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乡土文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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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农村乡土文学范文

虽然新课改要求学生处于教学主体地位，教师处于引导地位，但是受到传统教学的影响，教师还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学生发散性思维。城镇学生接触的事物大多会通过网络及教师介绍，很多事物都需要教师详细讲解才能有所体会，农村学生则不同，他们有更多机会见识作文素材。比如，学生更能体会乡土地理、民风民俗、传统文化、生产和生活经验等。虽然农村缺少城镇的花天锦地，缺少街道的车水马龙，但学生们可以自由观赏广袤自然，体会风吹麦浪的美丽场景。这样就形成了学生生活味更浓，对人与人间的情感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再比如，农村生活注重对传统文化及传统习俗的继承，而善良、淳朴、热情、坦诚、率真的人性光辉在城镇中比较难找到。学生只要抓住这些特点展开作文练习，不仅能够在写作文时占据主体地位，还能够培养自己的优秀品质。写情，农村学生更有机会体会到与周围人的冷暖交际；写景，农村学生有更多机会体验大自然情怀，体验不同季节的明显变化。

二、乡土题材开发为农村中学作文教学注入了活力

农村学生生活在自由广阔的环境中，因此有着丰富的生活体验，生活中田野风光、简朴民居等都是很好的作文素材。因此，在实际写作中，教师不必刻意准备教学资源，只需让学生熟悉生活、体验生活即可。

1.乡土题材开发有助于培养学生开放性思维。学生从不同方向观察事物，结合平常事物特性，自然会写出不平常的作品。例如，在写景作文中，以农村建筑为例写作文。只要仔细观察便可发现，农村建筑有众多特色，首先是屋顶，有羽翼式、平顶式、半斜坡式，不同形状屋顶有不同作用。其次是梁的构成存在多种形式，每种组成形式都有其独特功效。由此可见，即使仅仅以农村建筑为题材即可写出多篇文章，关键在于用心发现。

2.乡土生活实践有助于提升学生作文别样情感表达。众所周知，写作过程中最能表达感情的是自己对某件事物深有体会。举例来说，农家技艺并非看到的那样简单，学生通过自己实践后便能有深刻体会，写出的作文也更具情感，而非强硬拼凑出来般毫无生机。

3.乡土丰富语境有助于学生作文语言提升。农村中众多歇后语、俗语等都是丰富的写作素材，将这些素材有效运用就能使学生写作语言走向凝练与优美。

三、结语

第2篇：农村乡土文学范文

关键词：乡土精神；乡土文学：现代意识

中图分类号：120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2-076-02

一、乡土文学的起源

中国是一个负荷了沉重的乡土精神的国度，五千年的文明实际上就是乡土精神不断完善的文明。二十世纪乡土文学以一种富有现代意识的眼光，立足现实，反思历史，洞悉挖掘乡土文化精神，透视展现民族、时代的风骨神韵，形象地表明了我国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具有超常的再生力。

“乡土文学”这个概念是鲁迅三十年代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首先提出的。鲁迅是这样提起的：

寨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anDes)所说的“侨窝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许钦文自命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的。再看王鲁彦的一部分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许钦文是极其两样的。许钦文的苦恼是失去了他的“父亲的花园”，他挺烦冤的却是离开了天上的自由的乐土!还有湘中的作家黎锦明，他大约是自小就离开了故乡的，在作品里，很少有乡土气息，但蓬勃着楚人的教感和热情。

茅盾在一九三六年二月曾特意撰文论述“乡土文学”，他刊载在《在召文学》六卷二期上的《关于“乡土文学”》中是这样写的：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象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然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膺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给与了我们。一个清晰的眉目。

在笔者看来，所谓“乡土文学”，是根源于乡土，是关于乡土的文学。它是作者以浓郁的乡情抒写乡土这一特殊地域里的人情世态，风俗习惯及地理自然环境，并通过这一独特的生活环境，再现出时代和社会风貌。形式上她包括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视电影等一切文学样式。

这里，值得强调的有两点：一是乡情，二是乡土，所谓乡情，不能仅理解为怀乡之情，还应包括作者对故乡的热爱及对故乡传统陋习的憎恨。有人认为所谓乡情，即是怀乡之情，从而认为只有那些怀念乡土的文学作品才是乡土文学。这是对乡土文学的狭义理解。怀念乡土的文学固然是乡土文学，但那些“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文学，同样也应归于乡土文学范畴。所谓乡土，也不仅仅指家乡的某个村寨，它实际上可以指家乡周围在风俗习惯、地理环境相类似的一片地域。《辞海》中关于“乡土”解释为：“家乡，故乡。……亦泛指地方。《晋书・乐志下》：“乡土不同，河朔隆塞。”我认为乡土文学与“乡井文学”在题材范围上是大小之别，选材的着眼点不拘于故乡某一村寨，但也不是与故乡完全脱离地理联系的其它乡村，这样一来，就与一般农村题材的文学区别开了。从情感流注看乡土文学作者对自己笔下的乡土具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浓郁乡情，这是儿子对母亲般血肉相连的情感。而农村题材的文学作者对笔下的乡村却缺乏这种深厚的情感基础。另外，乡土文学其目的在于向人们展示故乡之美，传达自己对乡土的强烈的爱憎和怀念之情，而一般农村题材的文学往往缺乏这种强烈的感情因素的灌注。二、乡土文学的现状与发展

作为一大派别和一种文化形态，乡土文学发展中自觉融汇了多种经验以强化个性，无论在生成还是体式上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艺术规范，亦即有别于其它文学现象的自身独特性。

究竟什么是乡土文学内核呢?乡土文学最主要、最特殊、最宝贵的价值质点和审美品格是满熏着土气，这种土气就是指家乡的地域特性，包括地方风物(山光水色、历史名胜、文化遗迹、地理气候、农事耕作、房屋构造、院落格局等)、风尚习俗(守教信仰、村规民约、家风家纪、婚丧嫁娶、节日礼仪等)和世态人情(社会世态、伦理道德、情趣品性等)，展示出异国他乡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风俗画、风景画、生括画。

鲁迅作为乡土文学的始祖，写下了许多乡土文学的名篇，展现了故乡浙东小镇一带的风物、习俗、人情。《孔乙己》中曲尺形的柜台。下酒的盐煮笋、茴香豆，长衣衫短衣帮不同的温酒方式，《祝福》中“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杀鸡宰鹅的祝福习俗，《阿Q正传》里的土谷祠、春米场、“龙虎斗”，《社戏》里的戏台、乌篷船，《风波》里用称的斤数命名等等，不胜枚举。赵树理从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开始，几乎篇篇都是家乡太行山区的风俗画，甚至连地名都充满了乡土特有的风韵，青龙背、龙脖上、柿树腰、红土坡、刘家坟、山神庙、旗杆院、刀把地等，都散发出黄土高原特有的山村气味，加之老赵对家乡农民吃住穿戴、起居往来、婚丧嫁娶、民间节日等风俗人情的精致描绘，更加强了作品的乡土气息。

由此看来，乡土文学主要偏向于描绘地方风习以传达独特的“土气息泥滋味”，这同时也构成为乡土文学特色的一个外在标志。一般地讲，所有文学作品都是或多或少地描绘了某些风俗习惯，攀写了各种山川景物的，难怪作家孙犁因此要坚持认为“就文学艺术来说，微观言之，则所有文学作品，皆可称为乡土文学川了。这样一来，就要以这种一般性消解、否定乡土文学的存在，我们必须特别做出明确区分，不能让那种一般性消解和否定了乡土文学自身所以能够存在的独特性。这个独特性就是乡土文学与一般也写乡土的文学相比较而显示出的差异性：乡土文学把展现特有的乡土色彩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和独特艺术追求，或者说作为乡土文学存在的灵魂，而不是像一般文学那样把乡土文学这一自觉追求仅仅当作某种点缀。刘绍棠在谈到这一区别时，曾将自己的创作同浩然作了一个比较，结果发现“浩然主要写京东山村，反映农村的重大变化：我主要写京东水乡，描写农村的风土人情”。二者的艺术视角与分野是截然不同的。无独有偶，孙犁、汪曾棋也是典型的乡土文学大家。在《风云初记》、《铁木前传》、《大淖纪事》、《受戒》这一类优秀篇章中，我们看到诸如战争、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等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已经被笼罩上一层淡淡的、甜甜的、柔美的诗情画意的轻纱，清新的田野的风和隐约的牧歌曲调营造了一种极美韵致。

三、乡土文学的主题思想

“五四”时期西方人道主义思潮广为流行，加之传统文人鄢种关心国事民虞的社会忧患意识，对苦难的体察成为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中最常见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它的出现，既是对于乡土中国苦难的反映，同时也是苦难深重的乡土中国在新时代中觉醒和奋起的标志。芷是因为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有了尊重和维护个体生命权利的现代观念，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意识，才注入了新的生命，焕发了新的光彩，跃升到新的层次，于是才有了现代作家对农民和其他下层劳动者非人处境的敏感和关注，才有了对于造成这些悲剧的社会环境的愤怒控诉和严正抗议。

第3篇：农村乡土文学范文

关键词乡土文学 女性形象 意识觉醒

一、封建文化下深受迫害的女性形象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可以说是苦命的代表，受尽了封建礼教的压榨。婆婆狠心的出卖，改嫁后丈夫却又意外的死亡，儿子也丧生狼腹，本就已丧失精神支柱的她在遭到人们的歧视后愈发的凄苦无助，最终于鲁镇一年一度的“祝福”的鞭炮声中，惨死在街头。

这样的女性形象并不是个例，而是真真实实的发生在许多农村女性身上的悲惨历史。他们遭受着沉重的压迫，但是都缺乏反抗精神，或者说都无力反抗。

而鲁迅先生这样痛恨封建礼教，重视农村女性命运的原因也与他自己息息相关。正是他的原配朱安，使鲁迅体味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命运的荒诞，刺激他与传统彻底决裂，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反抗封建礼教，与命运进行‘绝望的抗争’。

我对朱安是抱有很多的同情心的，特别是她说出的那句：“我也是鲁迅先生的遗物啊。”总是透露着无限的凄凉。她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错误，在两个年轻人根本都不认识的情况下，由双方父母做主，定下了决定朱安一生命运，并给鲁迅和朱安带来痛苦终生的婚姻大事。所以在具有新思想新文化，而且规避了裹脚等封建陋习的许广平面前，朱安败的彻底。然而即使鲁迅先生从未表现出爱朱安的情绪，从小被灌输“三从四德”观念的她无可避免的具有农村女性的软弱以及对男人的依附性，她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儿一点儿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在此不得不提及的还有深受鲁迅影响的萧红，她的作品中感人至深的是女性的文化处境及其命运，所有的女性人物几乎都是悲剧的结局，在阶级压迫下的乡村妇女是最悲惨的一群。

她笔下的“王阿嫂”——一个贫穷的佣工孕妇，丈夫被地主烧死，独自带领一个养女小环生活，被地主殴打之后，在地头早产身亡，五分钟以后，刚出生的婴儿也随即死去。小说中有这样一个场景：王阿嫂拾起王大哥的骨头来，裹在衣襟里，她紧紧地抱着，她发出啕天的哭声来。她这凄惨沁血的声音，遮过草原，穿过树林的老树，直接到远处的山间，发出回响。这是何等的悲哀啊。而罪魁祸首的张地主呢，却是提着苍蝇拂，和一只阴毒的老鹰一样，调着他有尺寸有阶级的步调从前村走来，用压迫的口吻说着“一个疯子死就死了吧”，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和农村尖锐的阶级对立得以深刻彰显。

二、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女性形象

随着时代的进步，乡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也变得愈发丰满起来，特别是在20世纪的新时代，乡土文学蓬勃发展。

路遥的《人生》可以说是以高加林与巧珍的爱情悲剧为主线的。我本人真的特别喜欢小说中所塑造的巧珍的形象，她具有农村女性的所有美好品质，同时又善于接受新的事物。她的爱情可以说是无比善良的，她就如同初见胡兰成的张爱玲，卑微到尘埃里，但心里却又欢喜的开出花。她担心高加林外出谋生后会忘记他，但为了他的未来，她支持他，即使是在高加林提出分手的时候，巧珍也强忍住内心的难过，告诉他人生地疏，多加操心。她和黄亚萍的最明显的区别就是黄亚萍是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黄亚萍在刚踏上工作岗位时，由于人生地疏，再加上她的傲性子别人又不好接近于是倍感孤独，是在副食部门工作的张克南一直守候在她身边，对她的话也是言听计从。此时高加林正在农村当着农民，所以黄亚萍只是“渐渐受了感动，接受了克南对她的爱情”，他的内心其实并非真正喜欢克南。而在后来，当高加林当上县委通讯干事进城工作后，她又发现克南的分量远远比不上加林，所以她又毅然的放弃了克南。这种利己主义的爱情观，是不正确的，就像你有权利选择金钱也有权利选择爱情，但是你不能选择了金钱又想要爱情。 巧珍她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并且克服了村民们的那么多闲言碎语，为了高加林挺身而出，这对于一个乡村女性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但是高加林最终还是放弃了巧珍，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读完这本小说之后你会怨恨高加林太过狭隘，他从心底不愿“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他一心向往城市生活, 并且把自己对城市文明的追求和农民的位置、养育他的土地相对立，而以为摆脱农村，进入城市才是唯一的出路；然而你也会觉得这场悲剧的过错并不全在他身上，他的内心是爱着巧珍身上的这种自然的美的，但是同时他也要承受着来自恶劣的乡村环境，封建陈规陋习和城市人的高傲所带来的痛苦还有屈辱。而巧珍她虽然有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但也有自己的人性弱点，她把自己置于高加林的附属地位，理想之光幻灭后，她以无爱的婚姻表示对命运的抗争，恰恰重陷了传统道德观念的桎梏。

在《秋菊打官司》中，秋菊她作为一个山里的女人，没有多少文化，却非常固执的寻找自己的价值和尊严，那么倔强的要求有个说法，这实际就是她那种自尊、自重、自强精神的表现。

影片中的秋菊在外形上是一个很传统的农村妇女形象，电影中有一个特别经典的镜头：在人来车往的城市街道上，秋菊一身廉价破旧的大红袄子，包着一根绿色头巾，双眼迷茫地看着四周。而她周围的行人衣服都色彩绚丽，款式新潮…我认为作为一个农村的女性，心里总归是会对新事物产生一定的畏惧，而她却一次次踏上了这条漫漫的诉讼长路，从乡镇到县里再到市级，她一次次的选择去面对这些新事物，原因就在于她对村长将钱扔在地上这种不尊重自己和没有歉意的行为产生了申诉到底从而维护自己权利的意识。她意识到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影片中，秋菊与丈夫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丈夫从开始病怏怏的躺在床上，到后来“蜗居”在家，始终没有走出自己的小家庭，始终都没有去为改变自己的处境做些什么相反的还在劝说秋菊算了吧，灌输一种我们也不能怎么样的思想。反而秋菊是作为这个家与外界沟通的纽带，不断往返于大山与城市之间。但同样的，秋菊也具有自己的人性弱点，她所想要的“说法”，并不是真正从国家法律的层面来讲的带来自己想要的正义，相反这种“说法”使得秋菊更加的困惑，从而对国家法产生一种敬而远之的心态，这就必然使得国家法很难“送法下乡”，使得普法工作更难。

傅里叶曾说过，某一时代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走向自由地程度相适应的。通过对乡土小说女性形象的变化的分析，我们不仅可以窥视一个国家的经济兴衰、政体沿革、伦理流变、社会发展，也可以探究一个民族人民的文化心态和思想历程。随着时代的进步，乡土也在随之消逝，近来的乡土文学很多都是在向逝去的人或物做一个集体追忆，对故乡的回望。乡土文学不能任其消逝，而应得到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之一瞥》，蒋玲凤，2013，华侨大学

第4篇：农村乡土文学范文

“乡下人进城”这一类文学描写，已经成为现实“底层写作”的重要部分。粗粗算来，仅2005—2006年，《文学评论》当代部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与评论文章就有十来篇，像2005年第一期，南帆的《启蒙与大地崇拜：文学的乡村》，徐德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同年第四期，丁帆《“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2006年第二期，轩红芹的《“向城求生”的现代化诉求——90年代以来新乡土叙事的一种考察》，第三期，邹贤尧《现实介入与底层书写——先锋诗歌的另一面》，第四期，南帆的《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还有多篇对这一类题材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与评论，这还不包括有关乡土文学的历史研究。《文学评论》是一份集古代、现代、当代和理论为一体的文学研究综合类刊物，《文学评论》当代部分每年发表的文章，字数大约在三十五到四十万之间。近两年，关于“乡下人进城”和“底层写作”的论文，约占当代部分总字数的百分之二十几，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而且这些论文几乎全部属于自然来稿，也就是说，不是编辑部“命题作文”，更不是上级动员、领导号召的人为所致；研究者的关注与视角是一种不约而同的集中呈现。

这种社会学意味的考察表明，现实主义仍然是当前文学最富于魅力的特征之一。继承新文学勇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直面现实”的传统，这一时期描写底层生活和“乡下人进城”题材的作品，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又有所不同，尽管有些方面是相似的。比如作者的生活经历，多是由乡村而城市，由出身农家而为知识分子或城里人，如鲁迅所言：他们“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然而，明显的差异是他们的作品更表现出一种文学想象的力度。这一点与鲁迅当年对乡土文学作家的形容：“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的” [1]已十分不同，甚至在风格上有一种文野之分。

如果说二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在“美丽的乡愁”里往往带有浪漫的想象和儒雅的气息；那么现实有关“乡下人进城”的“底层写作”则显得更为粗犷，甚至有以“经济的和的”刺激性描写来豁人眼目。或者说，作品试图调动更为强烈和刺激的艺术手段，宣泄写作者的不平、愤懑、惶惑与焦虑。这种表现风格也许更符合现实主义的原意，因为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哲学观念，它的“总体特征是批判性的”，而与富于感伤的浪漫的美感格格不入。在伊恩·P·瓦特看来，相对西方以往文学传统中那些民族迁徙或英雄史诗，相对那些善恶有报的甜蜜的故事传奇，现实主义文学另辟蹊径，“经济的和的动机被给予了至尊地位”，如果换一种说法，就是对社会生活令人压抑的本质进行了批判的、悲剧性的揭示，并由此和古典的、浪漫的文学划开界限[2]。

着眼于作品风格的差异，不是说过去的现实和当前的现实哪一个更值得批判，而是想说，作为一种艺术风格，作家的艺术冲动来自何方？上个世纪30年代，与乡土文学同时取得成就的，是社会学家对乡土社会的认知：“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殊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3]从那时起，文学作品不断描写“乡下人”，也就是现代社会为传统中国人心理上带来的变动。城市不再是乡下人梦想中的天堂，而故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所在，身份变异使人物心理处于虚空状态。对这种失落感和落寞的人生意绪的描摹，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留学生文学”。查建英用安徽小保姆来比喻她的小说《丛林下的冰河》中的主人公，在当时“出国留学生”十分光鲜的表象背后，其实心态却很像在北京生活的安徽小保姆，城里人不理解她，把她看作“土气”的乡下人；如果回到乡下，原来的生活方式她也适应不了，换句话说，她已不再为故乡所接受了。

这样的比喻仍旧带着比较温婉的气息。随着都市化进程加剧，现实乡村城市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读书，“学而优则仕”，不再是乡下人摆脱农村的独木桥和唯一出路；不仅学校扩招，大批农村青年通过打工、就业等各种渠道流向城市，即使留在当地，乡村的城镇化改造也在急速进行。这一切彻底结束了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使“城市包围农村”，改造农村的模式，在努力实现现代化和人生而平等的旗帜下大刀阔斧地得以实施。然而，人就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动物，物质生活提高并不意味着人的幸福指数也相应提高。有资料说，1959年7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到苏联访问，在苏联电视台发表演讲时，趁机宣扬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性，他对苏联观众说，美国人拥有5600万台电视机，有3100万美国家庭购置了自己的住房，他们每年能添置9套正装和14双鞋子。在美国，供人们选购的房子可以有近千种不同的建筑风格，而且这些房子多数都比电视演播室还要宽敞。但西方学者对此却说：“物质的进步是如此令人炫目，然而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不太明显的、令人困惑的现象，那就是西方各国普通民众对自己身份的焦虑不断加剧，他们越来越在意自身的重要性、成就和收入，对此，尼克松在对苏联人演说时却只字未提。”[4]在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无暇顾及或有意忽略的地方，文学却将个人身份的焦虑问题，通过乡下人进城这样的表现方式，醒目地掷于社会读者面前。

传统文化观念讲究上天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即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5]。或者说，在传统社会，无论做工、务农、经商、从戎，各行各业的社会地位由出身或先天决定，一旦获得就不易丧失。而“现代社会的身份主要取决于经济成就，身份的得失非常不确定，致使人们经常处于焦虑状态”[6]。描写乡下人进城的作者，未必就是正在建筑工地的农民工本人，也许有这种情况，但不很普遍，因为他们必须通过自己所从事的劳动来维持生计，无暇顾及其他。而且将他们的生活表现得如此富于力度，恰恰是作者把自身的内心焦虑与抗争表现了进去，使作品具有更为普遍的感人效果。其中，粗犷的写作风格表现出现代生活真实的一面：这里的生活并非只有“小资情调”的滥觞；充满了生命力的较量。这不是指人体力和智力作为资本付出的较量，而意味着一种思考的力量，在社会急速发展、人们唯恐跟不上潮流的时尚化趋势中，仍然保持思想的定力，不乏对现实生活和生命本身冷静的判断和理解。这也是我赞赏“乡下人进城”文学的理由，它为都市文明抹下一笔鲜亮而刺目的颜色，提醒人们看到，在“历史终结及最后之人”的后面，还有不屈从现实的人性意志。

参考文献：

[1] 参见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且介亭杂文二集》。

[2] 参见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三联书店，1992年。

[3] 《乡土中国》，第1页，三联书店，1985年。

[4] 小贝《身份的焦虑》，《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12期。

第5篇：农村乡土文学范文

【关键词】 农村中学　作文教学　指导策略

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农村中学生相对城市中学生而言，生活中所接触到的新鲜事物相对较少，眼界狭小，可供阅读的书籍匮乏，使学生的知识容量也相应变小，这是农村学生作文水平普遍偏低的主要因素。其次是家庭教育的欠缺，父母的文化水平低，不能为孩子的写作创造良好的氛围。如何提高农村中学作文教学的质量，走出农村中学作文水平低的瓶颈，让农村中学的作文写出特色，形成风格，农村语文教师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

1　采集民间文化，培养乡土情结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地方民俗文化底蕴丰富，涉及民风、岁时节俗、民间花会、民间的音乐、舞蹈、歌谣、戏剧等众多方面，这些极具特色的文化生活，就在同学的身边。在学生采访搜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取精华去糟粕，充分汲取地方文化的营养，获取当地民俗风情等传统文化知识，为写作积累丰富的素材，拓展写作的范围。

2　利用校本课程，认识乡土文学

常言说：它山之石，可以供玉。教师可充分利用校本课程，有目的的向学生推荐古今中外描写乡土生活的散文，通过大量的阅读，让学生体会农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犁田放牧等都可以走进作文中，我们身边从来不缺少写作的素材。当然，阅读优秀的散文，其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意境，精巧的布局等无不给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3　写真事，诉真情，体现乡土特色

亲身经历的事情，直接接触的人，亲自去过的地方，稍加回忆就历历在目，容易写得具体生动。道听途说的材料写进文章，容易露出破绽。农村作文教学只有立足于农村，让学生描写自己熟悉的农村生活才能走出困境。农村的世界虽是朴素的，但只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同样能发现农村区别于城市的独具魅力的闪光点。因此，农村中学生应多留心自己所处的环境，应多观察身边的独具特色的人、事、物，随时随地积累写作素材。

4　观察农村景色，了解自然景观

农村孩子从小频繁地接触大自然，对大自然有着丰富的感性认识和深厚的感情。蓝天白云、落日晚霞、青山绿水、村落炊烟、花草野果……这一切无不烙上了农村的印记，又无不给农村孩子以美的熏陶。如：大诗人陶渊明能在归隐之后的田园生活中写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流传千古的佳句，足以说明只要认真观察，这些就可为他们描写田园生活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源泉，奠定抒写真善美的基础。我们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独特的发现不会送到你的身边，而是用“心”观察，用“心”感受和体验。所以，为了配合写作教学，教师应该经常组织学生开展走向生活的活动，如到工厂参观，到野外踏青，到田间采访，到菜场、乡下观察，然后组织笔会，互相交流习作。这些活动，激发了学生的写作兴趣，丰富了生活积累，自然也产生了许多佳作。

5　体验农村生活，丰富写作素材

农村学生在家乡也别有一片天地，上树摘果、下河摸鱼、爬树粘知了，这些趣事会给孩子们留下美好的印象；拔草喂兔、放牧牛羊、锄草间苗、插秧施肥等劳动实践也将给学生带来深切的感受。让学生以日记或作文的方式记录这些丰富多彩的生活感受，这就为学生的习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农村中学生在节假日常要帮家长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或农活，这就是他们体验农村生活、积累写作素材的大好机会。因此，在教学中，语文教师应鼓励学生把做家务、干农活的过程写下来，把观察到的有意义的场面记录下来。在教学中，语文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讨论：在劳动中，你是怎么做的？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谈论之后指导学生写出文章，这样既学到农技知识，又扩大了写作范围。

总之，要走出农村中学作文教学的困境并非易事，它需要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老师们应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村中学学生作文的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探求新教法，让农村中学生的作文写出新意、写出特色。同时，广大农村中学生也应自觉地扩大知识面，丰富阅历，拓展写作题材，勤于练笔，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作文水平。只有这样，农村中学作文教学才会创出一番新天地。

参考文献

第6篇：农村乡土文学范文

关键词：赵本夫；《无土时代》；城市化；乡土文化；文化冲突；叙事者；反城市主义

中图分类号：124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1-0166-05

赵本夫以《卖驴》《天下无贼》等作获得了读者的关注。其小说创作主题一直关注现实问题并有着自己的思考。新世纪以来的“地母三部曲’一《黑蚂蚁蓝眼睛》《天地月亮地》与《无土时代》共计80余万字。如作者所说，《黑蚂蚁蓝眼睛》写的是文明的突然断裂，《天地月亮地》写文明的重建，而《无土时代》写的则是对现代都市文明的追问。但《无土时代》(2008年)实难归纳为乡土文学或都市文学，如果可以的话，倒是在文学体裁上与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有着神似之处，即它是一则文学寓言。不过，就《无土时代》而言，关注的是乡土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文化冲突与叙事者文化心理根植的问题。

一、“无土时代”的城市化隐喻

赵本夫《无土时代》中的“木城”只是一座寓言化的城市。小说标题为“无土时代”，而小说中的城市却叫“木城”，在此意义上，如果“木”没了“土”，那“木城”只能是枯萎的“死城”，因而“无土”的寓意所指，即中国在城市化发展中，人类越来越远离土地与自然的事实。城市皆为人造，而“人造”却与“自然”相对。小说中的木城人失去了对土地的记忆，花盆则成了他们对土地和祖先种植的残存记忆。木城人对季节、夜晚、方向的感知麻木，这与贾平凹《怀念狼》《白夜》的叙事主题非常一致。小说在虚与实、抽象与具体、城市与乡村的构想中，“木城”指向的是文化生态的理想之城，否定的是纯粹的人造水泥森林。小说中写到“大地是城市的本源，是城市的祖先”。在对大地宗教感的原始崇拜中，作者认为“关注大地，就是关注人和大自然的关系，关注大地上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关注文明对大地的影响和文明进程中人性的变异”。

“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中国”是对中国农耕文化传统的总体概括。在中国城市化发展中，从“乡村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变，促发的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心灵的阵痛与调适。就《无土时代》而言，“无土”离“乡土”与“故土”渐行渐远，在都市的喧哗与躁动中，乡土故园似乎成为边缘的沉默风景。不过，就《无土时代》的文化价值诉求与定位而言，显然与“寻根文学”有着文化心理的潜在共通性，其“向后看”的心理动机是“未言明的反城市情绪”，理论资源是“农耕文化――心理结构”的“积淀说”，小说叙事形式上的空间与时间的“置换”，使得‘时间的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空间虚化’的前提，因而具有超越空间的因果关系上的优先性”。小说通过草儿洼方村长由乡进城的“乡村见证者视角”与“城市访客”的“陌生化视角”，一方面叙说了乡村社会正在失去“地气”与“人气”，另一方面，叙说了木城郊区苏子村正在“被城市化”，因而草儿洼与木城的时空意象的并置，在时间的“回望”中存有农耕文化的怀旧情怀。

《无土时代》叙述主题与王安忆的《华舍住行》及《上种红菱下种藕》颇多一致。后者在抵抗现代工商业文明之际，营造了古典诗学的乡村时间，继而在时间的对抗中寄寓着人类永恒的乡愁。不过，她也很无奈的“自我解构”到：“文学忒虚无了，我只能在纸上建立一个世界。”同样，与贾平凹的《土门》相比，后者的“仁厚村”被城市化吞噬了，主人公梅梅虽然理智上认同了现代文明，但情感上却难以接受城市化给乡村带来的负面影响，她只能在“母亲子宫隧道的尽头”才看到“神禾塬”。“神禾塬”只是重返“玄牡之门”的诗学构想，因而“土门”不过是乡土之门、家园之门的代言词。从词源学上说，“门的最原始的意义是家园”。“门”又称“户”，户即“护”的本字，因而家园的“门”意味着“防卫”与“保护”之意。它与“人造之城，’相比，“土门”存有农耕文化的自然胎记。其实，“土门”意象并不新奇，陶渊明《桃花源记》云：“从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在隐喻性解读中，“桃花源”的“便舍船，从口入”何尝不是重返“母亲的子宫”呢!因为“世上的人无时无刻不站在门的里边和外边。通过门，人生的自我走向外界，又从外界走向自我”。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以《无土时代》为代表的“无土时代”家园主题的叙事，从“无土”转向“有土”的重返大地自然，其实是在敬畏自然的心灵法则中，寻找人类精神家园的诗意栖居地。

二、“无土时代”的反城市主义话语

从叙事学角度说，无论叙事者如何伪装自己，但本质上都是第一人称在说话。巴赫金指出：“艺术家为形成确定的和稳定的主人公形象而进行的斗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他与自己的斗争。”在“离乡一进城一返乡”的空间迁徙中，“木城”的天易已不再是“草儿洼”的天易，作者将其分裂成天易、柴门、石陀三个人物面影的扇面，但在精神血脉上都还是草儿洼的后裔。小说在扑朔迷离的“探秘”过程中，石陀这位“木城隐形人”的真实身份最终得以解蔽，即“天易=石陀=柴门”，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种植情结”，因而，寻找“石陀”的过程也就是寻找农耕文化记忆的美学历程。

(一)石陀的精神面影

石陀在政协会议上建议“拆除高楼，扒开马路”，如是话语无非是“反城市主义”的集中体现。进城后的天柱和天易，他们都有极强的“种植情结”，这无疑是眷恋农耕文化的体现形式。特别是石陀深夜身穿蓝布长布衫，在僻静幽暗的城市街道开凿水泥路面，俨然是木城的“文化守夜人”。从认知叙事学上来说，石陀为什么是在夜里而不是在白天开凿路面种下谷物呢?实际上，行动时间的“黑夜”与地点的“僻街”之选择，无不体现出他思想上的激进与行动上的退却，因而“反城市主义”终究还是文化心理层面上的。当然，石陀身为政协委员，其政治身份的“边缘”与“游离”，就已在权力话语的罅隙中表明他只有“建议权”而无“主导权”。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石陀的做法是否就具有普世价值呢?‘嗔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是事实。但问题是，城市化难道就是社会发展的歧途?人类真的错了?其实，在小说文本中，叙事者是以“介入叙述”的方式担当了社会“立法者”角色，因而石陀、天柱、方全林等人物设置，不过是其心灵镜像的一个个投影。以小说文本为中心，从叙事者到作者，内中则始终存有一根未剪断的“脐带”，它的母体就是作者，作者在《天地人》一文中有着这样的心理自白，即“因为和城市生活保持着距离，不是不能进入，而是根本不想进入”。细想起来，“不能”和“不想”是两码事，前者

是“他者”因素的限定；后者是“自我”因素的心理排斥，体现的是“城市梦魇”与“乡土根植”情感对立的难以调和，美国学者阿诺德・柏林特在《培植一种城市美学》中指出：“工业社会的城市，到处都是缺乏特征的办公楼、商业区、市郊住宅和购物广场。这些地方并不生产标准化和无个性的居住者，而是产生一种普遍的不满。”

在人物意象塑造上，小说中的“天易几乎一出生就属于另一个世界，早慧而又愚钝、早熟而又懵懂，喜欢在夜晚追赶星星，在蓝水河里和奇形怪状的鱼们嬉戏，喜欢伏在地上谛听大地的呼吸”。因而他的“寡言”“木讷”“孤僻”“犯傻”“既是天才又是”等人物性格的雕刻，内中存有道家哲学“大智若愚”与“大巧若拙”之美。另外，天柱去龙泉寺拜佛，佛说天易与草儿洼的大瓦屋家没有俗缘，只有生身之缘，巧合的是，天易娘也认为儿子的出走是“天意”。根植在中国农耕文化传统中，如果说道是“修身”，佛是“治心”，那么天易在“身心双修”的佛道情怀中，无疑则是“身心分离”的颇具文化寓言意味的人物符号。小说中通过梁朝东的跟踪“探秘”，发现他深夜拿着玫瑰潜入了象鼻山，而不是公园、茶馆、酒吧等现代都市公共文化空间，因而，空间选择的别样，旨在叙说他在逃脱“城市白夜”的文化重压，向往的则是乡野自然的宁静与安详。特别是在城乡时空“交叉蒙太奇”中，天易娘的死、扣子与刘玉芬的出走、草儿洼的千年神龟的消失，以及以草儿洼为代表的“即将消逝的村庄”等意象，都具有文化寓言意味，因而在农耕文化的哀伤与巡礼中，隐喻的是一个时代的远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土时代》的叙事主题与沈从文《边城》中的翠翠外祖父的死与白塔的坍塌颇具异曲同工之妙，前者虽为城市化时代的寓言，后者虽为“第三世界文学”的寓言，但总体上都给人一种莫名的文化失落感和坍塌感。

(二)天柱的精神面影

木城的城市化将“方圆几百里的地方给毁了”，天柱认为“木城修造那么多的高楼是造孽”，于是他对进城的方全林村长说：“有一天我要把整个城市变成庄稼地。”在天柱眼里，城里人种花、种草其实是对祖先种植的记忆，就是木城的城里人，在他看来三代以前都是农民，因而“种植情结”不过是农耕文化记忆的一种本能。不过，天柱却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天柱的木城绿化队也是由草儿洼的农民工所组成。在“阴差阳错”“歪打正着”地将幻想与现实融为一体的小说叙事中，他们最终在木城种下了三百六十一块麦田，在这场窃喜、尽兴、刺激的种植劳作中，石陀就是其中的一员。小说的结尾，木城种上了高梁、小麦、玉米等作物，在双休日，木城的马路上行走的也是马车而不是汽车。其实，农耕时代的“器物”与“作物”的空间移植只是思想表现的感性形式，而作者所极力表现的恐怕则是农耕文化的心灵移植。小说中的“木城”是虚构的，《木城晚报》则是虚构的虚构，但就是在《木城晚报》上却刊出了两条惊人的消息：“其一：据一赶毛驴的老汉称，昨夜凌晨三时，数万只黄鼠狼在子午大道上集结，毛驴惊惧不敢前行。半小时后，黄鼠狼又突然消失了。其二：据网上报道，在中国的其他十多个大城市中，也相继发现了玉米、高梁和大豆……”因而，小说中的“城市田园”无疑是敬畏与亲近大地自然的文化心理表达。

(三)谷子的精神面影

自从天易失踪后，通过谷子的“探秘”视角得出，他曾去过小镇、山村、海岛、码头、沙漠、荒原等地方。基于自然景观与人造之城的对立，谷子的西行之旅，其实是石陀精神血脉的人。谷子在玉门关巧遇“女巫”与在阿坝偶遇“白衣老人”，他们似乎很清楚谷子在寻找石陀的踪迹，问题是他们怎么知道的?其实，这只是叙事者在“上帝视角”的“全知全能”中所虚构的文学场景，旨在突出柴门作为农耕文化幽灵的存在形式。西部景观如阿坝、黄河第一湾、九寨、羌寨、敦煌莫高窟、月牙泉、鸣沙山、玉门关、戈壁荒滩等，虽说地理景观虽有差异，但内中却有一个共通点，即都是远离喧嚣的、人造的都市社会，从而在都市逃离的远观中荷载古典气息的隐逸之心。在工业与后工业文明社会中，谷子心灵镜像的对西部的乡野、旷野的迷恋，特别是西部边地风景的高山峡谷、原始深林、积雪和冰川、大草地等，在叙事者“去粗取精”与“去陋取纯”的心灵淘洗后，业已成为“心灵避难所”的文化诗学空间。

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一体两翼”发展，现代化为“一体”、工业化与城市化为“两翼”，在“无土时代”的城市化发展中，人类却越来越远离大地、自然、乡村，主体的内在精神世界处于悬空的家园漂泊中，《无土时代》的小说标题显然是城市化进程社会特征的高度概括。有“城市化”就有“反城市主义”，这是社会现代化与审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不过，根植在乡土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无论是在文化心灵还是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反城市主义”都突出表现在对都市工商业文化形态的否定上，不过在否定之后又表现出对大地、自然、荒野的向往。在工业与后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的精神家园似乎永远“在路上”，或者说“生活在别处”。“无土时代”中木城人失去了人与自然、人与大地的生存和谐，不过也正是在不和谐中，人类有了家园意识的觉醒与复归，因而小说中“寻找”意象与乡野、荒野意象的“重复”，成了“过程美学”心灵净化的仪式。在纵向比较上，西方工业文明起步比中国早，但西方学者却认为“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不同的是，在乡土中国，积淀在文学之乡中的儒释道思想，山水诗意情怀、人格境界象征等，虽经五四以降的“启蒙文学”“乡土文学”“寻根文学”等审美现代性批判，内中有其“恶魔性”“迟滞性”与“劣根性”等文化陋习因子存在，审美主义“大用”使现代人的精神家园“托身得所”。

三、叙事者“城市”书写的文化心态

反观20世纪中国文学，自现代乡土文学伊始的鲁迅、周作人、沈从文、师陀等，到当代文学史上知青文学作家张承志、铁凝、王安忆、史铁生等，寻根文学作家韩少功、阿城、贾平凹等，再到“后乡土文学”的贾平凹、刘震云、阎连科等，以及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时代中“后乡村文学”作家的刘亮程、韩少功、迟子建等，在城乡情感结构上，身在都市而心系乡野成为其文化心理的惯常表达，文学镜像中的乡土故园、女性大地、自然田园等意象，几乎成了抵御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线希望，成了澄明人性、挽救社会的力量。在此意义上，小说家不是都市的颂扬者，相反却是其批判者。不过，在纵向比较上，英国历史学家罗伊・波特通过对伦敦城的长期研究，倒是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即“按照一种荒谬的逻辑，都市生活提供的益处越大，都市文人对它的诅咒也越多”。

在《无土时代》的文学寓言中，置身木城的石陀认为“城市把人害惨了，城市是个培育欲望和欲望过剩的地方，城里人没有满足感没有安定感没有安全感

没有幸福感没有闲适没有从容没有真正的友谊”。并且石陀假借柴门的话说“人类在发展史上最大的失误是建造了城市，那是个罪恶的渊薮”。因而“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离开乡野已经太久了，为什么不重回大地，过一种简单的生活?”特别是石陀在政协会议上说：“木城人所有身体和精神的疾病的产生都源于不接地气。”因为在水泥森林的城市中，“人和大地隔开了，于是才有了种种城市文明病，才有了丑陋的城里人”。源于木城不接地气，又远离自然乡野，因而作者构想了三百六十一块“城市麦田”。实际上，这种构想并不新奇，因为早在1983年，英国学者霍华德就在其《明日的田园城市》中写到：“事实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只有两种选择――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而有第三种选择。可以把一切最生动活泼的城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愉快的乡村和谐地组合在一起。城市和乡村必须结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进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因而霍华德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y)和“城市――乡村”(Town-City)实则是城乡文化整合后的理想之城，将城市社会与自然美景有机整合起来。在中国城市化进城中，文学叙事不乏霍华德“田园城市”的文学构想，如贾平凹《土门》中的“神禾塬”，“神禾源”其实就是一座“田园城市”，内中的社会场景是这样的：“一个新型的城乡区，它是城市，有城市的完整功能，却没有像西京的这样那样弊害，它是农村，但更没有农村的种种落后，那里的交通方便，通讯方便，贸易方便，生活方便，文化娱乐方便，但环境优美，水不污染，空气新鲜。”因而，《无土时代》中的“城市麦田”与贾平凹《土门》中的“神禾塬”，无疑都带有霍华德“田园城市”的思想印迹。

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理解《无土时代》的“反城市主义”昵?实际上，石陀的文化心理并不奇怪，因为20世纪的中国一直处于由“古典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变的蜕变中，即“中国这一百年来社会之变形，在基调上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然而社会形态的转变，并未带来文化观念的“与时俱变”，因为“传统中国文化一直强调乡村高于城市”。因而对都市工商业社会产生了“抵抗情绪”。林语堂先生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持续文化传统的最古老的国家。”固然何谓叫，国文化传统”?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自始到今建筑在农业上面的”，先生认为这种文化传统实质上是“五谷文化”与“土地文化”。因而，在数千年农耕文化的地基上，梁漱溟先生指出：“中国文化以道德统括文化，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德气氛最重，确为中国的事实。’根植在农耕文化传统中，重义轻利观念，再就是对人的文化身份的“士农工商”的惯有划分，如章太炎所说“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其入劳身苦形，终岁勤动”。[20[(314)这使得从农耕文明转向工商业文明进程中的“恐变症”并非个体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群体现象，因为“小农心态往往认为都市生活是‘腐化的’，而农村的愚昧则是‘民风淳朴’，因此一切都得还原到原始状态”。以农耕文化的道德依据为制高点，城市是万恶之源，因而，猜疑，有时是仇恨，尤其是道德义愤，经常表现出文学的“反城市主义”的思想倾向。反观“五四”以降的中国乡土文学，无论是沈从文式的乡土抒情，还是鲁迅式的乡土批判，乡土作家的“乡土根植”与“城市梦魇”心理紧张关系，使其惊骇与梦魇的，并非“城市”本身，而是叙述者对都市工商业文化形态的心理厌恶与恐惧，用作家莫言与刘醒龙的小说创作来说，就是“血脉在乡村一侧”是其文化心理的最终依据。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史上，很多作家标榜自己是“乡下人”“农民”“地之子”。问题是，既然那么痛恨、诅咒城市，那何不“返身回家”成为乡野村夫一员呢?对于此项疑问，西方学者萨缪尔哟翰逊的观点倒是有借鉴意义，即“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愿意离开伦敦的，一个对伦敦厌倦的人，对生命也就厌倦了；因为生命能付出的一切，伦敦皆有”。[22](336)在此意义上，《无土时代》中叙事者文化心灵向度上的“重返自然”与“重返乡土”，恐怕更多的是在强调他们的文化身份的归属感与家园归依感。不过，在对城市持有“敌意”与“质疑”之际，不妨看看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所提出的观点，即“如果(城市)最后的目的地只能是地狱，那么一切都没有用，在那个城市的底下，我们将被海潮卷进越来越深的漩涡”。如果要避免“地狱”带给人的痛苦，其解决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23](166)《无土时代》中对“城市文明病一c丑陋的城里人”‘城市暗”“烂街”等都市镜像的描摹，无疑是为石陀的“反城市心理”找到坚实的现实依据，用石陀的话说，那就是“城市错了，从垒上第一块砖墙就错了。城市是人类最大的败笔，城市是生长在大地上的恶性肿瘤”。其实，如是文化心理的再现，是叙事者农耕文化心理根植所带来的心理惊恐与文化伤怀。不过，“寻根文学”作家阿城曾说过：“一个民族自己的过去，是很容易被忘记的，也是不那么容易被忘记的。”因而，处于文化转型期的“恐变症”，用加拿大学者保罗・谢弗的话来说，就是“很难想象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或地方在坚持这种或那种方式的认同和文化认同时没有经历过惨痛遭遇。虽然就长期来说，这往往能带来积极的结果，但就短期来说，这往往是极为惨痛的经历和一个痛苦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第7篇：农村乡土文学范文

莫言的作品和他的面相一样，透着一股质朴且踏实的乡土味儿，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没有煽情的故事情节，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文字打动读者的心，引起共鸣。这种乡土味儿正是作品的民族指纹。台湾知名作家朱天心说，“莫言的书充满能量，他永远在生活现场”。这个现场主要在高密。从莫言的人生经历与笔下作品来分析，应该有三个“高密”：一是自在自为的高密，二是童年和青年时代记忆中的高密，三是作者想象中的高密。正是这三个“高密”共同组成了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在《白狗秋千架》中，莫言首次使用了“高密东北乡”这一乡村概念，也从此确定了他的创作背景。

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

“高密东北乡”既是莫言故乡的实际所指，也是莫言系列作品发生背景的文化代码，对莫言有着至高无上的现实与文学的双重意义。作为莫言的生养之根，莫言曾经这样写道：“高密东北乡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古老、偏僻而闭塞的高密东北乡，成了实现其雄心勃勃的文学计划的地方，正如托马斯·哈下的英格兰南部的“威塞克斯”地方，或福克纳笔下的美国南部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同样相似的还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描写的南美乡镇马孔多。这些作家通过对自己故乡的生活方式和一般生活状况的描写，传达了某种带普遍性的人性内容和人类生存状况，将一般的乡情描写转化为对人的“生存”的领悟和发现。在这个意义上，莫言与上述这些作家是比较接近的。这样就使得莫言的作品超越了一般“乡土文学”的狭隘性和局限性，而达到了人的普遍性存在的高度。

在中篇小说《透明的胡萝卜》中，一个大男孩，因为偷了生产队的一个红萝卜，被捉，为了索回那双三十四码的大鞋，能多穿好几年的大鞋，他当着数百名民工的面，向的画像请罪，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和凄凉感，以及小黑孩超常的感觉，都在高密东北乡的世界里回荡着。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生亦疲劳死亦心酸之后的《蛙》。是他的第一部社会问题的长篇，一部在“人类灵魂的实验室”里“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长篇。借助于书信的形式，莫言在打开叙事主人公“蝌蚪”的内心生活时，也找到了一种挖掘表现罪感心理和忏悔意识最为自由灵活的叙事方式，他酣畅淋漓的叙事话语由此指向了作家自身的负罪感，照亮内心的黑暗，反思共和国60年的复杂历史，让他的“高密东北乡”走向更为辽阔的审美空间，而不仅仅是地理和植被意义上的简单移植。

《丰乳肥臀》既是一部献给中国母亲的颂歌，也是一部饱含浪漫色彩和历史伤痛的小说。莫言想借助这部小说表达他对母亲和大地、对饱经沧桑、饱受蹂躏的20世纪中国人民的景仰。小说塑造了上官鲁氏这个母亲形象，她活到了95岁，经历了20世纪各种政治、战争和自然灾害的磨难，艰难地生育了8个女儿和1个儿子。作品在颂扬上官鲁氏坚韧、牺牲、奉献精神的同时，也尖锐抨击了封建男权社会里的“人种”意识与香火观念，堪称反思并抵抗懦弱的精神自传。

“高密东北乡”：中国乡土的真实缩影

与一般“乡土文学”不同，莫言笔下所展现的是另一个中国农村：古老的、充满苦难的农村。这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眼中的某个特定时期乡间，而是一块永恒的土地。它的文化与它的苦难一样恒久、古远。时间滤去了历史阶段附着在乡村生活表面的短暂性的特征，而将生活还原为最为基本的形态：吃、喝、生育、、暴力、死亡。在物质化的生存方面，中国农民饱受苦难。他们的生存苦难与他们的文化传统一样古老，比任何其他的文明形式（无论是宗法制的还是公社制的）更接近他们生存的本质。这正如莫言在早期作品《售棉大路》中所描写的那样，丰收的农民喜气洋洋地交售棉花，同时却依然饱受着恶劣的生存条件所带来的痛苦。这种痛苦，就如同那位卖棉的姑娘因月经来潮所感到的生理痛苦一样，是与他们的生命本身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的肉体生命的一部分。这一点，只有深谙农民生活本质而不被一般文化观念所迷惑的人，才能深切地感受得到。

第8篇：农村乡土文学范文

中国现代小说的市镇叙事是现代作家对特定地域空间的想象与表达。在中国现代市镇小说的文本里，市镇不仅仅是故事发生、人物活动的背景，而且成为了小说叙事的主体，参与叙事进程、推动故事发展。如鲁迅笔下的鲁镇，就不仅仅是个被强调的叙述背景或故事的发生地点，而是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文本角色参与了市镇叙事的书写进程，它成为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缩影与民族象征，是一切封建正统文化积淀的底层，如宗法观念、盲目排外、男尊女卑、等级家长制等，都在鲁迅的市镇叙事文本中有所呈现。中国现代小说里的市镇有独特的文化物化形态，如市镇的城垣、街道、楼阁、庙宇、祠堂、学校、药铺、茶馆、酒肆、民居、作坊、店铺，等等。当然，这些既有当下新生的，也有历史遗留的。正是这些各式建筑筑就了市镇特有的形象与身份，是市镇有别于乡村的立体文化形态，这些设施对应着个人的日常居住，群体的管理和安全，精神追求（或大众休闲），生活消费等功能，因多直接面对公众，所以更多地呈现了群体化的文化心态。而市镇独有的空间地理结构、经济政治结构、制度风俗结构、文化精神结构等，又构成了市镇有别于都市、不同于乡村的特色和风格，以市镇为参照的书写就衬托出了都市的繁华现代和乡村的萧条落后。

从中国现代小说来看，由于语境的隔离与区域的阻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了都市、市镇、乡村三者的叙事内容的不同与迥异的风格特色。如市镇里的茶馆酒铺多是信息集散、舆论流传、纠纷调解之处，本身就是一个独立自存的存在，这里五方杂处、鱼目混杂，各色人等应有尽有，各种歪门邪道包罗万象，真可谓是集中化了的人间舞台，标示了市镇的普遍化存在，同时又具有中心地位。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在沙汀的市镇作品里表现得特别明显，如他的《淘金记》《在其香居茶馆里》《公道》等市镇小说的茶馆酒肆都体现了此特点，另外张天翼的《清明时节》也有此内容的鲜明呈示。作家对此的描写，折射了独具市镇特色的世态人情，沾染着浓厚的功利色彩，也糅合了作家自己的记忆、经历、体验和思考。市镇作家对此内容的呈现，表达的是对群体性悲剧生存的批判，是对独具市镇时空内涵的人的存在的再现。而老舍笔下的都市里的茶馆酒店则成了都市文化和都市生活的一部分，既是文本的故事背景或叙事空间，成了精神文化的载体，也是都市社会生活与文化心理的缩影，呈现了都市特有的符码信息与象征性内涵。市镇人由于少束缚、少规范，因而居民多在茶馆酒肆里作乐消遣以寻求寄托，以“悠闲”、“自足”为乐，享乐信仰是市镇居民精神指向的延伸。都市人工作繁忙、精神紧张，还有快节奏的生活，因此需要释放、补偿，以寻乐来忘却束缚规约和缓解悒郁压抑。而在农民的生活理念中，没有休闲，不懂享乐，只有强体力劳动之后的短暂休憩，农民被整日拴在土地上，这是农民祖祖辈辈的生活轨迹。相较于都市人与农民而言，市镇居民在生活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活动性和自由度，少成规制约，有较多的闲暇时间。

从都市、市镇、乡村三者之间在经济情形、意识形态等方面来研究，三者各自承载了不同的社会、时代、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和信息，中国现代小说对此有鲜明的呈现。从日常认识上来看，都市体现在生活方式上是鲜明的异质性，都市生活复杂多样，是多种生活样式的聚合体。相较而言，乡村生活仿佛是同质的、单一的，农民终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遵循着自然界四时节气的变化。市镇与之相比，没有都市生活的丰富多样，而又比单一的农村生活要多元化。作为中国现代市镇小说文本里的市镇，与乡村相比，交通更为便利，信息更为快捷，接受新事物更快，文明程度更高，有更便利的变化进步条件。市镇与之相比，呈现最明显的特征是都市现代化物质文明传播到了市镇，而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所限，这些象征现代化的都市物质文明还未影响、传播到落后的乡村，市镇现代化的典型标志有：如汽车、轮船、小火轮等便利交通工具的使用；电灯、电话等现代化生活工具的出现；洋布、洋油、洋火等日常生活用品的使用。当然这些物质文明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市镇里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如茅盾、王鲁彦、施蛰存、罗洪等作家的作品里都有所表现。市镇由于地理位置上更靠近乡村，因此，与都市相比，对传统则更固守。在文化物态方面，市镇追慕都市，归趋现代，又成为现代都市文明的接受者、传播者，是农村触及现代化的中转站。与乡村相比，市镇人的生活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从事农业生产，有工商经营、货物流通等方面的经济活动。相对来说，内地市镇在经济氛围上表现得不是太明显，更多的表现在茶馆酒肆、小店铺等的消费性经营活动上。而在王鲁彦、茅盾、叶圣陶、罗洪等对沿海市镇进行书写时，经济活动就表现得较为明显。如王鲁彦的市镇作品写到类似松村这种小地方，也会有几家辗米坊及商店等为了营利相互竞争、彼此倾轧。《许是不至于罢》（王鲁彦）里写到王阿虞的富有时，“他现在在小碶头开了几片米店，一片木行，一片砖瓦店，一个瓦厂。除了这自己开的几片店外，小碶头的几片大店，如可富绸缎店，开成南货店，新时昌酱油店都有他的股份……新开张的仁生堂药店，文记纸号，一定也有他的股份！”茅盾的《林家铺子》里的林老板的店铺就是一家“洋广货店”，小说就以商业经营来反映社会时局、摹写现实生存。从洋货冲击、农民破产、高利贷盘剥、同行的恶意竞争、腐败势力的敲诈勒索等复杂的社会现象着手，来反映市镇的商业活动及市镇小商人的艰难处境，从经济的发展变化来反映社会的发展趋势。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林家铺子》又可堪称中国现代市镇政治经济表现的形象摹本。叶圣陶在《多收了三五斗》里就写到了外洋的火轮船运来的洋米、洋面等对市镇经济及民众生活的影响。罗洪在《春王正月》里表现出的经济意识更明显，市镇商人程之廉已开始做公债生意，小镇人也将平日赢余的钱投入“协大”赚取利钱，这一经济活动就类似于今天的“集资”分红。当然，即便是这样，市镇商业经济活动与大城市相比依然是无法相提并论的。现代市镇更多的是受传统农业文化积淀的影响，正因为这样，保守、惰性、沉滞、安逸等就成了市镇文化生活的一个明显特征。这恰如学者解志熙在研究了现代市镇小说代表作家师陀的小说《果园城记》后所得出的结论：“虽然历经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但果园城人的‘生活样式’并无真正的改变，而且绝大多数果园城人也没有改变其‘生活样式’的自觉。”而都市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多职业、多需求就呈现出都市生活的开放性特色，乡村由于经济自给、需求自足，封闭性则成了乡村的代名词。从以上对中国现代都市、市镇、乡村三者间的比照描写与叙述中可以看出，市镇向前看是都市，向后看则是乡村，过渡性与中介性成了其特色与标识性内涵。乡村常常是通过市镇来接近都市现代文明的，市镇成为了现代化进程途中的中转站和连接点，同时也由于地域上的特定阈限与影响，乡土文明对其有羁绊，而现代文明对其又形成牵引与导向作用。因而，市镇表现在文化上，就呈现出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鲜明特征。

二、“揭蔽”：内涵丰富的市镇叙事

中国现代市镇作家多、作品量丰富。表现在创作上，中国现代市镇小说就呈现出了丰富多样的叙事技巧，如不可靠叙述、陷阱叙事、儿童视角等在市镇叙事作品里都有鲜明的呈现。另外，市镇小说里还塑造了众多颇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如士绅、知识分子、官僚等人物形象。这些叙事策略与艺术技巧的运用，既是文本丰富内涵的呈现，又是作家独特艺术探索的表达。新颖独特的叙事模式和圆熟多变的创作技巧，使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得以完美地结合，并呈现了文本形式与内容相互依存的意义与价值。

从大多数中国现代市镇作家的阅历上来说，他们基本上都不是一直固守在故土，都曾经离开过故乡，走进都市，深受现性文明的影响，这种经历后来就投射在了他们的创作上。因此，市镇叙事的作者们常常成了传统文化的对立者和现实秩序的挑战者。中国现代市镇小说的叙事角度既是向后看的又是向前看的，这种叙事角度对作家来说是矛盾的。如师陀对乡愁的叙述是少眷恋多批判，有返回的冲动，也曾做过返回的努力，但回去后感到的是痛心和失落，正如邱诗越评论师陀在他的市镇代表作《果园城记》中所表露的矛盾心态：“师陀的小说集《果园城记》承载了丰富的内涵，呈现了一个独特的文本世界。小说写出了作家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与无奈，同时又流露了在失望中的些许期待以及对现实理性思考后的彷徨。”沈从文的乡愁是对自己需要一个归宿的表达，希望返回到理想化的过去，因此，他的返回更多地表现出留恋与不舍。作家对叙事视角的选择就是其感受时代、思索现实、生活体验及思想情感等的集中反映与呈现。

第9篇：农村乡土文学范文

本文系2012 年“贵州财经大学引进人才科研项目”。

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政治对于文学的干预呈现弱化趋势。中国文坛先后涌现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启蒙文学”等文学流派，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乡土小说的崛起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实创作的小说《康家小院》叙述了一个发生在中国西北某个贫穷乡村的故事，小说的主题是围绕着传统文明与外来的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展开的。

一、传统文明营造的温馨

自1949年伊始，对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作家而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是他们最重要的创作思想来源。这一点在实的创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曾这样回忆道：“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是我阅读的第一部外国作家的翻译作品，从此我便不能忘记一个叫做哥萨克的民族，顿河也就成为我除黄河长江之外记忆最深的一条河流；我对俄国和苏联文学的浓厚兴趣也是从阅读《静》书引发的。”[1]以此作为自己的创作原点，读者和研究者意识到实走过的创作道路就是从中国现实和民族历史中不断摸索前进的道路，在他完成的《白鹿原》《康家小院》中，无论是创作手法的运用、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说主题的设定都秉承着现实主义文学的审美诉求。

小说《康家小院》是从讲述传统文明开始的，在小说的开始，康田生30岁成了鳏夫，在匆匆埋葬了妻子之后，他就将孩子交给表哥、表嫂照看，开始了十余年打土坯的漫长岁月。在日复一日的枯燥劳动中，支撑他坚持下去的信念就是攒够娶老婆的钱和养活儿子。但命运似乎总是在与他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在经过了十余年的艰辛劳动之后，他仍旧没有攒够这笔看似不大的费用。而此时的康田生才发现，自己的儿子也到了娶老婆的年纪，朴实、勤劳的父子两人又开始为了这个目标而奋斗。

吴三说，咱一不图高房大院，二不图车马田地，咱图得康家父子为人实在，不会亏待咱娃的。

按照康田生辛苦多年的经历，父子二人的努力似乎很难看到希望。正在此时，吴三的出现使得小说的剧情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沉寂多年的“康家小院”有了女人的身影，从此康家父子开始了享受温馨生活的岁月。从形式上看，造就这一局面的直接原因在于吴三做出的关键性决定，或者说是康家父子辛苦多年让人们感受到他们灵魂深处朴实、善良、勤劳的美好品质。究其根源，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沉淀了康家父子和吴三身上的处世原则，以及他们对待他人、对待财富的方式，这才是真正营造这一片温馨氛围的根本原因。

在作者的笔下，属于康家父子的生活是幸福、快乐的。公公眼中的媳妇是孝顺、懂事、勤快的，儿媳眼中的公公也是极易相处，从来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至于自己的丈夫更是勤劳、善良的本分庄稼汉，无论白天出门多远去做活都会赶回家中过夜。通过作者对康家三人幸福生活的描写，读者看到了三人之间的认同，在他们所流露出的幸福感的背后正是传统文化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康家小院的每个成员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恪守着传统文化的道德原则与生活习俗，他们在‘父慈子孝’的文化力量的规范与制约下，在对‘善良’的尊重中，获得了和谐共存的可能性。所以，在作家构筑的康家三人世界里，此时充满了许多普通中国农民所不能拥有的无痛无苦的幸福和无愁无怨的快乐。”[2]

二、外来文明带来的冲击

作为一名对中国农村生活有着丰富情感的作家，实对于传统文化所表现的心理认同唤起了读者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对于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的中国人而言，传统文化营造的乡村生活是如此的令人神往，乡民们洋溢着幸福微笑的脸庞，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正是他们追求的。但传统的坚守只能是在当下，却很难在历史的时空中得到永恒。

小说《康家小院》中也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在政府的号召下，妇女识字班开始进入到康家小院所在的小乡村。对于玉贤参加识字班，康田公和勤娃都表现出了绝对的支持。虽然父子二人的具体想法南辕北辙，但玉贤脸上所表现出的憧憬正是物质得到满足之后的农村人开始走向精神追求的第一步。对于玉贤而言，教书先生的出现使她看到了全新的世界。在杨老师的身上，优雅的举止、精致的装扮、文明的语言、渊博的学识都深深吸引着对知识充满着渴望的玉贤。

杨老师似乎就站在他的面前，嘤嘤地多情地笑着。他在黑板上写字的潇洒的姿势，说话那样入耳中听，中国和外国的事情知道得那么多，歌儿唱得好听极了，穿戴干净，态度和蔼，乡村里那能见到这样高雅的年轻人呢！

在作者的笔下，杨老师已不再是简单的识字班教师，他成为这个乡村中唯一有文化的人。他一方面用进步的现代文明对农村妇女开展蒙昧心灵的启迪，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所有的人展现着现代文明的魅力，即便是他的话在这些农村妇女看来是如此的陌生，或者他的外形也许远算不上高大、英俊，却使得所有参加识字班的妇女享受到从未有过的生命体验。

实将乡村生活中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表现了出来，以近乎残酷的、真实的方式向世人讲述着发生在“康家小院”的故事。正如他自己所说：“真实是我自写作以来从未偏离更未动摇过的艺术追求。在我的意识里愈来愈明晰的一点是，无论崇尚何种‘主义’，采取何种写作方法，艺术效果至关重要的一项就是真实。道理无需阐释，只有真实的效果才能建立读者的基本信任。我作为一个读者的阅读经验是，能够吸引我读下去的首要一条就是真实；读来产生不了真实感觉的文字，我只好推开书本。在我的写作实践里，如果就真实性而言，细节的个性化和细节的真实性，是我一直专注不移的追求。”[3]

结婚的时候，她虽然没有反感，也绝没有令人惊心动魄。他勤劳、诚实、俭省，可他也显得笨拙、粗鲁、生硬，女人爱听的几句体贴的话，他也不会说。哎，真如俗话说的，人比人，难活人哪。

玉贤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丈夫，经过一番对比，她的内心产生了追求“自由婚姻”的念头。我们不能用不守妇道的标准去审判玉贤的行为，她是在现代文明的启蒙下试图找寻到真正的自己，却走上了歧途。如果仅仅将杨老师在玉贤等学员心中的高大形象理解为异性之间的吸引，无疑是对小说主题的审美弱化。正是在杨老师的启迪下，玉贤心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冲击，她的心中升腾起对爱的渴望。杨老师是现代文明的使者，他带来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对于乡村中传统观念的冲击。在“爱”与“被爱”的思想鼓励之下，原本平静、和谐的生活被打破了。

三、乡土文学模式的超越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鲁迅先生对于浙东农村生活状态的描述是“乡土文学”的最早模式。在鲁迅先生的笔下，农村传统文化养育的“我”很早就离开了这里，当多年之后重新返回这里时发现所有的一切都凝固在历史的某个节点，遭受了现实打击的“我”只能选择再次离开自己的故乡。这一模式被抽象为“离开――回归――离开”的固定模式，“我”是这一模式中的关键因素，代表着进步的现代文明，如同小说《康家小院》中的杨老师。

她忽然想到了阿公，那个在她过门不到两个月时光就把‘金库’教给儿媳掌管的老人，小河一川能数出几个这样好的老人呢！多少家庭里娶下媳妇，父子，兄弟，妯娌闹仗分家，不都是为着家产金钱吗？她太对不住阿公了，如果能见一面，她会当面跪下，请求老人打她。那样她死了，会轻松些。

在玉贤的忏悔中，她想起种种美好都是杨老师所代表的文明不能给予的，都是传统文化在默默坚守中不断付出的。通过对比，笔者意识到实笔下的《康家小院》讲述的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是新的时代话语中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理解。在鲁迅先生的笔下，传统文明中充斥着“阿Q精神”的落后、祥林嫂的不幸，需要彻底的荡涤和否定。在实的讲述中，不再对传统文化表现出毅然决然的否定，他首先肯定了“康家小院”中父慈子孝的温馨画面，让读者看到了传统文化存在的积极因素。当玉贤和杨老师的“”暴露之后，康家父子所表现的残忍、冷酷也让读者看到了传统文明可怕的一面。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实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已不同于鲁迅的彻底否定，他徘徊在否定与纠结的情感漩涡中。

在经历了自“五四”以来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之后，中国的作家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价值与意义。这一点在文学创作上则直接表现为对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运用，在小说《康家小院》的描写中，我们看到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变得支离破碎，最终走上了悲剧的道路，而这一切都在玉贤的身上得到了集中展现。同时，实所塑造的杨老师在展现现代文明的同时，也暴露了外衣裹挟之下的邪恶――他并不是要将现代文明带向古老的乡村，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

如果将鲁迅一代人的创作理解为理想主义遭遇现实的残酷之后彻底幻灭，进而形成了对于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在实的笔下则全然不同，他对于鲁迅作品中所呈现文明冲突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他所理解的冲突不是绝对的否定，也并非热切地欢迎现代文明，更大程度上则是试图在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找寻到精微的平衡点。正如他本人所说：“在我来说，不可能一夜之间从现实主义一步跳到现代主义的宇航器上。但我对自己原先所遵循的现实主义原则，起码可以说已经不再完全忠诚。我觉得现实主义原有的模式或范本不应该框死后来的作家，现实主义必须发展，以一种新的叙事形式来展示作家所能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现实内容，或者说独特的生命体验。”[4]

[参考文献]

[1] 实.与莫斯科留学生汪健的通信[A].实创作申诉[C].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188.

[2] 赫牧寰.实《康家小院》浅析 [J].学术交流，2007（02）.

[3] 马平川.精神维度：短篇小说的空间拓展――陇山对话实[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05）.

[4] 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A].白鹿原评论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09.