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特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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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化特点范文
烹饪艺术独特当地菜肴既承袭了川菜“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鲜明个性风格，又有麻、辣、鲜、香的特点。烹饪既讲究生理味觉的美，也注重心理味觉(即味外之味)的美，从而使人们在饮食之中得到物质与精神交融的满足，陆游曾有“玉食峨眉木耳，金齑丙穴鱼”的诗句盛赞。名吃西坝豆腐在选、泡、磨、烧、滤、包的六道工序上，道道都有特别的讲究。同时当地自古有“讲究食补、以食助疗、药食并重、以食养生”的传统，在保持风味特色的同时，十分注意菜肴的滋补营养价值，因此饮食具有“医食同源，药膳合一”的美誉，万年寺、报国寺的素食宴声名远播。当地居民秉承了四川火锅的精髓，以生态养生为主题，丰富了传统火锅的形式，以“天然、美味、健康、生态”为餐饮理念，采集当地特色野菜和药材，开创了峨眉药膳火锅等多种深受人们喜爱的餐饮产品形式。
佛、释、道文化底蕴深厚峨眉山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中普贤菩萨的道场，又是洞天福地道教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峨眉山第一寺庙“报国寺”前身“会宗堂”曾是儒、释、道三教会宗之地，积淀了丰富的儒、释、道文化内涵。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儒释道文化，三种文化流派在长期的发展中相辅相成，互相借鉴与吸纳。儒释道三家都重视人生与道德的关系，强调心性修养的必要性，特别是佛教的饮食文化属于一种修行教化，丰富了我国饮食的功能作用，除了通常的疗饥、求营养、求滋味、交际应酬、养生之外，还被赋予了祭祀、修心养性及教化的功能，佛教饮食文化意味深长，峨眉山—乐山大佛的佛教饮食文化更是如此。乐山市餐饮界根据当地儒释道文化以及现代人饮食健康需求，精心研发了以保健、养生等为主题的系列宴席，在食的世界里体现“一粒米中藏世界，半边锅里煮乾坤”的哲学思想和儒释道文化精神。
乐山市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现状分析
(一)饮食文化资源旅游开发初具成效但开发起点偏低乐山市餐饮业界对饮食文化资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拥有日渐完善的餐饮活动配套设施和四家中华餐饮名店，多个国内知名节目在宣传推广其美食。但旅游业界相关人士在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上，仍将其界定为整体旅游产品的配角部分，未能完成旅游餐饮向餐饮旅游的转化。不少旅游项目在开发规划时，侧重点放在旅游自然资源的开发、旅游路线的设计与旅游商品的销售上，餐饮规划未得到足够重视。游客在旅游的过程中，饮与食更多是以快餐的形式出现，旅游的重心大都被放在对景区景点的观光以及旅游购物上。峨眉山、乐山大佛为主要游览景点的旅游线路均存在重游览轻饮食的现象。2011年峨眉山、乐山大佛“二日游”常规报价为380元上下，包括交通费、景点门票费、住宿费、餐饮费和导游服务费等。其中，正餐餐标为每人次15元，是整条旅游线路收费项目中最便宜的，用餐地点均为住宿的宾馆。旅行社在行程安排中，每天的用餐时间亦十分有限。故整条旅游线路的餐饮环节设计不到位，用餐仅为旅行社线路中一种必需的内容而已，鲜有旅行社把旅游餐饮作为一个重点旅游项目进行设计，直接导致游客在裹腹的基础上参观游览，无法品尝到乐山的美食佳肴，这必然难以提高游客的旅游餐饮消费水平和吸引众多的回头客。同时，旅游业界缺乏对餐饮产品的宣传意识和宣传力度，使游客对乐山市的饮食文化特色、地方特产了解不全面、不深刻，这不仅影响到旅游餐饮产品的开发和销售，亦影响到旅游业的综合经济效益。
(二)饮食文化资源旅游开发深度与品味不足在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过程中，由于菜品是饮食文化中体验性最强的表现形式，能直接反映着地方饮食文化的特色，开发的难度系数低，投资回报率较高，故乐山市餐饮开发的重心大都倾向于菜品资源。星级酒店与具有地方特色的酒楼在乐山市比比皆是，游客在这些场所虽能品尝到菜的口味，但无法深刻体会乐山市饮食文化发展的历史渊源、饮食思想、饮食风俗等饮食文化中的精髓，餐饮产品尚缺乏精品与品牌产品。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因为目前乐山市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饮食文化资源利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却忽视了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了解地方饮食文化资源后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与饮食文化在旅游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三)餐饮业政策法规与标准建设不够建全乐山市的餐饮以传统餐饮为主。与现代餐饮相比较，传统餐饮市场定位不准确，餐饮生产缺乏标准化与产业化，行业利润水平不高，但由于前期资金投入不多，不需要高素质餐饮从业人员，准入门槛较低，所以乐山市餐饮市场被大量小型餐饮企业分割。由于政府对餐饮业法规政策滞后，缺乏标准化与产业化管理，直接导致乐山市餐饮业在快速发展中存在盲目、无序和低水平发展的现象，餐饮经营粗放、产品雷同、竞争无序，如峨眉山下位于白龙南路的好吃街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使得游客深度体验当地饮食文化成为空谈。商务管理部门作为餐饮行业主管部门，管理手段和管理法规欠缺，管理难以深入。而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如卫生、食品监督、环保等，尚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与配合，市场管理和行业管理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旅游六要素之首为吃，但乐山市餐饮产业的发展与品牌战略、经营与管理对策、行业自律、企业诚信建设、餐饮从业人员素质建设等均缺乏政府层面的有效支持，这势必会影响乐山市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乐山市饮食文化资源旅游开发建议
(一)建立饮食文化数据库，分类、调查、研究饮食文化资源对饮食文化资源进行调查、分类，建立资源信息系统，并给予准确的评价，分析其吸引力和开发潜力［2］。有效的举措是建立富有特色的饮食文化数据库，为研究乐山市饮食提供查阅、统计与分析的便利，数据库文献应包含乐山全部食事的总和，如当地饮食生活方式、过程、功能等，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习俗、传统、思想和哲学［3］;有计划有组织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原料、制作工艺、菜品、设备、营养、口味、管理等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同时评估饮食文化吸引物的知名度、历史价值、可接受性、开发的可行性、开发的环境和社会影响、与其他旅游文化资源的关系等。构建乐山市饮食文化数据库应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兼顾国内与国际饮食文化研究，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三大原则，使数据库简明易用、功能完备、性能高效、导航清晰、多种检索方式并存、广泛兼容。
(二)培育乐山市饮食文化项目品牌文化的饮食，就是要把千百年来人类饮食实践产生的合乎科学的、具有文明风尚和体现美学韵味的东西提炼出来，反馈于饮食实践，自觉地运用和贯彻于饮食活动中，以提高生活质量和促进文明进程，品牌是一种很重要的表现方式。品牌是餐饮业发展的催化剂和无形资产，集企业的品质、产品、服务、经验为一体，是现代餐饮市场拓展的有效竞争利器。乐山市雪蘑芋、雪芽已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地理标志对于消费者来说是有利的［4］。政府应该因势利导，结合乐山餐饮业发展的实际，围绕餐饮业的行业标准，挖掘乐山传统餐饮文化的商业价值，通过管理规范化、质量标准化建设，整合、保护、培育并创新乐山市特色饮食文化项目系列品牌;同时做好品牌延伸、强化和推荐工作，加强公共信息服务和经营策略引导，帮助企业加大品牌形象宣传，促进餐饮业走产业化发展道路。质量管理方面，若能建立一个类似于乐山市博览局性质的政府职能机构专门管理餐饮业，一是可以表明政府对餐饮业发展的极大关注和重视，增加餐饮企业的信心和减少消费者的顾虑;二是通过餐饮局协调企业与发展改革委、财政、税务、工商、质检、卫生、市政、交管等政府职能机构之间的关系，让企业能更专注于产品的开发、服务质量的提升与品牌的树立，能促使餐饮行业整体良性高效发展;三是充分发挥餐饮行业协会的作用，支持行业协会做好加强行业协调与自律、维护企业的合法利益、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加强业务交流、推广先进技术以及人员培训等方面的工作。品牌不是越大越好、越全越好，而是越有个性越好，主题要深入下去，如将峨眉山的佛家泡菜、佛茶做专、做精，使其不仅成为乐山市的品牌，也是四川的品牌，中国的品牌。品牌在营销过程中要充分依托峨眉山—乐山大佛双遗地特有的旅游地位，根据乐山饮食文化资源和产品特色，对接目标市场，正确选择大众媒体进行广泛宣传。
(三)传承百味，策划与推荐乐山饮食文化项目产品传承百味、创新食尚是乐山市饮食文化资源优势得到突破发展的关键。吃透当前旅游市场特点，根据游客需求发展变化趋势，在餐饮经营发展上应立足传统与推陈出新相结合。如针对来乐山旅游的中外游客鲜有机会品味地方特色美食之不足，可考虑建设“峨眉山—乐山美食博览园”，美食博览园是峨眉山—乐山饮食文化的综合展示，项目设计注意动静结合，游客可在这里了解饮食历史、参与饮食故事、欣赏饮食艺术、学习饮食技术，既是生态农业，又是观光景点。博览园里可隆重推出峨眉山—乐山“山水宴”等饮食文化项目，使游客品味美食，体会当地山水饮食文化的独一无二;第二，要成功打造峨眉山—乐山饮食文化节庆，节庆应在政府引导下市场化运作，积极开展主题促销活动，营造氛围，活跃市场;第三，立足乐山市饮食文化资源，有效地串联和整合特色突出、表演性强或是可参与性高的饮食文化项目，设计出以饮食文化为主题的旅游线路。基于乐山市境内饮食旅游资源丰富且差异性强，可考虑设立饮食文化“主题年”，每年可重点推出一至二条主题饮食旅游线路，把每个主题做深入化、细致化，做到吃透市场的特点，使饮食成为游客感官和心灵的盛宴;第四，在旅行社整体旅游产品的开发中，考虑目标市场的需求，可设计丰富的与饮食文化相关的活动项目与活动内容有机融入到线路设计里并进行实效推广。
(四)打造乐山饮食文化项目地标地标是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区域或地点，饮食文化项目地标必然是能够充分体现城市饮食风貌及发展建设的区域或地点。在建设乐山国际旅游目的地的进程中，打造饮食文化项目地标以强化文化符号象征是必须的，餐饮老字号、餐饮名店、美食街均可作为乐山饮食文化项目地标。“老字号”作为一种卖点独特的品牌，有着餐饮界赖以自豪的无形资产，拥有世代传承的产品、技艺或服务，代表着饮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遗迹，具有鲜明的地方传统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着多元化的文化价值，在发展历程中赢得了一定的市场占有率，树立了企业的形象，享有较高的美誉［5］。与同行相比，“老字号”的主要优势在于兼有品味与怀旧双重职能，在社会影响力、饮食文化和优化餐饮企业组织结构中有着难以复制的品牌优势，故有必要挖掘老字号的民间传说，渲染历史传承感。而美食街则应既有便民之实，又无扰民之忧，特色经营，各得其所，良性竞争，形成合力，展现地方特色的风采。乐山市也应尽快完善饮食文化旅游的宣传标识引导系统，以传播弘扬乐山美食文化为宗旨，制作各类富有吸引力的美食地图，可以让人按图索骥。
第2篇：文化特点范文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
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版。
第3篇：文化特点范文
中国建筑的表现形式归根结底展现的是人的思维，所有的建筑都是因人而起，由人而造。在中国的建筑中，这种实用性也可以说是中国建筑性格中的淳朴宽厚感。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传统的中国建筑材料是以土木为主要材料的，并且采用的是框架结构，用梁架承重，整体就是淳朴宽厚的气韵美感。众所周知，外国建筑通常情况下是院在外，即院子包围房子，而中国建筑则相反，院在内而房在外，也就是房屋包围院子。房屋、墙垣等围合成院落，以院为中心；或是以主单元（即正殿、正厅）为中心，次单元（即两厢）围绕主单元，一正两厢，并以抄手廊连接，组成一座建筑。如在各地民居中的四合院空间。其特点就在于把“院子”作为建筑平面的组成部分，室内外空间融为一体，以房廊作为其中的过渡空间，既富有情趣，又富有生活气息。院落周围建筑互不独立，又相互联系。但合院建筑却不是作为群体出现的，而只是“一座”独立建筑而已。民居村落中的多数建筑都是四合院式，小型的二层阁楼式建筑是玉带房脊、白墙黑瓦的江浙风格，但下层的窑洞式及瓦房建筑又是顺应了北方气候和地理环境。且房屋的古香朴色无不渗透着中国淳朴的自然风尚。它就如同建筑创作的源泉，孕育出了以木结构为主要材质的建筑形式，这是中国文化的特有建筑形式，也是渗透着中国文化内涵的建筑样式。木结构建筑已经不单纯表征为木头本质上的材质性，而能突显出它的文化内涵。同时，由于中国古代阴阳、五行之说的盛行，更是将这种内涵性发扬光大。而中国建筑也是世界上唯一以木结构为主的发展比较成熟的建筑体系。木结构建筑体现了与自然高度协调统一的中国文化精神。在民居建筑中它有抬梁式，还有穿斗式，这种结构的特点是由柱径较细、柱距较密的落地柱与短柱直接承檩，柱间无梁而用若干穿枋联系，并以挑枋承托出檐的。这种结构用料小，但室内柱密，空间不够开阔，但它不用钉子，采用榫卯结构，线条边线为弧线形，柔和而优美。曲折多变，却又给人以平和、含蓄的美感。中国传统的木结构注重尺度和节奏感，也正由此才平添了它的人文色彩，再加上色彩和风格的运用，就尤其显出它的节奏感了。
二、崇尚自然
中国古人讲自然，西方人则讲生态。无论是哪一种，总归是一种好的现象。中国古人对待自然的核心问题，就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也就是人对待自然的态度问题。《周易。乾卦》：“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共德，与日月合共明，与四时合共序，与鬼神合共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儒家崇尚“天人合一”，道家推崇“自然无为”。天也，自然也。中国古代的美学家和艺术家就是这样始终以一种敬畏与爱戴的态度来对待孕育他们成长的自然环境的。自然是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离不开自然，人类是自然生命世界中的一部分。中国的诗歌中讲自然，南朝的大画家谢赫在他的《古画品录》中同样也提到过自然，尽管不是直接的字面表述，然而也间接指代出了对于自然的崇尚之情。中国的园林艺术是中国古代先民对于自然崇尚的最好佐证。例如在园林建筑中要注重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尽量保有原有的自然景观；面对错综复杂的山脉和山势，也要在设计中注重它的天然性，为了美而破坏原有的美是最愚笨的方法。十分有幸我们中国先民们懂得与自然接触的方式，也有能力与自然保持十分友好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懂得如何珍惜这笔极为珍贵的财富。因此，中国的古代园林建筑很多都利用叠石造山，尤其注意对水景的“借用”，通过合理的设计，让水流、山势再加上植被和内外空间的虚实变化相结合，从而达到一种既藏且露的含蓄美感和虚实相生的朦胧美感。因此，人们学会了因地制宜，知道如何利用花草、如何利用树木，中国的建筑已经不再单纯是遮风避雨这种单一的概念性建筑了，而是诗情画意的特别文化体现。正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反映在建筑中同样如此。建筑可以说是画，也可以说是诗，在迂回曲折中，花草山水间体味着中国园林的淡雅意趣和犹如山水画般的妙趣横生。中国园林可以说成是山水画，实际上中国建筑本身就可以说成是山水画。它同样讲究虚实相接，它就像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能彰显出勃勃的生机。这也才有了诗人所吟诵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独上高楼云渺渺，天涯一点青山小。”
三、整体为美
整体意识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始终。所谓”整体意识”概括来讲就是以“整体为美”。以“整体为美”既是中国传统美学原则也是艺术创造原则，也是中国审美原则。中国人讲究“整”，庄子曾经说过：“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之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协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由此看出，在中国古人眼中，天、地、人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有机整体。艺术的使命就是反映、展现、参悟这一整体，而中国建筑艺术也不例外。在这种对于整体效果的追求过程中出现了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的一个重要原则，它具体表现为园林建筑中的“借景”手法的运用。然而即便是这样，也无法完全体现出中国建筑中所具有的精妙特点，因为这个“借景”是多方面的，也是多角度的，有远借、近借、仰借、俯借，等。古代的园林之所以需要“借景”，并非是无聊之至所为的无心之作，而是用心刻意而为之：打破传统，打破单个建筑的有限性，突破自身的有限性，将大千世界引进园林中来，并使之成为自己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营造一种取之自然的纯天然的意境美感。而意境美感所带给人的是一种独特的美感，即“韵外之致”，她会让人在景色之中感受到更为强烈、更为丰富、更为深远的且让人回味无穷的整体美感。此外，在中国的古代建筑中，四合院也是比较常见的形态，即内向的外封闭的空间形态整个就是一个整体，像是一个火柴盒，以围院空间的整体布局作为其主要的特点。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中国传统建筑是以整体为美的，可它丝毫不吝啬对于变化多样的装饰性的追求，从重檐殿顶到五脊四坡，就连边角部分都饰有琉璃小兽，这既增加了建筑的艺术魅力，又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且这丝毫不影响中国传统建筑对于整体美感的追求。
四、轴线的空间艺术
中外建筑单体都讲究对称，但中国建筑、空间布局尤以轴线对称见长。在中轴线上布置主要的建筑物，而两侧的建筑物也多以对称进行布置，具有严格的方向性。而所有这些“规矩”主要受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的观念太重的影响，折射到建筑中就形成了轴线的空间艺术，它同时更是中国“周礼”思想的具体显现。一般而言中国的住宅和坛庙都是以厅室、享堂为中心，正屋为主体，中轴对称，厢房、杂屋均衡发展，天井院落组合变化。这是小的民居布局。寺庙也是在这种影响下从廊院式布局变为以佛殿为中心的中轴布局形式。这种轴线空间艺术更多的主要体现在受中国“周礼”思想影响较大的建筑体系当中。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北京故宫建筑群。故宫所在地区称为皇城，整体形态为不规则方形。皇城规模巨大，四向辟门。故宫同三海、太庙、社稷等共同组成皇城的主要建筑群。整个宫殿群的轴线和北京的全城轴线合二为一，以此来体现出帝王宫殿的至尊地位。在这种轴线的空间艺术形式中，表现出的是明清帝王重视至高无上的王权体现，它布局主从有序，院的灵活运用和空间变化丰富了建筑的层次感。这是等级的分别，是主次的区分，在高低错落有序中得以规范运用。当然，中国传统建筑这种空间的形成，有其主客观原因。客观上如自然的、地理的、生态的原因等，主观上如中国长期保持的生产方式、经济形态和人文形态等原因，这里不再赘述。但不论怎样，这种轴线式的建筑设计样式，从布局的严谨性上就可看出它与宗教、权利或风水思想有关。与其说它是一种建筑样式，倒不如说它是文化的体现。
第4篇：文化特点范文
关键词：余秋雨；文化散文；艺术特点
上个纪末，中国处在社会的转型时期，追求经济利益几乎成了社会的主流，在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文化似乎在逐渐被荒芜。对文化潜存的爱与需求，使得社会在寻求一种精神上的依靠，余秋雨的散文就在此时适时而出，成为社会的“心灵鸡汤”，余秋雨的散文不仅风靡国内，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广大华人读者所喜爱。
一、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在余秋雨的散文中，一直都在苦苦的追索、思考与反问历史文化。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的历史文明，也有过一百多年被屈辱与侵略的经历，这些都构成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历史沉淀。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历史文化的支撑，传统的文化是孕育现代人文精神的摇篮。过多的利益追求，使社会躁动不安，文化的荒芜使得人们的心无处可安。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余秋雨痛心于当今学子对于民族历史知识的欠缺与对传统人文文化的欠缺。同时，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学术功底的学者，一种使命感又使得他开始思索传统文化与现代人文精神的关系，于是，他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文化“反刍”，用一种自由的随笔把沉重的历史做了一番新的阐释。
余秋雨的散文涉及到诸多的重大历史话题，也涉及到时展中的种种问题，更涉及到历史文化与当前文化冲突的种种现象，其涉及面之广，探索度之深，在我国当代散文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余秋雨的散文大多以历史景观为题，他试图通过对文化的“反刍”来与历史对话，探索这些历史景观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求得与历史共鸣，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发现我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的较深脚印所在，说明我的心底的山水，并不是完全的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
为探求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的融合点，他开始了《文化苦旅》，西探甘肃敦煌，访遍大江南北，甚至奔波海外，以一腔热血、满怀深情，试图将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融汇到那一管笔端，他把沉重的历史反思与秀丽的自然山水融合；将沉重的历史话题用优美的文字表达出来。更确切的说，他在表达的是自己的生命情感。如在《道士塔》中，面对着珍贵的历史文物被洗劫一空，民族瑰宝遭到毁灭性破坏，他心痛欲绝：“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这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面对着麻木的道士，余秋雨在“哀其不幸”的同时，又“怒其不争”。在《千年庭院》中，他在阐释当今中国教育现象时，更多的是表达了一个教师的无奈心境。在他的文章中，无一不表现出一种对历史、文化以及人文景观深刻反思后的精神感受，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与期盼。
二、生命感悟与理性思考的交融
余秋雨的散文，有其独到的目光与写作手法，这与他深厚的文化功底以及深切的文化使命感有非常大的关系。他的散文，已经不仅仅是文学范畴中的散文，无论是《千年一叹》中对四大文明发源地的探索，还是在《行者无疆》中感叹于“欧洲文明确实优秀而又成熟，能把古典传统和现代文明、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德融会贯通。”余秋雨所思考的是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华文明之所以得以一脉延续、中国的文化发展又将何去何从等问题。在这两部散文中，他更多的是对生命的感悟，而在感慨之余，又不缺理性的思考。
他在深入到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探访，他已经摆脱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坐在书斋里做学问的局限，而是真确的去感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生命的挑战，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突破，也是在文化探索中的一种升华。在数月间，他经历了多数知识分子所没能体验的各种心智与体力上的考验，也由此生发出别人所无法感受到的生命感悟。更为可贵的是，他没有局限于传统文人的矫情抒发，而是进一步在精神上升华，将对生命的思索凝聚成一种理性的思考。他在思索、在追问，人类的文明为什么会衰落？是否能够重获新生？欧洲文明为何发达？中华文明如何才能强盛？我们的文明发展需要做些什么？应该说，余秋雨的散文不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同时这个声音也正好唤醒了社会对文化与文明的思考，从而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因此他的散文才如此受欢迎。
在中国时代大转型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很多中国人都处在一种失衡的状态中，多数人在追求经济发展与获取金钱的同时，也失去了对自身的认知，因此只有依靠金钱来确定自己的价值，用财富来定位自己的人生，文化之于他们来说犹如荒漠里的甘泉，求之不易，于是他们身处于社会之中而无法获得身心的平衡。余秋雨的散文，给予这些饥渴的心灵最好的甘泉，可以说正好填补了当今社会的部分文化空缺心理，满足社会上的情感追求，引发生命感悟的共鸣，同时又引导社会理性思考文化、人文、文明等问题。
三、题材“形散”而“神”不散
余秋里的散文，题材非常广泛，从人文历史到地理文化，他的笔下时而万马奔腾、纵横驰骋；时而如山涧溪流，清澈而婉转；时而又宛如大海，表面上看似波澜不动而蕴含着滚滚的激情。他的散文说理畅达、理性平和，更多的是表达了一位文人的人文情怀，而没有偏激思想。无论是叙事还是联想，他的思维似乎天马行空、自由自在，显得那么游刃有余，然而其情感表达中，更多的是理胜于辞的气势。无论是在历史中低徊，还是在历史中感伤，他都能通过对题材的裁剪与缝合，最终凝成散文的凝聚力，表现出主题的中心思想。余秋雨的散文，很多看似随意的叙事、写景，或是随性的议论与评议，事实上所有的文字都紧扣着中心主题，而说理、抒情，看似杂却不乱，看似散而最终归一，文章形散而神不散。
四、结语
余秋雨的散文大都语言雅致，在抒情中叙述着历史的故事，在叙述中感悟着生命的哲理；在优美的文字中表达对生命的体验，在练达的语句中感悟人生哲理。他的散文既有诗的美感，又有论文的严谨。在深入浅出中对世事进行论述，在如诗般的语言中阐述事理，文章自然而优美，读起来非常亲切，这也应该是余秋雨散文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栾梅健.余秋雨对当代散文文体的拓展及其局限[J]. 文艺争鸣. 2007（12）.
第5篇：文化特点范文
1.1校园文化的作用
校园文化是一种氛围、一种精神，跟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相同，是一个学校形象跟实力的象征。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凝聚作用，良好的校园文化能够引导大家价值观的形成，从而起到凝聚教学职工跟学生的作用，搭建起一条无形的关系纽带；学校形象构建作用，校园文化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独特的良好的校园文化对于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激励作用，校园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导向，产生于学校同时也反作用于学校，良好的校园文化对于本校的教职工和学生来说会激发其积极学习奋斗的思想；导向作用，青少年学生大部分处于青春期，叛逆心理十分严重，但是接受新事物的观念也非常活跃，在这个时间段如果不对他们加以引导，往往会使他们误入歧途[2]。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对于青少年来说不仅会对他们的思想道德有所引导，更能规范他们的行为，让他们能健康快乐地成长，帮学校做到教书育人的社会责任。
1.2新时期校园文化的特点
校园文化是一个学校风骨的体现，是学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它的形成源于学校长期的教学氛围跟处事风格的积淀，是多种社会文化交织、互动而形成的精神财富。对在校学生及教职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校园文化的形成具有社会性和时代性，因此当今的校园文化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推陈出新，除了社会性、时代性外呈现出多样性、包容性、自主性、规范性等特点。首先，多样性，随着当代社会信息更加方便快捷的流通，中西方各种文化的交集逐步增多，各种先进的教学理念，校园管理方式不断被人们接受，从而催生出更加多样性校园文化的出现；其次，包容性，同校园文化多样性相同，在与外来先进教学理念的交流中，我们总是能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掘出适合我们本土的教学方式及管理方式[3]；再次，自主性，校园文化虽然受社会发展的影响，但是其主体仍然根植于校园自身，来源于学校教师跟学生长期的行为习惯及学习氛围。最后，规范性，与其他的文化不同，校园文化具有特定的文化精神氛围跟环境，其核心为培养“培养社会主义建设合格的接班人”。
2新时期学校管理模式
校园文化是学校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全面育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展现学校特色的重要平台，也是德育体系中亟待加强的重要方面。校园文化是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健康向上、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是一种很重要的隐性教育方式，在学校德育工作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优美的校园环境和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是一件事关学校长足发展，提高办学质量和学生全面发展的工作，是一所好学校必备的条件，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学校管理当中如何利用这些校园文化的新特点，就需要建立与校园文化相结合的管理制度，建设以校园文化为核心的学校管理模式。首先在制度方面，要搭建起与校园文化相适应的规范制度，“无规矩不成方圆”，只有制度提前建立起来，才能让师生及管理者在以后工作跟学习当中有据可循，在潜移默化中进一步深化校园文化；其次，在校园文化搭建方面，要做到与时俱进，融合先进学校的管理经验，及时更改落后的、不合时宜的教学理念，充分了解学校师生的意愿，搭建起健康向上的文化气息与氛围，突出校园文化的时代性跟人文理念；再次，行为方面，首先学校管理者们要以身作则，通过不断学习来提高自身的素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引导学校师生，作为对学生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影响最大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把校园文化的理念贯穿到每次与学生交流的过程当中。最后，作为校园主体的学生，我们一定要挖掘其主观能动性跟创造性。有效发挥校园文化的影响力跟引导力。
3结束语
第6篇：文化特点范文
本文作者：张琳悦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文化产业管理系
在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文化地理学中，以杰克森（PeterJackson）等为代表的新文化地理学学者注重空间研究，说明空间和地方（场所）是如何成为一种核心力量，去建立文化体验的意义地图（mapsofmeaning）。威廉斯强调文化是日常的，也就是说文化渗透在生活的每个过程中，并决定着我们生活的空间性的实践。他们强调文化的空间性，认为文化是通过空间组成的。这种从地理空间来认识文化的观点着重从文化景观、文化源地与文化区、文化生态、文化整合等角度为一体来考虑文化时空发展的动态演变。地理空间的差异性反映在当地文化景观上，同时也会出现不同的文化消费。
文化消费的地理空间概念与文化空间既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可忽视的区别。亨利•列斐伏尔（H.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中列举了众多的空间种类：绝对空间、抽象空间、共享空间、具体空间等，其中也包括“文化空间”一词，这大概是语义学上“文化空间”的最早出现。具体说来，文化空间就是指人的特定活动方式的空间和共同的文化氛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时间性、文化性而且这种三者合一的文化形式是濒临消失的。文化空间不同于一般的空间概念，不仅仅囊括自然地理学上的空间意义，也不是单纯的“文化”与“空间”简单相加的结合体，不属于某种文化存在和传播的地理空间载体、分布流域或者延续范围等。普遍说来，这种文化空间应当是一种具备历史性、风土性、地域性、民族性特征和囊括现有时空中实际生活运行的状态的一种形式及氛围。文化的形成与演变基于特定的地理空间而成，这种空间的特性在文化诞生伊始就深刻地烙印在一种文化的内涵特质中；我们可以理解，文化的地理空间性决定了文化消费的地理空间特性。从文化商品进入消费的角度来看，文化消费所消费的对象———文化商品生产的核心归根到底还是某种文化，在文化商品的生产过程亦即是加工和利用这种一定区域空间内所形成的特定文化的过程。文化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发生交易和消费行为也离不开特定的交易场所和消费市场。文化消费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消费场所，即家庭。文化消费品的使用也归属于文化消费行为之一，比如电子相片、古董、影音设备、书籍等等，还有由此所形成的家庭文化以及为满足家庭文化所进行的消费，例如家庭出游和周末家庭日等。J•K•盖尔布赖斯（Gailbraith）将大众消费时代称之为“富足的社会”，这个社会可以看作为某种形式的消费环境生产以及通过社会空间关系的需求。地理意义上的空间一旦被个人需求和文化商品消费需要所呼唤，则这种空间就被赋予更深层次的意义而不断被文化消费扩散和制造新意义上的空间。由此，文化消费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空间概念，而这个概念远非只局限在一般意义上的市场；其空间概念始终伴随文化消费行为的发生、进行和结束。
这是从具体的文化消费流水线过程谈论的地理空间性。倘若将文化消费抽象置身于于地球范围内的视野看来，不同区域空间的文化消费也存在因地理特性而影响的形态各异文化消费行为、内容和对象，形成一幅壮观的文化消费地图。在全球范围内，西欧文化、地中海文化、美洲文化、南美文化、东亚文化等等由地理意义上命名的文化内涵孕育了形态各异的文化消费对象。这种文化反映在各异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上，包括了当地风土人情、特色建筑、艺术品等等。阿多诺在回答“什么是一个德国人？”指出“，以一个独立的集合实体———‘德国人’为先决条件，他们的特点由事实决定”（莫利，罗宾斯，1993，P163）。这种文化的所有权产生于特定地理区域，又成为了区域的识别标志。威斯勒（ClarkWissler）的年代区域原理：”如果某个给定的特质从某个单一的文化中心向外传播的话，那么，存在于该中心周围而传播又最广的特质就是这个地区最古老的文化特质。”由此看来，文化消费由区域到区域有明显差异性，在一个区域内部也有着可为之识别的特性，同时在文化消费的过程中也有着不可脱离的空间特性。文化消费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空间，又超出固定空间容器限制而蔓延活跃在人们生存空间内。
第7篇：文化特点范文
关键词：导游口译 语言文化 转换策略
近年来，随着我国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旅游经济也越来越受到国人的重视。并在政府鼓励政策指导下蓬勃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走出国门来实现对异国文化最直观的了解，而旅游也随之变成了最便捷的文化体验形式，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但在旅游过程中，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必然会在交际过程中产生语言及文化差异。导游口译员作为语言文化传递的使者，则需要直面这类语言文化障碍，并在讲解的过程中去减少甚至消除这些障碍，以达到实现跨文化交际的作用。一名合格的旅游口译员，不仅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还要在工作中时刻具备跨文化意识.以便真正实现导游口译过程中语言及文化的双重转换。
一、导游口译中的语言及文化特点
按照工作方式分。我们一般将口译分为即席翻译和同声传译。导游口译中的翻译大部分属于即席翻译。多数情况下，正式带团之前会有搜集资料、准备讲稿的时间，以便使其讲解更生动易懂。无论途中导游（on-the-way interpreter）或是景点导游（on-the-spot interpreter），在为游客进行讲解服务时。其交际过程中都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点。
1.语言的准确性
语言的准确性是口译活动最基本的要求。在导游口译中对于数字、年份、人名、地名等翻译，更要注重其准确性。虽然导游口译是在旅游娱乐过程中进行的较为轻松的交流翻译方式。气氛上没有会场口译紧张。用词上没有谈判口译精确，但导游作为文化的传递者，肩负着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互相了解、融合的使命，在口译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名合格的导游口译员，不仅可以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还能够在保证准确性的前提下流利地用英文表达自己的解说内容。这就要求英语导游口译员在学习和工作中不断加强和巩固英语的基础能力。只有培养了过硬的语言能力，保证专业词汇量的丰富储备，才能在导游口译过程中用准确的语言向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
2.风格的灵活性
导游口译发生的场所灵活多变。继而使导游口译的译员需要根据不同场合、不同氛围选择恰当的交流风格。比如机场车站的迎来送往、乘坐旅游巴士途中的互动、纪念碑及墓地的讲解等等，都应根据讲解场合、内容的不同而转换风格。一般来说，旅游的目的是以休闲娱乐为主，译员的主体风格应趋近于生活化、亲近化，必要时恰当的幽默也会给整个游览过程增色不少，使得游客与导游可以和谐、愉快地相处。导游口译员能否在短时间内被游客所接纳及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游的交流风格。由此可见，导游的交流风格在辅助导游口译过程中也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另外，在正常交流中译员也要注意自己的音量和语调，在保持自身风格的同时兼顾礼貌原则，以免引起外国游客的不适。
3.文化的差异性
导游口译中的文化差异可细分为客观差异及主观差异两个方面。客观差异指两种语言在文字词汇、语法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一般会导致导游口译员在工作中将汉语的用词直接同英语的译文对接。使得译文在词汇及语法上显得生硬、牵强、难以理解。这就导致了语言转换过程难度的增大。例如“月亮上的玉兔”如果翻译成“a jade rabbit on the moon”外国游客就很有可能理解成月亮上的玉制雕塑了。其实我国文化中玉兔的概念可以直接翻译成“moon rabbit”。文化的主观差异性一般表现为由于思维模式、价值观、宗教、历史背景等方面的不同而造成的文化传播障碍。在导游口译的过程中，导游与游客之间，游客与游客之间都极有可能存在这种差异。如果导游口译员不具备较广的知识面和较敏锐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就很有可能在交流过程中产生文化障碍。甚至发生不必要的误会。例如在翻译“日本人的走狗”时，就要考虑到西方文化中对“狗”的习惯性解读。如果直接翻译成“dog”，外国游客不仅了解不到导游想传达的真正含义，反而会主观地产生忠诚、勇敢、机智等印象，这就跟原来想要表达的意思大相径庭了。
二、导游口译中的语言及文化转换策略
导游口译就是实现语言及文化转换的交际过程。但由于导游口译中存在着方方面面的跨语言、跨文化障碍，要真正实现信息的正确传递，还需要译员对翻译理论及策略有进一步学习和了解。1995年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他《译者的隐身》一书中提出了归化和异化的概念。异化突出原文的文化色彩，归化则采取了文化补偿策略。使目的语的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归化异化概念的提出，解决了导游口译中的很多交际障碍，也为导游口译的策略提供了广泛认可的理论依据。根据归化理论，导游译员可以用到对等替换、恰当省略等策略；根据异化理论，导游译员可以用到直译、直译+增补等策略。
第8篇：文化特点范文
本文作者：李景生工作单位：德州学院中文系
（一）习用“东、西、南、北、前、后”，少用“上、下、左、右、里、外”汉语的“东西南北”是随着汉民族初始方位概念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汉民族方位文化的发展，被赋予了丰富的方位文化的尊卑观念，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先民的方位概念萌生于日出、日落的自然现象，日出之向为东，日落之向为西，太阳正射之向为南，背阳之向为北。“东、南”蕴含着新生、光明、温暖之义，“西、北”蕴含着死亡、阴暗、寒冷、逃亡之义。而尊卑观念形成于人们的“喜暖恶寒，向阳背阴”的传统习俗。“东、南、西、北”对于各个地区乃至全球来说都是常用的方位词，但是，为何在德州市地名中使用频率较高，而在涪陵及周边地区使用频率较低呢？因为德州市位于平原地区，地势高低的差异极小，地面上带有显著特征的地理实体标记极少。人们为聚落命名时，找不到具有地理特征的自然参照物，于是就选用了“东、南、西、北”等方位词。这些需要命名的聚落多是在原聚落的基础上迁移或新独立的聚落，多数与原聚落有着同宗或同源的关系，用成对的方位词构成地名既方便易取，又能准确地反映源流关系。而且，鲁西北平原广袤无垠，人们善以恒定的太阳为参照物，固方向感较强。而“东、西、南、北”又是反映平面空间的绝对方位词，符合德州低坪坦荡的地势，所以，德州市地名中“东、南、西、北”的使用频率较高。而涪陵及周边地区位于山区，地势高低差异较大，这是最突出、最容易识别的特征，也是聚落命名首先应该依据的地理实体。对于命名参照物而言，地势的高低差异是最大的、最典型的特征，而且这种参照物是永恒的，固定不变的；空间方位是纵向的、立体的，“上、下”无疑是反映这一关系较准确的方位词，用“上、下”来给聚落命名更能恰当地为地理实体定位。所以，这一地理特征就决定了“上、下”的使用频率高于“东、西、南、北”。“前、后、左、右、里、外”是相对方向的方位词，可简称“相对方位词”，它需要一定参照物来表达方位，所指示的空间方位是动态的、相对性的。观察者位置不同，被观察的对象所处的方位也不同，因此相对方位词所标记的方位是不确定的。涪陵及周边地区地势多山区、丘陵,树木参天蔽日,天气常常阴雨连绵,人们很少见到阳光,也就很难以日出、日落去辨认东西南北的方向,而习惯以人体的前后左右里外定出方向,因此，这一地区“上、下、左、右、里、外”使用频率较高。德州市地势平坦，如果用“左、右、里、外”等方位词命名，就缺少自然的标志性参照实体。所以便采用了方位地名以外的命名形式，如“姓氏＋通名”等，有了这类地名后，以这些地名为参照物，便形成了大量的方位地名。在给地名命名时，由于德州人方向感较强，善于运用“东、西、南、北”这类表示绝对方向的方位词，久而久之，人们对“左、右”等相对方位词的使用就缺乏敏感和习惯。另外，用方位词给聚落命名的目的就是要给某个地理实体一个准确的空间定位，而相对方位词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德州人很少用“上、下、左、右、里、外”表达方位，致使这类方位词使用频率较低。
常以“前、后”替代“南、北”两个方位词德州方位地名中带“前、后”方位词的较多，它虽然低于“东、西”方位词的比例，但远远高于“南、北”方位词的比例，原因就是地名中表达方位时，用“前、后”替代了“南、北”。（见表一）按照平原地区命名的一般规律，应是带“东、西、南、北”方位地名的比例比较均衡，带“前、后”的要远远低于带“东、西、南、北”的地名。可是，德州的方位地名表现出一种超常现象。这一现象我们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深入解析。从中国古代文献的相关资料来看,自先秦至明清,“东西南北”与“左右前后”在作为地理方位时可以相配通用。例如：（1）《战国策•魏一》：“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2)《仪礼•士冠礼》：“主人迎,出门左。”(郑玄注:“左,东也。出以东为左,入以东为右。)（3）《尔雅•释丘》：“途出其右而还之,画丘。”(宋邢昺疏：“右谓西也”。)（4）《汉书•扬雄传下》：“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陶涂。”（5）《后汉书•张衡传》:“出右密之闇野兮。”（李贤注：“右,谓西方也。”）（6）《魏书•张彝列传》：“刘符专据秦西,燕赵独制关左。”（7）温庭筠《过五丈原》：“天晴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8）《大明一统志》卷一：“古幽蓟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9）《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引牟子才语：“汉中前瞰米仓,后蔽石穴,左接华阳黑水之壤,右通阴平秦陇之墟。”以上例证说明,自古以来,“东西南北”与“左右前后”在表方位时，匹配的表达比较普遍。这样看来，德州市方位地名命名时，也存在着“东西南北”与“左右前后”匹配的现象：即将本来应用于“南、北”的方位词而选用了“前、后”替代，致使带“南、北”方位地名的比例相对减少。这种现象是否是纯粹的习惯使然呢？笔者认为其中也存在着文化的缘由。因为方位词“北”为“背”的先造字，是假借字。《说文》：“北，乖也，从二人相背。”韦昭注《国语》：“北者，古之背字。”我国位于地球北半部，房屋、居室多为坐北朝南，阳光能照到的阳面为南面，而阳光照不到的一面即阴面，于是就假借表背面之“北（背）”来表阳光照不到的方向之“北”。《论衡•说日》：“北方，阴也。”南有明亮、生长义；而北就是收敛幽藏万物的地方,是幽暗之所。所以,古人死后都一般埋葬在聚落之北，并要求头朝北,即“北首”。《礼记•檀弓下》：“葬于北方，北首，三伐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孔颖达疏：“言葬于国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暗，往诣幽冥故也。”因此，北方为死亡之地，为幽灵生活之地，人皆畏忌。“北”还有“败逃”之义，古代作战，冲锋时面向敌方，败逃时则北（背）向敌方，所以自“北”中也引申出“败逃”之义。《荀子•议兵》：“遇敌处战则必北。”《孙子兵法•军争》：“佯北勿从。”这里的“北”即“败”、“败退的部队”。因此，“北面”引伸开来即有了“称臣于人”的卑服象征。《赤壁之战》中诸葛亮对孙权说：“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即指向曹魏俯首称臣。由于“北”含有这些人们忌讳的意义，同时也“殃及”到与其对举使用的“南”，因此在给聚落命名时，能用“前、后”代替“南、北”的，往往就尽量取而代之。另外，人面对的方向为前，背对的方向为后，人类的行动多为向前或向后，很少横向行走，其活动便常与方位相关联，久而久之，人们“前、后”的方位意识远远强于“南、北”，所以在表达这样的方位时便最先反映出的是选用“前、后”。
为何无“左、右”替代“东、西”的现象？德州方位地名中有以“前、后”代替“南、北”的现象，而无“左、右”替代“东、西”的现象。究其原因，除去上述讲的“前、后”为绝对方位词，“左、右”为相对方位词外，我们初步认为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德州处于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人们的视野开阔；又多为晴朗天气,每天日出地平线和日落地平线都清晰可见,因而太阳是辨别方向最明显的标志，而且是永恒不变的，所以用“东、西”来指示方位最为简单、方便。第二，德州各县市自古以来房屋建筑、道路走向、种植排列都是东西南北方方正正，这就更加有利于培养德州人用“东、西、南、北”指示方位的习惯,从而内化为方向认知的思维模式，久而久之，人们不再习惯运用左右来指示方向。所以在德州问路时,德州人总爱告诉“往东、往南、再往东”,不说“往左、往前、再往左”。第三，中国古代有时也以“西”为尊。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旁征博引地证明：“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即交际之礼亦宾东向而主人西向。”[3]“东向”就是坐西面向东，可见古人也有时以西为尊。特别是“东”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温暖,给大地带来春天和万物复苏的希望，因而,人们对其有一种特殊的尊敬和崇拜心理，因此，在给聚落命名时首先选用的就是“东、西”两个方位词。
第9篇：文化特点范文
1引言
日本文化可以追溯到公元前数千年的绳文时代，以此经历了原初文化、封建社会文化和近现代文化等历史发展时期。从古至今，日本文化的发展有着它独特的特点，有许多不同于中国、西方文化的发展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在日本的文化中，有许多看起来矛盾对立的现象，然而又和谐统一在一起。这种发展历程促成了当代日本文化别具一格的特点。
本文首先对日本文化发展历史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浅析当代日本文化的特点。
2日本文化的发展历史
纵观日本文化发展历史，最初可以追溯到公元前数千年的绳文时代。绳纹文化、弥生文化、古坟文化组成了日本的原初文化。日本的历史起源于石器时代，即绳文时代。由于日本是岛国，这样的地理位置致使当时的欧亚大陆先进文化并未进入和影响日本，当时的日本生产力落后，社会滞留在母系氏族公社。巫术支配人们的原始生活，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随着弥生时代的到来，日本文化进入弥生文化时代。弥生人从事农耕，进入铁器时代，父系社会制度代替母系制度，阶级差别、政治支配关系逐渐形成。在这个时期，自然崇拜和巫术迷信依然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农耕祭祀活动的盛行，成为弥生文化的一大特征。公元三世纪到六世纪，日本进入古坟文化。这个时期通过坟内陪葬品来象征着死者生前拥有强大的权利。到六世纪，儒家经典、佛教等经过朝鲜进入日本，解开了日本精神文化的序章。
早日的封建社会的日本文化，集中体现为白凤文化，天平文化和平安文化。值得一提的是，天平文化即整个奈良时期，日本吸取了大量的隋唐文化，尤其是唐代文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自此，日本大量吸收中国古代文化。在使用汉字记事的基础上，日本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标记日语的音和声，至此日本结束了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历史。中期封建社会的日本文化，以武士文化为特色。以武士的军旅生活为题材的武士文学，与武士心境相吻合的禅宗的流行，以及各类理论著作的出现，都是这一时期日本文化史上的新特点。后封建社会的文化又称江户时代文化（德川时代文化）。其主潮流体现在以下三点：中国的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取得独尊的地位，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推动日本精神文化的发展。具有日本独特的思想文化的创出与繁荣。西方文化的受容与研究。
走入近代，日本文化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发展。第一次是1868年的明治维新，日本政府了治国大纲，提出求知识于世界的原则。这个时代，也正是日本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并走向帝国主义的时代。在“求知识于世界”原则的指导下，日本文化转而对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全面开放。在明治政府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放”三大政策的指导下，日本在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学术思想都有选择地学习和移植了西方文明，建成了近代日本资本主义文化。第二次发展是1945年战后民主改革为主，二战失败之后，日本文化大量移植了美国的文化制度。此后，日本文化进入到当代日本文化。
3当代日本文化特点
谈到当代日本文化，首先需要提及的日语的暧昧。日语中的暧昧性表达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并在日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语言上主要表现为委婉性表达，即在语言的交际中，为了保持彼此间的和谐关系，有意避开直截了当的说法，而用温和、婉转、间接，向听者表达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这种文化特点的形成日本的地理环境影响，同时受到儒学的以和为贵的思想影响，同时于日本民族的单一性、语言的单一性有关。
另外当代日本文化的主要特点体现在日本人交往中的谦恭和客气，日本人在生活和工作中通常不愿意直截了当地拒绝别人，而是通常会委婉地表达。比如说在双方交谈过程中，使用“我理解您的要求”实质表达的是明确的拒绝。
日本文化的开放性也是相当罕见的。日本文化以一种罕见的开放态度，在其历史活动中，先是吸收了中国的汉文化，特别是先秦孔儒的实践理性精神，后又消融了西方欧美文化，铸成了本身的开放机制。然而，日本文化的开放性并没有使其成为一锅煮的大杂烩，在其对外开放、广泛吸收的背后， 还存在着一个更为深刻的内在的文化容纳选择机制和交融。
日本文化集自卑感与优越感于一身。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发展迅速，日本拜倒在西方文明的脚下，开始走欧化的道路，对西方列强在日本的强权百般忍让，体现出日本文化的自卑感；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用从欧洲学到的东西来向东方国家炫耀，对东方国家大动干戈，不断地向亚洲国家显示其优越感。
除此之外，当代日本文化的特点还包括内在封闭性、排他性和内聚性等。
4结论
日本文化的发展受到其地理位置的影响，具有其独特的发展历程，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东方文化系统—日本文化。
本文在阐述日本文化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浅析了当代日本文化的主要特点。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