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的二重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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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管理的二重性范文

【关键词】《公司法》 经营管理 适应性

企业的存在完全是为了满足社会的某种需求。从一定程度而言，企业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这种资源配置的方式主要依赖于企业的权威关系。企业中的权威主要有两个源泉：一是治理权威，主要来自于法律、法规等基础性制度；二是管理权威，它是根据企业面临的环境及管理者个人的能力、魅力等内生于企业的。治理权威是整个企业权威关系的基础，但并不是全部，它对管理权威的形成和发挥具有重大影响；反之，管理权威对治理权威也有重要影响。而企业管理是一个协调运作的过程，是企业的内生器官，它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以自己的职能服务于企业，实现它们的预期。企业管理引导企业的人力和物质资源进入动态的组织以达到组织目的，并且使服务的提供者同时获得一种高度的士气感和成就感。法律制度作为企业的制度基础，其与企业经营管理是融于一体的，二者对企业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

一、《公司法》与公司经营管理的联系

1、公司经营管理的属性

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企业管理是同生产力直接联系的，它是社会劳动过程的一般要求，是创造新生产力的必要手段。这是企业管理的一般性质，这种一般性质存在于多个社会经济形态中。但是，由社会生产力所产生的企业管理的一般性质，总是受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因而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中，企业管理又具有特殊的社会性质，它体现着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实现生产目的的重要手段。这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所产生的管理的一般性质和由社会经济关系性质所产生的管理的特殊性质，就是企业管理的二重性，即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公司经营管理同样具有这种二重性的特点。

2、《公司法》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关系

《公司法》统一于公司经营管理的二重性。公司管理的自然属性要求《公司法》的制度安排能节约交易成本，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体现科学性和实践性。根据公司契约理论，公司被看作一系列契约的联结，从宏观上看，公司经营、管理的整个过程也就是各种经济合同或协议的谈判、签订、履行和解决纠纷的过程。企业的经营目标,要依赖于各个经济合同的正常、实际履行来实现，而各个经济合同或协议的谈判、签订、履行和纠纷的处理,均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市场规则。而所谓的公司管理，也只不过是公司持续性合约反复不断的过程。《公司法》是一种公共产品，在本质上具有合同的属性，它是由政府提供给公司的一种标准合同模本。因此，与其说公司在遵守《公司法》，还不如说公司其实在遵守它们所默认的标准合同的承诺。

3、《公司法》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1）改善公司法制环境。我国《公司法》无论从批准手续、注册资本额、发起人人数，还是从出资形式、公司形态上来看，都比原来的大大放宽，既盘活了商事活动的潜力，又丰富了商事活动的范围，改善了公司市场准入的法制环境。

（2）指导公司经营。公司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而现代管理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使得公司在现实的经营中，一项预计能获益的安排并不总能产生预期的效益，从而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公司法》将公司的经营管理方式法律制度化，为企业提供一系列管理规则和标准，就经营管理中的重大问题进行预测，以避免公司经营中的无效率发生，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在公司发生纠纷或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通过司法程序,依法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避免或挽回经济损失。

（3）提升公司经营的专业化程度。赋予公司高度自治权意味着提高了公司管理手段的自主化程度。《公司法》将诸多权力下放到公司本身，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决策权力加大，增加了公司经营管理决策的谨慎程度。在决定如何投资、与谁交易时要求管理者必须运用其专业技能和市场经验统筹规划，使得公司在市场瞬息变化的情况下能够规避法律风险，作出最优选择。

（4）完善公司激励机制。《公司法》设置有关董事经理等高管人员的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的一般条款，进一步完善和强化董事义务，建立可供选择的健全的监事会制度和独立董事制度，增加监督的有效性，公司高管人员的权力受到限制。如何提高董事、经理对公司事务的积极性？公司必须重视通过设置有效的激励机制正确诱导他们的工作动机，使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继续保持和发扬下去。要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壮大企业，软管理显得尤为重要，正确运用激励方法，会使公司更有生命力、更具竞争力。因此，公司必须尽快出台一系列适用于公司高管的激励机制。

（5）增加公司控制风险的难度。放宽公司设立的同时，增加了公司的风险责任。因为市场的风险是恒定的，投资者的风险减少，相应的同公司交易对象的责任就会增加，债权人的风险增加。现阶段，企业改制重组汹涌澎湃，与之相伴的恶意逃债现象层出不穷，如公司出资显著不足或被抽空，导致空壳经营；公司名为“资产重组”，实则金蝉脱壳等，严重侵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公司参与市场经营的风险和控制市场的风险难度增大。风险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也是决定公司能否立足于市场的关键，这就呼吁公司应该更好地建立完善其内部信用制度和统一的信用备忘查询体系。

二、《公司法》对公司经营管理的适应性表现

不同的公司在组织运营、控制成本、筹集资本及回报投资者的方式上各不相同，甚至同一公司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有差异。公司的管理者最有可能因势利导，设计出福利最大化的企业管理方式，能动性的《公司法》应当影响的是企业的发展进程，而不是其治理结构。我国《公司法》始终追随着公司所赖以生存的市场的变化，不断地适应公司的发展及市场的客观需求。《公司法》的适应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适应经济发展，鼓励投资

（1）降低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进一步调动投资者设立公司的积极性。《公司法》不再根据公司不同产业分别规定最低注册资本，而是统一将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降至3万元。

（2）改变资本确定制和单一的一次足额缴纳的制度。股份公司改为折中授权资本制，有限责任公司允许较大数额注册资本分期缴纳。

（3）增加出资形式的种类，适当提高知识产权出资比例。“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此举将会鼓励成千上万的投资者拿出闲置资本进行投资创业，强化了公司的资本和资产信用。

（4）允许设立一人有限公司。新《公司法》给予我国社会公众投资者与国有股、外资股同等的待遇，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商事主体多样化。

2、以市场为导向，完善公司治理

《公司法》在涉入公司管理事务时，出于对管理的实际运作模式的考虑，也进行了适度的弹性应变。

（1）减少了对公司的干预。本着公司自治的理念，《公司法》进一步扩大了公司与股东的自治空间，尊重公司与股东自治、自由、民主的权利，大幅减少了对公司生活的不必要干预。一是扩大公司自治，新《公司法》允许公司及其股东对公司章程做个性化设计。如，允许公司在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中自由选择法定代表人。二是在公司的设立、经营、治理乃至于公司解散清算等环节大胆放手鼓励公司与股东自治，扩大公司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彻底废除了转投资限制，对于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况可由董事会作出决议，也可以由股东会作出决议。三是对股东以出资比例(持股比例)行使表决权和分配股利没有作强制性规定，允许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允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股利。因此，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可以基于公司的人合性约定，允许股东之间不按出资比例分取股利，出资90%的股东可分取60%股利，出资10%的股东可分取40%股利。四是公司可决议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

（2）废除了公益金制度。为减轻公司的财务负担，增强公司的竞争力，顺应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新《公司法》废除了法定公益金制度。

（3）改进了多种规范形式。从规范形式上看，提高了民事规范、任意规范、促成规范、赋权规范和保护规范的比重，审慎拟定了强制规范，适度减少了禁止规范。

3、突出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促进公司与社会和谐发展

《公司法》第五条明确要求公司从事经营活动时，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且在分则中设计了一套充分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制度。首先，《公司法》进一步完善了职工董事制度与职工监事制度。在公司内部关系上，加强了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并且加重了高管人员的责任。其次，在处理公司外部关系上，作了比较严格的限制，引入了人格否认制度，加大了对债权人的保护力度。从不同的角度增加了公司的公信力，使公司能更适应社会的需要，体现了公司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理念。

总之，《公司法》对公司管理的适应性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公司法》的制定与修改不是为了使《公司法》好看，而是为了使《公司法》好用。公司管理的有效运作也应当在《公司法》的框架内进行。诚然，《公司法》依然有其缺漏之处，《公司法》的不断修改也在逐步的适应公司管理的需要，在此过程中，《公司法》也对公司经营管理提出了挑战，公司经营也在不断适应法律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公司推向更健康的发展轨道。

【参考文献】

[1] Jeffrey L.Harrison：Law and Economics[M]，West，Thomason Business Press（2003）.

[2] [美]费兰克・伊斯特布鲁斯、丹尼尔・费希尔著，张建伟、罗培新译：公司法的经济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罗培新：公司法的合同解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 安学锋：现代工业企业管理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第2篇：经济管理的二重性范文

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组织;主权; 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组织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国际 组织大发展的形势下壮大起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加速，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关系日益密切，世界进入相互依赖时代，推动了国际组织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国际经济组织发展更为迅速，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产生于二战结束后。冷战后的1995 年成立的、有“经济联合国”之称的世界贸易组织，其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更标志着国际经济组织的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当前，国际经济组织对国际社会经济事务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影响惹人注目。为此，本文拟对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影响的层次结构、职能范围和影响的二重性进行探讨。 一、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影响的层次结构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非常显著地侵入发展中国家的主权领地内，它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从三个层面上形成影响。 1.最高层次的全球性经济组织(协定)的影响 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经济协调是由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组织负责的，例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其职能已不仅仅是协调国际贸易，而且几乎包括所有的世界经济活动。参加世贸组织的发展中国家在国内外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都必须严格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则，把许多经济主权让渡给世贸组织。这从最高国际层面上影响到发展中国家主权的行使。

2.中间层次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和协定的影响 作为经济全球化组成部分的区域集团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截至2001 年底，世贸组织得到通知的区域经济组织有200 多个，其中150 多个组织的协议仍在生效。 几乎所有的WTO 成员都参加了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有些WTO 的成员甚至成为10 多个区域一体化协议的成员。目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参加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这些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也在区域范围内进行限制和约束，而且这种约束和限制比经济性世贸组织更强。 3.最低层次的双边组织和协定 对于那些涉及两个国家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解决，单独依靠其中一国的调节是不能发挥作用的，需要通过双方的组织(协定)来协调，参加这些双边协定的发展中国家，在双边协定和组织生效后，就必须遵守有关协议，从而使本国主权受到一定的约束和限制。 例如，中国加入WTO 之前的中美最惠国待遇协定;2003 年6 月中俄两国签署石油管道的能源利用协定，这些都是裁定协定两国之间分歧、矛盾的准则，使两国主权受到一定的约束和限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性、区域性及双边性组织(协定)的状况日益增多。这种状况从高中低三个层次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影响越来越大。 二、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影响的职能范围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经济组织对参与其中的发 展中国家的主权从多方面进行限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内外经济职能从多方面有限度地(根据协定)转移到国际性、区域性或双边国际经济组织中。

1.经济法规、经济原则、经济制度的创建职能 过去经济法规、经济原则、经济制度的设立都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发展中国家把其看作是主权不受侵犯的重要体现。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这种主权职能部分转移到国际经济组织中，国内经济政策法规、国内的经济体制要同国际接轨，发展中国家要执行国际经济组织制定的经济法规、经济政策，甚至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都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例如：加入WTO 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接受WTO 规则体系，其中包括有《关贸总协定》在内的20 多个具体领域的协定、议定书、决定、谅解等。

WTO 调整的领域从传统的货物贸易发展到服务贸易，从关税减让发展到非关税壁垒的限制和拆除。发展中国家国内制定的法规政策若与此有抵制的必须限期拆除。 2.监管职能 一般来讲，发展中国家有关制度的实施都是由本国政府执行的，是本国政府主权范围的事情，包括进出口关税的减让、国内贸易政策的透明化等。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监管职能转移到国际有关经济组织中去，由这些组织根据有关法则进行监督。例如：在经济方面，GATT、WTO 都有自己一套有效的监督惩罚机制。这种机制实质上侵蚀了一部分国家的经济主权，由于其规则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发展中国家受到的主权侵害更为严重。[ ZHLzwCom] 3.解决争端职能 在国际社会中，发展中国家解决国家间的经济利益矛盾是在国家政府间协商的。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扩大，不同国际主体之间的经济争端增多，日益复杂化，因此，国家主权范围内调节的局限性突现，国际经济组织开始介入发展中国家的有关国际争端，代行某些国家主权职能。

世界贸易组织在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则与程序中，全面规定了其解决争端的政治方法(包括协调、斡旋和调解)、法律方法(包括专家组审议和上诉)、裁决的执行与监督、救济办法等，还专设了争端解决机构(DSB)。世界贸易组织在争端机制解决上有突出的三点要求：其一，DSB 的裁决具有约束力;其二，有一常设上诉机构，受理关于法律问题的上诉;其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应当对违犯规则事件在多边争端机制下寻求救济，在裁决不能得到实施时可采取补偿和交叉报复的制度。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适用于该体制所管理的一切协议和决定，没有例外(P150)。 世界贸易组织解决争端具有安全、可预见、执法权威性等特征，从某种意义上代替了国家主权的经济职能，这将对发展中国家成员国的国家主权产生影响。世界贸易组织在成立后的前6 年，受理了200 多件贸易纠纷，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既有保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好的结果，也有损害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的不良后果。这些解决争端的机制在区域性经济组织中也存在。

例如，在发展中国家参加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组织中，就存在一个受理国家之间争端的制度，而且还平行地设有一个解决投资者和成员国之间争端的制度。在亚洲，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在1996 年6 月也成立了一个解决东盟各国内部贸易纠纷的仲裁机构。所有这些解决争端机构的设立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发展中国家主权职能的发挥。 三、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影响的二重性目前，对于经济全球化中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影响的认识，有一种较普遍的观点，就是意识到了挑战、侵蚀和冲 击等负面作用的严峻性。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主权处于不利地位的事实。但是，我们认为这还不够，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影响(第3页)还有另一面，即积极的一面，由于和国际经济体制接轨，加入国际经济组织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主权增强。我们把这两个方面的作用称作二重性。具体来讲： 1.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是促使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积极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动机之一。

主要表现在：其一，平台作用。一个是国际经济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主权受到伤害时，提供了解决争端的场所。例如，加入世贸组织前，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通过两国政府谈判解决。由于中国是处于弱势的经济实体，结果中国做出的让步很大，有的甚至伤及国家的经济政治权益。美国常常以中美经贸关系同中国人权挂钩来威胁中国。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虽然中国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纠纷、反倾销争端增多，但是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中国胜诉的次数也不断增多。 另一个是，在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内，发展中国家贸易争端机制的设立，提高了区域内发展中国家减少贸易摩擦，集体行使国家主权的能力，某些国家主权的平等让渡，获得了更大的国家权益，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行使也是有积极作用的。

其二，提升作用。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存在着许多问题，其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内外职能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方面，例如，市场经济管理措施的缺陷，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活动等，影响了国家主权的行使。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经济组织后，就必须同国际上先进的市场管理规则接轨，废除不符合国际惯例的法规、政策和制度，这固然会限制主权的作用，但同时也会使发展中国家抛弃原来旧的或存在缺陷的政策、法规和体制，接受国际上流行的政策、法规和体制，从而强化国家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生产力的适应性，有利于提升国家主权的行使能力。其三，保护作用。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利用主导地位对发展中国家基本主权进行限制和侵蚀，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维护主权的斗争及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力量的增强，在国际经济组织中也有一些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条例。

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就有关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准入和保护弱势产业的条款，发展中国家可以以此保护自己的民族产业。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就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对自己的弱势产业进行保护，例如，对汽车工业、农业等就采取了保护性的措施。在实践中，一些国际经济组织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了支持，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官方发展基金。尤其是作为世界银行“软贷款窗口”的国际开发协会，主要以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为贷款对象，向这些国家提供长期低息的贷款，以促进它们的经济发展。该协会在全球反贫困斗争中发挥着关键作用。GATT、WTO 属下的各项多边协定，也规定了不少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特别措施。

所有这些都对发展中国家主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有侵蚀作用西方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也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占据优势地位，它们往往用这种优势侵蚀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主要方法有：其一，规则侵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国际经济组织的创始国，也是规则的制定者，他们利用其地位制定的规则，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一开始就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在先天就受到限制。其二，实力侵蚀。在国际经济组织的实践中，发言权的多少往往以经济实力做后盾。例如，在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中，就是以资金多少决定其投票决策权。因此，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国际经济组织往往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为自己利益侵蚀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工具。有人指责IMF 或其他国际金融组织制订的不合理的资金实施方案，导致了20 世纪90 年代墨西哥和亚 洲的金融危机，在这些危机中它们是真正的“幕后元凶”。其三，附加侵蚀。在经济全球化中，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短缺，为了经济发展需要，就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求帮助。但是，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在援助中提出了许多附加条件。这些附加条件不仅仅侵蚀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甚至伤害了其政治主权。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务只是监督国际货币体系，如今却通过多方面的活动使世界经济纳入自己的轨道运转(P58)。

第3篇：经济管理的二重性范文

    [论文摘要] 社会转型伴随管理转型。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加快,必然要求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本文从这一实践出发,结合传统文化、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和制度因素,提出符合市场经济本性要求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上企业家择优机制的形成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的关键。

    一、引言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提出了建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科学的迫切性。但是,学界仍然在延用20世纪80年代初以管理二重性为理论基础,提出的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管理科学建构指导思想。其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并未深入探讨以我为“主”的内容究竟有哪些,如何判断和选择众学之“长”,怎样才能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可操作性管理模式。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建构需要从制度基础和传统管理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角度出发,建构各种管理文化因素有筛选取舍功能的制度结构。

    二、西方管理理论在转轨时期应用研究

    进入市场经济进程以后,但是,我国在现实管理活动中深受自身独特的文化积淀的影响。而这种文化积淀,是缺乏社会化大生产和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的中国农业社会管理思想的延续,浸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质。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由单一计划型结构向市场契约型多元结构的转变。经济多元化的出现导致单一利益关系的分化,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利益多元化。市场经济进程表明,利益分化除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体制内经济利益分化以外,中国社会还存在体制外的利益分化,即一些人、群体或集团,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和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凭借手中政治地位、经济势力及支配资源的特殊权力,利用非市场化方式,通过不公平手段获取额外财富,形成具有投机性、排他性的既得利益集团。究其实质,则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双向寻租行为。尽管寻租行为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中同样存在,但是我国转轨状态使这种行为差不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非规范经营行为与寻租行为越重,则政府收益越少,而部分政府官员个人的收益与寻租成功的企业的收益却越多。于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就会出现相互报酬递减的关系。这是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落后的陷阱的重要原因。分析表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经验基础上总结概括出来的管理科学,在现阶段我国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大都缺少现实的基础。

    三、传统管理思想在转型时期应用分析

    反观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其价值取向与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取向可谓格格不入。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本主义,把个体价值归结于社会价值,倡导重义轻利。但是,以功利主义为原则的市场经济却认为唯利是图是永恒不变的人类本性,强调”经济人”假设的普遍适用。再者,以孔孟之道为主的古代管理思想,主张三纲五常伦理模式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宣扬专制式人治主义。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契约型经济,崇尚以法治国,重视共同的契约式约定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而在具体管理模式上,中国古代管理方略经历了春秋战国的雏形期和秦汉以后定型期两个阶段。前者主要包括:德治教化的儒家思想;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严法律民、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以及兼爱非攻、兼爱交利的墨家思想。后者则逐步形成以”儒学为主”、”道法相辅”为学派结构的中国古代主干管理思想。其后虽多有变化,但终未越出以儒家的”德治教化,修身治国”作躯干,添加”援道入儒,无为而治”、”阳儒阴法,德主刑辅”为两翼的内圣外王管理模式。很明显,管理知识一直未能与治国思想分离而成为专门的科学知识,强调的是以平均和共存为特点的有序、统一、稳定的内部和谐状态。因此,难以胜任市场经济时期中国管理的重任。在提倡竞争、创新和科学精神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以求和谐、中庸为代表的古代管理模式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四、操作模式的建议

    本文赞同在探求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过程中,广泛吸取多种管理创新资源,从中国现代独特的价值、文化视角去发掘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和中国古代以“治国之道”表现出来的管理文化。但是,必须强调这种文化的汲取必须由新的企业产权制度的安排来起主要作用。由于该制度的功能机制却在于企业家作用。现代产权制度的构建需要众多的真正的企业家在实实在在的经营实践中去探索、去博采众家、融贯中西推陈出新。为此,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不仅要求符合市场经济本性要求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设,而且与完善企业经营者择优机制是不可分的。在这种择优机制的作用下,优秀企业家的涌现不是靠亲情关系的提拔,不是靠行政式的领导赏识,而是靠制度性的竞争,以优胜劣汰的规则产生。因此,建立在现代企业制度上企业家择优机制的形成是西方管理科学得以真正移植,并能同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相融合而达到建构中国自己的管理科学的充要条件。

    另外,在具体操作模式中,既要极力营造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又必须强调允中谐协、知权通变。以平等、开放、宽容的态度对待古今中外的一切管理知识,从西方管理科学和中国古代管理文化中分析、剥离出各种不同的观点、思想,审时度势,在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判断标准基础上,将他们应用到实际管理中去,最终建立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

    参考文献:

第4篇：经济管理的二重性范文

[关键词]风险；风险社会；公共安全

[作者简介]罗大文，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张洪波，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710063

[中图分类号]KO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8―0015―04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社会，也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贝克认为，当代人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吉登斯则指出，这个世界看起来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

一、风险与风险社会

风险是与人类共存的，但风险社会理论的开创者贝克所说的风险，指的是“完全逃离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的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它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他认为，风险概念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

贝克把“风险”看作是一个与“自然”和“传统”概念具有明显区别的概念，风险社会的“风险”不同于自然界的客观运动――地震、海啸、飓风等无法避免的自然现象――所导致的风险。风险是与面向未来的不确定性紧密相连的，风险现象是一种属于未来世界的现象。

贝克认为，现代世界正在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其重要特征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因素，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个人的风险日益趋向于逃脱工业社会建立的风险预防和监督机制。贝克指出：“工业社会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造就了舒适安逸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带来了核危机、生态危机等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巨大风险。工业社会运行机制自20世纪中期以来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一项决策可能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有着根本的区别，已经呈现出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的迹象。”

(一)高度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风险社会的核心范畴，这个不确定性，包括科技导致不可控制的事故，人们无法对之进行准确的预测；基因工程、克隆技术甚至使人不再能确认那些本来只属于人类自身的行为；人类活动还会导致环境畸变等长期不良后果。现代风险超出了人们预先检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也超出了目前保险制度所能覆盖的范围，因而，“我们生活在暗礁中”。吉登斯也是从不确定性的视角来认识风险的。在他看来，问题不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比以往更加难以预测，而在于不可预测的根源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许多恰恰是由于人类知识增长的结果。

(二)风险的扩张性

风险的扩张性即风险的规模、范围和程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传统风险相比，现代风险影响范围巨大。传统风险及其后果往往限于某个区域、某些人员，而现代风险无处不在，一旦成灾，其危害就不仅仅在发生地，也无地域限制，往往会产生世界性的破坏效果，工业社会是局部的、区域的风险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只对人们生活的某一方面产生影响，因而一般只对局部的或小群体产生影响。但在全球化浪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各种全球性风险与危机，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对整个人类共同利益存在着威胁。应对和规避风险就不再是区域的或小群体的任务而成为全球共同的历史事件。“工业社会的社会机制已经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可能性，即一项决策可能会毁灭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这颗行星上的所有生命。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已经与我们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各个时代都有着根本的区别。”

(三)风险的内生性与人为性

伴随着人类的决策与行为，是各种社会制度，尤其是工业制度、法律制度、技术和应用科学等正常运行的实践性后果。而自然“人化”程度的提高，使得风险的内生特点更加明显。同时，风险社会“存在于自然结束之后。很明显，自然的结束并不是指物质世界或物理过程不再存在。而是指我们周围的物质环境没有什么方面不受人类干扰的某种方式的影响”。随着人类活动范围与频率的扩大，其决策和行动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影响也极大地增强，使得风险构成中的自然风险占主导逐渐演变成人为的不确定性占主导。吉登斯区分了两种类型的风险：外部风险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传统的工业社会以及此前的社会，人们所担心的是外部风险；而在当代，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取代了外部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由此标志着进人风险社会。

(四)风险的关联性与复杂性

风险具有关联性。由于人类实践活动导致全球范围内风险广度和深度的变化，风险社会中风险的构成及其后果趋于更加复杂：从自然风险转向人为风险，从个别风险、区域风险转向全球性风险，从物质利益风险转向文化风险、道德风险、理论风险等非物质风险，从单一风险后果转向多重风险后果，从单一风险主体转向多重风险主体，风险从简单应对方式转向综合应对方式。例如，某些风险会悄悄地转化，由经济风险导致市场瓦解，造成资本贬值，进而转变为信任风险，导致追随民众的丧失，使全体政治成员受到侵蚀，最终转变为后果严重的政治风险。最严重时还会转变为社会风险，导致整个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造成极大伤害。当风险不能及时得到控制时，它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相关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二、风险社会对社会公共安全的挑战

所谓风险社会是指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全球性风险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当今时代无所不在的风险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它已经跨越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富人和穷人的界限，超越了地域、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界线，成为一种新型的、全球性的危险，一种巨大的、威胁人类安全和生存的危险。近年来中国涉及社会公共安全的意外事故和灾变性事件不断增加。例如，SARS、禽流感、矿难事故、艾滋病扩散等等。这些事件的发生和不断增长的趋势，使得目前的中国社会明显地带上了贝克所界定的“风险社会”的最基本特征：即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的不确定性；

导致了现有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关系向更加复杂、分化状态的转变。

与阶级社会追求的“平等”理想不同，风险社会追求的目标是“安全”，在风险社会里，风险对公共安全的威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跨时空性

现代性形成了新型风险，全球化则使得风险脱离了时空的限制，造就了风险社会。风险的全球性使得社会中客观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风险造成的灾难不再局限在发生地，而经常产生无法弥补的全球性破坏，甚至使得风险具备了“平等”的意蕴。伴随相互依赖的加强和时空距离的缩短，全球化一方面为世界提供了高水准的安全，另一方面也使风险迅速波及世界各地，形成连锁反应，因而全球化对风险具有扩散效应。全球化时代科技的进步也产生同等的风险，人类创造了并继续创造着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的技术，从核武器到基因工程都是如此。全球化时代也意味着工业社会体系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应对威胁整个人类的现代风险，因此风险的控制缺乏有效的机制，人类将不可避免地进入风险社会。

(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这一概念是风险社会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贝克认为它“有助于解释现代社会的制度会在肯定认识到了灾难现实的同时区否认他的存在”。贝克指出，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不负责任的态度，风险的制造者以他人作为风险牺牲品来保护自己。社会中只要有风险，就必然有一个责任问题。人们在处理这些风险的过程中总是想方设法回避责任。现代组织体系如各类公共机构就是这样安排的，即恰恰是那些必须承担责任的人员可以找到足够的理由以便摆脱责任。贝克认为，这就是风险判定中最突出的方面，也就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它表现在，工业社会所提出的用以明确责任和分摊费用的各种制度安排，在全球性风险社会的情况下将会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即在风险社会来l临的时候却无法有效应对，难以承担起事前预防与事后解决的责任。在此过程中，是难以查明谁该对此事真正负责的。就人类环境来说，无法准确界定几个世纪以来环境破坏的责任主体。各种治理主体反而利用法律和科学作为辩护之利器而进行“有组织地不承担真正责任”的活动。

(三)隐性(深层)风险的巨大影响

风险社会的存在，给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所波及的影响也是深远的。风险就其危害的性质与表现方式来看，可分为显性(浅层)和隐性(深层)两种。显性的危害是指给人类社会的生命财产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如人员伤亡、设施损害、资金流失等。而隐性的危害则是长期和潜在的，以非实体形式表现出来，如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对民众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的损害等。对传统现代性的追求导致人们只重视建设开发，不重视因果关系的发展模式，足以使现代社会承受着许多灾难。各种突发事件不仅给国家和民众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给社会造成巨大压力和恐慌，对现代社会发展构成着威胁，而在这些突发事件中，以人为因素所造成的破坏力和影响力最为恶劣和深远。

(四)风险的二重性

值得注意的是风险社会理论家们不是完全从否定方面来理解风险，作为人类实践行为不可避免的伴随性结果，风险同样具有二重性。一方面，风险意味着不确定性、危险性；另一方面，风险也是社会发展、创新的动力源泉。风险社会并不总意味着危险，吉登斯指出，风险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它的本性决定了它导致危害性后果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它是经济活力和多数创新，包括科学或技术类创新的源泉”。

三、风险社会的应对策略

当代西方学者对风险的解读已不仅仅局限于科学技术领域，而是把视野扩展至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层面，把风险置于现代化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如此才能对当代社会的公共安全危机作出有效的回应。对风险社会的研究有三种不同的视角与理论路径，因而也有三种不同但又互补的应对策略。

(一)社会学的视角

风险社会“是指现代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的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全球生态危机就是工业社会本身的一个深刻的制度性的危机，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社会风险。风险至少是伴随工业社会的产生而产生，但风险社会则是现代化的第二个阶段，属于贝克所说的“自反性现代化”阶段。现代化进展的逻辑是理性的，是可控的；而自反现代化的逻辑是非理性的，必然脱离人类的掌握，导致无法预知的结果。也就是说，现代化自身逻辑的发展是现代化的自我危害。因而，“贝克和吉登斯建议用一套更具有反思性的、更民主的制度去处理这些副作用和不断产生的新风险”。

以对现代性知识原则的反省为基础，贝克倡导对风险社会进行原则性的知识拯救。我国有学者将“原则拯救”、“理论建构”与“全球亚政治”概括为贝克应对风险社会的三个具体举措。贝克指出，“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但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实现社会理性与科学理性的有机融合，是克服当代社会风险的原则指导。在主体作为上，建构以“社会理性拥护者”为基础的全球“亚政治”，即“特有的对政治决策的个人参与”。贝克认为，现有的所谓民主政治实质上已经成为一种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深刻文化霸权、深层伪民主。以社会理性为知识基础的“社会知识行动者”的普遍联合，以削弱以工具理性为知识基础的“科学知识行动者”力量，从而实现对全球风险社会的真正知识应对。

(二)风险的文化人类学视角

斯科特・拉什等人用风险文化的思想来解释风险社会的概念，提出了与贝克不同的解释。他沿着玛丽・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风险与文化》的思路指出，在当代社会，风险实际上并没有增加，也没有加剧，相反仅仅是被察觉、被意识到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人们之所以感觉风险多了，是因为他们认知程度提高了。他们从文化的角度解读了三类风险，即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自然风险包括对自然和社会所构成的生态威胁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拉什认为，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变迁或者说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变化，为风险文化的上升趋势构筑了基础。不确定的和已经被察觉和认知的风险，与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所承认的风险相比，显得更普遍。

斯科特・拉什认为风险社会总是与制度联系在一起，风险文化却总是处在反制度性的社会中，与不重要的边缘形式相联系。这是因为风险社会概念预先假定了一个确定的等级秩序和制度定式。这种秩序和定式承认风险的传播依靠程序性的规则和规范，因而人们可以运用制度性的和规范性的治理手段对各种风险予以控制。因此，拉什等人主张运用风险文化取代风险社会的概念。风险文化的预先假定是一个需要自然调节的不确定性的无序状态。风险文化的传播依靠其实质意义上的价值，人们依靠一些带有象征意义的理念和信念来控制风险和治理社会。斯科特・拉什认为，风险文化“将不再是基于对其他人未预料后果的反应，而主要是承担自身造成的风险的责任”。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尽管风险文化理论在学术圈内颇有影响，但是在政策舞台上的影响却是非常有限的。

(三)风险研究的经济管理视角

第5篇：经济管理的二重性范文

【关键词】 财务治理；财务管理学；财权配置；财务文化

一、界定内涵：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

近年来，我国的财务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对财务治理的内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程宏伟（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财务治理主体对企业财力的统治和支配，即关于企业财权的安排，它决定财务运营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财务政策；杨淑娥（2002）则把财务治理理解为通过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饶晓秋（2003）提出，财务治理的实质是一种财务权限划分，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管理体制；林钟高（2003）指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以达到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均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以上这些有关财务治理的定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对财务治理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认识偏差。他们要么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将“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将“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混为一谈，或者只强调财权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视其他方面，因而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财务治理的内涵。

综上所述，对于财务治理内涵的理解，笔者比较倾向于衣龙新（2005）的概括，即财务治理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的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财务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又强调了财务治理是对财权的合理配置，同时还突出了财务治理是为了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机制。

我国绝大多数财务管理学教材都认为，财务管理是利用价值形式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的管理，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与各方面财务关系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财务管理是一项管理活动，其直接对象是企业的资金运动和企业的价值。

从以上对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可以看出，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区别主要在于，财务治理是一种制衡机制，其目标是协调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财务管理则是一种运行机制，其目标在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财务治理规定了整个企业财务运作的基本网络框架，财务管理则是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下驾驭企业财务奔向目标。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同时也存在许多共同点，那就是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具有同源性（都以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为基础）；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对象具有同质性（都涉及到财权问题）；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具有体系上的统一性（同属财务范畴且都是企业财务报告的影响因素）；财务治理决定了财务管理的框架和轨道，财务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务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财务管理学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财务治理的考量

“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这一概念特征决定了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从财务的二重性：经济属性（财务活动）与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相结合来进行考察。但现实情况是，传统财务管理学仅从数量层面来对财务的经济属性进行分析和论述，而对财务的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的处理这一财务管理的本质问题却一带而过。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综合管理，企业内部各种权利的制衡、责任的分担以及利益的划分，最终将以财务的形式体现。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光靠加强日常财务管理是不够的，应注重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财务权利和责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财务行为规范等财务治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当人们过于注重研究财务管理学的具体内容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

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传统财务管理学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把非经济动机排除在外的纯经济行为，较少关注制度与财务文化等社会因素对财务行为和财务效率的影响，而是把影响财务行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认同，致使制度无法纳入财务行为的解析框架，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财务管理学的构建日趋保守乃至封闭。第二，没有进行相关财务治理影响分析，因而产生对“财权配置”问题的轻视及与此相关的“内部人控制财务”，导致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务监控的弱化及其财务利益的受损，致使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第三，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前提，必然形成对经济属性（财务活动）的过度关注而轻视其社会属性（财务关系），从而加剧财务冲突和财务道德的失落。

三、财务管理学再造：基于财务治理的创新

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特定的企业假设基础之上，企业的不同界定和企业特征的现实变迁都会对公司财务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现有的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传统的企业特性之上，从总体上属于价值管理理论。诚然，企业作为系列契约的联结现象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即企业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这种联结以及实现这种联结的契约本身，而是在于形成这种联结之后的企业财务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产生的财务关系。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出现和现代企业理论对成本、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研究，由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便成为当前公司财务理论的主要议题。现实表明，单纯从各自的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管理或财务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现实经济的需要。因此，财务管理学需要拓宽研究视野和丰富理论内涵，就必须与财务治理进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财务管理目标的重新界定与企业财权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选择财务目标，建立和完善财务的导向机制，是保证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高效运行并实施有效对接的前提。近年来，财务管理目标的定位经过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发展阶段。但就我国目前的企业组织形式主流为非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的弱势有效、法治建设处于起步期、商业伦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结构不太完善等现实背景下，新《企业财务通则》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界定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其资源供给者创造财富的受托经济责任，也是当代财务管理学教材普遍接受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理论逻辑性和实践有用性。但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些过分强调股东或企业价值的财务管理目标，势必会将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排除在财务管理目标之外。结合我国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东至上”的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权被弱化的现状，以及企业是在复杂的、充满竞争的关系网络中开展经营活动的现实，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应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不仅有利于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而且还使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和社会性目标得以有机结合，保证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就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由企业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并不总是与宏观社会的要求保持绝对的一致性。于是，国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来强制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但是，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许多场合无法完全进行硬性规定。这就需要企业的社会性目标，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追求社会效益的最优化，这是由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若过分强调企业的经济性目标而忽视社会性目标，将会失去社会的支持，从而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举步维艰。特别是随着SA8000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实施，企业重视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责任以及落实社会责任便有了最佳保证。这一坚持多边主义的理财目标，是与公司财务治理的思想和目标相适应的。按照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企业财权配置不能只考虑股东和经理层的利益，每个利益相关者在企业财权配置中都有权享有相应的财务权利，有不同的财务利益诉求。此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相机财务治理，也应在财务管理学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视制度因素在财务管理学中的地位

内生于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因素可按财务活动的关系分为财务本体性制度和财务关联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国的财务管理学中，只是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税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散见于筹资、投资、收益分配和资产重组及清算等财务活动中，而对在性质上并不是财务性的却会对公司财务行为及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网络起约束和限制作用的财务关联性制度（如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伦理道德等）闭口不谈，这不仅背离现实而且还会把财务管理学引入歧途。财务管理学的再造，除继续重视和完善财务本体性制度对公司财务行为的规范约束，还应当重视财务关联性制度与企业财务行为之间关联性研究，这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引入财务关联性制度的研究，将有利于摆脱现有财务管理学“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偏差，使财务管理学再造更具动态调整性和环境适应性。

（三）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

财务管理学如果只关注具体的资金运动而忽视在这一过程中的激励与监督问题，势必会导致资本运营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因此，财务管理学再造就必须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目前的财务管理学中在阐述企业财务活动时，本能地运用了诸如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会计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来约束与制衡管理者，而对于内部控制这一影响企业命运的制度安排却没有片言只语，这与企业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本质要求极不相称。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这为企业内部控制的内容融入财务管理学再造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公司的成本问题，仅仅靠制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恰当的激励机制能够通过委托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适当的行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来，以财务治理的观点考察薪酬对公司财务业绩的敏感性渐成潮流。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应采用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但股票期权的应用是有条件的，需要有比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比较健全的资本市场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的法律框架等，而这些条件我国目前并不完全具备。我们在财务管理学的再造中，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关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不能掉进“国际大厨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关注财务文化对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的作用

目前的财务管理学较为强调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会责任和道德品质等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在现代企业理财中倍受蹂躏而变得支离破碎，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也日趋恶化，使企业无法实现全面、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财务管理学关注资本、成本、利润等本是应有之义，但影响和决定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为也不应该忽视，因为这有利于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企业财务文化是一种“内隐文化”，是企业为了实现财务目标而一贯倡导、逐步形成、不断充实并为全体成员所自觉遵循的理财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工作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观念，以及由这些因素融会、凝聚而形成的整体财务管理精神风貌。财务准则有形而财务文化无形，但财务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却无处不在。鉴于财务文化对企业竞争力所具有的原生性决定作用以及它所蕴涵的更为深刻的企业本质特征，要求人们在财务管理学再造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这一问题。财务管理学再造关于企业财务文化研究，其最终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国企业特色、与中国企业协调发展的财务文化发展战略模式，从而更好地指导企业财务管理实践。

【主要参考文献】

[1] 申书海，李连清. 试论公司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的关系与对接. 会计研究，2006，（10）.

[2] 伍中信. 现代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会计研究，2005，（10）.

[3] 李心合. 利益相关者财务论――新制度主义与财务学的互动和发展.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4] 衣龙新. 公司财务治理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5] 林钟高，王锴，章铁生. 财务治理――结构、机制与行为研究.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第6篇：经济管理的二重性范文

一、西方物流理论的新拓展

近10多年来，西方物流理论发展很快，并不断地跟随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开创性地提出和研究一些新的理论问题，如精益物流、绿色物流和逆向物流，把环保、可持续发展等经济理念带到了物流理论的研究领域。

1、精益物流（Lean Logistics）

这个新型概念来自于“精益理念”在物流理论的分析与应用，而“精益理念”则出自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詹姆斯和丹尼尔1990年所著的《改变世界的机器》和后来著的《精益思考》的研究成果。它的核心思想是从客户的角度出发，消除物流中非增值消耗，开发出新的产品，进而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国内学者田宇和朱道立在介绍这个理论思想时认为，“精益物流是运用精益思想对企业物流活动进行管理”。

2、绿色物流（Green Logistics）

1987年国际环境与开发委员会发表了名为《我们共有的未来》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为了实现长期、持续、稳定的发展，就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来维护我们的自然环境。环境共生型的物流就是要改变原来经济发展与物流，消费生活与物流的单向作用关系，在抑制物流对环境造成危害的同时，形成一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人类健康发展的物流系统，即向绿色的物流，循环型物流转变。1994年，著名的物流专家詹姆斯・考帕（James Coper）教授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库存策略和运输工具选择以及JIT（适时制）战略的分析，进一步探讨了绿色物流的重要性。

3、逆向物流（Reverse Logistics）

相对于“正向物流”的“逆向物流”最早是由詹姆士・R・斯托克（James R．Stock）提出的。他在1992年给美国物流管理协会（CLM）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逆向物流是一种包含了产品退回、物料替代、物品再利用、废弃处理、再处理、维修与再制造等流程的物流活动。此后，逆向物流研究在欧美国家受到理论界和实业界人士的相当重视，有影响的学者包括罗杰斯（Rogers）、蒂贝・兰勃格（Tibben Lem-bke）、瑞劳格（Revlog）、斯托克（Stock）、考皮克（Kopicki）等，但是，研究成果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由斯托克（Stock）撰写的《逆向物流》和《逆向物流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这两部著作针对产品缺损、过期、发货差错、以旧换新或其他原因造成的反向流动过程，比较系统地探讨了逆向物流的理论问题。

二、中国物流理论研究的进展与突破

20世纪90年代未，我国物流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物流系统和供应链集成研究

应用系统思想和分析研究物流问题并非始于今日，但把物流作为一个理论学科，置于系统论框架中的系统来研究，使读者通过物流要素、结构分析，了解物流的作用和功能，理解物流是一个产业的提法和把“要素集成化”作为物流系统论的重点原理的论述，则是《物流系统论》的贡献。后来，在此基础上，有的学者通过建立“区域物流系统动力学模型”， 把这种系统放在了一个区域范围内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研究。如有的学者将研究视角放在了供应链与物流管理的结合点上，从企业的产业链静态层面和物流、信息流和价值流等动态层面，分析集成供应链的形成；有的学者把企业内外部物流集成化作为我国当今企业发展的新模式，推动了物流管理功能独立的组织形式和职能的集成化。还有的学者根据供应链所涉及的研发、资源、制造、物流、信息和决策6个柔性子系统关系，研究建立了供应链柔性系统集成模型。《物流一体化理论与方法研究―物流业务流程重组》（胡双增，2001）一文，通过对我国物流案例的实证性分析，揭示了物流一体化具有社会性和技术性的二重性的本质，指出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方向是基于业务流程重组的管理信息系统，丰富了物流一体化重组理论。当供应链还在物流纵向一体化的理念融入和深化时，20世纪末互联网的发生，使大量的研究视角开始注意到电子商务在物流和供应链中的惊人作用，因为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或者战略联盟，“横向一体化形成了一条从供应商到制造商再到分销商的贯穿所有企业的链”（宋华，2003），并把一体化物流链的研究推向了战略采购、分销、品类管理和库存管理等内容。企业面对一体化的选择，可以实施非核心业务外包的方法，以突出核心业务竞争力，最大限度地取得竞争优势。所以说，从纵向一体化到横向一体化的供应链研究是一次实践与理论研究的飞跃，这是因为“全球制造链及由此产生的供应链管理是横向一体化管理思想的一个典型代表”（马士华，2000）。这样，从供应链流程形式而言，“一体化物流或物流一体化包括三种形式：垂直一体化物流、水平一体化物流和物流网络” 。不仅如此，为了推进供应链管理的边界研究，有学者提出实现“产品和服务与顾客的需求实现无缝连接，从而提高企业的柔性以及顾客价值”。

2、物流战略研究

对物流战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角度：一是从货主物流需求的角度，研究即时物流战略、协同或一体化物流战略和高度化物流战略，二是从竞争优势的角度进行战略选择，探讨物流战略包括的内容对竞争战略的影响及物流战略选择。在这个问题上，有的认为，战略选择可以直接导致其模式的差别，所以，物流战略往往决定了物流模式的选择。有的专门针对我国第三方物流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精益物流、价值链联盟、虚拟化战略三种可供选择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发展战略。还有的深入研究了第三方物流战略的形成动机，认为它是“核心能力和资源外取理论的一种衍生形式”。三是从理论应用的角度，从物流与商贸流通的关系入手，研究区域性商贸流通现代化进程的物流跨越式、社会化、一体化、集成化和专业化发展战略及其规划和选择。有学者进一步提出，通过培育中国物流企业的核心能力，用品牌战略构建中国物流业的竞争战略。

3、物流组织研究

价值链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传统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也改变了产业间的关系和结构，产生了第三方，第四方物流组织。《物流联盟形成机理研究》一文在论证物流联盟是节约交易费用制度安排的结果上，提出物流联盟也是为有效利用组织和市场双重优势的一种组织创新的观点，揭示了物流联盟的形成机理。而《现代物流业形成发展机理与推进策略研究》一文则认为，“物流联盟是交易双方在物流领域的战略合作中主动进行的一种有组织的市场交易，因而，物流联盟在交易费用方面的针对性和效果超出一般的‘双边规制’”，所以，交易协调的“三方规制”在物流领域的应用就是第三方物流，同时，联盟企业双方在相互合作、组织协调交易的同时，仍可保持各自的相对独立性。物流联盟是一个利用组织和市场的有效交易组织，但它是不是一个克服市场失灵和组织失灵的制度安排，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对于物流联盟组织的效率，互联网的出现给改变经济运转方式和组织改变的实现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平台。有研究指出，第三方物流企业间组建中间组织性的企业联盟―――虚拟物流企业联盟，是符合中国的物流产业现状的，它可以使已有的任务导向性企业和资源导向性企业网络组织进行有机的结合。这种经济生活的风暴把物流组织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地。一时间，以“电子商务与物流”为主题的研究成为热点：有的运用系统分析方法，提出核心能力伙伴之间采用风险合同，核心能力伙伴与伙伴物流组织之间采用动态合同的双层虚拟物流组织契约网络体系，并针对虚拟物流组织的暂时性、动态性、多利益团体性等特点，对契约的主要内容做了分析研究。

4、新的物流理论研究

近年来，国内对绿色物流、精益物流和逆向物流的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在绿色物流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从政府规制和企业行为的关系，提出建立共生型绿色物流体系；从绿色物流的内涵分析，认为它不仅是一种环保，也会创造价值，是一种商机；从物流与环境之间的双向制约机制和生态环境对物流的反向制约机制分析，认为“绿色物流目标的准则是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的统一”，提出绿色物流管理的战略价值；从管理和规制的角度，建议申请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的标准认证，以标准化促进绿色化。在精益物流研究方面，有研究者提出用精益思想重新审视物流本身的系统性 ，有必要重新对企业的物流系统进行精益化改造；在精益物流的实施上，从全流通、供应链管理、信息系统、高效配送、一体化物流方式和逆向物流管理的综合思路出发，提出精益物流成本管理思路，采用现代新的技术方法和快速响应策略；还有的用波特的竞争理论和技术方法作为精益物流实施的工具，研究出“四种技巧”，根据物流环节存在的问题，判断和改造物流系统。在逆向物流研究中，更多的是在物流服务和制造过程的产品质量方面，有的从战略上分析逆向物流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比较分析企业自营逆向物流和第三方物流企业提供逆向物流服务的优劣。也有的从利益驱动、企业责任驱动和法律驱动的角度分析，认为逆向供应链增值价值的实现问题是企业价值实现和最大化的一种新策略。

三、物流理论需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几个问题

从物流理论的引进，到研究热潮的兴起，国内专家学者和实业界的探索者们对物流理论做出了许多的付出和努力，使物流研究在系统体系、竞争战略、成本分析、供应链及其管理、物流组织、物流形成机理、新物流理论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建树，同时，也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进一步地研究和探索。

1、物流理论涵盖的内容体系的科学边界

从欧美物流大量的研究成果来看，对物流认识的深入和拓展是基于企业角度的供应链研究，这很容易产生西方供应链理论与物流理论彼此相同的误解。而国内学术界在这一点上，也未能有一个清楚的论述。有时候内容上出现交叉，有时候概念上又在混用。产生这种情况，也许是客观上二者就密不可分，因为它们本身就建立在价值链上，但是，它们又是不同的。一方面，对物流的理解引起争议至今，可以说，现在的研究成果还没有找到物流理论的真正内核，物流是供应链的部分，还是供应链是物流的部分，还是别的什么？另一方面，供应链注重企业之间的每一个环节和要素，使其资源效益达到最佳，而物流则是注重物资流通规律和制度效果，使其内外部资源实现最大的合理性。为此，概念体系的边界需要理论进一步的阐述，进而框定物流理论涵盖的范围。

2、基于流程管理的物流战略

对于物流战略的研究，不仅仅是套用已有的战略理论，也不是用新概念加战略来进行战略研究，更不是对未来物流做简单的安排。比如精益物流，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讲，都是应去追求的一种物流思想，而不是企业的战略内容，更无法将它与一种组织形式并列。目前，国外已经有对战略要素和匹配方面的探索，国内学术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就战略适应条件和资源条件，深入研究战略的异质性模型和匹配理论的依据与方法。而对于战略匹配的出发点在流程管理的基本理念上，西方学者所流行的观点是：流程创造顾客价值。这一观点是不是流程管理整合资源的唯一呢？如果是或不是，竞争和成本的约束又与流程是什么一种关系？第二，从物流领域的扩展空间来讲，几乎包括了所有企业的供应链，这就决定了物流战略的个性倾向和不同层次，同时也就决定了追求战略的企业对社会资源条件和影响因素的研究。第三，由于供应链已经是跨职能的链状形式，外部表现是一种客户关系，内部表现的是一种交易利益关系，所以，这种资源整合的社会化与利益的个体化，使战略性质发生的冲突是值得下一步深入研究的。

3、物流组织变革的作用和结果

物流引起组织的变革不仅影响到了企业内部，也影响到了企业外部，如专门从事物流的公司或联盟组织。目前的研究都已经涉及到了这一问题。而未来供应链的竞争使组织模式的确定，是资源导向、产品导向、利益导向、业务导向，抑或是供应链导向，这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它们对市场和流通格局的影响又是怎样的？显然这些都是有趣的理论研究。假设某一种导向成为组织形成的直接原因，那么组织的形式是否就是今天已经出现的联盟、虚拟联盟和合同契约组织中的模式，它们不取决于产权，而取决于任务制度或机制，它们能否成为企业组织家族中的一员，有待于接受稳定性的理论证伪和实践验证。就传统理论和实践来分析，有没有一个稳定性的组织，取决于组织的职能或组织功能是不是具有独立性和产权制度。传统理论已远远满足不了研究的需要。因为，从企业组织制度上看，由依附于生产的组织，到独立于生产的组织，再上升到企业之上的价值链组织，这实际上，就是企业组织的一次重大变革带给理论研究的新课题。

此外，关于联盟组织作用的问题，研究认为，物流联盟是一个利用组织和市场的有效交易组织，是一个克服市场失灵和组织失灵的制度安排。这个结论值得进一步探讨。因为“失灵”是由“放任”和“完全自由”导致的，物流组织的制度安排是否能够加强对市场的干预，还需要理论上的论证和实践的证明。

4、深入“物流产业”的研究

把物流作为一个系统中的产业提法，早已成为实践和理论研究发展的需要。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深入地研究这个新型产业的体系、内容、产业关系和产业发展规律以及它的市场行为，突破物流产业的研究瓶颈，还需要对产业的边界和产业界定的标准进行分析研究。

5、物流统计口径的统一和评价研究

西方物流理论也在进一步地研究物流的统计问题。这是物流及其他产业研究和企业间供应链研究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很难在数量分析上验证理论假设和结果。为了加快这一研究，可以参考欧美和日本已经使用的统计体系，今后也便于比较研究。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对物流评价研究成果不多，即使有研究，也缺乏系统性。因此需要在研究物流绩效决定的基础上，增强物流统计和评价标准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

①田宇、朱道立：《精益物流》，《物流技术》1999年第6期。

②向盛斌：《基于环境的物流系统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4月。

③曹锋杰：载自网站www．e－works．net．cn专稿，2003年7月11日。

④桂寿平：《物流学基础理论》，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⑤宋华：《物流供应链管理机制与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

⑥绎明宇、张铎：《一体化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中国物资流通》2000年第6期。

⑦宋华：《现代企业物流战略的创新与发展》，《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年第1期。

⑧张光明、赵锡斌：《基于物流的竞争优势战略选择》，《中国流通经济》2003年第12期。

⑨黄福华：《推进区域性商贸流通现代化进程的物流战略，《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3期。

⑩田宇、朱道立：《物流联盟形成机理研究》，《物流技术》2000年第2期。

{11}周启蕾：《现代物流业形成发展机理与推进策略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10月。

{12}杨俊武、张中强：《共生型绿色物流体系构建探讨》，《技术经济》2002年第11期。

{13}亚太博宇：《绿色物流不仅是环保理念，也是商机》，《中国物流与采购》2004年第5期。

{14}王长琼：《物流与环境之间的双向制约机制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2003年第1期；《绿色物流的内涵、特征及其战略价值研究》，《中国流通经济》2004年第3期。

{15}章寿荣：《循环型物流业发展对策思考，《江苏商论》2003年第11期。

{16}邬跃：《论精益物流系统》，《中国流通经济》2001年第5期。

{17}杨波：《精益物流管理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武汉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

{18}官绪明、魏景斌：《打造精益物流》，《中国储运》2004年第2期。

{19}付丽茹、解进强：《逆向物流的战略地位及运作方式的选择》，《经济前沿》2003年第11期。

第7篇：经济管理的二重性范文

关键词： 小企业贷款 风险 收益 动态监控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7）05-034-03

面对金融全面开放、政策边界不断扩展背景下竞争日趋激烈的业态和调控力度不断加大的宏观经济走势以及日益彰显的金融市场需求差异化特征，抢滩小企业贷款市场，已成为商业银行同业竞争的新战场。

一、“长尾效应”与商业银行的战略转型

长尾理论的启迪 作为对传统战略逻辑的突破，继“蓝海战略”之后，又一种新的经济管理理论――“长尾理论”――以颠覆性的态势横空出世并风靡世界。由美国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编写的《长尾理论》，以互联网和娱乐领域为例，以帕累托分布特征形象地描述了诸如亚马逊和Netflix之类网站的商业运行模式，发现客户对同一行业中不同品牌购买次数的分布与帕累托分布吻合，由此敏锐地洞察到商业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我们的文化和经济重心正在加速转移，从需求曲线头部的少数大热门部门（主流产品和市场）转向需求曲线尾部的大量利基（niche）产品和市场”，[1](P35)并运用数学集合论的原理假设：“如果把足够多的非热门产品组合到一起，实际上就可以形成一个堪与热门市场相匹敌的大市场”。[2]（P11）长尾理论为商业银行思考发展战略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如何在长尾市场寻找客户，聚集大市场的小利润？

商业银行经营的“二八法则”与小企业贷款难 占GDP65%以上、解决了75%就业问题的我国中小企业只得到了银行不到1%的贷款。尽管国务院下发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银监会也了《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指导意见》，2006年开始同步实施的新《公司法》、《证券法》也为民营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但民营企业贷款瓶颈不仅没有突破，反而越收越紧。究其原因，就银行方面而言，除了政策因素、金融体制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原因外，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是“二八法则”主宰着其经营理念。基于利润的三大支柱――成本、价值和价格――的考虑，商业银行在客户的选择上普遍奉行“二八法则”――20%的大客户创造80%的利润，将目光聚焦于需求曲线的“头部”。把客户分为三六九等，在服务上对高端客户满面春风、对低端客户冷若冰霜的现象几乎在所有商业银行并不鲜见。

放贷小企业是市场经济法则对商业银行经营战略转型的客观要求。

作为金融企业的我国商业银行，既要遵守市场经济的“自觉法则”，执行宏观调控政策，又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自然法则”，力图利润最大化。在资本充足率上升的条件下，商业银行的盈利压力日益增加。商业银行必须在紧缩政策和盈利压力中寻找平衡点，尽力放大贷款规模。然而，随着金融全面开放背景下同业竞争的加剧和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大企业融资渠道更宽，与商业银行讨价还价的能力更强，银行“垒大户”已越来越难。因此，小企业对于商业银行的价值日益突出，银行放贷的“长尾效应”将会逐渐彰显。

二、小企业的优势与银行放贷的风险和收益

金融体制和金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使小企业贷款市场成为商业银行的必争之地。小企业贷款风险高，似乎成为银行经营的思维定势。事实上，风险的高低与贷款企业的规模大小并无直接联系。曾几何时，20%的大客户在给我国很多银行创造80%的利润的同时，不也制造过80%的不良资产与损失吗？ 诚然，一些小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确实有大量恶化社会信用的行为，也给很多银行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在目前客观经济环境和社会信用环境尚未根本改观的背景下，小企业贷款条件与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仍相距甚远，风险不言而喻。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在经济转型期，小企业有着自身的优势：一是抗风险的敏感度较之大企业要强。小企业可以在经济周期中快速调整产业方向，规避风险。从商业银行的角度看，小企业贷款是分散风险的贷款，客户越小，风险概率越低；贷款额度越小，道德风险和操作风险就越低。二是贴近市场。商业萧条与工业萧条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并行，但个人消费受经济周期的影响相对较小，没有明显的下跌，小企业会很快适应这种变化。三是小企业充满活力。小企业的生命周期短，“死亡率”高，“出生率”也高。但如果把小企业作为一个群体看，“两高”现象正说明小企业的新陈代谢能力强，充满活力。明晰产权、价值取向长期、高度集权化管理、机制灵活、成本底等成为中小企业创新的优势。国家知识产权局最近对地处“长三角”的江浙沪19070家拥有至少一项专利的企业调查显示，私人控股的中小企业拥有的专利数占全部企业专利的比例，上海为37%，江苏为49%，浙江为73%。[5]

收益与风险相伴。稳健绝不是保守，更不是一味地回避风险，而是要积极地去管理风险，在经营的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之间寻找集合点，既不因过度追求盈利而丧失安全性和流动性，也不因单纯考虑安全性和流动性而牺牲盈利性。小企业讨价还价能力弱，主动权掌握在银行手中，贷款利率上浮的空间大。目前我国国内银行贷款利率一般为基准利率上浮10%-15%，虽然与美国国富银行（100%以上）等同业相比资金价格不高，但与放贷大企业相比，给小企业贷款利差大、边际投资回报率高却是不争的事实（全世界微小企业贷款边际投资回报率一般在100%-800之间）。因此，如果说小企业贷款是一项高风险业务的话，那么，高风险、高收益正是小企业贷款的精髓。如果今天被小企业贷款的风险裹足不前，那么，明天将很可能被全面挤出大中小客户市场。

三、放贷小企业：信任与动态监控

信任及其类型 信任是指由于对合作伙伴有信心而愿意依赖对方（Moorman）。在历史的坐标中有三种类型的信任：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习俗型信任发生在农业社会和熟人社会中；契约型信任是一种异化了的信任关系，它是工业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得以存续的重要支持力量；合作型信任是一种正在生成的社会关系，它是后工业社会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必须充分考虑的重要因素。人类的一切合作都是建立在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基础上的，然而，信任类型的不同也决定了合作的性质和表现不同。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两步并作一步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社会中，信任与合作是一体化的。一方面，需要基于信息技术等新的科学技术条件，设计出保证行为公开化的社会运行机制，另一方面，需要建立维护契约关系的规则体系。如果规则体系是健全的，契约关系就能转化为工具性合作行为；如果规则体系不够完善，就会出现大量机会主义行为。也就是说，当合作仅仅被看作是利益实现的工具的时候，这个工具的有用性肯定是因时、因地、因事而异的。

贷款信任是“高回报”与“高风险”并存的一种冒险 贷款是一种基于信任的行为，也是银企双方利益实现的途径。但是，一旦银行运行机制和规则体系中存在着缝隙，以追求自身利益实现为目的企业就可能用投机行为来取代合作行为，甚至会出现有意识地破坏合作行为赖以产生的基础和条件的问题。因此，放贷小企业，银行必须建立健全管理机制。银监会在《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指导意见》中对银行提出的建立完善“六项机制”的要求，其要义是既要大力推进小企业贷款，又要防范银行风险。

担保抵押是银行控制风险的传统的看家手段。由于经营信息高度不对称、经营机制落后、财务管理水平低等小企业的内生因素和资产（尤其是商誉）规模小的“自然屏障”，加之银行内部严厉的贷款责任追究和考核制度，对小企业惜贷的现象在我国商业银行较为普遍，无担保抵押的信用贷款更是“谈贷色变”。但是金融全面开放背景下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已迫使商业银行贷款转向小企业。因此，国内银行对于“与国际接轨 ”的理解，不应该局限于技术系统和业务流程的标准化，而首先是经营理念的转换和为客户服务意识的真正确立。不要抱怨国内的信用体系不健全、市场环境不完善，银行有责任在服务中培养客户的信用意识。

贷款信任是基于“不信任”的贷前调查论证和贷后监控的信任 作为理性的市场主体，接受和给予信任都是理性判断的结果。银行借贷既是“合作型信任”又是“契约信任型”信任。合作信任是理性与情感的统一，而契约信任又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契约本身就是不信任的结果，也是不信任的标志，另一方面，契约可以使双方通过契约而相互信任。因此，贷款行为的“信任”不是“盲目信任”、“熟人信任”，而是一种“理性信任”、“制度信任”。基于信任的放贷小企业须在理念和操作两个层面上廓清三点：

①光看报表数字是不行的。银行基于信任放贷企业，而这种信任必须建立在对企业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性、企业负债的可靠性和负债的合理性、项目的可行性和偿债的可能性等资格和条件进行审查和评估的基础上。但是，审查评估光看报表数字是不行的（尤其是财务制度不健全的小企业）。因为在某些情形下，数字会被利用并“成为耸人听闻、恶意扩大或简化事实、迷惑他人的工具”（统计学家达莱尔・哈夫语）。数字是人“做”出来的，利益的驱动，使得一些人在数字上做文章。震惊全球的“世界五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为安然公司做假帐事件、曾位居美国通信业“二把交椅”的世通公司的诈骗案等大量的事实提醒人们：应当透过数字看联系、透过现象看本质，站在高处俯视数字、环视企业、放眼市场。

②光看眼前利润是不够的。任何一个跨国公司都是从小企业开始逐步成长起来的，利润也是从无到有、由少变多。放贷小企业有无风险及风险高低，关键在于对其成长能力的把握和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因此，在贷前调查中应对企业的经营年限、管理水平、销售额、盈利模式、现金流、在整个企业供应链中的信誉度和业主的个人信用史，以及所在行业发展前景和企业愿景等成长要素进行综合分析。其中，对小企业而言，业主的人品尤其重要（美国小企业贷款都有业主个人担保的经验值得借鉴）。2006年6月23日，深圳和而泰电子科技公司在没有任何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了渣打银行120万美元和恒生银行2000万港元的贷款授信。渣打银行是在历时两个多月，全面考察了“和而泰”管理层的能力、是否偷税漏税等道德风险、资金流向和后续发展能力、内控程序、执行能力、员工待遇等情况的基础上作出此项决定的。

③动态监控是不可缺失的。监控是信任的保证。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动态变化决定了企业运营的动态特征。小企业的生命周期短、风险高，许多企业先是几年内“井喷式”的诞生发展，不久是“雪崩式”的倒下，这在我国许多银行的资产帐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西门子公司的经营理念明确规定：控制就是一切！能控制的事情才做，不能控制的事情坚决不做。信贷风险的出现大多是由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造成的。这种不确定性决定了商业银行对企业信任的动态性和可控性。银行不能囿于抵押、担保的“契约信任”，应有效实施对客户的动态管理，加强贷后检查和贷款项目管理，对企业执行贷款合同情况、企业经营情况及贷款项目进展与运行情况进行追踪调查和控制，在此基础上，依据贷款企业所处的不同成长阶段、成长能力和信用程度，进行利率和贷款规模的差别化设置和动态调整，以正确发挥信贷的促进与监督作用，保证贷款的正常合理使用并取得预期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2．[美]克里斯・安德森.乔江涛译.长尾理论[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3．马宣.加息：不会再犹豫[N] .经济观察报，2007-4-9.

4．盛松成．缩小利差此其时[J] ．财经，2007（7）．

5．彭博.长三角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论坛举行[N].人民日报，2006-08-03 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