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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建立虚拟变量模型,运用2004―2015年北京市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数据,比较分析北京市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边际消费倾向。通过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额都与收入呈现显著正向关系;北京市的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总量、文化消费占收入比重及文化边际消费倾向都显著高于农村居民。这为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刺激文化消费需求提供了可行性建议和指导。
【关键词】文化消费 边际消费倾向 虚拟变量
一、引言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居民文化消费需求的推动。文化消费是指人们为满足自己精神需求而对文化产品和服务进行的消费,文化教育、娱乐、艺术欣p、体育健身、旅游观光等都属于文化消费的范畴。由消费需求升级规律可知,人民的消费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渐由以物质消费为主转变为以精神文化消费为主。
二、实证分析研究与结果分析
(一)数据来源
文章的2004年到2015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数据及城乡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数据均来自于北京市统计信息网,采用Eviews7对数据进行处理。
(二)比较分析
图1直观地给出了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发展趋势及差异。从图中可以看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均成不断上升趋势,并且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高于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随着收入的增长以及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差距有不断拉大的趋势。
(三)数据处理
1.数据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为防止时间序列数据直接建模产生虚假回归问题的发生,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因此我们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表1显示上述四个指标数据都没有通过单位根检验,数据不平稳,因此需要对模型(1)、(2)做回归,对其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式(1)、(2)协整关系显著性不高,分别为0.08%和2.26%。其原因可能是样本的数据太少,文化消费和收入在样本的前期数值较小。还有一个原因是不能仅用收入解释文化消费。因此将虚拟变量引入模型来分析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异具有可行性和优越性。
2.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表2的结果是通过Eviews软件对式子(3)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从表中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模型拟合的好,R2和调整的R2都特别高,说明被解释变量能够很好地被解释变量解释。式子(3)的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X的系数显著,为0.040196,说明城乡居民消费与居民收入呈正相关关系;截距D的系数显著,说明北京市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自主文化消费倾向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的自主文化消费高597.4140;D*X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系数值为0.024107,说明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低0.024107,城乡文化消费边际倾向存在显著差异。
三、对策建议
1.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
研究表明,文化消费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为了增加文化消费,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居民的收入,尤其是农村地区人民的收入,从而促进居民文化消费的增加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2.加大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入,大力扶持区域特色文化产品
政府应发挥其为人民服务的职能,加大对文化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入,尤其是要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大量的人民喜闻乐见地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加大对区域特色文化产品的扶持力度。
3.加强对文化产品的宣传力度
充分运用网络、广告等媒体的优点来宣传文化产品,激发消费者的购买兴趣,引导消费者进行消费。
参考文献:
关键词:攀枝花市;城乡居民;文化消费需求;现状;分析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4-0228-03
一、文化消费需求现状
(一)文化消费方式
目前,攀枝花市城乡居民经常参与的文化休闲娱乐方式主要集中在:看电视,上网,看电影,看影碟/录像,打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球类运动,利用社区文化设施进行户外运动,串门、聊天,看休闲/消遣类书籍,登山/郊游/散步,打麻将,赶集/逛街等,具体情况见下表。
(二)文化消费支出情况
该市居民文化消费在家庭消费中所占比例,按集中在5%以下、5%~10%、10%~20%、20%~30%、30%~40%、40%~50%、50%~80%、80%以上八种情况进行调查,具体见下表。
该市城镇居民在文化消费方面的支出占前三位的是休闲娱乐、教育培训、旅游,其次是购置家庭娱乐文化设施、体育锻炼。农村居民在文化消费方面的支出占前三位的是教育培训、休闲娱乐、体育锻炼,其次是购置家庭娱乐文化设施、旅游。具体支出情况见下页表3。
(三)平均每天用于文化活动的时间
据调查,该市城镇居民每天用于文化活动的时间在1―2小时的占22.67%,2―3小时的占21.5%,长达5小时以上的占15.52%(这部分人主要是高校学生和退休人员),根本没有时间参加文化活动的居民仅占5.95%。农村居民用于文化活动的时间在5小时以上的占34.72%,其次是1―2小时和2―3小时,分别占19.13%、16.79%。
(四)参加文化娱乐活动的主要目的
城镇居民参加文化娱乐活动的主要目的,列前三位的依次是愉悦身心、增加知识、强身健体,其次是缓解压力、获取信息。农村居民参加文化娱乐活动的主要目的,列前三位的依次是增加知识、愉悦身心、强身健体,其次是缓解压力、广泛交友。具体见下表:
(五)对文化娱乐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
城镇居民中,只有16.09%的居民对自己的文化娱乐生活状况感到满意,48.59%的居民认为一般,12.13%的居民不满意自己目前的文化娱乐生活状况现状。农村居民中感到满意的占22.47%,认为一般的占48.36%,不满意的占10.7%。
二、文化消费需求的特征
(一)文化消费方式比较单一
由以上表1可以看出,该市文化消费方式比较单一,除网络属于新兴文化消费项目外,其他几乎属于传统项目,这些活动消费范围和环境局限性比较大,仍以简单廉价的休闲活动为主,文化消费层次偏低。
(二)迫切需要增设公共文化设施
调查显示,有19.34%的居民对现有公共文化设施非常满意,32.41%的比较满意,34.04%的居民基本满意,14.17%的居民认为现有公共文化设施完全不够。这说明,目前该市的公共文化设施还不能完全满足市民的文化需求,应尽快增加图书馆、博物馆、文化(艺术)馆、民俗馆等文化设施。调查中,城镇和农村居民均把图书馆的建设列在需要增加的文化设施的首位,表现出市民对图书馆的迫切需要。公共图书馆是公众获取知识的重要场所,图书馆的拥有量、馆藏书人均拥有量以及人年均读书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国际平均每2万人拥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我国平均每45.9万人拥有一个公共图书馆,该市平均每36万人拥有一个公共图书馆,约相当于国际平均水平的1/18;该市公共图书馆藏书人均0.3册,在国内同等城市中偏少,远低于人均2册的国际标准。
(三)比较偏爱节庆文化活动
调查表明,46.26%的居民希望参与或观赏节庆活动,其次是文艺演出、文体竞赛,分别占40.36%、24.04%。对于该市各级地方政府举办的、具有地方特色的节庆文化活动,如长漂节、石榴节、啤酒节、美食节、桃花节、樱桃节等,58%的居民认为这对丰富市民文化生活作用很大,18.66%的居民认为现有节庆文化活动所起作用一般。
(四)以社区为单位的群众文化活动初具规模
该市居民参与文化活动主要是以社区为单位开展的、具有民族风味、地方特色、自娱自乐等特点的群众文化活动。活动的组织,一方面由社区统一组织,另一方面由居民自发组织,尤以后者居多。全市129个社区基本上都组建了秧歌队、腰鼓队、老年乐队、太极拳队等文艺演出队,居民自发组织的文化活动主要以坝坝舞、打跳、锅庄等民族风味浓厚的集体舞蹈为主。如盐边县编排的笮山锅庄,已在全市推广,深受群众喜爱。目前,各县(区)文化广场每天傍晚跳坝坝舞的群众均有近千人,多的时候达到3 000人。
(五)参与社区文化活动人口日趋老龄化
该市居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及建设的积极性普遍较高,但主要以离、退休老人为主。全市现有的社区文艺队、体育团队等,70%以上是老年人,其他年龄段的参与者极少,绝大多数青年人根本不清楚自己所在社区的各项文化活动,对社区的认同感不强。
(六)文化消费主体偏于年轻化
该市文化消费主体主要集中在18―35岁的青年群体,他们进行文化消费有三个特点:一是喜欢尝试并购买新的文化产品;二是由于就业、工作、情感等方面的压力较大,企图利用各种休闲娱乐方式来减压,或者借此增进朋友、同事之间的感情;三是较多参加学历教育及各种培训。
(七)具有适度超前的文化消费意向
调查显示,53.48%的居民将在未来五年内大幅度增加文化消费支出,其中城镇居民计划增加文化消费支出的项目,列三位的是教育培训、旅游、健身,分别占38.9%、31.46%、22.74%。农村居民也把教育培训、旅游、健身作为了预期文化消费的支出项目,其中,81.79%的居民愿意自费参加电脑、外语、驾驶等技能培训。随着居民收入的逐步提高,文化消费总体水平持续增长,对于教育培训、旅游、健身方面的文化需求,将直接影响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
三、文化消费需求存在的问题
由于该市文化事业发展滞后,文化产品市场发育不充分,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薄弱,文化产品以及文化娱乐方式等,尚不能充分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居民实际文化消费需求相脱节,文化消费还不能在居民生活中占据应有的位置,难以激发居民的文化消费热情。因此,该市文化消费需求还存在诸多问题。
(一)公共文化设施不足
与该市人口总量相比,其公共文化设施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略显不足。受访者中,选择“文化场所不能满足需求”的比例高达42%,认为“目前社区文化活动中的问题是设施缺乏”的有33.2%,希望社区文化建设应该在设施上得到加强的有39.5%,认为目前限制自己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合适场地”者为46.4%。例如,从仁和区大河中路等街办和社区反映的情况看,社区腰鼓文艺演出队日常排练都没有合适的场地,无论酷暑还是严寒,都只能在一些露天的公共绿地或公园里进行,以至难以开展活动。即便是基础条件较好、处于城市中心区域的炳草岗街道社区也没有自己的文化广场。社区文化广场匮乏是该市普遍存在的问题。城区尚且如此,乡镇的条件就更困难了,只有少部分乡镇有文化活动场地,多数乡镇组织文化活动的地点是由村干部轮流坐庄解决,在自家的院坝里开展。
(二)社区功能发掘不够
一方面,社区文化中心尚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调查显示,有53.7%的市民只是偶尔去附近的社区文化中心,只有13%的市民经常去,更有超过20%的市民从未光顾;而“由社区文化中心组织的各项活动的群众覆盖面和知晓率”一项,有高达35%的受访者认为很难说,原因是不了解。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青年群体几乎没有参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组织的活动。另一方面,社区在引导居民文化消费方面有待加强。调查中,60%的居民希望社区能开展健身、厨艺、花卉和美容等活动;40%左右的居民希望社区举办绘画、书法、音乐和戏剧欣赏等学习班。大家希望社区能够不断拓展文化活动内容,能够动员和组织更多的居民参加到健康、有益、文明的活动中来,使社区居民的休闲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三)文化经费投入太少
社区文化活动因为缺少足够的经费支持而导致后劲不足,在设施、辅导、排练、道具、服装、乐器等诸方面都很难达到较好效果,难以打造出群众文化活动的精品项目和特色团队。目前全市已有的社区文艺演出队中,演出服装基本都是队员自己出钱购置,并且参加文艺表演多数是义务性演出,只发放一点交通补贴。此外,大多是遇到有活动了才找经费,变数大,缺乏应有的培育保障机制。社区、居民群众呼吁最多的问题就是文化经费投入太少。
(四)文化工作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该市文化工作队伍尚不能适应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从县(区)、乡镇、社区的文化工作队伍来看,从业人员呈现出年龄和知识结构普遍老化、专业水平不高、整体素质偏低、人员不足等现状。调查中,乡镇、社区普遍反映文化专业人员比较匮乏,不能及时有效地指导基层群众开展日常文化活动。
(五)居民文化消费观念有待提升
长期以来,政府是文化事业的“包办者”,自然形成了文化事业发展是政府责任的心理,居民则成为文化事业的旁观者。由于对文化消费认识不深入、重视不够,使其一直作为一种“软需求”受到冷落,致使该市多次文艺商业演出失败,灯会、花展、时装节等文化活动倘若要收门票则门庭冷落,免费则观者水泄不通,这些现象说明居民文化消费意识淡薄,需要尽快改变并提升。
四、引导城乡居民文化消费需求的途径
(一)激发居民文化消费热情
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物质生活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精神文化生活消费需求也应不断扩大、延伸和提高。文化部门要通过群众喜爱、易接受的方式,如利用电视、网络、报刊、文艺演出等形式,广泛地宣传、倡导文化消费理念,激励居民以不断提高文化素质、满足精神享受、实现自我全面发展、追求较高生活品质等为目的,自觉进行文化消费活动。
(二)加大文化设施建设力度
文化设施建设是文化发展的基本条件,是满足市民文化需求的根本要求。一是要立足攀枝花城市功能定位,围绕炳三区、三区两县中心城区的开发建设,优化文化资源的整合和配置,适度调整文化设施布局,不断完善县(区)、乡镇、社区基础文化设施网络,逐步形成以县(区)中心城区为重点建设一个大型文化广场,以乡镇、社区为单位建设多个小型文化活动中心的文化活动场所格局。二是要整合现有街道文化设施,完善其公益性的文化服务功能。在县(区)级层面上,可以考虑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主题公园。在炳三区开发、炳二区改造中考虑建设文化(艺术)馆、民俗馆、少年宫等,以逐步满足市民的需求。三是要积极争取上级文化主管等部门的支持。我省从2002年开始每年投资100万用于少数民族地区流动文化服务车配备工作和“2131”工程,但是放在全省,这笔资金摊下来就很少了,满足不了农村基层的文化需求。该市文化主管部门应在建设乡镇宣传文化中心和村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室等方面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
(三)加强区域内文化资源共享
攀市乡镇、社区区域内的企业、学校和其他社会单位中的可利用文化资源较多,如攀钢和攀煤的不少二级厂矿都有自己的文化设施和文艺骨干,可立足全局,整合资源,形成县(区)、街道、社区一盘棋的思路和理念。邀请一些区域内的专家、学者、艺术家等专业人才,成立文化工作参谋队伍,指导培训文化干部,带动区域内的文化活动开展。
内容摘要:文章将文化生态学研究文化生态的理论和方法用于会计文化的和谐消费中,这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和寻求到加强会计文化和谐消费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 会计文化消费 国家文明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最终环节,构建和谐消费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会计是适应人类生产实践和经营活动的客观需要而产生并发展的,是有丰富文化底蕴和消费需求的一种管理与服务活动,是与人类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各种人、财、物的出现、存在与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必要环节或重要步骤;因此,必然和必须地涉及到其相关文化成果的消费问题。
美国学者J.H.斯图尔德在1955年最早提出的文化生态学概念,主要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一种学说”(司马云杰,1987);是一门将生态学的方法运用于文化学研究的新兴交叉学科,是研究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状态及规律的科学。会计有文化、会计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会计文化源于会计、是会计的衍生物(王传杰,2002);会计有生态,当然也就有着文化生态的特质和诉求。将文化生态学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个因素交互作用的生态理论来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和变异规律的方法来认识会计文化的消费,就必须将其置于一种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和谐建设与消费;并立足于会计本体角度来观察、认识会计文明进程中一切相关事物对包括会计文化生态在内的整个会计生态的影响和作用,从而达成会计文化和谐消费具有重大意义的一致认识。
会计文化的和谐消费
如果把会计文化理解成为促进社会经济、会计人才等全面发展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特色的物质环境、知识系统、价值体系、管理制度、教育方式等的总和(黄东光,2001)的话,那么它必然就存在一个如何消费的问题,因此,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待会计文化的消费,就必须将其放在会计这个生态环境中,从其必然有着文化生态的特质和诉求、存有文化生态的本位依托与本能需求、需有和谐消费与和合发展的必然和必要出发来探究其中的和谐性与重要性。因为,消费的和谐包括消费力与消费关系的和谐,涉及到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李松龄,2009);而且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关系,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尹世杰,1995)。此外,消费文化与文化消费、生态消费与消费生态等研究的兴起和推动,也促使会计文化需要在文化生态学指引下和谐消费与科学发展。所以,从文化生态学角度来看待和对待会计文化的和谐消费,必须首先找出会计文化消费中所遇到的不和谐问题,明确会计文化和谐消费的重大意义,以此来寻求到不断消除不良会计文化与会计文化中的失和的基本对策,促使优良会计文化的培育、维护、创新和发展,以及会计文化生态及其消费和整个会计生态的平衡协和与可持续性。本文把会计文化从无到有、从反到正、从卑到良的认识、培育、维护、创新与繁荣等活动都纳入了一个“消费域”。
会计文化和谐消费的重大意义
文化生态学研究某一环境背景中人类的行为和文化,考察人类如何与其周围环境相适应以及环境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文化;或者说,人类文化如何在其环境背景中取得发展,而人类的谋生方法又在如何影响着其文化的其他方面(Bates,Daniel G,1998)。从文化生态学视角考量会计文化和谐消费,它不仅是会计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体现出会计变革竞争的综合实力;而且对构建和推动我国财政文化和企业文化之类社会主义文化产生重大的积极作用,在会计行业精神品格、道德观念、管理制度和行为规范等的形成,对继续深化会计改革,顺利实现会计发展目标具有独特深远而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一)会计文化和谐消费是稳固国家文明大厦的有效举措
从会计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可以得知,会计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相联系,会计既与上层建筑中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有关,又是国家经济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它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已超越了单纯的企业信息服务的局限,而将工作目标定位在对企业内外进行信息服务与管理,将职能从较简单的财产管理责任关系处理、发展到较复杂的经济利益关系协调、进而发展到高级形式的为优化经济资源配置服务。会计文化是促进管理现代化、推动国家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加强会计文化和谐消费与积极消费,促进会计的文明化、趋同化,实现会计和谐化、科学化,也就是稳固强力国家文明大厦的基本工程。
同时,新形势下的国家文明建设,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离开了人民群众的主动而积极的参与,国家文明建设将失去动力和基础。会计在动员、组织、吸引和调动社会各方面人员参与会计文化和谐消费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来源于会计是各类需求者或使用者所需会计信息的加工地与来源地,是培养和造就会计实践人才、获取和积累会计经验并上升到理论的重要基地,是检验会计理论、进行会计研究的实验场所,是满足企业员工尤其是会计人员完善自我、开发潜能等精神生活需求的主要途径,是协调会计主体内外利益相关者、整合企业内外相关资源、实现企业国家社会和员工互助的重要依托等独特功能。这些功能和优势的发挥,不仅满足了社会成员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共同需求,拥有会计发展成果共享的权利;而且促进了国家会计、专家会计和社会公众会计的成熟与协和,推动了会计的特色发展和特色会计的发展。会计执业者集会计文化与文明的创造者和享受者于一身的角色,决定了会计文化消费除了要完善会计硬件之外;更主要和重要的还在于通过会计意识和精神等软件培育,促进会计文化的全面发展,提高会计文化消费中各有关方面的文明素质,使其不仅能愉快地享受文明,更能积极主动地参与文明消费与共享。
(二)会计文化和谐消费是实施文化教育的重要环节
教育不仅是把受教者培养成一名知识渊博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一名具有独立性和批判性的思想者;未来的会计专业或者说会计执业所必须的技能不仅包括传统的会计专业知识,还包括个人品德、书面沟通、语言表达、人际关系、学习能力、领导能力和创造能力等。新的教育观倡导一种真正以人为本的教育,即文化教育。这种教育的关注点不再仅仅是知识,而是包括知识在内的整个文化;不再以知识为中心、以知识为本,而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不再仅仅局限于受教者学习和掌握现有的知识,从而成为旧知识的接受者,而是让学生受到包括知识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全面熏陶,更成为新知识的创造者。
会计的发展不能脱离其文化环境的氛围,会计在其发展过程中会以其特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形成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以特有的语言文字描述和传播会计信息,按照其道德规范及习惯进行会计处理,从而形成符合这个社会发展要求的会计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其产生、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并发挥着自己特殊的作用(朱晓,2008)。会计在其“文化化”建设与发展等消费过程中,必然和必须地涉及会计和会计主体内外的方方面面,会受到会计内外环境的影响或作用,是需要教育的外在教化作用去促成的;这些无不与文化教育的精神实质相吻合。作为实施和实现文化教育重要环节的会计文化消费,就需要按文化教育的特别要求,从构建学习型个体、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社会立足,对各有关人员和部门加强有关会计方面的理论教育、知识普及和技能培训,使其在终身学习的氛围中不断提高素质;就要求有一种联系家庭、学校、会计主体和个人的综合教育网络,形成最大的教育合力,增强会计文化消费的和谐性、全面性、普适性和实效性。
(三)会计文化和谐消费是加强经营管理、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依托
会计是现代经济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核算者、管理者、监督者的会计执业者,他们对目的、手段、动机和效果的选择,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处内外环境的影响或制约,而这些无不与文化有关。会计本身内在地具有文化性质或文明诉求,文化通过会计的运作把会计分为先进与落后,保守与创新,并借助对规则或原则导向会计进行的评判来干预或纠偏会计,以使会计符合市场主体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追求,实现文化的新境界。可以说,会计文化反映了广大社会成员尤其是会计从业人员在会计方面的共同价值观、共同追求和共同利益,得到了包括会计从业人员在内的全体成员的承认和接受,使参与各个业务活动和会计事项的有关人员的力量凝聚成一种合力,引导全体成员最大限度地发挥能量,增强了活力、提高了竞争能力;它最集中地概括了会计建设和发展方面的基本宗旨、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向会计主体的利害关系人乃至整个社会展示了会计成功的管理风格、良好的运营状态、积极的精神风貌,从而为塑造会计及其主体的良好整体形象、增强信誉、扩大影响等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总之,围绕影响会计文化变革发展的各因子去进行会计文化和谐消费,无疑会成为国家、民族及其各种社会组织加强经营管理、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依托和重要力量。
(四)会计文化和谐消费是适应和满足社会“文化性”需要的主要途径
随着生产力不断提高、生产关系的日趋改善,人的主体性作用将得到大力突现和凸显;而会计是一项特殊的生产活动,相对于会计信息、会计服务或其组合这类特殊产品的生产、提供、供给、监管而言,会计执业者的职业道德与判断、守规履责与正派等都对会计产品质量的保证与提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会计执业者缺乏公共的价值理念、共同的组织愿景、和合的行为思想等,那么会计产品的质量将会受到严重影响,进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安全,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最终影响甚至阻碍社会的发展。因而,社会发展对会计提出了“文化”要求,即会计应符合法理情框架下的会计主体的文化和整个社会的文化,这种文化追求应随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强烈。会计文化和谐消费正是适应和满足社会“文化性”需要的重要内容和途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地区的先进与落后,是否具有发展的潜力,最终取决于它的文化,即其文化的性质、程度、品位等综合指标(惠恩才,2007)。从文化生态学来看待和研究会计文化和谐消费,需要在人、自然、社会和文化等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探寻出会计文化和谐消费的广泛作用和深远影响;需要站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更全新的高度来认识到高水平、高质量会计文化消费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触动性和推进性;需要大力培养会计的文化力与文明度,增强会计文化在生产管理、社会服务和经济建设中的导向能力和积极功能。
结论
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不是经济活动的直接产物,它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变量;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用以寻求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貌和模式。在进行会计文化和谐消费时,既要根据会计文化和会计生态所涉及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和适应性互动规律,探寻出对会计文化形成、发展、完善和保护的基本方略;又要看到会计文化消费对社会经济方方面面最大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充分认识良好会计文化及其消费对该国、该族、该地会计发展状态和趋势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更要针对会计文化消费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及时理清思路、想出对策;促进会计文化及其和谐消费得以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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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行为 消费文化 营销战略
一、今天的消费文化景象
随着计算机及互联网应用的大众化、媒体技术的进步、新概念、新营销模式的不断出现以及世界文化的日益融合,今天的中国社会日益呈现出与许多与以往不同的消费文化特征,人们用消解、非同一性、多元论等词语来形容,并冠之以“后现代主义”的名称。说穿了,今天的消费文化的核心呈现出对权威的挑战、对旧模式的批判、呼吁和提倡创新的特性并充满个性表达。今天,精英文化由于其精英本质而越来越远离大众,曲高和寡;而大众文化则因其仿真、拼贴、视像化的特征而与大众更加亲近。于是社会消费文化中的热点概念、流行与时尚、行为与方式愈加以平民或所谓草根来引发和创造,进而成为消费文化主流或标签。
二、消费者行为中体现的消费文化特征
今天的社会是典型的消费社会。与以往相比消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饱含了文化内涵与韵味并在各个阶段形成独有的流行亚文化。同时,基于互联网的各种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使网络文化象细菌或病毒一样快速形成并渗透于全社会,日益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细胞。而它的传播速度和影响力造就了一个事实:今天的消费文化正在强有力地改变着中国的现状,改变着人们的感觉方式和知觉方式,反过来这些文化特征可以让我们从消费行为上得以印证。
从理论上讲,消费文化包括三个层面:表层,即物质层,包括各种物质产品和劳务;核心层,即观念层面,是消费的指导思想、消费价值取向、基本价值观念、消费目标追求和道德观念等;连结层,即制度层面,包括消费环境、消费的组织构架、消费的具体方式和消费行为的规范力量等。今天,消费文化不仅在一、二线城市生根开花,而且已经从这些大中城市向其他地区蔓延,有学者认为,消费文化对中国全方位的渗透已成趋势。从北京的798艺术区、世界最新型业态的高级零售场所到上海的香奈儿文化展以及汇集了世界奢侈品牌的大型商场;从都市霓虹闪耀的巨型电子广告屏,到县城里参差不齐的品牌宣传牌;从物质消费上的“苹果控”,到精神消费上的“粉丝团”,可以说,我们的日常生活每时每刻都处在消费文化的漩涡中。除了个人的有形产品购买行为,人们还消费着来自各种媒体的信息和节目、面对着相关群体的讨论或追逐时尚的行为。这样的文化消费消费发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每一天,体现了当代国人特定的存在方式和生活风格,也反映了社会消费文化的复杂性。
(一)消费行为呈现外显性特征
今天,商品的符号化充斥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符号化消费、象征性消费、风格化消费、个性化消费比比皆是。说到底商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还具有了外显性价值,并且使用价值日益让位于外显性价值。所谓外显性即商品具有通过品牌、图案、包装等商品外在特性彰显商品使用者身份、社会地位、审美等的特性。
外显首先从商品的造型、图案、包装等开始,借此传达商品本身的格调、档次和美感,进而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其次,商品还是一种象征地位、阶层的符号。因为作为符号的商品,经过商家的苦心打造、大众传媒的渲染与传播,已经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意义,成为了社会地位、身份和品味以及象征性的代表,消费者对其消费是在享受一种心理体验感觉。特别是某些相对个性化的需求,消费者会比较坚持自我的个性主张,不易受广告及媒体宣传的影响,虽然参照群体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评价即“社会的自我”仍然在消费者决策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与个性化需要相比他们更看重后者。于是我们看到,社会消费需求逐渐青睐于个性化风格、小众品牌和生活方式。
(二)消费行为呈现归属性
人们发现“中产阶级”这一概念不断见诸各种媒体,其社会地位及生存状况等也经常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这代表着人们对社会阶层理论的认同。社会阶层理论本是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社会各不同阶层在权力、社会威望、受教育程度、财富、职业等方面的差别,但自从该理论被引入市场营销中用于研究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行为差别,人们又多了一个研究消费行为的视角。今天的中国在文化及跨文化的影响下,不同的社会阶层的消费行为区分愈加显著。各社会阶层的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趋向于选择能够体现其“阶层意识”的商品,而他们的“阶层意识”源于群体成员对其所处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这一现象在较高社会阶层中表现的愈加典型。特别是对于某些专业性不强、非标准化商品的消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往往会受亲朋好友的影响,会根据信任关系的亲疏来产生购买决策。比如办公室同事、一起逛街的闺蜜、亲属等。同时,这种归属性特征往往又通过其他消费途径来予以表达,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分享”。比如借助微信这一流行的媒体消费形式,消费者在朋友圈中炫耀(分享)着各种消费内容:大到社会热点、社会流行,小到个人每天的衣、食、住、行,家长里短。
(三)消费行为趋向深度情感体验
人们消费常常只是为了获得一种愉悦和满足。人们在选择商品的过程中不仅注重商品的象征意义和内涵价值,也注重个人的享受,注重感性、感官和欲望的体验与满足。因此有学者描述到:在家中冲泡一杯速溶咖啡只要几块钱甚至更便宜,而在咖啡馆里一杯咖啡要二三十块人民币,但人们可以从咖啡馆浓郁的咖啡香味、幽雅的环境和动人的音乐或相应的文化主题表达中去感受西方的浪漫文化,品味到小资的生活情调和时尚轻松的生活方式。难怪曾经有人认为衡量一个城市发达的程度,只要看看这个城市的咖啡馆有多少就可以了。今天的大都市咖啡馆遍地且各具特色,只要在营业时间,里面通常都坐着众多习惯了“喝杯”的都市人,他们宁愿花费更多的费用去享受在咖啡馆才能体验到的文化,让心情愉悦或是顺便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今天,全世界都出现了一个新的消费群体,刘易斯和布里格在《新消费者理念》中把他们定义成“新消费者”。新消费者大多以“80后”、“90后”为主,他们在消费中所追求的一大目标便是让自己“满意”,即让自己的心情愉悦、快乐满足。他们不再关注商品的象征性,不再狂热地追逐自己钟爱的品牌,购买商品也不像传统消费者那样功利,明确地以使用价值、提高社会地位、炫耀等为宗旨。可能一个小小的触动就足以让新消费者迅速做出购买决策,而不再反复衡量、仔细盘算、讨价还价……在2012年热播的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中有一个片段让大家印象深刻,女主角杨紫曦出入各个奢侈品柜台、疯狂的刷卡、见到喜欢的就买下,用她的话说,她只要心情不好就会疯狂的购物。虽然在现实生活中,这样极端的消费只是个例,但是也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今天的中国,消费已经不仅仅是使用价值的需要,它已经成为人们情感自我表达与宣泄的途径,这也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淘宝能够成功的创造出“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并使其成为电商企业甚至是实体零售企业越来越看重的一个“营销季”。
三、基于消费文化特征的营销策略
(一)体验与情感融合
今天的消费者不仅注重产品质量,更加注重情感的愉悦和满足,也就是消费时的体验与情感诉求。在这种体验的消费中,消费者寻求的是一种即时的体验、欲望的表达和自由的情感宣泄。体验与情感融合的消费正日益成为主流的消费行为。体验与情感融合的营销策略便是在“人的情感”上大做文章,使产品散发出来的气氛、情感和趣味与众不同,同时注重消费者消费全过程的体验,让消费者形成强烈的记忆,产生难忘的体验,把营销这一传统经营活动引入一个全新的情感与体验共存的营销领域。
该营销策略的哲学基础建立在认为消费者是理性与感性兼具的基础上,因此,商家可以利用一些纯真情感、古典怀旧、梦想憧憬等鲜明的体验主题,用意境化的情节设计或营销氛围来触动消费者的心灵。
(二)品牌与文化融合
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日益丰富,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很难区分为数众多的竞争商品存在的质量差异。于是消费者就会从符号价值的角度对品牌加以判断。消费者期望通过品牌形象来获得参照群体的认同;另一方面,从企业角度而言,品牌既代表着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品质,也体现着企业的文化、个性、价值和消费者身份。因此,品牌包含着顾客对一种产品或服务的综合体验,品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体验的价值。顾客对企业的文化、个性认同程度越高,甚至以拥有该品牌产品而骄傲,那么顾客的体验价值就越高。无论是传统企业还是新型企业,其经营的思想无疑是在朝着品牌化方向迈进。
消费蜕变、观念转换以及消费者自身的取舍,使得今天中国的品牌塑造方式和传播策略也面临新轮的进化,品牌要改变与消费者的沟通方式,不仅要变得更加的人格化,同时也需要更强调与消费者的互动和体验,并且,品牌文化和内涵的塑造,价值驱动和负责任的社会形象对于消费者而言也变得更加重要。完美的品牌与文化的融合可以使达到以实带虚、以虚明实的审美上的和谐与统一,从而左右消费行为。
(三)形象与定制融合
这是一个追求个性的时代,每个人都能够并且应该按照自己的个性行事,以显示个体的存在和差别,消费行为也是如此。从理论上看,由于消费者所处的社会、文化、教育、等环境及心理特征不同,其消费行为千差万别,每个消费者都是一个细分市场,个性化消费正成为流行。以往在消费者市场不太适用的“客户观念”正逐步呈现着新的内容。今天的人们希望通过个性化商品来体现自身独特的形象、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说到底人们不仅是在消费商品,更重要的是在消费商品的象征意义和符号意义,即形象。同时,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企业的诱导和操纵,而是主动地参与产品的设计,自己定制符合自身个性形象和需求的产品。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会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积极主动地参与产品的设计,通过创造性消费来体现独特的个性形象,以此获得更大的成就感、满足感。
此外,互联网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为营销沟通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使得为每个单独的客户提供定制的渠道和促销活动日益成为可能。定制营销开始广泛应用与发展,定制营销的广泛应用又促进了消费者消费过程中个性形象的实现。瑞典的“宜家”很重要的一个营销服务就是为顾客定制提供所需要的零部件,顾客可以只购买家具零件,自己组装成品家具。消费者在获得共同创造产品的体验的同时,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要。
今天,多数消费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品种上都比较丰富,消费者在物质上已经具备了以个人的心理愿望为基础挑选和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条件,而形象与定制相互融合的营销策略恰好符合后现代消费时代的消费者审美化和个性化的需要。
参考文献:
【关键词】时尚消费文化;媒体融合;价值观
现如今,我们已进入了分层结构多元化的社会形态,逐渐具备消费引导力的新生代已经形成特有的消费观,致使消费结构更倾向于消费能力的划分方式。在此大环境下主流媒体和自媒体的融合,促使时尚消费文化的语义界定和价值观形成成为新的探讨领域。那么,媒体与时尚消费文化的高度融合将给我们带来哪些改变,又有哪些创新之处?
一、如何定义时尚消费文化
时尚在很大意义上等同于流行、时髦,是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现象,是大众对某种物质或非物质对象的追随和模仿。时尚反映了人们在一个时间区间范围内对某种新的物质或是精神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求,在本质上属于符号消费的消费文化形态。从人文角度而言,是人的正常心理需求以及对于更优质生活的向往,属于“自然生理需求”的范畴。
时尚延伸到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后派生了时尚消费概念,英文为Fashion Consumption,在西方国家,1908年美国哲学家E.A.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在其著作《社会心理学》中就对时尚经济进行研究,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詹明信对西方时尚消费做出明确建议:时尚和风格的急速变化,将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对社会全面渗透。此后多年,时尚消费被列为多个发达国家的重要经济发展内容。
时尚消费在其产生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受到了社会的关注,综观其演变的形态和规律趋势,这一源自极简化的需求消费意识形成了特有的广泛意识群体主流,进而形成了一种以崇尚为心理基础的消费文化,在社会历史现象和心理现象中演绎着重要角色。时尚消费具有很强的引导性和感染性,能够在一定时期内迅速普及和普遍流传,进而形成一种生活方式,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从消费学角度来看,时尚消费文化代表的不仅是基于最基本物质满足的第一层次符号,即物的本身成为消费和交换的载体后,其格调、档次、美感对消费对象的满足,更是广义消费中非物质符号给予消费者的社会认同感和心理体验,消费的对象和过程由基础物质向地位象征、空间环境和服务体验延伸。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时尚消费文化不仅代表着个体的消费行为,更是社会价值观和审美标准等诸多群体内在元素的显性表现。在由个体向群体的转化中,时尚消费文化掌握着社会消费的价值尺度,适当的时尚消费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加消费活力,而过度的时尚消费,则会形成过度消费和奢靡消费,从而忽略了消费的本质,导致独有其表、败絮其中的畸形消费,最终导致消费浪费。
二、时尚消费文化的价值观如何形成
在对时尚消费文化的研究中,不可逾越的一环是法国哲学家、思想大师、后现论家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他1929年7月29日出生于法国兰斯(Reims),2007年3月6日于巴黎病逝。他早年在巴黎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1968年出版的《消费社会》,1976年出版的《象征交换与死亡》,以及《生产之镜》《完美的罪行》《物的体系》《幻觉的终结》《拟像与模拟》等。其著作被公认为后现论与文化研究的最重要、最经典的阐述,成为学术界批判、理解消费社会的思想基础。他在“消费社会理论”和“后现代性的命运”方面卓有建树。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被叫作“后现代”的年代,让・波德里亚在某些特定的圈子里,作为最先进的媒介和社会理论家,一直被推崇为新的麦克卢汉,常被误认为是后现代主义者,他批判过福柯等后现代主义,明确表明自己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2000年,世界著名的SAGE出版社出版了“现代社会思想大师”丛书,其中有《让・波德里亚》卷。在这厚厚的4卷本的书中,共收录了88篇评论波德里亚的重要论文。而他1970年撰写的《消费社会》一书,从消费的意义上解释了时下的社会,让他风靡于大众。《消费社会》是他使用政治经济学方法批判消费社会状况的作品,但是其描述却直接指向了以大众传媒为基础的后现代社会图景。[1]波德里亚的学术影响空前巨大,涵盖了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人文科学等多个层面,他的思想体系掀起了理论界的批判思潮,后被称为“波德里亚效应”(Baudrillard Effect),他被誉为“现时代最重要和最具煽动性的作者”。
波德里亚最早提出了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文化行为;而商品,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具湮幕意义。比如高经济资本的工商业主的时尚消费点在于进口汽车、拍卖会、私人别墅;高文化资本的教师的时尚消费点在于先锋音乐节、境外自助游或是科技产品。而低经济资本、低文化资本的务工劳动者的时尚消费点在于快销品服饰、智能电子产品、游乐投入。纵然需求的消费点不尽相同,但是内心满足后的愉悦相差无几。在时尚消费过程中,社会对于消费的文化认同通过媒介不断地输送给消费者,从而使群体消费者对于消费之外的某种意义达成共识,人们对于时尚消费的共识促成消费过程中心理的满足,也在社会文化认同中彰显了自己的地位、身份、情趣和美感。正如语言是一种表达工具,而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消费作为一种符号交流系统,也不是消费者个人所能决定的,消费者只能在这种社会的逻辑上进行选择,并通过选择表达意义和信息。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说过:“一个人只要头脑清醒,肚子饿的时候,绝对不会把身上仅存的一块钱去买食物以外的东西。可一旦衣足食饱,他就会开始考虑其他用途。在电动剃须刀和电动牙刷之间,便可以说动他做出选择了,因此,在价格和成本之外,消费者需求,也可以成为一项可以管理并操纵的东西了。”[2]
时尚消费口径多元化,时尚消费相比于基础生活必需消费的支出比例逐渐加大,人们为取悦自己或别人的消费观念形成,基于内心幸福感的消费逐渐成为刚需,而不仅仅完成生活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这一社会消费意识形态的形成,促成了时尚消费文化在西方国家消费领域占据导向地位,在标榜个性和新意识的土壤中,冲破特定时间点意义上的陈旧与落后,萌发出逐步吸引更多追随者的社会消费意识形态。在社会消费视域下,这种消费认同感的建立改变了我们的心理和生活方式,形成了消费导向,从而左右着当下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这种向前的动力已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大环境的影响中,在信息社会文化共融性的推动下,跨越地域和种族的局限迅速传播开来。
从消费文化的地域性传播来看,欧洲大众文化的兴起,尤其是青年文化的兴起对于时尚消费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自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以来,对于外来文化的接纳由谨慎和批判态度,逐步演化为探究和尝试,进而成为新生代所追随和推崇的对象。但是对于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或5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在消费观念上相对保守,又经历了十年“”的文化断代,在时尚消费的冲击下依然保持冷o态度,对于美食、服饰、流行文化的关注非常少。随着移动媒体终端的普及应用,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颠覆,直接对城市中老年人甚至是一般收入的城市老年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部分群体开始学习和体验新的消费方式和消费文化,消费模式也由实物性消费向虚拟性消费转变,中国一、二线城市的老龄人口中大多数都有尝试香港、台湾、东南亚跨境游的经历,这种旅行时尚消费增加了他们的谈资和幸福感。由此可见,时尚消费文化价值观的形成是由物质层面的满足到精神层面的满足,由个体到群体的延伸,由区域到广泛的扩展,由新新人类到老龄人群呈递进式的改变过程。
时尚消费文化的发展和延伸离不开传播渠道的载体推动,我们的媒体形式已由农业社会的口耳相传,经历工业时代的机械革命,伴随着“互联网”和“知识大爆炸”的出现,跨进以多种传播媒体渠道融合共生的知识经济时代。
三、从主流媒体到媒体的多元化
在传播领域占主导地位的主流媒体,自“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便受到各种形式自媒体的冲击。这种“公民媒体”或“个人媒体”,是借助现代电子信息的手段,向特定或非特定的单个人或群体传递规范性或非规范性信息的新媒体。传播平台包括论坛/BBS、贴吧、博客、微博、微信等。这种受众即新闻源的传播方式,使得普通大众作为单元个体,也可以成为新闻的中心,提供和分享个体经历的事实,成为全球化信息和新闻分享的新途径。
早在20多年前,主流媒体和其他媒体的融合,已经在学术界被提出。媒体融合发展至今,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打造一个新型的传播体系已经成为新的目标。
基于媒体的多元化发展,利用主流媒体传达有关消费的途径越来越边缘化,而通过自媒体的信任消费则发展迅速。据统计,因为智能手机的普及,人们平均每一天会看110至150次手机,去掉睡眠时间,平均每6.5分钟看一次手机。也就是说,如今人们的时间大多都花在手机和互联网上,这必然导致很多传统型产业和消费模式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传统企业家意识到时生了变革,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众多传统企业都陆续在开辟新的领域,寻求转型。
如今,商业竞争的传统格局已经被颠覆,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寻求新的商业模式和营销渠道,无论是金融类、电信类,抑或销售类、工业类,都在寻求在最终客户端的移动电子产品上,比如与其关系密切的多媒体手机终端,获得属于自己的定位,功能开发几乎涵盖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以微信为例,这款源自腾讯公司QQ软件庞大的客户群体派生出来的一款轻应用,吸引了众多第三方公司申请接口进行推广,于是就诞生了“微营销”的概念,“微商”也应运而生,形成了以高广告覆盖率和有效投放率为特点的媒体渠道。
2014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做“微营销”,这种新兴的“粉丝经济”让营销又一次面临巨大挑战。融合媒体下的推广模式成为商家营销的重要课题。营销者由起初的以企业推广为主,逐渐向以个体自然人口碑式、朋友圈式为主体的“微商”营销模式转变,并渗透于社会服务生活的各个领域。
新媒体传播时代,在“互联网+的背景下,作为新信息的基础设施“云+网+端”在媒体行业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而媒体融合的不断重复和强化,则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信息的爆炸,无论是高密度娱乐头条,还是周期性节目如《爸爸去哪儿》等综艺类节目,都在“云+网+端”的平台模式下,拓宽了巨大的时尚消费渠道。《爸爸去哪儿》节目组甚至一个月赶制出一部电影,在春节期间作为贺岁电影投入市场,这种快速制作、快速营销的案例在媒体节目中尚属首例。
在多媒体融合的形势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已被不断颠覆。这些改变带给大众的是更多的以“我”为中心的贴近式消费体验,更多个性化的消费给大众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营造一种趋势,一种时尚的消费观。
四、媒体与时尚消费文化的高度融合
消费观和消费模式的改变,已经颠覆了大众的生活,引领这些改变的是崇尚时尚消费的新生代,陕西省统计局的《西安市城镇新生代居民消费形态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日常消费性支出占月收入50%至80%的人数占一半以上(51.3%)。2015年消费支出前三位的项目分别是服饰类、旅游类和美妆护理类,人数占比分别为25.0%、11.0%和9.4%,家居类、电子产品类和食品类占比紧随其后,分别为8.8%、8.5%和7.7%。由此可见,服饰、食品等基础性、产品型消费在新生代消费支出中仍占据主要地位,但旅游、美妆等服务性消费也逐渐成为新生代的主要支出项目。
就服务性消费发展成为主要消费门类的态势可见,新媒体的介入已使消费品本身的物质性符号转向服务消费的仪式性符号,服务性消费已成为时尚消费文化的一部分。
网络媒体《华丽志》的基于中国引领时尚消费的80后、90后消费群体《2015中国时尚消费人群调查报告》显示,平均51%的人每月仅在实体门店消费1至2次,而大多数消费会以“线上”消费为主要渠道,可见我们的多元化媒体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那么时尚品牌在哪些媒体渠道上更容易显现呢?调查显示,在传统的纸媒保持15.3%的态势下,“朋友圈”口碑推荐影响力达14.8%,而手机APP和海外网站也是大众获取时尚资讯的重要渠道之一。由此可见,时尚消费依然受到新媒体融合的影响,逐步呈现由单一渠道向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媒体融合也为时尚消费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复合式的传播渠道,呈现出快速、直接、国际化的特点。
综上所述,媒体融合新语境下的时尚消费文化已经进入了复合式状态,二者互为基础,相互依托,创造了新的消费态势,这种态势亦会继续发展,呈现更新的文化反馈和经济特点,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消费社会[M].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56.
[2]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不确定的年代[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24.
关键词:后现代语境;大学生;流行文化;消费符号
结合当前社会以及大学生流行文化的发展情况,对后现代语境下的大学生流行文化消费符号进行研究是极为必要的,有助于青少年的教育指导,更好的为我国文化产业的进步提供帮助。大学生流行文化符号有着自身的特点,注重个性化的实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认识以及消费理念,因此必须要强化研究指导。
一、探讨后现代语境下大学生流行文化符号消费的意义
如今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显,给我国社会以及文化建设带来极大的影响,大学生深受其影响,其流行文化逐渐发展,并关系到流行文化符号的消费。后现代语境下对大学生流行文化进行研究,明确其发展的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能够更加针对性的解决问题,防止大学生的思想认识以及消费理念出现偏差,走到不正当的轨道上,积极引导大学生流行文化效果,使文化产业实现高效、持续进步。
二、后现代语境下大学生流行文化符号消费的现状
首先,审美出现异化。大学生流行文化符号消费逐渐发展,一些企业商业为了获得自身利益,满足大学生的审美需要,通常利用媒体以及广告等改造或包装审美,极容易发生审美疲劳的现象,出现审美方向的变化。在很多大学生眼中,时尚和潮流就代表着品味,奢侈代表着身份地位,审美的异化使得大学生的消费理念也发生偏差,不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其次,过分追求享乐主义以及物质。后现代社会注重自由与个性,大学生流行符号消费主要体现在大学生消费时追求个性与自由,由于大学生的思想价值理念相对不成熟,因此在消费中很容易出现享乐主义,过分强调物质。为了满足自身的物|需要,一些大学生还出现了校园借贷情况,盲目的攀比,使自己的理想以及价值理念被麻痹,经济以及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最后,失去主体意识。后现代社会中,大学生流行文化消费的行为以及理想并不是基于大学生成熟的判断,其实是一种伪个性,这是大众文化机械复制出现的。导致大学生不能再通过获取知识、理性思考实现自身的综合发展,陷入到无意识中,社会大众的思想认识不假思索的接受获取,自我意识不足,缺乏个性,主体性意识丧失,将会对大学生的个人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同时也关系到社会以及国家的发展进步。
三、后现代语境下大学生流行文化消费符号的策略
1、积极引导大学生消费理念,正确认识处理符号消费
对于大学生流行文化消费符号的问题,应积极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消费理念,这是极为重要的内容。加强高校、社会以及家庭的合作与联系,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优势作用。国家社会应积极对流行文化加强管理,严厉打击社会中的虚假广告以及错误价值理念。
2、健全流行文化消费体制,约束管理符号消费
在大学生流行文化消费符号研究中,还需要健全管理制度,通过制度的管理以及约束对大学生的符号消费进行有效的保护。国家及相关部门需要充分关注和研究流行文化的价值理念以及消费行为,如果在流行文化中有错误的价值导向,比如享乐主义、物质至上等,就需要从具体的企业以及商家着手,强化责任整改以及处罚,保证这种错误价值取向得到有效的处理。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大学生的流行文化消费行为。
3、强化流行文化价值,提高文化产业竞争性
大学生流行文化中并没有整体的错误意义,能够很好地提升大学生的思想认同感,使大学生有好的休闲空间和机会,并积极影响社会文化产业进步,因此要科学的监督管理和引导流行文化,使流行文化的社会艺术价值得到提升,进而提高文化产业的竞争水平,凸显出流行文化的积极意义,保证大学生流行文化符号消费实现正面发展。
四、结束语
社会文化中,大学生流行文化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前社会逐渐实现多元化发展,对大学生流行文化消费符号的研究就显得极为重要,明确其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有效的策略进行处理,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理念,规范其消费行为,更好的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关键词:消费文化;高校德育;目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G4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1021202
1 当前大学生消费文化中存在的问题探讨
1.1 消费行为存在偏差
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消费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老师、同学、朋友之间的“人情消费”。二是用于人际交往的通讯费用。三是恋爱消费。近些年来,渗透在人际关系中的“人情”,其档次在逐年提高,而且悄悄地发生了异化,已开始成为大学生消费的一种负担。诸如同乡聚会、朋友生日、教师节日贺卡礼物等“人情”消费较为普遍。其次,随着科技的进步,以信纸邮票为传情达意的方式逐渐被电话与网络等所替代,电话费、手机费、上网费等现代通讯方式带来的开销节节上升。最后,恋爱消费也是大学生的一大负担,目前,除了传统的散步、周末舞会、看星星聊天之外,增加了许多新的方式,茶座、咖啡屋、卡拉ok厅是大学生经常光顾的地方。有调查显示,消费有明确计划的学生只有6.4%,极少数会每月攒一点钱,以备不时之需,30%左右的大学生完全没有理财概念,而是有多少花多少,约有74%的同学有超支情况,更有8%的同学总是出现财政赤字,每到月末都要靠借钱度日。
1.2 消费结构不合理
当前我国居民的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出现了明显的消费主义倾向。消费主义的特征就是由大众传媒推动和扩散、把越来越多的人都卷入其中的消费生活观念和消费方式,它创造、刺激和再生产着人们的消费需要和消费欲望,驱使人们不断地追求高档,无止境地向往名牌。这一倾向已经开始向学生群体扩散。现在大学生的消费结构有两个失衡之处:一是物质消费大踏步向高档次发展,精神消费则严重滞后;二是精神消费中又是重娱乐消遣,轻读书学习,这种消费结构的畸形状况,在当今青年图书报刊消费的疲软上表现尤为突出。目前大学生的消费支出增长很快,而购买书报、学习用品等消费额并没有随消费总额的增加而增加,就是很好的明证。
1.3 消费观不正确
由于对消费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在相应的价值观上,大学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有大多数的大学生认为人生价值不能以钱的多少来决定,但对于“没有钱万万不能”这个观点,大多数的大学生却持支持态度。消费水平较高的一部分学生和个别中等或较低消费水平的学生认为“钱越多,人生价值就越大”,“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可见,拜金主义已开始侵蚀大学生的消费价值观,大学生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日益向重实惠、重功利的方向发展。
2 大学生消费文化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2.1 传统的影响
一方面,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使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礼尚往来的交易风尚,“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等等谚语即是明证。另一方面,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实行的都是以小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并由此形成了一些与小生产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比方说,人们通常简单的将财富直接等同于消费资料,财富的增加直接表现为消费品的增加。还片面的将富裕程度直接等同于消费的水平,富裕仍然直接以消费品的拥有来表示,判断富有的价值标准就是消费品的多寡、优劣。这种价值观很容易形成个人对消费品的崇拜,而这种崇拜就导致了对豪华消费的推崇和向往。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消费文化也就很有可能走向豪华消费、炫耀财富的负面。
2.2 环境的原因
现在的大学校园早已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其与社会联系愈来愈紧密,良荞不齐的大众传媒更是无孔不入的将一些西方文化价值观包括消费观念,大量输入校园。大学生思想敏捷,求知欲望强,涉世不深,很容易吸收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在开放已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之下,文化多元思潮激荡,势在必然,尤其在高校这块思想活跃的热土上,东西文化观的碰撞交锋,更是一种必然现象。更兼有同辈群体之间较强的心理认同感,这种心理认同感一旦确立,就可以在相互依赖或冲突中实现彼此的沟通,最终获得心理归属和价值认同。使其消费行为不自觉的趋于一致化。
2.3 家庭的原因
当青年一代脱离原有家庭独立生活时,必然带有原来家庭消费特征的烙印。因此,大学生的消费文化一定会受到其家庭的影响。当前大学生的父辈们大多经历过以前极其困难的岁月,因而从心理上对贫穷有种恐惧感,为了不让下一代重蹈覆辙,父母宁可省吃俭用,也要尽量满足孩子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大学生不健康消费的诱因。
2.4 心理的原因
如果说前三种是外因的话,那么心理因素就是影响大学生消费行为的内因,心理因素在人们的消费行为选择中,确实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首先,人人都有社会价值补偿心理,即人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总是要追求某种社会优越感,而每个人又总是具有自身的局限,于是,往往用另一方面的优越感予以补偿,以求得社会心理的平衡。对于家庭条件优越但并无其它特长的学生而言,往往通过对金钱的挥霍和对奢侈消费品的占有其心理上的优越感。其次, 人人都有攀比和虚荣心理,每个大学生都希望被别人关注和认可,有较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这在一定程度可以成为大学生进取的动力。再次,大学生的消费习惯、消费认知度并不稳定,往往受到社会上所谓的消费时尚的影响,消费时尚一旦在某个消费者群体中出现,便会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心理强制,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其中,产生从众的消费行为。
3 高校德育对大学生消费文化导向之对策
3.1 直接的消费教育
首先,加强大学生的理财教育。虽然大学的课程设置中一般有金融学、证券投资、货币银行学等学科,但是我们传统的教学模式带给学生的只是空洞的说教、条条框框的死记硬背,缺乏实际操作训练和理财氛围的营造,缺乏理财基本技能的培养,造成了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很差的局面。而指导大学生熟悉和掌握基本的金融知识与工具,从短期效果看可养成大学生合理计划的消费习惯,从长远来看,将有利于大学生形成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使其在高度发达、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具有可靠的立身之本。
其次,消费品常识教育。具体内容包括:常用消费品的选择、评价与鉴赏、维修与保护等。特别要重视提高学生评价和选择消费品的能力,这不仅可以更好的保护大学生消费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了解消费品的基础上进行消费可以更好的遵循消费伦理,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再次,消费文明教育。高校要大力倡导消费文明,要对学生进行消费伦理、消费质量、精神文化消费等方面的教育,努力提高学生的精神文化消费力和消费文明程度,净化校园环境,树立良好的校园风尚。
3.2 间接的消费文化引导
首先,作为大学生而言,必须对整个国家的国情有全面整体的把握,既包括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和美好前景等正面信息,也包括严峻的国际形势、人口、资源、环境等负面问题。一方面,可以增强大学生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摆脱西方现代消费主义的侵袭,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反映在消费上,自然不会沉溺于短视的娱乐享受,纠缠于虚假的人情,着迷于肤浅的奢侈浪费,而是会自觉地以自身发展为主导,合理安排消费结构,并主动注意到消费中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问题,形成理智文明的消费行为和方式。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大学生的危机感和社会历史责任感,刻苦钻研、勤奋学习,为我国农业、资源、人口等问题的解决贡献力量。
其次,加强人文修养的培育。在大学里,除了专业课之外,还应该开设包括书法、绘画、音乐、戏剧、曲艺等学科,从感情上、意志上培养和陶冶学生,使他们有丰富的情感、充实的精神生活,自觉的去追求价值、树立理想、享受幸福、提升精神,追求有价值的人生,追求对自己灵魂的关注。
再次,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学校可以充分利用学校的人才资源优势,聘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为学生开设文学、历史、政治、经济、音乐、美术等多方面的系列讲座。开展多形式、高品位,健康、生动、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把育人宗旨贯彻始终。同时,还要发挥学生社团的作用。一方面,要鼓励并创造条件开展健康的积极向上的社团活动,使其成为学生开拓视野,增长才干,培养创造力,扩大信息流通渠道,提高文化素质,增强团结协作精神,焕发青春和热情的校园文化活动场所;另一方面,要加强引导、管理,对存在问题的社团及活动要及时发现和纠正。
4 结语
价值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使得人们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趋向于多元化,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选择何种消费,持何种消费观念本可自由选择,但应该有自己的主流消费文化,高校德育对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材负有重要责任,因此对大学生消费文化的引导也应该是高校德育的题中之意。加强大学生消费文化引导,树立大学生正确的消费观,培养理智的消费行为,形成合理的消费结构,使消费为大学生的素质提高和发展服务,是高校德育不可推卸的责任。
参考文献
[1]李升阳.大学生精神文化消费中的问题与对策[J].教育与职业,2004,17.
[2]张红静.大学生的情绪状态及其相关因素分析[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1.
一、引言
冲动购买在学界已经有六十多年的研究历史,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在美国冲动购买每年产生40亿美元销售额[1]163。中国消费者的冲动购买也越来越普遍[2]105。文化对消费者个体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和显著的。消费文化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消费心理和行为。但是鲜有学者从消费文化的视角研究冲动购买。正如Jacqueline和Lee论证过的,文化因素显著影响着消费者的冲动购买行为[1]164。所以,我们应该考虑当地市场的条件和文化力量对冲动购买的影响。长期以来对冲动购买的研究基本都是建立在西方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基础上的,以这种文化背景预设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冲动购买理论是否适用于非西方社会,受到众多学者的质疑。Geerthofstede创建的企业文化的定量测量模型把复杂的文化现象概括成了五个简单的文化测量维度。虽然后来施瓦兹的研究更具科学性,豪斯和多夫曼等学者研究了更多的国家,但是他们在学术和实践方面的影响都不及霍氏的理论[3]。尽管国内学者和企业已关注到了消费文化变迁的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多数对消费文化变迁的相关研究还停留在理论描述的定性研究阶段。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突破性地以霍夫施泰德的文化模型为框架,首次系统开发并形成了关于消费文化变迁的量表,从而实现了对中国消费文化变迁的定量测量,并进一步系统地研究了消费文化变迁对冲动购买的影响。这是以消费文化变迁为基础,从消费者和社会的互动的角度研究冲动购买,是对中国消费者冲动购买更深层原因的探索挖掘。
二、文献回顾及假设的提出
(一)冲动购买
冲动购买是一种突然发生的、没有经过深入考虑的、难以抵制的和带有享乐性的复杂购买过程[4-5]。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对冲动购买行为的研究已有将近60年的历史。学者们在冲动购买的研究上已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冲动购买的概念、影响冲动购买的因素[6,7-10]和冲动购买的作用机制模型等[8,11,12]。纵观冲动购买的研究,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兴趣都在集中于探索影响冲动购买的因素。早期的研究主要以厂商因素为主,主要研究什么产品引起冲动购买以及营销刺激对冲动购买的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将研究重心转移到顾客身上[13]。研究成果主要分为内部影响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前者是指个人因素和心理因素,包括冲动购买特质、自我控制[14]、购买时的情感[15]和自我建构等。后者是指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包括社会规范、社会影响倾向[16]和面子[17]等。虽然有学者研究了个人主义、独立型个体建构和权力距离与冲动购买的关系,但是鲜有学者从消费文化变迁的角度系统地研究文化对冲动购买的影响。
(二)中国消费文化变迁
所谓消费文化,国内外学者颇有争议。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尹世杰和伦德尔•卡尔德的观点。尹世杰认为,消费文化包括物质消费文化、精神消费文化和生态消费文化,是社会文化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18]。伦德尔•卡尔德认为,消费文化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是大多数人从得以生存的销售、购买、使用以及处置商品的关系中获得的意义[19]。作者比较认同伦德尔•卡尔德的观点,是因为他的观点更适合研究消费文化变迁对冲动购买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经济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国社会文化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可变性和持续性,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基本信仰、价值观念和生活准则。与之相适应的消费文化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从学者们的研究现状来看,目前多数对于中国消费文化变迁的相关研究还停留在理论描述的定性研究阶段。
(三)中国消费文化变迁与冲动购买
迄今为止,已有一些学者研究了霍氏文化维度对冲动购买的影响。下面我们分别从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社会的男性化程度和长期导向五个文化维度研究消费文化变迁对冲动购买的影响。
1.权力距离。Seeley和Gardner研究证明来自东方文化的人们更倾向于被认为顺从社会规范和控制他们的冲动欲望,而西方人的低权力距离指数导致更多的冲动购买[20]。Zhang,Winterich和Mittal指出权力距离信任比其他相关文化维度更显著地影响消费者的冲动购买行为,而且低权力距离信任更容易激发冲动购买,因为高权力距离信任社会中消费者更容易形成自我控制。Albert指出处于高权力距离社会中的消费者具有享乐主义的购物价值观,他们通过购买声望产品和地位导向的产品来显示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21]。中国传统文化权力距离指数较高[22]。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一方面中国消费者受到传统高权力距离指数影响具有炫耀性和攀比性的特点,面对自己快速增长的物质财富,“先富群体”开始学会选择用具有符号与象征色彩的奢侈性消费来表明自己新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文化的西学东渐导致中国文化向低权力距离指数变迁,使得社会规范对中国消费者的约束减弱,消费者自我控制力也在减弱,因此,冲动购买更加普遍。据此,我们假设:H1:中国消费文化从高权力距离向高低权力距离交叉的变迁将会导致更多的冲动购买。
2.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中国一直被认为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国家。我们的道德规范和为人处世之道并不同于西方国家,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23]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维度反映了个人与社会的感知关系。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强调自由、隐私和享乐体验将促进冲动性购买行为,然而东方集体主义文化强调相互依赖、感情控制和群体需要会削弱冲动性购买行为。Kacen等人以澳大利亚、美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为样本研究了文化对冲动购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个人主义/独立型个体比集体主义/互相依存型个体更容易导致冲动购买。不断增长的研究表明中国集体主义倾向正在弱化。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大陆X一代就是二元文化的[24]。中国年轻一代逐渐拥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混合的二元文化价值观。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非此即彼的两极文化已不能准确地描述中国现代文化。据此,我们假设:H2:中国消费文化从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混合的二元文化的变迁将会导致更多的冲动购买。
3.不确定性规避。不确定性规避指社会成员在面对风险、新生事物或不明朗事件时所采取的态度。不确定性回避程度大的社会,人们比较保守,不愿意冒风险,可能排斥新生事物。而对不确定性回避程度小的社会,人们能够泰然地接受不确定情景,对未知的情景、观念和人物表现出较大的容忍度,容易接纳各种新生事物,不太关注制度和规则。中国传统文化表现为高不确定性规避倾向。但是,由于近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人均收入持续增加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国消费者在购物时更加乐观和愿意冒险,人们的不确定性规避倾向逐渐降低。而冲动购买正是一种低不确定性规避的购买过程。据此,我们假设:H3:中国消费文化从较强的不确定性规避向较弱的不确定性规避变迁将会导致更多的冲动购买。
4.社会的男性化程度。即阳刚/阴柔文化指社会成员对个人成就和生活态度的看法。在阳刚社会中,性别的社会角色非常清楚,男性应该自信果断,进取好胜,追求物质财富上的成功。在阴柔社会中,性别的社会角色是重叠的,男性和女性都应该谦虚和重视生活质量。中国传统文化表现为较高的社会男性化程度。很多学者从性别的角度对冲动购买进行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女性总体上比男性具有更高的冲动购买水平。而且不同文化背景下消费者冲动购买选择也不相同。阴柔文化背景下人们经常冲动购买具有象征性和与形象和自我情感表达相联系的产品,而阳刚文化背景下人们经常冲动购买具有功能性和社会认可的产品。随着中国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社会工作,女性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男女平等正在实现。在当代中国消费不但主导着生产的方向,而且也是提高消费者生活质量的最重要的方面。在勤奋工作之余,人们开始关注自己的休闲生活。假日消费、体验消费和运动消费等观念正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据此,我们假设:H4:中国消费文化从社会的男性化程度向男女平等的变迁将会导致更多的冲动购买。
5.长期/短期导向。东方文化的许多方面更看重未来而不是现在,延迟满意和克制被认为是最高的品德。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突出的长期导向倾向。近年来,虽然节俭的传统文化继续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但中国80后出生的年轻消费者越来越重视当前的消费,出现了消费短期导向现象,表现在超前消费文化的空前发展与量入为出消费文化的弱化。“月光族”群体的存在就是很好的例证。部分中国年轻消费者对超前消费和负债消费从感到耻辱正在转向欣然接受。由于冲动购买就是带有享乐性的和短期导向的购买过程。据此,我们假设:H5:中国消费文化从长期导向向短期导向的变迁将会导致更多的冲动购买。综上所述,中国消费文化变迁对冲动购买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三、实证研究
(一)构建测量量表
1.消费文化变迁测量条目的形成。Albert研究了霍氏文化维度对购物价值观的影响,以霍氏文化模型为框架构建了对个体消费者购物价值观的测量量表。虽然霍氏的文化测量量表在个体文化测量方面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普遍的认可。但是,Jeffrey研究发现霍夫施泰德文化测量量表在测量个体消费者行为时,效度和信度较低[25]。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东西方文化交融,中国消费文化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过程中。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企业已关注到了消费文化变迁的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多数对于消费文化变迁的相关研究还停留在理论描述的定性研究阶段。所以必须开发一套全新的适合中国消费文化变迁的测量量表。本文以霍氏文化模型为框架,结合已有的对中国消费文化的研究成果[2]110,构建了中国消费文化变迁的测量量表,如表1所示。对于各个指标我们采用Likert5点量表进行测量,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中立,4表示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2.冲动购买测量量表。关于冲动购买的测量,我们采用Rook和Fisher(1995)的量表,该量表已被证明有着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按照该量表,我们向参与者描述了一个想象的场景,并让参与者设想自己就是故事中的主人翁,读后做出他们自己的选择。马丽是一个21岁的大学生,家里每月定期把生活费400元给她打到卡上。目前,离下次钱上卡还有5天,而她手下还剩50元仅够用于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今天,她和她的好朋友苏珊一起逛商场。本打算买一双袜子以便于周末去参加同学的生日宴会。但当她们经过一个摊位时,发现一件非常漂亮的毛衣,颜色和款式都正是她渴望已久的。该毛衣配上旁边那条围巾就更漂亮了。该毛衣需要花费200元,围巾花费20元。现在设想您就是马丽,请您在下面五个选项中选出一个答案(注:您的朋友苏珊带有足够多的钱,钱不够您可以向她借):A、只买袜子,毫不考虑买毛衣的事;B、买袜子。想要买毛衣,但最终不买;C、不买袜子,买毛衣;D、向朋友借钱,把袜子和毛衣都买下;E、向朋友借钱,不仅买袜子和毛衣,还买下围巾。情景模拟法是研究冲动性购买行为中学者们常用的方法之一。由于情景模拟方法一方面施测程序比较方便,另一方面改善了以往研究方法上的不足,因此,目前学者们广泛采用该方法对冲动性购买行为进行研究。然而,此研究方法也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性,即模拟情境与真实场景间存在的差距,对于时间压力等一些较为抽象的影响因素很难通过模拟情境进行考察等。此外,采用情景模拟法测量的冲动性购买行为实际上仍然是消费者进行冲动性购买的一种意愿。另外,冲动购买对同一个消费者而言可能发生一次或者经常发生。所以,我们在问卷中增加了冲动购买频率的问项,用冲动购买意愿和冲动购买频率共同测量消费者的冲动购买行为。
(二)模型构建
我们以霍夫施泰德文化差异模型为框架构建了中国消费文化变迁对消费者冲动购买的影响模型,如图2所示。在图2中,权力距离(F1)、个人主义(F2)、不确定性规避(F3)、社会的男性化程度(F4)和长期导向(F5)五个维度作为对冲动购买(F0)影响的潜变量,“我在购物时不喜欢社会规范的约束或自我控制”(X1)等18个二级指标作为消费文化测量的显变量,冲动购买意愿(X19)和冲动购买频率(X20)作为测量冲动购买行为的结果变量,综上构成了中国消费文化变迁对冲动购买的影响模型。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原理,通过该模型,不仅可以定量和系统地评价各个变量之间的直接和间接路径系数关系,而且可以对变量形成的原因及引发结果进行研究,找出变量之间内在联系,研究了消费文化变迁对冲动购买的影响、完善了冲动购买的作用机制模型并为企业提高营销策略的文化适应性指明了改进方向。该模型适合大样本研究,实现了中国消费文化变迁对冲动购买影响的定量研究。
(三)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Bush&Hair建议购物商场拦截调查的方法[26]。我们从上海、北京和广州的购物商场收集数据。经过训练的调查人员随机地拦截某购物商场的消费者,在请求他/她参与之前,对调查内容做一个简单介绍。有兴趣的购物者被邀请填写调查问卷,并把填好的问卷归还给调查人员。为了减少使用购物商场拦截方法引起的样本偏差,我们选择一天中的早晨、中午和傍晚分别进行调查。经过三周的调查,共发送问卷280份,成功回收有效问卷258份,回收率为92%。样本的男女比例是46%与54%。参与者的年龄69%在20-30岁之间,27%在30-40岁之间,其他在40岁以上。被调查对象79%的人是大专及本科学历,12%是硕士及以上学历,其他属于高中及中专以下学历。被调查对象人均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为21%,人平均月收入在2001-3000元之间的为28%,人平均月收入在3001-5000元之间的为31%,人评价月收入在5001元以上的为20%。虽然购物商场拦截方法倾向于收集随机样本,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样本中大部分的参与者是年轻消费者。未参与消费者绝大部分也是年轻人,他们不愿意参与的原因是没有时间。我们认为样本以年轻消费者为主的原因是年轻消费者比年长消费者更频繁地光顾购物商场。
(四)模型检验
1.信度检验。信度(Reliability)即可靠性,它是指测量工具所测结果的可信度和稳定性以及测量的一致性程度。本调查采用Cronbachα信度系数进行信度分析,使用SPSS16.0进行计算。Cronbachα系数值介于0与1之间,α值越大表示内部一致性可信度越高。据Nunally研究,α大于0.8表示内部一致性极好,α在0.7~0.8表示较好,0.7为最小可接受值。本文各分量表和总量表的Cronbachα介于0.803~0.916之间,表示该量表信度较高,基于该问卷进行的数据统计分析结果也较可靠。
2.效度检验。效度(Validity)是指测量结果的有效性或正确性。结构效度方面,本文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来对问卷的结构效度进行检验。将数据调入SPSS16.0软件,进行因子分析,得到问卷调查总量表及各分量表的主成分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及评价指标因子负荷。根据Anderson和Gerbing的观点,因子负荷大于0.7,表明模型具备了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总量表和各分量表第一主成分的特征值均大于1,方差贡献率均大于0.7,各评价指标的因子负荷均大于0.7,绝大部分在0.8以上,表明因子对变异量的解释程度比较高,证明各分量表的结构效度比较高,问卷中设置的测评指标的影响是显著的。
3.拟合检验。模型的拟合评价是通过拟合指标的参数来验证理论模型是否符合标准。本文应用AMOS7.0软件对文化变迁对冲动购买的影响模型进行拟合修正,得到该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参数。模型拟合指标评判标准如下:(1)卡方检验,即CMIN/DF,其中,CMIN为卡方统计量,DF为自由度,公认的良好模型与数据的拟合标准为CMIN/DF<3;(2)比较拟合指数(CFI),在0.95以上表示模型拟合得较好,在0.90以上也可以接受;(3)均方根残差(RMR)和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其值小于0.05表明模型拟合得很好而在0.08以下的拟合结果也可以接受;(4)拟合优度指数(GFI)和修正拟合优度指数(AGFI),这两个指标一般要求大于0.85。从表2模型的拟合指标参数可以看出该模型拟合良好,属于可以进行研究的范畴,模型结构较为合理。
(五)结构方程的路径图分析
本文研究了消费文化变迁对冲动购买的影响,发现以霍氏文化模型测量的中国消费文化五个维度的变迁都与冲动购买正相关。这强烈地支持了我们的假设。从AMOS输出的模型中各变量间的标准化系数,可以看出各变量间的关系及相互作用的强弱程度,有利于找出影响冲动购买的关键因素,以便有针对性地加以改善提高。
1.结构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构变量间的系数表示某一变量的变动引起其他变量变动的程度。如图3中个人主义与冲动购买之间的系数为0.766,表示个人主义提高1个百分点将直接使冲动购买提高0.766个百分点,这验证了H2,即中国消费文化由集体主义向个人/集体交融的二元文化变迁会导致更多的冲动购买。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社会的男性化程度和长期导向与冲动购买直接的系数分别为-0.168、-0.551、-0.463和-0.166,负数表示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社会的男性化程度和长期导向提高1个百分点将分别使冲动购买降低0.168、0.551、0.463和0.166个百分点,这反证了H1、H3、H4和H5,即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社会的男性化程度和长期导向由高向低变迁会导致更多的冲动购买。一般系数在0.80以上,说明两个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影响关系。图3显示,结构变量间的系数都在0.80以下,说明消费文化变迁虽然影响冲动购买,但是并不显著。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中国消费文化正处于变迁过程中,消费文化的动态性和多元化,导致其对冲动购买的影响相对较弱;另一方面由于冲动购买是一个复杂的购买过程,仅仅考虑文化对冲动的影响,而将其他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进行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2.结构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通过路径系数图中结构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发现哪些观测变量与结构变量的关系重大,并可进行观测变量间的比较。(1)权力距离与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由强到弱依次为:炫耀性消费、“面子”消费和追求产品档次。说明中国“先富群体”把炫耀性消费作为显示其社会地位的最重要的表现方式,依次才是“面子”消费和追求产品本身的档次。而由于西学东渐,社会规范对消费者权力距离的影响并不显著。(2)个人主义与其观测变量的关系。相对于个性购物态度,消费者更喜欢通过个性购物行为来凸显个人主义。相对于朋友对所购商品的购后评价,消费者更看重与朋友或亲人一起购物。(3)不确定性规避与其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购物的新奇性比冲动性更显著地影响着消费者的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而购后顾虑比购前朋友的建议更显著影响消费者的不确定性规避倾向。(4)社会的男性化程度与其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体验消费比购物休闲更显著地影响着社会的女性化倾向,说明相对于一般的购物休闲活动,现代女性正在追求更高层次的体验消费。而收入依然是社会男性化程度的重要标识。(5)长期导向与其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节俭比实用主义更能体现消费者的长期导向,而信用卡的广泛使用正在使得消费者越来越注重当前的消费。
四、结论、启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和启示
1.中国消费者文化变迁实质上是传统文化价值观主导下的购物和娱乐等边缘文化的变迁。中国消费文化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在变迁。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集体主义导向、高权力距离和长期导向等继续影响着人们的消费;另一方面,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低权力距离和短期导向等新的消费文化开始出现并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当中国消费者被问及属于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或男性化还是女性化时,他们通常感觉很困惑,因为他们认为这取决于时点和场景。西方人感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难以理解,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其非常认同。这说明,中国文化不是非黑即白的两极文化。太极中的阴阳就是证明,阴阳不但和谐共存而且不断地在相互转化。这与霍氏理论是相互区别的。虽然霍氏认为中国是集体主义文化,实际上,中国人是二元文化的,究竟表现为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取决于当时的消费场景。例如,在工作等正式场合人们一般表现为集体主义倾向,但是像购物、休闲和娱乐这样的非正式场合人们往往表现为个人主义倾向。可见,中国消费者文化变迁实质上是传统文化价值观主导下的购物和娱乐等边缘文化的变迁。
2.由于消费文化的变迁,冲动购买在中国正在变成一种普遍现象。冲动购买流行的根本原因是以节俭、量入为出和理性消费等为基本特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转变[2]112。虽然传统消费文化继续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但是先富群体中的一些人开始宣扬炫耀性消费、面子消费、时尚消费、体验消费和超前消费等,倡导消费就是快乐。这些消费文化的变迁促成了现在冲动购买在中国的流行。
3.中国消费文化变迁对冲动购买影响的批判。中国消费文化的变迁一方面是由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另一个方面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主义发展模式的影响也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的消费文化变迁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工业化尚未最终完成的中国来说,消费文化变迁引发更多的冲动购买也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费主义作为消费文化变迁的结果,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自然结果,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大众消费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高生产、高收入和高消费这三者是基本相统一的,这是一种成熟的消费社会形态。而在中国这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消费水平与生产能力以及大众的购买能力常常是不协调、非均衡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先富群体”手中,这些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由于先富带动后富需要一定的时间跨度,所以大多数民众则被排斥在这种“消费群体”之外。如果消费主义成为了社会主导的消费观念,而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不能与消费水平同步提高,势必会造成“先富群体”的无节制的冲动购买和普通民众中的部分人对冲动购买的盲目模仿,使得消费不再是作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获,而变成了身份的象征和富有的炫耀,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富的两极分化问题也将会更加突出,甚至还会埋下经济和社会动荡的根源。
综上可见,消费文化变迁引发的冲动购买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刺激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导致消费者的过度消费。同时它也是发展中国家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其间机遇与挑战并存。所以,我们的政府要在消费文化变迁的过程中要因势利导,通过政策制定和舆论引导等因势利导和趋利避害,才能最终迎接以共同富裕为基础的现代消费主义的到来。对企业来说,根据消费文化变迁方向,及时调整其营销策略,提高自身的文化适应性,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农村消费城市化收入状况消费水平恩格尔系数消费结构
一、农村消费城市化的内涵
“农村消费城市化”是卢嘉瑞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首先提出。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消费城市化必将推广到更多的农村,这是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的一个重要标志。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比较分析高低收入省区农村消费城市化的一些问题,对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农村消费城市化,是指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与消费方式不断向城市居民看齐,这些地区的农民在吃、穿、住、用、行等物质生活方面和文化、娱乐、教育等精神生活方面以及服务消费方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小,甚至与低收入省区一般城镇的居民水平不相上下;而且一些特别富裕的农村则已超城市化了。
二、农村消费城市化的表现
(一)从居民收入看,高收入省区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接近甚至高于低收入省区的城镇水平。上海农村人均纯收入由1993年的2726.98元增加到2007年的5870.87元,增长115.29%,北京增长166.95%,浙江增长162.46%。同期,辽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50.50%,陕西增长160.92%,河南增长168.40%。
(二)从居民消费看,高收入省区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也接近或高于低收入省区的城镇水平。上海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1993年的2200.07元增加到2007年的4753.23元,增长116.05%,北京增长182.98%,浙江增长175.59%。同期,辽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135.48%,陕西增长170.58%,河南增长155.41%。
(三)从恩格尔系数看,高收入省区农村同低收入省区城镇相似,呈较快下降趋势。上海、北京、浙江三个高收入省区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1993年的46.43%、48.16%、50.16%下降到2007年的40.28%、35.21%和41.63%,而辽宁、陕西、河南三个低收入省区城镇的恩格尔系数则分别由1993年的50.46%、47.93%、49.64%下降到2007年的39.66%、34.27%和34.67%。
(四)从消费结构看,高收入省区农村与城镇趋同。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注重文化、服务消费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其各项消费支出中,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讯、医疗保健三项支出的序列位次分别由1993年的第4、7、6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3、4、5位;同时,自给性消费比重大幅降低,商品性消费比重多提高到90%以上,其中家庭设备及服务的商品性消费比重在98%以上,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三项则达到100%。再者,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多直逼城市。2007年,上海、北京等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洗衣机、电冰箱和彩色电视机的拥有量多略低于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家庭92.13台、75.71台和112.87台的平均水平,而北京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电冰箱的拥有量超出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家庭平均量14.02台。
(五)高收入省区农村逐步形成以个人消费为主、社会公共消费为辅的城镇型消费方式。2007年,上海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为90%,人数达33万余人;浙江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已保人数达23.6万人,且80%的农村人口享有初级卫生保障,94%的乡镇和83%的行政村已开展养老保险等。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比,高收入省区农村占绝对优势。2007年,上海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54.70平方米,北京农村为31.26平方米,浙江农村为47.82平方米,而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使用面积仅为15.5平方米。
三、高收入省区农村、低收入省区城镇分类与样本选取
(一)高收入省区农村、低收入省区城镇分类
按照我国各省居民收入和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a,(a的计算公式:a=Yi/M,式中Yi为各个省区居民的收入;M为全国居民的平均收入)可将我国的省份划分为三个收入档次:1)a≥1.5为高收入省区;2)0.85≤a<1.5为中等收入省区;3)a<0.85为低收入省区。
(1)按照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a,将我国的省份划分为以下三类。
高收入省区: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苏、广东。
中等收入省区:福建、山东、河北、辽宁、湖北、湖南、黑龙江、江西、海南、吉林、河南、安徽。
低收入省区:四川、内蒙古、重庆、山西、广西、宁夏、新疆、青海、云南、甘肃、陕西、贵州、。
(2)按照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a,将我国的省份划分为以下三类。
高收入省区:上海、北京、浙江、广东。
中等收入省区:天津、福建、、江苏、山东、云南、湖南、重庆、广西、新疆、四川、河北、湖北、青海、海南。
低收入省区:辽宁、安徽、宁夏、内蒙古、江西、陕西、贵州、黑龙江、山西、甘肃、吉林、河南。
(二)高收入省区农村、低收入省区城镇样本选取
根据上述省际收入分类并结合人均GDP综合考虑,可以把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天津、江苏划为高收入省区农村;辽宁、安徽、宁夏、内蒙古、江西、陕西、贵州、黑龙江、山西、甘肃、吉林、河南划为低收入省区城镇。由于部分省区资料缺乏,从“一高一低”档次中分别选取三个省区作为样本,取其相关资料以进行比较:(1)高收入省区农村:上海、北京、浙江;(2)低收入省区城镇:辽宁、陕西、河南。
四、高收入省区农村和低收入省区城镇的对比
(一)从收入状况看,上海农民人均纯收入2007年约达5870.87元,约高于低收入省区三个省各自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97.01元、5483.73元和5267.42元的水平;北京农民人均纯收入2007年约达5025.50元,比1993年增长约166.95%,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2007年约达4582.34元,比1993年增长约162.46%,均高于同期辽宁与陕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150.50%和160.92%(见表1)。
表1高收入省区农村和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收入对比单位: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1、2007),整理。
(二)从消费水平看,上海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007年约达4753.23元,高于低收入省区三个省各自的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约4654.42元、4637.74元和4110.17元的水平;浙江、北京农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007年比1993年分别增长约175.59%和182.98%,高于同期辽宁、陕西与河南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约135.48%、170.58%和155.41%(见表2)。
表2高收入省区农村和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消费对比单位: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1、2007),整理。(三)从恩格尔系数看,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生活正向富裕型过渡。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规定,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称为绝对贫困;50%-59%,称为勉强度日;40%-50%,称为小康水平;20%-40%,称为富裕;20%以下称为最富裕。到2007年底,高收入省区农村正向富裕型水平前进,与低收入省区城镇水平相当。
(四)从消费结构看,到2007年底,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人均精神文化消费和劳务消费支出(包括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三项)约为1095.89元,虽略低于低收入省区一般城镇居民的同类支出(人均月1236.43元),但其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却达27.90%,高于同期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约27.58%。就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讯两项支出而言,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不断缩小其与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的差距。1993年、2000年、2007年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达约9.57%、9.69%、13.41%,而低收入省区城镇约为8.56%、9.90%、12.28%;1993年、2000年、2007年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交通和通讯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达约3.02%、5.21%、7.77%,而低收入省区城镇约为3.15%、5.01%、7.56%(见表3)。。
表32007年高收入省区农村和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精神文化消费和劳务消费的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7年)整理。
(五)从消费习俗、消费观念看,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向城镇居民转变。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已开始摆脱这些传统观念的束缚,大力倡导和实施科学消费、适度消费及信贷消费。例如,2007年,高收入省区农村累计已有50%的人外出旅游,一些沿海地区的农村居民在建房或买房中还使用了消费信贷等,与低收入省区城镇相似。
五、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