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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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范文

一、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研究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

1.运用理论解释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其具体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这个矛盾如果一直发展下去，必然会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引起社会生产的比例失调，从而导致整个经济体无法正常运行。二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引发生产过剩的情况，一旦生产过剩越加严重，加上经济体运行不协调，积累到一定时候，金融危机就会爆发。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就是生产过剩所引发的，次贷危机将美国的虚拟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泡沫，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成为此次金融危机的最大诱因。

2.从美国金融体系制度的方面研究

次级房地产按揭贷款让美国人形成了超前消费的方式，在这段时间内虽然成就了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但也在发展的背后潜伏了巨大的泡沫和坏账隐患。其次，美国的大部分金融机构将次级按揭贷款证券化，巨大的泡沫转嫁给投资者。加之美国经济结构比例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过高，制造业所占比例很低，使得美国在制造业方面一直以来依赖进口，贸易逆差大，居民储蓄少，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严重失衡。最后，美国金融机构片面追求利润而盲目扩展业务范围，致使美国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美国本土本来就缺乏实体制造经济，而在这种环境下，信息科学技术成为了虚拟资本投机的工具，为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马克思《资本论》关于金融危机的相关论述

（一）从马克思信用理论看金融危机

马克思在一百年前提出的信用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信用的二重作用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对现阶段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有着很好的解释。

马克思在讨论信用与虚拟资本时就指出，信用不是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还是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信用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加快了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产生和爆发。马克思认为，所谓信用就是借贷行为，借者和贷者之间发生的关系就是信用关系。他指出：“信用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一般地就是贷和借的运动，即货币或商品的只是有条件的让渡的这种独特形式的运动。”可见，信用就是商品交换中的延期付款或货币借贷，是以偿还条件的价值的单方面运动，体现着交易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

（二）从马克思危机理论对金融危机本质的分析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危机理论是从社会制度层面去寻找经济危机的根源，他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那么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资本主义无法消除产生金融危机的根源，决定了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金融危机的这种周期性使资本主义再生产也表现出周期性，这种周期包括了四个阶段：危机、萧条、复苏和繁荣。

关于金融危机，马克思说：“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来到了。”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而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我们用马克思危机理论对美国的次贷危机进行系统分析后可以发现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华尔街里贪婪的资本家和最大限度盈利的欲望，使其借助信用关系和房地产行业相互推动以及信用链条的衍生功能，从而掩盖了生产无限扩张和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因此，借用马克思的逻辑：资本制度的内在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金融危机。这样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整个金融危机的产生过程。

三、《资本论》对我国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启示

（1）要一如既往的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如前所述，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不仅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还要以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己任，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自觉地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的意图，保证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2）对于我国中小企业而言，应该加快和完善中小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提高中小企业经营者的素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正确确立企业的发展目标等，这样才能构建起中小企业信用管理体系，这是其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疏通和扩大融资渠道、保持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所在。

（3）不断完善分配制度，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收入分配是影响社会有效需求的直接因素，如果一个国家的分配制度不合理，导致贫富差距过分悬殊，两级分化严重，劳动者收入过低，在社会财富中所占的比重过小，这就必然会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爆发。而我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日益严重了。因此，完善分配制度，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4）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经过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对加快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经济活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起着有效的作用。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市场不是万能的，它也存在着自身的一些缺陷，如市场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现象。为了弥补市场调节不足，防止市场失灵，我们就必须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力度。另外，我国国民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树立正确的投资消费观念，具备应有的危机意识和防范意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5.

[4]张克难.金融危机“捧热”马克思巨著：《资本论》热销说明什么[N].报，2008-06-25（A10）.

[5]高航.金融危机下企业经济性裁员问题与对策探析[J].经济视角，2009（8）.

[6]顾钰民.用理论科学阐释金融危机[J].研究，2009（1）.

[7]吴挺.马克思不是预言家，是路标 [N].东方早报，2008-10-31（A16）.

第2篇：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范文

我们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并没有回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不可避免的会导致经济危机。然而，在其社会学系统理论的分析视域下，经济危机并不必然与阶级斗争相联系，而且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阶级统治的政治匿名化被社会匿名化所取代。哈贝马斯尽管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他否认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革命而解体。他的结论是，“重新组织经济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他认为彻底变革经济基础的革命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逐步演化成一种改良的理论，而且他在改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成为了资本主义的辩护人。

由系统控制危机到社会规范危机的转换过程

上文中我们肯定了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尽管这一根源对于他的危机理论来说似乎无足轻重。因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哈贝马斯“危机”概念的真正内涵，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危机理论的实质。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开篇之处是这样论述“危机”范畴的:“我们把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我们把一个过程说成是危机，这样也就赋予了该过程一种规范意义:危机的克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

可见，哈贝马斯一开始就是从控制与规范之间关系开始构建其危机理论的。哈贝马斯首先介绍了社会科学范畴的系统论危机概念，从这一角度讲，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但哈贝马斯认为，只有系统控制危机使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也就是社会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受到破坏时，才会形成社会危机。因此，哈贝马斯强调:“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该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的关系。”为此，哈贝马斯引进了“生活世界”这一范畴，并将生活世界与系统这两个范式联系起来。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蕴含着一个社会的规范与价值，生活世界规范结构的正常运行，服务于社会整合，又依赖于社会认同;而系统仅仅关注于社会系统自身的控制机制与原则。因此，“危机分析要求一个能够把握住规范结构与控制问题之间关系的分析层面。”

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危机就是控制机制对社会规范结构的破坏，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下面让我们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看看系统控制危机如何转换成社会规范危机，也就是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具体内容。哈贝马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不是政治性的阶级统治，而是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经济系统同时承担着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双重功能，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属于纯粹意义上的系统危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依然有其自身的组织原则，政治系统为避免经济系统的功能失调，用整体计划调节经济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场机制。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被转化成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不同组织原则、不同控制手段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行政行为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反而会使政治系统自身陷入危机，经济危机转化成行政合理性危机。哈贝马斯借用经济学的“投入”与“产出”模式来分析政治系统危机倾向:“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

因此，“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转嫁的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哈贝马斯阐述了行政合理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行政计划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根源还是在于经济系统自身的“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结构性矛盾，简单的说，就是国家行政手段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弥补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弱点，承担起协助市场的任务，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入系统。”

行政行为一旦介入经济危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对经济系统的诉求马上转移到政治系统上。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指出，行政合理性危机会通过国家机器的瓦解的方式取消其合法性。合法性丧失，意味着国家行政行为无法维系原有的合法性规范。如果说行政合理性危机指的是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缺乏理性，行政行为无法满足经济系统的控制指令的要求。那么合法性危机则是指，行政行为在干预经济危机时所作的各种控制命令即便有效，也破坏了原有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生所谓的“动机危机”，无法再提供满足合法性需求的意识形态和规范价值体系，社会主流价值与制度受到质疑，大众忠诚丧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系统控制到社会规范这一危机的转换过程。哈贝马斯从经济系统的控制原则入手，但其理论落脚点却是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危机理论的核心是合法化危机，而合法化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重点不在于经济危机，他更无意于探讨经济危机背后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他认为经济危机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合法性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危机形式，而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在哈贝马斯这里。社会危机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由经济基础转移到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意味着，行政行为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无法确立或维持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无法从社会文化系统汲取行政行为正当性的资源，无法对行政合理性进行论证。如果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做出论证，则必然会陷入合法化机之中。合理性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却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机，是合理性危机通过社会文化系统的转换，是系统整合危机向社会整合危机的转换。“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

社会文化系统自身的危机表现为动机危机，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与家庭职业私人性原则是最重要的动机模式，对政治系统与经济起着重要的维护作用。正是这两个模式遭到系统的破坏，形成动机危机，进而影响社会系统整合。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系统与社会整合密切相关，对社会整合起着决定性作用。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之间关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即受到金钱和权力这两种手段的控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各种社会系统以不同的机制和原则破坏了生活世界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出失调，规范结构无法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据，造成合法性危机以及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化。”

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合法性危机必须追溯到对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为政治系统意义储备变得越来越贫乏。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需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和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因此，“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

在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范畴中，“认同”或者说“承认”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危机”是哈贝马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逻辑起点，“认同”则是其理论的落脚点。现代政治合法性论证的第一要义就是民众的认同原则，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同时，他对于合法化危机实质的剖析，也为危机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过交往理性的重构，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规范价值体系，从而消除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断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并且试图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探求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实质与解决途径，实质上是否定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因此也注定了这一理论的乌托邦命运。然而，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以社会系统角度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同时也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特别是哈贝马斯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合法性危机的实质，以及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文化系统的干预等方面的剖析与阐释，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强文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1)深化经济改革，避免产生危机的结构性矛盾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价值规律在市场资源配置方面起了基础性作用。但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矛盾不断积累。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改革滞后的主要表现是，政府支配的资源过多，过分主导资源配置，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问题未解决，抑制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一句话，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哈贝马斯在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时候指出，“如果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还继续存在着经济危机倾向，这就表明，国家干预资本运作过程的行为和交换过程一样，也服从于自发的经济规律。”

上文中所提到的行政合理化危机，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行为未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我国目前体制改革的关键就在于使政府能够更好地、更理性地为经济和市场服务，这也是转型期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任务。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系统的危机具有自发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期性规律。而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危机的干预，使危机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同样的风险与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发展与保持稳定，但不能以发展与稳定为托词而拒绝深化改革，这样只会削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更有可能增加不稳定的因素。行政理念的转变与行政能力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不断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有效防止政府行为对经济的过当干预。否则，政府的干预行为不仅不能解决经济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且使经济的问题诱发政治的问题，造成社会民众对国家政策、政府行为甚至于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并进而引发哈贝马斯所谓的“行政合理性危机”与“政治合法性危机”。

另一方面，经济系统危机根源于其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结构性矛盾，而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的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明显，例如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与失业问题，市场投资过热与购买力低下问题等同时存在。生产要素结构性的矛盾不仅会导致生产的不平衡性与经济滞胀，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经济领域结构性矛盾越积累越严重，只有靠改革而不是一味的发展才能解决。只有理顺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以及社会各系统之间关系，不断调整与完善经济结构才能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既得利益的阻挠与反对，使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各种危机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并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解放思想，事实求是，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积极探索高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物质保障;同时又要鼓励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不断探索劳动与资本有效的结合方式。一句话，只有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各种结构性矛盾以及所引发的一系列危机才能得到缓解与避免。

(2)加强文化建设，增强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

哈贝马斯为我们揭示了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危机转换过程，并指出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虽然与行政合理性危机同属于政治危机倾向，但合法性危机并不是系统整合的危机，而是社会整合的危机。社会文化系统遭到破坏，社会规范价值体系遭到质疑，严重威胁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哈贝马斯批评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行政行为对公共舆论的操纵，“政治系统承担起规划意识形态的任务……文化系统特别能抵制行政控制:意义从来都不是用行政手段创造出来的。对符号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消耗掉虚拟的有效性规范力量。获取合法化的‘方式’一旦被看穿，对合法化的追求就会不战自败。”

认同是意义的来源，但现代文化产业与意识形态不但不能满足意义生产的需要，而且还会消耗原本就有限的意义资源和价值资源。行政行为对社会文化系统意义生产的介入，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一种特殊的政治利益，利益导向取代了共同价值取向，传统的意义资源和价值认同就会丧失。哈贝马斯上述之见解固然有失偏颇，也诚然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直到近些年来，我们才意识到文化建设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目前整个文化确实导致了认同出现了危机。我国现在面临着一种“文化失衡”现象:传统的价值观念与社会规范，在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的冲击下，已经无法为社会发展提供必要道德规范与价值支撑，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焦虑心理直接影响社会价值的认同与政治合法性的认同。这既是多年来只重经济发展造成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与我们过去文化建设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同时强调，要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一方面，我们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和基本道德规范，以此来应对认同危机与合法化危机可能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必须规范政府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发挥，在文化建设中，政府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既不能越位也不要缺位。

要把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与人民群众现实诉求与精神需要结合起来，要防止自上而下政治说教，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并形成共识。“作为‘统一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信念’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在充分的民主协商、公共讨论之后形成，必须是社会各阶层在这种讨论和协商之后形成的共识，而不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圣旨。”

第3篇：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范文

关键词：合法化；危机；社会信任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3）—07-0046-01

我国当前面临国家社会日益市场化和货币化的趋势。社会中各层面、各领域的人群都已感受到了当下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弥漫于中国社会的各个细胞内部。近年来，慈善机构中国红十字会就由“郭美美”的炫富事件，引发其严重的信任危机，被公众视为一个不透明、不规范的慈善机构。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也曾由于现代技术的高度增长与管理和控制的过渡加强而产生一系列领域的危机。哈贝马斯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其合法化危机思想，其理论对于破解我国社会当前存在的信任危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合法化危机产生的根源

实事求是地说，现代中国当下的社会信任危机并是唯有我国在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时期才能遭遇的一个独有的问题。有学者指出，“现代性自身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缺陷，由此引发了现代性危机”。但是，我国的社会信任危机有与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存在本质区别。毋庸置疑，经济危机等其它三种危机比较偏离我国社会当前的实际状况。唯有第三种危机，也就是合法化危机在某种层面上应当比较接近于我国当前信任危机的一些特征与因素，对其产生根源的部分核心论述对于破解我国社会当前的信任危机也可稍作借鉴。

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合法化危机，简言之即广大群众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原则和形式产生怀疑。哈贝马斯主要从两方面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根源：

其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了一个自身无法克服的悖论之中：一方面必须实行国家干预，以解决市场机制下经济功能失调而频繁发生经济危机的问题，以此来减轻经济危机对群众物质生活的危害从而获得他们的忠诚和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国家实施干预活动，其统治形式又会受到群众的怀疑，从而失去合法性基础，因为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以及“自由竞争”、“公平交换”的等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于是，矛盾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冲突也就随之而来。这种冲突是产生合法性危机的一个重要来源。

其二，更为根本的是，国家的干预和行政指令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也侵入到社会文化系统。对文化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将它原有的规范力量消耗殆尽，社会文化系统越来越无法向政治系统投入必须的群众忠诚，以满足其合法性的需求。由于国家干预，原先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政治化，促使社会成员对国家提出了更高的合法性要求，使得政治统治对合法性的需求比例增长，以致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失调。

由此可见，合法性危机实质上是由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危机所决定的，即由“动机危机”决定的。

二、对我国社会信任危机的道德考量

近年来在我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国社会正在面临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信任危机，有人已经把此称之为中国社会的“全民不信任运动”。从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等事件一直到毒胶囊事件，食品安全问题一直围绕在我们身边，这是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的问题。

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商家的利欲熏心，政府部门的管理和控制的疏忽，使得这类事情仍在不断的发生。深入探讨就会发现，社会的信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政府是否有自信；其次是老百姓对政府是否相信。

在经济日趋快速发展的今天，不可避免的出现不良商家的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合法化行为代表着一种“人权”，及人心所向，每个人都秉承着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当危机事件发展时，我国的民众首先想到的就是对于政府的依赖，也就是说人民对政府有着一定的信任度。每个人都希望通过政府的努力以及措施使得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尽量避免类似事情的重复发生。相互信任是社会交往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条件，社会作为一个人群共同体，其存在离不开一定的社会信任。社会信任的缺失，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而要扭转这种状态，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这需要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共同努力。

第4篇：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在理论框架下，对美国次货危机爆发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虚拟资本的生成与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运用理论分析研究金融危机的意义三方面来时这场金融海啸进行解读。

从2007年夏美国开始爆发次贷危机，到2008年秋全面恶化，独立投资银行模式在美国消失，金融市场几近崩溃。虽然美国政府实施了规模空前的救助行动，但并未消除市场对美国经济的担优，危机进一步向其他国家蔓延，一步步演变成如今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笔者认为，除了从操作层面来描述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技术性失误和政策性弊端以外，还应当运用观点来分析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和实质，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来加以认识。

1.金融危机产生的可能性

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货币的出现，生产过程之前和之后的交换产生了时空上的分离，一旦这种分离导致商品卖出受阻，商品价值不能实现的危机就会发生。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商品和货币在价值形态上的对立和必须相互转换，资本运动过程中才出现了经济危机和货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首先，商品买卖分为两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分离，使货币与商品转化出现随机性、不确定性。因为卖出商品取得了货币的人，不一定立刻购买，这意味着货币退出了流通，而商品却在市场上等待。这种买和卖的分离或独立就使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包含着中断或危机的可能性。其次，随着信用的发展，商品买卖中商品与货币不是同时出现，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出现在未来。如果一个企业依托信用所发生的商品交换的债务债权不是恰好在同一时期内相互抵消，而且它所获的进款不能清偿债务，就出现了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

2.虚拟资本与金融危机的发生

虚拟资本的运作直接表现为分配和交换关系。虚拟资本并不直接进人生产领域，也未直接用来消费，它处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中间环节。一般来说，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是没有生产成本的，其价格取决于人们在市场上对它的估价，也就是取决于人们对这类资产未来收人的预期。因此，可以将这类资产的价格看作是由人们观念支撑的价格系统，包括地产、证券、无形资产等，构成了虚拟资本系统。虚拟资本积累，在通常情况下是可以与实体资本积累相脱节的，即虚拟资本积累反映的价值符号可以与实体资本的真实价值无关。虚拟资本的量与实体资本的量不一致，且信用经济越发达，虚拟资本的量就可能更多地超过实体资本的量。一旦超量过大，交易主体的预期和信心就会受到冲击，虚拟资本量相应会急剧缩小，这就可以直接引发金融危机。据马克思分析，虚拟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就是货币金融危机发生的基础和条件。在这种金融系统超常发展条件下，只要证券市场的资本注人停顿、银行收缩信用、金融投机者或金融机构失败，都会直接触发金融危机。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我们可以接触到金融风暴产生的深层原因，即处于交换和分配领域的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相脱节以及生产和消费领域存在的严重矛盾。实际上，引起此次金融危机的美国次贷市场问题，就首先表现为住房信贷的虚拟资本与建筑业实体资本的脱节，而这种脱节又源自于生产、消费领域的不理性行为和贫富两极分化。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华尔街银行家们不计后果大玩“绕过生产过程来赚钱”把戏所造成的。马克思早已明确指出，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无差别劳动。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催生泡沫经济，造成经济的虚假繁荣。在华尔街危机爆发过程中，次贷危机只是起到导火索作用，深层原因则在于虚拟经济的严重膨胀，使得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失衡，资产价格泡沫化，并导致虚拟经济累积的系统性风险集中爆发。它同上个世纪20年代末发生的经济危机没有本质区别，都是生产过剩危机。只是在上次古典金融危机中，生产过剩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发金融动荡，股市崩溃;而在此次现代危机中，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甚至表现为有效需求“过度”—由消费信贷推高的消费能力。从古典危机演变为现代危机，只不过是把皮球从供给方踢给了需求方，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爆发从现在推到了未来。

第5篇：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范文

【关键词】 经济危机；中小企业；风险；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影响下，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积极开展国际化经营是一种必然选择。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出口总值达到14285.5亿美元，同比增长17.28%。然而，国际拓展具有复杂性、曲折性和不确定性，这致使中小企业在国际拓展过程中经常面临各种风险。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经济下滑趋势尚未见底，多数国家面临的国内就业和经济增长压力不断增大，纷纷采取相应的贸易保护主义。比如某国在政府政策中限定必须购买国货，此外，技术壁垒、绿色壁垒也是发达国家采用的主要贸易保护主义手段，这一切致使我国中小企业国际拓展政治风险更加突出。2009年4月23日，印度财政部海关总局声明，对来自中国的以冷轧不锈钢为主的若干不锈钢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因此，在经济危机形势下，如何清晰认识、防范和化解国际拓展中所面临风险已经成为中小企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中小企业国际拓展风险分析

（一）坏账风险

2008年中国人民币升值，国内原材料价格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得中小企业出口产品的低价优势逐渐变弱，竞争更加激烈。国内激烈的竞争局面导致外商拥有交易话语权，外商为了减轻资金负担，加速资金周转，便要求在交易过程中少占用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赢取客户，赊销成为中小企业在国际贸易中采用的普遍竞争手段。赊销直接导致坏账风险的产生。2008年，广东省出口额4041亿美元，其中坏账额200亿美元，出口业务的坏账率高达5%，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0倍，这使我国中小企业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遭受巨大损失。

（二）国际诈骗风险

中小企业国际诈骗风险主要表现为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中小企业被外商企业编造的虚假信息所蒙骗，从而遭受巨大财物损失。产生国际诈骗风险的根本原因是，中小企业在没有完全了解外商企业商业信用信息、资金财务信息、跨国经营的要求和惯例的情况下，轻易听信外商企业的虚假言论，又经不起巨额订单和巨额利润的诱惑，贸然与外商企业签订贸易合同，导致上当受骗，遭受巨大财物损失。中小企业遭遇的国际诈骗事件呈现逐年增加趋势，涉及范围广泛、数量众多、危害极大。

（三）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集中表现在以下各方面，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政局动乱、政策变化、当地企业与中国厂商产生矛盾等因素，致使中小企业进行国际拓展时遭受巨大经济损失。由于俄罗斯“灰色清关”政策变化，2008年中国商人价值20亿美元的货物被俄罗斯扣押，俄罗斯政府宣称将销毁这批货物，此举将给相关中国企业造成致命打击。至今，货物已经被扣押长达一年，据初步估计，如果货物最终被销毁，至少有100个生产企业会破产，约10万工人面临失业的威胁。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贸易壁垒不断增加，这明显增加了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国际拓展过程中的风险，致使企业外贸环境进一步恶化。美国在经济刺激计划中增加了购买国货条款，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一度引起争议。

在美国和欧盟对中国产品不断设置贸易壁垒同时，当地企业和中国厂商的矛盾也不断加剧，“砸店”、“烧货”事件时有发生。2004年9月，共有16个集装箱温州鞋在西班牙埃尔切市被当地失业鞋厂工人烧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00多万元，西班牙事件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企业不善于妥善处理当地公共关系。

二、中小企业国际拓展风险对策

（一）出口信用保险

随着国际贸易风险不断增多，出口信用保险服务应运而生。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我国惟一承办政策性信用保险业务的金融机构，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旨在帮助企业化解国际拓展过程中的商业风险和政治风险，能够实质性地解决贸易赊销中国内出口商资金占压和国外进口商信用风险的问题，实质性地解决中小企业国际拓展中可能面临的潜在政治风险问题。通过购买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中小企业能够进一步强化信用管理，减少呆坏账款。把握贸易机会，扩大业务规模，确保持续发展。

（二）企业尽职调查

中小企业在进行国际贸易过程中，态度一定要严谨慎重，不能轻易信任进口商陈述的信息，应当在条件允许情况下，针对进口商进行企业尽职调查，利用尽职调查报告，全面了解进口商的资信情况，包括企业工商登记资料、股本结构、经营者情况、经营情况、银行往来情况、财务情况等信息，从而正确判断对方的实力、信用额度以及潜在问题，最终确定相应的合作方式和结算方式，从根源上防范坏账风险和国际诈骗风险。企业进行尽职调查有以下渠道和手段：通过国内的咨询机构调查，该类型咨询机构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资信评估中心、浙江对外服务有限公司等；通过国内往来银行进行调查；利用工商名录进行调查；通过我国驻外使馆的商务机构调查；通过国外咨询机构或资信调查公司进行调查；委托律师参与资信调查。

（三）树立自主品牌

中小企业应当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品档次，增加产品技术含量，逐步实施品牌战略。我国中小企业在国际拓展中，绝大多数依赖的是低价优势，为了争夺国际市场，低价策略经常导致国内产家互相压价，参与竞争的中小企业财务状况恶化。另外，低价策略经常引起外国政府对中国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和技术贸易壁垒，导致中小企业遭受巨大财务损失和国际拓展受阻，严重威胁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因此，中小企业要积极依靠技术创新，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企业产品，努力提升产品质量标准，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塑造企业品牌，扩大企业和产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经济危机时期，国际需求下降，各类成本降低，正是企业研发和技术创新的最佳阶段。树立自主品牌既能提高产品利润，又能规避国际反倾销措施和技术贸易壁垒等政策性风险。

参考文献：

[1]吴西镇.国际反倾销规则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及对我国的影响[J].经济纵横，2008，12

[2]陈丹彤.中小企业如何加强出口信用风险管理[J].大经贸，2007（5）

[3]傅磊，顾奋玲.出口企业信用风险及其防范――兼谈出口信用保险的风险防范功能[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4）

[4]林长富.论温州民营企业品牌建设之路[J].现代经济，2008，7

[5]刘晓英，余世红.中小企业的品牌塑造，企业活力，2007（5）

第6篇：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范文

一般所说的经济危机指的是经济系统没有产生足够的消费价值，也就是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由于资本的利益机制在于以最小的劳动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劳动者的工资总是被不断压缩，消费市场相对缩小。所以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

为什么消费不足

在过去，我们把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与消费的相对不足这一矛盾所致。但现在看来，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不论姓资姓社，都可能会出现经济危机。因为作为经济危机表征的生产过剩、消费不足，也可能存在于我们的社会。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提供的数据，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而7个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平均的人均储蓄率只有6．4％。

为什么消费不足?首先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再加上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服务给居民带来的沉重负担，个人消费者必须面临养老、防病以及孩子教育的问题，还要承担水、电、煤等公用事业和服务价格上涨的可能，从而造成消费者高储蓄低消费的心态，内需难以启动。

但制约消费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居民收入增长不快及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比例而增长，制度严重向资本倾斜，普通劳动者没有分享到生产发展的成果。有关统计表明，近30年来，内、外资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超过10％，而除垄断国企外的劳动者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

当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手里，大多数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且贫富差距拉大时，整个社会要想扩大内需就十分困难了。因为有需求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这种需求的支付能力而无法实现潜在需求，有支付能力的人则需求过足而无法让个人潜在的消费再扩展。可见，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发生巨大反差，劳动与资本所发生的结构性失衡，阻碍了内需的扩大及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除此外，它还导致了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即自去年以来的流动性过剩。如前所述，假使劳动者工资和居民收入不提高，国内自身的消费市场就不可能扩大，生产的产品便只有出口和改为投资消费。如果需要等同的进口，这个出口或许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等同的进口需求，出口换回来的就只是一些不断贬值的货币符号。事实上，造成目前流动性过剩的根源来自于不断推升的贸易顺差，出口企业不断把收回的美元兑换给国家，国家就得不断向经济体系投放人民币，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流动性过剩的现象。

通货膨胀危险

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点，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特别是企业用压低成本尤其是压低员工资和福利保障的方式进行出口竞争，致使国民福利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可能使劳动者分配条件进一步恶化。而政府适应企业利益的需要，出口换来的外汇由央行完全买单，巨额的基础货币发行形成冲击国内经济并不需要的流动性过剩。根据近期公布的统计数字，去年中国贸易顺差约1775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约630亿美元，这两项就增加了24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即平均每个月约有200亿美元的国际收支顺差，通过结售汇体制转成基础货币，相当于每月投放近1600亿人民币。

过多的货币投放市场，多余的资金必然要寻求投资出路，于是就有了房市股市等资产价格的上扬以及投资过热现象，并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危险。

一些学者担心2007年中国经济会出现“滞胀”格局，不是没有道理的。一方面，本轮投资周期中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巨大，到了投资周期结束，生产能力开始集中释放的时候，会出现因生产过剩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率下滑；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增长而土地资源被大规模转移到工业化、城市化上来，食品供应将会出现短缺，从而引发消费物价总水平上涨。

事实上，去年10月份开始，全国各地的粮油价格大幅上涨，带动了CPI的明显上升，物价上涨提前于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到来。在日前召开的2007年全国货币信贷与金融市场工作会议上，央行副行长项俊波就不无忧虑地指出，物价上行风险加大，整体通胀压力值得关注。此种状况下，如果国家再严厉调控房市和股市，那些奔着资产价格升值的巨大游资就很可能选择普通商品涨价方式来宣泄，从而形成全面严重的通货膨胀。若如此，这种需求拉动型与成本推进型加流动性过剩型的混合通胀，势必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杀伤力，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

实现国民收入倍增

第7篇：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范文

美国次级房贷引发的金融危机，是由国民经济的部类平衡被打破而导致经济危机造成的

经典作家把国民经济的结构概括为两大部类，一类是生产资料生产部类，一类是消费资料生产部类。两大部类之间及生产资料部类内部、消费资料部类内部的结构都需要保持比例平衡，社会再生产才能按比例地循环进行，社会经济才能健康发展。为了避免部类平衡被破坏出现经济危机，有两种经济运行方式可以选用，一种是实行计划经济，一种是实行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容易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部类平衡，但政府干预过多，企业缺少自和积极性，经济发展速度较慢，被形容为大合理小不合理，即宏观经济合理，微观经济不合理；市场经济较难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部类平衡，但政府基本没有行政干预而只靠经济政策监管调控经济运行，企业拥有完全的自和充分的积极性，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被形容为小合理大不合理，即微观经济合理，宏观经济不合理。事实上，实行市场经济不等于政府不管经济，怎样管理呢?当然不是给各个企业下指标，而是对经济运行进行必要和充分的监管调控。近年来，由于美国的金融机构发放了十几万亿美元的次级房贷，结果为申请次级房贷的较低收入者建造了十几万亿美元的房屋。在社会经济正常情况下，这些申请次级房贷的人是没有能力购买为他们建造的这些房屋的，现在，金融操作使他们有机会暂时住了进去。但是，本来住不起这样房子的人却购买了这样的房子，社会的部类平衡及经济结构就被破坏了。部类平衡的破坏引发了两种恶果，一是引发了销售危机及经济危机，二是引发了金融危机。于是，破坏部类平衡的恶果就以金融危机的形式暴露出来了。在现象形态上，金融危机掩盖了经济危机，其实，没有破坏部类平衡的经济危机，金融冠机怎么会发生呢?

与此同时，缺乏监管的美国金融业为了牟取暴利，利用金融操作的技术手段，人为制造了低端房产的需求，使大量的社会资源投向了低端房产，而实际上低收入者对低端房产的需求是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不被社会经济评价标准认可的需求，是无效需求。其结果，就是美国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部类平衡及整个经济结构被破坏，以低端房产不能正常销售出去和销售出去不能正常还贷为导火索，正常的经济结构就从金融领域首先发生断裂，本质上是经济危机引发金融危机。

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

在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世界各国的金融企业和外贸企业普遍遭受沉重打击，金融损失惨重，众多以外贸为主的企业破产、减产，大量原在外贸企业就业的工人失业，各国普遍出现了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对此，人们必然要问，这次美国破坏部类平衡的经济危机及金融危机本来只是美国一国的，怎么会蔓延到全球范围呢?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特殊决定的。有数据显示：目前50％以上的美元资产被各国持有，60％以上的美元现钞在美国之外流通，可见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是由于国际贸易规模的增长和各国经济对国际贸易依赖性的增加而决定的。各国的商品价值体系已经逐渐融合在国际价值中，各国的经济结构也逐渐融合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尤其是金融的互相渗透，使各国的金融结构互相纠缠扭结在以美国和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结构中。可以认为，美国部类平衡被打破而引发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就造成了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及经济萧条。

这次金融危机及经济萧条，是经济全球化以来最严重的世界范围的危机，除了闭关锁国的国家外都被不同程度地席卷其中。不过，说是世界范围的危机，并不是说世界各国都爆发了金融危机及经济萧条。实际上，各国所受金融危机及经济萧条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是不同的。一个国家参与国际金融结构的规模越大和对美国金融的依赖程度越深，该国所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就越大越严重，一个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规模越大和对出口的依赖程度越大，该国所受经济萧条影响的规模就越大，所受影响程度就越严重。

从根本上说，金融国际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使美国一国由于破坏部类平衡造成的金融危机及经济危机传播到了全世界。

克服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对策

各国由于所受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影响的原因、程度及认识不同，面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采取的对策也不同。对策之一是修堤，想独善其身。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实力弱没法不这样做，同时，一部分发达国家也有这样做的，因此就引起了世界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策之二是从金融政策等方面积极补救，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多采取这样的对策，但这需要几万亿甚至十几万亿美元为美国破坏部类平衡造成的损失埋单，还需要再投入更多的钱恢复部类平衡和恢复企业、民众的信心。对策之三是积极应对，先调整自身的经济结构以实现国内新的部类平衡，并在危机中寻找自己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等待危机清晰后再重新调整自己国际金融和国际价值基础上的部类平衡。这种对策肯定是比较明智和令人称道的。可是，这样做是有条件的：第一，本国金融所受损失较小；第二，本国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性较小；第三，本国国内市场发展空间较大；第四，本国政府对经济、金融的监管调控能力较大。

其实，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及经济萧条的根源只是美国的次级房贷打破了美国经济结构的部类平衡，只要解决了美国的经济结构平衡，只要为美国破坏部类平衡的错误买单，危机就会过去。由于一些国家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和有效的措施，反而造成了世界经济结构和各国经济结构的真正混乱，对于某些金融和经济较弱的国家，此次创痛甚至十几年也难以恢复。

世界要克服这场危机的关键是各国联手合作。要实现各国联手合作必须克服一个思想障碍，因为美国放松金融监管惹了祸，而美国惹了祸要世界埋单，这从各国自身利益考虑无疑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在当今国际经济构架下，各国如果不为美国埋单，本国也难以渡过这场危机。今天，各国要克服面对的危机必须采取超常措施。

首先，各国要坦诚相待，积极加强联手合作。各国不仅不能利用千载难逢的机会打压自己的敌手，而且要帮助他，甚至要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他。当然，谁都清楚，一旦在危机中喘不过气来的国家渡过了这场危机，

他们仍然是自己的敌手，既不感恩，也不还这笔欠账。所以，合作应该是有条件的和有偿的，而且在合作前和合作中就要考虑到和做到。

其次，各国要联手并协调采取行动。从产品形态说，要解决危机，就需要各国在保持国内部类平衡的基础上适当调节进出口，国际贸易平衡了，世界经济结构就平衡了。从价值形态说，要解决危机，就需要各国在保持国内金融稳定的基础上适当调节对外投资和接受外资，世界金融需求平衡了，世界金融结构就平衡了。

再次，各国要恢复本国的金融和经济，必须短期加强监管和调控。世界要恢复和重建国际金融和国际经济合理秩序，必须长期加强监管和调控。

第8篇：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范文

关键词：支付系统；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操作效果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7－0060－04

一、本轮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一个治理风险视角的剖析

美国次贷危机之所以演变成为如此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从微观层面上看，实质上是一场公司治理的危机。李维安(2009)认为，金融机构治理体系的不完善蕴含着金融机构自身的治理结构风险、治理行为风险、治理对象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爆发金融风险事故。我们认为，可以按照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角度来分析金融机构的治理缺陷，正是由于包括银行业在内的金融机构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治理缺陷蕴含着潜在的治理风险，而治理风险的累积将引致金融机构风险。而金融机构风险爆发扩散到整个金融市场，逐渐演变成一场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

上述逻辑蕴含了从治理缺陷到金融危机的内在演化机理，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阶段：危机孕育阶段、危机爆发阶段和危机扩散阶段(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危机孕育阶段是指从治理缺陷暴露到治理风险累积。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存在着较严重的缺陷：从内部治理缺陷来说，包括董事会治理不健全、高管层治理出现扭曲、内部人控制、信息披露不完全等；从外部治理缺陷来说，包括政府监管缺位、法律机制不健全等。这些内外部的治理缺陷导致金融机构出现战略失误、决策失灵、监督失效、控制失范，从而导致了各种治理风险的累积。

而随着治理风险的不断累积，就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危机爆发阶段。随着货币政策、经济形势、投资者心态等多种因素发生变化，第一阶段由于治理缺陷所累积的治理风险不断被放大，当各种诱发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累积的治理风险放大到临界点时，单个金融机构就出现经营危机，此时金融危机初现端倪。

第三个阶段是危机扩散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各种金融链条的相互作用、资本市场的相互关联，同时由于外部监管反应不及时，危机很快从单个金融机构的蔓延到整个金融市场，诱发金融市场动荡，最终引发系统性的经济金融危机。在这一阶段，由治理缺陷所引发的治理风险最终被彻底引爆，最后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危机。

从上述作用机理可以清楚地发现。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内在缺陷。因为，如果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是完善的，那么金融机构的治理风险就可以避免，从而危机可以在第一个阶段得到化解。ACCA(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根源是银行公司治理方面的失败，那些阻碍有效监控的、过于复杂的金融产品的使用，以及向那些几乎没有还款希望的人发放贷款的不道德行为的扩张，显示出某些公司缺乏基本的公司治理。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对金融机构的内外部治理缺陷进行深入的剖析。

二、金融危机凸显银行业公司治理缺陷

(一)银行业内部治理存在的缺陷

1、不健全的董事会治理。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因此，当危机爆发金融机构纷纷陷入困境后，公众的问责之矛就首先指向了这些公司的董事会(李维安，2009)。尽管美国在董事会治理方面已相当成熟，但次贷危机表明，以美国银行业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在这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缺陷，一些金融机构的董事会放任管理层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而疏于对风险进行适当评估和有效控制。例如。由于多为现任和前任管理层，花旗集团的董事会就被认为是缺乏客观性和独立性。董事会的根本作用应该是提供监督、指导和控制，在必要时提出质疑，然而很多银行董事会并未起到这样的作用(ACCA，2008)。2008年8月，花旗银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鲁宾(Robert Rubin，前美国财政部长)从他担任长达九年之久的花旗银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一职卸任，外界普遍认为，鲁宾未能尽职地履行监督时任CEO普林斯的责任，关键时刻没有发挥作用，没能把花旗脱离次贷的泥潭，他应该为花旗银行在次贷产品上的投资失误承担连带责任，花旗银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这一个有七名成员的机构也同时宣告撤销。

2、不合理的内部人控制。

作为一种在转轨经济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常见的现象，内部人控制在美国金融机构中同样非常普遍。美国金融机构形成内部人控制现象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美国公司的股权结构十分分散，例如美国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仅为4％左右，花旗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仅为5％左右，这就使得美国的银行大股东对银行的控制力较其他国家弱；另一方面，在美国公司治理中，董事长和CEO“两职合一”的现象非常普遍，职业经理人既是董事长又兼首席执行官，集决策和执行于一身。这种做法有利的一面是，可以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力和智慧、执行力强、效率高，但其弊端非常明显，容易导致独断专行，不能充分发挥董事会的集体力量和智慧。上述两个方面共同形成“弱股东、强管理层”的内部人控制格局，从而导致CEO为代表的内部人事实上控制了银行的重大决策活动。因此，华盛顿互惠银行(WaMu)的机构投资者就明确提交“将CEO和董事会主席分开”的股东提案并获得51％的投票支持率。

3、不对称的高管激励。

美国企业非常注重高管激励，银行业大多实施了高管期权激励和收益分红制度，但却缺少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风险约束机制，即在企业制度设计中缺少对企业遭受重大损失的问责机制和高管层不当收入的追回机制，华尔街的激励机制呈现出明显的当期性、短期性和不对称性。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一方面诱发了高管的短期投机行为，高管以个人收入最大化为着眼点，毫无顾忌地进行所谓金融产品创新，过度扩张有风险的次贷业务，对于潜在的风险几乎都视而不见：另一方面，这种不合理的激励机制使得高管的收益与其承担的风险极端不对称，因为即使经营失败，高管也能借助所谓“金色降落伞”等条款，在危机中引咎辞职时获取高额补偿，例如在危机中被勒令离职的房利美CEO和房地美CEO仍可以拿到930万美元离职金和1410万美元“遣散费”。可以说，极不合理的激励机制使得银行业高管将潜在的风险和应承担的责任置之脑后，根本不从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来考虑公司价值，这必然危及银行的长远价值，换句话说，现行管理层薪酬制度诱使高管层拿公司的未来赌博，最终酿成恶果。因此，美国财政部将薪酬成为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称“尤其是。短期收益动机压倒了意在减小过度杠杆风险的制衡原则”。Bicksler(2008)认为，在次贷危机中，公司治理最大的失败在于CEO的薪酬，它不是任

何公平谈判的结果，而是管理层权力的产物。

4、不透明的信息披露。

银行业公司治理不完善还表现在信息披露不透明。梅拉梅德(2008)认为，次贷债券在发行过程中信息不够透明是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信息披露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在充分的信息披露下投资者能客观定位风险偏好和改善风险管理，金融监管机构能加强有效监管。与之相反，信息不对称则会降低公司治理水平，次贷危机表明，高质量的信息对有效公司治理的重要性正如同它对卓越的企业业绩一样重要。长期以来，金融机构对与次贷相关的金融衍生品的披露非常不到位，一些金融机构利用表外业务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完善，将大量业务转到表外以掩盖自身风险，为规避新巴塞尔协议中的相关规定，他们发起成立了结构投资机构(SIV)以持有次贷产品，然而，SIV并未对次贷产品的风险进行充分披露，也未在财务报表中做必要说明。因此，单纯看业务收益和支出，无论是投资者还是监管部门都不能及时发现问题。

(二)银行业外部治理存在的缺陷

1、政府监管不到位。

梅拉梅德(2008)指出，次贷危机的根源之一是政府监管缺位。李维安(2008)认为，美国政府作为重要的外部治理者没能很好地发挥作用。马太斯克f20081指出。当前的金融监管离完善相差甚远，当前的监管体制暴露出许多的弱点，金融监管应覆盖所有相关的机构、所有相关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所有相关的国度。首先，监管体制存在缺陷。《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通过之后美国实行混业经营，却沿袭分业监管格局。该体制属于“双重多头”监管，在危机中暴露出标准不一、监管重叠与监管真空并存等问题。其次，监管理念存在问题。监管当局过于相信市场理性，奉行自由放任的监管理念，倾向于自律化和合规化监管，而不是传统的现场和非现场监管，更不是宏观和审慎的系统风险监管。最后，金融监管滞后于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品在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之间造成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监管人员知识水平更新跟不上金融创新步伐，显示出“非专家性”。

2、法律机制不健全。

美国次贷危机之所以演变成为如此严重的全球金融或经济危机，重要原因还是美国公司法律机制出了问题。因此，Ramirez(2009)提出，公司治理法律必须进行改革，法律的改革必须保证公司治理在危机期间能和在平稳期间一样有效运作。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美国的法律机制也是不健全的。首先，法律对金融监管的放松为危机埋下隐患。近三十年来美国出台数部法律，逐步放松金融管制。至2000年。美国金融业的许多保护性制度被撤销，为危机爆发埋下隐患。其次，法律执行不严格。以此次金融危机的基础产品次级贷款为例。美国有多项法律来规范金融机构贷款，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金融机构却有意忽视了这些法规，诱使借款人申请超过其偿付能力的贷款，严重违反了《诚实借贷法》等法律的规定，这表明法律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3、评级机构不独立。

作为揭示信用风险的手段，信用评级在资本市场曾获得广泛的认可，信用评级机构甚至一度被誉为投资者利益的“守护者”和资本市场的“看门人”。然而，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信用评级机构丧失了其公司治理外部监管者的职能，对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维安，2008)。美国2008年《关于金融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报告》也指出，造成次贷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信用评级出现了问题。评级机构丧失了投资者利益“守护者”和资本市场“看门人”作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利益冲突导致评级机构失去了独立性。这是因为，在资本市场上，评级机构的费用是由他们所评级的发行人来支付的。这种关系会导致利益冲突(Strier，2008)。哪一家评级机构能给予所发行证券最高评级，发行人就会聘用哪一家的服务，这样信用评级机构就有了打高分的倾向。特别是，近年来评级机构还可能在债券发行后得到一部分提成，进一步使评级机构的中立性遭到了广泛的质疑。

四、结论与启示

此次危机暴露出美国等发达国家银行业在公司治理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缺陷，这尤其值得引起长期以发达国家为学习对象的中国银行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尽管中国银行业受此次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小，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银行业的治理水平和管理能力领先于欧美银行，相反，我们在很多方面存在不足，应该从金融危机中总结经验和教训，强化公司治理建设。此次金融危机从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个方面为中国银行业公司治理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生动的启示。

(一)强化内部治理机制建设

首先，提高董事会治理水平，充分发挥董事会职能。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金融危机表明，美国很多金融机构的董事会其实是严重失职的，董事会治理的缺位是导致金融机构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为此，应该不断强化董事会决策中心的地位，增强董事会在战略制定、风险管理、监督控制等方面的职能；应该尽快完善董事选聘机制，多聘用财务和法律专家等真正“懂事”的独董。

其次，完善激励机制，强化问责制度。金融危机中，华尔街的薪酬制度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在这一背景下，我国金融机构应该充分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改革只与短期业绩挂钩而和风险无关的薪酬制度，建立长期化的激励机制，使员工和高管的切身利益和公司的长期效益挂钩。此外，金融机构应加强问责制，特别是设立不当收入追回条款，加大经济、行政和刑事责任的处罚力度。

改进信息披露，提高透明度。金融危机表明，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对银行业进行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监督银行经营者经营行为和绩效的最有效方法。相对于美国金融机构，国内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水平更低，甚至连“形式主义”都还谈不上。因此，当务之急是进一步规范信息披露的格式、内容、深度和广度，确立“实质主义”信息披露规则，加大打击虚假信息披露行为的力度，增加金融机构违规成本，增强其经营透明度，保护投资者利益。

(二)完善外部治理机制建设

首先，加强政府监管，改善监管模式。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监管成为众矢之的，监管不足被认为是危机的重要外部诱因。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银行监管以对银行进行持续的分析性审查为基础，为此需要在监管机制、监管思路、监管手段等方面进行不断创新。

第9篇：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范文

伴随着私有财产的增多，为了合法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法律应运而生。在西方最先建立起来法律体制。法律形式主义者提出“法律总体而言是一个规则体系，其中由许多法律条文构成，每一条法律只是一个一般性命题，那么具有法律知识的人根据逻辑推理进行合法辩护”。由此可见，法律没有固定的解释，重点是人们怎么去理解，人们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就会朝着某一个目标去做出解释，这样体现了很大的不正义性，法律表面是正义的化身，但在具体实际情况中失去了它的真正意义，与正义原则背道而驰。致使法律形式主义最终陷入困境。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经济地位，在私法中出现了与法律形式主义背道而驰的现象。比如强调道德以及结果的妥当性，但是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是“不告不理”，对于一些势单力薄的群体，他们在很多时候难以保全自身利益，最终只能默默忍受，再者是民事的补偿性不当，不足以弥补所造成的损失，算是得不偿失。私法的局限性为经济法提供了条件。在新时代的发展下，经济法更加满足了社会对法律提出的道德、公共利益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要求。

2经济法实质正义经济法更多地强调一种“补偿”

由于在社会发展中，有的人飞黄腾达，有的人身无分文，造成社会极大的贫富差距，这样会对社会的秩序形成很大的威胁，那么美国的罗尔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两个原则，即是“平等自由原则”、“机会公平与差别原则”。其一，平等自由，区别于绝对自由，社会广大群体享有最基本的自由，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平等地履行义务。其二，机收稿日期:2015－01－22作者简介:顾宁博(1982－)，女，河南禹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会平等，社会的工作机会面向广大群体，但是并不排除优胜劣汰，只是机会平等的基础上的择优录取。差别原则是其中的精髓，由于自然条件的不一样，每个人的发展情况不一样，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别，产生社会等级和贫富悬殊。但是为了确保社会的长久发展，差别原则是最好的选择，给予处于底层更多的补偿，让他们得到满足的基础，能够维护社会秩序，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对于每一个阶层都是有利的。那么经济法的实质公平，强调一种有差别的公平。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关注与帮助，让他们享有更多的机会与权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赋予弱势群体更多的权利，其中更多是救济成分，即是有很多的倾向，但是不能彻底根除这种现象，只能在一定程度得以缓解，这就是经济中“优胜劣汰”的理念。再者是矫正其中不平衡的经济关系。比如资本家更多是剥削者，那么工人是受剥削对象，再者商家的垄断性质与消费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根据以上不平等关系，经济法做出调整。在保护工人的利益方面的法律有《工伤保险法》等，并且对工人的最低工资额以及最高工作时间等等做出规定，更多地开始关注工人的利益。商家与消费者之间，搭建了许多桥梁，比如消费者协会，目前，商家的服务更加人性化，日趋完善。经济法实质公平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市场秩序。在整个市场中有太多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生产、交换、销售。其中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运转，那么它们也相应地形成了整个社会的总体框架，在这个整体环节中又分布着不同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像是生物链上的环节，都不可缺少，只有把这其中的每个环节衔接好，才可能使得社会顺畅运转，否则一环有问题，整个社会就会处于瘫痪状态。在这其中，公平就是联系他们的环扣，那么这也反映了秩序是躯体，而公平是灵魂。

3经济法遇到的困难

(1)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矛盾。如果放任市场自由发展，很可能造成生产过剩，资源浪费，直至引发经济危机。国家干预过多也会违背市场规律，致使计划指令过多，市场呆滞，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不论是选择哪一种都会对人民和国家造成危害，在这其中存在调节的必要。

(2)效益与公平的矛盾。无规矩不成方圆，经济法的制定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活动，从而维护人们的合法利益。确保实现公平正义，那么公平正义需要道德与法律的双方面保障。但是也有人认为经济法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从而确保社会的正常运转，进而为经济的腾飞奠定基础，即是效益。这反映了目的与操作方式的不同，所以在具体实施中要把握好方向，在进行的过程中要把握一个度。

(3)管理的主导者是国家，服务是面向人们。那么在经济法的具体实施中起主导作用具有决定性作用，重点体现在实施的主体。

(4)经济与行政也存在矛盾。经济法规范着经济管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与行政起着冲突。

4如何保证经济法的实质正义及实现机制

(1)首先是要秉持正义理念，然后根据利益与责任的差异进行进一步分配，在这执行过程中，坚守两点，也是最基本的，其一是主体作用，由于主体承担的责任，以及所有的利益不同，那么除了基本权利与义务之外，还有一些别的权利与义务，其二是根据主体不同进行差别对待，使弱势者得到更多的帮助，让他们感受这个社会的温暖，充满感激，对于社会也是一种成就。

(2)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究其本质而言，经济法的最终服务对象是经济，经济是国家的基础，要想处于世界前列，必须发展经济，没有经济基础，发展将无从谈起。

(3)在社会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有，无法可依、执法不严。既然制定了经济法，就应该切实贯彻下去，否则就是名存实亡。贯彻的过程，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这里存在执法的问题，只有执法严格，才会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让人们对法律不仅产生一种敬畏的心理，还有信赖。坚决打击不法分子，维护人们的合法利益，有利于肃清经济活动中的不正当关系，使得经济顺畅运转。

(4)经济法不仅体现在权利与义务的分配，还有实施相关的政策。这关系到市场与国家的关系，任由市场自由发展，很可能造成利益最大化，拉大社会贫富差距，不利于社会的长足发展，这也是资本国家的经济危机根源所在。只是由国家宏观调控，很可能影响经济发展规模与速度，对经济造成阻滞影响。需要两者进行合理结合，从而互相弥补缺陷，促使经济的飞速发展。

(5)既然设置了一系列法律，自然离不开监督，那么根据社会发展需求，相应地设置一些监督部门，监督权利的落实情况以及法律的运行真实情况，根据其中的问题适时做出应对，使经济法真正得以贯彻落实。

5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