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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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范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FDI区位；资本输出；FDI目标国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1－0029－06
一、引言
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三十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人均GDP从1980年的272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2034美元；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增加到2006年的35万亿人民币，人均存款近3万元。按照邓宁的发展水平理论，我国目前已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注：根据邓宁的发展理论，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在其中的第三个阶段，本国对外投资规模快速增加，并逐渐超过引入外资的规模。人均GDP达到2000-4750美元间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笔者注。)，即本国对外投资快速增加，并将最终超过引入外资额的阶段。这一点已经明显地在我国经济中表现出来。从对外投资的情况看，在对外投资之初，我们本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较重视单个投资项目的操作，而缺乏整体、宏观的策略。时至今日，具备相当实力后的我们，考虑对外贸易、投资区位选择战略时，应该从多重角度，通盘考虑。
理论界至今还未形成企业国际化区位选择的一般理论，但很多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包含了区位选择的思想，这些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对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FDI）区位选择理论有较为完整的阐述。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发展，出现了很多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FDI的理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不长，与国外丰富的理论成果相比，中国学者更多地从经验角度对FDI区位理论进行了深化，从东道国区位因素、投资主体、投资动机等角度研究了中国企业FDI的区位选择，虽然验证方法不尽相同，但缺乏对诸多因素合并分析的综合研究框架。本文在总结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企业FDI情况进行了回顾分析，对我国FDI区位选择战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从理论角度上，提出结论。
二、理论研究汇总
（一）FDI区位选择理论沿革
对FDI区位选择最早的论述见于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由Hymer（1960）提出，后经Kindleberger 和Caves 发展形成理论体系。该理论认为，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不完全性，造成了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垄断优势理论主要从投资动因角度分析FDI行为。[1]从中不难推论，拥有垄断优势的发达国家是FDI输出国，而不具有以上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则是FDI输入国。R. Vernon在垄断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产品周期理论，从动态角度解释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与区位选择。该理论认为，产品在市场上呈现周期特性，经历了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的新产品从最初生产该产品的发达国家，依次向其他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国家转移，在不同的阶段，企业应采取不同的投资战略。20世纪70年代，Buckley & Casson（1976）提出了内部化理论。该理论认为，现代跨国公司是市场内部化过程的产物。正是内部化的动机，促使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就是在国际间实行市场内部化的过程，交易成本是影响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变量，跨国公司投资趋向于交易成本低的地区。除此之外，信息成本也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Caves（1971）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趋向于交易成本低的地区。
Dunning（1973）在总结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并吸收区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即OIL（Ownership―Internalization―Location）模型，首次将区位因素纳入了FDI理论分析的范畴。他认为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而区位优势则是其充分条件。[2]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企业优势的微观基础上，对FDI的动因及区位从宏观角度做出了解释。
Kojima根据日本国情，发展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提出比较优势论。他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从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其结果不仅可以使国内的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促进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还有利于东道国产业的调整，促进东道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对双方都产生有利的影响。
随着跨国公司活动的全球化，除了传统的区位因素（自然资源、市场规模、基础设施、贸易壁垒等），集聚经济已成为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跨国公司倾向于把其海外分支机构的区位选择在与其具有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上下游企业集聚区，以利用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集聚效应。一个产业的空间集聚会形成产业特定的溢出效应和规模经济。在产业集聚地区，基础设施发达，熟练劳动力充足，产业配套条件较好，知识和信息等要素的流动性较强，便于外国企业开展专业化分工协作。Luger & Shetty（1985）通过其对产业的研究，验证了集聚经济对公司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Porter（1990）认为，产业集聚能加强该产业的竞争优势。[3]
（二）发展中国家FDI区位选择理论
随着发展中国家FDI活动的急剧增加，对其区位选择的理论研究也是FDI理论的重要方面。前苏联学者阿勃利兹若伊利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他提出，发展中国家往往存在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与采用较新技术的现代工业部门，同时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使产业在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经济组织形式上产生差距，使产业间的联系减弱。同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在供给和需求上的低弹性，无法对现代工业部门提供的经济发展机会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使产业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工业部门在远远未到规模效益要求的情况下，出现了结构性供给过剩乃至个别行业或企业的相对过度资本积累或相对资金富余，于是对外投资就成为可能。
Louis T. Wells（1983）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该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摒弃了那种只能依赖垄断的技术优势打入国际市场的传统观点，将发展中国家FDI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结合起来，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在于：（1）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提供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2）发展中国家在民族产品的海外生产上具有优势。（3）低价产品营销战略。该理论指出世界市场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即使对于那些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的企业来说，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仍有很强的经济动力和较大的市场空间。[4]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利用东道国的种族纽带和人文共性来对其投资，因此，拥有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适宜对收入水平较低、市场容量不大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
Lall（1983）通过分析印度的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尽管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使用标准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但并不是被动地模仿和复制引进的技术，而是对其进行了改造、消化和创新。技术地方化理论更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引进技术的再生过程，按照该理论，发展中国家侧重于对相邻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投资区位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的现象，Cantwell & Tolentino（1990）拓展了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提出了技术创新升级理论。[5]依据该理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受“心理距离（Physical Distance）”的影响，其FDI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即首先在周边国家投资，然后向其他发展中国家逐步扩展；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开始生产高科技产品。同时，向发达国家投资以获取更先进的制造业技术。Dunning（1998）指出，无形资产在FDI区位选择中的影响越来越大，FDI区位的决定因素日益综合化。
小泽辉智（1992）提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阶梯形的等级结构，跨国投资的模式选择应能激发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并使其最大化。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模式必须结合工业化战略，将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跨国直接投资作为互相作用的三种因素结合起来分析。他认为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动机是发展中国家从纯吸引外资转变成向海外投资，并把这种转换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第二阶段是外资流入并向海外投资转型；第三阶段是从劳动力导向的对外投资贸易支持型向技术支持型的对外投资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的资金流入和资本导向型对外投资交叉发展阶段。
（三）其他文献研究
很多学者应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FDI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Root & Ahmed（1978）利用公司税率这一变量，研究了财政政策对投资者的影响。Nigh（1985）证明了稳定的政局对投资的正面影响。Contractor（1991）证明了政府政策对FDI投向的影响。Loree & Guisinger（1995）研究了政策变量和非政策变量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他们发现东道国实际税率对FDI显著正相关，准入门槛对FDI进入有显著负相关效应。[6]一些非政策性变量，如政局稳定、自然距离、人均GDP和基础设施对FDI流向也有显著正效应。
通过分析美国对OPEC国家的FDI数据，Olibe & Crumbley（1997）发现，政府资本性支出为显著正影响因素，而人口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7]Mudambi（1999）运用理论，分析了政府投资机构在吸引投资方面的作用。Reuber等（1973）对不同国家FDI流量及特点进行了综合分析，发现FDI更多地流向发达国家。另外，也有研究关注FDI初次进入市场的情况，而不是对FDI进行动态监测。但从FDI投资路径上分析，的确存在地域性因素。这种观点认为随着东道国社会环境的变化，FDI类型也在发生变化。欠发达国家吸收的FDI大多集中于资源开采和劳动力密集型行业。随着这些国家经济、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劳动者劳动技能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会吸引更多附加值高的投资。当然，公司战略和其他宏观经济因素也会对FDI产生影响。
三、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回顾
（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回顾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始于改革开放初期。最初几年规模很小，年均投资流量不足4000万美元。然而，随着改革的进行，对外投资量迅速扩大。至2006年底，我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在海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共分布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906.3亿美元（见图1、图2、图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产生（1979―1984）、早期繁荣（1985―1991）、稳定发展（1992―1998）、贸易跟随（1999―2002）、“走出去”（2003至今）等几个阶段。
2002年十六大的召开，明确了鼓励企业“走出去”的产业政策。“走出去”不仅指企业增加出口，也包含企业增加对外投资。这一政策转变也是我国深化改革的重要一步。由于受制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我国虽然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但还是缺乏核心竞争力，通过“走出去”的政策，也有利于我国培育更多的优秀企业和优秀品牌，真正参与全球化竞争。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目标国区位分析
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遍及世界172个国家或地区，但其区位分布并不平衡。从2006年的投资流量来看，拉丁美洲地区和亚洲是我国的两大投资地点，分别占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总量的48%和43.4%。投资流出地区分布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2006年中国对外FDI流量区位分布
数据来源：商务部，《2006年中国对外投资公报》（M），北京。
从国家（地区）来看，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靠前的国家、地区分别为开曼群岛、中国香港、英属维京群岛、俄罗斯、美国、新加坡等。从我国对外投资存量来分析，截至2006年底的统计数据，亚洲和拉丁美洲是我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标区域，分别吸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63.9%和26.3%。接下来依次是非洲（3.4%）、欧洲（3%）、北美洲（2.1%）和大洋洲（1.3%）。我国对外投资的区位分布随时间而变化，北美在早期吸引了更多的中国投资。至1990年，33%的投资投到了北美。此数字在1991年跳升到86%，但在随后的大多数年份，至2001年回落到21%。与此同时，对拉丁美洲的投资则持续上升。相比之下，中国对亚洲的投资则比较稳定，在90年代的多数年份，有30%以上的投资都投向了亚洲。
表2 2006年中国对外FDI流量前十位国家（地区）
数据来源：商务部，《2006年中国对外投资公报》（M），北京。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组别国家之间的分布也十分不均衡。在1979―2001年间，我国对中东欧国家总共才投资了355个项目，涉及投资额1.78亿美元，只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4%。同一期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吸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35%和60%。我国对两类国家的投资有三个特点。一是对发达国家的投资项目平均规模大于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二是在1991年之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发达国家。具体讲来，在1979―1991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72%以上进入了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只获得了24%。这一特点与一般公认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应主要投向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大相径庭。三是1992年以后，我国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持续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比例从1991年的6%飚升到1992年的42%，在随后的三年分别达到59%，76%和68%，在1996―2000年更是达到83%。[8]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国家之间分布的差异要比在不同地区或不同组别国家之间的差异大得多。总体而言，我国的海外投资流量高度集中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个发达国家。至2001年，约30%的海外投资投到了这三个国家，各分别占中国对外投资的13%、9%和8%。这三国，加上香港、秘鲁、泰国、墨西哥、津巴布韦、俄罗斯、柬埔寨、南非和巴西，共占去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67%。
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一）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Dunning，1993a），只有当三类影响条件同时具备时，FDI才可能发生。这三类影响条件分别是：跨国企业内部的所有权优势、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和企业的内部化优势。
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可以抵补企业在别国投资的额外成本，东道国本土企业的优势也会被削弱。所有权优势应与东道国的某些区位优势（如市场容量、资源成本、基础设施等）配合作用。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取决于跨国企业本身，而区位优势则是来自东道国的影响因素。只具备所有权优势的企业可通过出口、特许销售、专利转让等方式进入该市场。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后，企业就会考虑通过FDI的形式进入该市场，条件就是东道国区位优势的存在。如此便知，东道国可通过区位影响因素影响FDI。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其的《World Investment Report》中对FDI东道国的区位因素有着较为深刻的阐述，其将东道国区位因素分为政策性因素、经济性因素和其他商业性因素三类，并对不同动机的FDI影响因素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分析（见表3和表4）。
表3 FDI东道国区位因素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World Investment Report》(M)，1998。
表4 不同类型FDI，经济性因素的不同影响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World Investment Report》(M)，1998。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情况来看，市场导向型投资与资源导向型投资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两个最为重要的诱因。而对这两类投资而言，东道国市场规模、市场结构、资源禀赋、消费偏好等因素都会对我国企业FDI产生重要影响。
毋庸讳言，在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之初，仍见“贪大求全”、“赶英超美”的观念(注：如1979―1991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72%以上进入了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只占24%。)，但客观衡量企业在“大国”的投资前景后不难想见，发达国家本就是资本输出大国，其市场已接近饱和，竞争激烈几近残酷，平均盈利水平甚至不及国内，而且其经营管理、技术进步、成本控制、产品创新方面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我国企业进入后市场拓展空间有限，进入的障碍和进入后的管制成本高昂，较高的人力成本、高房租和低市场空间，会使得我国企业难以发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中国被称为“中央大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邻国众多，这一点不同于美英日。与美国接壤的国家，北面是加拿大，南面是墨西哥；英国和日本都是岛国，没有哪个国家与其陆地接壤。而中国则不同，与中国陆地接壤的国家有十四个之多，其中不乏如“金砖四国”中的俄罗斯和印度那样的大国，也不乏经济发展势头很猛的小国，如越南。如果再向南延伸，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具有潜力的国家，那是一片被称为“新兴市场”的地区，经济发展潜力以及与之相伴的金融业发展潜力巨大。循着影响因素的思路，与我国贸易联系紧密、GDP总量达到一定规模、政治经济稳定、“心理距离”短的周边国家，才应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
五、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探讨
针对我国FDI区位选择的命题，我国学者也进行了不少研究。徐滇庆和耿健（2000）[9]指出我国的资本输出应遵循“快半拍”准则，林毅夫和汤敏（2002）提出了我国对外投资应遵循“早半拍”的原则，同时他们分别进一步指出，符合其原则的有东欧、中亚等地区。赵春明和何艳（2002）从国际经验出发，指出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应首先考虑东盟国家，其次是前苏联的一些国家和地区。[10]杨大楷等（2003）基于对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回顾和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指出现阶段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为重。江心英（2004）认为国际投资区位选择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正和博弈，利益原则是双方经济交往和合作的基础，FDI区位选择最终取决于东道国引资目标与投资主体投资目标相吻合的程度。
马先仙（2006）运用28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我国企业FDI区位选择的因素，回归结果显示，我国从东道国的进口、建交时间、人均GDP和距离等因素对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11]程惠芳、阮翔（2004）应用引力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对中国企业来说，“引力巨大型”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澳门。[12]“引力型”的国家和地区包括菲律宾、泰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德国和马来西亚，主要是东盟和中亚转型国家，位于中国的周边位置。“引力一般型”的国家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处在这一档次的国家也主要集中在东盟和欧盟国家。“引力不足型”的国家包括加拿大、埃及、澳大利亚、新西兰、赞比亚、马里、南非和巴西。这些研究都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没有涵盖影响FDI区位选择的所有影响因素，也未构建一个完整的中国对外FDI区位选择研究框架。
结合上一部分中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并套用技术创新升级理论（Cantwell & Tolentino, 1990），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我们在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进行战略考量时，也应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轨迹，充分利用我国与睦邻国家经贸往来密切、心理距离短、华人华侨分布广泛、汉文化影响深远等独特优势，实现企业对外FDI效益的最大化。
六、结论
第一，我国目前已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在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之初，我们本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注重单个投资项目的操作，而缺乏整体、宏观的策略。时至今日，具备相当实力后的我们，考虑对外贸易、投资伙伴国时，应该从多重角度，慎重考虑。
第二，理论界对FDI区位选择的研究早已有之，从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到Kojima的比较优势理论，从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技术模型”到对“逆向投资”现象的研究等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技术创新升级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对外FDI区位选择非常具有参考意义。
第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组别国家之间的分布也十分不均衡，1991年之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发达国家，至2001年，约30%的海外投资投到了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个发达国家。
第四，FDI区位选择受到跨国企业内部的所有权优势，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和企业的内部化优势等三类因素的制约。从我国情况看，与我国贸易联系紧密、GDP总量达到一定规模、政治经济稳定、“心理距离”短的周边国家，才应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
参考文献：
[1]Hymer, S. H.,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 The MIT Press, 1976. Cambridge, Mass.
[2]Dunning, J., 1977. Trad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N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 In: Ohlin, B., Hesselborn, P., Wijkman, P. (Eds.), The Internation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MacMillan Press, London.
[3]M .E. Porte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NY: Free Press, 1990.
[4]Louis T.Well.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 the Rise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M]. The MIT Press. 1983.
[5] Cantwell, John and Tolentino, Paz Estrella. 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and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J].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Business Studies, No.139, 1990.
[6]Loree, D.W., Guisinger, S.E. Policy and non-policy determinants of US equity foreign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 1995.
[7]Olibe, K.O. and Crumbley, C. Determinants of US privat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in OPEC nations: from public and non-public policy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Public Budgeting,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 1997.
[8]杨德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与理论[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5，(4).
[9]徐滇庆，耿健.中国资本输出[J].中国投资,2000，(11).
[10]赵春明，何艳.从国际经验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和区位选择[J].世界经济,2002，(5).
第2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范文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母国；产业结构；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6-0001-02
0 引言
中国作为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经济体，产业结构处于转型升级的攻坚阶段，通过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DI，简称OFDI），投资国可以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发展本国经济，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本文对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关系的文献做一个梳理，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线索。
1 典型性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1.1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农（1965）提出。弗农主要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进行了研究，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大致分成三个阶段：创新期、成熟期和标准化期。
产品处在创新阶段时，受美国消费市场需求的影响，所开发创新的产品多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一阶段企业较为注重本国市场，因此较少出现对外直接投资。产品处在成熟阶段时，产品的质量和样式趋于稳定，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上升，企业必须考虑降低成本来降低产品价格，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因此，扩大生产规模、获取规模经济成为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这一阶段，由于原来的进口国市场劳动力成本较低、仿制品和贸易壁垒相应增加，最终促使美国企业开始关注并向其他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品处在标准化阶段时，产品的生产技术已经标准化，技术优势已经不存在，竞争更趋激烈，成本和价格已成为竞争的焦点，而母国的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会导致规模非经济，同时进口国会进一步加强贸易壁垒，为进口国客户提供快捷的服务也要求在东道国建立生产设施，因此企业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寻找适当的东道国进行投资。
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跨国公司经营的产品出发，认为高收入国家引领新产品的开发，产品的生命周期大致分为创新期、成熟期和标准化期三个阶段，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使本国长期保持资本与技术密集导向型产品的优势，将处于标准化期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至次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
1.2 边际产业扩张论 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Kojim，1978）以日本厂商对外直接投资情况为背景提出边际产业扩张论。小岛清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趋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又称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而这些边际产业是东道国具有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国的边际产业由于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遭遇原材料缺乏、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市场日益狭小的瓶颈，从而在投资国内变成了劣势产业。边际产业的转移可使投资国将资源集中于本国处于优势的产业，而东道国则可以因为相关适用技术的输入与其具有的丰裕要素相结合，使原处于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显现其优势。边际产业的转移有利于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可充分发挥出投资和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和潜在比较优势。
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从产业层次出发，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按照比较优势及其变动依次进行，从技术差距小，技术易于转移的产业开始，按次序进行，由此腾出国内稀缺的资源，以利于别的产业的发展，这也含有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外移有利于提升母国产业的意向。
1.3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 早期理论的研究多是立足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效益最大化理论，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的兴起，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效应也引起相关研究的关注。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由英国里丁大学的坎特威尔教授和其学生托兰惕诺于1990年共同提出。该理论通过分析日益兴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得出发展中国家的的产业结构升级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不断积累提高的结果，而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他们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其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进行技术创新。这从发展中国家以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路径可见一斑：由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逐步向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横向一体化生产转移；投资方向遵循由周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再向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道。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甚至开始从事高科技领域的生产和研发活动。
该理论着重强调了发展中国家中技术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认为技术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并且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技术的创新，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通过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利用当地的技术资源优势获得逆向技术转移，从而促进母国的产业升级，这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意义。
2 国内实证研究综述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以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实证研究。
燕敏（2007）选取1978-2006年的相关数据研究中国OFDI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以三次产业所占比重衡量产业结构变化，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代表对外直接投资变化，进行Engle-Granger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检验，并建立回归方程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对三次产业所占比重的具体影响程度。得出对OFDI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冯春晓（2009）通过构建测度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的指标，采取皮尔逊（Pearson）相关分析、稳健性检验以及建立计量回归模型分析制造业OFDI对其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得出我国制造业对OFDI与其产业结构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与高度化相关性较强，制造业OFDI与其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且前者是后者的格兰杰原因。但OFDI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非常微弱。王英（2009）认为OFDI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促进母国产业结构优化。通过选取合适的传导变量、构建计量模型，应用1985-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OFDI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结果显示，通过OFDI获取国外先进技术能显著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通过燃料和矿产品等自然资源的进口和固定资本的形成能对较小地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但就业机会的转移不利于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潘颖，刘辉煌（2010）根据1990-2007年的数据，运用协整理论、Granger因果关系对我国OFDI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OFDI短期内不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从长期来看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谭延明，陈丽珍（2011）应用产值结构高度化、资产结构高度化、技术结构高度化和就业结构高度化四个方面代表中国产业结构，根据1996-2009年的数据，运用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OFDI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也即我国OFDI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双向推动作用。李逢春（2012）通过修改经典的钱纳里“结构增长”模型，利用2003-2010年中国OFDI和产业升级的相关省际数据，加入对外直接投资的节奏和不规则度作为调节变量，用面板回归的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OFDI的产业升级效应，得出较高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可以较快地促进投资企业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升级，但OFDI的节奏和不规则会对产业升级的效果起反向作用；而OFDI的市场化程度可以正向调节节奏和不规则度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程度，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OFDI的节奏和不规则度对产业升级的负向影响要小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对各省市对外直接投资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关系也进行了实证研究。如衣长军（2010）、卢慧芳（2011）等分别对福建省和广东省进行了研究。
纵观以上国内学者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研究，主要区别在于计量方法、模型中变量的选取以及代表产业结构的指标选取，同时这也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提供了指导。虽然不同的实证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都支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 结论
无论是以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边际产业扩张论，还是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都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获取国外先进技术或是腾出资源来进一步进行本国技术创新，从而促进母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且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持续增长，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效应也越来越明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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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潘颖，刘辉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0（2）.
[8]王英.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4）.
[9]衣长军，连旭.福建对外直接投资对省内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8）.
第3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范文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企业逐渐加强实施"走出去"战略，增强国际竞争力。本文分别从OFDI的动因、区位和投资绩效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研究发现，虽然由于选择的时间、使用的方法、理论框架的不同，导致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但是，研究所指出的中国OFDI的特殊之处，既丰富国际商务理论、也进一步为拓展未来研究指明方向。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动因 区位选择 投资绩效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获得越来越多的历史机遇。根据商务部数据，2016年中国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累计投资11299亿元人民币，约合1701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44.1%，是2015年15%增长率的两倍多。 外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前三季度对外直接股权投资总量就达到1191亿美元。中国OFDI的发展也越发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表现也越发的引人瞩目。本文分别从OFDI动因、区位和投资绩效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在全面梳理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OFDI实践，指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规律和独特性，这既丰富国际商务理论、也进一步为拓展未来研究指明方向。
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
关于企业OFDI动因的相关研究主要从资源和制度两个方面进行综述。首先，基于资源基础。魏东等（2005）基于邓宁的投资发展轨迹理论认为中国OFDI动因可分为自然资源、市场、效率、战略资产和政治五种导向类型。且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面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技术、管理方面的竞争优势的压力时，会主动或被动地适应变化中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反应，故此会表现出对技术的需求。饶华（2015）就认为中国有获取高技术水平的动机。李金珊等（2011）基于对Berhmann分类法以及Dunning折衷范式的补充，分析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微观动因是寻求外部市场和战略资产。张斌等（2014）指出中国OFDI是为了保障能源和矿产资源类的稳定供给，获取战略性资产，从而巩固和确立竞争优势。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现有的关于中国企业OFDI动因的研究所得出的模糊甚至相互矛盾的结论，主要是因为未将中国的OFDI区分为逆向和顺向投资。焦晓松等 （2016）从比较逆顺投资的视角出发，发现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顺梯度 OFDI是为了获取资源和市场，而对发达国家的逆梯度 OFDI 呈现为显著的技术获取投资动因。
基于制度基础。中国政府会通过各种政策制定来对OFDI行为施加影响。因此在考察企业的战略选择时，要同时考虑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一方面，中国企业要善于利用母国各方面的优势，葛顺奇等（2013）就发现新产品占比、人均管理成本和产出、 资本密集度等母公司竞争优势的因素对OFDI具有促进作用，然而体现竞争劣势的债务利息率却阻碍了企业OFDI。我们要利用优势克服劣势，林治洪等（2012）就认为中国企业需要利用母国制度优势来克服竞争性资源占有方面的劣势，进而实现国际化战略目标。事物都有矛盾双方两方面，所以母国存在的诸如法律保护薄弱、要素市场失灵等这些因素都将制约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因此，新创企业为了避免受到母国制度空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境外投资于利己的环境，以便于企业能更好的融资与发展前景（朱吉庆，2011）。因为通过实施 OFDI 战略，投资于制度更完善，透明和友好的东道国环境，中国企业不仅可以规避各种制度约束，还能够积极发展其知识和能力，同时升级其竞争优势。因此，中国企业若是在国内发展受制于各种消极的制度因素或者在国内发展其独特竞争力存在困难时，就会通过境外投资来规模自身的劣势。
综上所述，OFDI动因研究主要从是从两方面入手的，一是从母国的推动力，包括有企业优势和制度优势。二是东道国的引力，具体包括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自然资源、技术资源和战略资产等。虽然关注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经济体OFDI动机差异的越来越多，但仍存有不足之处，比如部分学者所探讨的企业对母国制度空缺会产生规避行为，尽管能解释部分中国OFDI的动机，但无疑忽视了企业自身对环境动态适应的竞争能力的逐步提升ζ涔际化行为的支撑。
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
关于国内的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学者们主要是从企业层面、企业投资动机、所有权以及制度因素分别进行了探讨。
基于企业层面因素。陶攀等（2013）利用企业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探讨，认为企业进行 OFDI 对企业生产率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区位差异，在亚洲地区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余官胜（2016）也从微观层面发现融资约束越大的OFDI企业倾向于选择GDP规模较小、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以及技术相对落后的东道国。此外还发现在较大的融资约束条件下，企业生产率的高低差异也会影响对东道国的选择 。
基于企业投资动机。张吉鹏等（2012）研究认为我国技术寻求型企业更青睐于东道国技术装备、 创新能力水平高的。王恕立等（2015）利用Heckman 两阶段选择模型和扩展投资引力模型研究发现，我国市场和资源导向型OFDI倾向政治风险高、制度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而技术和战略资源导向的则倾向政治风险低、制度环境较好的发达国家。而对于战略资产获取型企业来说，战略资产丰裕的东道国，其具备国际化经验与否，是OFDI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肖文等，2014）。
基于企业所有权。邱立成（2015）采用logit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OFDI倾向于进入自然资源丰富、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而民营企业OFDI区位选择则主要受东道国市场规模和战略资产影响，且更倾向于进入政治稳定的国家。单娟（2016）也认为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受企业所有制的影响，私有企业倾向于被东道国广大的市场规模与技术资源所吸引，而国有企业容易受政府政策所影响，更多地投资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
基于制度基础。有学者探讨了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 O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杨宏恩（2016）研究发现BIT对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发达国家却不显著，且BIT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环境是显著替代关系。另有学者从东道国制度视角来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因素。蒋冠宏等（2012）发现中国OFDI偏向法制和腐败控制优于本国的东道国，且东道国政府效率越高或越低、监管质量越好或与本国接近都正向的影响中国OFDI。所以说中国OFDI 更关心的是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并倾向于避开法律体系严格的国家（王永钦，2014）。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不同模型的设定，时间序列选取的差异等都会导致研究结果产生分歧。另外，国内的研究往往侧重于某个角度或行业的分析，且对我国企业 OFDI 区位选择决策依据的研究也较为片面和分散。应该综合考虑投资主体、投资动因、东道国的客体的情况，将三者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使得研究结论具有一般性。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研究
目前国内考察企业OFDI的绩效主要是采用事件研究法和会计研究法。采用事件研究法估算企业实施OFDI所产生的收益的部分学者认为OFDI给企业带来了负的财富效应，吴松等（2010）就通过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跨国并购公告期前后长期内并没有给股东带来财富。陈珍波（2012）也发现跨国并购可能导致主并购方的各方面绩效负面影响，不能使企业的绩效得到明显的提升。然而，顾露露（2011）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于企业来说，不管是短期、中期还是长期，跨国并购能够对其产生较为明显的正向作用。田海峰等（2015）以事件研究法对样本企业的短期绩效进行研究发现：通过跨国并购大多数企业总体呈现出良好的并购绩效，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超常收益。
以上是采用基于股价的事件研究法进行的跨国并购市场绩效的研究。另有相关学者对跨国并购经营绩效的研究是采用基于财务数据上的会计指标法。国内学者大多采用的方法有因子分析、数据包络分析法等，其中因子分析法已成为研究跨国并购经营绩效主要方法，如：黎平海等（2010）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并购前后几年的绩效进行分析，发现跨国并购会导致企业经营业绩的下降。学者王海（2007）也是这么认为的，并以联想跨国并购IBM的PC业务为对象，研究得出了并购后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都是一直下滑的结论。但是也有不少学者持相反结论。郭研（2010）等人研究认为海外并购会使企业经营绩效有所提高。左晓慧（2016）等利用DEA 对海外并购绩效进行分析，认为跨国并购虽然不能保证公司的财务状况一定得到改善，但是就总体的变化趋势而言，对企业的经营绩效的影响是积极的。
通过梳理以上文献发现用事件研究法来研究OFDI绩效，具有完善理论和较低操作成本等优点，研究短期绩效可首选此法。另外，虽然已有研究强调了新兴市场国家企业通过OFDI来实现快速扩张，及其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但对于企业的战略资产寻求意图、行为与绩效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仍然不足，战略资产寻求意图和OFDI行为的匹配程度对绩效的影响依然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四、结语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境外投资还处于发展阶段。通过跟踪研究OFDI的动因、区位和投资绩效三方面发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跨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国际化运营经验与制度环境等和发达经济体都存在着差距。但是中国OFDI是在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双重身份下进行的，没有先例可循，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此，我们可以对以下的领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一方面， OFDI的决定因素（企业和政府）有很多，那么决定因素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对OFDI产生影响的呢？即决定因素对OFDI产生影响的机制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同，中国企业进行OFDI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所需经验，但经验的不足又抑制了境外投资。因此将来我们可以关注下什么因素可以弥补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经验的不足，什么因素会促进中国企业积极获取国际化经验。总之对于企业OFDI问题的研究，既要关注作为投资主体的微观企业，也不能忽视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和制度环境等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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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斌，杨亚，何艳.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研究[J].财政研究，2014（6）.
[5]焦晓松，刘新宇.基于OFDI差异性投资动因的出口贸易结构效应[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6，（6）.
[6]葛顺奇，罗伟. 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母公司竞争优势[J].管理世界，2013（6）.
[7]林治洪，陈岩，秦学志.中国对外投资决定因素―基于整合资源观与制度视角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2（8）
第4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范文
关键词：生产率异质性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交互变量
文献综述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国内企业一方面要在本土市场进行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也面临着来自国外企业的竞争。目前，国内企业的发展受到国内技术、资金和市场的严重制约，为了提升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中国企业必须“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选择合适的直接投资区位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一直是国外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需求条件和生产条件等区位因素综合演变的结果。Hirsoh（1976）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发现企业将选择生产成本和技术转让成本都低的区位进行直接投资。Fahy（2002）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会受到资源分布不确定性以及资源难以国际转移的影响，企业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时候应该考虑这些特定的因素。
国内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起步较晚，从理论角度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文献较少，大多数从经验角度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项本武（2009）基于2000-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方法经验研究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研究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双边贸易联系及双边汇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东道国工资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基于2003-2009年中国对95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使用引力模型研究发现，距离对中国市场、资源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地负向影响，东道国制度对中国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国内外经济学界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文献甚多，但这些研究有一个重要的假定就是在同一个行业内部，各企业的生产率是完全一样的，即企业生产率同质性。而Melitz（2003）认为不同企业的生产率是不同的，即企业生产率存在异质性，其从理论上论证了生产率最低的企业选择只在本国出售，而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选择出口，生产率最高的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 Helpman et al.（2004）使用美国的数据经验研究发现，美国仅在本国销售的企业的生产率比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而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又比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生产率低，这一结论与Melitz（2003）的理论预测一致。由于中国企业微观层面数据很难获取，国内从生产率异质性的角度经验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文献甚少。本文试图使用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研究生产率异质性、市场规模和生产率异质互变量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从而为企业制定正确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提供参考。
计量模型
（一）基本模型
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因此本文选择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经验研究，基本模型如下：
（1）
其中，被解释变量fdii为企业在东道国i的直接投资，解释变量tfpi为在东道国i从事直接投资的企业生产率，解释变量tfpi・sizei为东道国i从事直接投资的企业生产率和东道国i的市场规模交互变量，控制变量sizei为东道国i的市场规模，控制变量tradei为中国和东道国i的双边贸易量，控制变量disi为中国和东道国i的地理距离。
（二）变量和数据来源
1.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由于无法获得单个企业在东道国直接投资流量，因此使用中国在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代替单个企业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流量，这就需要剔除包括同一家企业在不同东道国设立分支机构的情形和多个企业在同一个东道国设立分支机构的情形。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企业生产率。衡量生产率常用的一个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计算全生产率的方法主要包括参数（比如索洛剩余法等）和非参数（比如数据包络法）两种方法，与参数法相比较而言，非参数法对样本容量要求低，能够避免模型设定的随意性而导致的误差，因此本文使用数据包络法来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需要用到企业产出和投入数据。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候，本文使用工业总产值作为产出的衡量指标，使用企业年末从业人员和年初从业人员的均值来衡量劳动投入，使用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和流动资产年均余额之和作为资本投入指标。生产率水平越高，企业就越倾向于对外直接投资（Melitz，2003），工业总产值、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3.企业生产率和东道国市场规模交互变量。企业生产率和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交互作用也会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高生产率的企业到市场规模大的区位进行直接投资，能够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充分发挥高生产率优势（Melitz，2003）。为了减少变量之间共线性影响，参照Aiken和West（1991）的建议，先将企业生产率和东道国市场规模这两个变量中心化再相乘得到交互变量。
4.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东道国市场规模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就越大。本文使用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衡量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数据来源于《2009年国际统计年鉴》。
5.双边贸易量。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互补关系，随着双边贸易量的增长，对外直接投资也会增长，双边贸易量的数据来源于《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
6.地理距离。地理距离衡量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距离成本，由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常需要运输原材料或者中间产品，两个国家地理距离越远，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运输成本就越高，对外投资的规模就越小（蒋冠宏、蒋殿春，2012）。本文采用的地理距离为中国首都与东道国首都的距离，数据来源于CEPII网站。
（三）样本范围选择说明
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微观层面数据很难获得，本文只使用了2008年的制造业企业截面数据，获取数据的具体方法如下：首先从中国商务部网站获取2008年中国境外投资企业名录；然后把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工业企业数据和2008年的境外投资企业名录结合起来，找到这些境外投资企业的相关信息，包括东道国、资产、劳动力和工业总产值等；最终经过处理后得到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向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共31个。
（四）回归结果
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模型（1）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F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在统计上比较可靠；R2为0.65，经过修正后的R2为0.61，说明该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好，模型相关的变量可以解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60%以上的差异。
解释变量tfp的系数为正，说明企业生产率越高，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就越大；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生产率水平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选择确实非常重要。解释变量tfp・size的系数为正，说明企业生产率水平越高就越倾向于到市场规模越大的区位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因为只有市场规模充分大，企业才能发挥其高生产率水平优势，取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如果生产率水平较低的企业到市场规模大的区位进行直接投资，就不能够很好的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将面临高生产率的企业强有力地低成本竞争，对于低生产率的企业很不利，这个结论对于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
控制变量size的系数为正，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是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控制变量trade的系数为正，说明贸易和投资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但并不显著，说明贸易对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并不是很重要。控制变量dis的系数为负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地理距离会增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本，不利于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结论
本文基于2008年中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制造业企业截面数据，使用多元回归模型经验研究生产率异质性、市场规模和生产率异质互变量对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影响。在控制市场规模、双边贸易量和地理距离影响的情况下，研究发现生产率高的企业将倾向于到市场规模大的区位进行直接投资，原因在于企业可以在市场规模大的区位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从而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获得竞争优势。本文对于企业选择直接投资区位的参考意义在于：企业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时候，必须考虑自己的生产率情况。对于高生产率的企业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应尽可能的选择到市场规模大的区位，而对于低生产率的企业由于不能在市场规模大的区位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且面临能够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高生产率企业的竞争，为了减少竞争，应尽可能地到市场规模小的区位进行直接投资。
参考文献：
1.蒋冠宏，蒋殿春.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检验[J].世界经济，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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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范文
1．1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
学术界对FDI与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后，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并大范围地应用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生产范围也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资本的流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学者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由于自身逐利性的特点，资本流动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会从收益率低的地方向收益率高的地方流动。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因此，资本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而现实中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大量资本流动，该理论不能很好的解释这一经济现象。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下，由于受边际收益率递减规律的作用，外国资本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应该是逐渐降低的，而现实却是FDI不仅仅在短期内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在长期内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也是存在影响的。因此，在这一理论不能更好地解释FDI对促进东道国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现象。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企业在吸引外商投资的同事也会主动向外部学习技术及管理经验，这种正效应会在较大程度上抵消企业内部的边际收益率递减造成的负增长效应，从而保证经济增长。显然，这一理论的解释符合现实中的经济现象。DeMello(1997)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认为FDI可以通过增加东道国的资本新品种，从而促进其经济实现增长。
1．2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学者对关于外国资本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影响有较多研究。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和斯特劳特于1966年提出“两缺口”模型能较好的解释。该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主要受储蓄和外汇约束。赫尔希曼等学者在该模型的基础上，结合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和企业家管理等因素的重要性，提出了“三缺口”模型，技术和企业家管理方面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的第三个缺口。1974年，考虑到税收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保罗•斯特里顿进一步提出了“四缺口”理论，将税收列为第四缺口。外国资本的流入，不仅弥补了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缺陷，还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东道国可以通过对外商投资企业征税来增加政府税收。上述理论模型的共同点是：外国资本的流动(仅为货币资本方面)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相一致，对东道国经济发展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
钱纳里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外资的使用来逐渐摆脱储蓄、外汇和技术的约束，增加国民总储蓄和总投资，弥补经济发展所需资金的不足，进而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外国直接投资活动与东道国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不一致的现象，FDI对经济发展也可能会带来损害。海默(1960)、凯夫斯1971)、巴兰(1973)、詹金斯(1990)等学者先后指出，由于跨国公司在其母国和东道国中多分布在集中程度最高的产业部门中，且大都是寡头企业，因此依靠这种对市场的控制力可以长期获取垄断理论，还可能会收购、兼并和排挤东道国国家的民族企业进行“逆民族化”的经济活动。此外，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几乎可以不受约束地汇回母国，会造成外汇和储蓄“缺口”的扩大，使东道国独立经济发展能力弱化，对外依附日益加强。
2国内学者的研究综述
我国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进行的是实证分析，取得的一些研究结论包括：罗云毅(1999)根据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国家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特点，对FDI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进行了研究。他采用的是中国、美国、日本和英国的生产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的经验数据，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杨俊等(2007)构建一个反映FDI的区位分布与该区域经济发展情况的结构模型，利用我国跨省份Panel数据进行经验研究，表明FDI区位分布与该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确实存在正向的影响关系。同时也证实了经济政策、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对于吸引外资存在较大的影响。
第6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范文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3―0042―05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的对外投资活动日益频繁，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已成为各国经济学家和企业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的国际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格外令人瞩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从1990年的1470亿美元猛增到2004年的1万亿美元；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正在成长为跨国企业，《财富500强》中发展中国家企业已从1998年的29个增加到2005年的45个。[1]
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竞争一方面向发达国家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也对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现有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现实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笔者把后发优势理论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领域，认为后发优势可以对现有的投资理论起到丰富和补充的作用，从而指导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二、文献综述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才初步形成，至今仍无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其中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五种。
(一)小规模技术理论
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Wells)用小规模技术理论从技术角度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来源进行解释。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发挥其低成本优势，这种优势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1)发展中国家拥有为小市场需要提供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2)发展中国家在民族产品的海外生产上颇具优势。(3)低成本产品营销战略。
(二)技术地方化理论
拉奥(Lall)在小规模技术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技术地方化理论。拉奥认为，第三世界跨国公司技术的形成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发展中国家能够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特有优势”。这主要表现在：(1)发展中国家技术知识的当地化是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环境下进行的，这种新的环境往往与一国的要素价格及其质量相联系。(2)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适合于他们自身的经济条件和需求，他们的产品能够更好地满足当地或邻近市场的需要。(3)第三世界企业在新的创新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4)在产品特征上，第三世界企业能够开发出与名牌产品不同的消费品，特别是当国内市场较大、消费者的品位和购买能力有很大差别时，来自第三世界的产品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上述优势还会由于民族的或语言的联系而得到加强。
(三)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坎特维尔(Cantwell)和托兰惕诺(Tolentino)主要从技术累积和技术创新的角度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行为。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是企业技术能力提高的过程，而企业技术能力提高则是不断积累的结果。同时，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能力提高是国际直接投资累积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遵循下面的发展顺序：(1)利用种族联系，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2)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3)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为获得更复杂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
(四)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日本学者小泽辉智(Ozawa)认为，任何一国的比较优势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会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发生转移或自然消失，因此他提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一国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后，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也随之变化，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按照这一理论，使本国比较优势不断增强从而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动机，是发展中国家从纯外资进入的国家演变成向海外投资的国家的基本原因。小泽辉智把这一阶段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阶段。(2)外资流入阶段向对外投资阶段的转型阶段。(3)从劳动力导向的对外投资向贸易支持型和技术导向型的对外投资过渡阶段。(4)资本密集型的资金流入和资本导向型对外投资交叉发生的阶段。
(五)发展中国家FDI理论的几点评价
从上述四种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可以看出，比较优势原则是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基本原则或核心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途径均是各国如何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而获得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比较优势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静态比较优势，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一国应该努力寻找各国不同产业或产品之间的差异和比较优势的所在，再根据比较优势的分布来确定本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和区位选择。如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二是动态比较优势，静态比较优势原则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格局的长期变化，将其动态化则可以起到一定的弥补作用。如小泽辉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从而引导发展中国家顺利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和产业的演进。然而，动态比较优势的提出更多地是一种理论上的论证，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之间如何转化并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逻辑解释。
发展中国家FDI理论强调的比较优势原则对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发展中国家如果只利用自身已有的优势进行对外投资，还只是“顺梯度投资”的投资方式，即对外投资并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处于低位的状况。对于发展中国家，要想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采取适当的方式大力发展逆梯度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主动获得世界最新技术，拓展国际市场并促进国内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有关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影响的实证分析显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之后，技术创新能力得到提高，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2]
此外，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从技术演进的角度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寻找比较优势，强调技术转移、技术积累以及技
术创新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扩张所起的关键性作用，而忽略了制度因素，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中所起的作用。而在当今世界经济中，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已经认识到，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和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选择，并采取了一系列的鼓励性政策措施。因此，重视制度因素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
三、发展中国家FDI后发优势分析框架
(一)后发优势内涵
一般在各项研究中，后发优势只是笼统地定义为后发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和迟缓所形成的有利条件，或存在的各种机遇。后发优势假说(Gerchenkron，1962)提出之后，一些学者用这一理论来检验拉美以及日本、韩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如赫尔希曼(Helpman，1991)、南亮进(南亮进，1992)等。国内也有学者用它来分析经济增长过程，如陆德明、李清均、施培公和张伟等。但就整体而言，这一理论假说尚未引起众多研究者的重视，国内外对后发优势假说进行研究与应用的文献并不多见，专门利用它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也尚未出现。
发展中国家主要有两种优势可以利用，一是比较优势，另一种是后发优势。目前，学术界大多重视比较优势的作用，相对忽视后发优势的作用，而事实上后发优势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发展和追赶发达国家非常重要。[3]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相比而言，投资规模小，产品技术含量低，缺少名牌产品等。如果不能利用后发优势，难以实现进一步的成长和发展，发展中国家FDI也难以实现持续快速地发展。因此，把后发优势假说引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将其作为现有发展中国家FDI理论的补充，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现有理论的以比较优势原则为理论核心的不足。静态的比较优势容易使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而难以自拔，而动态比较优势的提出更多地是一种理论上的论证。把静态比较优势转化为动态比较优势是合乎逻辑的推理，但其中的转化机制却模糊不清。笔者认为，正是后发优势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转化器的作用。发展中国家通过发挥后发优势，促使本国原有的比较劣势产业转化为新的比较优势产业，从而使静态比较优势转化为动态比较优势，促进本国的FDI的发展。
(二)发展中国家FDI后发优势的作用机制
1．政府的干预。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4]政府的干预与后发优势的关系可以用图1表示，图1中纵轴代表发展中国家FDI的后发优势，用字母B(Backward Advantage)来表示，横轴代表政府的干预措施，用G(Government Intervention)表示。从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对外投资的初期，后发优势通常随着政府的干预力度的增强而增加。这是由于，投资初期资本市场通常未能得到完整的发育，缺乏投资的有效资本，作为投资主体的企业和企业家也严重缺乏。此时，为了使企业较快地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立足之地，企业力量的弱小和企业家的缺乏可以先由政府替代的方式进行解决。政府可以采用国家组织，或者国家与民间资本结合等方式，使企业迅速形成较强的企业有效资本与管理能力。
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达到M点时，潜在的后发优势已经全部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企业具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核心竞争力，政府的干预度已达到最佳。M点之后政府干预所能起到的作用逐步下降，这意味着若政府长期替代资本市场和企业家的功能，则会导致企业依赖政府，缺乏创新精神，企业家因没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而难以成长，社会上寻租活动盛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也缺乏持久的推动力量。因此，到投资发展的中后期，政府应逐步退出和还原。
2．技术学习和技术进步。由于知识和技术具有溢出效应，学习与借用知识和技术能够带来后发利益。发展中国家可以直接从发达国家中获取已有的知识和技术，大量节省下来的研发费用、创新成本或探索成本，包括时间节约和经验教训等，就可以看作是发展中国家巨大后发利益的一种表现。[5]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转换成本上也存在着一定的优势，通常发达国家企业的转换成本要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发达国家大多数企业设备较先进，使用年限不长，固定资产投资尚在回收之中，应用新技术而报废现有设备必然遇到很大阻力，而发展中国家企业往往生产设备陈旧，资产存量小，软系统也不稳定，转换成本小，采用新技术的阻力小。因此，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尽可能多地采用先进技术，跨越某些发展阶段，以比较低的转换成本形成对发达国家企业的有效追赶。图2表示了后发优势与技术学习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图2中B表示后发优势，T表示技术学习和技术进步。企业在技术学习和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从t1～t2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企业的技术学习主要以积累和内部化为主，这对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并没有太大的贡献；在t2～t2阶段，企业对技术的学习导致企业的技术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从而迅速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t3～t4阶段，随着企业技术的进步，企业通过技术学习所能带来的后发优势的边际效率将逐步减少，企业必须由技术学习阶段转向技术的自我创新。
除模仿创新之外，一个重要的技术的后发优势就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即在一定条件下跨越技术发展的某些阶段，直接进入技术的前沿领域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信息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充分利用先进国家开发的现代信息技术加速后发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步伐是新时期发挥技术的后发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
3．制度学习和制度变迁。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能够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投资活动的效率，激励企业开展跨国经营活动，最终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较大发展。杨小凯认为，制度学习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的根本性手段。发展中国家往往学习技术比较容易，学习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人或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发展中国家会倾向于技术学习。然而，政府的推动，技术的学习和进步，能够在发展初期带来比较好的效果，但如果没有制度变革作为保证，这种增长很可能是不能长期维持的。
后发优势理论另一方面也认为，制度因素不可能一直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生产力才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最活跃的成分，制度可带来的经济效应只能在既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制度不均衡或是没有达到适应生产力的状况下才会发生。而一旦制度已达
到新的均衡，起作用的将不再是制度，而是技术(生产力)。制度学习和制度变迁与后发优势的关系可以用图3来表示，图中横轴以I表示制度学习和制度变迁，纵横以B表示后发优势。如上所述，后发优势随着制度的学习和变迁而不断增加，但它所能达到的最高点是由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线(图3中的虚线)所决定的。
(三)发展中国家FDI后发优势的约束条件
后发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并不能自发实现，后发优势的实现受到一些条件的制约，或者说存在一些障碍。对后发优势持怀疑态度者过分夸大了这些约束条件的负面影响，有人还针对后发优势提出后发劣势。[6]笔者认为，与其说存在后发劣势，不如说是后发障碍或约束更合适，而且这些障碍或约束并非不可逾越。
1．观念约束。后发优势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落后能够刺激人民的忧患意识，激发企业和国家学习先发国家先进的技术和制度。然而，不同的国家和企业，学习的内在动机的强烈程度也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不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绩效的差异。解除观念束缚的主要措施有：政府应以企业为主体，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提高企业信息化水平，提高企业经营决策效率；完善内部激励机制，培育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等。
2．先天禀赋约束。企业的先天禀赋主要可以从资本、技术和制度三个方面来看：(1)资本约束。传统的过剩资本论和垄断优势资本论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过程中受到极大的挑战，两种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FDI行为。目前国内学术界提出的“有效资本”概念弥补了上述理论的缺陷。所谓有效资本是指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有效集合生产要素建构或进入跨国性行业增殖链的资本[7]。有效资本注重的不是资本的数量规模和垄断性优势的大小，而是强调资本的要素整合能力、跨国性增殖链建构能力和对投资区位优势的适应性反应能力。其中要素的整合能力和跨国性产业增殖链的建构能力是企业开展FDI的必要条件，而对投资区位优势的适应性反应能力则是充分条件。(2)技术约束。首先，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其落后的经济、社会结构以及对国外技术的过度依赖，其内生的科学技术的作用极不显著……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落后性问题不能视为与发达工业化国家早期发展阶段的情况等同的原因。[8]也就是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轨迹并非是同一发展轨道上的前后两个阶段，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发展有其独特性。其次，世界性技术进步有成为发展中国家技术和经济发展阻碍因素的趋势。发达国家能够为自我保持的技术和经济进步提供持续的手段，而这种进步却超出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财政和技术的能力，这就是穷国与富国之间鸿沟似乎逐年扩长的一个真正潜在的经济学原因。[9]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走学习型创新道路，建立发展自主技术能力是寻求突破技术约束的最有效的途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有建立发展自主技术能力才能更有效地使用引进技术，并在引进技术上加以改进并创造出具有适用技术特征的新技术，从而减少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3)制度约束。如前文所述，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一般比较落后，同时，由于技术模仿比较容易，制度模仿比较困难，发展中国家会从比较容易的技术模仿开始做起，把比较难的制度模仿放在后面。从技术模仿开始做起，比较容易在短期内取得资本积累、结构变迁、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比较快，但这样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制度可能会成为设置长期发展的一个障碍[6]。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最优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内生的。发展中国家企业跨国经营过程中，为解决内部制度约束问题而寻求外部制度供给时，更应注重外部制度与自身条件的整合和优化。
3．东道国环境约束。国际投资可能遭遇的风险比国内投资大得多，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与投资者所熟悉的本国投资环境有很大差异，其变化程度也有更大的不确定性，重大历史事件的出现、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等，有时为投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有时又极大地妨碍甚至中断了投资发展的进程。此外，国际投资行为必然包含的其他文化差异对投资也可能产生影响。
[收稿日期]2006―11―20
第7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范文
【关键词】产业选择；直接投资；动因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9-0123-04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一体化，利用国内外市场获取资源和市场，以便降低成本获得利润最大化成为国际跨国企业的必然选择。企业积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或者绿地投资，或者跨国并购，特别是2000年以来。全球性的并购浪潮此起彼伏，跨国投资已经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按照邓宁的国际投资阶段理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的国家就迈入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阶段。中国目前就符合这一阶段。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开始转向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外企业出现破产的浪潮，很多国内企业到国外收购企业和品牌。但是在对外投资规模扩大的同时，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不均衡。在中国对外投资行业结构中，资源和采矿业占到较大比重，而制造业的比重相对较低，这与国际社会的投资行业选择出现偏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特征？如何优化中国对外直接的行业结构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特别是目前中国不断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如何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来优化国内的产业结构，实现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上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梁静波（2012）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不尽合理，结构失衡严重，不利于产业升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选择的重点是加大资源获取型行业投资，获取稳定的资源供给。雷鹏（2012）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安全的关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双目标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目标，提出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渐进性、多元化和动态性的产业选择战略，并具体对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对资源开发型产业、研究与开发型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的选择提出了建议。祁春凌、黄晓玲（2012）研究发现这个对外直接投资比较多的行业分别是商业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郑磊（2012）对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与东盟相关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强，中国对其投资具有较大发展空间。随后运用灰关联度法分析了2005-2009年中国投资东盟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投资东盟的金融业、交通运输和邮政业、制造业对中国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起到较强的推动作用。田尧、杨坚争（2012）利用偏离系数法构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量化指标，在构建适当模型的基础上，以1991-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运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之间的关系。协整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为此，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并对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影响因素的探讨，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的对策建议。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现状和特点
整体上看，不论从流量视角还是从存量看，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商贸服务业一直都是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所占比例较高，采矿业一直具有重要地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商贸服务业、金融业和采矿业，这三个行业所占比例超过60%。在所有行业之中，制造业所占比例不高。
1 商贸服务业一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从规模上看。商贸服务业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320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为44%，存量上为972.46亿美元，所占比例为30.66%。从所占比例看，2010年度的商贸服务业投资出现上升。商贸服务业主要面向消费者。这也有我国对外贸易的规模相对应。我国目前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为了开拓市场和售后服务的需要。必须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但是从投资区域来看出现过分集中的局面，主要集中于香港和东盟地区，香港所占比例为83.2%，东盟地区接近5.5%。在经营主体上主要是民营企业为主，国有企业比较少。
2 采矿业所占比例较高。随着中国不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重工业的发展越来愈迅速，需要的能源和金属等越来越多，但是相比较巨大的需求，中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还是难以满足迅速增长的需求。中国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和矿产品。而在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期货化的今天，往往受国际垄断实力制约，为掌握主导权，减少对国际大供应商的依赖，中国企业加大了对国外矿业的投资，特别是铁矿石，中国对澳大利亚采矿业的投资就超过100亿美元。不仅仅铁矿石，原油开采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的主要行业，在非洲、中东、中亚等地区，都有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企业的身影。中国企业通过直接投资和跨国并购等，掌握了大量了国外能源和资源的开采。
3 制造业所占比例较低且属于低层次投资。与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部分属于制造业不同，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少。2011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占总体投资的比例为6.77%，存量上只占5.61%。这与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不相符合。而且中国直接投资产业中先进制造业占的比重非常低，这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动机严重不符。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先进制造业部门的市场准入壁垒高。阻止了中国对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部门的直接投资。预计在未来10年里，由于发达国家接受现实，市场准入壁垒降低，将出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占比上升趋势。资源行业，从绝对投资额来说，还会维持一定的上升趋势，但是所占比例会出现明显下降。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影响因素
（一）产业结构的变化
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来看。从原始社会的狩猎业，再到农业社会，逐步到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这是从大的产业演进规律，从目前的产业结构看，一般分为三次产业结构：农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发达国家经过工业化的发展。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向服务产业结构为主专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约占70%左右，即使是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服务业产值占GDP得比重也超过45%，而我国服务业所占比例偏低，虽然经过近年的快速发展，我国服务业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目前也仅仅占1/3左右，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特点是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第二产业经过快速上升以后平缓增长。第三产业的增长势头最猛。但是整体看，我国在确立工业立国的基础上，吸引偏向制造业FDI，对服务业FDI设置的壁垒较高，而国际产业结构转移的趋势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服务业化，工业只有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才能取得较高的效益，部分先发展起来的新兴国家承接了发达国家的技术密集型换结构，也把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所以中国工业所占比例上升是在全球产业转移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虽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但相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优势，吸引的制造业FDI还在持续增长。因此，中国的制造业还处在吸纳国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本身的产业结构还处于升级过程中，对外投资的比例较少。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商贸服务业。这是为了出口的需要而进行的投资。不是发达国家第三产业那种类型的投资。
（二）区位优势的演变
按照邓宁的国际投资发展阶段理论，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没有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所以没有对外直接投资，仅有非常少的外商直接投资。到了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具备了一定的区位优势，但是没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多。到了第三阶段，内部化优势增强，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有所也有所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幅快速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但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远远小于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现在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阶段，具有区位优势。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区位优势在跨国公司竞争优势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区位优势的内容和特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是人口大国，在制造业和大规模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我国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起其他国家有劳动力数量大且廉价，成本低的优势。中国可以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把原材料或半成品按要求加工组装成成品后再进口。但是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环境恶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外经济依赖加深，出现与国际经济周期的同步性，输人性的通货膨胀也时有发生。因此，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加快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步伐。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国际直接投资市场上的地位较低，并滞后于国内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
中国企业还处于对外投资的初期阶段。由于国外第三产业进入门槛低，因此，为技术含量少、资本额小的商业资本提供了机会。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流人中国的外资来说，中国的第二产业有吸引力；而对流出中国的资本来说，国外的第三产业更有吸引力。中国现阶段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的商业服务业、金融业和第二产业的采矿业等产业中。中国对外投资从投资主体构成来说主要是大量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这些小型投资者投资主体数量众多，资本额比较小，主要活动在第三产业的批发和零售业、旅游餐饮等行业中，对于这些抗风险能力弱的投资主体，投资少、见效快的第三产业是它们更好的选择。
四、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选择的对策
当前中国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机遇，在对外直接投资上需要优化投资行业结构。以配合国内的产业升级，这就需要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上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层次。
（一）加大制造业对外投资力度
无论是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还是巴拉萨的外贸优势转移假说，一个国家对外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按照阶梯状从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逐步对外进行转移。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源环境成本不断加大的背景下，部分行业如纺织服装等产业的生产成本不断增加，这就需要寻找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这就产生了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产业方向，还有部分行业如冶炼、化工、医药和电子等产业由于投资的潮涌而使得产业过剩。就需要加大对外产业转移的力度。中国适用性的技术在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具有优势。
（二）增加对资源耗费型产业的投资力度
近年中国高耗能产业快速发展，但国内的资源远远供应不上，不得不从国外进口，比如铁矿石产业等，使得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越来越大，为保障国内资源供应，国内企业也加大了对国外矿产开采的投资力度。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对矿产资源开采的投资一方面受制于被投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大部分资源都被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领，留给中国的相对较少，且大部分处于高风险地区：另外一方面，资源开采后的运输面临国际政治军事的干扰，在国际原油价格飞涨的情况运输成本增加。再加上为保障资源供应需要中国政府加大对相关国家的投入。当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大对高耗资源产业的对外投资力度。实现当地化生产，这样就可以避免被投资国政府的干扰，减少中国对国际资源市场的依赖程度。
第8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范文
(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东道国市场规模是对外直接投资(FDI)的显著决定因素，这一结论在实证研究中比较一致。20世纪90年代一些研究者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真实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市场规模的变量是FDI的显著决定因素。朱津津(2001)认为，GDP总量的规模较大，反映地区消费市场容量较大，就是市场需求较大。项本武(2006)在其研究中得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接受投资的东道国GDP是显著负相关关系。
(二)双边贸易联系。出口是一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FDI与出口之间被认为存在一种因果关系，企业最初的外国市场联系是从偶然的、零星的产品出口开始。随着出动的增加，母公司决定有必要在海外建立自己的产品销售子公司。最后，当市场条件成熟后，母公司开始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建立海外生产制造基地。此外，出口水平也是东道国市场的一个间接指示器。因此，用对东道国的出口作为反映双边贸易联系和经济联系的变量，反映了产品在东道国市场的竞争力，是FDI的决定因素之一。
(三)东道国的汇率水平。国际投资从货币相对强势国家流向货币相对弱势国家，主要因为强势货币具有购买力的优势，可以在货币相对弱势的国家获得较低的资本成本。在一个低资本成本的东道国，外国公司能够以一个比其母国国内公司低的贴现率来资本化其在外国市场上的未来收益，这样就刺激相对强势货币国家的公司更多地对外直接投资。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东道国货币相对于母国价值越高，那么母国货币在东道国的购买力越弱，从而对其直接投资越少；反之，则投资越多。
(四)东道国的税收政策。大部分研究将税收作为FDI的决定因素，理论上，高公司税减少了公司净收益，从而阻碍FDI。实证结果却表现为两种倾向：一部分研究并没有发现东道国公司税对FDI有显著影响。Mutti＆Grubert(2002)的实证研究发现对出口市场的投资对当地的税收政策十分敏感。Egger＆Loretz(2006)的研究证明母国的公司税将促进其对外投资，东道国公司税的保留则与母国对其直接投资有消极影响。
(五)投资环境。一个国家的经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其政治、制度和法律环境。一个国家的治理基础形成其投资环境，从而为其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的环境。因此，投资环境建设对FDI流入与流出来说是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这里，一国投资环境的好坏主要体现为产业增长潜力的大小和一国综合治理基础的高低。我们考虑用工业生产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来合成该变量。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
本文对相关变量的选择具有可计量性的特点，以便引入后来的计量模型。参考国内外实证研究规范，本研究主要考察东道国市场规模、中国对东道国出口、东道国汇率和东道国的投资环境等宏观经济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OFDI表示中国外向的对外直接投资，GDP指接受中国投资的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代表东道国的市场规模；EXPO指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量，是中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联系的变量；EXCH表示东道国货币兑人民币的汇率；IE代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即考察以上四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本研究使用的是时间序列的横截面数据，因此用合成数据(Paneldata)的估计方法是合适的。合成数据(Paneldata)是指不同时刻对截面个体做连续观测所得到的多维时间序列数据，能够综合利用样本信息，使研究更深入，同时减少多重共线性带来的问题。模型假定时间序列参数齐性，参数值不随时间的不同而变化。使用变截距模型，将斜率系数假定为个体和时期恒量，也就是因变量对自变量的相关系数在时期和截面上一致。(二)回归检验
本研究选择了接受中国投资的17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样本期为2004年和2005年。样本国家每个样本的被解释变量为2004年和2005年中国对给定东道国的FDI年度流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6年版，单位为亿美元。解释变量GDP使用17个东道国2004年和2005年的真实GDP，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IMF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单位为亿美元。解释变量EXPO为中国对该17个东道国的年度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6年版，单位为亿美元。解释变量EXCH，本文使用各东道国货币相对于美元的汇率作为变量，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数据库(Unit-edNationsDatabase)。解释变量IE代表的是一国投资环境情况，我们采用工业生产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加权(各占50％)来做变量。工业生产指数体现了按美元不变价计算的主要产业增加值的变化，代表了一国主要产业的发展趋势。人类发展指数是人类发展的一项综合指标，用以上两个指标合成可以代表一国的投资环境。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2006年版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2006年版。
三、结论
从以上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如下：
第一，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各国的GDP显著负相关，说明接受投资的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越大，我国对其直接投资越少。由此可以得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非市场导向型，东道国所具有的大的市场规模对我国的投资并无吸引力。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不足，理论也不成熟，因此我国企业不太愿意进入发达国家的大市场。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些小市场，由于竞争压力相对较小，有些国家经济及技术发展水平还不及中国，中国企业进入后会拥有相对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因此会被其市场吸引。
第二，对东道国的出口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正的显著的决定因素，且边际影响程度较大。我国对某个东道国的出口越多，对其直接投资也越大。从这一结论可以看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导向不明显，更可能是出口导向型。由于先期对某个东道国的出口，使我国的企业在该东道国市场积累了更多地经营及管理经验，对该东道国市场及相关经济政策更了解，由于熟悉程度的增加从而降低了投资的风险，因此更愿意对其进行直接投资。
第三，东道国的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汇率反向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这一结论验证了前面所说的强势货币的购买力优势，人民币的升值将有利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进一步扩大。
第四，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正向显著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可见好的投资环境和良好的东道国治理基础对我国的投资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个实证结论与之前的研究结论一致。我国表现出对投资环境较敏感，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正在变得越来越规范，资金正在越来越多地流向能够产生更多经济效益的投资环境中去。第五，通过仔细研究2004年和2005年两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发现中国对拉丁美洲的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投资额很大，如2005年分别为51.6275亿美元和12.2608亿美元，这在该年中国整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都占有一定的比重，但由于这两个地区并不是独立的国家，因此没有被选择在我们的样本范围内。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之所以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镇之地，是因为这两个地区都是免税地，是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的避税天堂。由此可见，东道国的税制能够影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低税率和有利的税赋政策是吸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的决定因素。
第9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对外直接投资；动态GMM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The impact of the RMB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on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as empirically analyzed by GARCH model and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in the long term， the RMB exchange rate， whether it is the exchange rate or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has an impact on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hen RMB appreciates，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creases；the greater the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the increase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KeywordsRMB exchange rat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ynamic GMM
1引言及文献综述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境内投资者累计实现对外投资7350.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7%，企业“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另一方面，在过去一年，中国投向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比上年增长2.4倍，投向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105.9%.这使得无论是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还是企业的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和竞争力都得到很大的提高.而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很多因素中，汇率不仅决定了国内外商品的相对价格和相对生产成本，更重要的是对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流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大背景之下，本文对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理论及实证研究，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汇率变动对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从两个方面考察：一个是汇率的水平变动，也就是说汇率的升值或贬值对OFDI的影响；第二个是汇率波动，即汇率一定程度上下波动幅度或汇率变化的剧烈程度对OFDI的影响.国内外学者通常从这两个层面出发来研究汇率的变动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汇率水平变动对OFDI的影响.最早对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相互关系的提出见解的学者是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金融学家R Aliber（1970）[1]，他认为：由于不同货币区域以及货币国内国外市场的不完全，汇率会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分布上的差异.当汇率变动时，处于硬通货区域的企业将获得有利地位，并且会趋向于向软通货地区进行投资.Matthias，Carsten and Signe（2013）[2]实证研究发现固定汇率对发达经济体的国外直接投资的双边流动具有很强并且显著的效果，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效果不显著.KunMing Chen，ChiaChing Lin and ShuFei Yang（2015）[3]利用博弈模型进行探究得出，如果母国汇率上升，则东道国相对劳动力成本下降，那么会导致企业生产率较低的生产或研发活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而高生产率的生产仍然会在国内进行出口.孙广杰、舒文定（2012）[4]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通过分析得出人民币汇率将持续升高的预期确实影响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甚至是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陶士贵、相瑞（2012）[5]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人民币升值将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其次是汇率波动对OFDI的影响.Schmidt and Udo （2008）[6]运用美国在1984～2004年间对6个工业化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汇率的波动之间呈负相关关系.Lukman and Olalekan（2014）[7]利用尼日利亚1970～2009年石油类和非石油类FDI流入的数据，实证分析得出：在短期，汇率波动和石油投资不存在因果关系，而与非石油投资之间关系并不明确.程瑶和于津平（2009）[8]认为，短期内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增大将会引起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而在长期内由于汇率风险将会对投资的流入规模产生抑制作用.胡兵和涂春丽（2012）[9]采用跨国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表明汇率波动对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影响.封福育（2015）[10]考察了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流入我国FDI的影响，结果表明，当汇率波动幅度较小的情况下，汇率波动有利于吸收更多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而在汇率剧烈波动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波动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之间并无显著关系.
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学者们的理论研究大多是围绕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于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讨论，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较少，并且，对于中国目前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方式、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是从人民币汇率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角度出发，对于我国如何正确对待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另外，本文首先以汇率变动影响OFDI的理论为基础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然后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并且动态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克服了传统静态分析方法上的局限性.
2汇率变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传导机制
汇率主要是从出口价格、投资成本、国外筹资成本和相对财富以及资本化率4个方面来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传导机制为：
2.1出口价格
如果本币升值，意味着在国内企业在东道国市场内的投资生产成本降低，从而吸引了更多的本国企业到国外进行投资生产活动，最终引起本国企业对外国的直接投资增加.
2.2投资成本和国外筹资成本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们可以将贸易商品价格表示为P= eP*，某个国家的财富（资产价格）表示为Wd =eW*d，外国和本国贸易品价格表示为P*和P，以本币计量的本国财富（资产）表示为Wd ，以外币为单位表示的本国财富（资产）表示为W*d，最后用e代表两国名义汇率（采用直接标价法）.如果投资国货币升值，那么在东道国市场上用本币所表示的东道国财富将下降，投资国在东道国市场上购买力上升，这将引起投资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加.
2.3相对财富的变化
如果投资国货币升值，那么当地市场上同等价值的商品价格相对降低，国外投资者在当地市场上购买力增强.所以，如果资本流出国货币相对于资本流入国货币升值时，那么母国跨国公司相对财富增加，从而起到促进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反之，当资本输出国货币相对于资本输入国货币贬值时，结果则相反，外资将大量流出.2.4资本化率的变化.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那么具有较高资本化率的厂商就会向弱币持有国进行直接投资.此外，若投资来源国的货币较硬，则存在“货币升水”的情况.因此，当持硬通货国的跨国企业以软通货国家的通货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就很可能在货币升值的波动中获得利益，最终引起强币持有国的跨国企业向弱币持有国的直接投资增加.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自2002年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保持着持续的增长态势.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2002年仅为27亿美元，但是，在2008年和2009年，中国实现了559.1亿美元和565.3亿美元的对外投资额，增长率分别为110.9%和110.1%，如图1所示.尤其是2010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2009年的历史最高位基础上实现了21.7%的迅猛增长，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和地区的流量排名中上升到第5位.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了1 16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连续三年位列全球第三，双向投资首次接衡.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同一时期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
3.5数据来源于：《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8.1%和17.7%.同时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逐渐恢复以及中国对外投资布局的调整，近些年来中国对欧洲、大洋洲和北美洲的投资增长迅速；而非洲地区由于动荡不安的政局局势以及比较落后的投资环境，严重制约了中国对其投资数量的增加.从长期来看，亚洲仍然是中国投资的重点地区，拉丁美洲、大洋洲、欧洲、北美洲、非洲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4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对外
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4.1模型的设定
本文选择2003～2014年中国OFDI的总量数据进行分析.考虑到经济发展规模对OFDI的影响，在模型的设定中，加入GDP作为衡量国内经济发展的标准，同时考虑到OFDI具有时间依赖的动态特征，设定动态实证模型：
LOFDIit=α0+β∑LOFDIi，t-n+α1VEit+
α2LGDPit+α3LREERit+εit.
式中，下标i表示接受中国OFDI的国家，t表示年份，α和β分别表示模型中的估计参数；被解释变量LOFDI表示中国每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额；LREER、VE、LGDP为解释变量，分别表示汇率、汇率波动率和国内生产总值.LOFDIi，t-n为被解释变量N阶滞后项，ε为随机扰动项.为了保证数据的平稳性，分别对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额、汇率和国内生产总值进行了对数处理.
4.2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对OFDI、REER和GDP的数据选取2003-2014年的年度数据，同时在全世界范围内挑选出24个国家作为样本国，选择的标准主要一方面根据中国主要的贸易国，并且中国对这24个国家的直接投资近十多年来保持稳定且投资量大，同时根据数据的可得性，选取的国家数据更完整，并且避开三大避税区：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最后考虑到非洲地区数字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以及资源战略性投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干扰性.基于以上标准选择了：菲律宾、孟加拉国、瑞典、土耳其、巴西、日本、荷兰、埃及、澳大利亚、法国、泰国、老挝、阿尔及利亚、俄罗斯联邦、英国、印度尼西亚、德国、赞比亚、尼日利亚、委内瑞拉、意大利、智力、喀麦隆和匈牙利作为24个样本国，数据具体来源和说明如下：
OFDI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主要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及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REER是人民币兑24个样本国的名义汇率，通过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以及这24个样本国兑美元的名义汇率计算得出，采用直接标价法.本文选取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IFS数据库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24个样本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美元计价，数据主要来源于联合国数据库.VE表示人民币兑24个样本国汇率的波动幅度.本文中所提及的汇率波动是指汇率波动幅度的大小，本文选取GARCH模型对人民币兑24个样本国的名义汇率的波动幅度分别进行测算，并得到参数估计值.
4.3实证分析
4.3.1汇率波动率的测算
本文选取其中一个样本国（j）对时间序列REER取自然对数，然后对时间序列DLREER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得到DLREER 的统计特征，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
图2可以看出，偏度值0.864 412>0，峰度值3.611 6663，说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存在明显的“偏峰后尾”特征，这说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幅度较大.对人民币汇率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判断序列是否为平稳序列，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5显示的结果可知，所有变量在5%下均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上述变量序列是平稳的，满足协整检验的同阶单整条件.我们使用Pedroni检验和Kao检验来考量面板数据的协整性质，结果见表6.其中，在Pedroni检验中，panel表示组内统计描述，Group表示组间统计描述.结果显示，除了v统计量和rho统计量，其他统计量均在1%置信水平下拒绝了不存在面板协整的原假设.Pedroni在研究中表示，小样本情况下，rho统计量的拒绝度最高，ADF最低，高铁梅（2009）指出样本不大的情况下，主要以组间和组内的ADF值作为判断协整性的标准，考虑到本文使用的样本数据为时间和截面跨度不大，因而可以认为指标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另据Kao检验可以看出，ADF统计量为-5.077 1，且在1%置信水平下可以通过假设检验，进一步证明了面板数据间的协整关系.
基于以上实证结果，首先可以看到AR（1）和AR（2）的显著性概率P值在差分GMM估计和系统GMM估计中分别为0.000 4、0.805 1、0.000 8、0.441 3，表明原方程的残差项只存在一阶自相关而不存在高阶相关，说明动态面板模型的设置是合理的.同时，Wald检验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Sargan检验在差分GMM估计和系统GMM估计中的P值分别为0.805 1、0.441 3，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表明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实证估计结果是稳健的.根据实证结果还可以分析出，在差分GMM估计下，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阶系数为0.129 8，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LOFDI过去一期决定了当期LOFDI的“起跑线”，也就是说，过去一期的对外直接投资越多，那么当期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会增加.进一步的，通过系统GMM估计的结果，发现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阶系数为0.270 2，为正，并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进一步说明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对被解释变量当期有一个正向的作用.这也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和聚集效应即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投资企业越多，越能够吸引新的后续投资积聚于该国或地区.而从表6的估计结果，发现汇率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而在直接标价法下，人民币汇率水平升高，意味着人民币贬值.因而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人民币升值一方面使得中国企业以东道国货币表示的财富增加，另一方面使得被并购企业及相关投资成本减少，因而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汇率波动在差分GMM估计和系统GMM估计下均通过1%的假设检验，这说明短期内汇率波动会增加人民币升值潜力，因而可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样本国GDP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正，说明样本国市场规模越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吸引程度越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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