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案例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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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市社区治理案例范文

市人民政府同意市民政局、劳动局《关于安置城镇待业社残人员就业，扶持保护区街福利生产的意见》，现转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目前，我市城镇中仍有一部分有一定劳动能力的盲、聋、哑、残青年尚未得到安置。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对福利生产加以扶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使这部分社残人员得到妥善安置。

关于安置城镇待业社残人员就业，扶持保护区街福利生产的意见

市人民政府：

据调查，我市城镇人口中，盲、聋、哑、残人员约有一万四千九百余人，其中年龄在四十岁以下，有一定劳动能力的约有八千二百余人。近年来，各区街和各级民政、劳动部门安置以及个体开业等多种渠道，相继安置就业五千四百余人，目前尚有两千八百余人待业。为了尽快安置城镇社残人员就业，切实扶持保护区、街福利生产，根据国务院国发〔1981〕90号《批转民政部〈关于保护和扶持社会福利生产的请示报告〉的通知》和民政部、劳动人事部民〔83〕城120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待业的盲、聋、哑、残青年就业安置工作的通知》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提出以下意见：

一、根据“三结合”的劳动就业方针，对城镇中社残人员的就业问题，继续采取多种渠道，积极加以解决。

1．民政部门举办的福利工厂，要采取措施，挖掘潜力，力争多安排一部分城镇中有一定劳动能力的盲、聋、哑人。同时，还要尽可能地举办盲、聋、哑人的职业训练班，为他们创造就业条件。

2．各区、街要发动、依靠社会力量，举办各种类型的福利生产、生活服务单位。同时，还要发动街道集体生产单位、商业网点，因人制宜，就地就近安置社残人员。这是今后安置社残人员的主要渠道。对有条件从事个体经营的社残人员，要给予鼓励和支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予以扶持。

3．各级劳动、民政部门，要协同有关部门，积极做好这项工作。在招工中，对具有专业技能、工种对口、残情较轻的待业青年，在经德智体考核合格后，用人单位应予以照顾录用。各企、事业单位，在组织本系统职工家属和待业青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时，对待业的伤残子女应当统筹考虑，积极吸收。也可以同区、街联合举办集体福利厂、店，予以安置。

安置社残人员所需劳动指标，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在国家下达的计划内解决。属于集体所有制的，由市劳动局统一解决。社会福利工厂职工的调动使用，应和其他工业部门的职工一样对待；其劳动保险福利，应根据生产发展的水平，参照当地同所有制、同行业、同工种企业职工的标准执行。

二、遵照社会问题社会解决的原则，各有关单位对区、街福利生产和生活服务事业，要积极扶持，大力保护，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1．经委、计委、建委、市场委、城市集体经济办公室和有关工业部门，对区街福利生产，在活（货）源安排、产品调整、计划归口、物资供应等方面，都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给予扶持、保护。各厂的生产原料、基建指标、维修物料计划，由民政部门汇总上报，由有关部门列入计划，切实予以解决。各厂需要的大工业的边角余料，可由福利厂与国营企业自行挂钩，直接供应。

2．福利生产、生活服务单位所需的场地和房屋，各区人民政府应统筹考虑，适当安排。一时难以安排的，也应在规划集体网点，或新建、改建住宅区时，做出相应的安排。

3．对区街福利生产单位安置的待业社残青年，由劳动局从城镇青年就业补助费中，按每人二百五十元标准，一次性拨给民政局，作为待业社残安置补助经费，对分散安置社残青年、区街福利生产单位安置的非社残待业青年所需的经费，按市财政局、劳动局津劳服字〔1983〕370号文件规定办理。

4．税务部门要从减免税方面鼓励区、街生产厂、店安置社残人员。对集体社会福利生产单位，社残人员占企业生产人员总数35％以上的，免交所得税；社残人员占企业生产人员总数的比例超过10％，但未达35％的，减半交纳所得税；社残人员在生产人员总数中占不到10％的，照章纳税。对纳税确有困难的单位，经市、区主管部门审查，税务部门核准，给予适当减免照顾。

5．人民银行对区、街福利生产、生活服务单位的兴办和发展应积极扶持，发放低息贷款。即在两年内优惠40％，按月利率三厘六计算；两年后优惠20％，按月利率四厘八计算。

第2篇：城市社区治理案例范文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城市社区治理；路径

一、非政府组织和城市社区治理的涵义

（一）非政府组织的概念、特征与种类

非政府组织的概念是从外国引进而来，英文全称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NGO），最初适用在1945年6月签订的联合国第71条。1952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将非政府组织定义为“凡不是根据政府间协议建立的国际组织都可被看作是非政府组织。”

（二）城市社区治理的内涵

社区治理是近年来的新话题，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社区在城市发展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如何加强社区治理成为城市管理者关心的重大问题。城市社区治理是指以城市社区的地理位置为基础，居住在里面的居民与政府、团体组织以及服务机构等共同参与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过程，它体现为在一定的社区范围内通过自身所特有的制度让各种主体依托自身所拥有的资源而进行分工与合作的过程，从而达到一种协调模式。

二、非政府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非政府组织分布在多个领域，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运转，是个庞大的系统。分布领域的广泛性使非政府组织具备了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能力，也使非政府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首先，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非政府组织能够及时将社区居民的意见、利益诉求集中起来加以整合，形成一种“公意”，然后以一种理性、和平的方式反馈给政府，从而提高政府决策与管理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其次，非政府组织还能提供非垄断性公共产品，缓解政府公共产品提供过少与居民需求过大的矛盾。再次，非政府组织为社区治理中公众参与构建了良好的平台，非政府组织将居民意见、建议集中整合反馈给政府部门，为其决策提供民意智慧；非政府组织自身被授权管理多种社会公共事务。现代社会是一个思想、观念、价值多元化共存的时代，传统的“一刀切”管理模式难以满足社会大众的多元价值需求。非政府组织的自治性体现了自由与多元共存的价值理念，具有政府没有的灵活性与高效性。最后，非政府组织可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需求，非政府组织能有力地承接政府在社区治理中部分公共职能，以满足居民日益丰富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需求。

三、促进非政府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路径

（一）明确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合作治理

1.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治理的必要性。“政府失灵”是政府在社会管理中无法克服的顽疾，在社区治理中也不例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社区建设这样的微观社会治理领域，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因此，政府需要将部分权力让渡给非政府组织，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治理，让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合作治理关系的构建是现实发展的要求。当前政府还是处于优势地位，单方面决定NGO的权限与活动实施，因而NGO脱离政府完全独立发展是不太现实的。虽然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较快，但力量还比较弱小，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因此，可行的模式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二者建立互动合作治理机制，才能有效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共同推动社区建设。

2.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社区治理合作关系的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即“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合作关系能为社区建设提供更充足公共产品，提高治理效率。

首先，二者应明确各自的治理领域。政府由原来的管制者向公共服务提供者转变，保留部分国家权力与公共利益领域的公共产品，一些公共产品领域则交给企业或非政府组织，因而公共产品领域逐渐打破垄断，社会性增强。其次，构建公平、公开的提供平台。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需要在同一平台公平竞争，使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过程公开化、透明化。在广大群众的监督下，公平竞争，择优选取。再次，加强项目合作。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价值取向都是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社会人”以为社会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为共同目标。

二者的优势互补，能有效提高社区治理的水平，达到互惠双赢的目的。

（二）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提供参与保障

1. 健全法律法规制度，合理定位非政府组织。现行法律法规对于非政府组织的规定并不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也颇为严格，“双重管理体制”既要求非政府组织经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同意又要求受政府部门的管制。这不仅束缚了政府职能转变，更不利于非政府组织的独立发展。因而健全法规制度，从法律的角度合理定位非政府组织以及规定合理的市场准入制度势在必行。首先，在法律上合理定位非政府组织。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等组织不同于企业，其发挥着市场的中介、枢纽作用，因此对其的监督管理应严格区分。政府应在法律层面合理定位非政府组织，明确其与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的范围，明确各自的权限与责任，从而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同时，在权限之外也给予规制，顺应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内在规律，保证在规制非政府组织的同时也给予法律上的独立空间。其次，突破市场准入限制。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限制了大量非政府组织的进入，其并不符合宪法“公民有依法结社的权利”所体现的精神，也违背了强化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能力的理念，双重管理体制严重制约了非政府组织的自主发展。因此，对准入的限制应当转变为对过程的监督，登记注册手续可适当简化，而对其活动实施与组织运作过程的监督管理可适时加强，如民间组织管理委员会，负责非政府组织的登记备案。这样既打破双重管理约束，也加强管理效果。

2.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打破政府垄断。政府在现行的社区治理中仍担任着主要角色，非政府组织在其中辅地提品与服务。尤其是在某些限制性的公共产品领域，非政府组织深受垄断的限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政府在“有限政府”的理念指导下寻求职能转变，倡导“全能型”政府，因而逐渐由全面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由控制转向引导，由“管理”转向“服务”。因此，在政社分开、权责明确目标指引下，一要逐步实现非政府组织人事安排、活动、经费自主，二要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平等对话机制，三要下放权力，将服务社会的社会职能下放给非政府组织，具体包括行业管理与协调职能、社会事务管理与服务职能及市场监督与技术服务职能。

3. 完善资金支持体系，提供经费保障。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自身力量还很薄弱，资金基本上还是靠政府的支持。而这样一个资金支持体系也需要政府从多方面完善。首先，建立专门的NGO项目资金支持体系。项目支持体系指政府以采购制度为基础，将项目以招投标的方式交给非政府组织执行，政府拿出资金购买非政府组织的服务。如此，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以合同方式确定合作，由政府提供经费，由非政府组织提供相应的服务。其次，建立专项资金制度。非政府组织以社会服务和公益事业为宗旨，政府可从地方税收中抽取一定的比例，建立社区治理专项资金制度，支持NGO社区治理活动的开展；同时，同步建立健全专项资金的评估制度，确保资金用到实处；而对社区NGO活动的开展，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在提高NGO工作效率的同时实现政府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最后，引导捐赠，吸纳民资。社区治理仅靠政府的支持还是远远不够，正因为非政府组织的公益性和自愿性，其融资更应当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具体而言，由政府牵头，以举办社会公益活动为平台，借助政府的公信力号召社会各界捐赠，尤其是高收入阶层的捐赠。这种捐赠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宏观引导下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过程，能大大提高社区治理的效率，利于社区持续发展。

（三）完善非政府组织建设，强化参与能力

1. 完善组织结构，健全自律机制。严密的组织体系能为NGO的发展提供一个专业的平台，并能强化组织的自我规范意识。具体而言，非政府组织的内部建设，一要促进制度建设，明确章程等的核心地位。二要健全内部组织结构。建立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明确全体会员大会、会长及监事的权责。三要健全管理制度。完善会议制度，加强信息管理、财务管理等制度建设，促进非政府组织日常自身管理的规范化和公开化。在对社区的治理过程中，首先，细致规划社区人力资源安排。人事安排上保证社区至少一名专业人员进行管理。对于人事安排有困难的偏远地区和落后地区，可通过地方政府部门协调和指派。其次，明确社会组织对社区工作的平台作用，建立行业的自律机制。协商确定行业职业道德、资格准入标准以及行为准则，并在活动开展过程中相互监督。民政部门人力上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援不仅不会影响其工作，反而有利于社区工作的共同开展。

2. 重构运行机制，提高独立自主性。非政府组织要在社区治理中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要有一套从决策到执行最后到评价的有效机制，以保障治理活动的实施。从决策机制上看，非政府组织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立决策权，一旦参与到社区治理，非政府组织就应该有权获得社区信息，并从信息管理制度当中产生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最后择优选取与执行。从执行机制上看，非政府组织可借鉴企业的运作方式提高执行力。在与政府的购买服务、产品外包、租赁合同等合作方式中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有效整合社区资源，并以受众居民为导向灵活制定方案，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同时也提升社区治理水平。从评级机制上看，最重要的就是评价主体多元化。具体而言，要非政府组织内部与外部评价相结合，效果评价与功能评价相结合，政府评价与居民评价相结合。评价主体应更多的关注第三方即社区居民和行业竞争者的评价等。

3. 强化筹资能力，拓展融资渠道。要解决非政府组织社区治理中经费不足、资金支持不稳定的大问题，根本的还是要强化其自身的筹资能力，拓展融资渠道。现今非政府组织服务于社区的活动经费大都来自捐赠，主要包括个人捐赠、企业捐赠和其他社会团体捐赠等。要想提升非政府组织的号召力获得更多捐助必须：一方面增加非政府组织公信力。当前阻碍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因素之一就是其缺乏公信力，大多数民众因为心存疑惑，宁愿选择效率低下的政府部门也不选择非政府组织。所以，非政府组织更要树立自身的公益形象，牢固树立公益性价值，明确自身的发展取向。另一方面以社区服务为使命。使命是组织的发展方向，是非政府组织存在和发展的灵魂，正如杜拉克所言，“非政府组织是使命感、责任感最强的组织，它们以点化人类和改变社会大众为目的，非政府组织使命为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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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城市社区治理案例范文

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是指依据公共管理类课程注重实践性和应用性的特点，教师和学生在对相关理论与背景材料做好前期研读的基础上，将原来进行知识传授和讨论的课堂从教室转移到管理现场，尊重管理实践者的主体地位，进而透过教师、学生与管理实践者之间的平等对话，共同探讨管理实践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他们理解那些蕴含在管理实践中的管理理念、管理原理、管理机制与管理工具。具体而言，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模式的构成要素可以概括为“一个场域、三个主体”，这些构成要素之间的有序互动形成了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

首先，教学主体从“二元”向“三元”转变，高度尊重管理实践者的主体性。传统教学模式的教学主体是教师与学生，这对“二元”主体处于一个教与学的关系之中，教师通过课室课堂把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术技能传授给学生，学生对所学的知识进行消化、吸收与创新。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外界正在发生着的公共管理实践只能通过案例的形式，由教师引入课堂与学生分享、讨论，这容易带来公共管理实践的“客体化”，造成案例教学中的信息失真，给理论联系实践蒙上一层模糊的面纱。现场教学模式的发展则逐步克服了传统教学模式的上述弊端，在现场教学模式中，整个教学活动强调尊重管理实践者的主体性，通过直接把课堂转移到实践现场，教师、实践者与学生能够在合理分工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三方互动，进而提升整体的教学效果。具体言之，实践者的功能在于向教师与学生清楚地讲解公共管理实践现实运行过程，教师需要就公共管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进行理论解读，带领学生学会用专业理论分析现实问题，或者从实践中抽象出新的理论，此外，学生还能就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断裂性问题与教师、实践者进行面对面探讨，从而使教学过程与内容形象化、生动化、具体化，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教师的实践认知以及强化实践者的理论认识水平。

其次，教学场景从课室转到现场。传统教学模式的大部分教学活动都是在课室中完成的，由于课室所建构的教学场景显得较为程式化、单一性，较难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探究精神，因而，学校的教学活动往往还需要通过学风建设和严格的教学管理来驱动学生认真、努力地学习专业文化知识。现场教学则是将课堂从课室搬到公共管理实践现场，在实践现场进行直接、面对面的教学，使教学场景具有新鲜感和体验性，容易引起学生的关注，从而使他们更快、更好地学习公共管理理论知识、掌握公共管理技术技能。

再次，教学方式从灌输向对话转变。传统教学模式由于仅仅存在教师与学生两个教学主体，因而在教与学的互动关系之中，时常呈现出教师向学生灌输知识的教学形态。满堂灌式教学往往抑制着学生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使学生被动地接受公共管理专业知识技能。在这种教育观之下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实际的公共管理实践活动时很难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更难以举一反三的创新公共管理。为了克服满堂灌式教学的缺陷，现场教学模式创造了一个由教师、学生与实践者共同构成的网络，该网络给理论阐释与实践总结搭建了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学生能够借助该网络自由地探讨问题，亲身体验和评价现场的公共管理实践，并结合教师的理论阐释，深化专业理论认知，从而集中完成理论与实践同步提高的教学过程。最后，现场教学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教学系统。在开展现场教学的过程中，相当多的教学工作者将现场教学误认为是参观教学，将之作为传统的课室课堂教学的补充形式。事实上，现场教学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传统教学模式，也不是参观考察活动，其本身是一个逻辑严密且具有连续性的教学系统，不仅包含前期教学准备、中期现场教学与后期教学评估等诸多环节，而且涉及到有序安排教学计划、合理选择教学现场、高效组织现场教学对话等教学活动。故而，只有用系统论的思维来组织现场教学，才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各方积极性，提高教学效率，保证教学效果。

二、城市社区管理课程现场教学的执行过程

为了探索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模式，笔者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有意识地选择了《城市社区管理》与《地方政府学》两门本科课程进行现场教学，带领学生走到公共管理实践现场进行教学，由此总结归纳出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的执行过程。数次的现场教学实践表明，开展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要卓有成效，亟需在课程、教学计划、教学现场、教学组织与教学评估等方面做足功夫。以城市社区管理课程为例，该课程现场教学能够高效地组织实施，主要有下面几个原因：一是选择合适的现场教学课程，在公共管理类课程群之中，部分理论性比较强的课程并不适合开展现场教学，只有那些与公共管理实践联系密切的课程才是进行现场教学的正确选择，比如城市社区管理课程；二是尽量选择本科高年级的课程进行现场教学，城市社区管理课程在教学计划中设置在大四第一学期，对于开展现场教学十分有利，其原因在于高年级的本科生初步构建起了专业的知识结构，在现场教学过程中已经具备了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认真组织教学互动，充分调动教师、学生与公共管理实践者三方的积极性，让他们平等对话，共同推进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上述事实为我们归纳总结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的执行过程奠定了经验基础。

由此，我们可以从城市社区管理与地方政府学的现场教学经验中提炼出该过程的四大步骤。第一步，精心选定现场教学内容，制订现场教学计划。现场教学不仅要选定合适的课程，而且需要确定开展现场教学的具体章节内容。城市社区管理的教学内容是介绍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服务与管理的基本概念、理论与实践模式，力图通过研究性学习的方式让学生从点、线、面三个层次深入了解中国的城市社区服务与管理，形成自身认识和参与中国社区建设的独特能力。其中“点”主要是介绍具体的城市社区管理创新与改革模式，通过跟踪各地的改革创新，让学生了解全国城市社区发展前沿状况；“线”是对城市社区管理内容的呈现，包含社区服务、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人口、社区治安、社区自治选举以及社区党建等内容；而“面”则是对“点”与“线”的知识支撑，主要向学生讲授城市社区管理的概念系统、历史变迁与理论流派。就这些教学内容而言，现场教学的合适选择应该是某个具体的“点”或“线”。为此，笔者在完成“面”的教学任务之后，选择了东莞寮步镇下辖的一个社区开展现场教学。此社区是城市社区治安网格化、智能化管理的示范社区，具有“点”“线”结合的典型特征。

在选定城市社区治安管理作为现场教学的内容之后，教师与学生共同学习了相关的理论知识，并与教学现场的社区负责人取得联系，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制定了详细的现场教学计划，为顺利开展现场教学做好准备。第二步，合理选择教学现场，与现场教学计划对接。选择哪个社区作为教学现场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介入性、便利性与典型性等，其中社区的典型性是选择教学现场最重要的因素。一个具有典型性的社区可能是某个独特的社区类型，如转制社区、保障房社区等，也可能是社区建设与改革的示范区、创新区。依据此种标准，笔者所开展的数次城市社区管理课程现场教学，现场分别有社区治安网格化管理示范区、城中村村改居社区、邮政员工小区改制社区以及保障房社区等。这些典型性的教学现场与现场教学计划的顺利对接，能够从根本上保障现场教学的质量。第三步，有序组织现场教学，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有序组织教学活动是保障现场教学成功的关键环节。在开展现场教学时，教师应首先介绍现场教学涉及的知识内容以及该教学现场在公共管理实践中的典型性，向学生提出用所学的社区治理理论去分析实践、解决实际问题的要求。接下来，实践者讲述公共管理的实际运行情况，并提出在管理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最后，教师、学生与实践者开展现场讨论，就各种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进行自由、平等的对话，在此基础上教师还需对整个现场教学情况进行总结。按照上述顺序开展城市社区管理课程现场教学，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衔接，既调动公共管理实践者的积极性，帮助他们探索解决社区网络化与智能化管理碰到的现实难题，又能很好地引导学生发挥想像力和创造力，增进社区治安管理方面的知识积累。第四步，反馈现场教学效果，总结现场教学经验。在现场教学结束之后，教师应向全体学生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对于现场教学的满意度评价，搜集他们对于现场教学过程的看法。此外，教师还应与公共管理实践者进行课后交流，询问他们对于本次现场教学的意见。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现场教学效果反馈，教师要有意识地发现现场教学在策划、组织与实施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总结提炼现场教学经验，为公共管理教学综合改革奠定基础。

三、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的教学评价

在公共管理专业综合教学改革过程中，现场教学是我们在传统教学模式之外创新的一种教学方式，适合于那些应用性较强的公共管理类课程。而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模式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遵循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特别是契合了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新趋势。

1．知识生产模式及其转型

自大学诞生以来，在很长的时期内大学都是知识的主要生产者，代表社会精英阶层的文化，承担着为国家培养精英人才、繁荣主流社会文化的重任。到20世纪中后期，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的来临，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大学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学服务社会与大学服务公众的观念日益流行，知识生产的主体逐步多元化，知识用户大规模参与知识生产过程，大学已不能完全垄断知识生产，大学的学术象牙塔逐步瓦解。在此背景下，知识生产开始走出书斋、走出课室，走进企业、走进政府机关、走进社会，多元主体之间构成的联系网络，成为了知识生产和创新的重要源头。事实上，大学在知识生产领域中的角色转换正反映出知识生产模式的现代转型。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是按学科来组织的，知识生产和传授限于特定的学科，教师讲授知识，学生学习知识，知识的生产、接受与传递只限于师生之间，这种模式被称为“模式1”知识生产。与这种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相比，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知识经济发展催生了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吉本斯等人在《新的知识生产：当代社会科学和研究的动力》中称其为“模式2”知识生产。此种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尤其强调知识的产生是在具有差异性的应用语境中获得的，并且带有典型的超学科发展性质。基于此，知识生产从模式1向模式2的转换则为高校的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根本动力，而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改革就是适应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而做出的一个积极探索。

2．知识生产导向的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评价

从知识生产的视角来评价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无疑将为我们深入探析现场教学提供了有效的支点和标准。与传统的课室课堂教学模式相比较，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更加符合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新趋势，为学生更好地学习专业知识搭建了一个新平台。

第4篇：城市社区治理案例范文

关键词:新巴尔虎左旗 社区消防 加强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1)09(a)-0243-01

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发展较快,初步建立起了社区服务体制。与此同时,一些从政府和企业分离出去的社会职能,转由依托城市社区来承担,但社区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和消防自我管理水平并未得到及时发展。下面,笔者结合新左旗地区实际浅谈加强社区消防工作的几点建议。

1当前社区消防工作存在的问题

社区是以居民家庭为主体,各类生活、生产、经营为辅的小型社会区域,与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有明显的区别。据初步统计,社区火灾占火灾总起数的35%左右。虽然损失或死伤人员不大,但其危害性极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稳定,分析目前社区消防管理现状,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火灾隐患严重,监督难度大。一些城市未改造的社区建筑仍以砖木结构为主,建筑物基本已经超期使用,居民多数几代同堂,家庭成员多,住房十分拥挤,楼道堆放杂物多,用火用电极不规范,超负荷用电、线路老化现象严重,一些家庭液化气罐、煤球炉和木材等废旧可燃物堆放混乱。对此类隐患仅靠消防或政府其他单个部门的督促,已无法得到根本整改。而且这些区域一般无消防车道、消防用水,消防设施形同虚设,一旦发生火灾根本起不了作用,极易造成火烧连营,后患无穷。

(2)消防安全工作跟不上社区居民的发展。社区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随着社区规模的扩大、功能的齐全、社区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社区内学校、医院、商店、小工厂、小作坊也不断涌现。社区的功能由单一的供人居住向产业、经营、生活等多方面结合转化。社区内的各种行业虽然规模不大,却应有尽有,相当齐全。从而使社区的火灾危险性也不断增大,增加了消防安全管理的难度。

(3)社区消防工作并未真正落实到位。许多城市的社区已经开展了消防工作,但现在大多数小区,在开展消防教育宣传方面,只是做做形式,贴一些标语和宣传画,收效甚微。成立消防志愿组织、义务消防队的只是少数,从消防宣传“进社区”活动工作开展以后,居民的消防安全意思有了很大的提高,有很多人对参加社区消防组织、义务消防队等有极大的热情,但是缺少组织或不知怎样组织。

2加强社区消防工作的对策

社区消防工作现状决定了社区火灾的发生率,从发生火灾的情况来看,社区火灾主要集中在居民家庭及一些“四小单位”,火灾原因主要集中在电气、用火不慎以及管理不当等方面。其火灾损失及影响虽然不能与其他企事业单位相比,但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而且社区火灾殃及四邻的现象普遍,常常引发民事纠纷,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继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此外,社区成员遍布社会各单位,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此抓好社区消防工作,提高社区消防安全环境,不仅能保证社区防范能力的提高,而且对建立全社会的消防安全防范体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健全社区消防机构组织,改善消防基础设施。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依据《消防法》,尽快制定出台相关的规章或细则,明确社区消防管理职责。利用现有社区的组织机构,建立社区消防网络,实行社区消防自治,形成一个新的长效社区消防管理格局。明确城市街道办事处的职责:将社区消防建设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主要内容;制定社区消防工作计划;定期召开社区消防工作会议;指导社区居委会开展社区消防管理工作;与驻区单位签订防火安全责任状等。明确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职责:制定防火公约,定期对社区内的单位和居民住宅楼院及消防通道开展防火检查,对辖区老、弱、病、残和孤寡老人提供消防安全服务等。并在健全社区组织的同时,要挖掘潜力,着力改善社区落后的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社区消防工作在社区建设乃至整个城市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公共消防设施是社区消防建设重要的物质基础。新建小区或旧城改造,要按照国家消防技术规范要求进行规划和建设,消防通道、消防给水等公共消防设施必须与小区同步设计、同步建设。

第5篇：城市社区治理案例范文

关键词：社区建设；社区民间组织；上城区；湖滨晴雨

一、社区民间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大力推进社区建设，试图以街居制替代单位制，实现对城市居民的组织和管理，但问题重重。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我国社区无法很好地满足快速增长和多元化的居民需求，无法发挥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的作用。费林（Fellin）认为，一个令人满意的社区应当是一个“有能力回应广泛的成员需要，解决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的社区”[1]。随着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区居民呈现出数量多、异质性高、流动性强和需求多元化的特点，给社区管理造成很大困难。而社区活动又多是自上而下开展的，无法吸引社区居民积极自愿参与，社区参与的下降阻碍了社区功能的实现。

这时，具有公益性、志愿性、非盈利性等优势的社区民间组织对于社区管理和服务作用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社区民间组织往往可以利用更广泛的资源，调动居民积极性，将政府发展社区服务的规划、驻社区单位对社区服务的支持、社区居民的公益心等，转化为社区公益行为，满足社区居民多元化需求，优化社区服务[2]。社区民间组织的功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转移政府职能，创新社区服务。社区民间组织以其灵活的体制和多功能的服务，弥补政府和市场供给社区服务的不足。二是提供社区服务，丰富文化生活。社区民间组织通过整合社区内的各种资源，面向广大居民开展各项便民、利民服务。三是参与社区管理，维护社会利益。社区内成立的各类民间组织，在协助街道强化基层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3]。在国外，社区民间组织是社区运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Joan Minieri and Paul Getsos认为社区问题的介入方式有四种，其中的一种社会组织“一般都由那些鼓励人们去行动的非盈利组织来组织实施”[4]。

本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我国主要城市的典型社区民间组织案例进行整理归纳，并以杭州上城区湖滨街道“湖滨晴雨”工作室为主要案例进行访谈调查，总结出目前我国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现状（包括主要服务领域、组织结构、经费来源、运作方式、成果经验等）和面临的问题瓶颈。

二、社区民间组织建设：杭州市上城区“湖滨晴雨”工作室为例

截至2010年，杭州市上城区共有民间组织541个，其中注册7个，备案534个；在经费来源方面，“自上而下”成立的由政府资助，自行成立的基本自筹；在参与领域方面主要是社区服务，文化娱乐，公益互助；运作方式和组织管理放，部分由政府直接间接组建，或是通过居民组织活动，或是与企业合作提供服务。[5]

“湖滨晴雨”工作室是杭州市上城区具有代表性的社区民间组织，成立于2009年，是湖滨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为了促进社区成员参与社会管理而提出建设的社区民间组织（备案登记，非注册类），委派老社区书记为负责人，主要服务是搜集民情民意，直接反映到市委办公室。

1、组织机构和运作机制

“湖滨晴雨”工作室的组织机构和运作模式可以用“一室”“六站”“两员”“四报”概括。“一室”即湖滨晴雨工作室，也称“民情气象台”，负责信息收集、分析、报送及问题协调等工作，建立网络平台，设立社情民意网上、网下征集信箱。工作室每周会以“专报”的形式，将收集到的民情民意直接发到市委办公室，市委办公室不会进行回复批示，但会重视一些情况，改进一些政策。“六站”是社区民情气象站，街道下辖6个社区均设立“民情气象站”，站长有社区书记或主任兼任，根据工作室要求开展各种民情收集、反映和政策传递、解答等活动，由社区文教员收集整理民情观察员反映上来的情况，然后上交给工作室。“两员”是指民情预报员和民情观察员，前者由12名市、区职能部门负责人和一些专家学者担任，后者由45名湖滨地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单位职工、新杭州人、社区居民等不同层面的人员组成。预报员通过宣讲走访等活动宣传政策，促进居民对政府职能部门的理解支持，并听取民情；观察员以社区楼道、墙门为单位，围绕社会热点、难点和群众关注点收集民情民意，反馈给社区民情气象站。“四报”是指民情气象一天一报、民生焦点一周一报、民生时政一月一报、民生品质一年一报。如图1所示。

这种组织机构、运作模式的优点在于：培养居民自愿成为民情观察员，不需要很多资金，机构运作成本低；民意通过收集直接反馈到市委办，不用经过中间的基层职能部门，不但提高了效率，也有效地减少了民意在上达过程中被搁置、掩盖和歪曲的情况。这样，一方面上级部门可以得到真实的群众意见，另一方面群众在这种机制下更乐意提出意见，社区参与度也得到提高。

图1：“湖滨晴雨”组织结构

2、资金来源和政府支持

“湖滨晴雨”资金需求不大，基本由街道负责。工作室主任由街道发放工资，活动场所、设施、宣传与会议、优秀观察员的奖励等费用都由街道提供。工作室没有独立的财务体系，费用都要上报申请。

除了硬件设施和资金上的提供，政府为“湖滨晴雨”设立了民情上达的专项通道，便于信息的上通下达。市委组织部、市委党校将工作室列为党员干部现场教学基地。工作室还得到“上城区十佳社区社会组织”等荣誉奖励。街道领导定期慰问观察员。

3、发展瓶颈

一是宣传不足。虽然“湖滨晴雨”在近两年发展迅速，形成了良好的运作体系，许多“金点子”被市区有关职能部门采纳，得到了上级部门和社会传媒的关注，但是它在群众中的知晓度并不高。笔者在实地访谈的过程中发现，许多当地居民都不知道工作室的地址在哪里，有的甚至没有听说过“湖滨晴雨”工作室。显然，作为一个民情收集组织，目前的宣传是远远不够的，群众的知晓参与度不提高，民情收集的范围就无法扩大，社区民间组织也无法进一步发展。但是工作室的宣传途径十分有限，除了一个网站，就只有偶尔的媒体报道。

二是人员配置不足，资金设备不到位。工作室成立之初，计划的人员配置是一名主任和两位工作人员，可是两年来只有一位主任包揽所有的工作。街道迟迟不增加人员，也没有提升主任的待遇。工作室的地点设在东平巷社区的“红色港湾”内，电脑等设备十分老旧，最影响工作的是没有独立电话，要和对面党员服务窗口用同一条电话线。电话和网络作为主要信息传输渠道，如果不能保证畅通，那“湖滨晴雨”传达民意的作用就无法体现了。

三是难以广泛调动居民积极性。由于工作室只是起到一个反映、传递民意的作用，并不能直接地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所以除了观察员，一般群众不会太关注“湖滨晴雨”。而观察员的人数又难以扩大，因为一方面工作室只有一位工作人员，无法处理更大的数据量了，另一方面对观察员的要求是既要热心观察、按时反映，又要有一定文字表达能力，还要无偿参与，这样的人选并不多。

三、小结

在社会治理日益成为全球性话语的情况下，社区民间组织将逐步成为社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社区事务中日益发挥着重要功能，它是提高社区和城市文明程度的助推器，是释放社会能量、缓解社会矛盾的减压阀[6]。近几年我国社区民间组织数量迅速增长，涉及领域广泛，已基本形成了注册登记制度，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扶持政策，并开始推广由政府购买服务运作模式。在这个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些问题也日益显著，如认识上的偏差，政策的不完善，社区民间组织资金上的缺乏，管理上的不规范，自身能力上的薄弱等。这些问题都影响着社区民间组织的运行发展，影响其分担社会管理、加强居民社区参与作用的发挥。因此，现在迫切需要政府、社会和居民共同努力，加大扶持力度，积极探索社区民间组织培育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地加快社区民间组织培育发展，使得社区民间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推进社区民主自治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P.Felln，The community and the social workers，Itasca，IL：F.Peacock，2001，70

[2] 彭佳丽，刘丽红.论民间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与定位[J].社会视窗，2009，（4）.

[3] 吕娜.社区治理模式中的民间组织现状分析[J].工会理论研究，2011，（1）

[4] Joan Minieri，Paul Getsos. Tools for Radical Democracy[M].United State： Jossey-Bass.2007.

[5] 蒋秋霞.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以杭州市为例[J].理论界，2009，（09）：153-154.

[6] 于家琦.社区民间组织的现状分析与发展建议[J].理论界，2011，（1）.

第6篇：城市社区治理案例范文

关键词：低碳生态社区、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 F 文献标识码： A

社区是人们生活居住的主要场所，也是城市的重要组成细胞。在加剧的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地球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劣，如何创造更好的人居环境与家园，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同时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其主要的生活场所社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前提下，一种可持续的人类聚集模式---生态社区的概念应运而生。

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低碳理念已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坐标。如何致力于构造一种和谐的低碳生态社区也成为各国学者纷纷探讨的重要课题。城市低碳生态社区旨在将低碳的理念融入生态社区的规划，从而构建体系上低碳，功能上生态的和谐新社区。低碳生态社区不仅仅是缓解环境危机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和谐人居环境的重要举措。

1.低碳生态社区的内涵与特征

1.1低碳生态社区的内涵

在低碳城市规划的研究进展中，低碳城市的内涵最初的以减少碳排放为主的狭义观点发展为现在包含社会、 文化、 经济、 环境的综合课题。低碳城市规划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是通过经济发展模式、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保证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实现有助于减少碳排放的城市建设模式和社会发展方式[1]。

低碳生态社区作为低碳城市的重要组成单元之一，是指在社区规划的基础上，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学理论为基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核心，以现代生态技术为手段，设计、组织城市社区内外的空间环境，最高效最少量地利用能源与资源，营造一种自然和谐，低碳生态化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居住环境。低碳生态社区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生态学的范畴，而应是一个环境、社会、经济三方面可持续发展的综合体，外部因素于内部环境、社会、经济要素相互作用，共同组成人类和谐的居住环境。

1.2低碳生态社区的特征

1)生态和谐性

低碳生态社区的低碳生态性主要体现在自然、社会和经济三者的生态性，主要指高质量的环境指标，以绿地为主的住区结构模式，充裕的自然空间，较好的自然亲和性（2）。社区个人、团体和组织都将生态观融入自己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可以拥有更为和谐的邻里关系。同时，社区必须走生态经济发展的道路，使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和谐性还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低碳生态社区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所以低碳生态社区应是一种多功能的社区，体现人、建筑、环境的和谐统一，将人车分流，绿色建筑、生态步道等思想融入建设中。

2)低碳循环性

低碳循环性主要体现在社区规划、能源结构与生活消费等诸多方面。低碳生态社区运营所采用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能源的清洁、安全、高效利用。建设低碳建筑，倡导居民对于日常生活用品，也尽可能选用低碳产品。同时，低碳生态社区应该在满足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协调区域化发展，提升整个所生态化循环。

3)系统高效性

低碳生态社区是一个由自然生态系统、人工生态系统等若干个子系统构成的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口流必须是高效益的流通转换。低碳社区的规划和建设应以“低碳化”为指导原则，追求城市的紧凑、舒适和宜居;从本质上改变能源的利用方式，提高能源的转化率，倡导使用公共交通，实现经济、生活的高效化和集约化。

2.低碳生态社区的规划实践

2.1国外低碳生态社区实践基本概况

低碳生态社区的实践主要集中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图1），社区的人口规模都相对较小，300人以下居多，外国相关学者曾根据生态社区所处的位置、规模大小等特征将其分为乡村生态社区、城市绿化带地区项目、城市更新项目和生态城镇等四种类型（3）。

图1.全球生态社区分布情况（来源：/4）

而国外外生态社区的建设策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合理开发棕地，减少城市的扩张，保护生态环境。（2）提倡绿色出行，通过采取限制停车位设置、进行道路路面特殊铺装等措施，积极倡导非机动车的应用。（3）有效利用能源，实现能源的可循环利用与建筑的节能设计。（4）强调社区的公共参与性。

2.2国外生态社区实践分析

国家 社区名称 低碳理念 实现低碳生态社区的规划途径

英国 BedZed生态村 零耗能

产居综合型

（世界上第一个生态社区） (1)再生能源:采用生物质能、太阳能及风力发电。

(2)环境绿化:设置屋顶花园。

(3)低碳建筑:建筑材质与功能设计采用可循环材料

(4)资源循环:采用可回收再生及低耗能绿建材。

(6)绿色交通:外出更有全社区的绿色共乘俱乐部和公共交通系统。

阿联酋 Masdar零碳城 “零废弃物”

“零车辆 (1根据以产带居的开发思路。

(2以绿色低碳为核心，以绿色环保等相关产业的研发为主导，将知识密集型与人力密集型产业相结合。

(3:政府强力支持，在用地、招商等方面的鼓励政策。

(4)技术创新:新能源、环保材料利用，实现社区真正的绿色低碳。

德国 弗莱堡Vauban社区 光能发电自行车管制系统 1.vauban社区发展出“学习型规划(planningthatlearns)”的模式。结合民众参与和共同治理。

2.无车社区和“零容忍停车政策

3. 建立低碳生活观念:透过Vauban论坛负责的社会工作，居民进行更多的社区活动。

4.建立光能发电系统于能源循环系统

2.3国内低碳生态社区实践概况

我国低碳社区建设刚刚起步，对低碳社区的研究处于摸索阶段。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更是以低碳为口号，同时万科、万通、郎诗、当代等企业为代表的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策略联盟也发起了低碳绿色运动。

固然我国的生态社区建设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由于我国实际的国情与现状，低碳生态社区的建设和发达国家仍存在很大差距。从社区规模而言，我国的社区人口在5000-10000人，这无疑从技术层面上增加了建设低碳生态社区的难度。从组织管理而言，我国居民的公众参与意识薄弱，生态保护重视度不够。从评价指标体系而言，未建立合理的低碳生态社区的评价指标体系，无法进行界定，这些都是我国低碳生态社区建设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原因。

4、低碳社区规划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在低碳生态社区的建设与运营体系中，规划设计、建设、验收与使用管理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因此实现它们的分步发展与整体协调是实现低碳生态社区的重要途径。

4.1 规划设计的可持续性

1）土地布局规划：功能混合的土地利用模式与紧凑的空间布局形态。城市的活力在于不同城市功能的混合和人类活动的流动，土地使用兼容性制度为土地使用的混合和多元化提供可能（5）。现代主义过分强调城市的功能分区，使居住区与商业区彼此分离，从而造成多样性城市生活的消失，人文气息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千城一面的城市景观。因此，在低碳生态社区规划中，应首先抛弃功能主义的束缚，强调多种功能的混合，在社区中合理布置商店、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和户外活动场所，增强社区各功能空间的有机联系，不仅可以创造更好的邻里关系，也可以达到节约资源、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2）交通系统规划：步行交通系统与绿色出行方式。社区对内交通应建立完善的步行交通系统，保障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都在步行可达的范围之内，以减少居民的出行需求，已达到减少机动车交通为目标。同时在社区对外交通规划中，为营造低碳生态社区，社区内应提供良好的交通联系，包括公交车线路和轨道交通线路，倡导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公共交通体系，提倡人们采用更为绿色的出行方式。

3）社区生态环境系统规划：低碳生态社区的规划应注重内在各系统的协调发展和各种生态流的畅通（6），使社区生态系统向有序理智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利用绿地生态系统中的“碳中和”功能，以尊重自然为前提，建立完整的生态系统网络，采用斑块廊道基质等景观生态学的理论方法，增加社区内部物质流和能量流的交换，保持社区内生态系统的平衡。

4.2 建筑设计与建设的可持续性

1）建筑的高效节能设计：绿色建筑应注重使用保温材料和构造，提高建筑热环境性能，同时高效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使建筑自身达到自给自足的可持续状态。具体做法如可在建筑的内外表面采用高性能的保温材料，高效节能玻璃等，从而对建筑物起保温隔热的作用；采用外墙隔阴和屋顶隔热的措施，控制建筑物对热量的吸收，与自然通风降温手段减少耗能与空调费用。

2）健康环保建筑材料：在城市低碳生态社区的建设中，采用的健康建筑材料不仅仅是人们对安全居住环境的需求，同时可以减低这类材料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同时可以延长住宅的寿命，有利于减少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以达到城市低碳生态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4.3 使用管理与运营体系的可持续性

中国的生态社区建设落后于发达国家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缺少社区居民的公共参与。只有通过提高社区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改变居民的生活习惯，养成节俭的消费观念，低碳生态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才不会断在最后一个环节。构建低碳生态社区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从其规划设计到后期管理都应注入低碳生态的理念与意识，这不仅仅是针对于居民，也要针对于规划者与管理者。居民在低碳生态社区构建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应自觉参与，积极献策，社区的主体是人，因此，让人们拥有更好的居住空间与居住环境才是建立低碳生态社区的最终目标。

5 低碳生态社区的未来发展趋势

1）生态化 研究居住区可持续发展中强调生态极限问题，在充分考虑社区承载力，环境容量负荷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应极限高度来规划建设低碳生态社区（8）。低碳生态社区会尽量维持原有生态系统的平衡，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充分考虑自然通风、日照等自然条件。可应用深层生态学与城市生态安全等理论指导低碳生态社区的规划，同时将健康住宅理念融入规划理念。

2）人文化 低碳生态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更多地体现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怀。低碳生态社区的建设需要各方面的、各阶层的广泛参与，充分发挥政府及NGO的各方面协调组织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完整的机制体系，并着手于社区实际，采取长期而整体的建设策略（7）。国外一些新的理念如“开发权转换”（TDR）和灵活分区（FZ）都可以为低碳生态社区的规划提供新的规划思路。

[1] 刘志林，戴亦欣，董长贵，等.低碳城市理念与国际经验[J].城市发展研究，

[2]沈清基 关于生态社区的思考[J] 华中建筑，2000,18 99-103

[3]Hugh Barton．Sustainable Communities［M］．London：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2000. 68．

[5] 王潇文“. 白地”、“棕地”及其它：土地使用兼容性制度研究[C].2009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2009.

[6] 谢更放 城市低碳社区规划的理论构架与实施策略研究[D] 长安大学

第7篇：城市社区治理案例范文

我局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上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指导下，按照县委、县政府“四大奋斗目标”和“五气”新要求，树立干部新形象，不断改善人民群众就医环境，提高医疗服务质量，重点解决“看病贵”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全县卫生工作呈现了新的局面。现将工作总结报告如下：

一、半年工作总结

（一）农村卫生工作

1、根据省卫生厅、省财政厅实施第二轮招聘执业医师到乡镇卫生院工作的要求，我县新招聘了6名执业医师到乡镇卫生院工作。

2、今年争取到第一批扩大内需乡镇卫生院污水处理及辅助设施建设项目2个，总投资100万元，三汇镇、涌兴镇中心卫生院各50万元。

3、对白兔，鹤林，静边镇，清溪场镇，三板，土溪镇，岩峰镇等七个卫生院扩大内需建设，总投资633万元，预计八月底主体工程竣工。

（二）城市卫生工作

1、县医院外科大楼改建，系香港政府灾后援建项目，待香港政府提交立法会通过后实施。

2、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不断完善。江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照四川省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基本项目开展工作，在基线调查、慢病管理、疾病控制等方面均按规定的方案进行，先后派出15名医护人员到省市培训全科医师、全科护士。

（三）公共卫生

1、加强了疾控中心和县医院传染科的设备装备，加快了县妇幼保健院门诊住院综合楼建设。

2、进一步落实了突发性公共卫生应急预案工作制度和工作职责。先后印发了《县卫生系统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县卫生系统卫生应急工作制度和岗位职责》、《县卫生应急物资储备方案》、《县卫生应急工作培训工作计划》、《县甲型H1N1流感防控应对和疫情处置预案》、《县甲型H1N1流感医疗救治工作方案》、《甲型H1N1流感预检分诊会诊转诊制度》、《县应对流感大流行准备计划与应急预案》；修订了《县食物中毒事件应急预案》，真正做到了有备无患，防患于未然。

3、加强了卫生应急队伍建设，建立了医疗救护、救灾防病处置等组236个，落实县、镇、乡应急人员共340人，同时组建了卫生应急专家组数据库共49人。对机关工作人员、县属医疗机构分管领导和应急办主任以及各乡镇（中心）卫生院负责人或公卫科长共100余人，进行了突发性公共卫生应急工作培训和考试。

（四）新农合医疗制度稳步完善

1、参合资金筹集。今年全县参合110.97万人，参合率为97.3%，筹集资金7610.88万元。其中：农民个人缴纳221.94万元，县财政补助440万元，中央补助3597万元，省财政补助3350.94万元全部到位。

2、参合农民补偿。今年1-5月累计受益人数325225人次，补偿金额4468.4万元。其中：门诊288029人次，补偿金额485.37万元；特殊门诊4661人次，补助金额98.42万元，县内住院补偿27796人次，补偿金额3043.46万元，县外住院4749人次，补偿金额841.15万元。

3、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认真解决“看病贵”问题，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机构管理的暂行规定》和《关于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工作的通知》，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看病贵”问题，收到较好效果。

（五）公共卫生和重大疾病防治措施有力

1、圆满完成了与我省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有密切接触的，我县公民闫勇和与其接触的有关人员的医学隔离观察和居家观察任务，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受到县委、县政府的好评。

2、加强了狂犬病防制。今年初，全县有犬46484只；1至4月底共灭犬10467只（其中限养区犬只503只，伤人畜犬88只）；现有犬只35726只（其中新增犬692只，观赏犬164只，警卫守护犬72只）。在现有犬只中，免疫犬25584只，免疫率72％；办证犬19491只；栓养犬21031只。犬伤暴露857人次，犬伤暴露后规范处置857人次，规范处置率100％；发生犬伤牲畜1例。处理违反《四川省预防控制狂犬病条例》行为13起，实施行政处罚13人次，处罚款850元。

3、对结核病、艾滋病、霍乱等重点传染病加强了宣传、督导、检查，进一步加强了管理，落实了责任。

（六）妇幼卫生工作成绩显著。

1、4月21日，在达州市妇幼卫生及社区工作会议上，我县荣获全市2010年度妇幼卫生信息统计工作及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两个一等奖。

2、新生儿疾病筛查2300例，筛查率达到42.15％；对县属医疗卫生单位妇幼医生68人进行了妇幼卫生报表网络直报培训。

3、努力降低孕产妇、婴儿死亡率。今年1—5月，住院分娩率为80.13％，高危孕产妇住院分娩率为99.86％；高危孕产妇按规定程序转诊率达98.5％；高危孕产妇管理695人，管理率达99.86％；产前检查率92.88％，产后访视率92.47％；系统管理建卡率92.38％，卡册回收率99％；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达91.75％；新法接生5078例，新法接生率99.98％，新生儿破伤风发生率0‰；孕产妇死亡1例，死亡率20/10万；婴儿死亡52例，死亡率10.4‰；新生儿建卡5010例，建卡率达98.64％；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90.01％，生长发育监测率99％。

（七）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1、为提高乡村医生医疗技术水平和整体素质，今年对乡村医生业务知识进行了集中培训、考试、考核，为全国首次乡村医生换证、注册奠定了基础。

2、加强医院制度化建设，不断提升医院管理水平，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公开服务承诺，公示收费标准及药品价格，加强医患沟通与交流，尽可能地让病人来则安心，走则高兴。

3、抓继续医学教育。今年上半年已发放好医生网卡563张。对乡村医生远程教育学员进行了模拟考试，为毕业考试打下基础。其他进修培训工作正常进行。

（八）无偿献血工作有序开展

今年1—5月，全县共计无偿献血892人次，献血量达29.59万毫升，满足了临床用血需求。

（九）卫生执法力度加大

1、对医疗市场进行了集中清理整治。成立了两个清理整治组，分别由杨汝奇副局长和瞿海林副局长带队，对全县医疗市场、娱乐场所进行了拉网式清理整治，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2、加大卫生执法力度。在元旦、春节、清明、“五一”节假日期间出动卫生监督员210人次、车辆50台次，按照《食品卫生法》、《公共场所管理条例》的要求，检查餐饮业285家、超市4家、农家乐13家、酒店5家、娱乐场所10家、旅游景点2个，对存在的问题，责令单位及时整改，消除了安全隐患，确保了节假日居民食品卫生安全。

3、认真开展打击餐饮消费环节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行动，出动卫生监督员138人次，监督检查785家，监督乳制品49个样、火锅底料12个样，样品合格率100％.

4、对全县123所学校的食品卫生、生活饮用水、传染病防治进行了监督检查，通过检查学校食品卫生、生活饮用水卫生、传染病防治工作，卫生许可证持证率100％，持有效健康合格证明上岗率达到97.7％，对个别学校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整改意见，把整改落到实处。

5、加强了医疗机构、血液制品监督管理。出动卫生监督员319人次，车辆41台次，检查医疗机构216家，取缔非法行医4家，责令停业3家，警告12家，限期整改15家，没收药品73个品种，没收器械20件，罚款5.34万元。

（十）中医工作不断加强

1、开展县基层常见病、多发病中医适宜技术推广项目培训，培训师资60名，分批对全县60个乡、镇（中心）卫生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57所村卫生站确定的师资力量进行培训，目前，全县各级医疗卫生单位正按照局安排推广中医适宜技术。

2、为全县中医药在岗临床人员100余名（50岁以下）温习中医四部经典著作培训报名。

（十一）医疗行风明显好转

1、积极探索和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的长效机制，印发了《2010年全县卫生系统纪检监察暨纠风工作要点》，与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2、按照县纪委要求，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扎实开展“学习王瑛同志先进事迹活动”和“卫生系统商业贿赂案例分析及警示教育活动”，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3、加强了对各医疗卫生单位医疗收费项目、标准、药品价格公开情况的监督检查，不断提高收费透明度。严格执行《达州市医疗服务价格》规定。

4、实行首诊责任制，医务人员做到热情接待，仔细诊断治疗。医生对不属于责任范围内的，引导病人到相关科室进行诊治，无推诿患者现象发生。

5、医务人员对病人实行因病施治，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减少了大处方，滥检查的做法。

（十二）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扎实开展

1、我局组织县级医疗卫生单位正副职领导多次学习《县人民政府关于深入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程的管理办法（试行）》，《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围绕“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我该怎么办？”开展了深入学习讨论，明确了责任及过错责任追究，每个职工自觉把责任落到实处，主动把责任区清扫得干干净净，办公室设备存放得整整齐齐，窗明几净。

2、坚持每周五对责任片区进行集中清扫和日常卫生监督，保证了责任片区整洁、有序。在日常卫生监督时，我们把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目的、意义向广大居民宣传，提高广大市民的文明意识、卫生意识、功德意识，引导广大居民共同参与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十三）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效显著

3月27日，卫生局召开了县级医疗卫生单位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动员大会，传达贯彻了县委、县政府关于深入贯彻学习实践科学发观动员大会精神，同时结合卫生工作实际，印发了《县卫生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实施方案》和《学习调研阶段日程安排》，明确了工作目标、步骤、方法、要求。做到按规定动作进行。在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中，领导撰写调研报告15篇，党员干部写学习心得300余篇，办学习专栏8期，信息简报36期，宣传标语8条。全体干部职工理论水平有了新的提高。: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全县农村卫生基础差，底子薄，诊疗水平普遍较低，卫生服务能力依然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亟待提高。

2、医技人员短缺、基层人才引进难和流失严重，卫生资源总量不足，招聘困难。

3、地方财政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不足，乡镇（中心）卫生院设备缺乏，不能适应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需求。

三、下半年工作安排

1、继续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落实县委、县政府“五气”新要求，树立干部新形象。

2、坚持不懈地按要求搞好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及2010年爱国卫生专项行动。

3、接待处理。全面完成积案化解年任务；完成县人大、县政协的提案、议案。

4、全面启动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项目工程。各医疗单位要按照5月26日《全县妇幼卫生暨社区卫生工作会》上的要求，将妇幼卫生工作抓紧、抓好，落到实处。

5、抓好中央扩大内需建设项目工程的质量、安全、资料积累，做好审计准备，按时搞好竣工验收。

6、提高突发性公共卫生处置能力。进一步完善各项制度、预案，落实应急设备设施，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7、有效控制传染病。进一步做好各类重点传染病疫情的防治工作，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暴发流行。要求做到法定传染病疫情报告率达100％，计划免疫“五苗”全程接种率达98％。

8、妇幼卫生工作。进一步培训妇保人员，孕产妇死亡率和新生儿死亡率分别降至55/10万和13‰，新生儿疾病筛查率达50％以上。

9、深入开展医院管理年活动。按照第一年方案实施第二周期医院管理活动，落实医院评审、评价制度，制定惠民医疗措施、开展惠民医疗；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做好预防和处置医疗纠纷；严格医师、护士的准入管理和考试考核工作；按期校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10、努力推进中医事业发展。做好巩固四川省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成果，力争中医门急诊量达到县、乡、村门急诊总量的40％；积极建设中医特设专病、专科，走特色效益之路；积极推广中医适宜技术和新成果的运用。

11、不断加强卫生法制建设。广泛宣传卫生法律、法规，提高卫生法规的社会普及度、认可度和接受度；落实卫生执法监督“网络化”管理；进一步加强卫生执法检查，打击非法行医，保护群众健康权益。

12、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选拨培养优秀卫生管理人才和学科带头人，促进卫生事业更好发展；加快卫生人才培养，妥善解决农村和城市人才问题，探索吸引高素质卫生人才的有效办法，为卫生事业发展提供保障。

第8篇：城市社区治理案例范文

近年来，旧城再生理论在中国的城市改造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运用。纵观西方城市发展史和相关文献可以发现，旧城再生理论建立在西方国家的城市重建、振兴、更新和再开发的渐进式发展流程之上，其核心是为对抗社区尺度上表现的城市衰败，即城市衰败的社区再生[1]。

然而没有经历过一系列发展进化的完整过程，我国城市仍旧以人口和产业的聚集为主。相较于西方再生理论的源起和本质，现阶段的街区再生方式往往忽略了社区属性在旧城再生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在针对旧城历史文化街区的再生中，谋求旅游景区开发和文化保护的平衡性、尽可能扩大商业利益是鉴于我国城市发展现状，需要在再生规划中考虑的问题；但如何利用历史文化街区具有的社区属性发挥再生机制的效用，在中国城市逐步迈入后工业化时期的大背景下显得更具有现实价值。

由于存在着再生理论适用的经济和社会形态与当前中国整体城市现状不符、以社区衰败为主要理论研究对象和当前社会对于文化历史街区的社区属性重视度不匹配两方面的不足，本文选取了北京市的什刹海地区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以空间作为切入点，探索在后工业化背景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旧城社区再生之路。

1 研究背景

1.1 北京已经进入到后工业化时期阶段

2007年，首部工业化蓝皮书《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05年中国省域工业化水平评价与研究》分析认为，北京已经领先全国，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

1.2 北京城市改造进程

北京的旧城改造起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当时的旧城存在各种问题，如大量的棚户区[2]降低了居民的生活水平，文化古迹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和城市公共设施和绿地被工厂厂房所占用等，旧城改造的重点集中在危旧房的改造。1988 年，北京在菊儿胡同、小后仓、东南园三处进行了危房改造与房改相结合的试点[3]。

1.3 什刹海地区的社区衰败

什刹海作为北京25个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其本身的社区属性被隐藏在历史文化和旅游景点之中。一个既传承了元大都经脉又以明清富庶为基石的什刹海地区，其独有的具有北京特色的社区胡同文化却在慢慢消失。此外，基础设施缺失情况严重，空间格局逐渐演变，原有的四合院结构以及四合院肌理也被破坏。

2 理论研究

2.1 旧城再生理论

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开启了旧城改造和重建工程。早期主要侧重完全拆除旧城、而以郊区土地置换的城市重建计划，后过渡到加剧郊区土地利用的城市振兴构想，并升级到拆除贫民窟、改造城市环境的以美国芝加哥为代表的城市更新运动。直至90年代初，在世界可持续性发展的大背景下始提出旧城再生理论。彼得（R.Peter，2000）认为，该理论是指为解决旧城问题和寻求旧城经济、物质、社会和环境条件的持续改善而制定的综合而整体的构想及举措[4]。

在北京东城区南锣鼓巷的保护与发展规划方案中，就明确提出了“旧城可持续再生”的模式，同时也将改造风貌、恢复业态并改善民生等措施作为主要的改造和修复途径[5]。

2.2 社区衰败和社区空间

社区是旧城再生的基本单位[6]。早期有关社区衰退的描述见于1930年的邻里生命周期（Neighborhood life cycle）理论。在该理论中，巴布科克（Babcock）认为居住社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出现衰退是一种必然规律[7]。直到1970年，这一理论一直主导着美国官方的思想[8]。

空间作为隐藏在社区的衰败内因，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是社区空间物理性的老化和公共空间的演变过程。社区公共空间是社会网络形成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空间载体，它随着社区中居民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发展而发展。在经历了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指导下的大规模改造热潮之后，社区原有的公共空间被大面积压缩，社区原有居民大量搬迁到郊区居住质量较高的社区，新入住旧城社区的外来人员无法维系原有的邻里关系，打破了原有的社区组织和空间结构，造成了社区衰退的结果。

3什刹海地区现状分析

3.1什刹海概况

什刹海是典型“三区结合”的街区，作为北京向世界展示老北京传统文化风俗的重要窗口，是首都核心功能区极具文化特色与魅力的重要功能区域。

（1）历史文化保护区

什刹海是北京城区文物古迹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先有什刹海，后有北京城”。据侯仁之先生考证，元大都建设依据的中轴线紧傍什刹海东岸，而京杭大运河的最北端即位于什刹海的西海。

（2）城市社区

什刹海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东北部，包括前海、后海、西海3 海。街道面积5.8平方公里，水域面积34hm2。辖区25个社区居委会，共有居民42826户，常住人口105131人。

什刹海所拥有的水面呈不规则自然形态，沿岸街巷胡同随形就势、向水而生，与元大都规划的棋盘式街巷基本格局完全不同，大大丰富了城市公共空间形态。

（3）旅游景区

地区已经形成了文化观光、以特色酒吧、茶吧为主的休闲娱乐，以及水域休闲、主题餐饮、主题酒店、特色购物为主的旅游体验产业体系。

3.2改造前面临的挑战

什刹海基本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和景区的属性已经形成，即便是以社区再生作为改造的目标，仍需要考虑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由什刹海“三区”特征，将分别以历史文化保护区、社区和景区的角度分析什刹海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以一个历史文化保护区和旅游景区角度分析：

（1）社区空间结构的景区化不明显

众所周知，胡同作为什刹海地区的最为明显的北京旧城标识，成为了什刹海及周边地区的景区吸引物。

由于胡同本身的狭长结构以及四合院的空间结构所限，游客只能大多聚集到某些胡同，如什刹海区域内的烟袋斜街等，而其他的周边胡同却乏人问津。即使胡同游将部分胡同进行了有效串联，但由于缺乏一定的产业布局，游客也只能是走马观花，并不能深入了解胡同背后的北京市井社区文化。

（2）产业集聚不经济

什刹海地区共有2386个单位。其中，第三产业单位2296个，相对集中在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占第三产业总数的31.79%），同时其主营业务收入额也最大（占第三产业总量的81.38%）。

由于什刹海本身的地貌特征，第三产业单位多为沿湖分布，主要沿西海、后海、前海一圈的环水带发展。调查显示，超过 85%的产业分布在占街区总面积不足35%的环水带。

由于受到了经济活动的区位指向，形成了集聚机制，加快了集聚过程。这样会导致什刹海区域内的产业极化现象，造成集聚不经济的结果。相应地，各种外部环境的局限性如公共空间的缺失会更加制约什刹海地区未来的发展。

以一个城市社区角度分析：

（1）以人口疏解为前提的四合院更新改造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北京市政府从本世纪初就制定了关于疏散北京旧城人口的相关政策。《北京市总体规划（2004-2020）》要求“旧城居住人口控制在110万人左右”。以这个数据为基准，旧城10年内仍有约39万人需要疏散，平均每年需要疏解3.9万人左右[9]。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北京市旧城通过中轴线申遗和相关重点工程疏解了3600户，以每户五口人计算，疏解人口1.8万人，远远低于年平均基准。四合院作为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之一，人口疏解目标更难以达到。

（2）社区居住环境差和生活质量不高

什刹海街区现状聚居人口密集，拥挤的大杂院里，居民老龄化严重、低收入人群比例较大；同时，市政基础设施匮乏且落后，房屋产权结构复杂，建筑大多年久失修，住房质量普遍较差，区域内三类以上房屋（危旧房）超过房屋总建筑面积的70%。

虽然市政基础设施近年来有所改善，但由于地形条件的制约和路网密度的局限，保护区内道路交通拥堵、机动车停车困难的现象普遍存在。

（3）社区公共空间私有化

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和演变，在什刹海地区现存的四合院和最初的设计理念已经有了偏离。

从时间的发展顺序上来看，四合院院落的发展从原有传统大家庭的私密空间到现在的多个家庭的组成的院落形式。从空间的演变方式上来看，四合院院落从开始的私人封闭空间到现有的多人使用的半公共空间。

另一方面在中国内城，传统上缺少真正意义的公共空间，院落承担了公共空间的责任。以和什刹海地区具有高度相似性的南锣鼓巷社区为例，其社区中公共空间散布在院落之中，这些院落的面积较小，并且被特定的几户到十几户家庭共享[10]。

对于四合院个体而言，如果继续保留原有的封闭院落结构就会从一定程度上造成四合院多个住户的空间压抑。对于社区而言，怎样利用私有化的公共空间达到和开放式的社区公共空间同样效果，建立相应的社会网络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4什刹海地区再生措施与方法

4.1什刹海区域内的空间再生------打造“一带三层立体”

（1）带状空间

在什刹海内部打造核心水域景观带。其一，维护居民公共空间，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其二，什刹海区别于北京旧城其他街区的不同点就是宽阔的水域，也是目前吸引游客来到什刹海地区的主要吸引物之一。

再生方法：选择2―3处河湾改造“水泥砌岸”，恢复其天然的湿地景观和生态系统。沿岸的绿化树种将进行调整，在保留老树的同时适当增加新的乔木，增添自然的情趣。建设连贯完整的慢游步道、亲水廊道控制机动车辆，整治各类水污染。

（2）层状布局

为了解决什刹海区域社区生活、文物保护、旅游产业等之间的矛盾关系，以分区分类的模式进行管理与控制。

圈层结构拥有清晰的空间界限单元，表现出对内的同一性和对外的差异性和强化边界的“缝合”作用，打破四合院原有格局，加强圈层结构中四合院之间的联系，同时又保证圈层间的相互独立性。

再生具体方法：将什刹海地区分为三个圈层，即休闲核心层、功能配套层、产业拓展层。

其中，功能配套层着力打造“中间胡同”，作为公共空间的再生和延展。

虽然四合院具有公共空间私有化的特性，但是结合四合院的发展轨迹以及什刹海本身的“三区合一”的特征，就决定什刹海的公共空间不能仅仅定义为社区居民公共空间，而是成为整个旧城的公共空间。

英国人类学家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曾指出“向心”对社区来说是一种结构性的必需[11]。这通常由一个或多个中心所确定，它可以是不同尺度的场所，但一旦它被标志和定义为中心，并加以向外延伸，那些开放的场地――市场、街道、广场、公园一角、邻里――就成为一个与相对封闭空间相比更加多元互动的开放场所[12]。

什刹海凭借本身的胡同和四合院已经建立了一种“向心力”，而中间胡同的存在正是为了加强这种向心力的内在结构，使其在结构上达成一种完整性。进而利用“中间胡同”辐射和延伸效应，成为一个属于旧城的公共空间。

从空间结构上，中间胡同将会保留传统独立的四合院，将部分损毁的四合院通过缺口和胡同进行有效的连通，形成四合院与四合院之间、四合院和原有的老胡同之间的有效通路。另外，在中间胡同的节点中会零散分布小型主题广场，进一步拓展公共空间。

从建筑方法上，实现太阳能利用与四合院建筑一体化设计。采取保温系统，采用自然采光通风；保证房屋日照间距，外窗和庭院可增加可调控遮阳系统等在绿化方面采用“绿化覆盖率”而不是“绿地率”。不开拓大片集中绿地，以免破坏四合院和胡同原有的肌理；树冠应高于屋顶以发挥生态作用。

中间胡同的公共空间再生性，除了是从空间结构上缓解了公共空间缺乏的现状，从建筑方法上还原了公共空间的生态再生，同时也赋予了公共空间相应的功能再生。

街区再生则根据社会需要注入新的功能，包括商务、旅馆、社区服务等，实现公共空间的功能复合化。诸如，加入文化体验产业，使得游客深入胡同之中，进入民居之内，在游客与居民的交流互动中，展示什刹海地区特有的民风民俗。具体项目包括：转胡同（金丝套地区、白米斜街、鸦儿胡同）、住四合院（紫檀主题酒店、皮影主题酒店、古韵青年旅舍、竹园宾馆、大金丝12号、小金丝33号等北京人家）等。此外，可以系统整理社区旅游资源，选取柳荫街、金丝雀等社区作为试点，打造企业与社区共同开发模式的社区民俗风情体验产品。通过引入文化创意产业来减少原有的产业聚集不经济的困境。最后，引导文化创意产业进入，重点在新开发的精品街巷打造“前店后家”模式的创意工坊集群。

（3）立体空间

目前，北京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近几年地下空间建成面积以每年约300万平方米的速度增长。东城区、西城区联合选定四项试点进行地下空间落地实践。西城试点在珠市口煤市街，重点探索合理利用四合院地上地下空间，成片四合院试点提倡地下二层解决停车问题。

同时，《北京中心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亦将地下空间规划的要求纳入其中，本市11个新城的规划、近期建设规划、地铁沿线土地利用规划等均有地下空间利用的内容。

再生具体方案：通过合理规划开发地下公共空间资源，选择部分四合院合理利用空间开发地下二层建停车场，立体院落，交往空间垂直化发展，实现节约土地资源，缓解交通与环境等矛盾，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土地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为什刹海地区文化发展提供优越的公共空间资源。

4.2什刹海区域内的社区功能再生

（1）人口疏解

什刹海地区人口疏解模式应坚持公房使用权交易试点和人口疏解相结合，保障房开发与人口疏解相结合，土地功能调整与人口疏散相结合，外迁补偿形式多样化与人口疏散相结合。

新引入的经营业态采取“前店后住”式的开发，使得原住居民可以在经济上得益于小型商业活动（如果他们能够有条件进入经营模式的话），又可以保留住原有公共空间的活力。

老居民区，依然以居住为主，适当进行扩容，对重要院落进行保护。在保留社区居住功能的同时，进行有特色街巷区建设；在其他区域适当地植入产业开发，增加服务设施，使居民进行自发性疏解。如引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工作室、小型创意、设计公司等。

（2）社区环境治理

严格控制各种形式的污染排放，尤其加强噪音污染、视觉景观污染和文化景观污染。切实加强垃圾管理，防止雨污混流。执行严格的垂钓活动管理，限制垂钓范围、时间、饵料投放。严格管理夏季游泳和动机水上冰上活动，严惩垃圾遗留。

此外，结合一些作为区域性公共活动中心、空间景观中心的文物建筑的环境整治，开辟适合规模的铺装小广场和小型绿地。

（3）公共空间艺术化

已经建设的经营设施和其他设施（医院、学校、酒店等）逐步由政府资助对外立面风格进行调整。核心圈层沿水岸要专门编制景观协调规划，统一景观标准和格调，凸显北京风格、气派和东方韵味，逐步恢复“银锭观山”的整体景观环境。

营造具有东方情调氛围的生活场景，以艺术化的标准建设什刹海区域公共空间，打造全感官的体验系统。特别是对传统活动的主动维护和营造（戏曲、河灯、冰爬犁、风筝、面塑、捏糖人、抖空竹）等。营造艺术化的生活环境，鼓励居民养花养鸟，打造花鸟街区。打造数条主题文化胡同，以灯笼、碑刻、石雕、书法、国画、京剧、武术等作为主题胡同的文化标示。

（4）提升公共服务

依托社区服务站，发展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为社会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等提供保障。

建立“什刹海邻里中心”。邻里中心既是商业购物中心，又是一站式行政服务中心，还是文化娱乐中心和休闲交往中心。

结语

从公共空间的角度分析、研究旧城社区再生问题，可以为旧城改造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一方面，旧城的老社区多数由于年久失修而破败，在旧城改造中被完全拆除或者用完全现代的方法进行重建，这样不仅会破坏旧城原有的文化环境，而取而代之的新建筑并不能延续和传承城市独特的文化特征。旧城社区的再生成为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之一。

另一方面，在旧城改造过程中得以保存的社区凭借其本身的悠久历史，已经逐渐成为旅游景点和各种文化产业的滋生地。如何通过合理利用公共空间的社会和社区功能来调整平衡旅游景点和居民生活的关系，促进产业发展也是着重探讨的问题。

建筑之间需要一种功能的联系，进一步构造一种生态的联系，《城市发展史》谈到城市通过他自身复杂和持久的结构，大大地扩展了人们解释这些进程的能力，并积极参加发展这些进程，从而扩大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特点。这一直是历史上城市的最高职责，也将成为城市连续存在的主要理由。

具体来说，四合院就是独立的建筑个体，公共空间的打造、社区环境的优化、公共服务的提升仅仅只帮助四合院与四合院、四合院与社区建立起一种功能的联系。真正推进进程的是所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慕名而来的游客，和社区中从业者。他们参与到过程中，并将这种功能的联系渗透到生活中，进一步发展和延续下去，这才是城市再生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 佘高红.从衰败到再生：城市社区衰退的理论思考[J].城市规划，2010，（34）：14-18.

[2] 吴万齐.中国的住房问题及对策[J].城市规划，1988，（1）：14-17.

[3] 陆孝襄.北京的危旧房改造[J].城市规划，1992，（4）：8-12.

[4] Peter Roberts，Hugh Sykes.Urban Regeneration A Handbook[M].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0.

[5]吕斌.南锣鼓巷基于社区的可持续再生实践――一种旧城历史街区保护与发展的模式[J].北京规划建设，2012，6：20-22

[6] 张平宇.城市再生：我国新型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J].城市规划，2004，（4）

[7] Babcock F M.The Valuation of Real Estate[M].New York：McGraw-Hill，1932.

[8] Metzger J T.Planned Abandonment：Life-cycle Theroy and Urban Policy[J].Housing Debate，2000，11：7-40

[9]欧阳文，薛蕊，汤羽扬.以人口疏解为前提的北京四合院更新改造初探[J].北京规划建设，2012，06.

[10] 吕斌，张纯，郑童.转型期内城传统街坊社区的城市形态演变：北京不同更新策略下三个社区的案例[A].转型与重构―201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C]，2011.

第9篇：城市社区治理案例范文

全球智慧城市发展十大趋势

趋势一：越来越多发达国家将智慧城市纳入国家战略中，投资力度不断加大。新加坡是最早将智慧城市纳入国家战略的国家，制定了“2015年智慧国”计划，并于2013年提前完成了该项计划。随后，又推出了“智慧国家2025”的10年计划，主要从数据采集、收集以及数据分析处理等方面进行全面推进。欧盟，从2015年开始统筹设定专项资金来支持智慧城市建设和智慧社区创新伙伴发展，并于当年完成了基本投资和项目收集。目前，已进入第二阶段的欧盟智慧城市社区大发展。美国，在智慧城市方面，走的是企业先行，随后国家介入的道路。从最早期的IBM，到后来甲骨文等传统软件企业先推动，到2015年时白宫了首个关于智慧城市的国家级战略，计划投入1.6亿美元进行智慧城市建设，将在20个城市做试点应用，包括物联网技术、科研研究等方面。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希望借助智慧城市的发展，来提升电子政务和基础设施的等级。例如，印度在2015年提出要打造100个印度智慧城市，并充分学习借鉴了中国目前的智慧城市发展模式。

趋势二：当前，发达国家正积极推进解决方案，并向一些发展中国家输出，使得国际间合作进一步加深。例如，每年在世界各地都要举行各式各样的国际智慧城市博览会，使国家与国家、地区间都能更便利地开展各式各样的具体合作。

趋势三：各个国家智慧城市的发展路径都有相当大的差异，智慧城市发展更多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国家战略。比如，印度发展智慧城市，主要是用于提升自身交通、水资源等基础设施的发展情况，同时也希望通过智慧城市建设提升政务服务。美国，则是希望通过智慧城市来做基础科研，起到创新引领的作用。目前，美国在物联网应用方面尤为突出，包括无人驾驶汽车、AR、VR等。欧盟，当前的智慧城市发展更多侧重于公共平台的互操作系统，希望能在城市级平台上让不同的厂商和解决方案商能有直接的交流和互通。澳大利亚，4月新了国家智慧城市发展计划，其中明确提出主要目标之一是有效打造经营投资、投资环境，以及促进产能输出。韩国，在2009年提出了“U-City”，将Ubiquitous技术接入基础设施中，可以实时处理城市内发生的所有事务，并提供信息通信服务，为市民提供便利、安全、安乐生活的新概念城市。英国，也积极发展智慧城市发展，将其定义为“未来城市”，目前已经成立了七个未来城市建设中心，最大的目的是对外实现产能输出。

趋势四，智慧城市不是光靠某一家企业或某一个利益方就能够推动的，因此产学研用等多方利益主体积极参与、协同创新、合力推进将成为主流趋势。例如巴塞罗那，在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推进与研发过程中，不是依靠于某一家大型企业包揽，而是推出了智慧城市解决方案平台，各个企业、各种解决方案商都可以提交解决方案，依托联盟评选，选择最佳方案实行。其中有很多具体项目，包括博物馆资料如何数字化、智能化存储，对密集区域客流量如何有效监控和疏导等是各个城市都要面临的问题，不同的解决方案商和厂商有各自的优劣势，所以通过平台择优选取。在欧盟的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则特别注重信息共享，因此建立了欧洲知识经济场，能够有效地对智慧城市当前的法律法规、管理、最佳实践案例等进行系统、详尽的共享。

趋势五，随着互联网设备部署、覆盖面的日益拓展，信息采集由过去传统的以地面性采集向空中、地上、地下、水中等全方位发展，且越来越依托于民众。普罗大众都成为城市传感信息收集的一员。

趋势六，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仍是全球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此外，多功能杆柱、智慧路灯等基础设施，也已开始落地。目前，在我国也已有诸多厂商将这些概念进行了实质性落地，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实践工作。

趋势七，基于数据开放，目前智慧城市的发展主要以数据驱动城市发展为基本模式。如英国布里斯托提出了“可编程城市”，能够为居民提供相关个性化的服务。

趋势八，开始更多地注重对弱势群体提供服务。过去，智慧城市似“阳春白雪”，很多地方追求“高精尖”的大工程。现在，国内外的智慧城市发展都更多地考虑到弱势群体，努力为包括老人、儿童、残疾人等这些对于信息接受能力偏弱的群体提供服务。

趋势九，PPP模式将成为智慧城市建设主流。英国最早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展PPP模式探索，在智慧城市领域中，主要在信息系统、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城市开始实践PPP模式。

趋势十，智慧城市建设主要方向由内部治理向内部提升转变。过去，智慧城市建设仅限于城市的内部治理、服务、管理等方面。当前，无论是国外提出的“智慧走廊”概念，还是国内讲述的“智慧群落”理念，无一不是希望通过智慧城市建设使城市内部各方面得到提升。

我国智慧城市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