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法律关系的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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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劳动法律关系的特征范文

    一、劳动法律关系主体资格的确认

    1、劳动关系与劳动法律关系的关系

    我们面对每一件劳动争议个案,首先要审查是否是劳动争议。劳动争议又叫劳动纠纷,是劳动法律关系当事人就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发生的争议。界定劳动争议必然要考察是否存在劳动法律关系,而劳动法律关系属于劳动关系的范畴,我们实践中应用的劳动关系、事实劳动关系,是一种狭义的概念,仅指劳动法调整的那部分劳动关系,即劳动法律关系。劳动关系属于社会关系的一种,存在于不同的社会主体之间。劳动过程的实现以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为前提。劳动关系的建立须具备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别属于不同的社会主体的条件。劳动关系是生产资料支配者与劳动力所有者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劳动法律关系纷繁复杂,现阶段我国劳动关系根据不同部门法律调整的主体范围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五类,即劳动法律关系、雇佣劳动关系、公共事务劳动关系、农村集体劳动关系、强制劳动关系等。

    2、区分劳动法律关系与其它劳动关系的难点

    根据劳动法律关系与其它劳动关系的特征,在理论上对两者加以区分并不难,但在实践中面对个案做出正确的法律定性,换言之,哪一劳动关系适用劳动法调整,哪一劳动关系不适用劳动法调整,并非易事。我国《劳动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从该规定可以看出,劳动法律关系是被劳动法调整的那部分劳动关系,并从劳动关系的主体上对劳动法律关系的调整范围作了界定。但是劳动法律关系主体资格如何设定、由谁认定的问题,并没有作出规定,仅规定了劳动者资格的最底年龄标准。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劳动法律关系的建立,均依政府主管部门或劳动行政管理部门的劳动计划和指令,没有自由劳动力市场,无须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准入机制。但在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的支配者为组织生产劳动的需要,要求获得更多的用人自主权,劳动者也要求享有充分的择业自由,双方将在平等、自愿、公平的原则下缔结劳动关系,劳动力市场俞来俞活跃。为保障劳动法律权利义务的实现,特别是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需要,构建劳动法律关系主体资格体系已成为必要。由于立法的缺憾,给司法实践中确认劳动法律主体资格带来困惑,劳动法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具备什么条件才能享有劳动法律关系主体资格?

    3、劳动者主体资格的确认

    劳动者的主体资格是劳动法规定的公民成为劳动者应当具备的条件。它包括公民的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两个方面。劳动权利能力是指公民能够享有劳动权利并承担劳动义务的法律资格。劳动行为能力是指公民能够以自己的行为行使劳动权利并承担劳动义务的法律资格。公民在劳动法上的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与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是不同的。公民享有民事权利能力,但不一定享有或不一定完全享有民事行为能力,享有民事行为能力必然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公民享有劳动权利能力必然同时享有劳动行为能力,反之亦然,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具有统一性。

    (1)公民的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在存续时间上是一致的实现民事权利义务的民事行为在通常情况下与民事主体是可以分离的,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甚至延伸至生命存续期间的前后,在公民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或不完全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时,其享有的民事权利和承担的民事义务由其监护人代为实现;而劳动权利义务的实现有赖于劳动者用自身的劳动力通过劳动行为去实现,由于劳动力和劳动者须臾不可分离的自然属性,劳动行为具有人身属性,在该公民不具有劳动能力时,他人无法使用该公民的劳动力去实现劳动权和劳动义务。

    (2)权利义务一致原则要求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的统一。法律一方面禁止用人单位使用无劳动能力的公民,限制其用人权利,而另一方面赋予无劳动行为能力的公民以劳动权利能力,若无劳动行为能力公民据此主张劳动权利,将造成法律体系内部的逻辑混乱和司法实践上的不可操作性。

    (3)劳动者的主体资格中不存在完全劳动行为能力和限制劳动行为能力区别。有人认为,我国劳动法“不得招用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公民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的规定,是关于劳动者限制行为能力在年龄界限上的法律规定,已满18岁的公民为完全劳动行为能力的劳动者。我们认为这种理解值得商榷。首先我国劳动法律法规没有完全劳动行为能力和限制劳动行为能力的规定;其次,行为能力的限制是相对权利能力而言的,主体的行为能力范围小于主体的权利能力范围时才被认为主体的权利能力受到限制,而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在范围上是相互对应的。劳动法关于未成年工的保护性规定,正是法律赋予未成年工拒绝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的权利能力,与此相对应,劳动法也没有要求未成年工具备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的行为能力。第三,当公民的行为能力受到限制,不能以以自己的行为实现其权能时,必有相应的法律制度予以救济,这种救济在民法中为监护制或法定制,而在劳动法律关系中没有这种救济制度,若设定劳动者的限制劳动行为能力制度,在劳动者不能以自己的劳动行为实现其法定权能时,其劳动权利能力就毫无价值。第四,劳动法对未成年工的保护性规定,是为了使该群体避免遭受与其生理状态不相适应的劳动的伤害。类似的规定还有保护妇女劳动者和保护残疾劳动者的特殊规定。这是法律赋予特殊劳动群体拒绝劳动伤害的权利。劳动法第十三条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这是法律赋予妇女劳动者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能力,我们不能把法律在就业方面对妇女特别的保护性规定,视为妇女为限制劳动行为能力的浪费了规定。

    基于劳动权利能力与劳动行为能力的统一性和广泛性,我国劳动法律法规在对劳动者劳动权利能力的规定多为授权性的,而对劳动者的劳动行为能力,从保护劳动者利益出发,作了具体排除性规定。不具有劳动行为能力的公民大体有四类,(1)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2)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3)精神病患者,(4)行为自由被剥夺者或受到特定限制者。我们只需对公民的劳动行为能力作出认定,即可实现对公民劳动者主体资格的确定与否。 4、用人单位主体资格的确认

    用人单位主体资格是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具备的条件。用人单位主体资格同样由用人权利能力和用人行为能力两个方面构成。用人权利能力是指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能够享有用人权利和承担用人义务的资格。用人行为能力是法律规定的用人主体能够以自己的行为行使用人权利和承担用人义务的资格。

    依照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用人单位的用人权利能力范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用工权利义务的规定,(2)劳动管理权利义务的规定,(3)分配劳动报酬权利义务的规定,(4)劳动安全卫生保障权利义务的规定。用人单位的用人权利能力多为权利范围的限制性规定和承担义务的资格规定。

    用人单位的劳动行为能力在劳动法律法规中的规定,与其劳动权利能力的范围是一致的。法律赋予用人单位用工权利和用工义务的能力,同时也赋予其实现用工权利和用工义务的行为能力。

    用人单位为实现劳动过程,必然要使用劳动者的劳动力,为保障劳动者的人身利益,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劳动条件并保障劳动者利益的实现。因此成为用人单位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有能力实现其用人权利和用人义务。具备哟哪个单位主体资格的条件:(1)独立支配的生产资料,包括生产工具和设备、生产材料和劳动对象、一定的自有资金。(2)健全的劳动组织,包括劳动组织机构和内部劳动规则。(3)相应的技术条件,包括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等。是否具备这些条件是认定一个组织体能否参加劳动法律关系的标准。达到标准法律即赋予其用人单位主题资格,享有用人权利能力和用人行为能力。用人单位主体资格的确认应当劳动行政管理机关的职权。在我国未建立用人单位主体资格确认制度的情况下,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对劳动法律关系中用人单位的确认,成为需要探讨的难点。

    劳动法律关系首先是社会关系,劳动法律关系主体,首先应当成为社会关系主体。在法制社会中,任何主体必须合法才能参与社会活动。组织的主体资格和公民的主体资格在取得程序上是不同的,公民基于其自然属性无须确认即成为当然的社会主体,受到劳动法调整时成为劳动法拉关系主体。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可以直接适用劳动法律规范确认公民的劳动法拉关系主体资格。组织体作为拟制主体,参与社会活动须经一定程序成为合法社会主体,而后才能参与劳动法律关系。组织体参与劳动法律关系最基本的条件应当是合法的社会主体,是依法成立的。我国劳动法规定的用人单位主体是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群众性自治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家庭、农村承包经营户排除再在外。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经工商管理机关审核登记成立,国家机关、事业组织按法定程序依法设立,社会团体依照法律规定设立(如工会)或经登记成立(民间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依法成立即取得法人资格。

    在劳动法用人单位资格确认制度建立之前,以组织体取得民事主体资格作为其参加劳动法律关系的标准较为恰当。劳动法在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之前,民法调整契约劳动关系,劳动法与民法是最相邻近的法律部门。劳动法界定的主体范围,是民事主体的部分主体,只是组织成为劳动法律关系主体的标准比成为民事主体的标准更为严格。在用人单位确认制度缺矢的情况下,也只能采用民事主体标准确认用人单位资格。

    二、容易混淆法律关系性质的几种情形解析

    1、用人单位使用童工的问题。在这里首先应当明确劳动行政关系和劳动法律关系的区别。劳动法律关系以调整劳动法律关系为主要内容,为保障劳动法律关系的实现,劳动法还调整与其相关的其它社会关系,包括劳动行政关系、劳动服务关系、劳动团体关系、劳动争议关系。用人单位使用童工,因童工不满16周岁,不具有劳动法律关系主体资格,用人单位与童工之间不成立劳动法律关系,双方不产生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关系。但用人单位与劳动行政管理机关(或劳动行政管理机关授权的组织)产生劳动行政关系,用人单位因违反劳动法的禁止性规定使用童工,将承担劳动行政责任。因用人单位使用童工,给童工早晨伤害的,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适用严格责任原则,按照《禁止使用童工条例》确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赔偿。

    2、非法组织用工问题。未经法定程序成立的组织,不具备用人单位主体资格,依法不享有用人权利能力,也不具备履行用人义务的能力,不能与劳动者缔结劳动法律关系。非法组织的用工行为在其设立者和劳动者之间发生雇佣劳动关系,受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非法组织应当从劳动力市场上清除和取缔,在非法组织和政府只能部门之间产生行政法律关系。

    3、企业承包和分支机构用工问题。我们先要了解用人单位和单位行政的关系。用人单位是按照劳动法律规定享有用人权利并承担用人义务的组织。单位行政是根据用人单位组织机构的设置代表用人单位具体实施用人行为的机构和个人。用人单位通过单位行政的用人行为实现用人权利和用人义务,单位行政用人行为的法律后果由用人单位承受。企业承包(或者企业部分劳动任务承包),当承包方为自然人主体时,无论企业内部职工承包还是企业外部人员承包,承包人是单位行政的一种形式,承包人的经营管理均以企业的名义进行,承包人的用人行为是代表企业的用人行为,再企业和劳动者之间产生劳动法律关系,承包人和劳动者之间不产生劳动法律关系。承包人和企业的关系按照承包责任制和承包合同的规定处理。当承包人为依法成立的组织时,承包人具有用人单位资格,在承包期间,其用人行为引起承包人和劳动者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单独承受用人权利义务。当承包人应当向劳动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因企业与承包人有共同的经济利益,承包人以企业的名义从事经济活动,企业应承担连带责任,以确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企业分支机构的用人行为,应当考察该分支机构是否具有用人单位资格。分支机构未经行政管理机关审核登记的,为企业的单位行政,其用人行为引起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用人的法律后果全部由企业承担。分支机构经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具有用人主体资格,其用人行为在分支机构和劳动者之间产生劳动法律关系,分支机构享有用人权利并承担用人义务。对劳动者的民事赔偿责任企业和分支机构应负连带责任。

第2篇：劳动法律关系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法律性质

作者简介：徐志强（1978-），男，河北沧县人，华东政法大学学生处，讲师。（上海松江201620）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2）17-0135-02

一、大学生勤工助学的法律概念界定

1.一般意义上“勤工助学”的含义

（1）“勤工助学”的概念。根据2007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颁布的《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第4条和第6条的相关规定，勤工助学是指学生在学校的组织下利用课余时间，通过劳动取得合法报酬，用于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的社会实践活动。勤工助学是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有效途径。勤工助学活动由学校统一组织和管理。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学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同意，不得聘用在校学生打工。学生私自在校外打工的行为，不在本办法规定之列。

（2）“勤工助学”的特点。根据上述定义，勤工助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1）课余性。勤工助学是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的。课余时间除了寒暑假外，还包括学生在正常上课时间修完规定的学分后，所自由支配的课余时间。

2）劳动性。学生通过提供劳动参加勤工助学活动。

3）目的性。学生参加勤工助学通常带有双重目的，一是获取劳动报酬以改善生活和学习条件；二是在勤工助学的同时积累实践经验，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4）有偿性。勤工助学与志愿者活动或义务劳动不同，用工主体需对学生付出劳动支付相应的报酬。

2.法律意义上的大学生勤工助学含义

（1）法律意义上的大学生勤工助学概念。通过分析一般意义上的勤工助学含义，笔者将法律意义上的大学生勤工助学定义为：在校大学生为改善生活和学习条件，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利用课余时间参加社会实践，向用工主体提供劳动，并由其支付相应报酬的一种法律行为。

（2）大学生勤工助学的法律特征。从定义中，反映出大学生勤工助学的法律特征包括以下四方面：

1）主体的多元性。大学生在校外参加勤工助学活动，其用工主体既可以是公民个人也可以是法人或其它社会组织。

2）对象的单一性。大学生勤工助学所针对的对象仅限于取得高校学籍的在校学生。这里的学生包括高校招收的本专科学生和研究生。

3）客体的特定性。法律关系客体是指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在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的这一法律关系中，其客体是在校大学生所提供的劳动行为。

4）法律关系的复杂性。由于大学生勤工助学的用工主体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且用工方式各有不同，故大学生勤工助学法律关系也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二、大学生勤工助学法律规范的立法现状

1.大学生勤工助学法律规范缺失

（1）立法未作明确规定。从我国目前现行立法来看，还没有一部法律明确将在校大学生的勤工助学行为作为调整和保护的对象，高校勤工助学学生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

（2）法律性质存在争议。在校大学生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及其参加勤工助学所提供的“劳动行为”的法律性质，应属于“劳务行为”还是“劳动行为”，无论学理上还是实践中均存在着较大争议。

2.大学生勤工助学行为多以部门规章的形式进行调整

目前我国对于高校学生参加勤工助学的规章主要有，1995年原劳动部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2005年、教育部联合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大学生勤工助学工作的意见》以及2007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颁布的《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

（1）规章内容过于笼统。与大学生勤工助学有关的规章对于规范和保护在校大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其内容来看，还过于笼统。规章中就勤工助学的法律性质、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劳动权益保障等实质内容均鲜有涉及。

（2）规章适用存在歧义。《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有的观点认为“在校大学生勤工助学未建立劳动关系”；有的观点则认为“在校大学生勤工助学时，在未建立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还有的观点据此认定“在校大学生不具有劳动者主体资格”。这就造成了实践中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

三、大学生参加校外勤工助学活动的法律性质探析

1.在校大学生的劳动者主体资格存在瑕疵

（1）以宪法为依据赋予大学生劳动者主体资格存在瑕疵。劳动权即劳动机会保障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获得有酬职业劳动的基本权利，其内容包括就业权和择业权。其实质上是公民有以劳动谋生，并要求国家和社会为其提供劳动机会的权利。因此，以宪法赋予公民劳动权为由，认为大学生享有劳动者主体资格是有瑕疵的。

（2）大学生作为劳动关系主体资格的构成要件存在瑕疵。公民成为劳动关系意义上的劳动者必须具备法定的前提条件，它包括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

1）劳动权利能力，是指公民依法能够享有劳动权利和承担劳动义务的资格。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凡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其劳动权利能力就不因种族、民族、信仰、性别、财产状况等因素的不同而受限制或剥夺。因此，大学生完全享有劳动权利能力。

2）劳动行为能力，是指公民依法能够以自己的行为行使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的资格。公民能否被劳动法确认具有劳动行为能力，主要取决于或受制于如下因素：第一，年龄因素。根据《劳动法》第15条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说明在我国通常情况下的最低就业年龄为16周岁。在校大学生一般年龄应在18周岁以上，符合劳动法对劳动年龄的要求。第二，健康因素。在劳动法中，要求劳动者必须具备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所必需的健康条件。显然，在校大学生是满足健康要求的。第三，智力因素。在劳动法中，要求劳动者具备的智力因素包括：精神健全，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和一定的技术水平。在校大学生同样是符合智力要求的。第四，行为自由。公民只有在能够自由支配自己劳动能力的条件下，才能以自己的行为去实现劳动权利。如果公民的行为自由受到特定的限制，其劳动行为能力就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在校大学生的行为自由是有限的，主要原因是：首先，他们的身份是学生，在校期间要接受学校的管理，其行为自由受到学校的约束。其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即使目前各高校大多采用的是完全学分制，学生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学习时间，但可供其选择的时间也是相对的，其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仍然是有限的。最后，他们能自行支配的劳动时间不具有稳定性，不符合职业劳动所必须的行为自由。综合以上四个因素，由于在校大学生的行为自由受到特定的限制，故其劳动行为能力构成要件存在瑕疵。

2.大学生参加校外勤工助学活动的法律关系

校外勤工助学是指在校大学生与所在学校以外的用工主体达成合意，向其提供劳动，由对方支付报酬的勤工助学方式。由于校外勤工助学的用工主体不同，提供劳动的内容也不同，对其法律关系的界定也相对较为复杂。为便于研究，笔者根据用工主体的不同，将校外勤工助学活动分为两大类：“自然人主体型勤工助学”和“法人或其他组织主体型勤工助学”。前者是指用工主体是自然人；后者的用工主体是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

（1）自然人主体型勤工助学形成的是民事法律关系。实践中，自然人成为勤工助学用工主体的典型形式是家教。在校大学生与自然人主体通过平等协商达成家教的协议，该协议是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完全平等，其本质上双方形成的是劳务关系。

1）劳务关系是劳动者与用工者根据口头或书面约定，由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一次性的或者是特定的劳动服务，用工者依约向劳动者支付劳务报酬的一种有偿服务的法律关系。

2）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的区别是：首先劳务关系的客体是作为产品的劳务；其次劳务关系属于产品交换关系；最后劳务关系中，劳务的提供方不是劳务接受方的成员，与其没有组织上的从属关系。

3）根据我国《劳动法》的规定，自然人不能成为劳动法上用人单位的主体，故该类型的勤工助学不属于劳动关系。

综合所述，自然人主体型勤工助学应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

（2）法人或其他组织主体型勤工助学形成的是劳动关系。

1）从法律意义上讲，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

2）认定劳动关系的实质标志是：组织从属性。在校大学生在从事校外勤工助学期间，必须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服从用人单位的管理和工作安排；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以获取报酬。无论在经济上还是人身上与用人单位都具有组织上的从属关系。

3）劳动关系的主体必须双适格。先来看用人单位主体，我国《劳动法》规定的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国家机关、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等。法人或其他组织主体型勤工助学的单位主体适格。再来看劳动者主体，在校大学生由于劳动行为能力存在瑕疵，而不能成为适格的劳动者。那么，是否此种类型的勤工助学就因而不能纳入劳动关系范畴呢？答案是否定的。关于不合格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在我国立法中已被纳入劳动法的适用范围。根据《劳动合同法》第93条规定，在不合格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已经付出劳动的，该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应当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经济补偿、赔偿金”。这表明，用人单位不合格并不影响劳动法对劳动关系的适用。著名劳动法专家王全兴教授在其论著《劳动法》中指出：“基于不合格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已由劳动法调整的同样法理，不合格劳动者的劳动关系也应当适用劳动法。”笔者也持同样观点。

另外，此类勤工助学中，还包括一种特殊的勤工助学形式——按量计酬。它是指用人单位按学生在一定期限内所完成的工作量多少来支付报酬，比较典型的有传单派送和翻译。按量计酬，其实质上应属于向雇主交付劳动成果或劳务获取报酬的民事雇佣合同关系。因其用工主体是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与自然人主体型勤工助学相区别，故在此予以单独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将民事雇佣合同纳入劳动法调整范围较为妥当。因为这类合同虽然貌似民事关系，但在本质上仍然具有劳动关系的基本属性，与民事关系有较大差异，将其与劳动合同分别由民法、劳动法调整，不仅会人为地割裂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而且会造成立法上的重复或执法上一定程度的混乱。笔者认为，因我国《劳动法》已明确将自然人排除在合格的用人单位主体之外，故将雇佣合同关系纳入劳动法调整范围，应对其主体性质加以区分，对于符合雇佣合同构成要件，且雇主主体是非自然人的，将其纳入劳动法调整较为妥当。

综上所述，法人或其他组织主体型勤工助学形成的是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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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劳动法律关系的特征范文

论文关键词 家政服务人员 法律关系 法律适用

一、家政服务人员的概念及家政服务的特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分析家政服务人员是否具有劳动者的地位时，我们必须首先明确家政服务人员的概念及特征，对家政服务业中的家政服务人员和雇佣关系的法律现状进行分析，以便准确地找出应对方法。家政服务人员是指，为了满足雇主及其家庭的需要，保持雇主家庭的舒适和家庭成员的享受，在私人住所进行的家务服务。比如对幼儿的临时照顾者，家庭清洁工，对病患的护理者、司机等等。一些国家对于家政服务人员作的范围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如法国；相反，另一些国家的法律则对家政服务做了否定式列举，例如阿根廷明确将私人司机排除在家政服务人员之外。

目前，世界各国的法律对于家政服务的规定都是不一样的，探讨其特殊性则是不可避免的。家政服务工作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家政服务总体上来说具有非营利性。雇主多是私人家庭，雇佣家政服务人员人并不是为了从事经营活动，这与在经营场所雇佣的员工有着莫大的区别。家政服务人员是在雇主的直接指挥、安排和监督下进行工作，是通过付出金钱来获得自己生活上的便利与舒适，进一步获得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而经营场所的雇员从事的服务工作是为了增加雇主的经营场所的舒适性，目的是为了更多地招揽顾客，最终增加经营活动的收入。

2.工作场所的私人性。家政服务人员的工作场所不是像工厂一样的公共领域，而是封闭的，隔绝的雇主的住所，这对于家政服务的提供者与接受者都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家政服务人员的自身生活往往与工作联系甚密，工作对于其生活的限制和约束是不可避免的，有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生活自主权、休息权、财产权甚至人身权。

3.工作内容具有主观性和不可量化性。家政服务人员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保持雇主及家庭成员的舒适和享受，从其产生原理来说，一个人的渴望是由内心的需求产生的。只有渴望才有舒适与享受可言，而雇主和家政服务提供者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他们内心的需求是不一致的，所以难免出现双方对工作内容产生分歧。其次，从舒适与享受的性质来说，它们是没有标准，不可测量的。因为所有的主观事物都不可被测量。家政服务的质量除了受家政服务人员人的技能和智能的影响外，更多的通常是受其道德品质的决定的。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制定一个统一的劳动标准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仅由雇主单方面说了算，容易导致雇主权利的滥用和家政服务人员人在诉讼中的举证困难。

4.雇佣关系的非典型性。从合同法的角度考虑，合同分为典型合同和非典型合同。所谓典型合同，又叫做有名合同，是在市场交易的过程中由于频繁地出现和发生，为了保护交易的安全与快捷而定型化的合同；非典型合同即无名合同，这种合同在交易中出现的频率较低，或者是由于不能抽象出固定化的要素而在合同法上没有规定的合同。家政服务中的明确雇佣关系的合同就没有被合同法定型为有名合同，所以在合同法上只能根据法律原则和总则性的法律条文来保护，毕竟这种救济没有有名合同周全，从合同法的角度上来是非典型性的。

家政服务工作是一种特殊的工作，家政服务工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家政服务人员人无疑是自由的，享有自主权的，然而，家政服务人员人实际上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其法律地位悬而未定，既不是一个旧式仆人，也不是一个雇员。因此，我们在规范家政服务人员作时，必须充分考量其特殊性，予以特别规制。

二、有关家政服务的立法现状

中国对于家政服务人员的保护目前只是以民法为依据而展开，主要是针对雇佣双方之间的对价交易关系和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保护，遗憾的是，家政服务人员至今仍不是我国劳动法调整的对象。从最早的《劳动法》到《劳动合同法》再到《社会保险法》，家政服务人员始终没有被纳入到我国劳动法部门的调整对象。首先是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不予调整雇主和家务服务员之间的关系。同年由劳动部制定的《关于关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第二条明确指出了家庭保姆不适用于劳动法。这种立法政策在2008年颁布的《劳动合同法》中仍然没有改变。对家政服务人员的忽略在《社会保险法》中也有所体现，该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而该法第三十三条对享有物质帮助权的主体进行了限定，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不缴纳工伤保险费。虽然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可以由家政服务人员自己进行缴纳，但是工伤保险是以职工的身份为前提的，是必须由职工和单位共同缴纳的，这就在家政服务人员和像职工这样的劳动者之间形成了了不太明显但在实践中非常难以逾越的鸿沟。

通过对于家政服务人员概念的界定和工作特征、立法现状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家政服务人员并非劳动法调整和保护的劳动者，其权利救济存在法律上依据的不足，但笔者认为我们不应过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家政服务人员是否属于劳动者的争论上，因为如果推翻现行劳动法律法规，会消耗过多的立法及司法资源，对于法治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也会有负面的影响，其意义与效果并不大。

三、家政服务人员权益保护的法律适用模式及其构建

通过之前的分析可知，现阶段对保护家政服务人员的法律适用模式的构建将直接影响法律本身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目前，国内大部分学者的观点是家政服务人员涉及的各方法律关系由劳动法律和民事法律协同调整，笔者认为其包含的法律关系内容如下：第一，家政服务人员人与雇主之间直接建立的或者是通过中介建立的雇佣关系；第二，居间合同关系，包括家政服务人员人或者雇主和中介公司之间订立的居间合同；第三，劳动关系，家政公司与家政服务人员人之间；第四，劳务派遣关系，家政公司与用户之间。

根据以上四种法律关系与实践中家政服务人员提供服务的三种模式相结合，从劳动法与民法的角度选择适用调整范围。

（一）散工制模式

此种模式下雇主和家政服务人员人双方的法律关系是未经中介直接建立的，通说认为这种关系是一种雇佣关系可以适用民事法律。即主要受《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及其他民事法律法规调整，只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定性，适用不同的民法规范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如是由《合同法》调整，则适用的是关于合同订立的原则，双方权利义务的内容和违约责任的承担，如是由《侵权责任法》调整，则主要看是否有侵权的行为，损害结果，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认定双方责任的大小。

（二）中介制模式

对于与家政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且是由家政公司向雇主处派遣的家政服务人员，不妨适用劳动立法，属于就业。劳务派遣通常是指劳动力派遣机构与派遣劳工签订派遣契约，在得到派遣劳工同意后，使其在被派企业指挥监督下提供劳动的一种形式。这种用工形式与家政服务业中的情形非常相似，宜参照适用《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并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

（三）员工制模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已普遍存在，因而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就新增了对非全日制用工这种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的规定，在员工制模式下，家政服务人员作为家政服务机构的员工，接受其培训管理。这种情况下可以以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为家政服务业人员解决工伤保险方面的难题，即家政公司应当为建立劳动关系的非全日制家政服务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

综上所述，三种模式中员工制模式能够使家政服务人员获得最大程度的保障。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做保障，除了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家政公司实行员工制外，员工制模式在全国并不普遍。即使适用了员工制模式来调整，也并非是规范运作，这就导致了家政服务人员与家政公司之间因缔结契约形成的劳动关系不具有长期性与稳定性。诚然，在我国未来对家政劳动立法的规制上，制定能够从根本上规范家政劳动的法律法规将是大势所趋。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发展实践，家政服务人员劳动保障的专门立法的建立和有效实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对家政服务人员的权益保护已迫在眉睫。因此，笔者认为立法机关应当将现阶段所有能够调整家政工人的法律法规进行充分地整合，同时根据家政服务市场中凸显的问题分阶段，分步骤地制定各级配套法律规范，以最小的立法成本达到对家政工人最大的保护。而在司法实践中，笔者建议对于家政服务中的纠纷采取以民法调整为主，以类推适用劳动法律规范为辅的方式来适用法律法规，除此以外还需要将家政服务人员纳入到各级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中，与合同法、劳动法协同配合。相关立法部门可以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制定家政服务人员权益保护的规范，待到理论研究和立法经验成熟时，国家立法机关就可以以此为基础制定调整家政服务市场的专门性法律。

“劳动者是最美的人”，在此，笔者也想借本文向社会及相关部门呼吁，加大对家政服务人员社会保障的投入，尽快制定专门法律法规，让法律的阳光普照每一个劳动者，让中国的每一位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劳动者都能相对公平地体面地享受自己的辛勤劳动带来的美好生活。

根据以上四种法律关系与实践中家政服务人员提供服务的三种模式相结合，从劳动法与民法的角度选择适用调整范围。

（一）散工制模式

此种模式下雇主和家政服务人员人双方的法律关系是未经中介直接建立的，通说认为这种关系是一种雇佣关系可以适用民事法律。即主要受《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及其他民事法律法规调整，只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定性，适用不同的民法规范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如是由《合同法》调整，则适用的是关于合同订立的原则，双方权利义务的内容和违约责任的承担，如是由《侵权责任法》调整，则主要看是否有侵权的行为，损害结果，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认定双方责任的大小。

（二）中介制模式

对于与家政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且是由家政公司向雇主处派遣的家政服务人员，不妨适用劳动立法，属于就业。劳务派遣通常是指劳动力派遣机构与派遣劳工签订派遣契约，在得到派遣劳工同意后，使其在被派企业指挥监督下提供劳动的一种形式。这种用工形式与家政服务业中的情形非常相似，宜参照适用《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并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

（三）员工制模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已普遍存在，因而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就新增了对非全日制用工这种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的规定，在员工制模式下，家政服务人员作为家政服务机构的员工，接受其培训管理。这种情况下可以以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为家政服务业人员解决工伤保险方面的难题，即家政公司应当为建立劳动关系的非全日制家政服务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

第4篇：劳动法律关系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职业体育;“双结盟”;俱乐部;联盟;球员;工会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3612(2009)05-0005-03

On the Legal Relation of “Double League" in Professional Sports

――An Analysis on Ma Jian's Accusation against Shanghai Oriental Basket ball Club

DU Xinxin

(Law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players and their club, which is simply considere d as a civil contract relation in civil law, appears equal and fair, but in facta large unfairness exists to players. Although the relation as a relation of la bor law helps to adjust the bias between club and its players, it may not be pro per for its vivid feature of professional sports. Based on the “Double League"t heory in professional sports, a negoti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between a prof essional sports league similar to NBA in the USA and players' labor union underthe coordination of special sport association, in order to confirm the contractclauses,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nterest groups, and elimin ate their overall interest conflict. In this process the collective protection c an be made to the interests of clubs and players. A contract between special clu b and special player based on collective contract can promise a fair contract ge nerally.

Key words: professional sports; “Double League"; club; league; players;labor union

马健诉上海东方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篮球俱乐部”)案[1]。2002年10月12日,马健加盟东方篮球俱乐部时,与其签订了一份为期至少两年的《运动员服 役合同书》。该合同第3.6条款约定:“因为乙方(马健)原有伤病而无法以符合甲方(俱 乐部)要求的水准进行比赛,甲方可以立即以书面方式解雇乙方,并按通知之日期结清乙方 当月工资。若乙方不服解雇之决定或与甲方有任何其他之纠纷,甲方同意以十日为限,首先 通过三方(甲方、乙方、中国篮协)的谈判寻求妥善解决方法。若于期限内仍无法取得共识 ,则由中国篮球协会作最终仲裁。”

服役合同签订后,马健通过了体能测试并由东方篮球俱乐部向中国篮球协会注册,参与了20 02年12月至2003年3月间的2002-2003年度中国男子篮球甲A联赛的比赛和训练,共上场19场 ,计344分钟,得分为68分。2003年3月3日,东方篮球俱乐部认为马健比赛状态不佳,且当 初加盟时隐瞒了伤情,故以“无法符合球队要求”为由,根据服役合同第3.6条款规定,书 面通知马健即日起解除服役合同。在申请篮协主持谈判、劳动争议仲裁都未果的情况下,马 健对东方篮球俱乐部提讼,认为东方篮球俱乐部擅自解除合同,违反法律,且合同中第 3.6条款显失公平,请求法院依法撤销东方篮球俱乐部2003年3月3日发出的解除服役合同的 《通知》,继续履行《运动员服役合同书》,撤销《运动员服役合同书》第3.6条款。

马健诉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第26条规定:“在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的情况下,用人单位不得随意解除劳动合同,而是应当给予劳动 者医疗期,只有当劳动者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 作时,用人单位才能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服役合同书》的 3.6款明显违反了《劳动法》的规定。自己目前存在伤病,但不能证明是原有伤病,在医疗 期间东方篮球俱乐部不得解除劳动合同。只有在医疗期满后,经过培训或调整岗位,仍不能 胜任工作的,东方篮球俱乐部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东方篮球俱乐部则辩称:马健在签订合同前隐瞒了其原有的伤病,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不 应当受《劳动法》的保护。马健是作为著名运动员引进的,但其表现与主力球员的水准差异 明显,东方篮球俱乐部有权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第3.6条款解除合同。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服役合同第3.6条款约定,因为马健原有伤病而无法以符合东方篮球 俱乐部要求的水准进行比赛,东方篮球俱乐部可以立即以书面方式解雇马健。在该条款中, “马健原有伤病”是作为原因,“无法以符合东方篮球俱乐部要求的水准进行比赛”是作为 结果,因此双方约定解约的基础是马健无法以符合东方篮球俱乐部要求的水准进行比赛,即 马健不能胜任工作。与劳动法第26条第一项的规定并没有形成冲突。马健要求撤销服役合同 第3.6条款,理由不成立。 由于双方签订服役合同时,东方篮球俱乐部未对马健做身体检查 ,故根据现有证据无法确定马健是否存在原有伤病,但是马健作为我国著名的篮球运动员, 东方篮球俱乐部当时将其引进,目的是希望以马健的篮球技能提高球队的成绩,对此马健是 明知的。而从马健的场上表现以及技术统计数据分析,法院难以认同马健是胜任本职工作的 。鉴于体育运动的特殊性,马健作为球员履行合同的主要载体是比赛,平时训练的目的就是 为了提高参加比赛的能力,因此平时的训练是对马健履行劳动合同能力的培训。在马健经过 训练后仍然无法胜任工作的情况下,东方篮球俱乐部解除与马健的劳动合同并无不当。据此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对马健要求撤销东方篮球俱乐部发出的解除服 役合同的通知、撤销《运动员服役合同》第3.6条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看完这个案例,笔者产生了一系列疑问:马健与东方篮球俱乐部签订《运动员服役合同书》 建立的法律关系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劳动法律关系?还是特殊职业 体育法律关系?进而,在法律上,职业体育有何特殊性?由马健与东方篮球俱乐部签订《运 动员服役合同书》就是建立这类法律关系的最佳模式吗?

1 职业体育中运动员与俱乐部之间的关系是否为民事法律关系或劳动法律关系

职业体育,是指“通过向体育消费者(观众、听众)提供消遣性的体育竞赛商品,使得体育 比赛经营者、职业运动员的拥有者、职业运动员及相关人员获得报酬的一种经济活动,其本 质是一种‘产业’。”[2]通常认为,职业体育法律关系的基本主体是俱乐部和职 业运动员。

从前述案例介绍来看,马健与东方篮球俱乐部签订《运动员服役合同书》建立的法律关系是 一种两造对决式的个体关系,即民事法律关系,表面上这种关系很平等、很公正,但实际上 蕴藏着对马健一方巨大的不利。

民法的关系都是个体人之间的关系。在民法的视野中,所有的人(不论单个的人还是组织化 的人)都是个体之人,都是一个独立之人,而不是一群关联之人。“自然人”、“法人”本 身是指为法律所识别的,独立且具有权利能力的个体之人。正如德国学者对自然人所做的描 述:“每个人,并且只有每个人,才具有权利能力”,也才成为民法上的“人”。[3 ]而“法人”则是法律拟制的“组织化的单个人”。[4]

民法是个人(自由)主义者的法,“个人主义的本质就在于严格区分自己利益和他人利益, 选择实施增进自己利益的行为,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5]“基于个人主义的 行为以自力 更生(self-reliance)为特征,在选择并实现自己的目的时不要求他人的协助和牺牲,作 为自己行为的结果,无论是利益,还是损失均拒绝与他人分担。"[6]

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非常精辟地阐述了民法对人的这种个体性识别:

私法,或者说“市民”法,……它也不明白什么是劳动者的联合,通过这种联合,单个劳动 者这种弱势群体寻求与企业主达成力量均衡;它同样不明白什么是大职业联合体(协会), 这些职业联合体通过劳资协议而成为劳动合同的真正缔约者;它眼里所看到的只有单个的签 约人和单个的劳动合同。故此,它最终也不清楚什么是企业的联合体:市民法只想见到的是 这样单个的劳动者而绝不通过法律纽带联结起来的劳动者们相互间签订的劳动合同,根本不 把企业的职工总体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统一体,它地地道道地是只见纯粹的树木,不见森 林。[7]

民法的这种个体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强调契约自由。但“契约自由是以存在于普通私人契约 当事人之间的基本平等地位为前提的。……平等使给通过当事人的自由意志达成的协议以充 分的效力的做法成为正当的。在当事人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时,不能够真正地说,他们之间的 协仪是他们的意志自由交流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劣势的一方会受到极大的压制,就 象真的受到了强迫一样。”[8]马健作为一名年龄已大,行将进入职业运动生涯末 期的运动员 ,在与资本势力雄厚的东方篮球俱乐部签定《运动员服役合同书》这一民事合同时,就明显 处于经济上的劣势,因此,才会出现第3.6条款约定的“因为乙方(马健)原有伤病而无法 以符合甲方(俱乐部)要求的水准进行比赛,甲方可以立即以书面方式解雇乙方,并按通知 之日期结清乙方当月工资。”这样显失公平的内容。

马健诉上海东方篮球俱乐部案多次提到劳动法的适用,那么,劳动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 有何不同?马健与东方篮球俱乐部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劳动法律关系呢?

劳动法对人(法律关系主体)的识别赋予人集体品性。在劳动法中,所有的人都是集 体之人。劳动法是集体(反自由)主义者的法,而集体主义的本质就在于法律强制实行倾斜 性保护和劳动者在工会组织下形成团结连带。国内外一些侵害劳动者集体利益的劳动合同或 劳动关系内容全部为法律所禁止。“法律要求他(指雇主)必须遵守有关工资、工作时间 以及其它雇佣条件的法律规定。只要存在着雇佣关系,就再也没有完全的契约自由。” [9]劳 动法的功能是强化劳动者共同体的正当利益,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工会在组织工人团结方面 确实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有法律的事先强制性干预和球员工会的主动性介入,马 健与东方篮球俱乐部签订的《运动员服役合同书》中显失公平的内容一定不会出现或生效。

拉德布鲁赫非常精辟地阐述了劳动法对人的集体性识别:

而劳动法的本质则是:极限地接近生活。它与抽象的市民法不一样,其眼里……不只是单 个人,而且也是联合会和企业……它把单个的人看作是联合会的一员,企业的一员,最终 也是整个经济和社会的一员,带有一切自我生成的动力,这就是共同体感觉,或至少是放大 了的自我主义的动力,我们把它称为有机团结(连带)。[10]

中国台湾学者史尚宽也认可劳动法上的人具有集体性。他说:“该劳动运动为大量的行为, 如团体协约法、工会法、劳动争议法等皆为关于大量的法律行为之规定。于此可见集团的或 团体的思想之发现与从来以个人为中心之私法大有不同。”[11]

将马健与东方篮球俱乐部之间的关系视为劳动法律关系,确实有助于矫正他们之间过于悬殊 的强弱势力对比,如果有法律强制性的规定保驾和工会的团结护航,马健作为一名个体球 员就不会势力单薄,独立无援了,有些不公正的条款在合同中就不会出现了,但简单将职业 运动员与体育俱乐部之间的关系视为劳动法律关系却也未必妥当。职业体育较之一般雇佣劳 动确实有很特殊的一面,宜再进一步将这种关系视为特殊的职业体育法律关系。

2 依据“双结盟”理论解析职业体育中运动员与俱乐部之间法律关系

职业体育是一种产业,但其与一般的产业有何不同?

首先,一般的产业自然分散的经营者之间的竞争是产业的常态,他们之间形成垄断则是产业 的异态,而职业体育却与之正相反:垄断是职业体育产业的常态。“体育联盟在俱乐部所有 者之间存在合资形式,但它们实际的运作方式是同业联盟(卡特尔)。它们的首要目标是划 分并控制生产和销售市场,在联盟内削减生产者(运动员)和消费者(球迷)的竞争。”[12] 在美国,每个联盟都向成员分派一个地域市场,以免在这片地域内为争夺体育消费者而进行 联盟成员间的竞争。“1901年的美国联盟是最后一个成功的尝试挑战垄断的联盟。”[13]在今天发达国家的职业体育中,垄断已完全为人们所接受,并且成为其重要的产业特 征标志。

其次,一般的产业劳动者从事的是简单技能型的职业,通常他的职业地位别人可以替代,其 职业生涯长久:一般为30-40年左右。而职业体育的运动员从事的是高度复杂技能型的职业 ,像篮球巨星科比那样的职业地位无人可以替代,科比的球技和人格魅力永远是唯一的;运 动员职业生涯是短暂的,由于年龄的增长,他的成绩也一年年下降,因此,一般来说,他或 她只有几年的时间可以自己不寻常的表现从付出中获得超出一般职业的高额回报。但这就与 联盟及成员俱乐部希望尽量降低提供给球员的薪金、其他待遇和工作条件成本的利益诉求形 成了某种冲突。[14]既然俱乐部已形成强大的联盟,球员也必须联合起来,否则他 们就完全失去了与资方谈判并争取法律利益的机会。

如此,就形成了职业体育“双结盟”,而一般的产业通常是“单结盟”――劳动者一方结盟 。在“双结盟”模式下,职业体育法律关系的结构主要由五部分主体构成:单项体育协会、 职业体育联盟、成员俱乐部、球员工会、球员。其形成法律关系的步骤是:在单项体育协会 的组织协调下,先由体育联盟与球员工会进行集体谈判,谈判成功就可顺利签定集体契约。 集体契约的内容通常包括:合同期、报酬(每个球员的最低工资标准及每个俱乐部用于支付 球员工资的最高限薪标准[15])及附加待遇(含保险)、工作条件、转会自由与限 制、争端解 决等等。[16]谈判不成功就可能发生球员集体罢赛,20世纪90年代美国篮球球员工 会通过组织 球员集体罢赛与NBA进行斗争,场面异常激烈。[17]经由集体谈判成功后签定了集 体契约,应 该说俱乐部与球员的大部分集体利益冲突均已化解,在此基础上俱乐部与其聘用的球 员签定的聘用合同,大部分内容就是例行公事了。职业体育“双结盟”模式图如下:

依据职业体育“双结盟”理论,由马健与东方篮球俱乐部签订《运动员服役合同书》不是建 立这类法律关系的最佳模式。应先在中国篮球协会的主持协调下由中国篮球球员工会与类似 于美国NBA这样的中国篮球职业体育联盟之间进行谈判,确定集体合同条款,平衡俱乐部与 球员两个群体的利益,消解利益冲突,在这一过程中就可以实现对球员利益的集体保护(利 益受侵犯的条款被否定)。在已经缔结了集体契约的基础之上再由聘用马健的俱乐部与马健 签定《运动员服役合同书》,就保证了所签定的合同基本会是一份公正的合同。

我国的职业体育还没有建立“双结盟”模式,目前我国实行的是行政垄断外加俱乐部与其聘 用的球员直接签约的模式。[18]完善我国职业体育法律关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 走。

参考文献:

[1] 丁慧.马健诉俱乐部未获支持[N].人民法院报,2004-3-25,转引自http:/ /rmfyb.省略/public/detail.php?id=67857(中国法院网),检索时间:2009年 3月13日。

[2] 王庆伟.我国职业体育联盟理论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论文,2 004:1.

[3] [德]罗尔夫•克尼佩尔,朱岩译.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63.

[4] [德]卡尔•拉伦茨,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等译.德国民法通论[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3:180-181.

[5] [日]内田贵,胡宝海译.契约的再生[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160.

[6] 前注内田贵:《契约的再生》,第160页。

[7] [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舒国滢译.法律智慧警句集[M].中国法制出版社,2 001:149-150.

[8] [美]伯纳德•施瓦茨,王军,洪德,杨静辉译.美国法律史[M].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1997:137.

[9] 前注施瓦茨.美国法律史,213页.

[10] 前注拉德布鲁赫.法律智慧警句集,第150页.

[11] (台)史尚宽.劳动法原论,正大书局,1982:3.

[12] [美]伯尼•帕克豪斯,秦椿林,等译.体育管理学――基础与应用(第3版)[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96.

[13] 参见前注帕克豪斯.体育管理学――基础与应用(第3版),第195-196页.

[14] 参见前注帕克豪斯.体育管理学――基础与应用(第3版),第198页.

[15]1983年4月,美国NBA将职业体育引入了球员工资封顶时代。参见前注帕克豪斯:《 体育管理学――基础与应用(第3版)》,第216页。但只有部分职业体育项目有球员工资封 顶.

[16] 参见前注帕克豪斯.体育管理学――基础与应用(第3版),第203页.

第5篇：劳动法律关系的特征范文

目前,大学生校外打工、勤工俭学的现象在各高校均很普遍.与此同时,大学生勤工俭学过程中与用人单位、雇佣方之间的纠纷也日渐增多.与其他劳动合同纠纷有所不同的是:大学生作为劳动者的法律地位始终受到质疑,甚至出现肯德基、麦当劳等洋快餐企业公然否认大学生劳动者身份,对其合法权益不予理睬等事件.其他现象如大学生被用人单位任意扣减报酬;用人单位利用大学生求职心切,强行索取各种不合理费用;乃至各种中介的欺骗行为也屡见报端论文.

究其原因,一般认为有以下四个方面:(1)相关立法不够完善.1995年劳动部出台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95《意见》)第12条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作为特别法,《意见》专门否认了大学生的劳动者地位,使得大学生勤工俭学不能适用劳动法,而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对此也没做明确规定.(2)大学生法律意识及维权意识不强.大学生在勤工俭学过程中,很少有意识要签订合同,就算签订合同,基本对合同内容也无法提出保护己方权利的有力条款.调查显示:一旦出现纠纷,权益受到侵害后采取司法救济的只占18%?.另据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的一项调查,大学生维权比例只占10%旧1.(3)公权部门缺位导致保护缺失.与劳动维权相关的公权部门主要包括劳动部门和工商部门.劳动部门的职能局限在保护、调整正式用工关系中的劳动者身上,缺乏足够的精力对大学生勤工俭学权益加以保护;而工商部门的职权则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工商部门自身的法定职能并不涉及对大学生劳动纠纷的解决.工商部门对劳动用工的管理主要体现在注册登记、营业执照的办理、违法经营内容的查处上,与大学生的权益维护没有太大的相关性.(4)高校相关就业指导部门缺乏适当的指导与帮助.目前,各高校一般都设有就业指导部门和学生权益维护部门.前者基本上是为毕业生服务的机构,而后者则为学生校内自治组织,很难在学生与用人单位的纠纷中起到实质性作用.

二、大学生勤工俭学行为分类及适用劳动法之法律依据

为了在法律上厘清大学生勤工俭学行为到底能否适用劳动合同法,有必要首先搞清常见的大学生勤工俭学行为有哪些类别.由于大学生勤工俭学主要为课外兼职,时问有限及经验缺乏使其常常局限为几种:家教、产品促销、餐饮服务、散发广告宣传单等.以上行为从法律关系的角度基本可以分为两类:(1)介于大学生与雇主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主要表现为家教,大学生受雇于自然人雇主,以提供一定的智力劳动为内容而与雇主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一般认为不属于受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关系,而是属于合同法调整的雇佣合同关系.(2)介于大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如前文所述之散发广告宣传单、产品促销等.在这种法律关系中,一方为大学生,另一方为单位而非自然人.一般认为其合乎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动关系的相关表述,因而属于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合同关系.关于大学生勤工俭学适用劳动法之法律依据问题,我们认为:

(一)《劳动合同法》并未排除适用大学生勤工俭学行为《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该条可以被理解为关于订立劳动关系的主体的规定.结合第二款之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可以看出,《劳动合同法》并没有限制大学生的劳动关系主体身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中也无相关禁止性规定论文.

劳动法理论上一般认为,适格劳动者应当符合四个标准,即年龄标准、体力标准、智力标准、行为自由标准‘“.大学生劳动者无论提供家教服务还是促销服务均符合这里的四项标准,理应具备劳动法主体资格.《劳动合同法》第三节关于非全日制用工之规定,解决了大学生勤工俭学适用劳动法之类别对接上的困境.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

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24小时的用工形式.第六十九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议.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但是,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得影响先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履行.第七十一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终止用工,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从上述两条规定来看,大学生勤工俭学的性质是非全日制用工,实践中大学生双重法律关系的建立也有了法律依据.大学生可以与多家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即建立双重或多重劳动关系,并且双方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可随时解除劳动合同.拿上述几种勤工俭学的典型行为即家教、产品促销、餐饮服务、散发广告宣传单等来分析,均可能存在多重劳动关系并存在随时终止用工之现象,其与法律之规定恰好对接. (二)劳动部95(意见》并未否认大学生劳动者身份劳动部95(意见》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问勤工俭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论文.

首先,其出台有特定之背景.1995年前后,国家关于大学生勤工俭学的态度是保护学生的就业权.当时大学生勤工俭学的情况开始出现.该条文重点在强调“不视为就业”.因为当时的大学生仍由国家包分配,如果把这种打工视为就业的话,学校就无需为学生分配工作了,实际上就会造成对勤工俭学者就业权利的不公.劳动部的这个意见有明确的立法取向,就是要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对大学生的这种规定不是要限制和损害大’≯生的合法权益,而是旨在保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

其次,“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这是一个选择性条款,可以不签,也可以签.如果大学生不是劳动主体,怎么还能签订劳动合同呢?因此,有学者指出该条款不仅不能证明大学生是没有劳动者主体资格的,而且恰恰证明了大学生是有劳动者主体资格的.法律关系的主体资格是法律授权产生的,不能因为人的选择而改变.资格要么有,要么就没有.

最后,同是该部法律,95{意见》明确规定了几种不适用劳动法的主体,第一种是国家公务员;第二种是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工作人员,即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第三种是农村劳动者;第四种是现役军人;第五种是家庭保姆.这五类人员根据95《意见》第4条之规定,被严格限定为不受《劳动法》规范,而在校大学生并未被包含在内.随后在2003年的时候,劳动部又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发了《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规定:“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5小时,累计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30小时的用工形式.”劳动部的此项规定,也只是提到“劳动者”,而并没有进行区分,没有将大学生兼职排除在外,就是说凡是在用人单位平均每日工作不超过5小时累计的,都属于《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之适用范围.既然宪法规定我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下位法未作排除性规定即应视为对劳动者劳动权利的肯定.

(三)大学生勤工俭学适用劳动法符合劳动法立法之宗旨《劳动合同法》开宗明义,第一条规定:为了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制定本法.一言蔽之,其立法宗旨乃在于“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实践中将大学生勤工俭学行为排除在劳动法适用范围之外,恰恰有违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大学生和用人单位的用工关系中,学生一方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将大学生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符合一般法理关于保护弱者的基本原则.

把大学生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赋予兼职大学生签订劳动合同的权利,对违反劳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法律责任具体化,并规定双方的救济途径和程序有以下三方面的作用:第一,事前减少用人单位对大学生侵权的可能性.一旦兼职大学生属于劳动法的调整范围,相应地大学生就有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权利.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会给合同双方当事人特别是给用人单位一种威慑力,从而有利于减少侵犯大学生劳动者合法权益行为的发生.第二,可为大学生提供更为便捷的救济途径.和司法救济相比,劳动仲裁在解决劳动纠纷方面具有快速、经济等特点.一旦用人单位发生拖欠、克扣工资等侵权行为,大学生可以向当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而不至于被劳动仲裁委员会以大学生勤工俭学不属于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加以拒绝.第三,有利于相关部门对保护大学生劳动权益的重视.作为处理劳动纠纷的劳动监察部门和劳动仲裁委员会,由于大学生的劳动侵权纠纷成为其工作范围以内的事情,其自身必会更加重视.这有利于最终解决各类侵权事件.与此同时,还应加快职业中介组织立法的进程,加强对中介市场的规范和管理.如此,才能净化职业中介机构的服务环境,提升其服务水平,才能从制度上保障大学生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

三、雇佣关系中的勤工俭学对劳动法的适用及例外论文

实务及理论上均有人质疑雇佣关系是否适用劳动法,对此,笔者认为:雇佣关系在性质上与劳动关系的相似度高于与合同关系的相似度,因而,在劳动法中规范雇佣关系似乎更合乎法理及逻辑.毋庸置疑,雇佣关系中包含人身性质与财产性质的内容;同时其平等性与隶属性兼具,劳动力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特征,均与劳动关系相似.而合同关系中一般并不存在主体间的隶属,人身性质的内容也很少见.鉴于民事诉讼法关于劳动合同纠纷的诉讼采用特殊的举证责任倒置的做法,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目的,将雇佣关系中的大学生勤工俭学纳入劳动法管辖范围更有利于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及实现劳动法保护弱者的立法宗旨.

关于例外,华东政法大学的董保华教授认为:大学生勤工俭学不能适用劳动法的最低工资规定.理由有二:其一,大学生不是劳动者,因为大学生的主要职责在学习而非劳动;其二,最低工资标准包含了根据赡养系数计算的赡养花费‘“.对此,笔者不能苟同.首先,如前所述,大学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当担负自我供养的责任,其父母已无法律上的抚养之责.同理,大学生作为成年人,也理当担负赡养之责.现行教育法上关于学分制的规定,关于休学创业的规定等保证了大学生行使劳动权的可行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合法性.

诚然,由于大学生兼职劳动身份的特殊性,其在适用劳动法上肯定存在例外.比如关于社会保险的规定.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关系,用人单位必须要为劳动者办理各项法定社会保险事项,主要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及女职工生育保险等.但是大学生勤工俭学具有事先可预见的短期性及不确定性,加之各高校均按教育法相关规定为学生购买了相关医疗保险.因此,笔者认为,除办理必要的工伤保险外,其余险种可由双方协商确定,似不宜强行规定.

第6篇：劳动法律关系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兼职；大学生；法律

一、大学生劳动者主体资格界定

关于大学生能否作为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享有劳动法的保护的问题，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观点。

（一）非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

其理由可归纳为三点：

首先，从现行法律规范寻求依据。根据1995年原劳动部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因为劳动法至今是一部有效的法律，新的文件只要与其不相抵触，依然是有效的。因此，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从事的劳动不视为就业。

其次，从劳动法律体系的保障措施来看。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保护包括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劳动合同制度、基准工资制度、休息休假制度、保险福利制度等。如果将全日制大学生也作为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势牵涉到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社会保险缴纳等一系列问题，目前将大学生纳入并不合时宜。

最后，劳动法意义的劳动者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不能将社会学意义的“劳动者”简单引入劳动法的范畴，否则会导致劳动法的调整对象无限扩大。大学生不能成为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主要因为大学生的身份是学生，其主业是学习，大学生外出打工或勤工俭学，只能算新生劳动力在接受教育阶段的一种锻炼，不是就业行为，更不能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而且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受校方各种管理度的约束，其行为自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并不完全符合劳动法意义上劳动者的主体资格。

（二）视为为劳动法意义的劳动者。

1.从劳动者的构成要素分析。在劳动法上，劳动者的主体资格主要取决或者受制于下述因素：第一，年龄，年满 16 周岁；第二，健康，在劳动法中，要求劳动者必须具备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所必需的健康条件；第三，智力，从精神健全、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三个层面去考察，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要求；第四，行为自由，公民必须能够有足够的自由支配自己的行为。从这四个方面分析大学生完全可以构成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

2.从法律依据来看。现行立法并没有完全将大学生排除在劳动法保护之列。1995年8月4日，劳动部颁发的309号意见第十二条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但意见未排除大学生建立劳动关系的可能，因为该条文只说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劳动合同，那也就是说还有另一种情形，即建立劳动关系。 意见中列举的几类不适用劳动法的人并没有包括在校大学生。2008年1月1日生效的《劳动合同法》也没有将大学生排斥出劳动者的行列。

二、兼职大学生劳动法律关系性质的界定

全日制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在校外用人单位从事有报酬的劳动，如何定性这一法律关系成为理论界争论的又一焦点。大学生和用人单位发生纠纷时是否能按照劳动法律体系下的劳动关系处理，还是定性为其他法律关系，存在着不同的说法。

（一） 劳动关系

在校大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应当受到劳动法的保护。

第一，《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2 条的规定没有对已经成年的大学生个人的人格给予重视，不利于大学生的成长，更不利于保护兼职的在校大学生的劳动权益，并且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第 46 条“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同工同酬”的规定，应予修改。

第二，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2005 年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 1 条的规定，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因此从事实劳动关系的法律构成要件分析，大学生为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服务，已经具备了事实劳动关系的构成要素。

（二）劳务关系

学理上，劳务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工者依约定，由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一次性的或者特定的劳动服务，用工者依约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的一种有偿服务的法律关系。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的相似在于二者都源于一种劳动与报酬的交换关系，但是二者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以下两点：一，在性质上。劳动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是劳动者要服从用人单位的指挥管理而用人单位支付相应报酬的稳定关系；劳务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灵活的契约关系提供，劳务的一方只要按照要求完成工作任务即可，另一方无权做出额外要求。二，在当事人的责任承担上。劳动关系一经建立，用人单位必须依照法律规定为职工承担社会保险义务，用人单位侵犯劳动者权益时，依照法律规定用人单位要承担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但对于劳务关系，雇主不承担被雇佣者的社会保险义务。当雇主侵犯被雇佣者权益时，雇主一般承担民事责任。大学生校外兼职是利用余时间的一种勤工俭学行为，雇主在这种较为灵活的用工过程中不便长期承担较为固定的社会保险义务，除去因严重侵害大学生人身及其它方面权益所应承担的刑事或行政责任，雇主一般只承担民事责任。所以，大学生校外兼职可算是一种劳务关系，应受民法保护。

（三）非标准劳动关系

有些学者认为兼职大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一种非标准劳动关系，这种非标准劳动关系是与标准劳动关系相区别而存在的，即与一重劳动关系、八小时全日制劳动、遵一个雇主的指挥等相对。区别于标准劳动关系的劳动关系存在由来已久。非典型劳动关系在我国也就是在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表现出来的灵活就业。灵活就业方式主要包括非全日制就业、短期就业、派遣就业、季节性就业、兼职就业、远程就业等多种就业形式。我国劳动合同法将非全日制用工纳入其调整范围，一定意义上来说即是典型劳动关系与特殊劳动关系的融合。我国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灵活多样就业形式问题研究》课题组将灵活就业界定为在劳动时间、劳动报酬、工作场所、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几个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工厂制度基础上的，传统的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该种观点认为在灵活就业逐渐成为政府倡导和民众的选择时，大学生的这种灵活的劳动方式亦可涵盖其中。

三、兼职大学生劳动权益保障体系的构建

第7篇：劳动法律关系的特征范文

张某从1972年至1982年在食品站从事签票员工作，每月从食品站领取固定工资27元。1982年至2002年7月做生猪屠宰工，劳动报酬实行计件制，近几年每杀一头猪得劳动报酬4.5元。原被告双方之间从未签订过劳动合同，对退休待遇亦无约定。食品站属全民所有制性质，1997年底由黄某承包经营。现张某已过应退休的年龄，要求食品站为其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给付一定数额退休金。食品站认为，张某不是食品站的正式职工，双方之间仅是一般的劳务关系，并未形成劳动关系，而且也没有办理过社会养老保险，故不同意支付退休金。为此，双方发生争议，张某于2002年8月16日向该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以超过法定申请仲裁时效为由，不予受理。之后，张某将食品站诉至法院。

【判决结果】

张某从1972年至2002年7月一直在食品站工作，虽然每月从食品站领取的报酬形式有所变化，但双方之间已有近30年稳定、持续、长久的关系。在此期间，张某是以食品站的名义对外工作，为食品站服务，其劳动报酬从食品站领取，并接受食品站的管理和指导，因此双方之间并不是完全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而是具有一定的从属关系。虽然，张某与食品站之间未订立劳动合同，但双方之间的关系已具备事

另外，根据劳动部“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规定，中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与劳动者之间，只要形成劳动关系，即劳动者事实上已成为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为其提供有偿劳动，适用劳动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纠纷，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因此，食品站具备诉讼主体的资格，张某食品站并不违反法定程序。

据上述理由，法院判决食品站自二00二年十一月起，每月发给张某退休费二百元整。

【评析】

张某与食品站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以及如何确定张某退休金的数额是本案关键。

（一）张某与食品站之间形成事实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是我国劳动法的主要调整对象，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发生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一般具有以下法律特征：①从劳动关系的当事人看，是劳动力所有者和劳动力使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作为劳动关系一方当事人的劳动者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可以任意支配蕴含在自身体内的脑力和体力的劳动能力。而作为劳动关系另一方当事人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经营者或管理者，可以支配和使用所掌握的生产资料，这部分当事人可以是国有、集体企业，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也可以是私营企业、个体经营者。②从劳动关系的内容看，是与劳动过程相联系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在运用劳动能力实现劳动过程中和用人单位发生的社会关系，强调的是劳动过程，即强调人和物、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生产过程。劳动关系可以分为个别劳动关系和集体劳动关系两种类型，劳动者个人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的劳动关系属于个别劳动关系，这种劳动关系兼具有平等关系和隶属关系的法律特征。平等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按照平等协商的原则相互选择，双方都有签订劳动合同的自由。但双方一旦建立了劳动关系，劳动者个人必须将自己的劳动力归用工单位依法支配，即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建立了一种指挥和服从为特征的管理关系，这种从属性管理关系可以说是一种隶属关系。劳动关系的形成与建立往往是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和标志。但我国法律也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符合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和实质要件，未按国家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和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满后未续签劳动合同所形成的一种劳动关系可以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同样受我国劳动法的保护。

法院审理本案后认为，张某从1972年8月至2002年7月一直在食品站工作，双方之间虽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即表面上缺少劳动关系成立的形式要件，但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上述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应视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二）张某与食品站之间不是劳务关系。

本案在审理中有观点认为，张某与食品站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因此没有权利享受退休金待遇，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在司法实践中，劳务关系与事实劳动关系的外部特征的确极为相似，容易发生混淆，因此有必要对劳务关系与事实劳动关系作一比较。第一，两者产生的依据不同。劳动关系是基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生产要素的结合而产生的关系；劳务关系产生的依据是双方之间的约定。本案中，双方不存在协商订立契约的意思表示，既没有书面协议也不存在口头约定，而是张某在食品站近30年的劳动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其法律性质是劳动关系而不是劳务关系。第二，主体不同。劳动关系是指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产生的一种劳动者提供劳动，用人单位给付报酬的稳定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是管理和被管理，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具有隶属性。而劳务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情况，劳务方只要按照约定完成工作任务即可，另一方无权提出额外要求，如享受退休金待遇等。本案中，张某从食品站领取工资，并接受食品站的管理和指导，双方从属关系是显而易见的。第三，以谁的名义实施工作以及由谁承担责任不同。事实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名义进行工作，由用人单位承担法律责任，与劳动者本人没有关系。而劳务关系是提供劳务的一方以本人的名义从事劳务活动，对外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本案中，需要屠宰的客户是同食品站之间形成加工承揽关系，张某只是屠宰的实施者，以食品站的名义对外工作，为食品站服务，这也充分说明双方是一种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第四，两者关系的稳定性不同。事实劳动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关系较为稳定、长久，反映的是一种持续的生产资料、劳动者、劳动对象之间相结合的关系；而劳务关系当事人之间体现的是一种即时清结的关系。本案中，张某在食品站持续稳定的工作了近30年，只是由于历史原因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因此认定张某与食品站之间成立事实劳动关系具有法理依据，张某可按相关规定依法享受退休待遇。

第8篇：劳动法律关系的特征范文

    (一)家务服务业的特点

    从2010年国际劳工大会第99届会议决定“将‘家庭工人体面劳动’的项目列入大会第100届例会的议程，进行第二次讨论，以便通过一项全面的标准”以来，家务服务员的劳动权益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特别关注。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家务服务员在就业中的比例高达10%[1]。根据《中国家政工体面劳动和促进就业——基本情况》的介绍，据不完全统计，至2010年，我国家政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了1600万—2000万，有家庭服务企业60多万家，占世界家庭服务队伍的近20%[2]。随着社会的老龄化、职业女性数目的日益增加，家庭服务需求不断增长。家庭服务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家庭服务工作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活服务需求，解决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家庭服务工作在经济和整个社会中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允许家庭成员从事工作并兼顾其个人、家庭和职业生涯进而对创造财富做出了贡献。家务服务业也是一个重要的就业来源，具有创造更多工作岗位和商业机会的巨大潜力。中华全国总工会已经制定规划，2011—2015年期间，每年培训20万名家政工，并帮助其中80%以上的人员实现稳定就业[3]。

    家务服务是典型非正规经济，且在非正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一般情形下，非正规经济工作的人比在正规经济工作的人挣的钱更少，贫穷与非正规经济常常连在一起[4]。家庭服务工作还别于其他类别的非正规经济工作，因为雇主雇佣家务服务员不是为了增加其商业利润，而是为了在家中帮忙，常在孤立的个人家中完成。家务工作的特点包括：工作场所是私人家庭，具有私人性;目的是为了保持雇主家的舒适和家庭人员的享受，工作内容具有模糊性;雇佣关系的隐蔽性等[5]。尽管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有贡献，但家务工作是最不稳定、低报酬和没有保护的就业形式之一。

    (二)家务服务员权益保护的现状

    家务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在国际公约中的称谓是家庭工人，但由于我国“工人”与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同义，家务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尚未纳入劳动法调整，不属于劳动法上的劳动者。虽然家务服务人员从业情况复杂，从最终工作的内容和性质入手，本文将所有的家务服务业从业人员统一称为家务服务员。根据家务服务员与家政公司或雇主的关系，家务服务员可分为员工型家务服务员、中介型家务服务员和自雇型家务服务员。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仅员工型家务服务员与家政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而且比例很低。中介型家务服务员和自雇型家务服务员属于与家庭直接建立家庭服务关系的家务服务员，不受劳动法律的调整。自雇型家务服务员和中介型家务服务员占绝对主体地位。根据家务服务员是否居住在雇主家庭，家务服务员分为住家型服务员和非住家型家务服务员。

    据国际劳工组织第100次劳工大会的相关报告可以了解到，世界范围内家务服务员的权益保护普遍有待提高。“他们属于类似于其他任何工人，又不同于其他工人的工人。”全世界的许多家务服务员或是被排除在国家劳动法以外，或是在松散管理的条件下从事工作。即使提供了法律保护的情况，但往往很少被人了解或得不到落实。家务服务员处于隐蔽和不光彩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而且处在管理机制的影响范围之外，从而容易受到虐待。许多家务服务员处于过度劳动、报酬不足和没有保护的状况。在美国，有学者基于家务服务员这种工作环境低下，整体被剥削的状态，称其为“现代奴隶”[6]。

    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有两大来源：由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此外还有少部分毕业于职业学校家政专业的学生和高等院校的毕业生[7]。家务服务员权益状况为：工作时间长、权利意识淡薄、缺乏正规培训、工资水平偏低、相较于雇主和家政公司处于弱势地位等[8]，具有易受伤害的特征。以深圳家务服务员群体为例，深圳家务服务员群体特征为女性化、外来化、年轻化、文化贫困者。家务服务员有整体工资收入低、侵害家务服务员权益的违法行为广泛存在、住家型家政工人易受伤害的可能性更大、易被强迫劳动、家务服务员的隐私权容易受到侵害等特征[9]。这些弱者亟待劳动法律提供倾斜保护。

    二、家务服务员不是我国劳动法律保护的对象

    (一)法律障碍——家务服务员被排除适用劳动法律

    从《劳动法》到《社会保险法》，家务服务员均不是我国劳动法律调整的对象。1994年7月颁布的《劳动法》对雇主和家务服务员之间的关系不予调整。1994年9月，劳动部制定的《关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第二条直接指明，家庭保姆不适用《劳动法》。1995年劳动部实施意见“适用范围”第四条规定，家庭保姆不适用劳动法。200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在第七条中规定了六项不属于劳动争议的情形，家庭或者个人与家务服务员间的纠纷仍在其中。2007年6月《劳动合同法》依然不调整雇主和家政工之间的法律关系。

    依照2011年《社会保险法》第二条之规定，国家建立工伤保险制度，在工伤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主体是公民，似乎家政服务员的工伤保险权利可纳入其调整范围。但该法第三十三条又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不缴纳工伤保险费”，其权利主体仅限于职工。即我国工伤保险的权益主体是建立了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另外，虽然该法规定全日制工作人员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个人名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家务服务员也可以作为灵活就业人员自己缴费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但这两种保险实为所有公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与劳动者权益保护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工伤保险以劳动关系为前提，属于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社会保险法未将该项权利赋予灵活就业人员，家务服务员也无参加工伤保险的途径。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到，我国现行劳动法律法规不对员工型家务服务员以外的从业者提供任何劳动法律保护。

    (二)学理障碍——是否由劳动法调整的四个考量因素

    任何法律都有自己独特的调整对象和范围。很长时间以来，家务服务员的权益保护未纳入劳动法学的研究视野。在我国的劳动学说上，除史尚宽先生的 著作提到“家内营业者及其类似受雇者视同受雇人。另外，收容受雇人于家庭之内，对于其起居之场所设备、饮食等须加以注意，履行保护义务”[10]外，再没有为家庭工人提供劳动保护的学说主张。应当注意的是，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史尚宽先生所指家庭雇佣实为工厂雇佣的变异，是工厂劳动在家庭完成而已，与本文所指的家务劳动相去甚远。在家务劳动日益重要，从业规模越来越壮大的当下，家务服务员权益是否纳入劳动法体系的保护仍然存在很多争议。

    1．劳动法调整对象与调整范围的差距

    我国劳动法调整对象的通说是“劳动关系说”。“法律正是通过影响人们的行为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就劳动法而言，其调整对象同样是也只能是劳动行为;并且，凡是劳动行为都应当且只能由劳动法来调整。”[11]理解劳动法上的劳动关系，其重点在于如何理解“劳动”。著名的法学家史尚宽先生专门界定了“劳动”必须具备的要件：“广义的劳动，谓人间之有意识的且有一定目的之肉体的或精神的操作，然在劳动法上之劳动，则须具备下列之要件。(1)为法律的义务之履行;(2)为基于契约的关系(而民法上基于夫妇关系及亲子关系之劳动非劳动法上之劳动);(3)为有偿的;(4)为有职业的;(5)为在于从属关系。依上列要件可知劳动法上劳动为基于契约上义务在从属的关系所为之职业上有偿的劳动。”[12]其中，从属性和有偿性是该劳动最为重要的判断指标。而家务服务员工作明显具有劳动的从属性与有偿性的特征，劳动法将该种劳动行为排除在外的理由为何?

    (1)劳动法调整的领域。

    劳动法是在人类社会完成工业革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国家为约束和制止资本家对劳动者肆意地压迫和蹂躏产生的。随着工厂劳动的普及而使雇佣关系成为一类普遍的社会现象，从1802年英国《学徒健康和道德法》为标志的“工厂立法”始，劳动法调整的领域主要是经济领域。现代产业社会中的劳动关系是以市场经济的社会化生产为背景的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劳动关系。在这一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是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相对应并受雇于所有者的直接生产者[13]。而家务服务员被雇佣的直接目的不是为了生产，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其雇主也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资本家，两者之间经济力量的悬殊亦明显较小，表面上具有家务服务员保护无须劳动法介入的假象。但是家务服务员的弱者地位仍然明显，随着历史进程的变化，劳动法调整的领域及劳动者所处的领域是否应当仅仅固化在经济领域，不为获取剩余价值或者直接获取剩余价值的劳动领域应否受到劳动法律的调整成为人们争论的问题。将家务服务这种非正规经济纳入劳动法调整，是劳动法调整领域从经济领域延伸至非经济领域的巨大变革。社会连带主义法学代表人物狄骥认为，私有财产也不是权利，而只是客观的法律地位，资本家和工人都按照分工不同担当不同的社会职能，并共同尽社会连带关系的义务[14]。家庭服务是经济“车轮的油”，在这种非正规经济中，家庭雇主与家务服务员之间也处在不同的社会职能分工中，家务服务业的劳动者的劳动权利不因其所处的领域不同而被排除。从社会连带关系的视角，家务服务员的工作和生活“生态”直接关系家庭雇主利益的实现，家务服务员的劳动权益保障，包括提供债权报酬以外的保障，也是家庭雇主利益的必要保障。

    (2)劳动关系的主体定位。

    各国法律对劳动关系的主体定位有所不同，劳动法的调整范围也各不相同。资本主义国家以产业关系中的雇主和雇员为基本劳动关系，我国则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家庭雇主与家务服务员之间的劳动关系相异于这两类主体之间的关系。首先，家务服务员与家庭雇主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产业关系中的雇主和雇员的关系。产业关系存在于产业经济中，在劳动法与商法、民法的共同调整下，雇员享有的是劳权，雇主享有经营权和产权。雇主对雇员的生活和实现再生产的负担是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而家务劳动仅能提供生活的便利。其次，家务服务员与家庭雇主之间的关系不同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自然人组成的家庭在我国劳动法上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这意味着与家庭直接建立家务服务关系的家务服务员不属于劳动法上的劳动者，被排除在劳动关系主体之外。这两种主体范围实质是限制劳动法调整领域的结果。在非经济领域的蓬勃发展时代，这两种主体论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劳动法所调整的从属且有偿的劳动关系与劳动法调整的主体范围之间出现了广与窄的差异。

    2．劳动关系从属性与合同意思自由的融合

    民事法律关系与劳动法律关系最大的区别之一，即在于劳动法律关系通过法律和集体合同等方式限制雇主的权利与行为自由而赋予劳动者特殊保护。与依法律的规定进行实务判断不同，合理地区分劳动关系与民事关系的界限，特别是确立劳动关系的标准尤为重要。由于个案判断的司法特点，英美法系的区分技术可以提供一些借鉴，如美国在区分劳动关系与独立的合同关系时，考虑的九大因素，包括：控制的范围、是否是特定的职业、是否需要雇主的指令、该职业是否需要技能、雇主是否需要提供工作场所和工具，工作的市场、按时计酬还是按工作计酬、该工作是否是雇主固定业务的组成部分、双方是否认为他们之间是雇佣关系、是否是商业领域等[15]。综合这些因素，从属性或雇主的控制权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素。在家务服务行业，一方面，报酬的最终支付者是家庭雇主，家务服务员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任务上均受到家庭雇主的指派、管理和监督，具有明显的从属性或处于被控制的地位。另一方面，家务劳动的特殊工作地点、工作目的也要求家庭雇主享有更大的自由，包括招聘和解雇自由。特别是当家务服务员的工作是照顾老人、小孩等与人相处、打交道的工作时，情感上的依存性不能接受强制的关系维持。这两个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家务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既无法照搬原有的劳动法律制度，也不能当然地交由私法主体自由决定。而是需要重新配置从属性导致的法律强制与特殊劳动必须赋予的意思自由，这是一项比较困难且复杂的工作。

    3．公平就业与就业影响之间的博弈

    确保家务服务员享有同等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对所有的劳动者进行统一的法律保护，是达到公平就业最好的手段。多年来，家务服务 员在没有任何福利保护的情况下工作，成为虐待和歧视的牺牲品以及被剥夺了其劳动权。假如目前的情况持续下去，家务服务员则将开始寻求其他工作，从而会对那些在自己的家中得到护理的具有特殊需求的人员造成不利影响。然而，将家务服务员的权益全部适用现行劳动法的规定，并不能真正实现对家务服务员的劳动保护。一是雇主的特殊性——家庭雇主是否足以承担与其他雇主同样的责任。在家庭服务领域，雇主不是资本家，绝大多数是以工资作为生活基础的普通老百姓，很多甚至是身体病弱等弱势族群，难以负担等同于劳动市场的管理者责任。不切实际地将责任加诸如残障者及照护家庭之成员，其结果是导致需求者对家务处理方式的调整，减少对家务服务的需求。与经济生产不同，家务需求是一种弹性需求，而这种弹性需求的较少结果与经济萧条的结果一致，将导致劳雇双方均受到伤害。二是家庭雇佣的特殊性——经济成本与生活便利的博弈状态。与产业雇佣不同，资本家是用资本获取更大的利益，资本具有天生的逐利性，购买劳动力是获取剩余价值的前提;而雇主雇佣家务服务员是出于他们所带来的方便，过多的成本支出可能会驱逐便利的需求，因而减少这一部门中的就业。以新西兰为例，由于家政工人的弱势地位以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每一次家政工人的立法改革都会触动新西兰人敏感的神经：他们既主张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家政工人提供劳动保护，又担心过高的劳动保护会推高家政服务的成本进而会影响日常生活的舒适和方便[16]。

    4．隐私保护与劳动监察之间的冲突

    家务服务员与家庭雇主之间存在明显的从属性，如果不是家务服务员的人格独立因素，甚至很难将其与旧社会的主仆关系划清界限。权利社会的权利意识对家务服务员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家务服务员的平等人格和工作关系区别于仆人的人格从属关系和绝对服从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平等的人格关系就促成两者的关系更加和谐。与产业关系下的劳资冲突相比，家务服务员与家庭雇主之间的冲突还存在隐私这一特殊因素。首先，隐私保护与就业歧视。出于对雇主的隐私保护，雇主在选择求职者进入自己的私人家庭时，具有更大的决定权，一般会基于性别、宗教信仰、身体状况、政治观点、婚姻状况和年龄因素进行考虑。其次，隐私保护导致劳动监察的困难。鉴于尊重雇主的隐私权和家务服务员的安全和保护权之间的矛盾，进入一个私人家庭对其生活和工作条件进行检查是困难的。考虑到它们无法像对公司那样对家庭和雇主进行监督，一些政府早已对家务服务员规则的实施保留了意见。在美国，家务服务员不能享有绝大多数劳动者所享有的基本劳动保护。美国在1938年到1974年间，家务服务员被排除在公平劳动标准保护之外，很大的原因是，家务服务员需要在家庭工作，地点是私密空间，涉及雇主的隐私，所以不是政府调整的对象[17]。

    三、家务服务员权益保护之现行方案与不足

    (一)家务服务员的权益保护模式与思路

    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家务服务员的权益保护模式主要包括三种：(1)以促进就业为主要目标的地方立法模式，包括2001年深圳市人大颁布的《深圳经济特区家务服务业条例》、2002年长春市政府的《家务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和2009年郑州市政府的《郑州市家务服务业管理办法》；(2)“家政服务合约”之民事法律关系处理模式，以《广州市家政服务合同》为代表；(3)家政行业协会自律性规范模式，以《中国家务服务业协会管理规范》、《北京家务服务业行业公约》、《江苏省家庭服务行业管理规定(试行)》为代表。该三种保护模式其实代表了调整家庭雇主与家务服务员关系的两种思路：一是发展和规范家政服务业，增加员工制家政公司的比例，提高受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的比例;二是将家务服务员与家庭雇主之间的关系强制地确定为服务合同关系，即劳务关系定性，通过民事法律关系进行调整。

    (二)家务服务员权益保护现行方案之不足

    1．员工型家务服务员的发展障碍和制度困境

    在现行劳动法调整方式下，增加员工型家务服务员的比例，是提高家务服务员受到劳动法保护比例较具可操作性的方式，也是很多地方政府努力的方向。然而这种思路关注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就业，重点均放在解决失业问题上，将重心集中在“家务服务业的经营和管理”方面，上述第一种地方立法模式与第三种行业性规范模式均是从家政公司的利益保护角度出发，未关注家务服务员的社会保险权利和劳动权益保护的现实需求。

    同时，全面发展员工制家政公司仍不能有效保护家务服务员的劳动权益。首先，员工与非员工身份差异必然导致家务服务员之间的不平等待遇。从现实情形看，员工制家政公司不是家政服务业的主流，也不是家政服务业的常态。家务服务业的行业特点，如灵活性强、技术要求不高、流动性大等，决定了这是一个无法通过公司制管理提供所有家政服务的行业，总会存在一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提供劳动的家务服务员无法得到劳动法的保护。如现行地方立法的相关规定均未涉及家政工人直接与家庭相关自然人签订家政服务合同的情形就是较好的例证。这种发展员工制方式必然导致从事完全相同工作的家务服务员依照与家政公司的关系不同而适用不同的法律关系。其次，这种员工制的管理仍然不能解决雇主与用人单位相分离所导致劳动者权益易受伤害的特点。事实上，员工制家务服务员受到管理、指令、监督、服从的主体主要是家庭雇主，报酬的最终支付人也是家庭雇主。在家庭雇主和家务服务员之间增加家政企业这一主体，是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的权宜之举，既不能有利于实现公平，也不能提高经济效益。将两方关系变为三方关系，在承认自然人为劳动法上雇主的国家，这是一种典型的劳动派遣形式，是各国法律全面控制和竭力约束的用工形式。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责任应放在实际的雇主而不是在与家务服务员发生互动的劳务中间人身上。因为跨地域处理劳务纠纷的复杂性，外籍家务服务员通过派遣公司的方式能较好地保障其劳动权益。但是这一方式并不宜推广到国内的家务服务，这会导致原本简单的劳动关系复杂化。再次，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员工制家务服务员即使获得劳动者的主体资格和社会保险的权益，但根植于家务服务特殊性而所需要的特殊劳动基准、劳动条件的保护，仍然无法通过现行劳 动法体系得以实现。

    2．民法调整方式保护家务服务员权益之不足

    通过自由平等的劳动条件谈判，用平等的民法调整经济上地位不平等的雇主与雇员，雇员由此获得利益的机会是很少的。不使用劳动法律关系调整具有明显劳动特征的家庭服务，就如19世纪末德国在制定、颁布民法典时，虽然学界和社会已经注意到工厂雇工需要特殊保护的现实需求，而立法并没有反映这一趋势和社会呼声。基尔克称《德国民法典》第616—618条为“一滴社会之油”。而杜茨认为，劳动合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关于给付和对等给付的债权合同，相反它是一种带有很强人身权色彩的，关系到雇员生存基础的法律关系[18]。民法是天生的平等派，而劳动法是为了倾斜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是天然的不平等派，是劳动者权益的最佳保护屏障。将家务服务员的权益保护交由民法调整，如同工厂雇佣未进入劳动法调整时代，劳动者没有得到劳动法的特殊保护一样，家务服务员的从属性不能得到有效地规制，加剧了家务服务员的弱势地位，也加剧了实质意义上的劳动者之间的保护严重失衡，特别是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家务服务员内部，员工制家务服务员与非员工制家务服务员之间社会保险权益保护的不平衡。

    四、各国劳动法律赋予家务服务员权益的不同内容

    在2010年之前，世界上不用劳动法对家务服务员进行调整的国家占大多数，特别广泛被运用于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国家，立法事实上将家政工人视同为民事法上的劳务提供人，其相关权利义务均主要按照民事法律基本原则和理念配置。例如，《柬埔寨劳动法》第1条之e项规定：该法律不适用家政和家务仆从，除非在本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家政工人或仆从适用团结权相关规定。巴林1976年劳动法(第2条)将家务服务员以及类似的从业人员排除在该法之外。这种排除性法律规定是因为将家务工作视为私人性质。新西兰虽然将家务服务员视为雇主允许其缴纳工伤保险，但该事故赔偿机制是社会福利网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保险机制的组成部分，是工伤与非工伤一体化照顾的结果。由于家政服务行业在新西兰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私人问题[19]，除最低工资外的其他劳动基准一般不适用于家务服务员，故不宜将其视为劳动法律调整家务服务员权益的国家。美国家务服务员被迫生活在很糟糕的生活条件下，很大部分是由于对家务服务员排除公平劳动标准法(FLSA)规定的联邦工资和工时等制度的适用。但也有不少国家对家务服务员给予劳动法保护①，特别是国际劳工组织致力于制定家政工人公约并在很多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号召力之后。虽然对家务服务员的劳动法保护意味着承认家务服务员的劳动法主体地位，但形式不同，赋予的权利内容也各不相同。对家务服务员的劳动法调整包括两种模式：专门法模式和劳动法保护模式。其中劳动法保护模式又可细分为普适性的劳动基本法保护，将原有的劳动法律通过解释或修改适用于家政工人、劳动法专章模式、劳动法律排除某些条款的适用及劳动行政部门决定模式[20]。

    (一)注重个别劳权与劳动基准

    个别劳权包括劳动者的劳动就业权、报酬权、休息休假权、社会保险权、劳动安全卫生权、职业培训权等[21]劳动者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主要通过国家制定强制劳动基准的方式予以实现。印度于2008年颁布了《家政工人(注册、社会保险和福利)法》，该法主要目的在于规范妇女和其他年轻家政工人的工资报酬、工作条件、防止剥削和人口拐卖。印度的一些邦政府采取了为家务服务员确定最低工资的一些措施，并将社会保障扩展到未组织起来的部门;突尼斯将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扩展到家务服务员;阿尔及利亚法律为家庭工人提假、医疗保险和其他保护;2003年加纳《劳动法案》(第651号法案)对家务服务员的工作条件给予了特别关注，涵盖了他们的报酬、工时、产假、雇佣合同的正规化以及其他事项。2007年《家庭暴力法案》保护家庭工人免遭虐待、恐吓和骚扰;摩洛哥改善家务服务员的工作条件的立法法案，确定权利和保护的一种最低限度的“社会标准”，界定了根据一种家务工作关系应从事的任务：包括工资在内的雇佣待遇条件和可能的惩处。这些国家通过劳动基准对家务服务员的权益进行保障的范围主要是：最低工资、加班工资、社会保险、工时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因其工作的特殊性，在经济领域劳动者所享有的劳动基准有所保留。

    (二)强调集体劳权

    集体劳权以“劳工三权”为代表，包括团结权、集体谈判权与集体争议权等劳动者个人及所组成之集体所享有之权利[22]。由于家务服务员工作的松散和孤立，家庭服务员的集体劳权更加不易实现。随着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仅仅依靠政府采取强制控制，往往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在谈判机制成熟的国家，社会对话是一种更有效果和效率的方式。家务服务员的集体劳权为争取劳动权益保护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政府立法对其集体劳权的保护特别重视。例如，南非工会呼吁家政工注意自己的权利；法国与瑞士根据家庭工人的一项集体协议为家务服务员争取劳动权益，“从事一个家庭的家务或管理性质的任何人员，无论是全日制或非全日制，被认为是一名雇员”；乌拉圭2006年便开始进行审议和改革劳动法和工人权利，强调社会对话的重要性，特别是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②；津巴布韦家务服务员目前享有与其他工人相同的权利，而且成立了为他们利益服务的经注册的工会。

    (三)劳动基准与集体劳动权利的全面保护

    在很多国家对家务服务员的个体劳权因种种特殊性予以例外和限制规定，而集体劳权极大地依赖成熟的社会对话机制的情形下，家务服务员得到全面劳动保护是最能体现公平保护也是最难实现的目标。1998年的巴西宪法将基本保障扩大到家务服务员。除其他条款外，家务服务员有权享有一种最低工资，带酬周休以及产假和父亲假。最近，巴西立法使家务服务员享有更多的津贴，包括带酬国家和宗教的节假日，30天的带酬年休假以及5个月的产假。除了在严格界定的条件下，还禁止从薪金中扣除以食宿为形式的实物成本。该法律还对工时和定期检查做了规定，这些进展是通过广泛的社会对话实现的，包括全国家务服务员联合会的积极参与;阿根廷的新法案包括承认他们的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其他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产假、医疗保险、休息时间和享有体面工资权;美国纽约州2010年6月1日通过的A01470A号《家政 工人权利保护法》。该法案目的和理念是在纽约州为家政工人提供与其他工人同样的权利保护。具体而言，该法律废除了家政工人被排除在最低工资和加班工资之外的法律规定，明确规定家政工人享有每周一天休息权和集体谈判权，该法还要求劳动部门研究家政工人集体谈判问题，建立跨机构联合工作制度，帮助家政工人和其雇主依法办事。国际劳工组织第189号劳工公约也为家庭工人提供由个体劳权和集体劳权组成的全面劳动权益保护，包括核心劳动权利和基本就业标准及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

    五、劳动法调整形式和内容的多元化

    家务服务工作在不引人注目的非正规经济中运行，家务服务员被排除在劳动法规调整对象之外，使得从事这类劳动的人虽然劳动却仍然贫困，即便“弱者”仍然不能享有基本的劳动权益。法谚云：“破法律实要法律。”改变当前家务服务员的权益保护的脆弱状态，改善家务服务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应当重新定位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关系的范围，构建多元的调整方式，制定专门的家务服务员劳动权益法。

    (一)劳动关系判断标准：从主体论向行为论转变

    我国劳动法调整的对象以“劳动关系说”[23]为通说。但是劳动关系究竟是什么，如何判断，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劳动关系只能发生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特征，限定了劳动关系的范围，最后劳动关系的判断标准就成为一种典型的“主体论”。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统一主体的“主体论”改变了同一用人单位将劳动者分为三六九等，在不同用人单位实行不同的法律制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实现了对劳动法上主体一视同仁，进行统一的法律调整。但是随着社会劳动的不断分化和延伸，主体论将一些具有劳动关系实质却不符合双方主体要求的对象排除在劳动法的调整范围之外，遇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社会学意义上，凡是参与实际的社会生产劳动过程的人，不区分劳动内容、劳动对象、劳动方式、劳动性质等，都可以称为劳动者。按这种理解，工人、农民、经营者、管理者、官员、企业主均是劳动者。在劳动法学上，劳动者是“基于契约上之义务在从属的关系所为职业上有偿的劳动”[24]的人。根据这一单方标准，家务服务员无疑是一个典型的劳动者。我国的用人单位这一主体规定非常特殊，在主体的限定上完全排斥自然人作为劳动者的相对人。而考虑的用人单位这另一主体要素，劳动者的性质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未依附于某一用人单位的家务服务员，不再是受劳动法调整的劳动者。如何给予“劳动者”的身份和待遇并纳入劳动法的范畴，是问题之根本。依靠简单的主体限缩或扩张无法实现该目的，毕竟正是因为主体论的逻辑推演导致了家务服务员的权益保护被排除在劳动法之外。劳动关系的实质特征是“在一定时间内一个人提供服务或受另一个人领导并因此而获得报酬”[25]。这也是为什么史尚宽先生对劳动者的定义是“服劳动法上劳动之人”的原因，其逻辑原点仍然在“劳动”行为上。跳出原来“主体论”的思维，将其纳入劳动法调整的理论依据应当是确定劳动关系的“行为论”标准，一切符合劳动或劳动行为的活动均由劳动法调整。

    (二)法律调整方式：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

    法律既是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又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施行。劳动关系形式的多元化、新型化要求法律的调整方式也应当打破单一的格局。在范围上，从调整正规经济领域的劳动者到同时调整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劳动者;在方式上，从给予所有劳动主体同等的保护到对不同的劳动主体给予不同的劳动保护。要么受劳动法调整，要么排除在劳动法律调整之外，这种全有全无的模式对不同劳动者的不同劳动权益需求未作出立法上的回应，且这种硬性的“一刀切”不能照顾到劳动的不同特点而给予符合实际、可以实施的保护。在将现行劳动法律作为“劳动基本法”的基础上，根据特殊劳动的不同特点给予不同的保护内容和方式，才能确保每类劳动者都得到最佳的保护。比如在德国，在对非全日制工作的一般规则下，制定有专门的《老年非全日制工作法》，减轻实践中老年人因提前退休带来的养老和失业保险负担[26]。又如，国际劳工组织分特定部门和行业制定公约或建议书，如建筑业、港口、装卸业、海上作业、矿山业[27]的专门公约和建议书。我国现行劳动法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工厂的普通工人，即便是对于在单位就业的公司白领、退休返聘人员，都不能起到很好的调整效果。对于单位外就业的自雇型就业、自主就业人员强行地纳入基本劳动法律调整，其效果自是不难预料。另外，针对实习学生、学徒也应当制定专门的劳动保护法。在现行劳动法律作为劳动基本法的前提下，对劳动内容和劳动基准完全不同的特殊领域，制定专门的劳动保护法作为法律体系的补充，方能实现立体的劳动法律对不同劳动者进行全面的保护。

    (三)立法：制定家务服务员劳动权益法

    制定家务服务员劳动权益法，不是对现行劳动基本法完全照搬，而是在能实现家务服务员与其他劳动者公平保护、同等对待的不做规定，如组织、参与工会、平等就业、职业安全和卫生保护、最低工资等。而应特别规定家务服务员的劳动保护与现行劳动基本法律的不同之处：1．特殊的劳动基准规则。包括家务服务员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加班工资、解雇保护、免遭虐待和骚扰及强迫劳动、政府的职业培训职责、劳动监察程序等。其中，家务服务员劳动时间不能与现行劳动法规定每周不超过40小时持平，特别是立法面临着差别规定造成不公平待遇的挑战。国际劳工组织2006年的海事劳工公约表明，衡量特殊工人类别的工作时间可以有一定的调整，如通过规定最长工作时间和最短休息时间的方式。又比如要充分考虑家务劳动监察的特殊性。家务工作场所为家庭这一特殊性，为劳动监察程序与家庭个人隐私的保护之间的平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规定一些前置程序，如家庭劳动合同实行登记备案制度对劳动监察是非常有益的。2．特殊的劳动保险规则。工伤保险的交付对象、交付方式、交付主体、交付程序、工伤赔付程序、补偿内容均要做一定的调整。3．特殊的集体劳权规则。由于家务服务员工作场所的分散和雇主力量分散导致双方的结社权及谈判自由均不易实现。目前，一些地方 组织了家务服务员行业工会，但并未组织雇主协会，工会起到的是与社会对话的作用，而不是劳动者工会和雇主团体之间的协商、谈判。所以，家庭雇主联合的有效性和必要性在家务服务立法中需要特别考量。

    注释：

    ①请参见国际劳工局：“家庭工人的体面劳动报告四”，ILC．100/IV/1，各国法律的保护内容重点部分，如未特别注明，所采国家立法例均参考该资料。

第9篇：劳动法律关系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劳动关系　劳务关系　十大辨析

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一字之差，且都与人的劳动活动密切相关：两种关系一般都要具备双方主体，尤其是当劳务关系的平等主体是两个，而且一方是用人单位，另一方是自然人时，它的情形与劳动关系更加相近；另外，从现象上看，都是一方提供劳动力，另一方支付劳动报酬，因此两者很容易混淆。还有一种派遣劳务人员或借用人员，致使两个单位之间的劳务关系与派出或借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紧密地交叉在一起，这种情形更使两种关系难以辨别。为了更好地在理论与实践中区别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笔者从以下十个方面对两者进行比对。

一、概念不同

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个人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成为用人单位的成员，从用人单位领取报酬和受劳动法律规范保护所产生的法律关系。

劳务关系是劳动者与用工者根据口头或书面约定，由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一次性的或特定的劳动服务。用工者依照约定向劳动者支付劳务报酬的一种有偿服务的法律关系。

二、法律依据不同

劳动关系。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形成的特定关系。根据我国《劳动法》的规定，劳动关系的建立以订立劳动合同为主要标志。2008年1月1日我国实行了《劳动合同法》，它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因此，劳动关系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范和调整。

劳务关系，是平等主体的双方的合同关系。其适用法律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民法通则》。

三、订立合同的方式不同

劳动关系用劳动合同来确立，而且建立劳动关系必须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劳务关系用劳务合同来确立，其法定形式除书面的以外，还可以是口头和其他形式。

四、主体不同

劳动关系中的主体双方都是确定的：一方必须是符合法定条件的用人单位，即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个体经济组织；另一方只能是自然人，而且必须是符合劳动年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范要求，必须是年满16周岁的公民才能成为合法劳动者)，能够履行劳动合同义务的自然人。

劳务关系的主体是不确定的，可能是两个平等主体，也可能是两个以上的平等主体；双方可能都是单位，也可能都是自然人，还可能一方是的单位。一方是个人。法律法规也未对劳务关系主体提出特别要求。

五、关系不同

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隶属关系是劳动关系的主要特征，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如考勤、考核等)，从事用人单位分配的工作和服从用人单位的人事安排。劳动关系反映两个主体之间以特定财产关系为内容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人身关系。这种特定的人身关系是一种从属关系，一种行政隶属关系，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中的一员，它反映当事人之间形成的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社会关系。

劳务关系中，双方当事人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劳务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则往往具有“临时性、短期性、一次性”等特点，劳动者只是按约提供劳务，用工者也只是按约支付报酬，双方不存在隶属关系，没有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利和义务。劳务关系中提供劳务的一方并不是另一方的成员。劳务提供者是根据双方约定的劳动内容从事劳动。劳务关系中的用工者虽然有督促检查劳务提供者提供约定劳动的权利，但这种权利不是管理行为，其实质是对对方劳务质量的检查验收。劳务关系只体现财产关系(特定的经济关系)，彼此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的人身关系。

六、待遇报酬不同

劳动关系中的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具有行使工资、奖金等方面的分配权利。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的工资应遵循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的原则，必须遵守当地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在此基础上，他对劳动者的报酬有分配权利。报酬的形式较多：工资、奖金、津贴及各项社会保险等。而且，劳动关系支付报酬的方式一般是按日、按周或按月支付，有规律性、固定性的特点。

劳务关系中的用工方向对方支付的报酬完全由双方协商确定，当事人之间报酬，没有最低劳务报酬的法律强制性规定。此类报酬多为一次性的或按阶段、按批次支付，具有随机性、可变性的特点。另外，劳务关系中的用工方不存在承担对方社会保险的义务的问题。

七、生产资料使用不同

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前提下进行社会劳动、劳动者所使用的工具或者其他生产资料由用人单位提供。

劳务关系中，劳动者一般使用自由的生产资料或者工具为他人提供劳务。

八、国家的千预程度不同

劳动关系的内容，国家常以强制性法律规范来规定，如规定用人单位的各类保险金的缴纳、最低工资、最高工时、保障劳动者的劳动安全与卫生等强制性义务，国家的干预性较强。

劳务关系作为一种民事关系，受国家干预程度低，除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外，在合同权利义务的约定上要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达，由双方当事人自由协商确定。

九、法律责任不同

在对外责任上，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名义进行工作，由用人单位承担法律责任，与劳动者本人没有关系。

劳务关系是提供劳务的方以本人的名义从事劳务活动，由提供劳务的方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在相互责任上，劳动关系纠纷中当事人之间主要承担劳动法方面的责任；劳务关系纠纷中事人之间主要承担民商法方面的责任。

十、解决争议的方式不同

因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当事人向人民法院之前，必须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不服的才可以向人民法院，劳动仲裁是诉讼的前置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