以我们可以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看成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不仅超越了商品流动,也主导了商品流动。
这是因为:(1)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既包含了要素的流动 ,也包含了产品的流动,因为要素流动必然使生产地发生变化,最终形成产品贸易量的扩大;(2)要素的国际流动从生产经营的源头起形成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 ,其深度要超越以最终产品为内容的国际贸易;(3)要素流动是广义的 ,它既包括了货币资本,也包括了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信息、市场营销网络等等,深化了国际经济联系;(4)要素流动是商品流动的发展,因为跨境投资往往是为了跨越贸易障碍,包括关税等市场障碍和运输等自然地理障碍,扩大和发展了国际商品贸易关系。
这种以生产要素的流动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也使财富在国际布局上发生着变化。同时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财富积累的速度也是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发展中国家低级要素的收益主要转化为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即最终消费,发达国家则以高级要素的收益或转化为高级要素再开发,或转化为金融资产的积累。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机制:一方面,全球化的要素流动使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集聚了大量生产要素,利用其低劳动力成本进行生产出口。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构造全球的低价供应平台,使美国需求增加不带来通涨的上升;美国从国际投资中更多获利,财富增长,从而导致更高的消费和贸易逆差。生产在 亚洲国家的集聚,必然导致出口能力的迅速提高和贸易顺差的扩大。但是这种出口的扩大并非主要是亚洲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体现,而只是这些国家低劳动力价格的体现。发达国家投资国在这一地区集聚各类高级生产要素的事实被这些国家迅速提升的出口能力掩盖了。这就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深层原因。
三 如何正确面对全球失衡
在这里我们应该看到,平衡是相对的、短期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任何时间内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所以现在的全球经济失衡呈现出一种长期性,持续性,是一种动态的均衡。主要是因为:1.在目前国际分工的新格局中,美国相对充裕的资本和技术与亚洲相对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组合,能够充分发挥各方比较优势,是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2.目前亚洲经济体以债券的形式积累了对美国的债权,而美国则以直接投资的形式积累了对亚洲经济体的债权。虽然这是不平衡的表现,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亚洲的金融市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完善性,美国的金融市场比较健全,所以其本质上是也一种相对均衡。
全球经济失衡是这种短期的失衡,为了实现长期的均衡,世界经济应当从几个方面来改变:
第一,在国际贸易方面。通过介绍我们可以知道,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在国际贸易上,而全球国际贸易失衡首先是由美国的三大经济政策,即赤字财政政策、高消费政策和出口管制政策造成的。三者是相互联系的,财政赤字必然导致贸易逆差,且随着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而贸易逆差日益攀高,到了2005年,美财政赤字高达4992亿美元,占GDP的4%,因而贸易逆差也创新高,达8284亿美元。在经济学上,如果存在贸易逆差,主要由投资增加和储蓄下降来承担,而美国既有投资增加,更有储蓄下降,双重推动贸易赤字急速膨胀,同时不仅美国政府欠债,家庭也靠借债消费。美国居民家庭储蓄率极低,难以支撑高消费,于是靠借债过日。从美国的产业结构看,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是它的优势,而劳动密集型的生活必需品的产业则是它的劣势。这就决定了美国必须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出口高科技产品。可是,美国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却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这必然造成贸易失衡,尤其是对于中美贸易的失衡。
对于亚洲等一些出口导向型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国际贸易上有着巨大的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加,持有美国债券最多的国家,更应该重视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国家的外贸顺差不能反映出其商品的竞争力很强,而是建立在人力成本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低的基础之上。对于中国来说,应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适时进行经济转型,将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国内消费主导型的增长模式上来。我国应该主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向生产链条的高端发展和实现产业部分转移,延伸生产链条和网络容量。同时我们看到我国的消费需求严重不足,要积极转变消费模式,政府应该给居民提供更好的保险,使其改善消费和收入的分配比例,降低储蓄率。同时提供更多更好的医疗服务和其他公共服务,从而提高整个人口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
第二,在全球金融方面。全球失衡的净储蓄方主要存在于亚洲地区,其中中国是净储蓄输出的重要经济体,中国通过贸易顺差获得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并且随着贸易顺差的持续,外汇储备继续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同时,中国现在的外汇管理体制使得货币当局只有被动地吸收大部分的流入资金,而外汇储备的吸收直接与基础货币的投放挂钩,这就无形地增加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同时中国的储蓄率是大于投资率的,储蓄不能高效得转化为投资,主要表现为中国金融体系的低效。所以我国要以政府主导金融建设为契机,进行金融的自由化建设,同时在注重间接融资主导的现状,在稳定金融环境的情况下,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另外汇率问题也是一种重要的问题。当今的世界货币体系是一个以美元为世界本位制货币的霸权体系,当一国在选择其本币的汇率时 与其说是在与市场力量博弈,还不如说它是在与美国进行博弈。当前我国的人民币在不断得升值,但我们要看到它还不能大幅升值,应在稳定基础上变动,这段时期人民币的上升对国家经济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特别的外向型企业,所以要谨慎的对待。在经济的不断发展及金融改革不断深化之后,最终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第三,生产要素方面。通过对全球经济失衡的深层认识,我们知道要素流动对解决经济失衡有着重要的作用, H-O模型描述了在国际贸易中,生产要素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也正是有了生产要素这种不均衡的生产要素才产生和发展国际贸易。但为了实现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生产要素的流动是不可缺少的,必须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而生产要素的流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仅对进口国,而且对出口国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使得各国在生产要素流动方面十分谨慎。现在像资本这样的高级要素的流动在全球日益扩大,但像劳动力这样的低级要素却面临着重重的流动障碍,所以要一步开放全球的生产要素市场,加快生产要素的流动,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球经济失衡。
全球经济失衡有其负面影响,不利于世界的平衡稳定发展,但也有其有利的一面,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发展的机会。特别是我国,拥有着丰富的生产要素,使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可以通过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调整的机会,获得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吴宏,刘威, 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机制及其前景.江西财经大学报2008.6
[2] 胡志浩,王雪, 金融全球化与全球经济失衡.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1
北京中期在2008年年报《解读全球经济运行规律,把握经济发展与投资机遇》一文中提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运行周期的必然结果,从当前全球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来看,该分析判断基本确认是准确的。
从2001年开始,全球经济经历了5年持续快速上涨,在2006年达到年度增长的顶点。随着美国房地产在2007年步入调整阶段并引发次贷危机,2007年全球经济增长开始放缓。随着中国在2007年实行的从紧货币政策,2008年开始,以投资为主要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国经济增长也步入下滑阶段。2008年7月,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见顶之后大幅下滑,进入库存周期的下滑阶段,全球经济增长急速下滑。进入2009年,在全球各个经济体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股市、房地产、大宗商品等资产价格率先上涨。中国在4万亿投资的带动下,率先进入投资周期的起步阶段,并在2009年下半年正式复苏。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企稳和上扬,全球房地产也逐步进入上涨阶段,新的库存周期也开始形成。
从经济周期角度分析,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及资产价格的大幅下滑,是3个经济周期的下滑阶段叠加的结果。目前公认的经济周期有朱格拉的资本投资周期,周期长度为9―10年左右;基钦存货周期,周期长度4-5年左右;库兹涅茨的房地产周期,周期长度为18-20年左右。美国房地产周期从2007年初已经进入下调阶段。投资周期以中国为例,自2008年初进入投资的下调阶段,下半年随着原油等大宗商品步入下滑阶段,库存周期进入快速下滑阶段。这3个周期的下跌阶段在2008年下半年进入快速叠加阶段,使得全球经济增长下滑加速,包括股市、房地产、收藏品和大宗商品等资产价格大幅下滑。
正如3个周期调整阶段叠加而加大经济下滑和资产价格下滑的幅度一样,从2009年开始,上述3个周期上涨阶段叠加,也产生了各种资产价格的同步快速上扬。虽然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局面还没有出现,但是全球经济已经在2009年成功筑底。
进入2010年,全球经济毫无悬念应该进入复苏阶段,经济增长逐步进入小步加速阶段,包括大宗商品在内的各类资产价格,在全球宏观经济复苏的背景下进入震荡上扬阶段。
各国政府联手抵御危机措施初见成效
(一)全球主要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及货币政策
2008年9月18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引发一连串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随着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各国的救市行为也日益全球化。为了重振经济活力,全球主要国家都选择了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
美国作为本次危机的发源地,带头实行了刺激措施,迄今为止,美联储利率已经低于“9.11”时期的水平。2009年1月29日,美联储把联邦基准利率定在0-0.25%区间,之后将近一年的时间一直维持在这个利率水平,凸显出本轮危机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范围及力度。
欧洲央行降至1%,英国央行降至0.5%,日本央行将银行间无担保拆借利率由0.3%下调至0.1%。
在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扶持之下,近来全球经济好转迹象增多,但复苏势头依然疲弱。美联储认为美国经济衰退已在2009年8月结束,而经济展望好转,使美联储放心放慢公债收购速度,但同时维持其它宽松措施不变,因为美联储仍担心经济复苏劲道不足。消费支出终于开始回升,房市以及制造业都有趋稳迹象。不过,由于经济下滑的展望大幅降低,而经济复苏可能受抑制,美联储既不需扩大也不需缩小其救市措施。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对美国经济表示了谨慎乐观的看法,他认为自1930年以美国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可能”已经结束,但复苏的速度将相对缓慢。
(二)新一轮投资周期开始
与全球金融危机相对应,现阶段各国央行在把握货币政策过程中展现出的利率全零化趋势尚属首次。同水落石出的道理一样,利率全零化的出现,也会给整个世界经济带来若干标志性烙印。
零利率趋势令资本的稀缺性大为降低,在资产泡沫经历过破裂的环境下,市场需要更加新鲜的血液,而风险回报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又将资金的利用率大打折扣,实体投资在这时候成为唯一救命稻草。中美两国政府在危机后的举动向全世界证明了,政府投资在危机中扮演了救命稻草的角色。2008年10月4日,白宫提出的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获得通过;同年11月9日,中国国务院宣布了一项经济刺激方案,将在两年内采取10项措施,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两者目的都是应对金融危机,都为保增长而进行“输血”。
随后中国保持了激进的货币及财政政策,2009年央行信贷窗口完全放开。2009年前11个月,金融机构累计新增贷款91971亿元,其中上半年新增贷款总额73663亿元,占全年新增贷款的80%左右,创历史最高水平,为4万亿财政刺激措施提供了坚实的资金支持,充分保证了各项财政政策的顺利实施。
(三)库存周期由中国引领
2009年伊始,中国便开始在国际市场大量进口精炼铜,1―11月期间进口精炼铜294.1万吨,而2008年同期进口只有125.2万吨,同比涨幅达到135%。虽然考虑到上半年进口废铜出现疲弱,但这种进口幅度大幅飙升是发生在全球经济危机之时,不得不令人想到,中国率先进入了新一轮的库存备货周期。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原油市场上。中国已经启动第二期国家原油储备计划,国家能源局已经与40多个国家及地区开展了勘探开发、炼油化工及管道项目。国能原油储备计划最终的目的是将达到国家90天储备量的水平。
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价格大幅波动,给了国家在较低油价情况下进行储备的机会。据了解,迄今储油成本约为每桶58美元。中国利用庞大的外汇储备,不断进行资源化配置,防止美元波动带来的汇兑损失。2009年内,中国与巴西、俄罗斯签署了价值总计350亿美元的石油换贷款协议,与尼日利亚等国的协议也正在商讨之中,战略及资源储备已经在中国率先展开。随着欧美经济复苏的来临,同样的库存化迫在眉睫,对于商品市场的支撑,后期将逐渐呈现。
(四)房地产周期重新启动
房地产市场作为引发本次金融危机的“元凶”,走向格外令人关注。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R)2009年11月公布的报告显示,该月成屋销售量上升了74%,达654万套,销售量增长速度是自2007年2月以来最快的。这也是该数据连续第三次大幅增长,房地产市场有再次恢复火爆的迹象。最大的“萧条推手”一旦复活,很快又将推动美国经济复苏。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去年11月份新屋开工数较前月上升89%,创下2008年11月以来的最快增速,建筑许可、单户型住宅和多户型住宅的新屋开工
数均有所上升。住房建造领域的复苏可能足以为GDP增幅贡献多达0.5个百分点。
中国房地产市场在2009年也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局面,从年初的销售低迷到年中及年末的爆发式增长,除了购房者追逐政策尾巴的因素之外,需求的恢复也比预期更加强烈。2009年前11个月,全国房地产累计销售面积7.52亿平方米,累计同比增速高达53.01%,再创历史新高。1~11月,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31271亿元,同比增长17.8%,房地产行业的复苏势头正变得更加强劲,销售面积和新开工面积较去年同期强劲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大幅增长也是拉动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升的一个主要原因,房地产投资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五)2009年中国引领复苏全球经济触及最低点
在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扶持之下,全球经济好转迹象增多,但复苏势头依然疲弱。在经济复苏得到明显巩固之前,各国将继续实施经济刺激计划。从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看,2009年一季度应当是这一轮周期的阶段性底部。
美国方面,美国商务部公布2009年三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增长了3.5%,连续4个季度下滑后首次出现增长,幅度是2007年第三季以来最大,此前市场普遍预计该数字为3.2%。目前的经济数据只能告诉我们衰退已经结束,虽然中美两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相差甚远,两国GDP增速的运行区位差别甚大,但从GDP数据的走势上看,其实美国和中国有类似情形。2008年三季度起,GDP增速开始急剧下滑,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一起构筑了GDP增速的低谷,二季度开始,GDP增速从底部走出。
与我们上年度年报预期相符,全球主要国家在2009年成功实现了经济筑底。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经济告别衰退已无争议,但其国内消费需求一直很疲弱,从而引发经济复苏是否可持续的质疑。综合各项数据来看,美国消费需求的复苏应无大碍。回顾美国经济史,期间多次经济衰退,但都在2-3年之内出现转机,因此,在2010年全球经济有望形成全面的正增长格局。
结论
(一)根据经济周期理论,全球经济2010年如期复苏增长
从2009开始,资本投资周期、房地产周期和库存周期3个周期的上涨阶段叠加,产生了各种资产价格的同步快速上扬,虽然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的局面还没有出现,但是全球经济已经在2009年成功进入2010年,全球经济毫无悬念应该进入复苏阶段,经济增长逐步进入小步加速阶段。
(二)2010年大宗商品走势分析
随着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渐入尾声,经济复苏增长箭在弦上,经过2009年大宗商品快速见底,2010年将迎来商品加速增长的阶段。再观测一下CRB指数。从创立该指数至今,我们可以把该指数分为三阶段。依据震荡区间所在范围,第一阶段是1953年~1971年;第二阶段是1971年-2001年;第三阶段是2001年至今仍在持续。2001年以来的牛市已经把CRB商品指数重新拉到一个新的台阶,而这种上涨的背景是美元的贬值以及以美元为首的货币体系信用的丧失。同样,1971年的商品上涨的背景是建立在布林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引发商品进入新一台阶。本轮商品依托美元定价体系遭受到挑战,新定价体系将令商品价格重新站上新的阶段。
金属方面,以铜为首的有色金属在2009年成功触底反弹,先于其他商品启动。展望2010年,金属价格仍然有望保持强势运行,维持震荡上行格局,在2010年有望再上一个新台阶。黄金在2009年创下历史新高,受到美元持续贬值影响,2009年的全球零利率已经为后期埋下了通胀的基调。而以美国为首的各国政府在经济复苏之前并不会急于回收流动性,这种预期将支撑金价维持强势,整体金价在2010年有望持续维持高位运行,全年均价将在1100美元上下。
钢材作为2009年新上市品种,已经受到多方面关注。对于国内的钢材市场,随着经济的稳定增长,国内的基础建设、房地产建筑以及汽车等工业对于钢材需求的拉动将会维持高位;在全球经济复苏的环境下,钢材作为工业生产的重要原材料,需求也正在逐渐转好。因此,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沪钢将会在震荡筑底的基础上,底部逐渐抬升,并有望冲破5000点关口后继续缓慢上行。
能源方面,2008年原油价格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到年底时下跌幅度超过70%,2009年随着全球经济的触底反弹,原油价格大幅上涨,且美元的连续下挫亦对油价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在冬季取暖油消费旺季的进一步刺激之下,原油在2009年第四季度有望站在80美元/桶之上。展望2010年,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回暖将提升原油的需求,而通胀预期将继续助推油价,原油有望再度冲高至100美元/桶以上。
农产品方面,价格由于自身基本面的因素可能表现有些滞后,但大体趋势也会紧追大宗商品的步伐。目前玉米、大豆价格都在筑底阶段,南美扩种而带来的丰产,有可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再次联合美国大幅增产的消息来打压目前农产品的价格。但由于2008年底的金融危机砸出的那个价格低点已经触及到了长期波动箱体的上沿,也是超级牛市突破上行开始的位置,因此全球供应大幅增加带来的利空,应该主要以验证2008年底的低点和夯实底部为己任。在消化掉这个供给面的利空后,需求也有望在今年春季展现出新的增长点,届时农产品的供需格局将逐渐向偏紧转变,价格也将逐步介入上涨行情。
(三)适时制定中长期保值与商品投资策略
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萧条阶段末期与复苏阶段初期,大宗商品必然会借势上行,而经济复苏之路并不是一蹴而就,导致商品价格也将产生剧烈的波动。在去年的商品价格大幅波动中,多数企业成功参与保值,减少了企业亏损。随着商品市场品种的完善,更多的国内套期保值企业将参与其中,适时制定相应中长期保值与商品投资策略。
经常项目衡量的是一国与他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金往来情况。当一国出口收入和其他经常性收入不足以弥补本国进口和其他经常性支出的时候,经常项目逆差出现,并主要表现为贸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
模。其中中国尤其受关注,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近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政策当局以及国际机构对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种全球性失衡状况增加了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风险。处于全球经济失衡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积极成员,经济运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我们必须具备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走势。因此,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就显得特别重要。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经常账户逆差的不断扩大是其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产业结构软化”趋向的国家。1958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地位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其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美国不仅引领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也使其在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方面与其他国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比较优势产业越来越集中于创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行业。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产业的产品需求在创新期往往限于国内,而服务业产品又多为非贸易品。这便导致美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多体现为非贸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来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而服务贸易却始终处于顺差状态,也表明美国以贸易品为主的商品制造部门的比较劣势越来越明显,而以非贸易品为主的服务业领域则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一变化是通过美国将制造业产品等贸易品的生产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过进口来满足需求的过程实现的。所以,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这种先行调整及其所导致的其他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其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全球角度看,战后美国率先出现的结构调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生产重心,先向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转移,改变了两者间的贸易关系和生产格局,出现了日本等国对美出口制造业产品,形成对美顺差的“失衡”局面。同时,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美国引领下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过程,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大,制造业重心转向资本品生产,在贸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逐渐将部分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服务业比重越高者为经常账户逆差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者则为顺差的局面。结果,美国不仅要从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与标准化的资本品,其他资本品也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产业比较优势的“软化”使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仅规模持续扩大,其产品结构与来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相互关联的4个层次的产业循环和贸易循环的格局:一是美国自其他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存在巨额逆差;二是其他发达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最终经常账户存在或多或少的顺差;三是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自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形成一定的顺差;四是石油出口国等资源充裕国则向商品主要生产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顺差。由此可见,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更多地体现出多边性、全球性的特征。 全球经济失衡,中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中国储蓄过剩,物价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处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结构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会很顺畅地在整个体系中传导。现在全球经济失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再不着手解决问题,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发展较快、世人关注的国家,毫无疑问有责任维持和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并着手避免其进一步恶化十分必要。
二、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对策
面对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中国必须下决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动调整内外不平衡,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和抗冲击能力,以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必须加快调整内外需求比例,适当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抵御全球经济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冲击的最有效途径。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贸易顺差过大,前者易造成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后者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风险。因此,当前调整内外需求比例的重点应该是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切实解决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和教育、医疗乱收费等制约现期消费问题,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二,适当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促进外贸平衡发展,防止国防收支失衡进一步扩大。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加强对外资引导,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适当提高劳动者权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标准,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档次低、土地资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外资项目,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继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成本,推动出口企业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同时也要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进口,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适当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防止美元贬值造成储备资源缩水。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经济的内外不平衡,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人民币大幅升值,既不可能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也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最佳政策选择,反而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应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实际需要出发,在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要密切跟踪分析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特别是美元汇率走势可能出现的趋势性变化,及早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结构,同时通过扩大进口和鼓励其他对外投资来适当降低外汇储备规模,防止美元一旦大幅贬值造成国民财富流失。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失衡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众多,但主要失衡方是美国,只有有关各方加强合作采取共同行动,特别是美国承担主要调整责任,才有可能扭转全球经济失衡继续扩大的趋势。为此,中国应加强同其他有关各国的磋商协调,督促美国削减财政赤字和提高国内储蓄率,更多地承担调整责任,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很重要的原因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非常大。2007年时我们对全球经济做了预测,认为经济增长会略有下降,但整体仍会往前走。但目前的情况低于当时的预测轨迹相当大的幅度。
我们对未来GDP的潜在增长速度的预测,基于资本的潜在增长率、劳动力的潜在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的潜在增长率。从这三个方面看,危机后,资本投资下跌很厉害,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增长速度下跌很厉害,劳动生产率虽然被赋予很高的权重和希望值,但也在下跌。未来5年,全球潜在的劳动生产率还是在低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08年的危机,动态上把经济增长的速度降下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结构性变化。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全球经济的基本格局。
我们再来看看世界经济面临的结构性变局。
过去10年间,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一些趋势。首先是全球人口结构重大变化,全球人口不断增长,人口结构发生很大的调整,全球的老龄化,特别是就业年纪人口的增长速度下降,这两者叠加,将在根本上改变未来50年全球经济金融的基本格局。
第二个大趋势是全球经济继续“轻化”。2008金融危机时,美国人认为他们的服务业占经济比重太高,制造业太低,奥巴马说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8年过去了,美国服务业的比重从78.4%,降到78%左右,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欧洲服务业的比重也在继续上升,整个发达国家经济继续“轻化”。新兴经济体中服务业的比重也在上升。于是全世界出现服务业比重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轻资产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少的投资者愿意持有重资产。
世界变轻的同时,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收入对贸易品的需求弹性在下降。这个弹性是说,你每增加1块钱的收入,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增加多少,如果收入需求弹性不变,就应该处在一条45度的斜线上。但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45度线的下方。过去10年间,人的需求偏好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像全球化进程那么迅猛的时候需求那么多的进口产品了,而是转而消费更多国内的服务业产品。在美国,千禧一代不愿意买车、不愿意买房,对物质需求下降,对服务业,像旅游、饭店等需求在上升。在中国,当人均GDP增长到1万美元左右时,消费也在发生结构性变化,服务业不再走向物质产品。经济学中,没有任何一种变化比偏好的变化更重要。全世界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虽然在不同的平面上,但同时在消费偏好上趋向服务业,这对未来的制造业、未来的资产偏好、未来的贸易结构、资本的流动,又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三个大趋势是,投资长期低迷。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投资大幅下跌,跌掉了25%的GDP百分点的投资。美国的投资每年大概下跌2.5到3个百分点。投资下跌,使得增长只能由消费推动。当整个经济轻化,投资当然会减少。这几个事情连在一起,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
在这个情况下,加上我们处于第三次产业革命到第四次产业革命过渡期间,劳动生产率普遍下降。这还是个谜――大家都说我们每天都在发生技术创新,这是统计错误。统计或许确实有错误,但是统计错误不足以证明在美国这样的国家,科技如此迅速发展,劳动生产率为何还从1.3%、1.5%,降到0.3%、0.4%左右,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这一点。
新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点在哪里?如果劳动生产率停止增长,人口又持续老龄化,我们用什么财富支持未来老龄社会中人的需求?我们用什么来改变收入分配的不均现象?所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对所有人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迷思,也是巨大的经济、政策、社会挑战。在未来的10年,寻找劳动生产率新的增长点,将是第一等要事。
最后,我谈谈世界经济政策和政治拐点。
世界经济出现了一系列拐点,会不断影响未来经济金融结构性的变化。
首先,是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他的政策总体来说,包括紧货币政策,通过提高利率打造强势美元;松财政政策,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等创造总需求空间;通过供给侧改革,减税,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贸易战争,来提供出口空间。这些政策还没有具体实施,但重要的是特朗普改变了全球经济和美国经济的故事。人是讲故事、听故事的动物。因为特朗普的政策改变了整个市场预期,市场开始动了。
第二,是世界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出现明显背离,美国的利率开始上升,日本维持在0,欧洲仍然是负数,由此产生的汇率波动在不断加大。
第三,美国通货膨胀水平开始上升,预示着财政政策将开始变化,这又是一个很大的拐点,因为这意味着货币政策逐渐退出舞台,主导经济的政策将会是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受到政治影响,与货币政策相比,不确定性很大。
第四,收入分配的恶化。我们对所有发达国家做了统计,今天收入分配不公的恶化程度和二战前相比几乎不相上下。发达国家中,收入水平最高的10%的人群的收入,占整体收入的比重达到接近40%,二战前这一比重大概是42%。
第五,民粹主义兴起意味着政治风险拐点。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民粹主义有更广泛的基础,美国英国不说,在一大片欧洲国家甚至其它国家也在抬头,这是全世界政治变化的一个拐点。
世界大变局
当前,全球正处在大调整大变局之中。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物质财富不断积累,全球贸易、投资、人口流动从来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规模。互联网正在把越来越多的人连接在一起,全球拥有移动电话的人数已经超过通电通水的人数。全球化推动的经济发展也使越来越多的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90-2013年每天生活费不足1.9美元的贫困人口从18.5亿减少到7.67亿,国家之间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持续下降,全球收入分布的曲线更加均衡。
另一方面,世界上战乱、冲突、地区动荡此起彼伏,难民潮规模越来越大,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最富裕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的总和。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给贫困人口和中产阶层创造更多机会,而“赢者通吃”法则加剧了工作岗位流失和中产阶层萎缩。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绘制的大象图,展示了过去20年全球经济“蛋糕”分配“几家欢喜几家愁”的不均衡局面。
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关口
有人将当前世界出现的问题,包括难民潮、收益分配不均完全归咎于经济全球化,这是片面的,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市场融为一体,推动了贸易、投资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和繁荣,推动了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
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与全球经济陷入“低增长困境”是分不开的。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长达8年的低增长和部分国家经济停滞,加剧了全球收入差距扩大,部分人群包括发达国家制造业蓝领工人利益受到冲击,使得各种矛盾凸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是让全球化“刹车”、“开倒车’,还是推动全球化继续前进,将关系到全球经济复苏进程。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处在重要关口。经过金融危机后8年的调整,世界经济出现新曙光。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主要经济体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G20制造业PMI加权值持续位于扩张区域,大宗商品市场逐步回暖,持续多年的通缩风险有所缓解,国债收益率逆势上扬,金融市场风险偏好有所提高。目前形势下,若为了维护一时利益,关起门来搞贸易保护主义,切断资本、商品和人员流动,寻求自家独享的安全避风港,将会使世界经济复苏面临更大不确定性;而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克服全球化负面效应,打造全球化升级版,推动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更加公平、更有活力、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将为全球经济开辟更加光明的未来。
中国新一轮经济转型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从改革开放初期打开国门到加入世贸组织,再到成为最大的贸易国,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积极推动新一轮经济转型,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降低,转向更加依靠消费、服务业和创新驱动,2016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4.6%,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1.6%。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2016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一系列积极变化,经济增速缓中趋稳,工业生产价格由负转正、企业效益由降转升、就业增长超出预期,特别是制造业、民间投资等市场力量主导的内生性指标触底回升,表明经济趋稳的因素不断积累,“L”型增长有望进入下半程,从“降速”阶段转向“提质”阶段,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将成为主旋律。
中国经济转型是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30%以上。展望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将有效减缓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
1. 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型,将持续提升全球市场需求。需求不足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重要因素,而需求潜力最大的市场在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06年的消费额仅占全球消费总额的6.6%,但到2015年中国消费额占全球的比重上升到15%。从增量看,近两年来中国都占全球的三分之一。随着居民收入较快增长,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居民购买力将大幅提升。预计今后5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规模有望达到8万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口规模将超过2万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7亿人次。如此大规模的跨境货物和服务贸易,对各国工商界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将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多机遇。
2. 中国持续加大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投资,将深化全球价值链分工。2016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已经达到2.08%,研发投入强度从1%上升到2%仅用了12年。同时,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职业教育,让更多人进入到产业链中高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有利于延伸产业链,深化全球产业分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3. 中国向绿色发展转型,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2016年,水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已经上升到19.7%,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下降5%和6.6%。中国向绿色发展转型,对于全球减排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中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将为投资对象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近年来,中国在积极吸引外资的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在快速增长。2015年中国成为净资本对外输出国,2016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701.1亿美元,较2015年增长44.1%,改革开放以来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1.2万亿美元。今后5年,中国将吸收6000亿美元外商投资,而对外投资将达7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不仅为持续低迷的全球投资与贸易注入动力,也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5. 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将为全球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中国不仅解决了自身13多亿人的温饱问题,使7亿多人摆脱贫困,而且积极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1950年-2016年,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4000多亿元人民币。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达到500多亿美元,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等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和投入运营,促进了沿线各国经济发展。中国积极推动多p边投资贸易体系,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全球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合作,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为增强全球经济增长包容性作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