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调解的原则和技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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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事诉讼调解的原则和技巧范文
当前，不论是在审判实践中，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大家主要关注的是诉讼调解的技巧，而对诉讼调解的适法性关注不多。可能大家认为有关诉讼调解的法律条文不多，比较容易掌握，而对诉讼调解技巧问题的研究，一是研究空间大，二是可促进调解率的提高。我认为，正因为法律对诉讼调解方式的规范条文较少，在审判实践中更要注重研究诉讼调解活动的法律规范性。法律条文是纲是主干，技巧是目是枝叶，离开法律规范谈技巧，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依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的调解案件，大都是因为调解违反了相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而，在诉讼调解过程中，为了使每一件调解案件都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和法律的推敲，每一位法官在进行案件调解时，不仅要注重调解技巧，更要注意依法调解。
（一）正确把握调解案件的适用对象
诉讼调解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和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方式，具有广泛适用性。从案件的性质上说，凡属于民事权利义务争议而引起的民商事案件，都可以用调解的方式解决；从诉讼程序上来说，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都可以适用调解的方式。但是依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审理的案件，由于不属于民事权利义务争议，不适用诉讼调解。
2004年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国法院网上公布的《关于人民法院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中，对哪些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调解，哪些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不得进行调解做了较为详细的列举式规定。规定应当进行调解的案件有：“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民事案件进行调解，但下列民事案件应当进行调解：1.婚姻纠纷案件；2.收养纠纷案件；3.抚养、扶养、赡养、继承纠纷案件；4.相邻关系案件；5.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规定不得进行调解的案件有：“下列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不得进行调解：1.合同代位权诉讼；2.股东代表诉讼；3.民事行为无效确认诉讼；4.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5.适用特别、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6.身份关系确认诉讼；7.其他依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案件。”2004年11月1日开始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上述内容作了一些调整和简化。本人认为，法官在审理民商事案件时，对上述列举的各类案件仍可作为确定是否适用调解方式审理案件的重要参考依据。
（二）调解要始终坚持以“自愿合法”为前提
《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要及时判决。”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从上述规定的内容看，调解要以当事人自愿与合法为前提，违反这一法律强制性规定，就可能前功尽弃，从而引起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
根据“自愿合法原则”，法官在调解中要注意以下几点：1.坚持当事人自愿原则。自愿原则是调解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首先，用调解的方式解决案件纠纷，要双方当事人自愿，当事人拒绝调解或不同意以调解的方式结案的，法官不得为了片面追求调解结案率，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其次，达成调解协议的内容要双方自愿，调解协议必须由当事人双方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自愿协商达成。从实质上说，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能是法官强制压迫的结果。从审判实践看，调解协议的达成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事人双方各自充分实现自己的权利和履行各自的义务，一种是当事人一方放弃或变更某些诉讼请求。有人称前一种调解是公平性调解，后一种调解是让谅性调解。但不论那一种情况，调解协议都必须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志。调解如果违背自愿原则，往往事与愿违，达不成调解协议，即使靠哄骗或压制勉强达成调解协议，当事人也可能随时反悔不履行调解协议，进而申请再审或申诉。2.坚持合法原则。合法原则，一方面是指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用调解方式审理民商事案件，必须遵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并不得违反国家有关政策。虽然在调解过程中，允许当事人放弃、变更、减少诉讼请求，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但这种处分权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调解协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一）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二）侵害案外人利益的；（三）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调解协议，法官必须认真审查，发现协议内容违反上述规定的，不应准许。合法原则的另一层意思，是指调解要遵守法定程序，依法定程序进行调解，不能忽视调解程序的合法性，以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调解的开始、方式及调解协议的达成和调解书的送达，都要严格遵守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3.坚持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审判工作必须遵守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诉讼调解必须遵守的原则。案件事实是对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做好调解工作的基础和依据，只有案件事实搞清楚了，才能分清是非责任，才能正确地适用法律，才能有理有据地做好说服调解工作。如果事实不清，是非不明，一味无原则的“和稀泥”，这样的调解必然会引起当事人的反感，造成久调不决，拖延诉讼。即使勉强达成调解协议，也留下了不稳定因素，可能引起再审程序。
二、民事诉讼调解案件在审判监督程序上的特点
审判监督程序，即再审程序，是指由有审判监督权的法定机关和人员提起，或由当事人申请，由人民法院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再次审理的程序。民事诉讼调解案件与非调解案件在审判监督程序上有共同性，但又有其自身特点。
（一）民事诉讼调解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有关法律规定
申请再审是对当事人诉讼请求权的一种扩大和补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八条的规定，诉讼调解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申请再审的主体，必须是原审案件的当事人；2.提出申请再审的客体，必须是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协议；3.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间必须在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的两年内提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规定的两年的期限，是一个不变期间，不适用有关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当事人是否在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的两年内提出请求，是区分申请再审与申诉的关键，且两者引起的后果是大相径庭的。申请再审是当事人的一项法定诉讼权利，而申诉则是当事人的一项民利，这种权利与诉讼程序没有必然的联系，它只是法院发现错误裁判的一个救济途径。二者的主要区别：1.申请再审有案件范围的限制，如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不得申请再审；而申诉则没有案件范围的限制。2.申请再审有两年时间的限制，而申诉则没有。3.申请再审只能向原审法院或其上一级法院提出，而申诉则无审级限制。4.申请再审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具有再审程序发生的法律效力，而申诉则只是法院接受信息的渠道之一，不具有直接引起再审程序的功能。
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理由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立案再审：一是调解违反自愿原则；二是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三是调解书的内容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应当进行审查，审查后符合上述再审条件的，裁定中止调解书的执行，进入再审程序。原审为一审的适用一审程序审理，原审为二审的适用二审程序审理。再审中仍然可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及时判决。再审时，必须另行组成合议庭。
申请再审的案件范围有一定的限制，如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收养关系的调解书，不得申请再审。这是因为婚姻关系、收养关系是当事人通过一系列法律行为，所产生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人身关系，调解书一旦发生法律效力，与人身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一些身份关系难以恢复原状。如夫妻离婚案件的调解书一旦生效，男女双方因结婚行为所带来的夫妇间的权利义务即随之消灭，夫妇间的身份关系也随之消灭，即使调解书有所失当，亦无法实际弥补。如果允许这类案件再审，将引起一系列无法解决的法律问题与社会问题。
（二）确有错误的调解书，当事人没有申请再审，人民法院可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但人民检察院对调解书不能抗诉。
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实施细则，都没有规定调解案件能否由法院依职权主动提起再审，但是，审判实践中发现有些调解案件确实存在较严重的问题，在当事人不主动申请再审的情况下，如果法院不依职权再审纠错，将严重损害司法公正和法院形象，有再审纠错的必要。1993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发现确有错误的民事调解书当事人并没有申请再审，人民法院是否可以提出再审问题的请示》的答复中指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人民法院如果发现确有错误，而又必须再审，当事人没有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精神，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依据这一司法解释，法院对诉讼调解案件依职权提起再审，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确有错误；2.确有提起再审的必要；3.当事人没有申请再审。从上述规定看，对确有错误的调解书当事人没有申请再审，人民法院可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但必须严格限制，严格把关。所谓确有“错误”，包括事实认定上的错误，适用法律上的错误和程版权所有序上的错误。但是，只有这种“错误”是明显的，较为严重的，达到起动再审程序的必要，才能依法再审。基于民事实体法上的“私权自治”的理念，以及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2月9日公布的《关于人民法院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中曾规定，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当事人没有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得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只有当事人和解后对调解协议请求人民法院制作判决书，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情况下，当事人没有申请再审而调解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但该《规定》在正式颁布实施时，删除了上述内容。对确有错误的调解书人民法院一般不得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只有调解书的错误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当事人没有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可按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
第2篇：民事诉讼调解的原则和技巧范文
一、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赔偿范围、标准以及民事赔偿情况与量刑的关系
附带民事诉讼从其程序价值上来讲，主要是被害人通过诉讼挽回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自己造成的物质损失。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物”，也包括被害人的人身权益遭受的损害。一般意义上的“物”所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可以通过鉴定或与市场上同类商品的平均价格相比较予以确定，赔偿范围比较直观，实践中容易把握。而人身伤害和被害人死亡的案件的赔偿范围则比较复杂，不易把握。在司法实践中，赔偿范围一般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残疾补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一般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在利津县人民法院大多数案件通过调解结案，并在法院对刑事部分作出判决前得到履行，这些案件的被告人通常具有较好的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加上法定的、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法庭本着惩罚与教育并重的原则对被告人适当予以从轻处罚。
二、做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工作的要点
1、从宏观上把握案情在细节上寻找调解工作的突破口，办案人员首先通过了解刑事案件案情，弄清案件发生的原因、发展的过程以及案件发生后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害。在了解案件基本事实的同时，详细了解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和被害方的生活状况；当事人在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前、侦查阶段、审查阶段是否进行过和解；在以往的和解过程中双方已取得哪些共识、存在哪些分歧；如果双方有和解的基础，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双方有分歧的问题上，做到有的放矢，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把握当事人双方参与调解的愿望和目的。案情不同当事人参与调解的出发点就不同，但各方当事人参与调解的目的性是非常明显的。从司法实践来看，对被告人而言，其参与调解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在经济上给被害人赔偿来获取被害人的谅解、创造对被告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对被害人而言，其参与调解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所以，法院要根据各自的动机，有针对性地做附带民事诉讼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另外，还要根据案件的特殊性设身处地的为当事人考虑具体问题，力所能及地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法院作为调解工作的主持者，要在查清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引导双方当事人充分认识调解的作用，并充分调动双方参与调解的积极性。
2、充分发挥案外人的积极作用借助外力促成调解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人民法院进行调解。一般情况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被告人大部分被羁押在案，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不能亲自参与庭前调解，多数被告人经济赔偿能力有限，此类案件的调解，更有必要借助关心被告人且有一定赔偿能力的其他人员的力量促成调解。
3、谨言慎行把握好调解工作中的“度”
在给当事人做思想工作时，要恰如其分，不能为促成调解而言过其实，更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给当事人做思想工作。否则就会给刑事审判工作带来消极影响。例如，绝大多数被告方会在调解中提出，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就要求给予被告人判处缓刑。被害方也往往会许诺，只要能获得赔偿，就撤回对被告人的控诉，或者要求法院判处缓刑。面对这些没有法律依据的要求，办案人员应该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依法予以驳斥。要谨言慎行，保守审判秘密，在宣判之前，对刑事部分的裁判结果不能向任何人批露。
4、善始善终把握好调解工作的“终点”
这里的“终点”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不能久调不决。对不具备调解可能的案件，要及时做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绝对不能出现因调解而导致被告人超期羁押的现象。其二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结案，不仅要求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而且要求当事人及时履行协议内容。一般不提倡附条件履行和分期分批履行。司法实践表明，调解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对被告人的量刑，一旦刑事部分宣判生效后，对调解协议中尚未履行的部分，被告方经常会出现拒绝履行的侥幸心理，或者以对刑事判决不满为借口，故意拖延履行，致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因最终未得到赔偿而产生情绪，最终出现案结事未了的局面。
做好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工作，对刑事法官的要求非常高，不仅应具备深厚的法律功底、丰富的社会阅历还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还要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和表现，在庭前法官通过和当事人初步接触，了解当事人的诉求，把握当事人的心理动态，通过释法答疑征得当事人对法官的认同，对于双方争议不大、案件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当事人极力要求调解，被告人履行能力强的案件及时作出调解。对于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法律关系复杂，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有争议、在庭前不能形成一致认识的案件则通过庭审让当事人明确各自的优势与劣势，庭中法官趁热打铁，一气呵成，继续对案件进行调解。庭中调解不成，可以庭后进行调解。在调解工作中，法官要有责任心、公心、耐心、细心。综合考虑本地风土人情、人文特征和社会环境，以高度的责任心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用公心赢得当事人的认同。面对基层群众法律素质不高的现状，耐心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解答当事人提出的问题。细心寻找调解工作的突破口、被害人能够接受的赔偿底限、被告人的赔偿能力，确定合理的赔偿数额，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注重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高调解法官队伍的综合素质。一是教育引导。采取外出参观学习、以会代训、聘请专家教授讲课、调解现场观摩、案例评析等形式，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教育培训活动。强化了调解办案意识，提高了民事法官的业务水平。二是制度管理。坚持靠制度管人管事管案，制定出台了《司法能力建设考核办法》，将调解能力作为考核法官的8项能力之一，将调解率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对民事案件调解工作实行数字化考核，并将考核结果记入个人业绩档案，作为评先树优、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增强了民事法官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三是治理整改。通过开展规范司法行为年、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平安创建、作风建设年等集中教育整顿活动，加强了对队伍的思想作风纪律整顿，解决了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民事调解队伍干事创业能力和调解水平明显提高。通过爱心感化、换位思考、调中答疑、协助调解、调判比较五个步骤促成调解。首先法官将仁爱之心融入调解工作中，通过言行举止感化当事人，为促成调解奠定感情基础。其次让被告人和被害人换位思考，使当事人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从而为调解奠定心理基础。调解过程中法官对当事人提出的法律问题进行耐心细致的解答，让当事人了解法律，为顺利调解奠定法律基础。法院在调解过程中充分借助案外人的积极作用，为促成调解奠定群众基础。最后法官通过诠释法律，对比调解和判决对于双方的利害，让双方当事人权衡利弊得失，为促成调解奠定思想基础。
加强网络建设，完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加强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建设是积极维护基层基础和谐、实现将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的重要举措。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工作中出现以上特点可以看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虽然在本质上属于民事侵权案件，但是由于此类案件的发生原因是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人身及财产损害，这样一来就使得刑事案件的处理与民事赔偿的问题的解决客观地联系在一起。使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工作和判决工作产生了不同于纯民事侵权案件的上述特征。
通过对实践中办理附带民事调解工作的现状来看，审判人员都是带着对被害人的深切同情及解决纠纷，修复社会关系裂痕的司法理念，细致耐心地做着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工作，即使最终没有达成调解协议，也本着公平公正的司法精神及时地作出判决，从而使当事人息讼。通过两年来参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及审理工作，也发现存在其中的一些问题。
1、关于户口性质问题。根据目前的法律，死亡赔偿金和伤残赔偿金等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为依据进行计算，而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性质如何界定？司法实践中，这种居民性质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依赖于农业、非农业户口性质，而据此确定的赔偿数额存在具大差距，导致“同命不同价”现象的存在，引发了农村老百姓的具大不满，甚至导致群体性上访等事件的发生。如果统一实行以城镇居民为依据计算死亡赔偿金和伤残赔偿金情形的话则存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履行能力不足的问题。所以建议实行统一的、客观的赔偿标准。
2、关于司法鉴定问题。在有些故意伤害、交通肇事案件中，当事人一方做出伤情或伤残等级鉴定后，另一方提出异议，申请重新鉴定，但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这种情况下，不允许有违公正，允许的话对审限期又是一个挑战，只能与公诉机关协调，办理延期审理手续，将简易程序改为普通程序，使工作陷于被动。建议对于一般伤情或者伤残鉴定的鉴定期间不计入审限。
3、个别法官存在重判轻调现象，有的案件通过调解就能结案，也以判决方式结案；有的案件调解期限比较长，致使一些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保障；案多人少的矛盾较为突出；个别法官“司法为民”宗旨观念有时不够强，有的案件调解质量和效率还不够高。
4、附带民事诉讼原被告双方在调解数额上分歧过大。由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对法定的赔偿数额、情节及幅度不甚了解，导致现实中原告的调解数额过分高于实际损失数额及法定补偿范围，而对于高出的部分又没有相应的证据及法律依据可以证明其合理性与合法性。所以被告人一方很难认可，造成双方分歧较大，难于达成调解协议。
5、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不正确的态度影响调解的成功率。由于法律赋予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较高的诉讼地位，就使得其与被告人的地位不像在纯民事诉讼中的绝对平等，更由于附带民事赔偿的情况直接影响着对被告人的量刑，所以原告对赔偿问题的态度、对调解工作甚至被告人的量刑影响过大。
6、被告人无实际赔偿能力，被害人无法得到最终的赔偿。这个问题是当前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工作的最现实的难题之一，也可以说是调解工作能否成功的最关键问题。
7、多被告人共同侵权具体责任难于厘定。共同犯罪致人损害，如果在致害人和被害人都十分明确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分清责任，确定相应的赔偿责任和数额，各被告人都对自己行为的责任十分明确，也更易于接受调解工作。然而，在多数的案件中多被告人的致害责任不能分清楚，而且这种情形在具有多被告人和多被害人的案件中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针对目前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的现状和出现的问题，特提出以下建议：
1、进一步提高法官对民事诉讼调解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强化法官的公信力，调解制度是借助中立法官的公信力，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争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要牢固树立公平、公正、合法、自愿的现代调解理念，依法运用调解手段处理民事纠纷，化解民间矛盾，促进人民内部安定团结。
2、强化法律法规政策学习，不断提高法官队伍素质。加强法官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法官的法制观念、大局观念和公仆意识，培养法官独立、中立、诚信品格，全面提高法官素质，真正树立起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
3、审判人员要依法行使释明权。一般来讲，被害人到法院来要求赔偿首先是情绪比较激动，希望可以通过法院追回损失。其次就是对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标准、幅度等不了解。在诉讼调解中，越是让当事人清楚法律权利、义务，充分了解法律程序，越能够使他们把握庭审节奏，掌握一些诉讼技巧，与法官协调配合，快捷、有效地促成和解，定纷止争。
4、严格执行民事诉讼法，全面提高调解效率和案件质量。要认真落实民事诉讼法关于处理民事案件“合法、及时”的有关规定，严格规范诉讼调解，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的原则，彻底解决个别案件久调不决、以拖压调的问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寻找调解的突破口。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体会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不单纯是法院的审判工作，而是一项由方方面面共同参与的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在诉讼调解中，我们主张不但充分发挥法官的聪明才智，而且还要充分借助于纠纷当事人所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居委会、亲属等各方面的力量，这些因素在诉讼调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往往能为诉讼调解的成功提供很大的帮助，重视对当事人单位、亲属等社会关系的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案件背后的深层性矛盾，才能透过案件本身发现社会问题所在，从而找到调解工作的突破口。
5、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加大对民事案件的调解力度。要在建立健全基层调解组织的同时，加大对调解员的培训指导力度，要强化调解措施，注重调解方式，讲究调解艺术，不要片面追求结案率，要多做调解工作，做到能调尽调，从根上化解矛盾，做到依法办案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第3篇：民事诉讼调解的原则和技巧范文
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特色的处理民间纠纷的传统方式，调解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定分止争、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尤其在我国大力构建和谐社会，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发挥民事调解的作用和功效尤为重要和契合时机。人民法庭作为人民法院的最基层单元，与农村、农民接触最广，联系最紧，处于化解和调处矛盾的最前沿，只有人民法庭的工作做好了，把老百姓身上的“揪心事”化解了，才能逐步赢得人们群众对法官、法庭、法院乃至司法公正的认同和尊重，所以法庭在维护农村稳定，构建和谐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作为人民法庭最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的调解工作显得更为重要，如何做好人民法庭的调解工作就成为基层法庭法官的又一考题。 一、办案法官要充分认识到调解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构架一套全方位、立体的调解体系，将调解工作贯穿于整个案件的处理全程。
（一）调解不一定非要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虽然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而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定不清的事实及责任不予追究，相互之间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当事人选择调解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效率，如果所有案件都要求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调解的优势就会丧失，还不如判决更简便、快捷。可见，一味要求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既不尊重当事人的自主处分权，耗时、费力，又浪费法院的审判资源。
（二）建议取消当事人的反悔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受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法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而民事诉讼法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法院应当及时判决。这对于调解效力的问题就实行了双重标准。应当将《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受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调解协议生效的规定扩大适用于普通程序。从而维护法院的权威和遵守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的利益。
总之，通过对诉讼调解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对调解技巧的熟练把握，再结合工作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行之有效的调解方法，从而使民事纠纷能够得到优化解决，对于推动司法为民，提高司法效率具有重大意义。
第4篇：民事诉讼调解的原则和技巧范文
【关健词】司法调解民事诉讼调解强迫调解无原则调解
正文：调解是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在其他机构或个人根据事实的法律的居中调和下，互谅互让，达成合意的一种解决争议的方式。我国调解可分为司法调解，人民调解，民间调解（诉讼外调解）和行政调解等等。其中司法调解也叫诉讼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主持下，各方当事人自愿就各种权益争议平等协商，达成协议，并由法院监督执行，从而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其实质是人民法院按照自愿，合法原则，通过民事诉讼程序，采取调解的方法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的一种结案方式和诉讼活动，其特点是方便，快捷，灵活、成本低廉和较弱的对抗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事诉讼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手段。但目前在审判实践中，它也面临和存在着诸多问题，在以下的文章的内容中我将着重的对司法调解作出个人肤浅的分析。
一如何看待调解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
一般来说，调解结案比判决结案时间上要快、并且不易激化当事为之间的矛盾，社会效果好。但有人也有不同的认识，认为当司法制度基本健全后，法院调解的部分适用价值完全可以由判决的适用价值取代；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其在调解民事纠纷时，选择符合法律正义要求的判决方式比之于选择不伤和气的调解方式，应当更符合诉讼公正的本质，也更符合审判职能的要求；调解结案比之于判决结案虽然可以减少法院的强制执行，但是这一价值的实现基本上建立在牺牲权利为利益的基础上。从一定意义上讲，在我国现行的诉讼环境中，法院调解的适用除了会产生”重调轻判”和借调解办”关系案”、”为情案”的弊端外，法院调解本身的性质还决定了其适用过程中难免损害当事为的自，从而造成非真实的自愿，还有人认为，调解制度无法体现出法律的严肃性。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讨价还价，把法庭当作生意场，法官近似于“和事佬”的角色，这和法律的严肃性是不相容的。其次，法律强调“公正”，以事实为基础，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而许多当事人却是以“调解”来逃避责任，因为在调解中，一方当事人为了尽快解决而不得不做出让步，这和法律的公正性相抵触。因此持上述观点的人主张审理案件时应以判决结案为主，尽量不采用调解方式。
我认为，虽然上述认识中有正确的成分，但却没有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没有考虑到“诉讼爆炸”和”判决过多，过滥”给社会带来的不安定因素经及”一场官司十年人仇”的负面效应。实际上，调解作为符合我国民众思想和文化传统的有效方式，仍然是重要的结案方式，在新形势下，司法调解的克服掉司法实践中不规范的做法后，仍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调解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在整体立法设计上，体现了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但是，具体到民事诉讼的各项制度则各有侧重，判决结案强调整个程序的严谨周密，如果以调解方式结案，案件既调节既结，无需走完整个诉讼程序的全过程，同时,当事人无需上诉，执行相对简单，自然减轻了二审的负担，有效地节约了司法资源，大大减少了诉讼环节，节约了诉讼成本，其次，调解可以实现司法公正，民事诉讼调解必须由审判人员依法进行，法官在事实清楚，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严格依法说各级党委，明是非，理纷纭，不“和稀泥”，不压、拖、诱、同对对违法的协议进行纠正，可以使司法公正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另外，调解还有助于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在实践中，调解结案使许多“冤家”、“对头”握手言和，和好如初，消除了一些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了双方当事人事后继续交往合作的可能，有利于法的价值的最终实现。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调解工作存在的个别问题来否定整个调解制度，“因噎废食”不足取。实践证明，调解制度在平息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2002年9月27日召开的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人民法院要进一步加强诉讼调解工作，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使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努力提高诉讼调解结案率，这无疑给法院进一步明确了方向。
总之，在诉讼过程中，法官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当事人多做说服教育，尽量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不过也不能过于依赖调解，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当事人都愿意调解，也不是所有的案件都能调解成功。调解要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否则调解便无法进行，我们要正确处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对那些双方争议较大，当事人不同意调解以及多次调解达不成协议的案件，法官要及时判决，通过判决来分清是非二实践中常见的几个问题
（一）强迫调解。目前，民事案件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审判人员的工作任务也越来越重。有的审判人员为了快递结案，片面追求办案效率，不管双方当事人是否愿意调解，都强压着当事人调解，结果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与调解制度的自愿原则相悖的。自愿原则是法院调解工作首先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是否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取决于当事人双方的自愿，采用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的，应当以双方当事人的自愿为前提，经过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对于调解无效，没有条件调解或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坚持不愿调解的案件，法院应当及时判决，而不应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二是调解是否达成协议也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双方当事人尽管选择了调解解决纠纷的方式，但能否达成调解协议，完全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法院不能强迫或施加压力，迫使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方案。
（二）该调解的不予调解。在审判实践中，由于调解并不是一调必成，往往需要花费办案人员比较多的精力做予服解释工作，有的审判人员因为怕麻烦或缺乏耐心，就直接安排开庭进行审理，审理后径下判，殊不知，这在不经意间违反了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离婚案件要求必须进行调解，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下列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一），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二）；劳务合同纠纷;(三)，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四）、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五）、合伙协议纠纷；（六）、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上述规定，对哪些种类的案件必须进行调解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我们从规定的几类案件可以看出，前四类案件如果处理不当，容易引起双方当事人矛盾激化，甚至会使权利得不到维护的一方采取极端的手段，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因些，这几类案件要先行调解，通过耐心的说服工作，努力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这样就能有效地平息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后两类案件由于案件的性质或标的较小，调解条件比较好，当事人双方较易达成协议，因此从减少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来讲，对这类案件先行调解很有必要，对审判人员来说，审理案件不但要实体合法，而且要求程序合法，忽视程序有时会对当事人的权益造成不必要的损害，先行调解就是为了当事人的权益尽早得以实现而规定的，因此要耐心细致的做工作，尽量促使双方达成协议，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无原则调解或“和稀泥”。调解案件时，有的审判人员在事实未明，是非不分的情况下盲目调解，根据自已的主观臆断，提出调解方案，或者一方提出调解意见后，让另一方无原则的迁就、让步，甚至“和稀泥”。这样必然会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有损调解制度在公众中的威信。我们知道，司法调解一个重要原则益是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这个原则是司法调解的基础，它要求审判人员在主持调解过程中，应当在查明不事人各自的责任，然后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从而达成调解协议，而不能搞毫无原则的和稀泥式的调解。因此这就要求审判员在调解时一定要查明事实，明确责任，只有在此基础上造成的调解协议才符合司法公正的要求，才能真正使协议双方的权益得以实面。
（四）久调不决。在审判实践中，有的审判人员片面追求社会效果，认为判决会激化当事人双方的矛盾。为了化解矛盾。就多次进行调解，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久拖不决。这种情况使当事人争议的权益长期悬而不决，处于不稳定状态，更重要的是原告的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维护。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不排除审判人员“人情案”、“关系案”的可能，采用“拖”的方法，让原告无可奈何，所以说久调不止会严后果影响法院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对法律的神圣公正产生怀疑，进而当事人会在采用“公务救济”的方式无法维护自已的权益时采取激进的，非法的手段来“以恶制恶”，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
解决久调不决的有效措施就是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定期对案件的审理期限进行检查，发现超审限的要依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另外要对案件的延期审批严格把关，对不符合延期条件的坚决不批，从而杜绝久调不决的现像，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由于各类案情复杂多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问题，新现像的出现和产生，就如何高效而公平地审理各式各样的民商事案件,成为人民法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被誉为“东方经验”的调解工作越来越受到各地人民法院的重视。大法官肖扬指出，法官要增加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而诉讼调解能力就是其中应有之义，即使在美国也有30%的案件是通过非判决方式结案的。同时，调解也符合中国人的“息讼”心理，当事人双方不伤和气，并且可以避免当事人对法院产生不公正的猜疑。因此，做好调解工作，总结调解经验，是法院的一项重要任务。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做好调解工作的前期工作和应注意的方式，本人就民事诉讼调解策略发表以下观点，做为参考意见：
三调解工作的前期工作和应注意的方法：
（一）收集信息，熟悉案情
“知已知彼，百战不殆”。要想调解成功，在调解之前，必先收集有关信息，了解纠纷的性质、起因和经过，了解双方当事人的个性，找准当事人的认识误区和问题症结。这个过程是调解的基础环节，如果盲目介入，不但不容易搞好调解工作，反而会因对整个过程和当事人的情况缺乏了解，使调解工作陷入被动，甚至恶化。
（二）把握局势，控制场面
很多纠纷发生时，当事人往往情绪激动，听不进劝说。心理学研究证明，冲动性情绪直接导致意识范围狭窄甚至理性丧失，极易做出违纪违法的行为。若遇上此种情况，调解人员首先应当稳定当事人的情绪，促使其回归理性。平息情绪的方法有：
1：是察颜观色，进退结合。面对当事人的冲动性言语和行为，调解人员应保持冷静的态度用平静、低沉而有力的语言与当事人交谈。在一方当事人情绪激动的情况下，要设法使另一主保持克制，而不是互相激怒。
2：是做一名优秀的倾听者。
倾听当事人的心声，让其倾吐心中的压抑、不满和愤怒。也可以在调解人员主持下，让被侵权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倾诉和宣泄，使其不满情绪得以释放。在宣泄过程中，如能引起侵权方当事人的内疚和后悔心理，从而当场向对方道歉，那么调解的成功便一步之遥。但需注意把握宣泄的程度，不可把宣泄搞成无止无休的控诉，防止失去控制。
3：是分而处之，各个击破。
由于发生矛盾冲突而处于不理智状态的当事人，极易脱离主题而相互攻击、谩骂，这种不良刺激相互反馈、恶性循环的结果，容易导致矛盾加深、战火升级。当务之急是把双方当事人隔开，互相避开对方恶言恶语的刺激和攻击，如让其各自回家，或分开在不同的场合，待双方恢复理智后，再进一步做调解工作。
4：是大棒+萝卜。
对于无理取闹的当事人，可以有两种震慑方式：A、是严肃指出无理取闹的后果，让其明白并不是谁闹的凶谁就有理，闹过了头还物极必反，不会有好的结果；B、是明确指出恶言恶语相向的违法性，对他人的人身攻击要承担法律责任，用法律的威严震慑不冷静的当事人等等。在调解过程中，调解人员要时刻把解决当事人的纷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对当事人要亲切地接待、真诚地理解、妥善地安置，急当事人所急，想当事人所想。这种真诚的情感会营造一个温和、默契的调解氛围，这种无私敬业的精神也会赢得当事人对调解人员的尊敬，从而有利于调解工作顺利进行。
（三）更新观念，讲求策略
1：是做合格的“法律的嘴巴”。司法调解与当事人自发的民间调解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司法调解人员能够自觉地运用法律规定进行调解，对当事人晓以法理，提醒和教育当事人只有用法律手段，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才能解决纠纷，保护自身利益，其他任何过激的行为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损失，甚至弄巧成拙，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调解人员自己必须熟知法律，在所调解纠纷的法律适用上表现出娴熟的知识和技巧。“人有情，法无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坚持依法调解，才能促进当事人对调解人员的信任并达成比较满意的调解方案。
2：是使当事人双方相互沟通。
调解人员应使当事人换位思考，促进当事人彼此了解，角色换位是指在转变当事人认识的时候，让当事人想像自己处于对方角色的情况，站在对方的立场、角度认识问题、体验情感。鉴于彼此之间的利益纠葛，当事人在情绪激动、不够理智的情况下，其认知范围受到限制，思路狭窄，被侵权方当事人往往提出不合实际的补偿要求，而侵权一方则千方百计减少或推卸自己的责任。有的侵权方开始答应给对方一定的补偿，但时间一长，就想逃避补偿的责任；有的侵权方则干脆不承认是自己的过错而反诉对方的种种失误，伤害了对方的感情和自尊。如果试图通过调解解决问题，则需要让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都站在对方的角度，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使思维跳出只看到自己利益的小圈子，才真正有利于彼此理解，并达到和解的目的。
3：是细致分析，帮助当事人理清思路。调解当中，如何能让当事人化干戈为玉帛，还需与当事人进行沟通交流,帮助当事人理清纠纷发生的来龙去脉,明了自身的言行举止有哪些不当的地方,对对方的侵权行为,应怎样求助法律,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能采取任何不理智的行为。调解人员条分缕析、细致入微的讲解常常带来良好的效果，能够避免一些无意义的争执。调解人员的细致分析并不等于面面俱到，而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对“剪不断，理还乱”的繁难的民事纠纷，善于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当事人分析。
（四）公正执法，让当事人满意。
不偏不倚、公平行事，自始至终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进行调解，是调解人员应牢记的调解原则。现实生活中，司法活动极易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干扰，人际关系的影响、亲戚朋友的面子、个别领导的招呼等因素，不仅影响调解工作的进行，还能考验调解人员是否出于公心。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讲，当当事人人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时，会伤害到其自尊，也最易激起对执法者的怨恨。不公乃执法大敌，亦是调解之大敌，一旦被当事人察觉，则必然导致失败。但调解人员也是有情感的人，在调解纠纷过程中，除外来因素的影响，还不免因当事人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个人修养、容貌服饰等因素而产生对当事人的好恶情感，尤其应警惕的是影响法律公平的情感，否则对调解是极为有害的。调解人员应当坚持调解的客观公正性，立场居中，不偏不倚，根据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坚决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注：人民调解，民间调解：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民事纠纷未必一定要经过公安机关或法院才能解决。通过各村民或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委员会调解，也是一种可供当事人选择的好方法。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继承政府和继承法院的指导下依法进行工作。一般的调解委员会由三至九名成名组成，设立主任一名，必要进还可以下设副主任。调解委员会的成员除了由村民或机关委员会的成员兼任外。还可由群众选举产生，每三年改选一次，可以连任，期限法律并没有作限制性规定。对于辖区内的民事纠纷，调解委员会可以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前去调解，也可以依据自身的职权范围主动去调解。在调解过程中应当进行登记，制作笔录。调解结束后根据需要或当事人的请求，制作调解协议书，双方当事人以及调解人员签名，并加盖调解委员会的印章。在调解结束后没有达成调解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一方仍然有的权利，也可以请求基层政府处理。
参考文献：
《法官的思维-司法认知的基本规律》作者王纳新
第5篇：民事诉讼调解的原则和技巧范文
关键词：知识产权；调解；适用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7-0234-02
一般来讲，人民法院的调解结案方式整体上优于判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调解，除了要遵循一般民事案件调解的规律，还要坚持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特有的审判理念和方法。虽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绝大部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都可以适用调解，但一些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能够取得比较意义上好的法律、社会效果。据此，人民法院在遵循调解合法、自愿性原则的前提下，通过释明权的运用、倾向性意见的表示、必要时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干预等方式，使案件的审理结果更符合法律正义。
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调解的法理考量
知识产权从本质属性来讲属于私权，理论界对此基本上形成了共识；但与物权、债权等其他民事权利相比，知识产权具有自己独有的特点。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产权在国家中的重要性凸显，理论界对其属性进行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探讨。有学者认为，“在当代，知识产权的私权性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国家介入因素在增强；换言之，知识产权私权的公权化因素在增强。知识产权私权的公权化表明知识产权已经不是一种纯粹的私权，而是一种具有公权因素的私权” [1]。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属于私权但对公权有强烈的依存性”[2]。理论界探讨的知识产权的这些特点，实质上源于知识产权背后浓浓的国家政策的影子，也即国家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干预，以实现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平衡的价值取向。
二、适宜调解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一）适用调解能够体现尊重历史、传承文化的案件
知识产权案件中有一些商业标识类权利冲突案件，涉及地理标志、特殊标志的案件，涉及遗传资源、传统知识、民间文艺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案件。这些案件往往具有以下特点：影响范围广，易于受到社会的关注；案件所涉知识产权是经过历史传承逐步形成的；案件的当事人主观上不存在恶意。审判实践中出现判令任何一方停止使用都可能有失公允，根据知识产权的独立性和地域性原则，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前提下，既尊重历史，尊重文化传承规律，又考虑现实状况，通过法官释明权的运用，平衡协调当事人在相关知识产权的开发、利用、保护、传承中的利益关系，通过采取维持现状维护已经形成的法律秩序，对知识产权的使用方式、使用范围作出必要的限制，给当事人一方经济补偿等方式达成调解协议结案，有利于知识产权的提供者、持有者、使用者分享正当的权益；有利于一些中华老字号、具有一定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字号等商业标识在传承中发展壮大；有利于一些具有地方或其他特色的自然、人文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市场竞争力；有利于中华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得到长足的发展。
（二）适用调解促进智力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案件
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中有诉讼当事人之间具有合作基础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知识产权许可合同纠纷案件，出版合同纠纷案件等。这些案件往往事实清楚，法律适用也不是难题，对人民法院来说是容易判决的案件。但判决后对当事人而言往往是并没有赢家，被告要承担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停止生产侵权产品，销毁现有侵权产品、生产设备、专用模具等直接责任，一些企业甚至可能因此而倒闭；而原告也面临得不到赔偿款项，丧失实施知识产权扩大市场份额的机会，遭受被告日后重复侵权等风险及面临知识产权得不到推广应用的尴尬处境。事实上，这些案件的原被告正在“合作”或者存在合作的机会，但囿于民事诉讼中“不告不理”的原则和人民法院“未经证明之事实不为事实，未经主张法官不得裁判”的裁判案件规则，法官不能超出当事人的主张或请求进行判决，从而陷入“爱莫能助”的境地。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调解协议内容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采取调解的结案方式，使诉讼双方当事人达成知识产权许可使用协议，不仅化解了矛盾，解决了纠纷，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科学技术推广、应用和文学作品传播、交流。
（三）适用调解实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审理公正的案件
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证据可谓具有稍纵即逝的特点，很多专利侵权案件和著作权纠纷案件，证据难以取得，还有的证据因种种原因已经不可能取得；一些案件当事人法律意识不强对证据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没有及时收集证据，还有的案件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手段违法导致证据不能被使用。在当前的司法体制内依据现有的法律规定作出判决，很难达到实体公正，可能偏离知识产权制度的初衷。法官通过查阅案卷、调查取证、庭审及其他诉讼程序，对案件事实往往能够形成“内心确认”，排除各种非正常因素，这种“内心确认”一般情形下也是符合或者接近客观事实的，人民法院利用调解结案对证据没有那么苛求的“便利”，通过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案件审理的公平、公正。有些“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在审理过程中被查明或者被有关国家机关认定为不“存在”，但“权利人”显然已经为该“智力成果”付出了较多的劳动，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判决驳回“权利人”的权益诉请不符合社会公众“付出就有回报”的善良愿望，采用调解的方式由“侵权人”对“权利人”的付出进行适当的补偿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
（四）适用调解实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诉讼经济的案件
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权纠纷案件审理时间长而知识产权保护有期限限制的特点令很多诉讼当事人“不堪其扰”，有的案件甚至经过长达数年的法庭“攻防”，才能得到一个相对明确的判决，而此时对胜诉方而言，既可能涉诉知识产权产品的黄金销售期已过或者已经被类似产品占据市场，也可能知识产权的期限限制将至而使实施其的意义大打折扣。知识产权诉讼当事人大多是具有商业头脑的“经济人”，与其打赢官司，输了市场；不如调解结案，节约时间和费用，在知识产权的推广应用中获取发展的机遇，谋取利润。有一些案件，需要对争议的事实进行鉴定后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但鉴定费用可能高于诉讼费用甚至高于诉讼标的，而不鉴定又不能使事实查证达到判决需要的“事实清楚”的标准。通过向当事人释明，必要时征求专家的意见，通过调解的方式则可以避免此类尴尬。法官把握一些知识产权案件的这种特点，积极推动案件当事人和解，有助于实现诉讼经济的目标。
（五）适用调解有利于实现当事人诉讼目的或满足当事人特定需求的案件
知识产权诉讼的起因主要是制止侵权，获取赔偿，但不限于此，有部分案件，原告在合法适度的前提下可能基于新闻宣传或给竞争对手必要的侵权提醒或警示而提讼。这种类型的案件，本身就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达到当事人的诉讼目的。如果一味按照常规的审理思路进行判决，则显非案件当事人的本意，也可能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有一些涉及技术秘密、商业秘密的案件，权利人一般情况不愿意让他人知晓其秘密的细节；还有一些企业或者组织，不希望其因知识产权而涉诉的事件为公众所知。对这些案件，不公开地调解结案能够满足当事人的特定需求。
三、不宜适用调解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一）知识产权虚假民事诉讼案件
知识产权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其价值往往并不确定。一些知识产权权利人虚构诉讼主体、事实及证据等进行民事诉讼，并利用人民法院民事案件调解对事实查明和法律适用要求较为宽松的机会，通过拟定虚假的调解协议条款，争取人民法院以调解的方式结案从而自己给自己的知识产权“标注”价码。借助这种虚假诉讼，权利人一方面炒作自己的智力成果，另一方面也使其价值“明确”，这样可以在以后的知识产权的转让、许可使用时牟取丰厚的商业利益。这种知识产权的虚假诉讼，背离了民事诉讼的初衷，损害了司法权威；人民法院如果对其调解结案，难逃助纣为虐的嫌疑。
（二）审判结果具有示范带动效应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知识产权客体可以重复利用而其本身并不被磨损，这种特点容易引发系列案件。诉讼实践中基于诉讼成本和效益的考虑，权利人会采取投石问路的诉讼技巧，拿出一个案件进行，实际上这种案件的审理结果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采用调解的方式结案很可能意味着双方或者一方权利的让渡，使得是否侵权并不明了，而社会公众则往往把这种情况和侵权成立划等号。司法实践中，从已进行的审理进程来看，被告可能并不侵权，但基于避免诉累或受一些人民法院以调解方式结案所“导引”，被告愿意支付少许“赔偿金”以调解的方式了结此案。就单个案件来看，看似案结事了，实际上却为权利人提供了一条滥用知识产权的新途径，他可以以此调解书作为“范例”再去要挟其他“侵权人”。人民法院定纷止争、维护社会公正的功能不能充分地发挥，同时知识产权制度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也不能实现。司法实践中会遇见各种新问题新类型知识产权案件，对某些案件的行为定性，很可能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可以援引。这类案件的审理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当事人一般也不愿意调解，人民法院以判决的方式结案，明确当事人的是非过错，可以很好地发挥司法的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第6篇：民事诉讼调解的原则和技巧范文
关键词 行政诉讼 有限调解
我国最早关于行政诉讼不得调解的规定，是1985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关于经济行政案件不应进行调解的通知》。通知指出：“审查和确认主管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或其他行政决定是否正确，合法。” 不同于解决原被告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人民法院不应进行调解。”而应在查明情况的基础上作出公正的判决。”之后。1984年4月4颁布的《行政诉讼法》第50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是建立在这一立法本意之上的。但随着行政诉讼法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这个规定显然不在适合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调解制度一直被喻为“东方经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行政行为高权性日益淡薄，行政权和公民权日益依赖，相互依靠的今日中国，调解制度应该走进行政诉讼。给予行政诉讼双方当事人一个交易的平台，不仅有利与行政纠纷的彻底解决。也对行政诉讼制度走出目前的困境有所帮助，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事。
一 行政诉讼调解的概述
（一） 行政诉讼调解的概念
行政诉讼调解，是指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在人民法院的主持和协调下，以行政法上的权利和义务为内容进行协商，形成合意，从而终结诉讼程序的活动。行政诉讼调解的特点包括：第一，制度基础是允许当事人通过协商就权利义务分配达成合意从而终结诉讼。尽管立法者是从法院行使职权角度设计法院调解，但法院调解产生并得以存续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承认当事人对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拥有处分权，承认诉讼程序可以因当事人达成合意而终结。第二，法院调解被立法者定位于法院的职权行为，当事人只是法院调解工作的对象，制度设计围绕着如何有利于鼓励法官尽力多做调解工作，如何有利于法院职权作用的充分发挥，法官在调解中充当着积极的、主导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第三，适用时间，法院调解只限于在审判程序中进行。为了维护生效法律文书的严肃性并保证其内容能够得到不折不扣的完全实现，在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是不能进行调解的。
法院调解在行政诉讼中，既具有一般诉讼调解的性质，也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按照大陆法系通说，行政诉讼中的调解是当事人以互相让步的方式，终结其法律上的争讼事件。它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为诉讼行为，另一方面为公法契约。作为诉讼行为，它是行政诉讼程序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公法契约，它是行政机关以公法上的权利义务为内容与行政相对人达成的合意。行政诉讼调解虽然也遵循“处分权主义”，诉讼双方无处分权即无调解，但由于其带有公法性质，行政机关的“处分权”毕竟有限，并且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因此“处分权”在此中行使的自由度自然不及私法诉讼中当事人行使的自由度大，双方能够协商妥协的余地也并非无限。笔者认为这是行政诉讼调解区别于民事诉讼调解的一个明显特征。
（二） 域外行政诉讼调解的经验
英美法系国家的行政诉讼案件适用于民事诉讼的程序规则，没有专门的行政法规，也没有单独的行政诉讼程序设计。美国的司法审查一直是按照民事诉讼的程序来进行，并且，在其公法领域大量存在着“诉辩交易”的传统习惯，对于行政机关在诉讼中与相对人和解，已经不存在观念上的障碍。根据美国《司法》杂志的统计，联邦法院归档的诉讼中有90%的案件并没有通过审判，而是通过调解、和解等方式获得解决的。[①]有的英国学者介绍到：“在英国，大多数行政案件是通过调解而非判决结案的。”而大陆法系国家在行政诉讼中，也不同程度地允许当事人和解或法院进行调解，德国行政法院法第87条规定：“审判长或指定之法官，为使争诉尽可能一次言词辩论终结，于言词辩论前有权为必要之命令。其有权试行参与人为争诉之善意解决之和解。”[②]日本、瑞士等国虽然未明确规定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可以进行调解，但从有关法律条文仍可以推知，允许法官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解。[③]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219条规定：“当事人就诉讼标的具有处分权并不违反公益者，行政法院不问诉讼程度如可，得随时试行和解。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亦同。第三人经行政法院许可，得参加和解。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时，得通知第三人参加[④]。” 尽管行政诉讼制度构建具有国别特点，但诉讼本身的共性决定了制度借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采取行政诉讼调解的国家，虽然存在着行政处分权有限，调解可能冲击依法行政原则的顾虑，但行政诉讼调解的正面效应决定了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的建立，域外审判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的成功范例。 调解在行政诉讼的运用，不仅极大提高了办案效率，缓解诉讼压力，而且切实有效地保护了相对人的利益。对此，专家学者们对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将调解制度引入行政诉讼并确定为行政诉讼法律基本原则是时代的要求，形势的必然和大势所趋，域外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对我国行政诉讼调解的建立具有借鉴意义。
二 “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原则成因和现状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该条确定了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制度设计的原因是：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不同，民事调解是基于民事诉讼当事人双方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是依法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行政机关，它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法律赋予的权力，是代表国家行使职权，因此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行政，没有随意处分的权力。同时作为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时，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就应当判决维持，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就应该撤销或依法予以变更。因此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认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在理论上不可行主要有四种不同观点：一：公共利益需要说。有学者认为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不能任意放弃权利或相互互免义务，否则会侵犯国家和公共利益。二：公权力不可处分说。有学者认为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都不能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义务。在实体法上，行政机关享有的是一种公共权力，行政机关的义务是为着公共利益必须履行的法定职责。处分这种权力和职责。则意味着违法失职；在涉外诉讼中，则意味着放弃国家主权。三：行政行为合法说。有学则认为行政诉讼的中心任务是审查并确认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和其他行政决定是否正确、合法，不同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四：行政法律关系双方地位不平等说。有学者认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处于天然不平等地位，双方难以达成平等、自愿的调解协议。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自建立以来，在规范、监督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基本得到贯彻。但在贯彻行政诉讼立法精神的同时，大量行政案件适用调解解决行政争议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诉讼当事人在法院默许或动员下通过协调解决行政纠纷已成不争的事实。不允许调解的规定已经被架空。1994至2000年的撤诉率分别为44.3%、50.6%、54.0%、57.3%、49.8%、45.0%、37.8%。其中主动撤诉率分别为62.4%、57.7%、51.7%、56.6%、60.7%、64.6%、69.0%。在诸多的撤诉案件中，我们往往看不出原告撤诉的理由，也看不出原告对撤诉申请的审查过程，从整体而言，原告撤诉有三种情况：一原告起诉后，认识到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或处理决定正确，因此主动撤诉；二是在诉讼中被告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促使原告申请撤诉。三法官发现行政行为违法，怕行政机关败诉而“影响关系”，主动找行政机关“交换意见”.。建议行政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以促使原告申请撤诉，有些法官还配合被告做原告撤诉的动员工作。第三种方式实际上就是调解，既能规避法律又能自圆其说，其常被称之为“协调”、“协商”。在这些所谓的“协调”、“协商”案件中有一些是非正常撤诉案件，在其背后隐藏着原告的无奈。还有一些经过协调结案的案件，使行政纠纷得到了彻底的解决。有效的化解了纠纷和争议，受到各方当事人的欢迎。非正常撤诉现象的出现是行政机关以权压人，以行政权做交易的结果。撤诉掩盖了案外和解的本质，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6条规定，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行政相对人撤诉后，行政机关不按和解内容执行，相对人也失去了被法律保护的机会，这不仅损害了行政相对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还与立法的目的背道而驰。因此，与其让这种案外调解变成规避法律的工具，不如从制度上加以规范。由于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人民法院在一些案件中只能变通，规避法律的规定，对人民法院普遍采用、社会广泛接受的协调，应当正视之，将其予以规范，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
三、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的理由
（一）从调解制度的目的看，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具有必要性
调解是我国解决诉讼纠纷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行政诉讼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一种诉讼活动，与刑事诉讼（自诉案件）、民事诉讼一样，当然可以适用解决纠纷的普遍形式——调解。诉讼是处理特定社会纠纷的一种机制，其目的是将争议进行平息，由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者进行裁判，去化解争议，平息矛盾。这种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所以调解制度在各类诉讼当中都应该可以适用，当然在行政诉讼中也不例外。在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通过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和人民法院的认证以及双方当事人就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进行的辩论，如果行政主体意识到自己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违法的，因而在审判人员主持庭审的情况下，向原告赔礼道歉，并主动提出撤销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时要求原告撤诉，这种做法合情合理，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提倡并得到法院的支持。法院的这种支持，本质上就是调解，实际上由审判员征求双方的意见并促使双方实施上述行为也是不应该禁止的。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纠纷的一种诉讼活动，而调解制度的设立目的也是为了解决争议，化解纠纷，所以二者不应是相互排斥的，而可以是同时存在的。
（二）从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看，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调解制度具有可能性
在世界上，早有国家和地区在行政诉讼中引入了调解制度。美国的司法审查一直是按照民事诉讼的程序来进行，并且，在其公法领域大量存在着“诉辩交易”的传统习惯，对于行政机关在诉讼中与相对人和解，已经不存在观念上的障碍。根据美国《司法》杂志的统计，联邦法院归档的诉讼中有90%的案件并没有通过审判，而是通过调解、和解等方式获得解决。在我国台湾地区，其制定的《行政诉讼法》第七节以10个条文对行政诉讼中的和解制度做了规定。台湾地区规定的和解制度与我国大陆地区的调解制度是类似的。它们都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都具有解决纠纷、结束诉讼的效力，都有法官的参与并对当事人的协商结果进行确认。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德国、我国香港地区，也以行政诉讼和解称我国大陆所指的诉讼调解。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和解与调解实质上是同一事物，这一本质上相同的事物之所以分别被设定为诉讼上的两种不同制度，是由于人们在构建诉讼制度时从不同的侧面来认识它，来为它定位的。诉讼上和解是立足于当事人说明，以合意解决争议；而法院调解则是以法院为中心，以当事人合意解决争议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审判实践事实上为我们提供了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调解制度的成功范例。
（三）从我国审判实践看，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调解制度具有紧迫性
在我国，除了行政侵权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外，其它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在行政审判中适用调解结案已经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法官经过反复调解，动员可能败诉的行政机关对原告给予一定的赔偿或承诺，于是原告便“自愿”撤诉，但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于，由于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行政诉讼调解显得过于随意，并使它变化为法官手中的权力。无原则的调解和非自愿的调解是我国多年来行政诉讼撤诉率，特别是非正常撤诉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为规避法律，我国把这种事实上的调解成为“协商”、“协调”、“庭外做工作”等，与其让这种变相的调解、协调处理成为规避法律的工具，不如从制度上对其进行规范，使其成为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重要形式。对此，专家学者们对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于调解制度的适用，提出了比较明确的意见，其重要理由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从理论方面说，调解是解决诉讼纠纷的重要制度，尤其在我国，调解制度处理民事纠纷是我们一项优良的传统，同样适合于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在许多情况下是针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因此存在调解的基础。另外，行政争议从本质上来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与民事争议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所以在行政诉讼中，借鉴民事诉讼的调解制度从理论上来说并不是不可行的。从实践的角度说，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采取协调的方法，或做‘工作’，这种做法的本质仍是与民事诉讼的调解极为相似。与其说把这种不规范的做法延续下去，倒不如将其规范起来，在行政诉讼中，规范地进入调解制度。”
四、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设想
作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一种手段和方法，行政诉讼调解在各类行政案件中大量适用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作为一种制度，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在我国还存在现实的法律障碍，需要一系列的配套资源作为其发展背景和理论基础，否则，这种制度就不会在我国真正建立起来。为顺应各国行政诉讼调解的程序化、规范化趋势，在将来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应适时把调解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加以确定，以避免我国目前在这一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弊端。为节省诉讼资源，方便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解决行政纠纷，我国应合理建构符合时代潮流和民主法治精神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首先应考虑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同时要借鉴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成功经验和做法。笔者认为，我们不妨《对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作如下修改：“行政诉讼在不违反公共利益且合法、自愿的前提下，可以适用调解，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不宜调解的除外”。为此，笔者提出如下设想：
（一）适用原则
1、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指行政诉讼调解必须基于当事人双方的自愿，而不受外在不正当因素的影响。在法院调解的过程中，自愿原则居于核心位置，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调解的本质特征决定了人民法院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因此人民法院启动、运行与终结调解活动必须以各方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切实杜绝强制当事人接受调解，以“和稀泥”的方式，动员原告撤诉，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自愿原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
第一，调解的提出和进行必须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愿。人民法院只有在双方当事人自愿接受调解的前提下，才能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如果当事人一方坚持不调解的，人民法院不能强迫或变相强迫进行调解，应当进入诉讼程序及时做出判决。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可以自愿申请调解，而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情况也可以主动提出进行调解。但人民法院依职权提出进行调解，必须征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否则调解也不能进行。
第二，调解达成的协议内容必须反映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调解协议的内容直接涉及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当由当事人按自己的意思进行处分，人民法院只能根据政策、法律进行一定的说服教育工作，引导他们解决纠纷。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是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的结果，否则，即使达成协议，事后也有可能被当事人推翻。
2、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是指人民法院和双方当事人的调解活动及其协议的内容，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合法原则重点强调法院对当事人双方的调解活动及其方案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在调解中允许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做出处分，但当事人的处分不得违背政策、法律的规定，或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权益，这是合法原则的基本要求。双方达成的协议内容，要符合有关政策、法律的规定。
当然，对调解协议合法性要求与对判决合法性的要求应有程度上的不同之处。调解不仅仅是法院运用审判权解决纠纷，它还是法院行使审判权和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结合。也就是说，当事人可以运用处分权在不违反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达成双方所满意或者所能接受的调解协议，因此协议的内容与法律上严格认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完全一致。妥协与让步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达成调解协议时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认为合法性应定位于一种宽松的合法性，它不是指调解内容必须严格遵照法律规定，而是指协议的内容不得与法律禁止性规定相冲突，不得违反公共利益和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
这里有必要明确自愿与合法的关系。达成调解协议必须当事人自愿，但当事人自愿的，不等于都是合法的。若一方当事人为尽快摆脱诉讼或者迫于另一方当事人的要挟，在调解过程中一再放弃自己的权利，这种显失公平的调解协议，是违背调解的立法本意的。法院对这种调解协议应当适度干预，从政策、法律上教育当事人放弃不合理的要求，尊重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平等原则
是指在行政诉讼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双方诉讼地位平等，适用法律平等和利益保护平等。由于行政主体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而对行政相对人处于优势地位，而在行政诉讼调解过程中，这一优势应该得到矫正，保证原告相对人与被告行政主体在法庭上的平等对峙，通过被告特定义务的履行和原告相应权利的行使，以及法庭对固有优势的抵抗来调节原被告双方权利义务的平衡。诉讼调解必须以当事人的地位平等性为基础，只有当事人地位平等，才不会存在一方压制强迫另一方接受非真实意思表示的机会，才存在协商的基础。
4、有限原则
行政诉讼中并非任何行政案件都可以适用调解，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不得任意处分行政权，不同的行政行为和不同类型的行政案件使行政诉讼的调解受到限制。根据行政机关在行为时受法律、法规约束的程度为标准，具体行政行为分为羁束行为和自由裁量行为。由于羁束行为的内容、方式、程度等已由法律、法规做出了非常明确、具体的规定，行政机关只能严格按照执行，不得有任何改变，不存在自由选择的可能，所以，对这种具体行政行为不能适用调解。因此，笔者建议行政诉讼应建立有限的调解机制，法律中有明确限制性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调解，法律没有限制性规定的，调解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二）行政诉讼调解的范围界定
由于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在实践中出现了某些法官“以压促调”、“以判压调”、“以拖压调”等现象，这种调解不但违背了自愿调解的原则，也导致了多年来撤诉率、特别是非正常撤诉率的居高不下。因此，明确哪些案件可以适用调解，哪些案件不能适用调解，有利于司法统一，防止调解制度适用的随意性，限制法官调解自由裁量权。笔者认为，行政审判中适用调解的主要有以下几类案件：
1、行政处罚案件。根据有关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处罚一般都拥有自由裁量权，由此便可能产生处罚轻重失度的情况。由于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行政机关在法定的权限内做出的任一选择都是合法的。实践中，若原告以被告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为由提起诉讼，法院对这种合法但不合理的行政行为只能判决维持，这样的判决就使得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在审理过程中，如果行政机关认识到行政处罚明显过重，提出将处罚减轻，在审判人员主持庭审的情况下，如果原告同意，则这一纠纷即可获得解决。这样，通过调解，既能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及时了结争议，又达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目的，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2、行政裁决案件。所谓行政裁决，是指依法由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授权，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与合同无关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做出裁决的行政行为。该类案件，原告起诉的目的实质在于满足其民事主张，该类案件的调解，其实就是民事纠纷当事人之间的调解。
3、行政许可案件。《行政许可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虽然《行政许可法》第四条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但许多法律、行政法规在规定行政许可的具体标准和条件时，给行政机关以合理裁量权。这就为此类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制度提供了依据。当然，在调解中，人民法院必须坚持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
4、行政征收案件。所谓行政征收，是指行政主体凭借国家行政权，根据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向行政相对人强制地、无偿地征集一定数额金钱或实物的行政行为。目前我国的行政征收体制由税和费组成。虽然法律、法规对于行政征收的范围、标准等都有规定，但在具体操作中，行政机关在征收时存在自由裁量的空间。如税法中关于税收的减、缓、免等方面只有原则性规定，如何掌握好尺度，就是税收征管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还有一些费的征收，针对不同情况、不同范围，行政机关可以自由决定收费数额。因此，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可以在此幅度内进行调解。
5、行政补偿案件。所谓行政补偿是行政主体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在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合法行使公权力的行为而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财产及合法权益遭受特别损害，以公平原则并通过正当程序对所遭受的损害给予补偿的法律制度。对于合法财产及合法权益的损害程度及补偿的标准、方式等，都存在合理及可裁量的问题。因此，此类案件可以适用调解。当然，人民法院在调解时，必须以保护“公共利益”不受侵害为原则。
6、行政合同案件。行政合同是指行政主体以实施行政管理为目的，与行政相对一方就有关事项经协商一致而达成的协议。行政合同是现代行政法中合意、协商等行政民主精神的具体体现。正因为行政合同有合同的特性，决定了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行政案件中可以适用调解。当然调解时，必须遵守公益优先原则，即当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明显冲突时，不得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进行违法调解。
（三）行政诉讼调解的达成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调解的主体为本案的当事人。行政诉讼是行政相对人一方作为原告，行政主体为被告提起的诉讼，因而诉讼调解的主体必须包含原告方的行政相对人与被告方的行政主体。
2、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处分权。“所谓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处分权，是指当事人就诉讼标的，事实上有处分的可能，法律上有处分之权限，对于调解标的，有权做成有拘束力之声明。”一切调解的基础以相关当事人拥有实体处分权为前提，不存在实体处分权就不存在调解。
3、以当事人各方意思表示相一致的自愿性为前提。行政诉讼调解必须基于各方当事人自愿，尤其是行政相对人的自愿，否则，就不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现，而只是处于强权地位或主导地位的当事人一方的单方意思体现。
4、不违反法律和不损害公共利益、他人利益。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必须坚持一个前提，即不违反法律和公共利益、他人利益。众所周知，调解是最直接、最有效解决矛盾纠纷的手段，行政诉讼调解也是如此，其能保障原告与被告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做出让步，因此适用调解是首选，但是并非一遇到行政诉讼就套用调解，因为调解的本质特征是始终尊重当事人意见，行政机关不能为了图方便，超越或放弃法定职权而与原告进行调解，这样会损害国家权威，其应该在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通过调解达到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四）行政诉讼调解的程序
1、调解程序的启动
在行政诉讼中，提起诉讼的是行政相对人，行政诉讼中调解的申请者也应限于行政相对人，如果允许行政机关申请调解，则可能出现因行政相对人惧于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而被迫接受调解的情况。将申请调解的权利赋予相对人，对行政机关则影响不大，行政机关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这样就可以减少运用行政权力而胁迫调解的现象。此外，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征得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依职权提出调解。
2、调解方案的达成
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当事人自愿，不得强迫，但法院可以为当事人提出调解方案。在行政纠纷中，如果双方当事人已有达成协议的意向，但是由于法律知识或其它知识的欠缺，原告往往不知如何恰当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或由于受到来自外在的压力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被告则可能为换取原告人的调解同意而牺牲公共利益.在此情况下，人民法院根据职权主义原则，对双方当事人的调解活动进行必要的引导与监督，就成为调解能否成功的关键。如果协议内容涉及行政机关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则行政机关应依协议内容做出新的具体行政行为并履行之，不能将此协议直接视为行政机关的行为。如果行政机关事后拒绝履行协议，法院不能直接以此为执行依据，而应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按行政机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方法处理。
3、坚持调解的合议制
即行政案件是否需要调解，该怎样调解，应由和议庭成员讨论决定。有人将调解与简易程序等同，认为可由独任审判员决定并主持调解，这是不对的。如前所述，调解并非不适用法律，相反，与审判一样需要法官对法律精神、原则的深刻理解和娴熟运用，成功的调解是对法律目的的完美实现。合议制作为人民法院最基本的审判方式，其优点在于可以充分发挥合议庭成员的集体智慧，对案件事实和法律做出最准确的判断，而且还可以对个别承办人员为私利而违法调解实现监督。因此，可调解的行政案件并不必然是简单的案件，适用调解也不等于适用简易程序。
4、调解的审级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司法调解适用于当事人起诉之后的任何阶段，既包括一审，又包括二审，是人民法院的诉讼活动之一。但是，关于行政诉讼调解，笔者认为，原则上应限定在一审期间，不适用于二审。因为只有在一审期间，行政机关才可以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原告撤诉才能得到行政机关的实质回应。而在二审期间，由于人民法院的审理对象发生了变化，不仅要审查原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还要审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否正确，行政机关若改变行政行为，原告撤诉，只能使原审判决生效，并不能给当事人带来和解的预期效果，故在二审期间法官即使调解也会因缺乏调解基础而收效甚微。如果调解可适用于任何审级的话，当案件的判决结果对各方当事人都不利时，当事人往往通过调解来避免判决带来的不利后果，从而规避了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同时，当事人通过调解来推翻一审或已生效的判决，影响了一审或已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和稳定性，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二审或再审的目的旨在纠正一审或已生效判决的错误，而不是为了给当事人再提供一次调解的机会。不过，行政赔偿诉讼是一个例外，根据最高法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二审法院在审理期间若发现一审法院遗漏赔偿请求的，可以就行政赔偿部分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以就赔偿部分发回重审。因此调解只适用于一审。
5、确定调解结案为法定的结案方式之一
应当允许人民法院以调解笔录或当事人提交的调解协议的书面形式结案，这是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建立的标志。它不同于目前法院对因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原告申请撤诉予以准许的结案方式，后者实际上是受法律空间的压迫不得已而为之，这种结案方式常常给人以原告自我妥协的错觉，而且掩盖了法官的劳动，且反映在统计数字上，撤诉在结案方式中的比重过大，会使整个诉讼制度失去平衡。允许调解，明确调解为法定结案方式之一，就是尊重法官为调解结案而付出的努力，实际上，对于法官来说，调解成功一件案子并不比审理一件案子更轻松，既需要法官对事实的完全把握，也依赖法官对法律的深刻理解力。正如美国学者戈尔丁所指出：“调解需要一种高于运用法律能力的特殊技巧”。总之，调解结案不应被视为诉讼结案的另类，应还其应有的地位。
（五）调解协议的效力
第一，确定当事人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效力。人民法院的调解书送达当事人或调解笔录生效后，表明双方当事人对曾经发生争议的法律关系已经取得共识并得到法律的确认，权利方应依法行使权利，义务方应依法履行义务，这是法院调解书在实体法上的效力。
第二，结束诉讼的效力。人民法院的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和调解笔录依法生效后，当事人之间的行政争议，在法律上已最终解决，当事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向人民法院再行起诉，这是法院调解在程序法上的效力。调解书和特定的调解笔录依法生效后，其法律效力同法院生效判决书一样，当事人即丧失了上诉权。当事人如对法院的调解书和调解笔录有异议，也不能上诉。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经过充分协商达成的，并在调解书送达前和调解笔录依法生效前，还允许双方当事人反悔。
第三，强制执行的效力。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自愿达成的，一般情况下当事人都能自觉履行。但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当事人拒不履行调解协议确定的内容，于是就发生强制执行问题。依照法律规定，若调解书由给付内容的，一方当事人又不履行确定的义务，另一方当事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六）当事人反悔权制度
调解不可能保障百分之百的运行无误，因此有必要建立相应的救济制度，当事人的反悔权制度即是其中之一。当事人对调解的反悔包括两种情况：（1）调解书送达前的反悔，其是指当事人双方虽然经过法院的调解最终达成协议，但是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又推翻协议的全部内容或部分内容，或者调解送达时拒不接受调解书，要求重新调解或判决的情形。如果调解书送达前或者送达时当事人拒绝签收的，调解书不发生法律效力，法院要及时通知对方当事人并对案件及时进行判决。（2）调解书送达后反悔，其是指当事人在调解书送达后，对已经收到的调解书反悔要求法院重新处理的情形。由于调解书自当事人签收时生效（当事人双方不在同一时间签收的，以后收到调解书的当事人签收的时间为调解书生效的时间），调解书送达后当事人反悔的，应告知当事人如确有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协议内容违法的，可以向法院申请再审。
（七）法院在调解中的职权
1、调控行政诉讼调解的过程。行政诉讼调解过程在法官的主持下，通过其直接、深入、细致的教育、疏导工作，促使当事人各方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的纠纷解决过程。调解过程由法官和当事人共同参与，由当事人分别提出调解方案进行协商，或者由法官基于职权提出调解方案以供参考，法官从事实和法律方面为当事人摆明利害关系，当事人则从实现自己利益的角度综合考虑是否接受调解，这个过程是法官与当事人以及当事人之间意思交换的过程。在调解过程中，法官在调解程序中的具有主导作用，积极主动地介入并引导和促进协议的达成，实质上是法院代表国家对案件依法行使审判权的一种职能活动。
2、监督调解协议的内容。合法性审查是行政诉讼的核心，同时也是行政诉讼存在的灵魂。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后，需要双方当事人对法院进行相一致的陈述，由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这里的合法性审查是指在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通过调解的低成本、高效率，达到纠正违法或不合理行政行为，监督和促进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实现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的目的。
五、 结语
诉讼调解作为我国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法院行驶审判权的重要方式，也是植根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并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被证明有效的纠纷解决方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行政诉讼调解理应成为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措施，立法者应该顺应这种趋势，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赋予法官在诉讼中进行调解的权力，使调解活动合法化，通过调解，快速便捷的化解行政纠纷，消除官民矛盾，有效的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正确行使职权。
参考文献
1、 王养庆主编:《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可行性探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168页；
2、 杜万松主编：《行政诉讼中排斥调解理由质疑》。2003年（12）54-57；
第7篇：民事诉讼调解的原则和技巧范文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据交换；缺陷；完善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中外莫不如此，中国有“打官司就是打证据”的通俗说法，外国有边泌的名言“证据为正义之基础”予以佐证，实践中，中国一直以来进行的司法改革也从未离开过“证据”这一主题，2002年4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可谓民事诉讼证据改革进程中的里程碑，其中最为醒目的就是全新的程序性设计——证据交换。那么，到底何为证据交换、它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情况又如何，以及与国外相关制度相比，存在哪些缺陷，本文在与国外相关制度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提出一些具体的完善措施。
一、我国民事诉讼证据交换制度的立法背景及相关法律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交换，是指在诉讼答辩期限届满之后，开庭审理以前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当事人之间相互明示其持有证据的行为或过程。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化，司法改革也随之逐步推进。作为与国民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更是被广泛关注。我国引进证据交换制度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推行旨在强化庭审功能、强化当事人举证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必然结果。
证据交换制度最早产生于英美法系国家，并在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鉴于该制度在防止证据突袭、保证诉讼公正、提高审判效率和促进庭前和解的重大意义，以法、德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也相继引进了该制度。
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1201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规定的通过标志着在证据学体制上建立起中国民事诉讼证据交换制度。证据规定共有四条规定了证据交换制度。其中《证据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人民法院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后，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第三十八条规定：“交换证据的时间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据交换日相应顺延。”
二、证据交换制度的理论基础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英美证据开示制度促进和解的斐然业绩和超强功能是启示我国司法改革者建构证据交换制度的内在动力。然而，每一种制度设计，都有相应的理论支持，当然，证据交换制度的设计也不例外。证据交换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对其基本特征的揭示，也是这一制度发挥基本功能的支柱。
（一）防止证据突袭，平等保护当事人各方的诉讼权利，保证庭审公正
公平是证据交换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通过证据交换制度给当事人提供充分收集证据的途径，防止证据突袭，是当事人双方在诉讼武器平等的状态下展开诉讼的攻击和防御，展现案件的是非曲直，是人们对证据交换制度的期待。
在当前社会中，“证据突袭”更多时候被作为一种诉讼技巧，这严重影响了民事诉讼公正目的的实现。“如果当事人或律师的诉讼策略和技巧作为胜诉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在实质上就是对诉讼公正的一种亵渎。”
（二）整理、明确争议焦点，固定证据，提高审判效率
效率是一个与现代化伴生的命题，“迟到的正义非正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法院承载着“诉讼爆炸”似的压力，司法资源紧缺与案件数量剧增的矛盾有增无减，效率不可避免地成为诉讼制度的价值取向。
通过证据交换有利于法官迅速、准确地把握案情，整理、明确争议焦点，同时有利于对方当事人在审前了解相关证据，从而避免了案件审理一再延期，多次开庭，致使诉讼拖延的现象发生。
（三）促进当事人进行和解
通过和解的方式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当前主张“泛调解化”的时代，用和解的方式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是法院努力追求的目标。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双方当事人过于自信，往往对诉讼抱有某种幻想，偏执地认为通过自己掌握的证据能够在诉讼中取得绝对性胜利而忽视了对自己不理的诉讼后果。
通过证据交换，包括己方和对方证据的多少和“质量的优劣”及诉讼结果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将有利于当事人做出明智的选择。
三、中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据交换制度的缺陷
带着对英美法系国家中证据开示制度发挥巨大作用的羡慕，在“立法饥渴”的时代，法院面临巨大压力的背景下，我国引进了证据交换制度，尽管引进该制度的愿景是好的，然而该制度的设立与其设立时的设想却相距甚远，甚至到了形同虚设的地步。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适用证据交换的案件范围规定不清晰
对于依当事人申请启动的证据交换，我国《民事证据规定》只是说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并没有明确哪些案件可以申请证据交换。至于当事人的申请是一方申请即可还是需要双方共同申请我们也不得而知。而对于法院依职权启动的证据交换，则是限定为“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关于什么是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则没有一个明确的评判标准。
（二）主持证据交换的主体及证据交换的方式不明确
无论是英美法系的英、美国家，还是大陆法系的法、德等国的实践经验均表明，证据交换必须有主持者的存在，证据交换不免会陷入混乱无序，诉讼效率和诉讼公正要收到影响。《若干规定》规定主持证据交换的主体为审判人员，但这一规定太过笼统，对“审判人员”的范围，该条款没有作进一步说明。
关于证据交换的方式即法院在什么地点以何种方式组织证据交换的司法实践极不一致，有的在立案庭，有的在审判庭，还有的在书记员室；有些法院采用“听证式”，有些法院采用“开庭式”，还有法院采用“会议式”。
（三）证据交换的范围比较单一
国外证据开示的范围有多种，如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规定了笔录证言、质问书、要求提供文书和物证、要求自认、检查身体和精神状态五种。目前我国民事诉讼中只是采取书面交换一种形式，大多数情况下当事人不见面，只是由法官组织当事人相互交换，证据交换制度的和解功能很难发挥。我国的证据交换的形式单一，与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权利较少有关，现有的法律赋予当事人及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限不能满足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要求。
（四）当前的证据交换制度与现行的其他制度和诉讼当事人的诉讼心理不适应
我国的证据交换制度是从国外的证据开示制度中移植过来的，但是该制度产生、运行的历史、人文背景和法制环境与我国的法律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不能孤立地一味地追求证据交换制度自身的科学性。因为证据交换仅仅是庭前准备程序的一个环节，该制度的良好运作需要众多的配套制度和社会环境来辅助。
四、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据交换制度的建议
（一）建立法定型的证据交换，科学界定适用证据交换的案件范围
原则上与案件有关联性的证据都应属于证据交换的范围。但是，如何对这些范围进行界定，又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证据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同时证据在理论上的划分标准极不统一。《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依据该条的规定及借鉴美国的证据开示制度，该法条所规定的应当不公开审理的和可以不公开审理的条件可以作为证据交换的条件。即凡涉及国际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不应交换；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保密的，可以不进行证据交换。除此之外的证据，这要涉及到案件事实都应当包含到证据交换范围之内。也即证据交换适用于哪些案件，一方面应有法律明确规定，另一方面又要规定例外情形，这也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表现。
（二）明确主持证据交换的主体和证据交换的形式
根据《若干规定》的规定，主持证据交换的主体应是“审判人员”，证据交换具有实体审理的性质，显然不应该由助理法官和书记员来主持证据交换。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由主审法官以外的其它法官或者说预审法官来主持证据交换，理由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主审法官在审前过多地接触当事人，以免造成“先入为主”的判断，这种担心其实没有必要，因为证据交换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审理法官提前了解案件事实，明确争点所在。如果主审法官不介入证据交换，这个目的就达不到。另外，“先入为主”的说法并不是十分准确，“先入为主”本身并没有错，我们需要防止的是非公正的“先入为主”，也就是“偏颇之见”。就算设立预审法官，我们也不能保证预审法官不会进行“权力寻租”。通过分析和排除，还是由主审法官主持证据交换更为恰当。
（三）实现证据交换形式的多样化
相对于国外证据交换形式的多样化，我国证据交换形式显得极其单一，基本上只局限于书证，这毫无疑问会影响证据交换制度价值和功能的发挥，并制约证据交换制度在我国的健康发展。民事诉讼中，可以用于证据交换的证据应非常广泛，原则上除有特别的规定外，当事人持有、保管和占有的与案件有关的所有证据都应进行交换，这样，才有利于证据交换制度功能和价值的发挥，但是，由于法律规定不在不周延性，法院在诉讼实践中可基于当时人的利益，他人的利益，公共利益，司法利益之平衡，有权决定某些证据的交换与否。
（四）完善与证据交换制度相关的制度，推进法制宣传教育，转变当事人的诉讼心理
1、完善答辩失权制度
答辩失权制度是指在答辩期内不进行答辩将失去抗辩权的民事诉讼制度。它是维系民事诉讼诉答程序的重要制度。在美国和英国，证据开示制度与诉答程序是密不可分的。而我国民事诉讼中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诉答程序。答辩行为一直被视为一种当事人权利而非义务。这不但使得原、被告双方处在诉讼武器不平等的状态之下，使原告极易陷入被诉讼突袭的不利状态。同时，这也给证据交换的进行增加了障碍。
2、完善举证时限制度
首先，要严格规定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即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的证据，法官原则上一律不予采信。其次，考虑到我国目前没有实行强制律师制度，以及当事人自身举证能力的缺陷，应适当允许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新的证据。但是，新的证据必须做出严格而明确的限定。最后，法律还必须规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新的证据时，必须对自己逾期举证的“善意”进行举证。
另外，我国要继续推行普法宣传教育，增强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不断转变当事人的诉讼心理，从而间接地促进证据交换制度的健康发展。
五、结语
证据交换制度因其在审前程序中的独特价值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我国对其予以引进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我们不能为了引进而引进，而应该在引进之后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毕竟，任何一个制度都有其存活、生长的土壤，我们应在正确认识制度构建的理论基础之上，结合中国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以及司法体制来进行思考和积极实践，从而充分发挥其程序和实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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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M].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
第8篇：民事诉讼调解的原则和技巧范文
关键词：恶意诉讼；概况；成因；危害；检察规制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4-0163-01
1 恶意诉讼之概况
1.1 恶意诉讼的含义
对恶意诉讼的剖析，要注意从两个方面进行剖析。所谓“恶意”，一是“明知自己的行为违法，或会对他人的利益造成损害”，二是“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无合法或正当理由故意违法；“诉讼”则可以理解为提讼、诉讼行为或诉讼案件。因而，一般认为，恶意是指民事诉讼关系当事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或使他人受到损害，无事实根据和正当理由而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
1.2 恶意诉讼的特征
恶意诉讼与合法诉讼存在较大的差异，一般认为恶意诉讼具有如下特征：
（1）侵犯客体复杂性；（2）行为欺骗性；（3）目的隐蔽性。
1.3 恶意诉讼的分类
恶意诉讼在司法实践中的现实表现各异，一般认为恶意诉讼大致可以分为以下类型：
一是串通欺诈型恶意诉讼；二是捏造事实型恶意诉讼；三是玩弄技巧型恶意诉讼。
2 恶意诉讼之成因与危害
2.1 恶意诉讼的成因
恶意诉讼之所以产生，以下原因不容忽视：
一是法律规定的漏洞；二是诚信原则的缺失；三是调解制度的缺陷。
2.2 恶意诉讼的危害
我们之所以强调要对恶意诉讼的规制，在于该种行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具体体现如下：
其一，恶意诉讼侵害了他人权益。在恶意诉讼中，行为人启动诉讼程序的目的即为获取某种不法利益，这必然会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作为恶意诉讼的受害人，不仅遭受了应诉支出、误工损失等物质上的损失，同时还将承担社会舆论的压力，影响正常的工作与生活，造成精神上的极大损害，对于企业来说，还将遭受商誉的减损。因此，民事恶意诉讼给受害人带来的损害是巨大的，而且往往是无法弥补的。
其二，恶意诉讼浪费了司法资源。国家的司法资源是十分有限与宝贵的，对于每一个案件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恶意诉讼的存在即是对法律程序的不尊重，浪费宝贵的审判资源。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条件的规定是相当宽泛的，即使是一个标的很小的恶意诉讼案件，也会迫使司法机关投入巨大的力量。不断增多的恶意诉讼加剧了当前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的矛盾，严重浪费了本已有限的司法资源，危害较大。
其三，恶意诉讼损害了司法权威。恶意诉讼的行为人将审判权作为其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和达到不法目的的手段，严重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当法治建设致力于确立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时，恶意诉讼却无时无处不在挑战司法权威，使人们对诉讼制度的合理性产生信任危机，对诉讼程序产生怀疑。
其四，恶意诉讼破坏了社会和谐。当前我们正在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追求公平正义，恶意诉讼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产生了不稳定因素，加剧了社会矛盾，助长了不正之风。此外，一些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因遭遇恶意诉讼而对法律失去信心，容易采用法律之外的非法手段来寻求弥补损失、满足心理平衡，这是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大趋势背道而驰的。
3 恶意诉讼之检察规制
正如上文所述，恶意诉讼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损害了司法公平、司法公正，因而有必要对恶意诉讼加以相应的规制，检察机关作为唯一的宪法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机关，理应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监督职责，对恶意诉讼行为加以应有的监督与规制。具体而言，要注意到恶意诉讼规制的相关现状，提出有针对性的规制之策。
3.1 恶意诉讼规制之相关现状
立法是行动的指南，对恶意诉讼规制立法现状的考察，更有利于在司法实践中完善规制策略，提升规制效果。尽管新《民事诉讼法》针对恶意诉讼规定了一定的制约措施，然而从总体上而言，我国当前对于恶意诉讼规制的立法规定都显得抽象化、简单化、笼统化，不够具体化、明确化、系统化，在司法实践中难免会带来适用上的困难。此外，现行立法针对恶意诉讼的检察监督，均语焉不详，未能突出检察机关应起的作用，实为一大缺憾。
3.2 恶意诉讼之检察规制
鉴于恶意诉讼的多发性、危害性，有必要对恶意诉讼进行相应的规制，以期保障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运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民法通则》、新《民事诉讼法》，还是有关行政法规，在提及恶意诉讼的监督与规制时，大多强调法院的主导作用，未突出检察院应起的作用。人民检察院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时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第14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施法律监督。恶意诉讼作为一种典型的危害性诉讼行为，理应受到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与规制。
参考文献
[1]张海棠，徐晨平.恶意诉讼及其程序规制[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2，（5）：1.
第9篇：民事诉讼调解的原则和技巧范文
宁致远教授在《法律文书教程》一书中谈到法律文书的特点时说，根据法律文书的时效性和利害关系的直接性的特点，要求语言文字必须做到单一解释，否则有可能直接损害国家、集体或当事人个人的直接利益，严重影响文书所产生的法律实效。书是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审查的案件后对直接受理侦查终结的案件，经过审查后认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代表国家对被告人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时所制作的文书。书的制作是人民检察院行使国家公诉权，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依据，一经送达即产生法律效力，标志着公诉案件已经进入审判程序，其写作主体和格式都有特殊的规定，标题应分两行书写检察机关名称和文书种类，在标题的右下方写上编号，与状的格式有着很大的差别，一字之差，性质迥异，因此在拟写诉状的标题时，切不可麻痹大意，弄错了案件的性质。
二、原告的资格。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原告必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不是间接利害关系，因此哪怕当事人是无诉讼行为能力人，他的监护人也无资格越俎代庖充当原告，而只能在原告之后列出“法定人”的姓名及基本情况，正是基于此，在对原告身份情况的说明中，除姓名、性别、民族、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外，年龄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填写项目，据此可以直接判断其有无诉讼行为能力，其监护人是否已作为法定人代为参加诉讼，在写作民事状时，如果原告无诉讼行为能力，一定要在原告之后列出法定人的基本情况及与原告的关系，理顺当事人之间的内部关系。
三、被告和被告人的区别。
民事诉讼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称原告和被告，在二审程序中称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再审程序中称申诉人和被申诉人，在执行程序中称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不同的称呼表明当时正处在特定的程序中，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被告”和“被告人”虽一字之差，但表明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和所处的程序完全不同，根据刘复之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大辞书》的解释，被告人，是刑事被告人的简称，是指依法被控诉犯罪，并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告，是原告对立的一方，被诉侵犯他人民事权益而被法院通知到庭应诉的当事人。由此可见，“被告人”只能在刑事诉讼一审程序中使用，提讼的要么是“公诉人”检察院，要么是刑事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讼的可称“原告人”，在民事诉讼中提讼的不能称“原告人”），而“被告”则在民事诉讼中使用，，二者不可混用。
四、案由之有无。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案由即案件的内容提要。如果从这一宽泛意义上来理解，在民事诉状中诉讼请求前加上案由这一项，倒也提纲挈领，使案件内容一目了然。但法律专业领域对案由一词的解释趋于狭窄，笔者查阅了多种版本的参考书，对这一名称的用法有不同观点，但权威的解释是，案由指控告的罪名，即被告人所犯何罪，这一术语仅限于刑事自诉状和刑事附带民事诉状的写作中使用，而在民事诉状中一般没有要求案由这一项。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状的写作格式与民事诉状有差异，因此在民事诉状的诉讼请求中不应附有追究被告刑事责任的内容，以免混淆了案件的性质。
五、诉讼请求的数额确定原则。
诉讼请求应提出具体的数额，不能笼统地说“赔偿原告的一切损失”之类，这是没有争议的，但并不等于在提出诉讼请求时多多益善，比较切合实际的请求数额，不仅可以减收诉讼成本，降低诉讼风险，而且有利于法院的调解和双方当事人的和解，减少讼累。根据《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规定，案件受理费是以诉讼标的额为基数按比例收取的，如果数额过大，与判决数额之间的差额风险只能由自己承担，无形中增加了诉讼成本。在确定诉讼标的额时有如下参考因素：法律、法规、条例、规定、办法的具体标准，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水平，对方当事人经济承受能力，类似案例的判决等。
六、事实和理由的写作技巧。
从理论上说，法院审理案件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根据这一要求，状的事实部分应该详尽具体、重点突出，理由部分应该合理合法、论证严密。各大教科书在谈到对这一部分的写作要求时观点也是大同小异，似乎没有太多讨论的必要，但是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诉讼实践体会到，在实际的写作中，应考虑到诉状不仅是呈给法官的，同时还要送达对方当事人，因此还应该注意写作的技巧，不能一览无余，使自己在庭审的辩论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首先，从呈给法院的角度来说，为了使法官对案情有一个明晰的了解，在陈述基本案情时做到重点突出是必要的，但并不等于对某些关键的要素诸如时间、争议焦点等细节都毫无保留，虽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叙述得越详尽，法官对原告的陈述愈加相信就愈容易受到先入为主的影响，但这并不能对案件的结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庭审中的质证、辩论才是关键，因此有时对某些关键性的细节可有意模糊处理，以便在庭审辩论中诱敌深入，使其自相矛盾，从而一举击倒对方，使之无狡辩还手之力。
其次，从送达对方当事人来讲，由于被告在开庭前并不是必须提交答辩状，这样就使原告与被告从彼此获取的信息呈现出不对称性，虽然20__年4月1日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举证和庭前证据交换做出了比较具体的规定，以试图避免证据突袭对审判效率的影响，但在实际运作中，被告往往故意拖延举证时间，在举证期限截止日才提交证据，原告获取被告信息的时间较晚，后续的调查时间较紧，仍然处于不利的地位，加之对于证据的证明作用和对象在庭前并不要求说明，有些证据的意图不明，仍会影响原告的判断，因此如果单纯强调事实叙述的详尽具体，在笔者看来，是弊大于利，我们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灵活地把握信息披露的详略，不可一味强调详尽具体，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
再次，理由的援引，更不宜在诉状中具体披露，否则等于提醒对方当事人仔细研究原告方已掌握的法律依据，在庭前就暴露自己，使对方知己知彼，做好针锋相对的准备，在庭上反戈一击。至于证据和证据来源，虽然法律规定必须提交，但提交时的说明应能简就简，尽可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保留自己的杀手锏，在庭审辩论中占据主动。
七、法院的管辖问题。
民事诉状致送法院时，还涉及到法院管辖权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此案是否属人民法院主管，如果属人民法院管辖，又涉及到级别管辖、地域管辖等问题，为最大限度的节省诉讼成本、缩短诉讼时间、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判决，在选择受诉人民法院时应该细加权衡斟酌。例如，产品侵权赔偿案件，被告所在地、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的法院都有管辖权，选择哪一个法院对原告最有利，就需要综合考虑。
以上所述，是从民事诉讼实践的角度，对民事诉状写作中实际问题的粗浅探讨，以引起大家从实践层面关注诉讼文书写作的重视，使诉讼文书写作研究不至于停留在纯理论研究上，从而给写作实践以更大的帮助。
钱雄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