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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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范文

绘就“稻粱丰硕，猪肥鸡壮”的富足图。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基础。曾多次强调，“乡村振兴要靠产业，产业发展要有特色”。没有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就无从谈起，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前，新时代脱贫攻坚任务圆满完成，巩固开拓脱贫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成为时下农村工作重点课题。

一方面，要加强产业融合，积极发挥当地龙头企业“领头羊”作用，坚持市场化道路、科学性运作。要以农村供给侧性改革为主线，激励企业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借助“互联网＋”等科技力量，实现“小木耳”也是“大产业”的发展目标。

另一方面，要突出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不能“千城一面”。乡村振兴要注重文化发掘，与地理、人文等要素有机融合，有山水景观的绘就“秀丽山水”图，有庄园景观的绘就“幸福庄园”图……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满足了精神需求，真正的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生活“好”起来，实现“面子”与“里子”的双丰收。

绘就“绿树村边、青山郭外”的山水图。乡村振兴，生态环境是支撑。乡村发展必须坚持绿色发展，只有把生态保护好才能把产业发展好，以往的传统产业发展模式“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既破坏了自然环境又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乡村振兴要做到百姓富、生态美的和谐统一。

要发展高新技术、提升生产效率、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生态化，让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同时积极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着力完善农村基础设施，落实“厕所革命”，杜绝“污水排放”，严管“秸秆焚烧”，开展“垃圾分类”，通过监督管理与群众宣传，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让绿色发展效能树立信心。

绘就“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的人才图。乡村振兴，人才力量是关键。“治国经邦，人才为急”，任何发展都离不开人才的支撑，乡村振兴更是如此。发挥人才力量，首先要“聚集”人才，基层工作不仅需要科技、管理人才，也需要能工巧匠、乡土艺术家，这就要求当地ZF创新人才引进机制，深入挖掘本土人才，科学引进外部人才，吸引一批“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优秀人才投身基层建设；其次要“培育”人才，新业态的出现对乡村振兴人才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打造一批“爱农业、懂农业、精农业”的“新农人”至关重要。

第2篇：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范文

—磐石市科技服务队助力乡村振兴事迹材料

 

为深入推进统一战线助力乡村振兴行动开展，今年五月，磐石市委统战部围绕农村产业发展重点以及农民实际需要，组建了由市科技、农业部门工作人员，派人士，统战成员组成的磐石市科技服务队。根据12个包联村的需求进行对接服务，开展“点单式”帮扶，取得了实效。他们的做法是：

一、组织培训，提高认识。服务队高度重视科技在乡村振兴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为提升科技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服务队积极组织队员开展培训，提高全体队员对乡村振兴工作的认识，积极引导队员发挥特长，在乡村振兴中展现科技人员的自身价值，为乡村振兴提供支撑，更有效的服务于乡村振兴。

二、深入调研，掌握情况。服务队先后到包联的12个村进行走访调研，入户调查政府引导的新产业发展情况及目前农户所从事的产业发展情况，根据调研情况召开专题座谈会，了解乡村对科技的需求，为开展“点单式”服务，奠定了基础。

第3篇：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范文

一、创建范围

本方案争创对象为全区所有乡村，69个行政村。

二、创建标准

“美好乡村”根据创建成效、示范引领等各类效应，将村庄创建目标分为五个等级。

（一）美好乡村精品示范村：精品示范村数量原则上不超过总创建村总数的30%，采用末位淘汰制。创建村超额完成《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先进县（市、区）、先进乡镇、示范村分类区考评标准》示范村各项指标要求，本村具有“可学性、可看性、可复制、综合性”等示范引领区域地位，在乡村振兴方面有引领示范项目、模范做法、独到模式等创建工作内容。全面完成《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四大革命”行动方案》《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等相关方案实施要求，村庄建设中一是完成“污水革命、厕所革命、垃圾革命”和彩钢棚整治，村庄干净整洁，村容村貌靓丽协调；二是消除“建筑乱搭乱建、杂物乱堆乱放、垃圾乱丢乱倒、污水乱泼乱排”现象，村庄井然有序。

（二）美好乡村精品村：创建村达到《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先进县（市、区）、先进乡镇、示范村分类区考评标准》示范村各项指标要求，产业发展初见雏形，乡风文明得到彰显，乡村治理有效可行，乡村建设美度适宜。全面完成《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四大革命”行动方案》《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等相关方案实施要求，村庄建设中一是完成“污水革命、厕所革命、垃圾革命”和彩钢棚整治，村庄干净整洁，村容村貌靓丽协调；二是消除“建筑乱搭乱建、杂物乱堆乱放、垃圾乱丢乱倒、污水乱泼乱排”现象，村庄井然有序。

（三）美好乡村整洁村：创建村全面完成《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四大革命”行动方案》《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等相关方案实施要求，村庄建设中一是完成“污水革命、厕所革命、垃圾革命”和彩钢棚整治，村庄干净整洁，村容村貌靓丽协调；二是消除“建筑乱搭乱建、杂物乱堆乱放、垃圾乱丢乱倒、污水乱泼乱排”现象，村庄井然有序，村庄产业有一定发展思路。

（四）美好乡村清洁村：创建村在村庄建设中一是完成“污水革命、厕所革命、垃圾革命”，村庄干净整洁；二是基本消除“建筑乱搭乱建、杂物乱堆乱放、垃圾乱丢乱倒、污水乱泼乱排”现象，村庄有序。

（五）美好乡村经营示范村：“美好乡村”精品示范村创建成功的村庄为进一步提升示范引领效应，将“美好成果”源源不断的转化为“美好经济”，达到增强广大村民获得感为民富，壮大村集体经济为村强，提升村庄人居环境为景美，形成村庄健康持续发展为人和，可以申请申报创建“美好乡村”经营示范村。

三、准入条件

申报“美好乡村”创建的行政村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村庄已编制完成村庄规划、创建策划、环境提升专项设计。

（二）村级组织廉洁务实，村级班子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强，群众参与创建的积极性高。

（三）美丽乡村经营工作思路明晰，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潜力大，经营有基础，村庄发展规划科学先进。

四、创建名额

2020年度拟评选27个“美好乡村”，其中经营示范村3个，精品示范村4个，精品村5个，整洁村5个，清洁村10个。

五、奖励标准

参见《市区乡村振兴“美好乡村”创建验收管理办法》

六、创建步骤

（一）宣传动员（2020年2月—2020年4月）。通过公示栏、微信公众号、新闻媒体等方式广泛宣传动员，营造全民参与的氛围，鼓励符合条件的行政村积极申报。区振兴办根据当年乡村振兴重点工作，下达指令性申报村庄目录，各镇（街道）向区振兴办报送指令性申报及自愿性申报村相关资料，区振兴办会同相关部门对提出申报的村进行初审，初步确定创建对象。

（二）创建推进（2020年5月1日—2020年12月31日）。区乡村振兴领导小组确定创建对象，各镇（街道）对照创建目标精心组织、积极推进创建工作。

（三）考核验收（2021年1月1日—2021年1月31日）。区级相关部门对确定的创建对象开展考核验收，形成考核验收结果，报区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审定。

（四）资金拨付（按进度）。分阶段拨付创建奖励资金（详见《市区乡村振兴“美好乡村”创建验收管理办法》）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2020年度区乡村振兴“美好乡村”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区政府副区长袁敏为领导小组组长，区级相关部门为成员（详见《市区乡村振兴“美好乡村”创建验收管理办法》（德市旌委办〔2020〕24号）相关责任部门）。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振兴办，负责统筹协调各镇（街道）和区级相关部门开展创建工作；各镇、街道成立相应创建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具体创建工作。

第4篇：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范文

关键词：乡村振兴；生态文明；人与自然；自然生产力

实现乡村振兴不仅需要解决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方面存在的现实困境，同时也要看到乡村环境问题也是制约乡村总体发展的生态短板，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桎梏，在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双重指导下，内在规定着必须实现乡村的生态振兴，构建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走乡村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时期重塑人与自然关系，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格局[1]，是协调乡村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逻辑使然，对于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人与自然互动关系演变内蕴的自然观

基于人类文明嬗变的历史考察，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新阶段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怎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的适应性回应及必然性选择。深入剖析不同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马克思恩格斯来源于实践又走向实践的自然观，体现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分析和思考。

（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立足人与自然共生共存

以唯物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深受宗教观念影响的部分西方学者在认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分歧，导致双方在对待自然与人的态度、理论建构以及价值目标上出现分野。一方面，基于对自然史和人类史的考察，从人与自然的存在态来说，自然界和人都是不受到主观意识影响而改变自身存在性的客观实在，并且自然界具有先在性，即在时间维度上而言，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先于人类而存在。因此，从发生学意义来说，自然界作为最根本的先在，在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过程中孕育产生了人类，作为人类身体的组成部分提供了人作为生命存在物的客观前提。另一方面，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态而言，“人靠自然界生活。”[2]自然界作为先于人类存在的客观实在，不仅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生活物质资料和生产劳动资料，也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实践场域这一现实基础。人与自然的产生顺序决定了二者的内在逻辑关联，人是在自然界之中生存和发展的，不能脱离于自然界单独存在，同时人也不是凌驾自然之上的优越性存在，对自然拥有绝对的支配、摆布权。相反，人与自然相生相长，自然条件制约影响着人的发展程度，人对自然的态度和实践深刻作用于自然界，改变着自在自然的人化程度，这种被打上人的活动烙印的人化自然和自在自然共同又影响着人的发展。因此，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有像爱惜人类自身一样去保护环境，按照自然规律维护生态平衡，才能在自然提供的条件中更好地实现人类自身的发展，无论在哪种文明形态之下人和自然之间都具有同一性。

（二）人与自然互为对象性存在，坚持以系统眼光看待全局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多次论及一种“对象性关系”，即从主体论来说倘若两种客观事物存在对象性关系，那么这两种事物必定互相是对方的对方。“对象性关系是事物与事物之间普遍具有的互为对象、彼此共在，各自表现和确证对方的存在状况、生命活动和本质力量的一种现实存在而必然发生的关系。”[3]人与天然的生态系统、半自然生态系统和非天然的人工系统内各要素构成整个大系统整体，人类和大系统内其他万物互为对象性存在物，二者的对象性关系体现为人是大系统内万物的客观存在物，大系统内万物反过来也是人的客观存在物，二者的互证关系确证了对方存在的可能性，也阐明了自身的存在意义和必要性。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维持这种对象性关系，不断与自然界进行交往，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自身的存在以对方的存在得到确证，一方的变化势必会引起另一方的变化，二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因此，人作为具有能动意识的唯一主体，必须考虑到联系的普遍性，立足整体看待全局，坚持各生物要素、人与自然之间都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遵循自然规律开发利用自然以满足经济社会和人类发展需要的同时，要考虑到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可能性后果，坚持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爱护自然。同时，还要看到自然系统内各生态要素是互为存在的对象性关系，都是整体的一部分，要注重生态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意识到各个要素都发挥着不同的生态功能、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以及各生物对于生态环境、人类生存和其他生命的影响，统筹兼顾各要素系统治理。

（三）劳动是连接人与自然的纽带，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

意识作为人与动物本质区别的标识，在劳动的作用下实现了由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转化。人与自然作为相互影响的客观实在，必须通过劳动实践这一桥梁和纽带才能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构成具有相互关系的统一体。人类通过实践使自然受动于自己的支配，服务于人类的生活和生产，这种对象化劳动异质于人类力量对自然的绝对征服和控制，是在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基础上对自然的合理改造。在以客观自然界为前提下，人类凝聚智慧充分发挥主体的劳动改造能力，在这种对象化劳动中创造出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对象和劳动产品。一方面，先于人类存在的自在自然为人类的劳动提供了自然资源和基本劳动对象，为人的生存和对象性活动提供了具体对象，并为人自身的存在提供了确证。另一方面，人类辅以相应的技术运用将自然界提供的自然资源转变为推动社会进步、满足人类需要的财富，实现了自然资源到物质资料的转换，同时也利用劳动开展全面生产，按照美的规律创造出对象世界。同时，在对自然界采取劳动时一定要注重度的把握，否则就会出现质的飞跃式变化，资本推动下的反生态“过度劳动”成为人与自然出现矛盾的根源，由此造成的异化劳动不但成为限制人类发展的枷锁，还直接导致了人类不遵循自然规律，忽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对自然造成了破坏。坚持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就是要从实践出发，在尊重规律客观性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既利用自然服务于人类生活和生产，又采取行动保护自然环境，在实践中实现人与自然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二、人与自然互动关系演变对乡村振兴的现实启示

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演变进程内在地、逻辑地厘定了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界必须遵循的原则和秉承的态度，对于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把握人与自然的互动具有重要现实启示。我们应该在认识和利用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提高生态保护意识，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生命共同体理念指导，统筹要素综合治理；合理利用“自然生产力”，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唯其如此，才能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协调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既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的目标，又改善乡村环境，促进乡村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一）增强生态保护意识，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不同文明时期都折射出人的生存和发展对自然的依赖，生态文明建设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更是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存、共和、共利、共荣关系推上了新高度。意识作为行为的先导，支配着人们在具体实践中的行为，调控着实践主体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针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而做出的行为选择，人因具有意识和能够劳动而与动物区别开来，理应在正确意识的指导下合理利用客观规律改造自然。生态文明建设时期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内在规定着人们要与时俱进更新理念树立生态意识，秉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生共存的新价值观，在利用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过程中不但要重视环境基础设施硬件建设，还要加强环境保护意识软件建设。“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4]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要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然而受制于受教育程度较低、文化水平不高的现实束缚，多数农民目光短浅仅看到短期的局部利益，为提高农业产量造成农药、化肥的不合理使用和农膜残留等问题，并沿用传统的思想观念凭借主观经验处理生态问题，以长远眼光观之，乡村发展和生态修复亟须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用绿色发展理念规范指导生产行为。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对于清除思想沉珂具有解放意义，也是推动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提高生态保护意识，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要求人们与时俱进学习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坚持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相结合，不断激发保护生态环境、投身绿色发展的主观能动性，以此实现人与自然物质交换平衡。

（二）坚持生命共同体理念指导，统筹要素综合治理

对象性关系告诉我们要立足全局，整体看待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的联系。“生命共同体”理念串联起山、水、林、田、湖、草六部分，已存在可能性和必要性规约着各天然的自然生态系统要素和非天然的人工生态系统要素之间生命相依的互动关系，田作为非天然的人工生态系统，连接起人与整个自然，揭示了人与自然休戚与共的影响机理。这要求我们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必须以系统眼光将山、水、林、田、湖、草作为一个整体，同时还要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整体，统筹规划、全面治理，以实现乡村的生态稳定。首先，从总体上说，两个共同体的构建都以人为实践主体，人采取措施对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时不能单独对某一要素进行分割式管理，忽视其在整个生态系统链条中的重要地位，在对任意一种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时必须考虑个体对整体的影响和局部对全局的作用。其次，要意识到生命共同体中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和作用同等重要，每个部分的功能和角色都存在差异，对于整个生态系统而言其在生态、生产和生活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不能片面地以是否能带来短期效益为衡量标准评判各要素的“有用性”。最后，在乡村振兴统筹各要素综合治理过程中，还要看到乡村的个体差异和发展走势，精准施策[5]。乡村振兴不是千村一面的平均主义，而是考量发展需要，立足具体的地域特征、地理条件、产业基础等现实条件因地制宜进行生态环境的治理。

（三）合理利用“自然生产力”，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第5篇：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范文

一、深入推进农村产业融合的必要性

深入推进农村产业融合有利于贵州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推动“四新”主攻“四化”、促进农民增收，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一）深入推进农村产业融合是贵州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关键举措

全力推进产业振兴可以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基础和重要保障，为农村经济增长提供不竭源泉。贵州农业正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快速转变的关键时期，客观上需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农村产业体系。深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要把加工业和休闲旅游作为重点产业，突出山地特色，与贵州特色山地农业融合，做优做特第一产业、做大做强第二产业、做活做精第三产业，着力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让农村产业融合成为农民生活富裕和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新动能，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为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提供有力支撑。

（二）深入推进农村产业融合是贵州充分释放

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潜力，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内陆山地省，如何发挥自身山地特色优势，提高农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是贵州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深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有利于充分盘活乡村资源，释放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潜力，借助二三产业的发展延伸产业链与价值链，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促进农业全产业链、价值链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多元价值的增值，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有利于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贵州面对国际和国内双重竞争压力，能够守住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底线，持续挖掘和发展特色优势农产品潜力和价值，不断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三）深入推进农村产业融合是贵州围绕“四新”主攻“四化”的重要支撑

贵州明确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的发展战略。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旅游产业化之间客观存在着一种相互联动的发展关系，新型工业化不仅能够加速贵州的工业化进程，推动全省工业倍增行动，而且能够为贵州山地特色农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开辟广阔前景，加快农业现代化、旅游产业化的发展步伐。深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有利于更好地链接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旅游产业化，强化三者紧密的联动关系。推进新型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高水平的城镇化带来对高品质、安全农产品的更多需求，带来对农村旅游业、乡土文化、田园风光、电子商务、仓储物流等新产业、新业态的需求。深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有利于更好地满足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市场需求，助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四）深入推进农村产业融合是贵州实现农民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提升农村居民收入，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就业是民生之本，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是增强群众自主发展能力、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是拓宽农村居民就业增收渠道的根本之策。随着农村人口流动性增强、农民分工分业加快、农业生产集约度提高，传统农业生产经验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农民就业创业和增收致富的需求。深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有利于延长农业产业链，将传统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和职业农民，并参与到产业链的各环节中来，真正让农民分享到全产业链增值收益，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二、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存在的主要困难与挑战

党的十以来，贵州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一产基础弱、产业链延伸不充分、产业主体发育不健全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村各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一）一产基础弱，难于支撑农村产业融合

第一产业是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基础，实现农村产业深度融合需要强大的一产作为支撑。但贵州农业发展基础薄弱，2019年，贵州一产增加值占全国比重仅为3.2%；粮食产量1051.24万公斤，仅占全国比重的1.5%。全省生态绿色有机农产品发展多年，但产量仍然较少。受地形地貌限制，机械化水平低，农业生产质量效益低下；生产以小规模分散经营为主，现代生产要素难以引入，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导致生产成本过高，农产品缺乏竞争力，对一二三产业实现深度融合发展难以提供有力保障。

（二）产业链延伸不充分，产业融合合力无法释放

产业链延伸不足主要表现在：一产向后延伸不够。一产是“压舱石”，为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全省相当部分的农旅融合产品单一、缺乏特色、规模小，经济效益不高，带动作用不强。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普遍偏低，产业链条较短，贵州农村产业融合经营主体虽然在山地特色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和探索，但融合模式主要采用“种植+加工”“种植+销售”模式等，都是二次产业简单融合，产业链延伸、产业融合的增值收益不高。除酒、饮料和精制茶等加工业外，其他农副产品加工附加值低。二产向两端拓展不足。第二产业是纽带，延伸农产品的产业链与价值链，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工业发展对矿业、白酒业、装备制造业等少数行业依赖大，占比达70%以上，产业结构刚性明显，抗风险能力弱。依托工业园区建设的特色食品、医药、白酒业等具有一定程度的聚集效应，但总体仍呈散沙状态、规模过小。三产向高端开发滞后。第三产业是发展新引擎，引领乡村产业加快发展。农业价值链高附加值的绝大部分都在加工、流通、营销等环节，受教育水平低、地形多山地、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因素制约，农村地区营销水平、电商、物流、供应链等发展滞后，产业链条难以向高端开发领域延伸，直接导致农村只能售出低附加值的原产品。

（三）融合主体孱弱，小而散小而弱问题突出

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增长较快，但质量参差不齐，多数是家庭农场、合作社及本土产业化龙头企业，对农户带动作用不够明显。尽管市场前景广阔，发展势头较好，但大部分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小，行业集中度低，龙头企业竞争力弱，产业融合引领作用不强。现有各类行业协会多数属于松散组织，在推进区域化、品牌化方面服务能力不足。

（四）农户不能充分分享农业产值和附加值

贵州在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建设方面作了很多扎实有效的工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实力的新型农业主体比较缺乏，而参与农业经营的龙头企业又大多涉足非农领域，农村居民不能够充分分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带来的增值收益。大部分企业与农民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在实际作用中显得十分脆弱，一方面很多新型产业融合经营主体利用其在产业链中的强势地位，获取了产业发展的大部分利润，而农民处于产业链的弱势地位，主要还是从事初级农产品生产、销售，而产业链利润主要集中于二、三产业，导致农民难以获得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带来的利润，进而导致农民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龙头企业和农户在合作中地位不平等，合作诚信度低，导致订单违约率高，没有形成与农民风险共担、利益与共的局面。

（五）农村产业融合要素供给不足

贵州在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供给能力不足，严重制约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深入推进。贵州作为典型喀斯特地貌山地省份，国土面积的92%是山地和丘陵，喀斯特面积占全省面积的61.9%，天然限制了土地资源供给，其中农业用地尤为稀缺，导致土地流转成本过高，难以满足现代产业融合发展对大量土地资源集中使用的要求。农业因前期资金投入大、周期长、经济效益见效慢、资金回收时间长，对投资吸引力不足；又因经济下行压力和疫情的影响，大多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近年来，贵州农村青壮劳动力外流严重，农业生产主要依靠老人和妇女，新型职业农民总量低、青年后备力量较弱、文化程度较低，人力资源供给不足。

三、推进农村产业融合的对策建议

从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培育新型融合主体、健全利益联结机制、强化要素保障等方面，对贵州深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发展质量

立足自然资源特征，打造特色优质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形成具有贵州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通过精耕细作、精深加工、精准扶持，打造精品农业，构建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在夯实山地特色种养业的基础上，拓展多种产业，深挖农业的多功能性，拉长农业产业链条和扩大农业农村服务业，建立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和聚焦区，让贵州山地优质农产品实现就地加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促进商贸流通、市场开拓、电商业态、旅游农业协调发展。

（二）促进产业链接，创新产业发展模式

推动农业产业价值链上下贯通、充分延展，促进山地特色农业与二三产业纵向融合，实现山地特色优势农产品种、养、加一体化生产及商、贸、服一体化运作。促进农业与生态旅游、文化创意、休闲娱乐及乡村康养等多产业融合发展，支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有效融合，在创新商业管理运行模式、共享基础设施配套、搭建公共服务平台等方面开展有效合作。调整财政投入、贷款担保等扶持资金向农村产业链协同发展项目倾斜，积极引导产业链之间互补共融，强化产业链协同效应。

（三）培育多元化、多向性的新型融合主体

按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积极引进和培育一批综合实力雄厚、运营模式先进、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大力推进“三变”+“三联”的联动模式，发展多领域、多种形式股份合作。不断壮大龙头企业，鼓励企业大力推行高效生态循环种养模式，积极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物流运输、现代营销、智慧农业等。加快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服务农户能力，强化作为农户与市场之间的纽带作用。

（四）健全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利益共同体

以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持续增进农民福祉为核心，引导“三产融合”主体之间及其与小农户之间紧密合作，形成风险共担、互惠共赢、包容互促的紧密型利益共同体。创新订单农业，建立订单农业信用体系，鼓励、支持农业经营主体与京东、天猫等电商平台发展“互联网+订单农业”模式。大力推广毕节“六联六带”的利益联结模式，实现有利可联、有法可联。

（五）强化要素保障，激活市场活力

第6篇：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范文

“古村之友”概况及现状

“古村之友”全国古村落志愿者网络，是2014年创立的以保护古村和乡土文化为基础，以全面复兴活化古村目标的非盈利公益组织。“古村之友”利用互联网平台，注重公益性与商业性的兼顾，实现公益和商业的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目前，“古村之友”乡村振兴集团成立了乡土精神自强、文化遗迹运营、数字乡村善联、乡村资讯智库、活动赛事大会五大事业部。以精神作为内核，推动文化、产业、人才、生态、组织“五个振兴”，旨在通过信仰重构，全面带动乡村振兴。

古村面临的困境

古村落是我国重要文化遗产，兼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非物质性来源于古村蕴含的精神文化内涵、历史记忆等；物质性来源于乡土建筑，文物古迹，历史景观。古村最能够代表一个地区地理环境、人文风俗，其代表性远远高于古城、古镇、古塔，是农耕文明的“活化石”。古村遭到大面积破坏据统计，我国共有6819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贵州黔东南、安徽黄山、浙江丽水等市县是全国传统村落的主要集中地。传统村落集聚地均属历史悠久、文化独特、地域闭塞之地。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很多古村在城市化浪潮中显得格格不入，“拆”成了他们共有的命运。短短30年间，平均每天消失近15处文物，现在众多古建筑和文物建筑岌岌可危，90%古村落处境堪忧，尤其是市县级、未定级文物。中国延续了千年的古村落，以及在战争时代得以幸存的文物，却在和平年代快速消失了。然而我们的社会却也始终不乏有识之士，在城市化浪潮中认识到了古村落的历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价值，于是力排众议，力挽狂澜，于危难之中挽救古村的性命。在这过程当中，古村保护的重要性也逐渐被人们认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一方面力量实在有限，保护进程难以跟上古村消失的速度。

保护的片面性

现在古村保护已经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共识，但是保护措施仍然不够全面科学，反而导致许多古村遭到建设性破坏。曾经人们把一些古村列入物质遗产行列，对村落的保护仅仅是修缮翻新，这样的结果是只维修了原有建筑，却留下了一个个“空心村”。家谱宗祠无迹可寻、方言俚语传播断层、活动大事无人兴办，古村的精神文化遗产消失殆尽。在中西部很多偏远地区，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失，村里常住人口不断减少，古村面临着空巢化、老龄化等现实问题，这使得传统村落丧失了其原有的生机活力。它不应该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文物保护单位”，古村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基地，是农业社会最基层的单位，要把村民生活和古村保护结合起来，村落应该有“人气”。因此对于古村的保护重点是盘活，而盘活的重点是“人”。另外，古村的文化价值得不到有效的传承和挖掘。有的地方“一刀切”地进行旧村改造，急功近利地开发商业旅游，缺乏因地制宜的思想，导致风貌各异的传统村落整齐地被具有“古韵”的现代建筑取代，开发的同质化使得古村背后的文化价值流失。

“古村之友”对古村保护的借鉴启示

利用互联网技术与传统善业结合

1.打造善业互联网时代在互联网时代，可以说任何事物不和科技结合则无发展希望，与科技结合等于找到了一条在数字社会转型发展的新道路。传统善业也不例外，“古村之友”研发并使用了互联网公益PPP（Public-NGO-Private-Partnership）模式，指在公益慈善领域中借助互联网公益平台，由枢纽型公益组织牵头，在政府、企业、个人各主体之间搭建起的一种多方参与的模式，整合各方资源，扩大资金使用效益，解决了传统公益当中的单一主体运营困难的状况，保证公益项目的有效持续运行。这是继消费互联网、资讯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之后的另一种模式，即“善业互联网”。旨在让科技更多地关注人文，像改变商业一样的改变传统的善业，让天下没有难做的善事。2.开发线上平台“古村之友”开发的“爱乡宝”软件，是一个以善为媒的数字乡村平台，采用自助平台运作模式，通过个人发起家乡项目公益众筹，让每个走出乡村的游子都能随时随地助力家乡建设。另外爱乡宝平台准确定位村民和市场供需之间的矛盾。本地村民没有网购意识，也不会使用网购平台，买不到外地产品；而在外游子有购买能力却因为离家远，没时间为家乡父老购买。爱乡宝为他们搭建了城乡互助商城，精准匹配村民的需求，以游子为中介形成链接、促成交易，激发潜在消费潜力、推动村民观念升级、乡村消费升级。

培养“新乡贤”群体

“乡贤”是指乡土社会中有德行、有才能、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贤达人士，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的主导力量。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需要培养一批“新乡贤”，即心系乡土，服务乡间，有公益心的社会贤达，借助传统的乡贤文化形式，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新乡贤群体存在，乡村内核文化凝聚力就在。“古村之友”培育支持各类新乡贤：当地村官，企业家，公益人，青年创业团队，文化教育工作者，着力构建新乡贤的义利事业生态系统，建立新乡贤公益，新乡贤产业，新乡贤理事会，新乡贤基金会等组织。利用新乡贤公益带动乡村教育，农产复兴，非遗复兴，社会公益。新乡贤产业促进民宿，手工艺，电商等产业发展；新乡贤理事会领导维权护法，合作谈判，制定村规民约。新乡贤基金会进行扶困济贫，养老助残，扶持创业。善用这一系统，不仅能帮助村落打造美丽乡村，特色小镇，还能带动乡村旅游，助力精准扶贫，提升乡村精神文明，实现义利并重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用公益善业带动当地商业，文旅，遗迹保护等事业

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消费互联网，资讯互联网，产业互联网满足了大众的生存需求，信息需求的基础上，我们社会还是需要“义”的存在，让公益善业在互联网时代的下半场发挥其独特的社会作用。深圳大鹏非遗文化村的创始人杨礼深是“古村之友”成员，他带着十几人花了三年时间，把被人遗忘，年久失修的小渔村盘活了起来。他使用当地建材原址重建，尽量维持原始渔村的风貌，既保护了村落山水生态格局和乡土景观，又赋予了其新的生命力，准确把握了古村保护和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平衡点，摒弃重建等于“拆”这种非黑即白的简单思维。除此之外，他还尽力弘扬当地文化，使改造后的大鹏村成为了结合乡村民宿、非遗体验、滨海旅游、摄影基地、田园厨艺的古村综合体，既实现了旧村改造，又保护了渔村特色；既促进了商业发展，又推广了非遗文化。

结语

古村保护已迫在眉睫，我们要认识到保护当中的一些形式化、片面化的举措，深刻挖掘古村背后的历史、社会、文化价值，重塑现代乡土文化凝聚力，全方位地推动乡村振兴。然而单靠某一方面都难以完成这一庞大长远的任务，“古村之友”整合了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等多方力量，形成了有效的乡村振兴模式，且结合互联网、高校赛事进行推广和转型升级，为古村保护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为公益事业的转型发展创造了可行途径。

参考文献：

[1]汤敏,邓惠玲.社会组织策动下的全覆盖保护活化古村落的模式探索——以“古村之友”为例[A].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上海建为历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文物保护社会组织创新与发展.第二届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论坛文集[C].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上海建为历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2017:9.

第7篇：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范文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甘肃省；农业保险

一、前言

乡村振兴战略旨在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保险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减贫、脱贫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从建体系、抓重点、求创新、强基础四个层面进行了顶层设计，并提出要持续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增加农保险种、有效提升覆盖面，科学确定保费补贴机制，增加财政补贴种类，探索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保险，完善农业再保险体系。甘肃省作为脱贫攻坚难度较大的省份，2020年已如期完成脱贫摘帽，但仍然要把巩固脱贫成果、防范返贫恶化作为重点工作。因此，加强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研究，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一）农业保险覆盖情况

近年来，甘肃省农业保险整体发展情况良好，各项指标稳步上升，覆盖率逐年增加。保费收入从2013年的5.73亿增长到2020年的19.13亿；保费赔付额从2013年的3.07亿增加到2020年的15.72亿；赔付率从2013年的53.56%增加到2020年的79.68%；保险密度从2013年的37.06元提高到2020年的131.52元；保险深度从2013年的0.095%增加到2020年的0.219%。据银保监会数据显示，近三年甘肃省累计签单保费44.5亿元，共赔付28.3亿元，其中直接受益农户301.5万户次，有力支持了农户的稳定增收和特色产业的良好发展。但据甘肃省2020年农户参保户数计划表显示，全省申报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村居民7203939人、1830158户，[1]仅占全年农村居民20460133人、5055097户的35.21%和36.20%，也反映出甘肃省农业保险的普及率还有着较大的增长空间。

（二）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农业保险因农业的弱质性而具有收益外部性、高风险性、高赔付率、高技术要求等特点，被界定为半公共商品，世界各国对其发展也都采用“市场+政府”“自愿+强制”的双向引导。我国自2004年试行“有政府补贴的商业化农业保险”，2007年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原则在全国范围推行。甘肃省农业保险亦采取“市场+政府”的经营模式，即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人保财险、中华联合财险、国寿财险、太平洋产险、平安产险、黄河财险等12家保险公司都担负着甘肃省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并且“每县经办机构原则上2家，不超过3家”，经办期限3年，通过竞争性磋商等简易程序确定服务地区，进而与地方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推进农业保险防灾减灾、助力农业灾后恢复生产。在中央保费补贴支持下，2007年开始逐步推进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如2007年在甘州、安定等地试点能繁母猪险种，2008年试办奶牛保险，2010年试办玉米制种保险，2012年在天水、庆阳、平凉等地开办森林保险等；同时，也开发了啤酒花、藏羚羊、牦牛、青稞、马铃薯、中药材等甘肃农业特色险种。目前，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已多达105个，覆盖羊、牛、薯、药、果、蔬六大主导产业[3]。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具有时空差异的资源禀赋结构导致甘肃省乡村发展的差异化分布，也使农业保险发展兼具背景性的共性问题与特性问题。

（一）甘肃省经济水平落后制约了农业保险发展

农业保险功能的有效发挥需要有充足的保险保障资金，该资金一部分来自保费收入，一部分来自投资收入。目前，为引导和支持农民参加农业保险，通常由政府财政为投保农户提供保费补贴，这就意味着地方经济水平好坏直接影响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对甘肃省而言，近年来，经济总量逐年上升，但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差距较大，长期以来经济体量位居全国末端梯队。2020年，全省GDP实现9016.7亿元，实际增速3.9%，总量仅高于海南、宁夏、青海、四省区；全省人均GDP约3.41万元，不及全国同期人均GDP水平一半。与此对应，全省财政收入亦有限，2020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74.5亿元，仅为广东省的6.77%、浙江省的12.07%。实体经济发展的落后，使得投入农业保险的财政资金不够充足，严重制约了全省农业保险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落后意味着农民收入低，限制了农业保险购买积极性。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44.3元，较2019年同比增长了7.4%，但仅占全国平均水平17131元的六成，居全国各省排名最低位次。这种农村居民的低人均可支配收入，再加上靠天吃饭的传统观念过于浓厚，对农业保险认知不充分，致使农村居民主动投保意识弱，直接影响农业保险的发展。

（二）农业保险供给力度有待增强

农业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国家旨在保护粮食安全和农业经济发展，但农业产业固有的低收益、高风险、高赔付率使农业保险盈利性较差，与保险公司的商业逐利目标矛盾。为此，国家自2010年起推出多项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如2010年5月财政部和国税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对保险公司为种、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比例减计收入；保险机构从事农牧保险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免征营业税及后续对应的增值税。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在2017年财政部的《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中再次延期至2019年底。此外，还允许经营政府给予保费补贴农业险种的保险公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巨灾风险准备金，具体按补贴保险保费收入的25%计提。甘肃省贯彻执行，即使这样，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成本和低保费收入下的优惠政策之比仍不及盈利效应，甘肃省还是农业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农保赔付率更高一些。这些明显抑制了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发展建设的积极性，整个市场政府主导力量明显，市场自发调节力度弱。与此同时，省内保险公司之间的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尚未完全建立，容易导致承保农作物的方位、面积等数据不准确，农业指标监测设施不完善，不利于承保工作的进行。各保险公司针对农业保险特色产品的开发创新力度也不足。目前，甘肃省农业保险覆盖了包含主粮作物、藏系养殖、森林在内的主要农产品，以及包含果树经济作物、特色养殖、蔬菜种植等在内的特色种养殖产品，但大多保险产品同质化现象明显，缺少市场竞争。同时，随着新型经营主体和特色经济林果类产品种植规模的增加，逐步开展了针对苹果、玉米的“保险+期货”试点，增开高原夏菜、羊肚菌、枸杞、李广杏、茶树、湖羊、绒山羊、黑山羊等11类品种的天气、价格指数保险；以及红花椒、核桃、油橄榄、藜麦、金银花、设施蔬菜、中药材等9类产品的收入保险。这些创新型险种总计20余种，仅占全部农业保险品种的18%，并且很多尚处于试点环节，未大规模推行，创新力度明显不足，理赔标准和理赔方式上的较大差异也影响了相关产品的信服度与普及率。随着市场主体的不断增多，规模种养殖大户越来越多的对理赔提出高要求，传统的成本保险已经无法满足农户化解风险的需求。与现有物价匹配的产值保险、收入保险成为主要需求，但现有产品表面创新多、质变节点少，尚未涉及到深层改革，这些都从供给层面影响着甘肃省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对策

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背景为依托，要想获得甘肃省农业保险的高质量发展，必须重点解决财政补贴、需求提升和供给增强三大问题。

（一）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增强财政补贴力度

经济有效增长是带动农业保险良好发展的动力，而农业保险的良好发展又可以推动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一方面，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甘肃省的特殊地理位置优势，顺应国家双循环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发展契机，积极推动省内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优化财政资源统筹，增加对乡村振兴等重要领域的财政支出比例，确保并逐步提升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另一方面，提高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利用效率。作为经济欠发达省区，甘肃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依赖程度较高。2010-2019年，全省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均值仅为0.463%，而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均值却达到1.658%，全省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比值从2010年的4.153倍增加到2019年的4.654倍。[4]财政部数据也显示，2013-2018年，中央对甘肃省财政转移支付总量（不包含税收返还）从0.16万亿增加到0.2万亿。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已成为甘肃省财政支出的主要来源。以财政补贴为主的农业保险在甘肃省试点以来，中央、省级、市县三级财政补贴比例分别约占40%、25%、15%，2007-2019年，累计政府保费补贴61.23亿元，占保费收入的83%，其中，中央、省级、市县级各自累计补贴额为25.66亿元、21.69亿元、13.89亿元，[5]中央补贴是主要构成。2020年，全省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9.13亿元，按照“财政补贴资金计划”，中央补贴3.49亿元，省级补贴5.04亿元，分别占保费收入的18.24%和26.35%。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在甘肃省加快经济发展同时，资金缺口仍需中央政府补贴，因此，既要积极争取中央财政专项转移补贴，还要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强资金使用监督，避免寻租、资金缺位错位使用情况，确保资金用在最主要的地方。此外，一些特色性、经济价值高的果蔬类农产品，农民投保需求受到地方财政压力和省政府保险任务计划限制，只能部分投保，保险覆盖率较低，亟需财政补贴的持续增加。乡村振兴需要继续推进“一县一品”“一村一品”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相关农业保险则因产品特色多处于创新试点环节，并由县级财政主要补贴，而省内高贫困率意味着多数县级政府地方财政有限，无法承担高额保费补贴，保障规模有限；农民的低收入也制约了自缴保费比例不能太高，这就导致“全而弱”的恶性循环。从长远发展来看，甘肃省农业保险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仍需中央财政的大力扶持。

（二）提升农民需求

提升农民需求是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根本。按照目前甘肃省农业保险中确定的中央补贴品种，除育肥猪实行“成本+目标价格”保险、由农户承担20%的保费以外，其他实行成本保险，农户承担保费占比5%-30%不等。其中，承担比例最低的是公益林，农户仅分摊5%；商品林分摊比例最高，需分摊30%；马铃薯、能繁母猪农户分摊20%，玉米、棉花、冬小麦为15%，青稞、藏系羊、奶牛为10%。苹果、中药材、肉牛、肉羊、蔬菜、鸡等省级补贴品种则区分农户贫困程度，贫困户承担10%，非贫困户承担20%。与此同时，作为成本保险，相关补贴品种的保额根据开办时的物化成本确定，从300元到10000元不等，费率从2%到6%不等。据统计，2007年，全省农户自筹保费546万元，占总保费收入13%；2019年，自筹保费33380万元，占比20%；2007-2019年间，农户累计自筹保费12.02亿元，仅占保费收入的16.3%[6]。传统补贴品种保额与现行物价增长速度的脱节，使农户享受低费率同时，又认为成本投入和保险赔付之间有差距，尤其是设施投入大的高经济价值农产品，更因保障程度不高而降低了农户投保意愿。这就需要依托乡村振兴战略，在产业脱贫的基础上积极推行产业振兴，提升农户手工技能，增加稳定的从业工资收入和财产净收入，从而可持续地提高农户可支配收入，在现有消费基础上满足农业保险费用开支的增长，从根源上缓解甘肃省农业保险投保率低的现状。此外，还需加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改善农户传统“认栽”观念。在偏远农村地区，保险普及力度并不乐观，一些农户只知道社保，对农业保险知之甚少。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的政策环境下，乡村干部以及农业、保险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应深入村社，积极开展农业保险普及宣讲会，为农户们讲解农业保险的专业知识和理赔案例，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让农户意识到“以小换大”的风险防范重要性，了解农业保险的功能，积极配合国家政策的顺利开展，增强参保积极主动性。同时，利用“抖音”、“快手”等民间流行并易于接受的短视频方式，找当地已参加农业保险并获益的农户做代言，多做产品介绍和优惠政策宣传，从而提高农业保险投保率。

（三）提高保险公司供给积极性

1.继续推行并落实财政部规定的有关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提升税收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鼓励并吸引保险公司主动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提供更多的农业保险服务，积极协助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2.引入更完善的竞争机制，建立多元主体的农业保险市场。截至目前，甘肃省尚未有专业性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开展服务，农业保险由综合性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并只占各经营主体业务的小部分，这就使服务专业性欠缺，在产品设计和费率厘定及条款制定上专业性不强，提供服务的积极性和质量也劣于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未来可以在提升经济发展、确保并增加地方补贴的基础上，吸引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来甘肃拓展业务，增加市场竞争力，提升服务质量。3.规范保险经营管理，提高理赔效率和精准度。《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地方政府要结合自身财政情况增加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引导保险机构到农村基层网点，下沉服务重心，开拓新型农业保险产品试点范围。因此，一是甘肃省政府要进一步结合乡村振兴发展需求，科学确定保费补贴机制，推动“以奖代补”政策的试点；二是现有从事农业保险的各家保险公司应加大对农险业务的重视，积极创新农业保险产品类型，增加对乡村振兴中“一村一品”的高经济价值特色农产品保险保障，明确理赔范围，做到精、准、细。在现有成本保险为主，试点产量指数保险、价格指数保险、产值保险、“保险+期货（权）”等产品形式的格局中，根据保障对象的特殊性，试点成熟后逐步推广普及。三是提高理赔服务质量，及时赔付，增强保险信誉度，提升农户投保热情。四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拓展农业保险的产品宣传、开发创新，完善省内“互联网+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推进农业保险承保的电子化发展。

参考文献

[1]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计划的通知

[2]甘肃省保险行业协会.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召开农业保险工作联席会议[OL/ED].

[3]王曼丽.甘肃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D].2021年甘肃农业大学硕士论文，第18页；

[4]李永海、潘菊霞.甘肃省财政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J].陇东学院学报2021（5）：33-37；

[5]王曼丽.甘肃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D].2021年甘肃农业大学硕士论文，第19页；

第8篇：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范文

根据《自治区直属党委区直机关工委关于2021年机关党员干部春节回乡开展调研活动助力乡村振兴的通知》（桂直工发〔2021〕3号）文件精神，结合2018年5月10日出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桂政办发〔2018〕46号）与本人工作经历，特选取产业发展（农业产业）、基础设施（交通设施）作为此次调研的重点方向。

为响应国家关于疫情防控的工作需求，同时调研范围广，时间紧，在必须满足防控要求的前提下，此次选取户籍所在地-广西东兰县花香乡（重点为乡所辖下的花香村）作为此次调研的区域，主要通过采取发放电子问卷调查、电话访问、面谈访谈等方式进行，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花香乡基本情况概述

花香乡位于东兰县东部，东与金城江区九圩镇、北与金城江区三旺乡、南与大化县板升乡交界，西与长乐镇、大同乡、隘洞镇等乡镇接壤。乡政府所在地花香村距县城48公里，全乡面积210平方千米，总耕地面积1177.77公顷，其中水田790.13公顷，旱地387.64公顷。截止2020年5月，从东兰县人民政府网站获知：全乡辖11个行政村，239个村民小组，364个自然屯，年末总户数5899户，年末总人口数为21135人，居住着壮、汉、瑶、苗、侗、毛南等6个民族。花香乡地理位置优越，有东兰"门户"之誉，是东巴凤经济发展的重要交通枢纽。

花香乡农业产业情况：主要农作物有水稻、玉米、黄豆、红薯等，经济作物有大蒜、李果、油茶、甘蔗等，畜牧业以养猪、牛、羊为主，产业类别较多，但产量产值不高。

花香乡交通设施情况：全乡约有16条村级道路，894县道和976县道贯穿全乡，尤其894县道，原是东兰县往返河池市的必经之路，得益于此道路优势，花香乡曾跃居东兰县经济排名前列。

二、调研时间和调研对象

调研时间分为两期，第一期于春节放假前（2021年2月1日至2021年2月8日）采用电话访问和发放电子问卷调查的形式开展；第二期于春节放假时间（2021年2月11日至2021年2月17日）采用面谈访谈的形式开展。

为使调研资料收集更具有真实性、针对性和时效性，特将调研对象分为两类：一是花香籍在外工作人员，二是非花香籍的外来工作人员。具体对象涉及农业产业和交通设施的政府工作人员、企业员工、个体户及闲散就业人员等。

三、具体调研内容

根据调研对象的不同分别制定调研的具体内容，总体包括如下：

（一）从事的行业。

（二）对农业产业与交通设施的意见与建议。

四、存在问题和建议

经过为期15个日历日的调研，发放电子问卷调查300余份，收回有效调查卷236份；电话访问50人次；回乡面谈访谈15人次。现将调研对象所反馈的材料整理汇总如下：

（一）农业产业基础薄弱，没有优势企业，特别是缺少龙头企业的进驻引领发展。农业现代化技术不普及，应对灾害气候能力不强，生产水平不高，易受市场冲击，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不高。

（二）贯穿花香乡境内的主干道长乐镇至九圩镇二级公路还在建设，且进度较慢，极大增加了全乡人员的出行时间和成本，制约着全乡的经济社会发展。

（三）全乡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季节性缺水的顽疾未完全解决，需送水给群众的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近几年的春节期间仍存在缺水现象，农村饮水问题突出。

（四）对乡贤的回流引进急需加强，让乡贤能真正回得来、住得下来，专心为家乡贡献自己的热情。

五、启发与个人建议

饮水思源，做为一名土生土长的花香人，结合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经历，经过此次调研，更引发了我对花香乡关于乡村振兴的思考：

（一）要将产业振兴作为重中之重。当前农业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应当引起当地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如可参照原先我曾主持或参与几个县份做的产业振兴规划项目，选择两到三个产业作为优势特色产业积极培育与发展，以点带面，同时组织专家把脉会诊和外出学习“取经”，建成乡级示范样板项目，进而提升自身的产业品牌效益。

通过了解，目前花香乡有乡级业示范园3个，村级示范点8个，包括桑蚕、大蒜、山羊、油茶等产业。政府应选择优势产业，以重点企业为抓手，加快现有农业企业、合作社信息化建设，培育壮大一桑蚕、油茶等电子商务企业，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带动农产品销售，推动农业产业快速发展和全乡农民脱贫奔小康。

（二）加强项目带动，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一是重点

发展产业道路交通设施。乡政府应加强与县委县政府的沟通汇报，尤其是获得发改、财政、交通、扶贫办等项目主管部门的支持，积极解决我乡服务于产业发展的道路建设问题，尤其是解决在建二级公路项目进度缓慢，资金不到位的问题。花香乡应积极破除修路与致富难题，减少产业运输成本，进而为产业发展提供基础设施的保障。同时，也应当加强与农村信用社等当地金融机构的合作，为解决道路资金和农业发展瓶颈提供实惠的资金支持。二是优先发展农田水利。加快落实政府所在地和人口聚集区集中饮水工程，解决饮水难问题，进一步修整完善农田水利渠道，努力争取农村家庭水柜、田头水柜指标，大力实施水源保护和净化工程，确保人畜饮水充足安全。

（三）乡贤是乡村振兴的宝贵财富。改革开放以来，从花香乡出去当干部、做学问、办企业的人很多，这些人有知识、有人脉、有能力，也有家乡观念和乡愁情结，愿意为家乡发展做点事。个人认为，还是要从制度安排上做些探索和突破，要让乡贤能够回归农村作贡献。建议学习兄弟乡镇-三石镇对于乡贤回流的先进做法，重视乡贤，制定相应的回流引进方案或者制度，让乡贤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为建设花香乡的乡村振兴事业做贡献。

（四）继续加强党委对乡村振兴工作的领导力量，推动各项工作高效落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加强乡党委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关事项、重大项目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更好地发挥各职能部门作用，提高工作效率，全面落实各项任务。同时，建议切实加强党委对农村党支部书记队伍的建设以及对乡内年轻人的培养，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要在这方面继续加大制度探索和创新。支部书记选得好，可以成为带领村民致富的一面旗帜，年轻人也是未来建设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我相信，在这样从横向到纵向的引领和发展下，我乡的乡村振兴事业会走在全县的前列，农村生活会越过越红火。

广西壮族自治区金城江公路养护中心

养护与工程管理科吴胜平

2021年2月18日星期四

附件：

1.电子问卷调查一

2.电子问卷调查二

电子问卷调查一

尊敬的女士/先生：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回答此问卷。本问卷旨在了解您对花香乡农业产业与交通设施的一些看法。调查的结果仅用于相关的科学研究。感谢您的支持和配合！

您所分管的部门：

￡农业

￡交通

￡教育

￡其他

您对分管部门的意见与建议：

电子问卷调查二

尊敬的女士/先生：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回答此问卷。本问卷旨在了解您对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产业与交通设施的一些看法。调查的结果仅用于相关的科学研究。感谢您的支持和配合！

您所从事的行业：

￡农业

￡交通

￡教育

第9篇：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范文

乡村振兴，文化为魂，乡村文化振兴为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目标”的实现提供着文化支撑。近年来，在区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区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持续推进基层文化阵地建设，着力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挖掘自身文化特色，在落实乡村文化振兴工作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和不足，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一、我区乡村文化振兴工作取得的进展

（一）努力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一是建成区级“两馆”。争取并投入2000万元对X图书馆、文化馆分别进行改造装修、购置设施设备，公开招聘文化系统辅助人员24名。同时，按照图书馆总分馆制要求，在市局、市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下，建设了X镇、X乡等4家乡镇图书分馆，在X社区、X社区等5家社区设立图书服务点，配备借还阅览设备，开通网络化、数字化文献资源服务，实现总馆、分馆和服务点之间“馆际互借、通借通还”。二是公共文化阵地提档升级。通过新建、改建、资源整合等方式加大乡镇、村（社区）文化阵地建设。X镇、X乡等7个文化站独立建站、功能齐全，免费向群众开放；X镇文化站正在建设中。支持帮助X镇文化站就近与社区文化阵地共建共享。全区106个村（社区）已有98个按照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九个一”建设要求进行功能和服务的改造，其余8个村（社区）因高铁建设拆迁等原因正在新建。通过争取项目资金或自筹资金的形式向基层配发电脑、桌椅，建成标准化乡镇、村（社区）电子阅览室60个。全区巩固完善农村数字卫星农书屋104个、农村固定电影放映室12个。每年为乡镇、村（社区）图书阅览室配发价值10万元的图书、光盘。三是完善信息资源设施设备。不断加大农村信息共享工程覆盖范围，乡镇综合文化站、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宽带网络全覆盖，无线WiFi网络服务逐步完善，信息化条件明显改善。新建小区网络入户实现全覆盖，有线电视入户率逐年提升。投入48万元为900户远郊住户办理了“户户通”，并协调市广电网络公司做好辖区广播电视普及维护，群众在家上网、看电视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四是加强文艺人才队伍建设。每年举办4期200人的文化专兼职人员或文艺爱好者技能培训班，并选派1—2名文化管理人才到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学习，提升整体队伍素质水平、增强业务能力。截至目前，共培育发展378支业余群众文艺团队，其中星级群众文艺团队17支，拥有剪纸、刺绣、唱歌、跳舞、编创等技能的文艺人才50多人。组建完善包含1339名志愿者的文化志愿服务队伍，作为文艺人才后备库。基本健立了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人员稳定、一专多能、门类齐全的高素质文艺人才队伍。

（二）加大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力度。一是文化惠民活动广泛开展。乡镇综合文化站、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每周免费开放时间不低于42小时，经常性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或文艺技能培训。年均举办“X”广场演出20场；开展“文化惠民·送戏下乡”演出60场；指导基层组织文艺演出、比赛、全民阅读等活动300多场。每年联合X京剧院、市文化艺术团及X星级民间文艺团队在村（社区）、中小学校或慈善机构开展文化服务和文艺演出活动100多场。联系市辖电影公司到我区放映电影年均1000多场。全区实现了一村一月放映1场电影、全年观看3场以上文艺或戏剧演出的目标。二是组织文化志愿服务活动。连续3年持续招募注册文化志愿者1300余人。累计发展星级群众文艺团队17支，其中五星级团队3支、四星级团队6支、三星级8支。每年开展文化宣传、文艺培训、作品创作、慰问演出、文化扶贫等志愿服务活动150多次。文化志愿者典型带动影响力不断扩大，志愿氛围日渐浓厚。三是丰富文化产品供给。挖掘乡土专家、草根明星，培养草根团队，定期组织业务培训和编创指导活动，不断生产贴近X区情、群众生活的作品。发展9支拥有固定活动场所、成员稳定、具备创作和演出能力的注册法人文艺团队，并通过政府购买文化服务的方式给予扶持。整合区级部门资源策划实施“文明相伴X”文艺作品创作“赛事”，形成了《X》《X》等原创歌曲、书画、舞蹈、曲艺、摄影、微电影等作品1200多个。四是推进文化旅游互融共促。结合乡村休闲旅游活动，为民间文学、音乐、舞蹈，传统戏剧、美术、技艺、医药和民风民俗等搭建平台，开展宣传推广活动。通过“特色旅游商品评选”活动挖掘推出刺绣、烫刻、剪纸、串珠等一批文化旅游特色商品。年均举办“桃花节”“旅游嘉年华”“葡萄节”等旅游节会活动8场，旅游搭台、文化唱戏、产品叫座，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推介效果。

二、存在的问题

（一）在公共文化方面。一是硬件设施重“建”不重“管”。一些乡镇的村级农家书屋存在被挤占甚至废弃的现象，书屋内图书种类不齐、更新缓慢，体育器材损坏后无人维修；二是服务供给“曲高和寡”。以“送文化下乡”为例，乡村电影放映已不再受村民追捧，部分文艺演出、讲座的内容不对群众“口味”，且缺乏受村民欢迎的原创性、群众性、地方性的文艺作品；三是传统文化明显衰落。传统节庆和风俗在我区农村的氛围与影响力正在逐步减弱，不少区域性非遗项目得不到及时挖掘与整理，很多非遗项目后继无人。

（二）在保障投入方面。一是对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部分基层组织和干部将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看成“软指标”而非“硬任务”，工作主动性不高；二是财政和社会资本投入不足。目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主要依靠中央等各级财政投入，我区多数镇文化站、村文化中心的日常运行经费捉襟见肘。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方面存在空白；三是人才支撑保障不够。乡镇文化站和村级文化中心文化专干队伍存在兼职借用情况，工作力量不足、精力不够。农村严重的“空心化”，让乡村缺少文化活动创作者和参与者。

（三）在文化与产业融合方面。一是农旅融合发展不足。政府对乡村文化产业还缺少专门政策与规划，现有政策散见于三产融合、乡村旅游、乡村振兴等相关文件，农业、文化、旅游产业在区级层面还是分行业规划、分部门管理，部门之间很难做到“结合”。二是特色农产品与文化元素结合不够。文化元素对乡村各产业渗透、对企业的支撑都不足。农村传统手工艺品、土特产的创意、设计、工艺、品牌水平都很初级，乡村旅游对乡土文化内涵挖掘不到位，发展业态单一，对消费者吸引力不够。

三、对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的建议

（一）完善政策保障措施。一是健全目标考核机制。提高各级单位对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的重视程度，把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目标任务细化、量化，并将工作成效作为年终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二是健全财政投入机制。将镇村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和农家书屋的运维经费、乡镇文化站活动经费、工作经费一并纳入各级财政经常性预算，每年为农村地区非遗项目认定保护、乡土特色文化挖掘和文化品牌打造计划专项经费。同时通过乡村自筹、单位帮扶、社会募捐等方式吸纳民间资金参与；三是加强经费整合管理。整合乡镇的文化、卫生、教育、农业、党建、综治、体育等方面的宣传文化经费，形成统一的宣传文化经费管理和使用机制，做到文化资金专户、专账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水平。

（二）创新运行管理思路。一是加强设施配套建设。对现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设备使用效益进行评估，整合添置基层宣传文化、科学教育等基础设施，着力抓好镇村文化服务中心、农家书屋、文化广场、家风家训馆、村史馆等文化阵地建设与优化；二是增强“文化下乡”精准度。丰富乡村文化活动内容，建立图书室互通、电子资源共享的区、镇、村三级文化服务资源共享机制。开展类似“你选书，我买单”、城乡文化社团的结对帮扶、非遗传承项目扶持等活动，征求满足乡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实现文化下乡精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