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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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经济稳定；经济增长；经济发展

经济稳定是指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有序性及其发展态势的可控性。尽管总的来说，经济的稳定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但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并不是等同的概念。这是因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直接导致经济的稳定，在一定条件下，它还可能造成经济波动乃至政治不稳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笔者将对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几个个概念进行分析，明确其内在关系。

一、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备受睹目，甚至联合国也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只要向发展中国家注入资金，就能使这些国家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并有效地提高社会福利。因此，二战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把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实现工业化当做发展的主要内容。这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工业化战略的普遍实施，在取得一定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难题，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全球危机，例如资源耗竭、粮食短缺、生态环境破坏、社会贫富悬殊等。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关系的变化，联合国倡导的第一个发展十年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陷入了增长率下降和债务危机中，因为长期以来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外国公司拥有产权的初级出口的增长，由于缺乏结构变革和制度变革，人力资源、技术水平和其他部门的生产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改变；经济部门的效益也没有发生相应的增长，实际收入的利益没有在各个阶层间进行公平的分配，只是个别人获益暴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此而提高。由于这种增长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只是有增长而无发展。于是人们开始对增长即发展的理论进行反思，认为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经济增长不是目的，经济发展才是目的，并且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概念。

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则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在他们两人看来，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包括生产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在内的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的增加，主要是指数量上的变化，表现为GDP或人均GDP的增加。而经济发展既是一个数量概念，更是一个多维度的质量概念，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经济结构的改善、质量和效益、分配的合理乃至政治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增长包括了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也包括由于更高的生产效率，即单位投入所生产的产品的增加。而经济发展的含义则不止这些，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改变，以及各部门之间投入分布的改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如同人的成长一样，增长着眼于身高、体重，发展则注重于机能和素质的协调和改变，如学习能力等。

二、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必然同步

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一定是同步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社会的稳定。相反经济增长如果不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体制、社会领域的变革，还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其实关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已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在19世纪、20世纪，把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作为衡量国家进步的唯一标志的理论曾一度占据了主流。这种理论认为，经济的不发达是政治动乱的根源，只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就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的持续进步，各种社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社会也就会保持稳定。但社会发展的现实却证明其武断性和不合理性。因为，现代化是一个“含义广泛的社会综合运动，而不是简单的经济指标达标”，它既包括经济的工业化，同时也包括国家的民主化、社会的城市化和价值观的个人理性化，其丰富内涵是GDP指标所难以涵盖的。在现代社会中，正是由于人们过于关注GDP的增长而忽视了对于生态的保护、忽视了人文关怀，片面地追求经济的高增长率，导致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

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是具有双面效应的，即同时存在对社会稳定正向的促进效应和反向的破坏效应，而最终结果则取决于两类效应的角力。由于这两类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人为控制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关注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人民福利的作用。因此，要使经济增长在社会稳定中起到正向作用，就要在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之间求得一个相对的和谐与平衡，也就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经济稳定应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之上的稳定

第2篇：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 社会资本 共同知识 协调行动 集体决策

一、引言

回顾发展经济学的历史，研究方法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衰落到新古典主义的复兴，经济增长的源泉从资本决定论到技术创新论再到制度决定论的转变，使众多经济学家认识到，实现经济增长不能单纯讨论经济因素的作用，经济学还不能独立于政治、文化和历史之外全面解释经济增长。本文将从宏观表现角度，探讨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同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链条。

二、社会资本的内涵

在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文献中，社会资本通常涉及到一系列准则、关系网和组织，通过那些人们获得有助于做出决定及确切表达政策的权力和资源。经济学家通常从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角度考虑社会资本。在微观层面上，他们主要考虑社会资本促进市场发挥作用的能力；在宏观层面上，他们考虑制度、法律框架和政府在生产组织中的作用是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绩效的。有关社会资本一个更广的定义不仅包括前述的准则，还包括使准则得以发展以及决定社会结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普特南（1993）给出的社会资本的定义是公认的最著名和最严格的概念，普特南把社会资本看作对社区生产能力有影响的人们之间所构成的一系列“横向联系”。这些联系包括“公民约束网”和社会准则。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不同的定义背后是否存在共同特征和核心内容？Ismail Serageldin和Christiaan Grootaert（1997）认为目前有关社会资本的各种定义存在如下三点相同特征。第一，这些概念都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相关联，它们均含有社会关系与经济结果相互影响的观念；第二，都关注于经济人之间的关系及这些人的正式和非正式组织能够提高经济行动效率的途径；第三，都隐含着合适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具有正外部性，由于个人无法占用这些外部性，人倾向于向社会资本不充分投资，从而产生了公共支持的职能。

Paldam（2000）、Durlauf 和Fafchamps (2003) 等认为社会资本概念的核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网络资源、相互信任与合作行为。Durlauf和Fafchamps (2003) 指出，社会资本就是基于网络过程所形成的行为规范和人们之间的信任，它们能促成产生好的社会和经济结果。

由于人们对社会资本概念的使用仍然褒贬不一，不同领域内的研究者对社会资本的内涵界定各异仍然是阻碍研究深入的重大障碍。尽管前面已经分析到，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是网络、信任和合作，但是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证明的“社会资本之梦”(Social Capital Dreams)。尽管有诸多质疑，但笔者认为，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研究范式的提出，乃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内容和方法上的一个突破。社会资本概念和内容，为我们从制度层面理解经济增长的机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三、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总体框架

Putnam等（1993）向社会学家和开发实践者提出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便认为社会资本与高水平的制度绩效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向社会资本投资必然会导致绩效提高，因为社会资本是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现存的几代人可能都无法在短期内有效增加其所承袭的社会资本存量。因此，一些社会会被谴责坐享其所继承的成果。如果社会资本丰足，社会发展迅速。如果祖先留下的社会资本存量很少，这些社会发展将非常缓慢。但令人可喜的是，Putnam等人的研究结论并非金科玉律，近年来许多经验研究对Putnam等人的研究结论提出了挑战。Schneider等（1997）的研究表明，传递地区公共物品的制度设计能够影响社会资本的发展水平，政府的政策能够而且确实在影响社会资本的发展水平。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行为究竟能否对社会资本流量产生显著影响尚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但明晰到底哪些因素在影响着社会资本的形成和积累，确实尤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美籍学者福山(Fukuyama)在《信任》一书中给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答案。他认为，社会资本的形成往往受到民族文化、历史遗产、风俗习惯、宗教传统和区域发展因素的影响。

接下来应该考虑的问题是，社会资本的本质组成因素是什么？其是通过哪些中介环节作用于经济增长的。笔者认为，社会资本的本质性组成要素是信任。福山(1995)沿用经济学的概念，从经济学的角度将资本分为三种：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并明确指出社会资本的核心是“信任”。福山开辟了经济学关于信任研究的一个全新方向，即信任的经济文化研究的先河，推动了信任研究的发展。笔者沿着福山开辟的方向，继续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信任的作用。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健全的法律制度是促成交易的唯一必要条件。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却证明，在重复博弈和存在一个高效率的信息传递系统以便及时观察当事人不诚实行为的情况下，法律制度并不是推进交易的唯一制度安排，即使不借助国家的暴力潜能，共同的规范和习俗也可以支持交易的进行。共同的规范、准则和习俗是组织成员相互认可或在代际间流传的行为标准，是当事人从事经济活动的信心基础，相互认可的规范和习俗经过时间沉淀成为组织内在的道德体系，用于约束组织成员控制他们的行为，如果违规将受到惩罚。在现实中，组织内在的道德体系是通过相互的信任机制自执行的，并在重复交易中转化为共同知识、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最终降低了交易成本，成为大量互利交易得以进行和经济增长得以实现的主要保证。

综合前文的分析，可以用上图表示社会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总体框架。下面，将详细论述社会资本自形成到促进经济增长之间所经过的若干具体环节。

四、社会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中介环节

在社会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总体框架构建中，笔者给出了三层中介环节，分别是：第一层：信任；第二层：共同知识、协调行动、集体决策；第三层：交易成本的降低。下面具体论述这三层中介环节所包括的五个中介变量。

1.信任

低信任对社会和经济的损害是显然的，它使得交易成本急剧增加，社会分工受到阻碍，并将在长期上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所谓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最重要的是信誉或信任，其实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社会资本。在陌生人之间建立相互的信任关系是扩大交易范围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作为博弈规则的社会资本是建立和维持人们之间信任关系的关键。信任是为了获得交易的长远利益而自觉遵守契约的承诺，低的信任环境能导致投资率的降低，而高信任度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2.共同知识

人们在市场中的决策能力是通过吸纳知识表现出来的。所谓吸纳知识，就是人们所具有的某种共同知识。共同知识包括：共同的语言、其它形式的交流符号、专业化知识的共同性、共同的理解以及共同的价值观等。共同的语言的存在是社会成员实现合作的基础，即经济增长可以依靠个人之间的共同的语言交流、通过一定的共同规则和指令实现知识一体化。反之，如果人员之间缺乏这些基础性的共同语言，不仅地区的创新缺乏一个良好的前提，而且，社会成员之间的协调会出现很大的障碍。

从根源上讲，共同知识主要来自于个体所能利用到的社会资本，或者说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测度方面就是共同知识的多寡。随着个体各种社会活动的开展，这种源自社会资本的某个群体的共同知识会不断得到创新和延伸。吸纳知识不仅仅是社会成员所共享的知识，而且形成了对社会成员差异性知识的有效链接。共同知识对于人们发挥其所拥有的资源的潜力以促进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

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经常遇到公共资源的利用和开发问题。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是公共物品供给和市场外部性管理的必要条件，它是政府概念的理论基础之一。有效社会资本能够克服“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博弈和“集体行动困难”这些问题，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能够代替作为正式制度一部分的政府的作用，使成员主动创立频繁接触的框架，从而提高成员间信任度来减少集体行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使高效的集体决策成为可能。

社会资本为什么能够起到上述克服集体行动困难的功效呢？根据自组织理论，社会资本之所以能够克服集体行动困难，原因在于它能影响理性个人策略选择的内部变量。社会资本高意味着人们享有共同的规范，这会增强内在规范的效能。因为有共同规范的约束，人们会因其错误行动而受到强大的社会非议，这会对他的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制约。

4.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作用往往与分工联系在一起。交易是不同专业之间联系的纽带，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形成一个庞大的经济网络。在经济领域中，交易形式和空间的不断扩大，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发展。然而，交易虽然对人们是有利的，但交易并没有无休止地扩展下去。原因就在于交易是有费用的，交易要受到成本的约束。一旦人们进入分工生产，产品交换就成为维持人们生存在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而产品交换需要耗费资源，例如搜寻交易对象、讨价还价等，我们把这些称之为“交易成本”。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市场上自利行为交互作用形成的分工经济与交易成本的两难冲突呢？笔者认为，社会资本作为非正式制度安排可以充当解决分工经济与交易成本的两难冲突的“剂”。第一，充裕的社会资本保证了制度、文化、社会环境的共同性，而这可以有效降低知识与经验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影响交易成本的一个主要方面。第二，社会资本产生的共同知识，这既有利于信息的收集，也有利于信息的传播，于是明显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交易成本。第三，社会资本催生的信任体系，可以有效防止机会主义以及道德风险等，因此签订、执行契约等所需要的资源即这一类的交易成本也大大减少。

参考文献:

[1]Coleman, J. S.,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Putnam,Robert D. Robert Leonardi and Raffaella Y. Nanatti,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University,1993

[3]郭少新何炼成:《社会资本:解释经济增长的一种新思路》，《财贸研究》2004年第2期

第3篇：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内涵及其价值取向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国民经济的增长,即一国在一定时期内产品数量和服务数量的增加。如果考虑人口因素,经济增长又按人口平均增加的产品数量和服务数量来计算。国际社会普遍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指标。经济增长包括了三层含义。一是经济增长表现为一国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在人口和商品价格变动的情况下,也可以说经济增长是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即人均GDP的增加。因此,经济增长最简单最明了的定义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即GDP的增加。二是经济增长必须以技术进步为支撑,也就是说,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只有依靠技术进步或只有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才是现实的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可以说,经济增长的过程往往也就是技术进步的过程。三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制度、社会意识相适应。或者说,相应的社会制度及其意识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而决定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包括一定时期的投资量、劳动量和劳动生产率等。当然,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与这一时期的投资量、劳动量和劳动生产率成正比关系。即投资量和劳动量越大、劳动生产率越高,则经济增长率就越高,所提供的产品和劳务就越多。反之亦然。

经济发展是指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持续高级化及其人均实际福利不断提高的过程。包括国民财富的数量和质量、国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优化及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与投入产出对比、国民生活质量和福利的改善及提高等。与经济增长相比,经济发展的内涵比较广泛,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国家经济总量与人均GDP或国民收入和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同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能够持续且稳定地增长,充分体现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国民财富的增加。二是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机制不断建全,国民福利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不断得到提高,人和各种生态环境自然、协调、和谐,社会文明、进步,并且不断得到进一步的提高,社会公共福利设施完备,国民工作稳定、生活安逸、心情舒畅,享有极高的满意程度和安全感。三是各种生产要素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如人力资源的开发、使劳动者在其数量增加的同时,质量也得到提升。各类客体投资要素如资本、物质资源等,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能充分满足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从而有效地从质和量两个方面保证国民经济长期和稳定的增长。四是经济结构科学、合理,呈现持续向高级化演进的过程,包括国民经济和企业生产的组织制度性结构、产业经济结构及其技术结构、社会产品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等。五是经济制度特别是分配制度不断完善,国民收入分配趋于公平、合理,财富分配充分体现社会平等,不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居民个人收入及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日渐缩小,社会各领域及其国民生活呈现和谐状况,没有严重的或普遍的对抗行为和现象。六是经济增长与环境生态相适应,

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自然环境保护三者之间呈现良性循环与相互促进状况,经济增长给社会和环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较小,并且有能力快速消除由经济增长给社会和环境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七是人文发展、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的变迁与经济增长相协调, 社会陋习在经济发展过程逐步革除,而陈旧观念则得以更新。人的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并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经济发展过程产生和形成新的人文价值观念,并发展成为社会进步的主导思想。八是经济运行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相适应,并在不断调整过程趋于完善。政府职能定位准确,政府行为适当、规范,对国家对社会的管理有效、有序,并且其管理能力不断得以增强,对经济运行的调制能力、综合平衡能力不断得到提升等等。

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和联系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经济增长仅仅是指一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或人均收入的增加。而经济发展则不仅包括了产品和劳务产出的增加即经济增长,还包含了伴随着由经济增长而产生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变化及其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人文质素、国民福利、劳动就业等结构的变化和进步。同时,经济增长又是一个单纯的数量概念,是从“量”的角度来衡量与评价一国经济发展状况,但实际上宏观经济学所着重研究的经济增长或其高增长率并不能真正体现和说明经济发展的真实状态,而经济发展则刚好能回答这个问题。与经济增长相比,经济发展是一个“质”和“量”相统一的综合性概念,是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反映一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发展进程,包含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各领域的结构性变化、国民生活质量、一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体状况和进步等。

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就说明经济发展了。因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尺度是GDP,而GDP增长快慢的本身不能说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或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比如,A、B两个国家都生产钢材,A国每生产1吨钢材需要投入2 吨煤作为燃料,而B国每生产1吨同样的纲材只需投入1吨煤,如果单纯从从GDP或经济增长角度来说,A国的GDP等于1吨钢材加上2吨煤,而B国的 GDP为1吨钢材加上1吨煤。从表面上看,A国的GDP或经济增长大于B国,但是实际上是A国的科技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远远落后于B国。也就是说A国的经济增长是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来推动的,而B国的经济增长则侧重于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技术进步带来的贡献。显然,B国经济发展状况远远优于A国。

虽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有其区别,其侧重点及其经济学意义也不同,但两者又有其紧密的联系,经济发展既包含了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发展也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不能离开经济发展这个目的去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经济增长则内涵于经济发展之中,是经济发展的一分部份,也是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手段。因此,经济发展不能脱离于经济增长的实际状况,而是必须以经济增长为基础。可见,经济发展及其过程是经济增长与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变化共同构成的统一体。但必须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增长都能有效的推动经济发展,只有那些经过质态升级和优化的经济增长,才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才能带动社会和政治的整体进步。如果只是单纯依赖高投入、高消耗来实现的经济增长对经济发展是无意义的,这种增长其实只是有经济增长而无经济发展罢了。

此外,经济学家们还从各个角度设计了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用于判断一国经济发展状况,如人均国民人均收入状况、一国文盲率的高低、国民平均寿命的长短、人均每天蛋白质消耗量的多少、医生在千人中的比例如何、人均能源消耗量的变化等等,极大的丰富了经济发展的思想内涵。

三、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在于制度、资源和技术进步。因此,制度、资源和技术进步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首先,是制度变革。制度是规范人们社会行为、政治行为、经济行为的社会准则。制度在规范人们行为的同时,也提供经济激励,决定着一国的经济增长,包括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内容。对于我国来说,推动经济增长的制度化动力应该是综合性的。包括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等,这是经济增长动力的基本保障。

其次,是资源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源和资本积累,劳动力资源又包涵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质量两个方面,是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质量的统一,这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本是劳动力大国,在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失业人口反过来约束着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劳动力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应加强对劳动者的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同时,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要求资本的增加数量要大于人口的增加量,即实现人均资本量的增加,只有实现人均资本量的增加,才能实现人均经济产出的增加,从而实现人均国民财富的增长。对一个国家来说,在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要求投入大量的资本,这时资本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较大。此后,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相对减弱,而取代资本作用的是技术进步。但是也有许多事实证明,大凡储蓄高、资本雄厚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都是较高的。对于我国来说,目前正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期阶段,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我国的国情,资本积累和投资仍是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推动力,只不过我国目前最需要引起重视和反思的应该是投资结构、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即如何优化投资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投资效率问题。 再次,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其重点是科学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于经济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说,技术进步改变了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了世界经济总量的增长,也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现在已达到80%以上。应该努力加快我国技术进步进程,通过技术进步改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和经济增长的质量,为加速我国经济全面发展提供有效的物质基础。

因此,对我国来说,应该努力完善制度、开发资源、加速技术进步,激活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虽然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但两者也不是对立或矛盾的,而是有着更多的联系,也有多种组合模式,如“高增长、高发展”、“高增长、低发展”、“有增长而无发展”等。当然,最理想的就是“高增长、高发展”模式了。我们应当避开“高增长、低发展”怪圈,警惕掉入“有增长、无发展”的吃人陷阱,力使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始终保持最佳组合,即在经济增长持续保持低耗、高效、适度、效益的基础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且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 侯荣华主编《西方经济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年

第4篇：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时期国民收入劳动投入的贡献率aL''''资本投入的贡献率(1-a)K''''

增长率Y''''L''''aL''''K''''(1-a)K''''

一五0.845.04

(538.92.87.2

-57)(9.4%)(56.6%)

二五0.517.07

(583.11.710.1

-62)

恢复

时期1.023.57

(63-14.73.45.1

65)(6.9%)(24.3%)

三五1.14.13

(668.33.75.9

-70)(13.4%)(49.8%)

四五0.635.53

(715.52.17.9

-75)(11.5%)(100.5%)

五五0.635.32

(766.12.17.6

-80)(10.3%)(87.2%)

六五0.994.97

(8110.03.37.1

-85)(9.9%)(49.7%)

七五0.786.23

(867.62.48.9

-90)(10.3%)(82.4%)

(910.611.34

-93)12.72.016.2

(4.7%)(89.3%)

改革

前时0.785.18

期(536.02.67.4

-78)(13.7%)(90.9%)

改革

时期0.816.65

(799.32.79.5

-93)(8.7%)(71.5%)

(530.785.74

-93)7.12.68.2

41年(11%)(80.8%)

时期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综合要素生产粗放资本的产出系数

aL''''+(1-a)K''''率的增长率A''''度Y''''/K''''

一五5.883.02

(530.661.24

-57)(66%)(34%)

二五7.58-10.68

(582.45-0.31

-62)

恢复

时期4.5910.11

(63-0.312.88

65)(31.2%)(68.8%)

三五5.243.06

(660.631.41

-70)(63.2%)(36.8%)

五四6.16-0.66

(711.120.70

-75)(112%)(-12%)

五五5.950.15

(760.980.80

-80)(97.5%)(2.5%)

六五5.964.04

(810.601.41

-85)(59.6%)(40.4%)

七五7.010.59

(860.930.88

-90)(92.7%)(7.3%)

(9111.940.76

-93)0.940.78

(94%)(6.0%)

改革

前时5.96-0.26

期(531.050.81

)-78(104.6%)(-4.6%)

改革

时期7.461.84

(79)0.800.98

-93)(80.2)(19.8%)

(536.520.58

-93)0.920.87

41年(91.8%)(8.2%)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单位：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精放型低度粗放型集约型

时间

41年1386212

改革前26年943010

改革以来15年44322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表3

时期一五二五"1963-1965"三五四五五五六五

基本建设投96.292.384.580.777.573.564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87.715.519.322.526.528.1

时期七五"1991-1993"改革前改革以来

基本建设投58.858.881.360.2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1.828.318.729.3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1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时期，Y''''／K''''＝－0.31＜1，则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时期，Y''''／K''''＝0.7＜1，则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时期，Y''''／K''''＝0.8＜1，则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时期，Y''''／K''''＝0.88＜1，则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则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时期，Y''''／K''''＝0.81＜1，则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时期，Y''''／K''''＝0.98＜1，则δ＝0.80，高度粗放型；

整个时期，Y''''／K''''＝0.87＜1，则δ＝0.92，高度粗放型。

为了进一步地考察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我们分别计算了41年的资本产出系数，并根据不同粗放度类型作了统计整理，如下表：

表4

粗放度类型集约型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1.64,3.48][1,24,1.47][0.97,1.15][0.70.0.92]

数所在区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3,0.69]

数所在区间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表5

粗放度类型越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度粗型集约型

国民收入增-1.85%7.9%9.7%10.65%16.1%

长率的平均值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第5篇：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

经济增长首先要有数量的扩张，才能谈到质量的提高。并且，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需要建立在经济增长有持续的数量保证的基础上。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的定义：“持续增长是指不为短期波动掩盖的一种量的增长。”可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是一个长期的概念，它并不否定经济当中存在着“短期波动”的现象，而是强调：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经济总量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这和哲学上的辩证法是相统一的，即“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常表现为螺旋式的上升运动和波浪式的前进形式”。经济的这种持续增长性是保证经济增长质量必不可少的前提。

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在短期中，只有当一国的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的增长率相一致时，经济的增长才是稳定而均衡的，不相一致时，经济就出现波动；在长期中，当实际增长率等于有保证的增长率同时等于自然增长率（又称“潜在增长率”）时，才能既实现均衡增长，又保证充分就业，从而成为一种合乎理想的长期增长状态。现实当中，经济要持续这种“刀锋式增长”固然是很难的，不稳定是常态，但我们仍需要追求各年的增长率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如果经济过度波动，会造成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对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

三、经济投入产出效率

经济增长是由投入的生产要素决定的，投入要素的数量、质量以及要素间组合配置的效率都直接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质量。一般而言，生产要素至少包括人的要素、物的要素及其结合因素。

经济增长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比率，直接表现为经济增长效率，是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方面。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对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分析和核算认为：经济增长通常可以通过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种方式来获得，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其中，内涵扩大再生产方式，即在不扩大要素投入的情况下，通过改善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被认为是更有效率且可持续的。

四、科技进步

在经济增长的结果中，技术进步可以表现为产品的更新换代、产品质量升级和品种增加、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等多种形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的作用是与经济系统中的其他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对此，卢卡斯研究认为：与人力资本相匹配的技术进步投入要素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最有潜力并且最有效的。

五、经济结构

在各类经济结构中，产业结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它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费歇尔(A.G.B.Fisher)，确立了我们所熟悉的三次产业分类法，即把广义的农业称为第一次产业；把广义的制造业或工业称为第二次产业；把包括所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以外的其他经济活动称为第三次产业，并指出第三次产业的本质在于提供服务。

除了产业结构以外，经济结构还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内结构、城乡结构等多种区分。经济结构的各层次特征，共同构成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要素。

六、产品质量

经济增长的大部分结果直接体现为向市场提供的产品的增加，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和无形的服务产品等。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都是以“产出是有效的”为前提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的，一般不考虑产品质量问题，不考虑因产品质量问题所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然而，如果考虑到资源的有限性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所在，则在我们对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界定中，产品质量成为衡量资源配置有效性不可或缺的因素。

七、竞争能力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信息化已成为大趋势的形势下,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都不可能是封闭、孤立的,而总是在国际、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环境下实现。因此,竞争能力的强弱,对于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实力、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经济增长质量高低的重要表现。

八、人民生活

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一生产目的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无论是同志在“三个代表”中提出的“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的宗旨”的思想，还是“十五”计划编制中首次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都强调了这一点。经济增长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只有在保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才能称其为高质量的。人民生活水平受到收入、消费、储蓄、科教文卫、福利保障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人民能否真正从经济增长中得到较多的实惠，反映了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

九、资源环境

经济增长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制约，其中自然因素，即自然资源和环境状况与经济增长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人类在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盲目扩大生产和消费，物质和能量需求不断扩大，而不注意资源的节约再造和环境的保护，则经济增长必然与自然供给能力之间形成矛盾和对立。如果人类认识到环境的客观属性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将自身需求量和废弃物排放量控制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合理地利用和改造环境，则环境将在人类引导下向着有利于人类生产、生活和生存的方向发展，此时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这就是“可持续发展”——根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在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的定义，意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毋庸置疑，是否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对待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利用是经济增长质量重要的衡量标准。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质量不仅包括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稳定性和投入产出效率、科技进步、经济结构、产品质量、参与经济竞争的能力及潜力，而且包括人民生活、社会福利，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程度等等。经济增长质量作为一个综合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三方面范畴的概念，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整体在资源的配置、利用和满足人民生活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上所综合表现出来的优劣程度。

[摘要]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关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议题显得格外重要。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从九个方面做出了界定和论述。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界定

参考文献：

[1]岳鲁，袁关林.简明质量管理词典[M].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115.

第6篇：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 经济增长质量； 时序变化； 地区差异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06. 049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06- 0082- 02

新时期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战略应当是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不断提升，将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到经济发展建设中来。而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方面的研究存在诸多问题。其具体表现为： ① 经济增长质量从其外延含义上确保严格意义上的界定与分类，显示出其测度的随意性较大。② 经济增长质量作为经济增长发展方式中的一种测度，其往往具有主观赋值的特征，因而也就相对缺乏以数据实事为根据的考虑。③ 在进行经济增长质量总体研究与评定时，具有机械性与单一性，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性测度。

1 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及测度方法

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上判断，其作为一种价值评判标准，主要是针对经济增长的效率方面，而这只是狭义层面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涵义界定。从广义上说，其应当被看作为一种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数量而言的价值范畴。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巨大，甚至在进行经济社会众多领域的发展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另外，在经济方面的研究领域中，也有人曾经这样进行界定，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应当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定义或者概念，其在表现出与经济发展密切关联的同时，其在与社会、政治等因素之间也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因此，经济增长质量也具有反映现有社会条件下的经济、社会、科教文卫等方面的经济水平及社会收入情况的特质。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经济增长质量更能代表当下的经济发展的形势与状态是否良好，也是实现经济不断发展，增强其持续性的关键所在，更是增强经济建设中结构基础的关键，而最后，经济增长质量对促进经济社会效益的和谐稳定、全面发展方面表现出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经济增长质量作为一种能综合表现经济现象的指标。其主要通过它实现对经济现象与问题的分析与测度来实现的。经济增长质量关系到了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与侧面，因此，在进行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过程中要全面了解其经济指标体系，就必须实现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全面分析，建立运用相对指数法、层次分析法等方法在内的测度分析系统。

2 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系统与区域视角分析

2.1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经济增长质量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独存在，更不是内容结构简单的概念。其往往在经济测度中表现出丰富的内涵特征。这种特征使得其作为一种经济增长衡量指标具有广泛的实用性与价值意义。其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在表现上也是从3大方面进行的。

（1） 经济增长结构。作为一种经济增长结构中的测度标准，从其指标的选择内容上来说，其主要的依据应当是从产业结构方面、投资消费结构方面、经济金融结构方面、国际收支结构方面来总结的。

（2） 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内容主要包含了产出、价格变动及就业方面。因此，在进行经济增长测度的过程中也通过对这3个方面进行稳定性的考察。

（3） 针对经济增长中的资源与环境方面为标准的测度而言，实现资源利用应当根据经济生产过程中相关的因素作为基础性测度标准。

2.2 经济增长质量的区域视角分析

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经济增长质量的现状及特征在显示我国经济增长整体趋势上具有从微观到宏观方面的全方位测度功用。因此，利用经济增长质量为测度标准，进行分析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构建情况。由于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具有彼此关联的特征，在进行总量的分析与区域发展特征上看，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标准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修正与调节。

（1） 经济增长结构应当作为一种可以真实全面反映紧急金融结构的常见性的指标。

（2） 在对中国的教育现状情况进行表现的同时，不能仅将人均接受教育水平作为唯一标准，而是应当以各个区域之间的关联数据内容为参考多角度分析。

（3） 经济增长的结果作为一种常见的收入分配问题，国际上最为通用的度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是基尼系数，但是我国各地区域之间的基尼西戎不存在被广泛认可的测算结果。可见，我国只能通过运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收入比例以及胎儿指数作为测度成果分配的基础指标内容。

3 结 语

综上所述，现代经济发展形势下的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研究，是建立在一定的规范概念下的价值判断，这种定量的分析与测度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于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权重分析具有重要意义。总的来说，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升，但是在经济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其增长质量的指数变化受到了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增长的稳定性与幅度都有所减缓。经济增长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作用也是负方向的。据此，针对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政策性建议主要是希望能在考虑增长数量的同时，兼顾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状态。

主要参考文献

[1] 刘海英，张纯洪.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和规模扩张的非一致性实证研究[J]. 经济科学，2006（2）.

[2] 程永红. 改革以来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演变及其城乡分解[J]. 中国社会科学，2007（4）.

[3] 沈利生，王恒. 增加值率下降意味着什么[J]. 经济研究，2006（3）.

第7篇：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奢侈品消费需求经济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表明,世界经济减速将成为事实。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3.7%,比2007年放慢1.2个百分点。其中美国经济增长0.5%,放慢1.7个百分点;欧元区增长1.4%,放慢1.2个百分点;日本增长1.4%,放慢0.7个百分点。加上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动荡,美元持续贬值,汇市、股市、债市、期市及商品现货市场都受到冲击,对各国的经济稳定和发展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以上因素决定了我国出口形势比较严峻,出口增速减缓和贸易顺差的缩减将不可避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正在减弱,我国的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赖于消费和投资的拉动。在这一形势下,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由于奢侈品的需求潜力很大,因而,正确规范和引导奢侈品的消费,对于扩大内需进而拉动经济增长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关于奢侈品的内涵

沃尔冈•拉茨勒在畅销书《奢侈带来富足》中这样定义奢侈:“奢侈是一种整体或部分地被各自的社会认为是奢华的生活方式,大多由产品或服务决定”。现在,奢侈品在国际上的概念是:“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奢侈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人们消费奢侈品看中的往往是它的炫耀性功能,觉得奢侈品是过度消费消耗的东西,以至于挥霍等。

例如,“捷达”和“奔驰”轿车都是代步工具,在代步方面没有价格所显示的那样大的差异,差别在于他们代表的意义不同。“奔驰”的符号价值在于成功、财富和身价。在西方经济学中根据需求收入弹性将消费品分成了必需品与奢侈品两大类,把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即需求的增长率高于收入的增长率)的消费品称为奢侈品,另一类则称为必需品。在我国的传统概念里,奢侈品消费几乎等同于贪欲、挥霍、浪费。

其实,从经济意义上来看,奢侈品消费实质上是一种高档消费行为,本身并无褒贬之分;从社会意义上来看,奢侈品消费是一种个人品位和生活品质的提升;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奢侈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内涵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是不断变化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消费理念的演变,许多昨天的奢侈品已经变成今天的必需品,而今天的许多奢侈品也会变成明天的必需品。例如,在13、14世纪,糖和香料是奢侈品,但在当今社会它们却成为普通的生活必需品。 奢侈品内涵的变化反映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当前更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奢侈品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

奢侈品的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奢侈品更新周期短且对市场的刺激效果显著

作为奢侈品的商品,除了具有商品本身固有的功能以外,还具有一种炫耀性功能,即显示消费者身份和地位的功能,所以,奢侈品应当是引领时尚的前卫商品。这一特点决定了奢侈品必须不断地推陈出新,从而具有较短的更新周期。

以服装为例,随着社会的发展,服装的功能角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的都市人追求时尚,展现自我,服装的发展渐渐淡化了它最基本和最原始的功能,其装饰和炫耀功能似乎已成为服装的灵魂。例如高档的时装,面料考究,做工精细,价格昂贵。作为普通服装的基本功能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失去,但作为高档时装的炫耀性功能不久就会减弱,奢侈品的消费者更看重其装饰和炫耀功能,因而会随着流行趋势的变化而及时更新。在消费理念不断更新的今天,很难想像一成不变的款式和风格能立足于激烈竞争的服装市场上。有市场眼光的厂家总是紧追流行趋势,不断推出个性化的款式,开发风格迥异的服装,满足消费者求新、求异、求个性的需求。一面是厂家层出不穷的新款推出,一面是消费者为追求时尚而不断膨胀的时装需求,这造就了服装市场供销两旺的局面,从而极大地刺激了市场销售额。

2008年,尽管雪灾、地震、股市泡沫破裂、经济衰退预期不断打击着消费者的信心,但纺织服装国内零售2008年1-9月却持续维持25%以上的高增长,屡超市场预期,直到2008年10月行业零售增速才出现放缓,显示了服装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的问题是需求仍然不足,2008年1-9月,行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增速维持小步上升态势,纺织品与服装的库存金额却分别同比大幅上升了33.10%和25.09%,显示行业产需矛盾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刺激需求。

除时装外,其他奢侈品消费也具有类似的特征,对市场有显著的刺激效果。据报道,上海顶级私人物品展集中展示了顶级名车、游艇、私人飞机、珠宝名表、名酒以及各类豪宅别墅、高尔夫俱乐部、私人会所等。据统计,顶级私人物品展3天一共接待了超过7000位富豪,成交量达2亿元人民币。

(二)奢侈品需求潜力大且能充分吸纳购买力

奢侈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这就是说,随着收入的增长,需求的增长就会更快。奢侈品不像需求收入弹性比较小的必需品那样,受所谓消费饱和的约束,即使收入水平提高,人们也不可能较大地增加消费。例如,对于食盐这种商品,即使人们收入提高了,人们也不会因此而增加消费。奢侈品消费就不同了,以旅游为例,当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还不敢奢望旅游,一旦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就会增加这种消费,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可以从普通旅游变为豪华旅游,从国内旅游转向国外旅游,国外甚至已经开发了太空旅游项目,所消费的资金可想而知。可见,奢侈品消费的需求潜力是很大的。能够充分吸纳新增的购买力。

第8篇：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奢侈品消费需求经济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表明，世界经济减速将成为事实。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3.7%，比2007年放慢1.2个百分点。其中美国经济增长0.5%，放慢1.7个百分点;欧元区增长1.4%，放慢1.2个百分点;日本增长1.4%，放慢0.7个百分点。加上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动荡，美元持续贬值，汇市、股市、债市、期市及商品现货市场都受到冲击，对各国的经济稳定和发展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以上因素决定了我国出口形势比较严峻，出口增速减缓和贸易顺差的缩减将不可避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正在减弱，我国的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赖于消费和投资的拉动。在这一形势下，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由于奢侈品的需求潜力很大，因而，正确规范和引导奢侈品的消费，对于扩大内需进而拉动经济增长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关于奢侈品的内涵

沃尔冈拉茨勒在畅销书《奢侈带来富足》中这样定义奢侈:“奢侈是一种整体或部分地被各自的社会认为是奢华的生活方式，大多由产品或服务决定”。现在，奢侈品在国际上的概念是:“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奢侈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人们消费奢侈品看中的往往是它的炫耀性功能，觉得奢侈品是过度消费消耗的东西，以至于挥霍等。

例如，“捷达”和“奔驰”轿车都是代步工具，在代步方面没有价格所显示的那样大的差异，差别在于他们代表的意义不同。“奔驰”的符号价值在于成功、财富和身价。在西方经济学中根据需求收入弹性将消费品分成了必需品与奢侈品两大类，把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即需求的增长率高于收入的增长率)的消费品称为奢侈品，另一类则称为必需品。在我国的传统概念里，奢侈品消费几乎等同于贪欲、挥霍、浪费。

其实，从经济意义上来看，奢侈品消费实质上是一种高档消费行为，本身并无褒贬之分;从社会意义上来看，奢侈品消费是一种个人品位和生活品质的提升;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奢侈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内涵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是不断变化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消费理念的演变，许多昨天的奢侈品已经变成今天的必需品，而今天的许多奢侈品也会变成明天的必需品。例如，在13、14世纪，糖和香料是奢侈品，但在当今社会它们却成为普通的生活必需品。 奢侈品内涵的变化反映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当前更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奢侈品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

奢侈品的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奢侈品更新周期短且对市场的刺激效果显著

作为奢侈品的商品，除了具有商品本身固有的功能以外，还具有一种炫耀性功能，即显示消费者身份和地位的功能，所以，奢侈品应当是引领时尚的前卫商品。这一特点决定了奢侈品必须不断地推陈出新，从而具有较短的更新周期。

以服装为例，随着社会的发展，服装的功能角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的都市人追求时尚，展现自我，服装的发展渐渐淡化了它最基本和最原始的功能，其装饰和炫耀功能似乎已成为服装的灵魂。例如高档的时装，面料考究，做工精细，价格昂贵。作为普通服装的基本功能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失去，但作为高档时装的炫耀性功能不久就会减弱，奢侈品的消费者更看重其装饰和炫耀功能，因而会随着流行趋势的变化而及时更新。在消费理念不断更新的今天，很难想像一成不变的款式和风格能立足于激烈竞争的服装市场上。有市场眼光的厂家总是紧追流行趋势，不断推出个性化的款式，开发风格迥异的服装，满足消费者求新、求异、求个性的需求。一面是厂家层出不穷的新款推出，一面是消费者为追求时尚而不断膨胀的时装需求，这造就了服装市场供销两旺的局面，从而极大地刺激了市场销售额。

2008年，尽管雪灾、地震、股市泡沫破裂、经济衰退预期不断打击着消费者的信心，但纺织服装国内零售2008年1-9月却持续维持25%以上的高增长，屡超市场预期，直到2008年10月行业零售增速才出现放缓，显示了服装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的问题是需求仍然不足，2008年1-9月，行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增速维持小步上升态势，纺织品与服装的库存金额却分别同比大幅上升了33.10%和25.09%，显示行业产需矛盾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刺激需求。

除时装外，其他奢侈品消费也具有类似的特征，对市场有显著的刺激效果。据报道，上海顶级私人物品展集中展示了顶级名车、游艇、私人飞机、珠宝名表、名酒以及各类豪宅别墅、高尔夫俱乐部、私人会所等。据统计，顶级私人物品展3天一共接待了超过7000位富豪，成交量达2亿元人民币。

(二)奢侈品需求潜力大且能充分吸纳购买力

奢侈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这就是说，随着收入的增长，需求的增长就会更快。奢侈品不像需求收入弹性比较小的必需品那样，受所谓消费饱和的约束，即使收入水平提高，人们也不可能较大地增加消费。例如，对于食盐这种商品，即使人们收入提高了，人们也不会因此而增加消费。奢侈品消费就不同了，以旅游为例，当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还不敢奢望旅游，一旦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就会增加这种消费，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可以从普通旅游变为豪华旅游，从国内旅游转向国外旅游，国外甚至已经开发了太空旅游项目，所消费的资金可想而知。可见，奢侈品消费的需求潜力是很大的。能够充分吸纳新增的购买力。

目前，由于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结构不尽合理，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07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我国2007年的基尼系数达到0.458，已进入联合国规定的收入差距过大的范围，为数不多的高收入者拥有大部分的居民储蓄。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收入越高其边际消费倾向越小，因此，高收入者的收入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消费，大部分收入沉淀下来，这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开发质量好、价值高、品牌响、炫耀功能强的奢侈品，以刺激高收入者的消费欲望，吸纳他们充裕的购买力。将沉淀的资金通过消费引入市场，转化为生产资金。

汽车领域的世界十大奢侈品牌:法拉利、福特、大众、宝马、莲花、宾利、凯迪拉克、菲亚特、奥迪、劳斯莱斯，大部分已进入我国的高端汽车市场，正在充分吸纳富豪们的购买力。我国每年的奢侈品销售额超过20亿美元，并以年20%的速度增长。正在成为继日本和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世界顶级生活体验中国峰会”，“上海国际品味生活展”纷纷亮相中国，世界顶级品牌纷纷在中国选址开店。美国高盛公司关于中国奢侈品市场的研究报告指出，2008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9%。法国精品企业联盟“科尔贝委员会”预言，中国将在2011年前后成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在这种形势下，应当致力于打造本土的奢侈品品牌，比如被国内外同行誉为“中国第一裁缝”的永正裁缝、高档的红木家具、在中国历史上与皇家相关的贡品如南京云锦等，都蕴藏着丰富的奢侈品品牌的生长基因，很有可能成为我国未来奢侈品品牌的符号，使我国的奢侈品市场被本土奢侈品占有，提高奢侈品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奢侈品消费能够催生新的服务项目并引发新的经济增长点

奢侈品消费首先催生的是商业广告。在许多情况下，奢侈品消费具有炫耀性动机，是一种“显眼的消费”、“装门面的消费”、“摆阔气的消费”，显富、炫富比使用商品更重要，因而要求商品或服务除了具有较高的质量以外，还必须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要广为人知，甚至人所共知。这就要借助商业广告的力量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通过在重要媒体的黄金时段反复地广告宣传，将“某商品是名贵商品”的概念植入消费者的意识中，使社会公众形成共识，公认某商品是名牌商品，从而使该种商品具有了显富、炫富功能。这种运作模式便催生并极大地刺激了商业广告的发展，为广告商提供了大量的业务，也使自己的产品具有了更高的附加值，同时也为有此需求的消费者造就了可据以显示身份和地位的名牌商品，从刺激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不失为一种积极有作为的措施。许多名酒、名车、名牌服装等名牌产品都离不开商业广告的宣传。如果没有奢侈品消费对名牌效应的追求，也就失去了催生商业广告的土壤。据有关资料显示，2007年我国电视行业广告总额是450亿，央视广告收入为110亿。足见打造奢侈品品牌对商业广告的贡献。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种需要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正是如何使稀缺的资源满足人类无限的欲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需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这种需要最初总是表现为对奢侈品的追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奢侈品变成了必需品，又会产生新的奢侈品需要，再度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和社会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进步的。由于人的需要层次不断地提高，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消费需求热点，休闲娱乐便是其中之一。随着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们开始转向文化精神的消费与追求，更多的时间和钱财用于休闲和娱乐，文化娱乐业被公认为是21世纪最具前途的朝阳产业之一。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时，文化娱乐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将会明显地提高，我国已进入文化娱乐消费的快速增长期。人均年收入超过3000美元，消费就会出现“脱物化”的倾向，人们开始出现普遍的文化娱乐和旅游动机，费用的投向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休闲娱乐方式需要的不断创新，使得许多高新技术，甚至当代科技的前沿都被广泛应用于娱乐项目和游乐园的设计当中，这势必会进一步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又例如体育健身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满足人们身体和心理健康的体育健身业逐渐受到人们的欢迎也将成为今后长期存在和持续发展的朝阳产业。此外，奢侈品消费还极大地带动了服装、住房、汽车、家装、保健、旅游、信息等行业的发展，引发了许多新的经济增长点。

此外，过度和畸形的奢侈品消费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助长人们的炫富攀比心理，误导社会价值取向;资源配置可能偏离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大量的奢侈品被富人无节制的挥霍，扶贫工程所需资源却得不到满足;纯粹“装门面”、“摆阔气”的奢侈品消费还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所以，应当正确规范和引导奢侈品消费，使之真正成为刺激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第9篇：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以罗默(romer)、卢卡斯(lucas)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为这个难题找到了答案。他们认为，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忽视了生产要素的异质性以及它们在质量上的变化，所以无法衡量资本的溢出效应。实际上，相同数量的生产要素投入不一定能带来同等的产出，因为所投入的生产要素质量并不相同。产出的增长率应等于生产要素数量增长率与生产要素质量增长率之和。他们认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技术因素实际上是内生决定的，所以新兴的经济增长理论被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一、模型的建立

本文拟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和资本两个生产要素做了进一步的细分，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又分出了劳动力质量要素和资本质量要素。

(一)劳动力质量要素

阿罗(allow)最早用边干边学模型(learning-ly-doing)来解释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他利用飞机制造的生产率改进的例子来分析，认为技术和知识都是在生产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是传统经济活动的副产品。罗默借用了阿罗的分析框架建立模型，假设知识的创造就是投资的副产品，而技术是由知识积累决定的。所以在罗默的模型中，技术是由经济体内生得到的，它，与资本和劳动力共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罗默认为，企业在增加投资的同时也学会了如何更有效率地生产，而且由于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可以克服资本要素边际报酬递减，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

本文沿袭了阿罗和罗默的建模思路，并假设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力质量得到了提高，而这个过程的实现需要企业的投资。在企业增加其资本存量的过程中，也同时增加了知识的存量。本文还假设每个企业的知识都是公共品，任何其他企业都可以无偿获得，这就是说一个企业的投资会带来整个社会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所以，劳动力质量要素的增长率与总的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成比例。根据上面的两个假设，可以得到劳动力质量(lq)与资本存量(k)的函数关系，即：

lq＝kφ

(1)

式中，φ为资本对劳动力质量的影响系数，在资本存量中，投入到教育和研发等方面的资本比重越高，φ越大。

(二)资本质量要素

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人们的研究普遍集中在劳动力质量上，关于资本质量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内尔森(nelson)在他的经济增长模型中首先提到了资本质量的概念，他认为新资本投资促进的技术改进将增加经济增长率对于资本要素增长的弹性。内尔森在他的模型中假设不同时间投入的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他还提出了质量权数的概念，认为新投入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要大于以前投入的资本，其质量权数较大。资本的使用时间越长，它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的权数就越小。最后，内尔森通过推导得出结论，由于存在资本质量的提高，所以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要超过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但是，内尔森只是在理论上推导出这一结论，并没有在他的论文中通过实际的数据拟合得到确切的资本对产出的弹性系数。

本文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参考了内尔森的建模思路，在模型中加入了资本质量要素。模型假设新投入的资本要比以前投入的资本有更高的质量，资本的质量与资本存量的平均使用时间成反比。根据推导可以证明(限于篇幅，推导过程略)，资本存量的平均使用时间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成反比例关系。所以，在本文的模型中用资本存量的增长率(k／k)来表示资本质量(kq)。

(三)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建立

综合上面的两个假设，本文在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了劳动力质量要素和资本质量要素，所构建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的表达式为：

式中，y表示总产出；a表示中性技术变化；kq表示资本质量；k表示资本数量；lq表示劳动力质量。l表示劳动力数量；α表示劳动力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相对份额；β表示资本质量对产出的影响系数；φ为资本存量对劳动力质量的影响系数。

不同于原有的索洛模型，本文的模型把索洛模型中的技术分解为中性技术变化(a)、资本质量（kq)和劳动力质量(lq)等三个生产要素的乘积，而其中的资本质量(kq)和劳动力质量(lq)是由经济体自身内生出来的，所以本文建立的模型是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二、模型的估计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选取中、美、日三国1994年第1季度-2004年第1季度的宏观经济季度数据，分别估计各国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参数。此外，资本存量的数据根据式(3)累积计算得到。

式中，kt表示当期资本存量；kt-1表示前一期资本存量；δ表示固定资本折旧率；it表示当期投资。本文设定三个国家的年固定资本折旧率为5%。

在进行模型估计之前，首先对总产出、资本存量和劳动力进行标准化，没定2000年平均值为100，以统一各变量的量纲。

(二)模型估计

首先，对式(2)的左右两边取对数，得到：

由于是已知的，所以可以将式(4)右边αlog(l)移项到等号左边，并令k／k≈log(kt)-log(kt-1)。这样我们分别用中、美、日三国的数据对{log(y)-αlog(l)}、{log[log(kt)-log(kt-1)]}和{log(k)}三个变量做回归，由于中国和日本的部分数据没有进行季节性调整，所以在回归过程中分别加入了季节性哑变量seasona11，seasona12，seasona13来加以调整。

中国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

估计方程的标准误差为：0.0403864；

拟合优度r2为：0.985833；

f统计量为：f(5，38)＝528.9[0.000]；

对数似然估计统计量为：81.9995。

美国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

估计方程的标准误差为：0.00447219；

拟合优度r2为：0.996404；

f统计量为：f(2，41)＝5680[0.000]；

对数似然估计统计量为：177.155。

日本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

估计方程的标准误差为：0.0138921；

拟合优度r2为：0.849841；

f统计量为：f(3，40)＝75.46[0.000]

对数似然估计统计量为：127.827。

上面的结果显示，本文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在代入中、美、日三国的实际数据进行分析后，都得到了较好的拟合，估计出来的各参数都处在模型所规定的范围内。

三、比较分析中美日三国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根据方程估计得到的结果，我们可以把产出按要素性质的不同进行分解，以观测各生产；要素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从资本质量要素的变化看，如图1左上图所示，中国在2000年以前资本质量持续降低，而与此同时，美国的资本质量在持续提高。但从2001年开始，这个趋势呈完全反向变化，中国的资本质量在不断提高，而美国的资本质量却有所下降，直到2003年下半年美国的资本质量才有小幅的改善。但从总体来说，在观察期的11年里，美国的资本质量小幅提高，中国则略有下降。而在这11年期间，日本的资本质量却是持续地下降。

从资本数量要素的变化看，如图1右上图所示，中国的资本数量要素在观察期有显著的增幅，而美国和日本的资本数量要素变化则相对平缓。

从劳动力质量要素的变化看，如图1左下图所示，中国的增幅仍然是最明显的，但其增长幅度明显落后于资本数量要素。而美国和日本两国的劳动力质量要素提高要略大于资本数量的提高。这一结论从式(5)、式(6)、式(7)式的系数上可以得到证明，三个国家劳动力质量的指数αφ，只有中国小于资本数量的指数，而美日两国则明显要高于本国资本数量的指数。

从劳动力数量要素的变化看，如图1右下图所示，三个国家的波动都很平稳，日本的劳动力数量要素略有厂降。

如表1所示，1994-2004年，中、美、日三国的年平均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0.03%，3.12%和1.23%。在各国的产出份额中劳动力数量要素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分别为52.40%，74.02%和79.17%，但是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远远低于它在产出中所占的份额，美国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为27.65%，中国为6.18%。尽管日本的劳动力数量要素在产出中的份额是三个国家中最高的，但它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为-0.26%。从这组数据显示，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在1994-2004年成为抑制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三个国家中，美国的人口结构是最好的，所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是最高的；中国也正在面临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很小并呈下降趋势，如表2所示，1994-1999年的平均贡献率为7.33%，2000-2004年的平均贡献率就已经下降到5.18%。

从表1可以看出，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是资本数量要素，它的平均贡献率为64.58%，远远高于美国的29.77%和日本的38.07%。但是，如表2所示，我国在1994-1999年资本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79.05%，而进入21世纪以后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已下降到52.02%。

与中国不同，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劳动力质量要素的贡献。如表1所示，美国的劳动力质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3.5%，日本高达67.95%，中国为27.66%。但中国劳动力质量要素的实际增长率为2.77%，要高于日本的0.84%和美国的1.04%，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也是促进我国现今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其贡献率仅次于资本数量要素。

从表1还可以看出，资本质量要素对中美两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其贡献率分别为-2.28%和7.72%；但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很显著，在观察期内资本质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63%，这是造成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萧条的最主要原因。

如果把资本质量要素、资本数量要素、劳动力质量要素和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总起来，中国达到了96.13%，美国达到了98.64%，日本达到了83.2%。可见本文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中、美、日三国大部分的经济增长，只有日本还有大约16.8%的经济增长没有在模型中得到反映，这需要在今后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前面的分析，中国在1994-2004年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数量的提高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受我国人口逐渐老龄化趋势的影响，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相对减弱，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后期受我国持续通货紧缩的影响，资本存量的增速出现递减，从而造成我国资本存量的平均使用年限的提高和资本质量的小幅下滑，这种局面在2000年后已得到改善，但可以预见，资本质量因素在短期内仍不会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依据本文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结合美日两国经济增长的经验，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要保持我国投资的平稳增长。从日本的模型可以观察到，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此期间国内产业投资空洞化，新增资本在资本存量中的比例逐年递减，造成其资本存量的平均使用年限提高，国内的资本质量下降。要避免这种局面的发生就应该合理分配投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不断创造新的投资增长点。

其次，要注重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在当前，我国国民收入中劳动力份额占的比重远远小于美日两国，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国民收入还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仍然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但是，随着我国资本投入的不断增加，资本数量要素的边际报酬逐渐递减，这种局面将逐渐被打破。而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到来，劳动力将不再成为相对丰富的资源。可以预测，在未来，我国劳动力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a)将会不断提高。可以预见，在未来，资本数量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减弱，劳动力质量要素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要保持我国经济长期平稳增长，就要增加资本在改善劳动力质量方面的投入，不断提高中等、高等教育人数在我国人口中的比重，有效转变我国的产业结构，逐渐推进劳动密集型工业向资本密集型工业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